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尤其中共十八大后,国内又有人掀起了一股颂毛魔的妖风，不仅吹毛的“文治、武功”，“政绩、理论”，还吹毛的“文采风骚”。 好像真的是个全才全能的完人。不过别的事本文姑且不论。単说毛的“风骚”， 此人除了是个超一流的“妇科专家”外，就是还会写几首歪诗。但诸如“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之类，实在不能登大雅之堂。只有《沁园春•咏雪》还可以拿得出手。于是有位高人狂吹、猛吹之余，还编出了一段“蒋介石曾秘密下令围剿沁园春”，而中国文人无一人能把毛批倒的神语。在海外某自由媒体上先后刊出七、八次之多，真是既把毛痞王吹上了天，又欺我中华无人。于是作者不揣浅陋，来对当时情况，作点介绍，以正视听。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还在陪都重庆。蒋中正先生为了在抗战胜利后，在全国实现和平，特向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出邀请，请他来重庆进行国共和平谈判。开始，毛心存疑虑，怕遭蒋氏扣留不敢来渝，后经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出面担保，毛始敢成行。所以柳亚子在毛夺得政权后，曾于诗中向毛献媚说，毛来重庆与蒋氏会谈是什么“弥天大勇”，那只能是无行文人的弥天大马屁。没有马歇尔出面担保，借一百个胆与毛泽东他也不敢来重庆，这就是历史事实的真象。

10年前有人爆料说，毛在离开延安赴重庆前夕，胡乔木把一首词送给毛看，毛看后很赞赏，遂将其带在身上。来渝后将此词交给了郭沫若，郭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国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的厅长。曾说他握着蒋委员长的手“心情十分激动”。不过此君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双脚踏着两只船。毛来重庆后，郭又与毛过从甚密，并送给了毛一只当时堪称十分名贵的瑞士表。五十年代中期，毛还将此事兴致勃勃地讲给他的首席保健医生李志绥先生听，足见毛对此事印象之深。

1945年10月，蒋中正委员长在与毛经过谈判，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毛当着中外记者之面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后返回延安。次日，郭沫若便将这首词交付当时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沁园春. 咏雪》。全文如下：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彩；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数年前，一家外国广播电台曾报导说胡乔木到了晚年，对此事仍耿耿于怀。病危时，还向当时中央江核心倾诉此事。当然谁也无能为力。胡乔木当年是毛的秘书班子中的一员，为毛起草诗、文，也属常事。而众所众知，中共的大、小“首长”作报告，写文章，多由秘书“捉刀”代笔后，然后照念，照发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所以胡乔木当年是否是该词的第一创作人，是否毛又作了某些修饰润色，还是就照原稿发表，因现在所有当事人均已作古，恐怕就只有成永远之谜了。

当时，我虽年纪不大，但还清楚记得，我父亲某日带我去赴一宴会。席间我父亲与他几个昔日军政界的老朋友坐在一席。其中有一人名杨洛生，是我父多年的旧交，父亲叫我称他杨叔叔。杨洛生此时担任国民党宪兵第二团团长。国民党政权的宪兵部队是其嫡系中的嫡系，核心中的核心，并有“见官高一级”的说法，有些类似苏联克格勃那种味道。当时全国只有不到十个宪兵团，因此杨虽是团长，却是少将军衔。酒至半酣，我这位杨叔叔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此次老毛来重庆，要是委座用戴笠之计，早把老毛干掉了”。当时国民党的官员，因蒋氏长期任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故称蒋为“委座”。杨团长又说：“戴笠几次晋见委座，痛陈今日除掉毛乃天赐良机，此人不除将来必为心腹大患。戴笠在重庆要干掉老毛，那还不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之事。可惜委座碍于国际关系与马歇尔之面，投鼠忌器，因而坚诀不听。最后一次甚至说得委座发火了，他说，‘一个小小毛泽东算个什么不得了的东西，我蒋某人岂能失大信于天下？谁再敢来劝我杀毛泽东，我先枪毙他！’戴笠无奈，只好叹息而退”。我父亲听了也说：“老头子这步棋可能是没走好，你看老毛回延安后最近发表的那首沁园春咏雪词，觊觎皇权，狂妄至极，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可小看此人，此人是个黄巢、李闯之流，将来祸国者，必此人也！”我父亲在这里说的“老头子”也是指蒋氏。是他们当时一些资格较老的人在私下里对蒋氏的一种戏称。也有点像现在微信群的昵称一样。

当时杨洛生在席间谈的这些，用今天的话来说，完全是绝对的“国家机密”。不过大家觉得同桌之人，都是党内的老同志，自家人，所以杨才敢口无遮拦的畅所欲言。几十年过去了，但至今还记得我那位杨叔叔（他1949年去了台湾），当时既慷慨激昂又不胜惋惜的神态。

那个时代，还没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只有平面纸媒报刊。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当时媒体上对毛这首词的一些议论吧。

首先是著名文人易君左在《三湘词人》上也以一首《沁园春》词对毛进行了驳斥。易君左（1898—-1972）湖南人，原名家钺，后以字行，又字敬斋。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诗，文，书，画俱佳。主要著作有<中国政治史>等。易君左的词原文如下：

国脉如丝,叶落花飞,梗断蓬飘。痛纷纷万象，徒呼负负，茫茫百感，对此滔滔。杀吏黄巢，坑兵白起，几见降魔道愈高。明神胄，支离破碎，葬送妖娆。   黄金难贮阿娇，任冶态妖容学细腰。看大汉孤烟，生擒颉利，美人香草，死剩《离骚》。一念参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更待明朝。

易君左在词的上半阙里，叙述了抗战甫胜利，“国脉如丝”，遍地疮痍的情景。警告了那些一心想成秦皇汉武帝业的黄巢式的“造反”夺权人物，莫用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万的滥杀无辜，来实现自已的个人野心。下半阙更以“一念之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说明不管你口号喊得再好听，装得再像，再会“冶态妖容学细腰”也逃不脱青史“细细雕”的审判。从后来毛泽东打内战使用“人海战术”对付国民党，到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无一不是拿千百万无辜生命来“坑杀”，以便成就其帝业。也终将神州大好河山弄得“支离破碎”，“葬送妖娆”，一切都被诗人易君左不幸言中了。

另一位是署名“老酸丁”的作者，其词全文如下：

万里长征，八载兵侵，一意萍飘。凭延安内外，生灵草草，大江南北，祸水滔滔。袭击国军，坐收渔利，强向尊前共论高。媚晴日，愿红妆素裹，卖弄妖娆。     河山割据多娇，忍驱使健儿又折腰。口笑开白合，略输文彩；数宗忘祖，自诩风骚。混世魔王，侈言“解放”，聚得猢狲著意雕。内乱苦，劝风流党首，解甲今朝。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说蒋氏要下山来摘桃子了。现在大量史料证明（甚至中共自己也承认），国民党的军队，才是在抗日的主战场上。并与日寇拚了个鱼死网破，元气大伤。而毛先生的伟大战略部暑则是“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请参看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老酸丁说毛是“坐收渔利”后,到重庆来向国人“卖弄妖娆”,更对蒋氏“强向尊前共论高”。词的下半阙更叫毛不要再“驱使健儿又折腰”来打内战。而对毛在词里表现的狂妄自大，更痛斥为“数宗忘祖，自诩风骚”。因而劝这位“风流党首，解甲今朝”吧！

第三位作者也未署真名，其词发表于当年的《大公晚报》：

    卅载兵争，千里坟堆，万里血飘。幸长城内外还馀莽莽，大河上下，尚有滔滔。仁者安人，智者化俗，不嗜杀人义最高。试放眼，看弹丸瑞士，绝代妖娆。      将军倚马多娇，念塞上单衣雪满腰，请记取秦皇，金销十二，服膺宋祖，杯解腥骚。一代天骄，原子（能）宇宙（线），何必荒城竞射雕？民苦矣，莫谈谈打打，暮暮朝朝。

这位作者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手法，让老毛看看一个小小的瑞士，也能如此国富民丰，久安长治，说明不倡乱，不嗜杀，方为“义最高”。因此告诫他，民众经过八年抗战，已经够苦了。莫再“谈谈打打”，还是放下屠刀，实现全国和平吧！——当然，这不过是与虎谋皮罢了。

最后这位是当年名嗓一时的《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先生。他针对毛泽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在该文中王先生严肃地指出：“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志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更不肖的如石敬塘、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立汉奸政权，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因此王先生说他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要“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后来毛作苏俄附庸，斯大林的“儿皇帝”， 大肆出卖中国利益向苏联“一边倒”。直到文革时的封建帝王式的专制，不是被王先生一语中的，说了个正着吗？

所以毛泽东当年的这首《沁园春. 咏雪》正好是他的帝王复古梦的“夫子自道”罢了。我父亲说他是个黄巢、李闯之流，虽没错，但应补充一句是，他是个成功了的黄巢。民间人尽皆知“黄巢杀人八百万”，他在当时已是“空前”，但却未能“绝后”，被毛杀死，害死，饿死的中国人是八百万后还要乘以几。他肯定“空前”了，但也“绝后”了。他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又哭又闹地骂道：“一个儿子在朝鲜死了，另一个疯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说得好，现世报应！活该！

面对前辈先贤的义正词严，无耻文人竟扬言无人能将毛的这首歪词批倒，豈非天大笑话！更有幸能看到毛盖棺论定，罪行大白于天下，笔者不禁有点技痒，于是不揣浅陋，也来“涂鸦”几句，作为拙文的结束，敬请编者、读者斧正:

华夏无尧，魔逞凶嚣，大地血飘。叹美丽海裳，惨变“鸡头”，（1）大好山河，黑浪滔滔。扯谎大王，嗜杀魔鬼，欲与秦皇试比高。（2）更每日，善高歌“民主”，卖弄妖娆。    江山如此枯焦，把千万无辜尽斩腰。胜商纣夏桀，荒淫无道，三宫六院，逞“性”狂骚。（3）一代暴君，古洋集成（4），凶暴骄狂玩伎刁。崩驾日，剩声名狼籍，臭遍今朝。

---毛泽东《咏雪》当年曾被民间痛批
作者: 严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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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说是虚构人物还是写实问题。《上海女人》一篇中，杨显惠写道：上海一家医院的主治医师董建义支边到兰州省人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在“大鸣大放”后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夹边沟农场，接着在饥荒来临的1960年11月活活饿死，死后还被人抛尸荒野，臀部的肉被剜走。杨显惠曾说，自己在《夹边沟记事》中所 “描写的故事和细节都来自生活”，不是他个人“杜撰的”。

事实如何呢？饿死在夹边沟的“右派”王景和的妻子和凤鸣晚年在《经历——我的1957年》中写道：“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董坚毅1952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劳动教养。……1960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死。11月上旬的一天，……董坚毅死去，时年35岁。……董坚毅死后7、8天的一个晚上，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来了。……到了埋葬董的地穴，尸体不见了。经过多方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老董的尸体被抛在荒野。……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刘文汉拿出自己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一条军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如果阅读过《上海女人》一定会发现，杨显惠只是将“董坚毅”换成了“董建义”、将“刘文汉”换成了“李文汉”，其他叙述完全都是真人真事。

通过《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等文本提供的细节，辅之以相关历史材料，在这种通常意义的文史互证中，20世纪中期大陆中国的那段凄惨、悲怆的历史真相便一步步地呈现出来。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的“后记”中写道：“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是的，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因为那是真实历史的印证所在。

---杨显惠和他修复还原的“反右”历史


关于批斗大会、搜粮队等暴行。《定西孤儿院纪事》中多有描述，其中《父亲》中记述道：“那次批斗大会我父亲也去参加了，他回来说，会场上架着机关枪，民兵们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大刀。”《独庄子》中记述道：“……会计今早上回来，他娘说你不在家，人家把我的腿打折了。会计说，娘，你不要说了，我在外边也 是这样干的。”《姐姐》中记述道：“他们拿的矛子、斧头、铲子满墙扎，地上打，听音，房子、院子里想到哪儿就挖哪儿，挖了三天三夜。……”这些记述是文学夸张还是事实如此呢？
《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中写有：1960年春甘肃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79人。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和土枪50多支助威。2000年，杨继绳在通渭县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上，有当事人讲述了当年搜粮队对群众采用了各种残酷刑罚：竹坯子插指头、站冰块、雪埋人、打夯、拔胡子、男女脱裤子互相戴在头上、用包谷棒子和先麻（一种毒草）塞阴道、用绳子来回拉阴户等120多种。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在全县大搜查中，打死、逼死1300多人。上述史料可以佐证，杨显惠所述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杨显惠和他修复还原的“反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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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饿死人、人吃人的现象。在《夹边沟记事》中还有《在列车上》《一号病房》《告别夹边沟》等，《定西孤儿院纪事》中《父亲》《独庄子》《炕洞里的娃娃》《黑石头》《姐姐》《顶针》《黑眼睛》等篇章也都有触及。那么，这些人间惨剧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还是被杨显惠用文学的手段夸大了呢？和凤鸣在 回忆录中写道，夹边沟农场原有劳教人员2800多人，没有饿死的只有6、7百人。不少死者的遗体被饥饿难耐的难友吃掉。如果这两则材料还缺乏说服力，其他相关的材料还可以通过赵旭的《风雪夹边沟》、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高尔泰的《寻找家园》等著述中求证。高尔泰在《寻找家园》中写道：（人死了）“拉出去，丢在野地里就是了。兰新铁路远着哩，望都望不见，列车上来来往往的乘客，都闻到一阵一阵的恶臭。”“……甘肃省委批准兰州医学院到夹边沟挖掘完整人骨，做实验和教学用具。那件事本来是严格保密的。但医学院的办货人员事先答应附近的农民按计件工资付酬，后来发现不用挖掘，只在农场大门遗迹前面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捡了一天就够数了。”

当然，更切实可信的是延安老干部、时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在回忆录《悠悠岁月》中给出的数据：临夏市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7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癿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可见，杨显惠所述并非纯文学虚构。

---杨显惠和他修复还原的“反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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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定西孤儿院记事》，感觉就像在读《夹边沟记事》，其语言风格、写作手法如出一辙，纪实性的笔调，冷静客观的白描，但是感情仍然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据说，杨显惠每年都要带上两三万元，走访，收集素材，直到钱花完了才回去。如此吃苦耐劳而又“笨拙”的创作方式，在这个快餐式的写作时代显得另类。 但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惨绝人寰的悲剧才得以再现，才给我们以巨大的震撼，犹如锋利的麦芒，刺痛人们麻木的神经，它在警示人们：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直面历史，而决不是回避和遗忘；如果我们不懂得反思和忏悔，后果将会多么的可怕。

