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救灾
1976年唐山大地震，二十几万同胞罹难，但当时中共却要求：“不能拿地震来干扰批邓。”提出口号：“深入批邓，抗震救灾。”

《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抗震现场就是批邓最好的地方》。

姚文元指示：“不管东震西震，不能干扰批邓。”

于是，地震灾区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召开大大小小 的现场“批邓会”。

姚文元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的成功经验在于，唐山大地震期间，始终没有忘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忘记阶级斗争……”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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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言获罪

蔡铁根，红军，屡有战功，1955年大校。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将萧克、李达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人物”，刘伯承也受牵连。大会上，蔡大校说：共同条令是经过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主持会议的人喊：拉下去。

随后，被拔领章，定右派，关押。1970年被枪决。

后来，员警上门找三个不到10岁的孩子，收取5毛钱的子弹费，居委会出具证明“他们是国家救济的孤儿”，没有钱，遂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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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人的话
1947年国军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大公报》记者周榆瑞对延安百姓进行了采访，写下了《延安人的话》一文：

对于“斗争”和“清算”，他们非常反对，说这种办法只有流氓地痞才能得到好处，不仅是地主，就是一般农民也是不赞成的；

对于开会，他们也十分反对，认为从老远的地方跑来听中共干部人 员说一大套他们不大懂的话，又费时间，又没有意思；

谈到投诚的原中共延安公安局科长韩继恩时，他们说延安人哪一个不认识韩科长？他最贪污，到处问人借钱不还，还吸鸦片烟，老婆也是强娶的，还常派人到门外偷听我们私下的谈话，替共产党做情报；

对于内战，他们以极坚决的口气答复：“再也不能够打仗了，内战不停止，倒楣遭殃的是我们老百姓！”

【网评】难怪老猫离开延安以后，再也没有回延安去看过，他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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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不是信了那些鬼话，而是人在屋檐下。被土匪黑帮绑架了之后，大概求生是第一需求。


“革命圣地”
延安被称为中共的“革命圣地”，在那里毛泽东找到了“爱情”，成为了“领袖”，并由此夺取了天下。但建国后，毛到过他喜爱的杭州、武汉四五十次，也回过老家韶山、“根据地”井冈山，却一次也没回过延安。

1962年，毛对刚从延安参观回来的瑞典人米尔达说：“我认为你不应该去延安。延安又穷又落后，你不该去那里的村子。”米尔达回答：“但那里有伟大的传统呀。”毛随即打断他说：“传统……（大笑），传统……（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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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向真:我亲历的红八月
8月25日傍晚，念了一天语录的我和王娜娜刚回到学校，迎面碰见红卫兵一位负责人，神情紧张地叫住我俩，说：“女15中红卫兵被、被资本家砍、砍伤了，形势严重，咱们赶紧去支援！”不由分说，晚饭都没吃，我俩随即跟着去了榄杆市大街，就是那天晚上我亲眼见到红卫兵打人和分赃的恶行 。

指挥者派我们去马路斜对面李文波哥哥的家，说“李文波哥哥比他弟弟富得多，是个更重要、更狡猾的阶级敌人”。进入李文波哥哥家的院子，走进关押李家人的厢房，一个女生正抡圆了皮带狠狠抽打李家的“当家媳妇”，吱哇的惨叫令人不忍多听。我和王娜娜躲了出去，藏到正房李家客厅的大布幔子后面。过了会儿，两名身穿军装、戴着印有“女十五中红卫兵”袖章（凡印有校名的组织都成立于8·18之后，袖章较宽，与老红卫兵三字窄袖章有区别）的两个女生进到布幔子后面分东西，这时她俩没看见蹲在墙角的我和王娜娜。只见她俩从衣裤兜掏出黄色条块、绿色圆环等物件，认真地分成两份，各自装进衣袋里。她俩分完离开前发现了我和王娜娜，恶狠狠地把我俩拉起来，训斥一通（她们明显比我俩年龄大），又推搡着把我俩强行推回拷打人的南屋，塞过一条皮带。我本能地一扔，赶紧转身逃跑，背后传来“叛徒”“胆小鬼”的咒骂。当时充满惶惑与羞愧，战场上的逃兵大约也就是这种心情。

许多年后，我才了解到李文波事件的真相，这是北京大学印红标老师努力挖掘出来的。证明榄杆市事件起因是有人揭发李文波49年前是名国军校官，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当时他在刚毅胡同口修自行车养家。1966年8月下旬，女15中红卫兵抄他家，没抄出黄金珠宝，李文波老两口被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后来因故起冲突，李文波情急之下抄起菜刀，砍伤了红卫兵，成为“持刀行凶”者，李文波被打死。就在那天夜里，女15中红卫兵把关押在校园中被剃了“阴阳头”、折磨多日的校长梁光琪打死了。随后，全然无辜的李文波的妻子也以反革命罪在公审后被枪毙。而那天参与抄家迫害的女15中红卫兵成了功臣，被请上天安门城楼，陪同“红司令”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李文波事件后，红卫兵迅速提出口号：“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红色恐怖万岁！”抄家打人之风迅疾漫延，以崇文区、大兴县最为酷烈。在八月杀戮中，北京大兴县13个人民公社进行过屠杀。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22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81岁的老人和出生仅38天的婴儿。大兴事件的披露，是遇罗文先生等人努力调查的成果。后来官方否定文革时，曾披露过一组数字：八月下旬，全北京市抄家3万多户，抄家中抢劫现金、存款和公债券高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两，古董1000多万件，打死约1700多人。

毛泽东那年秋天心情愉悦，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他高兴是有个人理由的。之前三年，他迫于三面红旗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不得已退居二线，眼看刘少奇主政后国家一步步走出经济困局，人民不再饿肚子，刘少奇的威信在国内外树起来了。贪恋权力甚于生命的毛泽东怎肯屈居二线，于是动用精神领袖之威权，号召全国人民读毛著、学雷锋，亲自指示海量印发《毛主席语录》。三年造神洗脑，中小学生个个对阶级敌人充满深仇大恨，对伟大领袖崇拜得五体投地。这时毛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先导，以支持红卫兵破四旧打破原有的秩序，为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铲除中国赫鲁晓夫的文革运动拉开序幕。1966年8月之后，眼看国家被搅乱成一锅粥，从刘少奇手中夺回国家最高权力的设想就要实现了，所以毛很开心。那晚，我从榄杆市回来一夜无眠，对面教学楼被毒打者的哀号格外撕心裂肺，刚才在李家院子被惊呆、被羞辱的场面锥子般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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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中共七大，距上届十七年，在召开前，毛泽东收康生为心腹，搞了三年整风运动 ，清洗了党内异己，斗倒了头号对手王明，驯服了另一劲敌周恩来，提拔了高喊“毛主席万岁”的刘少奇为二号人物，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

中共九大，距上届十三年，在召开前 ，毛泽东和心腹“四人帮”己发动文化大革命三年，打倒了百分之七十的八届中央委员，彻底斗倒了头号对手刘少奇，下放了二号“走资派”邓小平，拉周恩来为己用，提拨了高喊“毛主席万万岁”的林彪为接班人，神化了自己的绝对领袖权威。

这两次大会，都被毛泽东称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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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1947年，储安平在其创办的半月刊《观察》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中国的政局》一文，文中写到：“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绝非‘民主’……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 ‘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1957年，储安平因抨击“党天下”而被打成“大右派”。

1966年文革，储安平在红卫兵的批斗迫害中失踪，至今生死不明。

《向人民投降》：
我不仅在“党天下”的谬论中诽谤了党，而且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中，也做了许多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
——《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1957.7.15，《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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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
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长谈时说：“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段著名的“窑洞对”由黄口述，黄夫人姚维钧执笔记录。

黄炎培当时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3月25日，毛从西柏坡移驾北平，住香山双清别墅，26日即召见当年“窑洞对”探讨“兴亡周期率”的老朋友黄炎培，恳请其作为中间人向民族实业家们传递、解释党的政策，称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将大大有别于史达林。

黄领命后广为宣传，众多民族实业家决定留在大陆。

1952年，毛发动“五反”运动，大批民族实业家被打成“不法资本家”，数千人不堪受辱自杀。1956年公私合营，全国民族资本被以不到十分之一的价格由国家“赎买”，分20年定息付款。

1966年文革爆发，在“兴无灭资”的口号下，不仅“20年定息”成为泡影，所有财产也被抄没一空，很多人被批斗迫害，家破人亡，甚至如张謇等已逝者，亦遭红卫兵掘墓毁尸清算。

1949年后，作为毛“党外最好的朋友”，黄依“窑洞对”之“民主新路”频繁向毛谏言，毛初时尚能逆耳受之，其后渐为不满。

1954年黄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提出批评，终于触怒龙颜，在人大内部遭受批判。

1957年反右，黄六位子女一位女婿被打为“右派”，三子黄万里还被毛泽东点名、《人民日报》刊文批判。

1965年黄炎培去世。1966年文革，当年“窑洞对”的执笔人黄夫人姚维钧“代夫受过”，惨遭殴斗、侮辱，1968年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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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补课运动
1960年11月大饥荒再也无法掩盖，毛泽东不得不修正“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的论断，改口说“1/3的地区的形势不好”。但毛把原因归结为“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的仇视和破坏。”

1961年1 月八届九中全会，毛进一步指出：“各地出了乱子（指‘饿死人’），原因在于民主革 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全国1/3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

随后，全国大搞“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把大批无辜农民、干部补划为“漏网地主”、“漏网富农”、“反革命”、“坏份子”。

由此毛又一次将自己造成的灾难巧妙地算在了“阶级敌人”的头上，并以此为借口打击和清算异己政治势力，最终导致了文革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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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活命哲学”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在“破除科学迷信”的口号下违反安全规定冒险蛮干之风全国盛行。1959～1960年，事故死亡人数达到历史高位。1960年山西大同矿难事故造成682人死亡。

文革爆发后，搞安全生产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活命哲学”，不仅劳动保护机构被砸烂，还宣传鼓动群众赤手空拳对抗地 震、台风等自然灾害。

1969年，北京曾发生两列客运列车正面相撞的重大事故。

同年，汕头军垦基地官兵和大学生以血肉之躯对抗特大台风，553人遇难。

——毛泽东说：“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人，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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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问题
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甚至还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事情曝露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通 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 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

事过五年以后的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才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个报告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2000年8月9日，在本书作者召开的通渭县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

---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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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穆公的故事
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针对大跃进 的错误和责任问题 ，毛泽东讲了“秦穆公的故事”：秦攻郑国，被晋国抄了后路全军覆没。晋国俘虏了三个秦国将军，这三个将军回秦后，秦穆公穿着孝衣去迎接，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这是我的责任，仍然重用这三位将军。三年后，秦攻晋大获全胜。

毛以此暗示各级官员把责任主动担起来，会继续重用他们的。

毛的讲话传达后，各级官员主动承担了错误。8个月后，毛突然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大跃进的错误归结为“阶级敌人的进攻”，那些主动承担错误的官员成了“阶级敌人”。随后，毛发动“四清运动 ”，清洗了基层干部；1966年 发动文革，清洗了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 在内的中央和省级干部，毛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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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
1950年，胡适用英文写成《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一文，发表在美国《外交季刊》。胡适自述“此文费时甚久，费力甚 多”，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有两大转捩点，一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二是史达林在雅尔达会议上欺骗了罗斯福，从而“抢得满洲、朝鲜……决定了整个中国的命运和亚洲 的命运”。

文章问世后，台湾岛内即翻译转载了该文，而中国大陆则开始了对胡适思想的清算和批判。时至今日，该文仍被列入“禁区”而不予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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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魂汤
1946年3月4日，延安，毛泽东偕夫人江青热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毛对马氏大灌“迷魂汤”，竟使其确信“中共非苏共 ”、“中共追求美国之自由民主”。
马氏返回后，对国府处处节制，对中共则维护有加，甚至向蒋介石提议：“以全副美械装备十师之共军。”
蒋在日记中写到：“彼对我国内情形及‘中共’阴 谋并无了解，终将误大事也。”“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惟‘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

1946年6月，国军在东北战场势如破竹，共军几被彻底击溃之际，正是马氏力压蒋下达停战令，同时切断国军军援达八个月之久，令共军绝处逢生 ，获得极其宝贵的休整期，最终东山再起，彻底扭转了东北乃至全国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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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6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宴请马歇尔和张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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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负之间
1945年10月，毛泽东结束重庆和谈返回延安后对胡乔木说：“我看蒋介石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 见得。”

1956年，蒋介石在反思大陆 败局时说：“这不仅重蹈过去以为中共亦是中国 人，总是爱中国的，终有和平解决可能的这一幻想所带来无穷灾害的覆辙；而亦就是‘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以及‘我们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兽性与暴行’的弱点，所造成的祸根。”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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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年五月，兰大学生右派张春元、顾雁、胡晓愚、孙和聚会天水马跑泉公社拖拉机站，分析形势后，张春元提出「巩固地位、扩大组织、联系同志」的活动方针，形成意向：通过串连成立组织；对社会变革作出两种估计：一、自下而上的农民暴动；二、自上而下的宫廷政变。顾雁提出内部必须有经常性刊物，定名 为《星火》，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六○年四月，顾雁、张春元、苗庆久在上海南汇瓦硝公社黑桥顾家聚会，议定《星火》散发至最高领导层，计划八月份在五大城市（京沪汉穗西安）邮出；意在使中共高干相互猜疑，受刺激而觉醒。同时议定：《论人民公社》写成后，印发全国公社书记以上干部。

顾雁撰写《星火》发刊词《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是清醒的时候了！ …… 几年来倒行逆施的结果，目前的统治集团已经陷入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恶性循环，一步步蹈着秦始皇的覆辙。为什么曾经是进步的共产党执政不到十年就变得如此腐化反动？在国内怨声鼎沸叛乱四起，在国外陷入处处楚歌的境地呢？这是由于把全民的天下当做私有财产，事无巨细，清一色由党员来管理的结果。 …… 正是这一次比一次彻底的反右运动，正是这一天等于廿年的跃进，加速了目前统治集团的死亡。 …… 为彻底摧毁目前的强权统治而奋斗！

矢志摧毁共产党独裁政权

向承鉴的《自白》《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

我们反对的是已腐朽透顶而自己标榜为英明伟大的所谓共产党的现政权，并且矢志不移地为彻底地摧毁它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它们假借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对国内人民实行反科学反人性的法西斯官僚独裁统治 …… 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质变的起点，从此它就失却了改好的可能性，开始公开走上与人民为敌，与道义、人性为敌的道路，步入反动的深渊。

人民公社的最反动性在于它拆散家庭，使父母妻儿东西南北，这是对人性最基本特征的否定。 …… 反右倾运动证明：在统治集团内部已有很大一部分不同意继续执行这种反动的政策，它的实质和表现是：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空前大分裂。 …… 当代统治者已经彻底背叛了工农群众利益，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使自己失去了群众基础，得下了不能诊治的极症。 …… 小规模的农民暴动已满地星火了。 …… 当代统治者的死期也愈加逼近了。

张春元的《粮食问题》《论人民公社》：

当今的统治者和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一样，利用农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门，登上了宝座，一只手接过农民所赐予的王冠－－主席，另只手却狠狠地一拳，把农民大众打倒在地，践踏在脚下，用政治愚弄、超经济的剥削、强制性的奴役劳动等政策，采取了诱惑胁迫、党棍恐怖、饥饿等手段，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带上了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 …… 用自己编造的账单，来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 …… 欺骗、撒谎、吹牛、夸张，没有一句真话，从上到下，大家都尽力打肿脸充胖子，把臃肿说成是「发福」 …… 当今统治者用庸俗的暴发户的资产阶级的虚荣心理（呸！还有脸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呢！）不惜让国内人民牺牲一个人的起码物质需要，放弃人的生活权利｜｜吃饭！ …… 「为人民服务」这个招牌是多么的虚伪和无耻。

在高压的气氛里，同志们都不得不附和与服从。这种虚假的统一使领导人日益狂妄和骄傲，不顾一切地推行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把先烈们以鲜血换来的政权当作实现个人野心的资本，终于走上专横独裁的道路。

---裴毅然：大饥荒时代的英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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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丰革命纲领——杀！杀！杀！
中共海陆丰起义之革命纲领：
1、籍国民党者杀；
2、反土地革命者杀；
3、曾任文武官员者杀；
4、曾充民团警兵者杀；
5、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者杀；
6、一切土豪地主劣绅者杀；
7、讨债讨租者杀；
8、还租还债者杀；
9、藏匿契据者杀；
……
18、残废者杀；
19、老朽不能操作者杀；
20、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资料来源：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1991年06月第1版；
《海陆丰苏维埃》——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出版日期：1928年。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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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位必误天下苍生者
1937年5月，涂思宗率“中央视察团”抵延安，推动国共二次合作，与毛泽东接触颇多，涂在事后写到：“我与毛氏接触最多，每谈论军事，彼自认有天才，常说过去红军行动，在赣时期作战，非出其本人负责，故无若何建树……彼对军事确极自负，行其游击战，先以建立点线，发展到面，然后用 裹胁乡村人力物力，包围城市，遂行惨无人道之人海战，以作孤注……然此一套，人能之，我亦能之，所谓世无常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种因食果，他日其徒必然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细察毛氏谈话缓慢，语音细小，且不断吸烟助其思索力，以应付一切，正（宋）李承三相王安石所说，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心生执拗，居高位必误天下苍生者。”

---【张东园】毛粉们不能不看的毛泽东的段子


无言不诈，无行不欺
1966年10月9日，蒋介石向“文革”中的中共党员和干部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谈到“毛泽东斗争的伎俩”时说：“它对外斗争的方法，是先寄生而后反噬；对内斗争的手段，是先利用而后谋陷。它对外是反复无常，对内是忘情负义，而其对国家则是一个蟊贼，对革命乃是一个败类。总括起来，它的 斗争伎俩就是‘欺诈’两个字，它是无言不诈，无行不欺，亦是无人不欺，无事不诈的。你们大家固然都是被欺诈过的人，我们国民党亦曾经为其所欺诈过的，不过我与你们所差的一点，就是我是首先发现它欺诈的凶狠伎俩最早的一个人。而你们今日被它所欺诈、所迫害的程度，竟遭到如此之惨，就是因为你们不愿及时听信我的话，而偏要跟从它……”

---【张东园】毛粉们不能不看的毛泽东的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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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在纽约时报，Frank Dikötter描述了这个会议(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会议)说：
At a secret meeting in Shanghai on March 25, 1959, he ordered the party to procure up to one-third of all the available grain ― much more than ever before.  The minutes of the meeting reveal a chairman insensitive to human loss: “When there is not enough to eat people starve to death. It is better to let half of the people die so that the other half can eat their fill.”

（翻译；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的一个秘密会议上，他命令党上缴全部谷物收成的三分之一 --比以往多很多。在会议的记录中展现了这位主席对人命的丧失无动于衷：“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有人认为，毛这段话不是要真的饿死一半中国人，而是要砍掉一半的工业项目。他只是用人来比喻项目。

不否认毛泽东没有饿死一半中国人这个客观事实，但我们知道；一个人比喻的时候，都是用自己认为一个绝对正确的观点来比喻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毛泽东在用整 死一半的人，来比喻砍掉一半的项目。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是绝对正确的，所以“项目吃不饱，所有项 目死，不如砍掉一半项目，让另一半项目能吃饱”也正确！

这就是Frank Dikötter所说的“这位主席对人命的丧失无动于衷”。在毛泽东眼里，中国人的生命不如他的项目。他把中国人当成了蚂蚁，不够吃就先整死一半！毛泽东 要那么多粮食干什么？他要出口。我们看到1958年粮食净出口是265.99万吨，而1959年粮食净出口猛增56%达到415.55万吨。1960年， 在大量饿死人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继续出口265.41万吨。三年净出口粮食956.95万吨。

让我们算一笔账，一个人只要能保障每月20斤粮食，虽然吃不饱但不会被饿死。那么956.95万吨粮食能够让1600万人5年饿不死。也就是说，1958、1959、1960仅仅这这三年出口的粮食要了1600万中国人的命。

---毛氏比喻“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说明了什么？
来源: 湘西山民

注： Frank Dikötter是荷兰学者，中文名叫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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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解剖
1940～1941年间，我陪陈郁同志参观延安和平医院，一间大厅的大槽内浸泡着一具男尸，年约30余岁。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

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

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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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吃大雁屎
仝小改根据胡山林老师的口述整理的《亲历三年大饥荒（一）》披露：村里人又打起了大雁的主意——每到傍晚，村口就聚了很多张望大雁行踪的人，因为一遇天黑，大雁就要落下来歇息，大家要估摸准它们的落脚地儿，好乘着夜黑去逮大雁。大雁歇息时有自己的哨兵，很警觉，人还没走近，雁群就叫起来 呼啦啦飞走了，没人能捉得到大雁。后来，不知道谁发现了大雁屎可以吃，所以傍晚时分，村口仍聚集着许多张望大雁的人——捡雁屎也得估摸准雁群的落脚处。

捡雁屎自然也是争先恐后的，可去得太早了，惊飞了雁群却捡不到雁屎，因为大雁还没拉呢！手指粗的雁屎，前边发白的一小段是不能吃的，要摘去，只有青绿的一段才可以吃。雁屎的吃法有两种，讲究的一种，是把雁屎用清水泡开，然后再滗去水，拍成小饼贴在锅边焙熟了吃；简单的一种，就是把捡回来的雁屎直接放在锅里焙炒，像炒玉米籽那样。青绿的雁屎，实际上是大雁没有完全消化了的麦苗，用前一种吃法，滗水时必然有所流失，所以这种吃法只在最初用过，等到大家摸索出焙炒法，这种奢侈浪费的吃法就被彻底弃置不用了。我现在还时常想起吃雁屎的情形：上学路上，口袋里装着炒熟的雁屎，嘴里咯嘣咯嘣嚼吃。焙炒的雁屎，火气很大，吃后嗓子肿痛，两眼满是眵目糊。幸好能找到一些野地黄，用熟地黄泡水喝，才解了雁屎的毒。

天气大冷时，大雁绝了迹，雁屎也吃不到了。

村里每天都在死人。开始死人时，还有人哭喊、叹息，后来死的人多了，也就没人流泪难过了。我们邻居家一晚上就死了爷儿仨：当爹的和大儿二儿。当爹的也就30岁出头，大儿子13，二儿子12。我和那家的三个孩子常在一块玩耍。

村里每死一个人，我都要用硬物在床边的墙上划一道，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到第二年麦子灌浆时，我数了数那些道道，全村196口人共死掉了54口。除了我，恐怕没有谁对我们村死的人有这么准确的统计。

这是闲谈时我的老师胡山林讲的。他见我如听天方夜谭，就摇摇头说：你以为这是我编的故事？它是我八九岁时亲历亲见的真事，就发生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的河南省方城县施庄村。事情过去得并不远，不信的话我领你到我们村找上岁数的人查证查证。

