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杂志上金锺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反右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当年北大和清华学物理的学生中，右派的比例高得出奇，北大三分之一的右派学生是物理系的，清华技术物理系一半学生是右派。金先生爲此问过北大当时最有名的右派学生(也是物理专业的)谭天荣，谭说：这是因爲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 底。爲什麽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呢？谭先生说这可能是因爲他们学的是数理逻辑，受的思想训练比较严格。这就是说这种思想训练容易和共产党的教条发生冲突。

---科学──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来源
作者：程映虹


我没有机会见到方先生，但是2003-2004年间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和他联系。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毛主义宇宙论和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文章，。

在采访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方先生说的两个细节，而它们本来都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政治意义。

第一个是方先生50年代上半期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从一本非主 流的参考书上看到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界，从列宁开始，海森堡的那个学派就是批判对象，说它在量子领域的理论是“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是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了西方“唯心主义”。

海森堡的那句话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麽多页，就是爲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布洛金采夫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在“全盘苏化”的中国也很有影响。他写的物理学教科书必须遵从列宁的“科学思想”，甚至为其作注解。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甚至有豁然开朗之感。

第二个是在文革早期，方先生被下放时，唯一能找到的有关科学的书竟然是一本关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著作。正是这本书把他带上了研究宇宙学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直接通向对时空无涯，运动永存这个毛主义信念的怀疑。当方先生接触到60年代国际天文学界的一些重要观测结果时，他就在1973年复刊的中国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科学语言表达了这个怀疑。那篇文章立刻给他带来了毛主义者在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上的批判。那段历史，需要另文说明。

就这样，两个和现实政治完全无关的细节竟然在方先生思想发展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我想，与其说这两个细节有多么了不起，不如说那个制度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的控制是多么全面，但正因为如此，又是多么的脆弱，因为它处处皆敌。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不但是历史真相，而且连某些科学理论和方法也是官方意识形态要压制和屏蔽的对象。

---程映虹：方励之教授为什么重要？


教育，邓小平时代最初的一项改革就是重新开放中国的大学。中国大学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关闭。，世界银行对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的头一批贷款就是支持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由于这些原因，一些人便认为邓小平从总体上说是“支持教育”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邓小平只是把教育看作一种手段，其 目的是实现他心目中的现代化，而不是给中国社会带来广泛的好处。他知道他需要经济和技术的专业知识来搭配中国廉价的劳工。但对儿童的基础教育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个人自由的扩展。邓小平时代在很多方面跟毛泽东时代大不一样。在毛泽东统治下受到残酷迫害的人在毛死后获得了喘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空间也有显著的扩展。在我所从事的科学领域，僵硬的意识形态有所松动，科学家们不再必须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做教本。那本苏联出版的小书即使是按照十九世纪的标准也已经过时。毛泽东死后，所有的人一律穿蓝色衣服的景象开始消失，人们衣着的不同颜色和样式开始出现。罗曼•罗兰的《让•克里斯朵夫》和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之类的书获得解禁。人们一度还可以偶尔地（如在1979年民主墙期间）公开批评政府。

但邓小平为什么要脱离毛泽东式的独裁统治呢？他是出于人道精神，同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吗？或者，他是看到中国社会正在觉醒，要求更多的变革，于是便采取实用的策略，以便让中共得以继续控制中国社会吗？很有趣的 是，在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说得天独厚，因为上述的很多自由最先都是出现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而我在大学任教。我所看到的每一项自由的进步都是学生和教师奋力争取得来的，而不是中国当局自上而下赐予的。邓小平只要出面，他所发挥的作用就是限制自由的扩散。他在1979年对民主墙的镇压明确展示了他的政治底线，这就是绝对不允许人们哪怕是稍微侵害到我的威信。他在1983年发动的”反精神污染”运动甚至涉及到了女学生的穿着打扮。

---《纽约书评》真实的邓小平——方励之评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


“开放”政策当中的一个时髦说法是跟外部世界“接轨”。但这种接轨几乎全部是商业和出口的接轨。在报纸和电视方面，中国跟西方国家、台湾或香港没有多少接轨。这方面的轨道依然被堵塞，而堵塞的方式实际上跟毛泽东时代几乎毫无二致。互联网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新的信息来源，但这种信息来源的形成并不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提倡，而是政府的打压政策未能奏效。在邓小平还在掌管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推出了第一批限制中国互联网的措施。

邓小平政策当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改革”又如何呢？很多观察家指出，自邓小平时代到现在，“不要政治改革”是中国当局不可动摇的原则。于是，坚持党的独裁地位也就使邓小平的“改革”在各方面大打折扣。
，，，
西方的一些观察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邓小平一方面如此积极地推进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却如此顽固地禁止政治改革，好像邓小平的政策彼此矛盾。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邓小平的政策就是一方面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动用党的军队镇压威胁中共权贵的财富和权力的学生抗议，这跟邓小平的那些基本原则完全一致。

---《纽约书评》真实的邓小平——方励之评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


邓小平当时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葫芦里到底要卖的是什么药。

1987年1月，我在合肥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邓小平
 政权认定我带头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把我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把我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无论我走到哪里，即使是我到外国参加学术会议，也受到监视。在1988年8月8日到29日，我到澳大利亚珀斯参加第五届广义相对论格罗斯曼研讨会。然后，我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和其他地方走访了一些大学。我所到之处谈的都是物理学。但一些中国留学生得知我去了，便邀请我谈中国的事情。在堪培拉，他们问我，我对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用来提出问题、表达批评的小字报怎么看。我尽力讲述了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记得看到一张小字报说，”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外国银行有存款账户。”

我还没离开澳大利亚，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就开始打电话给我，向我报告了惊人的消息，说邓小平通过中共的渠道发话了，说是方励之说什么”外国银行存款账户”，这是对他的诽谤。这些朋友说，邓小平准备对我提出起诉。听到这些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差不多每一个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和学生都有外国银行账户。（译注：这里方先生可能少交代了一个关键背景信息：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于80年代初出国留学，后来还取得了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这种事情尽人皆知。说有人有”外国银行存款账户”怎么就能构成诽谤呢？而且，假如邓小平真的是想把我拿倒，他肯定不需要走法律途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党的权力超越法律，而邓小平又在党的权力的顶尖，他何必动用法律呢？对他来说，假如他的目的就是想拿倒我，更方便的办法多得很。

我那年9月回到北京之后，在政府内部有熟人的朋友坚持说，邓小平正在准备跟我打官司。他们告诉我说，中共内部通知说，方励之的诽谤将”通过法律解决”。但我还是不能相信，直到销量超过《人民日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我的名字，并且详细地说明了我的哪些话如何构成了诽谤。

这下子气氛真的是紧张起来了。一些谣言开始四处流传，说是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对我发出传票。一些当律师的朋友开始提出要为我组织法律辩护团队。《参考消息》的一些读者给我发函，告诉我应当在法庭上如何为自己辩护。一些人还主动开始收集中国高级官员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的帐户信息，以便让有关的事实充当我的辩护。一些外国记者闻到了风声，变得非常激动起来。邓小平要跟方励之对簿公堂？太棒了，这绝对是一个大好的新闻标题！

但法庭的传票始终没有送达到我这里。到了那年的11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奉命到我家通知我说，我不会吃官司。她说，我不会吃官司是因为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的一个律师对邓小平解释说，方励之没有提出任何人的名字，所以诽谤官司没法打。

我当时进行了一番反思，终于明白了邓小平或许并没有白费力气。他很可能达到了他一开始就想达到的目的。他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部分人就是北京的学生在小字报中所说的”中央领导人及其子女”。因此，他才对有人公开提出这种事情超敏感。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假如他们有了这种想法，他们就应当明白这种想法绝对不能说出口。

邓小平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一点呢？对我提出法律起诉看似毫无必要，但要我吃官司的消息扩散全国，就能产生一种强力的震慑恫吓效应。邓小平很精明。在他漫长而丰富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这种精明算计的例子。

---《纽约书评》真实的邓小平——方励之评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al2fflv2tgnwi7gejv2iqqx7bq/production/b0ba92d5b1af5c548409902c420305161983f37caac552262e5e14057ac6f61d.JPG


张聿温：林彪“九八手令”怎么会有两份
最近看到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所写的《“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住地的清查工作》一文（载《党史博览》2011年第12期），不由得大吃一惊！

武文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和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处长赖奎、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秘书王歆一起，于1971年9月 15日到达北戴河中央疗养院林彪、叶群所住的96号楼清查文件。他们三人执行的这项绝密任务，是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嘱咐，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亲自安排的。

武文中有这样两段：“我们从林彪、叶群的卧室、起居室、书房到会客室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用房，一间一间地清理，桌子、橱柜、枕边、床下，片纸只字都不放过。”“集中以后，我们又仔细进行梳理，分清急缓予以处置。就在我们进入96号楼的第二天，我们清理出一张32开大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八·’。当时我们只知道这份材料非常重要，马上派专人急送中央办公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九八手令’。”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中央公布的林彪“手令”，并不是北戴河清出的这份，而是一份撕碎了拼凑在一起，竖写的，内容是：“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31页）当时配有撕碎了的“手令”照片，传达到全党全国全军。对此，吴德在回忆录中说，周宇驰劫夺的直升机被迫降在怀柔县沙峪的庄稼地里后，知道跑不了了，于是为毁灭罪证，他撕碎了林彪的“政变手令”，然后和于新野相约自杀了。随后赶来的北京卫戍区部队把现场缴获的碎纸片拼凑在一起，这才对出了林彪“手令”（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102～105页）。而且，当时说林彪“手令”写在一张16开白纸上，而不是武文所说的32开白纸（见刘回年、赵琦等：《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收录于熊华源、安建设编《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98页）。

这里，不禁使人对“九一三”事件产生出新的疑问和联想，令人不解的问题有二：

其一，林彪怎么会写下两份“手令”？孰真孰假？

其二，既然中央已经见到从北戴河林彪卧室清查出来的完整的“手令”，为什么还会有一份被撕碎了的“手令”？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和处理有若干疑问和未解之谜，这恐怕是较大的一个。

---《炎黄春秋》2012第三期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enzrs3mjaa2yom5zwbalisrdsq/production/6cdb4061d8039e4f8cb821bbc460b194efcea7bd90bb5d6b20354c7e5c33e279.JPG


“我男朋友可多了”
江青：“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我最 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那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唱给你听听……”于是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不舍不得离……咿呵呀嗬唉……哈哈，哈哈，哈哈哈。”

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吧，是不是？”

江青：“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摘自《中国外交隐秘故事：外交风云亲历记》，张颖 著

(1972年，原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维特克，受邀到我国访问。1972年8月12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维特克。8月25日，江青又在广州接见了维特克，当晚9点，江青宴请了维特克，席间，江青向维特克披露了许多她个人的私生活，以上是当事人张颖对两人当时的部分谈话实录。）

图1：维特克第一次见江青
图4：江青让维特克拍她工作时的照片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k7ybalfqa5xikjqkh5jzxkpchq/production/0d2542cbabeac104d4c8471b6f7626a832733c65e8287e6ee2b1b7c5fca3c5fe.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4l76uemmialcdwi3h3jxuhjbra/production/a4c5a41c4ac04cb2e5d0019765373d416d3a720922c56f1097ad278b9c101e4e.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w3lzmlyejgfkmoma6cyyoooz5a/production/fedaf3ae7c4d3d3b9891f4a81c95d3f180e6ca3a04c78b6eef221f92c6014029.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4w63bszt4tpvgup2j6elsfnnia/production/4e2a3ca4df8a0591a7e98e158fc083147d3979a4fb287b4179d2170e274c2e02.JPG


谁是朝鲜战争的胜利者？
战争是否取得胜利的标准是什么呢？这要看战争是否达到预期目的。

金日成：小输家

策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十分明显是要在南韩建立统治，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解放”南韩，是要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而结果呢？花三年时间，朝鲜死亡无数人，最后的结果又回到了三八线，南韩还是在李 承晚的领导之下。但是由此拉住了中国这个大金主，金氏王朝得以延续下去(现已三代)。

中国：大输家

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是侵略者，中国在全世界受到孤立，在那以后美国有理由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国也失掉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中国志愿军被俘人员是2.08万，是美英两国战俘的4倍还多。在战俘遗返时，中国战俘有1.6万人不愿返回中国，(占被俘总数的三分之二)。(数据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唯一的收获是落下了敢与美帝叫板的名声(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中国老百姓宣传的)，还有欠苏联的巨额军火债务，死要面子活受罪。且现有解密文件已表明，美国从从来没有进攻中国本土的计划，“保家卫国”纯属胡扯。当然，金日成在中朝边境来回流窜(中国默许)也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和报复。

美国人：大输家

捍卫了南韩的主权，但也没有推翻金日成政权，损兵折将，花钱无数，又回到战争爆发前的状态。

苏联人：大赢家

把中朝顶到第一线去硬拼，它躲在后面看，不仅没吃亏，相反还卖了不少武器。直到60年代，中国还在勒紧裤腰带(都快勒成麻花了)偿还苏联的军火钱。

日本人：大赢家

战后美国高度重视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日本占了大便宜。在战争中接了美国不少定单，建立了经济崛起的基础。

---梁木生：朝鲜战争的最终真相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jl55msz6ozyozffb7bi2qpjgsa/production/915e663093656c6d7953349a99f06964517705cbee83631af29c9aea7023a906.JPG


在文革期间，中国报纸和杂志每天用大字标题来报道文革的驱动力量如“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在全国的活动，但对暴力和杀戮却一字不提。那时中国当局出版的报纸、杂志和纪录片中全是这样的画面：百万名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少年游行通过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与红卫兵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握手，背景则是红墙、 红旗、红色标语和毛泽东的小红书。欢呼雀跃的年轻红卫兵成为广泛宣播的革命的标志性形象。媒体没有报道革命的血腥的一面：大批被划入“阶级敌人”类别的教师和居民，以及许多出身于所谓“黑五类”家庭的学生，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殴打，伤害，甚至被殴打致死。文革期间另一个不被报道的死亡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之死。他经历了三年监禁和折磨之后，在1969年去世，但他的死亡消息直到1980年才向中国人民公布，那年中共新领导人决定为他平反。

暴力不但在发生的时候没有被报道，在因毛泽东死亡而文革结束以及新统治建立之后也仍如此。在1978年至1979年，在毛泽东的死亡导致党的内部圈子结束并否定文革之后，中国媒体才谨慎地开始提到一些级别很高的或者很有名的受难者，作为一种为他们恢复名誉的方式。但是这些文章很少写到受难者受到了什么样的迫害以及他们是如何被杀害的。受难者只是被简单地描述为“好同志”，“忠于党”，被“林彪集团”、“四人帮”迫害而死。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级别在副部级或以上的受难者才可以刊登在国家级的报纸上。

---王友琴：文革历史写作的主要分歧


1966年8月30日，在红卫兵杀戮的高峰时期，周恩来总理用铅笔写了张字条，列出了13名“统战对象”的名字，其中包括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在内。周恩来要求对这13人的家庭和住宅施行保护，红卫兵不得冲击。文革后，在正式出版物中，周恩来的字条成为他在文革期间努力制止文革暴行的明 显的有力证据，但这样的解释是需要从历史中删除大量教师和居民受难者才能得出的。事实是，当周恩来写这一字条的时候，每天仅在北京就有数百普通市民被红卫兵打死。写这张只保护13个高层人物的纸条，实际上也是对大规模屠杀的默许。

据有机会查阅“内部文件”的人说，当时中央每天通过数个情报收集部门得到被打死的人的数字的报告。显然，假如公布这些内部数字，周恩来的正面形象就很难维持，而那是文革后中共极力维护的形象。周恩来的这种正面形象有助于把文革描述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见1981年《决议》）。好像文革的首要受害者是党，而不是人民。

---王友琴：文革历史写作的主要分歧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3lgqvzjfwk2vxedqlv6rsr76ya/production/c7a8a1268d5651dadd08c1b23253ae2e9b9ac38f1c847ec54fa170d74d175306.JPG


“老子反动儿混蛋”
1966年8月，少年时代的习近平是北京八一学校六年级学生。文革开始前，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就被毛泽东以“利用小说反党”为由迫害关押，习近平沦为“黑五类”子弟。据王友琴指出，文革初期北京“红八月”期间，习近平在学校遭到红卫兵殴打，还被游街，事后去问老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王友琴说：“来看我的靳正宇老师的四个同班同学中间有一个女老师叫陈秋影， 1966年她曾经是（习近平的语文老师）。哦，习近平现在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1966年他还是个孩子嘛。陈秋影是他的老师。她特别跟我讲，那年的夏天，（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被打了。为什么？ 因为红卫兵运动除了打老师以外，他们有一副对联是他们的‘组织路线’，叫作‘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以在那个夏天，爸爸妈妈被当成所谓‘有问题的人’的那些年轻人也被打了。她特别来跟我讲这件事，说当时习近平被打了以后，当然很痛苦，还问过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么当时陈秋影也就是毕业才六年的一个中学老师嘛，所以她说她也回答不出，只是安慰安慰，就觉得……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王友琴表示，八一学校退休教师陈秋影认为，当初习近平是个好孩子，没有学坏。

王友琴说：“据说还把他去游了个街，但这个老师说她没看见，只是听说。但打他（的事）习近平跟她（谈过），他们两个人讲过的。她说后来她到福建去看他（习近平）还提起这件事。就说习近平挺客气，她去福建嘛，所以这个老师就老强调，她就觉得他还是好的孩子，就是他也没跟着人家学坏，因为八一学校后来也有一个托儿所的人自杀了。”

---《文革受难者》作者王友琴专访：
反人类的红卫兵运动不容重演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bddfen7rbqoh6jswyvu27uhwba/production/4ae844ee5e97ffc0564660d69225df4de56c9cc7eefc0071d13fa38b9976b732.JPG


毛主席不是封建皇帝的三十四个铁证！
胆敢玷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封建皇帝的三十四个铁证！
一：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于扯旗造反，夺得帝位之前，便不断地搞大清洗、搞“整风”运动，洗脑自己的百姓，乱杀自己的同胞。

二：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以“分田地”为许诺，鼓动农民起来造反，夺取帝 位后，又将分给农民的土地夺回。

三：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夺取帝位后不大赦天下，而是利用运动在全国进行大规模屠杀。洗脑百姓，让几亿人天天喊自己万岁。

　　四：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以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一举把全国50多万知识分子打成“阶级敌人”。

　　五：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把“阶级斗争”做为治国纲领，使尽阴谋阳谋，无休无止地挑动全国臣民斗来斗去，并且越斗“阶级敌人”越多。

　　六：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相信粮食亩产10万斤，谕令饥饿的百姓“粮食吃不了，一天可以吃五顿饭。”

　　七：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对农民实行“共产”，把他们的财产掠归集体，使其一无所有，如同奴隶；甚至将他们强行赶出家门，集中居住，名曰“军事化管理”。

　　八：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命全国农民吃大食堂，发现谁家有一点存粮，即强行收缴之。

　　九：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在本国人民啼饥号寒，无数人死于饥饿时，仍把大量食品物资白送给“兄弟国家”，无偿支援他们“闹**”。

　　十：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诏令全国人民大炼钢铁，因为最昏聩的皇帝也知道钢铁不是靠土炉、矿石加木炭炼成的。

　　十一：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让人民一次“自然灾害”就减少4000万人口。

　　十二：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让没文化的官僚群体管理全国各行各业，而把知识分子当作假想敌，认为他们“知识越多越反动”。

　　十三；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按自己的意图划定框框，诏令全国文人按照他的指示写作。

　　十四：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煽动全国学生起来“造反”，怂恿他们抄家、抢劫、打人、杀人、砸烂文物古迹、批斗各级官员。

　　十五：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令全国学校“停课闹革命”，又于目的达到后，把数百万响应他的号召“闹革命”、并无数次高喊“拥护”、“誓死捍卫”他的人发配到农村，强迫劳动，美其名曰“接受再教育”。

　　十六：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为巩固龙椅而发起十年运动，借助深受愚弄的百姓之手消灭政敌，除去开国功臣。

　　十七：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让全国臣民每天早晚朝拜、山呼万岁、跳舞献忠心。

　　十八：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让全国各地竖立他的雕像，让全国家家户户挂他的画像。

　　十九：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每讲一句话，就要让全国人民敲锣打鼓吹呼多少天，热烈庆祝“最高指示”发表。

　　二十：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让大老婆（皇后）跳到前台，把持国家政治，操纵全国运动，而自己充当幕后指挥。

　　二十一：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把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定为阶级敌人，并将他们的上亿亲属视为异类。

　　二十二：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从登上龙椅开始就搞全国性整人、斗人运动，一直搞到驾崩，驾崩之前还留下遗言，要“七八年再来上一次”。

　　二十三：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把自己的文章编成书，把自己说过的话编成语录，让全国臣民学习、背诵，并把自己的语录诗词谱成歌曲，让全国臣民传唱。

　　二十四：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把自己平时的讲话稿、工作指示编成书，印上几十亿册，拿取巨额稿费，同时剥夺全国文人拿稿费的权利。

　　二十五：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把自己的思想强行灌输给全国人民，只是借儒释道加强思想统治。因此翻遍二十五史，也找不到“嬴政思想”、“刘邦思想”、“杨广思想”、“李世民思想”、“赵匡胤思想”、“成吉思汗思想”、“朱元璋思想”、“爱新觉罗玄烨思想”等词汇。

　　二十六：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敢说自己的思想是“世界**的灯塔”。

　　二十七：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要当“世界**人民的领袖”，领导世界**。

　　二十八：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敢夸海口，要“解放全人类”。

　　二十九：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说自己是人民的“大救星”，因为只有佛祖释迦牟尼、上帝耶和华那样的神，才能称为“救星”。

　　三十：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敢不断干涉别国内政，不是向别国输送大批军火物资，就是让数万、数十万的子民到别国战场上送死。

　　三十一：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欺骗本国人民，“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三十二：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能把人民愚弄得被穷死、饿死、整死还高呼万岁，衷心祝他万寿无疆，狂热歌颂他英明伟大。

　　三十三：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敢说自己“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因为皇帝们可以不畏臣民，但不敢不敬畏上天，不敢不敬畏祖宗法度，即使是开国皇帝，也要尊崇尧舜。

　　三十四：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死后不下葬，放在特意为他制作的房间里.装在透明的棺材里，让百姓随意参观他。

 三十五：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从不刷牙洗澡的…

---白衬衫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jiwb5rsxjrhbuet76pzjwakwyq/production/27d4b81857fee8988856a5c14e5fb5e67a447adb584bf1d8df1376aa1957aa4c.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iwhijzgpuq6amtona7v7furyma/production/342d43e8454fe075eb7647261db1160b7c8eea968024a063661ab37804c544de.JPG


1966 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像杀猪一样。”邻居 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请会杀猪的人来，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 24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文革受难者——陈梦家
作者:王友琴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6cazivokoujoeswjklevq7h5da/production/a323a7cdf473182566fb467a635ca4e9f77869c107b34ad99df12d5f11cdbf6b.JPG


1967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选》、《毛泽东诗词》稿酬的计算标准的建议：《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平装本、精装本每套稿酬一角；《毛泽东文选》稿酬每本二分五厘；《毛泽东诗词》每本稿酬三分；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不是新发表的，暂不订稿酬。最后，这一建议送毛泽东本人 审阅，毛作了批示：还是以过去标准为宜，一些提议不合实际。

后来，还是按国务院拟订的标准，并允许各省、地区可以不同，有一定的差异。《毛泽东诗词》的稿酬，统一提升到每本五分（当时毛泽东诗词每本售价为一角五分至三角）。

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查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据汪东兴所述：毛泽东稿酬累计多少，以什么名义存放，当时只有周恩来、汪东兴、张玉凤知道。

另外，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

毛泽东在1959年4月至1961年10月，从稿酬中提取22万元，给七名党外知名人士，其中给章士钊10万元（按：1920年4月，章士钊在上海曾赠2万银元给困境中的毛泽东。毛戏称，这是还给章士钊的旧债）。1966年初，又提取了10万元给了程思远。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

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张玉凤，给护士吴某2.5万元。毛曾先后两次给汪东兴4万元（其中有1.5万元是给汪东兴家属修建房屋用的）。

