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不让周做手术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
提问：能不能把毛在周治病的问题上如何做手脚这件事谈的详细些？
高文谦：周是在1972年5月一次例行的身体检查中，发现小便中有几个不规则的细胞。经过北京、上海、天津的专家们的会诊，确诊是膀胱癌。膀胱癌的特点是治疗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早期发现，及时治 疗，治愈率很高；反之如果错过时机 ，只有死路一条。医疗组非常清楚这种后果，马上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周的病变尚在早期，建议尽快做手术。
按照中共的保健制度，政治局以上的领导人作手术，要经过毛的批准。毛通过汪东兴向医疗组传达了四条指示：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检查，不做手术， 注意加强营养和护理。医疗组的专家们对此很不理解，向上反映。汪东兴让他们“ 稳住”，说这件事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局的问题，可过一段时候再说。于是这个事情就拖了下来。
就这样，一直拖了整整九个月，到１９７３年２月，周有一天早晨上厕所，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的血尿，把整个马桶的水都染红了。这个事情再也隐瞒不下去了 ，医疗组和周的警卫向上反映，需要尽快做检查治疗。但是遭到了汪东兴的训斥， 他又把毛搬出来，说要听主席的，七老八十了，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最后还是叶剑英利用陪同毛见外宾的机会，拿着带血尿的瓶子给毛看，毛这才决定让周去检查。
但是即便在这时，毛仍下指示说，只准检查，不许做手术。１９７３年３月， 周才住进玉泉山做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医疗组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给周做膀胱镜检查时，悄悄地把癌变部分烧掉了。虽然如此，已经失去了最有利的治疗时机。在后来两年多的治疗过程中，周受了很大的罪，但已经无可挽回。我在北京时曾经采访过吴阶平，他是周的医疗组组长。他说膀胱癌这种病非常顽固，反复发作，我们下面很着急，但是没有办法。

提问：据我所知，毛本人是反对手术治疗的，他不让周做手术，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
高文谦：对毛是否在周治病上做手脚的问题，其他人也提出过这样的疑问。的确，毛本人不相信西方医学，他认为大夫是没有用的，大病治不了，不是大病也不需要
去找大夫。不过，毛自己不相信医生是一回事，不让周动手术是另一回事。毛对周治病的四条指示，应该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来看。林彪事件后，毛因为文革破产而
灰溜溜的，周在内政外交上的威望上升，特别是提出批极左思潮，落实各项政策，在党内外大得人心。这让毛戒心大起。
在周治病的问题上，毛是有他的考虑的，很难说毛的四条指示是出于好意。就说毛自己不懂医，也不信医，可是医疗专家给中央的报告已经把周的病情和后果讲
得很清楚。再说毛不让做手术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准告诉周本人，甚至连检查都不让，整整拖了九个月，一点医疗措施都没有，这能说是好意吗？后来实在瞒不下去
了，毛同意给周做膀胱镜检查的同时，又下令不准烧掉病变部分，又怎样解释呢？实际上，如果不是医疗组暗中抗命，周大概连两年也活不了。周的家人为此非常感
激医疗组。应该说，毛在周治病问题上的真正意图，可以从前面说过的汪东兴和医疗组的谈话中，看出其中的奥妙，那就是“主席正在考虑全局问题”。什么是“全
局问题”呢？放在林彪事件的背景中来看，一目了然。

---"毛泽东一生无敌手，最后却栽在周恩来身上"  高文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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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锦云和张玉凤去北京饭店烫了头，回到毛泽东身边的时候，毛泽东一下子就发现她们两个都烫了头，便对她们说：“你们就是不听我的话。”后来张玉凤跟孟锦云谈起了发式的事，张玉凤说，主席多少年前就喜欢他说的那种发型，不知为什么。孟锦云说，主席讲的就是杨开慧的那种发型，可能是怀念她吧。本文摘自《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作者郭金荣，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https://m.bcbay.com/news/page/225442

【图上文字】小张：你好了些吗？好好静养，过几天再上班不迟。我想你。你到我厨房吃饭吧。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小张这时17岁，不知因何需要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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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历史学--唯一“爱情”
图1：“人民日报”上，1950年到1980年， “爱情”俩字的出现次数。
直观就能瞧出来，1970年到1977年这八年，“爱情”在“人民日报”上，每年出现的次数在5次之下。
最低的是1973年，只有唯一的1次。1次？还不是真“爱情”。
那个1973年唯一的“爱情新闻”是，“三江口上阶级友爱情谊深”。 注意上图 左面y轴的刻度，不到180。

图2：把此数据与“伟大”合并作图，数值差距太大，“爱情”每年间的变化几乎被消失，就是和频率略低的“万岁”同晒，也很尴尬：
“爱情”在1957年出现的那个小小峰值，在“万岁”的泰山压顶之下，弱不经风啊！

---“数字历史学---唯一“爱情”与淫官文化”     文革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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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尽所能”和“各取所需”

——1975年，辽宁省革委宣传组，《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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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动文革的格局中，毛所采取的策略是：联林，拉周，倒刘，整邓。周一直是毛拉拢和争取的对象。毛对周始终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既需要依靠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但另一方面又不给与充分信任，始终戒备提防，怀疑周在政治上有二心，越到后来，毛对周的猜忌心越重，周的日子也越不好过。
周十分清楚自 己的处境和毛的为人。中国老话说，伴君如伴虎。周一直用侍君之道来处理和毛的关系，凡事总是臣罪当诛，天皇圣明。对毛的胡作非为，他也总是恪守君臣之道，君可以不君，臣不能不臣。周有三句话，形容自己在位时的心情：戒慎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实际上，周的一生都笼罩在毛的阴影之下。《晚年周恩来》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表现了这一点。
在文革中，周对毛采取顺守之道，从不硬顶，极力隐忍，小心周旋，一遇批评，立刻检讨，用“太极软功”来化解毛对他的不满和猜忌。可以说，周是中共检讨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一生中检讨无数，屡屡化险为夷。而且令人称奇的是，周的威信不仅不因检讨而降低，反而上升。他是中共领导人中检讨最多，也最善于检讨的一个。这是他成为中共官场上不倒翁的要诀。在凶险的党内斗争中，周是唯一能够和毛共始终的人物。
......
文革中的毛周关系，大体可以林彪事件划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林彪事件前，包括文革发动初期和天下大乱时，毛对周虽然也常常不满，时有批评，但总的来说，是以拉拢和依靠为主。林彪事件之后，毛虽然仍然需要依靠周来管理国家，但是更多的是戒备提防，敲打整治。像邓小平的复出，国内外一般都认为是周在幕后推动的结果，实际上并非如此。邓的复出是毛在林彪事件之后，看到周在党内外的声望越来越高，在政治上难以控制，所以重新起用邓来箝制周。另外在周治病问题上，毛也做了手脚。还有１９７３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整治周的。

---"毛泽东一生无敌手，最后却栽在周恩来身上" ·高文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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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由来
高文谦：关于１９７３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来龙去脉，这是我在书中第一次详细披露出来的。这次会议的导火索是基辛格第五次访华。周被毛抓住了“辫子”。毛说周没有请示就擅自向基辛格做了中美进行军事合作的承诺。毛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会议中给周戴了很多帽子， 危言耸听，其中最极端的话是毛说周想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说他怕苏联人怕得要死，如果苏联打到中国来，就跑到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按照毛的定下的调子，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了半个多月，批周外交上的投降主义，卖国主义。这是周晚年经受的最大灾难。
在基辛格来访前，周已经出现了尿血，本来应该去做治疗，却因为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停止下来。会议期间，周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最后只好按照毛定下的调子，全部接受会上给他戴的帽子，在检讨中给自己上纲上线。会议后期周的病情明显加重。我曾经采访过章含之，她列席了这次会议，亲眼看到周不时地上厕所，在里面很长时间，半个小时出不来。据周身边医务人员讲，周膀胱里面出血，形成血块，把尿道堵住，每次小便非常痛苦。后来，毛下令停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一个月后又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把批周的问题捅向社会。
这便是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由来。毛周关系的终结。毛的一生打败天下无敌手，斗倒了党内外所有政敌，最后却栽在生前一向对他俯首帖耳的周身上。周恩来之死引起中国社会危机的爆发，引发四五运动，矛头直指党内文革派和后台老板毛泽东，敲响了文革的丧钟。毛死后，江青一班人旋即被抓起来，毛的文革理论也被中共官方放弃，周的“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官方治国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一生无敌手，最后却栽在周恩来身上" ·高文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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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谈一下中国大陆目前的档案管理制度。

大陆的档案管理制度一直是非常严格的，历史档案不是为了研究和利用，而是为了保管和保密，特别是涉及到中共领导人的更是严格控制。大陆目前有三大档案管理系统。一是中央档案馆，负责管理中共领导人和中央党政各部门的档案。其中包括中共在建国前的文电档案。 这是最大的一个。另一个是南京第二档案馆，主要管理国民党政府和日伪时期的档案。还有就是军委档案馆，自成系统，主要保管军队工作和军史方面的文电档案，由军委办公厅领导。此外，各省市还有自己的档案馆，实行双重领导，一方面在业务上归中央档案馆指导，同时也受地方党政部门领导。

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日常处理的文电，以及由此形成的档案，首先是由中办秘书局存档保管，中央党政各部委的则由自己来存档保管。据我所知，大约十年之后移交给中央档案馆。大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档案公布制度。主管中共党史的胡乔木曾经考虑要搞一个规定，建立三十年档案解密制度，但是在六四之后就不再提了，而且比以前更加从严控制，把很多原来保存在个人手中的档案收了回来。

我以前工作过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是负责编辑出版中共领袖的著作、传记、年谱的官方机构。中央档案馆对其还比较开放，一般来说还能够尽量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不过在单位内部，档案的管理制度还是很严格的，有诸多限制，严格按照级别、专题研究来阅读。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只能接触一般的档案。处一级或者副研究员就可以多看一些，级别越高，能够阅读的范围就越大。

所谓档案的保密等级，实际上是以涉及中共领袖人物的负面形象来划分的，比如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彼此之间的相互批评等，都是属于高密级的档案，不能扩散。文革期间的档案更是如此。当年在文献室时，我是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后来担任室务委员，又是文革编辑组的负责人，所以看档案比别人多一些，但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看到。很多档案需要专门打报告，经过上面批准后才能看到。不过，我还是利用上面交办任务的机会，接触了不少核心档案，其中有不少是专门写了请示报告，上面特批后才看到的。

---"毛泽东一生无敌手，最后却栽在周恩来身上" ·高文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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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火执仗，当土匪当得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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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传人:
太祖最大的遗产是伪
基本上没真的。
太祖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真的假的？
后来，当“人民”之一“小芳”姑娘的男朋友要离开乡村回城时，已经“站起来”的“小芳”只能眼巴巴的“站在小河旁”，让男朋友独自离去。如果“小芳”真是“站起来了”，她一定会幸福的跟着男朋友进城去闯世界。可是“站在小 河旁”的“小芳”却被钉死在那儿。“小芳”，一位农村姑娘，没有站起来。
站起来的不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没有站起来。“站起来”，伪的。
太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真的假的？
太祖在“共和”这个体制下，“领导”一做到底。临死时嘴都合不上了，还抓着“共和国”的权柄不放。死在权位上面。共和？百分百的末代皇帝。
“共和国”，伪的。
太祖说同志情、战友意“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真的假的？
结果，别人爱护他之后，他1958年把四大野战军的俩司令给“关心”的退休了，1959年把另一个司令给“关心”的打倒了。还剩一个林司令。
林司令多延续了十年，1969年帮助太祖开“九大”，一个“团结的大会”。大会以后，太祖立马觉得林司令的同志情战友意不够铁，很快把林司令给“关心”的暴尸荒野了。
同志情，战友意，伪的。
太祖对“工人阶级”最看重，高抬至“领导阶级”，太祖提升了“工人阶级”的地位。
真的假的？
太祖是真的需要工人们给他造飞机大炮，于是在把农村姑娘“小芳”们牢牢的钉死在农村的土地上给他种粮食的同时，确实给城里的工人们按月发粮票，“高待遇”。可是太祖真的提升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吗？ 1949年前，咱国的工人有两个自保“功夫”，工会与罢工。经过1949至1976被太祖“提升地位”，咱国工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会，基本失传了罢工的“功夫”。以至于给郭台铭郭老板打工打痛苦了的工人，唯一的“自保功夫”就是从高楼上跳下来。
太祖提升“工人阶级”地位，是男人爱“花瓶”式的提升。1949年前咱国有很少的工人，但有一个“工人阶级”。1976年后， 咱国有了许多工人，但“工人阶级”被太祖一次性的干掉了。
太祖提升了“工人阶级”的地位，伪的。
太祖的社会，贫困但是平等。
真的假的？
平等的一个重要前题，没有恶霸。太祖时代有恶霸吗？请回忆几句经典歌词：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嘿呦，他是人民大救星。”
当全民都不得不跪拜、“感恩”一个权力无边的个体时，这是教科书上的经典恶霸。有恶霸的地方，能是平等社会？
太祖的社会， 贫困，是。平等，伪的。
太祖死时留没留下：
站起来的人民？
共和体制？
有情有意的人际关系？
有政治能力的“工人阶级”？
“平等社会”？
你左右看看，有影吗？
全是邓小平破坏的？ 你信吗？
太祖喊了许多口号，遗产是零。
伪的。

谨以此文纪念太祖仙逝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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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毛诞
王十姑、罗一姑、陶斯咏、杨开慧、李一纯、贺子珍、江青、史沫太莱、吴莉莉、冯风鸣、章含之、丁玲、俞珊、上官云珠、陈慧敏、李云露、张善兰、孙维世、唐闻生、夏菊丽、言慧珠、谢静宜、姚淑贤、吴旭君、邱桂荣、刘凤英、王爱梅、白玉莲、杨丽清、俞雅菊、胡敏贞、董若英、岳美缇、刘素媛、邵锦辉、孟锦云、张玉凤，张玉梅……等，还有若干演员、文工团员、保健护士、服务员……
她们都会回忆起在伟人身边战斗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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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屠杀
文献中所记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杀戮有明确的“处死”的意识，且有事前的组织和计划，且而成规模：十数、数十、甚至上百地成批处死。因此这些杀戮是集体屠杀。比如北京大兴县大辛庄公社的杀戮，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事前对各大队干部有明确指示：“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 。”
湖南 、广西出现“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公开处死“地富”，最可说明农民杀“地富”有明确的“处死”意识。湖南“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８天共杀人１０５４人 ，全区平均５０人中就杀了１人；……蚣坝区杀人如此之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副书记、‘红联’司令、武装 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各公社、 大队贯彻会议精神的会议。”这是屠杀的组织性、计划性。
广西“上林县三里公社 曾发生一起大屠杀，一次杀害一百六十余人。‘牛鬼蛇神’一百六十余人押解到河边，一声令下，用刺刀、枪托、大棒驱赶到河中。……桥上的民兵打靶似地射杀未淹死的人。”这是典型的集体性。
遇罗文记：大兴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此也是红卫兵不能做到的。 集体屠杀是文革中农村和边远地区暴力杀戮的显著特点。

---"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文革屠杀"　　　·一　平·


在迫害和杀戮方面，毛泽东最有特色和原创性的，应该是他的“群众专政”思想。文革中这一短语因为被频繁使用，一度被缩略为“群专”。毛泽东在使用军队、警察和监狱这些“专政机器”之外，他发动和领导普通人大量参与对“专政对象”的虐待和杀戮。比如，红卫兵和类似的“群众组织”，在文革头三年的杀戮和迫害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１９６６年８月在北京的杀戮，主要就是由中学生红卫兵来执行的，警察和法院起了辅助作用。卞仲耘等一系列教育工作者，完全是被他们昔日的学生，那时的红卫兵，打死打残打伤的。这种利用青少年杀人的做法，后来被 “红色高棉”所继承。
......
在１９６８年，“群众专政”的主要形式是“牛棚”的普遍建立。在“清理阶级队 伍运动”中，全中国每一个工作单位都建立了自己的监狱，关押监禁本单位的工作 人员。这种监狱后来被俗称为“牛棚”。从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到远离北京的乡村小 学，都建立了这种监狱。这些监狱的狱卒就是那个单位的一些工作人员，在学校， 学生成为狱卒的主要成员。共产党高级干部在１９６７年以后也大批遭到“罢官” 和监禁，他们被监禁在特种监狱像秦城这样的地方由专业的警察看守。而一般老百 姓中被“揪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们，就监禁在遍布全国的无数大大小小的 “牛棚”之中。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京大学有２４人迫害，在卞仲耘的 中学有三名教员受迫害而自杀，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６２％的１９４９年前入厂的 老职工被“审查”，１４名老职工被迫害致死。在北京市，“揪出的各类阶级敌 人”有８０，１００人，其中有３，５１２人自杀，２１９人被打死。

希特勒和斯大林没有试图或者也做不到在每一个工作单位或者居住社区建立这种 “牛棚”，使得每一个人，如果不是被“斗争”和被监禁，就必须成为“斗争”别 人的助手和帮凶，至少也得在“斗争会”上跟着众人挥拳头喊口号。文革不给人充 当旁观者的空间。毛泽东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得迫害深入到全国的每一个角 落，一方面腐蚀了无数人的灵魂和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底线。尤其那些充当主要打手 的人们，甚至在文革之后甚至在今天，很多这样的人在毛泽东精神遗产的庇护下， 并没有忏悔和内疚的感觉。

希特勒和斯大林并没有留下很多具体指导如何进行迫害和虐待的文字，但是，毛泽东留下了一系列指导施行迫害的文字记录。比如，在１９６８年５月，中共中央， 中央文革转发毛泽东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的批示。在这份毛泽东称赞的“经验”中，详细介绍了召开“斗争会”和整人的各种细节。在其他场合，毛泽东也写下一些“批示”，显示出他对迫害人的具体手段方面的关注和兴趣。他甚至相当自我欣赏地发明了一个专门名词，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说法给一个人数巨大的青少年群体带来了长期的歧视和磨难。

如果贴近去看文革迫害和文革受难者的遭遇，会使得人们看清毛泽东的文革理论， 文革部署和策略，也看清他个人心理的阴暗和狠毒。

---"受难者和暴君"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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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眼看到胡耀邦被批斗
当我回到一年前在北京读初中的那所曾负盛名的历史悠久的教会女中，有着歌德式建筑风格的礼堂已被木板封住，宽大的操场成了草场和垃圾场。那位找我谈过话的团委书记因为是军人出身，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当上了校革委会主任。而原来受人尊崇的、曾是北京市模范教师的教导 主任，却和许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教师同关在一个大大的教室，但被拦成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当我看到她胸前挂着大牌子，剃着阴阳头，用一副惊恐的眼神悄悄地瞄了我一眼时，我给吓坏了，我一个劲地问自己：“我过去为什么没看出她是一个坏人？”而丝毫不去怀疑她为什么会被看成坏人。当我参观北京市男六中──红卫兵武斗的首创地，我亲眼目睹了红色风暴的惨烈。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子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一边就随意地用宽宽的军用皮带抽向一个蹲在地上的老师的头部。那皮带上的铜扣“叭”地让头顶冒出了血。周围那一声声的惨叫和金属击到骨质的抽打声此起彼伏，让人头晕目眩，毛骨悚然。我不知道这所学校的红卫兵用这种残暴的手段害了多少无辜的老师。那一场景让我一合眼就出现在眼前，吓得我不敢入睡。

在团中央的大院里，我亲眼看到胡耀邦被逼着从窗子里爬出来，戴着黑帮的高帽子，弯着腰，对着麦克风说：“我是牛鬼蛇神，我是反党分子。”每三十分钟出来表演一回，满足一批批“革命群众”的义愤和好奇心。

......