当笔者说到饥荒年间，有人吃大雁屎时，六十八岁、原籍河南偃师县的赵桂香说：“大雁屎，我都吃过。不吃没办法。大雁是吃麦青的，屎拉在河滩上，我们去捡回来，洗一下，烧汤喝。就大雁屎，后来还没有了，抢着拾呢。”

---彭劲秀：大饥荒年代饥民的奇吃


脸皮
1959年贵州饥荒，农民剜梧桐树皮充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周林在视察时见到被剜去皮的梧桐树时说：“剜树皮就是剜我周林的脸皮，这是阶级敌人的破坏。”

当得知遵义已开始动用国库粮救灾时，周下令将已经下发的粮食归还国库，说：“今后谁动我的仓就砍谁的爪子。”

随后，全省开展“反瞒产运动”，以 捆绑吊打的方式收刮农民的余粮，仅湄潭一县就活活打死1,324人。

至1960年，贵州全省饿死一百余万。对此，周林回忆录是竟然这样记述的：贵州兴办农村公共食堂，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供应紧张，出现非正常死人情况……得知湄潭饿死人后，赶到现场救灾，结果发现当地公家粮仓有粮食，农民们饿死也没去开仓要一粒米，我们的群众太善良、太老实了！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大字本”组
所谓“大字本”组，就是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的编辑出版组。
这个组成立于1972年秋。第一次开始注释毛泽东所要求看的古籍是《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时间是1972年10月1日。
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

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

后来，毛泽东发现这15本有被他人阅读，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为了只为毛泽东个人阅读的专有读物。

随着毛泽东的白内障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三十六磅特大号”了。而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字模是由当时在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泽东翻制的。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专机为毛泽东空运活鱼”
据上世纪80年代末税务报的一篇专访报导“专机为毛泽东空运活鱼”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喜欢吃活鱼，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有关部门为此特殊部署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门为毛泽东空运活鱼。为防止阶级敌人损坏，还专门在东方红渔场通过政审，挑选 祖宗三代出生贫下中农的农场农民组成基干民兵连，专门负责活鱼的捕捞、挑选、装箱、押运。

往返数千公里，用国家专机为个人运送活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广大农民被请求“糠菜半年粮”的悲惨时期，毛却为了个人口福嗜好，不惜每次花费国家十几万元，为他每周空运活鱼。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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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大饑荒全國死亡率分布圖
大饑荒災區的分布很不均勻，有六、七個省份是重災區（安徽、四川、河南、甘肅、貴州、湖南等），在農村餓死了很多農民，而在其它一些省份和城市則基本上沒有或較少餓死人。所以在城市和非重災區省份，人們就看不到他們的親友被餓死。由於政府封鎖消息，他們也不知道其
 它地區出現了大量餓死人的悲慘情況。哪個省、地、縣的主要領導最左，執行毛澤東的政策最堅決，把農民的糧食搜刮得最徹底，哪個地方就餓死人最多。比如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和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跟毛澤東最緊，在廬山會議上反彭德懷最積極，搜刮農民的糧食最狠，所以這兩個省餓死人就最多。

附上大饑荒研究者曹樹基先生的一張圖和一個表。其中的數字是他個人推算的結果，僅供參考，但是可以說明大饑荒災區分布的不均勻。比如安徽省75個縣有74個遭災，而河南省128個縣只有10個縣遭災。安徽省的死亡率是18%，而山西省只有0.37%，相差很多。

---老贫农：六十年代大饥荒全国死亡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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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黔北记忆》里，卢元富老人说了一个叫黄光秀孤儿的故事：黄光秀一家六口人，父母、哥、第、妹五人饿死在家中，没人知道。
才几岁的黄光秀也饿趴了，门坎都翻不过，她就把饿死的妹妹拖到门坎下做垫子，然后踩着妹妹的尸体才翻出门，被好心人看见，把她送到了孤儿院。

前几年黄光秀和朋友一同到北京 旅游，大家都去了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只有她死活不去，无论大家怎么死拉硬拽……

这个极有可能读书不多的妇女的认知远在当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上。

她让我想起了《大逃港》里费力游到香港的另一个妇女，她爬上岸，然后对着她的来处深圳发誓：即使我死了，烧成了灰，我都不会让我的骨灰飘到那里！

---秋蚂蚱 | “视而不见”的轻松 ·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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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不过他也不是善茬，在四清运动中也是表现“出色”。


安徽省对社会控制还有一条“死招”，就是不断地搜山，把人民群众为了活命的一线希望也给掐断了。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区。在饥饿、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省委指示公安机关，要不断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坏”抓回来接受改造。1958年5月，徽州地区8个县抽调2800人次，进行搜 山行动，查出6700外流人员。1958年7月12日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说，1月至5月全省36个山区县共查出外流人员25613名。7月19日公安厅发出简报称：据15个山区县市统计，在198个乡镇，71个（边沿）结合处，11个新建村，76个山凹，115个山洞，查处外来人员72817人，其中有地富反坏分子2914名。

 1960年安徽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办法救人，而是兴师动众，继续组织人员大规模搜山。4月1日，“皖南地区第一季度清山（搜山）工作总结”称：“共组织基层干部、民兵、治安积极分子等60余万人，计搜查山头448个，山洞2426个，山洼7607处，山冲447处，孤庙417处。”动用这么多人，“战果”如何呢？“扣审反坏嫌疑分子1606人，经查实有地主23人、反革命12人，盲目外流人员300余人。”

 出动60余万人次，搜查出所谓1000多“反坏分子”嫌疑人，结果只有23个地主，12个反革命，他们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为了活命，为什么不能到山里找活路？而那1000多群众不是饿急了，谁愿意到深山老林去风餐露宿？

 “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

---原公安厅长揭秘：三年大饥荒为何没有出现大规模动乱


1956年8月至1957年3月，安徽发生暴乱16起，有3000多农民参加，公开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政策，以县、乡政府为主要攻击对象。暴乱少则十几人，多则几百人、上千人。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两县接壤地发生暴乱，暴乱者提出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暴乱者打死民 警2人，打伤1人，抢去手枪3支，子弹70余发，参与者400多人，99%是农民。两县 公安 干警和省 公安 厅派去的武装民警，将其包围，发生枪战，当场打死49人，抓获34人，投案自首者10人，为首的农民程千发自杀，其余的人逃跑外地。

由于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农民收入大量减少，吃不饱饭，为了生存，不得不偷盗、哄抢，那种“农民就是饿死也不偷不抢”的说法，完全是神话。1957年4月2日，安徽省 公安 厅向省委、公安部《关于当前社会治安的情况报告》说：“本年1、2两个月，我省无为、肥西、宿县、蒙城、枞阳等县，先后发生群众性闹事89起，哄抢粮食事件271起，参与群众4.5万人，抢去粮食599654斤，柴草39.2万斤，被打干部169人。产生上述事件的直接原因，是部分地区灾情严重（托词——笔者），群众生活困难；有些乡社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生硬，强迫命令，引起群众不满；有些‘反坏分子’利用群众生活困难和干部的某些错误，趁机进行煽动。”

3月25日，宣城县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495户、659个农民到粮站哄抢粮食，抢走粮食38049斤，打伤粮站干部5人，公安厅长邢浩亲自带领干警前去制止处理，逮捕为首者11人，勒令参与哄抢的群众自动退回被抢粮食（退回1万多斤），同时，要求当地政府返还多征购的粮食5万斤，发放贷款8000多元，给没钱买粮的群众买粮。由于邢浩采取比较务实的政策，较好地处理了这起事件。

据统计，从1955年至1961年5年多时间，发生20人以上大的群众性哄抢粮食事件就1300多起，可以用此起彼伏来形容，其中有30多人为此被判处死刑，而且都是普通农民。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安徽省没有发生一起群众性哄抢粮食事件。这就充分证明，农业集体化，公社化弄得民不聊生，群众饿得没有办法，才会哄抢粮食。

---原公安厅长揭秘：三年大饥荒为何没有出现大规模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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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1959年的冬天，安徽省无为县的一户农村人家，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本来已经会走会跳了，由于极度饥饿，她的身体逆自然规律生长，又回到了婴儿时期，只能坐在小木车上。

她朦朦胧胧地看到八岁的哥哥在门外，便有气无力地喊道：“哥，回家。”

哥哥没理妹妹。小男孩正痴痴看一位叔叔喝粥。这位 叔叔他本不认识。49年之后，他家的祖屋突然变成公产，组织经常安排人住在他家里。每一个来者都是主人，日子也过得比原来的主人好一些。在这个小男孩的眼里，叔叔手捧的是琼浆玉液；叔叔每一口咽下的，都是生命之源。

小男孩看叔叔喝完了粥，没有分到一口。在这个时间里，他似乎又隐隐约约听到妹妹在喊“哥哥快回家”。到他终于一步一挨回到妹妹身边时，妹妹再也不会喊他了。她无声无息，冰冷僵硬。这个五岁的小女孩，连卖火柴都还不会，身上也没有一根可以划着取暖的火柴，就死于饥寒交迫。

妹妹的死，这个小男孩当时有什么感觉？也许有，但并不强烈。几十年之后，这个景象一直闪现在小男孩的脑中，他讲给家人听，讲给儿子听。每当讲这个故事，他都眼圈发红，声音哽咽。我每次听到父亲讲这个故事，都心痛不已。饿死的小女孩，就是我的姑姑。

---丁来峰 | 我就是那场大饥荒的死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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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长江发生全流域大水，远比1998年的洪水要大得多。整个长江北岸一片泽国，但那一年并没有大面积饿死人，不是水灾退得快，而是受灾群众逃荒去了。

为什么1954年发大水可以大批逃荒，甚至逃到哪里可以留到哪里？几年后的大饥荒却几乎没有人逃荒了，逃荒出来的也要被赶走？

1954年的时候，人们 还有自由迁徙权，土地还分在农民手中，因此可以逃荒，像千百年来中国人遇到灾荒一样，可以四处逃荒，可以逃到农村，也可以逃到城市。到三年大饥荒时，情况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56年中共开始在农村推进集体化运动，分到农民手中的田地被收回去了，为了防止农村人口逃跑，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确立了。全国农民又一次像农奴一样被困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法动弹。那个时代没有身份证，但是有证明，也叫介绍信，生产大队这一级才可以出具。农民进城，要证明；农民在农闲时外出做工，要证明；农民搭火车，要证明。没有证明，寸步难行：餐馆不卖饭，旅店不让住，车站不卖票，还会被抓起来遣送回家，回去后就成了反革命。于是，数千万中国人就活活地困死、饿死在生养他们的土地上。

---三年大饥荒时期为什么没有人逃荒？
作者： 一点五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发表的有关死人的言语。我们相信，只要是正常思维的理性之人，从这些多次被提起的死人言语以及言语中满不在乎的口气，很难不得出这样一种印象与判断——毛泽东对人的生命的轻率与漠视。

下面两则事例发生在大饥荒灾难木已成舟之时与之后，毛泽东面对信阳几十万人饿死以及当着刘少奇 向他反映人相食罕象时的态度反应，使这一判断得到了印证：

“1960年10月26日，毛泽东看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材料。这个材料说信阳地区饿死几十万人，并介绍了农村的惨状。毛泽东只是轻描淡写地批了十几个字：‘请刘、周今日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十九章pdf）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忧心如焚的刘少奇前往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被毛劈头一阵喝斥：“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直言相告：“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却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页90）

　　在整个国家已是哀鸿遍野、满目苍夷，刘少奇提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挽救危局、解饥民于倒悬之时，毛泽东念念不忘的仍是“三面红旗”与身后之事。人民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与“三面红旗”，在毛心目中的轻与重，不言而喻。

　　这样的情形没有人愿意看到，但面对冷酷却真实的历史，我们必须学会接受。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到大死亡，历史发生的逻辑在可以决定历史走向的最高决策者态度的热冷之间隐然而定制，而链接历史的逻辑链条也就因此而得以获得复制与解读。

---萧象：毛泽东对于人的生命态度与大饥荒的悲剧发生


大跃进导致大饥荒，但饥荒并不必然意味着死亡，因为饥荒不像地震和山洪那样为骤然爆发，突如其来，不可抗拒，而是有一个开始出现、逐渐发展和扩散蔓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饥荒是可以赈救的，能够阻止的，这就是说，饥荒意味着饥饿、肿病，但不等于死亡，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不是干旱水患的正常年 景更是如此。但始于1958年的这场饥荒却持续数年，造成了如此大规模的死亡，不能不让人感到很大的困惑。仅仅“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大跃进因素很难解释这一现象。

---萧象：毛泽东对于人的生命态度与大饥荒的悲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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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出现的人吃人事件不仅数量极多，而且情节极为惨烈，在古今中外都是非常罕见的。

比如，中国古籍中有“易子而食”的记载，意思是说，在大饥荒之年，百姓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人相食。但是，他们往往不忍心杀死自己的孩子，于是就俩家交换，你杀我们家的孩子，我杀你 们家的孩子，这种双方换杀、换食对方孩子的做法虽然也够残忍的，但是毕竟给血腥的人相食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多少体现了一点点人性和良知，比自己手刃亲生骨肉吃掉稍微好受些。

但是，研究1959—1961年的大饥荒，我还没有发现饥民“易子而食”的案例。这是三年大饥荒人相食的一大特点。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想，他们是不是嫌“易子而食”太麻烦了，于是不再绕那个弯子，不再与人商量，不再顾及其它，干脆对亲骨肉直接下手，其迫不及待使人性完全泯灭、亲情丧失殆尽，悲夫！

---彭劲秀：大饥荒年代饥民的奇吃


找干部拉下的屎
据依娃《人吃人屎──為了求生》一文披露，甘肃省通渭县张大发先生告诉笔者：“我当农村小学教师的时候，有人就指着一个老汉说，这个老汉吃过人屎。那些年饿的实在没有办法，去要饭也没有地方要，还不让出门，说给红旗县丢人。吃草根树皮也找不上，一个村子的榆树皮都被刮光了。有一天 ，这个老汉就拄了个棍子，摇摇晃晃走到村外转，找到一块冻硬的人屎，就拿回来，在炉子上烤一烤，烧着吃掉了。吃了以后，就不那麼饿了。他第二天又去找，找回来烧着吃。也不迴避人，当着人面就像吃饃一样的吃。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说，要找干部拉下的屎，人家是吃下粮食的，品质高，能养活人。这老汉算是活下来了。”

“笔者在通渭也听到同样的事情，大牛沟有一位妇女，家里人都饿死了，女人已经饿得面黄肌瘦、发黄如草，村里来了干部，人家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步步不离，等那些干部一解完手，她就去抢人家的屎吃。她是大饥荒过后的幸存者。”

静宁县贾河乡六十八岁的宋宏仁告诉笔者：“我不害怕你笑话，我的三娘就是吃过屎的。人家队长的娃娃巴（土语：拉）了屎，她捡回来晒干了吃，我看见的，我看见的。”笔者问：“队长娃娃在哪里巴屎？”他说：“在门口，我三娘就等着。人家队长家能吃饱。”

---彭劲秀：大饥荒年代饥民的奇吃


人吃老鼠
据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披露，现年七十三岁的牛俊娣回忆说：“我大大（土语：父亲）饿得没有办法，在仓房里打了十几个老鼠，煮熟撕了一碗肉，就吃上了。我大大说；‘香得很呀，我先吃了一半，想留下一半明天吃，晚上睡下，我饿得睡不着，咋都睡不着，就又起来，把那半碗吃上了。吃上这一 顿，我还能再多活五天，不会马上就死。’不久，牛俊娣的父亲牛振福还是饿死了，草草掩埋了事。

牛俊香也告诉笔者：“我还吃过老鼠。”笔者问：“是你抓到的吗？”牛俊香说：“我还能逮住个老鼠？是在城墙边上的死老鼠，不知道怎麼死的。我妈看见了就收拾回来，煮熟给我们吃。反正没有把我们闹（毒）死。”甘肃省甘谷县的李顺子说：“我们那个村子一户人家就是吃老鼠肉生存下来的，真的是个奇跡，咋抓住那个老鼠呢？光我看到的老鼠皮就有两簸箕。”宋宏任老人说：“我父亲就吃过老鼠，自己打死烧熟了吃。”

---彭劲秀：大饥荒年代饥民的奇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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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从以人口，国家，农民这三个要素为核心，对大饥荒，即“三年自然灾害”作出了一种惊世骇俗的分析判断。

他认为，大量死人是中国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８日，顾准提出：“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１２月，顾准在一篇日记 中记下：“民间肿得更厉害。民工，一眼忘去，浮肿的很多。二三年后来统计人口，就会知道大跃进实行Ｍａｌｔｈｕｓ（马尔萨斯）主义，所得效果，究竟如何。”顾准以他下放劳动的河南商城为例，指出该县每人耕地不足一亩，“不死一些，这片土地如何养活如许人？”依照顾准的观察和分析，大饥荒中的饥饿和死亡不仅不是天灾造成的，甚至都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祸”或者政策失误，而是对人口压力的回应，是一场有预谋的人口灭绝，而且讽刺的是，这场灭绝所奉行的恰恰是刚刚被批倒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马尔萨斯”的学说。

那么，为什么当局认为需要有目的地消灭人口呢？顾准认为，农民人口太多，迫使已经逐渐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当局只能用非正常死亡的方式强制减员：“若说目前对农民的斗争，是因为农民人数太多，自给太强，商品率太低，要消灭一部分人，要强迫他们建设商品率高的农业，要强力消除糊口经济是历史的不得已，那也罢了，偏偏这又用了多少马列主义的词句来加以掩饰。”在另一处日记中，顾准又提出另一种看法：“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然而中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走……只好消灭一部分，从中培养出一批新人来，新农村才能建成。”

顾准甚至敢于毫不怀疑地认为，饿死人是毛泽东的既定政策且符合其风格：“……他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的劳动，以同时到达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与消灭过剩人口――是最堂皇，又最残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若说这也将记入史册成为丰功伟绩，那确实与Ｐｅｔ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与曹操一样。他是聪敏人，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

按顾准的分析来理解，毛泽东根本无法摆脱对土地对人口的制约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但当他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索性刻意让（或放任）一部分人饿死以达到人口减员的目的，这样做在新政权其实比在传统制度下更为容易得多，因为国家对农民的劳动动员强度，对粮食的控制和搜刮力度，对人身自由和人口流动的限制都大大超过了那个被推翻的“地主阶级。”

当然，我们今天尚没有资料证明，毛泽东确有顾准所说的那种刻意让一部分人饿死以达到某种目标的意图，并以此来制定相关政策，我们或许宁愿相信大饥荒的确是由于一系列政策错误导致。然而，最近揭示出来的，关于困难时期大量粮食用于继续生产茅台酒这种和普通农民生计毫无关系的奢侈品的材料，也不能不使人怀疑，顾准的推断究竟是毫无根据的诛心之论，还是一种严谨而合理的假设。至少，对那些读了顾准日记以后提出有“两个顾准”的人来说，读读顾准对大饥荒和毛泽东的分析，应该让人相信，顾准的确只有一个――独立，大胆的顾准。

---伍国： 顾准眼中的三年自然灾害


在顾准看来，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和农民仍然是根本冲突的。就是说，即使通过革命摧毁了地主和士绅阶层，也绝不等于农民的厄运到头，因为农民必将直接和国家政权相冲突，不仅如此，农民面对还将是一个远较过去的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更为强大和有效的国家机器，尽管这种性质的冲突绝对不为１９４９年后 的国家政权所承认。

包括秦晖在内的诸多学者后来逐渐认识到和论证的国家和社会（农民）的冲突问题，早就被顾准一针见血地指出来：“现在阶级斗争在斗‘富裕农民’……那不过是掩盖在阶级分析方法下面的国家与农民的冲突而已。”顾准看出，阶级分析方法不过是一个幌子，其实质是掩盖“国家”和“农民”的固有，甚至加剧了的冲突，换句话说，在新社会里仍然存在对农民的剥削，只不过剥削者由分散的地主变成新的，统一集中的国家政权。顾准称之为“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与全体农民相对立。”在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０日的日记中他又进一步把公社化比喻成圈地运动：“中国农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以强力来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的状态下上山炼铁，与７０００万人的大兴水利……”

---伍国： 顾准眼中的三年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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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冯客花了四年的时间来写作《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在中国《新档案法》公布後，他和助手一共访问了河北丶四川丶河南丶安徽丶山东丶湖南丶浙江丶广东等城市和乡县的二十多个地方档案馆，参考了一千多份档案原本，并记录了许多大饥荒幸存者的回忆。

冯客根据各地政府部门的数据，推断 出大饥荒总共造成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冯客特别指出，在这些被害人之中，6%至8%的人，也就是至少有250万人因为遭受非人道的酷刑或枪决而死，这完全是有意的屠杀。

「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为富裕，有的因为干劲不足，有的因为直言不讳，还有的仅仅是莫名缘由不讨食堂掌勺人的喜欢。当地干部出於压力，千方百计迎合上面下达的指标，只抓数字，不顾人命，间接导致不计其数的人因此丧生」，冯客总结道。

本书的出版人鲍朴对《阳光时务》称，此书对大饥荒的历史研究颇有价值，因为冯客用大量第一手珍贵材料，分析了所谓浩劫，除了千万人头落地以外，对於中国的政治丶经济丶社会丶人口丶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是巨大的摧毁。

例如，大跃进造成有的省份高达40%的民房片瓦无存，还有的省份森林树木甚至被砍伐过半。仓促中兴建的水坝和河运，也同样灾祸连连。

在毛式独裁体制下，人性的丑恶一面完全被激发出来，虐待丶强奸丶滥杀在全国各地频频出现。接受冯客访问的所有施暴者都表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你不打，你就要被别人打」。大饥荒时代的红色恐怖，一点不亚於之前的反右和後来的文革。

冯客认为大饥荒绝非无意和失误造成的，而是高层有意为之。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早知道大饥荒饿死许多人，但却对人命视若无睹，继续推进共产乌托邦的幻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冯客用中文说出了毛泽东的这句宣扬暴力的名言。

冯客接受《阳光时务》专访时特意强调，大饥荒的祸首虽然是毛泽东，但他手下的周恩来丶刘少奇丶邓小平等领导人在许多关键时刻都支持了毛，都对这场浩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冯客意借此书，揭发这一切的人间惨剧，是由从上到下进行的走向共产主义的极端实验造成。他说：「现代社会致力於如何在自由和制度之间寻找平衡；而发生在那个时期的灾难，则时刻提醒人们：把国家干预当作解决社会矛盾的良药，实在是错上加错。」

---阳光时务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文/ 沈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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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的时候彭还是耄的拥趸呢。


