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13后周恩来令人不解的失声痛哭、对飞机机组人员的高度怀疑、到夸张泪奔的高呼“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从照相时大叫“以后你们不要打叉叉”、到手术前大呼“我不是投降派”，都不符合他一贯儒雅、潇洒和沉着的性格作风，这说明913给了周恩来过度的惊吓和震撼。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周恩来不是制造913事 件主谋，但周恩来知道谁是主谋，周恩来即使做了些什么，也是无奈之举。

913事件有两条线，一条是明线，太祖—周恩来—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一条是暗线，太祖—汪东兴、张耀祠—林身边的警卫参谋、卫士、司机、专机驾驶员。

对于913事件，邓小平曾经欣然说道：“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成百上千的只是因为组织关系执行林彪正常指示的人都被打成了“死党”，积极主动、处心积虑的执行林彪“叛国”指示的专机机长潘景寅怎么会被定为“好人”呢？从被潘景寅甩下地的副机长康廷梓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潘景寅当晚举动是一种主动行为，在林彪一家未到机场前，不可能有人拿着枪威胁他做这些事情。相反，林彪的“死党”李作鹏向机场传达了周恩来“不能让256号起飞”的命令，吴法宪更是直接打电话给潘景寅，命令潘“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在这种的情况下，潘景寅当晚反常的不去睡觉，有意在等着什么人的电话。果然在当晚12点05分潘接到一个神秘电话，这个电话不可能来自林彪或叶群、林立果，因为林彪等人还在汽车上，当时没有手机根本无法与机场联系。接到这个电话后，潘景寅在有充裕时间的情况下，不仅自己不去叫醒绝对不可缺少的副驾驶，而且也不让机械师和值班室主任老李去叫他们，用康廷梓的话说就是“巧妙地策划着机组走留的分解局面，做得那样精心、准确，滴水不漏”，故意违反三叉戟必须两人同时驾驶的规程，甩下睡在隔壁房间的副驾驶和领航员强行起飞了。如果潘景寅如此积极主动、处心积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执行林彪的指示，那他必是“死党”无疑（康廷梓就是这么认为），怎么可能是“好人”呢？查出12点05分潘接到的这个神秘电话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是林彪或其死党打的电话，早作为叛国证据公布出来了，可官方一直避而不谈，这就很说明问题了。而且，不带副驾驶和领航员显然是想置飞机于死地的故意行为，是别有用心的，这种自杀式的命令不可能来自林彪。

包括林彪，周恩来等人的警卫员，警卫参谋，汽车司机和所谓“专机驾驶员”，他们都是有组织管理的。他们通常负有特殊使命。粉碎“四人帮”逮捕江青等人时，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就事先通知了江青等人的警卫员，要他们配合行动。同理，如果太祖要对周恩来，林彪有所动作，他们的警卫员一定会比他们的首长先知道，配合行动。

913夜晚，李文普，飞机驾驶员潘景寅和汽车驾驶员杨某，都属于肩负使命之人。这也是他们没有被定为林彪的死党，而是享受“好人”的待遇的原因。

---从周恩来几次反常行为看913事件
作者: 阅江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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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被投入监狱的上层人物，大多由周恩来下令逮捕。包括贺龙、王光美、杨成武、余力金、傅崇碧等。周恩来曾经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说：“光美同志，要经得起考验啊。”一腔慈悲为怀的声调。可是不久他就发出逮捕令，翻脸不认人。最后中共中央专案组罗织罪名要求处王光美于死刑，都有周恩来的批准签 字。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在刘少奇“罪证材料”上批道：

“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周恩来的批语还有更情感丰富的话，以批刘辩明心迹：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场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挖下去，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在这一历史时刻，周恩来跌落到他人格上最低点和陷入道德污泥最深处。不管他内心如何挣扎他终于还是把灵魂彻底出卖给毛泽东，充当专制朝廷的大祭师。亲手执刀割了刘少奇的脖子。用刘少奇的血，献祀于文化大革命的祭坛。

周恩来既有明知错杀也要杀人的冷酷心，也有明知谬奖也要捧人的厚脸皮。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荒唐宣传：“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林彪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其源盖出于周恩来。1967年9月9日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纪念秋收起义40周年大会，周发言：“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

周前辈为了突出晚生林彪新晋升的副统帅地位，已经做得很过分了。在接见群众的场合，周恩来总是让毛泽东和晃着小红书的林彪在舞台上双双亮相良久，充分享受雷鸣般的掌声和海潮般的万岁欢呼。毛、林庄重地从舞台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最后在舞台中央定位。然后周恩来才象老鼠拉木楔一样，拖着一大串高干，缓缓出笼，本分地挤在舞台后排——周恩来还想把他的谦恭延伸到历史定位，把属于自己的功劳，编成花环挂到当时只是连长的林彪脖子上。

---说说从志士变成懦夫的周恩来
作者: 歪脖子树


我对周恩来持着一份尊敬。他是众多共产党领袖人物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正面形象。那时候称他为“周总理”。更有人内心充满着对他的亲近感，连那个生分的“周”字也不要了。直呼“总理”。

不幸的是，到美国之后，周总理这尊在我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形像也破碎了。这次破碎得让人心痛。就像你精心收藏的一枚金币， 忽然发现它只是一片镀金铅块。一时间损失了价值的懊恼，上当受骗的气愤，有眼无珠的自责——复杂情感会一起在心里搅动。

一个来自上海的留学生小张突然问我：“你对周恩来怎么评价？”我简单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不料小张冷冷地说：“我过去和你一样，但是一件事就颠覆了周恩来在我心里的形象。”

我感到诧异，愿闻其详。

小张告诉我，他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读过一份资料。1943年抗日战争艰难时期，共产党著名特工潘汉年被毛泽东派到上海和汪精卫秘密接触并与日本占领军谈判，达成了秘密停火协议，内容是新四军停止对津浦线铁路桥梁的破坏，让日军运输线畅通，而日军停止对新四军的“清乡”、“围剿”，给新四军活动空间——日寇投降后，潘汉年与日、汪秘密接触的事情由在押的前汪精卫政权官员揭发。潘汉年却又把这段秘史曝露给不该知情的陈毅，毛泽东闻讯大怒，当天下令秘密逮捕潘汉年，并给法院“不判死刑”的指示。潘汉年被监禁7年后以汉奸罪接受审判，判刑15年。实际上潘汉年在秦城监狱被囚20年，然后改名换姓转移到湖南第三劳改农场继续监禁2年至死，妻子董慧也受牵连陪监终生。

潘汉年案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此时潘氏夫妇早已双双离世多年了。支持潘汉年无罪的证据在审判时就已经确切掌握。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说：“谁能救得了岳飞？”意指既然宋高宗要治岳飞以死罪，大理寺也只好以“莫须有”定案。在高等法院内部，谢高哉则明确对两位审判官说：“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周恩来在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主要活动在重庆，远离核心领导。对于潘汉年怀揣毛泽东的锦囊妙计与日寇勾结的阴谋毫不知情。只是对属下重要官员上海副市长突然被捕感到蹊跷，就派人调查。中联部部长罗青长还找到了当时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收发记录，证明潘汉年是奉命行事；薄一波认为总理应该出面纠正这起冤案。可是周恩来却指示薄一波、罗青长等闭口，从此再也不要向任何人谈起潘汉年这个名字。后来周恩来签字批准了高等法院对潘汉年的判决。

“为了掩盖毛泽东勾结日寇的丑闻，潘汉年做了替罪羊，不许公开申辩。周恩来明知冤枉，却装聋作哑，不敢秉公向毛泽东进言。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敢伸张正义的总理，有什么可尊敬的？”小张愤愤不平地说。

我说：“我不清楚这段历史，真是这样，那共产党内部也太黑暗了。如果联日反蒋是一件功勋，那毛泽东应居首功，潘汉年功在其后；如果是一件罪恶，毛泽东就是首恶，潘汉年就是胁从。现在看来，这件拯救共产党的功劳，却是危害民族的罪恶。毛泽东没有勇气公布于众，所以给潘汉年安一个罪名，让他老死狱中，达到封口目的。法院、检察院还奉命配合制造冤案；政府总理明哲保身，这个国家的公平正义在哪里？就凭这些，也会颠覆了周恩来在我心中的形象。”

我后来发现，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放弃原则、卑躬屈节、甚至为虎作伥是一个常态。潘汉年案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

---说说从志士变成懦夫的周恩来
作者: 歪脖子树


“哲学船事件”
1922年 8月22日，列宁签署命令，将 “从事反苏和反共活动”的知识分子 161  人，其中包括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谢尔盖·布尔加科夫、弗兰科、洛斯基、维什斯拉夫采夫，莫斯科大学校长、动物学家诺维科夫，彼得堡大学校长、哲学家卡尔萨文，历史学家基泽维杰尔、弗罗洛夫斯基、缅高金、波戈列波 夫，社会学家索罗金， 经济学家布鲁茨库斯、罗德仁斯基、普罗科波维奇，以及以莫斯科大学数学系主任斯特拉托诺夫教授为首的数学家小组等著名学者逮捕后集中在 “普鲁士号”和 “哈根船长号”客船上，驱逐出境。因上述知识界人士中有相当多的哲学家和拥有哲学教育背景的学者，因此该事件也被称为 “哲学船事件”

“哈根船长号”和 “普鲁士号”轮船将被驱逐的知识分子运送到克里木和奥德萨，其他人通过火车被押送到这里集结，然而从塞瓦斯托波尔驱逐到君士坦丁堡。无法准确统计被驱逐的人数，大约在200人左右，加上他们的家庭成员为 300人。

---从政治整肃到行政规训：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
张建华

图：哈肯船长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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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度数字分析法”解剖国民党和共产党
国民党国内抗日大型会战有22次，舍去4次缺乏日方资料的会战，另外加上缅北会战共19次。这19次战役经过计算结果如下：

国民党统计19次战役打伤和击毙日军共计：84.3万人；
日本资料记载这19次战役日本死伤共计：42.6万人；
K = 84.3 / 42.6 = 1.74——夸大系数 1.74 国民党虚报战绩是日方记录的1.74倍；
C = 1 / 1.74 = 0.575——诚信指数0.575，国民党可信度57.5%。

相对共产党，取28次最重要战斗。

八路军战报宣称28次战役共歼灭日伪军77850人；
日本资料记载28次战役共计：日本官兵被击毙833 人，受伤3094 人，皇协军伤亡2776 人。日军和皇协军伤亡总计6703 人；
K = 77850 / 6730 = 11.6——共产党虚报战绩是日方记录的11.6倍；
C = 1 / 11.6 = 0.086——共产党可信度8.6%。

至此我用数字说话，做出自己的结论：
国民党可信度57.5%，这说明国民党是一个不大老实的党。国民党需要进行“做党要做老实党”的整党教育；国民党还有希望的是，在长衡会战双方统计伤亡数字高度吻合，中方报道歼灭日军6万人，日方记录日兵伤亡也是6万人，可信度100%，说明国民党内还有很诚实的人。

共产党的可信度8.6%，说明共产党泛滥的浮夸和造假是有组织、有系统地活动。共产党领导高层内没有一个诚实的人。共产党掌权之后实行谎言执政：57年公然对它的公民耍“阳谋”制造了50万右派；58年吹牛亩产万斤，酿成人为大饥荒，饿死3千7百万人，祸延中华。归根结底在于这个党没有老实的基因。

共产党有组织、有系统地造假早在延安时期就形成规模。

1944年底，美军代表团访问延安，为盟军在连云港一带建立打击日本本土基地商谈合作。连云港当时为共产党的游击区。

毛泽东为了争取美国的武器装备，除了说过一大堆讨好美国民主自由的话，还干了几件很利落的事情欢迎美国代表团：1、派出军队紧急铲除路边的罂粟，不留痕迹；2、连夜招聚各部编造抗日战绩；如歼敌数量，作战次数，游击队武装数量，控制地区面积等，数字成倍夸大，以增加共产党身份重量。假账造好之后，提供与美国代表。从此假戏真唱，捏造的数字成为共军抗日原始资料，出现在以后的宣传文件里。

这些情节都被共产国际特派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诺夫写在《延安日记里》。

***

---国共抗日战绩之研究
——计算国共两党的诚信指数
作者: 歪脖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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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层，灵活性最强的当然是周恩来。
1973年7月4日，芝严厉批评外交部。
毛说：
“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提法上是看表现，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 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其实是说将来打倒你，莫说我事先没打预防针。

于是周恩来马上给毛泽东写信做检查，承担责任。又是从思想认识上，又是从工作方法，多方面地诚恳检查，无非是不要鼻子不要脸地往自己身上泼脏水。

周恩来检查了一次又一次，N次后终于感动了上帝，毛泽东在函上批道：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

看得出来，龙颜初缓了，有了活话了，有门儿！

但这不能算明确的结论，检查还得继续写。

又一星期后，毛终于金口大开：“检讨不要写了。”

周恩来如释重负，一场凶险的危机终于消弥于无形。

识时务、知进退的周恩来一生都用这种方法与蛮不讲理的芝成功地周旋着。

在“猫玩老鼠”的游戏中，一般都认为主动权完全在猫一方，但也有极个别的、特别聪明的、活到尾巴上的毛都发白了的老老鼠有时也能争取到一点主动权。

比如，这只老鼠要能放下架子、不要面子、让猫玩个够呢？

玩够了，也就腻味了，有时也就没有兴致非把老鼠吃掉的。

让我们设想一下，除了“检查”一法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

如果周恩来据理力争，那么毛泽东肯定会火上浇油；
如果周恩来软磨硬泡，那么毛泽东很可能痛下杀手；
如果周恩来假装谦虚似地“请教”呢？芝会觉得你是油头滑脑；
所有这些，周恩来都没有做，只是老老实实写检查。
想得通检查，想不通更检查；
错的固然检查，对的更要检查；
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十次八次——
毛泽东终于熄火了。
周这个人作为一只被猫玩于股掌的老鼠，同时也看多了这只猫怎样玩其它的老鼠的，他真是太了解这只老猫的习性了，所以他有应对之法。有许多次他都是这样涉险过关，猫口逃生的。

延安时期，他连续检查了五天。刘少奇、高岗、康生等毛泽东所宠幸的新贵们将他骂得狗血淋头，他忍了，最后弄得毛自己不好意思了，也就算了。
57年，为“反冒进”一事，周恩来也是用这种法子，不断检查，据说检查了13次，最后也感动了毛。
周恩来不仅是绝顶聪明之人，也是丢得起面子之人。

可是，这世上能有几只老鼠能做到既识时务又丢得起面子呢？

---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
作者: 胡鹏池


老婆帮倒忙
上下级关系本身就很不好处，上下级老婆的关系就更难相处了。
文革中，中共高层有四大名女：青、超、美、群。

小青是党母，地位无人能比，自然可以居高凌下、气指颐使、为所欲为，想什么说什么，随便说随便做。她又是那种典型的傻逼女人，内心充满了莫名的仇恨，脾气一上来什么话都敢说， 什么人都敢骂。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算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往往莫名其妙地祸从天降。广东人称这种女人叫“八婆”，真是最恰当不过。

其它三人都是下级的老婆，活该遇上这样一个“八婆”，就有着说不尽的注意事项。

这三人中，小超是做得最好的，堪称模范。小群做得也不错，做得最差的就是小美。

小超其实是“老超”。四人中数她的年龄最大了，革命资历又最老，大家都称她为邓大姐。但有两个人例外，一个就是她的老公，老公叫她小超，那是老公对老母的恩爱表白，老超乐意听。另一个人就是小青，年龄比她小了十几岁，参加革命也比她晚了十几年，可小青依仗老公的势力，从不把老超放在眼里，一口一个“小超、小超的”。老超同志打心底里反感，就像嘴里含了一只死苍蝇。但又有办法呢？谁让自己的老公比人家的老公低一头呢！

文革时，老超同志六十开外，无论从相貌上还是从年龄上，浅薄的小青都感到自己特别有优势。老超在小江面前既不敢以老革命自居，也不敢以老大姐居傲。她是见过世面想得开的人，从不生闲气，更不与她争名利，抢风头。虽然小青儿也想寻衅生事，无奈老超同志有一门“借力卸力”的绝技，两人总算相安无事。

不要以为老超在小青面前永远能保持一副不亢不卑的架势，也有把握不住的时候，也会在关键的时刻拍拍小马屁。比如有一次，一些造反派到上海去搜集小青30年代的“黑材料”，老超知道了，当面对小青说：“这不是什么黑材料，而是红材料。”小马屁一拍，浅薄的小青很受用。

老百姓说“丑妻家中宝”，这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老百姓常把周恩来比作诸葛亮。诸葛亮年轻儒雅、丰神俊朗，而老婆黄氏夫人却是黄脸婆、大暴牙，丑而贤，但他相夫教子，不从政、不参政，从不给诸葛亮惹麻烦。周不仅与诸葛亮有同样的地位，同样的丰姿，同样的儒雅，也同样有一个“丑且贤”的老婆。周有这样的老婆，真是一生之福，也是他一生有惊无险，得保善终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蓉的老婆小群也是一个特别出色的女人，上海人讲话，特别“来三”。小群与小青的关系处理颇为得当，我们也从未听说过这两个女人有什么不团结的事。比之老超，小群是另一种处事风格，她善于揣摸小青的心思，会拍她的马屁，尤其是会逢迎她的小性儿。凡是小青不参加的会，小群也绝对不参加。有时到了会场，一看小青没来，小群就会赶紧借故溜号，绝不让小青有背着她出头露脸的感觉。凡是小青要参加的会，小群就会赶紧去。去的目的也不是借机自己出风头，而是当帮衬，帮衬着小青出风头。小群甚至能当着全军干部的面，喊出“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这样的口号。无耻到极点，但是小群喊起来心中无障碍。小群难道不知道这样喊很丢脸，但为了老公和儿女，为了大局和长远，小群丢得起这个脸。

有一次小青儿来家访了，小蓉儿竟欲拒而不见。小群儿惊惶了，跪在地上求丈夫：“这个女人你得罪不起，好歹你得见一见啊，不为你自己也得为了咱们的孩子。”正是在老婆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小蓉儿才好不容易按下一时之愤，才得以维持与芝、青夫妻档的长期友好关系。

大家说呢？作为一个下级的妻子，小群是不是做得很“出色”啊？所以林办的工作人员一般都很佩服小群，说她是鬼怪精灵呢！

三人中，最不会“来事”的就是小美。

小青儿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乌黑的眼睛，演戏练成的活络络的眼珠子，三围也很过得去；小美儿发眼也美，又有高挑苗条的身材。如将两人放在一起比一下，还是小美儿略胜一筹。小美身材苗条，瓜子脸，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又是大学毕业，硕士生，英语纯熟，文化素质要比小青高得多。小美唯一不如小青之处就是那两颗门牙暴了一点，嘴巴虽然拱起来却仍然有点包不住，不过不是“地包天”。再就是入党晚了15年，论起革命资历，要比小青差一截。但整体优势还是很明显。小青这人小家子出身，妈是给财主家当女佣的，小青本人又是当戏子的，旧社会的戏子争风斗艳、拈酸吃醋是本色，自然心怀妒忌。而璜和小美都有书卷气，丝毫不加防范，只要有机会出风头，还是照出不误。例如出国访问，再例如桃园四清，后来璜还派小美去当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这都是严重犯忌的。

小美第一次出头露面是在1962年的9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偕夫人访问中国，作为外交礼节，璜携夫人小美儿前去迎接。《人民日报》就刊登了璜夫妇与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又刊登了小美儿与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这就使小青妒火中烧。在中国，当然她才是真正的第一夫人，可是她这个第一夫人却从未在媒体上公开露过面。小美的露面使她找到了借口，不知小青儿如何在老芝身边撒娇使泼的，终于得到芝的同意，正式以“芝夫人”的名义会见了苏加诺总统和夫人，照片也醒目地登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

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这才第一次知道了原来芝的夫人叫江青，璜的夫人叫王光美，也才第一次看到了党母国母的丰韵。大家说也还行，过得去，都蛮漂亮的。

谁能意识到这两位主席夫人正争风吃醋，更没人意识到这是千年妖狐小青儿从幕后走向前台的重要信号。

可以说，正是小美儿激发了小青儿的欲望，变相促成了小青儿出山。

从1963年4月至1966年4月，璜和美又先后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这六次访问使小美名声大振，风头出尽。拍电影、上报纸，新闻媒体争相报导。在印尼街头还出现了小美的巨幅画像，比真人还要大，比真人还要美。

小美出国前，小青关照她说“依我看，有时不带首饰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丝绒，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显得别致、出众！”可后来小青看新闻片，发现小美根本就没听她的话，在缅甸的晚宴上，带了一根缅甸领导人奈温送她的金项链，故作高雅地用娴熟的英语与外国领导人交谈着。

凭心而论，小青的关照也并没有什么坏意。可你连我的这样的好话都不听，这样的好意也不领，好吧，走着瞧，看你风骚到几时？

强烈的嫉妒就像一把火，在小青儿的胸膛里燃烧着。她无法入睡，时时想的是如何出气。于是，不断地向老公告状。而芝本来也对璜的出国表现不满，对璜在国外受到的隆重接待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嫉妒心理。于是，这一对夫妇在暗夜里达成了一种默契，等待时机，更要制造时机，向另一对夫妇开刀。

党公党母已在磨刀霍霍，国公国母却还浑然不觉，他们久久地沉浸在当国公国母的精神和物质的享受之中。

璜甚至还说：这是在为他和小美补办婚礼。

昏头如此。而此时，离他们的倒台已不足一年了。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桃园经验”。

1963年冬，小美在璜的支持和授意下去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总结出了一套极左的“桃园经验”。璜认为这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经验，让小美到处宣讲，并以此指导全国的四清运动。

有一次小美在北戴河宣讲，一口气讲了5个钟头。正在那里休养的芝听说了这事，就说：“这个学问就那么大？什么问题讲5个钟头还讲不完？”

下面的同志也有反映，认为璜让老婆到处做报告并不那么妥当。好心的杨尚昆将芝的话和下面同志的反映都跟璜讲了。杨尚昆说你从来对你的夫人要求严格，为什么这次让她到处去讲话呢？

要说已有人提醒了，应该警觉才是，可是你知道璜是怎样回答的吗？

璜居然说：“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手里掌握第一手材料呢。”

笔者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璜连这一点起码的人情世故都不懂？

无法解释，唯有一解，那就是“色令智昏”。

---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
作者: 胡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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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刘少奇思想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61年4月下乡后。
1961年1月14日-18日，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