---白衬衫 | 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bbxsfllpmcnmvbctwo223w4pyq/production/3dd5497b71dc0bfa0554055c6c5be1994b5eb686cc8c6754cc0c5e092fa5cb6b.JPG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 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Co-China周刊 | 杨继绳：永久的墓碑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 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甘德霜：大逃港与墓碑


为什么要逃港？
《大逃港》作者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深圳宝安县委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 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当局开始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

---甘德霜：大逃港与墓碑

图：逃港罹难知青在美国安息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jq5ygqjuazwmssru4ih4uwmpka/production/c420cd672f13179ce089d9e4d9edc7605322d18f3c0cdf247ef3007d7dbcca5a.JPG


中国的悲剧
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精神、政治和社会的世界逐一崩解，毛作为一种现象是在这种巨大的转型中产生。一方面是礼崩乐坏，传统的政治和价值权威不再，巧取豪夺，尔虞我诈，争强斗狠，可谓司空见惯。

另一方面，重建国家的富强，文明的秩序，民族的地位成为人们不断探 索的主题。超越的价值被民族主义的目标替代，病态的敏感自卑和虚幻的骄狂自大并存，自诩文明却常常举措野蛮；对旧文明爱恨纠结，明弃暗守；对新文明即羡又厌，欲纳还拒。这些都成为文明秩序崩解后一种普遍的集体心理表征。

毛是这时代产物，是这种文明危机的一种体现。他混霸气、流气、文气于一身，以超出他人的意志力、狡诈和权谋，不仅消灭了党内的挑战者，也最终战胜了蒋介石这依然格守些儒家训条的政治对手。一出大变动时代典型的野蛮战胜文明、氓痞凌驾君子的旧戏。

不同的是，毛不仅回应了人们对传统时代的稳定和光荣的怀恋，同时也利用了人们对现代文明的渴望来成就其现代帝业，统驭人民。 他高声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事实是，在他的治下，能站起来的只有他一人，乃至他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的堂堂总理周恩来，都要奴颜婢膝地跪下来为他指示行车路线。

而早在他宣示前的数年，在“开罗宣言”发布的那一刻，中国人在全世界人面前已完成其庄严的站立，那是亿万国人浴血抗战的结果。而没有日本人提供的这机会，中共和它的领袖毛，却是注定要消失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的烟尘中的。

靠千千万万农民的牺牲得了政权，毛却在执政后将其变成现代农奴，让他们在现代再领教那种人肉相食的饥荒惨剧；以自由和民主的承诺，赢得市民和知识阶层的拥戴，却调转头来剥夺其财产和自由甚至是生命。人民只是他用来装饰的辞藻和驱使的工具，成为他满足内心浪漫冲动、画“最新最美图画”的廉价画料。

对文化，他抱一种虚无主义和工具主义态度，缺少基本的敬重，以自己的偏好和政治需要亵渎文化，文明等同粪土，雅致让位粗俗，才有“不许放屁”入词，那亿万人必须学习背诵的领袖名句。文化践踏的后遗是，至今，一种痞子文化依然在中国大行其道。

---张伦 | 毛的悲剧与中国的悲剧


个人的悲剧
一个人一生的悲剧或许最能用他晚年的境遇来说明：在其权力看上去达到无可比拟的强势、被人奉为神明的晚年，真实的毛却象许多专制独裁者一样，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病弱不堪。因担心背叛和身后被清算，疑惧和猜忌噬啃着他的心灵；对自己孤注一掷发起的事业能否得到历史的认可也满怀焦虑。

这是一个一生追求权势，却被追求到手的权势所侵蚀、毁灭了的人。他过度的自信和性格上的自恋，加上他那些早先的同志后来的臣仆们的吹捧，让他相信具有神启的德行和能力，代表正义，能够按照其意志改变中国和世界。

从这种混合了中西、传统和现代的某些思想资源而成的意志主义出发，他试图改变人性，建造人间“大同”，“六亿神州尽舜绕”，将以康有为为滥觞、嫁接了西方粗俗的左派思潮而成的近代中国乌托邦思想付诸实践。但到头来，他却连自己的人性也丝毫未能改造，相反，深谙人性阴暗一面的他，在具体的政治操作上，利用人性的丑恶纵横捭阖，恩威并用，夺权固势，不仅毒化了他自己的心灵，也极大地败坏了中国人的道德。

他生活在现代，却悲剧性地缺乏对现代文明的了解；他曾是五四青年，也学习了一些新鲜话语，但思想的底色却只是中国的传统，甚至是底层传统；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夺取权力的成功，强化了他思想的落后；对现代文明的无知，反过来成为他反现代的论证。

这种种他有关人性和世界的认识上的矛盾和问题，决定性地形塑了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他主导的造成中国的悲剧的各种政策和实践的认识论上的根源。

---张伦 | 毛的悲剧与中国的悲剧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gooojjmcdfefachumdzavxlroq/production/5aef64fc3425438bd832f928f995fce111ff6058a21314cba9d9242d0e988b03.JPG


神化毛泽东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为庞大且有效的一项，用尽一切办法出版毛泽东的各种著作。文革时毛泽东著作出版数量之多、用纸之多、运输之繁重、浪费之大，大概是中国出版史上前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的，因此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出版毛泽东著作办公室。对于文革时毛泽东著作出版的历史及颠 末，学者散木在《关于“文革”前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始末》一文里，有非常清晰的数据和对众多参加者的记录。众所周知，文革前夕，作家都停止拿稿费和版税，但毛的著作依旧拿不少版税或者稿费——这方面当然还有争论，但我倾向于毛是拿了稿费或版税的，参见著名网文《越描越黑的稿费——评〈毛泽东稿费真相〉》——这且不说，为了毛著的顺利出版，其它有关印刷物乃至许多方面的事都停下来，以至于到了教材都无法正常印出，影响在校学生学习的地步。

文革时百业凋蔽，国民经济滑到崩溃的边缘，其原因是很多的，但其中恐怕也有免费发放毛著所造成的很大浪费的功劳吧。免费发放毛著造成的巨大浪费，虽然至今不能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一般民众现在也承认并知晓这是个很大的浪费。倘若对毛著于民众和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只算表面上的经济账，那么无疑没看到问题的实质。更为关键的是，毛著的出版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将民众愚弄成“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愚民，带来的一系列的损失。愚民不仅智商低下，分不清是非好坏，还认贼作父。换言之，更为长远而隐蔽的损失是，被愚弄的民众，不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伤害，丧失了为自己权利维权的能力，今天中国成为公民社会的道路依然漫长，其中就有官方神化毛泽东大规模愚弄民众的功劳。

---冉云飞 | 谁是毛泽东著作的大买家？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bwdrx3awskwmbzuc4bk6ryhp5q/production/93b145d7561297188e356312b2a1e02570ed4f2925db921c65d9c72a8da313ee.JPG


一组内倾轧斗争互相坑害，毛也从中搅和，这样子就不会有人团结起来反抗他。

江青老和叶子龙、李银桥拌嘴不休。江知道叶给毛办“事”，便和叶疏远。江青更是厌恶李银桥。

汪东兴和叶子龙一向水火不容。而叶子龙和李银桥一来为利益相争，二来为竟向毛争宠，也剑拔弩张。毛则在一旁煽风点火，等事情闹大 了才出面搞平衡。一组的日子便是在这样风风雨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日子中过去。

我是受西方医学教育出身，自然有“医生架子”。再加上卫士们的“渲染”，我就架子十足了。毛的革命价值是推崇工农出身的干部，对医生不屑一顾。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内心很不平。我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医生这个职业是治病救人，是高尚的工作。叶子龙因此看我不顺眼，想将我排挤出一组，指使李银桥去毛那边告了我许多状。

毛听了李多次，总设法调和我们之间的勃溪。有几次毛同我谈话时，我讲到叶、李二人不得人心。毛说：“这两个人对我有用处，你们要搞好关系。”这话，我当时也不懂真正的涵义。我深知其中的底细，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我那时仍很尊敬毛，但江青的不可理喻和一组这帮人的徇私苟且，使我想离开这个环境。毛的“争宠论”和“戴高帽论”又使我难以苟同。我此时已是一组中的一员。一组应该是个相当光荣的特权团体。但一组的人多半看不起我。叶子龙、李银桥、机要秘书和卫士们就象古代宫廷中，随侍在帝王身侧的人，借着毛的“意旨”作威作福，旁人只有俯首听命。我身为毛的保健医生，却得任凭叶、李这种人的压制。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李志绥


毛并不具备正确、充分的生理知识，但我发现毛很喜欢谈论性。毛对满洲王高岗的性生活非常好奇。高岗、史达林称其为“满洲王”。

毛说到高、饶的错误问题时，常一带而过，但是每次讲到高的私生活丑史，无论在口气上，或是表情上，都是显出极为惊羡而至为向往的神情。毛非常羡慕高用举办舞会的办法，借机 勾引女人，和一百多个女人发生了关系。毛讲：“这种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节不亏，这种小节算不得什么。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或把自己的错误说清楚，这点事无所谓，我还要用他。”

江青也常绕着性大发厥词。在我到一组后不久，曾几次亲耳听见她宣布她昨晚和毛做了爱，我简直是目瞪口呆，大为惊骇。她并称赞毛的不凡之处。

既然毛和江青都如此口无遮拦，在这种风气下，护士们爱谈论性事就很自然了。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李志绥


毛的内宫中，如果说江青是最依附毛生存的人物，叶子龙则是对毛最有用处的人。叶子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兼毛的机要秘书并管毛的家务。后来我从汪东兴那得知(叶也亲口告诉我)，叶也给毛找女朋友。叶替毛从各种来源提供女孩–机要秘书室、机要室。他都挑选一些单纯、容易指挥控制、政治上可 靠的年轻女孩。

叶住在中南海，毛的菊香书屋的后面。叶安排年轻女孩进入中南海，先躲在他房屋内，等江青睡熟时，再把她们从饭厅后面送进毛的卧室。凌晨时分再送女孩出中南海。

叶也负责毛寄放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的稿费。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就是在《毛语录》卖出上万册之前)，《毛泽东选集》已使毛赚进三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在一九五零年代，毛是全中国的首富之一。毛也很慷慨，资助了一些因共产党当权而被没收财产或无以为继的老师和友人。他也用钱资遣那些跟他在一起的女孩。叶子龙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帐目”–资遣费由几百块到几千块人民币不等。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李志绥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6meseyq24xyob4qcmmm4pwtkka/production/bdb1e8d46154289051b3e4a6bb619b9fb768889c074a1e6d582f52a301926d89.JPG


中共粉碎“四人帮”后给几乎所有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昭雪 ，并指出他们的受迫害都是林彪和“四人帮”所为，但却绝口不提毛泽东和周恩来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举出了彭德怀遭受迫害一事。１９８１年１ 月２３日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在判决书中说“一九七Ｏ年十一月三日，黄永胜同 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然而原报告是这样写的“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视。”时间是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７日。黄永胜则在１１月３日批示“同意”。黄这个“同意”是指“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吴法宪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 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能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 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事没有任何决定 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吴法宪直言“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 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吴将军最后这句话质问得好！为什么邓小平不敢追究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搞政治 迫害的责任？为什么要嫁祸黄永胜等人？彭德怀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含冤 去世的，那时林彪早已横死蒙古沙漠多年，黄永胜也被毛泽东关押审查，如果彭德 怀真是林黄等人搞的冤案，为何毛泽东周恩来不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我们再进一步 追问，彭德怀去世时，正是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之际，邓不仅担任政治局委员，还 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按照这一逻辑，邓小平也是党政军内的当权 派，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邓小平也参与了迫害彭德怀的活动，邓小平难道就不须为 彭德怀之死一事负责吗？！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吴法宪回忆录》
                            ·丁凯文·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vdoju5e572ljdxkzkrgl2btscq/production/2da3f5ce6c280e3a2918424efd9ccf5bc22d69b6492e09372b60b6bce15db2db.JPG


晚年毛泽东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整人的事，因此可以说，大多数时间都浸泡在整人的污泥浊水中，“不亦乐乎”地感受着他“与人斗”的肮脏与恶臭。

并且，他还把他身边的那些人，那些执政党高层大员们，也都拉下这污泥塘中，陪着他一块儿嬉戏打闹，闹得一个个都成泥猴模样。

不过，他老人家并不总是浸泡在这污 泥塘中，有时还会爬上来坐在岸边，一边 喝着茶、抽着烟，一边半是欣赏、半是监督地看着这污泥塘中的人是如何在嬉戏打 闹的。

先是看着刘少奇是在如何往彭德怀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继而看着周恩来又 是在如何往刘少奇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再而看着邓小平又是在如何往周恩来身 上泼脏水、抹污泥的……

他看着看着还会不时发出喝彩声和呵斥声，喝彩那些在这污泥塘中闹得最欢的 人，呵斥那些在这污泥塘中闹得不太欢的人。

正是这种污泥塘中的狂欢，构成了晚年毛泽东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并因他 蓄意拉人下水而又连带地构成当时整个中共高层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这种污泥塘中的狂欢，又因其非常丑陋而成为毛泽东刻意设局加以掩饰的历史迷案；并又因其负面连带效应而又成为此后历届中共高层都要想方设法加以掩饰的历史沉案。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姚（监复）先生问我，小单，你知道1973年毛泽东整周恩来这件事吗？
我说，知道这件事，但不太清楚这件事的内情。
姚先生说，你猜猜看，在当时整周的人中，谁是最重量级的人物？
我在揣摩他的口气后说，这肯定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
姚先生答：不错！这的确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这个人就是邓小 平。

姚先生继续说，毛泽东知道，要整像周恩来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仅靠“四人帮”那些人是压不住台的，也得要有与之相差不多的重量级人物出场。于是，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投向了这个他不久前才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的原“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自是会深知毛泽东的用心，深知毛泽东这是既在起用他也在考验他。于是，他为了毛泽东，也为了他自己，断然出手，将整周恩来的事做得尽职尽力。

    姚先生说，这些情况都是纪登奎亲口告诉他的，纪登奎本人就亲历了这件事的全过程。

纪登奎还告诉姚监复：他保存着他与毛主席五十次谈话的记录。中央曾找他谈话，希望他能把他所亲历的许多重要事情都谈出来。他表示，如果把这些事情都谈出来的话，不仅会有损一些已死去的人的形象，还会有损一些还活着的人的形象，所以，还是不谈出来为好。可是，胡耀邦坚持要他谈，并承诺把他的这些谈话记录封存起来。他这才答应谈。中央有关部门随即派专人来和他谈，关起门来谈了三天。

    显然，在纪登奎当时不愿谈的那些他所亲历的事中，就包括１９７３年毛泽东主使中共高层整周恩来的事；在纪登奎当时很顾忌的那些还活着的人中，就包括邓小平。很可能这个如日中天的邓小平就是纪登奎当时最顾忌的还活着的人。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对于“文革”抱着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讳莫如深地总不让彻底搞清“文革”。因为，他在这场运动中，既受过严重的伤害，也有过不良的言行；既做出果敢的举动，也留下耻辱的记录。所以，“文革”问题在其治下，也就既不能作为传媒深入报道的话题，也不能作为学界深入研究的课题。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毛泽东整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使自己隐身幕后，而把别人推倒前台去大打出手。例如，整刘少奇时，他把周恩来推到前台去主持其事；到了整周恩来时，他又把邓小平推到前台去做重量级打手。

他这样做究竟是怎么想的，不得而知；但有什么样的后果，则是确定无疑的，即能让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位于前台 的人替自己分担尽可能多的整人责任，并因此而能为自己的身后事埋下许多伏笔。

这个党若要继续维护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的形象，就得设法掩饰这些人曾如何积极参与整人的史实，同时也会连带着设法掩饰毛泽东曾如何指使这些人去积极参与整人的史实。

    这就会淡化乃至抹煞那段历史，那段由毛泽东领着这些人共同创造的十分丑陋的历史；同时也会模糊乃至掩盖这些人的真实面目，这些人在中共高层政治角逐中不时作阴阳变色的真实面目。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１９８７年出席那场所谓的“民主生活会”的中共高层官员当有数十人之多，其中绝大多数者都或多或少地作过揭批胡耀邦的发言，都程度不一地伤过他的心，致使这位“红小鬼”出身的总书记于会后不禁“号啕大哭”。如今，仍有不少当年参与过整胡耀帮的人还健在着，可其间很少有人肯站出来，详说当年“民主生活会” 的真相。他们大都保持了某种沉默，某种既是在为主使整人者掩饰、也是在为参 与整人者即他们自己掩饰的沉默。整人者几乎再次集体失语。

与“庐山会议”的隐情之披露方式有些相似，此次“民主生活会”的隐情也是由挨整者本人痛加披露的。

    胡耀邦在被整后两次约李锐长谈：第一次长谈在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４日（胡挨整一年后），自１４：４０至２０：２０，历时５小时４０分；第二次长谈在１９８９年４月５日（胡去世前十天），自１４：３０至２１：３０，历时７小时整。在两次长谈中，胡耀邦谈了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许多事，重点谈了自己不久前挨整的事，谈了发生在那个所谓的“民主生活会”上的许许多多的事：

——没有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写辞呈了。
——将一个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
——有许多重大人事决定都是老爷子（邓小平）定的，都误会到我的头上。
——余秋里“第一个放炮”，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王鹤寿背弃友情，黄火青结怨泄愤。
——与邓小平冲突的“导火线”，是因为我与他私下里谈论：“我半下”（即辞去总书记职而任军委主席职），“三老全下”（即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邓则背着我抱怨：“为什么让我下？”并断定我“是要取而代之”。
……
——如此处置我，“是历史不公平”。
——“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有个平反的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

    李锐用心记下了胡耀邦的话，先是在胡耀邦去世四日后（１９８９、４、１９），在中顾委悼念胡耀邦支部会议上，转达胡耀邦生前“希望有个平反结论”的“带有遗嘱性质”的要求，并请中顾委“正式转告中央”；后是于胡耀邦去世十三年后将上述胡耀邦谈话要点整理成文，冠名《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公开发表。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被置于第四组接受批判，而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大都被安排在这一组参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会议的现役军队将领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会议的红三军团老人之几乎全部。如苏振华（曾任红三军团第１２团政委）、李井泉（曾任红三军团第４师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曾任红三军团第２ 师政治部主任）、杨勇（曾任红三军团第１０团政委）、张爱萍（曾任红三军团第１１团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组，都被要求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己的老首长。其中，苏振华、李井泉表现得最为积极，频频发言、句句诛心。

１９７３年，毛泽东借中美关系问题整周恩来，先是开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继又将政治局会议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更多的人扩大进来批周恩来。在这扩大进来的人中，就有所谓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为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少”为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

    这些批周恩来的与会者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尤其是来自外交部的那几个老人，都是跟随周恩来数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们都被驱赶着围上前来，面对面地向自己的老首长发难，怒斥他的种种不是，还痛揭他的若干老底。

毛泽东如此整人的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１９８７年１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当年彭德怀、周恩来挨整的情景，即一种被蓄意制造出来的众叛亲离的情景。当时中共高层也开了一个会，一个所谓“民主生活会”。主使者也是精心设局，唆使诸多与会者纷纷向胡耀邦发难。

    在这些发难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黄火青、邓力群等本来就与胡耀邦心存芥蒂外，还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鹤寿等过去曾与胡耀邦相交甚好。薄一波曾因“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事而求助于胡耀邦，并受惠于胡耀邦，本应感恩戴德于胡耀邦，可是，此次却充当了整胡耀邦会议的主持者。王鹤寿早在“延安时期”就与胡耀邦过从甚密，是所谓“桃园三结义”者之一（另两人为胡耀邦和陶铸），可是，此次竟将胡耀邦私下对他说过的“一些心里话”给揭发了，令落难老友“伤心之至”。

    作为回应，彭德怀、周恩来以及胡耀邦，对于这些势利反目的袍泽故旧，也一定是倍感酸楚，除有极度的悲愤外，还有极度的厌恶。无庸置疑，彭德怀对李井泉、苏振华的鄙夷程度，周恩来对乔冠华的鄙夷程度，以及胡耀邦对王鹤寿的鄙夷程度，都一定会远远地超过他们对其他发难者的鄙夷程度。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当毛泽东决意整治并无反意的共军元勋彭德怀时，一大批与彭德怀有着数十年战火情谊的红军将领纷纷围上来朝他吐唾沫，泼脏水，东拉西扯，无限上纲，还翻出一大堆陈芝麻烂谷子，气势汹汹且婆婆妈妈，一如街妇聚骂之行状。他们还一致举手赞成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并给他安上了两个大逆不道的罪名： 一个是类似于“汉奸”罪名的所谓“里通外国”罪名，一个是类似于“结党谋反”罪名 的所谓“组织军事俱乐部”罪名。

而当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后，则见许多中共大员纷纷变脸，对落难者唯恐避之不及。在由庐山返回北京时，除张爱萍将军外，大家“都不愿和彭老总同机”，以至于“那架飞机只稀稀落落地坐了几个人。”

又当毛泽东将彭德怀只是闲置京郊吴家花园而并未监禁时，就没有多少中共大员去探视他，更不要说去与他促膝谈心了。彭德怀曾对不期而遇的谢觉哉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在吴家花园，只有总司令（即朱德——引者）来看我，找我下棋……还有帅大姐（即帅孟奇——引者）来看我……”

    不过，彭德怀自己也曾“规定一个军人也不见，以免引起嫌疑，牵累来者”。因为，他背的毕竟是“组织军事俱乐部”的罪名。

当彭德怀被正式收监后，除提审人员外，就没有任何袍泽故旧来探视他了。

又当彭德怀知道自己身患绝症而提出要见毛泽东、周恩来后，仍没有任何中央大员来看望他。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毛泽东数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也就是这位党主席身边的那些党中贵要，大都做过这种落井下石的事、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

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尤其是毛泽东执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大都低于常人的道德水准。这正是所谓“近朱 者赤，近墨者黑”。

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不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仅大都曾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整得检讨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来、邓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还有一些人如刘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

    也就是说，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经历，既有过作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经历，也有过作为告饶不止的挨打者的经历。他们既做过“胯夫”，也做过“胯下之夫”、毛泽东的“胯下之夫”。

    也正因此，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耻辱，既有过作为凌辱者的耻辱，也有过作为被凌辱者的耻辱。他们都几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过毛泽东所给予的耻辱。

    在这个党的高层中，既积极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又未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终被本党亦被世人公认为大奸大恶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贤之辈。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横道”这个古语，不能不认为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生态，是相当险恶的，也是相当丑陋的。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毛泽东在纠合其党徒整治其政敌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不愿掺和其间的人，一些不愿与他同趟浑水的人。他都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些人，或是当即予以呵斥，让其下不了台；或是嫉恨在心，留待日后算账。在“庐山会议”上，当朱德批判彭德怀不力时，毛泽东当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讥 刺得这位总司令“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话。”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大多数中央委员不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积极批判刘少奇时，毛泽东当时隐忍不发，只是对他们做了说服争取工作。可是到了会后，他便默许乃至纵容“造反派”去冲击他们，去责难他们冥顽不化地犯了“推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央委员都被贴了大字报，其中许多人还被开了批斗会、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
式”以及游街，蒙受种种羞辱。

    不过，这些被批斗者的结局不完全一样。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属刘少奇嫡系人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关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耻辱地熬着活到了毛泽东去世后，亦是“文革”结束后。

    至于其他人的结局，则视其对毛泽东的认错态度如何而决定其能否再获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写出了痛骂自己糊涂的检讨书和痛责刘少奇歹毒的批判书之后，或说是补做了毛泽东先前布置过的整人作业之后，获得宽大处理，补考过关，遂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恢复组织生活，重返领导岗位，并在一段时间内作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状，以报主席知遇之恩。

    可见，在毛泽东不断发起的整人运动中，毛泽东手下的党人，尤其是高层党人，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去积极掺和其间，而都必须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的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会被整，也会被众人狠踢猛踹，以致遍体鳞伤。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毛泽东若是决意整治一个人，就会责令手下人都要掺和进来，都要一起来对这个人说绝情的话、做绝情的事，都要一起来朝这个人吐雨点般的唾沫、扔冰雹般的石头。

例如，在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邓子恢等人发难。全会计有２４８篇发言，内容大体一致：一方面 高调拥护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另一方面疾言批评邓子恢等“小脚女人”，指责后者“右倾保守”，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者”，等等。