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斯大林的目的就是清除异党，杀人就是目的。而毛泽东的目的不在把人杀掉，而是让他遭受极大的侮辱和痛苦。首先让他被孤立，谁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人民的敌人，继而剥夺他的基本人权，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侮辱他，可以随便打他，叫他喝痰盂里的脏水，打伤了不许医院给他治疗。最 后让他自己觉得生不如死，自杀算了。而且自杀的时候还要喊“毛主席万岁”如果他胆敢有丝毫对毛泽东的不敬，他死后所有的亲属都会遭遇更悲惨的命运。
毛泽东整刘少奇就是一个例子。刘少奇快要死了，毛泽东下令抢救，要等党代会通过决议，把叛徒特务工贼内奸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选择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当面宣读给刘少奇听，然后让他慢慢在无助的痛苦中死去。
毛整死的高干无一是经过审判（哪怕是走形式）正式处死的，都是让他们慢慢地在孤立无援的极端隔绝的状态下，受够了一切痛苦再死掉。
毛泽东极其痛恨周恩来，因为百姓拥护周远胜于拥护毛。但毛又无法整掉周恩来，因为这个国家内内外外都离不开周恩来。在周活着的最后几天中，病痛极度地折磨着他。毛泽东乘这个机会翻出了几十年前写的批评周恩来的文章，用尽挖苦，讽刺，刻薄的语言，叫人当面念给周恩来听，以增加周的痛苦。这一过程是需要精心设计的，是耗费精力的。毛的精力大部分都用在了这方面。

---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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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二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

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 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说道，如果中方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埸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不过，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传达了毛泽东的立埸：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绝不会依靠别人、尤其美国人的施舍过日子，更不会拿原则做交宜。

美国人再三表示，他们的500万吨小麦的援助计划，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甚至硬通货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兑现。中方仍然断然拒绝，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中国再一次展现了她的骨气。

---网文：三年大饥荒时，毛泽东拒绝接受美国粮食援助


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后，苏联政府闻讯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 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
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后向毛泽东汇报，被毛泽东一口回绝。

毛泽东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 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这就是毛泽东告诉中国人民：苏联乘人之危，“逼债讨帐”的历史真相。

事后毛泽东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磋来之食？”。

---网文：三年大饥荒时，毛泽东拒绝接受美国粮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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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足、畜饱、民饥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茅台以外的其它制酒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 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1960、1961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

被越来越深入的调查所震惊，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特权，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谁制订了这个酒足、畜饱、民饥的计划，谁的心肠能有这样冰冷？

---茅台妹妹 | 谁喝掉了大饥荒年月的两千多吨茅台酒？


茅台为何大跃进？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还在大跃进？

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 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一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

---茅台妹妹 | 谁喝掉了大饥荒年月的两千多吨茅台酒？


1959、1960、1961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

茅台酒的上述产量，大约相当于700万听(355ml/听)可口可乐。这一巨大产量对于当时中国的人口、国力来说是非常奢华的，况且茅台酒远不是普通人所能消费，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正挣扎在饥饿线上。

按照 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一斤酒，耗费粮食五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

茅台酒的产地为仁怀县，当时有20万左右农民，年人均统计数字上的分配粮食为300斤左右。如果把生产茅台酒的粮食用来救济，每个人可平均分得100斤左右。换言之，2079吨茅台酒约等于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再配些野菜、树皮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然而，历史里没有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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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酿酒、饮酒民风的仁怀，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象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遵循着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当局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 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

---茅台妹妹 | 谁喝掉了大饥荒年月的两千多吨茅台酒？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子“耗粮”，仁怀的“农民”与“非农民”在两个天地中，一起进入1960年。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86 4名，其中浮肿9073，严重6141人。截止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死亡3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严重的有喜头、大坝、三合、桑木、茅坝、长岗等公社，病人都在千人以上。

然而，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400万公斤的粮食即将从饥饿的仁怀农民视野中消失了。

到了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而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速度；“代食品”淀粉并不能阻挡饥饿在1961年的仁怀吞噬人群。

---茅台妹妹 | 谁喝掉了大饥荒年月的两千多吨茅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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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野是36师的，,他对党忠心耿耿，没有任何的怨言。为什么突然间对毛泽东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他有一个对象是空中文工团的演员，非常漂亮，女演员爱上他，他也爱上了女演员，但他是有妇之夫。由于毛经常接见这些文工团的演员，出现问题了，女孩子回来跟他哭诉，一下子感情变化了。,从此以后，于新野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无限的尊敬毛变成无限的憎恨毛。我认为“九一三事件”，他起了关键作用。

---刘家驹：林彪与“九一三”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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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直持续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内在的敌人》在第四编却用更简捷的标题“赤祸洪潮吞噬了中国”，将中共在大陆的胜利的因果说得更清楚：没有所谓新中国，只有赤祸洪潮吞噬中国。《内在的敌人》是西方神学和科学思维相结合，揭露中国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的原 因、过程和后果的最早、最好的一本书。没有历史安排的赤祸洪潮由渗进、渗透、高涨的前三步，共产主义运动席卷台湾、香港、澳门之外的全中国决不可能。
全书13万多字（不含标点），将中国共产党现象概括为“赤祸洪潮”，很到位；通过其渗进、渗透、高涨、吞噬四阶段，让我们更具体地知道：没有苏联的大本营和训练、没有日本的全面侵略给中国政府制造的统治危机，没有美国马歇尔使团的错误调停，中华民国丢失大陆版图与中共赤祸洪潮吞噬中国，都没有可能。

---唐子：读《内在的敌人》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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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一直放着呢。各有权势的人身边都布满了各式各样卧底。稍有风吹草动就先拿下兵权，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需要中央军委批准。反抗可以参考林家的结果。


1940年在中国传教40年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被中共囚做政治奴隶40天后，逃出太行山时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不是人；中国共产党是活阎王。”最初我真不敢相信雷鸣远这三句话是在1940年说的。明晰地道的中国人的话语。
这三句话是雷震远神父1952年在《内在的敌人》中披露的。

《内在的敌人》第十一章“共党的组织”中说：“共党的恐怖政策以连续波浪式的暴行打击中国人民……他们乃像水上的漂浮物一样被选择一遍，有的被选出，有的被丢掉，选出的即被训练……共产党……像是毒瘤细胞，不断地滋生蔓延……确似魔鬼，他们从来一点也不承认真理，也不明白真理。由于经常的训练掩饰秘密，隐藏他们的真实感情，他们变成习于作伪和说谎，以致对任何事都不讲实话，甚至在党员与党员间的谈话也是如此。……共党细胞的组织与活动……像是条虫一段段的身子，只要头脑未被消灭，身子割去一段，二段或很多段，它们会很快的又长出来。……细胞作用乃是共产党极权主义的真实产物。……忠诚的党员必须常常准备将共党毒素传播各地……首先传播共党思想，瓦解积极的及消极的敌人。”这里，共产党的党组织、党文化的力量和作用，说的很清楚。

《内在的敌人》第十五章“不择手段”中说：“共党对老少的训练都是一样……为达到目标，所有手段都可以使用，甚至用法律明定出来。……他们是被武力‘说服’，是在恐惧下依附。在共产党长期的监视下，人们知道稍有反对的行为即被处死，或最少也是不断的困扰，麻烦与不宁。恐惧是一种毒瘤，它把人民都吃掉。外来的参观者，尤其是外国人，还有来共产区采访的新闻记者，都被表面上人民的驯良，共军的纪律所欺骗。每一个人都像是完全自由，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完全自由，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如不这样说便将被处以严刑，也许就是死刑。……我认得一个共党领袖，他被人发现极爱他的太太。她也是忠诚的党员。但丈夫是一个新党员，不知道伪装掩盖他的情感。他不留心地透露出来，说他有两份坚强的热情，一份是对党的，一份是对太太的。上司看出他对太大的爱情过度，命令他离婚，他只有照办。”这里说清了中共以暴力制造恐惧，谎言构造陷阱的邪毒。

---唐子：读《内在的敌人》有感


雷震远神父说，当共产党刚刚到达并在努力争取人民的好印象时，他们经常在强调抗日救国的决心。他们要求人民缴纳超过正税的摊费，作为“战费”以“协助政府”。许多有钱的人为讨好他们便捐出金钱，若干守法的农民也常在重大牺牲下捐出款项。谁知，共产党却以此为理由对他们狠下毒手。

一次，他们把一位已 经捐献五十银元“协助政府”的富人请到。“你很有钱”，一位共产党官员对他说，并用严厉的眼光盯住他。“你向政府捐献五十块钱还不够。你现在还要捐几枝枪。明天早晨带十枝来”。他在命令上注明时间盖上官印。

由于共产党的鼓励，当时枪支黑市很活跃，在星期一仅值五十块钱的来福枪，到星期二便涨价了。于是，当这个人在最后购齐应缴的枪数时，他已经耗用了全部财产。

罚缴枪支越来越多，已受处罚的人还会受到更多次的处罚。那位在初次罚缴十枝来福枪的人，在那次没受枪决也没遭监禁，但当他刚刚喘过一口气以后，他又会再遭逮捕，再罚缴十枝来福枪。这次购买十枝来福枪较上次更加困难，耗用的财产也较上次更多。这次他看清了，他只是用枪来买到一段生存的期间，他唯有再等候第三次的逮捕和第三次的罚缴枪支。

共产党就是这样靠着勒索欺诈搜集到民间所有的武器和金钱，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势力。

---中共在河北安国县的勒索和欺诈
作者: 袁斌


雷震远神父，，曾一度任河北省安国县代理县长，与吕正操打过多次交道，亲历了他领导下的中共军队，如何打着抗日的旗号，不断用强盗手段扩充实力，并推行红色恐怖的真实情景，并于日后根据这段见闻写成了《内在的敌人》一书。

用他在书中的话讲：“共产党的占领，比中国人所尝受到的日本人的 屠杀和掠劫还更为残酷可怕”，“日本侵略者的残忍是愚蠢而无意识的，中国共产党的残忍是荒淫而阴险的，他们以保护人民利益为借口，实际则是残暴不仁。共产党的罪恶千百倍于日本人，这几年间我都饱尝到了。”

以下便是雷震远神父在《内在的敌人》中讲述的一些亲身经历。

吕正操刚到安国时，手下只有一千多人，但一年后就迅速扩展到十万人。要扩充势力自然离不开弄钱弄枪，那么，吕正操是怎样弄到钱和枪的呢？手段一是勒索，再就是欺诈。

雷震远神父回忆说，吕正操到安国后很快约见了他，不但招待他吃了一顿晚饭，并竭力挽留他继续代理县长。那天晚上当他离开吕正操的司令部时，他满怀着希望，觉得他们能够真正共同合作。但他的乐观情绪不久就云消雾散了。

三天之后，吕正操把雷震远神父领导下的安国县临时委员会的三名重要委员一并逮捕了起来。他把雷震远神父请到司令部，直截了当地说，“我需要两百枝来福枪和两万块银元，如果明晚八点钟前后不到的话，你的朋友们便要被枪决”。

雷震远神父晓得如果与吕正操争辩只会耗费时间，于是他连忙深夜派专人到各处送信，要求当地民众把手里藏有的枪支交出来，以赎救这三个人的性命。但战乱时人民宁愿要枪而不愿要钱，自然都不愿交出来，银元倒还容易搜集些。结果到了第二天四点钟——距离限期还有四小时——雷震远神父只收集到一万银元和七十枝来福枪，他只好与吕正操蹉商，“老百姓都穷得很。我们又在打仗。我们都是同舟共济的人。你能不能把这些收下，不再追索欠数——并把那三个人放出呢”？但吕正操全无商讨余地，他答复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必须把我要求的数量全部缴齐，否则枪毙你的朋友”。

最后，在雷震远神父的要求下，吕正操同意把交枪交钱的时间延后到夜半。雷震远神父只好再拚命各方奔跑，别人也帮忙搜集。到了夜间十一点，他们终于把二百枝来福枪和两万块钱都凑齐了。吕正操收下现洋后假惺惺地说，“我到过许多县，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像贵县老百姓这样爱国，情愿送给我两百枝枪和两万块银元”。明明是变相“勒索”，却被说成是“情愿”！但在盛大炫耀的场面下，那三个人还是被释放了。

---中共在河北安国县的勒索和欺诈
作者: 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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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縣殺人一例
1967年8月26日，一個漆黑的夜晚，湖南省道縣的源山溝的濫殺無辜在繼續進行。周群，一位有三個孩子的母親，橫嶺中心小學教師。其丈夫蔣漢正原來是她的同事，因為是地主崽子，去年被清理出教師隊伍，回農村勞動改造。丈夫被抓走批鬥，周群一直提心弔膽，好不容易才迷迷糊糊，伴着3個孩子進 入夢鄉。

忽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將她驚醒。她還未穿好衣服，大隊支書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明一群人已闖進屋裡。他們凶神惡煞似的吼叫道：“起來，起來，開會去！”“帶好弟弟妹妹，媽媽一會兒就回來。”離家前，周群又跑回床邊，對被嚇哭的大兒子說。

當她被推到禾場時，只見火光熊熊，幾十個民兵個個手拿馬刀或鳥槍，如狼似虎而立。火光下，她看到了丈夫，被鐵絲緊緊地捆着，還有14個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個個戰戰兢兢。

周群聽見有人對支書說：“蔣漢正還有三個崽仔呢。”於是，黨支書又到周群家，把三個哇哇大哭的孩子也拖到了禾場上。

這時開始出發。周群雖然是貧農出身，因為是地主崽子的媳婦，也被捆起了雙手。三個孩子跟在後面不住啼哭。周群以為要被押到區里去，但到木楓山，支書唐興浩下令停止前進，就地集中。唐興浩威風凜凜，高聲宣布：“我們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今天判你們死刑！”處決的方法叫做“丟硝眼”，即從洞口推下布滿筍石、深不見底的溶洞。

開始行刑！支書唐興浩點一個名，民兵牽過去一名死囚丟進溶洞。點到蔣漢正，兩個民兵大漢象拖來一隻將要屠宰的羔羊。蔣漢正沒有反抗，也無力反抗，淒楚的眼神望着可憐的妻子、兒女。

“爸爸！爸爸！”兒女們死命地哭喊。周群瘋也似地想撲上去，但被強盜似的大漢惡狠狠地推了回去。

周群是支書唐興浩點到的第八個名字。三個小兒女“媽媽媽媽”的哭喊，悽慘欲絕，令在場的每個人心顫。虎狼惡漢兇狠地推開了孩子。周群沒有哭，她不能在孩子面前哭，她哄孩子說：“媽媽一會就回來。”

硝眼洞口，涼風嗖嗖，黑古隆咚，陰氣瘮人。

“跪下！”兩條惡漢將周群按到地上，對準後腦殼一根鋼釺打下去，跟着飛起一腳，把周群踢進黑洞。

不知過了多久，周群聽見“媽媽”的叫聲，醒了過來。原來，她的三個兒女連同一個四歲的狗崽子小女孩也被扔下了硝眼。因為有人墊底，他們都沒有死。大女兒給中周群解開了捆手的麻繩。

第二天，有人往硝眼裡扔石頭。周群和大女兒連滾帶爬躲避，跌到了底層。周群驚異地發現，丈夫和另兩個孩子都在這裡。在死人堆里，他們一家竟然都活着！從洞外的地獄移到了洞裡的地獄，一家人又團聚了！

在黑古隆冬的地洞裡，一家人擁在一起，哭啊哭！卻又不敢放聲哭。蔣漢正被鐵絲捆住，怎麼也解不開。

孩子不住地喊渴喊餓。周群五內俱焚，卻萬般無奈。蔣漢正已精神失常，喉頭不斷蠕動，嘴裡念念有詞。周群抓住丈夫：“漢正，你清醒一點，清醒一點！”蔣漢正立刻默不作聲，直挺挺地倒下去。不知過了幾天，孩子們漸漸不動。

大兒子先去了，小兒子也死了，大女兒也死了。奄奄一息的蔣漢正要水喝。周群脫下一件衣服，在水裡浸濕，擰水給他喝。他喉頭動了幾下，沒有咽下水，頭一歪，也死了。

在洞中地獄裡團聚的一家五口，只剩下了周群一人。最後，周群被兩個學生救了出來。她在黑洞裡過了整整七天七夜。但是，周群從洞中地獄出來，到洞外仍是地獄，仍然繼續遭到追捕。

---賈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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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
于今桂，七峰山脚下吴家窑的一个普通村妇，丈夫两年前修梯田被山石砸死，至今她想起来还恨。干活怎这么不长眼，别人都没事为啥偏偏砸死你？你死不要紧，丢下老婆孩子娘四个怎么活？最小的丫头才三岁。

到了1960年的残春，母女四人似乎真地陷入了绝境，已经饿了多天，三个女儿倚偎在炕上，连睁眼的 力气都没有了。奄奄一息，就等着一倒下，这口气就算断了。

于金桂羡幕坡下的杨二芬有心，丈夫是个顾家的男人，一入冬就跑了，到外边去找吃的，省出他那份口粮给老婆孩子，好熬过这个冬天。大半年过去了，是死是活，音信全无。二芬竟早就存下了一包老鼠药和一把玉米粒，将玉米粒煮熟拌了老鼠药，她和两个小子吞了，娘仨利利索索地一块走了。如今到哪里还弄得到耗子药？

万般无奈，于金桂决定杀死自己，救三个孩子。她用水把肮脏散乱的头发抹得整齐一些，抓着还不到九岁的大女儿的双肩，摇得她睁开眼睛，嘱咐她自己死后怎么用菜刀切割，哪一块肉多先割哪一块，然后放在锅里煮……煮熟了一次不要吃得太多，饿得时间太长，吃多了会撑坏……

她说了半天，大女儿眼神迷茫，似听非听，似懂非懂。孩子们已经饿得分不清死和生的界线，也失去了对死的恐惧和对活着的贪恋。于金桂明白了，她即便杀了自己，女儿们也不会吃，不知道该怎样吃，只会陪着自己一块死掉。

她权衡一下，三个女儿都是自己骨肉，要舍就舍弃骨架大一些、肉还多一点的大女儿，或许救活另外两个女儿的机率也会大一些。她发狠将大女儿杀了，分解后上锅煮，房顶上的烟筒冒烟不一会儿，就被工作队发现了。全村的烟筒好多天都不冒烟了，她家烟筒一冒烟就说明在做饭，哪儿来的粮食？

工作队的人腿脚有劲，很快就进门了，还没等到妹妹们吃上姐姐的肉。于金桂一见工作队的人，心里就明白了，不管大女儿的肉煮熟没有，麻利地给老二、老三各盛了一碗，然后对进来的男人们说：“你们也吃点吧。”

工作队的头拦住了她，问：“锅里煮的啥？”

于金桂平静地说：“俺家大闺女。”

其实他们进门一看现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若是自然饿死的可以不管，既然撞见了杀人，就不能不管。工作队以杀人罪要把于金桂带走。

她临走时嘱咐两个女儿：“锅里还有肉，以后每天吃一点。”

将锅里的姐姐吃完了怎么办？孩子们没有问，于金桂觉得自己再也用不着想那么远了。生出她们就是罪孽，现在工作队帮着她一下子就都还清了。

工作队并不作张做势，带着她闷闷地向梁上走去，于金桂心里也就明白了，她嘴角难得有了一丝笑意，自己终于熬到头了，无牵无挂去见那个死鬼丈夫。

当时毙个人真地跟踩死个蚂蚁差不多，奇怪的是工作没有粮食却有子弹给老百姓。在梁上毙人，村里竟没有一个人来看热闹，死个人已经不新鲜了。

远处倒有两只吃死人吃红了眼的疯狗，一步步向这边逼过来。

---摘自蒋子龙著《人世间笔记》


2008年12期《党的生活》杂志记载了一位来自金寨县的开国将军皮定均，皮定均将军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期间至甘肃张掖视察地形。村民聚而围观，皆破衣烂衫。一10余岁女孩衣不蔽体。将军不悦，问地委书记：“何不着衣？”曰：“此乃傻女。”将军下车进山民家。屋里数妇人盘腿坐炕上，无一起迎者，见将军到，遂用 双手将衣襟拚命往下拉。炕上人均未穿裤子也。将军更不悦，怒问地委书记：“看到了没有？你们这里的女人没有裤子穿。”答曰：“这里的老百姓就是这个习惯。”将军大怒：“你家的女人有没有这个习惯？”书记讷讷无言以答。

---炕上女人的“害羞事” 彭德怀万里都看见了
作者：亦工农


“安徽电视台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节目中，有一集节目说省委书记万里去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一位七旬老人和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蜷缩在锅灶边的乱草堆里，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 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陪同人员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穿，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炕上女人的“害羞事” 彭德怀万里都看见了
作者：亦工农


本文讲述的是彭德怀在体察三线地区老百姓生活时的一个插曲：彭提出，要到附近的农村去转一转。车停下来后，彭坚持要顺着山路走，到前面一户茅屋里去看一看。茅屋前一个青年壮汉穿着一件生羊皮背心，裤腿卷到膝盖上，刚从田里干活回来，满腿都是泥。彭走上前去，向那个人问道：“老乡，你好啊！”老乡一 见好几个人，中间还有公社的干部，忙说：“同志哥好。”彭德怀一边说着，一边就要朝屋里走。老乡见了，慌忙跑过来，一下子拦在大门前。这时，那个公社干部走过来说：“彭主任，老乡不允许我们进去，我们还是别进去吧。”彭对老乡笑道：“怎么，你家里有金银财宝？”老乡苦笑着说：“哪里有那些东西，我是怕同志哥进去了不方便。”彭说：“没什么，我们进去看看就走。”

老乡只得将彭一行让进屋里。屋檐很矮，彭德怀要低着头才能进去。到里面一看，黑咕隆咚，一时什么也看不见。停了一会儿，彭才看清屋子里有一只土炕，上面有一条破被，几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坐在上面，都用被子盖着自己的下半身。彭德怀直朝炕上走去。几个女人一见这个陌生男人要上炕，吓得连连后退。老乡忙过来介绍：“这年纪大的是我的母亲，这中年妇女是我的婆娘，这个十三岁的女孩子是我的大女儿。”彭朝她们点着头，要上炕去与她们唠家常。几个女人顿时吓得哇哇乱叫起来，用那条破被紧紧地裹着身子。彭不知道她们为何如此，还以为自己违反了当地风俗，就连连向主人道歉。这时，公社干部看看屋子里的主人，将彭德怀拉到门外，轻声地说：“首长，那炕是不能上去的。”彭问道：“为什么？”公社干部说：“那床上的女人都没有穿裤子。”彭德怀不解地问：“她们为什么不穿裤子？”公社干部说：“这是当地人的一种习惯。”彭问道：“你是不是当地人？”公社干部答：“是。”彭又问：“你老婆是不是当地人？”答：“是。”彭德怀一下子火冒三丈，生气地对那个公社干部大声吼道：“刚才我们到你家里的时候，你老婆为什么要穿裤子！”彭立刻找老乡来问，原来这家人因为太穷，全家人只有一条破裤子，平时谁外出谁穿，今天他到地里干活穿了，几个女人就只好都缩在土炕上的破被子里。彭听后十分生气，对那个公社干部厉声地说：“老百姓穷得连裤子都没有穿的了，你却在镇上住大瓦房，你能住得安心？公社里还有这样穷苦的老百姓，你这个当官的倒先富起来了，过上好日子了。”