---高潜：因为惨烈 所以震撼
——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定西孤儿院纪事》表现的是受苦人的绝境。“父亲”曾打算出门要饭，可是连这个自由都被剥夺（因为要饭会给社会主义抹黑），只好躺床上等死。最后果然饿死（《父亲》）。一家人饿死三口，家人连抬出去掩埋的力气都没有，只好死人和活人同睡在炕上（《独庄子》）。流浪乞讨的秃宝宝，为了取暖，经常钻别 人家的炕洞，差点让烟熏死（《炕洞里的娃娃》）。另有一家三口在讨饭的路上抢到面粉吃，因不知道节制被活活胀死（《华家岭》）。饥饿的人以草根、榆树皮、谷衣、荞皮为食，郁结不能消化，上一次厕所时需用筷子往出掏，鲜血淋漓。更有甚者，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扣儿娘就将儿子和女儿的肉煮着吃了（《黑石头》）……匪夷所思，骇人听闻,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然而同饥饿相比，更为可怕的是人的恶。为了预防饥荒，“父亲”将两缸苞谷埋在土中。搜粮队拿着铁棍将院子、猪圈、厕所和住房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父亲”经不住搜粮者的批斗、毒打，终于坦白了。队长带人将苞谷挖走了，连缸也抬走（《父亲》）。为了躲避搜粮，“奶奶”将七八斤扁豆放在草窑里，用草埋起来，不放心，放到被窝里、揣到怀里、最后藏到已经饿死却无力掩埋的爷爷的身体底下……最后，仍然无法逃脱搜粮者的“火眼金睛”。搜粮者对将人的腿子打折（《独庄子》）。十七岁的姐姐领着弟弟乞讨，仅仅为了在羊圈的热炕上留宿一晚，免得被冻死，被放羊人夺去了贞操（《姐姐》）。十八岁的哥哥钻进地里捋谷穗吃，叫队长看见了，拿棍子打，打得头像南瓜大，耳朵里往外流脓流血，在炕上躺了十几天后死掉了（《黑石头》）。……栓栓奶奶只因在野外尿尿被王书记撞见，王书记斥责：你胆敢在我脸前尿尿，你不是在党委脸上尿尿吗?你是在往共产党脸上尿尿！你是个反革命分子！随之一阵毒打(《走进孤儿院》)。……恶行已经不胜枚举。

---高潜：因为惨烈 所以震撼
——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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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开头还好着哩，吃大锅饭能吃饱，全村人在一个大院子里吃，一人一个馍，拌汤随便喝，喝几碗都成。到后半年就只能喝拌汤了，不给馍馍了，拌汤也只能喝两碗，不能多喝。

第二年秋里，我二姐三姐就殁了。饿死的。整整一年，食堂就给大家喝拌汤，而且汤越来越清，就剩下清汤了，没有面核核了。还越 来越少，后来干脆变成了麸皮汤，谷衣汤，啥面都没有了。我二姐三姐饿死的时候正是喝麸皮汤的时候。那时间家里不叫冒烟，队长看见谁家烟筒里冒烟，就跑来搜粮，说你家里有粮，搜不出来就批斗，炒豆子。其实各家都搜过多少遍了，几年前存下的陈粮都搜光了。

二姐三姐死后，食堂就关门了，各家撩乱着各家吃去，队里啥都没了。这时我们全家吃谷衣，吃麦衣，我娘和我大姐天天出去找着剥树皮，挖草胡子根根，炒熟了磨成粉，烧汤叫我们喝。后来我大姐也殁了，就剩下我娘、妹子和我。

。。。

我大姐的死，不是在家里。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给我大姐说了个男人，会宁县的，一个放羊的孤老汉，五十几了。孤老汉来我家接我大姐的时候，牵着个驴。当时说好的是给二十斤糜子就接走。我大姐也同意了。可是那天那老汉来接的时候，我大姐不愿走。那老汉老得一塌糊涂，还是个瘸子。我大姐在家里哭，说，娘，我不愿跟他。我娘也哭，但我娘骂她：你不去家里就没这二十斤糜子，你弟弟你妹子就得饿死。我大姐就骑上那个老汉牵来的毛驴走了。可是，第二天早晨，那个老汉跑到我家来了，和我娘吵仗来了，要把二十斤糜子要回去。说是他牵着驴走到华家岭，我大姐跳了崖了。是我娘和我大姐合计好了坑他二十斤糜子的。我娘当然没给他糜子，我娘说他没把牲口牵好，把我大姐绊死了！

我大姐死的那一年十六岁。

——杨显惠《炕洞里的娃娃》


毛统治模式：无法无天，嫁祸于人
中共党内的秀才们以至任何思维正常者，都明白酿成信阳那样的惨剧的真正原因何在，毛泽东本人在内部也承认是“高指标、高征购”所致，但是，实际善后处理的手法，竟又是开展一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将执行中央和省委指示的县、社、队各级干部定为阶级敌人。大面积饿 死人，则是敌人的阶级报复。

二○○六年，北京出版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书中记载有对邓力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访问。张问邓：“毛对信阳事件的反应”。邓那时正陪毛读书，邓说了一句潜台词丰富的话：“这些骇人听闻的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简直令人不可想象，惟一的解释是地主、富农趁机进行阶级报复。”

今天，不妨说，正是信阳事件开辟了一个毛泽东统治的标准模式：无法无天嫁祸于人。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实质上是用莫须有的阶级斗争掩盖决策的非理性、反人性与虚伪，转移统治危机和个人责任。信阳事件的全过程非常强烈和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实质。毛的选择可以有国际背景的因素，但是绝无“实事求是”的社会实证为基础。那是一个一党专制下的暴君的必然命运——把知识份子打光、把曾是中共社会基础的农民打光，最后一场文革把自己的党也打光，直打到自己死掉，这场牺牲数千万人的闹剧才告闭幕。

一九六一年二月，国际红十字会秘书长宣布中国断然拒绝对饥荒的援助，外长陈毅也声称“我们绝不向美国乞讨！”

---从信阳事件看毛统治模式
作者: 金钟


1966年12月下旬，北京先后有两支红卫兵队伍，杀气腾腾奔赴四川成都，不由分说将正在为国家三线建设呕心沥血的彭德怀元帅揪回北京，丢进一所破烂不堪的简易工棚里。从此，彭德怀开始了8年痛苦不堪的被囚禁、被批斗、被审查、被摧残，直至生命之火熄灭的悲惨经历。

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毛泽东暗中授意 江青，派人去揪彭；二是江青力主揪回彭，让中央开会作出决定，毛表示同意。不管何种情况，毛泽东都是把彭德怀揪到北京进行批斗的主谋。然而毛在幕后一言不发，让江青在前台发号施令。这样做可以撇清自己，避免“反复无常，狠毒无情”的嫌疑。将来一旦情况有变，自己可以进退自如，永远保持“伟大正确”的光辉形象。

1966年12月25日，在耶稣诞辰纪念日里，彭德怀被囚禁在破烂不堪、寒风刺骨的简易工棚里，从此失去人身自由。解放军战士只是执行命令，严加看管，而红卫兵小将则是气势汹汹冲进来，让他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他们横眉怒目地呵斥，提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要他老实交代，可又不耐烦听他回答，好似专门给他来个下马威。这些戴着红袖章、穿着绿军衣，模样可爱的学生娃娃，一个个凶神恶煞，骂着“老混蛋”“老反革命”，扬言要“敲碎你的脑袋！”“揍死你！”接着乱翻他的书包，摔坏他的烟斗，拿走他的药物，猛烈地推搡他。彭德怀怒斥他们不讲政策，他们却哈哈笑道：“对你这样的人，就得武斗！”这位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元帅，真正尝到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滋味。

在痛苦悲愤中，他想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啊，你把我派到了四川，刚刚一年，还没有搞出一点名堂，就被红卫兵抓到北京，囚禁起来，受尽屈辱，濒临险境，现在是死是活，全凭你老人家一句话了！于是他毫不犹豫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经考证应为25日凌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1967年1月1日

这封于新年元旦写给毛泽东的信，仅100多字，看似简单朴实，而在特定环境下内涵极为丰富：既汇报了根据毛主席的安排自己去年到现在的经历，又交代了自己现在的危难处境，且透露了抓捕和看管自己的人；既表达了对毛主席的歉意和敬意，又暗示恳求毛泽东解救自己脱离险境的用意。他可能想到去年在颐年堂毛主席当面对他说的话：有什么事情，可以打个电话，写个纸条。所以这次有急难“事情”就不写长信而写纸条式短信了！这可不是一般的汇报工作、交流感情，而是十万火急的求救信！

他总天真地认为，把他抓到北京、丢进监牢的，一定是一群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所为，毛主席一定不知情，毛主席见了这封信一定会发雷霆之怒，喝令红卫兵把自己解救出来。

在2002年出版的由郭晨撰写的长篇巨著《这就是彭德怀》中，则是这样记叙的：

“彭德怀写好信后又读了一遍，然后把信叠好，放在眼镜盒里，中午吃饭时，看到没有造反派在跟前，便悄悄交给小哨兵，请他务必转交上去。信由监护点转出，经层层检查转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怕转交上去就石沉大海，便在中央碰头会上公开宣读了这封信，并在信上批示：‘碰头会上已宣读，即送主席、林彪同志、江青同志（先退席了）传阅。拟退彭德怀专案组存。’毛主席看过信后，批给康生保存，最后是石沉大海……”

总之，可以肯定，这封求救信毛泽东是见到过的。“向您最后一次敬礼”这句凄惨得让人落泪的语言并没有打动他。他不仅没有发出解救彭德怀的指示，反而将此信批给了善于整人、心狠手辣的康生。这就充分说明，毛泽东这一次将彭德怀从四川揪到北京，是要彻底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而且又充分暴露，1965年在中南海所说的“真理也许在你身边”，实在是施放的烟幕弹；“我让你去西南三线是诚心诚意的”，实则是言不由衷的虚情假意。先把他放到四川，让他在四川继续“放毒”，再让红卫兵揪到北京进行无情地批斗，完全是毛泽东精心设计和导演、由别人实施的好戏！

彭德怀一生最痛苦、最凄惨的、最羞辱的悲剧就要开始了！

---红卫兵赴四川揪彭德怀，毛泽东知情吗？
作者: 马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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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事件是研究大饥荒的首选
中共党内外，国内外对大饥荒的研究与记录，无不以信阳事件为首选，因为它具有无可比拟的案例意义。大跃进运动的缘起，河南省对务实派潘复生班子的清算，两次中央会议在郑州召开，河南成为先进的“跃进省”，成为毛乌托邦盲动主义的基地和样板。然后，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 议整肃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高层势力的非常事件，力挽狂澜的最后预警被消音，饥馑神风的大袭击终于挟着高征购、反瞒产的烈焰降临不设防的神州大地，狂轰滥炸、尸横遍野。首当其冲者，就是河南信阳。

信阳顿时变为鬼域。“老百姓饿到了灵魂出窍的地步”，把一切能吃的东西统统吃光，家家死人，路口村边到处是死尸，最后吃尸体、吃活人、吃亲人。成村成户地人死绝。光山县解山公社六百多自然村，死绝人的村子达一百七十五个；八千户人家，死绝一千六百户；三万六千人口，死掉一万三千人。有的生产大队，人口饿死四成。同时因偷食而被干部打死的、关押的不计其数。干部如狼似虎，多吃多占、享受特权，而且严密封锁灾区，控制邮电，不准向外求援告状，不准出外逃荒求生。制造一个王任重承认的“恐怖世界”“黑暗世界”。中央来人调查，称信阳饿死七十万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检讨，称信阳饿死人有一百多万。

其实，当时饥饿的死神已经在中国的许多地区横行肆虐，安徽、甘肃、四川、湖南、广西等许多传统富裕地方已经沦为人间地狱，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像信阳这样，被定为“事件”，那就是因为信阳的遭殃，不仅最早惊动高层，而且颇具代表性。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太阳从这里升起，然后，烧焦了这里的一切。

---从信阳事件看毛统治模式
作者: 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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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的同时，高级干部也开始享受“特供”，干部特权阶层随即形成
中共进城之后，干部的特殊阶层也日渐形成。高级干部享受着紧缺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这方面也照搬了苏联经验，严格按照等级来划 分特殊待遇标准。比如几级可配厨师，几级可配勤务，几级可配警卫，几级可配秘书，几级可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以住房为例，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

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 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

---毛泽东时代没多少腐败？
来源: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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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林彪在1970年4月25日回答毛泽东关于他的接班人问题时，曾转弯抹角地否定了张春桥。他的借口是：“还是要用跟您一块上井冈山的红小鬼”。事实上他手下的军人集团的干将黄、吴、李、邱尽管都是“红小鬼”，但都难以成为第二代接班人。论年纪，黄永胜其实只小了林彪三岁，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已经六十岁 ，和林是同代人。他们中年纪最轻的是吴法宪，也已经五十六岁，大张春桥三岁。种种迹象表明：林彪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他的接班人问题，而他心中的预定的、并开始积极培养的人选是他的儿子林立果。

林立果（1945－1971）是林彪的独子，生于战争年代。文革爆发时，是年仅21岁的北京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学生。为了对他的保护和培养，他被林彪和叶群禁止参加群众性的学生运动，而被送到上海空四军，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参加了文革。一方面，他被当时的空四军军长江腾蛟等人待为“太子”式的上宾，经常和他交流军内“路线斗争”的秘情。这不仅极大地满足了林立果的政治虚荣心，还使他深入了解了权力斗争的内幕。另一方面，他又在军内的专人陪同下，近距离观察了上海的造反运动，“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就有些佩服，认为他们不简单，有头脑，会拉队伍……说不定将来会成大事。”[27]除此以外，林彪还特意让他参与不少有关军队文革问题的重要决策。例如，让他参与处理军队院校学生冲击国防部的事务，参加起草林彪1967年3月20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等等。[28]这些，不仅催发了林立果的政治早熟和早慧，更膨胀了一个年轻的高干子女对高层权力的兴趣和野心。1967年春，在林立果自己的要求下，他被林彪安排参军，到空军工作。仅四个月后，他在空军司令吴法宪的亲自介绍下入党。

