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作家郑彦英在一篇题为《与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同行》的回忆文章里（见2011年5月17日《今晚报》），提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一个春天，在广州偶遇曾任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的一位军级首长－－广空政治部刘副主任。因同住一个招待所，经常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他好奇，“一直想问刘少奇专案组的事情，那时候 刘少奇还没有平反，我不敢贸然开口”。后来终于有了机会：

有一天散步时，他问我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说是高中，他噢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这个文化程度，是到不了刘少奇专案组的。我连忙说，那当然，起码得是大学生。刘副主任摇摇头，说恰恰相反，当时中央为什么让他当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就是按着框框套下来的。我问什么框框，他说第一，必须是军级干部，第二，必须是五代红，第三，必须是高小五年级以上，初中三年级以下文化程度。

下面郑彦英转述了刘副主任另一天跟他说起的，当时为了找证据要抄刘少奇的家，家里一直有人，只好让红卫兵把刘少奇、王光美拉出去批斗，这边专案组的人立即进去抄家，云云，不具引。

原来如此。人们长期以来，只看过刘少奇在中南海里边受批斗的照片，闹不清谁是组织者，照这个说法，意不在批斗，不过“调虎离山”罢了。但，按照当时以至后来社会上运动的常理，既然有权批斗，自然有权抄家，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何不可”？整个“文革”中，无法无天（连假装的法律程序也不讲），没有什么搜查证、逮捕证这一套，都是当着被批斗者或其家人的面，抄他们的家，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对刘少奇还有什么避忌－－需要做成似乎红卫兵批斗是自发行动，可以针对国家主席无礼，而专案组虽干着非法抄家，却只能偷偷摸摸，怕给刘少奇留什么口实吗？设想不可谓不细，但仍然令人疑窦丛生：难道专案组及其领导，潜意识中也自觉理亏，因而才遮遮掩掩，反不如“无知-无畏”的红卫兵们之理直气壮吗？

这篇小文却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要说的是，看到郑文，我跟他初听中央专案组成员三条件的反应相似，也是一惊。特别是第三条大为意外。我先还以为“小学五年级以上”是个底线，绝然无法想象还有个“初中三年级以下”的上限。我几乎怀疑是否属实。

但我想起过去所知，有些机要部门，或也包括外事部门，政审特别严格的单位，接纳年轻人时，除讲究阶级出身外，成文或不成文地要求尽量来自边远地区，或通常所说的穷乡僻壤。这固然有“越穷越革命”的观念支配，也还因为相对于城市人口，他们社会关系单纯。你用北京人，一上班他就跟外边电话联系上了，麻烦不麻烦？由此想到，当时的某些主管，作出第三条的规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初中三年级以下，又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其知识结构有限，眼界阅历也有限，更易于约束管理吧。

而第一、二两条，我怀疑不是对所有专案组成员的要求，只是对像刘副主任这样的可作中央专案组（具体说是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组长是周恩来总理兼任）的人的要求。专案组那么多人，哪能个个是军级，个个是五代红呢。在当时，要找五代红的军级干部，多是红军时代参军的，的确也难从中找出几个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来了。至于专案组一般工作人员中，是不是全数都要求初中三年级以下，我也略有存疑。但转念一想，即便如此，料想这些同志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也早已经过自学和培训，不会在当初的学历上停步不前了。这是不需要今天的我们“替古人担忧”的。

以上云云，是读郑文后的一些联想。因关于特定时期的专案组，当事人很少有人详细陈说，而回顾历史，又往往绕不开，人们对专案组是如何组成的，如何运作的，不免感到神秘，而生好奇之心。像郑彦英这篇略窥一角的短文，也因而让人想起很多事情。

---邵燕祥：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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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央文革实际上是一个办事机构，办的是老人家的事。比如中央文革打倒刘少奇，那是他老人家要打倒的呀！他们只不过是个执行机构。

李传俊：对，是执行机构。老人家利用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利用了学生，就这么个利用关系。

问：您感觉这种利用有多少是所谓政治斗争（或者权力斗争），有多少是出 于所谓“革命理想”，比如我打倒他不是只为打倒他，而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要反修防修呀？

李传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想把刘少奇打倒，按照法律程序绝对是不合法的，也不合党的组织原则。当时学生无法无天，给刘少奇罗织好多罪名。中南海中办的工作人员斗刘少奇斗得很凶。

问：以您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过的经历，您能说说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李传俊：哎呀，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讲不清！,,他们之间都相互利用。举个例子，你说林彪，为什么林彪的位子那么高，第二把手？因为文革需要军队支持嘛！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在军队里的威信很高。我那会儿在部队里，一说林副主席，不得了！部队传达文件都说林总的指示，他发布命令绝对能一呼百应的。主席看到了这些，必须得利用林彪，发动文革需要军队支持。江青、康生、陈伯达也是被利用的。陈伯达是一个典型，他缺乏行政工作能力，就是能写点文章（主席说“我给你那么多官你都丢了”）。这批人当然按照主席的意图来搞了，实际上主席不便说的事、不便办的事由他们去说、去做。江青也是这样，主席给她写信：要她“像杨子荣那样深入虎穴，大胆谨慎，要有勇有谋”。让江青出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比组长还组长，几乎都听她的，她一手遮天。至于文化大革命说什么反修防修，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统统不过是招牌。毛主席是看到了干部脱离群众，看到了官僚主义等等，而在今天这仍然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没有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应该有一个新的想法：要监督，谁来监督啊，不仅要党内监督，还得要党外监督，关键在于政治民主。

---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李传俊口述


江青：哪来这么多“野种”啊？
李传俊：中央文革办事组出事后，好多人被抓起来，上面派李讷当组长。李讷说过，有重要的一定要先送给江青。这是她给定的规矩，而且要求保密、 封存，谁也不要说，只能跟她说。

问:她说的重要电话指什么？

李传俊：大部分都是主席的私事，比如说“主席的儿子”认亲来了 ，在中南海西门等着呢，接见不接见？好几起这事呢！对这类事我们只能记录，再密封起来，让李讷看。

阎长贵：我也处理过这样的信件，报告江青，她说哪来这么多“野种”啊？

---李传俊：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口述时间： 2004 年 7 月 30 日
提问人：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王广宇、阎长贵
李传俊， 1942 年 8 月生，曾任北京军区部队机要参谋， 1966 年 8 月～ 1972 年 12 月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

图：毛岸龙后人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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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过年
这年的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展望 60 年代》的元旦社论，用激昂慷慨的言词向人民陈述了在过去的一年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宣布已经实现了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号召，继续向人民描绘着共产主义的无比光辉灿烂的前景，重复着 “ 赶英超美 ”的口号和“ 东风一定压倒西 风 ” 、“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 的理论，最后说： “ 我们不仅对于 1960 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整个 60 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 ” 第二天，即一月二日《人民日报》再发题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社论。 “ 大跃进 ” 的热浪仍然在膨胀着。

我那时在安徽省砀山中学面北的一个阴冷的教室饥肠辘辘地学习着这些社论，幼稚地憧憬着美好的共产主义明天。

当时饥荒已经像瘟疫一样在蔓延，饿死人的消息不胫而走。为了减少我们思想上 “ 受到不良政治影响 ” 的机会，过年也只放三天假。放假的时候，已到了年三十。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吃过早饭，我们一群十几岁的学生高高兴兴地踏上回家的路。初升的太阳照在地面的残雪上发出刺眼的光，冰茬在脚下发出 “ 喀嚓喀嚓 ” 声。我们一路上说着笑着－－对我们来说，能回家见到父母，能和家人一起过年总是高兴的。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听见菜刀剁在案板上发出的 “ 啪啪 ” 的声音，我心里一阵惊喜：这不是我所熟悉的剁饺子馅的声音吗？今年还照样能吃上饺子！

进到门里我一眼看见满案板的红芋叶子。父亲、母亲看见了我，说了声： “ 三儿回来了。 ” 全然没有以往见到儿子从外地回家过年的高兴，家里的其它人见到我也是一种木然的表情。

中饭，大年三十的午饭，是一大锅红芋叶子，夹杂着星星点点的几个黄豆粒。母亲给我盛 “ 饭 ” 时用筷子一粒一粒地拣，想给我的碗里多盛几粒黄豆。全家每人一大碗，个个默默地津津有味地吃着，偶尔碰到一颗黄豆粒，像是吃到一块肥肉，在嘴里贪恋地反复地咀嚼，久久不舍得下咽。

后来母亲告诉我，家家户户的粮食都早被搜干了，锅也早在大炼钢铁时给收走了，村干部只要看到谁家冒烟，就跑到你家里来搜粮食，家家户户只有偷偷地煮红芋叶子和野菜。中午吃的红芋叶子里的黄豆粒是从豆秸里抖出来的。

下午是在饥饿、寒冷和沉默中度过的。整个村子笼罩在令人压抑的死寂里，完全没有任何节日的气氛，没有孩子们的嬉戏，没有大人们张罗过年时脸上流露的欢乐，有的只是清冷、凄凉和寂静，好像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着一场大灾难的降临，在饥饿与惶惶不安中听天由命坐以待毙。

晚上－－大年除夕－－没有饭。这些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了一天两顿饭。我们这里流行着一句话：人是一盘磨，睡倒就不饿。所以，天还没黒，为了减少能量的消耗，人们便早早地上床，在床上饥肠辘辘地熬过漫长的寒夜，心里盘算着明天哪里能够弄到点什么吃的。但是，明天，明天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呢？人们便这样一天天地熬着，挨着，默默地等待着。几千万人便是在这样的等待中死去的，他们始终没有等到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反而先作了饿死鬼，下了地狱。

外面，没有星光，没有灯火，没有过年的喧嚣，只有如磐的暗夜裹着的死一般的寂静。

  “ 开会了！ ” 突然黑夜里传来一声厉叫。因为静，这声音显得格外刺耳，乃至令人为之震颤。

  “ 开会了！开会了！ ” 又是接连两声划破夜空的厉叫。

父亲即刻起身下床，说声： “ 我去。 ”

 嫂子央求地说： “ 我去吧？ ”

“ 不，我去， ” 父亲坚决地说，用布带子扎紧旧长袍，一瘸一拐地踏出了屋门。父亲有裂脚的毛病，一到冷天，双脚纵横开裂出条条口子，鲜血从裂口里流出，粘住家织布缝制的袜子，常痛得他不能走路。

母亲告诉我，村干部带着几个积极分子天天晚上开会斗社员要粮食。这几天正斗前院的欧四奶奶，七十多岁的小脚老妈妈，叫人家站到桌子上，每只手托着一根筷子，还要双胳膊架平，叫 “ 架飞机 ” 。老人家哪能撑得住？ “ 扑腾 ” 一声从桌子上栽下来。那些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仅不拉，还用脚踢她，说她是装的。

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先排好斗争的对象，开会的时候，干部把事先安排好的对象喊出来，叫他（她）站在两排人中间，让两排人互相推来搡去，挤压被斗者。面前的一排人先把被斗者推过去，背后的一排人马上反推过来，并抱怨说： “ 你们挤我干啥？ ” 面前的一排人再推过来，反问： “ 谁推你啦？ ” 背后的一排人又推过去，又说： “ 就是你们推的！ ” 面前的一排人第三次推过去，说： “ 就是你们推的！ ” 背后的一排人第三次反推回来 …… 如是反复推来搡去挤来压去，被斗者早已不堪忍受，然后胡乱供出一个所谓藏粮的地方。村干部于是带人到被斗者说出的地方搜粮，当他们无功而返时，被斗者又会因为 “ 撒谎、不老实 ” 再遭受一场斗争。至于结果，除了更多的人死于非命之外，是弄不到一粒粮食的－－那时，地皮已早被刮了三尺了。

参加这样的会议，无异于接受一次酷刑，此举也是连干部 “ 杀鸡给猴看 ” ，让其余的与会者看一看，想一想，赶紧 “ 供出 ”“ 藏粮地点 ” ，否则，不知道哪一天你也会成为被斗者。所以一听见喊开会，社员们就吓得发抖。父亲怕吓着嫂子和家里其它人，逢有人喊开会，谁也不让去，都是拖着布满流血裂口的双脚自己去。每天会上斗了谁，怎么斗的，父亲对家里人也绝口不谈。

整个的过程中，村长－－闹剧的导演－－在旁观着、欣赏着。后来听说各地的干部都使用着相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地方导演着同样的闹剧。

---作者：李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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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9 月，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大队召开万人大会，人们举着三角小旗，拼命地喊着 “ 人民公社万岁 ” ，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为声势浩大的场面，灾难便是从这时候开始一页一页翻开的。

办食堂是与人民公社是同时进行的。

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公社书记当众宣布： 11 月 7 日是全乡社会主义 结束的日子， 8 日进入共产党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

散会后，群众便上街 “ 共产 ” 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

确实，在 1958 年，继大跃进而起的 “ 人民公社 ” 运动在全国铺开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吃食堂紧跟着泛滥起来。

一级级命令，排山倒海般的传下来。

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 1958 年 9 月下旬开始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两三天。兴桥大队分成南、中、北三个街，办了三所食堂。我们中街的在黄奎德家开始的第一顿。他家是开旅社的，地方比较大，能盛十多张桌子。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一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 “ 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

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黄奎德家。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

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来亲戚了，割三、四两肉，都是烧的白汤，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

我只记得文化大革命到合德参加会议时与三弟一起吃过一次红烧肉，是放了糖的，很粘乎， 5 角钱一碗，再就是人民公社吃食堂这一次。

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 “ 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了 ” 。

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两个大组，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一顿不如一顿了。

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最后办一个食堂，在街南头。一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不过粥里没有米。

记得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邻居高大喜子、孙五锁子便叫着我一起去喝粥，去得早的，舀子在锅底捞，能捞到小半碗米，我们那时刚上小学，做饭的人同情我们小孩子。

过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汤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点米，舔在舌头上，舍不得咽下。后来，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们每个小学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象被猪尿泡似的被吹大起来，亮亮的，手一戳就能点破的样子。

---李锦：不写三年大饥荒，就对不起历史和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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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一块肥肉引起的风波
就在那样一个赤日炎炎的“双抢”日子，我们汗流夹背干了整整一个上午，好不容易才把那个懒洋洋却又炽热无比的太阳送过头顶，可以去喘口气吃顿午饭，慰劳一下自已早已饥肠辘辘的肚皮了。

不过那个时侯不能自带饭食，必须要和贫下中农“三同”，也就是一块吃饭，一块干活，有时 还要一块住宿。吃饭当然不能白吃，要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象当年传说中的红军八路军一样交伙食费和粮票。于是按规矩，我们分组由老师带着去各户农家吃饭。

记得那天一进门，几个同学的眼睛立刻亮了，只见迎门八仙桌上放着三四碗菜，虽然大都是青菜豆腐，中间却亮汪汪十分醒目地放着一碗炖肉，那肉毫无例外都是大肥膘，照那时的习惯切成一块块大约两寸的长条，在碗里整齐地码放着，满屋子顿时弥漫着浓浓的肉香。

饥肠辘辘的肚皮不分好歹，只要是吃的都会香甜，更何况农家柴火烧出的米饭格外香甜，于是大家伙盛满了饭，等主人和同桌老师一声招呼，便立刻如狼似虎大嚼起来。一双双小眼睛全都骨碌碌旋转，不时偷偷瞄向中间那碗肥肉，有两个人的筷子还不知不觉就伸了过去。

可是不对，在我们和那碗肥肉中间，分明还横亘着一座高山，一座很难逾越的高山，就是带队老师那一双严厉的眼睛。那天的支农活动由造反派組织，带领我们的是别处派来的不熟悉老师，年纪不大却格外严肃，看见谁的筷子靠近肉碗，就会狠狠瞪那人一眼，吓得他赶快把筷子转向豆腐或者青菜。

这样的攻防战持续好一会，中间那碗肥肉依然毫发未缺，弄得我们心里象猫挠一样着急。要知道那可是香喷喷的大肥肉哇，我们已经好久都没能与它们亲密接触过了。

那时侯城里的猪肉凭票供应，普通人一周也难得吃上二次猪肉，更别说这样香喷喷油渍渍的大肥肉了。不，那不是肥肉，而是仙丹妙药，能好好滋润一下我们干涸己久的肠胃。可恶的老师哟，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痛痛快快享用一块呢？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脑袋，老师途中离桌去添饭，他刚背过身去，就有一个男同学疾如闪电一般伸出筷子，挟起块肥肉三口两口便吞下了肚。其他同学也不甘落后，等老师坐回桌上，就只见半碗亮汪汪的肉汤在大放光芒了。

老师的脸色刹时间变得很难看，狠狠瞪了我们每人一眼，只是当着主人的面没有发作，等到离开主人家，他立刻劈头盖脸给了我们每人一顿狠狠的训斥。

原来那时农家的生活都很贫困，只有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人来帮忙，才能费尽心思搞来点肥肉，不过很大程度也只用来放在桌上摆摆样子，借以表明主人家诚心与好客，作用就象今天祭祀时摆放的供品差不多，是只能看不能吃，当然更不能吃光光的。譬如今天桌上放的这碗肉，本来是农忙时有人来家吃饭，才每天端上来作作样子，然后又要端回去的。如今却被我们风卷残云般一顿吃光，接下来主人家还不知该怎样犯愁呢。

批评到这儿，老师又挨个查问我们的家庭出身，看样子如果有人家庭成份不好，他还会上纲上线去挖掘“阶级根源”。幸好那天除了我以外，组里其他同学大都来自“二七”铁路新村，属于在工人阶级中也算是响当当的“铁老大”，成份恐怕比老师本人还要好得多，所以一问之下，老师也只好悻悻地不再吱声了。

不过那以后等我再去农家吃饭，都会注意不踫中间照例会有的那一碗肥肉，因为我知道在那些油汪汪喷香诱人的光亮里，其实包含着那时社会太多的规矩、太多的酸辛，太多的无奈。


梁衡 : 40年前开启国门的那一刻
“ 文化大革命 ” 已使我们多年隔绝于世。 “ 文革 ” 结束后， 1978 年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了 20 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出访西欧五国。行前，邓小平亲自谈话送行，嘱咐好生考察学习。代表团组成后才发现， 20 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 长钱正英，也就只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

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 “ 可以加热一下嘛。 ” 言谈举止，笑话不断。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地手足无措。

1984 年，我时任中央某大报驻省记者，应该算是不很闭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见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压印着极精美的花纹。大家就考我，是什么物件。当时中国还没有纸巾这个词，也没有一次性这个概念，我无论如何答不上来。

那位记者说： “ 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 ” 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 “ 老外这样的阔气，又这样的浪费呀！ ” 我把这张纸带回驻地，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

不久，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飞机上喝水用一种硬塑杯，晶莹剔透，比玻璃杯还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觉得实在是一件艺术品，舍不得扔掉，把玩许久，一直带回国内。喝热茶时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时又是另一套咖啡具。机上走廊很窄，空嫂来回更换不厌其烦。该送咖啡了，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盘太多，也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着想，便将空的茶杯递了过去。不想这位洋大嫂用吃惊、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潜台词是： “ 你这个中国土包子！ ” 我一时羞愧难当，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

马克思说： “ 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 ”

古今中外，历来的改革都是先睁开眼睛看世界，从对比中找差距。当俄国农奴制走进死胡同时，彼得大帝发起改革，组织庞大的出访团巡访欧洲，而他自己则化装为一个普通团员随团学习。清末，当中国封建社会已千疮百孔，感到不得不改时，也于 1866 年派出了第一个出国考察团。西方先进文化的信息逐渐吹入国内。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的大门总是时开时闭，思想也就一放一收。

1978 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直接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


一个春节，我从农历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初二在一个村住了整整 10 天，亲眼看到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生活的悲怆。在这 10 天里，目睹那凄惨场面，心灵在一次次巨大的冲击中颤抖。尽管报纸一时还不能刊登这些，但我还是一次次按动快门，记下那些使人看了心酸的场面。

正月初一，走进一个姓鲍的现役军人的家 。这间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四壁空空，屋角支着一张锅，因为烟熏火燎，墙壁黑得发亮。靠墙是石头垒起来的床，一家 3 口人挤在这张庆上，床对面拴着山羊。实在因为太穷了，只好人畜同居。我一进屋就明显闻到家里一股羊粪的膻臭味。做父亲的不无庆幸地说，老大到西安参军去了，比过去住得宽敞些了。

来到“老支前”王大爷家，是正月初一上午 10 点。这是一座斜依在半山坡上的低矮草房，墙是碎石片堆起来的，里面用泥巴糊着。老人在过年前两天没面吃了，嫁到山下的女儿送来一碗用豆腐白菜包的水饺。老伴 90 岁了，已病了很久，瘫在床上，听说闺女送水饺来了，嘴里直嚷嚷“水饺、水饺”，要起来吃。王大爷掀开被子，老伴竟一丝不挂，原来老人没有衣服穿，成天躺在这破被子里。只见大娘灰暗的皮包着骨头，肋骨清晰可辨，两条腿像是铁锨把一样细瘦。裹在她身上的棉被也已 40 多年了，硬邦邦的。带我来的干部说：“没衣服穿，躺在床上两年了，也没好吃的，可老妈妈命硬，今年 90 岁，就是不肯走。”

屋里有种说不清的味道，像是霉味，又像是臭味，干部赶快把我拉到门外。干部向王大爷介绍我是新华社记者，北京来的。老人伸出双臂抱住我，双眼紧瞅住，连声喊“领导，领导”。我打量一下，大爷脸上已布满老年斑，鼻涕流到胡须上也不擦，一根麻绳扎着黑棉袄，里面没有衬衣。乡干部一把把他拉开，说把领导衣服弄脏了。大爷很不好意思，忙伸出手想替我掸，可又不敢，抬起手顺便擦了一下自己的鼻涕。

干部说，领导来看你日子过得咋样？大爷说：“好啊，有吃有穿，托共产党的福。”明明已经断粮，连过年也不能吃上一顿饱饭，老伴衣服也没有，还在掩饰贫穷生活。大爷听干部介绍我是北京的记者，大着胆问：“刘司令还好吧”我感到诧异。老人说，他与儿子一起参加过打孟良崮，打双堆集，又打过长江。儿子当兵，他是支前的民工。到南京他就回来了，儿子为刘伯承司令站岗，当了警卫员。辞行时，还与刘司令一起拍了照片。后来独生儿因没有文化，老是头疼，便主动要求回家。

听了大爷的诉说，刹那间我有一种负疚感涌上心头，感到眼角发热。为了中国革命，沂蒙老区人民做出多大的牺牲和奉献啊！没有他们，哪有新中国，哪有社会主义政权。可是，他们的日子过得还是这么艰难！