广州会议后，刘从4月2日至5月15日在湖南省进行农村调查。,,带了老婆王光美、机要秘书刘振德，一 行三人，轻车简从，一杆子扎到底，一下就下了44天。

刘是当年的七常委中，潜得最深、最基层、时间最长的唯一人。

笔者认为：这44天的下乡调查是刘少奇后半生甚至是一生中最绚丽的篇章。

刘少奇44天的调查，有33天吃住在农村。

在王家湾生产队“万头猪场”的饲料房住了7天，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

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

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分别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深入田间山林、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和农民家庭走访。

他一家家调查，揭开农民家的锅盖，尝吃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和糠粑粑；他打开农民家的碗柜，发现油盐坛子里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副实啊。

他甚至拨开人粪，查看农民吃的究竟是什么，发现里面尽是野菜等粗纤维。

这样的调查方式，使刘少奇准确地掌握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

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天的湖南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

他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山水。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是，故乡的山水已经将他的灵魂漂洗过了。所以，才有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放胆一搏。

---为什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胆子大？
作者: 胡鹏池


田家英说有朝一日如果离开中南海，他要对毛说三句话：
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
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
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注3]
这三句话确实很厉害，对毛泽东的形象与威信有着颠覆性的作用。尤其是将田家英的大秘书身份与这三句话的内涵联系起来。

田家英的“三句话”代表了那个 年代中国共产党内少数的优秀分子对毛泽东的认识及批判的最高程度。

细致阅读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以及逄先知等的回忆，田家英对毛泽东的背后议论还远远不止这三句话，此外还有：

1、毛泽东“任性”；

2、毛泽东“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

3、毛泽东“喜欢让人写检讨”；

4、毛泽东时有“凭空捏造”之举：

田家英在谈到毛泽东有凭空捏造这一习惯与特点时，还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事例作佐证：“反右派前，(毛泽东)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有次主公同民主人士谈话中，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不同意鸣放的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自己从未反对过鸣放’”。

5、田“反感江青及毛周围服务人员的情况”。

6、田认为毛“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

7、早在1958年时，田家英还与李锐说过一副对联：

隐身免留千载笑， 成书还待十年闲。[注4]
言下之意，毛泽东早就该主动交出权力，退出政治舞台，去专门从事理论著述，总结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为好。
这副对联又比“三句话”更厉害。但是，由于李锐没有与周小舟或其它人谈起这副对联，因而也就没有暴露。

8、田曾说：“如果可以重新从头搞社会主义，我将用另一种方法来搞。”这是大约在50年代末田家英对胡绳说过的一句话。[注5]

9、田“我对主席有知遇之感，但是照这样搞下去，总有一天要分手。”虽然这是在1963年后田家英经常对逄先知说的一句话，笔者将此一并收集在这里。[注6]

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田家英对毛泽东的反感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对大跃进运动的看法，也包括对反右派运动的看法。这些看法都很尖锐，很厉害。超过庐山会议上的“俱乐部”与“秀才们”的所有言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有这些议论都是田家英日积月累的真实感受。田与毛朝夕相处，对毛观察细致，体念深刻。但是他对毛泽东的崇拜越来越少，批评越来越多，整体认识正从正面向负面的演变之中。他也将他看得越来越透，越来越扁。物不平则鸣，无处可鸣，只好与知心老朋友背后议论而已。

“无所适从，很难侍候”是出自心底的呐喊！

作为一个部下，对顶头上司有这样尖锐的看法且已经成为“成见”，那么与上司的关系怎么能处得好呢？即使是忍气吞声长期忍耐了，但终也会有一天忍耐不下去的那一天；即使是一时半时没有暴露，也终有暴露的那一天。

一旦忍耐不下去，一旦暴露，必然是惨剧。

毛泽东的文字秘书大多没有什么好下场，有人说只有一个叫徐业夫的似乎是例外。其实这也是很难结论的。徐是74年病死的，仅活了58岁。徐虽然“伴君如伴虎”，却恪守了“疏不间亲”的古训。据传曾被毛誉为“诸葛一生帷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元帅都对这位小徐秘书感佩不已。叶说：“只有总理和小徐读懂了主席和江青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些人都不行。”

作为秘书，徐业夫与田家英都有一个共同的“天”，那就是毛泽东。一旦毛泽东不信任他们了，那就是“天”塌了。

但是徐业夫只有这一个“天”，而田家英的心中还有一个“天”，那就是天下老百姓。

徐业夫虽然只有一个“天”，日子也并不好过。我们就不知道徐同志的工作多么忍辱负重？不知道他遭过多少白眼？也不知道他受过江青的多少辱骂？更不知道他为什么58岁就病死了？

田家英的心中有两个“天”，而且在田的心目中，老百姓这个“天”更大更重要，为了缺衣少食，灾难深重的老百姓的利益，田家英不惜一再冒犯毛泽东这个“天”。

---1959年，庐山上的这出戏
作者: 胡鹏池


请大家记住1958年8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视察徐水县。
(下午4时多，毛泽东视察徐水。由此，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北方小县城闻名于世，陆续来此参观的人超过三十万。当时的作用是大大推动了大跃进，历史证明“徐水经验”的作用是推动了农村经济大破坏，为大饥荒的到来“提速”。)

一路上遇到的全是牛皮客，牛皮客的牛皮让他酷毙了，爽歪歪，但同时他的心事也上了身。
“粮食多了怎么办？”
这是50年代末的毛泽东之问，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无比豪迈的千年之问，就是这个下午提出来的。
至今笔者没有发现有比这更早的时间了。

领袖当时的答案是：一天吃五顿；半天耕作，半天休息。

领袖还自问自答道：“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仅仅在十多天后，1958年8月17日—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秦皇岛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等问题。1958年北戴河会议，毛泽东提出：“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在随后的两年里，中国的粮食出口高达700万吨，创历史纪录。1959年—1961年，接受中国粮食援助的国家有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巴基斯坦、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几内亚、刚果等，1960年1月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对外赠送现款、食品等，1960年11月，中国在向古巴无偿援助6000万美元外，还承担了古巴的大米供应……

---读《视察徐水》有感
作者: 胡鹏池

图：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徐水县大寺各庄村甘薯地察看密植栽培的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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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的整个表现，他是除彭德怀之外的另一个悲剧大英雄。他的下场悲惨超过了黄克诚、张闻天、也远远超过了李锐，而以田家英差不多。

小舟在庐山上以一句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毅然拒绝了毛的诱供。

毛曾在8月1日给周小舟送了一本书，随书附了一封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 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

喜欢送书，也是毛泽东的一大嗜好[注9]。送书的用意因人因事而宜，有时极简单，有时极玄妙。

毛泽东送小舟书的目的简单得赤裸裸，“迷途知返，不远而复”的意思就是“赶快投降，检查自己，揭发别人，还给你一个官儿做”，但周小舟却无动于衷。

毛泽东约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他对小舟说，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

站在毛的立场上也算是“动之于情，晓之以理”了；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毛的这一番话只能算是利益诱供，实在不光明。

小舟垂泪对毛言：“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怎么能批彭总呢？”[注10]

毛苦口婆心，唇干舌燥，浪费了一夜的表情，顿感失望，眼睛一闭，挥挥小手道：“你走吧！”其实就是“挥泪斩马谡”，不过他却没有像诸葛亮那样答应照顾他的家小。

这一走，二人从此再也没有面对面。

1966年12月25日，毛73岁生日，小舟在广州又一次受完了不堪凌辱的批斗后，晚上服用了大量安眠药，离开了人世，死时仅54岁。

周小舟为什么要选择在毛泽东生日的那天自杀呢？这其实与田家英选择在毛泽东的藏书房里自杀的意义差不多。

---1959年，庐山上的这出戏
作者: 胡鹏池


七个月前的1958年12月22日早晨，彭德怀在平江县作调查访问时，有两位老人到住所来见彭德怀，其中一位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暗中悄悄地递给了他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纸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首诗：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钢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

这是一首打油诗，却有着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彭元帅展示一读，心中无限凄惶。他小心翼翼地将纸条夹在笔记本里，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耳闻目睹了无数的饥荒景象再加上这首诗，彭元帅的一腔热血沸腾得不能自止，他决心到庐山上来“为人民鼓咙胡”了。“万言书”就是这样的背景与心情下写出来的，是饥荒中的乡亲们请他写的，是他答应了乡亲们要写的，他不能说话不算数！

虽然彭元帅的心中被老百姓的困苦搞得激荡无比，但是开篇也仍然是首先肯定三面红旗的“伟大成绩”，然后再说具体的错误。对于缺点与错误，他也是只挑主要的，次要的能不说的尽量不说，能说小的尽量说小，能淡写的尽量轻描，也没有作多少原因分析，更没有任何的“上纲上线”。

所以，这份“万言书”从内容到情绪都是一封中规中矩、平平常常的信。它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在中共高层中彭元帅是唯一敢提意见的人。

即使当时站在“左”的立场上，持“忠毛”、“维毛”的态度，但凡心中尚存一许良知，其实对“万言书”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来的。其中所谓“错误”全都是“正确”的代名词，其中所谓的对“三面红旗”的恶毒攻击全都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在向党的主席按正常程序发表的正确意见。

俗话说“鸡蛋里挑不出骨头来”。但毛是另类，他不仅盯上了这只“无缝之蛋”，还硬要从这只鸡蛋里挑出骨头来。而毛泽东确实也具有这方面的特殊本领，从井冈山时期起他就是党内上纲上线的老祖宗[注1]。他挖空心思去寻找，发动众拥趸们：柯庆施、康生、罗瑞卿、李井泉、王任重、陈正人、张仲良、曾希圣、吴芝圃——几十个极左分子，几十个构造不一样的脑袋，几十双眼睛，几十只鼻子去找，其实是什么“骨头”也没找到。但是毛泽东说他找到了，居然还说找到了17条[注2]。

但常常被说起的也就两条：

一条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另一条是所谓的“有失有得”。
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在谈到大跃进的成绩与错误也就是“得失”时，故意将“失”放在“得”的前面了。毛由此“逻辑推理”得出彭元帅“居心叵测”的结论。

即使这两条是能够打出油的芝麻，毕竟也只有两粒。所以当年在庐山上，与会者们对彭德怀的这两点渐渐地兴趣不大了，开始转入追查彭黄张周的组织联系，构陷“军事俱乐部”的罪证。

---1959年，庐山上的这出戏
作者: 胡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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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红卫兵回忆砸全聚德

当年8月19日晚上，北京几所中学上于名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在红卫兵的厉声呵斥和煽动下，烤鸭店“革命职工”将挂在店门口已经70余年的“全聚德”的招牌摘了下来，换上了由红卫兵事先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长条油漆大木牌。红卫兵们走遍全聚德的餐厅、厨房、宿舍，把原来挂  在店铺里的山水字画全部撕毁，又推举出10名红卫兵作为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思想宣传员”在店铺留驻。

很快，留驻的红卫兵到新华书店订了100幅毛的画像，在烤鸭店内四处张贴，毛的语录也贴的到处都是。红卫兵还带领烤鸭店职工进行“政治学习”，让他们认识到：“全聚德”三个字是资本家用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是剥削的象征，因此要取消招牌。据说，在1968年底北京展览馆举办的“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会”上，全聚德的百年老匾也被展示出来。

而时任全聚德烤鸭店掌柜的杨福来也被批斗，并被下放到南苑的猪场喂猪。

---@那些珍贵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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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中共二号人物林彪听到红卫兵抄家“辉煌战果”的汇报，感到非常满意，大喜过望，决定举办“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正式办展时定名为“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直接指导。

根据“林办”指示，展会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包括各中学）、北京军区、 公安部共同牵头，组织各院校红卫兵、解放军、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200余名骨干参加筹备工作，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展会旨在借展示所谓“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特别是抄家的“辉煌战果”，让文革再掀高潮。

为了完成这项当红顶尖的政治任务，筹备组开始了紧张的运作。他们走访各个抄家仓库，所到之处，发现堆集如山的抄家战果。比如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看到，被查抄的冯友兰、翦伯赞等人收藏的书籍；著名历史学家尚钺收藏和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从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马连良、荀慧生家中抄出的字画和艺术品等等。

1967年6月2日，“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展会宣传册前言中说：“遵照林副统帅的指示，在中央文革首长的亲切关怀下，在人民解放军和广大革命造反派的大力支持下，由红卫兵自己办成的。”

展会共分为4个展馆：第一馆，“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兴起”；第二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

展会最吸引眼球的是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琳琅满目的珠宝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样的钻石、宝石饰品以及其它奇珍异宝，让人大开眼界。一个古董专家曾3次前来“红卫兵抄家战果馆”参观，他不无感慨地说：不得了！真不得了！都是些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啊！有好多宝贝听说过，没见过实物，这回可算长见识了。其实，当时在这个馆里，不少展品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有的金银珠宝背后则隐藏着十分惊人的内幕和故事。当时这个展览轰动了京城。

“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历时将近两年，于1969年初宣告结束。

---“文革”浩劫中的三则天下奇闻
作者: 掸封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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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秘密特工
1924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回国到广州，就任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周时年仅二十六岁，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周恩来还从未上过战场，凭何德何能，能获此重任？

广为流传，关键在于周恩来归国途中 ，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共产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共产党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前苏联共产党人鲍罗廷。

季米特洛夫当时任共产国际情报局主席。鲍罗廷见此信后，对周恩来器重有加，委以黄埔军校要职。

关于周恩来与季米特洛夫的关系，《开发杂志》此前刊文披露，有人认真研究过周恩来的早期履历后，认为周恩来出道时是共产国际的秘密特工，曾在德国接受过季米特洛夫的训练，然后由共产国际派回中国。

1922年，周恩来加入共产党后长期滞留德国，长达两年。在这期间，1923年秋，季米特洛夫也流亡到德国，负责对各国共产党人的军事及特务培训，以在各国策动赤色革命。周恩来因此成为季米特洛夫的门徒、亲信，后来担任共产国际情报网在中国负责人。此后，周恩来一生都干着那种特务见不得人的勾当。

---周恩来的特务人生
作者: 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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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跃进”遭到惨败之后，如果继续遵循生产力标准，中国的情况简直令人十分沮丧绝望。就在这时，毛泽东开始了转移目标，并提出了另外的价值标准。于是，“超英赶美”的口号悄悄收起，“反修防修”的口号登台亮相。“政治挂帅”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取代了“向科学进军”。经济少讲甚至不提，“革命”、尤其 是“思想的革命化”则大讲特讲。物质的指标换成了精神的指标，革命不再是社会发展的手段，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标准，也成了中国人的人生目的与意义。那时，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而革命的标准则早已置换成“听毛主席的话”。

按照毛泽东当时推出的“世界革命”话语，刚刚走出数年严重饥馑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从贫困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资本主义早就陷入“垂死腐朽”之境，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要如何追赶西方（其潜台词是中国不如西方先进），而是中国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中国才是最先进的）；同时，国际共运阵营的领袖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中国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中国，毛主席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的经济固然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封建王朝与国民党）的错，洋人（列强侵略）的错，而且，经济不发达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宁不是早就讲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吗？深谙“国君”之心的林彪则在1965年进一步宣称：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定属于我们而不属于他们。可以想见，毛这番工于心计的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不难赢得党内的广泛支持。毕竟，大饥荒的罪责不仅在毛，也在党，因此整个党都需要文过饰非。再上一个台阶，作为统治有5千年历史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共产党，它总不能满足在各个领域都马马虎虎、平平淡淡，甘心做世界的二流、三流角色（毛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讲过：“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人口多嘛！”），否则对内、对外都不好交待。

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营造高潮。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不但要有足以令民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民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因此，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大饥荒后的中国现实是，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创造奇迹已全然无望，所以共产党急切地需要转移目标、转移视线。“玩”经济“玩”砸了就“玩”政治，物质“玩”不转了就“玩”精神。在这一点上，毛和他的党息息相通，他的同僚及下属也有同样的焦虑，因此也有着同样的需要。所以上下一拍即合，全党仍然紧跟毛泽东。就这样，一种具有原教旨主义特征的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它远比原教旨主义更偏狭，更色厉内荏，更富于攻击性；不论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的文明都更带敌意、更不宽容。有识之士无疑会对此感到不安和忧虑。党内高层比较清醒、比较务实的人也试图抵制，但为时已晚。毛的个人权威在党内高层中或许打了折扣，但在全党、全军、全民的范围内却达到了顶峰，而最为毛的这套思想疯魔的，就是“两眼一抹黑”却自以为可以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青少年，尤其是那些城市里的大学生、中学生。于是，毛泽东终于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钱了。

在关键的1962年，刘少奇等人出于维护党的利益和权威，维护了毛，依从了毛。精明一世的刘少奇可能以为他这样做是与毛同舟共济，当时他万万猜想不到，就在那时，毛泽东已打定主意，一俟时机成熟，就要把刘少奇打下那条“船”。不久之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中国被“伟大统帅”引领着从一个灾难走向了另一个灾难。

---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
——毛泽东如何从“大跃进”转向“世界革命”？
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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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如果想还阳的话，没有个几代人和在外界的帮助下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出人意料的一喊
自“九一三”以后，毛的健康情况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从林彪出逃的那个晚上起，毛就开始发高烧，心肺炎犯了，连续两个月高烧不退，其中有两次更是缺氧而昏厥。特有的大中华的脸庞子明显地瘦下来，红光满面不再，神采奕奕全无，现在灰头鼠脸，恍如游魂，他的灵魂似乎被小林子靥住了。

毛 的第二次昏倒，发生在1971年12月的某一天。

此时，在这皇城的另一角，人大会堂的东大厅，泱泱大中国的总理周恩来正召集着会议。蓦地里心头一下咯噔了，一抬眼只见一位中年男秘书走进来说：“总理，你的电话。”周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就灰白了。周挥挥手说：“散会散会！”与会的高官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全都想不知又发生什么大事了。

周也不作任何解释，已然全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就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走上前去，掺着他的胳膊走进电梯里，明显感到周的全身在一阵一阵地发颤。“到游泳池！”周发话，声音同样是发颤的。张卫士心里一震，一定是毛那里出事了。周一坐上汽车，尿就失禁了。

车开到游泳池，打开车门，可周的双腿软得下不了车，于是张卫士和另外的一名卫士将周架了出来，先去侧室换下了尿骚气的裤子，自我镇定了一小会，端着胳膊走进毛的卧室。

毛卧室的门窗大开着，伟躯平躺在大木板床上一动也不动，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呜呼了，但鼻息间还有一丝游息。老婆小青儿，以及新宠、新贵们，眼镜张、胖子姚等也全都到齐了，全都面色严峻、神色漠然地在近处、远处，就像海派清口周立波所描述的“打桩模子”般静静地僵立着，没有一个人管事，没有一个管事的人。周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与呼吸机。好大一阵子的手忙脚乱，经过了吸痰，经过了人工呼吸，经过了护士的按摩，只见毛的脸色渐渐又有了血色，大口喘着粗气。

周坐在床侧，摇着毛的手喊：

“主席，你醒过来吧，这么大的国家不能没有你。主席！主席！”

周就这样声泪俱下地喊着，喊着，一直喊了四十多分钟，毛的呼吸渐渐地平稳了，眼睛慢慢地睁开了，先是无神地望着天花板，继而那混浊的眼珠子开始缓缓转起来，扫描着周围的打桩模子们。黄泉路上逛了一遭，嘴里却依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周见此，如释重负，他情不自禁地再次扑到老毛的床边，双手紧握着他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

“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我们无限惊讶的就是这一幕与这一句。

设想一下，寻常人家当一个垂危的病人刚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周围的人会有怎样的表现？

一般情况下，那些亲近的人和最亲近的人都会走上前去问候和安慰一下：

“您好点了吧？”

“您看上去气色好多了！医生说你的病不要紧的，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您太辛苦了，需要好好休息，这一阶段外面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有我们呢！你就尽管安心将养身体吧。”

当然，家属、亲戚、朋友中也有情绪激动的。

假如这是一个琴瑟和谐、相濡以沫之家，妻子会对老公说：“老公，刚才真把我吓死了，你可不能走啊！你要是走了叫我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这个家可不能没有你呀！”

革命战友则会对他说：“老伙计，你可要坚强呀！为了党的事业，你要坚强地活下去！”

也有的革命老战友也可能说：“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对疾病的态度是既来之，则安之，心中不要着急，安心养病，让身体慢慢滋生一种力量。”

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安慰的、关心的话都会有的，不能一一列举。

但是，有没有人问他：保险箱的钥匙在哪里？存折藏在什么地方？密码是多少？你可不能将钞票带到棺材里去呀！

或许会有，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他的不肖子孙，或是早已红杏出墙、给他戴绿帽子的妻。他们巴不得老厌物早点死，好分割他的家产，继承他的权力。而那个垂危的病人听到这样的话很可能会再次昏死过去的。

那么，有没有人对这位垂危的病人说：“你放心活吧！保险箱的钥匙还在你手里！”或诸如此类的话？

想想！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

人性好的坏的都有，但似乎没有这样不通的人性。

哪有什么人会像老周那样对待垂危的老毛的？

“大权还在你手里”，这是什么话？这像什么话？

难道周是不通人情，不懂世故，没有人性吗？

恰恰相反，周是太懂人情，太懂世故了，他太了解毛的人性了。

《儒林外史》中有一段故事：家财万贯的老财主严贡生生命垂危了，临死前却迟迟不肯闭眼睛，他的心中仍然有他放不下的事。他的床前也围拢着许多家人，有的也像打桩模子般地竖着，只见那垂危的严老先生用尽最后的气力伸出两个手指头在空中乱抓，就是不肯放下来，众人全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这时，老先生的年轻的二儿媳挤向床前，众目睽睽之下，她将床头的油灯轻轻地挪近到老先生的眼前，然后又伸出兰花指将燃着的两根灯芯掐灭了一根，再在老先生的眼前晃了一晃。就这样一个平凡的小动作引起了神奇的结果，那严老先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头一歪，众人近前一瞧，老先生已是毙了，走得是那么地安详！

原来，生性吝啬的严老先生是看着多点的一根灯芯而不肯咽下最后那口气。

二儿媳的举动使严老先生安详地死去了。

周的话又使毛老先生兴奋地活下来，大权依然在握的毛先生又折腾了整整五年。

真的是“权权权，命相连”呀！

---周恩来的一哭与一喊
作者: 胡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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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阶级敌人”的数量要从政策上加以控制，这一点他是注意到的，所以他每次都强调要控制在5%以内。