从1967到1970年的三年内，在林彪的亲自安排、支持和默许下，林立果迅速地完成了政治上的三级跳，俨然成为“接班人”的当然“接班人”。首先，林彪通过吴法宪选择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中一批有资历、有才华的中青年干部作为辅佐林立果的“调研小组”。这些人包括了后来成为林立果“小舰队”核心成员的王飞、周宇驰、刘沛丰、何汝珍、刘世英等人。由于文革中的一条政治上成名的捷径是如同张春桥、姚文元那样发表理论文章，引起毛和中央的重视，林立果便在这些人的帮助下，由林彪办公室发稿审定，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的显著版面发表了〈正确对待两种不同性质的当权派〉（1967年6月25日）、〈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7年7月22日）等文章。文章发表后林立果声名鹄起、获得一片赞扬。连林彪也对他说：“老虎会写文章了，不错，进步不小。我以前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一个人，会玩这两杆子，就全面了。”其次，在林彪和叶群的授意下，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吴法宪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这军职对林立果来说不仅是连升八级，从一个参军才两年多的新兵成为副师一级的军官。而是给以他一个可以进一步招兵买马、指挥整个空军的重要平台。空军司令吴法宪就多次公开宣称：“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不久，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为落实贯彻这“两个一切”发了正式文件。由此，林立果很快就把他身边的“调研小组”扩展成了一个由他担任“康曼德”（英文指挥官的译音）的“联合舰队”，其中除了一批空军司令部里的中青年军官，还有不少兵团级的军区空军司令员，正军职的空军副参谋长及军政委，如江腾蛟、鲁珉、王维国、陈励耘、胡萍、顾同舟、梁璞等人。因为有了这些兵团和正军级的空军干部的支持，林立果还开始在各地建立类似的秘密军人组织，如“上海小组”、空四军的“教导队”和广州的“战斗小分队”等等。

然而，凭什么来确立没有任何从军资历和战争经验的林立果的“康曼德”的地位呢？在林彪和叶群的直接参与下，一种给他们的儿子套上“超天才”的神圣光环的造神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二级部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做了一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内容分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一定要强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空军作战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和“调查研究和学习主席思想的方法”五个部分。这一报告是“小舰队”的秀才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炮制的，有不少内容更是直接抄自以往空军军事专家战略研究的机密文件，如〈空军在未来及反侵略中的使用问题〉。这样，在极端闭塞的文革中自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于是，吴法宪和王飞、周宇驰、王维国等“小舰队”成员们立刻相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林立果被吹捧为“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智慧超过了年龄，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立果同志的讲用报告是宝书，是路线篇、灯塔篇、方向篇、战斗篇、育人篇，站到了时代的顶峰！立果同志是非凡的天才、超天才，是栋梁之才、全国之才、世界之才；是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他的天才刚刚外露，过去书上有神童、才子、圣人，现在这种人就站在我们前面；林立果是世界领袖，将来世界革命有人领。”这里所指的“讲用报告”，当然是指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二级部以上的领导干部会上所做的那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但是，林立果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又在空军五千余人规模的“三代会”上做报告，继而层层播放录音，出版平装本、精装本、烫金本、袖珍本等多种版本，共714,265册，风头一时紧逼《毛主席语录》。

可能是因为望子成龙之心过于急切，林彪竟然毫无顾忌地直接参与了对林立果的造神运动。平时每天只听秘书讲文件四十分钟的林彪，竟然出乎意外地听完了好几个小时的林立果报告的录音，称赞说：“不仅思想像我，连语言也像我”。1970年6月，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来京，林彪接见了他。王当着林彪的面吹捧林立果是天才。林彪听后哈哈大笑。王走后林彪对林立果说：“我说你是天才嘛。王维国都说你是天才，王维国也不简单。”

有人说恋爱中的女人是最愚蠢的，其实权力场中的男人，愚蠢的程度也绝对不惶多让。林彪和叶群对林立果的种种过分的纵容、直接授权以及参与造神等行为，不仅明显触犯了中国历代皇太子政治中皇权和储君关系的大忌，就中共所谓的“党纪国法”而言，也绝对是大逆不道的。

其实，毛泽东对对于林彪的第二代接班人——林立果一直没有放松过警惕。仅就今天陆续公开披露的一些史料来看，便可以证明毛对他是一直进行了监视的。例如，林立果在空军做“讲用报告”后不久，上海张春桥的手下就向中央秘密地提供了报告的文本。毛泽东还一直通过他在空军司令部的眼线，掌握林立果极其“小舰队”的动向。（丁抒：〈毛泽东和他的女译电员〉）再如，林立果报告后不久，毛泽东办公室就通知了吴法宪，阻止了林立果“讲用报告”在军内的进一步运作和出版。

笔者曾经就此事采访过一位当年被打成林立果“小舰队”外围成员的空军干部，他评论说：“毛泽东其实并不怕林彪，因为林的健康情况不可能接班。毛担心的其实是林立果。为了防止林立果接班他也是一定要搞掉林彪的”。这一说法还是颇有见地的。儿子害了老子，林立果的“超天才”少帅梦无疑是触发毛泽东下决心罢黜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和林彪的“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
作者: 宋永毅


文革中张春桥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直保持了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形势不乱，使上海在文革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据支柱地位。此外，在张春桥的领导下，上海还向全国提供了如“赤脚医生”、“七·二一大学”等种种“斗批改”的具体经验，使上海成为毛的文革理想的非常重要的试 验田，这些都深得圣心。
为之，毛泽东在周恩来向他反映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时非但不予理睬，相反把举报此事的康生骂成“极左”。同时，他还有意当着周的面称赞张春桥“有才干”。除了同意张担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还亲自提议他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其实，随着今天张春桥档案材料的陆续公布，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一目了然的史实：张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捕过，如何去充当“叛徒”呢？可见这一说法完全出自中共高层的派系权斗的黑幕，即一种出于攫取最高权力的需要而进行的蓄意捏造。但因为这被中共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派系首领在毛面前一再提及，却给毛造成了张春桥如果成为接班人无法平衡党内各派系的压力，以至他临终之时放弃了张作为接班人。但据晚年一直在毛身边的侄儿毛远新回忆：“对于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在1976年“四五事件”后毛泽东下决心再一次打倒了邓小平，首先想到的也是让张春桥当接班人。后因为考虑到张“不孚众望”，才最后选了华国锋。但是毛仍然让毛远新给张春桥传话，“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换句话说，在毛看来，张春桥仍然有在将来当第一把手的潜质和希望。

---毛泽东和林彪的“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2/5)
作者: 宋永毅


“文革”运动初期的“武斗源”在北京
1966年6月18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即发生游斗、殴打六十多名教员和干部的武斗事件，北大工作组曾出面制止。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便三次在北大召开全校万人大会，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结果，当着江青等人及上万北大师生 的面，北大红卫兵将斗争对象揪上台，演示了挂黑牌、戴高帽、拳打脚踢、用铜头皮带抽打等。就此，武斗不但合法化了，而且迅速地向北京和全国普及。

针对社会上越演越烈的武斗情况，8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谁知在听取了各方的汇报发言后，毛在泽东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毛泽东传1949～1976》的作者逄先知、金冲及评论说：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此后，北京的暴力进一步升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红卫兵从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如火如荼的现场，来到上海相对冷清、和缓和克制的现场，必定要移植北京的武斗来打开局面，来显扬和证实一切。这里仅谈两点原因。

    首先，是“教育缺失”。诚然，十七年在数理教育方面确有成效，但在政治教育方面，它既没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良知、慈爱、宽厚、温良、中庸、和谐等义理，给青少年以道德的熏陶；又没有宣扬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博爱、人权、慈善等精神，给青少年以文化的启蒙。尤其临近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年，整个教育的主题不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诉苦把冤伸”的阶级教育；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结果，青少年们的思想、情感被一种仇恨的意绪所浸沉；意志、欲念被一种战斗的渴望所振刷，以至当“文革”爆发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的塑造自然衍变成武斗的行动了。

    其次，是“非常时代”与“精神世界”。“文革”标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实际上是破除法律、道德、纪律和规则的正常管束，放纵了批判和斗争的自由。然而，当这种批判和斗争披挂着革命的旗幡，成为阶级斗争的展开时，实际上也就放纵了暴力。由此，“文革”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构造了一个“非常时代”。作为这个“非常时代”的前驱者，红卫兵不仅满怀着战斗的冲动，更
在“精神世界”里搭建了攀援理想之国的梯架。这个理想之国就是“彻底铲除帝修反”，“创立一个毛泽东主义光辉灿烂的红色新世界”，在红卫兵的“精神世界”里，充斥着为理想所蛊惑的激情。然而，这种理想是要通过革命造反来达到的，是要通过武斗来表现的，这便是一条充满刺激和疯狂的理想之路，以至这种理想并不旷远，而很狭窄；并不宽厚，而很尖利；并不和谐，而很激荡。正是这种虚幻的情怀和僭妄的情绪的混合，红卫兵的群体人格在“非常时代”中背离了求学期的生态（学生身份），完成了向战士身份的突变。应该承认，１９６６年时的红卫兵武斗
是少有功利的（１９６７以后的两派武斗则与权利和利益相关联），如果说仅此一点在红卫兵的“精神世界”里还沾染了理想的色彩，那么它的主义之上的执迷，它的现场之中的暴戾，它的天理之下的忤逆，恰恰是正常人格发生解体的确证。因之，红卫兵在“非常时代”崇尚武斗就不是偶然了。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武斗
          金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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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名字写入党章墨迹未干之际，就向林彪推荐张春桥作为林的“接班人”。据多种文献记载，九大期间毛泽东提名张春桥当大会秘书长，还就第二代接班人问题和林彪谈过话。在谈到“你年纪大了谁来接班”时，毛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因为当时的林彪接班人地位还处于炙手可热之际，他们的谈 话并没有深化。

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和林彪在苏州见面。这一次毛已经比较正式地向林彪提出由张春桥当林的接班人。据秘书回忆，叶群的记录如下：
毛主席问林彪：“周总理年龄大了，对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
林彪没有说话。
毛主席又问：“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还是没有说话。
毛主席再问：“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
林彪说：“还是要用跟您一块上井冈山的红小鬼。”

关于用“红小鬼”的话，我印象深刻。叶群也对我们说过，林彪给毛主席说“还是要靠红小鬼”。叶群还说：“要筹备四届人大了，主席情绪很好。”（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

毛林的上述对话至少透露以下的重要信息：1）毛深知林彪的健康情况极差，很可能熬不到接他班之日。他把林彪写入党章其实是一种过渡性的权宜之计；2）这一过渡的对象是张春桥；3）毛希望林能同意他指定的隔代接班人，并马上开始转移权力。显然，毛林之间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一分歧导致了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最终分道扬镳。

毛泽东隔代指定张春桥为“接班人”的“接班人”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最近出版的《张春桥家书》中，张的长女张维维这样论及毛张关系：

我的感觉是，毛主席应该是把我爸爸当成一个知音的，毛觉得有他在身边，也是很欣慰的。在江阴的时候，爸爸跟我谈起过，毛主席曾经多次跟他个别谈话，了解他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跟他谈起过很多“七大”以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包括红军时期，毛怎么被夺权、开除党籍，三次反围剿怎么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围剿时怎么靠边站。这些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演过。而那时，我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不知道的。……他还告诉过我，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帮帮江青，帮他就是帮我。”

---毛泽东和林彪的“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
作者: 宋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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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与江青的关系
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是文革中最不可理喻，也是最荒唐的。本来，江青与周是不可比的，因为周比江高出得太多。但是，由于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让江青当上了冲锋陷阵的“旗手”，让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让江青成为了毛的代言人，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江青就变 成了周的“上级”。更加上江青的野心，和她的霸道骄横、狐假虎威，江青常常把自己摆在仅次于毛泽东、林彪的第三位的位置。也由于周自己性格上的特点，周在很多情况下，完全变成了江青的下级，甚至臣民，甚至奴仆。1968年3月23日晚的大会上，周恩来甚至喊出“江青万岁”的口号。毫无疑问，这是江青得到的最高级吹捧。

黄永胜对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有自己的独到的看法----“黄永胜的儿子问黄永胜：‘你对周总理怎么评价？’”‘搞外交他是一把好手。搞内政嘛……八级泥瓦匠。’他做了一个在墙上抹泥的动作。“他应该很有能力的呀！”

“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有重要议题要研究，还没有开始，江青就闹，说：总理，你要帮我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要出大事情！周恩来问：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江青说我房间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我就不能去见主席，怕传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闹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这怎么办？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你对我没有革命感情，阶级敌人恨不得我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会也不开了，带着我们几个到江青那里去，对着江青那个马桶，用手这样托着下巴，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也想不出办法来。想来想去，最后说，江青同志，这样好不好，我们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把这个马桶的垫圈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就可以临时解决了。江青一看也确实没别的办法，就同意了。周恩来又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它。”（《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页539-540）

周恩来的上述表现，给黄永胜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我们读完这段文字，也是悲愤难平！堂堂中共权力最顶峰的人物、一国总理周恩来已经沦为江青的管家甚至奴婢！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周恩来凭借着他的威望和地位，居然将一个中央政治局拖着跑，让政治局也变成和他一样的奴婢。被周恩来拖着的还不是个别的、某一位政治局委员，而是政治局的正式会议！这成什么体统！周恩来把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变成了对江青“逆来顺受”的“小媳妇”！

吴法宪也回忆道：“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我们来到江青的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页732－733）还有周恩来为江青试水杯的水温热不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江青如此放肆，如此疯狂，如此嚣张，一方面得自于毛泽东的娇宠和纵容，一方面也得自于周恩来的恭顺、驯服和奴性。

如果没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书，善良的人们就是有天大的想像力，也想不出中共最高级的领导核心会是这么不成样子！周恩来想要黄吴李邱学着他的样子对待江青，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几员武将不吃江青那一套，一是因为江青的那一套都是胡作非为，胡搅蛮缠，无法无天，而且也不顾起码的礼仪；二是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只是江青，和毛泽东是两回事。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对于周恩来的“中央政治”没有入门，他们盲目迷信毛泽东，盲目听信汪东兴的鬼话，以为江青的行为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所为，所以，他们这样做，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然而，他们错了吗？

何谓政治？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政治基本上是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现在，中国的政治被周恩来浓缩概括为这么一句话，浓缩到处理好与毛、林、江青三个人的关系。周恩来不认为“中央政治”应当是一种完备的制度，一种先进的体制，一种严密的规则，一种人人都要承担的义务和具有的权利，却认为只是几个人的关系。这实是中共的一个大悲剧。