沿着“老支前”家门前的路下山，到了抗日战争中老妇救会员王正英的家。老妇救会员病倒了，脸色蜡黄，呻吟不止，躺在一张床上，见来客了，想撑着起来，可欠欠身又倒下了，没有力气。掀开她家的锅，从没洗的锅底能看得出来，煮过玉米糊糊，还有野菜。揭开面缸盖，大约有三四斤玉米面，地上篮子里是野菜，这家人因为缺粮食，一天只吃一顿饭，要到下午 3 点才做饭。老妇救会员约 60 岁，头发蓬乱，倒在没有垫被的席子上。胃病发起来了，又没钱到医院去，就在家熬着。问她 1947 年带村里妇女去孟良崮支前的事，她两只眼看着我，呆呆地，不讲话。男人替她回答：头晕，记不清过去的事。枕边有 3 个碗，碗底还有没有吃尽的野菜糊糊，老妇救会员不让洗，饿了就用舌头舔一舔，说能闻到玉米糊糊的香味。

---李锦：改革开放前农村有多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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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改革开放前农村有多穷？
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 ;90 岁的老人一个冬天都睡在床上，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人，饭后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的香味。这是真的，这是一个记者 1978 年在沂蒙山一个普通村庄的见闻。

1978 年，全国受灾，农民生活更为困难。这一年农村人口为 8.032 亿，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仅有 133 元，其中 90% 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 10% 。

1978 年，全国有 4000 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同是这一年，约有 2 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 2 角，有 2.716 亿人每天挣 1.64 角，有 1.9 亿人每天挣约 0.14 角，有 1.2 亿人每人每天挣 0.11 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 6 分钱。

每天 1 角钱的收入，是包括粮食、柴草、棉花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来的。实际上，不少社队农民除了口粮外，再没有 1 分钱现金分配。如果社员有点家庭副业、自留地收入，还可以补充亏空，但在那个年代，连门前屋后的树都入了公，农民没有其他任何收入，仅有那 1 角钱的分配，穷困窘迫之况当不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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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说不清那是属哪个公社了，只记得我们背着小铺盖卷，走了二三十里，来到一个叫做朱家窑的村子。村里的劳力很少，更看不到年轻人，据说都抽走大炼钢铁去了，只有老人带着小孩儿搞秋收。带我们下地收玉茭、割豆子的也都是一些老汉。正像我们当时唱的《新社员之歌》那样：“高粱红脸笑，谷穗迎风摇， 田野里一阵歌声一片欢笑，老社员带领我们下了地……”
1958年，应当说是一个丰年。老天爷帮忙，地里的庄稼普遍长势良好。但丰年并不丰收，农民丢下农活都去“挖矿”、“炼铁”了，农村没了劳力，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收不回来，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指望中小学生又能帮几个村子把秋收完？只能说是收回多少算多少吧！

天气越来越冷，时令已进入了初冬。我们刚回校上了两个星期的课，天已下雪了，却又接到新的任务，仍然是下乡“秋收”。

我们踩着白皑皑的初雪来到西刘庄村，当天下午就下了地，因为这里的红薯还埋在雪地里没收呢！那原因同样是村里的劳力都去炼钢铁了。大家依着老社员的指点，在一块块地里清除积雪刨红薯，有在地里挖的，有往村里拉平车或抬筐运送的，一个个脸皮也冻得像红薯一样。

---沈琨：1958年是个丰收年


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 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 ，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

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报纸杂志不断有人称道他们。 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只准带很少的钱、很少的随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一只手表，一只自来水笔。宪兵检查严格，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

不久，我们走海路赴东北，葫芦岛登岸，正是夕阳西下，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弯着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牵着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没有声音，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连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壳油漆斑驳，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

---选自王鼎钧回忆录

图：1945年11月，中国上海，中华民国政府工作人员训斥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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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日本军人一万个不甘心，闲言闲语很多。中国政府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南京“受降”，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两人留下历史性镜头。我乍见那张照片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看了几十年，终于看出眉目来， 那位降将双手送出“那张纸”时，纸离桌面太近，太低，“那张纸”也没过桌面的中线，何大 将得伸长胳臂俯着上身接过来，“降将”有机心，何上将恐怕是有些慌张。单就那授受片刻而论，日本没输。

日本关东军大约有十万人不愿投降，抛弃妻子儿女，遁入长白山中，再也没有出来。长白山区冬季有四十天下雪，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他们没有生存的条件。奇怪的是没有人逃回来，估计最后的结局是集体自杀，而且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强迫自杀。

他们的妻女担当另一种角色。那时国民政府船只有限，东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后，我到沈阳时，马路两侧日侨摆了许多地摊，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维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钢琴沙发，小件如玩偶花瓶，虽说家产充公，当局并未禁止。

那些专售“小件”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日本文化琳琅满目， 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跪”着一个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她们给“男子”留面子。她低着头，双目下垂，并不真正照顾她的货物，任凭顾客自动取货，自动照标价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没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关内来的中国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脸蛋儿，强迫她抬起脸来，她的反应是“三不”：不合作，不挣扎，不出声。

那时中国男人嫖妓，也指明要日本女子，老鸨常以中国女子冒充。有经验的嫖客说，识别真伪很容易，你把手伸进女孩子的衣服里，抚摸她的胸部，如果她的肌肉温暖柔软，她是日本人；如果她的肌肉冰冷僵硬，她是中国人。 面对横逆，日本女子有她的哲学，她完全撤除了心理的防线。日本女子挂在十字架上，替日本男人担当罪孽。

---选自王鼎钧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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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损失严重，常年需补充大量兵员。

自 1936 年起，国民政府实行征兵制与募兵制结合的兵役制度，以 “ 平均、平等、平允 ” 为原则。但由于无法做到全面的户籍管理、也无法杜绝保甲长的徇私舞弊，征兵被办成了一件大恶政。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说，“ 抗战以来，成绩最不良者为役政。 ”

依国民政府官方数据，从 1937 年 ~1945 年，全国实征壮丁 1392 万，其中 1201 万被补充到军队，仅有 191 万在途中逃跑或死亡。

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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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就抗战征兵只能靠 “ 抓 ” 和 “ 绑 ” ，有四点深刻反思。陈在回忆录中写道：

“ 照道理讲，人民受国家的保护，才能安居乐业，一旦国家遭逢危难，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的安全，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因而拥护国家的号召，流汗流血，原是义无反顾的事。不过话虽如此，也要顾及一下几项事实：一、政府是否充分尽了保护人民的责任？二、政府与人民之间是否有痛痒相关的传统？三、在大多数人民意识中，是否认为这是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牺牲得有无价值？四、各级行政官吏是否公正无私素受人民敬爱？ ” ⑦

对这四个问题，陈诚的回答全部是 “ 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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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蒋梦麟，曾如此这般无奈感慨：

“ 平心而论，兵役办得这样糟糕，并非完全由于人事关系。即使主持人认真办理，好多缺点也没法补救：交通梗阻，徒步远行，体力消耗过甚；食物不够，且不合卫生，易起疾病；饮水含微生物，饮之易致腹泻；蚊子肆虐，疟疾为灾。凡此种种，苟无近代科学设施，虽有贤者负责，亦无重大改进之可能。 ”

---杨津涛 谌旭彬：抗战期间的壮丁

图：抗战期间用铁链 “ 拉夫 ” （做劳役），与 “ 拉壮丁 ” 情形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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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 1960 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 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廖伯康到长寿渡舟公社作调查，看到的是田地荒芜，十室九空。其中的两件事情，令已经八十高龄的他，至今心潮难平。一件事是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一个没有了父母亲人的孤儿用呆滞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这群从城里来的“大干部”。解放不过十来年，工作团的干部们不是刚刚走下枪林弹雨的战场，就是刚刚走出九死一生的白色恐怖，在残酷革命斗争中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他们在这个孤儿的目光面前，却不能自已。统战部来的周怀瑾，跑到一边去失声痛哭。他是从北平大学的课堂走进革命队伍的，对于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曾经抱着十分美好的憧憬。

---林雪 : 1960年廖伯康向毛主席告状：四川饿死了1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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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并不试图以说教来颠覆主流的历史观，作者只是冷静地带着读者，去听取战争幸存者的故事。其中最惨烈、最悲壮的，大概是长春围城。一方的胜利，是以封锁长春半年，饿死三十万平民百姓及国民党官兵为代价。被全部迁灭的敌人是谁呢：“守城的国军，是滇军六十军，曾经在台儿庄浴血抗日，奋不顾身 ；是第七军， 曾经在印缅的枪林弹雨中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蜚声国际，全部在长春围城中覆灭”  。

---熊景明：《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以生命的名义


另一个令我惊讶的情节是国军试图收复山东，遇到的抵抗除了日军，也来自在另一种旗帜下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一九四三年，山东沦陷已经第五年。“西望南师又一年”，终于盼来了国军入鲁。这其实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孙悟空进入铁扇公主腹中。事前张扬，日军和共军（可以说敌方与对方），早就有所准备。

“入鲁并不顺利，日军出动空军和装甲车截堵，共军也倾力伏击。日军共军本是敌手，但在防堵国军入鲁一事，理异心同，彼此各行其是，不谋而合”。“杨虎城大军又河北南部紧急投入鲁西战场，伏击成功，李仙洲终于无功而还”。

“那时在山东，不论国军共军，面对敌人的时候，背后已无朋友”，腹背受敌。

山东的战局是中日对抗加国共对抗。作者查阅国共双方出版的山东抗战历史，到后期，书中所记几乎就是国共战史。抗战胜利，山东境内亲国民党的势力几乎全被消灭，通往东北的道路由共产党控制，于是战后到东北接收共军捷足先登，加上苏联违反国际协议，用接收的日军武器装备共军。一个山东沦陷区的输赢，关乎后来中国的命运。对沦陷区的百姓，乃至游击队，目标都是赶走侵略者的两大势力的互斗，什么主义，意识形态扯不上关系。

---熊景明：抗战史补充教材－－读王鼎钧《怒目少年》


战争中的农民
抗日歌曲《游击队歌》绘制人口，传唱至今。，“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70 多年来亿万人这么唱，大概极少人会去想：可能吗？王鼎钧在《昨天的云》里，已经描述过给游击队送给补养，还得受凌辱的农民。就连他自己也直到七十年代，才觉悟到农民在战争中的付出。沦陷区遍地游击 队，分别有共产党，国民党，土匪“立地成佛”，五花八门。这些人吃的和穿的，都是老百姓送上去，称之为摊派。游击队员每天要吃饭，不只一餐，故摊派天天有，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作者看到一份资料，说抗战后期，河南有两百四十多种摊派，名目稀奇古怪。正规军队给及，也主要来自农民。军队扩建，军费不足，“大兵的待遇很低，政府只能养他们一半，他靠不法手段来取得另外一半，坏习惯被纵容，贪念就止不住了”。汤恩伯在河南成立的挺进纵队，属于地方武装，政府不发军饷，“就地取财”。这样的挺进纵队有五十个之多，老百姓认为他们比日本人还坏。当时有夸张的说法：“宁愿日军烧杀，不愿汤军驻扎”。可以想象，加入这些纵队是人，应当有许许多多是为了拿起武器，和日本人去拼命。所有的雄心壮志，都抵挡不了饥肠辘辘的无奈。

替危难中的国家尽义务，天经地义。本来就不事生产的学生没什么可贡献的，农民不同，全国人要靠他们种出的粮食生存，他们必须无私奉献。而战争中树立的绝对威权向没有权力、只有义务的农民夺取时，往往没有约束：“人民的忠诚度越高，执政的人在下达命令的时候越容易掉以轻心，草率从事，统治者的权力越大，他的左右亲信越容易透过服从的方式窃取自肥”。作者提到共产党善于与群众结合。他们一方面也必须由百姓供养，但队伍深入民众之中，平等待人，这一点，打动了百姓，成全了他们。

战后，一位美国军事顾问到沦陷区和战区视察，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几乎忘记了农村。

---熊景明：抗战史补充教材－－读王鼎钧《怒目少年》


抗战八年，山东沦陷了八年。
抗日的情怀与斗志，早在领土沦陷，在日军烧杀抢掠之前，成为众男女老少心中最为慷慨激昂的情绪。小学课堂上“历史老师痛述近百年国耻记录，全班学生因羞愤而伏案痛哭”。家乡沦陷，老师中许多人都去参加了游击队。抗战前，当地最不安定的因素是匪患。抗战开始，土匪都没有了 ，这些从来有自己一套哲学的绿林好汉，没有了“合法性”，体面不起来了，他们转变为游击队。“游击队浩浩汤汤，有国民党支持的，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单干户。我们熟识的人都投入了”。

王鼎钧的父亲将自己未成年的长子送去游击队，第十二支队。至始至终，支队没有机会对付日本人。“沸腾一腔血容易，等到真要拼命，才发现艰难。鬼子的习惯是，哪个村子朝我放枪，我就把整个村子放火烧掉”。 “鬼子进村了”，游击队最佳的策略是绕开。第一到第十二支队，到。。。，为何不联合去了去消灭不过一排人的占领军呢？作者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只忠实地记录沦陷中故乡的人和事，和我们从 “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的电影和小说得到的印象完全两样。

比比皆是的游击队员要吃饭，只能由农民负责提供。作者描绘了令他毕生难忘的一幕，“一群农民挑着担子给十二支队‘送给养’，“这些人把盛给养的瓦罐一字排开，在寒风中瑟缩而立”，收给养的游击队长官，认为事物粗糙，将瓦罐一个个打破，勒令中午前另外送来。农民捡起地上的红薯放到破瓦片上端回家。

广大乡村为各种品牌的游击队割据。“游击队互相碰撞，啃咬，由拔毛到摩踵”。

因为日本人用村民的性命、房屋做“人质”，无论游击队的背景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还是无党派或土匪，纵然手持武器只能和鬼子周旋，而无法出击。书中写到，共产党的游击帮助村民挑水，态度和气。当然，他们一样要依靠村民供给。民谣唱到：“日本鬼子抱窝，国民党吃喝，八路军唱歌”，“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蹬庄户孙”。

---熊景明：读王鼎钧的回忆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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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幽灵
1975 年 4 月 1 日，在张春桥出访柬埔寨半年多也就是在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之前，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长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的最后一篇大型的重头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张春桥三次写 到 “ 货币 ” 。首先张春桥引用了毛泽东关于货币的话。文中说： “ 毛主席最近指出： ‘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很清楚，张春桥的这一文章是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写的。他虽然是文革的理论文章的主要作者，但不是原创性文革理论的提出者，他只是所谓 “ 笔杆子 ” 而已。从一开始，文革就被明确称作 “ 继续革命 ” ，明确指出文革是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后，继续进行的一场革命。那么到了 1975 年，新的革命对象是什么呢？毛泽东的这段话说得很清楚。

接着，张春桥的文章有两次论述， “ 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 ” 属于 “ 资产阶级法权 ”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 “ 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 ‘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 ，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 ‘ 共产 ’ ，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战胜他们的。 ” 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得了一种特别的疾病，这种病预后存活不超过两年。据说毛泽东至死也不知道关于他疾病的诊断。但是不管怎样，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在医学判定的年限之内死亡了。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虽然在柬埔寨做到了，但是已经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

文革的结束，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是一个偶然性的疾病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看看 1976 年 9 月的报纸，张春桥在毛泽东 “ 治丧委员会 ” 名列第四，那个名单也是中国当时的最高权力人的名单，那一年，张春桥 61 岁。假使毛泽东（ 83 岁）像邓小平（ 93 岁）一样长寿，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红色高棉式计划。在上海，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也已经把文革前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 ‘ 按劳分配 ” 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 “ 奖金 ” 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 “ 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 的三项，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

---王友琴：张春桥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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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决定开始“土地改革”时，把《白毛女》树立为文艺创作的样板。《白毛女》后来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与此当然有很大关系。一九四六年五月，“土改运动”即在中共的“各地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改运动”更在全国范围内锣鼓喧天地进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土改运动 ”中，“新歌剧”《白毛女》一演再演。《白毛女》虽是歌剧，却能在理论上证明“土改”的刻不容缓和合理合法。同时，《白毛女》因为是歌剧，更能在感情上起着动员作用。在“土改运动”中，“动员”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项工作。需要动员广大农民起来与地主算账、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财产，也需要动员其他人员、包括城市中的市民、知识分子认同“土改”、支持“土改”。而文艺作品是情感动员的绝佳方式。中共中央虽然十分重视文艺的政治功能，但在中央文件中明确将某部文艺作品树为标兵的情形，却很罕见。抗战结束后的“土改”，对于中共来说，意味着历史的重大转折。“土改”能否成功地推进，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而《白毛女》能在“土改运动”中发挥独特作用，所以受到中央的如此推许。

刘少奇是在强调“诉苦”的必要时提及《白毛女》的。作为中共领导人之一，刘少奇看重的是《白毛女》中的“诉苦”内容，看重的是其控诉功能。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应该鼓励白毛女之类的创作”的指示，自然会导致“诉苦文学”的兴盛。“诉苦”，不仅仅在“土改”题材的创作中几乎成为必备的内容，也不仅仅在“土改”时期的创作中普遍存在，在“土改”结束之后，“诉苦”仍然是文艺作品的常见内容。可以说，《白毛女》出现后，“诉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

---王彬彬：《白毛女》与诉苦传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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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档案管理以 “ 保密 ” 为主。而且 “ 机密 ” 的范围可随意扩大。有的并非是国家机密的历史档案，例如故宫博物馆的清史档案，本来是开放的。但是由于 “ 文革 ” 把一切打乱，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档案管理问题非当务之急，尚未提上日程。加之长期以来，档案神秘化，管理的目的是防泄密，没有为学术 研究服务的观念。我在大量运用美国的档案之后，照理应该有中方资料的旁证，才算完整。我从不指望在国内也像在美国一样自由地钻档案馆，要求不高，只想就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与中共之间有限几次重要交往的史实，求得中方的说法。但是在国内寻访的过程处处碰壁，痛苦不堪。首先是不得其门而入，托了许多人，走了 “ 后门 ” ，才找到了门路，一路打报告，列出少量要查的文件，层层审批，终于拿到了特许的 “ 批件 ” ，找到中央档案馆，通过层层管卡，进入神圣殿堂，递上清单。档案馆的规定是，只能看明确列出的那几个文件，不能根据某一个范围查目录。即便如此，我列出的单子上最重要的几个文件，还是被拒绝。管理员说，他们领导认为与我的研究范围无关， “ 就不必看了吧！ ” 我报的题目是中美关系，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是美苏冷战的背景，实际上是美苏国共的四角关系。被否决的是与苏联有关的文件。档案馆的领导认为你研究中美关系，不该涉及苏联，就这样给否了。我据理力争也无效，对方言词温和而态度坚决。由档案管理人员来决定学术研究的内容，也是一大奇闻。

另一经历是，一九八〇年代初，外交部决定撰写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外交史，组建了一个写作组，我从研究所被调入。刚参加时，发现该小组成员获特许阅读许多一般人看不到的档案，里面也确实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我十分高兴，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以为可以有补于我正在写的专著。谁知此小组有严格的纪律，每人发一笔记本，档案资料，包括自己的初步草稿都只能写在笔记本上，下班时锁进柜子，不许带出。另外，每人只能看与他分工的范围有关的档案，每写一段都要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审查，按当时的钦定口径定稿，写进书中的大部还是报章公开发表过的， “ 内部 ” 资料不准引用，更不能注明出处。在那里呆了几星期后，尽管档案资料很诱人，我还是决定找理由逃离，宁可根据已经获得的美方材料继续写我的书。我的专著于一九八五年杀青（出版社因故拖到 1987 年出版），以后就调到社科院做了很多其他的研究和活动，而外交部那个写作组一直存在到那部《当代中国外交史》出版（也是 1987 年）之后。坦率地说，集中这么多写作高手，获得如此宝贵的独家资料，经过如此长的时间，读者引颈以待的第一部关于新中国外交的官史，作为资料汇编有一定参考价值，而如果作为学术著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绝大部分都是已经发表过的公开资料，如果有个别没有发表过的情节，也没有注明来源，在学术上难以引用。这决非写作者之过，而是档案制度的问题。

---资中筠：关于解密档案的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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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野的红卫兵骂话
中国文化革命时期语言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的粗野。作为这种粗野的语言风格的突变标志，大概不能不首推 1966 年夏北京红卫兵贴出的一系列大字报，这一系列大字报中最著名的，便是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这张大字报不但提出了一个以后风行了整整 10 年的口号 “造反”，从而迅速在全国大中学校中燃起熊熊大火；而且在遣词用句上也一反常规，十分粗野，最惊世骇俗的，要数文章中那一句粗鄙的骂话：“什么全面、策略，都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本是中国北方语言中的一句粗话。过去，此类粗话只偶然出现于文学作品，作为对作品中人物性格语言的渲染；而作为正式书面语言出现在政论文中，这却是第一次。文章的语言和内容引起工作队的反感，却受到江青的称赞。她将大字报呈给毛泽东，不几天便传来了毛的评价，称其为“很好的大字报”。立刻，这张大字报被反复传抄、翻印，流传全国。红卫兵组织迅速在全国涌起，“造反”成为革命行动，粗鲁的语言则成为造反的标志。红刀兵们以这种反传统的语言表示他们对传统规范的藐视，以及与其他温文尔雅学生的区别。“他妈的”成了文化革命的流行语言。

一时，所有的红卫兵大字报，不管内容是否需要，总要夹上几句“他妈的”或者是“滚他妈的蛋”，似乎不这样便不足以体现文章的造反精神。在 1966 年的红卫兵运动高潮中，我们到处可见这类粗野的骂话。一首当时十分流行的宣扬血统论的红卫兵歌曲《鬼见愁》的歌词和结束句的口号就是这样的：“老子英路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最初流行于北京红卫兵中，随着毛泽东对红卫兵组织及他们大字报的支持而流行全国。就连过去不使用“他妈的”这句口头禅的南方地区，也流行起“他妈的”，在南方方言中不时夹上一句，显得十分突兀。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学生。一个个“他妈的”不离口，以显示自己离经叛道。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了整整一个时代政治语言的粗俗化。那些过去根本不上书面语言的粗话，诸如“混蛋”、“滚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见鬼去”、“见你妈的鬼”、“该死”，等等，频见于大字报、传单甚至报刊杂志。此外还有新组合的“砸烂狗头”、“砸个稀巴烂”等话语。纯净规范的语言被视为与造反精神不相容的循规蹈矩，礼貌委婉用语更是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显得越革命。这种变化，是文化大革命中大众审美趋向粗鄙化的表现之一。

