（2）封建主义政治思想的崇高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功利性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封建主义政治统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国家形式在原始积累阶段是有强有力和迅速的，这就给处于第一阶段的国家一种错觉，认为自己的制度是优势。当然，这没错，但是这只是对原始积累或资本集中这方面是优势，因为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具有组织力的优势，也就是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完成资本集中。除未经历过封建统治的美国外，这种相结合的方式是资本主义第一阶段普遍存在的。

但是，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或财富能够保存下来就需要资产阶级社会的完成，否则就会失去；同样，在其已经完成的资产阶级这会后，财富的保存形式也需要进行持续的社会革命，即再生产，否则生产出来的财富也无法保存。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结，社会革命都将会贯穿全部历史过程，从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但是在完成第二阶段后，基本不会产生暴力革命。同时，只要按照资本主义规律办事，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跨越也不会产生暴力革命。但是，封建主义政治不会轻易放弃权力，因为这种政治就像马克思说的：它太高尚了。可以说，这种政治把人类最崇高、最美好的理想、信仰、使命都进行了表达和宣扬，但是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所以，问题在于第二阶段，即马克思主指出的：“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专制君主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社会改造为资产阶级社会。第一个阶段历时最长，花的力量也最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54页）

问题就在于此。有些国家能够顺利的过渡到资产阶级社会，但很多国家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有些国家始终低迷（如阿根廷），有些万劫不复（如苏联），有些通过暴力改变（如德国和日本二战战败），有些一蹶不振（如委内瑞拉），有些宗教势力崛起（如伊朗）……等等各种国家表现。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提出的所谓“休昔底德陷阱问题”的错误就在于，这不是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的问题，而是无法“把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的问题。

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尤其要注意的是，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是没有经历过封建统治的国家，因此，在第一阶段时，美国不太容易意识到或出于战略需要基本也能够容忍一些国家的兴起，但是一旦这些国家在向第二阶段过渡时，封建主义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那么美国就会给予有力的反应。因为它不能容忍一个非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挑战国际秩序。正是美国的这种历史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对美国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中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寄予厚望，任何没有完成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国家都会遭到美国在实践中的坚决反击，绝不可能妥协。

在这个阶段通过谈判、外交等一切形式都是不可能改变着这种决心的，只有通过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条路可以走，没有第二条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美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没有封建主义的过去，并且以自己纯粹的资产阶级制度而自豪，因此他们只是靠实践清除旧的传统观念的废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349页）所以中国的理论界不要再谈论“休昔底德陷阱”这种没有历史逻辑的废话了，我的解释就是最终解释。也就是解释历史冲突问题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去理解，并作出科学的解释，而绝不能是意识形态上的或其它的解释，因为那是不可能理解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过：“没有马克思就无法理解历史。” 

 （3）由于封建主义政治思想上在理想、信仰、道德、精神、原则、目标等各各方面的崇高的特点，所以它的理论表现是超阶级存在的，而这恰恰是虚幻的，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封建主义政治在实践中就对保护各个阶级有了“义务”和“责任”。这就导致抽象的理论和现实的实践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马克思说：“它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性和低下保持同步。”

因为，为了经济稳定就需要强有力的权力，而强有力的权力又是法治社会的障碍；而法治社会威胁的是官僚机关，于是为了政权稳定又需要保障官僚的饭碗；而稳定官僚的饭碗又需要经济发展，于是为了稳定资产阶级就需要自由贸易，而自由贸易就会削弱政府的权力，于是就需要广大农民的支持；而为了农民稳定就需要乡村振兴………为了工人阶级稳定就需要社会保障、为了社会稳定就需要警察、为了金融稳定就需要秩序……总之，正如马克思对波拿巴政权评价的：“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盲目摸索前进，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75页）

所以，这种封建主义政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表现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形式会把整个社会折磨的异常痛苦，马克思指出：“它是取代了中世纪教会的国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其最淫贱的形式……也是这种权力的最淫贱的实体，这个实体从头到脚污点累累，其集中表现是；在国内腐败透顶，在国外极端无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195页）

因此，对于封建主义思想的认识必须首先认识到这种思想体系的崇高性、理想性、道德性恰恰是社会苦难的根源，因为这种思想对于现实不仅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还阻碍着历史的进步。正如俄国沙皇都真诚的自命为农民的儿子，但是却丝毫不能改变农民的命运一样。要想改变就必须将思想和理论立于现实之上，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社会结构、现实的个人以及活动出发，并且在不受任何道德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通过研究才能科学的揭示出问题的本质。

（注：对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中的表现极其问题可以参见考《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

因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封建主义思想处处从道德出发，每一个论点都体现出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良知、良心、责任和担当；而资本主义处处从利益出发，每一个看法都体现着自私自利，所以，两者相比，封建主义思想的高尚与资本主义思想的卑俗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人类历史的现实中，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够创造出真正的人道主义、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高尚道德、并开辟全人类的解放道路并加以完成。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的多么可怕和可厌，但由于大工业……他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为人道发展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563页） 