---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三把钥匙
     陈　昭


周与林彪的关系
周与林彪的关系只发生了一次转折，就是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几十年，周一直是林的上级，自此以后，林变成了周的上级。但是，这个关系非常好处。林虽然地位高出了周，但林始终对周毕恭毕敬，把周视为师长，并且要求黄吴李邱好好服从周的领导，帮助周分担和解决困难。李作鹏 、邱会作、吴法宪的回忆录中有许多有关的叙述，读来催人泪下。
文革以来，周恩来只有在林彪面前，才有人的尊严，能够得到亲情和温暖。因此，周恩来深情地对邱会作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83）周与林彪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
但是，不能不指出，在最后，周恩来看清了毛的意图后，完全站到了毛的一边，参与毛对林的最后围剿，致使林彪葬身异国荒沙，至今尸骨不存，令人扼腕痛惜到极点，令人心寒到极点。这恐怕也是周在得知林彪死讯后嚎啕大哭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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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昭


周恩来的“中央政治”
邱会作说：“九大以后，黄、吴、李、邱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和我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属于‘中央政治’范围里的问题。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会作回忆录》， 页680）

在这里，周恩来创造了一个特殊词汇----中央政治，并且对它进行了阐释：所谓“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与毛泽东的关系，与林彪的关系，与江青的关系。注意，这个话，周恩来向黄吴李邱“讲了几次”，可见周恩来十分看重。我想，周是把这些看做自己在“高处不胜寒”之地的心血结晶，看做自己为官的秘诀，因此传授给自己的下属和晚辈黄吴李邱。周也确实依靠这一秘诀，得以在变幻莫测、腥风血雨的中共党内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周对黄吴李邱苦口婆心，不厌其烦，讲了一次又一次，一定要他们领会。

邱会作刚刚听到周恩来这句话的感受是很不理解：“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起先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还是不够深，等到‘913’被打倒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得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好处。”

“我们对江青的蔑视，总理看得很清楚，他内心是支持我们的，但他也非常清楚，这样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这个说法来教育我们。总理的诚心诚意和大局观念，使我们也大有领悟。一、对江青的态度不是对她个人如何如何，而是和主席连在一起。二、主席不是很反对江青，我们没看清，受汪东兴误导很大。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没有城府。”

“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及会后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对中央政治越来越懂得多了一些，但是发生了‘913’事件，懂也没有用了。”（《邱会作回忆录》，页681）

从邱的上述话语可以看出，正像邱自己说的“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是幼稚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81）直到“913”事件以后，经过二三十年的炼狱，邱会作终于渐渐悟出了周恩来有别于他人的政治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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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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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的棋局布局上，必需将刘和彭分隔开，也就是吸取苏共的经验教训，让中国的赫鲁晓夫身旁没有中国的朱可夫做帮手。尽管我们现在知道，刘彭之间没有丝毫关系。而且他们两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对毛动手。但对毛这样一个独裁者来说，权力本身就是危险，所以要防患于未然。

1965年9月23日，毛突然亲自给彭 打电话，要约彭见面谈话，这是极反常的，因为几年来彭给毛写过好几次信，毛完全不予理睬。而今天他约彭来，同时又约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三位他已决定要打倒的人。今天他要来演一出戏，他们是观众。据彭德怀本人的记载，那天毛说了一些格外中听的话。这些话我们拿来和他在庐山讲的那些骂娘的话完全不像是一个人说的。比如什么“想到要见你，高兴得睡不着”，“真理有可能在你一边”，并把彭的功绩回忆了一遍，说不能因庐山会议就把这些全忘了，让彭德怀这个老实人高兴得不得了。言谈话语中毛仿佛不经意地提出要备战，建设大后方，你就去西南吧。甚至说，“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彭当然一口应承下来，要去大西南为党和国家工作。最后，毛请彭吃饭，还给他敬酒，当刘少奇、彭真、邓小平过来时，毛立即宣布：“我们两人谈了多时，谈得很投机，德怀同志同意去西南三线”。刘少奇还忙着祝贺：“老彭听到了吧，主席没忘了你啊”。和这些人比，毛的心机要深密不知多少。就这样，彭去了西南。等毛下手打倒刘少奇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时，不会有中国的朱可夫出来帮忙了，毛可以放心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但毛疑心既起，便一定会有招数预防。

可是，你要知道毛在他们身后正在下什么棋呢。这次谈话一个多月后，上海文汇报就登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文章是毛精心准备的一块问路石，在65年初，毛就安排江青去上海悄悄准备了。他已经准备好借批吴晗的戏，点出“罢官”问题，彭德怀实际上是毛准备好的文革祭旗的猎物。中南海的一出温情戏一石两鸟，既让彭德怀离京，去掉了他假想的心腹之患，又把刘少奇和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拴在了一条线上。彭德怀到了四川，读到人民日报上转载的这篇文章，悲愤地说：“早知道我的事没完，这无非就是再一次把我搞臭”。但他万万想不到，毛是要让彭死在“革命小将之手”。66年12月13日，毛宴请彭一年二个月后，江青对北京地院的造反派头子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不把彭德怀揪出来，让他在大山里养神”。她又看了在场的林彪一眼说：“彭去西南前，刘少奇对他说，如果林彪身体不好，还是由你来当国防部长”。刘少奇一定没说过这话，这话只能是毛把他的担心告诉了他最亲爱的人。江青这番话，证实了毛为了战胜他的假想敌，演了一出戏。

---毛准备动手发动文革之前的一场表演
——让彭德怀出北京
作者: 赵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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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说：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邱会作说：“当得到我驻外蒙使馆关于林彪等人全部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报告，毛主席要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邱会作回忆录》，页786）汪东兴向大家说：“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还与我们碰了杯。并且说了‘感谢林彪帮了 一个大忙。’”（页798）汪东兴说，毛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很高兴地喝了酒，“为林彪的死干杯！”（页788）毛不仅自己高兴，还把自己的高兴传达给政治局的委员们，他要让大家都知道他高兴，让大家和他一起高兴。这就是毛泽东对林彪死亡的第一反应。

和毛泽东同样高兴的是“四人帮”及其一伙，还有汪东兴，他们“手舞足蹈、兴高采烈”。有一天政治局开会后，张春桥特地买了瓶茅台酒与政治局成员碰杯，表示热烈庆贺。这种“高兴”，是远离人性的，但是，却符合“毛性”，是典型的“毛性”。面对林彪死亡，高兴的是极少数。

“叶剑英看到他们（指”四人帮“）的这种表演说：‘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姚文元红着脸叫：‘难道这不是好事吗？’叶帅严肃地提高嗓音说：‘是好事，也是丑事。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叛国逃跑，在国内、国外将产生什么影响？’这几句落地有声的话，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低头不语。”（《李作鹏回忆录》，页511）

“叶剑英管军队的第二天就召开军队高级干部会议。毫无思想准备的元帅们突然听到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摔死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会场顿时陷入死一般沉寂之中。”（《周恩来得知林彪摔死后真实反应》）

黄永胜则扯肝裂肺地吼叫：“他妈的！跑什么跑？！”（《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页563）

同情与悲悯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也是人道与人性的具体表现。对以上的这些态度简单地加以分析，很容易发现，凡是与毛泽东靠得近的，是高兴，干杯。显然，这离开正常的人性实在太远了。与毛泽东离得远的，态度则大不相同，或大惊，或大骂，或彷徨，或不知所措，这是人之常情。

按照常人的感情，常人的道理，作为毛泽东，胜过自己亲兄弟的“亲密战友”死了，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死了，自己亲手缔造的党和军队的第二号人物死了，而且死得那样突然，那样惨，一家人几乎死光，作为掌门人，作为“一家之主”，能高兴得起来吗？

笔者试着揣测毛泽东高兴的原因有四：

其一，林彪死了，确确实实死了；其二，林彪一家的主要成员一起死了；其三，林彪死在了中国领土以外的地方；其四，自己精心设计的圈套完满地实现了。

首先看一：文革是毛泽东的终生大业，可是林彪在文革中一直与毛唱反调，表面上跟着毛画圈圈，骨子里极力反对。特别是林彪纠合军委办事组和军队的将帅们，把军队看得紧紧的。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三支两军”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支错了，和毛泽东、江青全力支持的造反派唱对台戏，林彪还居然敢公开向江青叫板。最让毛胆战心惊的是在庐山上，瘦弱的林彪振臂一呼，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几乎全部带到了反对毛、反对文革的路上去。这岂不是要了毛的老命？这样的人，必须尽快除掉，多活一天、一小时、一分钟都会使毛坐卧不安，使毛贯彻文革路线，和安排继承人的计划根本无法进行。林彪实在是毛的心腹大患。

再说，文革中，毛有时以势压人，混不讲理；有时谎话连篇，瞒天过海；有时栽赃陷害，恶意中伤；有时发狠发飙，不计后果；有时兴之所至，信口雌黄……搞得天怒人怨，毛和江青根本无法向民众和历史交代。现在正好有了林彪这个替罪羊，毛可以把文革中的一切错事、坏事，一切卑劣手段，把群众的一切怨恨，统统让林彪承担，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他永远不会说话了，省却了多少麻烦。所以，毛是真心地“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毛泽东能不高兴吗？

再看二：林彪和他的老婆、他的儿子一起死掉了，几乎满门死光，免除了后患，特别是林立果，他死了最好。遗憾的是，林豆豆没有听命令，不和他们一起上飞机。不过，这已经是毛想看到的最好的结局了----毛能不高兴吗？

第三，纵观中共历史上的所谓“路线斗争”，毛要打倒一个人，一定要给他戴上“野心家”、“阴谋家”、“反党集团”之类的帽子。但是，制造这些帽子可不是件轻松的事，要罗织罪名，编造理由，每次都漏洞百出，毛只能靠权势压服。毛整人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给政敌戴一顶“叛徒”帽子，只有这顶帽子才最省事，更可以把对方一棍子打死。可是，若是按照“刘少奇式”，需要查档案，找证人，编材料，连懵带骗，劳神费力，还破绽百出。现在，创造了这个崭新的形式----“林彪式”，他死在了中国领土之外这么一个绝妙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叛徒”帽子扣到他头上，还可以加一顶“卖国贼”，什么理由也不需要编了。他要是死在国内，就无论如何戴不上“叛徒”帽子，那就很难打倒他。而且，对林彪也只能用这种办法，因为他没有任何把柄在毛手里，他清心寡欲，对权力没有丝毫兴趣。特别被动的是，刚刚两年前，是毛泽东提名把他写上了党章，成为了毛的什么“接班人”。不用“叛徒”这个“杀手锏”，把他除掉实在是不可能的。----毛能不高兴吗？

最后看四（这也是一个推测，一个更大胆的推测，但是却是必须有的推测）：毛非常清楚地知道，要想除掉林彪，最大的难处是没有理由，可是又必须把他除掉。毛绞尽脑汁，运用诸多计谋，如“瞒天过海”、“打草惊蛇”、“引蛇出洞”、“欲擒故纵”、“借刀杀人”等等，最后，请君入瓮。把林彪一家诱出北戴河，诱使他上飞机，然后，让飞行员强行起飞，这时，毛的计谋就成功了一半。完全可能的情况是毛还给飞行员下了死命令：必须飞到中国国境以外。周恩来、汪东兴还向毛请示要不要打掉他，周、汪简直煳涂透顶！为了双保险，毛又很可能派人在飞机上做了手脚，绝对保证飞机只要上天就永远不可能活着下来。现在，毛的计谋完满实现，林彪一家被烧成了灰，抛尸外蒙古的黄沙之上。飞行员也一起命赴黄泉，所有的秘密也都付之一炬。人人都知道，毛一生奉行的哲学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中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都不过是陪衬，真正使毛“其乐无穷”的，是与人奋斗。这才是毛泽东的哲学的真谛。今天，毛与林彪奋斗，把一个被誉为“常胜将军”的对手打得死无葬身之地，毛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怎么能不特别高兴？

邱会作将军说：“‘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汪东兴没有感觉到它的份量，政治局的人也不一定都感觉到了，但是我感觉到这句话的份量特别重。发生‘913’，让我很震惊，但毛主席的话让我感到更震惊。这是毛主席的话呀，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不能这么说呀。我的理解是：毛主席对‘913’处理的想法变了，原来他想在事情的判定和处理上等等再看，要把事件查清楚了再说。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他想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页628）

邱会作认为：“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也就是对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处理了。从17日开始什么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轰炸机、高射炮、火箭筒等都逐渐出来了。林彪是顽凶，是‘现行反革命’的头目了，不知有多少人要做殉葬品了。

“林彪确实帮了主席一个很大的忙！接着‘二月逆流’，‘贺龙问题’，‘杨余傅问题’，等等等等，都由林彪担当了。”（《邱会作回忆录》，页786－787）

邱会作将军的判断没有错，林彪死后的历史确实如邱会作预料的一幕一幕的上演，剧目比邱会作想像的还要多得多。最后，竟然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全部推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身上。

---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三把钥匙
                       陈　昭


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三把钥匙
 笔者诵读《邱会作回忆录》，有三句话跳入眼帘，无论如何挥之不去，令笔者冷汗阵阵，毛骨悚然：
第一句话——毛泽东在得知林彪摔死后说：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第二句话——周恩来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第三句话——毛泽东说：邓 （小平）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
笔者认为，这三句话极为重要。打开文革史、中共党史的迷宫需要一大串各种各样的钥匙，而这三句话应当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三把。
---陈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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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毛)要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
邓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一百三十名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只好放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
周 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死了再说。但是邓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让步。邓看到的是毛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时下手，以“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太不得人心，毛希望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

四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

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

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

在叶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胡子”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

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

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〇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

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覆：“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样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

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
来源: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 张戎/乔·哈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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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 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

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

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

眼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

---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
来源: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 张戎/乔·哈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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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是这样没（死亡）的：1959年春天公社食堂就没粮了，就天天喝糊糊，到夏季，食堂干脆就喝清汤。你可能觉得奇怪，夏季小麦下来了，怎么没粮吃了？都叫大队拉走交到公社去了，说是交征购呢。征购没交够，搜粮队搜社员家的陈粮。结果把农民家里藏下的一点陈粮搜走了，社员们就剥榆树皮充饥，挖草 胡子，吃骆驼蓬。我母亲有一天在麦场干活，实在饿得受不了啦，看见麦场边上有一种灰色茎蔓叶片像鸡毛一样排列的草，拔下来嚼着吃了，下午叫人扶回家来了。她的肚子痛。知道是中毒了，她自己洗胃，把一块胰子嚼着吃下去了，还喝了水，恶心，呕吐，然后躺在炕上。到了半夜里，母亲不行了，要着喝了些水，又把我和两个妹妹叫到炕前，摸着我们的手断气了。母亲想说话的，但光是张嘴，舌头硬了，没说出话来。
——摘自《定西孤儿院纪事》