---炕上女人的“害羞事” 彭德怀万里都看见了
作者：亦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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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西非的几内亚于1958年10月宣告独立，在独立前它的经济严重依赖宗主国法国。独立后，法国宣布断绝与几内亚的一切外交关系，并停止财政援助。几内亚的政治、经济陷入危机中。

中共借机向几内亚示好。很快，两国宣布建交。几内亚也成为撒哈拉以南与中共建交的第一个国家。1959年2月，几内亚派以经济 部长为团长的代表团访华，寻求经济援助。代表团向中共率先提出了无偿援助整粒大米一万五千吨的请求，并希望在6月前先给五千吨应急。中共罔顾处于饥饿中的老百姓，在当年5月上旬，即将五千吨大米运往几内亚。

1960年2月法国终止了对几内亚的粮食援助，而当年几内亚遭遇了灾祸。几内亚官员通过中共驻瑞士大使，再次提出中国无偿援助一万五千吨大米的请求。中共最终答应援助一万吨，并运送到该国。收到中国的大米后，几内亚马上取消了同法国、波兰的购米合同。也是，有了免费的大米，谁还要花钱买呢？而此时，无数中国人正在挨饿，正在被饿死。

---大饥荒 中共却无偿送几内亚万吨大米
作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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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该县（互助县）红崖子沟公石郎大队窝子生产队农民马贤珍当生产队长，可全队150多人已经有40多人饿死。他的70多岁的老妈妈对他说：你当生产队长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队的人都饿死了，你给谁当队长？在母亲的启发下，他冒着瞒产私分就要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将生产队仅有的4420斤粮 食偷偷分给社员，还将生产队4只羊换了800斤蔬菜分给社员。他知道就这点粮食、蔬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主动带领社员到山上挖野菜，渡过难，使生产队饿死人状况暂时停止。可他的行为很快被生产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社，于是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名将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
丹麻公社丹麻大队红山生产队队长戚元法，眼见全队117名社员饿死51人，他感到如不采取措施，全队的人都得饿死。可是生产队已经没有粮食。一天晚上，他带领身体尚能动弹的7个社员，偷了大队几百斤青稞，没有磨成粉，连夜偷着煮熟，挨家挨户送到社员家里，天还没亮，被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安局，公安干警来抓他，没有饿死还能动弹的社员为他送行．其中一位69多岁的农民对执行民警说：我们生产队100多人，现在只剩下50来人，要不是戚队长给我们分点粮食，恐怕都饿死了。公安同志，我们只要求一件事，你们不能虐待他，不能把他整死，我们还等他回来救我们呢。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将戚元法带到县城集训队集训3个月。一个月后，戚元法死在集训队。而这个生产队最后只有18个人没有饿死，幸存下来。

---尹曙生：草菅人命的公安工作“大跃进”


当知青才见到大饥荒最可怕情景

六九年底我下放到四川省西北的安县农村插队，从当地农民的集体记忆中才首次知道这场大饥荒比我所经历的要可怕得多，才知道灾难绝大部份竟是落在种粮食的农民身上。

在大饥荒中我们城市人和农民承受的痛苦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城里人好歹每月 有一些粮食供应裹腹，当我们在挨饿，在水肿，在拼命找吃求存时，中国农村已是饿殍遍野，“新鬼烦厌旧鬼哭，天阴雨湿声湫湫。”只是中国的官方报刊仍在一片莺歌燕舞，“喜看稻菽千重浪”。消息封锁得死死的。

当时生产队为我们三个知青建的房是在一个荒废多年的旧屋基上，原来的房主人姓廖一家大小在大饥荒中全饿死了，农民说闹鬼，不敢在这里建屋，所以才荒废下来。我们知青新来乍到，生产队就瞒着我们，生产队长还向全队打招呼说不要告诉知青把她们吓倒了。日子久了，看我们也未撞过什么鬼，农民才慢慢吐露真相，说我们知青未撞鬼是因为阳气重。

农民告诉我，在六〇年这个生产队家家都有人饿死，有的去田里干活，走在田坎上就倒下去了。下山去黄土场赶场，回来没有力气爬坡，就倒在坡上，最陡峭的沙子坡，每个赶场天都会见到饿毙的尸体，也没有人理，因为没有人有力气抬了回去或就地掩埋。我们生产队长的老婆做姑娘时眼看要饿死了，生产队长只用了一挑红薯叶子做嫁妆就把她娶了进门…… 在农民的口中，吃食堂那几年是他们有记忆以来人生最黑暗的日子。

我下乡时生产队有二百来人。农民说，大饥荒之前也是二百来人，死了一半，经过十年人口增长又回到从前。

基于这种经历，从前我一直以为在这场大饥荒中，中国至少饿死一亿人。我下乡时中国八亿人口，农民人口至少五六亿，按照我下乡的生产队死了一半人这种模式，中国农村岂不是应该死一亿人以上吗？现在学者们根据中共公布数据统计一般估计应有三千万人死于大饥荒，四川饿死人最多，约八百万。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在和平年代竟饿死八百万人之巨，毛泽东大跃进人祸荼毒之惨烈，可与明末清初流寇张献忠血腥剿四川相比，死人之多，更甚张献忠的大屠杀（张献忠屠蜀史家估计杀了六十万人）。这笔账四川人怎么能够忘记？

---李井泉害死无数四川人
作者: 蔡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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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傻子
人人都叫他傻子，其实他并不傻。只是为人忠厚木讷，特别是干活肯卖傻力气，别人都是“干不干，三顿饭”“炕头上一蹲，啥也不少分”，而他领了队长分派的任务，总是闷头闷脑一干就是一天。白天在地里傻干，晚上在炕上也傻干，刚四十岁就有了四个孩子。老婆在生第四个孩子时，得产后风死了，老四是个 丫头，却活了下来。

出名的薛傻子，带着四个孩子，可想而知，真带出傻样儿来了：大人孩子一年到头衣服都是脏兮兮的，吃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但傻人有傻福，四个孩子竟都活得结结实实。

1958年村里成立食堂，这对郭傻子是好事，省得自己起火做饭了。村上的头头宣布，各家各户的粮食要全部交到食堂，一个粮食粒也不许私藏私留，村里的民兵要挨家挨户的检查。村里数得着的漂亮媳妇洪芳，结婚两三年才怀上孩子，怕食堂的大锅饭缺乏营养，私藏了两袋麦子，埋在院子里。

年轻轻的两口子，脸蛋漂亮脑瓜却很笨，将粮食埋在自家院子里，这在过去糊弄日本鬼子还凑合，怎能蒙蔽得了本村民兵的火眼金睛，简直就如同猫盖屎。两口子被当场批斗，批斗后男的被带到民兵大队部，不知还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当晚洪芳流产，喊救命喊到昏死过去，也没有人听见。幸好她丈夫半夜从民兵大队部逃跑了，民兵到她的家里来抓人，她丈夫没抓到，倒发现她还有一口气，送到公社卫生院。命保住了，人却疯了。

疯子有两种，一是文疯，自虐不打人骂人；二是武疯，打人骂人，而且不知轻重，抓到什么就往别人身上招呼什么。她偏偏是后一种，披头散发，衣不遮体，天天就在队部和大食堂里闹，恶吃恶打，抢到菜刀就砍，抓到铲子就抡，甚至抡着棍子见人就打，打不着人就打牲口……当然，她也没少挨民兵的打，可她毕竟是女人，民兵也不敢真下死手，害怕把她打出个好歹，缺德又遭人恨。

她娘家的哥哥来领过两三回，领回去没几天就又跑回来。此时，世界闻名的三年大饥荒降临，村里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由开始的一斤，改为八两，后又减到五两、三两，当三两也不能保证的时候，村里的食堂办不下去了。

洪芳也没有力气疯了，眼看就要饿死了。这时候薛傻子又冒傻气了，找到村上的头头，要求把洪芳领回家，死了负责用席一卷把她埋了，活下来就算她命大。村里乐不得甩包袱，薛傻子傻得正是时候，村头答应的很痛快，还假装严肃地嘱咐傻子：“她流产时大出血，卫生院大夫讲她不能再生育了，你晚上不要得便宜傻干，别干出人命来。”

薛傻子咧嘴傻笑：“这时候能保住自己命就不错了，那还有力气干别的。”

他把洪芳领回家，先用剪子把她那一头齐腰的又脏又乱的头发剪掉，然后烧了一大锅热水，让四个孩子中的唯一的老闺女帮忙，从头到脚给她洗干净，换上郭傻子老婆以前穿的干净衣服。洪芳已经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任由他摆布。

薛傻子自己有四个孩子，再加一个洪芳，他怎么养活？

1958年成立大食堂前的几个月，他从外村人口里就听到了风声，他孩子多，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便开始天天在院子里脱坯，脱的坯够盖两间南房。对外称孩子多，将来娶媳妇都要用房。其实，每一个土坯里都藏着一包粮食。别说是本村的民兵，就是天兵天将来查，也不会想到土坯里有粮食！

白天生产队里派了活就干，生产队没有派活他也到地里转悠，假装拣粮食粒。人们饿得恨不得吃土坷拉，地里哪还会有丢下的粮食粒？薛傻子主要是哄弄自己的孩子，怕他们出去乱说。每晚等孩子睡了，他从土坯里取出粮食，再将土坯原样放好，烧半锅开水，灌到两个暖水瓶里，将粮食粒放到暖瓶里，有黄豆、黑豆、麦子、玉米、高粱……混在一块泡一夜，第二天早晨已经很软了，每个孩子连水带粮分上小半碗，也就两三口的事。就是这两三口，却能保证他们饿不死，四肢不会浮肿。

对洪芳也是这个量，让她饿着点，跑不出去，也没有力气发疯。晚上睡觉，他用一根绳子一头系在洪芳的脚脖子上，一头拴在自己的小腿下边，她一动他就知道。天冷了就搂着洪芳睡，有时难免会亲她几口，亲亲脑门、脸蛋无伤大雅，人家外国男女，不管认识不认识，见面就可以来这一套。但绝不碰她的身体，傻有傻的原则，不能趁人之危。

一年后的一天夜里，洪芳竟主动亲了他一口，他吓一跳，以为她这么长时间没犯的疯劲又来了。洪芳搂紧他，小声说：“我不疯了，谢谢你救了我。从现在起你也不用天天用绳子拴我了。”薛傻子嘴里“哦哦着”赶紧起身解开洪芳脚脖子上的绳子。

他心里却不是很踏实，傻乎乎地又问了一句：“你真好了？”

洪芳笑得很甜，也很正常：“一饿治百病，我不想死了，就不会再疯了。再说你天天搂着我，再疯也叫你给热乎过来了。”

也是从那晚起，他们成了实际的夫妻。但洪芳仍旧不出门，为他照看四个孩子，洗衣服做饭，把傻子的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村里人几乎把她忘了，度荒三年饿死不少人，有人甚至认为洪芳也早就死了。

1962年夏天，村民都已经能吃饱饭了，洪芳走出薛傻子家的院门，到村委会申报丈夫失踪。

半年后与薛傻子结婚。四个孩子对她都不错，薛傻子活到八十岁，丈夫死后，洪芳跟着嫁在本村的老闺女，又活了十几年。

---摘自蒋子龙著《人世间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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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6月22日，中共乐都县委向各乡、镇下达了一个详细的捕人计划指标，通过这个计划指标，让大家看看有多荒唐！

下面原文照抄，一字不改：“全县各类敌人的打击指标（捕人）总捕人数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员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坏分子95至 100名，敌伪军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面敌人（恶 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敌伪军政警宪人员——笔者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劳改释放犯、反革命家属40至45名，撤消管制分子26至30名，一贯道徒、巫婆神汉30至36名，开除机关、学校交社（会）管制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7至 10名。按乡镇分：碾伯镇捕28至30名，老鸦镇捕15至17名，瞿昙乡捕27至29名，岗沟乡捕26至28名，洪水乡捕12至14名，高店乡捕11至 13名，峰堆乡捕14至16名，马营乡捕16至17名，李家乡捕19至20名，寿乐乡捕11至13名，共和乡捕13至15名，水磨乡捕13至14名，高庙镇捕20至28名，雨润乡捕13至14名，新仁乡捕16至18名，蒲台乡捕19至21名，中巴乡捕16至18名，城台乡捕17至19名，马场乡捕18至 19名，芦花乡捕15至17名，中岭乡捕12至13名，引胜乡捕18至20名，达拉乡捕15至17名，双堡乡捕9至10名，宗教寺庙捕7至10名。时间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七月十五日结束，六月二十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后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对象全部捕捉起来。”

这么详尽周密的捕人计划，堪称“一绝”。今天的年轻人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吧！我要郑重告诉他们，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们的共和国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发生过。

---尹曙生：草菅人命的公安工作“大跃进”


湟中县，是青海省的粮仓，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县。可是群众不敢反抗。因为公安局长安有芳，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他在全县搞捕人比赛，哪个派出所捕人多，他就奖励、插红旗；哪个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评，，，插白旗。仅1958年6月，他根据省里提出的“将反革命捕光，枪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 达的捕人指标，提出“苦战六昼夜，捕人六百名”的口号。结果6天捕了841人，其中有通奸行为而被捕的270人，占总数32%。
该县汉东公社元山生产队，1960年春天，每人每天只能吃2两（16两1斤）粮食，14岁的学生李占祥，全家 11口人，饿死7人，无奈之下，他跑到大队饲养场，偷了2只小羊羔，回家杀死煮吃，维持了5天，第6天，他到大队食堂打饭，端了半瓦罐青稞面汤，在回家路上，他喝了两口，感到和喝水差不多，一气之下，将瓦罐摔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他想，过不了几天，全家人都将饿死。于是，他回家拿上镰刀，带着绳子，再次跑到饲养场，乘饲养员不在，将一头毛驴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只驴耳朵跑回家中。饲养员回饲养场发现驴耳朵被割，报告生产大队干部。饲养员和大队干部顺着滴血，找到李占祥家，他正在刮驴耳朵上面的毛，还搜查到两张羔羊皮，人赃俱获。大队干部将他捆上，把他耳朵穿个洞挂着割下的驴耳朵，送到公安局，受到这位局长的表扬，并以“杀害牲畜罪”将李占祥逮捕，判处10年徒刑。1961年7月，省委工作组到湟中县检查公安局自查自纠情况，问新来的公安局长，为什么李占祥还不释放，局长说，李占祥偷大队羊羔、割驴耳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们拿不准，所以没放。王昭听汇报后说：李占祥家11口人饿死7口，他为了活命不得已才那样做，再说他还是个孩子，按法律规定也不应该逮捕呀！这样，李占祥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知道全家人除他外全饿死了。他带着几件破衣服，到新疆去找他叔叔去了。

---尹曙生：草菅人命的公安工作“大跃进”


尹曙生：草菅人命的公安工作“大跃进”
《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 、学校”。

这个计划要点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认可下发的。同经济建设“大跃进”一样，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的计划。同时，“要点”并没有提出达到这一计划目标的具体有效办法，而是笼统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么叫“应该逮捕”？什么叫“应该管制”？“依法”，依什么法？没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怎么解释都有道理。这就给滥施刑罚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据。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定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大跃进”嘛！上级将捕人计划指标下达到下级，下级层层加码，捕人指标越来越大，所以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年到1957年的总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 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万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万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劳动群众，他们或因对 “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不满，说说牢骚话；或因为饥饿，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为了避免饿死，私分生产队的粮食；或为了活命外流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被捕的人中1/3左右死在关押场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罪嫌疑人、劳教人员 5万多人，占这些人员总数31%。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304人，占总数16万人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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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灾难是由一个可怕的执政系统发动并导致人民的道德堕落
在冯客的书中，不仅记载了大饥荒时的灾难，也记载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在对民众的采访档案中，冯客发现，“偷”是一个最决定性的生活策略，能否偷成为了能否存活的问题？“销售员在店里偷东西、协助人员开假发票、在帐本上做花样……”

“一个名为 王字尤（音）的男子，此人被报到最高领导人，他的双腿被铁丝捆，有人用一块十公斤的石头砸他的背，他的一只耳朵被剁，最后一个人用滚烫的工具烙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偷了一个土豆”他说。

但为了生活，偷窃一时成了社会风气，工人偷工厂、农民偷吃未成熟的生粮食，有时在农村，农民用两本帐本，一本给党的官员看，一本给自己看。收粮后先给自己分一点，在运送过程中人们用竹子偷粮，再把沙子搀进粮食中弥补重量，在厨房里，厨师做饭也尽量偷一点，当饭摆在桌上时，有时一半已经没有了。

他还说，据档案记载， 1961 年 1 月甘肃省发生了 500 起农民成群抢劫货车的事例，在 1 月底的一次劫车中， 4,000 农民把货车抢劫一光。有一次农民们从货车上抢劫了军服后，穿着军服再抢劫了当地的粮库。在湖南的一个县，两个月中 30 个粮库被抢或被烧。

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人们失去了一切后开始堕落，社会也开始崩溃。冯客表示，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只好被迫互相摧残。邻居之间互相盗窃，家庭中的弱者成为了被欺负的对象。有的为了孩子的未来，将孩子卖掉。被丈夫抛弃的女子，不知如何面对孩子的哭泣，在保全自己还是孩子的生命选择中痛苦挣扎，被逼将孩子邦在背上跳河自杀。此时中国的自杀率急剧升高。

冯客表示：“真正的不幸是普通的人民、尤其是农村的贫民，为了生存必须在道德上做出多种妥协，所以大破坏与堕落同步进行”。而这一切都是一个可怕的执政系统中执行着。

---冯客教授谈“中国大饥荒” 三个惊人的发现
－－作者：一滴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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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后一次乘机只为逃命
数百名老百姓跟带枪的战士，冲进毛泽东住的东湖宾馆大院里，直冲到离毛住的楼不远处，把住在另一幢楼里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一顿暴打后抓了去。自掌权以来毛泽东的安全还未受到过这样的威胁。刚从武汉返回北京的周恩来，立马转身再飞武汉，带来二百多名全副武装的中央警卫 团人员。周把当年做地下工作的一套拿出来，到武汉后等到天黑，再乘汽车驶向毛的住地，还换了衣服，戴上墨镜。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两点，毛乘夜色从东湖宾馆后门尴尬离去。三套交通工具同时待命：专列、专机、长江上还有舰艇。毛先说坐专列走，上了专列，他又说乘专机。赶到机场后，他没有上自己的专机，上了另一架飞机。机长问飞哪里，毛答：“先飞起来再说。”等飞机升空后毛才下令飞往上海。

这是毛最后一次坐飞机，对他而言也是逃命。荷枪实弹的人群居然闯进他的住地混乱地拥挤抓打，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成千上万的群众游行，对他的指示公开表示敌意，游行的队伍中还有武装军人。当伟大领袖以来，毛还没有这般狼狈过。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 张戎、乔·哈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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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永胜》一书附录四是迟泽厚写的《不识时务亦俊杰——秘书眼里的黄永胜》，其中透露了一位开国上将的“事迹”。迟泽厚写道：一位以告密为能事的上将军，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他便向江青密报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上海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安装窃听器；“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他诬告“二月逆流”的 主将谭震林是叛徒；“杨、余、傅事件”发生前，他又给毛泽东、林彪报送材料，称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曾被俘叛变，致使这三人都身陷囹圄。江青多次夸奖他“立了新功”，并要为他“记功”。
就连对他有大恩的周恩来，他也没有放过，把周恩来是叛徒的《伍豪启事》密报江青，给后来得悉此事的周恩来造成很大精神压力，直至周逝世前3个多月最后一次进手术室前，还叫工作人员找来他就此事的辩诬材料，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知情人透露，许世友还是1975年年底率先向毛泽东进言要求批邓的几个人之一。

---作者：司马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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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吃
那三年，整个得胜堡除了社队干部的老婆、儿媳，没有一家女人生过孩子。不要说生孩子，大多数女人都绝经了，少女都没有性特征。男人们都没有性欲，哪来的孩子？唯有社队干部家还能增人添口，说明人家的女人不缺营养。按说，口粮分的都是一样的，人家咋就不饿呢？

五舅说，那时社队干部偷吃是非常 普遍的事情。社队干部常常借故晚上开会，到深夜开荤打牙祭。社队干部开会的地点一般在饲养院，因为饲养院远离村子，后半夜社员们都已熟睡了，有点烟火升腾、风箱响动无人知晓。

不知道社队干部后半夜聚餐时会吃些啥？五舅说，多半是烙油饼、炒鸡蛋，或者宰个鸡、打死一只兔子，燉着吃。那些年吃不上猪肉，因为人都没吃的，养猪的人家很少，即便下大同没有肉票也割不上猪肉。

半夜三更，社队干部们鬼鬼祟祟地聚在一起大快朵颐。门窗紧闭，油灯闪烁如鬼火，盘腿端坐在炕上，吃得大汗淋漓。他们吃饱了，还要把多做出来的，用笼布给老婆娃娃兜回去，至于老百姓的死活，他们才不管呢。

---作者: 老绥远韩氏


春播开始了。生产队里尘封的仓库被打开，小麦、玉米、高粱、黍子、大豆，成筐成箩的种子走向洒满阳光的田野。此刻，这些种子享受着国家元首出访的待遇，被人一路护送着来到田间地头。为了防备有人在播种时偷吃种粮，生产队长已提前将六六六粉药拌入其中，还别出心裁地在地头放上两桶清澈的井水，收工 时强迫社员“验口”。所谓“验口”，就是从一只桶里舀水漱口，将漱口的水吐在另一只水桶里，以此来验证口中有无食物的残渣。

因为饥饿，即使种子拌上农药，人们仍然无所畏惧。一次，点豌豆时，队长手里掂着根胳膊粗的木棍，在田边盯梢着，并不时发出“谁偷吃种子就是找死”的威胁。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冒险偷吃种子。二宝媳妇因为偷吃了拌有农药的豌豆，躺在地里口吐白沫，四肢不停地抽搐。人们七手八脚地将其抬到御河边，用铁铲撬开她紧闭的牙关，一捧一捧地往她的嘴里灌水，才总算捡回了一条命。队长警告其他社员说，谁再偷吃，毒死了也不准救！然而，说归说、做归做，仍然还是有人步二宝媳妇的后尘。不过，他们再偷吃时，将拌了毒药的豌豆种子放在泥土里搓一搓，这样就可以放心地吃了。在收工前，偷吃的社员借口去排泄，去河边趴倒漱了口，这样便可以躲过“验口关”了。

队长看的不紧时，人们就把种子趁机挖坑埋在一个好辨认的地方，下工后再偷偷拿回家去。拌过农药的种子拿回家先用凉水泡，然后再下锅，吃了也没事。五舅说，人要是饿急了，别说是六六粉，就是七七粉也顾不上了。