一万个人中有500个阶级敌人，不算多吧，阶级好人还有9500个呢；

下一次运动再搞5%，那就在9500个人中又搞出了475个，阶级敌人的总数就成了975个，阶级好人就剩下9025个了， 阶级敌人占总人口的9.75%了；

再下一次运动又在9025个中再搞出5%的阶级敌人，就又搞出了451个，阶级敌人的总数上升为1426人，阶级好人剩8574人了，阶级敌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就上升为14.26%了——

这样的运动真要搞上七次、八次，那么“阶级敌人”没有被消灭，“阶级好人”基本上就被消灭了。

而且，在这样一道“算术题”里还有四个相当重要的因素，粗枝大叶的毛泽东就根本没有考虑到：

第一、阶级敌人总是要在成人里找的；

第二、尤其要在成年男人里去找；

第三、更主要的是在城市里的成年男人中找（农村当然也不能一概幸免）；

第四、在城市里的成年男人中工人、解放军又有一定的豁免权，于是重点就必然锁定在那些有知识、有文化、有工作的成年男人范畴内，那就是医生、教师、文化艺术界、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让我们以一万人口为基数算算这笔账。如果一万人口中老幼弱残占了四成，那么成年人只有6000人了，6000人中又有3000是妇女，成年男人也只有3000人了。如果每次抓5%的阶级敌人，其中1%的指标分配给女人，还有4%的指标分配给男人，那么在连续三次运动中所抓出的1426个阶级敌人中，男人差不多是1140人，3000阶级好男人就只剩下1860人了。七次八次运动一来，阶级好男人也就全消灭了。

而在中国的家庭结构中，男人都是撑门立户的，有工作、有工资、有文化的男人一出问题，整个家庭就算完蛋了。

---毛泽东的数学实在太不行
作者: 胡鹏池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学习是非常偏科的，学得最好的功课是作文，其它功课如英文、数学，似乎都不行。英文不行也就罢了，反正在革命时期打交道的都是中国人，掌权后接见外宾又都是有翻译的。可是数学不行可真不行，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数学不行是会误事的。而且他的数学还不是一般的不行，而是实在太不 行，所以日后掌权就误国误民了。

简单的数学，他当然是会算的。尤其是“翻番”。一万翻一番就是两万了；两万再翻一番就是四万了，四万再翻一番就是八万，这就叫“几何级数”了。毛泽东的脾气喜欢“好大喜功”，“好无产阶级之大，喜无产阶级之功”。“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始终搞不懂，他的“多快好省”总路线就是“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反映在数学上就喜欢几何级数，蹦得快，不喜欢算术级数了。

1957年的钢产量只有535万吨，1958年毛泽东一咬牙、一跺脚，说干脆翻番算了。1958年搞得鸡飞狗跳、神鬼皆惊的1070万吨的钢产量指标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1958年9月5-8日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是在大跃进的最高潮中召开的，毛在这次会上的兴头正达到最高峰，一共做了四次讲话，每次讲话都算账，算得非常快与非常愉快。

毛说：“今年（粮食）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即有可能从去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七千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能翻一番。”

“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

“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明年二千五百万吨钢，苦战三年，后年五千万吨钢，粮食由三千七百亿斤到一万五千亿斤。”

全都掐在“翻番”的腰眼上，全都算的是“几何级数”的账。

“十五年赶上英国，我们是两年基本上赶上。”这又突破几何级数了。

毛感慨地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是不胜利，而在二十二年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

翻番，翻番，再翻番！在大跃进的日子里，他“翻番”的如意算盘算得开心得了也不得，结果算出了一个“大饥荒”。

---毛泽东的数学实在太不行
作者: 胡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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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 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的回忆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他回忆，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吴德说，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时均为北京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吴德说，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与杨成武谈事。杨走后，我向他说明了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要陈锡联安排卫戍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交待，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

离开那历史性的时刻越来越近。吴德说，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5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最后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与卫戍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在10月6日那天，吴德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戍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9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吴德说，当晚10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16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

---作者：叶永烈，选自：《邓小平改变中国》


毛泽东“行宫”再考证！
以下这些“伟人行宫”，确实都是建造于1960年前后，而这个时候，中国正陷入三年大饥荒时期。
列举部分1960年建造的行宫如下：
1、韶山滴水洞，又名“西方山洞”
从1960年下半年开工，直到62年底才完成。从此由一个连队负责守卫，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毛伟人才去住了十天。之后，就 永远空闲在那里了。

2、武汉东湖梅岭一号
风景旖旎的东湖梅龄位于风景秀丽的武昌东湖之滨，始建于1960年，由梅岭一号、梅岭二号和梅岭三号建筑群落组成，并配备有多种服务项目。院内林路通幽、高树如云、鹭飞鹤翔，毛伟人生前喜爱的松、竹、梅等各种佳卉珍木随处可见，景色迷人，相映成趣。梅岭是毛伟人除中南海外居住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地方。每年少则一次，多则三次；居住时间短则一月，长则半年。

3、密云水库边的毛伟人别墅
这幢别墅全是典型的苏式建筑，由苏联人设计，1960年完工

4、上海西郊宾馆
特为毛伟人建造的西郊宾馆，是上海最大的花园别墅式国宾馆，占地1133亩，始建于1960年9月，连同园林、花木，占地一千多亩。当年的上海市委称它为“四一四工程”。十几年里，毛伟人总共只住了几天。

5、庐山庐林1号别墅（现为庐山博物馆）
庐林别墅座落在风景秀丽的芦林湖畔，建于1960年，专为毛伟人建造，占地面积10000余平方米。

6、济南南郊宾馆
宾馆建于六十年代初，占地面积1160亩，建筑面积115800平方米,素有”山东钓鱼台”之称
……。

---作者：价值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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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凤曾这样回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的情形：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
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
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

1976年1月8日，主席得知总理逝世的 消息，悲痛不已，时而哭，时而要赶人。，那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先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不时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

然后，主席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

毛远新点头说是。

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远新说：“好!选得好!”

主席也显得很高兴。

毛远新出来时对我说：“幸亏他先去了(引者注：指周恩来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

后来，毛远新又来向主席汇报说：他把指示向王洪文、张春桥传达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张春桥则没有什么表示。在政治局传达时，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选得好。

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很高兴。

后来，江青也打电话来，让我们报告主席说：华国锋这个人，主席选得好，他两边意见都能听，她对主席这项决定很满意。

汪东兴也特意来见主席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的(得)实在好，我举双手赞成!此项决定，大家都很满意。你要吃好、睡好，其它事，我们来办。”

主席听后，非常兴奋，说：“华国锋不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省委工作的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

---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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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还有许多对毛喜怒哀乐、爱憎好恶的情绪的记述。比如，毛喜欢红色。孟锦云穿了条米黄色的裙子，毛看不惯，说裙子颜色不好，叫孟做一条红裙子，要玫瑰色的。孟形容毛看到她新穿的红色凡尔丁连衣裙时，“已显得灰暗的眼睛里放出了光彩”。还比如，毛不喜欢女人烫发。孟锦云和张玉凤想理发，问毛理成什 么样好，毛竟回答得很具体：“剪个短发好，前面有刘海，后边齐齐的那种样子很好看。”孟和张没有听毛的意见，在北京饭店做了个烫发，毛十分不快：“你们就是不听我的话。”毛的喜好，延伸到服装颜色、头发造型，其心理颇值得解读。再比如，看戏看电影，毛很投入，会随着剧情吟唱、落泪或大笑，而且还有一些极细小的动作：他喜欢用手一正一反拍着身旁的小张或小孟的手，一下一下地打着点。

人们现在已知，毛很早即独处，不仅子女不在身边，而且与夫人江青也分居多年，晚年更为孤寂。毛本来喜欢外出巡游，最后一年多，因身体原因，只能在中南海的高墙深院里离群索居，再未踏出京门一步。大概是过于寂寞，一天毛突然要去王府井，工作人员、警卫人员手忙脚乱，开出五辆车，到了王府井百货大楼，毛也只是在车上撩开窗帘，看了几眼。当然，更多的时候，毛还是孤寂。书里多处描述：“在毛泽东空荡荡的大卧室里，常常是只有一个人与之为伴，一天二十四小时，只有小张、小孟二人轮流值班。”

更为孤独的，是毛泽东的心态。书称：“有一段时间，小孟总感到毛泽东有一种寂寞孤独的情绪的在笼罩着他。卧室里、大厅里，常常让人感到一种沉闷的空气，缺少活力，缺少欢声笑语。”这种寂寞孤独的情绪，恐怕不是“一段时间”，而始终弥漫在毛最后的日子里。在同一本书里，孟锦云自己就说过，她“总感到毛泽东晚年生活里，有一种郁郁寡欢，一种寂寞孤独感”。毛晚年多愁善感，可以折射出这种孤独的情绪来。看电影毛常常流泪，逢年过节也爱发感慨，有时还无由念诵充满苍凉的古诗。一次，毛突然跟护士小李念起了清代诗人严遂的《三垂岗》：“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还说诗句表达了他此时的心境。毛读古词，兴趣本来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3]；晚年却一反过去的偏好，常读一些苍凉凄婉格调的词赋，如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枯树赋》。张玉凤曾回忆：“（一九）七六年去世前不久，主席常常背诵庾信的《枯树赋》，情绪很悲凉的。”[4]孟锦云的记忆，再次印证了张玉凤所说。

---韩 钢： 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评《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


毛喜欢看戏、看电影。但他只在中南海里点戏，《李陵碑》、《打渔杀家》、《法门寺》、《贵妃醉酒》、《钓金龟》、《霸王别姬》等等，是他常点的戏。看电影，不仅看“文革”时期的故事片，如《创业》；也看“文革”前的故事片，如《游园惊梦》、《新局长到来之前》、《锦上添花》、《废品的报复》、《第十 二夜》等，甚至看外国和香港的电影，如《宫廷秘史》、《红与黑》、《云中落绣鞋》。“文革”时期禁绝“封资修”作品。毛却在欣赏这些“封资修”，多少有些匪夷所思。

令人意外的，还有毛的食谱。除了每顿饭必有鱼和辣椒外，孟列出了毛泽东经常的菜谱：红烧甲鱼、胖头鱼、蒜泥白肉、麻酱茄子、苦瓜炒鸭子、鱼翅、燕窝汤、西洋参汤、沙拉、豆腐乳。两餐之间，喝点麦片粥、炼乳。吃水果，一般榨成果汁。喜欢吃的水果是芒果、葡萄、西瓜等。即便在今天，这也绝非一般人水准的食谱。毛还有三名专为他做饭的厨师，一名来自北京饭店，专做西餐，两名是中南海的厨师，专做中餐。

---韩 钢： 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评《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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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大跃进”的人想必都还记得“大跃进”初期全民参与的热烈景象。实际上，“大跃进”是由多种形式、接二连三发生的运动系列组成的，例如“除四害”运动、“讲卫生”运动、“扫盲”运动、群众性诗歌运动与美术运动、宣传“三面红旗”的文艺活动、“大炼钢铁”运动、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等等。那时真做到了全民 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热烈参与大跃进呢？根源在于群众运动诱发了人的表现欲。人往往愿意通过语言和其他活动展示自己的才能与特性，从而获得社会承认，这是最深刻的人性。极权社会壁垒森严、僵硬死板，人们的表现欲都被严格地限制在政府规定的极狭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共产党的“群众运动”打破了生活常规，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大舞台；尽管表演的主题和方式都被严格规定，不可越雷池一步，但对于亿万民众来说，那毕竟是一个可以自发参与和表现自我的大好机会。对很多人而言，只要有自我表现的机会就行，至于表现的方式和主题倒是次要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少有属于自己的见解，更少有坚持己见而甘于寂寞的勇气。

由于共产党控制了一切，它通过多年的思想教育与思想改造，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大多数民众。它借助于广播、报纸、各类标语等宣传工具，再借用大会小会等仪式、红旗彩旗等道具与歌曲音乐等，把全中国变成一座大剧院，营造出一种吸引人参与各种集体活动的社会氛围，并将“阶级敌人”排斥在这些活动之外。这样一来，所有社会成员都会感到自己倘若不能参加这些活动，就会成为被社会抛弃的另类。我们切不可低估人的表现欲，别以为只有精英与自命不凡之辈才有此欲望，芸芸众生就没有表现自我、争取承认的追求。毛泽东搞群众运动的一大特点是，他总是有意识地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群众正因为历来缺少机会出名露脸，一旦获得这种机会更觉得新鲜刺激，格外来劲。由于当时的中国是高度封闭与价值一元化的社会，一点小小的出名都能使人感到大大的得意。例如前面讲过的“放”假“卫星”的例子，“红光社”“放”假“卫星”出了名，在当时那种氛围中，“和平社”的人就沉不住气了。当时清醒和比较清醒的人自然也有，但是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有人对自我表现表示淡漠。不过中国那么大，人那么多，你不上台唱自有别人上台唱。共产党搭了台子，不发愁没人上来表演，也不发愁没有观众。进入改革年代之后，人们才省悟到当年那种种“积极表现”，纵然不是害人害己，起码也是枉费精神。但我们若因此而去批评人的表现欲却没有意义，因为那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特性。

---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
——毛泽东如何从“大跃进”转向“世界革命”？
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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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有心:云雾里的哭声
周秉德所写《我的伯父周恩来》有一段文章很有历史价值，，转录如下：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 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用嘶哑的声音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中共高级干部躲起来偷偷地哭鼻子，周恩来不是第一人。笔者记得的就有两次。其中一次是从文革中的小报上看来的。这场哭发生在文革之前，在文革中被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揭发”出来，,叶正光是在聂家长大的，他在批判聂荣臻的大字报里揭发，五九年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几位元帅（记得他提到了刘伯承、罗荣桓）下山回到北京，在聂家聚会“抱头痛哭”。

另一次发生在文革中的“二月逆流”期间，是当时的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大闹怀仁堂时发牢骚自己透露出来的。那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央碰头会上，谭老板冲着中央文革的人发火：“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最后他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李先念跟着说：“我也哭过三次。”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话说得很好听：“要造成既有集中统一、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元帅之哭到副总理之哭，再到总理“九•一三”之夜的嚎啕大哭，都说明这种政治局面不要说老百姓没有福气享受，就是在最高领导集体内也从来没有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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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大”以后，刘少奇坐上了第二把交椅。此后的岁月中，周恩来在毛前面几十年如一日低声下气，连李志绥医生看在眼里都有点瞧他不起。周恩来何等明白之人，当然知道人家会怎样想。但是正是凭着这委屈求全的姿态，虽然失去了莫斯科的保护，亏得有刘少奇这堵墙承受了毛的大部分斗争锋芒，他总算过了一段相对安全的日子。当年为了同“机会主义头子”周恩来、王明斗争而被毛提拔起来的刘少奇，反而成了周恩来的挡风墙，这恐怕是毛、刘、周当初都没有预料到的。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到了一九六六年，毛的狂风吹倒了刘这堵墙。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来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挡风墙。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五年，这堵墙也倒了。周恩来环顾四周，党的高层死的死，倒的倒，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当第二号人物了——他几十年来甘居人下、东躲西闪、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发生冲突。没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对毛泽东的命运。

于是，经过了五十年斗争的大浪淘沙，中国共产党内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只站着两个人物，周恩来面前的那个对手，信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哲学，他的斗争原则是——用林彪替他总结的话来说——“一旦得罪，得罪到底”。所有他想得罪的人，不管是因为向他挑战，或者仅仅是表示异议的人，张国涛、王明、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没有一个不一败涂地。等待他周恩来的是什么下场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禁悲从中来。这恐怕才是纪登奎听到的那“一阵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的嚎啕之声，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的真正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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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的“四大秘书”首席——陈伯达被打倒一案，他写道：“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刘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 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但一有了不同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18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吴法宪临终前唯一感到快慰的是“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奉命批斗、审查他的上级、同事、下属，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如吴法宪被拘押在北京卫戍区时，五次提审他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本是他一手提拔的，居然摆出了“中央首长”的臭架子，动辄训斥他“态度不好”，然而就是这个李震，1973年横死于公安部的地下室，此案至今未水落石出，但原因显露：他知道的机密太多。空司的王辉球、曹里怀和梁璞，“九•一三事件”后都主持过空军的清洗工作，且下令关押吴法宪夫妻儿女，但不久就被审查，空军参谋长梁璞还被送去农场劳改。由此吴法宪悟出：“毛泽东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看见那些审讯我的人很神气。我就在心里想：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只是还没有轮到你们的缘故……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太过！”

---颜昌海：林彪“死党”吴法宪视野中的毛泽东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在临死前撰写了一部《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洋洋洒洒两巨册近千页，从头至尾都在愤怒控诉毛泽东。

吴法宪在林彪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两周被捕，1981年1月以“反革命集团主犯”罪被“特别法庭”判刑17年。据看守人员反应，吴法宪是林彪死党中态度最为 谦卑者，凡见人必呼“首长”，进门必喊“报告”，在庭审中有问必答。然而他口服心不服，郁结在胸中的怨气全部倾注入74万字的回忆录中。

他说：“我15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吴法宪说，出庭前，特别法庭的审判员警告他：在庭上可以发言，但不准推翻起诉书上的罪名，否则要判重刑，所以他“下了决心，不申辩，反正申辩也没有用。”然而，判决后，他对所列“反革命罪行”耿耿于怀，认为“说我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真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强加于人的不实之辞。这20多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人向我出示过任何这样的证据……正是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盲目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才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

---颜昌海：林彪“死党”吴法宪视野中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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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他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 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17]哈耶克这里讲的还是那些“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中共本来就是极权主义政党，所以在其内部，这种“最坏者当政”的趋势就更明显更强大。共产党用强力推行其“大跃进”的“伟大理想”，其手段之恶劣野蛮，使得在共产党内部的善者进退两难，而恶者则如鱼得水。由于这种理想本身的谬误，很快就招致惨重的失败。这样一来，共产党就面临重大选择：要么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承担罪责，这就很可能导致一党专制的瓦解；要么强词夺理，以错为是，甚至变本加厉，如庐山会议那样；或者是，在维护专制权力的前提下对政策作出有限的调整与改革，这就必须维护和加强党的高度统一，一方面文过饰非，继续以谎言欺世；一方面展示铁腕，震慑与镇压一切敢于揭露其罪恶和挑战其专制权力的人。显然，这种事只有坏人干起来最得心应手，最容易取得主动；但凡还有良知者只能三心二意地勉为其难，所以就沦为附庸。于是就形成了最坏者当政的局面。

不可否认，共产党内也有好人与不太坏的人。但是在共产党内，好人总是吃不开，好人总是被坏人“绑架”。坏人做了坏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维护党的统一，要维护党的权力不容挑战，就必须维护政治高压以震慑人民，就必须替坏人背书，就必须默许甚至支持坏人对民众的镇压。这样一来，好人就和坏人同流合污了，变得和坏人相差无几。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赢得主导权，说到底，就因为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将党的利益与权力奉为第一原则的政治集团。有了这个第一原则，挟天下以奉一党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中共在铸成饿死3,000多万人这一大错之后，罪魁毛泽东居然可以继续名正言顺地当“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因为这是极权主义的逻辑使然。

---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
——毛泽东如何从“大跃进”转向“世界革命”？
胡平


到了1958年的收割季节，各地争相“放卫星”，吹牛皮更上层楼。如果说，定高指标还只是空口说大话，那么“放卫星”就是明显的集体造假了。，，，

当时就没有干部敢站出来讲真话么？当然有，而且还不少，但是上面一手遮天，硬把说真话的声音压下去。例如四川的李井泉（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第一书记）就不 断打击说真话的声音。那么，李井泉本人真的相信有万斤田吗？正如东夫所言，“也许任何一个当时有可能对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都很难得到正面的回答。”因为，对李井泉来说，“万斤田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不是真假有无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宣传的问题。对那些信誓旦旦吹牛撒谎的人，他看重的是他们的积极性，根本没有想过要追究是否真有其事。”[2]在一次会议上，李井泉对一位质疑万斤田的温江地委干部大发雷霆说：“谁不相信水稻一万斤，谁就不是共产党！”“亩产一万斤，是共产党的领导嘛！你不相信，你的党性哪里去了？你居心不良！”旁边另一位温江地委干部吓坏了，赶忙问李井泉，我们地委需不需要作检讨。“李没好气的说‘不要’。在稍微平静了一下以后，他竟又冒出这样的话：‘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嘛，这是群众的积极性嘛……’”[3]这真是一语泄露天机。原来李井泉也不相信万斤田。其实，毛泽东本人倒是讲得更明白些。他说：“放卫星好，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毛这话在道理上根本不通，但他主张“放卫星”不必问真假的意思却跃然纸上。这一点当时很多农民都看穿了。他们说：“国民党时候瞒上不瞒下，现在是瞒下不瞒上，搞假卫星上面是通了的……”[4]李井泉们的逻辑无非是：放卫星表现了群众的积极性，就算数字有夸大也没什么关系，总是增产了嘛；你非要去查个一清二楚，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

---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
——毛泽东如何从“大跃进”转向“世界革命”？
胡平


“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和毛泽东提出的“两本帐”大有关联。在1958年1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毛要求各级领导对经济指标采取“两本帐”的做法：“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必须完成的 ；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基础。”按照“两本帐”制度，上一级的“期望完成帐”是下一级的“必须完成帐”，这样一级一级下来，层层加码，等到了基层，基层的计划指标势必大大高于中央的第一本帐即中央的实际要求。这等于是鼓励、乃至规定下面的人制造高指标，而这种高指标可以是虚的，完不成也不要紧。