最后的日子
仇恨、失意、自怜，笼罩着毛泽东最后的日子。这些早就在他的性格里躁动的情绪，在生命临近终结时，由毛赋以特殊的表现方式。他喜欢六世纪庾信的《枯树赋》，为一度繁盛的大树枯萎凋零感怀伤情。按诗人的原意，大树所以没落，是因为在移植中伤了根本，作者借此感慨自己飘零异地的身世。但一 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毛对注释诗文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大树的遭遇“不是移植问题”，“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以树喻人，毛当然想的是自己。几天前，邓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刚逼着他屈辱地当众认错，说“我犯了错误”，取消了针对他们的政治运动。用江青的话来说，邓等人是在“欺负主席”。

而毛在一九七六年七月还不得不放邓回家。就在这时，他让秘书把《枯树赋》给他读了两次，然后自己开始背诵，用微弱、吃力不清的声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伤感之情：“……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毛一生中所读、所听的最后一首诗词。

在大限将临的岁月里，毛痛恨的不只是邓，周恩来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写过九篇痛骂周恩来等人的文章，语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发表它们。一九七四年六月，毛不得不让周做了第一次手术。他由于自己病重而不敢把周逼狠了，唯一泄愤的方法是重读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个月，又让人把这些心爱之作读给他听，回味宣泄的快感。

毛在“九篇文章”中对当时的盟友刘少奇曾称赞有加。重读时毛把对刘的赞词从文章中全部划掉。

毛几乎所有从前的同事都已魂归西天，多数的死同他有关。然而，这些死对他都有些“美中不足”。王明死在他鞭长莫及的苏联。刘少奇、彭德怀死了，毛不敢公诸于世。周恩来的死激起天安门广场大示威。林彪逃出了国境，差点就安然无恙，而且留下一道摆脱不了的暗杀他的阴影。邓小平呢，还活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九月八日，毛从昏睡中醒来，喉咙一阵咯咯咯响，他想说什么话。在毛身边十七年的理发师兼服务员周福明把一支笔塞进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发师举起的纸上艰难地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喘息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木板床上点了三点。理发师猜到了毛要什么，原来是毛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从来没见过三木，对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此时对三木的挂念，缘于自民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要把三木赶下台。

关于三木的材料拿来了，毛的女友兼护士孟锦云用手托着给毛看。毛看了几分钟，昏迷过去了。这份关于又一个政府首脑将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后的读物。

不久，毛声音微弱地对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这是毛说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他再也没从昏迷中醒过来。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死了。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着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

------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
来源: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 张戎/乔·哈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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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斯诺与毛的最后对话
1． 斯诺：你对个人崇拜是怎样看的？
 主席：总要有个人崇拜嘛！你斯诺如果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想要有很多读者，这就是个人崇拜。

2． 斯诺：主席，你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是怎样的？
主席：斯诺，你相信不相信有上帝？
斯诺：没有上帝的。
主席：对，是没有上帝的，但是没有这个上帝，人们要创造另外一个上帝，主要使人们精神上有一个寄托。

3． 斯诺：你什么时候决定要打倒刘少奇？
主席：1958年他做国家主席时就决定要搞掉他。
斯诺：那不是你推荐他当国家主席的吗？
主席：是，但是因为一山不能藏二虎。
斯诺：他知不知道你要搞他？
主席：他这个人很老实，一点也不知。
斯诺：他什么时候才知道？
主席：8届7中全会后他从排第2名到排第7名才知道，但这个时候他已无能为力了，因为他身边的人都给我搞掉了。

4． 斯诺：彭德怀这个人怎么样？
主席：彭德怀这个人其实不错，很老实，打仗很勇敢。
斯诺：那你为什么还要搞掉他？
主席：十几年前他骂我娘，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5． 斯诺：你有没有想过搞周恩来？
主席：他这个人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并且对我没有威胁，如果搞他，弄得不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主席：你可以到中国各地走走，看看，但不要相信下面的介绍，他们不会跟你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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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下：作者冯客是地道的荷兰人，一个历史学者。他不是反贼。


朱德秘书陈友群的发言
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就有个人英雄主义、唯我独尊的思想，后来逐步发展为领袖欲，要当党的领袖，国家的领袖。国际的领袖，晚年支配他的是帝王思想。
他青年时候的个人英雄主义，在肖三同志回忆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以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等诗句已经流露出来。
到井岗山后，就唯我独尊。起初，朱毛之间是相安的，打仗主要靠朱。二九年夏到闽西以后，就有争论。当时派来的中央特派员刘安恭，讲话按本本，有单纯军事观点。下面的军官多数愿与朱总接近，朱总有一根扁担，常和战士们一起挑东西，士兵中议论说："朱德挑米上山坳，毛泽东在后方打炮。（按：指搞女人）"这说明朱总和士兵的关系好，得人心。毛主席则不同，他爱骂人。

付柏翠（当时红四军第四纵队的司令员）在回忆中说："一九二九年五月下旬，在连城的庙前，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因副官分给杨至诚分给毛主席的房子不太亮堂，毛把杨骂得好历害。"当时陈毅同志也说："毛主席脾气不好，会骂人，我都怕他。"由于朱总在士兵中威信比毛主席高，毛主席有嫉妒心，这是他们之间"不和"的原因之一。其次，还同林彪的挑拨有关。林彪在二九年春向闽西进军中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攻击朱总接近官兵是拉拢下层；把朱总在向官兵讲话时说到将来还会拿下大城市、解放全中国的鼓励话说成是讲大话；把朱总在战斗中机智勇敢说成是个人英雄主义；把朱总在讲话讲到高兴处爱提一提裤子以及平时穿着破旧说成是流氓游击习气。毛主席接信后不向朱总及常委内部征求意见，即将此信印发大家讨论，并在同朱的争论中以此批评朱。朱不同意，说：大家说我大炮，我是鼓励士兵；大家说我是拉拢下层，我是接近下层；我讲话高兴时爱提一提裤，这是平民化。朱也批评毛有家长制，爱训人。毛不同意，说"这叫书记制。我这叫慎密计划，严厉督促。"一路上互相有争论。六月八日在白沙，毛主席写了《在前委会议上提出的书面意见》，认为当前主要矛盾是前委和同军委的矛盾（军委书记是陈毅、军长是朱总，毛是政委和前委书记），要求调动工作，离开部队。这时林彪写信支持毛，毛在六月十四日给林的回信中说：他在收到林的信后得到了很大的鼓励。

一、二、三次反围剿朱毛共同策划，指挥以朱为主。第四次反围剿毛已离开部队，由周、朱直接指挥。这次胜利比前三次都大，后来在谈到胜利原因时说是毛的军事思想的影响，未提周、朱功绩，这是很不公正的。第五次反围剿时，指挥大权在李德手中，总司令有不同意见，常摇头，李德就拍桌子，强用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作战命令，指挥部队。

毛的军事著作，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到《十大军事原则》，凝结了老一辈革命家朱、周、彭、刘、邓等的智慧和经验，不是一个人独创出来的。

五零年四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在后面加了一个"毛主席万岁！"

晚年搞封建世袭，亲小人，远君子，有着浓厚的帝王思想。生活上也很糟糕，实际上是过着帝王生活。汪东兴之流就投其所好。

总之，他从个人英雄主义，唯我独尊，领袖欲发展到要当世界领袖、封建帝王。他性格上狭隘、多疑，嫉妒心很强，后来发展到骄横、残暴，据一个同志说，周总理逝世时，他在自己的住处看身边的人放鞭炮，真是令人感到惊讶。

谈这些是痛心的。目的是要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吸取有益的教训。

---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简报
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联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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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拴拴进幼儿园的第一天，他就看见每天有几个大孩子把死娃娃抱出去。那拴拴到了不惑之年的时候，对人说起幼儿园，也总是说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娃娃们进了幼儿园之后差不多都拉起痢疾来，有的人头上还长疮，流脓。他说，所有的娃娃都爱打嗝儿，喷出一股特别熏人的气味。他后来思想，是不是吃草吃野 菜惯了，人的肠胃已经习惯吃草和消化草了，而进了幼儿园吃上些面，肠子和胃倒不接受了！肠壁挂不住面食了！他说，外边的人说幼儿园的娃娃们死得多是因为吃多了面粉胀死的。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那时候吃粮的标准是半斤，根本吃不饱，饿得没法时还跑出去在粮管所院子里，拣各生产队驮救济粮的人们撒在地上的粮食颗颗，有时趁管理人员不注意，在装粮的麻袋里抓上一把。

娃娃们死得太多了，有时候一早晨要抱出去五六个。那几个抱死娃娃的大孩子一天要加一碗汤，不加汤他们不愿抱。

——摘自《定西孤儿院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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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短视的，但也是无奈的，也没有什么选择可以让他们逃过此劫。


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 ，他只能活两年。

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

周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诉江青是自找麻烦。两年前毛休克，她骂医护人员是“特务”、“反革命”。周恩来找她讨论毛的病情，她反说周要逼毛交权。可是，这次不告诉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瞒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有一个外来的医生说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马上就被送了回去。对病状的解释是上了年纪之类的话，毛半信半疑。为了保证把毛蒙在鼓里，真实病情对他贴身的工作人员一律封锁。

知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肓，邓—周—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十二月，周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周、叶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肌肉萎缩器官失调的结果，毛说出的话越来越不清楚，饭菜也不断掉进肺里，他不断地呛着，肺部不断地感染。毛只能侧躺在床上由人喂饭。

在这样的状况下，毛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于邓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
来源: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 张戎/乔·哈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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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里，他在恶梦中大声喊叫，把全楼都惊醒了，以为出了什么事。痛苦中他进行着反思。结果是，在毛死后，他摒弃了毛搞的那一套，改变了中国。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锻炼身体，等待机会回到政治中心去。

机会终于来了：“九·一三”。朴方经常用家里带短波的收 音机听外国电台。这在中国当时是要坐牢的，推行这项严酷政策，邓本人也有份儿。可如今他默许儿子“收听敌台”。正是从外国电台广播中，邓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

对这一消息，毛政权层层往下传达，邓两个月后同工厂工人一起听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干部”。念文件的说：“毛主席对老干部是不会置于死地的。老邓就坐在这里，他可以作证。老邓，你说是不是呀？”邓小平纹丝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沉默不语。

回家关上房门后，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谈政治的规矩，和他们一样兴奋激动。两天之后，他提笔给毛写了被打倒以来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东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来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没有回信。周恩来第二年五月被诊断出癌症，毛也没有召邓人京。毛尝试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养周的接班人，选择了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三十七岁的王原是某纺织厂保卫科干部，他长相英俊，有些号召力，但谈不上有治国的本领。毛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开始训练他，一年之后，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为仅次于周的第三号人物。

王洪文显然无法替代周。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总理访华，在毛那里见到王，发现他紧张得不得了，整个会见一个字也没说，只在最后没头没脑地蹦了一句出来。会见时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感叹说年轻的王那时还没出生。会见完毕，客人准备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声说：“总理，你说南昌起义时我还没出生，可是我也干了很长时间的革命。”

这样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势恶化。毛不起用邓不行了。他把邓接来北京，先让邓做了副总理，主要负责接待外国人。邓不像周恩来那样有风采，会见外国人时不断吐痰，令好几个政要都惴惴不安，但他毕竟有政治家的风度。

---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
来源: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 张戎/乔·哈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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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下场不同，几年后毛是在自己的床上去世的。与斯大林也不同，他死后并未受到批判。斯大林的尸体由赫鲁晓夫下令从红场的陵墓中迁走了，但直到今天，毛的尸体依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里。他的画像仍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并印在每一张人民币上。今天，很少有人再去读希特勒的自传 《我的奋斗》，更不要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了，但仍有人信奉毛泽东思想，甚至连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也不例外。很多地方都能见到印有毛像的汗衫。在革命伟人的行列里，毛受欢迎的程度轻易就超过了他的唯一竞争对手——切·格瓦拉；在利用个人崇拜将自己捧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与马克思和列宁齐名这方面，毛超越了从斯大林到金日成的所有对手。然而，中国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个人崇拜把党员都变成了马屁精，任由领袖驱使，造成数千万普通民众的无辜死亡。通过执行毛的指示，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成了他所犯罪行的同谋者，并因此不得不一代一代继续维护毛的正面形象。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作者: 冯客


虽然毛是斯大林忠实的学生，但他们二人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毛在许多方面都对他的这位导师心存芥蒂。1950年，斯大林在莫斯科就曾羞辱过毛，他故意把毛晾在一边，让他等了几个星期才举行正式会谈。斯大林担心中国强大起来后，会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因此想竭力遏止中国学习苏联的步伐，例如他缩减了对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资助，并告诫北京不要过快实行集体化经济。

1953年斯大林死后，毛终于解放了，中国经济集体化的步伐也加快了。1953年底，中央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迫使农民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将粮食卖给政府。1955至1956年开始出现类似于苏联集体农庄的合作社。合作社将分给农民的土地拿过来，把村民们改造成完全听命于国家的农奴。在城市里，工商业全部实行国有化，所有私营经济——无论小店铺还是大企业——全都收归国有。然而，为了加快集体化进程而掀起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却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引发了广泛的不满。

1956年，毛的集体化突击运动遭遇了一次重大的挫败。这一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最后一天的会议上，赫鲁晓夫严厉批判了斯大林生前的种种恶行，如发动残酷的大清洗、驱逐大批异见人士、未经审判即处死犯人等等，并同时批评了集体农庄制度。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抓住这一时机，暂缓了集体化的进程。在9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大上——这次会议主要是选举自1945年以来的新一届中央委员，无人再提及“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口号，所有涉及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都从中共党章中删除，个人崇拜也受到一致谴责。毛的内心虽然心潮起伏，却也别无选择，只好默认。

面对去斯大林化的大势，毛的反应似乎是站在人民一边，捍卫自由表达的民主权利，提出党应该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随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给了毛一个重掌局面的机会。1956年11月，苏联军队镇压了布达佩斯的抗议，毛谴责匈牙利共产党未能倾听人民的不满，致使事态不断恶化，最终失去了控制。他因此呼吁民众说出心中的不满，帮助党的干部改进工作，以纠正种种不公的社会现象。就像日后在文革中的情形一样，毛首先利用学生和工人来贯彻他的指示。很快，批评的声音就爆发出来了，但内容却完全出乎毛的预料。毛本希望听到一片赞扬之声，那些积极份子本当体察他的用意，批评那些将毛边缘化、将“毛泽东思想”从党章里删除的人。可事实上，人们开始喊出要求民主和人权的口号，有人甚至要共产党下台。民众的不满如此强烈，令毛颇感震惊，他让邓小平负责，发动了一场针对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将至少55万人打成了反党的“右派份子”。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作者: 冯客