---裴宜理：革命的粗野：“他妈的”——红卫兵语言的修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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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长大阅历增加，我还渐渐发现，原来在层层铁幕后面，“性”这东西不仅诱惑力不减，而且还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政治上整人的工具。那时的政治风向犹如小孩子的脸，老是变过来变过去，干部如果是因为政治选边站错队倒台，等到明天的政治风向一变，就又成为“还乡团”卷土重来了。而且说不定官还当 得更大，报复也就更加厉害。所以搞倒一个干部最要紧的，不是他的政治路线如何，而是他是否有“男女关系，” ( 那时一穷二白，干部很少有机会贪污受贿 ) 如果把男女关系错误给坐实了，那这个干部往往就彻底臭了完了。即使路线又对头，复出的机会也准定大大减少。

所以我后来参加搞的“专案，”一个主要的任务，往往就是严厉追查审查对象的“男女关系”问题。有些专案组的“老手”特别精于此道，十分善于追查男女苟合的细节过程。那个时侯是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的，因为从理论上说，干部党员以及群众对党都不能有任何隐瞒，现在审查你的不是别人，正是党组织，因此你必须老老实实，毫无隐瞒地全部回答。尽管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必须当着审查人的面，把那些男男女女的关系细节彻底讲个明白。

不过可惜的是那时我还没有结婚，因此尽管领导很信任我，每逢遇到这样有声有色又有趣的审查专题，领导却总是笑眯眯地将我支使出去。于是我便只好恋恋不舍、心里痒痒地离去，也因此错失了许多免费聆听“性教育”的好机会。

---王晓明：谈谈文革时期的“性”


“文化革命”前后的那段岁月，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性禁锢”最严厉的时期。别说是性观念性知识，就连“性”这个字眼都不能提及，只能用“男女关系”等字眼替代。那时社会的性观念，也许仅从八个革命样板戏里便可以领知若干：有名有姓的一长串豪杰英雄，男的全都没有妻子，女的全都没有丈夫，唯一有点已婚“嫌疑” 的阿庆嫂，丈夫也出去“跑单帮了，”一个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全都纯洁高尚得不食人间烟火。

对于我来说，可以算得上“性启蒙”的东西，竟然是文革初期的一张大字报。那年我 13 岁，到一个小镇的亲戚家去玩。不料小镇也“革命”了，仅有的一条小街上白花花红艳艳，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有一张大字报前格外热闹，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不过观看的人不但不高呼愤怒口号，反而都在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不时还发出一阵阵暧昧的笑声。我感到奇怪，便从大人的腿缝间挤到了最前面，一抬头不由惊呆了，原来这张大字报画得竟是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女的正在扑向男的怀抱。画这张漫画的人显然很上心，男女人物腿间的隐私部分略有展示。那裸女更不得了，用现在莫言的一部小说名字形容，就叫做《丰乳肥臀》。再看那大字报文字说明，原来是揭发公社书记和女下属乱搞男女关系的。看大字报的人一个个眉飞色舞格外兴奋，不过他们发现了我，便哄笑起来，说“小孩子不准看这个。”还有人拉着我胳膊，硬把我赶出了人群。说实话，在十年“文化革命”期间看了无数的大字报，印象最深刻的竟还是这张。

---谈谈文革时期的“性”
－－作者：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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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 “ 忆苦思甜 ” 的热潮，无论机关部队，工矿企业，农村山乡，时不时就要召开大会，请些老工人、老贫农来登台控诉旧社会的苦难，比较新社会的幸福，然后大伙一起吃忆苦饭，唱忆苦歌。会场里往往群情激奋，哭声一片，震耳欲聋。不过搞得时间长了，也时不时 会弄出些笑话和纰漏来，为那时过于严肃的社会生活，平地里增添不少的幽默和谐趣。

所谓 “ 忆苦思甜 ” ，最关键的，自然是要选准苦大仇深而又善于表达的报告人。伟人说的确实不错： “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 可千万别小看了那些老工人，老贫农，他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外貌有时失之平凡粗俗，但其中不少人硬是具有极好的口才和记忆力，诉起苦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紧要关头时声泪俱下，掩面嚎啕。更有人会适时地拿出些打狗棍、要饭碗、或者血淋淋的破衣衫之类的物件，恰到好处地把会场气氛一浪一浪地推向高潮，不由你不跟着义愤填膺，热泪盈眶。那声势、那效果，有时远远胜过今天的演讲比赛。

时间长了，各地便都涌现出一些 “ 忆苦 ” 专业户，专门到各地各单位去轮流做报告，几十年过去，我仍能回忆起好几张这样的熟面孔，记得他们那生动的表情和凄苦的身世。不过那个时侯好象也没有什么 “ 出场费 ” “ 招待餐 ” 之类的讲究，这些 “ 专业户 ” 物质上往往得不到任何好处，最多只是跟着大家伙混几餐 “ 忆苦饭 ” 而已。可是因为那时崇尚 “ 越穷越光荣， ” 所以这些被邀请的 “ 专业户 ” 都是踊跃为之，倍觉光彩。

---王晓明：“忆苦思甜”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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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苦思甜 ” 活动还有必不可少的一环，便是吃 “ 忆苦饭 ” ，让味觉、视觉和听觉一起，加深你对旧社会苦难的记忆。我读中学的时侯，几乎每学期都跑不了，最少也要吃上个二、三顿。学校搞几口大锅，弄些粗糠、菜皮、菜叶一类的东西，没油没盐搅和着煮熟了，大伙一碗碗分着吃下去。今天可以说句老实话， 那 “ 忆苦饭 ” ，其实也就和猪食差不多。偶尔有几次厨师手艺好些，那些粗糠淡菜并不难吃。但大多数时侯却实在令人作呕，只有捏着鼻子才能勉强咽下去。

吃 “ 忆苦饭 ” 时最害怕的，莫过于领导前来问你好不好吃，因为这问题实在令人难以回答，你说好吃吧，有美化旧社会的嫌疑，说不好吃吧，又怕人说你缺乏阶级感情。每次碰到这样的问题，我都装作狼吞虎咽的样子一个劲点头，以便收到 “ 此处无声胜有声 ” 的良好效果。

虽说这 “ 忆苦饭 ” 偶尔也有不难吃的时侯，但毕竟做不出饼干糕点的味道来。因此每次吃 “ 忆苦饭 ” 时，大多数同学的饭量都出奇地小。饭后不久，学校小卖部便会门庭若市，所有的饼干糕点都被蜂拥而至的学生们抢购一空。这个秘密后来被校领导发现丁，以后再吃 “ 忆苦饭 ” 时，学校小卖部就一律关门歇业。我至今还记得在那门窗紧闭的小卖部门口，那些饥肠辘辘的少男少女们集体极度失望的表情。

和 “ 忆苦饭 ” 联系在一起的往往还有 “ 忆苦戏， ” 会后饭前演出几个反映旧社会苦难生活的文艺节目，最著名的当然要算《白毛女》喽。不过我们学生演不了那样的大戏，只能演出诸如此类的小节目，例如在 “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 优美的开场歌声后，出现 “ 妈妈却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 ” 的凄惨场面。不过即使这样悲哀严肃的内容，那些调皮捣蛋的坏小子也会不时弄出些低级趣味来。有一回学校排练《不忘阶级苦》，选出全班最高最胖的同学演地主，穿着不知从哪个箱底翻出来的长袍马褂，拄着手杖，带着一群狗腿子们登场，演到 “ 地主狠心，抢走了我的娘时， ” 那胖子潇洒地一举文明棍，几个男同学一拥而上，把那演 “ 娘 ” 的女同学生拉硬扯拖下了场。以后这一场景在学校广为流传，大伙儿经常背着老师，在哄笑声中重演这出 “ 抢走了我的娘。 ”

“ 忆苦思甜 ” 时间长了，有时也会忆出些麻烦来，记忆犹新的是我在部队时，老兵们指名道姓地告诉我，有一回某新兵连集体忆苦，有位新兵边哭边诉，他父母饿死了，他姐姐饿死了 …… 凄惨的痛哭声感染了许多人，全连官兵的眼泪都跟着他一个人飞。于是连里专门派了文书来帮他整理材料，想送他到团的诉苦大会上去典型发言。不过文书详细询问之后却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他说的那些个事情，全都发生在刚刚过去的 “ 三年自然灾害 ” 时期。

---王晓明：“忆苦思甜”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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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血腥的历史需要勇气 更需要良知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对这场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 1980 年 12 月 22 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 “ 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 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秘密采访了零陵地区 “ 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 ” 的一些人员。该工作组成立于 1984 年 5 月，陆续抽调了 1389 名干部，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从未对外公开。我们是心惊肉跳，或者泪流满面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的。

道县杀人事件 …… 从 1967 年 8 月 13 日到 10 月 17 日，历时 66 天，涉及 10 个区， 36 个公社， 468 个大队， 1590 个生产队， 2778 户，共死亡 4519 人，其中被杀 4193 人，逼迫自杀 326 人 ……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 10 种
1 、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2 、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3 、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 “ 放排 ” ）。
4 、炸死（又称 “ 坐土飞机 ” ）。
5 、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6 、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 “ 下窖 ” ）。
7 、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8 、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9 、火烧（含熏死）。
10 、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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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 …… 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也不例外，街头巷尾触目尽是 “ 北京来电 ” 和 “ 特大喜讯 ” ；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

---章成 遇罗文：比南京大屠杀还惨烈 潇水河沉重的记忆


赶尽杀绝 莫名冤死者众
在城郊乡下，村口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 “ 干什么的？ ”“ 什么成份？ ” 于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讯。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因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 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幸免于难。陈某被释放后，连夜逃出了道县，一去不肯再返乡。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 22 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这个年轻的学子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 1942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 1949 年后在道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缘故，被开除回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 “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 试图说服哪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那是怎样一幅残忍的画面：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 “ 最高法院 ” 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 “‘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份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 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 ”

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这个不识时务的青年知识份子。显然，民兵聂某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蒋晓初的头颅。接着，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尸首被踢进了河中。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即被一张 “ 母病速归 ” 之类的电报骗回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像农村那样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工厂停工。人们上街行走，或到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 “ 发地皮疯 ” 。人们的心弦已绷紧到一碰即断的程度。每到黄昏，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到家中，把门拴紧、抵牢。头上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担心乱飞的流弹从天而降，一面眼巴巴地盼着黎明的到来。

---章成 遇罗文：比南京大屠杀还惨烈 潇水河沉重的记忆


1967 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 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 “ 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 ” 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 …… 孩子们 “ 轰 ” 地一声吓散了。

到处是 “ 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 ” 的口号，到处是 “ 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 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着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 “ 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

街上贴出了 “ 为革命吃河水 ” 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这就是 1967 年夏末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被抛弃遗忘了。她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口，默默地流过颤栗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于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子，又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曲曲地向前延伸，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儿的饥啼、还有散落于河畔让河水温柔拍打的一具具残骸 ……

---章成 遇罗文：比南京大屠杀还惨烈 潇水河沉重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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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刘文彩办学校
1941 年夏天，当新公馆竣工后，刘文彩见安仁镇上只有一所私人办的小学，孩子们上中学，要到几十里外的大邑县城，就决意要为家乡办一所中学。这项工程到底要花多少钱，似乎开始他并没有谱。他对有点担心的手下人说：干吧，丢掉二千亩地，天不会掉下来，等于我将来少给他们四弟兄 （指刘元龙、元华等四个儿子）每人五百亩地……但有一条，他是明确的：要就不办，要办，就要创办一所第一流的中学！

镇上街南面的场口，是一片稻田，散缀着罗、李、杨三姓的坟地、屋基。刘文彩在此选定校址后，凭一套优惠办法，调动了农民搬迁的积极性：他用二亩地换此区内的一亩地，用自己的两间屋换区内的一间屋。搬迁户中有一个叫陈启贤的小农，区内有地 10 亩，刘文彩本该换给他 20 亩。恰恰此时手里的地契无零票了，最小的一张都是 40 亩。刘文彩是个急性子，建学校要办的事太多，何苦再费心费力派人去县上换票找零？这 40 亩地便干脆拱手相送了。其时以为不是“总办”在做梦、就是自己在做梦的陈启贤，哪里知道“总办”送过来的，其实是一顶“地主”帽子，自然这是后话。

在大邑、安仁镇上，还找不到建筑工程的设计人才，而且一般的还不行，在刘文彩眼里，要找就要找至少是四川省里最好的。真是天成其美，邻近的崇庆县有一个军用机场，国民政府在机场有一个专家组，他们的使命，因机场就要改址而推后了。这个有着二十多位工程师的专家组，便被刘文彩“‘打劫”来，为这片总面积为 120 亩的未来学校的模样勾画蓝图。图纸交付之日，老公馆里张灯结彩，那是镇上的老人至今还记得的一回盛宴，从崇庆请来的上等厨师就有三十多名。刘文彩举杯向每一位工程师一一躬身致谢……

施工中难度最大的是建大礼堂，它长 28 米，宽 23 米，面积约 650 平方米，房顶不见一根横梁，全用钢材焊接，取样于华西大学礼堂。在当时的四川境内，在其不凡的气势和工艺的先进上，这两个堪称姐妹的礼堂均独领风骚。刘文彩在购置了上乘的钢材后，请来施工的又是成都技术最好的队伍。……

1944 年 12 月，历时三年多建设的“私立文彩中学”，终于竣工。

学校分为男生部和女生部，可容纳学生 400 名。从校长，到各科教师，均以高出一般中学双倍的薪水，去成都等城市择优延聘，抵校后均住独门独院。校园布局井然，环境优美， 46 幢新舍掩映在绿树丛中，居中是大礼堂，旁边是图书馆。校园西面，为一个周长 300 米的篮球场。在乡民齐乐、群贤毕至的开学典礼上，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评价道：在现在全省的 630 多所学校里，综观规模和形式，“私立文彩中学”当数全川第一校。清王朝的最后一名探花商炎夔是成都人，题写了校名，六个字笔挟天籁、风骨苍润。为了这所学校，刘文彩花费了 3. 5 亿多圆国币，按当时的黑市汇率，可折合美金二百万元以上，这项投资远甚于新老公馆。据说，此后的刘文彩，大抵上也就是一个花架子了……

他训示家人，又勒石立碑于校园，以告知社会：从文彩中学注册起，全部校产与刘氏家族就不再有干系了，刘氏家族惟有监督权。于是，他又多了一个“上班”的去处，他担任了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长。属于教学范围的事，他不懂，交给校长管。但行政与财务范围的事，多由他说了算。安仁镇上跟着刘氏家族发迹后置地建房的不少，但家境贫寒子弟亦不少。后者中谁免学费，或免一部分学费，谁免学费外再颁奖学金，其名单最后由他裁定。

他还决定过购置一辆校车，当时社会治安不好，平日倒没有青皮泼少敢来学校捣乱，但他担心出了校门后会有意外，校车专门用于周六、周日送师生回家、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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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改到文革中，刘文彩的恶劣形象一步步提升，达到人间恶魔的地步。如文革中风光了 10 年的 “ 冷妈妈 ” ，她坐着专车，到部队、机关、学校、厂矿、农村作 “ 忆苦思甜 ” 报告，到水牢、 “ 收租院 ” 等处现身说法。据不完全统计， 1977 年之前，冷月英在省内省外所作的 “ 忆苦思甜 ” 报告近千场，听众 则多达百万人次以上。
安仁刘氏庄园陈列馆中，知名度最高、对时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 “ 水牢 ” 。水牢解说词称：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
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 1954 年元月，大邑县在县文化馆举办 “ 农业合作化 ” 展览， “ 典型化 ” 地设计出冷月英 “ 解放 ” 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刘文彩水牢就这样横空出世。刘文彩水牢在当地人里闻所未闻，引起极大轰动。 1958 年阶级斗争升温，便全盘照搬 1954 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以它无声的恐怖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冷月英也开始由爱国模范劳动模范一变而为 “ 阶级斗争活教材 ” ，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解放大潮席卷中国，不可避免地也要席卷庄园陈列馆。在过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列内容，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开质疑。为此 1981 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 70 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资料，对 “ 水牢 ” 刨根究底。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始终查无实据，庄园陈列馆这才鼓起勇气，向主管部门送呈《关于 “ 水牢 ” 的报告》。内称 “ 综合人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 ‘ 水牢 ’ 是缺乏根据的 ” 。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冷月英情急之下脱口而出： “ 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1988 年，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终于下达了 “ 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 ” 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

---程美信：中国美术史上的《收租院》


文革结束后，有关《收租院》的创作真相陆续披露：为编造《收租院》，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到民间去 ‘ 访贫问苦 ' ，他们走到安仁附近的虹桥村 14 组（原建兴村 4 组）先找到刘文彩的长工吕忠普，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启发他，让他说刘文彩的坏话，吕忠普却实话实说，说了许多刘文彩的好处，那些艺术家们不 想听，生气地走了。他们又找到吕忠普对门的邻居谷能山，他也是刘文彩家的长工。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一看到谷能山高大强健的身躯，对他那副壮实的形象产生了兴趣，艺术家们立刻围着他作起草图，准备把他树成反抗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英雄，让他来出来诉苦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艺术家们用革命理论来动员他出来诉苦，谷能山不愿意。谷能山斩钉截铁地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这下艺术家翻脸了，他们很快叫民兵来把谷能山抓走。谷能山的儿子说：把我父亲像关劳改犯一样关起来，每天给他送饭去。另一个长工吕忠普的儿子吕宏林说：父亲吕忠普看到谷能山被抓走，吓得连夜步行到 50 公里外的大山深处的天宫庙煤矿里躲起来。这些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如些恐怖，与他们自己编造的《收租院》里的打手狗腿子毫无二致。更可笑的是，由于谷能山坚持实话实说，没有顺从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这些艺术家就把谷能山充满正气的形象妖魔化，把他塑成刘文彩的帮凶。

安仁附近的韩场兰田社区 16 组 18 号的唐学成（ 90 多岁的共产党员及复员军人），为人们还原了旧时代地主与佃农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阶级斗争中强调 “ 你死我活 ” 的压迫剥削。唐学成说：过去他家佃了刘文彩十余亩田，那年天干收成不好，牛又被土匪抢了，家里交不起租，收租的管事就把他带到安仁镇找刘文彩。唐学成的父亲才见到刘文彩，他向刘文彩下跪说今年牛被抢了交不起租，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不要跪，有事站起来说，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就全免了，明年交明年的，没事。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唐学成的父亲转头走了两步，刘文彩问了一句， “ 你被抢的是头什么牛？ ” ，回答 “ 是头黄牛 ” ，唐学成的父亲就回家了。没想到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手下的人牵到唐学成的家里送给了他。

---程美信：中国美术史上的《收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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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朝鲜战争
1951年，18岁的父亲穿上军装，打了3发子弹，丢了一颗手榴弹，训练到此结束；同年入朝，进入一座巨大的兵营，车站是兵，路边是兵，山上是兵，山下是兵，到处都是兵。
新兵发了两套衣服，部队动员他们发扬风格给老兵一套，老兵穿得比叫花子还烂。没地方洗澡，身上虱子一抓一把。等他们成 了老兵，也是一样。睡树叶子、吃炒米，关节炎、胃病就是这么来的。

一次战斗，还没看见敌人，铺天盖地的炮火下来，100多人剩了父亲他们7个。
一次炮火袭击，参谋长喊他快卧倒，捡了条命，参谋长被炸飞，父亲找了半天，找回一锹残骸。
朝鲜冬夜奇冷，父亲他们班冻得实在受不了，点燃新胶鞋烤火、烧水，暴露了目标；听见动静不对，父亲反应快，滚到沟里，又捡了条命，几个战友都被炸死。

你杀死过美国兵没有？他拒绝回答这个问题。看战争片，我说你们打仗是不是也这样。他说这是电影。你见过美国兵没有？战场上都是硝烟，哪里看得清，朝里面开火就是了.
父亲（没记错的话他在12军34师100团）说，在朝鲜只见过两次我们的飞机。
有空就打扫战场，对战争双方来说都很重要。激烈的砥平里，志愿军战斗间歇搬运伤员、尸体，美军没有开火，除了人道主义骑士风度，也是因为如果不处理成片的尸体，非常影响士气，还容易传染疾病。

战友送给父亲作纪念的三八刺，哥哥爱不释手。对子女一般都很将就的父亲，态度非常坚决地把哥哥心爱的刺刀给了别人，生怕他拿去闯祸。和武器打了一辈子交道，父亲的感受有些复杂。离开部队，没有了枪，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床头下多了一把磨得雪亮的开山斧。
生活平静如水，与世无争的他，又没有金银财宝，有啥好怕的呢？或许，参谋长的呼喊和炸弹的呼啸不时还在耳边回响，眼角偶尔还会反射刺刀见红的血光，战友绝望的呻吟还会在某天凌晨突袭他的梦境，触手可及的武器成了噩梦的最佳伴侣。

父亲2008年走了。
母亲只要一念叨爸爸，我就安慰她，知道爸爸买彩票为啥从没中奖？因为真正运气好的人，从不浪费自己的运气，全部留到性命攸关的时候用；能从朝鲜好手好脚地回来，天大的造化啊，比那些死的伤的强到天边去了。

---作者：西风独自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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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麻雀
六年的小学生涯中，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大跃进中全民除四害消灭麻雀的一幕。 1959 年春末的三天，西安市全民总动员，机关单位、工厂学校一律停工停产停课，集中消灭麻雀。声势之浩大、组织之严密、动员之广泛、手段之“残忍”，绝对可称为空前绝后，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机关单位到工厂学校 ，从街巷院落到广场园林，凡会动之人，都必须投入战斗。老年男女把守房前屋后；青年人上房上树；儿童们紧随其后。人人手持竹竿、木棍，不少青少年怀揣弹弓，还有的肩扛现代化武器，气枪。更有各级官员乘坐汽车、自行车巡回检查督战。所有的鸟窝被掏，任何房檐屋顶、林枝树梢、电杆电线，一有麻雀站落，立刻喝声雷鸣、竹棍齐舞，还配以鞭炮轰炸加远距离弹弓、气枪射击，布下了对付麻雀的天罗地网。