那么，毛提出“两本帐”的用意是什么呢？说来也很简单。为了“大跃进”，毛想出了几个办法，其中之一是提高公有化程度。按照毛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既然公有制比私有制能创造更多的生产力，那么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他积极鼓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另一个办法就是让人们加班加点多干活，高投入自然会有高产出。怎样才能让人们多干活呢？那就是给人们定出高指标逼他们超时劳动。1958年3月的中共“成都会议”期间，毛有时在附近农村转悠，发现这里茶铺多，赶场多，人们的日子过得很闲散。毛对此很不满意，觉得有必要找条鞭子赶一赶。乍一看去，毛的高指标想法似乎并不违背常情。人们习惯于把订规划当作表达意愿、期望，用以激励和鞭策自己的方法，所以指标要定得高一些。如果说，“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那么要“得乎其上”岂不是就该“法乎上上”吗？但问题是，高指标也还要有个限度。如果指标定得太高了，明显达不到，指标就失去意义了。可以想见，在“大跃进”的初期，还有人在定指标时多少考虑到可能性，不肯把指标定得太高，但必定会有人投上级所好，完全不顾可能性，把指标定得非常高，而上级则一定对后一种人大加表彰。上级并非不知道下面定出的高指标超出实际，但他们并不在意；他们在意的是下级的态度和决心，下级越是把指标定得高，越能显示他对“大跃进”的态度积极、决心大，这样的下级便受到上级的表彰。这样就把中共口头标榜的那点实事求是之意排除得干干净净，由此便引出一轮又一轮的吹牛皮竞赛。

---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
——毛泽东如何从“大跃进”转向“世界革命”？
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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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从1978年到1988年，经济改革一直在计划经济的鸟笼里实行，大规模贪腐的机会不是很多。80年代改革初期曾出现了“官倒”，即有权势的官员勾结干部子弟，倒卖紧俏物资的计划指标，从中牟利。这是贪腐活动的“试水期”。

真正的贪腐合法化是朱镕基开启的。1997年朱镕基为了救银行，也为了加入 WTO，打开了贪腐的大门。在国企私有化（即“改制”）的过程中，官员们发现，原来现在中央允许腐败了，从此就格外地胆大妄为。由于这件事属于政治禁区，所以中国现在几乎没人敢公开谈论其中的奥秘。

到了习近平上任几年后，中国的贪官们纷纷把捞来的财产转移境外，造成2015年和2016年间外汇储备减少一万亿美元，终于暴露出了“官场悖论”的后一个层面，即贪腐的共产党干部集体撼动了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程晓农：共产党政权的改革宿命


延安时代的“干部待遇”和特权，建立在南泥湾种贩鸦片的经济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之后，“干部待遇”和特权就建立在共产党资本主义这种制度之上了。即使有少数干部不贪不腐，或者属于“九品”之外的“未入流”，不易贪腐，他们也从来不曾按照党章第二条的要求，反对过党规定的干部特权。这就是共产党干部的虚伪 人性。
中共制度史上最大的一次鼓励贪腐政策，就是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改制”，上千万国企员工下岗，而几十万共产党的经济管理干部，则受政策的鼓励和保护，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资本家。因此，称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并不过分。

---程晓农：共产党政权的改革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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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锦云提供的一个细节，却是张玉凤没有说过的：给毛喂饭、喂水有分工，一般是张玉凤喂饭，孟锦云喂药、喂水、喂水果。孟发现，毛对这种分工很在意，谁人喂饭，谁人喂水，谁人打针，都要经过毛的认可，互相不能代替和轮换。有一次，孟有其他事要办，让护士小李喂毛吃西瓜，毛却摆了摆手，还是要孟来喂 。另一次，到了吃饭时间，张玉凤不在，孟主动表示她来喂。毛摇着头说，还是请小张来喂。孟问过毛，毛的回答是他怕小张不高兴，因为会夺了小张的“饭碗”。

毛晚年极少见人。按孟的说法，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分成两个部分，理疗、打针的护士，送饭、理发、洗衣、打扫卫生、整理房间、管理图书、保管存款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入他的客厅；但可以出入他卧室的，只有张玉凤和孟锦云。不管是谁，上自政治局常委、下至一般民众，无论请示汇报工作，还是一般来往，都必须经过张和孟的通报，毛才决定见或不见，即使是毛的子女亲朋也不例外。

看上去十分严格的规定，对有一类人却例外，那是和孟锦云一样的一些女兵。她们大都是俗称的文艺兵，漂亮清秀，年轻活泼。只要毛身边的女性工作人员介绍，毛一般都会答应见。她们可以在警卫森严的中南海轻松顺利地出入，为毛唱歌、唱京戏，陪毛跳舞，听毛讲故事或给毛讲外面的消息、轶事，甚至又可以介绍她们的姐妹或战友给毛认识。在中南海里，这是一群十分特殊的客人，因为不时到毛那里做客，也就不再拘束和紧张，有时甚至请毛帮她们办一些私事。空政歌舞团小丽的妹妹为了从东北兵团回京，转户口，跑工作，借了二百多块钱。毛泽东听了，竟替她还了债。

---韩 钢： 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评《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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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手法比清雍正帝搞曾静、吕留良文字狱的“出奇料理”策略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简单消灭肉体的“坑儒”，变成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由群众来检举、揭发、批判、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态势。
这种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第一次发生于1942年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党内领导地位而 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夺取全国政权后不到两年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这类运动，几乎每年一次，甚至两次。如：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已是“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随后又有“拔白旗”运动。1966年开始历时十年的对文化进行“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彻底毁灭文化的民族大灾难，毛泽东鄙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达到了荒唐的疯狂程度。

---一贯敌视知识分子的毛泽东


在他主宰这个国家的27年里，他切断了这个民族3千年的经脉，在他的中国站起来的之际，首先是传统中国到了下去，同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梦想的宪政中国人间蒸发了。在资讯相对发达的今天我们知道毛氏政治在二十世纪的国际政治中并不鲜见，但把一个人的抒情政治和精神统治发挥到极致的境地他可谓独步天下。
一个几亿人的民族集体参与了人类史上最壮观最荒诞的政治梦游，在农村他们消灭了传统文化的载体――乡村的士绅阶层，这一农村精英阶层是维持中国社会伦常的基础;在城市，他们消灭了有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西方文明的载体，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动力人群。毛泽东既毁灭了过去又击杀了未来，于是只有空前绝后的催眠大法才可以驱动这些已经没心没肺的行尸走肉了，这种人间奇迹在1968年他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时登峰造极。
这是政治心理学的永恒素材，是集体歇斯底里的经典案例。对底层民众而言，毛泽东时代肯定是三千年历史中最禁欲主义的时代，是以抽象的拥有精神手淫，而事实上全民无产阶级化的时代，他们对社会财富的拥有实际仅限于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最低限度，而且身份世袭罔替，这些特征一言蔽之：国家公奴。
毛泽东的实验证明了，思想是可以改造的，在某种气场条件下，人类的思想改造几乎如同物理实验，偌大一个文化古国一时间真是毛泽东工具主义实践的大工厂。

---历史座标中的毛泽东
作者：朱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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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做了些许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他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项最重要的职务。在凭借意识形态统治的共产国家，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地位，谁实际上就拥有最高权力。在1961年，毛泽东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激进政策，但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 口号，此举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但正是凭借着“面子”，毛泽东对外维护住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重要伏笔。接下来，毛泽东做了两件事。除了重提“阶级斗争”之外，他又发动了“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这既给“三年困难时期”积下的民怨找了个出气筒，又刺激与迎合了中国人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故而赢得了党内的附和景从。再接下来，毛泽东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在城乡展开了“四清运动”。更重要的是，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是毛泽东开始将自己打造为“神”，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发动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在这一点上，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扮演了重要角色，林也为自己的坟墓掘下了第一铲土。毛泽东通过这些活动，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按照毛泽东当时推出的“世界革命”话语，刚刚走出数年严重饥馑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从贫困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资本主义早就陷入“垂死腐朽”之境，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要如何追赶西方（其潜台词是中国不如西方先进），而是中国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中国才是最先进的）；同时，国际共运阵营的领袖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中国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中国，毛泽东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的经济固然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封建王朝与国民党）的错，洋人（列强侵略）的错。深谙“国君”之心的林彪则在1965年进一步宣称：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定属于我们而不属于他们。

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营造高潮。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不但要有足以令民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民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因此，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大饥荒后的中国现实是，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创造奇迹已全然无望，所以党急切地需要转移目标、转移视线。“玩”经济“玩”砸了就“玩”政治，物质“玩”不转了就“玩”精神。

---颜昌海：从经济到政治，毛泽东体现“最坏者当政”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两次会议相隔不到8个月，可会议的基调却发生极大的变化。“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是检讨“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坦承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 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好歹做了点自我批评，还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强调“发扬民主”。八届十中全会虽然也通过了关于调整经济的若干决定，但毛泽东却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全会公报宣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会议的基调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疑是个重要转变，“七千人大会”刚形成的开放气氛顿时消失殆尽。毛泽东此时所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在“文革”开始时成为清算刘少奇等人的指导纲领。史学家丁抒在《人祸》里写道，“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他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唬住了中央委员会。”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批评“三面红旗”，再也没有人敢追究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人祸”问题，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毛泽东的是非了。

“阶级斗争”与“两条道路斗争”的话语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考诸当时的国内外政治背景，造成这一转折的原因在于“大跃进”遭到极其惨重的失败。在内部，从党员干部到群众都满腹怨气；在外部，西方世界猛烈抨击，苏联则无情嘲笑，誓言要“反攻大陆”的蒋介石趁机宣称要“解民于倒悬”。此时此刻，不仅毛泽东的个人权力，连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面临1949年建政以来的最大危机。正是这种深刻的危机意识激发起中共上层的命运共同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具有强化政权威慑力的作用。

---颜昌海：从经济到政治，毛泽东体现“最坏者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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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反右以前，也就是上海刚解放的时候，那时候上海的菜市场好的出奇，不要说黄鱼、带鱼、虾仁，就是甲鱼也满地爬。但是从反右后，大跃进开始，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买肉买鱼要凭票，就是凭票也没有虾仁、腰子、猪肝这些东西了，都是一些非常不新鲜的猪肉和烂鱼，而且要天不亮就要去菜场排队 ，才能买得到。

东西哪里去了呢？不是报纸上每天都在报道产量翻倍吗？

我当时正在上高中，我们在政治课上向政治老师提出来了，政治老师是一个漂亮的中年女性，共产党流行的列宁装穿在她的身上，中间的带子紧紧束住，别有韵味。说实话，我有些怀疑她是大老板的小三，这些人在刚解放时，纷纷改门换户，嫁给刚进城的老干部了，她们一般都很有教养，讲起共产党刚解放时的理论来很有魅力，而且我认为她们是真相信这套救穷人的理论了。

政治老师咬定产量是真的增加了，市场上见不到东西是因为工农翻身了，过去光有钱人吃，现在工农也要吃，所以东西就不够分了。

我们都不相信他的鬼话，因为工农的工资也没有增加，怎么过去不吃，现在突然吃起来了？再说现在是市场上虾仁这些东西根本消失了，不是人多买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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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我到了美国，在大学学习，住在我邻屋的是一对学经济的夫妻，他们家庭都是从南京军区来的干部子弟，有一次谈话时谈到国内生活时，他们说他们家虾仁都是市场特别送来的，多的都臭了，他们经常倒掉。

写到这里，几十年的谜终于揭开了，不是虾仁没有了，也不是工农吃了，而是直接送到共产党干部家里去了。喂了狗肚子了。

---清炒虾仁
作者: 格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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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叶群不同，林立果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既不同意林彪坐等挨整的消极态度，认为林彪的身体状况根本经不起折腾，一旦被关起来，用不了两三个月就会像刘少奇一样被折腾而死；更反对叶群的主张，不甘心临阵脱逃，而渴望与毛泽东一争高低。为此，林立果建议动用他所掌握的“联合舰队”主动出击，同毛泽东拚个 鱼死网破。9月7日下午，林立果在和其姐林立衡的谈话中透露了这一想法。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在回忆录《尘劫》一书中详述了劫后重逢时，林立衡回忆当时姐弟两人谈话的情况：“林立果说：‘反正形势对首长(指林彪)非常不利，坐着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说不定有一线希望!我想再看看形势发展，实在不行就跟一组(毛泽东代号)硬干!或者到广州立中央，再不行就上山打游击。首长带兵多年，军队威信高，到时把一组两面派老底全兜出去，把他干的坏事公诸天下，号召全国声讨。总会有办法的。’”在事后被公布的林立果言论中，人们发现林立果是当时中国少有的保持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比如他认识到，毛泽东文革时搞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变相失业，五七干校就是变相劳改，高层政治的实质不是如何领导人民过好日子，而是部绞肉机，互相残杀。

林立果大发牢骚道：“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首长(指林彪)忍耐那么多年，还是避不过。你就甘心眼睁睁看着首长挨整?!”然而，出于对母亲叶群的仇视和对弟弟的不满，林立衡最后还是充当了林彪家秘密的告密者。林彪出事后，林立衡接受了三年的审查，其间她曾服用安眠药自杀未遂。审查解除时，她的头发掉了一半，牙齿掉了6颗。她终生未要孩子，就是想替父伸冤。

据林立衡回忆，1971年9月7日下午林立果对她说，现在情况很紧急。今天早上，把周宇驰(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参谋长)从北京找来商量，说服了首长。首长抱着老周，哭着说：“我一家老小都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8日，林立果携带林彪所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潜回北京，紧急策划部署谋杀毛泽东的行动。9月9日1时，林立果、周宇驰、空军政治委员江腾蛟在西郊机场工字房讨论，决定在上海动手，让江腾蛟用火焰喷射器打毛泽东的专列。不过毛泽东早有提防，此时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突然将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外面还搭了一个棚子。10日午饭后，毛泽东突然提出到上海，18时10分，毛泽东专列停在上海郊区虹桥机场专用线。毛泽东一反常态地住在专列上，随时准备出发，并派人守护机场附近的一个油库——据内线报导，林立果等曾秘密提出炸虹桥机场的油库。有分析说，林立果的“生活秘书”李伟信很可能就是毛泽东的内线，他被抓后第一时间提出要找汪主任，即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

9月11日22时，林立果接到空4军第一政委王维国的电话，说毛泽东中午离开了上海。林立果认为，按照惯例，毛泽东在9月25日之前不会回北京，他还有动手的时间，但9月12日毛泽东刚到北京，林立果就得到了消息。林立衡回忆：“毛泽东回到北京，让汪东兴告诉叶群。”原来是毛泽东自己亲自打草惊蛇的。

叶群得知毛泽东回京，马上告诉林立果，林立果当晚飞回了林彪居住的北戴河。12日18时左右，带林彪外逃的飞行员潘景寅接到去北戴河的命令。他曾给毛泽东开专机，是业务过硬的人。12日21时50分多，林立衡向中央警卫团报告说，叶群和林立果要胁迫林彪走，她请求周恩来阻止他们上飞机，周恩来答应了，并立刻汇报给毛泽东。当晚，叶群安排林立衡和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放两场电影。22时30分左右，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通话半小时。周恩来事先查到山海关有一架来路不明的飞机，周恩来问叶群有没有调飞机，叶群先说没有，马上又改口说有，“是我儿子飞来的”。据邱会作回忆，叶群说：“101（林彪）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特向总理报告。”“什么时候起身？”“今晚走，准备空中走。”周恩来以安全为藉口阻止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三叉戟才进口，驾驶员还不熟悉。明天白天走，可以坐飞机。”周恩来还提议自己先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叶群极力劝阻。这时林立果接到周宇驰的电话，说西郊机场“封”飞机了。当时周恩来给全国机场下了禁飞命令，同时灯火管制，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命令，谁也不许起飞和降落。周恩来还把林彪的亲信如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栓在自己身边，不许他们跟叶群联系，这让叶群更加慌了。

据林彪的警卫长李文普回忆：“大约23时多，叶群叫我到林彪卧室，她先进去跟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叶群连外衣也没有穿，和林立果一起把已经服了安眠药的林彪从床上拉起来，几分钟后坐“大红旗”走了。轿车开出后，遇到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拦车询问车到哪去，他们好随后跟车保卫，但叶群命令车冲过去，差点撞死大队长。中队长一见此情形，忍不住举手朝司机就是3枪，他忘了大红旗是防弹车，这时李文普趁机下车，还自己朝自己开了一枪，因为他不想跟着逃走。

多年来，定案林彪预谋叛逃的惟一证据就是林彪警卫处长李文普的一句揭发，即林彪上汽车后问了一句“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而与李文普一起受审者说，李是在得到保留军籍及待遇的承诺后，才写下这句关键性揭发。林立衡曾哭求李叔叔说一句对历史负责的真话，李文普一个劲流泪，始终没开口。

根据高文谦1988年春对当时负责林彪专案组具体工作的副总理纪登奎的采访记录，李文普最先的口供是：“林彪在乘车前往机场途中，曾命令停车，似有不想前往机场的意思”，但是后来在专案组的训斥下李又改了口，把情节改成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由于共产体制的信息封锁，至今人们还无法得知事情的全部真实情况。据林彪四大金刚之一的原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女儿、美国历史学家金秋博士调查，林彪案的很多关键证据都被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销毁了，要想还原历史太难了，很多人都是站在各自角度描述同一件事。

毛泽东之所以铲除林彪，源于毛泽东是一个只顾自己的权利和欲望而无所顾忌、毫无规矩、原则的人。在毛泽东字典中，只有权力的私欲和无限权力扩张的野心，根本不存在道德原则和做人的底线。毛泽东也是利用人们对权欲的贪婪，将其所有的战友玩于股掌之间，让内部高层相互倾轧和绞杀。这，是所有人治制度或封建家天下政治制度下的不变的悲喜剧，过去的中国封建王朝如此，如今的朝鲜社会主义王朝同样如此。

---颜昌海：毛泽东与林彪互斗的政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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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屁股与屁话

1、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老天爷下的，没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

2、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3、事前要有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

4、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

5、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换，远陆造机器要原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

6、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7、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


第五部分 大跃进

1、消灭麻雀。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2、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

3、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4、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5、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6、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7、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8、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9、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10、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11、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12、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13、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14、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让我操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15、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

16、9000万人上阵炼钢，比6000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9000万人上阵，表明了它的全民性.，建设速度大大提高了。


第三部分 阶级斗争与战争

1、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3、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要斗私批修。

5、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太谦虚了，何止100倍啊。

6、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7、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8、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 9、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

10、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11、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12、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

13、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14、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15、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

16、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17、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18、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19、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20、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第二部分 对苏关系

1、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

2、庆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3、斯大林是我们最伟大的慈父与导师，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4、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


毛选里被删掉的“经典”语录

第一部分 教育与知识

1、知识越多越反动。

2、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3、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

4、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

5、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6、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7、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8、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9、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10、《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11、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12、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13、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中国大陆就这样被毛投进了朝鲜战争
1949年3月，金日成看见中共军队就要夺取全中国了，着急了，到苏联去想说服斯大林帮他打韩国。斯大林拒绝了，怕跟美国打起来。金日成于是求毛泽东帮忙，派他的国防部副部长来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明确表态支持，说等他拿下全中国再开战。毛泽东说朝鲜“最好是在1950 年上半年举行全面进攻”。毛泽东着重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认不出来”。

访苏期间毛泽东有了改变。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只有这样他才能从斯大林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毛泽东设想：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毛泽东之所以敢打，是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打朝鲜战争还给他提供了一个处理上百万在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部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斯大林收到了金、毛之间联系的报告，金日成很激动地请求允许他发动进攻，强调说毛泽东曾向他许下诺言，中国战争一旦结束就来帮他的忙。两个月后，斯大林把金日成召来莫斯科，对他说：中国人现在可以专心对付朝鲜问题了，我们有了成败攸关的条件——北京的支持，我们可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统一朝鲜了。斯大林要金“必须依靠毛泽东，毛泽东对亚洲事务的了解再高明不过”。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试验自己的新式装备，特别是米格飞机，还可能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跟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

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

金日成入侵韩国后，联合国安理会很快通过决议派联合国军队支援韩国。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马利克本来可以行使否决权，否决这一决议，但人就在纽约的马利克没有到会。马利克曾向斯大林要求去安理会，斯大林亲自给他打电话，叫他不要去。派联合国军队的决议于是得以通过。苏联拒绝行使否决权的举动，一直使人们大惑不解，都说苏联错过了阻止西方出兵的机会。实际上，斯大林是故意让联合国通过决议，想要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进朝鲜，好让毛泽东的士兵们把他们“碾”得粉碎。

毛泽东要帮金日成打仗了，斯大林自然要让他当金日成的顶头上司。但斯大林得让金明白，大老板还是他。当他首次电告金日成同意打韩国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斯大林对毛泽东一字未吐，反而命令金日成不许向中国人露出一点风声。在毛泽东回国以后，斯大林才把金日成接来莫斯科讨论作战方案。1950年5月13日，苏联飞机把金日成送到北京。一下飞机金直奔毛泽东处，向毛泽东宣布斯大林同意了。当晚11点半，毛泽东派周恩来到苏联大使罗申那里去核实。第二天一早，斯大林回话：“朝鲜可以着手行动；可是，这个问题应该与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15日，毛泽东对金日成表示无保留的支持：“如果美国参战，中国将派兵入朝。”毛泽东特意排除了苏联军队的卷入：“苏联同美国有38度线的协议，不方便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中国没有这种约束，可以全面援助北部。”

6月25日，朝鲜的军队越过38度线，侵入韩国。美国总统杜鲁门于27日宣布派兵入朝。同时他增加了对正同越共打仗的法国人的援助，改变了对台湾的“不干预”政策。由于这一政策改变，毛泽东和他的后继者们都只能对台湾隔海兴叹。8月初，朝鲜军攻占了90%的韩国。美军增援迅速赶到，9月15日在38度线以南的仁川登陆，把朝鲜军截为两半，紧接着准备向北进攻。29日，金日成急电斯大林，请大老板叫中国派“志愿军”。10月1日，斯大林告诉毛泽东：履行诺言的时刻到了。斯大林的电报先推卸责任说：“我现在远离莫斯科在度假，跟朝鲜的事有点隔膜。”接着他委婉而客气地下命令：“据我看，如果您认为可能派兵援朝的话，您应该起码派5、6个师向38度线进发”，“他们可以称为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依照斯大林的命令“诞生”的。

毛泽东马上作出反应。10月2日凌晨二时，他要派到中朝边界的部队，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但毛泽东在临战前，才召开政治局会议，想听听同事们的意见。对毛泽东来说，政治局不是做决定的机构，而是为他提参考意见的智囊团和他决定的执行者。这次，他特别要求智囊们畅所欲言，着重摆一摆出兵的不利条件。绝大部分人反对出兵，周恩来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反对声音最高的是林彪。毛泽东后来曾讲出兵“是一个半人决定的”，一个是他，半个是周恩来。反对意见包括：美国具有完全的制空权，大炮优势是四十比一，美国可能轰炸摧毁中国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甚至可能朝中国扔原子弹。这些问题毛泽东都知道，他也曾为此多少天睡不着觉。毁了中国对他本人有百害而无一利。毛泽东最终把赌注押在美国不可能打到中国本土来。