作为斯大林的忠实学生，毛应该很早就认识到个人形象的重要性。他在还未加入共产党的学生时代，就曾读过德国哲学家鲍尔森（Friedrich 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A System of Ethics）一书，并作了大量阅读笔记。在这本书的空白处，他写下了日后将贯穿其一生的重要原则：“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 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

然而，若非得到莫斯科的许可，对毛的个人崇拜也无法建立起来。在1949年之前的数十年里，苏联人一直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资助和理论指导。1935年，斯大林日益担心日本或德国会进攻苏联，因此改变了之前的外交路线，鼓励各国共产党与所在国的当权派由对抗转为合作，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首先就必须提高共产党领导人的威望。共产国际为此宣布，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之一。得到莫斯科认可后的第二年，毛便利用来自美国密苏里州、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记者斯诺，为自己虚构了一个生平。1937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出版，将毛介绍给了全世界的读者。这本书是件完美的宣传品，它将毛描绘成“精通古文、博览群书、酷爱哲学与历史、善于演说、记忆超群、专心致志、文笔优美、不拘小节、工作细致、精力旺盛、深谙军事与政治的天才”。与此同时，斯大林也以行动来支持毛。1938年，他让《真理报》称赞毛是“聪明的战术家”和“杰出的理论家”。几个月后，毛便利用苏联人对他的赞誉，趁机重写了中共历史，将自己塑造成用正确的路线团结全党，并率领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领袖人物。

抗战期间，毛待在安全的大后方——延安。他利用这一时机进一步抬高了自己的威望，将自己宣传为中国的救星、先知和导师。同时，他对政治对手们进行了无情的清洗，所有党员都被迫没完没了地作自我检讨，并歌颂领袖的英明伟大。1943年，有人访问延安后报告说：“到处都能见到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和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画像。”两年后，“毛泽东思想”被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作者: 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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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苦苦挣扎，但仍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例如，光是毛主席像章，1968年每个月就生产了五千多万个，但仍不够用，由此促生了地下黑市，与官方竞争。有些政府机构为自己的员工订制了像章，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也半公开地对外出售。此外还出现了地下工厂，专门为黑市生产像章。它们与国营工厂抢夺稀有 资源，不仅偷窃铝桶、水壶、锅和盆，甚至把工厂里涂在贵重机器外面的铝制保护层刮下来用作生产像章。

像章的款式数以千计，材质包括有机玻璃、塑料、竹子等，有些是手工着色的瓷像章，大多数则是铝制的，上面用金色或银色画着毛主席的侧面像，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左半边脸。像“红宝书”一样，佩戴像章成为表达对毛主席忠诚的一个标志，而且要戴在正对心口的地方。在文革初期的几年里，毛主席像章成了最热门的私人物品，被用于交换或买卖，各种资本主义的投机手段都出现了。因为生产像章占用了太多的铝原料，以致影响了其他工业产品的生产，1969年毛终于发话说：“还我飞机。”这样一来，生产像章的热潮才开始降温，1971年林彪死后则基本停止了。
......
毛的塑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上海一地就多达六十多万个。大多数是用灰白色的石膏做的，还有钢筋混凝土的、铝的和马口铁的。有些塑像高达十五米，庄严地矗立在人们的头顶上，有些则只有三米高。为了建造这些塑像，各地展开了非正式的竞赛，耗费了许多稀有的资源。1968年，仅上海一地，光是马口铁就消耗了九百吨，钢铁厂则花了十万元生产不锈钢，用来支撑这些塑像。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作者: 冯客（Frank Dikötter — 荷兰裔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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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统治中国四分之一世纪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仍困苦不堪。即使在相对优越的城市里，衣食等必需品都处于严格定量之下。说到“住”，三代同室的情况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亿，但盖的新房子寥寥无几，老房维修几乎不存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一年间，整个城市建设的投资，包括水、电、交通、 排污等，不到同期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这些年中，对医疗、教育的投资，比中共上台初期本来就小得可怜的比例，还少了一半多。农村更是一贫如洗，大多数农民吃不饱饭，有的地方成年大姑娘没有衣服穿只得赤身裸体。“革命圣地”延安，老百姓比四十年前共产党刚到时还穷。延安城里满是饥饿的乞丐，有外国人来瞻仰圣地时，官方便把他们“收容”起来，遣送回乡。

毛泽东对他的“子民”的境况知道得清清楚楚。从收集下情的管道来的文件，毛每天都读，或是让人念给他听。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对越共领导人黎笋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哪怕越南燃烧了三十年不停的战火，经历了美国的狂轰滥炸，中国人还是穷过越南人。

---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
来源: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 张戎/乔·哈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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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国家会议，毛想使所有共产国家（包括苏联）接受他的“国际大战略”，组建由他指挥的共产国际统一战线，实现他成为共产阵营首领的愿望。遂不辞辛劳亲自带队参加，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大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社会主义苏联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个社会主义阵营 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定是帝国主义的彻底灭亡，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不要怕打破一些坛坛罐罐，不要怕死人，世界也不过牺牲一半人口吧，就会出现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新世界！迟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打常规战争不如打核战争，可以在中国打，最多也就死2/3人口，四亿吧，有什么了不起，不用几年，中国人口又会增加到六亿，有什么可怕？毛凸显自己是最彻底的马列主义者，英雄了得，以为一定博得全场热烈鼓掌，一跃成为世界人民大救星，从赫鲁晓夫手中夺得领导权。不料事与愿违，只有一个最小的阿尔巴尼亚称赞，其它所有与会共党都摇头，带头反对的正是昔日老大哥苏联，老毛气得提前回国，阴谋首次受挫。

毛还想通过私下密谈打通赫鲁晓夫们的思想，《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说到，毛对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一百个，二百个，一千个，都行。”又对来访的伏罗希洛夫说，中苏可组成5000个师，你们出武器，我们出人。全世界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加起来，也不过一千多万，那里经得起我们5000个师打击？伏罗希洛夫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在与一个疯子讨论，于次日赶紧回国。”

---一穷二白
作者: 史伏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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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做出的推算，从1950至1954四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0万。“它应当是中共建政后所有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这一数字，和不少长期研究中共土改的学者的估计雷同。”

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1954年地主占全人 口的比率比1950年骤降了2%。“我们还要扣去这四年的人口正常死亡率，这也是用的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然后是470万。”

宋永毅说，根据中共机密文件，到毛泽东死后的1977年，全中国地主大约还有279.7万人幸存。 “换句话説，自土地改革以来的24年里，中国的地主阶级共有1808.3万人死亡（83%）。他们或是在土改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贫病交迫的政治歧视中漠然逝世。作爲一个有两千多万人之衆的中国富裕农民的‘阶级’，被中共从肉体上残忍地消灭了。”

谭松对美国之音说，激发他此后14年调查土改真相的一件事是2003年在走访中听到的故事。“就是在土改的时候，在一个大院里面，四个民兵把一个地主的小老婆轮奸之后，用一个铁杆从她下身穿进去，把她子宫戳破，她死了，流血而死，我了解这个现象以后感到非常悲愤，决定马上调查。”

郝志东在2015和2017年多次调查家乡山西省平定县地主被斗情况，了解到当地在开完斗争会后惯用石头砸死地主。

---中共建政70年风云：血腥暴力头十年
作者: 方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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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了王明晚年撰写的《中共50年》一书，，在其叙述中，引起笔者关注的是王明谈及的他被毛蓄意加害的部分，而这在公开的党史中甚少被正面提及。

根据王明所言，1941年10月4日，他与毛二人在接到苏联的电报后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争执。王明主张在德国进攻苏联时，加强中国的抗日行动，使日本无法援助德国 ，从而支持苏联；而毛则表示反对。在这段争执时间，王明几乎每天至少在毛的住处吃一顿饭。几天后，王明出现了胃大出血，头也晕的很厉害，心脏虚弱。经医生诊断，好像是中毒。10月10日，王明就病的起不来床。

10月14日，毛派时任中央秘书长的李富春和中央卫生处处长傅连暲将王明送进了医院，金茂岳被指定为其主治大夫。

据王明书中披露，在住院期间，金茂岳对其采取逐渐使用大剂量含汞毒物的方法来戕害他，导致他常常失去知觉。王明认为自己能够免于一死，多亏一直在医院照料自己的妻子孟庆树，在她看到王明对药物的异常反应后，就不再让他吃了并把药丢掉。后来，她还产生了怀疑，转而找中医和其他西医。而正是在此期间，毛开始了延安的整风运动，并夺取了最高权力。

1942年8月13日，王明出院回家休养，但金茂岳仍负责对其治疗。1943年1月，王明通过两名苏联记者给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发了一封电报，汇报了延安和毛的情况，并询问是否可以接自己到莫斯科去治病。2月初，王明收到回复，同意他去莫斯科。这让毛很不安。

2月12日，金茂岳按照毛的命令给王明送来了大剂量的甘汞和碳酸氢钠及硫酸镁合制的内服药水；2月19日，金茂岳又要给王明灌肠。出于怀疑，孟庆树请其他医生看了药方，证实药物具有剧毒性，可以致人死地，绝对不能服用。于是，孟庆树正式向毛和中共中央对金茂岳的罪行提出指责。迫于舆论，毛让人请来了几所医院的12名医生共同为王明会诊。

医生们根据金茂岳所开的药方、护士日记和他们的说明，得出的结论是，金所开的剂量完全可以使人中毒或死亡。11名医生在结论书上签了字。鉴定结束后，金茂岳跑到王明的床前，痛哭流涕，承认自己是罪人，是自己下了毒，但自己是听从李富春的指示的，因为自己刚刚入党，所以必须听党的指示。还没有等王明说什么，两名军人冲了进来，将其带走了。金茂岳后被判处5年徒刑，后被毛释放，成为毛的保健医生。中共建政后，则升至卫生部领导人。

除了这次被毒害外，王明还提到1948年、1953年、1955年夏，毛多次利用王明住院，施以毒害。

---王明为何被毛泽东蓄意毒害？
作者: 林辉

照片： 右三毛泽东，右四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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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PS了的照片可能更符合照片是几位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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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对毛泽东的评价
1、“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已，过为人。”
——写于1958年版的《学文化辞典》第18页“个人崇拜”条目旁。转自少华、游胡：《林彪的这一生》

评注03：这段话直白，用不着解释。要强调的是：
表达了林对毛的总体认识，很彻底，具有纲领性、本质性。这句话写作年代不详。当 然在1958年后，但可能在他主持军委工作后，正是他大举推行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时期。

2、指责毛“搞权术”
——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

3、言行相反（言论前后相左，如“内矛”）
——原注：此处指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讲话稿和发表稿的区别《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

4、“别人搞好的东西压住，事后归己！”
——《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3月号

5、他对叶群说：“为省脑力勿读一号和斯”
——原注：“一号”指毛。斯指斯大林。《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

6、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
——《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
评注04：“拗相公”出自俚语，北宋时一些文人常用这三个字揶揄王安石。见冯梦龙“三言两拍”。

7、“今后再也不能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

8、“什么路线？就是毛线。”

9、“什么讲老实话，他就是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评注05：以上这三条，源自吴法宪回忆录：1970年下半年，在庐山会议拍马受挫之后，林彪对家人吐露真言：“今后再也不能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什么路线，就是毛线。”
虽是受挫后的牢骚，却反映了林对毛的认识更彻底了。

10、毛无军无一切，（希望）林多活廿年。
——叶群写的一张卡片

---林彪背后言论101+13条，评注26条
作者: 胡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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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份1980年10月至11月，中共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简报，是由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联合整理的，内中披露了中共高官对毛泽东、华国锋等中共党魁的真实看法，足以颠覆中共一直以来的愚民宣传。

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刘志汉说：老人家（注：指毛）后期就是皇帝，各省搞行宫，西湖的刘庄占地 540亩，湖中之湖，园中之园，光动力机械烧柴油一天就花2700元。铁托说他跑了60多个国家从未见过那么豪华的地方，特地延长多住了两天。上海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只许他住，有200多服务人员，女的不少，选漂亮的，如同宫娥彩女。

中央党校顾问吴亮平发言提到：1949年以后，毛的生活根本脱离了广大人民。他在许多地方大修行宫。这次在杭州看了刘庄、汪庄毛居住过的地方，真是帝王宫殿的派头。不但门口不能靠近，就是水面也不能靠近。

中纪委常委曹瑛提到：1965年，我陪柬埔寨外宾到武昌，毛接见。毛说我要使整个文化界还有党政军民等，使他们半年到一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了。他是咬牙切齿地说这个话的。

中联部八局局长朱良说：毛提出要“三斗一多”。“一多”的后果之一是大量增加外援，援外经费占国家预算支出的百分比，从50年代的0.8%增加到60年代的3.61%，71年至75年的5.88%，79年才降回0.81%。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梅行说：邓小平说过，大跃进的惨败是老人家的一个心病，谁要提起，他就不高兴。毛从此很少过问经济，开始大抓所谓阶级斗争。他过问了一次，就是1964年找富春、先念、一波去谈话，骂了一通，说为什么不搞三线？于是又掀起了一股大搞大小三线的高潮。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根子是在这时扎下的。

中纪委委员、纪检室主任刘鸣九说：毛在《红都女皇》没来时，确实想让江青接班。《红都女皇》一来，感到不行了，要培养毛远新做接班人。“天安门事件”他坐卧不安，不断叫毛远新问情况。毛远新问他叫谁接班，他的意见是张春桥。毛远新说，张春桥太阴，不孚众望。毛问毛远新的意见，毛远新说让华国锋接班比张春桥好。直到现在，毛远新还在表这个功，说华国锋当主席是他推荐的。毛想让毛远新接班，又感到毛远新不成熟，这样，华国锋就接了班。

统战部副部长、周恩来秘书童小鹏发言说：毛对周恩来是采取又利用又压制的权术……让林彪、四人帮去批判斗争，以不斗倒为限，至于周恩来病重特别是逝世以后，毛毫无表示，那就已经到了忘恩负义的地步了！