一天听说我们红卫兵“警卫处”的伙计们抓到了一个在公开场合污辱妇女的流氓，正在一楼大厅里被“触及皮肉”，我赶去看热闹。只见一个最多20岁的很结实、英俊的大个子被十几个男生团团围住，他们有的轮流练“扫荡腿”，扫倒了，站起来，再扫。还有的用练刺杀的木枪直捅他的胸部，直到他趴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男生打够了，冲我们女生喊：“上！胆小鬼干不了革命！”几个女生有的上去踢一脚，有的用皮带去抽，我捡起一根草绳也在他背上抽了一下，遭到一阵嘲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了人，尽管被评为“对敌人恨之不深”，但我却永远不会忘记那场莫名其妙的仇恨阶级敌人的试验。后来听说派出所接到报告后前来收尸，那年头警察也不敢得罪红卫兵。至于那小伙子是不是流氓却无从查起，就活活给打死了。

---霄云《动荡岁月》


毛泽东的幽灵与中共的命运——1、从毛、刘两家后人聚会谈起

不久前，定居英国的华裔作家张戎出版了她的新著《毛，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英文世界引起强烈反响。目前，这本书正在翻译成中文。时逢文革40周年，可以想见，对毛泽东评价将再度引起热烈争论。

张戎的父亲是个老革命，曾担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有人问张戎，写这本书是不是为了报仇。张戎回答说，当然，毛统治下的受害者完全有资格向毛报仇，但若说我写这本书是为了给家人报仇，那就太低估了我的写作。

张戎的回答义正辞严，合情合理。其实，像张戎这样，由于自己的家庭深受毛泽东的迫害，故而对毛义愤填膺，这种情感本来是极其正常的，极其自然的；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受迫害者的子女，我们竟然是在经历了十分漫长而又十分痛苦的内心折磨之后才回复到这种正常情感的。我们从小就被灌满了一脑子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谎言，按照这套弥天大谎，我们的父辈遭受迫害无一不是罪有应得。作为他们的子女，我们必须背叛家庭，和他们划清界限。哪怕我们暗中觉得他们幷不是坏人，我们也总是努力说服自己要“正确对待”，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仍是不容置疑。祇是到了后来，我们才从这可怕的迷梦中苏醒，终于明白了父辈的如海深冤，由此也才产生了对中共的义愤填膺。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在这里，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对中共的暴行满怀义愤，更何况作为受害者的子女。那些和张戎有着类似遭遇但对暴君却没有义愤才是极其不正常的。我们不必问前一类人为什么要反毛批毛，我们真正该问的是后一类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反毛不批毛。眼下就有一个实例。

2004年10月1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孔东梅的文章，海外若干网站亦予转载，标题是《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聚会解密》。内容是2004年一个夏日傍晚，王光美召集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在京城“相聚一堂，共话友情”。聚会联络人是王光美之子，武警将军刘源，作者和她的母亲李敏女士，姨母李讷和姨夫王景清先生等，都参加了这次聚会。

正像许多人指出的那样，王光美、刘源向毛氏后人表示和好，无可非议；但向毛氏本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其实，刘少奇家人大作亲毛秀，非自今日始。多年前，王光美就在韶山毛泽东故居题词“我们怀念毛主席”。刘源当郑州市长时用毛泽东乘过的飞机作展览，让群众缅怀伟大领袖。像王光美和刘源这样，亲人被毛害死，自己也饱经劫难，九死一生，事后非但不带头批判暴君，反而站出来为暴君涂脂抹粉，这在老革命及其家属中居然屡见不鲜。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剖析。

2、幸存者的背叛

众所周知，黄克诚是59年庐山会议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四名主要人物之一（另外两名是张闻天和周小舟），也是四人中文革之后唯一的幸存者。八零年，党内外批毛的声浪都很高，黄克诚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竭力捍卫毛的伟大领袖地位。以黄克诚因不同政见而长期受毛迫害的特殊经历，他的这篇文章对于统一党内思想，维护毛的形象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重大作用。

后来，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解释了他为什么要维护毛的原因。黄克诚认为，维护毛是为了维护党。黄克诚说：“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像徵。丑化、歪曲毛主席，就是丑化我们的党和国家。”黄克诚的推理逻辑是：因为毛代表党，如果毛被否定，党也就被否定了。而党是决不能被否定的，所以毛也不能否定。

上述逻辑之荒谬，暂且不论。更荒谬的是，黄克诚本人原来就是这套荒谬逻辑的最大牺牲品。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违心地承认了会议强加给他的罪名。为什么他要违心地认错呢？因为他被说服，毛泽东代表了党，反毛就是反党，因此必须维护毛的权威。既然毛说你错了，你就必须承认你错了。用张闻天的话就是，“毛泽东的威信，不是他个人的威信，是全党的威信；损害毛泽东的威信，就是损害全党的威信，就是损害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这里有个连等式：毛泽东的威信＝党的威信和利益＝全国人民的利益。在这个连等式面前，黄克诚祇有低头认罪。黄克诚说，他认这个错“比杀头还痛苦”。

然而在庐山会议后，黄克诚陷入更大的痛苦。黄克诚后来回忆说：“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来就非常痛苦。”这也就是说，在庐山会议后，黄克诚已经意识到那个连等式是不成立的：毛的威信不等于党的威信和利益，不等于全国人民的利益。

这就怪了。既然黄克诚早就痛切地认识到那个连等式是不成立的，是害死人的，为什么到了八零年又要亲自出马鼓吹那个连等式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毛泽东死了，“四人帮”抓起来了，华国锋失势了，大权落在黄克诚这一派人手里了；因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也落在黄克诚这一派人手里了。“毛泽东的威信＝党的威信＝全国人民的利益”这个连等式是一把刀子，谁抓在自己手里谁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击对手保护自己。倘若毛泽东死而复生，倘若“四人帮”手握大权，黄克诚还敢鼓吹这个连等式吗？黄克诚对这个连等式如此出尔反尔，哪里是什么坚持原则？分明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身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唯一幸存者，黄克诚公开为害死彭德怀的暴君辩护，这不是对死者的公然背叛吗？

对于王光美、黄克诚这种不近人情的表态，有不少论者竟赞之曰“高风亮节”，“不计较个人得失”，“超越个人恩怨”。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在《辨奸论》里讲过一句话：“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信哉斯言！信哉斯言！

3、虐待狂与受虐狂

陶铸的妻子曾志说：“我的女儿总问我一个问题：爸爸死得那么惨，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这是个很肤浅的问题。我跟随毛主席半个世纪，幷不是靠个人的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我叹口气，对我的女儿说：‘不怨，主席晚年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

这当然是十足的诡辩。第一、到了90年代，中共统治集团早就变得面目全非，离当初标榜的理想和信仰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至于说原来的理想和信仰是对是错，姑且不论）。在这种情况下还奢谈信仰，奢谈对信仰的至死不渝，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既不能欺人也不能自欺。第二、“老人”、“病人”，怎么能构成为毛脱罪的理由？毛的晚年也许诸病缠身，但是以他在权力斗争中的一如既往的精明狡诈、老谋深算，岂是一个“病”字了得？若说这是“病”，那就是虐待狂；而像曾志这样饱受虐待还要“无怨无悔”，则是十足的受虐狂。

苏共20大后，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于是，先前被斯大林整肃迫害的老干部、老党员们纷纷得以平凡昭雪，恢复名誉。有些早已去世的，则补发讣告，重新评价。索尔仁尼琴挖苦说：“看到这些人的讣告里写着：”在个人迷信时期悲剧般去世的……‘真想改一个字：“喜剧般去世的……’”为什么不是喜剧般的呢？遭受这样的打击，这样的毁灭，不是从敌人手里，而是从自己人手里，从自己所归属、所献身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手里。

想当初，许多人都对那些由于提出过某种不同政见而遭受毛迫害的老革命们深表同情与敬意，然而就凭王光美、黄克诚、曾志的这几句话，便足以把人们原有的同情与敬意一扫而光。这不是悲剧，甚至也不是喜剧。这是闹剧，是丑剧。

如果有人问那个逢人便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王光美，你这样怀念毛主席，刘少奇若地下有知，当作何感想？我想，王光美大概会回答：“少奇同志要是还活着，他也会这样做。”是的，这倒确有可能——如果刘少奇还活着（！）的话。如果刘少奇大难不死，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后想必又荣登“党和国家领导人”宝座。毕竟，这个江山是毛泽东带头打下来的，毛这把刀子对人民有威慑作用，所以还是要感谢毛主席，还是要维护毛主席。

可是，刘少奇没有活下来。刘少奇（还有彭德怀、陶铸）死得极惨，死无葬身之地。假如说在遭受迫害之初，刘少奇、彭德怀们还心存侥幸，盼望着有一天毛泽东高擡贵手，因此不肯对毛腹诽，那么到了最后关头，他们不能不明白，毛就是要尽情地羞辱他们，折磨他们，置他们于死地；而毛之所以要置他们于死地，不是因为他们的过错，而是因为他们的正确（批评了、修正了毛的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他们不能不对暴君充满正当的仇恨。在临终弥留之际，他们当然会想到自己的亲人和战友，即便他们没有勇气指望亲友复仇，至少，他们决不会要亲友反过来认贼作父。然而，他们的亲友偏偏反过来认贼作父，这对于他们无异于第二次杀害。

4、共产党好比黑社会

广州学者单世联，对“老一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其亲属的回忆文字研读甚深，颇有心得。他的评论虽然祇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但一针见血，发人深省。单世联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发现，老干部们在被打倒、被专政期间如何看待毛泽东，后人不得而知。70年代末他们复出后，对毛一度意见较大。但80年代他们退下之后，对毛的评价一般都比较好。

关于老干部在被打倒、被专政期间如何看待毛泽东，这个问题很有趣，也很重要。可惜缺少第一手材料。倒是在1967年的“二月逆流”中，那个还没被打倒的副总理谭震林在怀仁堂拍着桌子讲出的一段话可资参考。谭震林说：“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英籍匈牙利裔作家柯斯特勒写过一本小说《正午的黑暗》，其中写到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鲁巴乔夫遭到清洗，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这位老革命在狱中深切反思终于认定，自己没有犯过“反革命罪”，但是自己确实犯过“革命罪”。也就是说，他意识到当年参加革命才是做了一件大错事，才真正是犯了罪。应该说，谭震林和鲁巴乔夫还不能相比，谭震林的三个不该主要是针对毛对老革命的打击迫害，其中幷不含有多少对那场革命本身的痛切反思，但它毕竟表达出对毛的强烈不满。

奇怪的是，谭震林在自己没有被打倒之前敢于批评毛，等到自己被当作“二月逆流”黑干将打倒后反而倒不批评毛了，倒要向毛表忠心了。由此可见，老革命们在被打倒被专政期间很少发出批毛之声其实是环境所迫。因为在这时，他们受到毛更严密的监控，连命都捏在人家手里，他们怎么还敢放言批评毛呢？经历过多次残酷的党内斗争的老革命，对自己的处境常常比别人还理解得深。他们清楚地知道，共产党整起自己人来，比敌人整得还凶狠。中共的高级干部们，在毛泽东时代受的罪比在蒋介石时代还多，死在自己人手里的比死在敌人手里的还多。刘少奇被打倒，在与王光美诀别时，王光美估计到自己也可能被关进监狱，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刚满六岁的小女儿。王光美对刘少奇说，如果她也要坐牢，那就祇好把小女儿带到监狱里，“《红岩》里不是就有个‘监狱之花’吗？”刘少奇听了苦笑：“那是国民党的监狱，不是共产党的监狱。”

1980年11月，北京地区高校的大学生们展开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竞选人民代表的活动。刘少奇的儿子、当时在北京师范学院就读的刘源也主动参选。他在一次答辩会上讲到自己参选的个人动机。刘源说：“……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场场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漂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一样生活过，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才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大家能想象我心里的滋味。我咬着牙，一声没吭。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发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决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转引自《开拓——北大学运文选》，第352－353页，香港田园书局，1990年）

真不知今日刘源若重读自己当年的这些讲话会有何感想？在当年那次讲话中，刘源还讲到刘少奇勉励他把人民当作自己的父母。那么，刘源所说的“邪恶”，如果不是指毛，还能是指谁呢？再说邓小平，当邓小平被贬到江西劳动，亲手为自己被迫害致残，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爱子邓朴方洗澡的时候，他心中难道没有对毛的怨恨吗？单世联说老革命在70年代末复出后，对毛一度意见较大。这里的所谓意见，不消说就是来自文革中被打倒所产生的怨恨。

但尽管如此，绝大部分老革命们在复出后还是采取了维护毛的立场。黄克诚讲得很明白，维护毛是为了维护党。因为毛代表党，如果毛被否定，党也就被否定了。而党是决不能被否定的，所以毛也不能否定。这简直是不打自招。这等于承认，毛本来是维护不住的，是不该维护的；仅仅是出于维护党的利益才必须维护毛。单世联进一步指出：“事实上，这里不光有党的利益，也有革命家个人的利益。否定了毛，不就否定了这些革命家半生努力和牺牲的意义了吗？毕竟，革命者的利益与革命领袖的利益最终是统一的，所以80年代后，享受着革命成果的革命家们，一般对毛都比较肯定。”

我要补充的是，所谓“革命者的利益与革命领袖的利益最终是统一的”这句话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有那么多革命者被革命领袖整得死去活来，怎么还能说彼此的利益“最终是统一的”呢？可见，在中共内部，相互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是荣辱与共，一方面又是你死我活。共产党好比黑社会，其成员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经常自相火拼，动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十分抱团。在黑社会内部，那弱势的一方，落败的一方，虽然面对极大的危险，却极少有人报告警察以求得法律的保护，因为他们知道，在法律面前，他们都是罪犯。

5、毛的幽灵与中共的命运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讲过一段话。他说，像文革这种事，在英美就不会发生。这个想法一定是在他挨整的时候想到的。那是否已经暗含着一种悔不当初的感觉呢——如果当初不是建立苏联式的制度而是建立英美式的制度，何至于遭此大难？邓小平曾经几次尝试政治改革，应该说是痛定思痛，其来有自。文革中，一大批老革命深受迫害，这一方面是自作自受：他们参与制造了一个害人的制度，而后自己又被这一制度所害；但另一方面，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例如刘少奇、黄克诚等）又是因为他们比暴君多少要好一些，所以才招致暴君的嫉恨。因此，他们在文革中被打倒被专政，一方面是报应，一方面是受难。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就构成救赎。

事后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从七九到八九这段时期，是中国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在朝野之间有着相当广泛的和解。老革命们由于文革落难的这段经历，使人民比较容易原谅他们过去作过的种种错事。当时的共产党比较容易摆脱历史的包袱而从头做起。可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错失良机。在其中，不是坚决地否定毛而是继续维护毛就是重大错误决策之一。本来，他们是可以、也应该和毛一刀两断的，可是他们却把自己和毛拴在了一起。即便在起初，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是为了以比较缓和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摆脱毛，但事实却是，越到后来他们越被毛紧紧缠住，以至于到今天已经不可分离。◆

2006年5月号《北京之春》 —— 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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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在19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 ’”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1966年8月惨绝人寰的北京市大兴县屠杀事件。
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无奈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 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 发指的兽行。
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 ，并给他起了个“屠户”的外号。
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 ，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 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 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
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遇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兴屠杀调查"　　　·遇罗文·


红卫兵，从母爱教育的失落开始
在1949年之前的现代中国教育，学校大致分为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教会学校三大类。这些学校各自有自己的教学方式、教材、教师构成。考试、招生相对独立运行，教师的聘用也是比较自由的，流动的。
195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之后，以上情况开始改变。1952年9月10日 ，教育部决定，自1952 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在此前后，教会学校也相继停办，一些著名的高等教会学校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被合并至其他公立高校。如北京的辅仁大学被停办，燕京大学合并于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停办，其文科调整至复旦大学。据1953年10月11日中国政务院颁发本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称，至1953年底， 一般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因此，自1953年起，中国的学校基本上均属于公立性质，也就是说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每个教育层次和环节，都由政府统一管理，实施统一的教育方针、教育思想，这为党和政府加强对学校的领导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与此同时，强调政治教育成为“文革”前中国各类学校的首要任务。
从1950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到1954年批判胡适、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1957年10月高等学校学生中掀起的红专大辩论高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育界的突出政治的气氛越来越浓，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不再放在突出的、首要的位置，相反，配合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成了教育的重点。
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突出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此时开始，中国的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便愈加政治化，对所谓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批判，也就从文艺领域延伸到教育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教育》杂志在1963年发起了对“母爱教育”的批判。

---李辉：红卫兵，从母爱教育的失落开始


红卫兵为什么那么残暴
比方说，为什么十几岁的孩 子那么野蛮，打死人都不带眨眼的？因为打的是坏蛋！见着坏蛋不打那才叫人弄不 明白呢！红卫兵从小受的是仇恨教育。就像老故事里说的，母亲从小一遍遍的告诉 儿子长大了可要报血海深仇呀。终于有一天发现了仇人，当儿子的还能干别的吗？非上去往死里打 不成。
残忍是教出来的，从小学就参观各类展览：农奴主挖穷人的眼睛，剥人皮作灯 罩，拿活人点天灯，知道国民党抓着共产党就上老虎凳，钉竹签子，最厉害的刑法 叫“披麻带孝”。知道地主刘文采把农民关水牢，拿气筒子往人肚子里打气，一直 到肚皮爆炸，……刚一听是毛骨悚然，然后就是恨，恨地主，恨国民党，恨资本家 ，向他们报复，而且同样的残忍，那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谁都没告诉我们那大 部分都是编的，即使少有真实部分也只是一小部份地主国民党才坏成那样，刘文采 没那么坏、也根本不代表所有地主。这一忽略能造成多可怕的后果直到文化大革命 才知道。
要把天真烂漫的孩子都教育的一门心思想着打坏蛋干革命可不是三五天就能见 效。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就常听老贫农老工人的忆苦报告。他们准都经过培训， 因为好些句子每个报告里都有，象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是说凡地主资本家财主没一 个好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意思是穷人受了害别希望靠讲理找 回公道，“天下穷人是一家”，只有穷哥们还能帮一把，“来了救星共产党”，接 着就是穷人怎么打地主分田地了。
......
还没到文化大革命呢，我们新中国少年儿童已经装满了一脑袋的革命思想，全 班，全校，全北京，全中国都一样，别管男孩女孩农村城市，也别管出身革命家庭 还是剥削家庭或是可疑家庭（像我这样的）。世界简单极了，一共分成两个：新社 会和旧社会，所有的人也分成两拨：好人和坏人。旧社会是坏人压迫好人，好人老 作苦工，吃不饱穿不暖，还老挨皮鞭子。后来毛主席共产党来了，领着好人把坏蛋 打倒了，就成了新社会。但是还没完呢，蒋介石溜到台湾去了，还在那维持着旧社 会。美国，英国，法国之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旧社会，那里的坏蛋整天花天酒地 ，好人呢，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就等我们去搭救了。可有一样不明白：咱毛主席怎 么还不发命令呢？
......
那三年困难时期老觉得肚子饿。老师上课说，咱们周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了，虽 然中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可是没有饿死一个人！我们胸中立刻冒出一股自豪 ，肚子马上不饿了。老师又说缺粮食不光是自然灾害，还有苏联逼债，趁火打劫。 可咱们中国有骨气，勒紧肚皮，一分钱都不少他的！我们心中的豪气继续膨胀，不 光不饿了，还觉得有点撑。刘力下课告诉我们，苏联坏透了，给他们苹果他们还拿 铁圈套，大了小了都不要，非得正好。我赶紧问：那他们不要的怎么办呢？刘力说 那也运不回来了，都烂在那了。看完“甲午风云”恨不得马上抄起棍子去打小日本 ，听完了火烧园明园和八国联军立刻就发誓长大非找所有帝国主义拼命。别看苏联 老大哥叫了那么些年，让我们转过脸来恨他们也用不了三句话。
我们只听毛主席和党的。长大干什么呢，就仨字儿：干革命！一切都再清楚不 过，还能干什么别的呢？唯一的问题是有劲没地方使：身边的敌人都让革命先辈们 消灭光了，剩下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都躲得远远的，让我们够不着。所以呢，文化 大革命一来，突然知道身边还隐藏着那么些敌人，简直把我们乐坏了，欣喜若狂， 憋了那么些年的劲一下全使出来了。那股子疯狂别说现在的人不信，连自己回头看 也不敢信了。
红卫兵干过坏事，绝对该骂。可他们也有资格高声质问：是谁把我们教育成疯 子的？！

---"红卫兵为什么那么残暴？"　　　·佚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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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毛刚死，尸体还搁在那里。江青就悄悄对毛最亲密的女人，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那个女秘书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关系到中共 最高层权力斗争的文件争夺战开始了。

江青和毛远新向张玉凤要毛留下来的文件，结果拿走了两份。其中有毛在一九七一年同济南军区司令杨德志、政委王六生的谈话，涉及到毛对林彪和江青他们的意见。汪东兴因为忙于毛的吊唁活动，一时不知这些事，等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向汪报告，汪大发雷霆，立即赶回中南海找张玉凤。下了命令，「这些文件是党中央的，任何人不许拿。」张玉凰找江青要回那两份文件，江青不还。张玉凤说不是我不给你，是汪逼着我。江一听大怒，说「，汪东兴，他只是一个卫士，一条看门狗，都敢欺负到老娘头上，看他能猖狂几天。」服务员把听到的告诉汪，汪更坚定了先下手的决心。

汪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不想就此和江青搞僵关系，说过几天再说吧。汪说，「这些文件里有许多牵涉到政治局许多人的检讨书、检举信。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之间也是互相揭发，几乎人人有份。这是党中央的核心机密，谁拿到这些文件，谁就能杀人，关系重大呀。」汪又提议，这些文件全部交给中央保密局管，汪是保密局的局长。汪真正担心的是他自己的检查书，一直也放在毛的文件柜里。