---偷吃
作者: 老绥远韩氏


听五舅说，堡子湾公社有个队长为人十分仁义。那年秋天，新麦打完后，后半夜在场面上支起几口大锅给乡亲们煮麦子吃。那天后半夜，全村的男女老少接到通知后都拿着碗筷来了，人们睡眼惺忪地排着队，队长一人一勺头地给舀。那天，全村人就像过节一般高兴。后来不知道风声是如何走漏的，队长被公安局戴上 明晃晃的手铐子，用警车拉走了。拘捕他的时候，全村人都赶来送别，热泪涟涟。后来那个队长被判了15年，他的全家老小乡亲们一直接济着。

---偷吃
作者: 老绥远韩氏


中共期刊《党史研究与教学》在2005年第5期和第6期曾记载，1959年时，张凯帆去安徽无为县调查饥荒情况。当时无为县已经饿死30万人了，于是张凯帆顶住压力，开仓放粮，救活了当地五十多万老百姓。

然而，毛泽东却狠批张凯帆，称其为“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 裂共产党”。结果，张凯帆受到51天的批斗，全家遭难，6个亲人惨死。后来官方统计：仅无为县，因张恺帆事件受株连，被批斗，被处理的县、社、队党员、干部和群众，共计28,741人。

---“大爱”还是惨剧？三千孤儿入内蒙真相
作者: 朱娣


作者颜智华是一位独立学者，涪陵人，中学历史教师，已退休。这部《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是他先后花费了30年时间，访问了原四川省两个专区近20个县，访问了上自中共地委书记，下至人民公社生产队长及普通社员在内的100多位当事人与见证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与资料，着力写就的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性专题史书。

如今，人们一提起大饥荒，通常都会说三年大饥荒，即1959年、1960年、1961年。不过颜智华告诉我们，包括涪陵专区在内的四川省，大饥荒实际上持续了4年半之久。
四川的大饥荒为何比其他省份更长？责任就在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被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当1961年中央都在“纠左”了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反右”。

作者指出，从1959年开始发生并延续至1963年上半年的历时4年半的特大饥荒并非偶然与孤立。之前的9年（1950-1958年）农村里也是饥荒连连，糠菜半年粮是相对富裕农家的常态，因饥饿死人也非个别。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三条：就是高额的农业实物税收，粮食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作者写到，1963年夏收后，特大饥荒算是告一段落，在1965年-1966年，农民整体上口粮相对宽裕，但是毛泽东主导新一轮的阶级斗争即四清运动接踵而至，这场运动是报复性的，就是针对刘少奇的右倾和农民为了自救而自发“包产到户”。再接下来，是实施三线建设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7年起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一直持续到1978年上半年。

可以说，在毛时代的中国，尤其是广大农村，吃不饱饭是常态。

---胡平：推荐颜智华先生的《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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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冶金部部长王鹤寿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从技术上分析了土高炉炼钢铁不可行（1958年8月）。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也诚恳相告毛泽东：“土法炼钢再多也没用。”（1958年9月）。毛泽东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

于是，在那个被无耻之徒们吹捧为“改天换地，气壮山河，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明知不可 为执意为之，歇斯底里的混帐独裁者领导着全中国数亿失去理智的草民，给全世界表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瞎胡闹的千古奇观——遗笑千秋万代！永恒的奇耻大辱！

195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向世界宣布，中国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 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

厚颜无耻！值得炫耀吗？

请看，195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财政部《关于土法炼鉄的亏损处理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据估算，土法炼鉄的成本有的是每吨150元，有的高达460元，全国平均至少在250至300元，而生鉄的调拨价格全国平均是150元，每吨土鉄全国平均至少要亏损100到150元。今年全国土鉄产量至少有1000万吨，总计要亏损15亿元左右。”

这还不是主要的。

毛死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会，中共党媒宣传：“（1958年）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是典型废品。大炼钢铁运动共损失约200亿元。”，并且披露了1958年底陈云写给毛泽东的报告，说：“……有四.五百万吨生鉄含硫超过标准，它们既不能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这是劳民伤财。”

这里说的“实际上”，其实也并非完全“实际”，因为发动群众运动——全民大炼钢铁，中共中央也明知质量没有把握，故而，1958年8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特意降低了钢铁生产验收的合格率标准。——大炼钢铁的产品，冶金学称为“烧结铁”，一点用途都没有。

由此，生动地说明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完全是全中国人民轰轰烈烈大炼废品！暴殄天物劳民伤财瞎折腾！

请注意，1958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387.6亿元！200亿元占51.6%！——全国全年财政收入一半多打了水漂！纵观世界史，有这样混账的执政者吗？！

需要指出的是，大炼钢铁运动最大的罪恶，还不是暴殄天物劳民伤财，而是：造成了1958年秋粮大减收。

---遒真言實：毛泽东共产党丧尽人性！


全民大炼钢铁
大白痴对自然科学所知甚少，当时中共经济领导人基本上都是低学历出身的革命家。大跃进运动总指挥毛泽东认为：只要钢产量提上去，就可以带动整体工业实现飞跃式发展，因此，荒唐地提出了“工业以钢为纲”的口号，妄图首先实现钢铁产量的超常规增长。更荒唐的是，妄图通过计划经济指标指挥生 产——他认为，指标定多少就能生产多少。于是乎，毛共党国1958年钢产量指标半年之内接连五次火箭似飞窜：

背景一：1957年中国实际钢产量是535万吨。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1957年12月制定的1958年钢产量计划指标为610万吨，比上年增长14%；

1958年1月南宁会议的1958年钢产量指标改为620万吨，比上年增长16%；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改为711万吨，比上年增长33%；

1958年5月底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进一步修定为820万吨，比上年增长53.3%；

1958年6月19日，毛泽东一拍脑门，大嘴一咧，吼道：“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我看，干脆，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1100万吨！”—— 一锤定音。

背景二：6月19日前，全国1958年度171天累计钢产量只有270万吨！而剩下的时间共194天，是此前时间的1.13倍，却要完成剩下3.074倍的任务！

背景三：此后，在毛泽东一次次严厉命令和亲自督导下，全国钢铁行业拼人力、拼设备，大干苦干拼命干，到8月17日，两个月时间产钢130万吨（其中，应有水份），累计产量400万吨。这时，全年近2/3的时间已经过去，而剩下的任务却有64%！

大话已经喷出，“伟大领袖”威望第一！怎么办？目空一切的独裁者决定：我说到的一定要做到！——1958年9月1日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大张旗鼓向世界宣布：“我国今年钢的生产量，要比去年翻一番……全力保证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中共党主席一句话地动山摇！

难道，一个国家的钢铁生产与“儿戏”一样吗？显然，大不一样！炼钢，是实实在在的科学！是浩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炼钢设备（平炉、电炉、转炉），炼铁设备（高炉），需要基本建设、矿石、矿山设备、能源、水资源、焦炭、运输、电力等方方面面的共同支持。可是，大傻逼把科学当成了小孩子过家家！

毛泽东的高烧、癫狂迅速传染全国！在魔手指挥之下，癫狂的妄想变成了癫狂的行动！

没有设备怎么办？——大白痴巨手一挥，土法上马！——于是，小土炉遍地开花，垒进了医院，垒进了校院，垒进了兵营，垒进了政府大院，垒进了外交部！

没有原料怎么办？——自力更生，向各家各户要！门搭门环，旧锄旧锨，铁锁铁钉，铁锅铁盆……应收尽收，应拿尽拿！——乒乒乓乓，叮叮咚咚，砸了盆，砸了锅，投入熊熊炉火中。

没有燃料怎么办？——砍树毁林烧木炭——青山绿岭树伐尽，留下石块黄土光秃秃！

---遒真言實：毛泽东共产党丧尽人性！


之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十分可恶，之所以说毛泽东是个丧尽人性的畜牲，主要指的是大饥荒生成以后的所作所为——

第一，大饥荒生成后，毛泽东共产党不顾广大饥饿农民的痛苦，继续执行凶残的统购统销政策，而且，按照吹牛皮的虚假数字征收粮食！——当初，鼓动全国比赛吹牛皮，然后，又按牛皮数字征收农民的粮 食！——历史上，哪有这样狗日的东西？！

第二，，，正当广大饥饿农民引颈企盼政府救济之时，毛泽东竟然发动了向饥民手中抢夺粮食的穷凶极恶的反瞒产运动。
丁抒先生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指出：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大饥馑、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

第三，，，毛泽东明知灾情非常严重，但是，他却恶毒地将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而且在全党发动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将张恺帆等300多万对大跃进不满的共产党各级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反右倾运动迅速展开，与反瞒产运动交叉进行，全国农村展现了非常残酷血腥的局面。

第四，毛泽东竟让把人民的生命看作鸡毛蒜皮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这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在他眼里，饿死数千万人，只不过是一个指头、鸡毛蒜皮的小问题。人性在那里？

第五，顽固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推动大饥荒恶性发展
通过1959庐山会议，中共党内的纠偏纠错行动戛然而止。虽然“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造成了大饥荒，明显是重大罪过，但因为是他的创造，他决心誓死捍卫，撞到南墙上也不回头！
“大跃进”、公共食堂坚持了三四年，人民公社一直挺到毛下地狱以后。

第六，把灾难当喜事办，大吹大擂，歌功颂德，无视人民死活
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共中央的工作重点却是大张旗鼓反右倾，同时，倾力进行首都十大工程建设，在10月1日前后北京和各省省会都隆重举行了盛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广邀各国政要，张灯结彩，燃放焰火，大宴宾客，欢天喜地。

第七，持续超极限高征购（暴力强征）
大饥荒之时，1959年征购粮比超极限的1958年又增加了14.0%!（1958年比1957 年征购粮增加22.1%，粮食总量只增加2.5%；1959年粮食又减产了600亿斤，减产15%—— 一增一减，征购粮占农村留粮的比例竟高达38.8%！农民人均农村留粮比1958年减小136.8斤，比1957年减少163.3斤！
1960年，在1959年大饥荒大死亡的基础上，形势更严峻更恐怖，这是三年中死亡最多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毛共中央竟要求征购粮比1959年增加500亿斤，提高37%。

第八，大灾之时，见死不救，拒不开仓赈灾
在大饥荒之年，在各地战备粮仓都有存粮——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的情况下，硬是不让开仓赈济灾民！

第九，大灾之时，竟然拒不接受外援，不让进口粮食！
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春，毛泽东政府不仅不动用外汇购买粮食，而且也不出售黄金，反而却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通过出口农产品买进几十万两黄金！
当国际社会发现中国大饥荒以后，美苏等国家都提出援助中国粮食，可是，死要自己面子不顾百姓死活的毛泽东断然拒绝！！！

第十，大灾之时，打肿脸皮充胖子——竟然扩大援外规模，大量出口粮食！

第十一，大灾之时，对农民的死活置若罔闻

第十二，大灾之时，竟然立恶法——不许饥民逃荒要饭

第十三，大灾之时，竟然大兴土木，为毛泽东建造大量行宫！

---遒真言實：毛泽东共产党丧尽人性！


为什么，毛祸大饥荒饿死的都是种粮食的人？
对于后世，这是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因为从历史上看，遇到饥荒，首先饿死的是城镇贫民。毛泽东时代这场大饥荒，为什么饿死的基本上都是种粮食的人呢？

毛泽东执政之初，确定的基本经济国策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其内涵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 决定产品价格，将工业产品价格抬高，将农产品价格压低——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从而形成类似剪刀差口一般的差额。这是专门剥削农民极端不公平的邪恶制度。它是舶来品，来自于苏联

为了确保长期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1953年，毛共创立了“统购统销”制度，其发明权属于陈云——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宰相。“统购统销”的实质是：全面取缔传统的自由市场，政府掌控所有产品，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当时是农业社会，其真谛就是低价强购农副产品。农民只能低价卖给政府——普遍比原来市场价格低20—30 %。当年，毛共宣传：农民为国家工业建设做出了牺牲。这是屁话。你跟农民商议过没有？农民愿意吗？为什么不一碗水端平，让官员们、全国人民平等地做出牺牲？

为了确保长期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1958年，毛共创立了“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其真谛是：严禁农民自由迁徙。——将农民禁锢在农田里，永远单独做牺牲——单独被剥削。这是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制度。世界史至今（2010年代）只有三个国家实行这一制度。效法者是：流氓国家朝鲜和非洲小国贝宁。

以上，是一整套极端歧视农民专门剥削农民的反动制度。

从此，农民成了法定的次等国民——人下人！

从此，空前地拉大了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

从此，中国农村成了空前的人间地狱！

从此，中国农民成了空前的文明现代的典型奴隶——一无所有，而且还要挨骂挨打，而且嘴巴也让管住了，不能随便吃喝——不许挖野菜！不许自己做饭！

与之相对，城镇居民成了人上人，即或城镇贫民，因为有一个购粮本，基本上可以保住小命不死。

可怜的中国农民，除了单独受剥削受掠夺受歧视受虐待，死活没有人管——做为个人，人人难保自身，谁也管不了别人。

这就是，“为什么毛共中国大饥荒死的都是种粮食的人？”这一怪诞现象的原因。

---遒真言實：毛泽东共产党丧尽人性！


大灾之时，对农民的死活置若罔闻
1959年2月（春节前后）中央卫生部工作队发现信阳地区大面积饿死人，上报中共中央监委（中纪委的前身）。——已经上达朝廷了。毛泽东中共中央是怎么处理的呢？——调查。左调查，右调查，你调查，他调查，反反复复调查。朋友们，请猜猜，一共调查了多长时间？——整整两年啊 ！！！

解决信阳事件，是1961年2月！！！

怎么解决的？——没有从外地调一颗粮食，全部是信阳地区本地的粮食！！！——打开本地的粮仓，救了信阳地区苟活者——奄奄一息的剩余600多万人的生命！！！

毛泽东个狗日的！你早干什么了？！！！

如上所述，1959年春，已经饿死了最少20万人！人命关天！当时为什么不像古代的皇帝那样马上开仓放粮？！！！如果1959年春季施救，何至于饿死150万信阳农民啊！！！

狗日的毛泽东！不是铁石心肠是什么？不是丧尽天良是什么？不是狼心狗肺是什么？！！！

---遒真言實：毛泽东共产党丧尽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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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堂工作的生产队长，每次带回米饭都锁藏家中柜子，独自享用，两个儿子几天粒米未进，嚷叫不停，父亲置之不理，小儿子活活饿死。

---谢贵平《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页126）


源于赤政
民主国家，牛油面包当然重于汽车大炮，关乎民生的农业、轻工业第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经济发展自然序列。社会主义赤国为体现制度优越性，倒过来优先发展重工业，轻农业轻生活，跳过轻工业直接发展重工业。“一五”期间（1953～1957），基建投资36.2%用于重工业，轻工业6.4%、农业7.1%。[⑩ ]

中共这是“学苏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重工业投资85.9%，轻工业投资14.1%。中共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投资88.8%，轻工业仅11.2%；实际执行比例7.8∶1，比苏联“一五”的6∶1又扩大30%。[11]

2001年12月23日戈尔巴乔夫发表一篇短文，中国《参考消息》全文译载，内有苏联遮掩几十年的最高机密：庞大的工业产能90%以上军用，民用不到10%。摘录一段——

当时（戈当政）窘得很，无论洗衣粉和牙膏还是裤袜都不能敞开供应，只有9～10%的工业产能生产生活必需品。如能从用于国防的每年一千多亿美元中拿出10～15%生产日用品，也能缓解消费品市场紧张局面，但已经来不及了。[12]

---裴毅然 | 毛时代奇葩票证


票证年代
毛时代，全国家家都有专门小本（笔者家也有），插放各种票证，出门必带，每日必看（以防过期）。

北京一双袜子六寸布票、一块手绢四寸布票。东北寒冷，黑龙江1961年仅发三尺布票／人。[⑤]天津也只发三尺布票／人，不少人穿补丁衣裤，全城还买不到针。天津南开生李庄临“跑遍全市各店也没有 买到”，好不容易从地摊老太处买到一枚高价缝被针（1.8元）。[⑥]

1960年9月新华社《內部參考》——

市场物资供不应求，现在没的买，连块糖也买不到。
商品质量逐渐下降，价格高，自行车、烟酒降低了质量，但价格不落。过去买双鞋可以穿半年，现在买双鞋下一次乡就完了。[⑦]
年年丰收，粮食都到哪里去了？生产增长了，为什么生活还这么紧张？
生产计划天天向上，生活计划天天向下，真是一日不如一日。[⑧]

文革大字报〈票证歌〉——

烟要票、酒要票、糖要票、肉要票，粮油棉布都要票，衣食住行全靠票；
请客吃饭先收票，新娘带票上花轿；西方人民受剥削，只有我们是正道；
牛奶面包不经饱，土豆牛肉太可笑；汽车电视不能要，要了要成修字号；
修字号，戴高帽，又挨批斗又挨炮；要做革命老黄牛，牛棚里头吃草料。[⑨]

---裴毅然 | 毛时代奇葩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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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胆子大的学生便 三三两两游弋于食堂前后，见到什么偷什么，诸如锅巴、馒头、山芋，乃至咸菜。也有女同学参与其中。她们多半不是偷，而是讨好炊事员，乞求讨要。有个炊事员 老赵，家住晏公茶冲，单眼失明，大舌头，其貌不扬，却好色，喜欢与女生搭讪，间或趁机在人家身上摸摸捏捏，揩点油。少 数女生便利用这一点，主动与他搭讪， 甚至挑逗，以获取他的欢心，进而得到两个馒头，几片锅巴，或者一碗剩饭。有一次，老赵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撩起围裙，掏出自己的男根，抓在手上撵一位姓吴 的女生。女生吓得掉头窜逃。老赵一直追到门口，转过身来兴犹未尽，嘴里还在不停地咕哝：“老子干你，干你……”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敢相信的。老赵居 然毫无愧色，一边咕哝，一边抓起锅铲，煮稀饭去了。

---朱普乐《我与“三年大饥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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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的新鲜事中还有一椿是不可不提的。搞共产主义，革命革到了家庭头上，许多地方不许再提「家庭」两字，改之以父母兄弟姐妹为成员的「小组」。革家庭的命，政治局成员康生是最积极的鼓吹者。他对农村干部说：「既然已经公社化了．．．当然不需要家庭了。家庭是革命最大的包袱．．．革命就得革 掉儿女情长，一律要男编男队，女编女队，小孩进托儿所，老人进敬老院，家庭就解散了，消灭了，人人都一身轻松地闹革命，这是生产力的大解放。」

---林青山著《康生外传》（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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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有关周恩来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回忆，曾经充斥了纪念周恩来的文集。在一篇回忆中称：1964 年，周恩来出访回国返回昆明，总是从外国朋友临别赠送的西瓜、芒果中挑选最大最好的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工作人员在一起联欢的时候，总理常常站起来，亲自提议，亲自指挥大家齐唱歌颂伟大领袖毛 主席的歌曲《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他 那 宏 亮 的 声 音 ， 充 满 了 对 毛主席的无限深情，激励着大家紧跟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奋勇前进。（人民 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中）》，1977年版第698页）

还有回忆称：出访归来飞越国界的时候，周恩来提议唱《东方红》：“毛主 席很伟大，要热爱我们毛主席。”周恩来对机组人员讲：“你们飞行要靠毛泽东 思想导航，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个人要靠毛泽东思想哺育 成长。”（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 （续）》，1977年版74页）

  总之，还在文革之前，周恩来就不断借艺术性的音乐、舞蹈、歌曲，向毛泽 东表达了非凡的忠心。它们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上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 后来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

---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  责任与特色
  小  夏


“提意见的数字指标”
很少有人听说提意见也有指标，但它确确实实存在。1957年共产党的整风，一变而为对提意见者的整肃，于是大家噤声。连毛泽东也有了“万马齐喑”之叹。但是“阳谋”之后，谁还肯冒险犯难去捋虎须、批龙鳞，往刀口上撞？

到了1958年，“反右”基本结束，于是又自上而下发动了所谓“双反运动 ”。“双反”，一是反浪费，二是反保守。其目的何在？当时不明所以，现在想来，大概一是表明虽然打了“右派”，整风还要继续，表明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二是目标指向党内“反冒进”诸公，即所谓“保守派”（我疑心当初发动整风，目标原本就是针对“反冒进”诸公的，不料未能如愿）。

在大打了几十万（或曰数百万）“右派”之后，只要是党的号召，一律是举国拥护，因为不拥护的后果谁都见到了。但“双反”景况又有些不同。年前发动整风运动时，是要大家放手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不料意见提了不少，右派抓得更多。喘息方定，又要大家提意见，谁个还敢！于是，学校党委层层发动，到了年级党支部，干脆下达了数字，说是当天每个人都要对校方各级领导提出100条整改意见。谁要提不出，就不能睡觉。这叫对党负责。

1957年“反右”，凡是给党支部提了意见的，很少逃脱“右派”的命运，理论是，党是由无数基层组织构成的，否定了基层组织就否定了党。现在又要给各级领导提100条意见，真是岂敢呀岂敢！然而，又无法逃避。只好挖空心思，拣些无伤大雅的事情写写。

把鸡毛蒜皮的意见写上几十张大字报，已是搜索枯肠，但还远不足百条之数。实在想不出来，又熬夜犯困，就跑到校园瞎逛，看到哪里一盏路灯不亮，就回去写一篇“路灯坏了没人修，该谁负责”；看到食堂洗碗处龙头漏水，就写一篇“龙头漏水无人问，浪费谁心疼”，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实在不行，还可以看看别人贴的大字报，换个例子，改个标题，或换个角度，一样可以滥竽充数。待到终于凑满了百张之数，如释重负，坦然倒卧，梦周公去了。

发动群众提意见之后，运动进入整改阶段，这时，和“群众”的关系就不大了。只要听听领导总结，整改成果，“便鸣锣收军”了。总结中自然有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全校师生一共提出了多少条意见，整改了多少项工作之类的数字，但我已经记不清了。那些贴满校园的大字报也就随之清除，送到废品回收站去了。

数字，听来着实惊人。但晓得这些数字是怎样“炼”成的，对那些伟烈丰功也就只能付诸一笑了。

---数字是这样“炼”成的
---作者：陈四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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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

自延安整风以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日趋严重。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不仅有刘少奇、彭真、林彪等人，还有周恩来。相对于其他人，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有很大的责任，也有他的特色。但因为他一向严格控制着不让自己在宣传上显得突出，因此人们对他这方面的问题或是缺乏了解，或是未予重视。

一、周恩来在大搞个人崇拜中的首创性

在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周恩来常常是走在别的领导人前面的。

从1940年12月29日开始，周恩来就在许多份致中央的电报中，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301、305页）。在称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中央书记处”的前面加以突出。在笔者所见资料中，周恩来是最早这样做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这种做法完全颠倒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使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一般人只知道林彪在六十年代对毛泽东的吹捧，却不了解周恩来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这样做了。

1943年4月22日，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就说：“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

这年8月，周恩来回到延安后的首次公众讲话，就最先提出“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向”，他说：

“要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还有没有办法呢？我们回答：有办法！办法就出在陕甘宁边区！办法就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法就出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手中！”

在说到中共三年来的成就时，周恩来说：“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他强调：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1943年8月2日。1943年8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

在随后的中共“七大”上，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中共能够“锻炼成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是一个很强大很有能力的共产党”，“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

在这次讲话的最后，周恩来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周恩来在1945年4月23日“七大”开幕时候的讲话。《解放日报》1945年5月1日）

周恩来这个讲话中有关“毛泽东领导我们经过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的说法，在篡改历史方面也是走在其他人前面的.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主题之一就是“学习毛泽东”，这是最早公开号召全国学习毛泽东的记录。周恩来声称：“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毛主席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强调：“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的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在中国革命三十年的许多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331－345页；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中）》，1977年版第328页）

这是在中共还未执政、还在反对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权之时就向全国青年介绍、宣传并倡导学习自己这一个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最早、最系统、最权威的讲话。

1949年7月6日，周恩来再一次提出：“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因而造成了伟大力量，战胜了中国革命的强大敌人。我们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350页）

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又对毛泽东进行了肉麻的吹捧：“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的时候或者作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周恩来《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林彪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的这段长期遭到诟病的讲话：“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两相对照，就可以看出，林彪讲话的这些意思，周恩来早已在四年前的讲话中说过了。不同的只是，

一、周恩来更极端，他说“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而林彪在那段话前面说的是：“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

二、周恩来用了贬损自己的说法（“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来反衬毛泽东的伟大。而这正是周恩来与众不同的一大特色。

三、周恩来的讲话比林彪的讲话更早，实际上对林彪及其他领导人后来的表态起到了引导、启发、示范的作用.