10月2日，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说他“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这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一向对出兵显得太积极，从未谈过困难，不利于同斯大林讨价还价。毛泽东压下已起草的电报，发给斯大林另外一封，故意表现得犹豫不决：中国出兵“多半会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多数同志认为对此持慎重态度是必要的”。“因此，目前最好暂时不派出军队。”毛泽东怕斯大林把他的话当真了，特地说“我们尚未作最后决定，希望能同您商量”。10月5日，联合国军队推进到了朝鲜北部，斯大林对毛泽东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他回答毛泽东那封“暂不出兵”的电报说：“我上次向您提出派5、6个师的中国志愿军，是因为我很了解，中国领导同志作出过一系列声明，说他们准备好了派几个军去支援朝鲜同志。”这里的“中国领导同志”显而易见是指毛泽东，提醒毛泽东朝鲜战争是他最先积极要打的。

毛泽东只是想抬高身价。收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时，他已指定了入朝总司令：彭德怀。10月8日，他下令组成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当天电告金日成：“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他同时派周恩来，林彪到苏联，向斯大林要武器。路上，林彪给毛泽东发了封长长的电报，再次劝毛泽东回心转意，放弃出兵。派强烈反对出兵的林彪去见斯大林，毛泽东有他的用心，让林彪对斯大林多说，说够出兵的困难，以便从斯大林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

周、林于10月10日到达斯大林在黑海畔的别墅，当晚谈了一夜。斯大林答应卖给中国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周恩来连价格也没问。斯大林曾许诺派“一个空军师，一百二十四架飞机，提供空中掩护”，可现在他忽然说派不出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等两个月。没有空军掩护，志愿军只好在地面上等著挨美国飞机炸。周恩来、林彪坚持说苏联空军掩护决不可少，争来争去斯大林也不松口。最后，斯大林打电报给毛泽东说：中国不必出兵。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斯大林说：“算了吧！”斯大林这是在将毛泽东的军，明知毛泽东想出兵，非出兵不可。果然，毛泽东马上就不争了，说：“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10月13日，他打电报给周恩来：“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周恩来看完电报后，一言未发，双手抱着头，陷入深深的沉思。

中国大陆，就这样在1950年10月19日被毛泽东投进了朝鲜战争。……

---颜昌海：斯大林如何耍弄“再高明不过”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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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林彪起初还想向毛泽东作个检讨，私下了结此事，但后来他很快发现情形不对，毛泽东发动批陈伯达整风运动的矛头明显是冲着他来的，就像当年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先批彭真一样。毛泽东所谓的“两年以后交班”的承诺只是缓兵之计，“打倒林彪”的计划已经在毛泽东的日常部署中了。从1971年开始，毛泽 东公开点名批评林彪。毛泽东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在会见斯诺时，毛泽东公开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用毛泽东后来自己的话说是，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抛石头”：向下发批示、批语，砸向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掺沙子”：向林彪主管的军委办事组里安插毛泽东的人；“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让林彪失去控制权。与刘少奇稀里糊涂被打倒所不同的是，深谙毛泽东心理的林彪，提前看到了毛泽东的阴谋，心气极高而无法接受愚弄的林彪，心里对毛泽东的怨恨可想而知。

无论毛泽东如何批林彪，如何耍花招让林彪的四大金刚站出来认错从而宽容对待、以诱导林彪出来认错，无论毛泽东如何让周恩来现身说法，专程来劝林彪认错，林彪认准一念：死不认错。他知道，只要他一公开认错，毛泽东就会藉机取消他的接班人资格，进而彻底打倒他。为了化解危机，林彪反覆多次提出要见毛泽东，但毛泽东一直拒绝见面，因为毛泽东已经铁了心，要把林彪打下去，还有什么好谈的。

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见林彪不上当，就借惯例南巡之际，在各地方诸侯面前公开批判林彪，目的是“引蛇出洞”，“敲山震虎”，没想到林彪没动心，但叶群和林立果坐不住了。南巡时毛泽东说他南巡目的，“就是学陈伯达到处游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8月16日，毛泽东故意让周恩来告诉林彪，党中央决定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此话对林彪震动很大：九大前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不就把刘少奇抛出来了吗？九届三中全会是不是要把林彪抛出来呢？！8月17日，毛泽东会见武汉空军政委、跟林彪私交不错的刘丰，毛泽东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人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吗？”毛泽东叮嘱刘要绝对保密。

从8月18日到24日，毛泽东闭门不出，他在考验刘丰，看他会不会把谈话内容透露给林彪。刘始终没有透露谈话内容。尽管毛泽东到处讲林彪的坏话，但在那个把毛泽东视为神灵的年代，这些人都不敢把消息透露给林彪。8月25日，毛泽东宣布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州军区是林彪四野的老底子，毛泽东要加强对广州军区的掌控。

林彪知道毛泽东是针对他的，但他得不到一点消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直到9月5日，毛泽东故意命令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回广州，召开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讲话精神。终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中了圈套，顾向周宇驰和于新野报告了传达内容。9月6日，周恩来、于二人驾直升机飞到北戴河向林立果报告。这一下林彪家慌成了一团，因为毛泽东的言辞比当初整刘少奇时还严重得多，大有不整死林彪不罢休的感觉。

据知情人说，林彪最初的想法是什么也不做，哪里也下去，“不想活了”，一副等着挨整的样子，因为林彪评估形势后明白，即便豁出去和毛泽东拚死一战，也是凶多吉少，他此时已经看出了毛泽东所玩弄的激将法把戏，一旦自己有所反抗，正好坐实了毛泽东强加给他的所谓带领军队造反的罪名。那几天工作人员看到，林彪频频与叶群关起门长时间密谈，叶群进进出出，眼睛都哭肿了。

不过出于对共产株连整人制的深刻认识，如果听任毛泽东摆布，势必株连妻子儿女，这是重感情的林彪于心不忍的。文革中因为老爹倒台，儿女流落街头的境况悲惨，林彪看得太多了，特别是叶群得知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点了她的名后，惟恐毛泽东首先拿她开刀，已经失魂落魄，整日哭求林彪带着全家躲到国外去，像王明那样当寓公，林彪被缠得心烦意乱。

---颜昌海：毛泽东与林彪互斗的政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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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回忆1970年5月1日中共在北京天安门的庆祝活动时说：“毛主席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是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他冷僻地落 坐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渡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脚后跟－－林彪不在了！”杜修贤口述，顾保孜整理的《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发表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一书中，该书1995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颜昌海：毛泽东与林彪互斗的政制根源

图：1971年5月1日，毛和林彪最后一次同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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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作为“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公开身份，只有从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两年时间，而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在1969年就出现了，不过毛泽东林彪的矛盾公开化始于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当时陈伯达按照林彪的意图，把九大政治报告的主题定为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同毛泽东要继续革命、巩固文革成 果的想法大相径庭，于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张春桥、江青猛批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毛泽东也对陈伯达大加训斥。

不过官方报导的双方分歧，不是在抓生产与抓阶级斗争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上，而是故意放在一些琐碎小事上，比如陈伯达说“毛泽东是天才”的天才论，以及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上。当时中共政治局五名常委，除了毛泽东，其余都赞成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对此大为恼怒。得到毛泽东暗示的江青集团在会上大批天才论，林彪则发言对张春桥进行回击。官方对于林彪的这篇讲话一直定性为“突然袭击、抢先发言”，其根据是毛泽东在一年后的南巡讲话中指“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但后人考察发现，林彪在讲话前请示过毛泽东，毛泽东还对林彪说：“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毛泽东对林彪列举的问题之一是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就到处放风、动员中国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心腹，当时林彪不可能未得到毛泽东的授意就和陈伯达一起，四处放风说中国必须有国家主席。事实上，对于1949年之后一直处于半退休状态的林彪来说，担任国家主席这种事务性极强的职务有些难以思议。在林彪做政治局委员和国防部部长期间，他很少出席各种会议，“十会九缺席”，忽然想要出头担任国家主席有些不合情理。有资料说，毛泽东最早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由他自己兼任，但后来认为不需要设立国家主席，也可以牢牢控制局势。在中国这样的列宁式政党中，对于林彪和陈伯达这两个对毛泽东极为熟悉的人来说，未获得毛泽东首肯擅自在党大会上提出重要提案，是不可思议的。

中共九大，毛泽东出尔反尔，否认陈伯达抓经济建设的提法，又否认国家主席的设立提案，因此由林彪和陈伯达两人背上“擅自”的黑锅。从毛泽东一贯的党内政治斗争手法来看，这是极自然的举动。但林彪和陈伯达不同，心高气傲的林彪选择倔强到底，不道歉不低头，成为毛泽东林彪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

---颜昌海：毛泽东与林彪互斗的政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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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客:（听到）「大饥荒」，你以为是人们因没有食物而被饿死。但是本书发现，许多的人实际上是被打死，是被折磨死的。这是本书最重要的发现。也就是说，人们饿死和人们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人们饿死是没有足够食物，但当有食物，故意的不给他们，人们被饿死，这等於是谋杀，大规模的屠杀。根据一些报告和 观察，在四川某些地区，高达60%到80%的人口遭受到不配给食物的惩罚，而导致死亡。

我的书写得很清楚，第二位是刘少奇，第三是周恩来，第四邓小平，他们都在关键的时刻给了毛所需的关键的支持，推动了大跃进前进。很明显，并不是只有一个人应为所发生的事受到责怪，或只责怪一个无人负责的体制。就像纳粹德国和苏联的例子，责任远远不止最高位的某个个人。

---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客丶出版人鲍朴
采访: 沈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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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檢討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８日，周恩來確診膀胱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在５月２７日 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要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根據毛主席去年巡視南方談話中著重提到的中共黨內十次路線鬥爭問題，講一點個人的認識和我個人在歷史上所犯的路線錯誤。次日，又在中央「批 林整風」匯報會各組召集人會議上宣佈此事。

張佐良回憶，１９７２年的６月份，周恩來閉門寫「文章」，寫的渾身浮腫，苦不堪言。 這期間，周恩來也不刮鬍子，整日緊繃著臉，沉默少語，鬱鬱寡歡地思考著問題。

６月１０日－１２日，周恩來連用三個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了《對我們 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長篇發言。

周恩來在報告中自我 作賤，再次表示保持晚節，「對自己作了嚴厲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過份的檢討」。  ,,周恩來檢討道「這兩次路線錯誤，要沒有毛主 席「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長期挽救我，教育我，給我以補過贖罪的機會，我何以 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歷史教訓，常感到補過之日無多。」  凡熟悉中共黨史、周恩來 為人以及毛澤東與周恩來關係的人土對此相當不理解，而那些「新生力量」則感到震驚。

周恩來非常清楚毛澤東的心病，自己作檢討的要旨所在，自己不配作為毛的接班人，因 此周恩來主動提議會議擴大人數。  為此，周專門在發言末尾當眾申明：「我覺得由我來談 談前六次路線鬥爭，更著重說說對我自己犯過的路線錯誤的個人認識，確有其必要性和現實 性」，「我一直而且永遠自認為，不能掌舵，只能當助手」。不僅如此，周恩來還表示：「你們 瞭解我的歷史上的錯誤後，就會破除迷信……你們有權力要求我改好，如果還改不好而錯誤 犯的又大，那你們有權力要求中央討論，輕則警告，重則撤職，這是毛主席建立起來的黨的 正常生活。」  周恩來還特意引用了列寧的話「忘記過去就意味這背叛」來再次表示自己原 來犯過的的罪惡是不容原諒的。

6月２３日，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作了《關於國民 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周恩來特意宣佈了：根據毛澤東的意 見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會後將把報告錄音、錄音記錄稿以及其它有關文獻資料存入中央檔 案，並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存檔。

然而事情的發展有時並不與發起人的主觀願望一致。毛澤東讓周恩來作檢討的初衷是要讓人們知道周恩來有歷史問題、並不是一貫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不適合作黨的接班人。然而，事與願違，周恩來的這種檢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與會者的同情，贏得了人心。這與中 國的道德文化傳統密切相連。毛澤東一直想通過搞臭周恩來的辦法，來防止周恩來成為反毛的一面旗幟，不幸的是結局恰好如此。

---《新发现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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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语录（第四部分 抗日战争）
1、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2、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3、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4、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5、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6、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

7、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8、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是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毛选里被删掉的最不敢见人的“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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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客说，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文革的第二次浩劫，并不「空前」，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的浩劫，倒真的是空前的，它令几千万人活活饿死。冯客说，他选择这个题目展开研究，「心里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我的职业是当一个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大饥荒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最大的一个黑洞，我们却一直在这 个历史黑洞边绕过，怕接近这个题目，这很不妥。如果你要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怎么能忽视这个历史中最大的黑洞呢」？

冯客在书中强调，大饥荒的原因不是三年的自然灾害，它是一场四年的人祸。「大饥荒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都是一种制度造成的。极端专政，一党制，极端集体化，就是这个时代最核心的东西」。冯客认为，当时没有战争，那是一个和平年代。为什么说是人祸？因为一个人——毛泽东，由他决定把什么东西集体化，他的人民公社是一种军事化、纪律化的。你要什么时候起，去哪里工作，干什么，什么时候吃饭，结不结婚，都不是你能决定的，是极端的集体化，社会建立在一种等级制度基础上，人民不敢反对来自上面的命令。周恩来都不敢表示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他写了三次自我批评，第三次才让毛泽东比较满意。整个制度就是建立在压迫控制和恐怖之上的。

冯客说，造成大饥荒的基本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一党制。第二个是极端的集体化。为什么说极端的集体化，因为之前也有集体化。极端的集体化就是所有的东西。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那肯定有一个完全不应该存在的体制。在前苏联，斯大林时代也有一个同样的大饥荒灾难，当年柬埔寨也一样是一党制，是极端集体化，也是一场大灾难。没有毛泽东也一样，只要一党制和极端集体化就会造成这样的大灾难。

---法广 | 香港传真: 港大荷兰教授追问「毛泽东的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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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2月22日，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会上，毛泽东把许世友从后排招呼到前排，说：“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重少文。《汉书》有《周勃传》，你们看看嘛!”又说：“你也是少文吧?你就做周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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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动“文革”，倚重的是军队，尤其是像许世友这样忠心耿耿的老将。“文革”前他曾不止一次 地问许：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许则坚定地表示：率兵勤王。“文革”在上海和杭州启动，恐怕不无倚重南京军区的因素。

晚年的毛泽东，最担心的是“文革”大业难以为继。他多么希望许世友能像支持自己一样，支持“文革”传人。郑重写了一篇《毛泽东没有唱成的将相和》(《东方早报》2009年10月26日)，历数毛泽东几次撮合许世友和张春桥，希望这一文一武，携手将“文革”进行到底。“文革”初期他让张春桥出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就是要许、张联手，稳住半壁江山。后期他又安排张春桥做总政主任，拟由许世友出任总参谋长。要说“百年以后”，这恐怕才是毛泽东的百年大计。无奈许世友不买账，竟然说：“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而且，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中央“文革”那帮秀才，尤其是那个“戴眼镜的”。九届二中会上，林彪对张春桥发难，许世友兴奋不已，联合杨得志、韩先楚给毛、林写信，指斥那个“犯错误的人”。联系周勃对“士”的态度，毛泽东说许“厚重少文”，盖有深意焉!

---晚年毛泽东最为担心“文革”难以为继
作者：孙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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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临香港的钦差
62年大逃港，农民们杀了耕牛拿着棍棒打倒民兵像洪水一样冲破关口涌入香港。大逃港事件被定性为美蒋特务勾结地主煽动，中央特派了人民日报军事组的领导连云山去广东秘密调查。他从大亚湾一直考察到蛇口，发现靠近边境的村子里青壮年全都不见了，就剩下几个老人还有几个村干部。村干部白 天还在，晚上又跑香港那边去。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有城里人、学生、工人，甚至军人干部。深圳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公安给连云山办了证件，让一个懂粤语的侦察科长陪着进入香港调查。

连云山看到香港警察几乎全是大陆人大多数是山东人，就问一个警察，英国人怎么敢让你们当警察？在我们这边可要查你三代成份。警察说英国人不管这些，个子高相貌堂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训练三个月，学会擒拿格斗就行。他就觉得很惊讶，说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任命警察的，可以不问三代成份，不问信仰，只要你忠于职守好好干就行，简直不可思议。

他在私访香港的半个月里访问了十几家香港百姓，他原以为香港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处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万恶资本家的三重压迫下，生活在最底层。他说“一看没那回事！他们的生活水平非常高”。

“香港不是人间地狱，全是谎言。在香港做乞丐都比我们这边好得多，只要你干活就有饭吃，我接触到很多偷渡过去的人，哭却没有一个后悔的。”他发现普通香港人家都有洗衣机电视机，生活水平比大陆高出好多倍，完全颠覆了香港是人间地狱的认知。

这次香港暗访让连云山第一次知道了香港是如何的先进富裕，知道了两地经济的巨大差距，完全巅覆了他原来的观念。他给中央写的报告里第一次提出在深圳设立优惠特区的建议，在1962年简直是胆大包天，没有被整已经是很侥幸了，他的设想要到18年后才实现。

---@凤翅金盔泛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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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来，大锅最接近走向文明的时期，是北洋时代。道理在于：那时候的精英，普遍肯妥协、有底线、不把事做绝。
妥协（当然不是跪拜、屁股朝天那种），是人类的一种比较高端的品质，虽然远远算不上最高端，但在广域政治领域，妥协共存，妥妥地就是人类社会最高贵最智慧的品质，对大 锅而言尤其珍贵。因为在这里，两千多年的绝对主流，一直都是生卷死卷、赶尽杀绝。

北洋的妥协风气，是清末一系列偶然巧合的结果：救亡图存压力之下，无论办洋务还是练新军，都有意无意中选拔了一大批最聪明的锅人，由于巨大的文明成果落差，这批人在接触西洋文明的时候，敬畏成份是比较重的；更主要是，我一直认为，智力与德性，放在个体身上会有背离，但在足够大量样本的的群体当中，一定是基本匹配的。

换句话说，清末新政选拔了一大批（比科举大几个数量级）德才最佳的群体，这批人（而不是“人民”）埋葬了大清，开启了北洋。不要因为混乱和污浊而瞧不起北洋，混乱是因为底色太不堪，污浊则主要是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下。直到老蒋北伐成功之前，国势是上升的，民众生活总体是显著改善的，内政外交都没犯大错，是少有的几乎没有丧失任何国家权益的时期（别扯外蒙，那事赖不上北洋）。如果没有孙大炮引来外国势力，大家继续规规矩矩按照底线规则卷，卷出个联邦制成份比较重的共和政体稳定下来，可能性并不太低。

老蒋对内妥协的德性也不低，败在对外战狼心太重，不肯妥协。这点上，他真算不上太聪明。顺便说一句，也不要把抗战的功劳都安在老蒋身上，除了冯爱国张爱国那两伙人，当时的各路军阀都不是孬种，即便冯爱国麾下以汉奸扎堆而著称，阵亡将军竟也不比汉奸将军的少几个。

再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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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缠身”
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四弟。少年时即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1933年即秘密加入中共，并受中共派遣到廊坊东北军六十七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同年9月，在张学良的介绍下，进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预备班学习。1937年初毕业后到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任见习排长、上尉参谋。1938年10到延安，其后参与了中 共在日军后方有限的游击战争。

中共建政后，张学思先后任东北大学校长、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海军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张学思还几次受到了毛和周恩来的接见，仕途是一帆风顺。

然而，文革爆发后，张学思被批执行刚刚被打倒的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要其交代所谓房产不清的问题，并罢免了其海军司令部党委书记的职务。1967年7月，张学思被关进北郊卫戍区某团的一个营区里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里。房子很阴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湿，屋子不通风，很闷。

在关押期间，张学思除了写信给海军党委质询原因外，还给周恩来写道：“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在党内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三十年，在工作中虽然曾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以党性和生命向党保证，我绝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军党委写了三封信，至今无回示也无人与我说话，因此给您写了这封信。”但他依旧没有得到任何的回音。

1968年，张学思住进了医院。最终诊断结果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二）肺原性心脏病；（三）重度营养不良。虽然病重如此，但他还是被送回了密不透风的小屋子里，没有新鲜的空气流通。张学思请求将窗上的牛皮纸撕下，但被拒绝；希望吃水煮土豆，也被拒绝。

1970年，张学思病情恶化，虽然周恩来下令全力抢救，但由于其长期被折磨，病情加重，于当年6月29日含恨离开了人世。临死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已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上了中共这个恶魔的当所致。

---林辉：被中共迫害的国民党高官子女及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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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
她早年嫁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换言之，她是毛泽东的嫂子。

后来她遇上中共元老李立三，另组家庭，出于歉意，让自己的妹妹嫁给被抛弃的杨开智。

再后来，中共另一位元老蔡和森离婚，她因怜生爱，又嫁给蔡，还是出于歉意，把另一个妹妹嫁给了李立三。

——她是李一纯。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毛语录（第五部分 大跃进）
1、消灭麻雀。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2、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
3、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4、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
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5、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6、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7、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8、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9、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10、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11、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12、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13、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14、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让我操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15、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

16、9000万人上阵炼钢，比6000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9000万人上阵，表明了它的全民性.，建设速度大大提高了。

---毛选里被删掉的最不敢见人的“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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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
1971年，美日签署归还冲绳协定之时，正值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但中方并未将钓鱼岛纳入谈判条件，1972年美国正式将钓鱼岛交给日本。7月，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方明确表示：“钓鱼岛与恢复邦交相比算不了什么问题。”9月，《中日联合声明》发布，只字未提钓鱼岛。
——日本霸占钓鱼岛由此成为既成事实

1972年7月27日，周恩来接见代表日本进行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我并不了解尖阁列岛，没有关注尖阁列岛。竹入先生您也不关心尖阁列岛吧？”“钓鱼岛的问题没有必要涉及，它与恢复邦交相比就算不了什么问题。”。

现在日本认为钓鱼岛归属日本的一个重要理由是：1972年美国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冲绳正式归还给日本时，中国政府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中日双方签署的正式档中也从未涉及钓鱼岛问题。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援越
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相当于现在5万亿人民币。包括够200多万人武装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已完成339项），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几百公里铁路修建及全部铁轨和机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 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在巨额援助下，越军士兵每人每天可享用800克大米、30克盐、80克肉、30克鱼、30克豆子、30克芝麻花生、30克猪油、10克酱油、30克白糖等，还供应牙刷、牙膏、香皂、香烟、乒乓球、排球、口琴、扑克……甚至还包括项链、手镯、小孩凉鞋、女用花布等物资。