在九月十九日的江青提议召开的政治局紧急常委会上，华和汪意见一致，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都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江青正要反对，张春桥阻止了她。张又建议先让毛远新帮张玉凤清理，华和汪没有同意。张不想和中间派的关系搞得过份僵，就不再坚持。

---"七六年北京宫廷政变的真相"    ·范似栋·


吴德：1976年天安门事件高层决策内幕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
从3月30日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群中发生争 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看热闹的人很多，也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当时，政治局的同志并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

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吴忠，吴忠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来电说，那个演讲的人已抓起来了。

会议继续，12点过后，江青说：“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特地安排的。大家目睹了广场发生的事情。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我说，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我又说：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政治局会议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

晚上10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分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4月6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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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年前的今天，恶魔现世了…


纪登奎是林彪专案的主要负责人，在关押、审查林办的秘书、内勤和警卫时， 由于专案组苦于找不出林彪有图谋不轨，阴谋政变的证据，纪登奎亲自出面威胁利诱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作伪证，李则在巨大压力下，以三项条件为交换，供出林彪是自己主动出逃苏联，也就是李文普指证林彪在去北戴河机场的路上曾问 “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要多长时间？”。中共则以此孤证坐实了林彪叛国的罪证。

纪登奎还千方百计地强迫吴法宪作伪证。那句所谓叶群说的“不设国家主席， 林彪往哪里摆？”就是纪登奎大搞逼供信的“杰作”。仅仅这么一个孤证就坐实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从而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的罪名。

此外，纪登奎还想方设法地强迫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作伪证，企图证明“ ９１３事件”前林立果曾与黄永胜见面，阴谋策划政变和另立中央等。但最终被费四金所拒绝。所以这一杀头的罪名终于没有套在黄永胜的头上。

笔者这里所举的例子仅仅是林彪事件中的冰山一角。可以说，纪登奎在林彪一案上不辞辛苦，罗织了大量不实证据和证词，为中共对林彪事件的定性立下了汗马功劳。

---"《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谈出了几分历史真相？"
       ·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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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历史的帏幕看“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无论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还是在中共内部都是一件大事。它是抗战中国共两党争夺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相互撞和挤压的结果。毛泽东借此铲除项英， 在党内一统天下。蒋介石则消灭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主力和根据地，也为苏北失利报了一箭之仇。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对“事变”真 相多方掩盖，讳莫如深，使人民对这一历史不能客观地了解。弄清“皖南事变”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共内部残酷的斗争 ；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

项英是工人运动领袖，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是早期声名显赫的中共领导人。 从１９２５年以后历任各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苏区中央局书记、 副书记、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单独接见并勉他：“ 你是中国革命中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地在斗争中锻炼，加强学习理 论知识，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红军长征以后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 导了艰苦卓绝的东南三年游击战。为中共保留了火种。为新四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党内赢得了崇高威望。抗战爆发后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新四 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长期跟随周恩来，是中央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他 们有共同的信念，都是共产国际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与悍卫者。在上海中央与毛的 斗争中项英总是冲锋在前、毫不妥协。他于１９３１年受周恩来指派前往瑞金，撤 了毛的职并取而代之。他就是毛常常提到的那些“钦差大臣”。项英和任弼时、王 稼祥、顾作霖是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两手策略：斗争和怀柔，周是交替使用。项英对毛的山大王式游击主义是坚决斗争，十分警惕。毛在国际派的打压之下 大权旁落，有志难伸，岌岌可危。３１年到３５年是毛一生中最困难、最落魄的日 子。这仇恨他铭记在心。项英和周恩来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 始了第二次合作。在周恩来斡旋争取之下蒋同意将东南九省共产党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东南各地的游击队只剩下三几千残兵败将。蒋同意给它一个军，几乎两三万 人的编制。显示蒋对中共的诚意，也是周恩来千方百计争取的结果。他亲自作蒋的 工作，争取和说服他；他让叶挺到淞沪前线见陈诚争取到陈的支持；也让叶剑英和国防部谈判；让项英与第三战区谈判；恐怕还有刘斐的 贡献（他在国防部负责军令编列）。最后得到完美的结果－成立新四军。周目光高远，才能非凡。他使这支队伍借北伐铁军的英名浴火重生。这是他催生的婴儿，是他的杰作。周从一开始就把这支军队牢牢地抓在手里，以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与毛抗衡。此后新四军不断壮大，攻城掠地，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共军队内最大的山头之一。作为它的创建人和催生者，周恩来受益非浅，使他在失掉党的领导地位以后在东南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叶挺是北伐名将，跟随周发动南昌起义，起义失 败后转战潮汕。周信任他，由叶领军蒋也放心，他是国共双方都接受的人（国民党不接受叶剑英，中共也不要国民党作军长），他是新四军的代表。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非项英莫属，这是由他的威望、地位和能力决定的。军队要控制在项的手里周才放心。这是他们的设计。

王明从苏联归来，向中共中央传达新的方针拥蒋抗日，保卫苏联。周恩来全力 拥护，带动一大批中共领导人支持新的“王明路线”。中共党内没有真正 的王明路线，所谓“王明路线”其实是由王明传达，周具体实施、推行的莫斯科的 方针和政策。王明本身在中共党内没有实力，他手握莫斯科的尚方宝剑，但依靠的是周恩来的力量。王明是周恩来的傀儡。十二月会议以后，周与王明结成同盟，以 武汉“长江局”为依托，与毛展开新一轮权力争夺。项英对周恩来和王明紧紧跟随 ，他的东南局与新四军是周的有生力量。华北的朱德和彭德怀也向“长江局”靠拢 ，受到他们的影响。使毛在党内落了下风，不得不忍气吞声，与之周旋。 对毛来说这是旧恨未消，又添新仇。直到晚年他还耿耿于怀，意绪难平。动辄大骂 “王明右倾投降路线”；“钦差大臣满天飞”；“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毛骂的是周和项英这些人。项英 和新四军成了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认为项英是周恩来的心腹，他只听周的话。新四军象是周的私人军队。武汉失陷标志着王明与周恩来所高唱的“拥蒋抗日”和“保卫大武汉”破产了。国共两党结束了短暂的蜜月，又要各奔前程。长江局顿失依托，名存实亡。形势的变化使中共中央要检讨失误与调整政策。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的主张重新占据上风。而毛显然是棋高一着，目光长远。在他的指挥下中共在整个华北、华中开辟根据地，扩充军队，建立政权， 征粮，收钱，使中共的实力飞速增长。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才是那个能带领中共走向胜利的人，他是中共的领袖，赢得全党信服。１９３８年季米特洛夫的口信 是莫斯科对毛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是毛等待已久的加冕。毛巩固权力， 号令天下，也开始打击反对派。他派出刘少奇坐阵中原局支持陈毅分兵新四军，向苏南及华中发展。用刘少奇节制陈毅，也挤压、削弱项英。１９４０年夏以调解叶项矛盾为名派饶漱石、曾山为东南局副书记参加东南局的工作，监视项英，了解其内幕，为未来作准备，是毛泽东的“掺沙子”。项及东南局仍受延安和南方局的双重领导。周恩来尽其所能地保护项英的地位，在他困难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１９４０年三，四月间当项英在毛中央批评下要愤而辞职的时候，周则强调项英是东南局负责人，新四军有很大的成绩。六月叶项分裂，叶再次出走，周也是尽力调解矛盾，安抚叶挺，以免后院起火。他叫项英派袁国平亲自到重庆接叶挺并嘱咐他们（项英）要尊重军长。同时也再次强调东南局项英为主。周恩来为保新四军和项英用心良苦。他眼看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步步紧逼，新四军困守皖南，危机四伏。刘少奇陈毅在苏北与国民党反复争夺，四面出击，大打出手。打泰安，打车桥，打黄桥，打李明杨，打韩德勤，再打韩德勤。扩充了实力，也挑起了内战。黄桥战役以后，蒋调集汤恩伯、李仙洲、顾祝同、冷新准备消灭华中共军。国民党白 、何于４０年１０月９日发布“皓电”：限令长江以南新四军开赴江北前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及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抗击日军。１１月１９日毛 以“朱彭叶项”名义答复“皓电”同意皖南新四军开赴江北抗日。但需放宽期限。同时中央书记处在１１月２５日电叶项：一，同意叶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未过江前由陈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叶陈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所有八路军新四军。二，对外交涉以新四军军部名义。三 ，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后，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并且４０年１１ 月中央内定撤消项英职务，东南局并入中原局，成立华中局。因顾忌项英反对暂未出台。这一系列的变化将项英和新四军逼入险境。他面前几乎全是死棋： 留在云岭是不行了，新四军必须要过江，否则是违抗军令。不单国军要围攻他，在党内也是戴上对抗中央的帽子（胡立教的文章中说中央是同意项英用“拖”来对付蒋），前景黯淡；走却是置三军于险地。率领全军转移，大队人马没有根据地支持 ，没有友军掩护，长途穿越国民党第三战区，北渡长江，极易遭到攻击。国民党能放过他，日本人也不会；即使安全到江北，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未来新四军将不会有他的位置。但这还不是一条死路，如项英率军北上，蒋未必会攻打他，逃过日本的截杀不是不可能。

毛和刘少奇都是运筹帏幄的高手，他们不会让项英脱网而逃的，他们要给项英布下一个不解的死局。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刘少奇拟定攻打曹甸的作战计划，要一鼓 作气“迅速歼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于我手”。这是一个大仗，集中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部主力近十个团兵力（黄克诚和陈毅的部队）。在中共官 方记载中没有这场战斗，军史和将军的回忆录也鲜有提及。我从《新四军征战实录 》（蔡仁照，孙科佳）中了解到一点情况。书中说黄克诚对作战计划有不同意见， 担心在政治上不利。并说陈、粟给中央及刘、黄的电报中坚决反对，“立即消灭韩 固然便利，恐先给蒋大举反攻之口实，在政治上不利。

我想陈、粟担心的是韩德勤黄桥新败（１９４０年代１０月１日），再打他， 是师出无名。是挑起内战，破坏抗日。是亲痛仇快，是汉奸。政治上的被动尚可应付。在军事上有更严重后果。这才陈毅、粟裕最害怕的。云岭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是“釜底游鱼”。苏北越胜利，皖南越危险。他们再打韩德勤，报复的铁拳就要砸到皖南新四军的头上。但这正是“胡服计划”和毛泽东的目的。刘将计划报请延安，毛于１２月初批准（时间不知）。对华中和延安紧锣密鼓地策划在曹甸一口吃掉韩德勤，项英他们是并不知情的，他们恐怕只知道苏北要再打韩。从以下电文可以看出：１１月份２７日项问延安“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 。１１月３０日延安致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庆间开个口子， 以便隔开“韩霍”（韩德勤，霍守义），打通苏皖，“韩霍”会叫几声，你们敷衍 一下就完了，从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抓紧分批过河，１２月底以前移完不算晚”。在开战前一天毛说这样的话，显然是误导，麻痹项英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倾巢而出，猛攻曹甸。韩德勤损失惨重， 国民党怒不可扼，蒋介石下令反击（１２月９日），用武力解决项英。顾祝同调集九个师包围云岭。再发“齐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１２月底以前过江。

毛泽东和蒋给皖南新四军八千将士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项英是插翅难逃。项英在１２月２８日召开军部会议，讨论撤退路线。会上争论激烈。项英决定新年以 后开拔，也向延安发报，不知他是否告知详情。是否告诉延安（项应完全明白毛和刘的用心）或走什么路线都不重要了，都挽救不了新四军的命运。因为饶漱石以东南局副书记参与机密，随军行动。他会将所知的一切报告华中和延安（我猜饶身边还有一组人，他们有秘密电台与华中联络或派人传出消息）。延安或华中会将情报泄漏给国民党（如果还有必要的话）。此外新四军军部里有一个军统情报人员，叫沈之岳。台湾《传记文学》都谈到他的事。他上海复旦大学毕业，领命投奔延安， 在抗大学习，罗瑞卿赏识其才华，后推荐给毛泽东，管过毛的收发。以后派新四军军部，当秘书，在皖南事变中他为国民党立了大功。后来在台湾当调查局长。从上面看国民党对项英的情报是及时而准确的。日本人也应该知道。１９４１年１月３ 日（皖南事变）爆发，除傅秋涛千余人突围而去，新四军全军覆灭，饶漱石脱险， 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死于乱军之中。

皖南事变有太多未解之谜：项英为何中途脱离部队？他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领 导人。他的行动不符合常理。而且李一氓也同他在一起。可能是临危动摇或者感觉 到内部的威胁。而且他的死也是个谜。都说刘厚重见财起意，我怀疑他是受人指使 。刘去过延安受训，可能是领命而回。成为延安在新四军里的“细胞”。项英有错 误和战略上的失策。但都不是新四军覆亡的原因。新四军是亡在毛泽东手里，即使 项英冲破上官云相的包围，也冲不过长江上日本人的截杀，毛还会“调来”日本人 。皖南噩耗传来，周恩来悲痛欲绝（３０）。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诗句。 司马璐讲这是周恩来对毛的强烈抗议。毛的卑劣与险恶在“皖南事变”中暴露无遗 。“皖南事变”在中共党内有重要影响，毛藉此除掉项英这个劲敌。也使周失去赖 以支持的军队，在与毛的较量中完全落了下风。皖南事变是延安整风的一个条件。 延安整风是他俩关系的转折点和分水岭；是前十八年关系的终结，也是后三十三年 关系的开端。从此周恩来对毛泽东俯首称臣，直到最后。

---“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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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1989年的12月25日齐奥赛斯库夫妇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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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些没有眼泪却拼命想哭的、挤不出一点悲伤的假脸很搞笑。


一个证人出来作证。“谁指使你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 ？”这个人哭丧着脸答道：“江青下的指示。”这个证人就是王洪文！他比江青小三十二岁，他要想着未来，所以背叛了江青，承认了一切指控。江青静心听了一会儿年轻同伙的诉说，翻起白眼瞪着王洪文。王洪文作证时，她大喊要去厕所， 审判中断一会儿后，王洪文未在法庭上重新露面，这时，江青那种当王当主子的态度忽然又闪现出来，她吼道：“他在哪儿？王洪文在哪儿？”
作为江青反邓小平和周恩来活动的证据，张玉凤写的证词在法庭上读了，当检查官宣读张玉凤写的“四人帮 ”极力要挟毛的证词时，江青坐得笔直，盯着前面、方正、白净的面孔像一座雕塑。 张玉凤没有到庭。
毛泽东晚年的两位年轻翻译唐闻生和王海容出庭作证。这时，江青开始对她表现必须良好的许诺犹豫不决了，唐闻生说：“我们马上就看透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江青挤眉弄眼，嘴撅得老高，歪着脖子，盯着天花板。王海容也发言说： “毛主席对江青很生气。”江青喊道：“我要发言！”可是庭长没有让她说话。一九八○年十二月三日上午，江青大步走进法庭。她抚平衣服，理理头发，弯腰坐椅 子上。每位公诉人和证人面前都放着一杯茶，而江青面前只有一排麦克风。公诉人一再声明，江青要对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和夫人被囚禁十二年负主要责任，每个证人都带来一大批对江青不利的证据。
证人中包括刘少奇的厨师郝苗，他曾在狱中呆了六年。“我要发言！”江青刺耳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住口，江青！”一位法官喝道。“住口，江青！”六名法官异口同声地喊道。公诉人拿出有利的证据。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家，以寻找他们“犯罪”的材料。江青摘下眼镜放在右手中一挥，打断了江华庭长的话，她向法庭反问：“抄他们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她不顾一切地接着又说：“破四旧（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八月下 达的一项指示）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
......
“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江青透过她的金属眼镜框盯着这位法庭庭 长。江华似乎吃了一惊，但一会儿之后又冷静下来。“可以，你问吧。”“法庭是 不是刑场？”江青说话就像律师开始盘问证人一样。“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 ，使我受了内伤，现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来了。”她把她把左胳膊缓缓地放在右臂 上，法官们在椅子上坐立不安。“还有一件事，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 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妨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为 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江青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 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 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 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
当她讲到毛，就有一位法官插进来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江青投出一颗炸弹。“我要 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 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 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 果，法庭上又是大乱。江青在叫嚷中又吐出一个信条：“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 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礼堂，这时听众们鼓起掌来。

---“江青的最后十年” 选自《江青全传》Ｒ．特里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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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权力的方法
毛是政治艺术的大师，可以有很多办法来加强或剥夺一个人、一个部门的权力。第一种办法是保留位置，却不分配其具体工作。朱德长期被尊为“总司令”，但军权从不让他染指；“文革”中很多老干部并没有被彻底打倒，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位置都留着，会议上可以坐主席台，但没有任何 实际权力，有的还不断挨批，甚至行动也不自由。

第二种办法是不通知开会。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政治局开会并不通知他，这个委员也就有名无实了。１９７６年，毛想限制叶剑英，就不通知他参加政治局会议。

第三个方法是不发文件。１９５５年，毛批评邓子恢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犯了“小脚女人”的错误。“８月２６日，毛主席批示邓小平、杨尚昆同志：‘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请批发此类电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Ｐ３５７）中央即毛，“从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２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前夕，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中央批语”，重新部署合作化发展步伐、加快发展进度的报告。（同上）这样一来，中央农村工作部机构不变、领导不变，但主要权力却被毛一个批示剥夺。

第四种办法是另组机构。１９６３年批判邓子恢时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是一种比较明显的形式，１９６６年３月，他又向中宣发出警告：“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Ｐ１２７７）还有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是另组替代性的机构。大跃进前后毛对国家计委屡屡不满，因为谁都跟不上毛的思想跃进。１９６４年８月，在陈伯达给李富春的信上，毛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Ｐ１２４２）１９６５年初，毛决定成立以余秋里等人组成的小计委。“毛主席还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Ｐ１２４４）如果不是李富春聪明，让小计委的人都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以便过渡一个时期后接管现在的计委，那么国务院就会出现两个计委的现象。

毛是策略大师，除上述方法外，他在关键时刻可以冻结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以保证实现自己的意图。１９４２年，毛意欲彻底战胜王明等“教条宗派”和周恩来等“经验宗派”，但由于这些人占据着政治局的多数，毛遂于６月２日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接管并未明文取消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直到１９４５年“七大”才恢复重新建立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权力。１９６７年“二月逆流”后，毛再度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政治局，直到１９６９年“九大”之后重新组成政治局。

---单世联：读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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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江青关在秦城监狱。一位曾在此服过刑的犯人说：“那里没有人，只有阎王和幽灵”。在这里，犯人被单独关押，不给牙膏，以免吃牙膏皮自杀。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底，绝望的江青企图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把脑袋往墙上撞。 但是，在她房间里安装的橡皮墙，再加上门外窥视口的不断监视，粉碎了江 青的自杀企图。江青爱吃包子，不管是甜的、菜的，还是肉馅的，她都喜欢。一天晚饭时 ，江青偷偷地把两个肉包子塞进袖子，准备留作夜宵吃，被看守发现，看守她的警卫喊道：“把包子放回去！你只能拿你现在吃的。”江青羞愧万分，把偷拿的包子 放回原处。
......
五月十四日凌晨一点三十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三点的时候，虚弱的、 绝望的江青从卧室爬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在铁 架上。她用被和枕头垫在下方，以便自己能够得到打结的手帕。她将头伸进绳套， 接着又踢开身下的被子等物.......
三点三十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护士和医生匆忙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曾经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白骨精”，在她七十七岁的时候死去了。她的尸体重一百零四点七磅，比三月十五日进这家医院时轻了三点一八磅。
当天下午，李讷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不知是出于李讷的意思，还是因为中央办公厅官员的支持，李讷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五月十八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讷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其他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李讷要求把骨灰盒送给她。

---“江青的最后十年” 选自《江青全传》Ｒ．特里尔著

图：60年代，演讲中的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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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乱，但一切都在毛掌握中
王力身历“文革”最初的一年零两个月，却是最重要的阶段。读他的回忆录，让我感受最深的是：

权力没有限制、任意妄为，什么人包括身居高位如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保护不了自己，至高无上的毛泽东本人也日夜担心“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要“篡位”，对任何人都没有信任感。在无限 权力下，“伴君如伴虎”，谁也保证不了今天风光无比，明天是否就成了阶下囚，王力本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即使江青，“一出门，她就对一切发号施令。”可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她躲在一边，一句话不说”。（《王力反思录》九八○页）

陈毅当外交部长时曾问周恩来：“你当了多年外交部长，有什么经验？”周的回答是：“很简单，你记住四个字‘授权有限’。”“外交大权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总理或外交部长在外交政策方面授权有限。”（七○六页）