那几天对麻雀来讲无异于天塌地陷、末日来临。成群的麻雀惊恐万状，吱吱哀鸣，逃命般的在空中东飞西窜，稍想停落歇息，立刻棍棒挥来，杀声四起。这些可怜的小鸟只能哀叫着不停地在空中飞行逃窜，一时间大批的雀群疲劳致死，一头堕地。我所在小学的阵地在西安革命公园，我也挥舞着一根两米多长的竹竿在一棵树上战斗了好几个小时，弄得一身汗水，满面污尘，衣裳裤子也被树枝划破了几块口子，但神情不亚于参战胜利归来的勇士。落地的死雀会被人抢着捡起作为战果领功请赏。那天傍晚回到家后，家里窗上的玻璃被打烂两块，肇事者为对面邻居，他坦然承认，并拿出西安市政府通知，打麻雀中误毁玻璃，无论公私，一律免责。

小小麻雀，吱吱叫的可爱精灵，多少世纪，除了喜好恶做剧的顽劣少年，人们与它和平相处。自从被伟人列入“四害”名单，竟惨遭如此荼毒。上天有知，果然在紧随的三年以人祸方式报复了中国人。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打麻雀除四害的人民战争场景依然清晰地记忆在我的脑海中。

社会生活的经历是不是告诉人们，在一个最高当局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和实力作用到即使居于荒山野岭穷乡僻壤亦无法躲避的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强权社会中，当每一个弱小孤立无援的个体生命不肯逆来顺受时，他会不会像当年除四害“人民战争”中的麻雀，毙命于突如其来的加害之中。而其他众多的人，会不会在各种各样的华丽词藻、“正义”理由下，自愿或“被迫”参与对“另类”的加害。看看现今花样繁多的上访与截访、抓访、治访的游击战争，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年除四害中小小麻雀的悲剧，一再在人间反复上演。

---童蒙记忆：炼钢、麻雀、小人书
－－作者：金成


1958 年，大跃进开始，我们小学生也被卷入“疯狂之中”，为了“十五年超英赶美”，为了完成 1070 万吨钢铁产量，我所在的小学也承担了不知炼多少吨钢铁的“死任务”。我记得，在学校一排教室的一侧，老师们用耐火砖砌了一个两米高一米直径的土“钢炉”，老师命令我们每个小学生放学后走街串巷拾废旧钢铁，每天 上学交五斤，交够的表扬，交不够的批评。当时全民大炼钢铁，所有的人都在千方百计收拾废铁，哪有我们小学生捡的。为了不受老师训斥，也为了得到老师表扬，名字被贴上小红旗挂在学校的墙报上，我把家里各种多余、不多余的铁质用品用具统统收罗出来，拿到学校上交老师，勉强完成任务。由于我们小学学生众多，交来的“废铁”也堆成了一座小山（在孩子眼中）。

一天下午，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五六年级学生郑重其事的开炉炼钢，先在土炉内用柴火点燃焦炭，鼓风机不停的吹，老师和同学们把废铁依次往炉内投放，烟熏火燎之下，参加的人脸上乌麻六道、身上汗流浃背。然而每个人脸上像喝酒喝得微醉般兴奋无比。据说炼到当天午夜过后出钢，每一个参加者累得半死。第二天我们上学看到钢炉旁一堆灰黑色牛屎般钢渣。这就是用了几多耐火砖、几多劈柴、几多焦炭及不知多少度电和几十人劳动一天一夜炼出来的钢铁，它也被统计在当年中国钢产量中向北京报喜。

---童蒙记忆：炼钢、麻雀、小人书
－－作者：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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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 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可能1961—1962年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前者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海外亲友；后者也没有惠及我，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资中筠：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周恩来：“注意点吃相！”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 、要人有请必到，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
有一次周总理在场，我亲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
我们接待外宾往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座谈，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有一位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文，每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可以想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难请。但就在那段时期，却一点架子没有了。因为他烟瘾很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资中筠：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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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份兰州军区党委和政治部上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同时下发兰州军区各军、省军区直至各军分区、团等单位。主要内容是：兰州军区和地方革委会共同在兰州市最大的广场上（具体名字记不得了），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军民共同学毛著、表忠心的大会，约有上万人部队官兵和地方群 众一起参加，其中最震撼人心的内容是，开始时首先由地方群众组织几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代表，先后走上讲台，汇报各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和收获，当表忠心发言即将结束时，每个代表都激动地解开上衣纽扣，露出结实的胸膛，赫然显露出别在胸肌上的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以显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振臂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马上整个大会会场沸腾了，全体与会军民群众热泪盈眶，口号声此起彼伏，场面蔚为壮观。接下来是军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三位代表同时走上高高的主席台，他们在激昂地汇报完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讲演后，三人同时解开军上衣，每人都露出别在胸脯肉上各种不同式样的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而且是每人在胸脯上各别了三枚，这种产生的震撼场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整个大会会场的军民都站起来了，激动的泪水，振臂高呼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军区党委和政治部在电报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褒奖。把它作为一种好的形式向上汇报，和向军区各部队进行推介。

---裴毅：我亲历的造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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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些日子，报上又登出河南鲁山县大炼钢铁、大放钢铁“卫星”的消息，农村部让我去采访。

记得是9月下旬到了鲁山，县委书记热情地接待我，说全县正做准备，准备10月1日放一颗“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我去过鞍山钢铁公司，这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有二十万职工（鲁山县只有15 万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全年钢铁产量300万吨，还不到一天一万吨。小小的农业县鲁山，要放“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岂非天方夜谭？

我到了鲁山县的一个公社，只见公社书记头上扎了块白毛巾，正头疼。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老王同志，县里布置要我10月1日放‘2000吨钢铁卫星’，我愁得生病了。别说2000吨，我200吨也放不出来呀！”他陪我到了炼铁工地，只见用泥土垒成的小土炉，炉火熊熊，烧的是山上砍来的木材，炉中原料是各家各户收来的废铁器加焦炭，炼出来的是“烧结铁”，还不如原来的废铁。有的炉直接炼矿石，炼出的是比烧结铁还差的“铁疙瘩”。许多农民背着矿石疲倦地走来，有的走着、走着在山路上睡着了。我看了堆在一起的矿石，估计也不过几十吨。我问农民：“你们知道一吨是多少斤？”他们回答：“估摸是一斤吧。”真是可笑，连一吨是多少也不知道，怎能大炼钢铁？国务院工业部有一位女干部也来到鲁山，我们一起数了数土高炉，有二三十个吧。估计连200吨也炼不出来，何况炼出的是废品“烧结铁”！她说，她回北京要向工业部长高扬同志汇报，她希望我也写个“内参”，证实她的汇报。

我回县委招待所马上写了个“内参”，寄给《人民日报》工商部主任张沛同志，请他转给国务院工业部长高扬同志。后来听说，毛主席认为高扬同志“右倾”，一气之下撤销了工业部。在此以前，他已撤销了邓子恢当部长的中央农村部。我这“内参”估计命运不佳，说不定当了高扬同志“右倾”的“罪证”！

---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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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七八月间，冒着酷暑来到河北省定县。定县有位全国农业劳模马宝山，我认识。他见到我，神秘地对我说，要让我看看他将要放的“白薯卫星”。

只见一亩地面积，往下深挖15丈，堆满小白薯。往上堆起15丈的小土山，里面也统统是小白薯，这就是他要放的“亩产白薯100万斤”的“高产卫星”。估计他实际上也填充 了十几万斤小白薯！

我吃惊地说：“这就是你所说的特大卫星？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弄虚作假吗？”马宝山不高兴了，拉长了脸：“人家能将十几亩的水稻并在一起，我为啥不能将白薯堆成小山？！”

我说：“老马呀，你昏了头了，这样做有啥好处？你是让人家参观，让记者来拍照，替你宣传吧。我告诉你，我决不写一个字。”两人不欢而散，我马上坐车回北京，写了一个“内部情况”，被领导扣下了。他说：“你这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到时候要倒霉的。”他这是好心保护我，他有充分的经验。我说：“明明是弄虚作假，这叫什么‘放卫星’啊？”他苦笑着说：“这是‘大跃进’的浪潮，势不可挡。我们不报道也就算了，说他弄虚作假，有人会不高兴的。”

---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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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输出革命”的黑手还伸到了欧洲和大洋洲。对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波兰等国所谓的“马列主义政党”大举金援，以求实现世界一片红。毛泽东这一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欲望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他们就选中了一个到过中国的名为彼德•贝维（Pieter Bouvé）的荷兰特工，让他来扮演毛派积 极分子。1968年，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artij Van Nederland）在荷兰成立，彼德•贝维化名为克里斯•彼得森（Chris Petersen），当了该党总书记，执行“愚型儿计划”，以此刺探中国的情报。于是，成就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世纪大骗局，让中共从头到尾蒙在鼓里。一直到了2004年，整个骗局才被揭露。彼德•贝维不费吹灰之力就获知不少当时共产国家尤其是中国高层内幕和人事变动，为BVD和CIA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一线情报。而另一方面，中共有关单位向彼德•贝维同志提供了很多“革命经费”。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非常非常贫乏，但为了世界革命，每次彼德•贝维访问中国时都不会让他空手而归。据资料他从中国总共拿走超过一百万英镑。在本书中有一份提名为“毛泽东主席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的批示（1970年12月6日）”的档案，就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是如何急切地渴望集拢一批异邦小兄弟，寻找和培养国际共运的新战友的心态。毛在这个批示中说：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换句话说，这些“马列”党是否真的坚信马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国际朋友、战友们肯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背书捧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总是为这些国际小兄弟们不远万里前来朝拜而喜出望外，他们在拜谒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同时，都能收到为数不等的“革命支票”。这当然更激励来自全球各国真真假假的“马列”们。

---从另立中心到输出革命
——读《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宋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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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尔反尔的外交政策
缅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同吴努总理一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宣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时又明确说“革命是不能输出的”。但是从本书中“毛泽东主席接见缅共柯生 （德钦巴登顶）等谈话记录（1967年11月26日）”和“毛泽东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20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3月29日）”等档案中可以看到，其实中共对自己对缅甸政府的承诺一直阳奉阴违。在中共的武器弹药、粮食人员的大力援助下，缅共武装曾一度建立了上万军队和上百万人的根据地。受文革的影响，缅共也在党内大搞路线斗争，成立“红卫兵执法队”,批斗并杀害不同派系的干部。毛泽东对缅共的极左路线大力支持，1967年还允许缅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中亮相，《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

因为承袭中共的种种文革政策，缅共不断分裂，最后败亡于内斗和叛变。而1971年以后毛泽东为了和缅甸奈温政府搞好关系，又对缅共出尔反尔，大大削减了对缅共的援助，结果使残存的缅共游击队以贩毒为生，真可谓“毒害无穷”。

应当指出的是：从为北京援助的红色游击队沦落为毒枭、或以绑架暗杀为生的恐怖组织，缅共并不是唯一的一家。为国际社会熟知的还有菲律宾的毛共“人民军”，哥伦比亚的人民解放军，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光辉道路”等。“光辉道路”的头目古兹曼于1967、1968年左右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使用炸药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泽东的武装斗争思想。

---从另立中心到输出革命
——读《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宋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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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钢：唐山大地震废墟上的抢劫风潮
7月28日，唐山人首先面对的是死亡，是伤痛。然而，当死亡的危险刚刚过去，当滴血的伤口刚刚包上，他们面对的便是饥渴，便是寒冷。

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赤身裸体，有人突然感到喉咙在冒烟，肠胃在痉挛。倾塌的商店，在大地震颤时抛出了零星的罐头、衣物，有人拾 回了它们，这使人们意识到， 在废墟下有着那么多维持生命急需的物品。他们开始犹疑不决地走向那些废墟：埋着糕点的食品店，压着衣服的百货店，堆着被褥的旅馆……他们起初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借！”一些人千方百计寻找商店等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从废墟中找来破纸断笔，要签字画押，留下借据。

后来下起了瓢泼大雨，被浇得湿透的人们无处藏身，同样在雨中颤抖着的商店工作人员喊道：把雨衣雨鞋扒出来用！”寻找雨具的人们拥上了废墟。淌血的脚穿上一双双新鞋，路边的防震棚有了塑料布的棚顶……他们又听到呼喊：“可以拿点吃的。”于是，一切就从这演变了。

慢慢地，一些人心中潜埋着的某种欲望开始释放。他们从废墟中把一包包的食品、衣物拿出来，不一会儿，又开始了第二趟，第三趟。他们的手开始伸向救急物品以外的商品。三五人，数十人，成百人……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快的脚步在瓦砾上奔跑。每个人手中越来越大的包裹，对另一些人似乎都是极大的刺激。“快去！人家都在拿……”“快走！东西都快被拿光了！”“快拿呀……”唐山出现了一种疯狂的气氛。

据目击者说，在药店的废墟上，有人在挖掘人参、鹿茸、天麻。在水产货栈的废墟上，有人捞到了海参、干贝、大虾。有人涌进了一个尚未倒塌的百货商店，争抢着手表、收音机、衣料……他们从那里推出了崭新的自行车，抬出了崭新的缝纫机。大街上匆匆忙忙的人行中,一个中年男子扛着成捆的毛毯,一个小伙子抱着大包的绒线,还有一个女人甚至扛着一箱电池!喧嚣的声浪中,有人看见一个老妇人在一具男尸前哭道：“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哭完，摘下男尸手上的表走了。不一会儿，她又出现在另一具男尸前面，又是泪，又是“我的儿啊”，又是摘去手表。就这样换着地方哭着，摘着，换了十几处地方，直到被人扭住。

1976年8月3日，是唐山抢劫风潮发展到最高峰的日子。成群的郊区农民，赶着马车，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锄、镐、锤、锯……像淘金狂似地向唐山进发。有人边赶路边喊叫：“陡河水库决堤啦！陡河水下来啦！”当惊恐的人们逃散时，他们便开始洗劫那些还埋藏着财产的废墟。他们撬开箱子、柜子，首先寻找现款，继而寻找值钱的衣物。满载的手扶拖拉机在路上“突突”地冒着肮脏的烟，挤成一堆的骡马在互相尥蹶子；“淘金狂”叼着抢来的纸烟，喝着抢来的名酒，他们在这人欲横流的日子里进入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罪恶状态。终于，当这一切进行到高潮时，街心传来了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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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说清第一声枪响是从哪里传出的。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枪声里，传出了“已经不是鸣枪警告”、“看见抢东西的人被打死了”的消息。在小山，在新市区商场，都有人亲眼看见被民兵打死的抢劫者的尸体。

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周。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军分区的一份材料披露：地震时期，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粮食670400余斤，衣服67695件，布匹145915尺，手表1149块，干贝5180斤，现金16600元……被民兵抓捕的“犯罪分子”共计1800余人。

人们也许宁愿忘掉这些数字，就像唐山在地震后不曾有过这骚动的一周。但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无可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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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当时出自崇文区的遣返对象的子女白玉福回忆说：
8 月 18 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新华印刷厂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父亲由于历史上有污点－－他参加过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任少校教官。－－遭到红卫兵的批斗。他在工厂被关了近一个月。 9 月的一天，父亲突然在三个年轻红卫兵的押送下，回到 家里。红卫兵向我们全家宣布：三天之内，全家滚出北京！

三天？我们全家都呆住了。我哥哥问：“怎么，我们子弟也走吗 ? ”“对，”红卫兵厉声对哥哥喝道：“全家都滚蛋！一个不剩！”我哥哥不服，他和我姐姐一块去新市委群众接待站上访。新市委接待站聚集着一大批遣返对象的子女，他们中有些人还佩戴着红卫兵的袖章。这些子女异口同声说他们已同反动家庭划清了界限，正在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若把他们一块遣返，不是把他们往反动阵营推吗 ? 接待站的同志一听有道理，立即向市委做了汇报。第二天接待站就告诉我哥哥他们：政治表现好并且经济上能够独立的“黑五类”子女可以留京。

我由于年龄小，经济上不能独立，只好随父亲一块离开京城。让人不解的是红卫兵也不知道把我们家送往何方，他们只是见别的工厂开始遣送“黑五类”，他们怕落后于形势，便匆匆地订下了驱赶“黑五类”的时间表。不过红卫兵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把我们送到乡下去。因而他们命令我们少带东西，几个铺盖卷、几双碗筷就足以了。他们还让我们一律要穿黑外衣、黑裤子，棉袄棉裤也必须是黑色的。说这是统一规定，若不执行规定北京站革命群众根本不让上火车，还可能被革命群众痛打。

我们按照红卫兵的要求，处理了所有的东西，每人做了一身黑棉衣。 9 月 17 日，一辆吉普车开到了我们家门口。在一阵“四类分子滚蛋了！”的喊声中，我们一家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战战兢兢地爬上了吉普车。吉普车很快驶离了我们住了十几年的紧挨着元大都土城墙的小院，我的心一阵发冷。北京，别了，我再也回不到你身边了！再也看不见你了！

吉普车开到了北京火车站，我下车一看，吓了一跳：满广场都是穿着旧军服、腰扎武装带、手里拿着皮带、木棍的红卫兵，足有几万人。广场中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跟我们一样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黑五类”扶老携幼在这条通道里慢慢蠕动着。红卫兵们不时举起皮带、拳头朝“黑五类”砸去，“黑五类”躲得了这边，躲不了那边，一副悲惨相。

看到这情景，我父母想往后退，但押送我们的新华印刷厂红卫兵不答应。说早晚得过这一关，而且火车很快就要进站了。没办法，我们三口人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还好，连走 30 多米都没挨着皮带，红卫兵站在两旁只是讥笑我们三口人穿的又肥又大的黑棉袄。由于时间紧，我母亲只用大针缝缝就给我们爷俩穿上了，所以棉袄很不合体。我父亲的棉袄一边长一边短，袖子还掉了下来；我的棉袄又肥又大，后边还撅着。引得红卫兵们一阵大笑。

但快到进站口时，情况有点不妙。我们前边的一对老夫妻被红卫兵截住了。红卫兵开始搜他们的身，当搜到那老妇人时，老妇人有些慌乱。红卫兵立刻警觉起来，挨个口袋翻查老妇人的衣服。突然，一个女学生翻出了一叠钞票，她立刻变了脸，吼道：“谁让你藏现金的？没看见我们的布告吗？‘黑五类’不能带任何贵重物品上车。你为什么违反规定？”这时那“黑五类”老头扭过脸说：“这都是我们近几个月的工资，到乡下要花钱的。”“好啊，你敢顶撞我们？！”那女学生立刻朝老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时鲜血如注。老妇人想去扶老伴，但被几个红卫兵死死拉住。“打——！”只听一声喊叫，十几个红卫兵一齐朝老头扑来，棍棒、皮带雨点似地落下。老头很快就倒下了，血染红了他的衣服，连地上也汪了一滩血。他的脸肿得吓人，红卫兵停下手后，把他像拖死猪似地沿着通道拖了出去。

那老太婆已经吓傻了，呆呆地不知该怎么办。一个女学生大喝一声：“滚！”这老太婆才一拐一拐地朝前挪动。但没走几步，不知哪个学生喊了一声：“这是地主婆！”于是老妇人遭到了四面八方唾沫的袭击，学生们争先恐后朝老妇人身上啐。老妇人身上脸上头发上全都是粘乎乎的唾液，她躲不能躲，跑不能跑，只是嘴里一个劲儿地喊：“饶命！饶命！”

厄运终于也落到我们家头上。我父亲由于走在前面，脚步快了一些，学生们立即截住了他，一阵拳打脚踢。只是由于我父亲嘴里不停地喊：“我有罪！我有罪！”红卫兵才放过了他。接着是我母亲，由于红卫兵从她身上搜出了 100 元钱，几个女红卫兵揪着她头发往地上撞。要不是后来广场上突然响起了红卫兵指挥部的紧急广播，我母亲必死无疑。就这样她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上站台时得我牵着她。

上面这个人的回忆，真切地描绘了当时遣返运动的情景。由于遣返对象大都是下层人士，所以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中很少介绍，文革史学家关心的只是某些大人物与知名人士在文革时的遭遇，对于成千上万普通“黑五类”的苦难，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其实普通百姓的凄惨苦难，才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广的不幸。

---金汕等：文革被赶出北京那10万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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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大巴山下的四川省南江县沙河区，于1969年6月下旬连续发生两起农民群殴知青事件，，
先是6月21日，沙河区团结公社农民在团结公社党委、革委会、武装部指挥下，拿着扁担、木棒封锁各条路口不准知青通过，同时各大队民兵连长带领民兵进入知青住处，按预定方案将知青分别打死、打残、打伤，结果当场打 死知青两人，打残两人，打伤十多人。5天后即6月26日，在沙河区的另一公社－－新店公社，也发生同样的事情，由公社干部组织农民殴打知青，在追打过程中将一名知青当场打死，另一名知青被追打走投无路跳下悬崖逃命被摔死；也有两名知青被打残，十多人被打伤。两个事件发生后在南江县落户的万名知青全部逃回重庆避难，一年多不敢再到南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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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政策，使知青与农民尖锐对立，是农民群殴知青的根本原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与世界潮流和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反动行为。好端端的城市青年学生，被迫中断学业，抛弃前程，放弃较为舒适的城市生活，离别父母，来到偏僻荒凉、闭塞落后、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村，去接受并无多少知识，更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农民的“再教育”，是一种亘古未有的大荒唐大倒退！没有哪一个知识青年会心甘情愿的接受，把它奉为终身奋斗的事业。这就决定了每个知青对于农村生活的厌恶、不安、恐惧，当他们没法逃离眼前的现实时，就应用一种玩世不恭和肆无忌惮的放任，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很不幸，他们发泄的受害者恰恰是无辜的农民。而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终日劳作，旦尽地之出竭尽庐之入而不得温饱的农民，本就在贫困、饥饿、疾病的死亡线上挣扎。知青的到来，要占他们的土地，分他们的粮食，分他们的钱财，还要给知青建造房屋，送柴送水，严重地加剧了对他们的压榨和掠夺，他们本能地对知青持拒绝、排斥、反对，甚至仇恨的态度。当个别知青的不法行为侵犯他们的直接利益时，潜在的不满随时都可以使他们作出失去理智的残暴举动。所以这两起农民群殴知青，导致知青殒命、书记授首、多人受伤致残、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事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种倒行逆施政策的恶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成为雾霾而消失的历史长河之中。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对于当年牵动千家万户的这场运动能够随意遗忘吗？

---陶渭熊：知青殒命，书记授首－－南江县两起农民群殴知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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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英国代办处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报道：
“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 晚上 10 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着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 . 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起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后来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说：

“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 5000 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我，揪住我的领带勒我。”“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克莱尔·霍林沃思还写道：

“代办处的几位女士想到对面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被关在铁门外。阿尔巴尼亚人还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们受凌辱。然而，有两位姑娘在芬兰大使馆受到保护。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