朱德秘书陈友群透露，周恩来去世后，毛在自己的住处看身边的人放鞭炮，“真是令人感到惊讶”。

统战部副部长刘澜涛发言：记得有一次在杭州开会时，接北京电话，说罗瑞卿跳楼重伤，我们听了心情非常沉重，毛不问长短，毫不动容，就宣布继续开会，当时我深感寒心。他还认为，“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次政变，超越党内路线斗争的范围，毛开创了用暴力解决党内问题的恶劣先例。1976年粉碎全国人民最凶恶的公敌四人帮，也是政变，是革命的政变，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不能不采取的革命行动。……有了党内民主，政变应该也必须避免。”

文献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朱德组组长，朱德秘书陈友群做了长篇发言，他说：“毛到井岗山后，就唯我独尊。起初，朱毛之间基本上是相安的，打仗主要靠朱。，朱总有一根扁担，常和战士们一起挑东西，士兵中议论说：‘朱德挑米上山坳，毛泽东在后方打炮（按：指搞女人）。’”

陈友群认为，1957年后，毛的错误越来越发展。“反右”搞了六十万，造成了大冤案。1958年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完不成任务要撤职，意图是要比苏联提早进入共产主义。斯大林逝世后舍我其谁？大概要当世界领袖的决心是下定了，结果造成一场大灾难。以后又以个人名义写信，把责任推到下面，说什么不要相信那些司、局长，区、县委书记。

1959年庐山会议，因朱德替彭德怀说话，毛批朱德，回北京后，又组织高级干部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传达到党支部。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德的工作权利。

毛还在文革中提出四个伟大，第三个里程碑，连恩格斯、斯大林也不在话下，成了马、列、毛了。晚年搞封建世袭，亲小人，远君子。生活上也很糟糕，实际上是过着帝王生活。汪东兴之流就投其所好。

在陈友群眼中，毛唯我独尊，领袖欲发展到要当世界领袖、封建帝王。他性格上狭隘、多疑，嫉妒心很强，后来发展到骄横、残暴。

---中共高官披露内幕 毛奢侈嫉妒唯我独尊
作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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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为何从不回延安
毛泽东自从走出家乡韶山，直到1949年进京称帝，其中生活时间最长的就是延安，从1935年到1948年，长达13年。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四卷本《毛选》中，70%的文章是在延安写的。,可奇怪的是，从49年毛泽东进入北京到76年毛去世，整整27年，毛泽东竟 然一次都没回过延安。这是为什么？

依我看，原因之一是，当年中共扎根延安，和延安人民相处太不愉快了。想想也是，陕北本来就穷，如今却要养一个庞大的政府和军队，负担之重可以想见。中共对延安人民的压榨之重，苛捐杂税之多，拉丁派差之繁，可以想见。

再有就是毛泽东和陕北帮斩不断、理还乱的恩怨。

想当年，在井冈山的中央红军遭国军围剿被迫弃地而逃，在逃跑的路上得知陕北有一块共产党的根据地，于是率残部投奔了延安。陕北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等收留了中央红军，这就是“陕北救中央”。虽然陕北帮对中共功劳很大，可是在党内斗争中却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且不谈刘志丹死亡的种种疑点，尤其是高岗，49年就当上国家副主席，深受毛泽东重用。可是毛泽东出尔反尔，后来又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给高岗扣上“篡党夺权”的帽子严厉批判；高岗被逼自杀，死后被开除党籍。高岗手下的几员干将也纷纷遭到整肃。到了1962年，陕北帮的习仲勋又以支持“反党小说”《刘志丹》而遭到批判和贬黜，文革中更是被打成黑帮。陕北帮几乎全军覆没。

在整个毛时代，中共领导人里，只有周恩来在1973年回了趟延安。那时，周恩来已查出身患不治之症，自知来日无多。在延安和地方官员见面时，周恩来说：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使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延安的农业还很落后，老百姓的日子比战争年代还苦，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

---胡平：毛泽东为何从不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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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博士。正谈话时，毛泽东突然抬头发现电影机、照相机都对着他，就冲着黑森森的镜头喊：“出去！”
攝影 / 杜修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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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7月7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三十六人。
据说，就在这次接见中，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泽东请教了一个问题：假如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答道：要么关在牢里写他的，要么他识大体一句话不说。此事经鲁迅之子周海婴披露，黄宗英作 为当时在座者，在《南方周末》撰文证实了这一情节。

晚年，黄宗英撰文回忆说：当她亲耳聆听到毛泽东对罗稷南“鲁迅活着会怎么样”的回答后：“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坐在身边不远处的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上海话，意为：你是否听清楚要关进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意为：[听]清楚没听清楚，[你就]当它没这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见2003年10月21日《南方周末》）

---本是同根生
——关于一九五七年的一个记忆片断
作者: 蒋丽萍林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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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发动“文革”，是借所谓“群众运动”来扫除一切对建造毛家王朝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由中共元老们组成的官僚群集团，其中最大的群体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文职官僚系统。在这方面毛通过文革从中央到地方，在各级政权中都己基本完成了清洗，即所谓的打倒走资派，由“造反派”取而代之。但在军队系统却还远未完 成。在将级军官以上根本没有“造反派”的位置。尤其在林彪事件后，原来的老军头们好多都官复了原职。而这些人与刘、邓文职官僚系统的人都有千丝万缕关系，看见朋友的下场能不兔死狐悲？何况好多人自己都在文革中不同程度遭过整。所以看见毛要咽气了，当然不想让江青一伙再当权。而此时的老毛大限将至，已无力在军中搞大清洗了。

于是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和几个将军就私下找到叶剑英提出以武力抓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但是老谋深算的叶剑英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他用右手单独伸直大姆指，然后用左手把右手姆指按下去，以这种“肢体语言”表示要等老毛“倒头”（死了）才能行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李德生到北京吊唁，乘机便跑到玉泉山看望叶剑英。叶剑英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以防止别人的窃听，然后低声的和李德生商量以武力抓捕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等人。叶剑英认为华国锋、汪东兴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心腹，也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也是靠迫害老干部起家的政治暴发户，江青集团的四个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如果上台会继续执行毛泽东的路线。自己也会死无葬身之地。因此必须一起打掉。李德生支持叶剑英的行动，并提出在沈阳军区秘密抽调800名精干的军人荷枪实弹赶来北京和其它部队一道攻打中南海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一场宫廷政变就这么定了下来。

李德生回沈阳军区和副司令员萧全夫秘密商量（瞒着毛远新与曾绍山）从39军64军16军23军和军区司令部警卫连分别抽调了800名精干的、有实战经验的军人，每人一支自动手枪200发子弹，于9月底坐汽车秘密赶到北京玉泉山叶剑英的家附近等待叶剑英的命令。沈阳军区司令部警卫连长于大海（化名，30年后他成为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发现还有北京军区和几个军区的许多军人荷枪实弹在一起等待命令。但是军人们不知道要干什么，于大海只是感到气氛非常紧张。此时在玉泉山会议室中，王震、杨成武等几个高级将领好像在争论一个什么重大的事情，众人七嘴八舌乱成一团。站在窗外面警戒的于大海突然听到王震猛击桌子大喝一声，“就这么定了”！于大海事后才知道，在将领中是王震一锤定音：抓捕四人帮！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平时并不大来往的李先念突然联系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与汪东兴的想法。说他们也想以武力抓捕江青等人。使叶剑英又惊又喜。原来毛死后，江青更加骄横跋扈，根本不把华、汪等人放在眼里。于是华国锋意识到，自己这个大位不但坐不稳，很可能不久就会被江取代。而华国锋所持有的最大“护身符”，即毛所谓的“遗诏”：“你办事我放心”，后面还有六个字是“有问题找江青”。这更令华感到不安。其次华也深知，军队根本不会听他的。单靠他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那些人根本打不过老军头们已部署进京的兵力，因此决定倒戈与叶剑英合作。而叶剑英和几个心腹商量后，也认为应该转变原来的方案，抓住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联合华国锋、汪东兴共同打掉江青集团。因为华国锋是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如此一来便占有道义上的制高点，对党内、党外，现实和历史都能有一个站得住脚的说法。更名正言顺了！于是最后决定利用汪东兴的警卫团实施这次抓捕行动。叶剑英从外地调来的军人，部署在二线，既是后援，又是监督。于是叶剑英派出几个贴身警卫员去中南海现场参与并监督中央警卫团的行动。为了以防万一，叶剑英命令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中南海周围埋伏警卫一师荷枪实弹，沈阳军区等一千名军人紧握手枪蹲在中南海地下通道中，以防汪东兴万一变卦，就冲进中南海，消灭中央警卫团，打死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王洪文、毛远新等。卫戍区的另外三个警卫师在北京城内待命，同时北京军区的几个军在北京周边待命随时准备阻击万一有企图来救援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的部队。这几个军是老华北军区的部队，都是杨成武的部下。

由于部署如此周密，华、汪又是真心合作。而江青一伙，除了狂妄傲慢就只剩孤家寡人。所以到时完全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前后仅用了35分钟便大功告成。毛家王朝的政治香火与“传位梦”，也就此永远破灭！

---中国幸免成为北韩
——从“四人帮”到“八人帮”
作者: 林傲霜


八人帮合影照片
四年后，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被迫下台。再加上早已被判了刑的毛远新，于是坊间有了个戏谑性的称谓曰“八人帮”。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桩大公案，却由一张照片引发。

八人帮合影照片，照片中左起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八人手拉手，十指相 扣，如此向遗体告别，世所罕见。

1976年9月10日，毛泽东死后第二天晚上，汪东兴突然令中南海专职摄影小组组长杜修贤带上足够的胶卷跟他走一趟，杜紧跟着到中南海毛泽东死前的最后住处。四下无人，他在过道里等了大约40分钟。既不敢进又不敢退，正在犹豫之间，内门忽然开启，他看到华国锋、陈锡联、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陆续从里面的房间出来，有的一边走一边剔着牙，像是才吃过饭，似乎还有一股酒气。

姚文元走过来的时候说：“我几次打电话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江青看了看说：“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又是平版光”。随后汪东兴来了，把杜修贤召唤到停放毛泽东遗体的大房间里，并叮嘱其他人员一概免入，就连张耀祠、张玉凤等贴身侍从也不得进入。接着，他们八个人走进来，围绕停放着毛泽东遗体的床走了一圈后，排成一行在遗体前照像。八个人手挽手、十指相扣，在遗体前照像。照完后又照其他合影。总共照了二十几张，以后，遗体即被转移至人民大会堂，等着“万民瞻仰”。而且整个拍照过程都安排在深夜进行，令人感觉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过了两天，江青、姚文元、汪东兴都曾向杜修贤询问，要这次照片的样片。杜修贤暗想，三个人同时要看一个活动的照片样张，这还是第一次，可见此次活动的重要性。于是连忙冲洗了三份样片，分别送去。每份有七、八张。江青首先选定了六、七张，其中有合影两张，一张是八个人手挽手的，一张是没有挽手的。江青表示很满意，责成杜修贤修版、放大，赶快冲印八份，分别送给八个人。毛泽东逝世后的头一个月内，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十分微妙。表面看来老实敦厚的华国锋，一直在权衡与比较着各种政治力量，并在其中小心谨慎地拿捏着分寸。这张照片充分证明，华与“四人帮”的几个人曾经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因此杜修贤将这些照片密藏了一份。

1978年12月汪东兴被解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务。杜修贤为求自保，考虑再三，拖到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夕，经由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将该照片和亲笔写的拍摄过程转呈给中共中央纪委。此后不久，华国锋即被迫辞职。

---中国幸免成为北韩
——从“四人帮”到“八人帮”
作者: 林傲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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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道德良知无底线，老毛什么坏事都敢干，比起那些有修养的共产党人如陈独秀瞿秋白，老毛没有那么多良知包袱。他的结发妻子杨开慧说他是“政治流氓加生活流氓”，他整个人就是一个聪敏过人的小瘪三，所以他能在冒险犯难的革命历程上，打倒众多党内竞争者，避过无数政治劫难，成为中共的第一代领袖。

老毛的思想表面是共产主义，骨子里是中国传统打江山坐江山的帝王思想。打江山时杀同志从不手软，在西北南泥湾种鸦片，搞整风清除异己，策反张学良杨虎城斗老蒋，暗通日本侵略者打击国军。对他来说，事情永无对错之分，只有得失之辨。因为道德上没有底线，他可以用最卑鄙的手段，最良善的面孔，去做最肮脏的事，。

老毛坐江山之后，他的政治流氓术更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心目中没有中国人民，只有一人一党之私。在莫斯科扬言打核战死一半中国人，为取悦斯大林驱使官兵赴朝鲜送死，搞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中国百姓，发动历次政治运动残害中国人，直至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中国文化。

老毛从不以苍生为念，行事作风更毫无信用与情义可言。老部下老战友成为他虐待的对象，亿万中国人成为他鞋底泥，言而无信，冷酷无情，荒淫无度，喜怒无常，他不是小奸小坏，是大奸大恶。

最可恨的是，老毛的大奸大恶，又以他的大智大勇为依凭，大凡他少一点智勇，他的奸恶都不能发挥到极致。正是因为他胆大包天，又智勇双全，所以他能百战不殆，实现他一生最大的权欲。

老毛的大智大勇被用来兑现他的大奸大恶，而不是用来造福中国人民，他在世的所作所为，造就中国人民百世莫忘的大祸害。“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老毛以大奸大恶大智大勇成就空前绝后的大祸害，他肯定当得起“遗臭万年”这个历史的终极裁判。

---毛泽东：大奸大恶加大智大勇等于最大祸害
作者: 颜纯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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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锦云有一段时间闹情绪，被老毛赶出中南海，到地方上监视劳动，后来老毛又想起她，把她再调回身边，孟锦云感激涕零，自此服服贴贴。老毛治人有一套权术，他对付一些高干，也是常用这种喜怒无常欲擒故纵的手法，把他冷落一下，让他吃足苦头，突然又召到身边，请他吃饭，谈笑风生，让他冷暖自知，俯首 贴耳，很多人都受不了。

老毛真正邪恶的事情，大部份都没有暴露出来，他对付刘少奇的事众人皆知，但对付林彪﹑周恩来﹑朱德这些出生入死的战友，大部份可能都已失传，很多事情未必入档案，当事人死了，事实就湮没了。老毛曾对刘少奇说，我一个小指头就能灭了你，这种话岂是正常人说得出来的？老毛还经常约王光美到中南海陪他游泳，一则饱览王光美的美色，二则羞辱刘少奇，这种变态的心理，也称得上人间邪魔。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老毛是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旷世枭雄，他内心之阴暗﹑变态﹑蛮横﹑冷血，希特勒斯大林都难出其右。一个极端邪恶的人有极端聪明的脑袋，便是人间最大祸害。中共所有的邪恶，其源头都是老毛，中国人要身心得解放，一定要先从批毛做起。