事实上，毛亲自掌握的大权远不止外交。他对计委主任李富春不满，叫副主任余秋里代替，“但毛主席组织了小计委，决策性的事是小计委领导大计委。毛主席喜欢班子小，小计委直接对毛主席负责。”（七一二页）“中央文革小组”越过政治局乃至常委会，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说：“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毛主席思想上没有把政治局作为领导机构。”（七一六页）“中央文革”直接对毛负责，机构“很小”，权力“不小”，使唤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即使号召夺权，也“不是全部夺”，“还有党中央毛主席在。是部分地夺。”（八○四页）

无论天下多么大乱，一切都是在最高领袖的掌握之中，夺权的目标不能针对谁，打倒谁、谁除外这都是有尺寸的，“公安六条”已说得很明白。毛不允许造反派成立跨行业或全国性组织，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小团体主义”，都不是无的放矢，说穿了，就是一切都得听他的号令，不能威胁到他的最高权力，这才是要害所在。毛对王力说过，“我们有军队，军队还得听我们的。”“军队同地方党委不同，它是全国统一指挥的，全国范围内要听我军委主席（毛）指挥。”

---傅国涌：文革中的众生相


虽然江青经常抱怨周恩来“总是和稀泥、折衷主义”，实际上周恩来“领会毛主席指示最快”，他“向来是拥护第一把手的”。他对“文革”从无异议，“文革小组有事时，实际上毛主席都找周总理。”“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我们都知道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很多人，但据王力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 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

---傅国涌：文革中的众生相


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在主要街道广为张贴，后被刊载于1966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这篇奇文是破四旧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的妙语高论很值得欣赏：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 …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懂得，要想复辟，必须在生活上打开缺口，使资本主义大泛滥。而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当中一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的技术权威们，为了博得这些资产阶级老爷的欢心，满足他们的奢望，就挖空心思，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大开方便之门。你们是金钱挂帅，金钱第一，你们对人民是有罪的！
首先，我们对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的技术权威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什么“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青年波浪式”等等稀奇古怪的发型，还喷上香水，抹上油，使那些流氓们摇头晃脑，得意忘形。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什么“牛仔裤”、“牛仔衫”以及各式各样花花绿绿令人作呕的港式衣裙，使那些流氓们飘飘然，神气十足。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照出了许多下流低级的照片，把那些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电影明星们捧上了天，使他们神魂颠倒，眉飞色舞。你们照出来的像，可恶，可憎，可气！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贩卖了大量古今中外低级黄色冒险的小说，使那些狗崽子们从你们那里得到了满足。大批资产阶级的阴魂从你们那里飘了出来，毒害了许多青少年，滋育了他们犯罪的苗头。
还有那些商店，你摆了了那么多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及港式衣裙、火箭鞋等等是给谁预备的？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
你们从心灵深处不喜欢广大的工农兵那种淳朴憨厚自然的美。你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些油头粉面、衣着华丽的老爷太太们，你们的灵魂深处是肮脏的，反动的。你们口头上也说为工农兵服务，你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现在是你们彻底改造的时候了！
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再这样下去，那么不出几年、几十年，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解放十七年来，前北京市委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对流氓作风、流氓行为放纵不管。……现在，我们站起来了，当家做主人了。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们不管，我们要管，而且要管到底。
我们向理发、裁缝、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
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
我们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的部份，可作补钉。“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我们向全市红卫兵和一切革命的同志呼吁，这场斗争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文革”中的“破四旧”闹剧                    ·武俊平·


理发店烫发的女人，全被红卫兵勒令剪成短发，有的乾脆被剃成光头，一个个用毛巾包着脑袋，垂泪而去。街上到处是红卫兵、妇女穿的衣裙花梢一些，被当众撕破，脚下穿高跟鞋，被立刻脱下将后跟敲掉。男青年的时髦发型一律剃光，瘦腿裤一律剪开。擦脂抹粉的妇女被当街拦住，用墨汁、污泥涂满头脸。她们羞 愧悲愤，但服服帖帖。公共汽车上一个穿旗袍的女医生，年轻漂亮，红卫兵上车把她揪下，推倒在地，骂她“资产阶级臭小姐”，令她脱掉旗袍。女医生害羞忸怩，动作稍慢了点，被红卫兵抡起皮带，打得半死。一名男中学生，天生一头卷发，被指责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发型，勒令剃光。他解释说，自己的卷发自幼如此，是“自来卷儿”，剃光后长出来还照样。对方无话可说，但又不甘于错误，便狡辩：“你要真心革命，头发就会变直了。”

---“文革”中的“破四旧”闹剧       ·武俊平·


改名换姓也是当时风行一时的闹剧。许多人为了跟上“破四旧”的革命时代，为了表示与旧思想、旧风俗决裂，纷纷弃旧名，换新名。原名忠孝、进宝、发财、长寿、福贵、有禄、高升的，因有封建主义、个人主义色彩而抛弃不用，原名莎莎、丽雅、薇拉、莉娜、美娇、若水、梦诗、雨柔的，也因修正主义味道和小资 产阶级情调而弃暗投明。一时间，改名为“卫东、敬东、学东、向东、继东、捍东、伟东、朝东、念东、崇东、爱东、向红、永红、继红、爱红、卫红、勇红、全红、学红、红旗、红星、红卫、红光、红军、红日、红天、红兵、向阳、朝阳、文革、永革、继革、卫革、革命、为民、爱民、为群、爱群、向群、爱军、学军、向军、卫兵、学兵、红兵、向党、党生等革命名字的人层出不穷。
...
名字的革命化是荣耀之事，单位、学校为改名换姓者张贴大红喜报，户籍警当即办理改名手续，家庭里也为改名的人做顿好饭菜，以庆贺他们脱胎换骨、开始新生。有人乾脆从毛泽东诗句里给自己请名，如“咏梅”、“飞雪”、“迎春”、“丛中笑”、“万山红”、“长空”、“鸣镝”、“红雨”、“青山”、“新天”、“英姿”、“奇志”、“爱武”等。
...
改名换姓也闹出了不少麻烦和笑话。有个人原名魏来喜，为表忠心，改名“卫东彪”，表示誓死捍卫毛泽东、林彪。几年后，林彪垮台，再改为“卫东恩”，表保卫毛泽东、周恩来。没多久，“四人帮”批判周恩来，他又改为“卫东青”，把周恩来换成江青。不久，粉碎“四人帮”，江青被揪出，他索性改名“卫东”，不保别人了。“文革”结束后，他对自己的姓名史感到丢脸，又还原旧名魏来喜。

---“文革”中的“破四旧”闹剧       ·武俊平·


“破四旧”为时不长，但势头凶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触及了人们的灵魂。
饭馆里为了体现“为工农兵服务”，大量增加价格低廉的饭菜，质量自然也因大众化而不必讲究。为了贯彻“革命群众人人平等”，服务员不再伺候顾客，顾客前来就餐，先到柜台排队买饭菜票，然后拿票排队打饭，再端到饭桌用 餐。端茶倒水一律由顾客自理，美其名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浴池里也取消了搓澡、修脚、剪指甲、送水、递毛巾等服务项目。式样别致、花色漂亮的衣服没人敢穿，麻将、扑克没人敢玩。有一段时间，商店里乾脆没扑克买。因为“扑克”是外语音译词汇，而外国自然就是资产阶级。后来，由于社会对扑克的强烈需求，才有新扑克上市，但不称“扑克”，改名为“文娱片”，纸质低劣还很难买到，好纸都用去印“宝书”，或写大字报贴墙了。交谊舞被视为资产阶级流氓行为，彻底杜绝。情侣不能在街头或公园里拉手、依偎、接吻，否则会被当作资产阶级流氓抓起来。“爱情”、“亲爱的”、“吻你”、“爱你”等字眼，都被认为资产阶级情调。
说脏话粗话，骂人打人，举止粗鲁，随地吐痰，不讲卫生，不修边幅，则被认为工农本色，无可厚非，文明礼貌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玩艺。
凡属外国的都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外国小说，外国电影，外国歌曲，外国商品，一律排斥禁止，西餐也受到歧视。学外语被怀疑想当外国特务，懂外语的人自然一律有特务嫌疑，听外语广播或外国华语广播都是现行反革命，国外有亲属的则被指控“里通外国”。
中国古代的东西都是封建主义糟粕，解放前的东西都跟地主、资本家、国民党有关。暖瓶上的花卉图案，茶壶上的古典仕女图，古代式样的桌椅，柜锁上镌刻的“金玉满堂”，年画上寿星和胖小子，春联中写的“富贵福寿”，拜年时说的“恭喜发财”……都被从生活中剔除。
人们谨言慎行、如履薄冰、时刻自省。坐在家里，全家人四处观察，细加翻检，反复琢磨，看哪里还有属于“四旧”的衣服、书籍、书签、照片、图案、用具等。一经发现，立即毁掉或遮蔽隐藏起来，以备红卫兵来检查。外国进口自行车上的金属标牌，笔筒上的古典诗句，造型美观的台灯，床单上绣的“鸳鸯戏水”、“龙凤呈祥”，贵重物品如金银首饰、裘皮大衣、皮夹克甚至口中金牙，都属于“横扫”之列。
“破四旧”运动，使整个中国迅速走向“非常革命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社会生活变得非常单调，非常压抑。

---“文革”中的“破四旧”闹剧       ·武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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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高文谦所言，在中共党内斗争史上，“周是唯一能够和毛共始终，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总算善终的人物”。可是，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啊？对自己同类的不断的出卖——从彭德怀、彭罗陆杨，到刘邓、陶铸、贺龙、杨余傅。毛要打倒谁，周就出卖谁（有的人还不是毛要打倒，只是得罪了江青）。为了保自己， 周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乾女儿孙维世和亲兄弟周恩寿，可以出卖自己的卫士长成元功。
仅仅出卖别人还不够，周还不断地自污自辱，不断地向毛卑躬屈膝。在《晚年周恩来》一书里，高文谦披露了周在去世前半年写给毛的一封信。当时，周被已经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医院中瘦得体重只有61斤，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给毛泽东写下这样一封信：

主席：问候主席，您好！（以下两段汇报病况，略）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75．6．16．22时

为了让毛能领会自己的一番苦心，周还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张便条：

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1975．6．16．22时半

---胡平：解读晚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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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讷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正赶上红卫兵大串联，她戴上红卫兵袖章也经常外出串联。江青对此很不放心，曾派戚本禹带军报一男一女两名年轻记者，扮成北京大学的红卫兵陪同。李讷于1966年10月中旬改名肖力，江青和陈伯达就亲自出面交代，把李讷安排到《解放军报》工作。1970年，李讷到江西省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爱上了中央办公厅北戴河管理处所属的内部招待所的服务员徐宁，但遭其母江青反对，毛泽东主张婚姻自由。1971年9月李讷徐宁结婚，毛泽东以一套《马列选集》相贺。李讷徐宁婚后生下儿子徐小宁，但是两人隔阂加深之后离婚。
1984年，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及其妻韩桂馨做媒，已离异的李讷认识了王景清并结婚，王是延安警卫团战士，后曾任昆明军区怒江军分区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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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全国所有单位的办公室乃至宿舍都挂有毛泽东的像，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具有军报特色的是，在毛泽东像的两侧，还有两帧条幅，一帧书“向肖力同志学习”，一帧书“向肖力同志致敬”。条幅均用红纸，每个办公室无一例外，非常醒目。后来， 发展到有些家庭宿舍也照此办理。

 开会发言，不论是大会小会，言必称肖力，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并且都尊称“敬爱的肖力同志”、“毛主席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肖力同志”。

“肖力同志是代表毛主席在军报工作的。”“紧跟肖力同志，就是方向，就是路线，就是胜利！”“紧密地团结在敬爱的肖力同志的周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一类提法和口号，越来越频繁地见诸大字报和会议发言稿上。

　　身为军委办事组成员的吴法宪，在这种“大树特树”的热潮中，自然不肯放弃讨好江青的大好时机。他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向军报下达了“指示”：“在全国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是现行反革命，在军报反对肖力同志的也是现行反革命！”由此，“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反对肖力同志谁就是现行反革命”，不仅成为开会（特别是批斗大会）必呼的重要口号，而且成为军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后来受迫害被揪出来专政的一大批编辑、记者、中层干部和报社领导，其中不少都戴有“反肖力”的大帽子。这是后话。

此后，判别是非的标准，都以肖力的口径为标准。

　　此后，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胆战心惊，谨小慎微，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此后，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指向哪里，打到哪里，所向披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简言之，从1967年1月13日到同年8月23日，肖力率领“革命造反突击队”和后来改组的“新革命造反突击队”。先后推翻了军报两届领导班子，制造了所谓“胡痴阴谋小集团案”和“赵易亚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案”。

　　1968年，跟随她打天下的“革命小将”打着她的旗号，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所谓“阴谋绑架肖力同志的反革命案”；经过无限上纲炮制了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颠覆军报红色政权反革命案”。这些案件涉及数十人，其中有的被投进监狱，长期关押；有的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家，监督劳动；有的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除此之外，还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名目下，揪出了一大批名目繁多的“牛鬼蛇神”，统统被撕掉领章帽徽，关进“牛棚”。还有以办“学习班”为名，将一大批编辑记者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

　　上述各项人数相加，占军报当时干部总人数的60％以上，其中两届社一级领导班子除刚从部队调来的一人外，无一幸免，中层领导干部除少数外也大都被揪，把军报搞得人仰马翻。

---园丁：毛泽东女儿“肖力”是怎样走上神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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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刘被关押王光美想随同，劉对王说你以为是国民党的监狱？陈獨秀关大牢还能与探监夫人过性生活。劉在大位时并未想以宪法作为施政指南，只是到自己被批斗时拿出宪法，迟了！刘惨死后王携全家办酒席与仇家後代握手言歡，這真是突破做人底线，难道表明残害刘是英明举措？办酒感激涕零？这是一群什么东西？畜生不如……


一个被删去的细节：瘫痪后被绑在床上的最后六个月
一位老作家和老共产党员，告诉笔者一件事情：由于一篇和她有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她去访问该报总编辑胡绩伟。他们在延安时代就认识。在胡的办公室里，她偶然听到了这位总编辑和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电话上的谈话。
她说，胡绩伟和王光美在 谈修改一篇将要发表的文章，是关于刘少奇的。那篇文章中写到，刘少奇在被隔离囚禁以后，瘫痪了，还被绑在床上六个月，直到死亡。《人民日报》要删去写进文章中的这一细节，胡在电话上告诉“光美同志”，请她同意这样做，为了“党的形象”。
这位老作家对笔者提到这件事的时候，非常激动，她说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已经瘫痪了，不能走了，还要绑在床上，真是不像话。她说，她为这个党感到羞耻。
其实，报纸删去这个细节，也是应该感到羞耻的。
...
在１９８６年出版的高皋、严加其所著《文革十年史》书中，写道：“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７８页）。
《文革十年史》在上市以前就被禁止公开出售。两位作者在1989年流亡国外。笔者曾经询问他们上述引文资料来源。他们说一定有出处，只是写作此书的材料都留在北京无从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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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已经瘫痪的人绑在床上，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唯一的解释，是故意的残忍，是虐待！
在刘少奇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些别的细节，也相当可怕。其中一个是，１９６７年９月，把刘少奇的妻子逮捕并且把刘少奇的子女赶出家以后，在中南海刘少奇的家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
中共其他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也住在中南海。在那里连夜动工构筑一堵禁闭墙，一座监狱，一方面当然是毛泽东等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虽然听起来就象春秋战国篡位和夺权的故事，另一方面，难道也是因为他们喜欢就近欣赏刘少奇的悲惨境况？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一文中还有另外的一句话，“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疗糖尿病的Ｄ８６０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药，是比停止维生素，会带来严重得多的后果。
《文革十年史》中写道：（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由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长期卧床，又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离开北京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里，被上蒙了一条白色床单。”（１８１－１８２页）这本书的作者之一高皋是一位医生，比一般人对疾病更有知识。
连夜筑墙禁闭、禁止糖尿病用药，也是很残酷的手段，但残酷程度，都没有把已经瘫痪的老人绑在床上那么直观、具体，一听就懂。所以，《人民日报》首先删除这个细节，因为这确实是最为阴森可怕的一个细节。可以说他们“删”得非常符合他们的用意。

---"刘少奇和文革暴力"      ·王友琴·


毛泽东对文革的细节性指导
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对文革不但作整体性控制，也做细节性指导。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毛泽东接见北京五所大学的五个“造反派组织”的领袖。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就在结束谈话之前，毛泽东的话题忽然转到了刘少奇的身体上，他说：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这段话有文法错误，但基本意思是相当清楚的。
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就结束于此。这段话和前面的谈话内容并不相衔接，突然转到刘少奇身上，显然是因为毛泽东的心里在牵挂此事。这一谈话发生在刘少奇被连夜建筑的高墙隔绝一年之后，距离刘的死亡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状况了解得很清楚，连有几种什么病都记得很清楚。

在刘少奇的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提到，１９７２年他们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见父母。毛泽东批示让他们到监狱见母亲，批示的开头一句是“父亲已死”。
从这个情节可知，毛泽东对刘少奇死后子女探监见母亲这样的细节，也是亲自控制的。

另一个例子，是林彪乘飞机出逃时，其女林立衡没有随从，而是向上报告了她父母的动向。但她后来也被监禁。据《我所知道的叶群》（官伟勋，中国文学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３，１８０页）说：
“１９７４年７月３１日，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林来往，她和死党有区别。’”
张清林是林彪夫妇生前为其女儿选好的“对象”。这段批示也显示毛泽东亲自控制林的女儿与其对象来往这样的细节。那时候林彪已经死了三年。

这样的细节令人可以推断，为禁闭刘少奇而连夜筑墙、停发他服用的糖尿病药、他瘫痪后还把他绑在床上，以及最后在浑身发臭的情况下运送到开封囚禁，也都可能直接来自毛的命令，而不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的。

还有一个例子。１９６６年７月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遭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皮带抽打、戴高帽子、坐“喷气式”（指被反剪双手弯腰低头被斗的姿势）。8月17日，毛泽东的指示被传达：“张承先可以和工作组一块出来（指离开北大）。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不要整死。”（见《北京大学纪事》，6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张承先文革后发表的文章也提及此事。）张承先地位没有刘、林那么高，是一个省部级干部。

毛泽东就是这样直接地、细致地控制某一个人是否应该“整死”。
上述几例，仅仅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被大大删节过了的历史事实。毫无疑问，大量更多的阴暗恐怖的细节，则由于明显有损于毛泽东或者共产党的形象，而始终被掩盖着，或以某种手段永远抹掉了。

---"刘少奇和文革暴力"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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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打过鸡血，是当时最流行的白色大公鸡的。


更恐怖的是掩盖真相、禁言，想让这些惨剧无声地消失。


一九六九年三月，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女社员丁祖晓给州委机关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得农民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的钱、孩子的书钱都拿去“请毛主席像”：“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 。”
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九大闭幕，全县都忙着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丁祖晓和姐姐丁祖霞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祖晓进城散发：“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她们呼吁“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
姐妹俩被捕后。她们的同学、青年女社员李启顺决定声援她们。她刻钢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书》，由她的妹妹李启才深夜进城散发 。于是这一双姐妹也落了网。一九七○年五月八日，丁祖晓被拉到该县鹭鸶河边枪 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枪杀。

---"风雨如磐的日子：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
       ·丁　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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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刑前被割喉管：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 陆鸿恩
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 毛应星
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 贾承厚。
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 张志新……


“消声法”
枪决“反革命分子”前使之发不出声音、无法呼喊“反动口号”的做法，在全 国大行其道：
最简单的是麻绳勒喉管：江苏省常州市某局长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被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即被揪出。到此时已被关了三年多。七○ 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
竹筒塞嘴：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 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压舌板”：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使用了一种“压舌板”，使其在临行时无法喊叫。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扣上一只口罩，以免革命群众见了心存异议。
割喉管：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 ”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 也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
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批准对反革命犯前施行枪决前割喉管这一文革“新生事物”。第一个遭此处置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一九七○年五月，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女干部张志新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判处死刑，因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所以，到七五年二月毛远新主持省委会议后下达处死张志新的命令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沈阳监狱当局割她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以致旁边一个女管教员惨叫一声，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

---"风雨如磐的日子：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
      ·丁　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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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能一叶知秋，林昭被一叶障目。

网友：听说林昭出身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都给安排好去美国留学了，她跳窗户跑了，满怀希望地去搞左派共产主义去了。