毛泽东曾对越南领导人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周恩来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朝之欢心

1950年6月～1953年8月，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总值人民币72952万元的战争急需及生活必需物资。

1953年11月，中国又无偿赠送朝鲜8亿元人民币进行战后重建。

到1956年，中国做出的对朝援助承诺，竟然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即使是在中国最困难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对 朝援助也未中断，包括大量粮食出口，纺织厂、无线电厂等29个成套专案建设，及5亿卢布现金援助。

1963年4月26日，毛泽东在接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时说：“你们要我们援助，我们全力以赴。要我们出兵，我们出兵，要武器可以无代价供给，要财政援助我们尽可能地充分援助。对你们为什么要有代价呢？要买，要还账，这没有道理，不是国际主义。”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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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３事件」对周恩来的冲击
「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曾经痛哭。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解析。,丁凯文先生则认为「毛泽东的下一个斗争矛头必是他周恩来无疑。所以当纪登奎一提及林彪自我爆炸应该高兴时，周不仅不能高兴，反而悲从心来。周只能告诉他们『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 。显然，周恩来心里明白他不仅又要作一个新的项目组的负责人，制造新一轮的迫害，很可能他自己也逃不过这一被整的厄运，毛泽东怎么会容忍他周恩来坐稳接班人的位子呢？」

邱会作曾经说：林彪死了，最困难的就是总理了，过去林彪在，总理可以因此挡住来自上海帮的明枪暗剑，现在，总理被推到一线了。果然不久，就开始批周公了。 　邱会作明白此道理，周也会明白。

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刺激是巨大的，对周恩来的刺激同样是巨大的。向来谨慎小心的周恩来，在那段时间变得多疑；不仅是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是谨小慎微了。周恩来的专机机长长张瑞霭对此有过生动的回忆「林彪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我国。

１０月１０日，总理陪他去南方参观访问。以往专机起飞，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总理同机组同志们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这次不同。听完报告，他不放心地问：「飞机检查了吗？」答：「都检查过了！?」周又问：「正常吗？」答：「正常。」周再问：「没发现问题？」答：「没问题，都正常。」周继续问：「试飞过吗？」答：「试飞过。」周反复问「也检查也试飞过了？」答：「我亲自检查试飞过了。」机长张瑞霭从１９５４年起就为总理飞专机，从未见过总理这样不放心。我自己跟随总理乘飞机，何止百次，空中遇险就有过七八次，更不曾见过他这样不放心。又问一句：「你们都是党员吗？」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飞机。
专机飞越长江时，张瑞霭报告说：「总理，要过长江了。」
总理一直在朝航线下方张望。以往遇险，都是我不放心，我紧张。我总想找机长去问个清楚，而总理都是一百二十个信任地稳坐不动。记得两年前总理跟叶帅去河内吊唁胡志明，专机升空不久就进入雷雨区，电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红，飞机像燃烧的火团一般。我不安地想去前边提醒张瑞霭几句，总理马上挥手制止：「别去打搅人家，瑞霭他们会有办法的。」
这一次却颠倒了。飞得四平八稳，我一百二十个大放心，总理却狐疑地朝下方望个不止。
「是过长江吗？」总理朝下望，朝张瑞霭凝视：「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
「那里，看到了吗？在那儿！」张瑞霭帮助总理找到下方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几个人都跟着说看到了。
「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总理脸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该不是海湾或外国的什么河吧？总理的声音充满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没错，总理，是长江。」张瑞霭忙拿出地图递给总理：「你对照一下，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段……」
总理拿着地图，在张瑞霭的指点下，对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点点头：「哦，是长江……」

以镇定出名的周恩来的此番作为确实出乎意料。周恩来首先要确认飞机无任何机械故障，再次要求确证的机组人员政治上可靠，最后自己要亲自证实飞机是在国内飞行。此等诸般行为同「九·一三事件」究竟有因果关系，现在为止，尚未发现有力材料证明之。

---《新发现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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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为零的是广州从化温泉的毛巢。一天也没住过，任何人都没有在里面住过。叶帅到广州渡假，看到那么好的房子空着，想进去住几天，可是毛的答复是“不行”，后来周出来做好人，让叶住进自己在从化温泉流溪河边的行宫

看过里面的装修吗？知道先是铺了一层绿草如茵般的英国加厚羊毛地毯。可是到峻工时周 来验收，踩了一下地毯说毛要是摔倒在这地毯上可不行，于是又用外汇买了特制的一寸厚的英国羊毛地毯回来，走在上边感觉是走在床垫上。

在中国农民吃不饱的年代用外汇买回来的全层装修，你见过吗？光是一个卫生间就有四个座洁具，依次为蹲式马桶，坐式马桶，妇女净身盆和自动冲水马桶。

毛怕死，在整个居室内沿墙每隔两三米就有一个硕大黑色的俄制救命呼叫按钮，卫生间则每隔一米一个。

毛的两幢三层楼就有全编制的一个服务小组，白白工作了近30年，而从来没有一个人住进去过，甚至除了叶没有一个敢要求住一个晚上。

---《揭秘：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奢靡生活》


据 《文汇报》报导，1974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回湖南，在他的行宫之一“省委九所一号楼”住了111天。12月26日毛要在长沙过82岁生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为拍毛马屁，下令烧制一批专供毛寿宴用的“贡瓷”，由“红色官窑”醴陵群力瓷厂制作。要求是，这套瓷器“釉下五彩，内外双面有花，重量轻结实耐用，保湿效果好 ，永不褪色，无铅毒，不含镉，确保用者健康。”这证明当时中国制造的彩色瓷器含有铅和镉.

当时中国的制瓷业工艺尚达不到釉下彩双 面都有花这种水平，但“为了让毛主席吃饭时心情愉快”，“红色官窑”接受此伟大任务后，多次试制，在毛生日前终于成功为毛烧制了薄胎釉下双面五彩花卉瓷器餐具。为了象征当时“全国山河一片红”，毛这套餐具中的饭碗采用月季花图案，因为月季花又名“月月红”。

为了毛独享这套空前绝后的瓷器，其他人不能染指，两万件成品中为毛泽东精挑细选了40套后，其馀成品全部销毁。只准少数几个参与者每人获赏一件次品瓷器作为纪念。

上千件精品被毁资源浪费惊人

而制作“主席瓷”选用的湖南洪江市优质上等泥料“大球泥”，也因开采过度一年后绝迹，可见当时对资源的浪费十分惊人。

不但上万件优质毛瓷被销毁，烧“主席瓷”剩下的这种瓷泥也立刻封存不准再使用。

1974年12月26日毛在长沙过生日，使用上了这套“主席瓷”。23日周恩来乘专机赶到长沙，为毛泽东祝寿。

---《揭秘：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奢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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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患白内障后视力不好，影响看书，于是成立了一个“大字本”小组，负责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编辑出版。这个组成立于1972年秋，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后来改成只印5本，成为只为毛泽东个人 阅读的专有读物。随着毛 泽东的白内障病的加重，“大字本”采用三十六磅特大号字体印刷。当时没有这种字体，在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泽东翻制了字模。

与 “大字本”相关，又产生并成立了古诗词“吟唱小组”，并录制磁带。组织和录音工作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主持，在北京西苑旅社专门做了间录音房录制，有时到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参加“吟唱小组”的工作人员前后有过很多。吟唱者许多都是文艺界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姚炳淑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 琵琶演员刘德海、二胡演员闵惠芬、笛子演员张晓辉等。为了便于演唱者更准确地把握诗词的含意和意境，又从北京大学调来4名古典文学教授为演员们讲解。在录 制的磁带中，最有名是1975年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时播放的《满江红》。现韶山陈列馆保存的古诗词磁带就有59盒之多。

毛泽东还有一个 “内片”摄制组，专门为他一个人拍“内片”，供他娱乐消遣。1976年5月初，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内片”摄制组，导演叶永烈被 任命为“内片”摄制组导演。这种“内片”是娱乐性影片，代号为“文集内片”，叶永烈拍了很多。另一个“内片”摄制组负责拍摄京剧的旧戏，也就是才子佳人 戏。

毛泽东所到之地，一般都会组织演出。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休养期间，湘剧院、花鼓戏剧院的一些演员都接到了演出旧剧如《生死 牌》、《讨学钱》等旧戏的演出任务。演员们都不知为何要演出这些被文革批臭了的旧戏，一开始都不敢登台。后来有华国锋传话，才放心演出。毛泽东不去现场观 看，由电视转播车为他播放。湖南没有这个设备，中央特地从北京调来。转播信号被江西等邻近省份的一些有收看设备的老干部收到，纷纷向湖南省委举报，认为湖 南在搞复辟。

---《揭秘：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奢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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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是毛泽东的一大嗜好。在延安时，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教会了革命家们跳交际舞，毛泽东很快着迷，于是每周都组织舞会。到中南海后，跳舞的传统得到发扬，女舞伴主要由部队文工团选派，1953 年还专门成立了中南海文工团，团员从各大军区文艺团体选调，女团员的选调标准包括“面貌清秀、体态端正”。
彭 德怀对此有意见，认为是“选妃子”。1958年撤销了中南海文工团，但每周周末的舞会照常举办，1960年改为每周两次，直到文革第二年中南海才取消舞会。中南海 文工团撤销后，毛泽东的舞伴主要来自空政文工团，她们个个端庄秀丽，年龄相当于现在的初中生或高中生，每次舞会由中南海派专车接送，舞会结束后可以享用在外面吃不到的晚餐。舞厅旁边有毛泽东专用休息室，在这里舞伴可以单独聆听领袖教诲。
前面提到的陈惠敏女士，就是空政文工团演员，初到中南海时14岁。另一 位来自空政的舞伴刘素媛，初到中南海时18岁。这两人都与毛泽东结下了特殊关系。大名鼎鼎的孟锦云也来自空政，初到中南海时14岁，后来成了毛泽东的护士，直到毛泽东去世。
刘素媛结婚时，因为她是通天人物，叶群、吴法宪、以及空军的一些大首长都前来送礼祝贺，小汽车排满了大院，排到了胡同口的几百米之外。
毛泽东外出视察时，地方官员也投其所好举办舞会。在一次舞会上，一位地方官员甚至对一位小演员说：“主席很喜欢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几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发上休息会儿。”

---《揭秘：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奢靡生活》


毛 泽东出巡的交通工具主要是专列。专列从德国进口，自带发电机，有空调，有全套办公设施和医务室，在当时是最先进、最舒适的，可以说就是移动宫殿。他出巡时，办公、吃住通常是在专列上，除了开会，很少住地方的宾馆。专列共12节车厢，能容纳大批随从。他的一位厨师曾展示过他与随从们合影的照片，竟 达60人 之多。

毛泽东书房里有近十万册书，其中一部分是在各地图书馆“借”的，例如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等地图书馆都 有中办张耀祠为毛泽东借书的记录。还有一部分是红卫兵抄家得来的，毛泽东开出长长的单子，将数千册古书据为己有，用紫外线照射消毒后，这些书便堂而皇之地 摆上伟大领袖会客室的一排排书架。好书就是这样来的。

---《揭秘：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奢靡生活》


在中南海，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统称“一组”。
“一组”的人员分工很细，有一个叫周福明的，专门负责为 毛泽东理发和擦身。毛泽东不洗澡，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没洗过。他喜欢的是让人用热毛巾天天给他全身擦洗。他不洗头，喜欢享受理发师给他篦头的快感。他也喜欢舒舒服服地每天做一次按摩。他不爱进医 院，当他的专职保健医生不能解决问题时，医院的设备加最好的大夫就上门服务。要是毛泽东不高兴见他们，他们就留在那 里等候召见，有时一等几星期。

---《揭秘：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奢靡生活》

图：1970年，张玉凤、毛、护士吴旭君、理发师周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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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安部为了保证党的高级干部在饮食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了一个以奶制品、鲜蛋、蔬菜等为主的小型农场，即“香山农场”，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早在1950年2月14日，中共和苏联签订了为期30年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中南海多了两位苏联客人。他们的正式身份是警卫和卫生专家，主要搞医疗保健与食品营养研究。香山农场初建时，一专家对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议。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肉类、奶制品、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并且要有相应科研加工设备，牲畜用房要敞亮通风、讲究卫生、便于清扫。此外，还要有大小不等的硬质道路，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统，绿化隔离带或围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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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长，香山农场基本建成，归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并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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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根据玉泉山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泽东等少数高官们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有一年初夏刚至，天气较热，毛泽东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报告上去，不知什么原因，毛泽东火了，“现在正是摘桔子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我要吃，叫他们去办。””结果还是没有鲜桔子，只好用罐头产品替代，毛泽东自然很不高兴。此后玉泉山农场的人专为毛泽东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特供中的特供”。

---颜昌海：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的特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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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有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而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没有否定毛泽东的”秘密报告”，原因何在？我的理解是：
一、斯大林之前有列宁。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但没有否定列宁，如果连列宁一起否定，就等于否定了苏共；而毛泽东之前并没有一个中共的”列宁”，否定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了中共 ，这是邓小平不可能做的事情；

二、毛泽东在和平建设时期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乌托邦式的经济政策，并非毛泽东一个人就能完成的，许多中共领导人都支持并参与了一系列罪恶。如反右运动，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亲自主持并积极推进反右运动，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将55万人划为 “右派分子”，是毛泽东最初估计的右派人数的一百多倍。虽然在23年后邓小平承认自己对反右扩大化负有责任，但是他仍然主张发起这场运动并没有错，只是运动被错误地扩大化了。邓小平不敢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其实说到底，他不能自己否定自己，所以也不能彻底否定毛泽东；

三、毛泽东对全国人民彻底洗脑，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有人形容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人是”吃狼奶长大的”，就是说毛泽东的毒素已经渗入到人们血液中和骨髓中，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搞阶级斗争那一套的大有人在，不仅在中共党内，就是在普通民众中都大有市场。因此，彻底否定毛泽东会有执政危机。

---毛泽东的“幽灵”依然在中国游荡
作者：赵达功


毛泽东、希特勒和斯大林三个人中谁最坏？
前几天，一位英国朋友问我，毛泽东、希特勒和斯大林三个人中谁最坏。我不假思索回答说，毛泽东最坏！不过，很快我就感觉这个回答有问题。毛泽东、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上个世纪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和大屠夫，他们都犯有”反人类罪”，区别在于他们犯罪的所在地不同 ，犯罪的目标不尽相同，犯罪的手段也不尽相同。

对于中国人来说，毛泽东是一个大灾星；对于犹太人和欧洲人来说，希特勒是一个大恶魔；对于苏联人和东欧共产国家来说，斯大林是一个大屠夫。灾星、恶魔、屠夫都可以准确的用在三个人身上。

毛泽东杀人的对象是中国人，而且是在和平时期。土改、三反、五反、镇反、反右、文革，毛泽东杀人的手段是通过残酷的政治运动屠杀所谓阶级敌人和知识分子，仅文革非正常死亡就达200多万人；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要赶英超美，大炼钢铁、大食堂、亩产万斤，通过乌托邦式的谎言和欺骗制造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中国农民。

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深信日耳曼人的种族优越，对犹太人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希特勒发动二战，铁蹄踏遍几乎欧洲全境，欧洲各国人民惨遭战争杀戮，灾难深重。

斯大林在统治前苏联期间，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饥荒。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死亡的人数大约在600万–1000万之间，其中以乌克兰大饥荒最为惨重（饿死250万–500万人）。斯大林对政界和军队中的大清洗导致最少100多万人死亡。

---毛泽东的“幽灵”依然在中国游荡
作者：赵达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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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小组的结局

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组员尹达、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先后被打倒，顾问陶铸被迫害致死，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等先后被投入秦城监狱。

至1969年撤销，只剩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5人幸免。

1970年，陈伯达亦被打倒。1974年，康生向周恩来揭发江 青、张春桥是叛徒。

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91年5月13日深夜，江青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1981年1月23日，张春桥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81年1月25日，姚文元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图： 抹布用完就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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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灰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借助红卫兵将文革推向高潮。
1967年“7•20”事件后，已达到“炮打司令部”目的的毛泽东开始对失控的红卫兵组织进行清算，1970年全国“清查5•16分子”，红卫兵成了清查重点。
林彪《571工程纪要》写道：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封资修”
文革中消灭“封资修”文化，就是要消灭除“毛泽东思想”之外的所有文明成果。

所谓“封”，就是中外封建时代的文化；“资”，就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外文化；而“修”，则包括了共产主义内部与毛泽东思想有差异的各种元素。

所以8亿人民一本书——《毛主席语录》，其他都是这个思想的衍化物。

——一次彻底 的文化断裂，因此构成。

这种文化的断裂表现为：传统道德的沦丧、普遍人性的泯灭、自由精神的扼杀，贻害至今！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梁漱溟回忆红卫兵抄家：
他们撕字画砸古玩，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把书籍、字画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边烧边呼口号。
当红卫兵抱出《词源》和《辞海》时，我阻止说，这是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借的。红卫兵不理，把书扔进火海说：“我们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 典》就够了。”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替罪羊
拒不完全统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有七十三万人（仅指干部——引者注）遭到诬陷迫害，其中有三万四千八百人被迫害致死……有些还死得很惨。这些责任应该由谁来负责，是不是每一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应该负刑事责任？说到底，是不是毛泽东、中共中央都应该对批准关押迫害各级干 部承担刑事责任，而且是主要的责任呢？

该谁负责就应该由谁来负责，不能只是把我们几个推出来做替罪羊了事。

不能牵连到我们的就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泽东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

——《吴法宪回忆录》


“以萧光琰为中心的特务集团”
化学家，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员。1950年回国从事石油化学研究。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1958年定为“白旗”遭批。1961年知识份子政策纠偏，萧兴奋地表示“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希望再活40年”，但1966年文革又遭批斗，1968年在遭连续残酷殴打后自杀身亡， 3天后妻、女亦自杀身亡。

萧光琰之死被工宣队宣布为“畏罪自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并贴出“特大喜讯”晓喻全院，“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成立“专案组”，追查“以萧光琰为中心的特务集团”，株连几十人，其“经验”被列为“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好样板而登上了《人民日报》。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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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检讨
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关于这次周写检讨一事有个极为难得的回忆：周恩来同志指示我：……因为这次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 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记录周口述检讨的）这个时候，陈云同志打来电话……打来电话之后，他说的很慢了，有时候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的构思……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了？」当范说明情况后，邓大姐说：「……还是由他口授（大意），你整理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赵无眠先生在《真假周恩来》中的描述更为贴切：范若愚见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套袖，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纸发呆，「凝固了一般」。他的眼皮颤动，目光专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寐」。有几次，他彷佛想通了，下决心落笔，却成不了文句，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痕迹。忽然又放下笔，将稿纸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仰身靠着椅背，淡漠的目光投在屋梁的某一点上。眼圈一红，泪水盈眶，他轻合眼皮，不让眼泪流下来……。
无论是「几乎流出了眼泪」还是「不让眼泪流下来」，这个检讨对于周周恩来说是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凤凰涅盘。
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自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新发现的周恩来》


据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邱会作回忆说：“过去的中央碰头会，名义上是周恩来在主持，事实上是江青在主持……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江青不到不能开会。……过去碰头会开会之前，周恩来总要谦恭地问江青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吗？江青不点头不搭话，周恩来一般不会马上宣布开会。……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是 江青这个‘霸王’呈威风的地方。凡是要经过碰头会处理的事情，无论大小，江青不点头不能算数。”（９）
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回忆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对江青、康生都十分尊重，几乎从来不否定他们的意见。”而江青却蛮横地指责周恩来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吴法宪最后说：“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维维诺诺不敢犯颜。”（１０）这一时期的周恩来沦为中央文革的走卒。此时的周恩来还为江青办了不少私事，包括江青一些无理要求，如江青要求派人到上海抓捕当地的公安干部，周恩来随即布置派人把所谓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抓起来，并把这些材料统统收到北京。（１１）
１９６９年底到１９７０年５月，江青曾四次背着周恩来私下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发泄自“九大”后对中央工作的不满，后两次专门诽谤和攻击周恩来。邱会作回忆说：“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讲的详细地说了一遍，周恩来一听就觉得有份量，一边听一边作笔记。他非常难过地说：‘唉，这个人呵，几十年我对她是仁至义尽，能做的都为她做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坚持照顾她几十年呵，人不能不讲良心呀。’”（１２）
中共“十大”召开前，周甚至只能作“造反派新秀”王洪文的辅佐人。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导演，江青亲自上阵的评法批儒事件，更使周恩来陷入空前的危难之中，若非检讨及时，自我作践，以及身患不治之症，周恩来还真有可能过不去这个坎，,
“二月逆流”中的叶剑英、谭震林和陈毅，庐山会议上的林彪以及后来搞了整顿的邓小平，都曾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作过斗争，但是很快就被毛泽东毫不留情地赶下了台，林彪甚至还命丧异域，唯独周恩来却总能全身而退，因为周恩来心里十分清楚，江青这伙人是不能随便触动的，一旦触动了红朝女老板江青这个“文革”图腾，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那么在毛泽东眼皮底下一天都混不下去，只能招致自己的迅速毁灭，周恩来当然明晰这层利害关系，这也就是周恩来极尽“保持晚节”和顺守之道的根本原因。
邱会作回忆说：“周恩来对江青的认识与众不同，认为‘江青问题’是关系到全党的‘政治大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否则会影响全党全国的大局。因此周恩来对江青处处关照、爱护、帮助、忍让，甚至有时有些放任，只要她不闹事就好。”（１３）邱会作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列席者和后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成员，他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非常具有史料价值。

---千秋功罪任评说－－解析“文革”中的周恩来
丁凯文


“文革”中的所有重大事件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具体处理，从“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到中共“九大”之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九一三事件”到中美外交关系的和解等等，周恩来可以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在具体的工作中，大到“三支两军”的部署、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以及国防、外交， 党内斗争人员的处理等，小到革命样版戏里的台词、唱腔、身段、服装造型等等，无一没有留下周恩来的身影和辛劳。这已经有太多的回忆和文字予以记载。可以说，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大管家，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都由周恩来具体操办予以实现。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毛泽东自己甚至说过：“不管是我、少奇、林彪、小平，都离不开总理。总理不能当第一把手，可是谁当第一把手都离不开他。”（６）换句话说，这些能当一把手的人都离不开周恩来在具体事务上的操办，“文革”当中的周恩来将这一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周恩来是坚定的毛派、左派、革命派，是属于“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周恩来“文革”当中的所做所为实为真心实意，不能简单地以所谓“违心”一词予以解释。邓小平日后用所谓“违心”一词为周恩来作开脱，根本就是罔顾事实的一个遁词，与真实的历史完全不符。