在这２４８篇发言中，少不了有一篇是邓子恢自责自贬的发言：痛说自己“抱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检讨自己再次犯了“原则性错误”。

    又如，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彭德怀等人发难。据李锐先生记述，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被印发下来后，多数与会者“基本上是同意的”，只是认为其中“某些字句值得斟酌”。但是，到了“７月２３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的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７月２６日，毛泽东又发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于是不论过去有没有表过态，或讲得重讲得轻的，都起而踊跃发言，大家直接对着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

    事隔二十余年后，李锐先生忆及当时心情：“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为复杂，我觉得很悲观。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
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笔者侧重考察了毛泽东作为执政者的一种最具有标志性的
行为方式，即整人方式。可以说，此公入主北京后所做的最用心也是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整人了，整的主要是本党人士，尤其是本党高层人士。

这种整人方式通常都少不了有这样两个手法：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 写出检查。这两个手法都不仅有着现实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历史方面的效能：

前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参与者都担上与毛泽东同案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掩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

    后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对毛泽东有利的字据，从而有利于粉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从毛泽东所使用的这两个整人手法所具有的历史效能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整人者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形象：既很注意去掩饰它，尽量设法去模糊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历史记述；也很注意去粉饰它，尽量设法去收存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记录。简言之，此整人者还是有些惧怕历史的。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jvbcf3vbx4gb3qqxpyi76hiv4a/production/e09acbb7869a2dea95593a4564a2940457714aa1ab6dfa23be0ca7ce6f5b3c28.JPEG


五十八年前的今天，那个獒精吹响了翻天覆地的号角，激活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癫狂状态。

我有两个小伙伴，哥俩的生日都是这一天，一个生在大饥荒的幽谷中，一个生在大饥荒刚刚缓和下来的时候，整整差了两年。后来，他俩赶潮流改了名，一个叫文攻，一个叫武卫。在小学里，父母让哥哥文攻降了一级，弟弟武卫跳了一级，哥俩就在一个班了。

后来，改开了，他俩也都工作了、结婚了、生子了，然后又都下岗了，“创业”失败了。好在他们有一对儿好父母，都是大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中期退休前也离婚了，各分到一套房给孩子，然后爸爸罩着文攻，妈妈罩着武卫，继续活着…

不久，文攻武卫又前后脚地离婚了，其孩子也被孩子妈妈带走了。文攻武卫父母留下的两套房子也被女方“抢”了去，带着孩子拜拜了。那老两口只好再次枯藤开花，“调工作”异地再就业，再次搞到房子，继续罩着文攻武卫。这时他们不仅要给文攻武卫提供住房，还需在生活上救济文攻武卫，这让他们本不多的退休金更是捉襟见肘。

这哥俩和我是从小玩到大的，直到最近二十年才没有了消息。那时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他们近五十岁时还是在父母的羽翼下生活。他们的父母如果活着现在也都一百多岁了，估计是照顾不到他们了，不知他们现在怎样？

今天这个日子让我想到他们，多有感慨，哪天生日很重要 —— 按生辰八字算出的秤骨歌诚不欺我。这可不是一个好日子，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又一次大滑坡的开始。呜呼哀哉！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l57q7xaqjrdfsagfhapefr52mq/production/48518a53af7d2efc42e771509018047b72d720be5aa3ac48521d5434ca3718eb.JPG


全国逮捕二十八万多“反革命分子”

据历史学家王年一披露：“一九七○年二月至十一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捕了二十八点四八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53]其中，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名。[54]

一九七○年是文革十年间当局“依法”枪决 “反革命分子”的集中期。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55]

就全国而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十万以上。

---共识网｜丁抒：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


疯狂的杀戮
一九七○年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运动前原判决为“死缓”的政治犯全部从劳改农场拉出，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学籍的大学生张九龙。据长沙中学生杨曦光回忆：“我在劳改队，亲眼看到了五 十多个从未有犯罪行为和暴力行动的政治犯被处决。”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分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38]

---共识网｜丁抒：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


“一打三反”与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同，前者的打击重点在“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不是文化革命的产物，自从中共上台清算“历史反革命”开始，“现行反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以思想言论定为反革命犯，加以逮捕、关押、屠杀，并非始于文化革命。中共建国前就以言论、思想治罪，处置持不同政 见者了。但是，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共识网｜丁抒：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


出人意表的新事官
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他们是寄望甚殷的。开过“十大”以后，毛泽东专门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吴德等谈话，提出要扶助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指着房子外边菜地的一些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吴德《十年风雨纪事》p111、p224）。

毛泽东认为身后真正能够与言官们合 作的，应该是新事官。吴德没有明说与他一起受毛泽东嘱托的还有什么人，按理不会是周恩来李先念叶剑英这些老事官，最有可能的是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这些“文革”中由省地干部提到中央来的新事官。此外，毛泽东在军队中也起用了一批上将、中将、少将级的人物如陈锡联、李德生、许世友、苏振华，以替代老一辈的元帅、大将级的老军官。他们都是“老、中、青三结合”的“中”。

但江青、张春桥与这些新事官的关系也不好，言、事矛盾一样尖锐。首先，他们没把华国锋看在眼内，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评价是“你办事，我放心”，也只是“办事”而已，理论水平欠奉。对其他新事官更是居高临下。据吴德回忆，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外交问题，“四人帮”对外交问题百般挑剔。纪登奎很反感，发言说外交的原则已经确定了，活动由周总理负责处理。纪登奎这样说，引起了“四人帮”极大不满，纪登奎和江青冲突了，散会后，江青和纪登奎一起走，江青余怒未息，批评纪登奎跟着周恩来跑。（吴德《十年风雨纪事》，p110）可见，新老事官之间，倒更有合流的可能。

有一次，江青请张玉凤吃饭，席间忘乎所以地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也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文革”期间确受过审查）。张玉凤随后向汪东兴汇报了。而王洪文、张春桥与军事干部之间的矛盾也不少，其中许世友最为耿直，不假辞色，在1973年8月推选十大副主席时，许世友明确反对推举王洪文，张春桥起而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意见，许世友当众大声斥责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祝庭勋《李德生：动乱岁月》，p313）”文革”中起用的这批新事官，与四人帮的矛盾一点也不亚于老事官。

到了1976年4月以后，邓小平撤职、叶剑英病假，李先念半休，在一线主持事务的，已经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新事官了。但毛泽东一定没有想到，最主动积极谋划“粉碎四人帮”的，正是他们。王洪文他们要等老事官们死，想不到的是新事官在等待时机。

“文革”至此已经十年，它的理论已经显出了论高难行的尴尬，“文革”实践更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再加上江青乖戾专横、张春桥刻薄寡恩，王洪文根浅无知，姚文元书生不实，都为新老事官们所厌恶，当这伙人在毛泽东羽翼之下，事官们都隐忍不发，但当毛一去世，事官系统中人，无论是得益于“文革”的新事官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还是受过“文革”冲击的老事官叶剑英、李先念，他们空前并且绝后地团结起来，一举结束“言官系统”，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了。随何、陆贾又怎敌周勃、灌婴呢？

---南方周末｜罗韬：“言事两权分立”与四人帮的覆灭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i3r6lpelv2nqo6xrnyasivmkpq/production/44b7a85fac83a6c7855392cf80603df3aff83e375949916a05da19e4c640fb25.JPG


据林彪与叶群之女林立衡回忆，江青对叶群说：“孙维世是苏修特务。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这个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1968年3月1日夜，孙维世被以“苏修特务”的罪名抓捕。抓捕她的不是公安机关，而是空军的现役军人，他们是依照叶群的指示办的，叶群则是依照江青的指示行事。

孙维世 的侄女孙冰在《一路走来——记大姑孙维世》中写道：一个曾参与审讯的人说，“孙维世那个案子不能提，一提就做恶梦，好几年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孙维世在里面不到半年就给弄死了，那是早就有人关照过了，根本活不过整年去（指1968年）。

“一开始审她，我还去了，可去一次我就不去了，不是不让我去，而是我不敢去了。那不叫审，那就叫整，说得具体点，那就是侮辱人，用书面上的话说就是蹂躏。

“我有次还问我们的头头说怎么这么整这女的，头头给我一份材料看。我一看，这案子来头太大了，上面都点名了。那几个专案的人整累了，回来喝水聊天时还说，那女的（指孙维世）性子真××地烈，还以为这是中南海呢？”

这个知情人还说：“孙维世死的那天，我不值班，回来取东西时，听他们说她死了，要我们立刻赶去，我就去了，正赶上往外抬人，死得太惨了，身上就盖着一条白布单，脸上还有血。”

惨死的孙维世或许最终也不知道，她的干爹周恩来为了自保，也做了一件送她进鬼门关的事。

曾担任中共党魁胡耀邦智囊的阮铭，在《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一文中记录：“我记得在周死后一年，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
三个女人一台戏。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林彪的妻子叶群、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在文革中上演了一出现代版宫斗戏。

江、叶合谋迫害死孙；之后，叶随林彪出逃，在蒙古坠机身亡；江后来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被判死缓，最后上吊自杀。

---迷倒毛泽东林彪惹祸？孙维世遇害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orp2hxulfcz3nyopti2exa7bvq/production/6ec27d2845d9472a07bff158f08f6fb4f98e13f91fa263f518d8feee3eabcec1.JPG


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逛王府井百货商店，四楼是上不去的，只能进一到三楼。为何老百姓上不去四楼？因为那里是专为中共高级干部和家属提供稀有食品和商品的“特需部”。挑选商品的房间设在百货大楼四楼七号房间，文革中被称为“黑七号”。

“黑七号”主要经营什么呢？主要经营绒绸缎、名酒名烟、高级食品、 名贵土特产和外国进口的电器、手表、香水等稀有商品，可以说在当时算是应有尽有。

“黑七号”的服务对象十分明确，就是所谓的“四副（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两高（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检察院）一元帅”。他们在这个店里享有各种特权：买东西不拿票证，价格低廉，还可赊购达四万元。

比“黑七号”低一个档次的特供商店是北京东华门外的“三十四号供应部”，专供行政八级以上的官员使用，主要经营范围和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特需部”类似，国外进口的名牌电器、手表、香水、白兰地、威士忌和珠宝首饰，俄罗斯产的黑鱼子酱、法国产的鹅肝酱基本上都有。国内的各种名贵产品，比如茅台、五粮也基本上都是从这里采购的。这里的黄花鱼，一斤0.46元。黑崩筋大西瓜八分钱一斤！个个像篮球那么大。

最底层的特供商店叫做友谊商店，友谊商店要远远比三十四号供应部和黑七号特需部著名，主要原因是上面两个商店是专供北京高级官员的，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而友谊商店不仅全国各地都有，老百姓想要蹲门口看看，商店的工作人员一般也不禁止。

从理论上讲，友谊商店是专供外宾、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国际海员使用的，但实际上，商店里大部分商品都是内宾购买的，也就是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高峰时期友谊商店90%的紧俏商品都是由内宾购买的。

---“三十四号供应部”
作者: 袁斌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cb6sedmfshfp575uzvvxt6tedq/production/7c6006c3fa5edf3d5a79796faff3e60369646f110df1e794e9b5f3a643b05282.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r35n3pvl2f52hsxtmpederndxa/production/827c27231a9193871d6da9b565c52e6f781f1d1423150b8ef251f9e28afd3fcd.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ppffgvp22rhptyhdava5df4wka/production/a6d42a4d26ec91d874fb357b9dcc2f272cf8729727fd507ed1786a5298f82444.JPG


各种“消声法”大行其道
枪决“反革命分子”前使之发不出声音、无法呼喊“反动口号”的做法，在全国大行其道：

最简单的是麻绳勒喉管：江苏省常州市某局长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被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即被揪出。到此时已被关了 三年多。七○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著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著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39]

竹筒塞嘴：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压舌板”：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使用了一种“压舌板”，使其在临行时无法喊叫。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扣上一只口罩，以免革命群众见了心存异议。

割喉管：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也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

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批准了对反革命犯施行枪决前割喉管这一文革“新生事物”。第一个遭此处置的是渖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一九七○年五月，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女干部张志新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判处死刑，因渖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所以，到七五年二月毛远新主持省委会议后下达处死张志新的命令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渖阳监狱当局割她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以致旁边一个女管教员惨叫一声，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40]

当时，青年画家韩美林因“思想反动”被下放到安徽淮南市瓷厂劳动，又因“里通外国”而被押在安徽淮南市监狱。据他回忆，“十尺零六寸长的牢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个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刑事犯和政治犯乱关在一起，政治犯脚镣手铐，可以由刑事犯任意欺负。……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同时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的哭叫，随著是一排慑人魂魄的枪声……。”[41]

---共识网｜丁抒：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


最早揭露周恩来在「刘少奇项目组」的调查报告的批语的是《中国季刊》（１９６９年第３７期）。周批示到：此人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罪该致死。更有文证实八届十二中（一九六七年十月）前，周恩来就「刘少奇项目组」的调查报告，亲手批示「此人该杀」上呈毛泽东。此一笔迹也于八十年初，刘少奇案 平反前后，由邓颖超出面，通过胡耀邦，抽出暗下销毁。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先生是在《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一文中引用了孙万国的材料，后来又表示他的文章引用过的史料－－－周恩来曾经批示：此人，指刘少奇，该杀，是比高文谦级别更高的人透露的，能够看到更多文件。
而曾经是中央项目组成员的某位将军的儿子则明确表示周恩来的批示是「此人该杀」。 　金冲及后来亦表：有此事，大意如此，个别字可能不同。意指「此人该杀」实为「刘贼该杀」。

---《新发现的周恩来》


李锐先生曾多次向笔者谈起他所亲历的一件事：
大约在1983年至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萍让我（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 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我认识他的字。

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

可惜啊，这两份原稿都给烧了，没有啦！

李锐先生还谈了有关这件事的背景情况：当年有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工作结束后，两案专案组机构随之撤销，而原本由两案专案组搜集并保存的大量资料也就转到我们中组部保管。

    在这批资料中，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既有涉及周恩来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上述他给刘少奇做结论的原稿；也有涉及其他领导人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他们背地里相互打小报告、相互揭老底的原稿。

    邓颖超深知这些资料一旦披露，就会极大地损害周恩来在世人心目中已经形成的那种正人君子的形象，于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销毁，并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后如愿以偿，迫使中央同意烧掉这些资料。可以说，邓颖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尽全力地维护其夫君周恩来的形象。

    在前文，笔者曾引李锐先生话：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的时间，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

    到此处，我们则看到：毛泽东虽然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却留下了许多属于别人的墨迹，比如上述那个属于周恩来的墨迹。毛泽东这是让手下人替他背黑锅，一是不留下他干坏事的纪录，二是可防范手下人说出他干坏事的真相。

    可以想见，周恩来即便是死在了毛泽东的后面，也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人的许多详情，尤其是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刘的这一详情，相反倒会竭力去掩饰这一详情。

    不过，周恩来本人固然死在了毛泽东的前面，其遗孀却活到了毛泽东的身后，并做起了周恩来假如还活着也一定会去做的事，即一定会去竭力掩饰他所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其中就包括那些他替毛泽东当打手背黑锅的事。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毛泽东的策略
１月２７日和３０日，江青再次借「走后门」问题攻击叶剑英。
继叶剑英在１月３１日因为江青在讲话中严厉指责「走后门」问题而向毛泽东检讨之后，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反映有关情况，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 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江青在讲话中提及走后门问题，相当不策略。早在唐闻生、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大会情况时，毛就表示不满意。这正如毛在回复叶剑英说写：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毛泽东丝毫没有对江青等要大力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满，反而是怕冲淡了主题。因此，江青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

毛泽东后来对「批林批孔」表示肯定意见的时候，对此问题有过深刻的解释：「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唐），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虽然毛泽东自己也有「走后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三箭齐发」不可以，只能有「两箭」：即批林和批孔，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偏离运动的方向－－要批判的主要目标是周恩来附带着叶剑英（为了批军队）。走后门只是小问题，不能「冲淡了主题」。

检讨之后，江青又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３月２０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说江青此举会导致「修正主义」，而是提醒江青要注意大事，不要偏离「主题」。

果然主题随后被突出。１９７４年４月，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公开点了周恩来的名：「总理是什么人？总理还是我们的人么？」

此外，根据江青亲自拟题、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迟群等领导的写作班子，后来用「梁效」作为笔名）所写的《孔丘其人》一文，含沙射影地把孔子刻画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宣称揭露孔子对「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这篇文章受到江青等称赞，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被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走后门问题」制止「批林批孔」运动，反而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对于江青因国内事务需要邓小平参加而反对邓小平去联合国一事，毛泽东也对江青提出批评。江青或许感到气馁，而致信毛泽东。 　４月１７日，毛泽东在同一日覆信两封，表示鼓励，而且满足了江青的要求。

毛泽东说：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在第二封信中，毛泽东说：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于是江青也就只好振作起来，冲锋陷阵，还要准备好继续替毛背「黑锅」。

---《新发现的周恩来》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oauoyo6zbazitruehdvhoztpya/production/b52c16815d83ba67b5f1c3c387b02648315c664fb2b16302c94878155e12a61f.JPG


福建的“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
福建省龙岩县适中公社农民谢洪水，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得政权时才十二岁，初小文化。土地改革中，他们家分了一块土地，全家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一九六○年家家户户断粮，全公社饿死了四百多口人。他外出寻活路，帮人打铁，却被当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家里妻子离去，孩子饿 死。直到“三自一包”政策传下来，龙岩的农民才有了一条活路。

由此，他和当地很多农民一样，仇恨毛泽东而热爱刘少奇。文革初，看到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更对刘少奇充满了同情。一九六六年十月，他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声称由刘少奇直接领导，进行秘密串联。读过中学的青年农民谢永祺一九六○年几乎饿死，积极响应。他们出版了两期《大众之声》的小报，拟定了中央委员的名单，其中有刘少奇、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还有早年在闽西领导革命、龙岩老百姓都熟悉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唯独没有毛泽东、林彪、江青，也没有他们自己。在他们编写的《军委密件》中，强调“要跟刘少奇走”，“要推翻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兴起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高潮”……

一九六七年五月，他们又专门印发了《口号、呼吁书》：起来争自由争幸福！坚决打消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反对统购统销！拥护缴公粮，拥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中国共产党万岁！幸福委员会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刘主席万岁！万万岁！

六月，他们编写《党章》，主要内容是：“我们坚持执行三自一包、三合一少、四大自由，取消阶级，取消集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毛林集团，为人民争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当局从三月开始立案，成立侦破工作队，“幸福会”却几乎成了半公开的组织，近三百人参加了该会，农民入会的决心书上写明“拥护刘少奇”，入会相片反面写著“为共产主义奋斗”。相邻的南靖县的农民闻讯，有的赶去要求入会。蒲田、仙游等县，有农民自行搞起了“幸福会”。

当“侦破工作队”宣传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时，绝大多数会员公开针锋相对地为刘少奇辩护。谢洪水、谢永祺被捕后，仍然抗辩说：“大跃进……造成国家困难，那是毛主席的错，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才扭转了困难局面。”公安人员问谢永祺为什么“顽固”，谢回答：“不愿做刘少奇的叛徒。”

结果，谢洪水、谢永祺等十九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百添、谢寻兴在劳改营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执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十二人被逼自杀身亡，八人被打伤致死。有的人被枪毙后，妻子、母亲也被逼自杀身死。[19]

---共识网｜丁抒：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被折磨死去。周恩来担任组长的“刘少奇专案组”为其“圆满完成任务”举行了酒宴。
但文革本身并不因为刘的死亡而结束，七○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 ，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周恩来递交送审稿时附了一封信，说明“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3]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后，该指示下达全国，即所谓“一．三一指示”。

这份文件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包括中共执政初期的一贯做法：判处死刑需报请朝廷、中央政府批准，将杀人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4]文件是这么说的：“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5]这样，判处死刑便无须最高法院认定，只不过备案存档而已。后来甚至把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了县、市一级，大迫害浪潮由是遍及全国。

这是当局大规模地镇压言论、思想罪的高峰。一九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主要是打击共产党执政前为旧政府服务过的所谓“历史反革命”。而打击“现行反革命”，既能向上邀功，又能清除异己，还能恫吓反对派。各地文革中的对立派虽已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大致解决，最后的镇压，特别是对思想犯、政治犯的镇压，却是在七○年完成的。

---共识网｜丁抒：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a4rbxlnv3lgoqhn6igqswshhga/production/0780045a198d73f7879aae90ab5d77554769774120b8f15fed439a02396bcf30.JPG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７日，周恩来看到这些假证后，感到非常可疑，追问彻查办外调组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把情况都告诉了被调查的人，刘少奇的名字是你们说的还是暗示的?还是诱供的？什么大个子、白净脸、高鼻子、南蛮子?」这位负责人当面欺骗总理说：「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告诉他们。」

周恩来 问：「那刘多荃没听过刘少奇的名字，为什么在证据上写上了刘少奇呢?是不是你们告诉给他了?」回答说：「那是我们在最后取证时加上的。」周恩来生气地说：「那就不好。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在周恩来赶去接见外宾后，这些人立即做手脚，对可疑之处进行修改，然后送张春桥，由张春桥最后作了亲笔修改。当时连中央项目组也有人提出：１９３０年中共满洲省委和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是杜兰亭出卖的，与１９２９年刘少奇被捕无关。但张春桥仍然生拉硬扯，将罪名强加在刘少奇头上。

众所周知的是，作为中央项目组的一把手，刘少奇项目组的组长，所有的材料最后上报都是周恩来一手把关的。没有周恩来的同意这些材料根本上报不了。上面所述，不恰恰是在说明周恩来暗示他们材料应该怎么做才像模象样些？

---《新发现的周恩来》


张爱萍之子张胜说：「说到我父亲和周恩来的关系，『文革』中，父亲被批判、被审查、被关押，都有周恩来的签字，他在绝望中，曾几次给周恩来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但不知为什么，和党内很多老同志一样，父亲心里一直认为，在中央高层，只有周恩来才是了解他的，他没有能为自己说话，那是他确实有了 难处。他真的不怪他，只能是自己认命了。在『文革』被打人死牢最绝望的时刻，他想到周恩来，党内还有一个清廉正直的人在，就会在心中残留下一丝希冀，即使那只是一种幻觉。」  　　为什么很多人对周恩来抱有这种幻觉？

陈伯达回忆：（找毛，毛不见）因觉得康生和毛主席关系比较好，又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康生，想请他帮忙疏通一下。康生不接。要曹轶欧接，她也不接。当我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恩来同志的秘书我稍等。不一会儿，恩来同志来接电话了。他说，本来事情或许还可缓和，汪东兴把那个语录一交出去，就没有办法了。他说话的口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然而事实上，此语录是周恩来从吴法宪手里要去，再给毛的。
 　在周恩来安慰陈伯达的时候，周正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对陈伯达下手呢！周恩来曾经点评林彪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现在看来，此话对于周恩来才是最适合不过，也恰恰是绝妙的讽刺。

１９６２年北戴河会议上习仲勋因为《刘志丹》小说被批判。习仲勋回忆说：「我正在陷入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亲切的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继续说：「这包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诚心而论，作为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是周恩来手底下工作时间近十年、可依赖的工作人员。周恩来说了这几句不痛不痒、貌似关心、但丝毫没有丧失革命立场的「外交辞令」之外，丝毫无意为习仲勋去洗脱罪名或者辩护。

但是想象到当时的政治环境，被中共这个天下最无情最势利的绞肉机所绞杀的任何一个人，无论你前一天多有权势，一旦被打倒，则是鬼都不上门，恍如剎那间掉进了冰窟去，到处只见一片白眼，冤枉挨整也是哭诉无门。例如彭真一倒霉，押送其回京的李雪峰和宋任穷一路上「无话可讲。」 　甚至昨天还是「亲密战友」，今天翻脸便是生死大仇，以便体现坚定的革命立场。

正是这种无比残酷无情险恶的政治环境，反衬出了周难得的「人情味」。周恩来一面在会上跟着赢家痛打落水狗，过后又打电话或接电话，轻描淡写地宽慰两句受害人。也正如王光美说的：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的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但是这并不妨碍周恩来在刘少奇、王光美项目组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批示「应予判刑」。

