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韬的书单
《60部小说毒在哪里？》，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文学兵团编，1968

《管锥编》，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

《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读书生活，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说，是很令人怀恋的。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当时起码是“好学如好色者”，或可直接说：好学即好色。那时刚解禁的中西经典爱情小说，对我们这些正当“知慕少艾”的少年来说，其魅力是无以言表的。因为这些书此前一直是禁脔啊。读着排长龙才买回来的渴慕已久的经典，不用说情节，就是闻其墨香，已足以醉人了。

我们之达到“好学即好色”的境界，真要感谢“文化大革命”。是这十年让青少年蓄够了“饥饿感”。既是文化的饥饿，也有青春的饥饿。

我很感谢一本书，它至今还是我的珍藏——《60部小说毒在哪里？》。当时我很爱读这本书所批判的情节，很爱吮吸其中的“毒”。尽管不可能得读原书，但这60本书已日夕来往于胸。

《60部小说毒在哪里？》中的大多数，本算不得上乘之作。但它对我的一个大贡献，就是诱导我读“书目提要”的习惯。自此我就喜欢收藏和阅读目录书。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乡先辈陈垣教授教人读书，先读《书目提要》，原来与我的读书经验是暗合的。尽管《60部小说毒在哪里？》是一本拿不上台面的书目，但我反话正解，大有聆听“海客谈瀛洲”的快感。这种快感是我后来读其他“书目”所难以比拟的。

当“瀛洲”就在眼前，终于可以得到渴慕已久的书的时候，我们会如何狂热。书店尚未开门，门外已有绵延几百米的人龙，他们都是为了得到一本西方名著。有人居然肯以一部凤凰牌自行车换一套《基度山伯爵》。要得到一部凤凰牌自行车，在当时是极其艰难和代价昂贵的，不亚于今天要得到一部名牌跑车。这种令今人瞠目的交易，可一窥那个时代的重文风气。

那时最红的当然是重版经典，什么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排队都是冲着这些“大、洋、古”。说到新书，我最难忘怀的要算钱锺书的《管锥编》（1979年）与李泽厚的《美的历程》（1981年）。这两本书，我认为是1949年以来的谈艺双璧，钱著极沉潜，李著极高明；钱著以横通（我这里用“横通”一词，指钱先生打通诸艺，打通中西，与章学诚的贬词“横通非通”不同）见胜，李著以贯通见长。这都是作者长期的独立的思考结晶。读这两本书可知，建国廿七年固然著书不易，但对于真学者，倒是能锤炼出珍品的。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是如此，后来出的顾准的《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也是如此。

这些令人怀念的学者，他们都不甘于当时，而别具幽忧之怀。在政治专制的时代，容易产生这种气象，亦能产生大著。倒是市场专制的时代，学者“不甘于当时”的气象少了，他们做“市场专制”之下的顺民而甘之。近年畅销书繁荣而杰作寥寥，学者的气象与底蕴，也有所不及。

如今，读者没有了饥饿感，作者没有了“不甘”感。我，人生半老，少读新书，还是摩挲着半黄的旧籍而咨嗟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