---(前外交部部长)黄华：文革时期的荒诞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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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
经排查，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十六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六十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八成五以上。

对于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 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

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五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变得遭人唾弃。资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惧怕转变为服从、认命，不得不由抵触、抵制转变为接受改造，资本家的地位也变为低人一等，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他们凄凉地说：“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一蹶不振，走向了衰落。

---陈老总不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而不肯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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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来看看在政治运动中，是怎么运用数字的。
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排队的程序，排左中右，划分阶级队伍。毛泽东几乎每次都提出一些划分的比例，但这些比例是根据什么推算的呢？人们不得而知。
1952年的三反五反，毛泽东谈到私人工商户类型时，定出守法与违法户数的比例，具体而言，“在‘五反’目标 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95%左右，后二类约占5%左右。各个大城市略有出入，大体相差不远。”这个数字是调查后得出的，还是调查前得出的？不得而知。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比例去进行“调查”和划分，甚至层层加码。仅广州一地，220个行业，4.7819万户工商业者，无一漏网。被查出有违法行为的，竟达4.2446万户。

毛泽东对中南军区的“打虎”成绩很不满，他说：“特别是广东军区系统包括海防和各军在内至少有几百只乃至上千只大中小老虎，而你们只分配该军区大老虎20只，中小老虎180只，这是完全不适当的。你们对各省压力太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特别对广东是如此，望注意改正。”

仅3天以后，毛泽东对中南军区系统的老虎数字，又翻了几翻了。他说：“你们的打虎计划太小，大虎至少要增加5倍，即不是107只而是500多只。中小老虎不是1100多只，而是5000多只。”他是根据什么认定中南军区有5500多只老虎呢？不得而知。

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在7年内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在7年内修好各种必要的道路；在7年内扫除文盲，每个人要认识1500～2000个字；在7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和电话网；在7年内基本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病害和虫害；在7年内消灭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和猪瘟；他还想在7年内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苍蝇和蚊子。乌鸦是否也要消灭，他有点犹豫，他说：“此事尚待研究。”计划十分宏大，但在这里，我们同样不知道这7年之期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不是6年，不是8年，而是7年？

人们仍然不得而知。

毛泽东很喜欢运用数字来说明问题，但这些数字是怎么推算出来的，有时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叶曙明（一听）：毛泽东与数字


1957年11月，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苏联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
1958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撰写《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他写道：“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
同一个月，毛泽东在广 州主持召开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他在会议发言提纲中，有以下记录：“15年能否超过英国？15年超过英国的口号几年内不要变，不要何时超过美国口号，看几年再说。”他又回到15年了。

但仅仅一个月后，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

由此可见，对于毛泽东来说，7年、15年、25年，这些都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数据，也没有经过调查论证的，很多时候不过是表达了他的愿望，有时甚至是一种语气助词。比方说，1958年1月南宁会议前后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在今后5年内，或者6年内，或者7年内，或者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

这样提时限，弹性如此之大，究竟有什么依据？5年有什么依据？6年有什么依据？7年、8年又是根据什么定出来的？草案没解释。而毛泽东又在“六十条”中，加以规定，“10年决于3年，争取3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也就是说，一个也许要8年才完成的规划，变成在3年内要完成。而这3年又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同样也是没有解释。

---叶曙明（一听）：毛泽东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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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27 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 “ 打土豪 ” 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他们每 “ 解放 ” 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

1949 年后，财政危机相当严重。 “ 土改 ” 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 权。自从 “ 土改 ” 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 “ 正义事业 ” 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

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杀人落草，贼船共挤，利益连结，便是一家人。独轮车就是这样推出来的。

啥叫报应？土改后，地主被杀，富农被抄家，田被农民分光，农民开心啊，发财了，好景不长，人民公社来了，所有地归国家，吃食堂饭，所有粮食充公，不留私粮，连锅都不能留，砸了炼钢，接着，大饥荒来了，饿死无数农民，地主的阴魂来复仇了。

打土豪分田地的白痴，土改后，你们从此就富了么？富个屁，不但富不了，还都饿死了。以往地富人传授你们技能，提供就业机会；遇灾，富人施舍义粥让你们喝。你们整死了富人，抢劫了人家几代积累的土地财富，毁灭了流传千年的乡绅文化，颠覆了生产关系，结果越来越穷。

文革是土改延续，是思想革命，与土地革命呼应。在今天执政者看来，文革只是有些失控，被部分执政者利用，以打击其他执政者。而思想革命初衷，与土地革命一样，没有结束。文革，并没有结束。土改，也继续深化。

文革作为人类历史第一大惨案，却不是凭空产生。文革是一场大风暴，风暴的酝酿过程却贯穿了几十年，肃反，抢救运动，土改，反右，清四害，大跃进。这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是为文革的总爆发埋下了伏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革虽然结束，但文革思维仍然没有从中国绝迹。文革卷土重来借尸还魂却不是耸人听闻。

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 “ 土改 ” 难辞其咎。

---陈沅森：土改，中国传统道德崩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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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逃呀！”
此时他已是军部的作战科长，常和西路军高级领导人接触。他说有一天早晨，他听见隔壁屋子里，西路军的领导人李先念等人正在用洋磁碗分金子，他知道他们要逃跑了。他说他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你们有金子，我早已准备了一些。”他马上命令他的警卫员备马。不久，敌人追赶过来，李先念等人 大喊：“同志们！冲呀！”他也大喊：“同志们！逃呀！逃得脱你说逃呀！”……

听到这里，我们无不哈哈大笑。

他说最后冲出来的，只有 400 多人，幸好当时党中央与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有联系，盛世才派了十辆汽车把他们接到乌鲁木齐，后来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延安。

故事讲到这里，已是凌晨 2 点钟，大家休息。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关于“吃草根树皮”
第二天早晨他在校园散步，我上前说：“首长好！我想请问首长，你们过草地时吃没吃过草根树皮？”
听了我的问话，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没有。”想了一想，他又说：“倒是吃过一种叫驴儿韭的野菜，不过不是拿来充饥，而是当菜吃，因为草原上没蔬菜吃。把驴儿韭撬回来，淘洗干净，在开水里燎 一下，撒上些盐就吃。驴儿韭凉性，不能多吃，吃多了拉肚子。”

《文摘报》 1994 年第 1 期第 4 版摘录谢觉哉关于过草地吃草根树皮的话，谢老说：“关于吃草根树皮，据我所知，是没有的事。”谢老的话可以和 JXX 的话互相应证。

早饭后，他就被他的战友，南江县县长派小车接走了。

几个月后，即 1964 年冬，又传来他的消息，他在兰州的单位派人来调查他回家乡的表现，说他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搜刮民脂民膏，如糯米、腊肉、银耳、木耳、笋子等土特产（其实是乡亲们送的，数目也不多）。二是严重丧失阶级立场。他回南江后，因为是高干，县公安局派了两个公安员保卫他。他带着两个公安人员去拜望他的地主舅舅，请地主舅舅吃饭，让地主舅舅坐上席，他这个共产党的少将坐下席，两边是公安干警作陪，呈现出一幅敌我不分极为奇特的画面。

当时大家猜想，一个高干回乡竟要受组织调查，他可能有问题。

两年后红卫兵大串联，我校几个红卫兵想去拜访他们的这个高干老乡，不料在兰州街上看见许多巨幅标语：“打倒彭德怀的黑干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JXX ！”

至此，大家才知道这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干部，早在 1959 年就出了问题。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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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过饭。我在银川实在饿得受不了，跑到兰州。兰州比劳改队还饿，满兰州站几千个要饭的。一个 40 多岁的男人拉着一个女娃娃，看起来像 15 、 16 岁，就问人要饭。我当时觉得奇怪，我们总是问“同志给一点吧”，他问“你要不要”。

我那时候一个星期才解一次大便，要凭手抠，抠下来像羊粪一样一块块黑 颜色的。一次大便我至少 40 分钟到一个小时，蹲得站不起来，所以我就得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我跑到外面，蹲一蹲，抠一抠，然后再站起来，就看见那个小姑娘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来了。原来，问他要不要，是要这个姑娘卖淫。那个时候，男人饿，都不能勃起啊，干部也饿，都没那个兴趣，就全身摸摸，然后给那么一块小饼子。

这一次，我哭了。你说我恨不恨，我需不需要写实话。经历过这些之后，还写得出诗吗？没有任何诗意。俄罗斯人经历过苦难还能写诗，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大饥饿。

---雷晓宇：访谈：张贤亮：性、政治和权力


问：那你的性启蒙是怎么完成的？

张贤亮：那些年，我已经 30 多岁了。农场里有个猪倌，旧社会当过连长，他 40 多快 50 岁了。那时候家里都吃不饱，喂猪的不是有好多菜叶子吗，就有个小女孩， 13 岁，每天提着菜篮子来找他要点生菜叶子。来往多了，有一次，他就去摸摸她亲亲她，女孩也不拒绝，然后就 弄起来了。两个人的性关系从她 13 岁一直保持到 17 岁，后来被发现了，要枪毙人。结果小女孩一口咬定不是强奸，是自愿的，甚至还愿意嫁给他。

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性。他被判刑十年。斗争会开完了，第二天就要拉到劳改队去，晚上他跟我住一个房间，我都要睡觉了，他跟我说到快天亮。说的是他这三年和女孩的故事。他说他这一辈子也不冤了，反正在这儿喂猪，到劳改队也喂猪。

闻所未闻。我从来没有跟女性接触过，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吃过糖，就知道糖非常甜，弄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滋味。他跟我说性多么舒服、怎么有趣，我听得目瞪口呆，一点没引起我的性欲。我说该睡了，他说不行，还把我摇醒，因为他进劳改队就不敢说这些话了，那是最后一次，非要找我倾诉。现在回想起来，那写下来简直是一本淫书，比《肉蒲团》还《肉蒲团》。

---雷晓宇：访谈：张贤亮：性、政治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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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草地
他讲的过草地不像媒体宣传的那么革命英雄主义。他谈得很平常，但却很真实。他说草地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呼吸困难头昏脑胀，全身无力，高山反应十分强烈，一些人倒下了也没有人去扶持，甚至有人骂见死不救也没有人管，因为大家都走不动了，就只有眼睁睁看着他死亡。一些人背枪的力气都没有，就把 枪甩掉。他说“草地上丢的枪多得很。”他还说草地上经常下冰雹，只要大声说话，鸡蛋大的冰雹就劈头盖脸地落下来，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以为是“闯了鬼”。他们解释不了这种自然现象。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红军撤出通南巴的原因
在谈话中，有人插话说如果当时红军不走，恐怕通南巴早就建成像延安那样的革命圣地了。 JXX 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说：“张国涛还是很会打仗的，但是他不注意发展生产。红军有 10 万人，粮食很快吃光了，资源耗尽，生存困难啊。”这就是张国涛在《我的回忆》中所说的“民穷财尽” 枪支弹药又得不到补充，所以不得不放弃这片土地。 JXX 显然没有按照传统说法谴责张国涛的右倾逃跑主义。

其实红军到达通南巴以后，一些人“跑红”逃走了，一些人被屠杀了，青壮年都被征调入伍当兵打仗，妇女儿童都被组织起来天天闹“革命”，还有多少人从事生产？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一片萧条，有限的几颗粮食很快吃光了，怎么能够长期坚持？这就是学者张鸣所说的根据地实行的是“打土豪经济”。“土豪”杀光了，打垮了，经济来源也枯竭了，就不得不“长征”另辟根据地。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听老红军讲革命
1964 年初夏，我任教的大巴山下的一所中学，来了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寻问得知他叫 JXX ，是一位 1933 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回乡探亲，来学校探视他的亲人－－一位 15 岁的初二女学生。还知道他是 1955 年授衔的解放军少将，，，
他说他 1933 年 16 岁时就当了儿童团长。那时的儿童 团长是个“脱产干部”，在乡苏维埃吃饭住宿，每天下农村组织儿童宣传革命，张贴标语，站岗放哨，搞得有声有色。，，

想不到的，这样一位出色的儿童团长却险些被砍了脑袋。

他说有一天他从乡下回到乡政府，乡苏维埃主席张 xx( 我忘了名字 ) 非常严肃地叫他坦白交待，说有人揭发家里是地主，又是小学毕业。他大惊失色，因为这两条之中只要落实了一条，都是要杀头的！他说有一次干部到巴中整风，要杀三种人，一是 AB 团、改组派；二是混进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三是知识分子，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戴眼镜的、别钢笔的。这样清查下来，营长以上的干部几乎杀完了。所以他非常恐慌，急忙说：“张主席，我家就在场口不远处，你派人去查嘛，看我是不是知识分子，家里是不是地主。”张主席派人调查的结果，他家有几亩地，自己耕种，不算地主；读过几年私塾，没读过小学，算不上知识分子。这样他免于一死，但是揭发他的人，一个同桌吃饭的 17 岁妇女主任就脱不了干系。说她“诬陷革命同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就把她推出去杀了！其实那位女孩也是道听途说，把情况反映给乡主席，万万没有想到因此而掉了脑袋！这种闻所未闻的故事听得我们毛骨悚然！要不是他亲身经历亲口所述，有谁能够相信？

他还说：“那女孩推出去砍头时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说永别了。我当时心想谁叫你乱说，你不遭（杀）我就遭（杀）！”从他的谈话来看，当时大家对如此随意的杀人似乎并不特别震惊，被杀者没有反抗没有呼嚎，像出差一样跟人告别，旁观者无动于衷甚至还幸灾乐祸，杀人者想来更是奉命行事小菜一碟。革命本是杀人的买卖，见惯了残忍，大家都麻木了。

他还谈到一些村苏维埃主席在瓜分地主财物时很自私，把好东西分给自己，被群众揭发，也被杀了。

他谈的只是革命内部的杀戮，对于外部“敌人”的屠杀，还要残酷得多。我到南江工作时离红军撤出通南巴不过 20 多年，时常听到一些当年的情况，例如跑红、万人坑等。所谓“跑红”，就是因躲避红色恐怖而逃跑。据说当年跑红的难民，成千上万。而万人坑，则是每个场镇附近都有－－把人砍杀之后抛弃尸体的沟壑坑洼，我们学校侧边就有一个。

---作者: 陶渭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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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我说：「毛 泽东同志，这种想法现在可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後，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能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他试图要我相信原子弹本身也是纸老虎。他说：「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我竭力向他说明，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对我的争辩他连听都不听，而且显然认为我是个胆小鬼。

---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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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小米”征服

这一回，萧军真的卷铺盖走人了。也许是得益于他始终保持的“自由人”身份，也许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特批，他恐怕是在“整风”宣告结束前，唯一可以自由走动的文人了。

1943年11月8日，萧军他携妻带女，赶着五匹牲口，冒着立冬日的雨雪，举家迁到了距离延安有一百里地的川口农村。住破窑洞 ，自己打柴、担水、磨面、做饭，开荒种菜、接生孩子、伺候产婆、洗尿布、借粮、讨菜……

正是在这个荒僻的村野，萧军完成了自己“审美观”的转变：早先，他把身躯病弱但精神世界丰富的萧红，视为他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并且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但此刻，一个美丽、端庄而成熟的文盲妇女，却成了他心目中的“圣母”。

同时，他也目睹了所谓“解放区”的基层政权，不过是被一群“流氓”把持，而农民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辛苦劳作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如何“被一些革命的痞子 和奸细吃了”。他更亲自品尝了做一个真正农民的辛酸和暗无天日。1944年1月19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妻孥、革命、文学……我全要忠于他们，也全被他 们所击！”

此前，在延安文艺界的整风中，丁玲曾向他的“独立性”发起攻击，说共产党离开他固然是损失，但损失最大的还是他自己。萧军也针锋相对地作了回驳：“好！革命离开谁一个或几个人也不会不胜利的……但我不和共产党作友人也决不会就灭亡”！

辩论的结果，是萧军拂袖而去，丁玲却收获了嘘声。

但是，这一回，萧军真正地感到了自己先前的豪言壮语是过于浪漫了。“不为五斗米折腰”谈何容易？事实证明，一旦脱离了毛泽东发给的“小米”，不是自己将获得解放并创造新生活，而是贫穷的生活将改造他、重塑他，直至地老天荒，自生自灭！

他终于懂得了党对他的“苦心”。而这一回，是党赢了。

萧军原先准备至少在农村住两年，但结果待了不到三个月，就开始“要挟”党了：党若再不给他安排工作，他将不顾党的颜面，不惜以讨饭的姿态走出边区！

这一回，是你自愿要回来的啊！毛泽东于无声之中，就征服了这个硬汉子。他最懂得，没有延安发给的“小米”，文艺家有再大的本事，也翻不出他如来佛的手心。

---陈小雅：萧军眼中的毛泽东——读萧军《延安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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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立勤谈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是毛泽东决定江青的态度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江青决定他的态度；是江青听他的，而不是他听江青的。（中卷页94）

毛泽东对江青始终是袒护的、宽容的，甚至是放纵的、支持的。即使批评也是轻描淡写的，不痛不痒的，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江青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旨行事的，是体现
 了毛泽东的另一面，是毛泽东政治路线的贯彻者。（中卷页239）

极左路线的根子在毛泽东不在江青。（中卷页252）

今天在宣传中，把毛泽东与江青完全对立，甚至是完全割裂开来，是不顾起码的事实，是完全不实事求是，是缺乏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毛泽东与江青是一而二，二而一，两位一体的事情。（中卷页324-326）

---樊立勤《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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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戏曲艺术家的回忆，有关于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的夜生活！
1962年起，我新增了一项被“传差”的使命:不断被召进中南海，为毛泽东主席演唱。“传差”常常在半夜，专人上门，汽车接送，晚间方去，凌晨始归，一切围着毛泽东的夜生活转。有时同去的还有其他方面的艺术家，侯宝林就曾碰过面。

我们的演 唱大多在舞会上，为毛泽东消除工作疲劳。中南海常在夜间为他一个人举行专场舞会(据说毛泽东最喜欢跳舞和听戏)。舞厅不算小，乐队伴奏齐全，有十来个年轻女性坐成一排是伴舞者，为首的那位主要是陪毛泽东跳。其余分别陪特请的客人和工作人员跳，跳舞的人不多，我一个也不认识，不过是为毛泽东跳舞烘云托月。每支舞曲很短，约一分钟，据说这是为了照顾他的身体，避免过累。我们的任务是:在跳舞暂停、毛泽东休息抽烟时，我们便佐以文武场面进行清唱。舞曲再起，他又迈着方步跳起来，我们则在旁休息，等着下一次表演。

平心而论，毛泽东还是平易近人、尊重艺术家的。我每去，他都握手招呼，有时还让我到他身旁谈话。我每次去都要唱上很多段，他最爱听的是《贺后骂殿》，故每唱必有此戏。有一次，他坐在宽大的沙发里，旁边也没有椅子，他一指让我跨坐在沙发扶手上，问我今天唱什么，我说准备唱一下我最近新排的《苗青娘》里面的一段二黄慢板，给您听听。他问，这出戏是讲什么故事的？我便轻声地把此戏的梗概讲给他听。他很高兴:“这是大义灭亲嘛，这戏很有意义！”于是又让我把唱词写出来，以便对照着唱词欣赏。

侍卫长李银桥把我领到隔壁一间摆有文房四宝的房间，并让我把字写得大一点。我用毛笔把唱词写成核桃大小的字，毛泽东一看，用浓重的湖南腔说:“你的字写得很好嘛，词也编得好，看来你是读过书的。一些老戏，像《武家坡》、《贺后骂殿》，我都熟，用不着看唱词。新戏就不行了，看不到唱词，我听不明白唱的是什么，就没意思了。”说完，他对照了唱词，再闭目凝神地听我演唱。我唱完了，舞曲又响，他站起身来对我说:“你也跳嘛！”我摇手说我不会。“不要客气，哪有不会跳舞的？”就让专陪他跳舞的那位女士跟我跳，他却和另外一位跳起来。恭敬不如从命，可谓受宠若惊了。

舞会上，我从未见过其他中央领导人。只有一次刘少奇来了，进门后也没有同毛泽东握手打招呼，坐在离毛主席专用沙发较远的地方，他只听只看而不跳。过了一会儿，有人过来叫我:“少奇同志要接见你。”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回答他的问话，他的态度很和蔼也很客气，刘少奇坐了时间不长，站起身走了，离去时两位中国最高的领导人仍然未打招呼，彼此视而不见，没有讲过一句话。我以为莫非这是中央的规矩，但心里总觉诧异。后来“文革”骤起，风云陡变残酷无情，我才解开疑窦。

---赵荣琛回忆六十年代初期为毛主席演唱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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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关于流氓无产阶级的经典定义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腐化的消极产物，他们虽然间或被无产阶级革命卷进运动里，但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条件却使他们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勾当。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 第477页

工人领袖如果利用、依靠流氓无产阶级
   就是运动的叛徒

    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Ｍｏｒｔａｕｘｖｏｌｅｕｒｓ！》 ——“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末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中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1870年2月11日），第16卷第452—453页

流氓无产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

城市居民群众中的流氓无产阶级
流氓无产阶级的又一种——农民流氓无产阶级
流氓无产阶级的另一种——文化流氓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流氓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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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出表演艺术家 — 辽宁赴西藏插队落户知青在途中得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
---蒋少武《岁月记忆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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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週刊》：毛的魅力到底是什麼？

高華：毛是歷史上那種“超凡魅力型的領袖”，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所謂“君師合一”也。毛一生打平天下無敵手，即便應對世界超強蘇美兩國的領袖，也是遊刃有餘，他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著泳衣會見赫魯雪夫；在自己的書房等待尼克森的覲見，此正適合中國人根深 蒂固的“英雄崇拜”和“華夏中心”的心理。中國農民不理解，也不會接受華盛頓，但肯定敬畏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的統一王朝的許多情況下，統治者越強硬，統治手段越淩厲，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當然有一個底線，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因為中國人只崇拜強者，勝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統治風格正好滿足了民眾的這種心理需要。

《鳳凰週刊》：“毛氏思維”是否還在民間延續？

高華：“毛氏思維”是一個很大的概念，很難幾句話道明。在民間，“毛氏思維”是被簡化的，擇其要者：（1），別人是不可相信的，（2），制敵之道是可以不擇手段的，（3），鬥爭是絕對的，任何事物都是兩極對立的，非黑即白，（4），重行動，尚武力，輕言辭，以成敗論英雄，勝利是唯一價值，成功者、勝利者就是有道德的。