　周正是这样，一方面对周围同事总是表现出充满人情味的温情，往往关怀备至，似乎通情达理；另一方面，他对毛又是无条件的忠实，当任何个人与毛发生冲突时，他均会不问是非的站在毛的一边，非常熟练的对毛要整的人冷酷的加以处置。
　　由此可以理解张爱萍、陈伯达、习仲勋的认识，或者他们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或者是他们也有说不出口的隐情。

---《新发现的周恩来》


「周恩来在文革中是各个项目组，包括刘少奇项目组的总负责人。刘是在『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的。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个时候，问题不那么简单。刘少奇项目组花了很多时间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刘少奇的证据。作为所有项目组的总负责人，对刘少奇调查的结论得先通过 周恩来的批准才能送报毛泽东作最后首肯。据王年一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没送呢？周恩来不知道吗？如果周恩来知道有反证材料而不送，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周恩来相信刘少奇真犯了这些罪。另一种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毛泽东或是江青要栽赃刘少奇，他必须照毛泽东或是江青的意图做。否则的话，周恩来可以有很多办法来保护刘少奇。他可以把反证材料送给毛泽东。他也可以要求在项目组人员提出更可信的证据以前不下结论。他甚至可以用手续不全，证据不充份或方法不对头为由把刘的项目调查停下来。他也可以直接跟毛说，刘少奇有路线错误可以打倒，但说他是叛徒，内奸和工贼是捏造。如果周恩来这么做，他当然有冒犯毛泽东的危险。但不论从良心上来说还是从中共的利益来说这个风险都是应该冒的。」

周恩来还把成立项目权下放给造反派。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夺权兴起之后，周恩来曾经这样说：「黑材料要集中起来，搞个目录，以后集中烧毁。处理材料问题还没有一个好的典型，为黑材料争论不休，费了不少精力。造反派在夺权以后，可以找几个人成立专案处理，处理材料是极其复杂的，黑材料一定要封存起来，中央决定嘛！现在夺权中大的事情很多，不要陷入到这里边去，否则就成了文牍主义了，只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价值的材料才拿出来。不钻在材料里把大方向转移了。毛主席过去受打击，现在事情都清楚，至于过去，谁说了什么话，谁搞了什么材料，主席才不管这些呢！大家不要陷在片纸只字中，妨碍了大方向。虽然也不是不重要，弄几个人搞项目，不要都陷在这里，档案不可没有，不可太多。」 　此举为各造反派成立项目审查、迫害对立面提供了依据。

周恩来在谈及卫生部孙正项目的时候，指出：（１）孙正项目组的报告，要罪状定实，不定实就不行，不落实就不行。罪状的落实主要是看情节，例如叫嚷「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可以炮打」，抓住这句话就可以斗他。（２）定案，要说得准，很清楚。要稳准狠。刘少奇不过只抓了他三件大事。

周恩来所说的三件大事，就是指「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单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够给刘少奇定罪的，因此要能够满足毛泽东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愿望，周恩来主持的中央项目组（同时周恩来也是刘少奇项目组组长）不得不另行谋策并最终提供了证据。依靠这些证据，１９６８年１０月，题名「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发〔６８〕１５２号、中发〔６８〕１５５号文件，下达全党、全国。同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周恩来在１９６９年「九大」期间以摧毁「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来证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周恩来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面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官方强调的周恩来内心是不同意的、痛苦的，其妻子强调的他是为了服从大局。这些说法都无法为周恩来洗脱罪名。周恩来的内心无人知道，但是客观的所作所为都已经被历史无情地记录下来。

---《新发现的周恩来》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nrjgcxiqgvyu5matzhosa2eqsa/production/420975fcdbd9b31b3021d5b219dff268852167bec0d508313d253825b3f773b5.JPG


“ 大跃进 ”时期对社会的控制
1958年，按照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为了总路线、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发展不受干扰，要求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逮捕起来，把应该拘留的人拘留起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捕人计划指标，对那些反抗抵制人，和暂时没有反抗、抵制而将来有可 能反抗、抵制的人，有可能犯罪和潜在犯罪的人，统统关进看守所、拘留所、劳教队、集训队，不让他们有反抗的机会。

“ 大跃进 ”时期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对那些出身好的农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 大跃进 ”、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给他们戴地主、富农帽子不合适，于是就给他们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仅据萧县、砀山、五河、凤阳、无为五县在1979年摘“四类分子”帽子时统计，就有3.7万多普通农民在“ 大跃进 ”年代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三个手段，就是把社员死死控制起来，让他们无可逃遁。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原则，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干部严格管理，劳动场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开住宿，夫妻不能过正常生活，稍有不满者，即遭到批斗，甚至戴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或送到劳改队。公社社员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动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员家里锅碗盆勺被没收，或拿去炼铁，稍有反抗行为，动辄不给饭吃，逼得他们不得不就范。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四个手段，就是广设收容审查站，把逃难的群众拦截、遣送回来，不让他们有逃生的机会。

“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

---嗨历史 | 原公安厅长揭秘：三年大饥荒为何没有出现大规模动乱


杨继绳：饿死人最多是1960年。

如果1959年庐山会议不开，可以少饿死2000万人。庐山会议本来是想解决问题，结果彭德怀一封信，7月23日毛泽东一讲话，马上将它反过来了。

庐山会议前，从1958年秋到庐山会议以前，一系列的纠左措施都是毛提出来的，但毛纠左，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题下进行的，效果肯定不好。但饥荒的原因就是三面红旗，你不否定三面红旗怎么行呢？所以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有点非议，结果毛泽东马上从纠左转向反右，把1959年春天执行的措施都否定了。

---东方历史评论｜杨继绳：为什么伟大的理想造就了“伟大”的悲剧？


杨继绳：1998年底开始查档案，查了12个省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因为我2001年就要退休，所以拼命的查档案。

有的县档案馆很不好查，我到信阳档案馆查档，不给查。但凤阳档案馆让查。信阳不让查，我就去河南省省档案馆，要我找省委秘书长签字。新华社河南分社的朋友帮助找秘书长签字的。河南省档案馆查 了几天，缩微胶片的档案，查起来很费劲。用手摇一段，抄一段，中午吃饭就把记录本带出来，下午再换一个本，大概用了七八个本吧。看到很恐怖的资料，我怕本子被没收，这样不管怎样，起码可以带出来一部分。

去一个档案馆最顺利的三四天，最长的一个星期，每天查两车（拉案卷的小推车）档案，觉得有用的就复印，复印很贵，一张纸就两块钱，调一个档案就两块钱，一共花钱花了两三万。这些复印档案我已捐给南京大图书馆了，他们已经编目，可以查阅。我的书大概70%是用档案写的吧。

由于条件限制，我只是查阅一部分档案，我估计我只看到关于大饥荒档案的一部分。如果将来档案全部开放了，对大饥荒可能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但这是以后人的事，我无能为力了。

---东方历史评论｜杨继绳：为什么伟大的理想造就了“伟大”的悲剧？


透彻！


杨继绳：四川调出粮食很多，是中央他们施加的压力，希望从四川多调些粮食出来。李井泉也不是盲目外调粮食，他也曾跟粮食部长陈国栋讨价还价。在中央档案馆我看到了他给李先念的信，说征购粮太多了，四川承受不了，希望压缩调出指标。最后中央还是没有同意压缩。

1959年夏收前库存为286.22亿斤，1960年夏收前库存为190.86亿斤。这还是贸易粮，相当于原粮的1.2倍。这些库存地方没有权力动用。我访问过当年的固始县委书记石绍举。他说，最困难的时候，他对县粮食局长周义原说：能不能从粮库里借300万斤粮食救急，等夏收入后再补上？周义原说：粮食是有，但吴芝圃书记说过，国库里的粮食一粒不能动，每天进多少出多少，都要往上面报。最终还是看着农民饿死，没有借。石1940年参军，7次负伤，因饿死农民撤职查办，坐了一年牢。

李井泉的封锁的确很严重。河南山东都是比较早的暴露，所以征购就少一点，后来死人少些了。四川省一直捂着盖子，一直到1962年春都在饿死人，饿死上千万人。

---东方历史评论｜杨继绳：为什么伟大的理想造就了“伟大”的悲剧？


人是怎样饿死的
杨继绳：人的生命需要能量维持，生命的活动就是能量的循环。机体静卧在摄氏20度的环境中，完全处于休息状态，既无体力劳动，也无脑力劳动， 肠胃也不蠕动。65公斤体重的男子，24小时需要的能量是1560千卡。农民在野外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天需要能量在3400－4000千卡之间。在大饥荒期间 ，中国农村平均口量定量为每天0.35斤大米，折合热量618千卡。农民每天差2000多千卡的能量。人体的能量入不敷出时，首先动用体内储存的“糖原”，。体内存储的“糖原”可以维持一天。下一步就消耗体内的脂肪。完全依靠脂肪产生热量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体内存储的脂肪消耗完毕时，便开始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蛋白质被分解，使各脏器萎缩：肾脏萎缩出现肾功能不全；胃肠道黏膜萎缩，使营养消化吸收减少······由蛋白质组成的各种抗体、各种酶也迅速减少，这就会出现一系列疾病。生命力顽强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死，最后因心脏的蛋白质被分解，就因心肌萎缩心力衰竭而死。什么叫饿死？是在人体能量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在消化人体自身的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疾病而死。

---东方历史评论｜杨继绳：为什么伟大的理想造就了“伟大”的悲剧？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iujkjpytzqsnvqsvy7asnlvmqa/production/4c291cff533f0a5056dff6ffe9440ff371230e95e7210cda34879447858120e1.JPEG


有人做过统计，整个土改运动中70%的流血是发生在 1947年前后的老区土改，而老区土改基本上没有平分土地功能的。什么叫老区？所谓老区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已经统治了很长时间的地方。抗战时期共产党 没有搞土改，但是仍然搞的是减租减息，公平负担。总而言之，还是要把地主基本上剥夺了，只不过不搞 暴力阶级斗争。到了1946、1947年的时候，土地已经是非常之分散，老区是没有什么土地可分的，但是恰恰是老区土改，几乎是村村流血，没有哪个村是不死人的。

很多材料显示，晋绥边区土 改流血比较厉害，说那里是康生主持的，所以极左。康生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坏人，因此他搞的土改就比较好说。可是我们要知道，晋绥边区绝不是最左的，绝不是流 血最多的。晋冀鲁豫地区土改也是村村死人。

为什么要搞得那么血腥？农民也许不会为了几亩地“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的失败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那当然他们就会容易被高度地动员起来。因 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流血土改搞到什么地步呢？一个4075人的村子，斗争中打死了25人，其中只有两个人是地主，四个人是富农，其中有10个叫做恶霸中农，有9个叫恶霸贫农，全村被斗争的户达到332户，被斗争1201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862人，其中真积极分子271人。在打死5条人命后，这些半积极、假积极的人都交了投名状，最后不得不变得真积极起来了。要让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让你没有退路，有了投名状就不怕发动不起来了。 1947年4月，刘少奇到晋察冀中央分局讲到，“要以复查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再三复查的意义并不在于再找一点土地，而是再流点血，一定要形成一种你死我活的氛围，只有这样高强度动员才可以实现。

---秦晖 | 暴力土改的背后：农民纳了“投名状”从此失去退路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iamqtebqdhftssreftecb2yiva/production/c9e2e3095f529a5bb333f1019c597417a197ef3ef6400e0bdc66741187a1fd93.JPG


“八个样板戏，外加一个‘西’游记。”

“样板戏，老三战，西哈努克到处转。”

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翻来覆去放映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老三战”，电影银幕上最常见的便是“新闻简报”，而“新闻简报”中最常见的消息之一则是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各地访问。于是，民间开始流传这样的顺口溜 。

从1970年开始，西哈努克曾长期流亡中国。虽然正逢文革期间，但身为中国政府认可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得到的待遇并没有打折。

中国政府将漂亮宽敞的前法国驻华大使馆（东交民巷15号院）提供给他作为官邸，请来上海著名西餐厨师、全国人大代表郭万棠为亲王主厨。为了照料西哈努克的身体，中国政府还特别安排了北京医院的金玉如医生担任他的保健大夫。根据金玉如后来的回忆，医疗专家组为亲王制定了严格的饮食计划和健身计划，这个计划详细到对于亲王的体重也有明确的要求：最好是73公斤。

---方可成：“你爱中国，但中国不爱你”？——文革中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毛时代，即使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住楼房的也不多，基本都住平房。一条胡同一个公共厕所，几条胡同公用一个公共厕所的也不新鲜。那时候的厕所基本都是四星级的：臭味、肮脏、狭窄、毫无隐私权。当时小朋友常玩的一个游戏是，趁别人大便时，往粪坑里扔大石头溅人一身屎。因为公厕少，每天早晨出恭拉屎是个大问题，你得去公厕门口排队。人们在公厕里出来进去的打招呼：吃了吗？就跟我们现在说早上好一个节奏。今天的人们都住高楼大厦了，一个人拉屎撒尿的时候感觉特别孤独。

毛时代，有一个特别节奏，就是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天天都得拿出时间来学习毛语录，工人在车间里学，农民在地头上学，战士更不用说了，雷锋在被窝里学。一整天的时间给你安排得满满的，绝对不让你有空余的时间想其它的问题。毛的新语录一出，单位组织上街游行，欢呼四个伟大，敲锣打鼓都是二逼的节奏。

毛时代，有八个样板戏，里面的男女主角都是丧偶的单身，就一个《沙家浜》里的阿庆嫂说有老公，还出去跑单帮了，也是没有性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不让你对男女之间的事情发生任何联想，革命者是需要随时为组织牺牲性命的，男女之间的私情是温存的，你有了爱情，定然惜命，你怕死了，谁为他们去死呢？

毛时代，对孩子们进行的是恐怖教育，半夜鸡叫的周扒皮，上门讨债的黄世仁，黑了心的刘文彩，被铡刀杀死的刘胡兰，听这些故事，孩子们特别害怕回到万恶黑暗的旧社会，认为那样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红旗一旦落地，劳动人民会血流成河。所以都特别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觉得自己是祖国幸福的花骨朵。

毛时代，爱读书的孩子也没有什么书可读，新华书店基本被毛选集占满了柜台，少儿读物都是英雄故事，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等等，最后都得英勇牺牲闹出人命来。我识字早，看过《闪闪的红星》，潘冬子杀人放火。还看过芮成钢他爸写的《新来的小石柱》，很二逼的一本书，小石柱是个体操运动员，从农村出来的，要为祖国争光，在毛思想指导下刻苦锻炼，仰卧起坐我记得能整一千个，空翻是1080度。这不是胡天么？当时没看出来。芮成钢的操性，跟他爸的教育有关。

毛时代的中国人都心怀远大理想，恨不得能去解放地球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一想起对岸的台湾人民还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不安心。一想到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就恨不得抄起红缨枪跟丫死磕，打败美帝野心狼是必须的。有个哥们说当时每天都想省出来半个窝头去送给饿得半死的美国穷人。这是真话，这是情怀。

---凯迪｜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毛时代


在毛时代，中国人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每过春节，孩子们有件新衣服穿就幸福得冒泡，大多数孩子没有。孩子们上小学，最先学会写的字是：毛主席万岁！接下来会写的字是：共产党万岁！你的名字会不会写不是问题。上美术课，第一节课，画红旗，一个长方体；第二节课，画红领巾，一个长三角。我有个同 学画的比例不对，而且线条不直，红旗像个面包，红领巾像个三角豆沙包，差点被美术老师给拍死！

毛时代，城里的孩子中学毕业之后必须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抗争的不多，一是抗争无用，毫无意义，因为你的户口已经被派出所给销掉了，城里没你的口粮，你不走就饿死你！二是那时候家里孩子都多，死在外面两个也不心疼。后来知识青年返城，结婚了也没个合法性交的空间。那时候男女之间约炮几乎没有，不是有道德，是没条件。

毛时代，有人结婚，谁送新婚夫妇一个热水暖瓶，一个洗脸盆，那可是大礼！更多的是很多人凑钱，送你一面镜子，镜子上还写着毛语录，什么五洲震荡风雷激，四海翻腾云水怒，横批：为革命操逼！有特别要好的同学和朋友，会送一个笔记本给你，在首页写上谁谁赠送，鼓励你好好学习，政治进步。这是革命友谊。

---凯迪｜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毛时代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qinbqlcmeiviopfnqktmekw7mq/production/6ba15036af828da0b728334d9c6c8cc3d00e28ca554b6a52343cd3fe186b9af4.JPG


死不認錯是鄧小平的特長。講三件事就足以證明：一，在右派百分之九十九被平反後，鄧居然還說得出口，「反右派沒有錯」!二，葉劍英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張得到全國熱烈響應，鄧一方面不能不表示贊成，另一方面馬上轉過身來，宣佈毛澤東思想仍然是「偉大旗幟」，非「世世代代高舉」不可。三，為了「永 不翻案」，鄧到死嚴禁公佈天安門屠殺真相，在全民全黨嘴上貼封條。

所以毛認定鄧不會像赫魯曉夫那樣掘共產黨的墓，表揚鄧是「鋼鐵公司」，可謂知人善任！

---鮑彤: 論擺脫陰影改掉鄧小平的錯誤


鄧一輩子靠別人吃飯。他自己獨立指揮過的戰役只有兩次：落荒而逃的左右江暴動，和不堪回首的中越邊境戰爭。淮海戰役呢？毛下決心，粟裕大將指揮實戰；「總前委書記鄧小平」清閒得很，你懂的。毛健在時，鄧獨立主持過的工作也只有兩次：他當小組長的反右，和他當「副帥」的大煉鋼鐵，結果都慘無人道。 由此可見，毛說鄧「人才難得」，是虛晃一槍。林彪死後，毛叫鄧復出，總得有個理由，死不認錯才是令毛放心的真實理由。

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長期在陳雲和鄧小平之間穿梭。1987年6月底，薄想清楚了，要樹鄧，要在七一紀念會上講一篇話，要我幫他忙，起草個稿子。薄對我說，「要在全黨樹小平。中國需要巨人，小平就是巨人。」我當然得幫忙。但鄧矮，若用「巨人」字樣，難免有朝一日變成笑話，加深一波和小平間的歷史隔閡。我寫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薄很高興，同意，就這樣講了，後來傳開了。

但是我錯了。中國的改革，是千百萬人自主權的部分恢復，用不著也不存在什麼總設計師，更何況兩年後，鄧小平親手殺死了改革。

什麼是改革？我認為，就當時的中國而言，說千言萬語，不如說一句話：改掉毛澤東。毛把中國人捆死了，改革就是從毛澤東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不改革，中國人，包括共產黨，統統得憋死。這道理，鄧小平不是不懂。

鄧小平和改革的關係，不談則已，要談，必須全面地說兩句話：他支持過改革，他最後扼殺了改革。

趙紫陽分析得透澈：鄧有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和四個堅持。兩者的關係，我想，鄧是以黨為體，以改革為用，改革為了救黨。穩定就是黨。穩定壓倒一切就是黨壓倒一切。黨認為必要，就有權調動坦克，殺掉改革，理直氣壯反人類。

殺了改革，如何救黨？南巡講話指明了出路：在黨權壓倒一切的大前提下，允許和鼓勵不擇手段發財。不擇手段發財，當然繼續借重「改革」的大名，實際上是各盡所能，為所欲為，按照權力，爭奪戰利品。其後果，當然是無權者必窮，有權者可富，權小則小富，權大則暴富乃至腐富。不可一世，蔚為奇觀，是謂「讓中國摘掉貧窮落後的帽子」，是謂「崛起」，是謂「富強」，總之是創造腐敗的奇跡。

現在的腐敗，頭上生瘡，腳底流膿，誰負責？周永康負不起，江澤民也負不起。只有鄧小平負得起。

---鮑彤: 論擺脫陰影改掉鄧小平的錯誤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aoe466buw7u6cyqwxafnwg54iq/production/cde576f20e8b57cb17cd139ec785fc393e33bb137fe6a7fae558491c905e76e1.JPG


权力就是乐园。1959年后，罗达到一生的巅峰，身占党政军十多个要职：在党内，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在政府，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队，是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国防工业战线，是国防工办主任，十一人专门委 员会和中央专委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人大，是全国人大常委。他理所当然地享有既大又美丽的房子和院子和一大堆秘书、参谋、警卫员、管理员、司机、保育员、厨师的服务，“院子里还有齐刷刷五个漂亮年轻的女人”。

罗失去权力后，人去楼空，“妈妈开始自己做饭，剩下来的工作人员日益与我们为敌。”要是罗部长在位，借他们100个胆也不敢。这还算客气的。陆定一与罗一起下台之前，他的夫人严慰冰1966年4月28日上午在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增福堂被诱捕到一个秘密拘留所，“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几下子就把严慰冰从头到脚。剥得几乎’暴露无遗‘了，仅剩下三角裤衩、汗背心。……那个汉子又喝道：’你还摆什么臭架子?现在就要打掉你的臭架子!‘”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一切，包括“臭架子”。

听说爹爹去世以后，康妈妈的日子总是过得冷清一些。

康妈妈即康克清，朱德的在与不在对康是大不一样的。嫁夫随夫，在政治生活中，夫荣妻贵，夫损妻辱。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本人也是老红军，但张一倒，刘也尾随而去。1967年，康生派人要张闻天交代刘少奇在61人出狱问题上的罪责，鉴于张此前说过这是他当时代表中央决定的，来人特别警告他：“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这种株连术令每个丈夫都要万分小心，进退得失关系到子孙后代、亲朋故旧。贺龙出了事，二方面许多老将军都跟着倒霉，处理王尚荣、许光达、黄新廷、廖汉生、杨秀山、成钧、谭友林、郭林祥等人的“专案组”纷纷成立;林彪倒台后，贺龙的夫人被接到北京，1974年秋邓颖超前来探望，消息传出，正在被“挂起来”的二方面军的老将军当晚就喝了酒。

权力来自何处?理论上讲来自人民，但不但人民、就是高级将领，也没有决定罗为总参谋长的权力。刘亚楼告诉罗：林彪说“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罗的权力来自林彪，更来自毛泽东。可以让位极人臣的刘少奇、林彪死无葬身之地，也可以让写文章的秀才一步登天。谁敢不提起十二分精神?