张爱玲也是大知识分子家庭的明珠啊，她怎么那么精。

我有个小小的令人不适的想法：张爱玲拥抱自己的贵族阶级，以自己是人上人自居，不搭理张献忠阶层。

林昭叛逆自己的阶级。想要解救张献忠，结果被张献忠了


广西吃人狂潮的三阶段
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那牡抢食，谁也不 说一句话。次日晨，唤同伙来吃剩下？；怕人们不敢吃，诡称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后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有的村庄则别具特色：将人肉与猪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块儿煮熟将大锅置于视线之上，村人每人过来一块。当我的惊骇与愤怒已被大量丑恶所麻木后，发现这是一个饶有情趣的心理学现象。出于“阶级仇恨”、“立场坚定”、“划清界限”等等集体疯狂，人们的表层心理是决心吃人；然而不可能完全泯灭的被压制于深层的良心却又在顽强反抗。这时候，折中的思路便是：参与吃掉这个人，但最好自己又没吃到这个人。于是，人肉猪肉混煮，盲目夹一块吃的方案便满足了互为矛盾的两方面心理要求，使兽性与人性达到了高度的自欺欺人的和谐，使集体疯狂与个体良心并行不悖。自然这不是广西人的发明：土改时候全国各地的一人一石砸死、一人一棒打死、一人一刀杀死等“群众斗争”场面，其心理特点与集体吃人并无二致。只不过群众性吃人把心理矛盾激化到顶点，因而产生出最富戏剧性的奇特形式。

三、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像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一人告我一生动细节：某老太太抢割了一叶人肝，高高兴兴拎回家去。其时正下微雨，人血和着雨水从肝上流下来，在老太太的身后留下长长一条淡红色的血痕。还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可补眼，她眼神儿已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作好准备。被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有几位老头子则专吃人脑。砸碎颅骨取脑颇不易，便摸索出经验：每人携一精细适中之钢管，一头在砂轮上磨成利刃，当人们割完人肉后，他们才慢悠悠挤过去——反正没人与他们抢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如几个人合伙以麦管吸食一瓶酸奶！有妇女背着孩子来，见人肉已割尽（有时连脚底板的肉全割净，只剩一副剔得干干净净的骨架），万分失悔：孩子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子。——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广西吃人狂潮"     ·郑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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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县某村，采访一位杀人而食的支部书记。案子他早已供认不讳，案情亦不复杂，普通得我至今已无任何印象。但这位食人者的形象却牢牢刻在我记忆中。谈起往事，他如同谈一件与己无关的闲事，谈笑自若。我早就将相机准备好，大光圈，慢速度（屋里一般较暗），开始谈话时便选择好座位，似乎漫不经心地随 手摆弄相机，根据目测估计距离，估计取景。趁他不注意相机时轻轻揿动快门。这些未遭惩办（最多开除党籍）的凶手们不喜欢拍照。现在他们没有多大压力，完全会断然拒 绝。谈及吃人，他兴致勃勃谈到在游击队时就吃过敌人，仿佛这是他历史中最光荣的一部分。见他谈起人肝的种种吃法，我突发一异想天开的问题：“人肝怎么做最好吃？”他答道：“烤着吃最好吃，香。煮的有腥味。”

在该村，乡干部带我寻访另一位杀人而食的主犯，可惜他外出未归。天色已晚，只好登车返县。

---"广西吃人狂潮"    ·郑　义·


10年“文革”（广西可说是十六七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

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

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侯国震解放前当过土匪杀过人，“文革”中参加“联指”，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捉了6名教师，亲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卖了36元（后仅判刑10年）。贵县，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毙的刽子手炒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

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的严重事件。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由此造成成批乱杀人的局面，后果极其严重。

如1968年10月初，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议，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30多个骨干开会。会上黄天辉说了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

他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采取坑杀的办法，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云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妻子，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

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坑而死。1983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黄天辉才被依法逮捕，于1985年1月被处决。


专吃男人生殖器的女革委副主任
通过民间渠道采访受害者遗属，采访老办案人员、公检法干部，我摸清了一些案件。

某案，小派（四．二二派）在大派（联指派）数县武装力量的围攻下溃败而逃。某头头被擒，被剖腹挖肝，分食殆尽。后将他被剔得只剩副骨架子的残骸挂在闹市示众，逼他妻子跪地请罪。一凶手执 匕首在她背上划了一刀，惋惜道：瘦了点，不好吃！然后逼问：这是你男人吗？是。你男人是反革命吗？是。女人已身怀六甲，血汗如雨。折磨够了，最后说：你不是爱你男人吗？你就抱着他人头睡觉！于是将早已砍落的人头塞给她，硬逼女人抱头睡觉。在这种毫无人性的折磨下，女人精神分裂。
...
某案，一女民兵因参与杀人坚定勇敢，且专吃男人生殖器而声名远播，并因此入党做官，官至武宣县革委副主任。处遗时期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天一个电话催问处理结果并严厉责问：像这样的人，为何还不赶快开除党籍？但该女革委副主任拒不承认专吃生殖器，只承认一起吃过人。最后的处理是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现已调离武宣县。处遗办人员谈此案时，称：她当年还未出嫁，还是个姑娘，估计也干不出那种事……

---"广西吃人狂潮"    ·郑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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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大字报
【邓榕，小名毛毛，是邓与卓琳生的最小的女孩。文革1966年，她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是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之一，该校副校长卞仲耘在批斗时被打死。当她父亲成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她写出大字报，标题是：《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６月１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或者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ＸＸ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

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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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批斗会记录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XX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 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值得深思的一些问题
对朱德批斗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帮”，而是中共至今仍要维持高大完美形象的陈毅和周恩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

朱德在林彪和陈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黄袍加身，当皇帝”的质问下的嗫嚅自辩：“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懂吗？无疑，他们都是有常识的人。然而，数天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XX用心良苦地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和]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紧接着，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变”的长篇报告。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既然彭、陆、罗、杨都已经都揪了出来，还有谁呢？从记录稿看来，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毛XX笔下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还有谁，他们一定会即刻表现出对毛XX指示的无条件的拥护，一定会找出或制造出一个“阶级斗争”的目标来表达他们对最高领袖指示的坚决拥护、闻风而动的。其潜意识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别人、保自己。

---“政治局的朱德批斗会”     ·肖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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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草除根
马不停蹄地紧张采访。我的采访本上记载了越来越多的血色文字。……
某村大杀牛鬼蛇神，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先杀其父母，后用绳索往孩子们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有稍大的孩子，认得是常来家打牌喝酒的熟人，叫道，ＸＸ伯伯，你莫开玩笑……。话音未落，已被套住喉咙。案卷上凶手们的供词 ：“我们套上就跑，背后大路上就练扬。……”没到地方，孩子们大多已被勒死、拖死，连哭都没哭一声。把孩子们扔进一废弃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里砸……。一家夫妇，男人有出身问题，女人却是百分之百的贫下中农。女人抱着即将被杀害的三个，孩子哭成一团。她的要求不高：“给我留下一个最小的也好啊！”但民兵们毫无人性地连她怀中正吃奶的孩子也一起套走。〔二访广西，在游花山崖画时，几位广西诗人也给咱们讲了类似细节：母亲忍泪给将死的孩子换上新衣，说叔叔们要带他去外婆家。天真的孩子怎知这是他幼小生命的末日，欢天喜地而去……〕——杀孩子斩草除根，这中华民族的封建国粹，在我查阅的案卷中多有记载。最“人道”的是行刑前鉴别男女性别，杀男留女。一案卷中载：一凶手抱起孩子一摸，说是女的，又一凶手上前复查；组织者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小女婴方得幸免。据多人向我提供：桂北融安县便有一条“寡妇街”。一条街的男人和男婴均被屠戮殆尽，唯存女性。

杀完人，便杀被害者的猪鸡鸭鹅，贱价拍卖家产，买酒“庆功”，行同盗匪，无耻之尤！这个去县城仅二华里左右的村庄（其它村也杀），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一晚，巡逻民兵无聊，想进某家坐坐。拍门声惊得主人喃喃自语：“该我了，该我了……”马上悬梁自尽。民兵们听到响声，砸开门将他救活。（此人文革后任生产队长。）滥杀无辜、人人自危之状，可见一斑。

晚上，我通过县处遗办邀请的一位中年农民如约而至。此人声音低沈，少语寡言。但正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在一本秘密日记上逐日记录了该村的大屠杀。我问他要日记，可惜（日记）在清查处理案件时交给了工作组，大约已作为证据而归入某级档案。他低沈地向我追述了种种惨无人道的事件和细节。最后我才发现：正是他后来出于深深的同情娶了那位连吃奶孩子都未能保住的女人。那女人又生了几个孩子，都已上学了。……八三年后“处遗”时，凶手们要上门赔罪，女人拒不接受。后来在有关人员“说服动员”下，勉强同意。于是凶手们带上几斤点心，几斤肉，跪下赔罪。女人在有关政策的“教育”下，接受了凶手们的赔罪，将血海深仇一笔勾销，还含泪给凶手们倒茶。

---"广西吃人狂潮"    ·郑　义·


“倒罗”是毛“文革”部署的第一步
1964年12月26日，在毛的生日晚宴上，毛当着众人面半玩笑半认真地将其对刘少奇等人的不满表露出。（其实毛、刘的矛盾自62年七千人大会后就开始）。65年1月，在政治局会上，毛、刘首次公开冲突。此时，毛泽东决心打倒刘少奇。在65年，刘少奇在党内，政府中的势力已据主导 ，而毛泽东则更多是作为一个偶像存在。毛原先看好的彭真、邓小平，已完全在刘一边。众人嘴上不说，心里想的就是供毛为偶像，少管事。毛泽东深知其在党政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军队。其时，１９６５年，军中的实权已在贺龙、罗瑞卿手中。（林彪自１９６２年夏后基本不再管事）。毛深知贺龙为人，在毛刘摊牌时，贺龙决不会支持毛，顶多持中立。而且，６４年１１月，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苏联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对贺龙的酒话引起了毛的高度警觉。
罗瑞卿按理是毛的亲信，毛对罗瑞卿不应有怀疑。但是，罗自５９年出任总长，军委秘书长，特别是６２年出任书记处书记后，大权在握，依仗毛林的支持，作风强悍（换句话，有些飞扬跋扈）。刘少奇为最终架空毛，也对罗采取亲近的手段，如刘少奇曾公开说：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此话是在１９６５年５月所讲。不知是刘少奇已有所安排，还是罗瑞卿已有所表露。反正，在１９６５年战备空前紧张时，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由一个“病人霸着”，总不是一件好事。此话不可能不传到毛泽东那里。为此，毛泽东秘密召见另一得力助手叶剑英，让其做出有关部署。同时，让毛泽东的“好学生”，时任总政主任的萧华开始收集有关“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真正的“倒罗”运动在军队时开始于１９６５年５月。
...
１２月８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内容：撤销罗总长、书记处书记等所有职务。
常委会表决：常委７人，毛、周、朱、林赞成；刘、邓、陈反对。四比三通过。
政治局及书记处共３８人，表决结果：２９票赞成，２票反对（彭真、刘伯承），７票弃权（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贺龙、陆定一、李富春、谭震林）。
这样，在常委会和政治局扩大会上，均获通过。会议同时决定，不许罗瑞卿见毛、林。由周、邓代表中央对罗宣布。林彪固然认为罗工作有错误，但以“反对林副主席”为由来打倒罗，却是林本人始料所未及的，但除此也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理由。会后，任命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协助林彪主持工作。杨成武为代总长。罗瑞卿从此离开政坛达１２年。１２月上海会议突然打倒罗瑞卿时，当时很多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都大大感意外，大家诚惶诚恐，不知道谁会受到牵连，只有叶帅兴高采烈，会后竟当众唱了一段评剧。
罗瑞卿被打倒５个月后，彭真垮台。又４个月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相继垮台。

---"毛泽东、林彪与“打倒罗瑞卿”"     ·佚　名·
https://i.nostrimg.com/a5246f55f674f378e494d6382f0ebb522e8dd3168092e37f952555bfc1f94324/file.jpg


杀人现场会
宾阳是南宁附近的交通枢纽，人口稠密的商业中心。这里杀人数目全区之冠。县处遗办的领导纪委副书记老李，一股脑向我倾诉了大屠杀的全过程：驻军某师长兼任县革委主任，觉得无组织的乱斗乱打死人气派还不够大，阶级斗争的台风刮得还不够猛，便亲自布置，召来各公社民兵、武装部干部，在县城 卢墟的闹市区开“杀人现场会”。一次数十人拖上来，颈挂地富反坏右黑牌，宣布“罪状”：“某某地主，剥削劳动人民；某某右派，攻击社会主义；某某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每人寥寥一、二语。然后高声问围观群众：“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疯狂而渴望嗜血的人群发出一声吼叫：“杀！”便一拥而上有人提起事先准备好的棍棒，有人拾起路边的砖瓦石块，一阵毒打，不到十数分钟，跪作一排的“阶级敌人”全部毙命。“杀人现场会”后，布置民兵干部回各公社照此办理。而副师长则坐镇县革委，每日催各公社电话报杀人数字。开始人们下不了手，于是将杀人数字较低的公社全县通报批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在该首长的电话、会议督战下，在他亲临杀人现场指导检查下，宾阳县在短短二十天内，便屠杀三千余人！该首长亦深知如此乱杀下去后果严重，便一面声称要制止乱杀，一面却开干部会，公然号召抓紧时间，突击杀人：“现在还可以，到时候就不能再杀了”云云；还亲自规定：不准开枪，要用刺刀，用棍棒……
一时间里，全县一片“红色恐怖”，连县城卢墟城的闹市也死尸遍地。这个几乎位于广西正中的交通枢纽，顿时交通断绝。无人敢收殓掩埋的尸体堵塞了道路。尸体和血泊上洒满石灰。血腥味和尸臭弥漫在县城的街市。每日天未黑尽，街道上已杳无人迹……。

---"广西吃人狂潮"     ·郑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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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轴戏终于来了。我蓦地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了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我的右臂，拧在我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来一只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脖颈上，不让我抬头。我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好 ，我就弯腰。“低头！”好，我就低头。但是脊梁上又重重挨了拳：“往下弯！”好，我就往下弯。可腿上又凶猛地被踢了一脚：“再往下弯！”好，我就再往下弯。我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双手悬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承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情况，要我变成那个样子。他们工作作风谨严至极。光是调整我的姿式，就用去了几分钟，可我的双腿已经又酸又痛。我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我知道那样一定会招来一阵拳打脚踢。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了。

忽然听到身后主席台上有人讲话了。台上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我更不清楚。至于台下的情况，我当然不敢睁眼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口号之声震天动地。那个讲话的人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听。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的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他是站着？是坐着？是跪着？还是坐喷气式？我都不清楚。我只听得清脆的耳光声，剧烈的脚踢声，沉重的拳头声，声声不绝。我知道他正在受难。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可我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况且我的双腿已经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了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此时闹哄哄的大饭厅里好像突然静了下来，好像整个大饭厅，整个北大，整个北京，整个中国，整个宇宙，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突然间，大饭厅里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伏彼起，如大海波涛：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棚车。我意识到我的戏还没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吐沫。我招架不住，也不能招架。汽车只是向前开动。开到什么地方去？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十年，每一寸土地我都是稔熟的。可我现在完全糊涂了。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住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路旁的喊叫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我脑袋里糊里糊涂，昏昏沉沉。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了一条心，听天由命吧。

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车开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了。一个人——不是学生，就是工人——一脚把我踹下了汽车。我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拚命爬了起来。一个老工人走上前来，对着我的脸，猛击一掌，我的鼻子和嘴里立即流出鲜血。这个老工人，我是认识的。后来，当８３４１部队进校时，他居然代表北大的工人阶级举着牌子欢迎解放军。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够得上当一个工人吗？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我当时嘴里和鼻子里鲜血都往下滴，我仓皇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头顶上工人阶级一声断喝：“滚蛋！”我知道是放我回家了。我真好像是旧小说中在“刀下留人！”的高呼声中被释放了的死囚。此时我的灵魂仿佛才回到了自己身上。我发现，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我就这样一瘸一拐，走回家来。我的狼狈情况让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然而立即转惊为喜：我总算是活着回来了。

这是我活了五十多年第一次受到的批斗。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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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拖去“斗争”的时候，和他一起被毒打被侮辱的还有28个人。这28人之一是老作家肖军。据他记忆，那天被“斗争”的人还有：骆宾基、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顾森柏、方华、郝成、陈天戈、王诚可、赵鼎新、张孟庚、曾伯融、苏辛群、季明、张国础、商白苇、金紫光、王松生、张增年、宋海 波、张治、张季纯、端木蕻良、田兰、江风。（《肖军纪念集》，第８００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其中还缺两个名字。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作家、艺术家和干部。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是著名京剧演员，肖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是作家，赵鼎新是文化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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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３日下午３点，在烈日下，这２９人被一个一个叫出来，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每叫出来一个人，就在这个人的头上套上一块写着他（她）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４点多，这２９人被用两辆大卡车，从他们在西城区的机关被运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那里曾是皇帝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都图书馆。
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等等，烈焰熊熊。口号声震天响：“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份子ＸＸＸ！”“ＸＸＸ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这２９人被强迫在火堆前围成一个圈子，跪下来，以头触地。站在他们身后的有数百名红卫兵。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他们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打他们。当时正值盛夏，人们身穿单衣，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这２９人前有大火堆，后有红卫兵，无处躲闪。
肖军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肖军年轻的时候练过武功，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有血流下来。他想，如果他反抗，寡不敌众，他会被打死，其他２８个“牛鬼蛇神”，包括文弱的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不应该连累别人。不要连累老舍先生被打死的念头使肖军压下反抗的冲动，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在这三个小时里，没有人出来制止暴行，也没有人打电话报告市里和中央的领导请求制止暴行。因为当时的人都知道，类似的事情正在整个北京城里轰轰烈烈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文革的领导人正在热烈支持的，不可能有上级或者警察来制止这场殴打。
在“文庙”被毒打过之后，这２９人被拖上卡车回到文化局机关。老舍被带回到机关，继续遭打。当时在场的女作家杨沫，在三个月后的日记中（《杨沫文集第七卷》，第５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追记８月２３日的情景道：“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他，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老舍当晚又被揪到公安局，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机关接受“批斗”。第二天早上他离开家后，却未去机关。由于老舍没有在机关出现，有红卫兵拎着铜头皮带到他家中找寻。第三天，８月２５日早晨，在西城区太平湖发现了老舍的尸体。

---"文革受难者老舍"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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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一工程”纪要
·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这里所刊载的是较为完整的版本】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一）可能性
◇　９．２（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召开，会上毛、林分岐公开化。——编注）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2)夺权正在进行。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他们“故计（伎）重演”。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舰队以及下文的联合舰队等均为本文件起草者林立果等人的自称，这些名词以及后文中的“江田岛精神”等出自《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等日本电影。——编注）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份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Ｂ—５２（指毛泽东——编注）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　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
    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指林彪——编注）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Ｂ－５２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Ｂ－５２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Ｂ－５２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Ｂ－５２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编注）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实，逼迫Ｂ－５２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５４３、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编注）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文革时民航由空军接管——编注）
    △三十四师

◇　借用力量：

    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指黄永胜——编注）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５２，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Ｂ－５２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　第一、准备阶段

    (1)  计划
    (2)  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
    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编注）
    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编注）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沪、杭、蜀、穗、

(3)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０１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编注）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4)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指张春桥——编注）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　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3)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Ｂ－５２旗号打击Ｂ－５２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Ｂ－５２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
      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　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Ｂ－５２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Ｂ－５２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编注）。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http://www.cnd.org/CR/ZK02/cr141.hz8.html
https://i.nostrimg.com/788ab5f4a828b58331146e1a0936263a706b086ca9e3376c9e99aef51122f2de/fil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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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1966年二、三月间的事情时，书(《王力反思录》)中写到——
"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 ，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来二月提纲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情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法码。什么事情都有个偶然性。彭真至今还记得这事，说王力是很慎重的。当时我建议彭真和跟关锋、戚本禹缓和关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两人吃了一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后来从彭真家查出这信，江青对戚本禹大为不满。这又成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
这段文字话虽然不长，涉及的人物却包括毛、彭、姚、许、杨、邓、王、戚、关、江十人之多，从中可以窥见党内关系的复杂和游戏规则的微妙。

---"《王力反思录》读后"      ·丁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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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革发动者的角度来看，鼓动中学生开展红卫兵运动，是非常有利和成功的一个步骤。大学生受到教育较多，不够野蛮。从笔者在“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的总况描述可以看到，即使在1966年8月24日清华附中等12所中学的红卫兵把暴力迫害的各种方式带进清华大学之后，北京的各大学并没有发生像中学里那样 众多的杀戮事件。在中学红卫兵中，由１８岁上下的高中生充当头头，１５岁左右的初中生充当打手，造成了北京１９６６年的“红八月”杀戮。这种杀戮，按照文革发动者的意愿，把文革引向极端。