“毛氏思維”基本上是中國本土的產物，在中國有廣闊豐富的土壤，其來源：（1）在經驗基礎上的古代統治術及其民間表達形式，（2），底層造反文化、流民文化的積澱。

---高华访谈：毛泽东是重大的历史现象


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I年春，毛泽东在长达7 年的时间里，依据时局环境及政治发展所能提供的空间，为改变中共发展路向，取代王明等留苏派而确立其对党之绝对领导，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准备。

毛泽东的“准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组织和人事力畏配置方面的准备，军队和保安
 等强势机构的准备，以及打通莫斯科的高级政治公关和掌握与“远方”秘密电讯，对信息来源控制及再解释方面的准备。

在极端复杂、瞬息万变的动荡形势下，毛将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和灵活、练达的策略手段紧密结合，使其“道”、 “术”、“势”三种资源水乳交融、互相贯通：“道”为根本，以“道”开路，先声夺人：“术”为手段，以“术” 课“势”，“势”乃形成：“势”既获得，以“势”护“道”，“道”遂大行。

在“道”、“术”、“势”互动回流的过程中，毛的政治智慧和驾驭复杂事物之才俱得以全面展现。毛将敢于 突破常规、取而代之的雄心魄力与缜密、谨慎的组织、筹划才能紧密结合，既抓住每一稍纵即逝之机遇。又凭藉其 个人拥有之资源，每每创造有利于中共发展的时势。毛在对实情的掌握及其政治对手心境的揣模方面几达化境，终 在风云际会中，通过不断的纵向位移和横向凝聚，在突进和迂回之间积小胜为大胜，接连嬴得阶段性的重大战绩， 在发展和壮大了中共实力的同时，又将自己的权力空间大大拓展：从先下手持兵符，继而掌握党权，复而争夺意识 形态解释权，再图实现意识形态解释权之扩张，军权和党权之再巩固，最后达到集领袖与导师于一身——“君师合 一”之境界。

1941年春，实现毛泽东目标的日子已经迫近，毛己成为不可动摇的中共第一号领袖，现在毛不仅是军事家、政 治家，也开始成为党的理论家。尽管毛泽东还未获有中共总书记或党主席的正式头衔，王明等还端坐在政治局和书 记处的主席台上，但是“坚冰已经打破”；包围圈正在紧缩，一场彻底改造全党——从组织结构到精神气质，从语 言到思维方式——的大风暴，延安整风运动已经来临！

---高华: 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准确地说是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改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去指控彭“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去指控彭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替周说话而被打倒后，周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的现行罪过，即批彭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的历史老底，即揭彭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有被毛敲打得一命呜呼，而且最终能盖着党旗老死于毛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热捧着毛。比如，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在１９６６年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　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单少杰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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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言片语都是史料
在李志绥的长子李重代他父亲领奖时，评选人陆铿好奇地问李重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李重在致词时说，他的名字被江青和毛泽东都问及过：一次是在北戴河，江青问他为什么叫李重，并不等回答就自言自语地说，“重重迭迭，你的弟弟应叫李迭。”而李重的弟弟叫李二重，确实也是重迭的意思 。1971年林彪事件时，毛泽东曾向人打听说：李医生的儿子取名李重，重是千里，志在千里，李志绥是不是有野心？而这样的小故事李志绥的《回忆录》并没有采用。也许他认为没有什么价值，但历史学家却可从这样的小事上观察研究毛泽东的怀疑症状已到何等程度。

李重在聊天时还提到，他父亲一直服用强力安眠药。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提到毛泽东、江青都一直大量服用安眠药，但没提及他也是如此。据李重说，中南海的人几乎没有谁不吃安眠药的，杨尚昆、汪东兴和邓小平的妻子卓琳都是安眠药长期服用者（报端不久前还有卓琳因为过量服用安眠药被送往医院救治的报道）。中南海那种诡秘残酷的政治斗争，使红墙内的所有人都神经紧张，很少有人不失眠。李志绥1988年来美后，经常让朋友从北京给他捎来“速可眠”等药，因强力安眠药在美国市场买不到，美国医生一般不准人使用。而普通的安定、安宁等安眠药物，李志绥吃了已不起作用。李重说，他父亲有时正吃着晚饭，突然“扑通”一声就从椅子躺倒在地上，睡了过去。李志绥为了晚上能尽快入睡，在晚饭前就把“速可眠”吞了下去，有时药劲儿来得快，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从中南海大墙内人人靠安眠药入睡的“小事”上，人们也可对中共内部的“神经紧张”窥见一斑。

李志绥一生从医，不是史学家，虽然他可能无法准确地把握他经历的哪些日常政治活动和观察对历史学家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知道的比他写出来的不知多多少倍。因此他的书稿被一再耽误出版，导致他没有充分信心和精力去写作第二本或第三本，实在是中国人的巨大损失。

---李志绥的书为什么一误再误
作者: 曹长青


《回忆录》的三分之一被删掉
李志绥的《回忆录》由兰灯出版有它的优势，因为兰灯是美国著名的大出版社，将此书同时出版了14种文字。但也给李志绥这本书带来损失。例如稿酬，只给了50万美元。这在美国出版界并不是大数字，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尔将军离职后写了一本回忆录，内容并无惊人之笔，预 付稿酬就是600万美元。对李志绥的书的历史价值和销售效果，兰灯出版社是清楚的。该社总编辑埃伯斯坦（Jason Epstein）说，“世界历史上，在一个独裁者身边达22年之久，除了李志绥，找不到第二个人。”这也是为什么兰灯出版社仅见到这部书稿的头两章，就立即拍板，并嘱李志绥不要再与其他出版社接洽。李志绥几次在中文出版上踫壁，显然对于兰灯能同意出版心存感激，不仅在稿酬上没有讨价还价，在保留中文版权上也没有坚持。据李重（李志绥的长子）说，该书的翻译费要李志绥自己付；英文改写费李志绥也要负担一半。

由台湾“中国时报”出版系统所属的“时报出版”出版的此书中文本，是该社向兰灯购买的版权，然后译成了中文，并不是原来的中文原稿。这里的损失在于，李志绥的中文书稿在改写成英文时，被兰灯出版社删去了三分之一。而根据李志绥与兰灯签署的合同，此书的中文版只能据英文版翻译，不可以将删掉的三分之一原稿再出版。删掉的三分之一内容到底是什么，读者无法知道，根据合同，这些原稿的版权已永远属于兰灯出版社，而该出版社不会再将这些原稿出版。据说兰灯出版社将来可能会将这些删掉的原稿放到美国的一家图书馆，但禁止做商业性使用。

另外，由于此书是“时报出版”自兰灯买的版权，因此不论此书中文版卖出多少，李志绥都得不到中文版的稿酬。而仅在纽约中国城的一家规模不大的“世界书局”，就已经卖出了一千多册。该书店的经营者说，就个人著述而言，李志绥的书是他的书店卖出数量最高的。

---李志绥的书为什么一误再误
作者: 曹长青


据李志绥在《开放》上发表的文章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早于89年11月就已写完。该书于94年10月才得以出版，中间隔了整整五年。，为什么这本书的出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如果这本书早几年出版，李志绥就会着手写第二本书，也有可能写出第三本。他去世前，正在写作第二本书，书名是《中南海回想录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的拖延出版，直接影响了李志绥的继续写作。而他的“继续写作”没能实现，使中南海的很多秘辛未及曝光，实在是中国人的一大遗憾，更是研究毛泽东和共产世界的历史学家们的重大损失。

李志绥的书的出版过程可谓一波三澜，被一误再误——

第一误出在名记者陆铿身上。据陆铿说，1989年7月在洛杉矶西来寺举办的祝贺陆铿70寿辰聚会上，原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支局长吉田实曾对陆铿说，他刚刚从芝加哥赶来，在那里拜访了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当时被几百人祝寿声熏得飘飘然的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陆铿，并未将这句话放在心上。现在陆铿回忆此事，追悔莫及，认为是做记者的失职。他说，如果那时接触到李志绥，不仅可较早地访谈出中南海的秘辛，还可以帮助李志绥的书早日出版。按时间推算，陆铿在得知李志绥在美国的消息时，《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已写有一半。事隔五年，即1995年初，陆铿在洛杉矶才与李志绥第一次见面。李志绥第一句话是“我知道你。”可能就是当年从日本记者吉田实那里得知的。

第二误出在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身上。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撰文说，1989年“六四”事件后，李志绥曾寄给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一封申请信，询问能否支持他到普大来写作一本关于毛泽东私生活的书。当时普林斯顿大学已有“中国学社”，给一批中国民运人士和学者提供研究经费，但余英时却拒绝了李志绥的申请，认为“由普大来支持这样一种写作计划是不恰当的。”按时间推算，李志绥给普大写信时，他的书已写了一半。如果当时余英时能够支持这一写作计划，这本书的中文版早就会问世。

第三误出在台湾的名出版社身上。李志绥在洛杉矶接受陆铿采访时抱怨说，他的书写好后，转辗半年，都找不到一家中文出版社肯接受。他曾将书稿投给台湾联合报出版系统，但不受欢迎。最后勉强同意出版，但答应给的稿酬，少到像是要羞辱作者的程度。陆铿不久前在台湾探访到此事内情：李志绥的书投寄给了台北的联经出版社，该社属于联合报出版系统。但当时的联经出版社负责人刘国瑞认为此书和《达赖喇嘛传》差不多，没什么意思，最后退了稿（不知刘指的是哪本达赖喇嘛传）。联经出版社是台湾著名的大出版社，它的负责人视这样一部有历史价值的书为没意思，实在是缺乏中国政治知识的常识。即使从市场销售的角度，这位负责人也是专业水平太低。

第四误出在英文出版上。李志绥的书写好后，找中文出版社几次踫壁，最后才找到美国兰灯出版社（Random House）谈妥。在该出版社几经挑选下，此书中文原稿由美国底特律大学政治学教授戴鸿超翻译成英文，最后由美国女作家石文安（Anne Thurston）进行英文改写和增删。但这种“搭档”翻译和改写对李志绥书稿的原始质量有一定影响。一是戴鸿超来自台湾，对中国大陆复杂的政治背景的了解总是隔了一层。而石文安虽写过几本有关中国的书，但她不能直接熟练地阅读该书的中文原稿。当然，美国的很多所谓“中国通”都是看不懂中文的。不能直接、大量地阅读中文报刊书籍，借助于别的语言来间接地研究错综复杂的共产中国，这种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往往大打折扣。美国的“中国通”们的汉语水平，导致他们经常在研究中国问题上出错。这也是他们有时被人讥为“中国不通”的原因之一。

1994年10月，石文安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就此书内容做演讲时说，此书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还未出版，是因为兰灯出版社要对书中提到的与毛泽东有过“性事”的女性名字进行法律处理，以防将来吃“诽谤”官司。但此书问世后，人们看到书中提到的这种女性名字很少，其中谈论毛泽东私生活的文字也只有二十多页，仅占全书六百多页篇幅的三十分之一。所以“法律处理”应该不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中英又互译、又改写、又增删，同时英文编辑又无法直接阅读李志绥的中文原稿，都使该书拖延了很多时间。

---李志绥的书为什么一误再误
作者: 曹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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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ＢＢＣ制毛片
李医生最不满的是ＢＢＣ制作的关于毛的新闻片。他说：“ＢＢＣ访问了我四个小时，结果采用了三分钟的谈话。而且把性作为重点，实在荒唐！毛泽东不但是个暴君，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之人。他的性格极为复杂，外人难以捉摸，正如江青说的：‘在政治上，不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那一 个能斗过他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我告诉李医生，现在传播媒介商业化的趋势愈来愈严重，谈“性”似乎是有效的媚俗手段。不过，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来说，他们在中国大陆推行禁欲主义，而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却是极为荒淫的纵欲者，这是一个深刻的讽刺。

---从中国十二亿人民的德考虑
——李志绥医生谈他的回忆录
·陆铿·


听话是生存的诀窍
读者问李医生在毛泽东这个暴君身旁能生存下来，有什么诀窍，他答：“诀窍就是听话。”引起哄堂大笑。他并补充说；“在毛身旁，他说东，你就东；他说西，你就西；不要别出心裁，自耍花招。”李医生还引用了初到毛处毛说的话：他（毛）如果有什么病，要向他解释清楚；他了解，同意治，治不 好，他们（医生）没有罪，如没有向他讲清楚，自己去治，治好了，也有罪。所以弄得医护人员都战战兢兢。

李医生也提到了毛有风趣的一面，一九五五年李替毛检查身体，发现六十二岁的毛已丧失生育能力，毛的反应是∶“那我不成了太监”。李医生当即向他解释了性能力与生育能力是两回事。李还曾见到毛为警卫员代写情书。

另一个事例，反映了毛的拗脾气而且善于诡辩，比如李和其他医师针对毛从不刷牙这一点劝毛刷牙，毛反问他们∶“（老）虎刷牙吗？”又如彭德怀在庐山给毛上万言书，毛以之印发给会议出席者，彭问毛为什么要把给他的私函公之于众，毛的答复却是∶“你没有在信上说其他人不能看。”

---从中国十二亿人民的德考虑
——李志绥医生谈他的回忆录
·陆铿·


有人向李医生提出医德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医师暴露病人的病情，是有亏医德的。李医生的答复是∶“为毛保守秘密是对毛一个人的德；但从十二亿人的德考虑，从中国的前途考虑，为历史留下真相，才是最重要的。”

我和李医生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谈了我读他的回忆录的感想。我说，他的回忆录为“绝对权力，绝 对腐化”提供了一个现代的例证，毛泽东的意识和作为，凸显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特色。十二亿人只准一个脑袋自由思考，结果造成了几千万人死亡，整个民族遭受精神奴役的创伤，西方有一句带有宗教色彩的话∶“所有人都活在上帝的思考里。”而过去几十年，中国人从总体来说，也是生活在共产党制造的上帝毛泽东荒诞的梦想中备受煎熬。“你的回忆录，既反映了暴君的残酷成性，又反映了百姓的良知未灭，中国人认识了共产主义制度是死路一条，最终会摒弃这个该死的制度。根据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大家终归能找到一条自由的民主的光明大道。”

---从中国十二亿人民的德考虑
——李志绥医生谈他的回忆录
·陆铿·


油画赏析：《主席卧室中的女人》
首先，这幅画的作者很深刻地领会了19世纪中期流行欧洲的拉菲尔前派创造真谛，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想要表达理念的欲望，仔细地研究了自然和表达这种自然的理念，抓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日常生活中的一瞬间：毛主席有深夜工作的习惯，凌晨时分江青同志无意闯入毛主席的卧室， 正与毛主席在床第交欢的年轻女子来不及穿衣服，抓起衣服仓皇躲避，毛主席则泰然处之顺手拿起一本书，一本正经地装作正在读书做学问的样子，成功地掩饰了江青推门而入时看到的场景的尴尬与不安。同时，画家还继承了拉斐尔前派的创造风格，采用了学院派传统的对称构图法则，利用毛泽东床前的一盏灯营造了逆光的效果，整个画面形成了一个金黄色的暖色调。画家模仿了18世纪欧洲画家的手法，把一些故事情节用暗喻的手法巧妙地嵌入画内：如画面中江青面部转向说明此刻已经发现室内的另一个女人，身上穿的是当年自己设计颇有时代感的那条灰裙子，象征着神性爱与圣灵的红色窗帘，窗外庙宇的大屋顶建筑剪影暗示着中南海的楼台亭阁，微亮的天空寓意着又一个黎明，窗户玻璃上毛泽东侧面的镜像是《毛泽东选集》封面上的金属浮雕。画面的中心自然是毛主席以及背后那盏台灯，江青则处于台灯的背光区域，脸上仍残留着进屋时谄媚的笑容。最值得一说的还是画面前景中的裸体女人，梳着毛泽东时代未婚女子流行的发辫以及发辫末梢的红色的蝴蝶结，丰硕圆润的身体，劲健有力的四肢，奔跑时抬起的小腿和脚掌都是健康的美感元素，毛主席不喜欢小资女人的情调，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接地气的“工农”款。这个女人究竟是谁？画家仅是画了她一个背影，也没在画面上注明，所以给观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只是江青的突然闯入，惊扰了与主席的缠绵，慌乱之中本能地抓起衣服离开（其实主席在，女孩无需回避），增加了巴洛克主义的动感以及主配角之间互动的舞台戏剧效果。

主席一生有“数不清”的女朋友，井冈山时代和延安时代就不说了，解放后更是排队进中南海都要发放特别通行证。六十年代，空军司令刘亚楼还活着的时候就把陪毛主席跳舞的任务替空政歌舞团抢了下来，那时空政歌舞团还在东城区同福夹道，众多俊男靓女经常出没于此。到了舞会的晚上，几辆挂着甲A牌照的黑色大红旗悄悄开进胡同，几个打扮的入时的空政女演员坐进汽车，冒烟不知前去何方。那时的大红旗轿车只有三种人有资格坐：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大将军衔，一个朋友因为偶然机会坐了一次肖劲光的大红旗，从此成了他前半辈子最大的荣幸，逢人便吹。。当时比较出名的有三人，分别是陈惠敏，孟锦云和刘素媛。那时，北京圈内人士都知道，空政文工团可以通天，其实就是因为这三个女人（还有一个女人叫邵锦辉的）。这三个女人如何能够通天呢？我讲个事例便能说明一二：毛主席的女友刘素媛，文革后造反任空政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团长），虽然是个团长，而且还是造反上去的，而文革中的空军司令吴法宪不仅是空军的司令，更重要的还是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即便这个级别也苦于跟不上主席的思路（老人家一日三变都是少的），经常找到刘主任，毕恭毕敬要求刘主任传达一下主席的昨晚的最新指示；毛主席的另一个女友孟锦云，也是通天的人物，一个小小的文工团女演员，结婚时前来道喜的陆海空三军高级官员的高级轿车把一条胡同挤了一个水泄不通。孟锦云结婚后，想生个孩子，还需要听听毛主席的意见，这关系，哈哈，太不寻常了！刘孟两位女士党性比较强，舞会中间在休息室和毛主席干了些什么从来不肯透露，但陈惠敏就不同了，大大咧咧，有啥说啥，曾经对孟锦云说，你说咱和毛主席这叫啥关系？说妃子没有名分，说妓女没有收入。后来陈惠敏去香港定居，到了自由世界更加放肆，向报界透露：毛主席很伟大，身体各个器官都很伟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按照陈惠敏的说法就是：后来接触其他男人也不少，但都失去了欲望和感觉，对结婚生子更是没了兴趣。

陈惠敏和孟锦云当时年轻，入伍时年龄都在11-15岁之间（陈惠敏自称在14岁那年即被毛主席破处），跳舞出身的小姑娘身材应该偏向单薄。然而画面上的裸体比较成熟，各部位发育完全，不太可能属于她们两个！而刘素媛1940年出生，入伍较早，从1958年开始就承担为毛主席伴舞的光荣任务，此时已婚，男女之间的事也算的上久经风雨，身体各部分都达到完全成熟的状态，所以最大可能就是刘素媛，当然也不完全排除邵锦辉或其他人。

这副画虽然堪称珍品，但也不是完美无瑕的。裸女慌乱中出走，夹在腋下的衣服应是绿色的65式军装和深蓝色的军裤（空军当时的军衣为上绿下蓝），而不应该是这种浪漫小资带有18世纪欧洲宫廷情调的白色长纱裙。当时文革期间，中国人基本色调为灰和蓝，一个女人穿此白色纱裙进入中南海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能不说是这副画的一个硬伤。另外，如果这副画能在几个小地方再强调一些，效果会更好一些，主题也会更加鲜明：例如，裸女的发辫应该散开一个，床上的床单被褥应该再凌乱一些，能让观众联想到刚才毛主席和她激烈战斗的场面。被子下应该露出一条鲜红颜色的女式内裤，既有含蓄，又为“仓皇”二字画龙点睛，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油画赏析：毛主席卧室里的裸体女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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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图
在1964至1980年，中国在三线地区所在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人民币2052.6亿元，占同期中国基础建设总投资的39.01%。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的号召下，建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基础设施、 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然而，出于备战需要，三线时期的工厂和基础设施建设遵循“分散、隐蔽、靠山”的指导原则。很多三线企业坐落在交通不便、远离原材料以及相关上下游企业的地方。由于计划仓促，很多三线项目“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导致了巨大的浪费。197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对三线地区的投入逐渐减少。1980年代以后，大量三线企业倒闭关停，部分企业则成功转型、继续成为当地的工业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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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性生活语焉不详吗？
关于这点，我要以我与李医生一月廿一日在洛杉矶三小时的深谈作证，李医生对于传播媒体和出版商，喜欢渲染性的情节以迎合读者和观众表示不满。他曾举ＢＢＣ制毛片为例，认为荒唐。他说，混乱的性生活不是毛的主要问题，只是毛生活的一面。但他也不是完全没有举例，比如关于张玉 凤，他是这样写的。

张玉凤与毛初次相遇于毛在长沙举办的晚会上，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她那时年方十八，天真无邪，有著大大圆圆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肤，她主动请主席跳舞。就在这次晚会上，毛与张连续跳了几场舞，等到舞会结束，我亲眼看见毛携了张玉凤的手回到他的住室（回忆录006页）。毛并让卫士告诉汪东兴，张玉凤留下了，列车上其他的人可以回到车上去。在长沙住了三天后，又复上车。车行驶后，将张玉凤调到毛的卧车（393页）。如此具体的叙述，怎能说是“语焉不详”？

再比如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的故事。李医生回忆说，刘从和毛的特殊关系中得到不少好处。刘和另外两个女孩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一住下来就是五天十天。一次正在大被同眠的时候，江青突然从钓鱼台国宾馆住地来了，游泳池门口的警卫不敢阻拦，江进到游泳池以后，才由护士长吴旭君跑到里面通知毛，这几个女孩抱著衣服躲起来了。毛为此大发脾气，毛要李医生告诉汪东兴∶“中央别的人要见我，都事先打电话请示，同意了才来。江青为什么要自己闯进来呢？告诉汪东兴，没有我的同意，门口的警卫不许放她进来。”这一条成了规定，江青也只好遵守。

我举这两个例子，说明花俊雄等三十七人，责备李医生“没有掌握任何事实的根据”，“一笔带过”；事实是李医生扮演了传令者。而一月二十一日李医生和我闲聊，也提到此事，说是警卫组已是无人不知。他对与毛有性关系的女孩子，考虑到这些人今后还要在社会上生活、工作，写的时候都尽量简化，不提名字，以免蒙羞。

---为李志绥医生辩诬——评三十七人公开信　　　　　　　　·陆铿·

图：1964年的张玉凤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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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三次当逃兵的丑事
祟义山头 落荒而去