---微美赤峰：罗瑞卿女儿回忆录披露高层丑闻


原则和纵欲
罗自杀后，旨在批判他的“三月会议”停开了。

但是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他们说爸爸是自绝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指叶帅）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 治家。他们的行为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

内部斗争的严厉性，非身临其境者不能领略。毛泽东之所以能纵横捭阖、无所顾忌，是因为一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很欢迎这种此起彼伏的斗争方式。

1945年的“华北工作会议”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罗不也是从迫害彭德怀的斗争中获得“纵欲后的满足”?权力和资源是有限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却是无限的，如此就需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重新分配，斗争的哲学势在必行。在一切都取决于个人意愿的氛围中，很多问题并非原则之分、主义之争，核心是权力转移。林彪在“文革”初说得明白：“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一个全面的调整。”所以几十年的“革命友谊”并不会使一些人在落井下石时犹豫一下。对普通人而言，政治原则无人情可言，但一小部分精于权力角逐的人却可以充分伸张自己的欲望，在风吹浪打中信步闲庭。被剥夺和被满足同时完成。

---微美赤峰：罗瑞卿女儿回忆录披露高层丑闻


罗点点父亲文革前是毛的宠臣，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及公安部长，因此罗点点童年享尽荣华富贵。她回忆童年夏天在王侯们的乐园北戴河度假：「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总是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裡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 谈恋爱。她眼睛裡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

多年以后，罗点点才知道：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只知道那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做」。

罗点点未说明这位将军是谁，但转载者注明是陈锡联。杨大哥很可能是中办主任杨尚昆的儿子杨绍京或杨绍明。

罗点点还说，中共上层这类事很多，据她所知，原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好色，但并未因此受到惩处。中共首任空军司令刘亚楼也很好色，江腾蛟为讨好刘亚楼还多次为刘亚楼拉皮条。不过在中共官方媒体上，刘亚楼则是个只爱妻子的好男人。

---微美赤峰：罗瑞卿女儿回忆录披露高层丑闻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fxd6a64fklksmzc4zf4cjm2nja/production/f7f4fceca9431d4cf25a47a8605fee784289591c87d5ed5313354044065061e5.JPG


很多人不了解中共早期内部斗争的残酷性（其实远胜过国共之间的斗争），这主要是因为宣传部门直到今天都严禁出版关于肃反的研究著作。但是只要你愿意翻墙，要搜到这样的材料是相当容易的。举一个例子， 1930 年毛亲自授意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审问 AB 团成员。根据《 AB 团与富田事件始末》 一书中引述的材料，李韶九到场指挥用刑，「哭声震天，不绝于耳」「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我知道这些材料可能让读者不舒服，但是不提到它们不足以展示毛是怎样的一个人。富田事件发生时，毛只有 37 岁，还算是个年轻人，并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样「建国以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的头脑一直没有变过，一直是一个为了个人政治利益可以滥杀无辜的无耻之徒。

对毛的揭露也不应仅仅停留在他的「错误」政策上面。事实上，他对自己所有政策的灾难性后果是有充分估计的。但是他的潜台词是：「 Who cares? 」很多秉性纯良的普通人意识不到一个独裁者的利益驱动、安全驱动、性驱动可以强大到什么程度，以及他对别人的生命可以漠视到什么程度。不想明白这一点，也就无法意识到一个限制政客自由度的政治制度是多么重要。

---东网｜李宇晖：拔毛仍然任重道远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vfnunpcy45xlqbv6cixq3ccp2a/production/d123ed672e4c3b9b3c4ec31c5188bc9b18bae0aab4baf33c47a8c0f856a5de6c.JPG


毛泽东镇反杀人如麻
《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一文则有真实的记述。镇反分为三个阶段，从一九五○年十月到一九五三年底。文章引述当时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在一九五四年一月的一份报告中说，全国共抓捕二百六十二万余人，杀了七十二万两千余人，教育释放的仅三万八千余人，其他判刑或管制。其 中五十四万三千余人是在运动开始的一九五一年二月到五月杀掉的。文章说毛泽东杀人杀到“失控”后才紧急剎车。三个月杀五十多万人，用“杀人如麻”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开放杂志｜凌锋：谁来抢救《炎黄春秋》？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kjmxfzpyh2qwgawppc2j6ouqvq/production/ef4ab05fd1c2a2c507328c138a10ec9a070320e902c21dc48dc6f4a03bb9299a.JPG


朱毛之治大抵雷同
除了性格、癖好、“建国大业”、屠杀功臣基本相同之外，朱毛二人的治国方略也大抵雷同：

朱元璋信奉平均主义，与毛一样，也曾打土豪、灭富强，洪武一朝“富室或死或徏，声销尾灭，荡然无存”，郭桓案全国追赃，导致“民众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明史》）。相较于秦始皇“焚书 坑儒”，朱元璋的仇富暴政更加酷似毛泽东的暴力土改、“阶级斗争”；

朱元璋也热衷于控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发明了强制性、世袭性、等级性、分裂性的户口制度，堪称中共户口制度的祖师爷。此举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成长，因为它使国民的创业活动和社会流动失去了基本自由；

朱元璋防臣子如防仇寇，他规定文臣武将不得往来，内臣外臣不得交结，给事中、御史、锦衣官不得与文武大臣交通；“一字不可改易”的《皇明祖训》剥夺了皇家子孙的基本人权，朱家的藩王们虽然锦衣玉食，却丧失了人身自由，不许进京探亲，不许交朋结友，诸王终生不许相互见面，甚至不能随便出王府，连出城扫墓也得向皇帝“请而后许”。这与毛泽东严控高层同僚，不许政治局委员相互串门，动辄以“反党集团”将“亲密战友”构陷入罪，连总理周恩来住院开刀也必须毛亲自批准如出一辙；

朱元璋也爱搞群众运动，他发动全民学习皇帝语录《大诰》，动员“民间高年有德耆民”将扰民官吏“拿赴京来”，洪武十九年甚至发布了一项令人瞠目结舌的最高指示：任何臣民均可冲进官府，捉拿他不满意的官员。若非当年通讯闭塞、交通落后，否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造反运动很可能早在六百年前就已经轰轰烈烈地发生了。

以上种种，朱元璋就像是毛泽东的前世，毛泽东简直就是朱元璋之再生。

---动向｜杨光：毛似洪武，习如崇祯


毛泽东神似朱元璋
关于毛泽东与朱元璋的相似之处，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写道：“就性格言，两人尤为肖似，都是阴狠、猜忌、残暴兼而有之。除了语录、红卫兵、整肃干部，以及因自卑感而迫害知识分子等仿制品之外，毛泽东师法朱元璋有时甚至到了亦步亦趋的境地。例如他所提出而在大陆上一度广为宣传的口号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便完全是抄袭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毛泽东与朱元璋的相似乃至雷同之处实在是不胜枚举：都是农民出身；都是打游击起家；都是自学成才的半调子读书人；都是战争中学会战争的军事统帅；都是靠内战得胜而开国建政；都精明强干而心胸狭隘；都残忍嗜杀，喜用严刑峻法；都是玩阴谋、弄权术的专家，诛功臣、整文士的高手；朱元璋以谋反之罪屠戮开国元勋，毛泽东搞“路线斗争”打倒中共元老；都好色、多欲、好大喜功；都轻视生命、蔑视文化、贱视下属、“毁人不倦”，一个发明了廷杖——当众打大臣的屁股，一个发明了整风——公开凌辱兼自我羞辱；也都是一脑门小农意识，闭关锁国，重农轻商；都缺乏敬畏之心，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厚今薄古、亵渎圣贤，一个删孟，一个谤孔……简言之，毛泽东与朱元璋的“丰功伟绩”与“晚年错误”大抵雷同，除了时代背景相异，剩下的差异只在数量级的高低——比如说，朱元璋欠下的命债以百万计，毛泽东制造的冤魂以千万计，《大诰》发行了一千万本，《毛主席语录》发行了五十亿本。

---动向｜杨光：毛似洪武，习如崇祯


老毛别出心裁，划出一个第三世界称雄。在亚非拉的那些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区域，去推销他井冈山拉杆子的经验，把他的农村包围城市策略，扩大成亚非拉落后国家，去包围先进的工业发达国家。他先在亚洲中国周边，出钱出军火办训练班，组织艾地的印尼共产党、陈平的马来亚共产党、波尔布特的柬共、德钦巴 登的缅共，甚至尼泊尔那山地小国也有毛共式的武装。而且不惜把中国人牙缝省下的钱，像支援朝共越共那么去支援霍查的阿尔巴尼亚独夫政权。凡是打共党（马列）旗帜，说拥护北京毛路线的，便得毛泽东丰厚的赏赐，因为闭关锁国，荷兰有打烂仗的市井混混，称自己是共党（马列）代表，来朝北京，就发财而归。澳洲一个叫希尔的赌棍输了，也称拥毛路线，文革时在北京待如贵宾，去时也变富翁。

毛泽东做第三世界领袖梦，不仅由他的枪杆子出政权充的理论，葬送了印尼一百五十万共党同志，七十万包括总书记艾地死于苏哈托镇压，马共、缅共皆被瓦解。最使全世界痛心的是毛泽东最“优秀”的学生波尔布特，忠实地执行毛教导的杀敌人要坚决彻底的指示，三份之一的无辜者死于波尔布特的屠刀。因华侨多工商富户，三十万华人也埋葬于这大清洗大屠杀中。

毛的梦把亚洲共产党也赌完了

毛泽东做第三世界领袖梦想，竟全由这垄断中国一切资源的中共，叫人民为他埋单了。

中国人要养他数百万党军，养数千万党官，养他做政治花瓶的八个所谓民主党，已压得民穷财尽，在一九六○年代饿死鬼遍国中时期，还要为毛泽东做第三世界领袖付出大笔大笔的民脂民膏，到头来，这第三世界何在？今天，世界民主国家，由毛时代的五十多个已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个，许多就是老毛划在三世界的国家哩！

毛泽东的领袖梦，给中国留下沉重的债务与创伤

---动向｜盘点中国人为领袖梦付出的代价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66cjysyfzt2tlruyjddvydvila/production/a5f372c5774660c0e0fe6f1a5c5182c20a66c439edf172af717ade8d00b0550c.JPG


此前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是梁漱溟访问延安时，建议毛要把自己树立成“亦君亦师”，而不仅是“为君”，才能绝对统治党员和民众，于是毛狠下工夫争当意识形态之王（基于与高华等学者的交流）。我倒是更倾向于接受《毛传》的解释，斯大林才是毛确立党内意识形态霸权的主要启示和楷模。即使是到了毛终于“君临天下 ”的1950年，他还是小心翼翼，不敢在国际共产党范围内扛意识形态大旗，自称只是一家“分店”，因为斯大林还健在（《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第5卷第260-261页）。

既然是“分店”，就得由“总店”发放和验证“正宗配方”，于是毛请斯大林派来一位跟外交事务没啥渊源、却是苏联意识形态系统得力成员的尤金（Pavel Yudin）到北京出任大使。“尤金的任务是对不久即将以俄文及中文出版的新版本《毛泽东选集》进行正确、技术性更正的编辑工作……尤金在中国住了两年，这段期间就毛泽东的作品提出500个批注，不过全都是私下”里做的（《毛传》第24章）。毛作为“分店”店长，对此必定是口服却不太心服。多年后，毛“最好的学生”林彪就此反击一记回马枪：“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什么康斯坦丁诺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同毛主席的书相比？”（“1966年9月18日指示”，《林副主席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第67页；无出版机构名）。

读客观的斯大林、毛泽东传记及共产党历史越多，就越看得出，斯大林是唯一能让毛感到畏惧的活人。斯大林也确实值得毛真诚地畏惧，《毛传》处处显示前者始终从世界战略的大棋局来布置中共的棋位，直到朝鲜战争。毛若是知道1938年苏联大清洗时整肃共产国际官员，斯大林“一度把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陈云、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邓发、吴玉章、董必武等，都列入黑名单”，计划对他们“发动大规模政治审判”（《毛传》第29章），毛一定会更加畏惧斯大林。

人人皆知，斯大林那时期先从政治上、接着从肉体上消灭了苏共数千名高干，都是这么操作的。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毛才能在国际共产党圈内扬眉吐气。这以后，毛在大跃进时实施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大三线军工建设、一波波党内高层清洗等，也都学了斯大林的政策和手法。不了解这两位绝顶领袖，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毛传》里的诸多焦点提供了作这种透视的难得窗口。

---丁学良：读依据苏俄档案的新版毛泽东传记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第22章强调，毛在党内加速推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在1938年秋斯大林通过长期观察、决定把毛作为中共领袖团队的核心之后。此前即便毛有雄心，也不敢太放肆。他本人及中共在极其艰难的国内国际环境下，生存发展都离不开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和共产国际的物资和政治支持。“大老板” （毛对斯大林的恭称，《毛传》第23章）不首肯，毛就不敢把自己大树特树成中共的领袖（最高的组织权力）加导师（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力）。

从具体操作看，毛泽东在1943-1945年在延安全力塑造自己为党内“唯一正确路线的代表”，也是以斯大林在1924年后塑造自己为“列宁唯一忠实的继承人”的方式为蓝本的。斯大林早期十多年里每日在教会学校受训，特别注重以神学正统的方式改写苏共党史，以确立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唯一解释权包括不言自明的篡改权：“历史有时候需要被纠正。”于是他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1938年起成为苏共的“可兰经”，凡不符合它的理论解说和党史细节，皆为异端邪说，做到了意识形态定于一尊。其它共产党也必须随之起舞，此教程马上在延安发行中译本。读它仿它，毛终于在1945年中共七大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为中共的斯大林。

---丁学良：读依据苏俄档案的新版毛泽东传记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wkbuorq6qjcng4ngvdrfc4payq/production/8c0e1d16f71245172d31ab494125c750565f153853d3de2e62d9880bec49d64c.JPG


“按比例搞斗争”逻辑贯穿中共历次政治运动
纵观毛泽东的全部革命生涯，他的“按比例搞斗争”都是一条基本方针。他在1960年后整肃刘少奇帮派时总结出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75年批判邓小平时强调的“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并非凭空的想象，而是基于多次大规模的实践：在没有阶级敌人的地方能创造出 阶级敌人，在阶级敌人不够的地方能凭空增加许多阶级敌人，因为“比例”是灵活机动的，随着领袖的斗争需要而随时调节。

毛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坏人不到百分之五”的黄金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能够有效地把数十万、数百万、直至数千万的民众，包括实事求是、以民为本的中共干部及普通党员打入政治“异类”，乃至送进牢狱和地狱，因为每一波的新斗争都能在上次幸免的人群里再挖出新的百分之几，这是一个没有句号的连续剧。

其中最著名的实例，是毛泽东在国共内战获胜后为着巩固全国范围的新政权而推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他于1951年4月20日发给各大区主要领导的“关于杀人比例的指示”，把两个月前刚刚定下的杀人比例从千分之一，翻一番上升到千分之二，导致全国正式处决了约100万人（宋永毅主编：《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14年）。若是把自杀、羁押期间迫害致死、被群众打死者包括在内，死亡数目高得多；按《毛传》第26章引用的估算，被镇压的可能高达400万人。

---反思“按比例搞斗争”的当代意义
——读依据苏俄档案的新版毛泽东传记（下）
作者: 丁学良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直追溯到1925年12月1日毛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之分析》一文——此文后来被当作毛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第一证据而收入《毛选》四卷列为首篇，其开场白即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早就领悟了如何发现和发明“敌人”的技巧——在发现不了敌人 的情况下，得想办法“发明”敌人。俄文原作者经过对照那时的中国统计资料，发现毛泽东文章中“所有的数字都只是粗估，甚至毛说的中国全国人口四亿人也是信口开河……纵使如此，这篇文章会打动人心是因为它的政治性质”（《毛传》第12章）。

一点不错，毛泽东把500亩的标准砍掉一个“零”，本来不够激烈的斗争立刻激烈了许多倍。等到“八七会议”后不久，他上山当了部队政委，就在井冈山地区强行推动这一斗争策略，把周围农村斗得血泪横飞，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因为该地区的经济生态被毁得无从恢复，养不活他的部队了（《毛传》第15章）。

------反思“按比例搞斗争”的当代意义
——读依据苏俄档案的新版毛泽东传记（下）
作者: 丁学良


在1927年4月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总书记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把那时期中国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地主”界定为“拥有五百亩（82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毛对此激烈反对。因为他看出来，这个理性的标准对于“发展阶级斗争完全不适当”，阶级敌人太不够了。

可是毛在当时的党内领导层仅位居第32名，也不再兼 任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他无法可施。在同年8月7日举行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上，他提出的方案是减少一个“零”，把“大地主”界定为“拥有土地五十亩以上的，超过于此的土地通通没收”。这个门槛从500亩猛然降到50亩，巨大效果立马显示出来（《毛泽东：真实的故事》第14章）。

毛泽东的论证极富政治智谋，他说：如何对待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即小地主——实际上就是社会科学里所说的普通农户、自耕农，是农村革命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中共五大刚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民协会则要停止工作。”只要把500亩的标准缩减成50亩，就可以导致许多原本不属于“阶级敌人”的小土地所有者，马上变成阶级斗争的对象（《毛传》第13章）。只有这样才能发展阶级斗争，激化农村里的对抗，让更多的无地游民、长工和短工抱着有地可分的期望，加入有人可斗、有利可图的农民协会，直至投身于武装造反的赤卫队。

可见，在毛的政治智谋里，阶级斗争其实与“科学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尽管他常以这一意识形态的名义来为自己的做法作论证。“阶级斗争”不是以科学考证为依据的客观事态，而是一门靠着主观意图来操纵的斗争艺术。

---反思“按比例搞斗争”的当代意义
——读依据苏俄档案的新版毛泽东传记（下）
作者: 丁学良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i5utvc43w7cxhm3tvtl4ic6f5a/production/da84a9008f9c850155e90575828123cc47b46c8a83978be009587c57508182f8.JPG


良心
1953年，为保证粮食出口和工业发展，中共中央开始停止粮食自由买卖，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毛泽东说：“征粮就是打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农民的余粮被征收，连口粮、种子、饲料也被收购走了，多地农村开始闹饥荒饿死人，为此，有高级干部上书毛泽东，恳求农民出身的毛对农民要有“良 心”，毛回答：“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随后指示：全国即使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件，仍然要征粮！

---【张东园】毛粉们不能不看的毛泽东的段子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m4gc7wf66msrhhy4sh7tkurfaq/production/6981075af531e2cdb15297673874de342dcad292f870f275412569008475659f.JPG


北大右派
1957年反右运动，北京大学共划“右派”716人，其中有8人先后被处决：
中文系学生林昭1968年被处死；
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1970被处死；
西语系学生顾文选1970年被处死；
历史系学生沈元1970年被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锟1976年被处死；
物理系学生吴思慧1970年被处死；
哲学系学生黄宗奇1957年 被处死；
哲学系学生黄立众1970年被处决。

黄立众：安徽无为人，1956年考入北大，因批评党的政策被划为“右派”并开除学籍。回乡后，因对“大跃进”以及饿死人现象不满，在当地组织了中国劳动党，撰写《致全国同胞书》，并筹备武装暴动。1961年案发后，黄立众被逮捕，1970年被执行死刑。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

右派集团22071个；
右倾集团17433个；
反党集团4127个；
定为右派分子3178473人；
列为中右1437562人；
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
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
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乐乎｜1957年发生的那件事解密了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p74kjv2s2ez4gfm5xie47c73ga/production/a8506e90471e926ffab5e6adfd084570eb9c2b53b078c51322b03a81fd07579e.JPG


天涯论坛｜邓颖超日记启封，许多人哑口无言。

二００四年三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

周恩来病危期间，毛泽东拒往探视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五月七日、七月十一日、 九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十二日、次年一月五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韦国清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十二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主席致悼词？”毛泽东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病危期间周对邓颖超嘱咐“三不要”

以下是邓颖超日记中，有关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谈话的部分摘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后，一不要过问政治；二不要留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养病、休息。记住，记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这还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国？”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日：“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二十六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 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著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周恩来道出遵义会议的真相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我想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是要自我反思、检讨、澄清若干事件。尽管是晚了，但总不能让其错、假继续下去。历史谁也篡改不了。一九 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上，是确立了张闻天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要把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好在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 还在。”

周后悔给毛抬轿子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

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有通过决议：得票最高者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

周成全了毛的终身领袖地位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编者按：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编者按：指毛泽东）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 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二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 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提议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员，十五名赞成，惟有二人弃权（编者按：毛泽东、林彪）。决议都给 个人意志废了，我们也有责任和罪过。”

周对毛泽东路线的质疑和否定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一场政治疾风暴雨要降临，还要斗，斗到何日何时方休呢？共产党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靠斗争能建成的吗？”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家很不幸，建国二十六年，还有六亿人口饭也吃不饱，只会高歌共产党、颂扬领袖，这是共产党败笔（编者按：当时的全国人口是八亿）。”

周对一九七六年元旦社论的反应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不许放屁，内外树敌，国家正陷于经济危机。谁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记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远离中南海！”

编后议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邓颖超日记揭示了周恩来临终前的悔恨：不该一次又一次地给毛泽东抬轿子，违心地把这个独裁者捧成终身领袖，以致给中国造成严重灾难。

但他并不是晚年才明白过来。他是个聪明人，早就明白是非善恶，但在关键时刻一再违心地去捧毛，这是不能原谅的大错。因为这是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不负责任。

以周在党内的经历、地位和威信，如果他不去低三下四地给毛抬轿子，毛是很难把领袖位子抢到手的；即使当了领袖，如果不是周处处阿意曲从，毛也不可能那样胡作非为.

（《邓颖超日记》自曝出以来便引发各界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对其真假的争论。关于日记的真假和启封目的，部分人认为日记为真，是中央有关部门为在有限范围作党史研究而公开。另一部分人，例如周恩来卫士、邓颖超警卫秘书、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认为所谓的《邓颖超日记》是假的。）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ibx5g3a4keen3ncphkuopft4za/production/5c5a626e554a080de19b7a5fb6210b9eac2d18bd47616228763bbcab88b4b4ff.JPG


“九一三”后众生相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共和国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神秘诡谲的一件大事——全国二号人物林彪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大漠。，高层将帅们却反应各不相同。从他们的或拍手称快、或直言质疑、或老泪纵横中，我们又能读出些什么亮点呢？

对于周恩来的反应，各种回忆录中流传着许多绘声绘色的传说 ，什么先大喜后大哭，含泪说你不懂云云。但几乎每一个版本中，都记载了总理的第一反应是拍手大笑：

好！好！摔死了，摔死了！

接下来的情节就是周恩来亲自禀告毛泽东，，我们要重点说的是在9月14日上午，被周恩来的一纸急令喊来人民大会堂议事的党政军要员们。这些人的反应就很有趣了。

听说林彪摔死，将军们沉寂了片刻，随后爆发出巨大的欢腾。只见久经考验的“老总”们像庆祝一场胜利似的，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朱德的大嗓门：

老天爷有眼！老天爷有眼！

另一位脾气不小的老总陈毅此时正卧病在三O一医院，虽然未能在第一时间分享这种快乐，但得知消息后同样欣喜若狂，甚至在病榻上高举茅台酒，欢呼胜利。我们来看看亲眼目睹这一幕的驻法大使黄镇是如何描述胖帅之喜的：

我永远忘不了老总脸上突现的红光，和那细眯的眼睛里一半含着轻蔑，一半含着微笑。

要知道胖帅此时已是病入膏肓（四个月后就去见马克思了），但在不久之后批判林彪的大会上，他硬是带着癌症之身义愤填膺地连续做了几个小时的“揭林报告”，把四五十年前南昌起义时的陈谷子烂芝麻都拎出来鞭了一番尸，足见恨之深责之切。

与胖帅心情相似的还有罗瑞卿。不但高兴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还一口气写了13万字揭发林彪罪行的材料。这还不够解恨，又在《答友人》诗中极尽怨毒地骂道：

林贼蛇蝎心，蔽空犹乌云。篡权之狠毒，远超狗彘行。

从将军们的“幸灾乐祸”来看，对林彪简直是诛心之恨。可说起来，这三位和林彪都是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友——朱陈二位老总从井冈山起就是林的上级，特别是朱老总堪称林的伯乐，而罗瑞卿一直是林最信赖的部下。可惜，半辈子的亲密合作被一场运动催化成不共戴天之仇，彼此恨不得早日下地狱。如今害人精终于身败名裂，受难者们怎能不额手相庆、兴高采烈呢。

---低格周刊｜9.13林彪坠机后，满朝文武谁的反应最亮？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vtahd4gidu556yyswuudet6rmq/production/fca0d7d4b26508f3c77c082023d5345945a8f57ed4bd86c7ccefc7ed3fe60dd0.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ht5whviv6cr3zr6uendocgplua/production/23634cbe31ff6c97afc59a19bbbbd1cdf7953d027c995e474cbb73517d323952.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4jtbrkp2peizqkc5r6vhghsmha/production/b30cbb629280d75d7afa3577933855e30e36dd0633a56cc84bb516bccde75aa1.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rw53g5cskl54rysikg3zaqvuha/production/c3e89db491d47daecc56a2a31c26ee2fb1cba51634b27cbebe93de2d8d1b1b37.JPG


铁牛是曾志与蔡协民（1934年牺牲）的孩子。关于他被“送”给别人换取革命经费一事，多年前出版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有所记载（见图）。近日又读到陶斯亮撰写的文章，原文如下：

我是母亲的第四个孩子。大哥石来发和二哥曾春华因当时的斗争环境不允许，都是一出生就送了出去 。中间还有个男孩铁牛，是与蔡协民生的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生在福州，环境不是那么险恶，母亲想把铁牛留下来亲自抚养，但是被组织送养给了当地一户有钱人家，换了一百大洋，用来解决急需的经费。，小铁牛不久便得上天花夭折了，这成为母亲心中难以拂去的伤痛。母亲在自传里写道 “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抛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然而她依然是痛苦的，即便进入老年，对小铁牛仍不能忘怀，面前经常会浮现出小铁牛的可爱模样 。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wzbvd46o3v5esmtt4csxa7fcfa/production/8811440f11c046fac6a53e489b07d47dd8807a553f87cc5c2220baa7a994eefd.JPG