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中学红卫兵不仅引导了大学和小学，也引导了国家机关。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被访者说，在他们那里，在８月１８日之前，虽然有大字报以及被“揪出来”的人在劳动，但是没有打人、游街、戴高帽子和罚跪这一套，是在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那里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负责人林枫，８月１８日早上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接见红卫兵，晚上就在党校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戴高帽子游街，敲簸箕“自报罪行”等等。这一套都是从中学红卫兵那里直接模仿来的。

通过８月１８日这样的大型集会以及随之开始的“革命大串连”，北京的红卫兵也把暴力迫害引向全国各地。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上发表演讲的有两个中学生，除了北京大学附中的彭小蒙之外，还有长沙第一中学的谢若冰。谢回到长沙后，该校红卫兵就贴出大字报“勒令”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集中开会，并且在会场上用铜头皮带殴打“黑五类”子弟。

在笔者所作的涉及全中国一百多所学校的调查中发现，无一例外地在１９６６年殴打和侮辱教育工作者，没有一所学校在文革中没有发生暴力迫害。分散于各省各地的学校，发生了性质和表现都非常相似的暴行：校园“劳改队”和校园监狱（后来被称为“牛棚”），暴力性“斗争会”，“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人被侮辱虐待，把部分城市居民驱逐到原籍农村，抄家，剃“阴阳头”，强迫唱“牛鬼蛇神歌”，捣毁文物和书籍，铜头皮带殴打，以及暴力迫害造成的成批死亡。主持这些暴行的都是红卫兵组织。上文报告了清华附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发生的校园暴力概况，非常明显，在全国学校普遍发生的，就是清华附中的模式。这套模式的基本构件，贯穿于文革的前三年。

当然，这个模式中的一些构件，不一定是清华附中最先发明的。比如，根据笔者的调查，校园“劳改队”是在北京大学最先正式建立起来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在北京大学附中最先提出的，打死教育工作者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开始的。但是，这些文革行径作为一整套模式，清华附中是最先开始实行的学校之一，此外，这套模式也随着红卫兵组织的普遍建立而传播、复制和衍生。这也就是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贡献给文革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卫兵”的名称，还有这样一套暴力迫害的模式。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提供了暴力迫害老师和同学以及校外居民的样板。

上文叙述了红卫兵是怎样一步一步由文革领导人扶植引导而发展起来的，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是，毛泽东把这一名称、这一组织和这一套暴力迫害模式，通过红卫兵运动，从数个学校推广到全北京，进而推广到全国。

---王友琴：刘树华之死和清华附中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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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或者，从某个角度讲，我也是罪行参加者之一。
1966年8月5号（实际上我已记不清具体日期，只是从王友琴女士的文章中得到的确切日子），阳光灿烂，我和同学正在校园里看大字报，忽然看到许多人往操场跑，边跑边嚷：“斗校长了！斗校长了！”我也随着人流往前跑，既兴奋 又紧张：兴奋的是，有热闹可看了。紧张的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不可测的担心。
操场上已有了一群人，只见几个高一姐姐班（当时我们初一班和高一班为姐妹班）的学生拿着大棒，押着校长、主任们从北教学楼里走了出来。校长们都长着脸沉默无语。只有胡志涛，瞪着眼睛，眼光中是恐怖和愤怒，斥责学生们的行为。她立刻挨了棒。接着，一个学生开始大声讲话。她说，这些黑帮分子在工作组的保护下躲在屋内，明为作检查，实际在享清福。今天我们就要打打他们的威风。说着，几个学生拿来了剪刀，开始剪校长们的头发。我紧张得不行：这那里是在剪头！剪子尖戳着他们的头骨，剪子刃拉着他们的头皮。我虽然站得远，但也看到了血。
由于卞仲耘是党的书记，因此站在最前面。她低着头，牙关紧咬任凭学生们在她头上扎着、拉着。学生们又拿来了墨水，从校长们的头上倒下去。卞仲云灰白色的头发加着墨水和血水流了一身。
折腾完了，校长们被带到了操场东南角的一个平台上。这个台子原来是开会或上体育课为老师讲话用的。但从六月初开始，这里就成了进行“革命大辩论”和开批斗会的地方。校长们被强迫着跪在了台上还被强迫着说，“我是黑帮”。“不行！大声点！”校长们又挨了揍。当时教导主任汪玉冰跪在台子的西北角。她突然抬起头声撕力竭地大声哭叫道：“我是黑帮——呜呜——”那声音撕心裂肺。我看到她的眼泪横流，眼睛中满是悲苍和一丝渴望——对同情和怜悯的渴望。我心中不由一酸，我感觉她那灰白的头发，五短的身材，与我妈妈极为相似。我不敢再想下去，恐惧袭来：同情黑帮便会得到黑帮的同样下场！我恍恍惚惚的，一群人夹着我，呼着口号，跟着被扭着胳膊坐着“飞机”的一个校长开始了校园内的游行。
校长们在那群学生的皮带加大棒的拷打下开始了“劳动改造”。有的挑土，有的刷厕所。我溜到了校园西边的避静处想喘口气。我看到三、四个外校的女学生和ＸＸＸ——卞仲耘的私敌在看大字报。一个女学生说，“我可不敢看那些，血了糊叉的。”ＸＸＸ说“反革命就该打！”
我离开她们往东走去，只见一个校长挑着土踉踉跄跄地小跑过来。后边一个女学生仍然叫道“快点儿，少偷懒！”一棒打来，那人站不稳，直向我跌过来。我赶紧推他一把，生怕他跌在我身上。我不想打他但也不敢扶他，只怕他的一身血脏了我的衣服。
再往东走，我看见七八个人在围观胡志涛洗厕所的茅坑盖。那盖是木头的，盖坑的一面由于尿和粪的腐蚀都朽了。盖上都是屎，她没有工具，只是徒手在那里扣擦。她的倔强劲已全无，只是一个劲叨叨：“好好好，我好好干活——”。再看旁边手持大棒监工的，竟是ＸＸ。一年多以前，我俩曾经是同一个体校的同学。那时她已是初二年级的中学生，而我正准备考中学。每次见了我，她总是拍一下我的头，说：“小孩！”体校活动完毕，我俩常常一起回家，天南海北，胡吹一通。待考上女附中后，我才知道她是学校的学习尖子。她的事迹还登在了当时的“中学生”杂志上。虽然后来我们没有了来往，但她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真没想到她是如此“历害”。正想着，一个学生跑来，同她低声嘀咕了几句。于是她宣布，她得走了。“谁来看着她？（指胡志涛）”没人吱声。她瞥了我一眼。“谁是红五类？”还是没人吭声。“不要害怕。”她又看了我一眼。她看我第一眼时，我就有点紧张。生怕她把大棒给我。好歹我不是红五类，虽然我常因此感到羞愧，但我也没有义务去打人。她看我第二眼时，我心里便踏实了许多：她认为我害怕，这总比不是红五类要强。并且，害怕的不是我一个，周围七、八个人，没一个人嗔喳的。于是，她把大棒交给了她旁边一个初二的同学。
校长们还在大棒，皮鞭下“劳改”着。有的在院子里，有的在操场南面的宿舍楼中。我则溜出了校门。
我也不知怎样上的汽车，怎样回到了家里，怎样把学校里发生的事告诉了家人。我只记得家人都十分生气，一致指责我校学生的行为。
第二天我到了学校，见到了ＸＸＸ。我俩本来不错，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自然谈到了昨天发生的事。我们俩一致认为，打校长是不对的。
不一会儿，我们集中到教室。自从文革开始，教室里的课桌就都被推到了四围。椅子摆在中间。当时许多同学也不常来学校了。那天也就二十多人的样子，自然，红五类坐在一堆，其它同学坐在另一堆。一会儿，教室里的有线喇叭响了，是革委会的刘进的声音。她说，卞仲耘被斗后，由于天很热，加上她平时就有心脏病，因此，她心脏病发作，死了。这时ＸＸＸ竟然表现得十分高兴，鼓掌、跺脚。我不知应该作何反应，因为十几分钟之前，她还说，打人是不对的呀？后来我听别的同学说，ＸＸＸ也积极地参加了打校长的行列，虽然她不是红五类。而我的右手却开始感觉异常，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用它推了，或可以说打了一个校长，我也加入了——
于是，我开始不止一次地对同学讲，我没打一下，只推了一把——其实，我这样作，纯粹是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我不由地想起某人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一个专制制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专制制度下的群氓。他们可以所向披靡，捣毁一切。我就是这群氓中的一个罢。

---"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     ·伏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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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交代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亡真相
罗冰:中共一直宣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自杀身亡的。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００六六一二）号档案记载：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 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
汪东兴报告主席请示处理意见，主席说：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又请示总理，总理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后又说：按主席的指示办。当天下午，是以化名，由公安部出面送去火化的。
一九八０年三月，田家英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其中指出：田家英是自杀吗？为什么不送验尸？为什么有关档案会失落？田家英有关资料的去向如何？朱国华为什么自杀？对这些问题，汪东兴要有个如实交代。
一九八０年四月一日，由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了话，给予汪东兴选择如实交代田家英死因和有关档案失落原因的机会，他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汪本人的下场。
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冲着黄、姚二人说：没想到清算到主席身上，连我现在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也不放过。
黄克诚说：汪东兴同志，我们不是来跟你做交易，我们是代表党、纪委，给你机会。历史是不能颠倒的。田家英是自杀吗？这，你不清楚吗？最后，黄克诚，姚依林限汪东兴在三天时间内作出回答，反思。
一九八０年四月四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
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０—四—００九０一四〕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
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主席听后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从汪东兴这份如实程度可疑的交代材料，也仅能证实田家英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但他杀的内幕仍是一团迷雾。问题是谁下的指示，究竟是内卫开的枪，还是汪东兴开的枪？内卫朱国华的死因，以及当年有关毛泽东对此一事件指示的档案材料为什么会失落呢？
当年，胡耀邦、陈云、彭真、黄克诚等提出：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田家英死亡事件，对汪东兴追究刑事责任，对内卫朱国华的死因立案调查。
陈云、彭真还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五五年、五七年，先后有过二次决议：不准，不允许对党内异己分子搞非法暴力处理、杀害，不准，不参与在境外对党内异己分子、国家敌人搞暴力处理、杀害等。中国绝对不照搬美国、苏联等国在境外对异己分子，敌人搞暴力攻击。汪东兴这样搞，是违纪犯法，要处理。
但，当时的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等，都反对公开事件，提出：事件搞到毛主席身上，搞大了，很多疑团都会提出来，怎么办？毛主席的声誉岂不全毁了！一直到一九八五年，胡耀邦、彭真还坚持田家英之死的真相，十年、二十年后还是要公开的，并指出：田家英的死，毛泽东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否则无法对历史做出交代。
另据中办〔一九八０—五—００七九七〕号档案记载：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
华国锋还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
以上就是中南海秘密档案中有关田家英死亡真相的记载。

---原载《动向》２００２年三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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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鸡之间
有一位受访的长者，是一名教师，文革中被定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农场”“劳改”多年。他说，他在“劳改农场”作过很多活计，其中之一是放牛。

他的专业是工程，从来没有放过牛。开始的时候，他面对一群能够自主移动却又不会听与说人话的庞然大物，心里免不了紧张。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牛群对 他并无敌意，不会伤害他，还渐渐听随他的指挥。他们彼此相安。

农场里有一棵大柳树，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带牛群到那棵大柳树旁边吃草。

后来，牛群中的一只牛老了，干不动活儿了。这只老牛因此被杀掉，是在那棵大柳树旁边被杀的。

自从那只老牛被杀了以后，他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柳树附近吃草的时候，牛群停步不前，并且哞哞长叫，声音十分悲切。此后，他又试过两次，牛群依然拒绝去那里吃草，并且齐声哀鸣如初。他听了也黯然，从此就不再赶牛群前往那个杀了老牛的柳树下面去，不论那里的青草如何肥美于别处。多年以来，他心里一直暗暗纳罕，为牛的记性和坚持。

我听着，好奇地问：“牛记得那里是同伴被杀之处而哀鸣并拒绝前往？动物有这样的同情心以及记忆力？”

他说，牛确实是这样的。不过，别的动物却不一定如此。比如，鸡就不一样。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嬉戏玩乐，好象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宰杀了，拔毛开膛，一些肠子之类的被扔出来丢在地上，别的鸡奔来啄食，还互相争抢。

我听到这个牛和鸡的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了人。

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子。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们有的在公众场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有的在饥饿疾病与精神虐待中死去。他们曾经是教师、父母、同学、朋友、亲戚、同事、邻居，人群中的一员。他们的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对他们的死，有过什么样的反应？为他们的死，我们作了什么？

这位在劳改农场的教师观察到的对待死去的同类的牛的方式和鸡的方式，展示了两种模式，提供了衡量比照的参照坐标。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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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牛鬼”劳改的农场工人姓郑是一名复员军人，横眉怒目。有一天正午，快到收工时间，他突然宣布，天儿太热，要保护耕畜，牛不下地。为了不误农时，派八个壮“牛鬼”拉一架大木耙来耙地，这自然少不了我。八个“牛鬼”一排，高头大马的张校长为首，每人肩上一根粗绳子，哼唷哼唷地拉了起来。姓郑的跟在后 面，手里挥舞着一根长鞭子，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加油！加油！”“牛鬼”一个个汗如雨下，力竭声嘶。姓郑的还一个劲儿地大叫大嚷：“大旱大干！哪个敢偷懒耍滑就地批斗！”语音刚落，张校长扑通一声倒了下来，大伙儿急忙扔下绳子围到他跟前，惊惶失措。姓郑的大大咧咧地说：“死不了，有什么好瞎紧张的？去拉一辆板车来，送他去卫生科瞧睢就是啦。”拉板车是我的专业，我忙不迭跑步去农场场部拉来一部板车，大家七手八脚把巨人般的校长抬上车子，不禁使我想起《格列佛游记》人小国中的一个场面。姓郑的已回家吃中饭去了，我拉起车，把病人送到卫生科。校医说：“他的美尼尔氏症又犯了，这样搞下去有生命危险。我给开三天病假，希望他们能让他休息。”

酷署劳改，固然是牛马不如。更加触目惊心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残酷斗争。劳改工间休息时，姓郑的经常在工地召开批斗会，揪出一个“牛鬼”交代罪行，再勒令其他“牛鬼”群起而攻之。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红楼梦》的老讲师，外号“沉瞎子”，因为他左眼失明，右眼快瞎了。他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大会小会批斗，却一直失口否认。姓郑的自告奋勇，扬言非打垮他的反革命气焰、整得他低头认罪不可。

他说到做到，一听沉瞎子对他否认曾参与特务组织，没等他说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猛然捅进沉瞎子还剩下一点视力的右眼。鲜血沿着他的面颊淌下来。弱不禁风的《红楼梦》专家被打翻在地。两名“红卫兵”半拖半拉地把他押走了。从此“沉瞎子”全瞎了，不能再出工，留在“牛棚”拄着枴杖打扫厕所。运动后期，他被遣送回乡，不久去世。

---巫宁坤：文革：蹂躏下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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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掏粪工时传祥有点像，以全国劳模的身份和刘少奇握了手、照了相，文革来了，翻出照片…


王友琴：1966年夏天，在“内部”，各情报机关每日向上报告当日被打死的人数，他们也许没有报告被打死者的名字，但至少是报告了数字的。根据这样的材料，列成表格，展示如下：
红卫兵打死人数：
８月２４日：４４人，
         ２５日：８６人，
         ２６日：１２５人，
         ２７日：２２８人，
         ２８日：１８４人，
         ２９日：２００人，
         ３０日：２２４人，
         ３１日：１４５人，
     ９月１日：２８２人，
              ２日：３９人，
              ３日：２４人，
              ４日：２１人，
              ５日：１３人，
              ６日：８人，
              ７日：７人，
              ８日：５人，
              ９日：４人，
         １０日：２人，
          １１日以后知道日子的２０人。其他还有日子不详的８８人。

---“文革受难者李文波”     ·王友琴·

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吉祥戏院，红卫兵把一车一车押来的“牛鬼蛇神”放在戏院舞台上“斗争”和毒打，只有少数人生还。一名受访的中学生讲述了他的红卫兵同学怎么在舞台上一边喊口号一边把一个二三十岁，服装、发式比较讲究的男人几大棒就打死。
文革中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都停止多年，体育场和剧场、音乐厅实际 上就成为“斗争会”会场。这些建筑的设计是为了展示美好的艺术以及精彩的球赛等，文革中用来展览野蛮和残酷。
---“文革“斗争会”（下）”         文/王友琴

北京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也是历史的见证：鲜血染红了舞台，鲜血染红了幕布。舞台上上演杀人的活剧，舞台下爆发出嗜血者的欢呼。
---“丑陋的老三届”　　　　　　　·刘　双·

北京大学附中的校长叫刘美德，当时她怀孕，有一个学生就叫她跪在一张桌子上，然后有的学生站在她的背后，把一只脚放在她的背上，摆好了这样的姿态，记者来照相。他们说，这是为了实践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要把这些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照完相以后，他 们就一脚把这个女（校长）从桌子上踹了下来，刘老师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
---“红八月”的回忆与思考（二之二）　·张　敏·

1966年夏天，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被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她被剪光了头发。她被打，手臂粗的棍子都打断了。当时刘美德已经怀孕几个月，有目可睹。有一天，《北京日报》的记者来采访和照相，红卫兵摆好了一张桌子，强迫刘美德跪在桌子上，有一名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刘美德的背上。摆好了这样一个把所谓“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形象，由记者照相。照相完毕之后，站在刘美德身后的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一脚踢到地上。
---王友琴：为李洁之死忏悔

图：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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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是不是要有大动作对唱黑中国经济的下手？需要小心，不知你肉身有没有翻墙，没有的话得抓紧！！！


他们将父亲押至东安市场旁的吉祥戏院，参加“打人集会”。被打的都是本区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旦进入这个“鬼门关”，便有去无回。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父亲，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 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吉祥戏院开始的惨剧，是何时收场的，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父亲可能是这座人间地狱中唯一的幸存者。

---“章乃器在红色恐怖中九死一生”
作者：章立凡

图：章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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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 “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乾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就亲眼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见《“臭妖婆”自述》，原载《百花洲》　１９８９年第５期）更残忍的， 还 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老人的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著名作家刘心武在街上走着，就碰上了这种景象：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 ”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见《树与林同在》１９９ ９年３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血统论、红色恐怖、噩耗”　　　　遇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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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由于《人民日报》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转眼间，‘破四旧’运动就马上燃遍全国城乡，并演变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致死，是需要有精神支柱的，他们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逻辑简单易懂——只要杀的是坏人、 牛鬼蛇神，那就是‘革命行动’，就是‘好得很’。

毛泽东知道学生打死人的事情后，写了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发给党的干部。

北京新巿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的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江青传达的稍有一点不同，‘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

既然‘红卫兵’是好人，牛鬼蛇神是坏人，‘红卫兵’打起人来便更加有恃无恐。例如，兰州大学学生在鞭打牛鬼蛇神时，常常念毛主席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或者干脆念毛主席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

8月4日，江青和康生等人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工作组’。江青在台上指着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大骂‘你是别人养的一条狗，你狗仗人势’。当学生用皮带抽打张承先的时候，江青、陈伯达等人就坐在主席台上，无动于衷，等于纵容学生。

中共中央里没有人出头制止‘红卫兵’胡乱打死人的行为。

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杀的总人数应在二十万人以上。

---47周年回放：再忆文革“八.一八”和 “红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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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秘事：反对为首长陪舞 她被枪决！(图)
2017-02-06 12:00

歌舞团挑选演员为首长陪舞。（网络图片）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无辜的人蒙冤受难，一些人因刑讯逼供致死致残。更加骇人听闻的是竟有忠诚的中共党员，被胡乱加上罪名，被处以极刑。

女演员李香芝，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李香芝，生于1930年，山东阳信人，1947年17岁时参军入伍，1950年加入中共，1952年作为23军文工团成员，随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归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艺科科员，杭州话剧团演员、副团长，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香芝在经过一阵迷茫之后，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了，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

要造反，就要写大字报揭发修正主义路线在省歌舞团的表现。李香芝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可以揭发，只是觉得歌舞团挑选演员为首长陪舞，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与一些人商量，联合写出了一份大字报，内容是：

“我们江苏歌舞团长期以来不务正业，大搞交际舞。为跳交际舞，光做衣服就花了人民币6万元，买西洋乐器花了10万元。还在江苏饭店举办训练班，每人都要经过考试才能毕业。舞会上的音乐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炼功也搞不成，业务提不高，简直把我们歌舞团的女同志当成了舞女。”

她还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毛泽东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后来考虑到这样弄不好会被打成“右派”，1957年自己不就是因为说话走火，被划为“中右”的吗？经过思考，她就把这份已经写成的意见书在家里烧掉了。