　　一九三〇年，邓小平担任红七军政委。一九三一年初他率领军队由广东进发到江西会合主力红军，中途被敌军截断。邓小平失去与军长张云逸的联系，他就带领已渡过武水的一部分部队到达江西崇义整休。

　　几天之后，邓小平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不料上 饶方面敌军对崇义发起了猛攻。此时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急，我军边打边撤，急切等待着这位“最高首长”回来指挥。这时邓小平其实已经回来，他走到离崇义二十里的一个山顶上，听到前方枪声紧急，早已双腿发软，两手颤抖，吓得丧魂落魄了。

邓小平立即抽出纸笔，写道：“我今天由杰坝回崇义……听到枪声很激烈，估计你们已经撤退，我赶不上部队了。这里离井冈山不远……你们可以前往那里与该处红军会师”，为了给他自己的开小差再找点“理由”，他又添上一句：“我拟趁此机会回中央汇报红七军的情况。”写完以后，就交给通讯员去追赶那个“赶不上”的队伍，自己则向后转，溜之乎也，直奔香港的“繁华世界”去了。

　　事后，一九四五年中央召集原红七军干部开会，写成《红七军简史》一文，其中对邓小平这段历史作了如下评语：“邓斌(即邓小平)……未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

枪声未响 缝中藏身

　　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时，一次与阎锡山匪部相遇。此时，我军居高临下，地势十分有利，加以匪军并未发现我军，根本还未打响一枪，当时这位邓“政委”一看见山下密密麻麻的阎匪军，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立即转回身去，觅路逃生。邓小平这时连他随身的通讯员也丢掉不要，急不择路，直奔荆棘丛生的乱石缝中而去。平时见过他做动员报告时的那副慷慨激昂的样子的人，见到他此时的一副狼狈相，莫不嗤之以鼻。

临阵脱逃 战场埋书

　　一九四〇年在冀南打仗，刘伯承同志亲临敌前指挥全师官兵浴血奋战，而作为政委的邓小平却躲在后阵，坐立不安。一时枪声紧迫，杀声震天，邓小平顿时脸色苍白，双腿无力，急命管理科长立即轻装准备逃跑。邓小平硬逼着管理科长把刘伯承同志的许多军事著作也埋掉，然后仓惶逃窜。刘师长打了胜仗回来后，发现师部已经转移。及至派人找回这位邓“政委”，刘伯承同志才知道他心爱的军事著作早已埋掉，而且忘了地点，再也找不到了。气得刘伯承同志说：“当个政委，什么事不管，倒管起我的书来了！”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1968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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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擒王光美
一、序曲
今天，清华井冈山兵团《雪莲花》、《傲霜雪》等六个战斗组共四十人，分赴三个战场，准备智擒王光美。

第一辆车直奔师大一附中。王光美的爱女刘萍萍，正向该校师生作公开检查。战士们决定在其检查后，使其不能按时回家，再向王光美假报刘萍萍在归途中发生车祸，抓住王光美的资 产阶级母爱心理，诱其去医院，智擒之。

第二辆车将井冈山兵团的战士送到交通队，和某医院。在站点打响后，开赴交通队的战士将控制电话线，以防所谓“白区工作模范”的刘少奇闻伤讯后，打电话至交通队，询问情况。

某医院是这场战斗的中心战场，复杂的斗争将在这里展开，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也将在这里被擒。

二、揭开战幕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刘萍萍检查后的批判会也已结束，师大一附中的同学陆续地离校了。

在师大一附中的一个教室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几个战士正在与刘萍萍“座谈”。

屋里渐渐静下来，时钟的嘀嗒声听得清清楚楚，三名兵团战士默念着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进入战斗！”一声响亮的号召顿时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这时时针指向18:10。

“喂！你是刘萍萍的家长吗？……我是交通队呀！……您的孩子刘萍萍今晚5:40在和平门附近被汽车撞了”，“伤势很重，我们通知他们学校了，现在北京××医院……。”

“喂！你是刘萍萍家长吗？……我是师大一附中呀！……刚才交通队通知我们。刘萍萍在和平门附近别汽车撞了。”……

二次电话，一次比一次紧急。智擒王光美的第一炮就这样打响了！

三、动员警卫，争取婷婷

师大一附中，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坚守在××医院的井冈山兵团战士。此时该院的12台电话，在医院革命同志的协助下，已全部被兵团战士控制。我们的人员正在急诊室，等候着即将到来的“客人”。我们的便衣战士已守住通往该医院的所有路口。

出人意料，一名三、四十岁的军人和一名十四五岁的小女孩闯入医院。军人是刘少奇的警卫员李同志，小姑娘是刘少奇之女刘婷婷，他们是来医院看望刘萍萍的。

“刚才萍萍送到医院了吗？”刘婷婷问。

“没有。”该院的护士回答。

“噢……”婷婷、军人若有所思。

转了一个身，军人马上走向电话机，他要向王光美汇报，当他拨到最后一个号码时，守卫在电话机旁的我兵团战士果断地按了一下。

“这是急诊电话，你不能用。跟我们到那边去。”

“你是要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我兵团战士问。

“当然是要站在毛主席这一边。”

“你要做口头革命派还是实际革命派？”

“实际革命派。”

“那好，把行动拿出来。”

…………

我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把他看起来，再争取年仅十四岁的婷婷。

“婷婷，你应该造你爸爸的反，造你妈妈的反！”

几经我们说服，她终于想通了，于是她拿起了话筒：

“妈妈，萍萍左腿伤了，大夫说要动手术。”婷婷和王光美接通了电话。

“怎么样？到底伤得怎样，”王光美焦急得很，电话中听到了她的哭声。“快！让大夫跟我说！”

我们的医生很快地接过了话筒，“喂！伤得很重，粉碎性骨折，正准备动手术，按规定，需要家长来签字。……”

“是不是让婷婷他们签？”王光美颤抖地说。

医生按住了话筒，准备再让婷婷帮忙。

“妈妈，妈妈”婷婷又说话了。但是“王光美已去了。”对方电话中传出一个惊人消息。

“准备战斗！”

四、骗来刘少奇，擒走王光美

20:00左右，“嘀嘀----”一辆小轿车停在医院门前。

“呀！刘少奇！”想都没敢想，富有“白区斗争工作经验”的刘少奇竟上了当。随后，王光美下来了。刘少奇眼皮红肿，王光美眼圈发红，不时拿手绢擦鼻涕。大概是因为爱女挨撞，抱头痛哭所致吧！

“萍萍在哪儿？”刘少奇劈头就问。

“你们受骗了！”那位军人及随着而来的刘允真（刘少奇之子），还有一位婷婷称之为叔叔的，长得很象刘少奇的人不约而同地喊起来，“他们要揪王光美！”

“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留下，其他人统统回去！”

这时王光美已经哭了，上前一步，露出一付可怜相：“好吧，我跟清华同学走，你们都回去吧！”

刘少奇带着愤怒和恐慌的心情掉头灰溜溜地滚了。

王光美自知难逃，象个泄了气的皮球，瘫在长凳上，左手托腮道：“让我镇静镇静，镇静镇静，……”不知是求饶还是耍滑头，然而她内心的恐惧完全暴露出来了。

“跟我们去清华！”

王光美走了几步，一屁股坐到沾满泥土的楼梯上：“咱们谈判，谈判……请坐。”她用手指着楼梯，让我们也去坐。

“你去不去清华？！”我们知道，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

“谈判，谈判，……我们先来学习最高指示……”王光美真滑头，死赖着不肯走。这时周围的人越来越多，看着这位“夫人”的滑稽表演。

王光美在清华犯下了滔天罪行，她愈要赖，愈是激怒了我们井冈山人的愤怒。

毛主席教育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于是乎，战士们一面保护她，一面要她快走，在其他在场革命同志的协助下，终于将王光美送上了吉普车。

“砰----”车门关上了。几乎是同时，吉普车紧张地飞驰起来。

五、尾声

吉普车象离弦之箭，奔驰在马路上。

“你们是哪个系的？”刚才还哭丧着脸百般耍赖的“夫人”竟然嬉皮笑脸地开了腔。

“好几个系的！”不知哪一个井冈山战士冷冷地回答。

“怎么样，受惊了吧！”另一位战士生硬地反问道。

“啊呀！你们搞得很富有戏剧性啊，不过你们的医院电话中有个小漏洞……”

“那你怎么还来呢？”

“当时听到萍萍被撞了，哪还有心思研究这个呀！”

……

“嘿！今天我棉鞋也没有穿，很冷。”沉默了一会，王光美又娇里娇气讲起来，“我很娇气，坐在后面颠得厉害，掉个位吧！”

……

22:00左右，王扒手被抓到清华大学西大操场主席台上，穿着她自己厚着脸皮与我们同学换来的棉鞋，在一片“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声中，开始向全校革命师生还账。

井冈山兵团《雪莲花》《傲霜雪》等战斗小组供稿。

（摘自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第九、十期合刊，1967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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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生的答卷（1973）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 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原载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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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石林：文革抄家留下的“收条”
一张文革时红卫兵抄我家时留下的“收条”,收条抬头为：北京某某工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左侧一列标明所抄物品是：
手提包贰个，大洋贰拾个，银元贰个，铜元壹个,小银元壹个,带链银锁壹个, 领花壹个, 银的长命锁壹个, 银老头壹个, 银链壹个,金宝石戒指壹个,玛瑙五个,银镯子 壹个,扣子贰拾个,丝线一把,玉三角觳壹个,带座玛瑙青蛙壹个,外国刮脸刀壹个,刮脸刀架壹个,印色盒贰个,细木肆个.

右侧一列标明所抄物品是：铜片贰个，洋伞壹个,大钱包壹个,衣服陆件,沙巾贰个,头巾壹个,打字机壹个,照相机壹个,文件壹堆,小手帽贰个,像片贰张,中文书(大小)肆拾本,垫布壹个,外文书籍贰拾陆本,歌本壹本,借用箱子壹个.最后留有签名和日期：赵某某，66.9.2。

该红卫兵是带队抄家者，也是我大学的同学,她已于1982年去世，距今已整整30年。

收条左上角“贵重品”三个字和那许多“o”是我们在1978年“落实政策”讨要被抄物品时标注的,当然,我们甚么也没要到。

细看收条上所列的36种物品的名称，大部分不过是些生活用品或是纪念品。而今的年轻人一定无法理解当年的红卫兵为什么要剥夺一个公民拥有这些普通物品的权利,无法想像那个不讲人权的疯狂年代，曾对多少人造成了巨大的人身及心灵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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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抓军权自始至终贯穿于毛泽东文革运动的整体过程之中，在文革不同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惯用一拨军人取代另一拨军人，以保障文革大业的顺利进行。比如，１９６５年底以叶剑英、杨成武取代罗瑞卿，１９６７年１月以郑维山取代杨勇、廖汉生，１９６７年夏以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会，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 后又以李德生取代郑维山，林彪事件后再以军委办公会议取代军委办事组。
这次毛泽东不过就是故伎重演，以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方式将那些毛心中不太放心的军队将领们调离他们的老巢，而且只调换司令员而不调换政委，这样就一举打散他们多年来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与以前调动有所不同的是，这次被调换的大军区司令员们没有被打倒，而是易地为官，命运远远好于被打倒的罗瑞卿、杨勇、廖汉生、郑维山，以及黄吴李邱等人。

---毛泽东的“削藩”——简论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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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万户被抄家
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各地城乡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 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

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 堆中消失！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 “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于是，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个“大展览”。

---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1966年“破四旧”简记


惨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一九○○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
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
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
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 一个幸免。
当年英、法侵略军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洗灭其抢劫中华国宝的罪证。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砸佛像，目的是铲除 “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1966年“破四旧”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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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干俱乐部”是修正主义的安乐窝 (1967.3)
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五八年，他放风说：“他到过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都有很漂亮的地方作为党内活动的俱乐部。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场合才好。”看，邓小平对那些修正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臭货，是多么羡慕 ！此话被反革命修 正主义分子彭真听到后，正中他的黑心，便说：“我们北京也需要有 一个为中央服务的地方。”就这样，他们私下决定要修一个专供他们一伙吃喝玩乐的场 所。

当时，彭贼把任务交给了他的爪牙刘仁和万里。于是，刘仁和万里就打着“为中央 服务”的牌子，四处寻找风景优美、环境雅静、路程不远、易于保卫的地方。最后，他 们选中了工农兵公园（原北海公园）西岸附近。前北京市委在邓、彭的指使下，盗用国 家资材，以飞快的速度修成了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这里，一进门是宽阔的停车 场，接着有八个四合院，共一百多间房，包括休息室、游艺室、台球室、打牌房、客房 、餐厅、小卖部、洗澡间等等，名堂很多。后面，是一个公园式的人工湖，水中有走廊 、亭子，四岸有钓鱼台，有奇形怪状的假山，及各种花草树木。此外还特地修了露天舞 池。修好后，又从北京的十大饭店抽调了高级招待员和高级厨师、理发师，甚至还有高 级修脚师。公安部则派来了警卫部队和保卫人员。一切齐备，当年即敲锣开张。

这个作为特殊供应点的地方，吃什么有什么，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一应俱全 。遇到重大节日，白吃白喝，有的“高干”还连吃带拿。凡是能到这里来的，都能喝到 龙井茶，吸到熊猫烟。邓小平到这里打牌时，要吃一顿价值四块钱的夜宵！而他自己却 只掏一块钱，其他三块钱是通过各种门路让国家给他报销。他坐高级沙发嫌不舒服，还 非要再垫上软垫。看他“修”到何种程度！前市委公安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冯基平 、邢相生等吃山珍海味吃腻了，忽然想起要吃狗肉，于是便派人去延庆打狗。农民不让 打，他们就欺骗农民，说医院里需要狗作试验。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有的“高干” 打球到深夜一、二点钟，累了就往床上一躺，服务员还得给他们脱衣服、脱袜子，以便 于他洗澡。这里，每周举办两次舞会，邓小平等人的舞伴是从文工团和各大医院特邀来 的所谓“标致人物”。这里演的电影，净是西方和香港的片子。不管是跳舞，打麻将， 还是打桥牌，都是玩到深夜，甚至通宵。这里散发着发霉的修正主义气味。这种臭气， 招来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经常到这里来的除了邓小平、彭真、刘仁、万里、邓拓、吴 晗、廖沫沙之外，还有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薄一波、安子文、蒋南翔、刘志坚、 周扬、夏衍、荣高棠等黑货。

不到一年，这个安乐窝就容纳不下这些来客了。邓小平对于夏天在屋里打牌没有冷 风，也很不满意。于是，他与彭真偷偷地决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顷地，再扩建三座大楼， 供他们吃喝玩乐等。他们要求这个所谓的“０８”工程，要“二十年不落后”，这样浩 大的工程，是前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担不了的，所以，就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 分子薄一波，以及吕正操、孙志远等，打着中央的旗号，到各地招摇，他们不但搞建筑 材料、设备，甚至连南方的竹子也运来了。正在他们拚命修建时，中央指示停止一切非 建设性的工程，周总理并亲自点名要“０８”工程“下马”。这给邓小平、彭真等当头 一棒！但是，这些家伙并不死心，他们对中央阳奉阴违，耍两面派，表面上停工，暗地 里施工，邓、彭通过万里，把工人调进室内偷偷地干活。他们怕中央知道内幕，便指示 把玻璃涂上白灰，干活时不许出声。后来，周总理又三翻五次地催“０８”工程“下马 ”。邓、彭仍然对抗，把三座楼合成一座楼，继续“地下建设”。在建设过程中，一些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看到不顺心的地方，就得拆了重盖。单单是电梯门就反复改了二 十次左右。这座楼一直盖了六年，花了近１０００万元，至今尚未完工。工人们对于这 里的浪费很痛心，他们说：“我们盖了许多大楼，从来没见过像‘０８’工程这样浪费 的！”“这里有三大：门大、窗大、浪费大！”

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大楼，建筑华丽，十分奇特。四层楼房下有地下室，上 有凉台。楼内包括游泳池、网球房、地球房、台球房、乒乓球室、羽毛球室、围棋室、 电动游艺室、打靶场、跳舞厅、餐厅等等。这里需要特别提到几个地方，如游泳池，宽 敞的室内游泳池一端水深达4.50米，可跳水。还特为高干的小孩设有小游泳池。游泳池 南侧，有一个半园型的大厅，专供日光浴。这个游泳池最特别的地方是池底与地面不接 ，而是悬空的。据说，这是为了防震。在修这个游泳池时，邓小平和彭真等耍了鬼计， 他们说修游泳池是为了毛主席游泳方便。实际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本没到这里游过 泳，而是他们经常在水里扑腾。再如，光跳舞的地方这里就有四处，包括露天舞池，平 台舞池和室内舞厅等，舞厅悬挂着奇形万状的大吊灯。还有，楼内地下室修有射程50米 的打靶场，四周都是有隔音设备。这里的房间也分几等，有一般房间，有部长级的房间 ，有彭真、罗瑞卿等专用房间，邓小平则有两处专人房间。平时到这里来活动的最多达 四、五十人，最少时只有四五人，但是消耗是相当大的，光水电费每月就要开支５００ ０多元，招待费是实报实销。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里于六月底停止开放。周荣鑫通知体委 接管西院大楼，一方面办“业余体校”，一方面继续向“高干”开放。反革命修正主义 分子荣高棠接手后，大耍阴谋，提出要：接管快、清点快、开放快。并于七月底急忙停 止该处文化大革命运动，重新开门、修道，挂出了“ＸＸＸＸ业余体育学校”的牌子， 定于八月一日“开学”。但是，这个“业余体校”并没有学生，更没有教师。而是继续 过去的开放活动。就在八月一日开学这一天，接待的是邓小平来“学校”打牌、洗澡、 修脚！荣高棠所谓的“学生”，是“专招高干子弟”。不过当时这也是一句空话，实际 上仍然是邓小平等一些“高干”在那里活动。我们从国家体委七月底发出的“关于ＸＸ ＸＸ体育学校自八月一日起开放的通知”中，可以看出这个“体校”是怎么回事。通知 中说：“开放对象，除业余体校学生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党内Ｘ长和军队党内 Ｘ级Ｘ长以上干部可参加各项体育活动。”荣高棠是打着“业余体校”的招牌，欺骗中 央，欺骗革命群众，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货色。后来，国务院财办和外办等单 位的革命派一针见血的给这个“业余体校”贴了大字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 业余体校”才上面得不停止开放。

目前，在“业余体校”工作的革命派已经起来造反了，他们正在积极揭发邓小平、彭真等在这里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滔天罪行！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
《惊雷》战斗队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体育战线》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１日）


独立王国“皇帝”邓小平的丑恶灵魂
——访邓贼私人医生谈话纪要
一、大庆油田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先进单位。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六四年邓贼一伙到大庆“视察”却公开贩卖修正主义货色，说：“职工生活要解决，在夏季集中力量盖房子，政治学习，一两个星期一次，作一次报告就行了，不要怕别 人说不突出政治，到冬天再学咬!”
二、邓贼对于旧京戏、低级下流的旧川剧视为珍宝。他家中有很多旧戏的录音带，不但经常在家听，而且外出时还带着，随时都可以听，有一次在成都又要看旧川戏，邓问医生张×去不去看，张说不想看，邓说不看川戏不知道文明。
   三、邓贼本人十分讲吃，到各处去什么好吃吃什么，奢侈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有一个随邓外出的说这样是不是太浪费了，邓生气地说，要是浪费你就别吃。
   四、邓不但自己大吃大喝，而且到处宣扬吃喝玩乐这一套人生哲学，有一次问医生张×是不是经常吃饭馆。张×说不是。张又说毛主席不是号召我们艰苦朴素吗？邓生气地说：你不去吃，你就不知道文明。
   五、五九年邓打台球跌坏了腿，在北京某医院养病，邓特意把家中的大师付叫到医院，另立炉灶做饭，并且在室内装了电视机。有一个姓李的护士，年轻、单纯、出于对党的热爱，对首长的崇敬，就千方百计地把工作做好。邓看到她年轻、貌美，起了邪念，喜新厌旧，竟强迫与她建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狗婆娘卓琳知道后大怒，通过杨尚昆把女护士调走了，邓仍念念不忘。
   六、邓对中央工作很不认真，经常打牌到深夜，第二天起的很晚，于是就叫秘书请假，说身体不好，不去中央工作。邓贼一个星期有三次固定时间来打牌，因为打牌，好几十份文件几分钟就签完了，草草了事根本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里。但有时这位“总书记”就认真起来了，例如牌打输了，就遵照诺言像小孩一样从桌子底下钻过去。
   邓贼的狗娘是个臭地主分子，解放后，邓将她从四川接到北京，逃避群众监督改造，到中南海享福，直到现在还在中南海。更不能容忍的是，邓家的服务员，是他家过去的长工。通过这件事，邓贼的阶级立场也就看得更清楚了。
   七、邓贼和彭真关系极好，邓贼六十岁生日时，彭贼全家到邓家祝贺，外出也常是两人同行，邓贼和杨尚昆两家关系也极好，杨贼的女儿也常到邓贼家来住。
   八、邓贼平时极少接近群众，连中央干部也很少找来谈一谈，但他也出外视察，这是怎么回事呢？先说出去的时间，都是选在他的孩子放寒署假的期间，夏天向北、冬天向南。去的地点是在孩子们一片争吵声中通过的，因此视察各地时，除组织他们参观访问外，还得组织孩子参观游览。
   九、有些“调查研究”是不得已而为之。例如六一年号召调查研究，许多高级干部都下去了，邓贼和彭真出于无奈，硬着头皮乘坐了一列专车，开到只有几十里的顺义。吃住都在车上，吃的饭、喝的水都是从北京运去的。
   十、邓贼对自己的孩子是十分“关心”的，邓常对孩子们说，只要把三门功课（数理化方面）学习好了就可以了，而根本不问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本人从不学习，据医生说，在他自己离开邓家（64年）以前，邓家从未有人学习过毛主席著作。对孩子们的生活方面，却关怀备至，例如邓朴方在高中时，中午常常不回家吃饭，邓为此事找邓朴方做“思想”工作，叫邓朴方回来吃，说：“你不吃，以后到大学也吃不上”。孩子们想干什么，他就答应干什么，有一次邓朴方提出要学开汽车，邓贼马上答应了，给了他一部小汽车乱开一通。邓贼到苏联参加中苏会谈时，大女儿提出要块金手表，邓特意叫大使馆借了卢布买表。邓楠考大学那年，想到东北看原始森林，考完后，用杨尚昆的名义在东北加了一节专车，把邓家的三个孩子和薄一波的四个孩子，拉到哈尔滨。邓贼两个女儿曾两次出国，一次是邓贼大女儿有病，邓认为国内看不了，特地把她送到苏联去看病，另一次邓出国，把二女儿邓楠也叫去玩了一趟。邓贼最小的孩子邓冶方在其父“教导”下，七岁就会打麻将，为此事受到家里人的称赞。邓楠在家最受宠，邓贼狗夫妇每月把６００元的工资交给当时上中学的邓楠管理，每天“二老”向女儿讨零花钱，为此邓楠在家被称为“总理”。
   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贼的灵魂就是这样肮脏。让邓贼和他头脑深处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王国一起见鬼去吧!
   （本文根据新北大部分革命同志和邓贼私人医生张ＸＸ座谈记录整理、选辑而成。——编者）