鲍彤：伟大领袖给老百姓干了什么，又给接班人留下了什么
党史教科书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那不是事实。所谓〝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为了跟蒋介石争夺政权而发明出来的骗局，主要内容有：许农民以土地，许知识分子以自由，许工商业者以发展，许工人以领导权，许所有的中国人以〝 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直到1949年9月，毛泽东仍在努力，向各民主党派推出并终于达成以新民主主义为内容的《共同纲领》。等到政权到手，毛就断然撕毁了一切支票，速度之快，连他的合作者刘少奇和周恩来也〝跟不上〞：土改是变戏法，全体耕者最后的命运是统统无其田。知识分子所得到的是被改造。无产者得到的是不准罢工和不准自行组织工会。有产者得到的是〝自愿〞献出全部财产。全体中国人，集体得到了一个不准选举的〝人民共和国〞。以上合计，是谓〝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也正是有关毛泽东的神话的基础。

接下来的乐章是毛泽东本来不熟悉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活着时，毛泽东不敢侈谈。斯大林一死，〝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出缺待补，好机会来了。毛随机应变，废掉〝新民主主义〞，改做〝社会主义〞的梦。他要求全体中国人和他一起做梦。他要大家批判〝小脚女人〞。作为驱策，他不断发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斗争。本来，他所知道的社会主义不外乎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现在毛必须创造。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于是成了他梦中的新榜样。全民生产、全民战斗、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五七公社〞是他新发明的组织形式。他的当前纲领是以大跃进超英赶美争第一，他的最终目标是当全世界革命人民世世代代的导师。私有制在中国，被毛铲除掉了，却被2007年的《物权法》恢复了。毛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本来也许可以概括为〝等于零〞——如果几千万条人命和几亿人的灾难可以一笔勾销的话。

第三部曲文化大革命，本来不在毛的计划之内。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失败，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丢了脸。1962年初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三级党委（省委、地委和县委）书记全部出席的〝七千人大会〞上，主流不再是对毛及其社会主义的的狂热，而是对毛心血来潮的〝三面红旗〞的普遍怀疑。连多年来一贯帮毛辩护的刘少奇似乎也流露了这种可怕的情绪。这使毛泽东非孤注一掷发动〝继续革命〞不可，哪怕它鱼死网破。作为天下第一赌徒，毛在这场豪赌中押下的赌注，与其说是他本人的灵魂和肉体，不如说是强迫整个国家为他殉葬。人们讲惯了〝文革十年〞，其实，毛在七千人大会后，一直在呕心沥血，他用了整整14个年头（在他统治中国27年中占了一半以上），策划和领导了这场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为唯一主题的大屠宰。在把一切对手打倒在地的同时，毛自己也倒下了。

说到毛泽东的遗产，至少包括：鸦雀无声的舆论；永不选举的政权；三权合作的和谐；设计和制造冤假错案的流水生产线等等。其中最最重要的，无疑是领导一切的权力，有了它，才有可能成为亿万劳动力和战斗力的占有者。权力就是真理，就是合法性，就是战无不胜的法宝，就是点石成金的摇钱树……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2yok7erpzhhhgdjzmbellp557a/production/f66792a6df55ba2ae5e9d95b436843aa24c62f4e3ee86184394520a2bd30214c.JPG


在五四时期的北大就认识毛泽东的傅斯年，对毛泽东如何控制底层农民的心灵有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傅斯年曾经亲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在广州的暴动，差点成为被杀戮的对象。一九三零年下半年，傅斯年对他的中共朋友说：“你们共产党人要杀我很容易，要我瞧得起你，则万万做不到。”他还断言“阶级斗争”只是中共 用来掩盖它对权力无止境的贪欲的托词，这种对权力对贪欲利用了以下八种仇恨：中国人仇恨外国人；无钱的恨有钱的；老百姓恨官吏委员；一种职业中的不行者恨同职业的行者；薪水少的恨薪水多的；乡下人恨城裡人；儿子恨父亲；青年人恨老年人。傅斯年相信，中共善于利用人们潜意识中的情感，人们易于接受任何将他们的仇恨报复愿望正当化的理论，“阶级斗争”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出路。

辛亥革命之后大致还算安定的中国农村，一步步地被毛泽东的仇恨哲学改变。从湖南农民运动中的杀戮到四零年代的土改，再到五零年代末期的大饥荒，其线索有迹可循。当时，当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向毛报告有人被打死时，毛轻描淡写地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此前，湖南的农运领导人约束暴力，扣押了那些打死人的地痞。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綉花。每个农村必须造成一个短暂时期的恐怖现象。”于是，地痞们得到授权，更加疯狂地对他们嫉妒的地主阶层施加暴力。由于获得现代武器很不容易，毛发现梭镖是一种很厉害的凶器，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馀万农民之中”。 究竟有多少人在这场所谓的农民运动中遭到杀害，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但是，这种滥杀无辜的赤色恐怖模式，从此成为毛泽东一生乐此不疲的权力游戏。这是一种用新的意识形态包装的义和团运动。毛性格中最邪恶黑暗的一面也在此袒露出来，那就是对人的私有财产、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极度蔑视。

---余杰：毛泽东：从笔杆子到枪杆子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ntq7ldjy4oklu3l6ie4sje6rsa/production/f1417db11831bb7bb2b4c9b91b7eb8ab619595719b3354edd0ee8b033fbef04d.JPG


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时间，远远比不上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但在“谎言大师”之维度上，毛泽东丝毫不亚于戈培尔。靠著宣传，毛整肃了党内的竞争对手和不同派系；靠著宣传，毛在内战尚未全面开打时就已战胜了蒋介石；靠著宣传，毛在中共建政之后不断掀起政治运动，甚至发起文革摧毁既有的官僚体 系。毛直到晚年还要亲自审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中央报刊的社论，并亲笔修改其中的措辞。这绝非小题大作。毛清楚地知道，文字可以杀人于无形。就文采而言，毛的秘书们——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没有一个比得上他。毛的文字从不回避底层社会的俚语和粗话，从而极具煽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白话文写作的第一人，不是梁啓超、陈独秀、鲁迅和胡适这些学者、文人，更不是自我夸耀的李敖，而是毛泽东。毛泽东不仅要当伟大领袖，还要当伟大导师；不仅要控制人的身体，更要控制人的灵魂。

---余杰：毛泽东：从笔杆子到枪杆子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2radkicpzxxc7i2gy7dzhw7cdq/production/d8fb41685119103fe4fa53230f50175058f30fad0b60ac1d39e5b56cc7646d2f.JPG


知青检讨书
敬爱的公社洪书记及其他领导:

昨天洪书记您找我去公社,在办公室教育了我,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像我这个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才半年的知识青年为什么一下子偏离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滑到了封、资、修的边缘,险些成为他们的孝子贤孙!我感到非常 痛心,在领导及贫下中农的帮助下,我将自己几个月里犯下的错误毫无保留地坦白如下:

一、贪图享受,不愿彻底革命。我出身在地主家庭,爸爸妈妈虽然参加了革命工作,但他们还做不到彻底无产阶级革命化: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香水、蝶霜,睡觉也穿内衣内裤等。从小我就受到他们的反动影响。下队的第一个月,我在大队小学当代课教师,中午休息时,大队贫协主席找我,他发觉我穿了一身运动服,马上就批评我,说:“穿这么好的衣裤在床上磨,好可惜哟!这是浪费!毛主席教导我们,节约闹革命。这不是我们贫下中农的革命本色,这是地主、资产阶级作风。”

二、十分怕脏,撒肥后洗手几次。下队第二个月,队上在稻田里撒肥料,为了贯彻上级指示,学习外地先进经验,让禾苗迅速吸收肥料,用手将人类、猪牛粪等直接注入禾苗蔸下,干了半天后,队上统一开中饭。贫下中农们只是在稻田马马虎虎洗一下手,马上冲上田塍端着碗就吃。我呢,在田里洗了手后还嫌没洗干净,再跑到挨田的圳里洗,最后一个吃饭。当时我还笑了几个人说他们手上屎没洗干净就吃东西,太不卫生了。现在想来,其实最卫生的是他们,最不卫生的是我。上山下乡了跟贫下中农战天斗地了还离心离德,这不是天大的不卫生吗?这还说得上是一颗红心永向党吗?还是洪书记教导我的话对:手臭了,离资产阶级思想远了,思想香了;手香了,离无产阶级思想远了,思想臭了。我们贫下中农只要臭不要香,才能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高飘扬,永远飘扬。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滚他娘的蛋!

三、喜出风头,嘲笑贫下中农不识字。大队书记的父亲死了,大队民兵营长主持开追悼会,他把“鸣炮”念成“呜炮”,把“全体肃立”念成“全体萧立”。第二天,我碰上他,就叫他“呜营长”,他愣了一下,我又喊他“萧营长”。这是当面取笑、丑化革命领导干部了,从思想高度分析,这几乎是搞阶级报复,想翻天了!这是大队书记的结论。我认为也对。我还在本大队、外大队甚至其他公社扩散民兵营长的笑话,我这是乱说,犯了自由主义了。把自己置于贫下中农的对立面,放松了思想改造。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是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我取笑民兵营长,真是胆大包天了。在这里我向他赔罪又赔罪,我保证从此以后再也不叫他绰号。

以上我交代的错误,洪书记说:“触目惊心,反面教材。”我只有彻底认识改正,才能当好毛泽东时代的知识青年,无愧于无产阶级革命小将的光荣称号。

为此,我坚决保证做到:冲破一切旧思想的束缚,一辈子真心实意与工农相结合,在三大革命中贡献力量,用革命的理想和意志,筑起防修反修的铁壁铜墙,用青春的热情和汗水,浇灌大寨红花遍地开放。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大风大浪中茁壮成长,在革命熔炉里百炼成钢。

请看我的行动吧。

检讨人:胡小飞

1969年2月15日

资料提供者:胡开雪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eqzbaem7ycfqnxqsc2n34jlxaa/production/f8fbac45bb5fc1d447cfd8515f76bf15ae083f57da6524827503e33d5db89be3.JPG


薄一波娶女秘书胡明
1927年5月，国民党山西党部对共产党员进行清洗时，薄一波被通缉后逃到了一户人家。这家的男主人和他的女儿不顾危险收留了薄一波，帮他度过了生死关。薄一波对那位姑娘产生好感，不久结婚，并生有一女。

1943年12月，薄一波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整风；之后，参加中 共七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延安期间，薄一波结识了比他小11岁的海南女子胡明。胡明成了薄一波的秘书。薄一波很快就跟女秘书打得火热，并多次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之后，薄一波向发妻李如明提出离婚。起初，李如明不同意，直到胡明打掉第三胎时，李如明主动提出了离婚。1945年，薄一波与胡明结婚。

几十年后，提起薄一波换妻之事，李如明还泪流满面地说：“那时候真是豁出命去救他，什么也没想，我爸爸对他有救命之恩啊！他提出离婚实在是伤了老人家的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是一个女人，他的女秘书已经打了三个胎，我不能置她的命于不顾啊！”

---中共延安时期换妻潮及相关命案
作者: 王友群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根据刘、邓的指示，彭真指派北京市委的邓拓等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查阅了大跃进时期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与讲话，分析造成重大失误的原因，这就是著名的“畅观楼事件”。此事极大地触怒了毛泽东，所以在文革正式开始之前的准备阶段，他就先拿北京市委的邓拓、 彭真等人开刀祭旗。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刘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使毛泽东大为不悦。刘还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这使毛泽东深深感到，刘少奇可能会在他死后否定三面红旗，会象赫鲁晓夫那样做反毛的秘密报告，清算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责。用江青的话来说：“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憋了一肚子气。” 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就下定了打倒刘少奇以绝后患的决心。

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但实际上要打倒刘还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因为刘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还有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如果找不到过硬的罪名，在党的会议上就很难把刘和一大批追随者打倒。善于和人斗争的毛泽东认为必须采取非常规手段才能打倒刘少奇，这就是依靠群众运动。文革开始后，毛利用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把全国的大学搞乱，然后他躲到外地去，让刘、邓派出工作组到大学。然后他看准时机回到北京，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给刘、邓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他乘势召开8届11中全会，以刘犯路线错误为借口，把他从党内第二的位置上拉了下来（仍保留常委），把林彪扶上了接班人的宝座。后来又鼓动红卫兵多次批斗刘少奇。再后来又把重病在身的刘送到河南，直到折磨至死。刘少奇的众多老部下和支持者也被毛发动的群众运动纷纷打倒。

所以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就是为了避免刘少奇等人在他死后清算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行。他为此谋划已久，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利用群众运动这一非常手段，打倒刘少奇和一大批对他制造大饥荒表示不满的高级干部。“大饥荒”是毛时代的核心事件，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它是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一系列极左行为的必然恶果，又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起因。“大饥荒”是毛泽东的死穴，是他的犯罪铁证，也是中共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所以毛以后的历届领导人和党的喉舌都绝口不提此事，好象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老贫农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n2pzpgtr5y2j2etzypmb5g4elq/production/54f43f0e9bf549e04c7a298d626400ade4da85a296b68b0795c9e20b44885715.JPG


1957年11月初，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一个月前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卫星的鼓舞下，11月6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15年之内，苏联将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不甘示弱，11月9日，他也提出要在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事实上，他不仅想超过英 国、赶上美国，还想在苏联之前，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赫鲁晓夫的底气在于苏联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工业，而毛泽东，则把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作为“万能的武器”。

毛泽东是个“只争朝夕”的人，说干就干。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麻雀虽小，可能挡住太阳的光辉：毛时代的公共决策
作者：熊卫民


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决策模式
在消灭麻雀运动中，动员几亿民众、消灭二十亿只以上的鸟类——如此重大的公共事务的决策，是由毛泽东一个人提出，在极少的行政领导圈子里讨论一下后就确定下来的。他们并没有提请有关的专业机构进行研究和咨询，也没有付诸公民代表大会予以审议和表决，而是直接就开动宣传机器 ，动员大量民众付诸实施，这种拍脑袋式的决策，可谓既不科学，又不民主。

在实施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走程序，征询专家和群众的意见，其时间往往非常短。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言论都可能被作为判罪证据的情况下，专家和普通民众一样，分为三种类型，大多数保持沉默，一部分推波助澜，只有极少数敢于耿介直言。但在所有媒体皆为官方喉舌的时候，后一类言论根本得不到发表的机会，从而能为领导人所了解，并进而采纳的主要是迎合、论证自己意向的所谓“专家意见”。他们虽然也将有关决定提交给民意机关，但由于代表们大多兼任行政职务，只是在极短的时间集中开会，而需要表决的又有极多的议案，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进行仔细的审核，也没有意愿作出否定的表决。只有举手通过的结果，这种表决当然也不民主。所以，所谓的征询意见，也许打着科学和民主的幌子，可实际上既不科学，又不民主。

在大炼钢铁运动、超声波化运动、三线建设、十三陵水库建设等重大事务中，也可以见到这种草率拍板、仓促上马的现象——民间形象地把有关工程称为“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把有关领导称为“决策时拍脑袋，指挥时拍胸脯，失误时拍大腿，追查时拍屁股”的“四拍领导”。这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决策和办事模式。之所以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领导人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刚愎自用，自己不懂得有关规律，也不屑向懂的人征询意见。二是领导人非常急躁，一有想法，即敢想、敢说、敢做，将其付诸实施，而不想走严格的、正规的审议程序。在这种模式之下，“解决小问题开大会，解决大问题开小会，重大问题不开会”，虽然也有决策正确、效率很高的时候，可一旦做错，也就遗患无穷！

美国在1958年即成立了由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独立于政府和军工部门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从科学角度对重大的公共决策进行审核和把关。1962年时中国科学家在广州会议上也作过类似建议：应为部级、副总理级的领导成立科学顾问团。2004年邹承鲁、饶毅、鲁白在《自然》杂志（Nature）发文章，也提出建议废除科技部，成立总理科技办公室。其职能被定位为：“不计私利地为总理提供科技咨询”、“为国家利益和科技发展献计献策”、“真心制订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科技政策”，但这些建议都被束之高阁。

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中国依然任重而道远。

---麻雀虽小，可能挡住太阳的光辉：毛时代的公共决策
作者：熊卫民

图：1958年，毛泽东在杭州市参观小营巷无蝇区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s2gdlv7nhvpot2ncvlus4b7aba/production/7cb655f75ef60578aa28d39a8a0cf1eeeaad594c9a12c5d77f24d8f1bdb98851.JPG


1967年7月8日，松花江上，拥护毛泽东反对刘少奇的渔民。摄影|李振盛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htnrtlyeebv6jenklq42ka23gq/production/327e0dd68493a4e715b9304439270eb33208096e7a2d9a7d494a0479d1bb76db.JPG


那时的稳定主要靠洗脑和恐惧，而技术含量很低。例如“收听敌台”吧，一方面，通过洗脑，人们认为，敌台是反动的，听了是中毒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于是自动屏蔽，偶尔拨到那个频率，恍如电击一般，血液骤停，脑袋轰鸣，神经反射似的迅速滑过，就害怕到这种程度。

另一方面则因为穷，收音机不普及，普 通百姓家里没有收音机。

邓小平谪居江西之时，向中央申请把已经在政治运动中致残的大儿子接来，这儿子在北大学过物理，会捣鼓收音机，未来的中国残联主席收听美国之音。有一天，他收到林彪同志背叛伟大领袖（兼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向边境偷逃而坠亡的消息，他和他紧盯北京气候的老子，分享了这一重大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从那时开始，第二伟大的领袖就有了收听美国之音的习惯，重大消息他就听美国之音怎么说。信息流通和言论freer对于社会的重要，如同空气对于人。活人需要空气，如同一个有活力的社会需要信息流通和言论free。这个道理，贬谪中的邓小平应该可以感受到。

时代不同了，在最伟大领袖去世四十一年后，次伟大领袖去世二十年后，我们用苹果手机，用别有用心的人开发的梯子，翻到墙外去听美国之音。，去墙外看了看别人在四十多年后怎么看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看是看了，看了也没感觉。就像你自己捏着鼻子不呼吁，看别人呼吸，感觉不一样。也相当于淹在水里，插一根管子在鼻孔上，通到有空气的地方。

---何三畏：走过伟大领袖的时代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z4tg5ft3szxb2bwfszqaohgfoa/production/62d2e3cb10228219d8ae534bab45d340af7a7a6d1aea4a8f21f7456d432a481e.JPG


长期以来林彪的飞机究竟是如何坠落的，一直是众说纷纭。对于这一事件，顾达寿的说法与众不同。他说：

1971年9月13日，林彪和他的家人及其党羽在其阴谋暴露后仓皇出逃，但是却没有成功。他的党羽数人驾驶飞机在山海关空军机场紧急起飞，却在飞越中国边境上空进入蒙古共和国的领空时被击落，在蒙古的温 都尔汗坠毁。这就是曾经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蒙古的空军雷达发现了这架中国军用飞机进入蒙古领空后坠毁的情况，误以为是中国的侦察机侵犯了蒙古领空。当飞机被击落坠毁后，蒙古共和国外交部立即照会中国驻蒙古使馆提出抗议，同时通过苏联驻蒙古使馆向苏联报告了这个情况。

从顾达寿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林彪的飞机是“被击落”的。由于蒙古空军只是“发现”，而不是“发射”，因此击落这架飞机的很可能是来自中国的导弹。

苏联政府得知这一消息以后，立即让苏联驻华使馆了解情况。于是，正在担任政治参赞的顾达寿秘密前往出事地点。当他到达温都尔汗之后，蒙古当局把已经掩埋的林彪尸体和飞机残骸重新挖了出来。尸体虽然没有腐烂变质，但因为已经烧得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辨认。

林彪早年在苏联进修时曾经治疗牙病，顾达寿认为苏联应该有他的牙齿档案。为了确定事实真相，顾达寿建议通过检验死者牙齿的方法来确认尸体真伪。结果很快就证实这是林彪的尸体。正因此如此，林彪的头盖骨便留在了莫斯科……

---智效民：前苏联首席翻译披露中苏关系内幕


纠正一点：马林诺夫斯基说这番话的对象是贺龙，不是恩来同志，如果是恩来同志，那就绝对不会有“人民的好总理”了。此事为贺龙政治生涯和个人命运的决定性转折点——1959年庐山会议整彭德怀时，决定性的一刀是说他“勾结苏修、里通外国”。这个合订本看起来是不是就懂了？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希望修补中苏关系，便想借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机会，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苏联。为此，中国政府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

11月7日，苏共中央除了在红场举行盛大游行之外，还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招待前来参加庆典的各国代表团。在宴会上，苏联国防部长 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让顾达寿充当翻译，来到周恩来面前。二人打过招呼之后，马林诺夫斯基突然冒出一句让顾达寿感到惊讶的话。他对周恩来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笨蛋赶下了台，现在轮到你们该把你们的笨蛋赶下台了。”

所谓“你们的笨蛋”，当然是毛泽东了。顾达寿知道这话会产生严重后果，便示意中国同行不要把它翻译给周恩来。随后，他立刻走到米高扬身边作了汇报。当他回来时，看到周恩来眉头紧锁，怒容满面，便知道事情不妙。不一会儿，周恩来非常气愤地对米高扬说：“刚才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话攻击了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我周恩来对此表示抗议。我要求他必须对他说的话公开认错交正式道歉，否则中国代表团明天就提前离开莫斯科回国。”这一事件虽然由米高扬赔礼和勃列日涅夫的解释勉强平息下来，但中苏关系却陷入僵局。

1969年春天，中苏两国在边境地区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致使两国关系更加恶化。当年6月，苏联政府总理柯西金突然召见顾达寿，要他通过专线电话与毛泽东直接通话。经过反复拨打，总是被中国的女接线员严词拒绝。这让柯西金感到非常懊恼。这一年9月，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去世，苏联总理柯西金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分别前往河内吊唁。柯西金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与周恩来会晤，但中国方面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经过反复努力，周恩来终于答应他可以在北京的首都机场与对方会面。这次谈判虽然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僵局，却使柯西金受尽了委屈。

---智效民：前苏联首席翻译披露中苏关系内幕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kaly4iqzmrd7f5ocr2qxrugjmq/production/51df4d3caa488e8faf56ab363bab17f04c8c5a9e82d473f300be0e84db2dcde6.JPG


毛语录
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 年８月版，第三十七页。】

事前要有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思想万岁》一 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７５页。】

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８１页。】

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３月五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版，第４２页。】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３０５页。】

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
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然后让人民看清楚，人民就认识他了。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４月６日）】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 年八月版，第４３５页。】

---▲毛语录真实版▲
作者：西柏坡圣地网


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谢静宜、迟群也被抓起来，大批判组全体成员被集中起来，进行审查。在这一年半的审查期间，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反复作了多次地检查和揭发。主要要我们交代和揭发的问题是：“四人帮”、谢静宜、迟群是如何反周总理的；我们这些大批判组成员是如何接受“四人帮”的指示反总理的。现 在我仍然可以说，在大批判组中我从来没有听到“四人帮”或谢静宜、迟群说到过“周总理”。因此，在我的检查中又陷入了和“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一样，那时聂元梓的校“文革”检查我们，要我们交代如何反对毛主席；现在“梁效”专案组又要我们交代如何反对周总理。而我们这些书生哪里知道中共中央上层之间的斗争呀!在审查中，我渐渐了解到“四人帮”确实要反对周总理，同时我也想到这大概也是毛主席的意思。因此，在我的检查中就再三说明，我和其他“梁效”成员确实在客观上帮助“四人帮”(如果严格地说应是“五人帮”)，犯了反对周总理的严重错误，但我和许多“梁效”成员在主观上并没有要反对周总理。对这点，我无意为自己辩解，就像“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说我反对毛主席一样是无法为自己辩解清的一样。

在开始审查我们的时候，我还可以请假回家。有一次，在我为是否要违心地承认自己在主观上就是要反周总理的极度苦恼中，我真的想不清楚，为什么毛主席没有告诉我们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能说清这一切问题?我的精神几乎陷入崩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请假回家看看，想看看妻子乐黛云，我们有二十五年共同生活的苦难历程(她二十六岁就被划为右派，而我自1957年反右斗争后，历次运动都受到批判)；想看看孩子们，不知他们今后如何度过一生(因为他们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都考得很好，但因我的原因没有学校敢录取他们)。我想着看过他们以后，回“梁效”集中地要经过未名湖，不如跳入湖中，了此一生吧!但正巧孙长江同志来我家，他对我说：“事情总要过去的，不要乱交代，就是坐牢也没什么，早晚得放你，可以准备点换洗衣服，一定要挺住，我们能做事的时间还长着呢!”听了孙长江同志的话，我非常感动，打消了我投湖自杀的念头。