她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份公开的大字报和没有公开的意见书，竟遭致了日后的杀身之祸。

当年的工宣队负责人说：“当时我们的动机是：一要李承认是‘五･一六’，二要李承认整了黑材料。这两个问题承认了，就是反革命。我们不搞，就是右倾。”而所谓的“整了黑材料”，就是李香芝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特别是反对挑选漂亮的女演员去给中央首长陪舞，并且曾经起草了一份准备寄给毛泽东的意见书。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这两点上取得突破，以便把李香芝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些人的心血果然没有白费，在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的问题上，小分队死死抓住不放，逼迫李香芝反反复复地写了十多份交代材料。

1971年4月18日，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李香芝果然写出了一些疯话。除写了一位女演员在陪舞以后发生的一些虚幻故事以外，还说：“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污辱我，说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样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听毛主席对我讲：小香，咱们是为党工作，受污辱也没有关系的。并说这确实是工作需要。”

在写出这些胡话的同时，李香芝还写了怀疑这个人是毛主席的话，说“我又想他可能是个坏分子。我就骂他是坏蛋，是德国鬼子，美国鬼子。”

并且说：“同志们，你们真的是不知道有人操纵我的神经吗？真的认为我这样反毛主席吗？我相信你们是会帮助我找到这个操纵我的人的。”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些疯话，成了李香芝被处以极刑的铁证。

1971年8月2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工作的一名军队干部作出批示：“将李犯立即被（应为“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

同年8月23日，这位负责人又根据省委的讨论作出批示：“同意政法组的意见（注：即处以极刑），望力级（应为“立即”）执行。”

这位负责人身居高位，又是江苏深挖“五･一六”的前台总指挥。想不到他参加革命多年，不好好学习政治、文化，以至到位高权重时，还如此头脑简单，别字连篇。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让这样的人去掌握生杀予夺之权，怎么能不出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

1971年9月2日，即被奉为“副统帅”、“接班人”的林彪叛逃前的11天，李香芝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便仓促被拉到省京剧团礼堂参加了一个公判大会，即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连临时被通知去参加这个公判大会的人，也为之愕然。

李香芝蒙冤被错杀以后，她的丈夫、资深的人民空军飞行员，时任南京空军作战处作战参谋的姚秀琪，因受牵连被下放到南京微分电机厂当工人。她的两个女儿也备受歧视，长女姚红经多次申请也不能入团。姚秀琪不服，先后为爱妻蒙受不白之冤，多次向中央、向江苏省委写信申诉，但在人妖颠倒的极左年代，谁也不敢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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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监的时候，他认为可能是长期监禁，他没有想到会判处死刑。为什么呢？当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中国当时虽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们都是有具体的罪行，从这一点来说，我会比他判得重，因为我有里通外国等罪名，而他连这种罪名都没有，他只是因为一篇文章，，，

后来，我们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很佩服他，因为按照中国的程序，进了死刑号就是一定要被枪毙的。等我们都进了死刑号的时候，当时我被震惊了，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我们都处于一种头脑空白状况，我不知道心理学上如何解释，当时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种愕然，就是人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你将要被处决。

在这一点上，遇罗克比我们强。他在的死刑号里向管理员大声“报告”，实际上是说给我们听，他说：“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那时候，他的语调还是那么平静，一听就知道，他是带着微笑说的。这时候我就比较佩服他，他的心理素质要比我们强得多。

当时跟我们一块进来的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的一个“笔杆子”叫沈元，他一进来的时候，就愕然了。我们被拉出去批斗，戴上十几斤重的铁镣，身上插着生死牌，在两场批斗中间休息，吃乾粮的时候，沈元还跟我说，听说是“批斗从严，处理从宽”，我一听就笑了，我说沈元你还那么天真，你没听见遇罗克说的吗？你应该做更坏的准备。沈元说，怎么会呢？我说，可能我们都得被枪毙，沈元说，有那么便宜吗？我说，你说不便宜是什么？难道是终身苦役？还不如死了。

其实我话是这么说，人还是希望活着，等我们到又一轮批斗时，看到前一轮挨批斗的人都被枪毙了，沈元回来后，就受不了了，也可能是他想要延缓这一过程，就开始装疯，喊、哭、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我就有些不明白，人在装疯时会不会真的疯了？

遇罗克一直在拍打专门安在死刑号里的按钮，只要按了，队长就会来。遇罗克故意找茬儿跟他们说话，把想要跟我们说的话跟他说，让我们听。遇罗克始终保持这种状况，一直到三月五号他被拉走枪毙，他的情绪一直非常稳定，这一点是我所佩服的。

我没有像沈元那样装疯。装疯不止他一个人，我们也弄不清究竟谁是真疯了，还是装的，反正后来都被枪毙了，也没办法考证了。我和其他几个人就是沉默，并没有像遇罗克那样继续向他们挑战，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

从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罗克一直和当局在审讯上进行较量，一直到进入死刑号，他还是那样，这是遇罗克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说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以及他对于生活的选择不一样，表现的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遇罗克在那个时代，只能作为一个牺牲的英雄，他的选择一定是这样的后果。，，，

当时时代一定会“成全”像遇罗克这样的有自己信念的人。这个政权、这个专政机器是会“成全”他，这是双方的成全。这个专政机器是靠人的鲜血奠基了它的“合法性”。我们为什么没有被选择牺牲，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血统，这是社会上不成文的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还不是当局枪杀的最佳选择。

---张郎郎：狱中遇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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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
江宏图：1966年一个闷热的夏夜，一位同学上门通知我：火速到校，“今晚有革命行动”。我立即穿上军装，系上腰带，套上红袖标，向学校跑去。
到了学校，才知道这次行动是抄家，抄家对象曾参加过“三青团”（全称“三民主义青年团”）。我跟着队伍，一路小跑，在迷宫似的深巷里，不知拐了多少弯，才到达 目的地。
这是南京城南典型的大杂院，前后四五进，每一进的过道两边都放着煤炉，炉边堆满了煤基和杂物，电灯被烟尘熏得油黑，泄出昏暗的光。被抄者住第三进，家中只有老头老太两人。我们首先控制了菜刀、锅铲、煤钎之类铁器，防止他们“疯狂反扑”，报复行凶。两个女生把老太押到天井里，按坐在一只小凳上，然后分立两边，不许她站起来。老头被绑在破藤椅上，由我和另一人看管。还有两人担任警戒，不准闲杂人等靠近。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行动，一开始挺紧张，生怕老头偷偷挣脱绳索，第一个报复我，他稍一动，我就厉声大喝“不许动”。慢慢我发现，老头不像有企图反抗的意思，眼皮耷着，仿佛在打盹，偶尔也抬一下眼皮，看一眼抄家的人。我看他神态平静，无所谓的样子，心想这家伙可能十分阴险，电影上都是这样的。我很气愤， 斥道：“老实点，别假装不在乎！”不料他却说：“来过几批了，就算你们顶客气 ，没摔家伙，你们这批红卫兵好。”老头果然阴险，打我们糖衣炮弹，给我们戴高帽子呢。我当然不吃这一套，喝道：“不许乱说！哪一批红卫兵不好？”老头不作声了。
老头家确实被别人抄过了，地板撬开后还没钉上，天花板捣了两个大窟窿，板壁上的贴纸被撕得有一块无一块。我们的人搜得很仔细，甚至连一堆旧鞋子也逐一掏了一遍。抄家结束，期望中的罪证什么也没找到，最后拎走一小捆旧报纸。
这是我参加过的惟一一次抄家行动。事过３０多年，那情景仍清晰如昨。那次行动虽说十分温和，但我一直怀着沉重的负罪感。我常问自己，我们这批曾被喻为 “温顺绵羊”的中学生，何以会在转眼之间就变成“狼”了呢？如果说在我们还是“羊”的时候，身体里就有了“狼”的基因，那么，“狼”的基因又是如何潜入我们体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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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知情者的回忆 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张元勋

1957年的北京大学，师生之中有1500人因「反右」「扩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之间亡命了之，22年后，又把这「扩大化」了的1500人无一例外地平反，也就是，就北大来说「扩大化」已「扩大」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41年之间，我们全年级竟有近10位同窗英年早逝，时运的坎坷，生计的艰辛，过早地夺去了他们才华横溢的生命！

但是，我们还要提及另一些在1957年风暴的延展中惨死于「人民」枪口下的北大冤魂：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绑赴刑场，临刑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被杀在1958年。

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顾文选，1966年夏自河北省某劳改农场逃出后不久被抓获而归，即被处死，其时他无妻室，亦无遗言。

化学系的学生张锡琨，企图越狱而被处死，时间已是「四人帮」垮台后的1977年。他的遗体由他妹妹领走，掩埋于四川盆地。

而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4级女学生林昭之死，则由于是被密杀及灭尸更被掩盖得毫无踪迹！

她死得惨烈，死得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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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与怀 | 一位天才青年的悲剧——青年史学家沈元的悲惨无助的命运
Apr 14, 2023

1970年4月18日，沈元在北京被枪决。文革中，惨遭杀害的思想者，有名的，无名的，不可计数。沈元，也许和那些被害的烈士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人有所不同，但是他悲惨无助的命运，使人们格外沉痛。

一
1970年4月18日，沈元在北京被枪决。

在前一天，据当时在场者回忆说，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一声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台前站了一排。虽然名曰“公审大会”，可是没有公诉，当然更不准辩护，只有判决，而且几乎都是“从严”判决死刑。二十来个，一个个一听到宣判都瘫倒在地。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依然站立，大会结束时，其他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的。到了刑场上，这个人竟然又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把他押了回去。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在这同时，北京市“公检法”（公安、检察院、法院简称，“文革”时合并为一，由军队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化妆成黑人？闯入外国驻华使馆？这种做法在那样的年代里实在太愚蠢，太戏剧化，太无成功可能，太让人匪夷所思了。但这的确是真的，虽然传出来的具体情节有出入。据一传说所描写，那一天，沈元买了盒油彩，涂抹在脸上身上假扮成黑人，企图闯进一非洲国家驻中国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请求帮助离开中国。而经过郭罗基考证的说法是：沈元装扮成黑人闯的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而且闯了两次。第一次是在1968年8月，夹带着所谓的“机密文件”，但苏联人并不重视他，不予收留；第二次是在同年9月1日，没有闯入便被抓了。门口的警卫将沈元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发现是个假黑人，于是当场逮捕……

沈元注定要命丧黄泉。他刚好踫到1970年1月31日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碰到“严打”。所谓“严打”，即根据政治的需要不时以政治运动的方式特别“从快从严”惩办某些特定的“罪犯”。这份编号为〈中发〔1970〕4号〉文件指示说：

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危害很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先后于1970年1月9日、2月11日、3月24日三次发出“公布罪犯案情供讨论”的相关《通知》。这是2月11日《通知》的首页。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这一年开展恐怖的“一打三反”运动。为了给运动树立“样板”，北京市当局从1月底至4月中旬共开了三次全市性有数万至十万人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判刑和处决所谓“反革命”罪犯。为给公审公判作准备及造舆论，执行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先后于1970年1月9日、2月11日、3月24日，三次发出“公布罪犯案情供讨论”的相关《通知》，供“革命群众讨论”并提出“处刑意见”。所有那一年被处决者，都上过这种《通知》所附的名单。不过，沈元却是先后两次上了这种名单。第一次是1970年2月11日，第二次是一个多月之后的3月24日。不仅在北京市，也在全国范围，沈元是唯一两次上过这类名单的人。

沈元先后两次上了《通知》，供“革命群众讨论”并提出“处刑意见”。所有1970年被处决者，都上过这种《通知》。

在这种恐怖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下，羸弱书生沈元被列入“无恶不做，危害很大”之徒，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从快从严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

二
沈元为保命两次闯关，但也太无知了。他一介布衣，身处社会低层，所谓“夹带机密材料”，不过是些红卫兵小报，他两手空空，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一无所有，有何价值？岂能被收留？对方又何必为他承担外交风波？而在沈元方面，要重判，至少要有出卖情报之类的证据，这是司法常识，可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这是“叛国投敌”，当然是“罪该万死”。

为什么沈元这样显露十足书呆气的一介书生，竟然会破釜沉舟地选择装扮成黑人、逃入外国使馆的这条不归路呢？这应该是一个很浅白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要追问，而且要不断追问！余杰评论这个几乎四十年前的事件时，想到今天中国大陆许多人也饶有兴趣的“行为艺术”，说，如果说这是一种“行为艺术”的话，它足以让今天中国所有的行为艺术家们都瞠目结舌，甘拜下风。当然，这种性命攸关的事，绝不是艺术灵感冲动的结果！谁都可以想象得出，沈元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其灵魂深处一定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况且沈元是这么一个人——从他一向的言行可知，他对中国的同胞、中国的土地、中国的文明和中国的历史充满深沉的爱，充满单纯的爱。

当时，沈元实在是被迫害得受不了，实在是走逃无路了。他刚结婚不久，小两口日子刚刚开始。夫人是他的表妹，生得美丽，既纯洁又贤慧，与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们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他俩被扫地出门，逼得到处躲藏，工作单位也不接纳，小两口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呢？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是没有经历过“文革”恐怖的人所难以体会的。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只要有一点点出路，只要有一星星希望，沈元又何尝愚蠢到要走上这一条几乎注定的死路？！

他多么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啊。即使已被押到刑场，要是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不可思议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脑海里一定闪过历史上各朝各代各种“刀下留人！”的故事，争取多活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出这么一句。非常不幸，沈元现在是异想天开。但他最后的求生努力，简直惊天地，泣鬼神！

三
让我们从沈元曾经有过的兴奋的时刻说起。

1955年，年方十七的沈元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全国这么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沈元当时在北大历史系的同班同学郭罗基回忆说，沈元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或者说，他是天才加上勤奋。在北大学习期间，如他在给老师的信中所言：他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一进图书馆，好像老牛到了水草地”，他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他当年学习生活的情景。沈元对同学们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他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真可谓意气风发，志趣高远。（见郭罗基，〈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网上文章）

就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勤勤奋奋当一名自许甚高的学子时，书生气的沈元竟因一个不幸的举动，触犯天条，遭受灭顶之灾——他出于好奇心，也因为并具的聪慧和幼稚所累，竟翻译并议论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郭罗基回忆，沈元发现这份报告包含许多重大问题和看法，其中最深刻的有两点引起他深深思索，并和同学讨论。

一是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仅归结为个人崇拜，而沈元却直言——“根本上还是制度问题”。

二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为何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还是信史吗？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却为什么不能写信史？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当然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北京大学按百分比划右派时，潜心做学问、深钻故纸堆的沈元，因为平时不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与某些激进党员进行辩论，被打为“右派”。上级更认为“他早就是右派”，认定他和同学贴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是向党进攻，甚至追溯到他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私下的评论，指控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年代”，如此更进一步——将其定性为“极右”。

这一年，沈元十九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翌年，沈元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这是他极其短暂的一生的转折点。

四
1961年，沈元“摘帽”（摘去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之后，回到北京。幸好当时沈元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别疼他，允许他住到他们在北京东城的家里。也是沈元特别与众不同之处——他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研究历史，居然做出人们意想不到的成绩。

1962年，沈元经姑父母推荐给他们的熟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刘主管近代史所，他知道当时历史学家黎澍意欲物色一位助手，便把沈元推荐到黎澍的门下。据说，刘导生问黎澍：“你不是要人吗？右派要不要？”刘把沈元写的九篇文章交给他。黎澍看罢，大喜过望，自言自语：“这就是我要找的助手。”那时沈元是没有单位的社会青年。黎澍向公安局要来了他的档案。他说：“不就是右派吗？已经摘了帽子，有什么了不得的？”便决定录用沈元为实习研究员。（见郭罗基，〈哀沈元〉）

刘导生和黎澍都是爱惜人才的有胆识的领导。但沈元被破格调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最主要的还因为那时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毛泽东的极左做法多少受到非议，一时比较收敛，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对宽松了一些。不然，按共产党的人事常规，一个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的研究机构的。

黎澍当时兼北京学术刊物《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挑出〈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发表在《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上。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内行人评说，这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这在当时全国言必称阶级斗争的普遍论调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该文从经济生活来分析社会思想，也颇具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色。无论从国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考察都是一篇佳作。中国大陆史学界一时引起了轰动。郭沫若赞叹说：“这篇文章写得好。”甚至说：“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范文澜说：“至少比我写得好。”复旦大学的周予同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

沈元的〈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发表在《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上。

沈元来所不久，1963年第1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全文五万多字的长篇文章〈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的〈论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一万字的压缩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博得满堂喝彩。沈元的文章还不单受到学术界重视，也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于是在学术界又一次引起了轰动。一时间从北到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一时间，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运似乎有了转机。

五
可是，当时知情人知道，所谓“转机”背后有杀机。沈元显示了才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初试锋芒，既令中国史学界的权威人物刮目相看，但他也招来了忌恨。

这个“沈元道路”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很快，研究机关和高等院校都在谈论右派明星，一时之间成了“沈元事件”。北大历史系有人进而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是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即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又红又专”），对抗党的教育方针。在历史研究所内，反对之声更不绝于耳。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所里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一些不学无术但“根正苗红”之辈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不是针对学术研究，而是从政治上提出问题，而这是最要命的。不过，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他“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黎澍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但是，由于有浊流翻滚，有关领导还是不得不建议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笔名发表文章。后来沈元发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用了“张玉楼”（取自黎澍室中的对联）、“高自强”、“曾武秀”等等的化名。

沈元用化名有这么一个故事。他以“张玉楼”化名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历史研究》副主编丁守和把它和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写的〈关于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起送《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不知“张玉楼”是何许人，采用了沈元的文章而没有采用刘大年的文章。沈元把所长比下去了，很让丁守和等一些爱才的人暗自高兴，可是，有些人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仍然不依不饶，又再次告状，甚至联名告到毛泽东那里，指责黎澍等人“吹捧右派”，“重用右派”（脱帽右派还是右派）。有一天，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打电话给黎澍，说：“有人给毛主席寄来了油印材料，揭发‘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里，毛见了不知会怎么批。你赶快来一趟！”（见郭罗基，〈哀沈元〉）中宣部还派人来调查，并发下指示“要注意影响”，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

1966年“文革”爆发，沈元当即被列入要打倒的“历史学界十大权威”之一。他这个“权威”是其中最为年轻的了，当时才二十八岁，同一名单中的历史学家们都是他的老师辈。此后两年时间里，沈元被连续批斗陪斗，惨遭各种侮辱，丧失了全部人格尊严,在走投无路之下，发生了前文所说的事件。

六
沈元根本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被捕之后，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对一起挖防空洞（当时全民挖洞，落实毛泽东关于“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劳动的老大妈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没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开群众宣判大会，在大会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并被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万众口号齐呼之下，沈元这位夫人也是表妹当场晕了过去。

文革结束以后，到了1981年，终于有了一张带有尾巴的平反通知书。此时此刻，沈元坚强的母亲在儿子死后第一次放声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我要人啊！……”撕心裂肺，闻者无不动容。可是，母亲再也要不来儿子了——儿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亲”杀死了。这就是专政独裁制度的罪过！

中国之大，何以容不得一个沈元？！关于沈元之死，可说的还可以很多很多。沈元这个上海人，一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瘦弱高挑、面皮白净的书生，出身书香门第，举止斯文，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从来没有得罪任何人，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一直只默默地做一份职上的工作。他即使在狱中，据昔日狱友们回忆，人缘也非常好。“自己病成那样，还把有限的口粮分给别人吃。”“他很安详，有修养有学问，很受尊敬。”但是这么一个沈元，早在“文革”之前，已为许多人所嫉妒所追堵所不容。他与那些人无冤无仇，他们何以这样咄咄逼人？

正如郭罗基〈哀沈元〉一文的标题所示，沈元是“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许多年之后，郭罗基拜访过黎澍和丁守和。谈起沈元之死，黎澍概括出两个原因：“第一，死于众人的共妒。第二，死于本人的无知和大家的无知。”丁守和则深为内疚地感到是他们“害死”了沈元！他说：“黎澍和我爱才，千方百计发表他的文章，结果帮了倒忙。”“一次一次地发表他的文章，引起群妒，把他逼上死路。早知道这样，当年不发表他的文章就好了。”郭罗基认为，“共妒”或“群妒”这一概念非常深刻。妒忌本是个体人的劣点，但众人对有才华的人产生共妒，则是社会的病态，病态社会的病因是不合理的制度（见郭罗基，〈哀沈元〉）。