选自“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文革风云》编辑部”印行之《文革风云》１９６７年８月号

图：文革期间的广州讽刺宣传画 1966-1967
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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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 1992 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 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党的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和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遗憾。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初版后记


延安整风展开后，毛泽东对党内昔日同僚的精神优势已完全建立，以往那种平起平坐、随意交谈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一般情况下，高级领导人已不能随时见毛泽东，除非毛召见，他们需要电话请示或写报告，依程序呈交，毛泽东则为了显示其至尊地位，开始有意识拉开与昔日同僚的距离。毛泽东在一片颂扬声中 ，悄悄采取与原同事拉开距离的措施很快见效，当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于1944年10月访问延安时，他所看到的是：毛泽东发表演说，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它的人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

---高华：“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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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到处破四旧，五台山的东西南北四个台顶的佛教建筑全部被拆毁。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和被毁的寺庙，台怀北路有7座：广化寺、普寿寺、七佛寺、五郎庙、金刚窟、普乐院、宝华寺。台怀南路有6座：文殊寺、灵峰寺、万佛洞、栖贤寺、古佛寺、台麓寺；台怀西路有6座：三塔寺、铁瓦 寺、三泉寺、玉花池、凤林寺、狮子窝。

---郜银林：五台县文化大革命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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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
作者：胡思杜
在旧社会中,我看我的父亲是个“清高的”、“纯洁的”好人。解放后,有批评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总理到北大讲话说：“胡适之根本不认识什么是帝国主义”,心中反感已极。以为以我父亲的渊博，竟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宁非侮辱。在华大时,仍以为父亲“作恶无多”。学社会发 展史以后,想法稍有转变。经过学代选举前两次检讨会,使我了解在这问题上自己仍是站在反动的臭虫立场。结合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简史的学习,邓拓、何干之等同志的著作,自己斗争的结果,试行分析一下我父亲在历史上作用。

我的父亲出身没落的官僚士绅之家，在一九0四年到一九一0年时,他还是一个学生，一九一0年去美国(年二十岁)，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来的人迅速的被征服，他的长期的教育环境使他的立场逐渐转移到资产阶级。在国外所写的文章如“文学改良刍议”等，当时在中国名噪一时，是因为他在反封建(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一点上，和当时人民的要求相符合；在反对死文学、旧礼教和守法观念上，他起了-定的进步作用。

一九一七年回国时，正是袁、段窃国的时期，他眼望著横暴的政权，不知是否容许自己“置喙”,於是抱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在思想文艺中，整理国故中逃避政治，“五四”时代，自己不能再逃避政治了，他发表了“问题与主义”，用庸俗的点滴改良主义对抗中国新兴的社会学说,以为只有在不“根本解决”的基础上，中国社会才有进步，说明一个中国无比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著惊天动地的“五四”、“六三”运动的必然看法，他所反对的“根本解决”，也就是打碎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国家机器的革命，也就是震撼他本阶级利益的革命。

一九一九年以后，日益走入歧途，提倡易卜生主义，以充实他的“问题论”；介绍实验主义来抗唯物主义。自己彷徨於统治者之间，期望着在段祺瑞政府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主义”，他参加了“善后会议”。在革命低潮中，他以教育为第一性，政治经济是第二性，幻想在蒋政权下办好一个学校——中国公学。以为在教育办好了时，造就了人材，社会就好了(一九二七三0)，但在南京反动政府的威胁下,他的迷梦被击破，被迫离开中公。无比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敢反抗既有的“正统政府”的，他和当时他的阶级一样。在反动政权面前低了头，转过来要求蒋光头的政府中实践他的改良主义，在被迫走的那年，自愿的就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职。在这个位置上，他明确的奠定了他的文化政治统治者的基础，一方面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进行密切的给合，如罗氏基金、中美文化基金董事会、庚款委員会中,他都是重要的支柱；展开“全盘西化”的口号,甘心做帝国主义的工具。一方面创办“独立评论”，望着南京政府的眼色行事，用委婉的口气说“抗战不易”。

更反动的是在围剿苏区时,他高呼“好人政府”，翁文灏、蒋廷黻等在他的鼓励下,一一迈进仕途,使一般小资产阶级在不能忍受政府的强暴的时节，忽然看见“开明”的教授们“脱却了蓝衫换紫袍”，以为中国前途有望,反动政府的国家机器有了这批“好人”、“新能吏”，也更能发挥他的压迫人民的作用。至于我的父亲这时所以拒绝了蒋的邀请做教育部长，是既维持自己的“清高”，又在“举国诸贤”以后,可以在国外发生更大的作用，何乐而不为。他当时要求过“学术独立”，也反对“法西斯”，那不过是他认为学术的依附，会使匪帮政府“好景不长”，而他的“改良路线”则是他认为的“万世之业”的打算。

但是，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到华东华南，深入到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心脏，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被迫不得不战时，在他的阶级利益受到了威胁，他的阶级代表蒋政权威信低落时，他在一九三八年终於做蒋政权驻美大使，做了一个蒋政权得力的官史。他在任中签定了种种的商约，使美帝可以继续取得“四大家族”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专卖品”,签定多次借款，这些借款可以使蒋政权增强“威信”，可以购买武器弹药来防共灭共，也可以使四大家族又多一笔资本，在更广的范围内盘剥人民的血汗，他严谨不苟地为他的老板服务着。

一九四六年，全国人民要求解放，统治阶级受了全面的威胁,他觉得是他的神圣的责任，他就回国为阶级效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巩固蒋帮政府，尽量争取落后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人民。他回来以后，一方面在北京大学执行反动政府的命令，一方面技巧的维持学校当局和学生的矛盾，时常发表中间言论，蒙蔽著人民，他在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上发挥了最大的力量混淆是非，多少人给“世界学者”蒙蔽了。

他对反动者的赤胆忠心，终於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命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做了“白华”，他还盛赞“白俄居留异土精神之可佩”。

今天，受了党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历史的“大山”，敢於认识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从一九一九年“问题与主义”发表以后，他彷徨於改良的路上，和他软弱的资产阶级一样，摸索了十一年，在一九三0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后，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蒋匪帮的工作，始终在蒙蔽人民，使人民不能早日认识蒋匪帮的黑幕，不能早日发现美帝狠毒的真相；并替蒋匪帮在美国筹計借款，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巩固蒋匪帮政府。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巨款(四百万美金,收受这笔的人大都是反动分子，民士个人主义者的资助和养成费)，甘心为美国服务。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於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不足道。

我以前受了长期奴化教育，对於人民政策不了解，又未学辩证法，了解人也不是从发展的、变化的观点出发，所以在学习一个多月以后，一个朋友从香港来北京公干,回港时问我：“你对你父亲将来取如何态度”我错误的回答：“他恐怕永远不会赞成集体主义，还是住在美国罢。”今天了解政府的宽大政策，对於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人，只要他们承认白己的错误，向人民低头，回到人民怀抱里来，人民是会原谅他的错误，并给以自新之路的，我的想法因此有了转变。

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以为在思想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明确割开的地方，除了自己随时警惕这种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并要求自己树立起工农大众的感情来，在了解工农的伟大，自己胜利的参加土改后，我想一定会诀绝消极狭隘的、非无产阶级的个性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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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零年受审时的辩护词
·江青·
她说：“我对他的意见，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起诉书》的那一套，整个地说， 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远的不说，那就更说不清了。就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 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 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逮捕 审判我，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 小兵’抬不起头来。”“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现在 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 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她继续说：“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三十八年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呢？当初华国锋抓我的时候就捏造了许多谣言，这些东西现在提都不提了。为什么？不敢见人嘛。你们捏造的这些东西和国民党当年对我的丑化和攻击有何不同？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她继续说：“你们的起诉书把林彪这个要杀死我的人，作为我这个所谓集团的成员，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然后罗列一些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十足地暴露出你们的无耻和卑鄙。通篇的文字，绝大多数是造谣嘛。比如说，你们的材料里说我说过邓小平是汉奸，汉奸这个罪名要有事实呀，我没有材料说他是汉奸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来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又造谣嘛。不错，我和邓小平之间有斗争，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说的话怎么能承认呢？还有，我对时传祥这个人根本不认
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怎么会说他是什么工贼呢？这一些事实就说明了，这个起诉书采用了没有的给我捏造，小事情给我夸大，别人的加在我头上。用这样的方法来制造了这起大大的冤案。你们开了这个头，好，后人就会群起而效之，你们将来也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就是现在不会这样，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这是你们首先挑起来的。”

她继续说：“我同林彪是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我和这个卖国贼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林彪和刘少奇一样，都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都是把亲手把他们提拔起来的毛泽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企图取而代之。我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和战友，为捍卫党的原则，和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挺身而出是自然的。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
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你们根据什么，竟能得出结论说什么有的人是犯了错误，有的人是有意要推翻无产阶级政权？难道毛主席亲自发动，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推翻什么阶级专政、夺取什么政权吗？这真是一个荒谬不堪的论点，是一个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的诬蔑和构陷。你们这样说，就等于把全国人民的意志都强奸了。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人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锻炼的
，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也在这里要告诉你们……”。

她继续说：“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对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
至今不让我和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这样做，就是要造成一种效果，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
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篡在你们手里呢？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是光明正大的。你们做出了林彪要做而没有做出来
的事情，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林彪的同伙呢。其实，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结合起来批的，只不过你们要把林彪的设想变成现实罢了。”

她继续说：“你们所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的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人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人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我这里还只是说就算你们所说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前提上，更何况党中央整理他的每份材料和定的案子都是正确的呢。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
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
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我这样一讲，可能人民群众就能看清事实了，你们这个特别法庭搞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精心制造出来的大冤案。你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然后扩大范围，把我搞臭。天地良心，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你们就敢于如此，可见王洪文为什么到了法庭，到了这个地方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继续说：“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样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就是因为证据不够，毛主席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而且刘少奇还受到重用。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揭发出来他们大批这样的问题，才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和共同研究的，你们仅仅抓住我
批准他们拘留了几个人的报告，就断定刘少奇的专案是我江某一个人制造出来的，是不是编造得太离奇了吧？是不是难以让历史和后人所接受呢？除非你们和当时的中央是木偶人，否则这一套就是荒谬的，站不脚的。”

江青的辩护词，讲了近二个小时。

于是，审判长宣布把江青带出法庭，休庭。此时已是上午十一时三十八分。

邓小平看了江青在法庭辩论时的发言后，气愤地对彭真说：“告诉特别检察厅的同志要准备一篇很好的发言，一条条地批驳这个娘们的诡辩，把她的画皮彻底地剥下来。这个家伙，我早就料定她会在法庭上表演这么一下子的。下次辩论的时候，她如果再继续攻击党的领导人，你们就采取措施，不能让她这样为所欲为。否则，就收不到我们审判的预期目的。”

彭真当即把这个指示通知了特别检察厅：“你们再不能允许江青在法庭上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果她要再讲，你们就押她出去或者采取当庭制止的措施。总之，不能允许她继续如此。”

江华立即做了相应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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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列宁在十月》

那些年除了演样板戏，也演过一些新编的现代戏。印象最深刻的是《列宁在十月》。此戏据说无剧本，全凭着旧戏曲的八大韵去“踩水”（即兴创作）大剧团不敢演，怕犯错误，只有些班子小胆子大的县川剧团才敢演它。演列宁的须生崔正红习惯了在台上走正步，举手投足依然是旧戏中的大臣 风范。花脸刘盛财演斯大林，在台上老是用手死劲捻松香粘的八字胡。我同其它演员串角，端端正正站在二位革命导师旁聆听教悔。

列宁唱：【红鸾袄·二流板】
叫一声约瑟夫孤的好兄弟
有件事朕同你细说端的
打冬宫咱还要从长计议
切不可闹意气误了战机
冬宫内到处有许多裸体
全都是大理石雕刻成的

斯大林唱：（同上曲牌）
嗔一声敬爱的……（帮腔）弗拉基米尔·依里奇
三日前本将军已传话下去
打冬宫不准毁坏文物古迹
开枪不能朝着壁上的裸体
那都是尼古拉留给咱们无产阶级的…………………

（摘自小说《落花时节》。作者何洁，诗人流沙河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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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光耀：文革時期的撲克牌
毛澤東時代的文革有一怪，先是不賣撲克牌，它是西方勢力，禁了。後來賣了，又不讓叫，把西方勢力的撲克牌硬改成了中國特色，叫文娛片。說起來就好像痴人妄語、天方夜譚，卻在並不遙遠的過去真實地發生過。文革中的荒唐，只有我們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出來的。

由於撲克牌是 我國最大眾化的娛樂品，停產停售撲克牌後，「革命群眾」包括「造反派」、「紅衛兵」等最革命的「革命派」也因缺乏撲克，無法進行「革命娛樂」而大為不滿。感到撲克牌並不是「四舊」，而是撲克牌上的JQK人頭牌是「四舊」，於是去掉人頭牌，把JQK圖案改為有革命內容的，或中性內容即不含封資修內容的。「破四舊，立四新」，改造後的撲克成為「立四新」內容之一了。有的還把「A、J、Q、K」改成「1、11、12、13」。有的撲克外盒印有毛澤東語錄或詩詞或林彪題詞。

大約在70年代初期，撲克牌又恢復了生產。儘管有傳聞撲克牌是中國人的發明，可12世紀時馬可·波羅把這種紙牌遊戲帶到了歐洲，成了西方勢力。於是，重新復出的撲克牌被劃清界限。當時，全國統一的名稱是：文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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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早上，平平和源源匆匆跑来，告诉我们：“今天在中南海里再次开批斗大会，批斗爸爸和妈妈。”当时，正是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高潮。形势的确严峻，我们预感到分别的时刻已经来临，今后我们将要各自单独奋斗了。此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这 回真要和你分别了！”就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傍晚，我完全平静下来，等着来人揪斗了。少奇同志生平惟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谁说革命战士没有温情脉脉？没有儿女情长？这时，不爱说笑的少奇同志，却说：倒像等着上花轿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他的无私无畏感染了我，我也跟着他笑起来。

“王光美！”进来的人一声吼叫，打断了我们的笑声。　我站了起来，少奇同志也站了起来，我们握了一下手，他又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轻声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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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王白旦
选举中还有一件趣事：当王良恩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１７０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惟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 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极左的中共“九大”
迟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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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一次为了打倒林彪，事先不开中央会议，不发中央文件，干脆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凭着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于1971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后共28天，在途中毛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13次。讲话中充满了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
 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一再诬指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之一是“要当主席”。然而，因为说林彪“要当主席”毫无事实依据，太“莫须有”了，所以“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并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讲话时，又自行把当时讲话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蛮横无理、任意诬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南巡讲话是毛泽东欲打倒林彪的宣言书、挑战书、逐客令（逐林令）。当时的海军政委李作鹏听到毛的南巡讲话后，把它概括为3点：庐山的问题没有完；上纲比以前更高；矛头指向首长（林彪）。他的概括一点也没有错，林彪当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不在中央高层内部讲，不对林彪当面讲，党中央的主席背着党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央，到下面去煽风点火，动员打倒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毛同时又假惺惺地声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如此作为的毛泽东居然还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究竟是谁在分裂党内高层，谁在搞阴谋诡计，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场如何？何况此时的林彪不是1959年的彭德怀（那时的彭德怀比他年轻、身体也好），也不是1966年的刘少奇（刘少奇比他理论修养更高、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林彪身患重病，经不起“认罪”后必不可少的长期折磨，于是他不想“认罪”，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但叶群、林立果又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王年一·何蜀·陈昭·


林彪的“接班人”本来就是毛一手安排并强迫林彪接受的。“文革”中让军队“支左”、介入地方政治斗争，并由军队干部主持各地、各单位工作，使“一元化领导”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几乎全由军人所把持，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之所以在“九大”前出现林彪地位迅速上升的局面，完全是毛泽东自己一手造成的。

尽管林彪地 位的迅速上升是毛泽东自己造成的，可是一旦毛觉得林彪似乎有“羽翼丰满、尾大不掉”之势，他又感到揣揣不安。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大权旁落”。当年，刘少奇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甚至亲自推荐并动员全党拥护刘担任国家主席；可是，一旦他认为刘少奇对他的最高权力构成了威胁，自己的“大权旁落”了，“接班人”在他眼中就变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便要被拉下马来而且不得好死。“九大”召开前，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才刚刚被“摧毁”，毛泽东又一次为“大权旁落”担忧起来。他一贯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林彪这个“接班人”是军人出身，“九大”会场上满眼都是军人，苏联当时也抨击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口头上称“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心中想的却是如何对付“羽翼丰满、尾大不掉”的新任“接班人”林彪。毛后来在南巡中就说：“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其实谁也没有那样说过，“有人说”只是毛的一个借口而已，而且军权从来就被他抓得牢牢的。但他一旦起了疑心，就“疑心生暗鬼”了。

---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王年一·何蜀·陈昭·


整人时拒绝与被整者面谈，不听申诉，不听解释，强调“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手段。“文革”前毛泽东整总参谋长罗瑞卿时，罗瑞卿以为其中有误会，想与毛泽东、林彪见面，把事情说清楚，被周恩来坚决阻止。罗瑞卿有口难辩，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被逼得含恨跳楼，自杀未遂。毛 泽东对林彪还是用的这一套，然而毛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相反，毛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说：“对林还是要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这分明是撒谎。

据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要求面见毛泽东，谈一谈，但毛泽东长时间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林彪此后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45]。另据官伟勋转述一位“林办”秘书的回忆：林彪找毛泽东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时江青让林彪去照相，“林为了见毛主席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

---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王年一·何蜀·陈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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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八月”杀人的总后台是谁？
“革命小将”打死了人，公安机关该不该管？
按常理，当然应该管。但是，毛发动文革从始至终没有按常理出牌过。
8月22日，毛泽东批转公安部文件《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8月29日，北京已经发生一系列红卫兵打死人事件，《人民日报》竟然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其中写道：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

“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很！”

社论把被红卫兵殴打、屠杀的人冠以“寄生虫”、“吸血虫”、“人民的仇敌”，强调了红卫兵行动的正义性质，称赞红卫兵的行动好得很，这是为红卫兵的大屠杀火上浇油。

上述《人民日报》社论就是根据毛的旨意写的。

8月31日，正值“红八月”的“红色恐怖”高潮中，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对红卫兵“破四旧”大加赞赏和鼓励。

综上所述，正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毛的支持、鼓励、放纵，才导致了“红八月”杀人事件的轮番上演。

---王友群：1966年“红八月”杀人的总后台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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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中央领导支持“红色恐怖”？
1966年8月4日，江青等人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此前由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派驻北大的“工作组”成员。
当北大附中的学生彭小蒙用皮带抽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时，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无一人出面阻止。
不仅如此，江青还当众拥抱彭小蒙，称她是 “小太阳”，说中央文革小组和“革命小将”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文革中毛所有重大整人行动的支持者。

“红八月”期间，在北京主持杀戮行动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有关“通令”是由周恩来的亲信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许明（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梦夫等修订后公布的。

8月25日的“榄杆市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接见红卫兵时，将李文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拿菜刀自卫，说成是“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

为了帮红卫兵出气，周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9月12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判处死刑，于次日枪决。

此后，周恩来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派军人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

中共公安部长谢富治，是毛发动文革整人最重要的政治打手之一。

1966年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要求公安人员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谢富治还讲：“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也就算了。”

江青、周恩来、谢富治亲自为打人事件站台，使红卫兵有恃无恐，整个北京市刮起复仇的旋风。

---王友群：1966年“红八月”杀人的总后台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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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九日，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第四号通令”，其中第七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 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通令”在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而且，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而且作为“阶级敌人”遭到批斗，很快死去。

---红八月与红卫兵
作者: 王友琴


实际上，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和乡村学校中，都发生了类似暴行。在笔者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全国找不到一所没有殴打侮辱老师的学校。但是相对来说，红卫兵暴行在外地没有北京那么严重，在小城市也没有资讯发达的大城市如上海和广州严重。这是因为这场八月恐怖，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领导下进行 的，是在文革最高当局的指挥下进行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其中说，到八月底止北京已有上千人被打死。六六年十月九日到廿八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的《参考材料之四》，题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列出了北京的红卫兵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没收私房五十二万间。作为红卫兵的功绩和文革的成果。六七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林彪为其题词。展览把八一八大会毛泽东佩戴的红卫兵袖章当作革命圣物展出。展览还高度赞扬红卫兵在六六年八月的“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这些是最高当局煽动、纵容和赞扬红卫兵血腥暴力的铁证。

换言之，发动青少年红卫兵打死人的做法，没收私人拥有的房屋，搜刮民间存有的黄金，驱逐近十万人出北京城，都顺利完成，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但是非常明显的是，不用这些残忍的做法，这些“革命”目标也可以完成。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小学教员和房产主们，根本不可能对任何人构成什么威胁。所以，“红八月”的残忍暴行，完全是一种在革命名义下不可理喻的狂暴的犯罪行为。

文革结束后，六六年八月的受难者们都得到了“平反”，家人得到了一点钱，标准的数额是四百二十元。但是他们的悲惨遭遇却一直不准许报导。

中国书店里二十年来唯一出售的一本文革通史《大动乱的年代》（作者王年一）中，对红八月惨案只写了一句：“据统计，在六六年八、九月北京市打死一千多人。”这个句子有意回避了主语，即打死人的凶手。而更重要的是，一千多人被打死，在一部六百四十八页的书中怎么能只写了一句话？这不是死了一群鸡或者鸭啊。

对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个诚实地写出历史事实和理性地分析历史因果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人民的生命以及残害生命的犯罪行动持有什么样的司法和道德判断标准的问题。

---红八月与红卫兵
作者: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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