---汤一介：参加“梁效”，我不能原谅自己


为了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江青曾让我们到林彪住所毛家湾查看林彪的图书，当我们进到林彪的藏书楼，使我们吓一跳，林彪的藏书竟有七万多册，其中线装书非常多，在一些线装的中国经典上常有林彪的“批语”，我当时曾把他在《论语》上的批语过录到另一本书上，现在我还保存着。我们当时翻阅 林彪的藏书，当然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找一些所谓“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话，而且往往也是顺着毛主席的思路来加以曲解。
我们以“五七一工程纪要”为基础，再加上林彪藏书中的“批语”，东拼西凑，编成了《林彪与孔子之道》(材料之二)，由谢静宜、迟群送了上去，以后就没有下文。“材料之二”编完之后，我们这些编材料的人没有事可做了，于是也参加到写作组里。写作组的任务是：解释《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写“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文章。文章多半是三两个人合写，然后由谢静宜、迟群审定后，往上送。文章署名除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外，还有一些笔名，用得最多的是“梁效”。

---汤一介：参加“梁效”，我不能原谅自己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rb76r6aohwze4sgzwtvutymnaa/production/ea0a45a8559f911619f74f8fb5df71e4ae203a6b47f3809238988a7622d70068.JPG


1940年，35岁的高岗，娶了20岁李力群。高岗是怎么娶李力群的呢？
李力群是江苏睢宁人，曾就读于徐州女子师范学校；18岁到延安，同年7月加入中共。她是这样描述与高岗的婚姻结合的：

“到延安后进党校学习，有一天高岗去党校讲党建课，我个子小，听课时始终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讲课时就看上了我。党校学 习结束后，（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就把我留在了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秘书处……不久，高岗就带我出差去了安塞，大约有三四天。出差回来后，毛主席请我们吃饭……席间，毛主席说了许多高岗的好话，让我向高岗学习，而且说，你将来能找到这样的对象如何如何。我听了当时心里一惊，因为那时候我看到高岗就害怕，他样子很凶，又是大首长，但毛主席的意思我已有所察觉。”

“又过了几天，王明、王若飞、习仲勋请我和高岗吃饭，还请了一些周围的小姑娘来吃枣，并说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一听到这话，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边。但这时候王若飞找到我说，你学过党建吗？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他劝我回去，但我当时还是没回窑洞吃饭。就这样，我们没有任何感情，一天也没恋爱，就结婚了。”

“结婚后，高岗半年内不许我下山，怕我见到同学们。后来，我曾对陈云等人说，是你们把我强配给他的！”

---中共延安时期换妻潮及相关命案
作者: 王友群


谁是敌人？
周恩来在1955年末指示：日本战犯不判处1个死刑和无期徒刑，判刑的也要极少数，至64年3月战犯全部释放。1956年7月，日本战犯听了宣判后不相信自己耳朵，继而痛哭流涕，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中国政府！仁慈为怀？

而“镇反”时，抗日国军将领被杀一百多，校尉级几乎杀光，还有相当部分士兵也 难逃厄运。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土改是谎言
宋永毅：中共一开始信誓旦旦地说，要把土地给农民，说农民占有土地将是长久的，这就是所谓的新民主主义。但是，1950年年底，中共开始在会上说，要办合作社、要办互助组，要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收回来。

我们说的谎言的意思，就是土改从理论基础、执行方法到后果全部都是谎言，而且长期以来没 有被揭穿。首先，理论基础方面，土地改革法说，整个中国土地70-80%被地主富农占据，这是要搞土改最主要的论据。而今天大陆学者收集到大量证据，证明这个比例并非事实。民国政府当年的调查和今天研究人员做的调查都显示，其实地主只占有30%的土地。但是，中共如果承认这点的话，便无法把土改进行下去。

事实上，当时中共也是心中有数的。中共的土改专家杜润生当年在华中和华南地区进行土改工作，回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杜告诉毛，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仅有30-40%，与你们宣布的相差很远；如果要按照70-80%的比例进行土改，只能把中农的土地也拿出来分了。毛说，你们在基层工作，当然知道情况，但是，这个比例到底是多少，我们不清楚，需要将来再认真调查。你看看，这么重要的国家大计，最高领导人竟然可以如此不负责任。

其次，在土改的执行上，《土改法》明确规定，不准使用暴力手段，要给地主保存一部分房屋、家具和用品。但实际执行则完全是另一套。叶剑英在广东进行土改被毛撤了职，因为他搞的是和平土改，不符合毛要的暴力土改的意图。叶剑英被调回北京。土改官员方方也被撤职。陶铸被派往广东继续土改，三个月之后自杀的地主便多达数万。

最后，土改的结果也是谎言。以广东为例，土改之前贴出的告示说，土地分下去之后将永久属于农民。事实上，这些土地马上便被收回。

更重要的是，这些谎言长期以来没有被揭穿，以至于一般人都认为，中共把土地分给农民总是好事，为什么要加以指责呢？

---自由亚洲 | “重审土改”专集出版，宋永毅：毛思路危害
作者：雨舟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n7bzyv2llcycmlr5dldyiyohja/production/70813a5dbe44483c5d3feb6fdd214d937901e0ab3b129211e3a0c14b9688e679.AVIF


休息得好，玩得好，活动得好

1970年，毛泽东“大内总管”汪东兴告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毛打算到广州过冬，需要修个房子。
丁问：“汪主任，你说给主席修房子，它有什么样的规格呀？有什么要求啊？你给我们讲个原则。”
汪讲：“主席有两个地方最为满意，一个是武汉的东湖，一个是杭州的西湖。主席住的地 方，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休息得好，一个是玩得好，活动得好。”

随后，代号“705”的南湖别墅工程开工，到1972年6月竣工，共计建房55栋、40923平方米，建成350米的防护坑道1条，大型隐蔽部3个，半地下电站1个，各种电缆196公里，道路25公里，房屋层高5米以上，外墙可抗85反坦克炮弹，屋顶能防160迫击炮弹，坑道、隐蔽部能抗3000磅炸弹直接命中。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高华并不是一个胆子特别大的人，但史家的责任心，却驱使他把天捅了个窟窿。从那以后，境遇不佳的他，一直神经都很紧张。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研究，一直在苦巴巴地做，没有一丝的懈怠。在得了癌症之后，他曾经跟我说过，当初要是选择做古代史就好了，不接触这些材料，心情不会那么糟。其实，他 内心并没有后悔过，在病中，还是在做。临终前的案头，依旧有现代史的资料。高华研究的领域，我曾经也是插过一脚的。在我接触过的现代史学家中，现代史材料腹笥之宽，内容之庞杂，没有第二人。这样一肚子史料，一肚子见识的人，人在盛年就走了，留下无穷的遗憾，给了我们这些朋友，也给了史学界。尽管，现在的这个史学界，未必真的在意。

其实，高华没有干什么过分的事儿。他就是一个本份的学者，老实巴交地做了一点他认为该做的事儿。甚至，他都没有像我这样，写一些批评政府的文字，让某些人不愉快。然而，如此优秀的学者，生前评职称，还是因为杨振宁先生呼吁了一下，才得以解决。高华生前，日子过的紧巴，小小的一套房子，还是借了朋友的钱才买下来的，斗室里连走廊过道，都堆满了书和资料。应该说，除了极个别的大腕之外，现在还残存的留在这个领域的学者，大抵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境遇，文章难发，甚至发不了，职称评不上，有的大学，在非升即走的压力下，甚至连饭碗都可能保不住。

有时候我想，中国真的需要学者吗？也许理工科的学者还是要的，至于人文和社科的学者，大概满嘴跑火车的，才配这个时代，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不合时宜。如果年轻人真的喜欢历史，那么，还是去做古代史吧，做古代社会生活史，吃喝拉撒，婚丧嫁娶，这个，应该没事。

---张鸣：史家的悲剧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d3j6uzbowcb3wxxdwx7wysakeq/production/a25264b8dc88b19f095bf70d4f3062d03c2c7d3ce10a022f33dcedb310611b06.JPG


换妻潮
当美国左派女记者史沫特来将交际舞引入延安后，延安大礼堂的舞会持续不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都是舞会上的常客。此时的延安，常常是歌舞升平，“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随着一批接一批的女学生，受中共诱人宣传的影响，投奔延安，红男绿女们在舞会上的搂搂抱抱，引发了中共高 层的一拨换妻潮。

期间，中共中央军委主席、45岁的毛泽东，不顾很多人反对，抛弃了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娶了上海来的24岁的女演员江青。

毛泽东以下，许多党政军高官，都相继换妻：46岁的贺龙，娶了25岁的薛明；44岁的刘伯承，娶了18岁的汪荣华；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茜；40岁的彭德怀，娶了20岁的浦安修；凯丰抢占比自己小12岁的有夫之妇房纪，抛弃了患难与共的结发妻子廖似光……

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五位中共高级干部，被称为“延安五老”。其中三位在延安再娶：60岁的林伯渠，娶了26岁的朱明；54岁的谢觉哉，娶了24岁的王定国，50岁的董必武，娶了31岁的何莲芝。

有人估计，当时，中共高层八成以上换了年轻而有文化的新妻，大批投奔延安的知识女性中嫁作了高官妇。

中共延安时期的换妻潮，就是利用中共的组织原则，利用中共高官在党内的权力、地位、名声，谋求其特殊利益的典型表现。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又出现一波换妻潮。1978年中共搞改革开放后，再出现一波换妻潮。

---中共延安时期换妻潮及相关命案
作者: 王友群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kvf7td3syjynjfwhkm5ljuyvqq/production/f8c255236db3434172904bda4731482a8731e20990a84d32c293013fafc4c48d.JPG


陈徒手：那年北京出题考教授
（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在高校酿成不小的波澜，相当多的高校教师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心中的不解，民间的抵触还是隐约地呈现出来，高层觉察到这种涌动的敌意和抵制暗潮。如何看待张铁生的白卷？旧的考试制度是否可行？有的地方悄悄地对教授、副教授进行突然的文化考试，试题大 都是1973年高校招生中的理科题目，让教师出丑，以此来弹压学校教师说怪话的风气。

毛远新闻讯后也想尝试一下效果，就把沈阳医学院作为试点单位，突然召集基础部三十八名教授、讲师到教室考试，果然有不少教授当场答不上考卷，事后被迫承认“张铁生交白卷是可以理解的”。毛远新对此表示：“这个办法很好，各校都可以试试。”“考教授”之风就由此从辽宁刮起，经北京、上海吹向全国。江青在1974年中央会议上以表扬的口吻说道：“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

毛泽东有所附和，1973年12月中旬与政治局部分成员、四大军区将领谈话中，几次提到不要看不起“儿童团”，他直接提议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考他们。高层一向知道毛对教授的轻蔑态度，毛最著名的语录之一就是：“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文革”前他就再三表态，最厌恶的就是老师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怪题偏题整学生。

遵照毛的指示，1973年12月30日上午，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召开会议，确定对北京十七所高校的教授、副教授进行一场考试。上午刚开完会，就组织专人在清华大学出题，考题则是从1973年全国高校招生的数、理、化考题中挑选，选定后即印考卷，紧急送往各高校。下午至晚上，各校即以开座谈会的名义，事前没有通知，骗教授们到会议室或教室，突然宣布考试，并特意强调依据旧教育制度的考试方法，规定考场上不许交头接耳，要求两小时内交卷。一些在校的工农兵学员出现在考场，充当临时监考人，无形中就变成社会上流传的“学生考教授”的版本。

对于此次突然考试的意义，北京市委1974年1月17日向中央的专题报告中阐述道：“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认为，这场考试是对旧考试制度的一次批判，是对资产阶级右倾回潮的一个反击，是对张铁生反潮流精神的一个支持，是对教育革命的一个促进，对大多数教授来说也是一个深刻的路线教育。”报告中坦承，此次考试对教授们震动很大，学校里反应强烈，对高校的思想面貌将有较大的改善，有望提高教师的思想觉悟，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切实改革文化考查问题。

市委报告中透露，参加12月30日考试的教授、副教授共613人，及格者仅53人，占8.6%；不及格者560人，占91.4%。其中得零分（包括交白卷）的209人，占34%。参加考试的理工科教授，不及格者301人，占85%，其中又有20人得零分，占6%。参加考试的259名文科教授，没有一个人及格，189人得零分。清华大学参加考试的143人，除体育、美术等专业的12人得零分外，及格的仅24人，有9个一、二级教授和一个留苏博士都不及格。（见1974年1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考大学教授的情况和反映向中央的报告》）

教授中不及格者占九成，零分者占三成，成绩如此之差，也出乎主持者的意料之外，更让他们欣喜若狂，津津乐道，似乎一下子抓住教授们的软肋和把柄。实际上，让不同学科（尤其是文科）的教授应付同一种理工试卷本身就是荒唐之事，违背了治学递进、得失相间的学科规律，许多初级阶段的基础考题不会做或习惯性的遗忘应是正常不过的教学现象。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2gcil67hgpshuek652hmv5atna/production/420fa8131d80088ed70abc714f07c571d53a0ed3e651afbc52e0a848938366f9.PNG


毛泽东要整刘少奇
《林彪工作札记》1964年3月3日写道：「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当时林 彪并不知道老毛要整的这个人是在党内威望比毛高的刘少奇。

1964年5月7日，《毛主席语录》袖珍本出版。毛对林彪说：「我的小册子在书记处就通不过。那本《修养》，东西南北，遍地开花！」林彪写道：「毛对刘、邓、彭很感冒了。」当时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本书在社会上很受欢迎，很多人都在阅读。林彪从毛的讲话中敏感的意识到，刘少奇、邓小平和北京市长彭真要有麻烦了。

---林彪日记剥光神坛上的毛泽东
作者： 萧良量


从林彪的日记中可以明显感到，他对毛的阴谋是不满的，例如1964年12月20日他评论说，毛在政治局会上没提出过的对邓小平和李富春的看法，却突然拿出来在扩大会议上「搞政治袭击，比赫鲁晓夫对死人搞政治袭击，来得更狠心。」

1964年12月26日林彪被邀请成为毛生日座上贵客，第二天他写道：「好不寻常！ 」他回忆，当时毛翻来覆去的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通过毛的这一番话可以明白，为何请林彪当生日贵客，是因为林有军权。并且毛还以给叶群提高级别来拉拢林彪，毛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然后毛谈到的才是他真正关心的军队问题。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毛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林彪评论道：「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在林彪的心中，毛是一个阴谋家。

---林彪日记剥光神坛上的毛泽东
作者： 萧良量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672hvnhp4i6g26roaquad3noca/production/c5329915d9105602fe61cc8e71a40ec80b3e9f6cd05e937b0cc0eb2d5517edab.JPG


“恐惧比恩惠更能让人臣服”
党史专家讲，列宁政党的一大发明是：用恐惧比恩惠更能让人臣服。
毛深谙此道，从来不给下属小恩小惠而是不断整人。周恩来常写检查，还发至县团级。延安整风时康生发明“无罪惩罚”，吊打时问你“如果你是特务这样打该不该？”酷刑过后再平反，对组织感激涕零。经过这样折磨后成 为绝对忠诚的钢铁战士。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蒋介石论“批林批孔”

1974年元旦，蒋介石在论及大陆批林批孔运动时写道：
“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民族自绝其历史，自毁其文化，并不惜出死力以侮辱、污蔑、反对其祖先的道德功业——文行忠信，而仍能厚颜无耻视息于天地之间者！今天毛所谓批孔扬秦，所谓敢于反潮流运动，就正是在向中华民族是非、善恶、忠 奸、正邪的人伦基准挑战！”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lv2ohk22wopgq5vgcs6z4uarfa/production/f6e83ee1df11cce934ea8014cafeca97d3d9e9c68320a9f4b3f50645c9568644.JPG


里应外合

1932年1月28日晚11时，日军向闸北进攻，国军坚决抵抗，第一次淞沪战争爆发。

正当蒋介石准备大量调集国军进入上海与日作战时，2月4日彭德怀率红三和红四军攻打赣州，历时33天，拖住蒋介石五万大军无法增援上海。

3月3日中日停战；3月7日，在国军守城部队的顽强抵抗下，彭德怀赣州撤围。

网评：谁是汉奸卖国贼？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1968年9月29日林彪写出一件毛考验他们忠诚的事情来：婆娘整出刘少奇五大“死罪”，王光美是美国情报局特务的材料。文革组意见：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B52”在材料上圈阅了，其他成员照样画圈，无一例外，再批上“完全同意”四字。我也跟随。第二天又退回。“B52”批上“刀下留人”四字，果然不道你不服。

毛的阴谋还是被林彪识破。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传达了毛在1966年给江青信中对林不信任，其实1969年3月，毛泽东亲自提议定了林彪为中共党的副主席，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篡改历史只不过是为了遮掩毛不高瞻远瞩，不「伟光正」而已。

林彪写道：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林彪一眼看穿这是毛的把戏。但是林彪同意当「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实际上就等于同意把自己拴在老毛的裤腰带上，任毛驱使。这在毛的一次发怒中表露无遗：当时林彪不同意毛的分析，结果毛当即发怒：“看来我和亲密战友不够亲密了，我又变成了少数。”原来林彪是使毛成为多数派的工具。

虽然林彪依然持反对意见，但当天晚上，即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来袭》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第二天，10月18日，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紧急指示，引起全国、国际极大震动。林彪成了毛的一个玩偶。

毛曾经有过多少玩偶？利用完丢弃的又有多少？不知道。但毫无疑义林彪是其中非常聪明的一个。正因为此，毛泽东在玩死林彪的时候，把自己也一起玩死了。

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它留给中国人民的教训是，只要有独裁者和独裁政权存在，就会有造神运动和运动群众的事情发生。

---林彪日记剥光神坛上的毛泽东
作者： 萧良量


毛决意除刘、邓──为此搞「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26日，林彪写道：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1966年12月7日，林彪看出「毛已决意要除刘、邓。」他写出了毛泽东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一 套把戏：「毛在会上指：刘邓主要还是五十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会后，毛和伯达、康生、谢富治说：刘邓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特别是刘。」

1966年12月30日林彪写道，运动要失控：学校停课了，工矿企业大部分停顿了，农村也要革命了，党政机关都反了，全国都动了。

“B52”（林私下对毛的鄙称）说：“乱一乱怕什么？大乱才能大治。”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等红卫兵代表，毛说：「要武嘛！」宋彬彬随即改名「宋要武」！上海十多万人参加武斗，全市瘫痪。夺权斗争，全国大乱。到67年1月20日，25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每天上报武斗伤亡数目数千人。

毛让江青插手军队，遭到林彪的抵制。1967年7月23日，林彪写道：我林彪还能睁着眼！就决不能让婆娘插手军队。乱了，失控了，派军队到地方、到学校，是“B52”的主意。鼓动造反派打倒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B52”指使婆娘煽风点火的。军内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军区，是对着谁来冲的？

林彪对毛看的很透。毛泽东授意谢富治向林彪提议，安排江青到军委办挂个副主任，或到总政挂个副主任职务。林彪强调「要有主席批示或指示，才能安排」。将了毛一军，毛对林彪怵一头，只好作罢。

1968年7月，毛派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工人领导高级知识份子。7月27日，林彪讥讽道：又是一大创举！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上“B52”命名的“七二一大学”。用不了五年，国防、科技、工业、学校、文化，都要闹人才荒。

林彪还写道，最高指示又下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进驻科研、教育系统，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看来乱的还不够，还未能看到尽头。

---林彪日记剥光神坛上的毛泽东
作者： 萧良量


萧良量:林彪日记剥光神坛上的毛泽东！
据透露，周恩来临死都没有单独向邓颖超留下什么心里话。和周恩来相反，被中共中央称为阴谋家的林彪对老婆无话不说，甚至在当毛泽东「最亲密战友」时对毛的恶劣评价都口述给叶群，记录下来。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共对写入党章、定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 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汉，无法解释，于是编造出各种情节。那时的毛已经被造成神，很多民众在听完传达报告后都有一个疑问：红太阳高瞻远瞩，怎么会对「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看走了眼？毛在无法言表的精神重压下，身体迅速衰弱下去。林彪的叛逃加速了毛的死期。

争鸣杂志8月刊透露，中共官方一直严密封存的《林彪日记》是林彪从1964年3月至1971年9月5日（13日死亡），每隔几天，就把他亲身经历的党内重大事件，加上个人见解，口述给妻子叶群记录下来的《工作札记》。这本日记后来一直被中共列为绝密的档案材料。由此可见，林彪对叶群无比信任。

《林彪工作札记》中透露，林彪对毛泽东的很多阴谋阳谋看的非常清楚，林彪夫妻俩对毛竭力让江青插手军队都非常反感。而且林彪和周恩来不同的是，有时还耍弄毛泽东，反对或拒绝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lmmq6sexaosjduqsfyflv4yarq/production/0eea132e0f653f158ef9dee5eb3ec30af3db73dd4e88dba487e943067d95ac54.JPG


自筹经费的办法，主要是向富有阶层勒筹。如琼崖特委自称，“收入全靠借、捐、抢、勒、骗……等”[104]。各地具体筹款方式不一，或公开向地主筹捐（南雄）[105]，或敲富人竹杠（顺德）[106]，或“掘富人骨头勒赎”（潮阳）[107]，甚至拍卖反动家属之妇女儿童（五华）[108]等。各地最常用的筹款方式是绑票。

绑票在广东各地叫法不一：“捉猪”、“抓猪”、“参吊”、“拉参”等。尤其在东江各县，经济来源几乎全靠“抓猪”[109]。由于“抓猪”筹款来得容易，东江各县每月经费开支甚大。如五华、兴宁、丰顺等县每月经费一两千元；兴宁县委有一月曾用过2万余元。这些钱均是向富有阶级“捉猪”得来。

各县县委、区委甚至一个支部，都忙于计划“捉猪”，动员群众等革命中心工作被搁置一边。[110]在潮阳，因“捉猪”所得甚丰，党员过着丰厚的生活，赤卫队员每月有20元的薪水[111]。在海陆丰，因富有阶级多半已跑了，特委为了筹款，饥不择食，所捉的“猪”只是稍有资产者，甚至自耕农都捉，农民群众目之为“赤色土匪”。

广东省委认识到“捉猪”有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容易使同志生活腐化；二是影响党在群众中的信仰。但在无法津贴和接济地方党组织经费的情况下，省委原则上不制止各地“捉猪”筹款，只是反对土匪式的饥不择食的行动，指示各地“捉猪”要有计划、有组织，由特委负责组织特别队，非常秘密地去干，目标要针对富有阶级，反对扰及农民[112]。

---王奇生：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


浩劫

“你们在毛泽东摧毁中国文化的大斗争之下，由个别整肃到集体残害，二千一百年前暴秦‘焚书坑儒’的历史惨剧，竟变本加厉重演于二十世纪的今日。眼看着中国大陆就要变做原始的山林与禽兽的渊薮，并将使大陆一般青少年，就是我们民族的幼苗，被毛泽东思想的塞聪、闭明、诱骗、驱策，成为既无知识，又 无灵魂，失去了人性的洪水猛兽，以贻患我民族，为祸于世界，这是万恶的毛泽东对我中国文化最大的一种罪恶，亦是我们民族空前绝后的一种浩劫！”

——蒋介石1966年10月9日《告中共党人书》


李大钊是在张作霖查抄北平苏联大使馆时就擒
（一九二七年）三月，张作霖派遣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为特使，和列强驻华公使接洽，要求北京政府军警可以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搜查，因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四月四日，公使团的首席公使欧登科召开秘密会议，列强公使依据《 辛丑条约》一致同意了北洋政府的请求。

两天以后，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在公使团的签字批准下，率领军警对苏俄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路办事处，进行了九个小时的搜捕，逮捕了藏匿在旧俄卫队兵营的李大钊等六十余名中国人以及十五名苏联人，截获了一大批来不及被苏俄武官焚毁的秘密文件，以及枪支弹药和旗帜印信。

那些秘密文件却引起了英、美等列强及世界各国的震恐。四月十八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根据这些文件──由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编译的《苏联阴谋文证》。