---千秋功罪任评说－－解析“文革”中的周恩来
丁凯文


从历史上来看，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有过一段曲折的变化过程。在北伐战争和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周恩来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都曾高于毛泽东。周恩来当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前后排斥过毛泽东，以致毛泽东被罢黜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中共第五次反围剿 的失败，中央苏区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开始大转移－－“长征”，周恩来对此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恩来在１９３５年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重返红军的领导岗位，后来在延安亦支持毛泽东斗垮了张国焘。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整垮了王明，成为中共党的实际领袖，周恩来更是洗心革面，努力、深刻地检讨自己以往的错误，最终得到毛泽东的宽容而留在中央高层，但是其党内地位则降到刘少奇之后。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一直从旁协助毛泽东，仅仅扮演了幕僚的角色，未曾单独主导过全党或某一个大区的工作，这一点远不如同一时期的刘少奇和林彪等人。事实上自延安整风之后，周恩来在党内就一直是个辅佐最高领导人的角色，终其一生没有变化。中共建国后发生的几次党内斗争，周恩来都毫无保留的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维护毛泽东的权力和地位，并与其它中共领导人一起不遗余力地为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
了解这段历史在于说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这段曲折变化的关系是周恩来日后的一块心病，周当年在苏区执行了所谓的王明路线，排斥过毛泽东，这就成为周恩来一生当中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也是周恩来后来步步紧跟毛泽东，在政治上异常小心谨慎的最重要的原因。了解这段历史即可了解周恩来在“文革”当中对毛泽东的态度。

---千秋功罪任评说－－解析“文革”中的周恩来
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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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丁】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陈列着一件“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这件睡衣作为毛“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象征而被广为宣传。但鲜为人知的是，毛其实有各色各样的新旧睡衣20多件，各种内衣内裤200余件（《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而毛特别钟情这件旧睡衣，是因为这件睡衣是由原北京东交民巷雷蒙服 装店师傅、红都服装厂首任厂长、京城名剪王子清亲手缝制，上面的每一个补丁都是由总后被服厂著名裁缝刘奎元师傅，沪上名剪、上海服装六厂车间主任周庆祥师傅，中国“织补大王”吴兴扬师傅等精心手工缝制而成，不仅外观上能做到“天衣无缝”，穿着也比新衣服更舒适，每个补丁的耗费远远超过一件新睡衣……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人海”战术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波的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军则踏着死尸，攻进四平。最后四平沦陷日有的说是三月十二日，有的则说是三月十五日，我则清楚的记得是黄历二 月二日（3月12日）“龙抬头”当天。

共军为什么能发动人海战术？以我家乡为例，我家乡离四平五十华里，当时共产党到地方上，首先开群众大会，把地主、士绅公然处决，然后威胁这些老百姓说：“你们把国民党的地主、士绅处决了，将来国民党回来，你们也没命了。”

——《大是大非——梁肃戎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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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海战术”

1.我们的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世界水准已进步到原子弹的时代，我们还在驱市人为战，纵 使胜了，又有什么面子？难道真要把全国同胞牺牲了二万万以争胜负吗？请快软软心肠放下屠刀吧！
——大公报主编王云生：1946年4月16日上海《大公报》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

2.一整排的兵用力扔手榴弹的时候，彷佛漫天洒下大批糖果，然后战壕里的林精武看见对面“整片凹地像油锅一样的爆炸”，可是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涌上来，正对着发烫的炮口。
前面的几波人，其实都是“民工”，国军用机关枪扫射，射到手发软；明知是老百姓，心中实在不忍，有时候就干脆闭起眼睛来硬打，不能不打，因为“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机关枪暂停时，探头一看，一条壕沟里就横着好几百具尸体。他们开始清理战场，搬开机枪射口的尸体，用湿布冷却枪管。
抗日名将黄百韬的国军部队在十米宽的河边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每一个碉堡都布满了机关枪眼，对着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达达声中尸体逐渐填满了河，后面的解放军就踩着尸体过河。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3.他说黄泛区会战的时候，共军用“人海战术”进攻，死伤太多，国军打到手软，射手把机枪往地上一丢：“老子不打了！”连长掏出手枪，指着射手的太阳穴，射手扑通跪下：“连长你枪毙我吧！”射手哭了，连长也哭了，说着说着“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个连长。……
---王鼎钧回忆录（关山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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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后，本应该是従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向，但是实际上却是从革命集团向利益集团方向不断异化，建立政权前向人民的承诺，诸如民主、富强等等等，都一一落空，在此异化的过程中，周是要负很大责任的。与其同时，毛周关系是从党内同志到君臣关系不断的异化，越到晚年，毛的君王意识与「和尚打伞，无法 无天」(他说的就是法,他本人就是天)思想越加强烈，周越来越像毛的家仆与工具，其人格、思想越加矮化。
那么周恩来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蜕化，蜕化之后又是如何的表现的呢？真实的过程则是蜕化与表现是相辅相成的。而将周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对毛及对江对文革的态度，则更能体现出周的蜕化之完全。刘、林、邓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满与抗拒。而林彪尤甚。唯独周没有。同林彪相比，周恩来只能在毛泽东的阴影下苟延残喘，最后落得郁郁而终。而林彪的一「飞」，则是石破天惊，刺破了毛泽东的文革神话，使得国人第一次在文革中惊醒，开始反思。而林彪留下的大量的读书札记更是证明了林彪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右派」。
值得思考的是，周到底是没有思想还是将其隐藏得太深以致外人都看不透？这也是本人动笔的一个起因。本人通过大量的史实认为，周恩来属于前者，而不是后者，关键在于经过长期的「自我阉割」或者自我麻醉都会使得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丧失的一乾二净！以致外来的压迫带来的虚幻成为真实的景象。这在生物学上完全可以得到解释。例如周恩来对于毛的崇敬与恐惧而造成的自我矮化，在本人看来就如现代医学证明的经过长期的外界刺激而形成的条件反射一般，完全成为潜意识的行为。

---《新发现的周恩来》


中共把文革彻底否定的同时，把文革实际的二把手树立为文革时期「正确」的代表，本身就是荒谬的逻辑。作为文革派的同路人，甚至是文革派的中间力量，中共把周恩来完全从中剥离出去。于是本来是掌控全部高干生死簿，冷血残害同僚的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最后以保护干部的姿态欺世盗名。但是这个这个「光 辉形像」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正如有人评论到：以这样的形像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平怎能提高呢？不充份揭露毛泽东的罪恶，中国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觉醒；同样地，不批判周恩来这样的伪「道德楷模」，就难以激发中国人的道德勇气。

周恩来向来都是审时度势，站在强者的一边。在周恩来看来，政治生命是第一重要的。周恩来从来没有表示过问心无愧，只担心后人在自己的脸上划叉叉而已。

天道恢恢，青史无情。政治宣传从来都是过眼烟云，而历史会记录一切！

---《新发现的周恩来》


吴法宪回忆：周恩来有一非常漂亮的专列。半夜，吴法宪去找周恩来，发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恩来剪指甲。 　周恩来的漂亮指甲，曾经给尼克松很深的印象。丁盛回忆到，当时广州军区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修了大房子。周有次住了之后，邓颖超告诉丁盛说，周恩来很高兴！ 　周恩来在钓鱼台也有自己的一 幢办公楼，中共当局在１９７０年也为周恩来在老使馆区的一处别墅装修过。
但是这些从来在中国大陆内部是提不得的，因此是不为人所知的。

---《新发现的周恩来》


自１９６７年夏季开始到１９７２开始收尾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则是周恩来主动迫害人的一个铁证。全国因此受牵连的不下百万之巨。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涉及面之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革其它运动所未有。在这株连甚广、卑鄙残暴，不可宽恕的清查运动 中，反对周恩来就是反革命，周恩来同其它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更是密切、通力合作，充分展现了和江青等人作战在一个战壕的风采。同时，周恩来也借机在外交部等领域铲除异己，清洗对立面。文革结束后，此冤案因为周恩来的关系竟然没有被官方所正式平反过，虽然最后证实这是一场人为的打击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

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缘起于１９６７年春夏之交的受到无政府主义和怀疑一切思潮影响的红卫兵炮打周恩来的行动。但是这些红卫兵组织在８月下旬基本上全部被镇压。由于周恩来失责，外交部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情。周恩来把外交部的失控归于「五·一六」反革命的破坏。抓「五·一六」则成了周恩来在外交部扫荡对立面稳定外交部的一个有效和有力的策略。从抓捕王力开始，到整肃陈家康，直至姚登山，周恩来在外交部掀起了腥风血雨。外交部三千个工作人员抓了一千七百个「五·一六」，更甚的是，在１９７２年二十人被周恩来亲自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全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在全国清查「五·一六分子」中，「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是重要的一个口号。

王年一先生说：「打成『五·一六』的人，没有准确的统计，估计全国至少有几十万人。」 　严家其认为全国遭受诬陷迫害的有数百万人。 　王力说：「我是作为５１６头子被打倒的。但是项目组审查了１２年多，没有查出我同５１６有任何关系。中纪委告诉我全国整了１５００万『５１６』分子。」

---《新发现的周恩来》


文革的最大帮凶就是周恩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文革当中，遭到周恩来点名迫害的人达到２００多名以上。对比当时江青、康生的讲话，周恩来的点名远比这两人高的多！在中共高层会议上，周恩来更是对于中共高级将领的往事如数家珍，及时的插话。例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问到：肖×还是打过仗的， 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插话说：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毛泽东又问到：×××呢？（周恩来回答到：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

---《新发现的周恩来》


周恩来是为毛一个人服务的
梁漱淇曾讲过，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毛泽东召集会议，特别是建国以后，讲起话来经常是国内国外、海阔天空。讲完了，说，就这样吧，究竟怎样?别人未必明白，但周恩来全明白。余下的事就要靠周恩来去贯彻执行了。梁漱淇的话，虽是一家之言，但起码说明，在重大决策过程中， 毛泽东的主导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之后缺不了周恩来这位总理。

在中共高层，唯一能言行如一，真正做到对毛泽东「驯服」的只有周恩来一人。造成的原因则是周恩来对于自己的错误定位。周应该首先是共和国８亿人民的总理，其次才是毛的部下和助手。恰恰相反的是，周后期把自己定位于毛的臣子，而且还是愚忠的那种，所以才会对毛唯唯诺诺，卑躬屈膝。

广义的来说，他做了党的驯服工具；狭义的来说，他成了毛的驯服工具。自毛泽东主持中共大局后，周一直甘当配角，并不遗余力。搞「大跃进」时，他竭力配合过毛；搞「文革」时，周是毛的第一帮凶。 　周恩来不花功夫理国政，把精力都用在为毛出鬼点子整肃其对手上。当听到毛的怒斥声时，便检讨不已，自己给自己扣上了一顶又一顶吓人的大帽子。在人们对周恩来的赞誉中，最常听到的话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忍谁之辱？负谁之重？顾谁之大局？对于周恩来来说，在政治上的首要原则是维护毛，顺从毛。因此周是忍毛之辱，负毛之重，顾毛之大局，显然不是人民的大局。同时被周恩来「忍」掉的还有人民的利益，或者是说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人民的利益。如果没有周的倾力相助，毛能折腾不起来的。周恩来的所作所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延长了毛泽东的政治寿命，也延长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时间。

毛泽东成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中国第一人」，周在其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作用。强权，都是周和与周类似的人捧、惯、纵出来的！从「反『反冒进』」以后到１９７６年周恩来政治生命的完结，对于毛泽东的每次倒行逆施、出尔反尔，周恩来都是尽量配合。仅以林彪为例，周恩来揣测毛泽东的旨意，苦口婆心的劝诱林彪骑上虎背。但是当毛林翻脸之时，周恩来则坚决的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很难想象没有周恩来的毛泽东的时代，会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历史不能假设，谁也无法回答。

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表态：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这就是周恩来的跟人政治哲学，无条件的紧跟毛个人，不管毛本人是对还是错。事实上，周恩来从来没有表示质疑过毛的对错。中共政权形似一个「金字塔」。毛泽东是「金字塔」的最顶端，而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其它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权力，周恩来也是其中的一位。周恩来也知道自己的权力都是来自于毛本人，这也是周要紧跟的一个内在原因。

周恩来在建国后，不仅在自己正确的情况下做检讨，而且经常以顾全大局的名义劝别人向毛泽东投降。客观的效果则是周帮助毛制造了党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分裂，无论是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还是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并不反对文革，但是在历史上，周有几次都是靠批前任一把手而巩固地位的。特别是当毛对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做得的报告怀有深深的恐惧时，周就不能不遭到怀疑。周恩来对此也非常明白。当毛泽东越是临近人生的终点，周恩来存留心头上的恐惧越重，因为毛泽东为了杜绝周恩来式的人物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其打倒。所以，周恩来就得时不时的向毛泽东表态，让毛泽东感到放心，以示自己的忠诚。例如在１９７２年毛泽东突然晕厥又苏醒过后，周恩来第一句就是「主席，大权还在你手中啊。」周恩来挖空心思想的的并不是国家、百姓，而是如何讨好毛。但是这身后秘密报告之事，却不是毛泽东在生前所能控制的。毛能做的是消灭一切可能的人选。而周恩来则是最可能的人选。因此，无论周恩来如何做，都不可能让毛泽东感到放心。唯一能解除这一双方都恐惧和担心的死结那就是周恩来死在毛泽东之前。周恩来对此或许是明了的，至少在１９７５年夏季就曾经表示了厌世的想法。

---《新发现的周恩来》


周恩来是一位不合格的总理
中国老百姓是一个大量的谎言构成的体系下的牺牲品，周恩来却是这一谎言体系的主要构建者之一。在历次违反宪法、违反《党章》、违反人权而发动一轮一轮的清洗整肃当中，毛泽东无疑要负首要责任。但是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应负相应的责任，不管他是被迫的、无奈的、还是无意的，在 破坏法律、党的制度上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之命保护一些老干部的作用，也远远大于周恩来所被后人称道的那些修修补补。作为政府首脑，周恩来的主要作为不是灭火，而是保障整个国家的良好运作。

所谓的没有周恩来，中国（包含文革）的灾难会更大，换做他人，没人做的比周更好是赤裸裸的谎言。因如果法律的尊严得到保障，党的制度不受到破坏，即使没有周恩来，老干部也会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护。

作为政治人物，最值得后人用来评价其政绩的是两点：１：政治遗产（包含国家上层政治制度，还包括基层老百姓、社会组织的民权）２：民生（老百姓的吃穿温饱，文化教育）。

在毛泽东带头破坏党和国家的制度和法律时，周恩来不是阻止毛的做法，而是忠实的执行了毛的错误指示。因此周是要负政治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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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周恩来除了唯一一次对毛泽东说不外，从来没有对毛泽东谏言过。即周对于毛没有过正面的实际有效的制约，或者做的只是婉转的协调，细节上的协调，对于毛的决策基本上没有有效影响，甚者大多数是照顾毛的面子进行个别的「遣词造句」（例如在１９６１年把「整顿」改为「调整」）。作为总理，更应该从源头上去影响一个国家，即对毛的决策施加影响，而不是在毛做出决策后进行小媳妇似的「修修补补」。从源头影响决策，是大的智慧，因坏的政策导致民不聊生，再掉眼泪，非常虚假。人祸比天灾更可怕。从历史的事实出发，周恩来根本不是委屈求全，而是完全的异化。周恩来没有什么需要委曲求全的。因此，说周在文革「顾全大局」「只是说了些违心话」是解释不了的周的。因为异化的周恩来只能为毛是从，是周对于毛的认识上的缺陷，而非周性格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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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周恩来，把自己完全贡献给了毛泽东，因此在几千万人的冤魂还没有散去的时候，在周恩来一手导演下，以吹捧毛泽东为主题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就出台。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恐惧已经渗入到他的血液、骨髓里面去了。
周给中国的政治带来了什么？周恩来留给后人的，无论是政治制度上的遗产，还是在中国经济方面，不是乏善可陈，而是遗祸无穷。这已经为真实的历史所证明。而周恩来的这种不作为完全可以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证明。

一直被中共官方津津乐道的周恩来保卫老干部的例子就是那张著名的十三人名单。在「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抄家，草菅人命。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章士钊也未能逃脱被抄家的命运。无奈之下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毛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是，周趁势列出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十三人名单，对他们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正如胡平先生所认为：但是在法律被蹂躏的时代，那区区十三人名单以外的人又由谁来保护呢？当红卫兵见到这份名单时，他们难道不是同时也得到明确的暗示：那些在名单之外的人－－千千万万的人－－是否任随他们凌辱处置的？！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领会，这么行动的。谁能说在「红八月」的血腥罪恶中就没有周的一份？恶有大恶、中恶、小恶之分，但纵然小恶也是恶。

事实上正是对制度的破坏，才使得所有的人都置于有可能被迫害的局面。正如崔卫平先生论述到：假如你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某个打倒老干部的决议，尽管内心多么不赞成（笔者注：笔者并不认为周恩来不赞成。），但是并没有阻止这种决议的产生和发挥效用，你会后、事后再力图做出某种补偿，只能是杯水车薪！你保了张三而李四呢？你保了部长级而副部级呢？你保了党内的要人而党外的呢？中南海住满了怎么办？你保了上层而下层呢？在下层发生的并不比上层更不残酷，许多下层的工人农民也一样迫切地需要保护呢？他们怎么办？等你高高在上的周恩来亲自一个一个签字、画押？人命早就没了！早就人头落地了！

---《新发现的周恩来》


林肯总统曾有一句名言：「你可以愚弄全体人民于一时，也可以愚弄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你无法愚弄全体人民于永远。」,,
在一个和平的时期，中共建政２７年，而国内的老百姓不仅是一直生活贫困，更是经历了生灵涂炭的大饥荒和文革岁月。国家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而它的国务院总理却是一个圣洁的完人 ，这无异于天方夜谭，令人感觉不可思议。有人把这些不幸灾难归结为体制，但是体制不仅仅是由人在历史当中磨合创造出来的，更重要的是错误的体制必须要有人来执行。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路线就是第一位的，左的路线需要左的干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现在广为人知的角色，就是执行毛泽东的救人、灭火的角色，执行国务院的职能。另一个则是紧跟毛，全力执行毛整肃、放火、致使天下大乱的决策。没有周恩来，毛泽东的文革战略是很难搞下去的。周恩来更多的是扮演后者，但是现在中共宣传和大部分人看到的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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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从来没有对党的指导方针表示否定过，就是其执行的批极左、解放老干部都是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其行为本质是，前提是要肯定当时党的指导方针，要达成的目标是缓和当时指导方针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周恩来在文革后期被批，并不是因为路线斗争的原因，而是因为毛泽东的既定文革目标所致。周恩来后来成为中共树立的楷模完全是利益的需要、大众心理的需要而非历史的真实。

---《新发现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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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晚年毛泽东特供电视节目
1974年，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10月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根据中央的指示，台里决定由我们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10月29日我们抵达长沙。路上，我才知 道我们此行的任务是为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毛泽东当时正在长沙。

开始一段时间，工作不怎么紧张，节目大部分是湘剧、花鼓戏移植的“革命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之类。当时节目的传送方式是通过湖南电视台发射，毛泽东在电视中收看。因为节目内容都很“革命”，所以一般观众很难察觉出什么异常。不过也有例外，有一天，刚刚播完一个节目，老人家打电话要求马上重播一遍。同一个频道，同一个节目，连续播出两次，恐怕是“史无前例”的。节目还没播完，电视台就接了好几个观众电话：“你们怎么搞的，没有节目播了吗？”但当时怎么解释得清呢？只能推说“安排失误，接受批评”云云。

1974年底的一天，我们接到电话指示：准备上传统剧目。这一变动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剧团已有十来年没上演过传统戏了，演员要有一个恢复、熟悉的过程，服装道具也要制作、准备，工作量相当大。再说，怎样把节目发送出去呢？当然绝不能用原有的频道，否则观众都会看到传统戏，在那种年代，电视台公开播出旧戏如何得了？最后决定：开辟第五频道。于是，中央电视台派出专家，与湖南电视台一起昼夜加班，改装好发射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侥幸心理，万一观众偶然收看到了第五频道又怎么办呢？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1975年元旦这一天，我们调试的第五频道首次播出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几出传统戏，质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错。汪东兴打来电话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第一，对节目表示满意；第二，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问候。于是群情振奋，不必细说。

谁知这一天的播出又引起了麻烦：湖南电视台接到几个电话，观众质问为什么播旧戏？电视台推说可能是收到了香港台的信号。观众说，绝对不可能，我们明明听到的是湖南电视台播音员张林芝的声音……为此，我们再也不能装糊涂了，看来必须另寻途径，不能搞发射，只能搞有线电视。

1月2日，我们摄制组连同剧团演员全部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这里与湖南第九招待所只一墙之隔，离毛泽东下榻的六号楼只有几十米，架设电缆线很方便。我们在墙外大会议室里摄制节目，同时毛泽东在墙里面通过一台26英寸监视器收看。这样，再也不会惊动观众，只不过又有不少人知道毛泽东的确切住所，况且在仅有一墙之隔的地方开展拍摄工作，会不会对墙内产生干扰甚至在安全上构成威胁？我想上面肯定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不得已才这样做，要不然为什么不早些采取这种形式呢？

1975年初，毛泽东的精力还是比较充沛的，老人家几乎每天晚上看节目，而且都要看到深夜，中间从不休息，有的戏要连续看四遍。记得有一天已是深夜一两点钟了，大家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哨音把我们惊醒，接待处打来电话要求马上送节目。我们像部队搞紧急集合一样，大家边穿衣边拿剧本边揉眼睛，跑步来到会议室，只几分钟，一切准备就绪，演出就开始了。

2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毛泽东已经平安离开了长沙。警卫处于处长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由于我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毛泽东此次在长沙停留期间，精神很愉快，几个月内体重还增加了6斤。