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也照样讲了与林彪相类似的话，他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哈佛大学费正清图书馆收藏七千人大会资料，油印本）

这个讲话在官方编纂的《周恩来选集》中是没有的。

我们再来看看人们所熟知的林彪讲话：“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林彪在1966年提出的。然而早在1962年，周恩来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周恩来在2月25日发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在3于2日，周恩来对此问题还特意强调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周恩来与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6页）周恩来说：马列主义斯大林后期停滞了，但在中国革命中找到了代表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理论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发展的，而毛泽东同志则是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又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有他的历史条件的，有他的发展背景的。（杨明伟《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9页）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7月2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42页）然而，周恩来在此前的1966年5月2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曾宣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1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同时，据王力的回忆可以推断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周恩来主持搞的（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第941页）。《公报》中就明确宣布：“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年9月26日，周恩来说：“林彪同志说的很对，毛主席是列宁以后的二十世纪最伟大天才。”到11月份，在周恩来的眼里，毛泽东远胜斯大林。周恩来说：“世界上只有列宁，毛主席这样的天才。这样的领袖不多见，斯大林问题不少，当然功大于过，三七开。”（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26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串联队时的讲话，1966年11月12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周恩来在8月份的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讲：“毛泽东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把它集中起来，发挥起来，成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在清华万人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22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此类语言，在周恩来的文革讲话中不胜枚举。

林彪号召全军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提倡“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而周恩来在1964年12月就曾把《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送给工作人员，作为解决三门峡工程问题的工具。（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三）》，1979年版第43页）

过去在批判林彪时，曾批判林彪说过的这句话：“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都认为这个说法是林彪的发明，然而实际情况是：这句话最早出现在1966年《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稿中。当时值班的《解放军报》副总编冯征回忆说：这样的评价，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于是冯征亲往林彪驻地苏州打电话求证。结果却被告知，“一句顶一万句”是林讲的，“句句是真理”是另一位领导讲的。（蓬莱《“一句顶一万句”出笼前后》，1992年10月《书刊导报》）据笔者多方了解，这“另一位领导”就是周恩来。

在批判林彪时，还常常说他篡改历史，比如把自己吹嘘成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把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篡改成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等等。其实，这些篡改历史的做法，都不是林彪自己所为，而究其根源，却能发现周恩来在其中的独特作用。

比如，在对南昌起义的历史阐述上，周恩来就是一个地道的“变色龙”。1957年，周恩来在审定《八一起义》展览提纲时，提纲有一段话的原文是：党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决定由周恩来同志在南昌举行起义。周恩来在“举行起义”前加上了：“以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部分为基础。”提纲中还有一段话原文为：“七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周恩来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名字。（《怀念周恩来》编辑组《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为“反冒进”作检讨之后，1959年，江西省话剧团进京会演《八一风暴》，周恩来指示：听说戏里写了我，不要写我，要写毛主席。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八一起义。（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册）》，1977年版第287页）

到了文革中，周恩来的说法有了更大的变化。当年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负责人之一的戴维堤，在写成于2004年的长篇回忆录《逝者如斯》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1967年9月9日，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组织一些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大会，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大会组织者安排的发言者在歌颂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之后说，是伟大领袖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不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八•一”南昌起义是大军阀贺龙他们领导的，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不是工农武装起义，而是资产阶级旧军队的一次兵变，所以“八•一”不能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日，必须彻底砸烂。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废除“八•一”建军节，把“秋收起义”纪念日9月9日定为建军节。甚至有人呼起了“砸烂八一”的口号……

在混乱中，应邀出席大会的周恩来讲了话。按戴维堤的说法：“这是我知道的总理最违心的一次讲话”。周恩来说的是：

“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确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对的！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

戴维堤回忆：“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戴维堤《逝者如斯》，发表于互联网上。笔者采访戴维堤时求证过此事。）

至于说将“朱、毛井冈山会师”篡改为“林、毛井冈山会师”，这也并非林彪所为，而恰恰是周恩来在文革早期以及中共“九大”期间说过这样的话。1966年12月19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指出：“‘八•一’南昌起义，人数开始很少，但是由于领导，其中我就是一个，没有负到责任，在领导战争中犯了错误，没有能在江西站住脚，到广东去，到海口就失败了。就在那个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会师到江西，跟着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井冈山，由毛主席高举这个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这是毛、林井冈山会师说的源头。

在1969年4月14日的“九大”全体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以歌颂林彪为中心内容的发言时宣称：“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后来，“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林彪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系统批判林彪的发言中又说，“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朱德同志：连长。）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批林整风会议文件》，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文革讲话集(1966—1975)》，笔者私藏本；另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周恩来这是在批判谁呢？是谁歪曲了历史？

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注重娱乐性与艺术性

在大搞个人崇拜中，林彪以他那种军人作风直来直去要求“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与这种方式不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更注重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性和潜移默化的艺术性。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亲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导演和经常在公众场合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自“大跃进”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崇毛的讲话，是对高级干部讲的，一般民众并不知道。而周恩来则在重振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周恩来此时选择被冠名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来赞美毛泽东，是把握住了历史机会，也摸准了毛泽东当时的脉搏。

周恩来作为大歌舞《东方红》的总策划和总导演，堪称呕心沥血，在如何编排上费尽心思。为了突出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大大淡化了八一南昌起义，认为有秋收起义就行了（此举直接影响到文革中一些红卫兵、造反派提出否定八一南昌起义和改建军节为秋收起义纪念日），把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归为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在1964年7月18日的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讲：“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熊华源《周恩来：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党史博览》1996年第6期）

周恩来亲自给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人员做了7个小时的党史报告，讲述毛泽东怎样领导党和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续）》，1977年版第90页）周恩来要求演员“要把我们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3页）有人质疑“党的诞生”部分升挂毛泽东的像不合适，因为毛那时还没有担任党的领袖。周恩来则回答说：“从党一诞生，就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真正能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江西日报社编《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1977年版第439页）

周恩来特意在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安排毛泽东接见三千名大歌舞《东方红》的演出人员并会演。当天夜里，周恩来提出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并继续亲自领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页）徐肖冰回忆：周恩来指示，在拍摄电影时：“你们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领袖这一点。”（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册）》，1977年版第218页）

为了把《东方红》电影拍好，周恩来特意要求外贸部从伦敦购买质量好的胶片，当时的外汇还是比较缺乏的。杨明伟对此评价道：“这一表态，令从事电影《东方红》工作的编导人员欣喜若狂，他们知道，国家经济情况虽然好转，但是对于进口电影胶片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家总理作这样的表态，表示中央对《东方红》的拍摄工作非常之重视。”（杨明伟《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42页）在周恩来的全力督促下，1965年国庆节，大型电影艺术性纪录片《东方红》轰轰烈烈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大歌舞《东方红》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特别是对当时的青少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文革中各地红卫兵编演的大歌舞无不打着深深的《东方红》烙印）。“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在大歌舞《东方红》中最早由一曲《赞歌》唱出来的。到文革中发展成为“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日常用语。

为配合当时毛泽东向世界输出革命的决策，《东方红》火热上演的同时，其第二部也在策划中。主题定的是支持世界革命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内容计划描写建国之后的建设和生产。一些作品像《工人之歌》、《椰林怒火》、《刚果河在怒吼》已创作完成。越南人民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华时，就看了《椰林怒火》的演出。（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华夏文摘增刊610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43期，2007年11月7日出版；帙明《周恩来导演东方绝唱——<东方红>》，《党史纵横》2006年第2期）但是后来因为形势变化，不得不中途叫停。

究其本质，大歌舞《东方红》就是一个充满个人崇拜并经艺术谎言刻意包装的向毛泽东表示忠心的产物。

在文革中，在广大群众之间造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绝非林彪一人之功。在文革前期，人们最为熟悉的是在众多的群众集会上，都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特别是随着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片的上映，周恩来挥舞双臂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形象也在群众中深入人心。而这首歌本来是一首非常普通的歌，歌名原为《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1964年6月，周恩来陪同朝鲜来宾在哈尔滨访问时，作曲者王双印演唱了此曲。周恩来听后，给予了热情鼓励，并帮助修改词曲，然后正式推向全国。

当年有关周恩来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回忆，曾经充斥了纪念周恩来的文集。在一篇回忆中称：1964年，周恩来出访回国返回昆明，总是从外国朋友临别赠送的西瓜、芒果中挑选最大最好的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工作人员在一起联欢的时候，总理常常站起来，亲自提议，亲自指挥大家齐唱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那宏亮的声音，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激励着大家紧跟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奋勇前进。（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中）》，1977年版第698页）

据另一回忆：有一次，我们跟随周总理到一所大学，当他健步登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一阵阵的欢呼声，革命师生高呼：“向周总理致敬！”周总理立即用洪亮的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首先让我们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来指挥。”他带头起歌，挥动着手臂，有力地打着拍子，和全场一起高唱。（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17页）

还有回忆称：周恩来抱起一个幼儿园的儿童亲了亲，问孩子们会不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孩子们雀跃着回答会唱。周恩来就打起拍子，亲自指挥他们唱起歌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二）》，1979年版第257页）

还有回忆称：出访归来飞越国界的时候，周恩来提议唱《东方红》：“毛主席很伟大，要热爱我们毛主席。”周恩来对机组人员讲：“你们飞行要靠毛泽东思想导航，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个人要靠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续）》，1977年版74页）

总之，还在文革之前，周恩来就不断借艺术性的音乐、舞蹈、歌曲，向毛泽东表达了非凡的忠心。它们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上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后来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

周恩来对于其他的歌颂毛的歌舞演出也是下大工夫给以关注和指点的。广东省歌舞团人员追忆，周恩来在观看《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颂歌》时指出：第六段中的“红太阳照亮了粤海”，这样说“太小了太轻了”，“何止照亮了粤海，大概你们从广东出发吧？这样就太小、太轻了。”（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册）》，1977年版第198页）

三、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行为中，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不同而显得十分突出的一个特色，就是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1958年伊始，因为“反冒进”问题，周恩来从1月份的南宁会议到3月份的成都会议，从“离右派50米”到“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一路检讨不断。周恩来对检讨稿逐字逐句地亲自修改后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说：“后来，这个检讨稿打印出来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征求意见。邓小平看后就说，写这么多干嘛，把‘离右派差50米远’等刺激字眼划去，有些话的分量也改得轻了。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不同看法的。”（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359页）

周恩来在检讨中批判自己：“‘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他还说：对于毛泽东批评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周恩来《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亦可参阅何云峰《个人崇拜与1959年庐山会议毛彭冲突》，《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第20卷第6期；罗平汗《八大二次会议与“大跃进”的全面发动》，《文史精华》2004年第2期）.

1958年4月25日，周恩来视察河南偃师，当一位社员高呼“周总理万岁”时，周恩来立即制止：“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只能喊毛主席万岁，我是主席领导下的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75页）

在指导排演《东方红》歌舞的时候，有人问长征时候周是否直接参加指挥了战斗。周恩来回答：“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全靠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48页）.

更为出格的是，周恩来为了突出毛，竟然把自己贬称为“娃娃”。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访延安。在毛泽东旧居前，周恩来告诉外宾：“我那时还是个娃娃！”（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79年版第398页）

周恩来贬损自己，不仅是在语言、文字上，还经常表现在行动上。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对周恩来有这么一段描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一百五十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

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些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文革中著名的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聂元梓，在晚年接受访谈时也讲到周恩来的这类做法，她说：“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行云《聂元梓谈周恩来》，华夏文摘增刊第386期•文革博物馆通讯第222期，2004年7月6日出版）

在文革结束后纪念周恩来的文集中，也常能看到人们出于对周恩来的崇敬而写下的这类回忆：周恩来去毛泽东处汇报工作，要提前在大门口下车。（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62页）毛泽东请周坐沙发，周却搬过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边。（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中）》，1977年版第692页）毛泽东上天安门，周恩来每次都要提前检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毛泽东一出现，周恩来立马上前迎接。有人这么形容：“周总理始终紧挨在主席身边半侧着身子；举起一只手臂，像是为毛主席开路，又像是准备随时去搀扶……”（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1977年版第388页）

周恩来的这类动作，林彪及其他领导人都做不出来。

结束语

1958年以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一干中共党内要员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林彪早已被批倒批臭，刘少奇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有所论及，唯有周恩来还被描绘成是一直在对个人崇拜风气进行批评、抵制、纠正。但是透过对历史的审视，周恩来在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是不亚于刘、林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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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应该是P的，就当一个乐吧。戴老板不可能看上蓝苹这种三流演员的。要是蝴蝶还差不多。


没事儿别瞎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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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器的行为
在700万字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被点到名的200多名杀人者或指使杀人者，其中60%是武装部长、民兵指挥员、民兵或干部。在武宣县，《资料》显示，84%的吃人者是中共的党员或干部；文革中广西全自治区有近5万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其中“有20875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9956人是杀人后 被吸收入党的。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17970人。”

《资料》中中共钦州地委整党办公室编的《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记载了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时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的公开杀人情况：

这次杀了干部和群众12人，并将—部分死者剖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食，有的县、社领导干部也参与了。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鼓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第二天，王又布置杀了四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个人肝吃，以示共同“专政”。

广西文革中到底死了多少人？晏乐斌的文章说，广西文革死亡总数大约为14万，其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8.97万”，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而据当年韦国清和他的朋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岚凯私下谈话时说，广西文革中死了15万人。”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国省级文革活化石
作者: 方冰


广西杀人比希特勒野蛮
宋永毅说，他的一个感觉是，“你看完广西怎么样杀人、吃人，你觉得德国纳粹党卫军煤气室和机关枪是何等的文明和温情脉脉。”

中共武宣县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的《武宣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记载：

〔正文〕（1968年）6月17日，武宣圩日，蔡朝成、龙凤桂等人拿汤展辉上街游斗 ，走到新华书店门前，龙基用步枪将汤打伤。王春荣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心肝，围观群众蜂拥而上动手割肉。肉割完后，有一个老妈子割要生殖器，县副食品加工厂会计黄恩范砍下一条腿骨，拿回单位给工人钟桂华等剔肉煨炖吃。当时在残杀现场的县革委副主任，县武装部副部长严玉林目睹这一残忍暴行而一言不发。当时正在召开四级干部会，参加县四级干部会议的个别代表也参加吃人肉，造成极坏的影响。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国省级文革活化石
作者: 方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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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之死
1966年12月，彭德怀被揪回北京批斗。1967年1月，彭写信给毛，讲述了自己的现状，但毛并没有给予答复，他似乎默许了江青等人对彭的批斗。

7月19日，彭德怀被红卫兵揪斗。年近七旬的彭德怀被拳打脚踢，“打翻在地”七次，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据当时在场的中央警卫战士于第二天向“中央文革”作的 书面报告中称：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批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7月23日，卫戍区又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做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7月23日，在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下，并有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亲自出席的情况下，又在北京航空学院南操场举行了号称十万人的批斗大会。彭德怀重伤未愈，又添新伤，他的衣裤被撕打破了，两脚上一只脚穿着棉鞋，一只脚穿着草鞋，胸前挂着大黑牌，被一次又一次地强行弯腰九十度。

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当日彭德怀被五花大绑地押在游斗的卡车上，经过天安门城楼前的长安大街时，一左一右两个彪形大汉押住了他，强按下他的头。其他的被游斗者都有头发，是被人揪着头发按下头的，只有彭德怀剃着光头，没有头发可揪，而被一左一右的两个彪形大汉抠住了眼睛！

197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彭德怀专案审查组”完成了“审查报告”，建议“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终生剥夺公民权利”。

在不断的毒打和折磨下，1973年春末，彭德怀开始大量便血，后被诊断为直肠癌。动了手术后，病情有所好转，但其所住病房的所有窗户都被报纸严严实实地糊死了。

1974年夏，彭德怀身体上的癌细胞扩散到肺部、脑部，并患上了偏瘫，生命垂危，但因有指示，一切医疗手段必须为“专案服务”，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他死前，想最后看一眼窗外的阳光、蓝天和白云，监管他的专案人员以保密和安全为由，拒绝了这一最后的人生请求。11月29日，彭德怀去世，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的遗体化名王川火化，而火化费也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骨灰盒则被送到了成都。

---彭德怀之死的背后
作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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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被抢救出来的“特务”占全体人员的95%（另据温济泽叙述，《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总共一百几十位工作人员中，被逼承认自己是“特务”的占70%左右）。副总编辑余光生积极执行康生的指示，全力在报社“挖特务”，“抢救”前夕，接替丁玲工作的艾思奇此时也受到怀疑，被免去学委委员。副刊部的舒群、 白朗、陈企霞、黎辛都被视为是嫌疑对象。副刊部秘书温济泽在对王实味的斗争中表现积极，此时也因他有一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李锐此时任《解放日报》国内部编辑，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因“托派”嫌疑被抓，因不堪刑讯，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咬出李锐是他的“上级”。1943年4月，在边区第一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锐被捕，作为重犯，从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

在《解放日报》社，除了编辑、记者遭“抢救”外，抢救也在印刷厂进行，一位总务科长因不堪逼供，被迫刎颈自杀。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作者: 高华


毛泽东的“肃反”情结
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从江西时期到延安时期，和毛泽东直接有关的中共几次内部整肃斗争：“肃AB团”、“肃托洛茨基派”（“肃托”）和“抢救运动”，都是以“肃清国民党渗透奸细”、“肃清反革命”和“肃清汉奸托匪”等名目进行的，然而每到运动后期，党的上层都发现，兴师动众开展斗争所 取得的实际结果与原有的估计大相迳庭：所发现和已被镇压的“敌人”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同志，于是再来进行一番甄别和抚恤工作（但为了维持领导者的“英明”形象，照例保留一批“问题人物”不予解脱）。可是隔不多久，新一轮肃反斗争又在酝酿中，……在毛泽东主政的年代，这已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导致残酷的肃反斗争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一是毛泽东对党内敌情的过份估计，极左的肃反观已形成固定的思考模式；二是毛出于其个人的目的而对“肃反”的误导。

毛泽东运用肃反手段打击党内不同意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中共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毛泽东个人地位之强弱成了决定毛肃反态度变化的基本因素，表现在肃反手段上也有显著的差别。在毛尚未掌握全党领导权之前，其肃反手段更直接且更具残酷性；在毛实际已控制中共后，为维护自己作为全党领袖的贤明和公正的形象，他对运用肃反手段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则稍存谨慎之心，一般多喜施一纵一收之术，以威慑为主，以镇压为辅，且擅长幕后操纵。但在其个人地位完全巩固后，毛的暴戾之态复又重现，对使用肃反威慑手段解决党内问题的兴趣愈来愈浓。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作者: 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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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锚”(注：逃港)偷渡的主要途径来看，海峡毕竟是要游过去的，这就要求每一个“起锚”者，必须具有过硬的游泳技能和超强的体力。

知青们为了促进“起锚”的成功，往往利用回广州的机会，在游泳池里练游泳，常常是一下水就是七、八个小时，一游就是数千米。

有些人为了提高“实战水平”选择珠江游长途。 于是广州西村水厂到羊城八景之一（石门反照）的一段十公里的河面上，成了“起锚”者的练习场，这种实练比游泳池里练更加实用。

为了在海中更安全、“起锚”者还必备充气设备，当年泳圈、气枕，在宝安海岸沿线，是违禁品，尤其泳圈是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境内，气枕和球内胆，则是知青们想尽各种办法藏匿着带走的。

起锚客奇招出尽：用数量较多的避孕套，捆成一捆，吹气后拴在身上，经济实惠好用，携带安全、可靠，边岗谁也想不到避孕套竟会成为“起锚”者的“救生衣”。

当年，为了堵截“起锚”者，在东莞县和宝安县交界处，即樟木头以南，建起了第一道封锁线，再往南，还有第二道和第三道……真是路路设卡，村村设防，荷枪实弹的军警、民兵、流动岗哨及便衣，还有用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武装起来的老百姓，加上警犬，真是全民性，全方位立体堵截组合。

这些措施迫使“起锚”者自进入宝安县起，就只能在夜晚翻山越岭，“起锚”者与堵截者，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今天，开车几十分钟就得走过的地方，当年“起锚”的知青地形不熟，尽管手中备有简单的地图和指南针，白天不能走，躲在丛林、草丛中，活受蚊虫、蚁群叮咬之苦；晚上也只能靠微弱的星光在草丛、荆棘中走；除了当心蛇蝎攻击外，最当心的是要回避巡查人员，一个晚上走不了几里路，几十里的路程往往要走上七、八天，甚至更长时间。遇上蛇蝎，野狗袭击只能算是运气不好，遇上军警、民兵的抓捕那可真是命苦了。

一旦被抓捕，逃港是叛国投敌，必须对起锚客执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进“大仓”（当地关押逃港者的拘留所），在“大仓”的标准是一天四两米饭，半个月下来，人就要瘦一圈，而且还要开批斗会，写检查、写悔过书，把你身份调查清楚后，送回原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知青们就是被送回所在农场或农村生产队。

送往农场的一般要吃很多的苦头，因农场的职工有些是原上过战场而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他们立场坚定，阶级斗争意识强，恨透了敌人，所以送回农场的知青，十有八九都要挨打、受批、活受罪。后来被抓到的农场知青，死也不讲是哪个农场，或者胡乱招供成一个公社，而送去时人家又说他们不是该公社的人，知青们就利用这样送来送去的时间，中途逃跑，回到广州准备再次“起锚”。