 （4）由于封建主义政治思想的崇高性，因此就对把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把分配的权力由自己掌握视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工具和方法，并把这样的形式视为政权稳定的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中指出的：这是17世纪经济学家的观念“即认为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是一种不自觉的伪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这样的认识和形式在实践中就把封建主义抽象的政治思想的崇高性与现实的残酷性结合在一起，导致政治和经济是分离的。这种国家正如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先驱傅立叶说的：“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 

不管怎么说，在资本主义第一阶段，国家力量是有利于资本集中从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但是，资本集中的趋势是贯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部历史过程的，如果没有一种与之相对立的力量和运动，那么经济发展很快就会到达顶点，因为资本集中总要有可以集中的东西。因此，问题在于分配。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社会主义理论家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但他们的共同点却是相同的，即把分配作为不依赖于生产的东西。因此，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言，为社会创造财富就是最好的分配；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家而言，则是呼吁统治阶级要做好分配。对于共产主义活动家而言，则是要打倒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共产党宣言》）。

这三种认识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普遍意识，尤其是前两种就是人们说的：做大蛋糕和分蛋糕；或既要最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的认识。这些认识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0页）

但这种认识也是正常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封建主义社会在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人们正常的一种认识。因为对于人们的经验来说，生产一定是分配的前提，认识不到生产的前提是分配。（待续） 

 （5）分配，首先不是财富或物质的分配，而是社会关系的分配，这是物质分配的前提，即物质的分配是由物质生产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身在进行分配，所以马克思指出：“任何分配都是生产方式本身分配的结果“。因此，社会革命或社会关系的进步才是真正的分配。由于社会关系的进步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为生产建立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分工的前提，既是私有制的发展，又是私有制的扬弃的历史运动。

因此，只有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制度才是全人类解放唯一的道路，即马克思指出的，是人类社会来临前最后一种政治制度。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拥有选票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无产阶级是社会的大多数。

所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其它一切国家结构都是某种确定的国家形式。而在民主制中，形式的原则同时也是物质的原则。因此，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81页）恩格斯也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它赋予无产阶级斗争的手段。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他们认识不到社会革命恰恰是为资产阶级发展或生产力的发展创造着前提条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认识不到分配不是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分配，而“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因为“劳动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只有通过社会，劳动“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因此，封建主义政治那种高尚的情操，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目标是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的，因为这些思想是统治阶级或主人的意识，正如法国哲学家加缪说的：“人类的福祉永远是暴君的借口。”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著作对这种意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从而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他们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促成的…”

因此，必须批判过去那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种“伟大”的思想使人们认识到，那只不过是封建主义思想在新社会中的变种。这些封建思想天天玩弄词句，其表现为：为人民、为国家、为共产主义、为信仰、为理想而奋斗的劲头儿，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也就是前边谈到的，分配是由社会关系在分配。

因此，一切统治阶级玩弄词句到处甩大词儿，做大蛋糕或分配蛋糕式的思维都不仅不能改变和改善广大群众的处境，而且会造成更加残酷的现实。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因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以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39、527页）

马克思对封建主义思想或哲学的批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封建主义思想的人格表现往往很伟大和高尚，但这恰恰是苦难的根源，因为这种思想面对现实世界是无力的，苍白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必须时刻通过表达出对历史、真理、人民，国家负责的劲头儿去说明自己的良心和责任，以至于理论越来越抽象，最后完全与现实越来越远，“他们在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枷锁下日渐萎靡消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09页） 

 看到一份某公安局专案组用《资本论》指导办案的询问记录。警察和这位企业家谁都不懂，两人居然还煞有其事的一问一答，弄的跟真的似的。我给企业家们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

警察同志，这句话不是马克思说的，而是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引用奥日埃的话。“货币来到世间，每一边脸上都带着天生的血斑”。另外，还有那句著名的“资本有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是邓宁说的，写在边注，没有引入正文。

马克思不可能说这种反动的话。马克思引用这些话只是为了说明很多人出于道德而对资本主义肤浅的认识。警察同志，你作为共产党员应该知道，《共产党宣言》第三章就是对你这种肤浅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思想对资本的认识进行的批判，因为用道德去看待资本原始积累以及资产阶级是极端反动的认识，他们不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创造出来并能够实现的唯一载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全人类解放的唯一道路，这是不能用道德观念去分析和看待的历史发展的，正如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者不向人民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也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

因为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所以，是社会关系决定了资本原始积累形式和方法，而不是由某个人能够决定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阐明的：“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所以，我作为企业家不对如何资本积累问题负责，同时也无需回答，我希望警察同志认真学习《资本论》，尤其是《共产党宣言》第三章，去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伟大，正如马克思在1852年致魏得迈的信中指出：“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

（太深的理论我就不写的，写了企业家也记住。这些话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