在狼烟四起、遍地烽火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沈元更是可怜巴巴地孤立无助，一步步被逼上绝路。沈元被捕后，他的案例交给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同事讨论。所有经历“文革”的人都知道，叫群众讨论案件，讨论如何判处“反革命分子”，其目的本来就不是要大家发表意见，正是为了吓得大家不敢发表意见，起震慑作用。也有人发表意见，那一定是昧着良心说对某人判得太轻，决不会说判得太重。当时认识或不认识沈元的人，没有一个敢于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哪怕说一句死刑缓办的也没有。也许有人还觉得沈元就是可笑之至，甚至是“罪有应得”。

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悲哀和耻辱。

刘再复在〈面对高洁的亡灵〉一文中，痛切地解剖自己的灵魂：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沈元的名字，记得这一个年青杰出学者被活埋、被毁灭的悲剧故事。……在想起他的悲剧时，我首先想到在过去那些荒诞岁月里，自己也曾发过疯，也振振有词地批判过“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唯恐落后地和“沈元之流”划清界线甚至加入声讨他们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参与创造一个错误的时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谋杀沈元的共谋。

人们明白了，暴政可以是双重的，不仅有独裁政权的暴力专政，为独裁政权所愚昧的民众也可推波助澜施加多数暴政。人性的卑鄙，制度的罪恶，沈元案件提供了一个令人万分悲愤的标本。

沈元在北大历史系的同班同学郭罗基2012年到悉尼探亲时，本文作者曾与他聚会，并赠送《北望长天》一书。

（本文原为笔者长文〈他们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祭“文革”中惨遭杀害的思想者〉的一部分，初稿于2006年5月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之际，曾收进拙著《北望长天》（台北，秀威，2008年11月）一书中，现有改动。）

 转自【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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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了。 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150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悄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在街道煤球厂砸煤基（蜂窝煤）。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１９７０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文革”启发我研究延安整风     ·高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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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这大概要算当时在国外“名气”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嚎歌》的作者是谁？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在一篇回忆另一副部长齐燕铭的文章中有一个说法：“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同被关在文化部旁边那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同志谱成曲子，并由他教唱。这个歌曲的全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其中重复了两句特别别扭的调子，就是：‘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

从陈荒煤的这个回忆可以得知，《嚎歌》的曲是由著名作曲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作曲者周巍峙被迫谱写的（王友琴《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载：“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作的……”此说显然不如陈荒煤本人亲历更具权威性）。强迫一个老干部、作曲家谱写这样的歌曲，丑化和侮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牛鬼蛇神”，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惩罚和折磨。在这里真用得上一句“文革”流行语：“何其毒也”！

凡是提及《嚎歌》的文章，大都没有完整记录下这首特殊歌曲的内容（王友琴《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录的此歌词曲是由两个当年中学生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回忆出来的，不是原版）。《嚎歌》现存的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见于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李伯钊文集》。该书第三部份《日记摘抄》中有李伯钊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至１０月１１日被“黑帮”专政队监督人员勒令写下的《“改造”日记》，其中，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所记内容就是《牛鬼蛇神嚎丧歌》，有歌词有曲谱，十分完整，还像一般发表的歌曲那样标明了节拍为２／４，演唱风格为“哭丧地”。歌词有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                ·何　蜀·


关于《嚎歌》
周七月：新凤霞曾专门写过一篇《和溥仪一起唱“鬼嚎歌”》，写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她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学唱《认罪嚎歌》。学唱中，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和原是评剧演员的新凤霞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这一出来两个人唱更糟了。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 高，皇帝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歌词只有几句：“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了！哎哟！该死，该死，真该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哎哟，唉唉哟哇！罪该万死了！……”最后是连看管人员都只好不让他们再唱下去了，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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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和中美关系
说起中美关系，听林彪身边的人说，共产党宣布建政，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并没有象其他国家使节马上撤走，林彪很注意这点，认为美国很现实，分析美国动态，不排除承认中共新政权的可能性，新中国将获益巨大。但是毛泽东发表了《 别了司徒雷登》的讲话，撵司徒雷登出中国。基辛格访问 中国后，林彪曾对立衡说 过：“大好形势被耽误了二十年，现在他(指毛)才醒过来，代价太大了。 ”林彪认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挑拨东西方关系的一个阴谋，他怂恿北朝鲜袭击南朝鲜，引发联合国军反击北朝鲜继尔侵占北朝鲜大片疆土直打到鸭绿江。毛泽东怀疑会借机侵犯中国并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毛问林彪：“美国会不会过鸭绿江？这场战争是在中国打还是在朝鲜打？”毛主张与其在中国打不如在朝鲜打。
林彪认为美国不会过鸭绿江。美国若想介入中国事，早在解放战争后期就该有动作。当务之急，我方新政成立不久，应养息兵力恢复国力，入朝不是上策。林向毛拍胸脯保证“如果美国侵犯中国，我带兵抗美！”
林立衡知道自己的爸爸当初坚决反对出兵朝鲜，她记得很清楚她爸有一个看法 ：中国如赴朝面对的是联合国军，从中国本身的国力上讲是不明智的，如果美国侵 华，在国际舆论上中国占上风。
林立衡曾对我说过，林彪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是失望的，解放后不久，林彪对毛泽东提过，中国只要二十年就能超过苏联。林彪憎恶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 专制残暴，他在苏联时期接触到不少后来被斯大林迫害的元帅和将军，他了解斯大林，在他一生的谈话中，从没听他说过斯大林的好话。
毛泽东霸权主义思想不比斯大林差，他未采纳林彪的意见，向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宣战，派林彪统兵入朝。林彪一气之下托病不出，毛泽东改派彭德怀入朝。
毛泽东对美国宣战，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暧昧态度，第七舰队重返台湾海峡， 重振国民党政权。蒋家王朝已拟就的流亡政府和送到美国的大批财产又转回台湾。 毛泽东赔上长子和几十万子弟兵，换来了台湾政权立足和与美国政权的彻底决裂。 斯大林一点损失没有，坐收东西方冲突的渔利，战后几十年一直向贫穷的中国强索朝鲜战争时期购买武器的军火费，“美帝”加“兄弟”的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天灾人祸，中国老百姓屈死几千万。
林彪对七十年代的援越抗美也有异议。中国对越南的援助超过四十二亿人民币 。他不赞成勒紧本国人民的裤腰带去无条件的长期援助别国。他说：“只有国富民强才能赢得国际地位和尊敬”。以至于他不肯上天安门宣读“五·二零”声明，叶群采取强迫的方法，打了针，剂量过大，念得颠三倒四，声音嘶哑，全国听众震惊 。

---摘自张宁著《尘劫》


专案组查不出林彪的证据
张宁：从到专案组驻地第二天起，每天写交代和揭发。双重身分：犯错误者和知情者。彼此不通气，叫“背靠背”。一间间屋子像“考笼”，写“不好”（上面不满意）得打回重写。
秘书们因工作关系，写出来的人与事很有份量。但经过“中央首长”双重标准过筛子，“有用”和“没用”就凭他们认 定了。所以秘书们很辛苦，常常不分昼夜的执笔，写呀改呀，焦头烂额，确切地说，不知如何写才能让上面满意。党的实事求是政策帮了秘书们一点忙，短暂地起到保护作用，但现实的压力仍迫得他们不得不啃“硬骨头”。
勤杂人员各写“本门经”，总之，吃喝拉撒睡，没一样漏得掉。
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如何来到林家以及所见所闻，写清楚交帐了事。
有一天放风，一位大秘书经过身边，我出于好奇，问他：“你们怎么写那么长时间还写不完？”
“怎么写得完，没有的叫写，有的不准写。怎么写？”
后来我知道，林彪夫妇很多事牵涉到毛泽东夫妇，一根绳上两个蚂蚱，没有东就没有西，要说西就得抖出东，岂不是罪加一等的事？谁敢写？难怪写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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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背”阶段成绩不显，中央下令面对面排查。这种形式，谁也别想隐瞒一点细节，大家都是当事人，又是共事多年彼此了解的同事，谁若说谎，当场就能戳穿。
老董搞专案有一套经验。他在现场听了一个星期，居然得不到一点林彪策划“谋杀毛主席”及“叛逃”的证据。也清理不出林彪指挥四大将黄、吴、李邱图谋“政变”，“另立中央”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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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董又发话：“林彪生活作风上有什么问题？”
几个秘书七言八语地说道：“林彪生活上真找不出什么碴。贴身的人都是男性，“林办”从来不用女秘书。平时他又不看演出，不看电影，不游玩，生活起居规律，没有一点娱乐。”
老董点王老太太的名：“你跟林彪最久，你说说吧。”
王老太太好似有一腔怨气，板着脸一气说道：“林彪从来不玩女人！不像那些人喜欢玩女人！他艰苦朴素，别看他外表穿得好，里面的衣服都是立果穿剩下的他补补再穿。他不讲吃不讲穿，不像叶群，讲吃讲穿！”
王老太太讲完还气呼呼地，眼睛不瞧任何人。
“林办”的人哄堂大笑，有人笑说：“王老太太，你这哪叫揭发林彪？还为他歌功颂德啊！”
老董也低下头闷笑，对于一个只上过两年私塾、文化程度不高的妇女，讲的全是实话，你能拿她怎么办？
“你们不要笑！林彪的衣服是我补的，我怎么不知道！各人摸摸良心，说话要实事求是，党是最讲实事求是政策的，昧着良心讲假话就不是人！”

---摘自张宁：《自己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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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要过滤着看，把共产党那些虚假杜撰出来的故事排除。共产党的宣传连标点符号都不能信！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是这样来理解万有引力定律的，扭曲的时空才是质量导致的真实宇宙。我花了一辈子才慢慢看明白这个世界的真面目和运行机制，也品尝到了每个人背后的辛酸，包括害人的和被害的。


受打压被迫出走异国(200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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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南省有数以万计的人被艾滋病摧残，但未曾有一名官员为此负责。[35]高耀洁勇于曝光事实，而地方政府则希望掩盖因工作失误、失职以造成的艾滋病蔓延。所以当高耀洁到农村探访艾滋病患者时，常常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他们常以维护地方形象或保护国家机密为借口驱逐高耀洁。向政府报告高耀洁行踪的农民可以接受大约500元人民币的报酬。[15]所以她尽量选择便宜的寄宿，因为那里的人们不会经常向政府报告她的行踪。[36]她撰写的关于“艾滋村”的书籍在河南省也被禁止。[37]她相信自己的电话遭到窃听，甚至怀疑有人可能试图刺杀她。[38]

她的女儿郭炎光，因为高耀洁的“防艾”工作受到地方政府和工作单位的敌视和压制，最终失去工作，不得不于2000年底移民加拿大，母女关系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39][40]

一些村民也憎恨她的工作。正如高耀洁当初所想的那样，很多人认为艾滋病只能通过与妓女性交传播。另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外国病，不会感染中国人。有些人羞于阅读她汇编的教育读物。还有一些人担心，宣传艾滋病的蔓延会对生活和工作在河南的人带来坏影响。这是实际情况，随着河南艾滋病广泛传播消息的传开，河南人开始在全国受到排挤。政府怪罪“不道德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企图掩盖自己参与“血祸”丑闻的罪行。但高耀洁毅然为受害者辩护：“中国的农民现在很穷，他们甚至没钱吃饭，怎么可能有钱去嫖娼或吸毒呢？”“现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穷人濒临死亡边缘，而富人为他们的财富而窒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艾滋病患者是通过卖血或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我非常反对这种宣传。”

2001年，“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高耀洁当年“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中国政府禁止她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典礼，她以前的工作单位拒绝给她办理护照。他们害怕她会告诉全世界：在中国艾滋病主要是血液传播，不像政府所宣传的通过性接触或静脉吸毒传播。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出席了“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颁奖典礼。安南说：“高医师未能出席今天的颁奖仪式，我深表遗憾。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2002年，她被《时代》杂志授予“亚洲英雄”称号，2003年被美国《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称号，并在同年获得菲律宾“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她准备出席马尼拉颁奖典礼，再次遭到当局拒绝。[41]

高耀洁获得了几个国际社会的奖项后，中国政府才准许她访问美国，但在出国之前，河南当局还是动用许多警察将她软禁在家中半个月。2007年2月6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高耀洁女士在家中受到软禁，不能出境，只允许她的子女前往探望。[42][43]软禁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她赴美国领取“生命之声”组织颁发的奖项。[41]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以私人身份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引起了事态向积极的方向转折。2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批准高耀洁前往美国接受颁奖。河南当局却另出一招，他们迫使高耀洁的儿子参与拦阻母亲出国领奖。2月18日，高耀洁的儿子跪在母亲面前，一连磕了三个响头，求她不要去美国领奖。 “当时我的心就像碎了一样，”高耀洁描述道，“我儿子说‘就说你病了，不能去美国’。但是你怎么能对整个世界撒谎？我不愿意像这黑暗社会中的许多人那样撒谎。”高耀洁心志已定，即使儿子劝阻，她也不愿意放弃。高耀洁于2月16日接获通知能出境赴美领奖，2月26日，高耀洁抵达纽约。2007年3月14日，高耀洁在美国首府华盛顿接受“生命之音”2007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

14日下午，希拉里在她的办公室单独接见了高耀洁。这是早就安排好的议程,，她在致胡锦涛和吴仪的信中就说过，“我期待着能有机会与高医生见面”。高耀洁刚出电梯，希拉里的女幕僚就迎上来。她告诉高耀洁，听到她被软禁的消息之后，希拉里非常着急，命令她赶紧起草信件，二月初那几天，她先后起草了十几封信，送希拉里签字后一一发出。直到北京有了肯定的答复，她们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准备迎接高耀洁的到来。

高耀洁向她表示由衷的感谢，并说：“我能够出来领奖，也不说明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的进步吗？”她点头称是。她引高耀洁走进希拉里的办公室。希拉里笑嘻嘻地出来迎接。她把高耀洁请到里间，坐在沙发上，开始拉家常。她先问高耀洁现在的工作情况，又问她来美国生活习不习惯。说话间，她一直上下打量着高耀洁，目光不时地扫过她的黑底白花衣服和那双穿着自制布鞋的小脚，脸上露出好奇的微笑。高耀洁告诉希拉里，这小脚是中国妇女千百年来苦难的缩影，现在已经不多了，她是最后一批了。希拉里很礼貌的把话题转到艾滋病问题上，高耀洁介绍了中国艾滋病的情况，她表示同意高耀洁的防艾主张，还提出要提倡性道德，鼓励人们洁身自好，等等。言谈中高耀洁发现，她是中国通，对中国的情况相当了解。

……


高耀洁祖上原居山东省曹县苏集镇张贡士楼村，较为富有，后曾祖迁建曹县苏集镇高新庄。祖父高子箴娶妻李氏（其弟李文斋，1930年代中国国民党山东要员），生三子（圣尧、圣君和圣坦）一女（夭亡）。她山东曹县人，母语是中原官话，与日后工作地点河南省的语言相通

高圣尧（出生于1880年）娶妻徐氏（其父徐继儒，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曾担任山西补用知府），生有一女（少亡），高圣尧23岁病故，徐氏寡居。徐氏为高耀洁养母。
高圣君（出生于1885年）娶妻贾氏（其父贾鸿臣，清末举人），先后又娶妾四位，皆不孕。
高圣坦（出生于1892年）即是高耀洁父亲。高圣坦三岁丧母、七岁丧父，跟长兄生活，15岁娶妻，先后娶两位朱氏，皆难产而亡，后娶吕氏，生一男二女，生第四胎时难产亡故，后娶张氏，生九胎（早夭一人，少亡一人，七人健在），高耀洁是张氏长女。
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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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被过继给徐氏为女儿，在徐氏的抚养、教育下，幼年熟读《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五经》中的诗经、孝经；还有其它的诗、词、歌、赋等古典文学书籍；至今还能流利的背颂原文。

1938年春，高圣君中风，昏迷多日，经医生治疗后，仍是半身不遂，言语障碍，意识糊涂。1939年3月12日，八路军冀豫鲁边区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部二大队将病中的高圣君、高圣坦等三人绑走，并进行严酷苦刑，半个多月后高家出巨额赎金（杨得志回忆录载七万块银元，曹县志载30万块银元）[12]，虽人放了，杨、崔率部队将高新庄洗劫后付之一炬。对于八路军抢劫高新庄的原因，中共认为高圣君是地主、汉奸，而根据曹县志，该地区到1939年夏季才首次遭到日军扫荡，此前系国军占区。

高新庄被毁灭后，高氏全家逃离曹县，迁到河南开封（土地、房屋、钱财尽失，当时高圣坦深感个人责任重大，他不仅带出了妻子儿女，也把病中的二哥、二嫂安置在开封，同住一所院内）。高圣君于1943年农历8月在开封病故，享年57岁。1949年农历9月，高圣坦病故。1954年，度过饱受日军轰炸之苦的战争年代后，高耀洁终于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


三年饥荒和文革(1960-1974)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高耀洁的职业是产科医师。在1959-1961年中国连续遭受三年大饥荒期间，高耀洁曾将自己的粮票让与其他受饿的妇女。
1967年，高耀洁工作的医院受到红卫兵冲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尽折磨，因为她拒绝参加游行，遭到红卫兵殴打（现在她身上还存有多处伤痕）， 之后被间断关在太平间里。先后共计八个多月，高耀洁在太平间里，靠每天夜里由医院的一位厨房女工偷送的一点食物充饥。一次批斗时被打伤，令她的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
1966年，不堪折磨的高试图服毒自尽，被发现后经抢救幸免，但罹获药物性肝硬化。她还患有心肌缺血、慢性结肠炎等疾病。病症给她带来很多痛苦和不便。
1968年，红卫兵将高家 (先人均系厚葬，随葬品丰富) 祖坟挖开，抢劫随葬的金、银、翠、玉等珍贵物品, 后焚毁尸体。
---维基百科
https://i.nostrimg.com/f0ac9f7cfc7deb68f374864d654d8e42f57f49e5d6406797819ab3254f55a42d/file.jpg


纪登奎经常说，林彪系统、“四人帮”系统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所作所为背后都有毛泽东的影子。“毛泽东所以既起用林彪，也起用“四人帮”，是为了利用他们干掉那些他认为有威胁的人”。,,,
纪登奎经常感慨，从建国初期直到文革开始的十几年间，他作为地方领导人十几次单独向毛泽东汇报，总的感受 是，是能讲真话的，有时候这种谈话还相当畅快。但是，进入政治局以后，纪登奎本人也成了中央领导人，反而不敢向毛泽东讲真话了。特别是到了“ 文革”后期，林彪事件以后，再见毛泽东的时候，就不是能不能讲真话的问题了，甚至基本上连话都不能讲了，只能唯唯诺诺听命。,,,
在闲谈中，纪登奎经常说到林彪本人和林彪事件。他说，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问题， 大家都只按照毛泽东定的调子说话，从来没有人说出自己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在政治局 委员之间，包括在直接负责林彪专案的他本人和周恩来之间，会议之外，个人之间从来不 议论林彪问题，更不交流个人关于林彪问题的看法。所以，他始终不知道周恩来自己对于 林彪事件的个人看法是什么。,,,
纪登奎对毛泽东的复杂感情中，还有一种深刻的恐惧。现在看来，在当时的政治氛围 下，纪登奎这种内心深处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二十七八年以前，我在一次散步时 听到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对当时只有二十几岁的我来说，内心深处是一种巨大震惊。纪登 奎说：“有时候，半夜里游泳池（毛泽东住处）来电话，我马上就要往那里赶。这时候的 心情是很复杂的，不知道去了还能不能回来。我的夫人在家里，也紧张得睡不着觉，直到 我回到家里，才算踏实下来”。纪登奎闲谈中说到这种巨大的不安全感，是最让我难以理 解的，或者最让我不可思议。听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插话：“您想得太多了吧，毛主席 那么信任您，您还有什么担心的，难道还会突然把您关起来？”他看我一眼，并不回应我 ，继续说话。对于这种身在高层的不安全感，纪登奎只是一语带过，说话时的状态很像自 言自语，从来没有做任何进一步阐发，全然不理会我的疑虑和惊讶，更不给我的疑问以直 接回应。
以我现在的理解，纪登奎在毛泽东身边的不安全感或者内心的恐惧，其来源可能产生 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权力结构因素，即当时的高层权力系统，已经演变为在一个人的 极权统治，在这种政治情景之下，几乎人人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这其实已经是高层政治 生活的恐怖状态。其次是纪登奎的个人因素，即恐惧产生于纪登奎与毛泽东的特殊个人关 系。到“文革”后期，纪登奎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高层斗争，躲过了一个又一个政治漩涡之 后，已经意识到他的有些作为已经引起毛泽东不满，开始对来自毛泽东的信任缺乏自信。 在这种情况下，他有理由连自己的人身安全也有所担忧。

---"纪登奎对毛泽东的感情"　·赵树凯·
https://i.nostrimg.com/50788d742757e241a6c131841914e9fdf1a9c68a35c8400b57b9c847988ae2fc/file.jpg


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