插队的知青，送到生产队后，大队也得开批斗会，早期，被批斗的人吃了苦——挨过打、挂过牌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起锚”的人越来越多，“起锚”成功的也越来越多，相应的，来参加批斗会的人倒是越来越少，群众开会的兴趣也越来越低，渐渐开批斗会也慢慢变了味，主持批斗会的干部渐渐有了点分寸，有时的批斗会，倒像似在欢迎失败者归来的欢迎会。

被批斗的“起锚”知青，站在台上，最想听到的是群众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似乎在鼓励“起锚”者，今后还下更大的决心“起锚”。为了前途，他们必须不断地“起锚”下去，如此，就有知青竟创造出“起锚”十几次才成功的记录。

---从“督卒”到“起锚”
作者: 李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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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到1960年，公安部从内地将20多万已判刑的人犯（很多人是因对“大跃进”不满而被判刑劳改的）调入地处高原、干旱少雨、气候恶劣的青海省。为了响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号召，青海省劳改系统积极开展“大跃进”运动。青海省是个长期缺粮的省份，每年需要从其他省调入大量粮食，这么多犯人一下子调 进来，吃饭成了大问题。于是开荒种地就成了“大跃进”的切入口。省里领导人不问青红皂白，不管有水、无水，不管气候异常能种不能种，不管种了是否有收获，也不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下同）身体吃得消吃不消，大规模地开荒种地。提出“以开荒为纲，边开荒边播种，开一亩种一亩”，“不吃也得种；不打粮食也得种；只要能收些草，就得种”，“不种，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这些完全失去了理智的错误口号指导下，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地垦荒种地。

1957年，省劳改局直属劳改农场全部耕地20万亩，到1960年达到211万亩，增加了近10倍。但是，开荒越多，死人越多，经济损失越大，开垦出来的耕地很多不能种庄稼，把草原变成了荒漠，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1958年播种面积由1957年的20万亩，开荒扩大到430751亩，粮食总产量为130948304斤。单位面积产量为304斤；

1959年播种面积为820997亩，粮食总产量为209353235斤，单位面积产量为255斤；

1960年，播种面积扩大到2115086亩，粮食总产量为105754300斤，单位面积产量仅为50斤，仅仅是1957年单位面积产量266斤的19%。

以上是这三年的实际产量，可是报上去的产量比实际产量平均多2～3倍，国家按照上报的粮食产量征购。征购后，农场所剩粮食不够“三类人员”吃，怎么办？压低口粮。于是从“三类人员”口中夺粮开始了：

1957年，“三类人员”粮食定量每人每月45斤（原粮——下同），1958年降到25斤，1959年降到20斤，1960年降到18斤。

在高原、严寒、缺氧的环境下，从事重体力劳动，粮食定量这么低，结果造成“三类人员”大量死亡。从1958年到1961年，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劳改、劳教单位（下同）共死亡“三类人员”49604人，占这四年“三类人员”平均人数164340人的30%。

---饥荒年代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
作者: 尹曙生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平均亩产7320斤的最新、最高纪录。因7月以后小麦已经过了收获季节，看来西平县小麦高产“卫星”之最已成定局。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9月22日，还是《人民日报》，报道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5斤6两。西平县小麦 高产“卫星”被打破了。

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3000米，属于高原气候，春天播种，9月收割。在这个时候放的这颗“卫星”，别的地方要赶超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过了小麦收获季节，要赶超只能等来年。在全国各地农业生产放“卫星”的“凯歌”声中迎来1959年。春节刚过，饥荒就开始蔓延，越来越严重。到了夏、秋收粮食收获季节，没有什么地方放高产“卫星”了。所以，赛什克农场1958年放的这颗小麦高产“卫星”，是全国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

1962年10月11日，笔者随领导到赛什克农场检查工作，询问该场生产科科长（1958年放“卫星”时他是副科长，对放“卫星”一事很了解），了解1958年小麦亩产放“卫星”情况，下面是对话记录：

问：1958年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5斤6两是怎么来的？
答：领导吹的呗！
问：怎么能上《人民日报》？他们的记者来过吗？
答：《人民日报》有个记者住在西宁，我们场长给他打个电话，发了个电报，没想到报纸就登上了。

问：第一生产队1958年小麦实际亩产量是多少？
答：292斤。
问：亩产才200多斤。你们报了8000多斤，太离谱了，不感到心虚吗？
答：那时候报纸上天天报道农业生产放“卫星”，哪一个是真的？都是假的。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省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水稻亩产14万斤，我们小麦亩产才8000多斤，和他们比差远了，为什么心虚？！

我无言以对。

---饥荒年代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
作者: 尹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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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达县城关镇小学五年级学生张克锦12岁被划为右派分子（人们称之为“右童”）。 大鸣大放时，达县城关镇一帽鞋生产合作社职工冉某给镇领导提了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幅漫 画《一手遮天的xxx》。冉某被打成右派遭批斗，被逼跳桥自杀。随后查出那幅漫画是冉某 请邻居的孩子张克锦画的（张克锦的漫画作品在 县里得过奖）。12岁的“右童”分子被投进 监狱关了七年，直到1979年才摘帽。

1955 年，四川温江县庆丰街小学出现反动标语，学校没查出任何线索，就把年仅8岁的 学生李久弟抛出交差。因其父解放前曾当过县参议会副参议长，1950年就已“下落不明”。

 校长把李久弟喊去，叫他回家不必来上学了。1956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劳教的指示。 1958—1959 年，李久弟被抓到县看守所，警察告诉他：你在55年写过反动标语，是反革命 分子。李久弟还不知学校什么时候出现过反动标语，也不明白什么叫“反革命”。县公安局 将李久弟的年龄由11岁改为13岁，送到省公安厅主管的峨边县沙坪劳教农场大堡作业区劳 教。大堡作业区是学习苏联改造流浪儿童而创办的，里面关押了五、六千小劳教人员，最小 的9岁，最大的17岁。他们每天上山开荒种地。一天早晚两餐，每餐一个不到巴掌大的玉 米饼（薄薄的一层玉米粉皮包着野菜）。他们只得偷吃未成熟的粮食、种下的种子（拌过毒 药），甚至老鼠、屎壳郎。因高强度劳作、饥荒、疾病和虐待，差不多天天都在埋死人，最 多的一天埋了30多个。总计死了2600多个小劳教！1961年才陆续解除劳教，1962年大堡 作业区才撤销。李久弟有幸活了出来，改革开放后当了个体户。他还多次到大堡看望埋在那 里的“难童”！

---揭开當代秦始皇的面纱
 (《读书札记》中有关“反右”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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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厕所被定为右派
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属下的一个党支部，正在召开支部会议。会议从午后开始一直到晚上仍未结束，为的是要从党支部10个左右的人员中“评”出一个右派份子。此时其中一位编辑小便实在难忍，只得匆匆奔向厕所。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几分钟后解手回来，已被“光荣当选”为右派分子。事后， 党支部书记很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这是毛主席亲自发起的政治斗争，上级党组织遵照最高指示按百分比交办的任务，不能不执行。只是大家面对面坐着，都不好意思开口把谁划定右派，又无人挺身自荐。正巧你离开一会儿，也就该你倒霉了！就这样，这位中央党报的编辑，度过了20年悲惨的劳动改造生涯。

这是1957年反右政治运动中的一幕。看似笑话，却是事实，是多年前笔者随中国新闻采访团访美时，在飞机上听《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同行讲述的。他就是当年那位倒霉编辑的儿子。

---荒唐无底线：上厕所被定为右派 你能想像？
作者： 沈吉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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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1958 年4月25日，周恩来视察河南偃师，当一位社员高呼“周总理万岁” 时，周恩来立即制止：“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只能喊毛主席万岁，我是主席领导下的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 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 75页）

在指导排演《东方红》歌舞的时候，有人问长征时候周是否直接参加指挥了 战斗。周恩来回答：“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全靠毛主 席的英明指挥。”（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 集）》，1977年版第48页）

  更为出格的是，周恩来为了突出毛，竟然把自己贬称为“娃娃”。1973年6 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访延安。在毛泽东旧居前，周恩来告诉外宾：“我那时还 是个娃娃！”（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 我们心中》，1979年版第398页）

文革中著名的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聂元梓，在晚年接受访谈时也讲 到周恩来的这类做法，她说：“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 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 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行云《聂元梓谈周恩来》，华夏文摘增刊第386期·文革博物馆通讯第222期，2004年7月6日出版）

周恩来去毛泽东处汇报工作，要提前在大门口下车。（中共中 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62 页）

毛泽东请周坐沙发，周却搬过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边。（人民出版社资 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中）》，1977年版第692页）

毛泽东上天安门，周恩 来每次都要提前检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毛泽东一出现，周恩来立马上前迎接。
 有人这么形容：“周总理始终紧挨在主席身边半侧着身子；举起一只手臂，像是为毛主席开路，又像是准备随时去搀扶……”（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 总理 下》，1977年版第388页）

 周恩来的这类动作，林彪及其他领导人都做不出来。

---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  责任与特色
  小  夏


在大搞个人崇拜中，林彪以他那种军人作风直来直去要求“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与这种方式不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更注重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性和潜移默化的艺术性。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亲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总导演和经常在公众场合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自“大跃进”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崇毛的讲话，是对高级干部讲的，一般民众并不知道。而周 恩来则在重振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周恩来此时选择 被冠名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来赞美毛泽东，是把 握住了历史机会，也摸准了毛泽东当时的脉搏。

  周恩来作为大歌舞《东方红》的总策划和总导演，堪称呕心沥血，在如何编 排上费尽心思。为了突出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大大淡化了八一南昌起义，认为有 秋收起义就行了（此举直接影响到文革中一些红卫兵、造反派提出否定八一南昌 起义和改建军节为秋收起义纪念日），把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归为毛泽东一个人。 18  周恩来在1964年7月18日的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讲：“从党的诞生起，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 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熊华源《周 恩来: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党史博览》1996年第6期）

 周恩来亲自给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人员做了7个小时的党史报告，讲述毛 泽东怎样领导党和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好总理——敬 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续）》，1977年版第90页）周恩来要求演员 “要把我们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永远怀念 您（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3页）有人质疑“党的诞生”部分 升挂毛泽东的像不合适，因为毛那时还没有担任党的领袖。周恩来则回答说：“从 党一诞生，就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真正能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江西日报社编《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1977 年 版第439页）

  周恩来特意在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安排毛泽东接见三千名大歌舞《东 方红》的演出人员并会演。当天夜里，周恩来提出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并 继续亲自领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中 卷 ， 中 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页）徐肖冰回忆：周恩来指示，在拍摄电影时： “你们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 人民的领袖这一点。”（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册）》，1977 年版第218页）

  为了把《东方红》电影拍好，周恩来特意要求外贸部从伦敦购买质量好的胶 片，当时的外汇还是比较缺乏的。杨明伟对此评价道：“这一表态，令从事电影 《东方红》工作的编导人员欣喜若狂，他们知道，国家经济情况虽然好转，但是 对于进口电影胶片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家总理作这样的表态，表示中央 对《东方红》的拍摄工作非常之重视。”（杨明伟《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  19  －196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42页）在周恩来的全力督促下， 1965 年国庆节，大型电影艺术性纪录片《东方红》轰轰烈烈地走进了人们的生 活。

  大歌舞《东方红》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特别是 对当时的青少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文革中各地红卫兵编演的大歌舞无不打着深 深的《东方红》烙印）。“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在大歌舞《东方红》中最早 由一曲《赞歌》唱出来的。到文革中发展成为“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日常用 语。

---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  责任与特色
 小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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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是反右运动的延续。反右运动中的“左派”在大跃进中创造的“奇迹”也特别惊人。
河南抓右派居全国之首，大跃进又是一马当先。河南抓右派70896人，占全国55万的 15%；大跃进时，河南饿死300多万人。
其中信阳地区抓右派8696人，占全省1/9，结果饿死的人也多，全地区总人口850万，1959年11月至1960 年10月就饿死107万多。

四川省抓右派50279人（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共青团组织帮助各级党委抓的青年右派就有 53700 多人，实际上抓的右派超过12万人）。大跃进饿死940多万人（据原四川省政协主 席廖伯康说，四川饿死的起码有1250万人），饿死人数名列全国第一。
川西的荥经县，山 河秀美，物产丰饶，在“三面红旗”照耀下，家家现浮肿，户户有死尸，哀鸿遍野，饿殍遍 地！据《荥经县志》记载，1958年全县有63717人，到1962年，只剩29850人，饿死了 34000 多人，减少53.15%。那几年还发生过40多起吃人肉的特殊案件。

安徽抓右派31479 人，除187人外，全部送劳改或劳教（由此可看出他们对右派的残酷）。饿死633万多人， 占总人口的18.37%。按比例，名列全国第一。
本是鱼米之乡的无为县，全县982979人，饿 死320422 人，占全县总人口30.6%。凤阳县40万人，饿死9万多，约占1/4。

甘肃省抓右 派分子11132人，将3000多右派关押在夹沟边劳教农场，到1960年底，只剩下300多个 了！甘肃共有1500多万人，饿死了130多万人。
通渭县是个小县，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1/3， 死绝户2168户，留下孤儿1221人，70%的家庭有人饿死，发生过母亲吃女儿的凄惨事件。

---揭开當代秦始皇的面纱
 (《读书札记》中有关“反右”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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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红岩》一书？

书的内容远不及作者本人的经历有趣：
作者罗广斌此人在1961年时，已经凭借着《红岩》的出版在国内名声大噪。
而在六十年代末的全运会中，此君也是一马当先，表现异常活跃。当时被他盯上的目标之一就是时任重庆市文联副主席邓均吾，这位老诗人在1962年6月7日时曾发表了一首名为《观人画柳》的小诗：
老干长条倚碧霄
虬髯红拂入挥毫
金城柳是英雄种
岂向西风一折腰
就是这么普普通通的一首小诗，硬是被罗广斌解读出了其中的“险恶用心”。
这首诗第三句中的“金城柳”典出于桓温，是指他在西征北上途中看到当年种的柳树已经成围，而他统一中国的功业尚未实现，不禁泫然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结果就是这个典故，被罗广斌认定邓均吾是将东晋时的桓大将军拿来和转战大西北的彭德怀联系起来。而当时彭德怀已经被定性成了“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因此而诗写“金城柳是英雄种”，就说明作者是与彭德怀翻案之心暗通，作遥相呼应。
接着第二句诗也被揪出了“恶毒的隐喻”。
“虬髯红拂入挥毫”，是据唐传奇群雄中有位虬髯客，想与李世民争天下而没有得手，只好去海外称王，退出争夺前曾与李靖、红拂谈过：“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事之秋也。”
结果这句被批判是在影射1949年争天下失败而被赶下海的蒋介石，而台湾正好距北京数千里，蒋介石也正是在1961、1962年之交叫嚣反攻大陆，正好与虬髯客所预言的“得事之秋”暗相契符，因此邓均吾是在公开为蒋介石反攻大陆作舆论准备。
不过就在短短数月之后，随着风向突变，罗广斌自己的作品《红岩》竟然也被打成了“叛徒文学”，成了“绝对的大毒草”。而他本人也成了“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埋在山城革命造反派内部 的一颗定时炸弹。”
而他本人之前的经历也不断遭到他人的质疑，在组织审查中他被反复追问为何他能从大屠杀之夜皮毛未伤地安全出狱？这是不是和他的反动哥哥罗广文有关？他是不是以出卖组织得来的钞票才购得了自己的性命？
尤其是在1964年的最后一次审查中，组织上对他当年在看守所的表现视而不见，对他在大屠杀之夜率众越狱深表怀疑，仅仅勉强给了他一个“未叛党”的粗糙结论。[1]
而正是因为这种过往经历令他的仕途上发展不顺，因此罗广斌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全运会中。
在重庆的12·4惨案发生后，罗广斌就在随后的追悼会上提出要坚进行抬尸游行。他呼吁和提醒815的各位同仁：
“火葬场有14具尸体，拿出来抬尸游行，不是打死的也不要紧，反正有打死的。抬出来我陪着游，不要怕抢，有我在，尸体就在。”
最后在罗广斌的一再坚持下，12月7日下午造反派们就在大田湾体育场搞了一出陈放有5具尸体的“烈士遗体展”。随后他又组织了“12·4惨案赴京控告团”，前往北京进行了一轮政治表演。
当时刚从北京返回重庆的罗广斌正春风得意，在2月1日那天，当友人向他开玩笑说道“人家说你野心很大，想当市委书记”时，他直接笑道：
听他们瞎说吧，我还嫌市委书记太小呢。
但他没料到的是，随着敌人的土崩瓦解，造反派自己就立刻开始了内斗的准备，以重庆12所大专院校学生为主体一伙人已经准备夺取815的大权，而经历有污点的罗广斌自然成了被“肃反”的对象。
而同时《红岩》的口碑也被重新定性为：
……《红岩》的问题极其严重，它是为叛徒们翻案，就我所知，解放前夕，四川省委、重庆市委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尤其是重庆地下市委全烂掉了、全黑了……罗广斌这个人是很坏的，他有个当反动军队的高级将领的哥哥。他就是被军统有意保护下来的，要不为什么渣滓洞、白公馆被囚禁的绝大部分人都被杀害了，他罗广斌却能好好地活下来?”
于是就在四天之后，一伙来自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人马就将罗广斌从市文联的家中绑了出去，囚禁在了位于马家堡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的一栋小楼上。
之后的五天内，没有人知晓罗广斌遭遇到了什么，后人只知道他在2月10日早上，从三楼窗户一跃而下、以头触地，当即获得了一个与自己德行相匹配的结局，当时在现场的某人还绘声绘色的描述了他的死状：
他的头颅从鼻梁起向上，正好裂为两瓣，很像美国科幻电影里机器人被砸开的头壳，碎脑荦荦可辨。朝上的半个脸，大眼犹谔然圆瞪，蹦之欲出，另一只眼则闭着，半个脸乱血纵横，脑浆、头发、碎皮……像机器头颅里崩出的散碎零件，绽得满阶满地，其状恐怖万端。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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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恩来同志沦为伟大领袖的忠实奴才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就是彻底抹煞自尊自爱。它发生在延安整风期间，恩来由此成了毫无自尊、毫无骨气的毛的走狗。跨出这一步去并不是那么难，因为自尊从来不是周的突出个性，违心糟蹋自己乃是他的拿手好戏，过去批判立三路线他就玩过一遭了，用他的话来 说就是：“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

真正困难的还是第二个转折点，亦即彻底抹煞良心，在“忠于领袖”和“忠于国家人民”发生尖锐对立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一个人无耻一时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无耻，从不顾忌人民利益，只顾保持主子欢心而保全自家首级，这才是最难最难的阿！哪怕对于党性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来说，跨过这一步去其实也不那么容易。

最能说明这点的就是1937年8月间召开的洛川会议，如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发现的那样，此前毛的实际领袖地位早已基本奠定。以周恩来善于“和稀泥”的天性，本不至于跳出来充当反对派头目。但他当时天良还未彻底丧尽，对毛、张提出的背信弃义、欺骗政府和国民的卖国主张实在忍无可忍，所以不能不出来坚决反对。

此后他虽然被毛驯服，但天良仍未彻底丧尽。“反冒进”中又发作了一次，这事张戎也忠实地记录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把计划中的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砍掉大约四分之一。周知道中国没有条件买毛要的所有的东西。他的打算是集中资金发展核工业和主要项目，把次要项目放一放。其实不放也不行，中国没有足够的钢铁、水泥、木材等物资。周的这一举动，
被称为‘反冒进’。……四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政治局没有从命，坚持他们的意见。毛怒而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去找毛，想说服毛，最后实在无法时冒出一句，说他‘从良心上不能同意’毛的做法。周恩来跟毛讲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无可奈何。”

由此可见，当周预见到主子的狂想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时，他还是有那良心顶住的。然而毛绝对不容许奴才有良心，于是便有了1958年的南宁会议。恩来于此被彻底阉割，化为中华第一美太监。张戎也记录了这事：

“一九五八年初，毛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由他唱主角，地方大员唱配角的会议。会上他指斥周‘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毛把周一九五六年缩减重工业建设规模的‘反冒进’，跟‘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说：‘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周不得不一次次作检讨。毛在二月分解除了周外交部长的职务，当即传出周行将垮台的风声，外交部的高级干部受到鼓励公开批周。毛也激烈指责周手下管经济的人，使这些人紧张得睡不着觉。南宁会议期间，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彻夜不眠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走，受不了压力发了精神病。毛的大夫去看他，只见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在送他去广州住院的飞机上，黄敬突然跪在同行者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不到三个星期，他就死在医院里，死时才四十六岁。

五月，毛令周在即将召开的加速军事工业化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面对一千三百六十名代表，当众作检讨，主要谈他如何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被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猖狂进攻，反右运动才使他‘开始觉醒’。写这样一份检讨使周恩来痛苦万分，他整整花了十天时间，天天关在屋子里，
胡子不刮，衣衫不整，往日的翩翩风度荡然无存。写检讨的方式是周说一句，秘书记录一句，秘书看到他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建议自己走开，让他安静地构思。‘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在第二天凌晨二
时许，邓大姊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邓颖超同秘书到了周的办公室，和周争论了很久，要他写。周继续口授时，‘几乎流出了眼泪’。”

这段记录的所有参考文献我都核对过，唯一无法找到的是周恩来的秘书方若愚（音）的证词。但我记得在国内网站看到过类似文章，应该是可靠的。

我认为，这就是周的第二个转折点，对他的精神折磨恐怕要远远超过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要求的不过是主动打断自己的脊梁骨，彻底抛弃自尊，这对周那天生软体动物来说并不是太高的要求。而且，那并不伤害国家利益──毒死个把王明，在党史中作点手脚，无耻吹捧主子，于中华民族何损？

但现在可就不同了。周在办公室独自熬夜呆坐之时，只怕不是因为个人委屈而伤心，而是因为他洞幽烛微，看出此生面临着的巨大悲剧，那就是从此只能抹煞良心，坐视一个治国白痴把国家推进灾难中，从灾难走向灾难，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蹬腿。

我想，这就是周沦落为丧尽天良的奴才的质变点。

---芦笛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


毛的一生，就是反复使用这自伤式讹诈的一生，无论是内政外交都搞这一套。1958年爆发的金门危机就是这讹诈战术的经典示范。

李大夫说的一点都不错，金门危机就是毛故意和赫鲁晓夫捣乱的流氓把戏。此前赫鲁晓夫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毛莫名其妙大发脾气，痛骂了苏联大使尤金，要赫鲁晓夫 自己来说清楚。赫马上赶到北京，以为他能轻而易举地消除毛的误会，不料被毛臭骂了一顿，还在游泳池里接待他，让赫鲁晓夫备受羞辱。饶是如此，赫鲁晓夫还是尽力维护大局，消除误会，缓和气氛，最后回国时还以为终于化解了两国关系危机。