此次搜查俄使馆之最大收获，厥为发现苏俄赤化中国之军事、政治秘密文件，达百数十箱之多，经北京当局于四月十二日起，陆续公布，择其要者译为中文，次要者举其目录，都百万言，其后辑为《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一书行世（此书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一部），于是世人始了然第三国际、俄共与俄国政府、鲍罗廷与其政治、军事顾问团以及中国共产党，均一脉相通，而实以享有治外法权之俄国使领馆为行使阴谋之策源地，其赤化计划之周密狠毒、对华政局之分析精到、购买密探之遍布全国、使用经费之庞大，虽时隔半世纪以上，情异势迁，然从历史观点言，犹足资国人警惕。

据北京警察厅公布搜获文件中，有关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苏俄在华军政费半年度之预算，计（甲）对于中国全国之普通经费共美金９３，８５３元，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党部军事指导人员经费５０，０００元；（乙）冯玉祥军队经费共美金１４８，８３０元；（丙）国民二、三军（按即胡景翼、孙岳所部）经费共美金１４０，２４０元；（丁）广东经费，因缺乏相当报告，未拟定预算。总计除广东外，半年即需耗美金３８３，９３３元，约合中国大洋１００万元。以民国十四、五年间物价之低，苏俄所用在华军政及培植共党经费如此之巨，其用心叵测，不难窥知。

---一九二七年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的前因后果
《民国十六北京搜查俄使馆之经过》
·沈云龙·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5wuvnup7elimxcs445q6vi2ehq/production/f5a830782d953225d9f2b39c3ba791538e3d459cc6aae673ff716803562464e4.JPG


《东方红》的原型是曾经流行于晋西北和陕北地区的一首叫做《芝麻油》的原生态情歌：“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只有我的三哥哥亲。菜心红，麻油香，豆角抽筋水汪汪，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三哥哥病得粗又长。”

《芝麻油》隐讳婉转地表达男女之情：“芝麻油 ”暗指从男性阴茎里流出的精华，“白菜心”则是指代女性阴户，“吃豆角”、“抽筋筋”几乎是在赤裸裸地描述男女性交的具体行为，最后的“三哥哥”则是进一步点明唱歌的女子思念的是男人的阴茎，惟妙惟肖。

抗日战争期间，《芝麻油》被当时八路军中的文宣人员看中，遂改编成了《白马调》，“三哥哥”也变成了八路军：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咱俩捆成捆成一嘟噜蒜， 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也顾不上。 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 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 一人一个女学生。”

《白马调》里点睛之笔是最后的一句：“一人一个女学生”。这句一语道破当时相当一部分民众参加抗日军队的心理状态，就是《投名状》里的“抢钱、抢粮、抢女人！”而且，榆林城里哪有什么日军！

《东方红》变成领袖专用是从大名鼎鼎的刘志丹开始的：“太阳出来满天下，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他带领穷哥们闹革命， 呼儿嗨哟， 他带领队伍打横山。”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刘志丹这个地方霸主莫名其妙地死了，《东方红》最终定稿：“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此曲宜采用中速和真挚、质朴、崇敬的感情演唱，以表达人民群众对领袖毛主席、对党的深厚情意”。

这个民歌早期曾有过的其他版本，如：“荞麦花，香喷喷，哥哥世上你最亲。叫声哥哥摸摸我，呼儿咳呀，浑身上下一团火。荞麦花，落满地，尔格的年轻人真不济，一把拉我到洼洼地，呼儿咳呀，亲了个豆芽嘴。”如：“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有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嗨吆，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扛长枪，三哥哥长得是强又壮，把俺(e,陕西话)拉进了高粱地………”

这都是些充满生活气息的色情小调。最初创作、演唱这些曲子的那些黄土高原上的农民们恐怕压根没想到，几十年后，这曲子进化成威仪赫赫的庙堂之乐，只供专用。而且，它还被载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一天二十四小时对着太空广播！

---网文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3boevbrrexeptuycks2lbnnraa/production/85e15bd26c020e751926dc11a1ae8a55183bbe7d836e412a2bc7983127c58643.JPG


悉贡所能
参与保管蒋介石日记唯一真本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郭岱君女士介绍：

“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 ’‘悉贡所能’就是说我愿意尽心尽力提供给你，跟你里应外合，为此提供一切。”

---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宋庆龄和傅作义的反毛隐秘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32ej43cy5vblh35ylvtlckazja/production/6a301b3a876d68e035765863a77f5a1b04c80fb1f48906b95ea3f74469b4f6a6.JPG


次日晚上体温恢复正常，咳嗽也减轻多了。毛很高兴，说：“说嘴郎中还有点好药。”

我趁机说：“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建议，明天是主席生日，想大家会餐庆祝一下。”

毛说：“我历来不主张过生日，不过大家聚聚是可以的。我还没有全好，你们去会餐，我就不去了。”

我出来后，告诉了叶子龙。叶听了以 后，笑逐颜开，抿抿嘴说：“行啊，我们干它一顿，这一次一定把王芳灌醉。大夫你干了件好事啊。”

廿六日毛醒了后，大家一一进去给他祝贺生日。毛已经完全复原，对这次治疗很满意，同意和大家照像。

宴会就在参号楼餐厅内举行，一共摆了八桌。浙江省的主要领导人都来了。由江华、王芳作代表去看了毛。毛告诉他们，不能铺张，不要说做寿，只是大家聚聚。

江、王出来后，大家开始入席。这可真成了宴会，浙江省的名菜都摆出来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燕窝乳鸽和砂锅鱼翅，确是别有风味。席中叶子龙将王芳真的灌得大醉。王敬先悄悄同我说，现在全国这么困难，饿死人，我们这样大吃大喝，太不像话。

我深有同感。在中南海深宫朱墙外，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正在挨饿。一九五九年的秋收比前一年还糟。到目前为止已有数以百万的人饿死。等这场饥荒结束时，死亡人数会上千万。在中国哀鸿遍野之际，我和林克、王敬先、叶子龙、李银桥、浙江省的这批领导人，大举庆祝毛未出席的六十六岁大寿，眼前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公安厅长醉得倒了。我心中感慨万千。

我跟王敬先说：“在这个环境里，不随波逐流，就会受嫉。除非下决心，挨整也离开这里，才能对得住良心……”

唯一对得住良心的方法是离开一组，但我第二次的努力又告失败。

一组这个环境可真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特区，任何纪律、法律、规定，都不能在这里起作用。这是块世外桃源，真是块天不管，地不管的地方。只有毛能统治我们。

还有噬啮着一小撮尚有良知的我们的罪恶感。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5g3udzoneoupxbxolls6wwsalq/production/6cf47b15f7bfb594f1a1a933f1d0d96b7243536aa01bd987c9ea203d0697c0a5.JPG


宿命
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称：“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当年袁文才、王佐等人被枪杀，实为其宿命。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洞察力
纪德，法国作家，曾是共产主义支持者，1936年赴苏访问后写下《访苏归来》。

在书中，他这样写道：“在这里，关键是让人人相信，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幸福，以后会更好；还让人相信任何地方都不如他们幸福。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防范同外界的一切交流。正是借助于这种做法，哪怕生活在同样水准， 甚至水准明显低的情况下，俄罗斯工人也自认为很幸福，比法国工人还幸福，而且幸福得多。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的。”“这种幻想始终巧妙地维系着，每个人即使不太满意，也还是庆幸受这种制度保护，会免除更大的苦难。”

随后，纪德宣布与共产主义决裂。

1947年，他“以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和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和处境”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抹着人屎的窝头
神圣之下，人们的个体生命是那么卑贱。
她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学教师，那时，正值一个女人的如花岁月。但是一次意外的失误，把她初绽的生命之花辗碎了。
一天，一个在学校茅厕掏粪的小伙子，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了公社革委会的大门，把几个神情慌张的公社干部领到了公社小学校的茅 厕旁……

原来，这个小伙子从粪坑里掏出了一本在当时被视为圣物的《毛主席语录》。把《毛主席语录》扔进臭哄哄的粪坑里？这不是“恶性反革命事件”又是什么？公社革委会负责人勒令手下“保护好现场”。那位首先发现“敌情”的小伙子，立功心切，他捧起沾满粪迹的《毛主席语录》，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扉页。这本《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赫然写着她的名字——那位受人尊敬的乡村女教师。

她被五花大绑着带进了公社革委会的一间专门审讯“反革命”的屋子里。“这本《毛主席语录》是你的吗？女教师恐慌地点了点头。“你竟敢将‘红宝书’扔进……扔进……扔进那个地方。”主审官没有敢说出“茅厕”两字，仿佛从他嘴中说出这两个字，也是对伟大领袖的玷污。“可想而知，你对我们心中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是怀着多么恶毒的仇恨！”

“我是昨天上厕所时，不小心将揣在裤兜里的‘红宝书’掉进去的。

“胡说八道，什么叫做不小心？如果是不小心，那你为何不将‘红宝书’打捞上来。”

“我……我当时是想将它捞上来，可是，我又有点怕……怕脏……。”女教师吓得张嘴结舌。

“不许诡辩，老实交代谁派你打入我们阶级队伍中的？把你的反革命同党都交代出来！”女教师是初中毕业回乡任教的，她哪里有什么反革命同党啊！

“来人啊！快去厕所捞点稀屎，给她灌进肚子里去，看她招供不招供！”

还是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马上就跑着拎了一桶臭气四溢的稀屎回来了。

“是让我们替你动手？还是你自己动手？”
女教师反绑着双手，不知所措。

主审官令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用水碗舀出半碗稀屎，让女教师张开嘴，硬要全部灌进她的肚子里。
正是花季年龄的女教师竟紧闭着双眼，张口喝下了一口碗中的稀屎……

当时，她的心中只感到自己万分有罪于伟大领袖，以为亲口喝下半碗稀屎，就可以赎去罪恶一样。人体有一种不受主观思维支配的条件反射，当她刚咽下一点自己同类的“排泄物”时，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看来，还得给她点真功夫！先给她来一招‘火烧曹营’。”

几个如狼似虎的打手，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将女教师的裤子扒光。蒙受奇耻大辱的女教师只认为自己有罪，没敢有丝毫的反抗，一个打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报纸，卷成了一个纸筒，令女教师夹在阴处……
一个打手划燃一根火柴，“呼”地一下就点燃了报纸筒的一端。
含有大量木桨的报纸冒着蓝蓝的火苗，慢慢地向女教师的阴处燃去，待蓝色的火苗舔上阴毛时，一股毛肉焦糊的气味马上就弥漫了整个房间……惊吓和灼痛使女教师昏死了过去。

一桶冰凉刺骨的井水把她从昏死中激醒。

主审官恶声恶语地说：“从此以后，你每天要吃一顿抹着人屎的窝头！”

主审官将那个原本在生产队掏茅厕的小伙子抽调了上来，专门负责看守这位对“红宝书”犯下了亵渎神灵，“十恶不赦”之罪的女教师。女教师果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中午向领袖的“红宝书”请完罪后，都要吃下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

刚开始，不由自主的条件反射还使她大口大口地呕吐。接连受了几次“火烧曹营”的虐待之后，她竟然丧失了条件反射。能很快地将整个抹满人屎的窝头全部吃进肚里。

那个看守她的小伙子可能是出自于对伟大领袖无限地忠于，每天都一丝不苛地往窝头上抹人屎……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一个乡村女性教师做人的全部尊严，就这样被每天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击得粉碎！

她的生命之光、人格、梦想和尊严，远远比不上“神圣”的语录尊贵。而所有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冒犯，哪怕是不经意的，都足以让“誓死捍卫”的看护者们，用炼狱的妖魔才会想到的方法，把你彻底毁灭——从肉体到魂灵！

---邱县文革惨案案例（ 四 ）：
‘红宝书’事件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fqrffd74hmnkabmc7vg77t2frq/production/30f3cc4c44e887dbc25f6e97ecf5bdc121bc70dec873b4d4ac1e8fc06638dca6.JPG


惯例
1945年“七大”前，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56年“八大”前，查处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1969年“九大”前，打倒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 “走资派”；

1973年“十大”前，打倒了“林彪反革命 集团”；

1977年“十一大”前，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1982年“十二大”前，华国锋“主动退出领导岗位”；

1987年“十三大”前，总书记胡耀邦“主动辞职”；

1992年“十四大”前，总书记赵紫阳被免职；

1997年“十五大”前，查处了“陈希同案”；

2007年“十七大”前，查处了“陈良宇案”；

2012年“十八大”前，查处了“薄熙来案”。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编者按：中共以实体形式独立存在是始于七大的。在六大之前，基本是共产国际的分部，大约每年开一次全党大会。其中六大（1928年）甚至是在莫斯科开的，由苏联人主持的。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ecyfilxx7ewavtcthd2q5cji6q/production/d23906fef222724fc1826f0ee3981b94c94446aa8b4a55d5c19bb04cb2a46ac8.JPG


于向真:毛泽东的家宴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以庆贺生辰为名，举办了一次生日家宴。被邀请的来宾有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身为主席夫人的江青也在场。家宴上，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讲了一大篇话，大意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 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

毛又说：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说罢这篇话，毛泽东举杯为自己庆祝生日，他说：“为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这个祝酒词着实骇人听闻，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怔住了，举着酒杯傻在原地，除了笑呵呵的老毛神态自若以外，其他人大多表情僵硬，连面面相觑都不敢，一时间觉得根本无法理解。

很快，王力等人知晓了答案。这一年正是文革元年，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因大面积饿死人后拒绝“罪己诏”，迫于压力交出印把子，多方运筹后借姚文元、江青、张春桥、王关戚等心腹喽啰之力掀起“史无前例”的文革，借助年轻学子的蛮力和血雨腥风迫使往昔战友、日后潜在的政权争夺者和真相纰漏人纷纷坠落身亡。

当时文革历时已一年之久，全国上下军民人等，除极个别野心家以外，无不盼望着尽早恢复和平秩序，大串联刚被叫停，学校里响起复课的呼声，社会上吵吵着在红八月中被驱逐的人应该返城的请求……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人抵制文化大革命”。他认为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并将这次错误路线的代表指向陶铸。

陶铸是当年6月初，刚从广州被调到京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成为主持党国日常事务的总管。毛泽东本想让新秀陶铸取代被扳倒的刘邓，没想到陶铸居然把国事民情放在谕令之上，不肯围着指挥棒转，先是认同刘少奇派工作组，又不贯彻执行毛交办的进一步扩大文革范围，把革命斗争之火烧到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去的部署，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赞成工人离厂搞串联。

这下把说一不二的毛惹急了，毛认为“运动停留在学校和文化团体，就要半途而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和根子就挖不深，反修防修、防复辟就解决不了。”不将隐藏很广很深的赫鲁晓夫们悉数铲除净尽，斯大林的下场永远是他挥之不去的噩梦，他决心以更大的力量冲破阻力。于是，他以举办生日家宴为契机，部署如何拿下陶铸，将文革一竿子插到最基层，在全国形成“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极端大乱之境地。在家宴上，毛指示王关戚：“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我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王力反思录》下第696、697页）

陶铸夫人曾志，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曾志在陶铸刚被打倒时，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不相信这是竟然出自老战友的部署，就写了封信给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只在她的信上画了一个“？”，就原件退回，令所有听说此事的老战友们都心灰意冷了。

王力和关锋按照毛在家宴上的讲话，起草了《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何在社论中充分体现毛的祝酒词的意境，两个人也颇费思量，最后将“全国全面内战”写成“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号召全国人民“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旨在让文革席卷全国的1967年元旦社论，经毛泽东审阅后公开发表。紧跟着，从1月4日起，“打倒陶铸”的传单四处散发，陶铸这样一位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赴京履职仅仅半年，未经任何正式的中央会议，连下达一份中央文件的简单程序都被忽略掉的情况下，被毛泽东在家庭宴会上说的一句话，就被蛮横地打倒了。

1969年11月30日，陶铸被迫害致死。


其实大家不清楚吴对毛既有顾念老师的顺从，又有强推人民公社关键时段毛特派谭震林坐镇郑州等隐情。吴芝圃身为河南省早期中共党员、省委主要领导，为毛冲锋替毛顶罪，长期以来欲罢不能、骑虎难下，1967年被恶批狠斗，60出头就悲惨离世，饱读诗书为人厚道的他，那份无奈与悲凉几人知晓？

无论如何，吴 当年亦步亦趋，甚至忍辱负重执行错误命令，在党性上能说得通，若以公正道义来评判，“潘杨王反党集团”事件彻头彻尾是莫须有的罪名，吴芝圃心知肚明。因此无论在执行经邓小平授意后施以政治迫害，还是协助毛泽东率先在河南推行人民公社，协助推动荒谬绝伦的大跃进，制造出饿毙数百万河南民众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吴芝圃犯过大罪，罪无可赦。他的悲惨结局与违背良知助纣为虐有直接关联，在延绵不绝极端残酷的内斗中，吴芝圃与“潘杨王事件”都不是孤例。触动人心之处在于像吴芝圃这样一个酷爱读书、不擅长阴谋诡计的人，因依附独裁者竟然充当黑暗急先锋，虽风光一时却迅速坠落。

历史是由一件件大事小情累积构成的，内幕与细节往往最有说服力。人性复杂多面，趋利避害是大概率，与其改造人，不如促进制度进步。

---于向真：爸爸的遗愿 ——“潘杨王”案起源内幕


七千人大会后，吴芝圃离开河南到广州出任中南局书记处分管文教的书记，他每次从广州来北京开会，只要我爸妈在京，总会被叫到他住的北京饭店聊天，有一次爸爸刚见面就生气地问他，为什么大饥荒期间在黄河景区给政治局常委每人建一栋别墅？吴芝圃委屈地说“不是我的主意，是中南海行政主管专门到郑州找我 ，见面就责备主席去别的省都有地方住，唯独来河南没个住处。”“那次他拿来图纸，我不得不按着图纸盖了那几座别墅。”爸爸听到这个情况，没再指责，“要是我也顶不住”爸爸说。记得那次聊天我还问爸爸“没个住处？之前毛去郑州住哪里呀？”爸爸说“住省委大院附近的招待所，条件还可以。”

---于向真：爸爸的遗愿 ——“潘杨王”案起源内幕


延安《讲话》——绑架了中国人的思想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的讲话，通篇全是结论不存在任何讨论余地，他的观点总结起来有三点：

1.文化人要态度端正，不要成为敌人。
2.文化人要信马列，什么是马列我说了算。
3.所有你们的基本价值观都必须放弃包括人性和爱，否则你 就是肮脏的阶级就是敌人。

关于人性，毛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

毛的讲话，终于挑战底线，否定普遍人性的所在，为人和人之间歇斯底里的折磨和残害铺平理论道路。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谢静宜为何被免予起诉？

关键原因是，她干的很多事，都是毛泽东指使的。

当年北京市革委会写作班子成员史松，在他的回忆录《浅浅的脚印》中专门谈到过谢静宜。他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织批判谢静宜，让他去旁听，并做详细记录，以便回来后写批判文章。他去了，参 加的批判会的过程如下：

主持人：谢静宜，你老实交代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谢静宜：我从未反对过毛主席。

主持人：毛主席提出批林批孔，你在大会上又加上反走后门，毛主席很不满意，还批评过你，可有此事？

谢静宜：确有此事，我当天就找主席检讨了。我说，主席，是江青让我讲的，我一直认为江青让我干的事情都是您同意的，看来并非如此。以后她让我干什么，我都先向您汇报，您同意了，我再干，可好？毛主席点头同意了。主席已经谅解我了，你们为什么还不依不饶？

主持人无言，又问：“四人帮”派你来北京市，是为了反对吴德，妄图颠覆北京市委，你必须老实交代！

谢静宜：我和吴德私交甚好，为什么要反对他？“四人帮”那里有什么不利于他的事情，我还随时通风报信。有一次政治局开会后，人都走了，“四人帮”还在，吴离开会议室时，张春桥看着吴的背影说，这个人老奸巨猾。江青也说，是个老滑头！这件事我当天晚上就讲给吴德听了，让他小心。

这样的回答，让主持人无言以对，只好宣布散会。当然，上级布置给史松的那篇大批判文章也没法写了。

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惠宪钧谈到谢静宜时说：“她手头上经常拿个小本子，记下（毛）主席的、汪东兴的、这个副总理的、那个副总理的什么话。斗她吧，让她说，她说什么事是谁说的，什么事又是谁说的，你怎么给她判？”

---可直达毛泽东的女人谢静宜
作者: 王友群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ykjrq6nnbhqa32jkm3wajkv43q/production/1b123244d2044d457bb95b4fa1e48167db3b28252f9479d5ec033c1c959114c4.JPG


王友群：可直达毛泽东的女人谢静宜
在毛的众多“女友”中，真正在中共党内不断升官，做到省部级的并不多，其中一个就是被毛称为“小谢”的谢静宜。
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隐去了谢静宜的名字，但在接受BBC采访时，他透露，谢静宜是毛的女人之一。

在清华领导班子里，谢静宜从未当过第一把手，却是清华的核 心人物，因为她直通毛泽东。

主导北大文革的灵魂人物，也是谢静宜，因为她直通毛泽东。

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人，却成了中国两所最著名大学的实际掌控者，这确实是中共史上的一大奇观。

前北京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中，谈了谢静宜到北京市委任职的经过：“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中还谈到，1974年下半年筹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但是，毛泽东在批阅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把谢任副委员长划掉了。

十年文革期间，一个可能仅有初中文化的女人，就因为跟毛有那么一层“特殊关系”，竟然青云直上，不仅成了中国最著名两所大学的实际掌门人，而且成了北京市委、中共中央的要员。此为荒唐之一。

她秉承毛的旨意，迫害了许多文化精英，最后，这些帐全都算到“四人帮”头上，似乎与毛没有任何关系。此为荒唐之二。

她被称为“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却因为毛的关系，竟然免于刑事处罚。此为荒唐之三。

此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荒淫荒唐更荒诞，是非善恶全颠倒，翻云覆雨华夏乱。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cjlucewgtj66lxuiopmjtbqfcq/production/ce6aa254ff847ffb218eb527e2e8a760fa89aae1694d0d5836b03e8bc19a2305.JPG


早在2003年秋天，我爸爸于明病重，自知不久人世，把一件沉积心中的事托付给文笔好、住家近的老友——新华社资深记者陈健阿姨，恳请她帮助自己把一件未了之事写成文字留给后人。哪知16年后，陈健阿姨感觉自己无法完成朋友所托，开始数次催促儿子找我，于是那个似轻还重的历史包袱经四次传递，突然交到第 五人我的手里，烫呼呼的捂着，至今我还没能再传递出去。怎么办呢？我只能如实用文字记下来。

我去见陈健阿姨听到的原话是：1957年春天，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密召河南省省长吴芝圃进京，两人密谈，邓告诉吴：中央认定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是反革命，决意将“潘杨王”集团扳倒，邓面授机宜让吴领导揭发批判潘复生等人的反动言行，中央会公布对潘杨王集团的定性，三人将被撤职并被调离，由吴芝圃接任河南省委书记。

吴芝圃回河南后，照办邓指令，河南省大张旗鼓开展反右运动，并成为人民公社的发起者和大跃进的急先锋。由此引发的大饥荒令吴芝圃转胜为败，60年代初惶惶无奈中，他把1957年春邓与他密谈之事告诉我爸爸于明，并郑重嘱托“只对你一个人说了这件事，你要用文字如实保留下来。”接下来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这件事被我爸爸埋藏心中，从未提及。我爸爸离休后，邓小平已经贵为党和军队元首，此事更无法碰触，直到临终前才托付给陈健阿姨。2019年3月在陈健阿姨家，她让我“用文字记录下来，传给后人。”16年半之前爸爸对她说的“原话”又传给了我。

这件1957年春邓小平秘传吴芝圃，一对一告知“党中央决定”；吴照办害人害己，60年代初，吴芝圃一对一嘱托我爸爸于明“用文字如实记下来”；2003年秋我爸爸病重，让我妈妈叫来陈健阿姨，一对一托付“写成文字留给后人”；2019年3月在陈健阿姨家又一对一传递给我。

事关1957年“潘杨王”案起源的内幕，历经几十年，经手五人：邓小平、吴芝圃、于明、陈健、于向真，四次一对一传递。时隔60多年，许多细节无从探知，说不清道不明理还乱。

---于向真：爸爸的遗愿 ——“潘杨王”案起源内幕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aeh2alyff3fejwdbgz3cs7kp4a/production/17736d2ab75b8bd84397bb17f64c8e5c047359aafd015116837c73fecbe02be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