回到北京以后，稍事休整，我们马上又投入了第二阶段的工作。这一阶段工作任务主要是录制一批各种艺术形式的短篇精品节目，例如侯宝林的相声、闵惠芬的二胡、刘德海的琵琶、蔡瑶铣等人的南昆、北昆。

1976年初，我们奉命第二次南下长沙：这一次任务仍然是为毛泽东录制家乡戏。所不同的是，1974年他是在长沙看，1976年是在北京看。我们每天录制的节目，都是由第二天的专机送往北京。

这次我们以录制传统的湘剧、花鼓戏为主，当然也有一些京剧。剧团翻箱倒柜，把几十年的老底都悉数搬出，演员阵容也空前强大，有些已经离退休甚至于已经改行多年的著名老艺人也纷纷被请回来，披挂上阵，重返舞台，一展当年风姿。其中花鼓戏老演员肖重硅就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点名要看她主演的《刘海砍樵》而临时从某工厂把她请回来的。

开始一个阶段，我们以录制完整的全本大戏为主，如湘剧《生死牌》、《百花记》，京剧《玉堂春》、《红鬃烈马》等等。记得大约从5月份开始，北京方面对剧目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戏，只录小戏，不要悲剧，只录喜剧。根据这一情况，我们预感或猜测到，可能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看大作品，也经不住悲剧氛围的艺术感染，只能用轻松活泼、带有喜剧色彩的小戏来调剂精神，缓解病情。这一阶段我们录制的节目以短小的花鼓戏为主，如《讨学钱》、《丑人计》、《扯萝卜菜》之类。

1976年7月16日，我们结束了近两年的特殊使命，奉命返回北京。我们回到北京只一个多月时间，就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摘自《钟山风雨》第1期作者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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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农大还有一位玉米专家李竞雄。1958年夏天，看到有些地区关于玉米亩产几万斤的宣传，“他直率地说，把玉米棒子在一亩里堆上一尺高，也不会达到一万斤。”然后，当年8月，他随北农大下放分队到山东寿张县的台前公社参加劳动，上级指令他要标帜“玉米亩产万斤”，他坚决不同意。为此，下放队专门组织了两次 针对他的“帮助会”。有好心人劝他说，钱学森先生都已经论述亩产几万斤了，你写个万斤目标怕什么？他争辩说，他培育的玉米双交种农大7号，充其量亩产800斤，要达到亩产万斤根本不可能。因为态度顽固，李竞雄被批判为“右倾保守”并被“拔白旗”，而他名下的田则仍被标帜“玉米亩产万斤”。当年冬季，在“寿张农业大跃进展览会”上，他名下的玉米“卫星”田的亩产还被标为35062斤。

---1958年，中国科学家的选择与遭遇
撰文 | 熊卫民（中国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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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6月，对于报上所载的小麦亩产3530斤的记录，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蔡旭明确表示“我尚有怀疑”。在随后的一次交流会上，作为“学堂小麦王”的蔡旭对会上推介的丰产经验再三挑剔，气得河南固城县一位被称为“农民小麦王”的劳模要跟他种五亩试验田比高低。蔡旭不愿“打擂台”，对此昂然回答：“我只管总结经验 ，不管种试验田。”蔡旭因此被校党委树为全校三大“思想落后反动”教授之一。在1958年7月北京市委教育会议上，北农大党委副书记兼农学系党总支书记吕恒甲指名批判蔡旭“狂妄无人”，还说：“总之资产阶级教授是不相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反过来自己则很骄傲的。”

高层领导也关注到了这场农民和教授之间的对决。7月初，康生在参观完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后点名批评了蔡旭：“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5000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康生还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3000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也应该这样评级，亩产5000斤的一级，4000斤的二级，1000斤的五级。

尽管受到巨大压力，蔡旭依然不肯胡说八道。8月22日，在北农大的农业“大跃进”誓师会上，教师们轮流登台放“卫星”。有人提出了亩产万斤甚至十万斤的目标，赢得阵阵掌声。而蔡旭提的目标仅为“小麦高产指标800斤”，这当然不能过关。第二次他把数字提高到“900斤”，仍然不能通过。最后他勉为其难地把指标提高到“亩产1000斤”，才在一片嘘声中被轰下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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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普通教授，蔡旭和李竞雄的遭遇更艰难一些。在1958年以来的四年里，北农大55名教授中有33名遭到批判，蔡旭、李竞雄首当其冲。同情他们的北农大党委书记、代校长施平（1911~）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遭到批判并于次年初被免职。校方给蔡旭等戴上“帝国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等政治帽子，经常开全校大会予以斗争，还以画漫画、演活剧等形式对他们进行嘲笑和挖苦，极尽丑化之能事。同时还把大部分师生下放到农村去“锻炼”，以彻底改造他们的思想和教学体系。蔡旭等变得长久默然不语。

---1958年，中国科学家的选择与遭遇
撰文 | 熊卫民（中国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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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
综观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刘少奇是认真而执着的，但他仍然不是最勇敢的人。
最勇敢的人是彭真。
在“起草委员会”讨论错误责任时，彭真说了一段让他在历史永远载誉的话：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 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彭真这一段既委婉又慷慨的陈词，成了会议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彭真是七千人大会上唯一指名道姓地指陈毛泽东犯了“超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两项错误的人。当然毛的错误远不止此，彭真也只不过是挑了基本上已成为共识的两项错误。彭真也是唯一在大会上指名道姓要毛泽东做检讨的人。

彭真讲后，邓小平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邓小平的话就委婉了，但意思仍然是清楚的，即毛泽东也是有错误的，他自己都说圣人是没有的，既然有缺点错误那么也是可以批评的。邓小平用这种方式委婉地表示了对彭真的支持。

刘少奇的说法就更委婉了。刘说：像河南、甘肃。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

周恩来是聪明人，他闻见了火药味。他很快发言：

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

中央那些高官们的思想与态度随时都在变化。刘少奇原本也是与周恩来一起“反冒进”的，后来经过了毛泽东的批评后，转过弯来“大跃进”，又经过了下乡，其实又转变成反对大跃进了。而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中受的批评大，差点这个总理的职务也干不成了。经过了“反‘反冒进’”，周恩来的态度变得圆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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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彭真是最早一批被揪出的黑帮分子。在清华井冈山搞的“百丑图”中，歪脖子的彭真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后又升级成叛徒。

1966年12月的一天深夜，彭真半夜里被红卫兵从被窝里揪起来，被秘密关押（指挥这次行动的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传说那天彭真被抓，吓得魂飞天外，面如土色。虽然一天后即被周恩来从红卫兵手上找到了，但周恩来是以同意批斗作为交换条件的。随即彭被十万人大会批斗，再被游街示众，五花大绑，挂着黑牌子，飞机式，穿着极少的衣服（有人说上身光裸着），押在汽车上，在寒风中穿过北京的长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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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彭真复出。他不同意对毛泽东作“三七开”的正面结论。
1986年，在党内高层座谈会上，彭真直截了当说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彭说：毛泽东自己承认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求者。毛泽东承认他看的旧书要比马克思的书多千倍、万倍，称毛泽东是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是较符合的。

但是，他的意见又一次被否定了，就像“七千人大会”上被否定一样。

---彭真不作不死 七千人大会上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
作者：胡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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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吃稀”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现在年轻人大多不知道这句话。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思想家、军事家——毛泽东同志在闭门思考了许多时日后，得出的伟大的真理！并向全国人民下达的最高指示。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的“稀”，也就是粥。其实即使他老 人家不说，农家的饮食规律也一直如此。并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有喝粥的瘾，不习惯一年到头天天吃干饭。问题在于生产队口粮是一定的，仅可维持半饱。若忙时吃干，闲时也吃干，到了青黄不接之际，瓮空罐罄，那勒紧裤带的日子就难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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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舅说，1960年村民挖渠。每天吃晌午饭时，一个大木桶装上糊糊送到地边，掌勺分糊糊的人到最后有刮木桶边上残留糊糊的权利。为了公平起见，掌勺的人按张三李四王五大家轮流排班。可一天有个家伙饿极了，不轮他掌勺他却抢上去刮木桶边上的糊糊往嘴里填，众人气不过将他扭送到公社，最后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这个坏分子被监督劳动了几十年，真是个让现代人匪夷所思的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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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国庆节，父亲单位会餐。主食是稀饭，和现在的自助餐一样管饱喝。他不知道喝了几碗，只觉得肚子胀痛才依依不舍地放下筷子。然后像孕妇一样，挺着肚子，圪挪着回了家。一路上他眼睛看到的，只有一片黄色，就和暴风雨来临前的景色一样。他一直都不明白，肚子鼓胀，为什么会出现视觉异常？幸好，这种鼓胀没有造成伤害，尿几泡尿，肚子就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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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下妹妹后，没有奶水。当时正值1961年，这个孱弱的生命在最不该来的时候，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上。她每天饿的哇哇大哭，后来就连哭声也十分虚弱了。那时每户每月供应二斤白面，白面就属于最好的食品了。不得已，姥姥把仅有的一点儿白面炒熟，然后用小锅给妹妹熬糊糊喝。白面糊糊熬好后，待晾的温和些，姥姥用手指蘸着面糊抹在妹妹的嘴唇里。妹妹慢慢地吸吮进去，过一会儿她就会安静下来。

白面的营养是很有限的，根本不适宜哺乳期的儿童，只能维持儿童的生命。没有奶水的儿童，生长发育非常缓慢。儿童一般的成长规律是三翻六坐七爬爬，即三个月可以翻身、六个月可以坐起来、七个月可以满床爬。但是妹妹六个月也不会翻身、八个月也不会坐、一周岁也站立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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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这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符合投入产出比的，看来毛泽东是伟大的经济学家！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也是符合人体新陈代谢的规律的，即能量消耗大时，补充也要多些，看来毛泽东还是伟大的生理学家。

儿时的我，把毛伟人的这段语录背的烂熟，只是他老人家的意思一直没有闹明白——在当时，我这个小学生，是算“忙”还是“闲”呢？是应该吃“干”呢，还是“半干半稀”呢？

毛伟人的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半干半稀”是早年粮食紧张时的指示，现在粮食不紧张，时间太紧张了。不才写博客就“忙时转载，闲时撰写，不忙不闲时半转半撰”。

---作者: 老绥远韩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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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跃进设想的2000年的上海
这是从陈丕显1958年7月25日在上海新华分社座谈会上与新华总社社长穆青在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规划”的2000年完全实现四个现代化后的上海的面貌，整体成提纲如下：

吃的方面，凡是重要的路口，原来设立饭店、点心店、茶水点的地方，早上自动有人把客饭烧好，米饭和几种面 食做好，放在保温桶里，谁路过的就可以进来吃，看到吃得差不多了，就从旁边的预留的小仓库里拿出一些原料来烧好，给后面的人吃。原料怎么来呢？因为公社和公社之间的价值交换被打破了，因此城乡差别也没有了，郊外的土地里的菜和猪，都自动有人杀好、切好、摘好，自动就近送来。

穿的方面，玲珑五色，男女服饰的差异极大缩小，基本上都是涤纶面料，棉布面料不要有了。

住的方面，原有的石库门以上等级的房子，凿去一些封建和资本主义内容的装饰后，继续可以用；新造的工人新村到了一定时候有了多余，加上家庭的取消，今天住到这里，明天住到那里，住个几天，用的东西自动消毒好，破掉的被子和日用品可以去万能机器那里自己制造或者领取。

用的方面，大致是原来的工厂解散后，留下几个万能机器，你要点什么东西，去看看有没有；没有的当场又造不出来的，写一张大字报贴在门口，请会做的人来做；要是看到机器需要的原料短少了，就近的人自动带一些矿石、再生利用能源放在万能机器的仓库里。会造某样东西的人相帮造出某项大字报上所需的东西后，写上注释，或当场向其他人解说。

行的方面，脚踏车给小孩用，大人一律用三轮机动车，这样油料节省；老人因为吃了长生药，寿命不断延长，开车100岁也没有问题，1958年时候的中年人到那时候照样有力气劳动。火车自动化无人化，好像流水线一样在全国来回走，也不要钱，长距离旅行就靠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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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平反过程
「林彪事件」之后，从中央到地方，上至中央常委下至普通老百姓，揭发林彪、叶群的「反党罪行」成了他们光荣的任务和义务。
贺龙的妻子薛明自然属于知情人。作为主管林彪一案的周恩来派出的老徐、老齐找到薛明的当天，没有忙着让薛明去看医生等，而是急不可耐的让薛明揭发叶群。
薛明 讲述道：他们呆了半个月，薛明讲了半个月，事后，他们先回去汇报去了。目的达到了，他们就走了，是因为要先回去汇报。结果薛明后来做火车回来，连飞机都不没有的坐。但是这个事情竟然被说成是薛明虚弱的连飞机都做不了了！

薛明被带回北京之后，就落进了迟群的手。看守薛明的张鲁妮告诉了薛明真相，是要审查薛明同叶群的关系。

薛明同其子女的团圆是因为其子女写了信要求的，并不是周恩来主动提供机会的。贺晓明回忆道：因为临产，回到北京。姊妹三个相聚。聚首的当天，含着泪写了封信给周恩来，要求打听薛明的消息。第二天，周恩来就派人来，带他们见到了薛明。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毛泽东出于政治目的，为了把文革整老干部的责任推到林彪头上，主动提及要解放一批人。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们。」事后，总政治部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项目组一办（笔者注：实为二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却吃了闭门羹。 　为何？谁在主管项目组？是周恩来。是周恩来没有告诉二办负责人可以把贺龙的材料给蒋润观。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９日（原文如此，据笔者根据不同材料推断仅是２月底，具体日子不祥，因为１９７３年的２月并无２９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地与邓小平、张春桥谈活。据张春桥的记录，毛泽东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辞。」 　值得提出来的是，《贺龙年谱》以及《贺龙传》在此处的描述是不准确的，指责张春桥没有向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插话：「一个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在贺龙去世之后四年之后，毛泽东仍对贺龙带枪一事仍然耿耿于怀。

１９７４年９月初，毛泽东又向陪外宾来武汉的邓小平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毛泽东病并且强调不要再核对材料了。邓小平回京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是谁在核对材料？是谁当时主管整个「翻案」工作？是周恩来。

---《新发现的周恩来》


周恩来的责任
高文谦在其著作《晚年周恩来》如此评论道：本来弄清这件事情并不难，贺龙当即处决了熊贡卿一事，领导层中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当年湘鄂西中央局为此事写给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可以说，身为中共资深领导人的周恩来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清楚，不过当调查组按照林彪的旨意给贺龙 加上「叛变投敌未遂」的罪名上报以后，他却没有出面为贺龙辩诬，相反还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附和了叶群的提议，正式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

而向中央报送的审查（贺龙的）报告正（都）是经过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评，无论人们可以找出多少理由来为周恩来辩护开脱，诸如贺龙平日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写信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从背后捅了一刀，让中央一时真假难辨，但周在贺龙后来被迫害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

宋永毅则说：「（周恩来）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

根据杨成武的说法，当时贺龙项目组的负责人是杨成武，而领导杨成武搞项目的是周恩来。最后给贺龙定罪的就是他们搞出来的材料，不管具体负责人是杨成武还是后来的黄永胜，他们都是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办案子，任何其它什么人的揭发都要经过项目组的调查采纳才能上报毛泽东、林彪等人。可以说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项目组的人是在违背了周恩来意愿的情况下「蓄意陷害」贺龙。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不管是真是假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是对否能迎合组织的要求。

试想，周恩来为什么就不能把证明贺龙无罪的材料上报给毛、林呢？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３０日，周恩来作关于使用贺龙历史材料的批示：「同意。使用这些材料，应与当时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并鉴别真伪。」

可以看出的是，这里面透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这些材料有问题，所以要同当时的背景联系起来，如果单纯的看这些问题，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其二，当时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只能左，不能右，你说又多少人又会有多少程度的去联系问题发生时的背景呢。更不要说有时候既使没有这些问题，都要去编造。

１９７５年夏，在八宝山贺龙骨灰重新安放仪式上，已经身患癌症且已到了晚期的周恩来，在有人搀扶着走进八宝山礼堂时，他，声泪俱下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他……」长喊，真是催人泪下，每一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的时间也不多了……」紧接着，周恩来又这样告诉薛明，然后，他们痛哭拥抱。却不知周恩来本来并未有意去参加这追悼会，是因为毛泽东批示才去的。

周恩来的喊声中充满了手足之情，悲切之音，７个躬，这些堂而皇之的表面文章就把多少不知内情的人欺骗一生？

---《新发现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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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丰横刀夺爱
中共早期领导人凯丰，也干过破坏他人婚姻、抢占人妻的勾当。

原中共外交学院院长陈辛仁在回忆录中记载，1935年，他与房纪在日本东京结婚，一年后生下一个女婴。此时陈辛仁20岁，房纪17岁。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安排陈辛仁到新四军军部工作，房纪到西北大后方宝鸡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并 承诺等房纪的工作一脱手，她就可以调到新四军军部，和陈辛仁团聚。

但前前后后有三四年，这个承诺都没有兑现。就在陈辛仁为妻子焦虑不安时，让他更丧魂失魄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见到他，说，可以批准他“另外结婚”。陈辛仁纳闷了：我是有妻室的人，组织上不是承诺要调房纪来军部工作吗，提什么“另外结婚”？

直到这时，饶漱石才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你要知道，现在改名王茜的房纪，早就被人家调到他的办公室担任秘书职务了，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他们已经结合到一起，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陈辛仁这才知道自己被婚变了，他如遭晴天霹雳，悲愤地说：“我不理解，在那崇高的革命圣地，竟发生了这种令前线指战员寒心的恶劣行为！”

不久，陈辛仁得知，凯丰不仅抢占了自己的妻子房纪，还无情地抛弃了与他同甘共苦的结发妻子廖似光，而且是命令警卫员把她给赶出家门的。再后来，凯丰又抛弃了房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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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鬼混” 丑闻闹到中央
司马璐谈到，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在上海，他们夫妇俩和单身的彭述之住在一座房子里。彭述之当时是中共中宣部长。

向警予被称为早期最能干的女活动家，在公众场合，她言词动人，很有威严；一回到家，她要同时和两个中共要人鬼混。这事闹到中央，中共中 央总书记陈独秀问向警予，你到底爱蔡还是爱彭，向警予说：“我不知道。”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力量之源》一书中则说：1925年6月，蔡和森因领导上海五卅运动等，过度劳累，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不得不离沪到北京疗养。另一边，彭述之除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外，还兼管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而负责妇委会工作的正好是向警予。在蔡和森离开上海后，彭述之和向警予很快产生感情。三个月后，病情缓解的蔡和森与陈独秀一起回上海，向警予很快承认她和彭述之有不正当关系。

后来，蔡和森、向警予同时去了莫斯科，不久离婚。蔡和森与另一个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结了婚，向警予则和一个蒙古人结了婚。

司马璐透露，当时有一个说法是，李立三为了安慰蔡和森，也为了在政治上争取蔡和森，故意把自己的老婆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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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70年代初，以他爲首在中科大物理系形成了一个志愿成立的天体物理研究小组。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也许很难相信，在毛泽东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参加一个非官方的研究天体物理的小组是有政治风险的，研究宇宙论也是如此。因爲到60年代末，在西方天文学中，越来越多的观测资料都倾向于宇宙是有限的结论 ，尽管这种结论并不 是最终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模型来表达。于是研究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就免不了要碰上这个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命门的问题。很多物理学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愿意研究宇宙学。

但科学家的责任感驱使方励之和他的同道投身于这项研究。方先生说，当时他并非有意要挑战官方的宇宙学论断，但问题是他要做研究，要做研究就没法不去碰那些教条。他们的研究不久就和四人帮在科学领域的代言人，上海的“李柯”和《自然辩证法杂志》发生了冲突。《自然辩证法》发表了大量文章批 判天体物理学中的“异端”，甚至还“邀请”方励之等参加“讨论”，引诱他们暴露观点。

但是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和南京天文台等地科学家的支援下，方励之等人对宇宙论的研究一直坚持了下来，这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思想界是一个奇迹。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在70年代，思想控制再严酷，也不可能达到否定那些被天文学界用科学方法观测到的资料的程度，就象教会在四百年前也不能否定用望远镜看到的宇宙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真理和观测资料成了思想异端的庇护所。

方励之(还有后来的许良英)等人与马克思和毛主义宇宙论教条的战斗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直到1986年，胡乔木还专门写信给北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这份杂志发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宇宙无限“的文章兴师问罪。

以方励之和许良英等人爲代表的自由主义科学家，是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80年代爲自由民主的大声疾呼 (其高峰是1989年2月致中共的 公开信) 正是建立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用信仰压制科学、威逼科学爲信仰服务的痛切认识上。而这条重要线索，正是发端于50年代中期，在双百运动中初露头角。

因此，科学(包括科学知识、科学训练、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和宪政、法制、人权、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等等一起构成了今天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

这条线索之所以重要，更在于它从终极意义上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爲统治意识形态在知识论上的合法性。我们今天回顾反右的历史，回顾1949年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艰难成长的历程，不应该忽视这条线索。

---科学──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来源
作者：程映虹


毛泽东号称对自然科学有三大兴趣：宇宙演化、基本粒子和生命起源，涉及的都是最根本最深奥的科学。但他自然科学的底子不要说和恩格斯，就是和列宁也无法相比，大概勉强只有初中水平，而且毫无系统。但就是凭著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坚信，他从1955年起就教训中国科学家，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宇宙是无限的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六、七十年代他的这套“无限可分论”成爲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不断寻找对立面，不断发起运动和斗争的“科学”根据。

因爲在毛泽东看来，说到底，如果宇宙的根本秩序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那麽文化大革命和“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就是合理的，对于当时当下而言是动乱，放在整个宇宙秩序中却是和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这三者都服从同一套规律。

毛的这套“宇宙论”信念貌似科学，实际上不过是所有前现代统治者从神秘的 宇宙秩序和巫术信仰出发爲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的现代翻版，是二十世纪的甲骨文和“天命”论。然而直到今天，新老毛主义者还津津乐道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因此，在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中，物理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最密切，或者说最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不难理解谭天荣所说的“追根究底” 是什麽意思。也不难理解爲什麽学物理的大学生中有这麽多右派。当然，物理专业的学生当时成绩最好(尤其是清华技术物理系的学生，当时是挑选出来造原子弹 的)，因此思想和个性相对独立的人比较多，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科学──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来源
作者：程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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