不料赫鲁晓夫前脚走，毛后脚就下令炮击金门，事先根本不和盟国苏联打招呼（苏斯洛夫1959年12月26日在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转引自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William Taubman. WW Norton and Co, 2004. pp392, Note 147）。炮击触发了国际危机。美国在台湾海峡大规模展示实力，部署了两百多架能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如果中美大战爆发，苏联很可能被拖进去，但莫斯科别无选择，只能宣布坚决支持北京，使得美国人认定赫鲁晓夫就是这事件的后台（参考文献同上，Note 148）。

同年９月４日，国务卿杜勒斯威胁要用战争保卫金马。次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赶往北京。毛对他说，如果美国用核弹轰炸中国，中国军队就要远远撤入内地，将美军诱入中国本土。一旦美军进入中国本土，苏联人就该使用所有的武器消灭他们。葛氏被这伟大战略吓得灵魂出窍，礼貌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参考文献同上，Note 149）。

在我看来，没有哪个例子能比这更经典地显示伟大领袖的自伤讹诈术了，那就是不但彻底无视盟约规定的己方义务，而且把盟国承担的义务化为其无从解脱的困境。这种龟孙子兵法本来就够无赖的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根本不考虑这么做会给本国带来亡国灭种大祸。那把美军诱入中国本土再请苏联用全部核武器歼灭的丧心病狂的战略，就连斯大林都未必想得出来，就算想到了，也绝对没有那胆略去实施。

毛似乎也吃透了对方不敢走这种险棋，而这就是他的自伤讹诈能屡屡奏效的原因。

---芦笛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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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大寿。那天办了两桌家宴，除了家属之外，只请了四位湖南同乡作陪，有幸被邀的四位老人是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毛泽东事先关照每位可以有一个子女陪同。王季范带了他孙女王海容。王海容因为与毛泽东有一层亲属关系而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与她的一次谈话在“文革 ”中流传出来，一下子使她名声遐迩。

章含之也是这一天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听说她在北京外语学院任教，便请她到中南海来教他学英语，并戏称她“章老师”。从此，“章老师”这三个字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她不只是大学里一位普通教师，而是一国之领袖毛泽东的私人教师，能够出入中南海。

我问过章含之，毛泽东是否真的想学英语。她说：当初以为是，现在想来，其实毛泽东是想借此休息。而且她发觉，她去中南海的那一年多，毛泽东很空闲，有闲心与她聊天。后来才知道这段时间是毛泽东所谓“大权旁落”的时期。

章含之有次还告诉我，毛泽东曾想带她去外地，住在他的专列上，她教毛泽东英语，毛泽东给她讲历史。这个计划如此诱人，使章含之非常激动地期盼着这一天。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成行，而且毛泽东也停止了英语学习。因为与政治对手的斗争，使毛泽东再也没有这份闲心了。

---章含之：毛泽东曾想带我乘专列出游
作者： 萧关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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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召开坦白大会，让已坦白的特务上台现身说法，可以焕发边区人民对国民党“特务政策”的仇恨，大大提高边区人民对敌斗争的警惕性。
绥德师范是“抢救”取得重大“胜利”的模范单位。1943年9月，绥师连续召开九天的控诉坦白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一个十四岁的小 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高一点”，坦白地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男小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

据曾参加当年绥师坦白大会的作家韦君宜回忆：在坦白大会上，一个叫白国玺的学生交代说，“是特务组织指使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又一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绥师“整风领导小组”还破获了一个“特务美人计”组织，“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最后，绥师竟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

绥师的反特经验被上级指定登载在绥德地委的《抗敌报》。当时任该报编辑的韦君宜等将一个已经坦白的女学生刘国秀写的坦白文章加上〈我的堕落史〉的标题刊载。此文一经发表，“后来的来稿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出有六岁的小特务”！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作者: 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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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灵魂 150大洋买中共一大代表
为召开中共「一大」，马林带来活动经费，给「一大」每位代表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先发一百元，临回去时，再发五十元。很可能是怕这些「一大」代表，在上海十里洋场胡乱花钱，对他们不放心，担心他们回程时没有路费，困在大上海。所以没有把一百五十元，一次全发给他们 。

这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对个人来说不算少。现时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只能买几个汉堡包，还不够买一条裤子。可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百五十元现大洋，那就值钱多喽！例如二、三十年代一小职员每月工资十五元，就可以勉强维持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不至于饥肠辘辘，衣不蔽体。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可以每餐有四个丰盛菜肴一个汤。大米白饭，花卷馒头，随便吃。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可以供应五十个学生吃一个月的伙食；也可以供应一个学生吃五十个月的伙食。这就是当时一百五十元的价值。所以说，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在当时不算少。

俄国人、列宁仅只用一百五十元，就收买了中共「一大」代表的良心和灵魂。真是廉价动物，一批贱货。说明俄国人、列宁也很抠门；很会打算盘，非常唯利是图，十分吝啬。俄国人这个小小的投资，以后竟获得了无法估计的大利，确实是很有眼光，是最划算的投资。只是中共代表的身价，低得太可怜了！恐怕这些「无产阶级的先进份子」中，很可能都是对赵公元帅见钱眼开，没有一个代表会觉悟到想一想：「俄国人给他们这个钱是为了什么？是要他们干什么？」，「俄国人会随便花这笔钱吗？」，「难道俄国人用大把钞票撒给中华大地，是来替天行道吗？」

就是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失去了灵魂，成立了国际共产党的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

据陈独秀在狱中对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所以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

『世界日报』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社论指出：「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是莫斯科交下来「着令通过」的俄、英两种文本，后来才由中共译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标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意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所以，在中国成立的这个共产党，实际就是苏共在中国产下的「怪胎」，或者说是苏共的「儿子党」，是马列子孙的党，是为俄国侵华服务的工具。

---摘自「中国共产党是苏俄制造的侵华工具」
作者： 艾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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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 负责人之一的戴维堤，在写成于2004年的长篇回忆录《逝者如斯》中记叙了这 样一件事：1967 年9月9日，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组织一些人在北 京工人体育馆开大会，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大会组织者安排的发言者在歌颂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 之后说，是伟大领袖领导 的秋收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不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八. 一”南昌起义是大军阀贺龙他们领导的，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不是工农武 装起义，而是资产阶级旧军队的一次兵变，所以“八.一”不能作为中国工农红 军的建军日，必须彻底砸烂。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废除“八.一”建军节，把“秋 收起义”纪念日9月9日定为建军节。甚至有人呼起了“砸烂八一”的口号……

在混乱中，应邀出席大会的周恩来讲了话。按戴维堤的说法：“这是我知道 的总理最违心的一次讲话”。周恩来说的是：

  “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 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 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 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确定 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对的！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 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

戴维堤回忆：“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

（戴 维堤《逝者如斯》，发表于互联网上。笔者采访戴维堤时求证过此事。）

---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  责任与特色
小  夏


人民的好总理自延安整风后，从未敢对毛强项过，从来对之奴颜婢膝，先意承旨。无论毛怎么胡闹，周都昧着良心纵容支持他。其所以如此，乃是对伟大领袖怕进了骨子里去，以致让自己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活得最卑微、最可悲的软骨头，其卑躬屈膝、唾面自干、任人作践的怯懦，古往今来无出其右者。以致最后不但 连汪东兴、李志绥那些有相当阅历的人，就连王海蓉、唐闻生等无知愚妇人都要鄙视他。

周平生最大的羞辱就是在林彪出逃之后蒙受的，而且那借口之荒诞不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间，基辛格访华。一次他求见周恩来，毛已经服了安眠药入睡，周寻思半天，最后不敢打扰毛，便接见了基辛格。基辛格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并主动提出要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保护中国的防御系统，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方已为此草拟了文本。

对此，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会谈后周立即向毛汇报，毛也没说什么。但他听了充当翻译的王海蓉、唐闻生的详细汇报后大发雷霆，命令政治局开会批周。会前他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毛甚至还把让红卫兵列席８届１１中全会的流氓手段再度使出来，践踏“组织原则”，让外交部那些小帮菜也去参加政治局会议，下令：“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在他的唆使下，“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场，周患了癌症还要抱病出席，被斗得死去活来。据他的保健大夫回忆，就连“周办”的人如秘书、大夫、司机等人都作了随时坐牢的思想准备。

等到整得差不多了，毛再故伎重演，出来扮演救命恩人，轻描淡写地否定了“11次路线斗争”说，可就连他的饶命方式也充满了侮辱与猫玩老鼠式的残忍。

12月9日，毛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故意向外界透露“党内机密”，笑道：“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根据张戎对在场人的采访，毛还在接见结束以后笑着对周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

这在我看来乃是男人能蒙受的最大羞辱。被毛无端发难整得死去活来，虽然难受，但毕竟毛还是上级，可以用传统“忠君”原则强辩过去。可让暴君整了，还要当着两个孙女辈小人物任意拿他开涮取笑挖苦，恣意作乐，这就完全是把周当成可以随意糟践的弄臣小丑了。历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个皇帝如此轻侮戏弄过重臣的。有道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就算是如同刘少奇、贺龙、彭德怀、林彪那样给整死了，只怕也要比如此腆颜苟活痛快得多。

然而周似乎并不觉得那羞辱无法容忍，直到1975年6月16日，也就是他死前半年，他已被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体重只有61斤，还要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写下这样两封卑躬屈膝到贻羞千古的信：

“主席：问候主席，您好！……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周恩来75.6.16.22时”

“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周恩来1975.6.16.22时半”

怕毛怕到这个地步，竟然连张玉凤那种文盲烂婆娘都毕恭毕敬，又是“您”，又是“拜托拜托”，只不过是求人家千万要在主席心情好时念给主席听，以免反倒坏事。古今佞臣多矣，似这种毫无骨气，不讲起码尊严的臣子还真少见。

可惜如此苦苦乞怜仍然无法软化毛的铁石心肠，一个多月后毛便发动批《水浒》，扬言：“《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这才终于击穿了周这个千古一奴的耐受点，９月２０日，周在进手术室前一刻，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这就是自延安整风后周唯一一次对毛的“反抗”，令人只觉得毛骨悚然：姑不说否认自己的罪名不是什么反抗，就算是吧，那又何必要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周很清楚以他的病情和体质，很可能不会活着从手术室出来）才喊出这微弱的一声？连老百姓都知道“除死无大事”，周就算是天生无骨孬种，从癌症确诊那天起，就应该什么都不怕了吧？可他非要留着那生命的最后一息来呼出这抗议口号，而且还不敢在前面加上一句“告诉毛主席”，连为自己喊冤都还要羞羞答答地用曲笔！您说历史上还能找到活得比他更卑微的人么？

---芦笛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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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案件”
在生活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一些人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以青苗野菜充饥，极少数人开始偷偷地吃死人肉，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党委和政府，公安机关为了掌握社会动态，出于职业习惯开展了调查。初期我们把食尸事件叫“破坏尸体案件”，因有“尸体”二字，一则听起来不雅，二则怕有损 当时的“大好形势”，后改称为“政治破坏案件”，这个名称虽然把“阶级分析”的色彩包含了进去，但把这类事件作为“政治破坏”未免太“左”，而且与事实也不符，最后由上级统一定名为“特殊案件”。

---我所知道的颍上县“特殊案件”
作者: 王冠群


1960年经县公安机关处理的这类“特殊案件”共49件50人，其中逮捕22人，判处死刑2人，判处有期徒刑7人，关押期间死亡13人（来时都有浮肿，看守所生活也困难），劳动教养3人，刑事拘留5人，扣留审查后教育释放20人。这50人中，男性34人，女性16人。其年龄情况是：16岁的2人，20-29岁的7人，30-39岁的13人 ，40-49岁20人，50-59岁的6人，60岁以上的2人。分析这49起案件，具体有以下四种类型：

1.故意杀死自己的小孩而食其肉。城郊区林拐乡洪海子村女社员高士英，时年48岁，于1960年1月12日将自己的亲生女儿（6岁）勒死后，将肉煮吃，发案后被依法逮捕，并以杀人罪判处了死刑。在上报的卷宗内，将生活困难，杀死小孩的目的，是为了保住其他家庭成员不被饿死的事实全部隐瞒，而罗列了重男轻女等不实之词，欺上瞒下。

2.杀死别人的孩子，肢解尸体自食并出售。1960年3月12日江口镇居民刘陈氏（女，48岁），用花生米将其亲侄儿（乳名马驹，男，4岁），骗到自己家中，随按倒在地用手卡死并肢解了尸体，除自己食用外，又冒充煮熟的猪肉在街上出售。剩余的部分仍保存自家床下。马驹的父亲刘在志发现儿子走失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经侦察破案后刘陈氏被依法逮捕判处了死刑。在上报的卷宗内，采取同样手法，隐瞒事实真相，谎称两家有私愤系报复杀人。刘陈氏的丈夫刘在祥涉嫌包庇罪，被依法拘留，教育释放后不久也饿死在家中。

3.从乱坟岗拣回尸体食用并出售，1960年1月14日，六十铺乡农民陈士贤（男，33岁），从乱坟岗拣回小孩尸体一具，煮熟后自食又在集市上出售。发案后，陈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后监毙；类似这种情况的案件县公安局办理10起。

4.从旷野荒地拣回整个尸体或肢解部分，煮熟后充饥。属这一类的事件县公安局办理37起。当时未被发现的或发现后未向政府报案的，远远不止这些。

---我所知道的颍上县“特殊案件”
作者: 王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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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石碑，扒古墓，找砖头
1958年的另一件大事是兴修水利，修堰、塘、坝、打井，需要砖头和石灰；“美化环境”、刷墙、写标语口号，也需要石灰。到哪里去找砖头和石灰呢？干部们把眼光瞄向了石牌坊和古墓。砸了石碑，扒了古墓，劈了棺材，用棺材板当燃料烧石灰，一举多得。

为了消除人们的顾虑——扒坟是伤 天害理的事，老百姓们不愿轻易干，于是打出了一个旗号“破除封建迷信”。干部们动员说，能够立牌坊、立石碑、用砖头圈墓的，不是大官，就是地主老财。他们是封建地主阶级，应当把他们彻底打倒，这是破除封建迷信。于是，一座座精美的石牌坊被拆除，一个个高大的石碑被砸碎，一座座保存了上百年的古墓被挖开。当时老百姓们编了个顺口溜：“唐朝的庙，宋朝的塔，共产党来了胡乱扒。”

我们这些小学生们也加入了“破除封建迷信”的行列，具体任务是扛棺材板，搬运碎石碑和砖头，有时还负责烧石灰。方法是：在沟边挖一个大洞，上边留个出烟口。棺材板、柴火放在最底层，碎石碑放在上面。点上火，浸透了油漆的棺材板立即燃烧起来。一天工夫，碧青碧青的石碑、牌坊碎块，就变成了雪白的石灰。

我亲眼目睹过扒古坟的一幕。

我们学校所在村庄的附近有一座古墓，据说埋的是清朝的一个五品官。坟很高大，坟前立着一个一丈多高的青石大碑，坟旁栽了许多柏树，长得高大阴森，平时一两个人不敢进这座坟地。

1958年初冬的一天，民兵营长带领一群人，来扒这座坟了。他们先把石碑放倒、砸烂，然后扒坟。20多人干了一上午，才把墓墙打开。老师通知大家下午去坟上搬东西。我们赶到那里时，紫红的棺材已经露出来了，民兵营长手提一把七八斤的开山大斧，站在棺材顶上，连劈了十几下，才将棺材劈开。

当棺材顶盖被揭开时，人们一下子惊呆了！棺材里躺着一个白胡子老头，脸皮黑干，双目深陷，张着嘴巴，黑洞洞的。民兵营长用一个粪耙子卡着那个老头的脖子，“嗨”地一声，把老头拉起来，拖出棺材，扔在地上。

这时民兵营长已累得气喘吁吁，别人又抡起大斧，将棺材彻底劈碎。老师命令我们赶快动手，同学们不敢怠慢，搬砖的搬砖，抬棺材板的抬棺材板，一路小跑，将这些东西运到指定地点。

搬坟上的东西时，大家谁也不嫌脏。潮湿的墓砖，我们都是用双手托在胸前走的，每人搬三四块。潮湿的棺材板，大的两人抬一块，小的一人扛一块，闻着它发出的怪味，既不害怕，也不恶心，一心想着多搬快跑。因为要是落下“偷懒”、“右倾”的名声，丢人就大了。

至于那具干尸，在露天里晒了两天之后，身上的衣服化成了碎片，自动脱落了，只剩下一具黑乎乎的骷髅。他的后代族人把他放进原来的墓坑里，盖了一层干草，悄悄地掩埋了。一座保存了上百年的古墓，就这样消失了。

---一个小学生在1958年的经历
作者: 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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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和周恩来过从密切
康病后，周恩来多次来看他，说他们同年生，还说他们在上海一起工作（指“特科”）的只剩下三个人（周、康、陈云）了，康比周早死23天，但这个消息没告诉周（因他在病中），周在病危时跟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不用了，你到康老那儿去吧！”现在书上都避讳康而说成：“你到更需要你的 人那里去吧！”

---康生的秘书谈康生——黄宗汉谈话琐忆
 作者: 阎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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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和邓小平关系很好
黄宗汉说，康生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毛泽东，二靠邓小平。60年代，邓和康一起具体主持“反修”斗争。邓在“文革”中1973年从江西回来，很快就带着全家去看病中的康生。,全家见到康生，深深鞠躬，邓谦逊而恳切地说：“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 作。”邓回京后，这样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则，邓和康关系不错；二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是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总管。（按：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邓在“文革”的书中，讲到邓1973年从江西回京后，去看这个人、那个人，篇幅很大，而去看康生的事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笔者）

康生死时，康生的两顶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是邓主持定的。

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邓复出工作后，所请顾问之一就有李鑫（前面已指出他是康生的秘书）；有人要整李鑫，邓保他，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后因无事可做，到经济所任副所长。（按：康生做了大量坏事，当然与他的品质有关，是不是也要从体制方面找找原因？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笔者）

笔者补充一点，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林彪和江青搞成了主要批判邓小平，甚至把邓说成是敌我矛盾，这样一来，邓觉得没法工作了，他就提出把他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所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交给“康老”——这恐怕也是证明邓和康关系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康生的秘书谈康生——黄宗汉谈话琐忆
作者: 阎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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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遇罗克一起处决的20人的身份和“罪行”
在20人名單及“罪行”之前，有一個“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的簡短《通知》。按當年慣例，《通知》正文之前，有一段與內容相關的毛**語錄。這裏按原格式照錄於下：
最高指示
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地鞏固起來，以便將革命進行到 底，達到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

通知

在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在中央兩報一刊一九七O年元旦社論的鼓舞下，首都革命人民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鬥、批、改群眾運動蓬勃發展，社會主義革命競賽熱火朝天，形勢越來越好。但是，一小撮階級敵人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和滅亡，積極配合帝、修、反進行破壞活動，幻想變天。為進一步搞好戰備，加強對一小撮反革命勢力的專政，準備最近再召開一次公審大會，宣判一批現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擊反動氣焰。現將楊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發給你們，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市公法軍管會。此材料隻供內部討論，不準張貼。

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製委員會

一九七O年一月九日

《通知》所說的“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後，“提出處理意見”，其實不過是當局愚弄老百姓（或者說“娛樂老百姓”）的花樣而已。實際上，這20人將被處決的決定早已作出，這20人早已被分別關入了“死刑號”（犯人稱之為“槍號”），隻等著召開聲勢浩大的“公判會”之後執行槍決。而且，任何“罪犯”，不是法院正式審判後定罪定刑，而是由“革命群眾”討論定刑，本身就極為荒唐。

---王銳：誰簽署了遇羅克的處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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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特殊案件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1289起 ，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
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砀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8个县共发生10起。
这类案件约有50%以上发生在三类（即坏人掌握领导权——笔者）社队，作案成员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的是地富反坏分子。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发生这类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生产没有搞好，口粮安排不落实，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坏人当道的三类社队，干部为非作歹，停伙扣饭，群众出于生活所迫所致，个别的搞出去卖也是为了买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
各地对此类案件，一般都当成政治破坏案件处理，由党委责成公安部门领导直接掌握，确定专人办理。从处理情况看，面宽、过严、绝大多数是逮捕、劳教、拘留起来，把很多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扩大了打击面。全省1289名作案成员中，就逮捕136名，劳教153名，拘留881名，判处死缓2名，合计占90.9%。这些人被逮捕、拘留后，由于他们本来身体就弱，有的还患有多种疾病。在投入劳改、劳教后，因生活管理不好，劳动过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竟达70%以上。

---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
作者: 尹曙生


饥荒中，亲情已淡得几近于无
几乎家家都分家。分家不是分家产。而是分开吃饭。弟兄分家，父子分家，两口子也分家。谁弄来吃物谁吃．只顾自己，不顾家人。八怪女人和八怪分家后，带着五岁的女儿。每当从食堂打来饭，八怪总哀求女人给他倒半碗，女人从不给他。那天，每人分一个拳头那么大的菜团子。八怪 几口就把自己那个吞下，看女儿手中还有半个，夺过来就吃。女人骂他，女儿骂他，还没骂完，他已全部塞入嘴里。拴娃在麦秸垛底扒出两把麦粒，拿回家，用瓦缸片焙焦。正格格嘣蹦嚼，他爹看见了，说：“娃，给我吃点儿。”拴娃说：“你叫我亲爹我也不给你。”
---周同宾:《饥饿中的事情》


收容所里争着埋饿殍
依娃受访者通渭县鸡川镇张锡珍：我在家里饿得受不了，就到甘谷县扒火车上新疆去。坐了四天四夜慢车，一下车就被甘肃工作组挡住了，关进哈密收容所。几天后，一车皮有几百人先拉到兰州，再按地区遣送。我从兰州遣回定西关押在收容所六、七天，每顿饭就给一勺子稀饭。一天两顿两勺子 稀饭，根本吃不饱，抗不住的就死了，领导呼喝着谁埋死人？就有好几个人说我去！我去！我就不明白，埋死人还抢着去呢？原来是每个参加埋人的，可额外喝碗稠稀饭。我就眼红死了。

第二天，里面又死了一个人，领导又来问“谁要埋死人去？”我第一个喊着“我去！我去！”我进了一个房子，里面黑黑的，地上铺着麦草，里面放着一个死人。我把头抬住，另外的人抬着腿，就放在架子车上。

我拉着架子车，到定西的火车站后面，看到那沟里饿死的真是多！让野兽吃的半截子、胳膊、腿、烂衣服、烂被子，唉呀，那就是一坑，就和电视上演的那个南京大屠杀一样。

我的车子就在死人上压着，领导在后面跟着喊着：“往后面拉，往后面拉。”但死人太多了，前面堆的太高了，车子就拉不进来了，只得抬下死人拉起车子就往回走。脚地下就是死人，从沟口子到里面都是死人，男男女女，满满一沟。 那是我见过死人最多的。都是逃荒的人。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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