---中共邪恶本质的根源在毛泽东身上
——香港旧事点滴
作者: 颜纯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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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学习是非常偏科的，学得最好的功课是作文，其它功课如英文、数学，似乎都不行。英文不行也就罢了，反正在革命时期打交道的都是中国人，掌权后接见外宾又都是有翻译的。可是数学不行可真不行，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数学不行是会误事的。而且他的数学还不是一般的不行，而是实在太不 行，所以日后掌权就误国误民了。

简单的数学，他当然是会算的。尤其是“翻番”。一万翻一番就是两万了；两万再翻一番就是四万了，四万再翻一番就是八万，这就叫“几何级数”了。毛泽东的脾气喜欢“好大喜功”，“好无产阶级之大，喜无产阶级之功”。“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始终搞不懂，他的“多快好省”总路线就是“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反映在数学上就喜欢几何级数，蹦得快，不喜欢算术级数了。

1957年的钢产量只有535万吨，1958年毛泽东一咬牙、一跺脚，说干脆翻番算了。1958年搞得鸡飞狗跳、神鬼皆惊的1070万吨的钢产量指标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1958年9月5-8日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是在大跃进的最高潮中召开的，毛在这次会上的兴头正达到最高峰，一共做了四次讲话，每次讲话都算账，算得非常快与非常愉快。

毛说：“今年（粮食）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即有可能从去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七千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能翻一番。”

“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

“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明年二千五百万吨钢，苦战三年，后年五千万吨钢，粮食由三千七百亿斤到一万五千亿斤。”

全都掐在“翻番”的腰眼上，全都算的是“几何级数”的账。

“十五年赶上英国，我们是两年基本上赶上。”这又突破几何级数了。

毛感慨地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是不胜利，而在二十二年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

翻番，翻番，再翻番！在大跃进的日子里，他“翻番”的如意算盘算得开心得了也不得，结果算出了一个“大饥荒”。

---毛泽东的数学实在太不行
作者: 胡鹏池

图：超过五的数就不能“屈指”计算了，只能按翻番来。邓也继承了这个习惯，但比较保守，二十年只翻两翻，还做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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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苏共提供情报

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有两份宋庆龄与苏共外交官的秘密谈话记录：一是1943年1月12日与苏共驻华大使帕纽什金的秘密谈话；二是1945年7月21日与苏共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多连科的秘密谈话。

在与前者的秘密谈话中，宋庆龄向苏共提供了以下情报：(1)蒋介石对莫斯科三国会议的看法；(2)中国 政府内部核心圈对莫斯科的态度；(3)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4)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与她会面的情况；(5)新疆的有关情况；(6)中英关系将发生重大转变的动态等。

在与后者的秘密谈话中，宋庆龄提供了以下情报：(1)中苏谈判的目标；(2)蒋经国参加谈判的作用；(3)国共两党关系；(4)蒋介石如何解决共产主义问题；(5)蒋介石是否打算进行民主改革；(5)中国政府对苏联在远东采取行动的态度等。

---为何宋美龄说宋庆龄“于国未尽忠”？
作者: 王友群


关于她与毛泽东的所谓“友谊”一直是一种政治上的粉饰。真相并非如此。
1955年11月，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泽 东批示：“宋庆龄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宋庆龄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1958年起，宋庆龄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庆龄只得继续参加。1959年4月，宋庆龄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宋庆龄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泽东、林彪、康生。当时毛泽东发言：“宋庆龄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庆龄先后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7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庆龄曾3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7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7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庆龄。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庆龄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

于是，宋庆龄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0年11月，宋庆龄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庆龄，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庆龄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胡、李问宋庆龄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从宋庆龄身上看国共高层中的人情味
作者: 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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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题词（10条）
1、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条幅，见林彪卧室，书赠叶群同志写于1969.10.19
——条幅，见林彪卧室，育容书赠宜敬于苏州1970.元.一
2、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条幅，见林彪卧室，林彪赠叶群六二、六一
3、王者莫高于周文，霸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 人乎？（患）在人主不骄故也。 ——条幅，见林彪卧室，育容书于苏州六九仲冬（1969.10.1），挂在床头右侧墙上。
4、温文、豪放、理智，既受于天，且受于人。
——书赠爱妻叶群林彪五•二十六刻在砚盒上，叶群办公室
5、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
赠宜敬同志，育容，一九六九.十.一
——林彪于1969年国庆时赠给叶群的条幅，前一句引自《史记•商君列传》，后一句引自苏轼《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

评注23：从这些题词中看出传统文化对林彪的影响。所以，后来毛发动批判林彪的运动，就必然联系“孔孟之道”，“批林”变成了“批林批孔”。在“批林”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又一次的洗劫。
林彪至少知道“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知道“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这一点比毛强。毛的字典里是从来没有“德”这个字的，毛信奉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欲犯我，我必犯人”，“后发制人”且“一犯到底”。

6、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录武经太公兵语赠虎儿，爸爸，一九六三.十一.十六
——林彪于1963年赠给林立果的条幅，引自六韬•文韬•明传第五，参见《林彪日记》

评注24：这是一段古文内容相当丰富而经典，林彪对此十分欣赏，专门写成条幅教育他的儿子林立果。

林彪啊！他似乎什么都懂，但是自己也做不到。他难道不是“时至而疑，知非而处”吗？他又做了什么“善”？抓住了什么时机行“善”呢？为了保存自己这个“欲”，他又放弃了多少“义”呢？老子做不到，又何遑论他的儿子呢！

也就是写了玩玩而已！
但由此我们也看出了林彪对儿子的期望值是相当高的。

林彪有一个身心健康的儿子，毛泽东没有，这是林彪相对于毛泽东的硬件上的优势。也正是这一点，恰恰是最遭毛泽东猜忌之处。

林彪对他这个儿子是相当满意的，将儿子放出来到空军去当副部长，去做什么“讲用报告”，说什么“思想上像我，语言上也像我”，林彪得意忘形了，麻痹大意了，始终没有意识到毛泽东不仅仅盯着他林彪，也盯着他的儿子。

我“有毛氏”打下的江山怎么可能传给你“有林氏”呢？诸位想想是不是这个理。

7、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
书赠老虎儿爸爸六三，十二十四

——条幅，林立果办公室

8、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饬，随机应变信如神。
——林彪写的一个条幅，见林彪卧室，据刘统文称其写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未考。

9、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赠豆豆女儿1963条幅，林立衡卧室

10、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书赠豆豆爸爸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欢欢喜喜坚持到底
——六八年四月加写条幅，林立衡卧室

---林彪背后言论101+13条，评注26条
作者: 胡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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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题词（10条）
1、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条幅，见林彪卧室，书赠叶群同志写于1969.10.19
——条幅，见林彪卧室，育容书赠宜敬于苏州1970.元.一
2、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条幅，见林彪卧室，林彪赠叶群六二、六一
3、王者莫高于周文，霸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 人乎？（患）在人主不骄故也。 ——条幅，见林彪卧室，育容书于苏州六九仲冬（1969.10.1），挂在床头右侧墙上。
4、温文、豪放、理智，既受于天，且受于人。
——书赠爱妻叶群林彪五•二十六刻在砚盒上，叶群办公室
5、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
赠宜敬同志，育容，一九六九.十.一
——林彪于1969年国庆时赠给叶群的条幅，前一句引自《史记•商君列传》，后一句引自苏轼《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

评注23：从这些题词中看出传统文化对林彪的影响。所以，后来毛发动批判林彪的运动，就必然联系“孔孟之道”，“批林”变成了“批林批孔”。在“批林”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又一次的洗劫。
林彪至少知道“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知道“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这一点比毛强。毛的字典里是从来没有“德”这个字的，毛信奉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欲犯我，我必犯人”，“后发制人”且“一犯到底”。

6、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录武经太公兵语赠虎儿，爸爸，一九六三.十一.十六
——林彪于1963年赠给林立果的条幅，引自六韬•文韬•明传第五，参见《林彪日记》

评注24：这是一段古文内容相当丰富而经典，林彪对此十分欣赏，专门写成条幅教育他的儿子林立果。

林彪啊！他似乎什么都懂，但是自己也做不到。他难道不是“时至而疑，知非而处”吗？他又做了什么“善”？抓住了什么时机行“善”呢？为了保存自己这个“欲”，他又放弃了多少“义”呢？老子做不到，又何遑论他的儿子呢！

也就是写了玩玩而已！
但由此我们也看出了林彪对儿子的期望值是相当高的。

林彪有一个身心健康的儿子，毛泽东没有，这是林彪相对于毛泽东的硬件上的优势。也正是这一点，恰恰是最遭毛泽东猜忌之处。

林彪对他这个儿子是相当满意的，将儿子放出来到空军去当副部长，去做什么“讲用报告”，说什么“思想上像我，语言上也像我”，林彪得意忘形了，麻痹大意了，始终没有意识到毛泽东不仅仅盯着他林彪，也盯着他的儿子。

我“有毛氏”打下的江山怎么可能传给你“有林氏”呢？诸位想想是不是这个理。

7、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
书赠老虎儿爸爸六三，十二十四

——条幅，林立果办公室

8、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饬，随机应变信如神。
——林彪写的一个条幅，见林彪卧室，据刘统文称其写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未考。

9、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赠豆豆女儿1963条幅，林立衡卧室

10、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书赠豆豆爸爸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欢欢喜喜坚持到底
——六八年四月加写条幅，林立衡卧室

---林彪背后言论101+13条，评注26条
作者: 胡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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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是个邪教
司马璐：为什么我认为共产党是个邪教？因为他们把领袖总是宣传成像神的化身。过去宣传斯大林，后来宣传毛泽东，许多信徒……也就是共产党员，像宗教信徒一样……为了它的理想，也就等于是为了这个邪教、迷信这个“神”，真正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或生命。
许多信徒……许多共产党员为自己的 党，被整到快要死的时候，仍旧认为自己是“革命的”，要求平反、恢复党籍，这就是邪教的魔力。

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我过去受了很多折磨，被整了很多次，我都认为这个党是没有错的、领袖是个“神”是没有错的，这是一种邪教的力量。

这种邪教，一切罪恶都是打着党和领袖的旗子，对党员和所统治的人民操生杀大权。

1930年代，我们献身革命，对苏联和斯大林，我们那时都如梦如痴、如醉入迷地盲从。后来才明白，当时苏联共产党的权力斗争非常残酷，斯大林是个杀人魔王。

甚至后来有些落后国家的“游击队”，打着“游击”的名目贩卖毒品、杀人都打着“毛泽东思想”旗号。

由于这是个“魔教”，共产党不准许党员和人民有独立思想，这与别的邪教都是相同的。只许党员和人民作党的工具，作机器人。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不管这话有没有道理，都是像邪教一样的咒语。

因为这是一种邪教，所以共产党需要党员和人民相信，人是有“原罪”的——就是有“小资产阶级观念”、“农民意识”、“英雄主义”、“人道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等等，所以应该由这个邪教主宰一切。

因为这是一种邪教，共产党实行“政教合一”，领袖“神”的语言就是法律。有权有势的领导干部借领袖“神”的意旨发号施令。

由于这是一种邪教，任何错误、灾难都不可以说是这个领袖或者这个“神”的责任，所以这个党三、四年就要整一整，七、八年就要大整一整，目的都是要牺牲小鬼，保住这个阎王。

---司马璐：出离延安看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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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庐山会议”上，当朱德批判彭德怀不力时，毛泽东当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讥刺得这位总司令“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话。”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大多数中央委员不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积极批判刘少奇时，毛泽东当时隐忍不发，只是 对他们做了说服争取工作。可是到了会后，他便默许乃至纵容“造反派”去冲击他们，去责难他们冥顽不化地犯了“推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结果，90%以上的中央委员都被贴了大字报，其中许多人还被开了批斗会、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以及游街，蒙受种种羞辱。

不过，这些被批斗者的结局不完全一样。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属刘少奇嫡系人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关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耻辱地熬着活到了毛泽东去世后，亦是“文革”结束后。至于其他人的结局，则视其对毛泽东的认错态度如何而决定其能否再获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写出了痛骂自己糊涂的检讨书和痛责刘少奇歹毒的批判书之后，或说是补做了毛泽东先前布置过的整人作业之后，获得宽大处理，补考过关，遂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恢复组织生活，重返领导岗位，并在一段时间内作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状，以报主席知遇之恩。

可见，在毛泽东不断发起的整人运动中，毛泽东手下的党人，尤其是高层党人，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去积极掺和其间，而都必须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的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会被整，也会被众人狠踢猛踹，以致遍体鳞伤。毛泽东数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也就是这位党主席身边的那些党中贵要，大都做过这种落井下石的事、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尤其是毛泽东执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大都低于常人的道德水准。这正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不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仅大都曾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整得检讨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来、邓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刘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

也就是说，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经历，既有过作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经历，也有过作为告饶不止的挨打者的经历。他们既做过“胯夫”，也做过“胯下之夫”、毛泽东的“胯下之夫”。也正因此，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耻辱，既有过作为凌辱者的耻辱，也有过作为被凌辱者的耻辱。他们都几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过毛泽东所给予的耻辱。

在这个党的高层中，既积极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又未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终被本党亦被世人公认为大奸大恶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贤之辈。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横道”这个古语，不能不认为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生态，是相当险恶的，也是相当丑陋的。

---从宋庆龄身上看国共高层中的人情味
作者: 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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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散漫   违反防空纪律导致丧生
书（《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中多处提及了毛岸英好睡懒觉的习惯。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毛岸英不禁心中自责‘日上三竿我独眠，太不应该了。’”作战室主任张养吾回国前给毛岸英的临别赠言是“按时起床、按时就餐、按时防空”。在支部会上，作战处副处长成普提意见说“有 一次毛岸英起床晚了，我们等他去吃早饭，没想到刚端起饭碗飞机就来了，我们四个人被堵在屋子里，只好一个人蹲在一个墙角落，像块奠基石。”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被炸死当天早上，由于晚起床，又没有吃上早饭。“躲在防空洞里的毛岸英伸头看了一下天空，还不见飞机的影子……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了”。十点过后，毛岸英对高瑞欣说要回作战室，高说“等一等吧，警报还没解除呢”。

此前志司为防空袭，“作出了三条规定：一是天亮前一定要吃完饭，二是天亮后不准冒烟，三是都要疏散防空。”彭德怀也强调“你们这些年轻人要注意防空，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该进洞而不进洞的是纪律问题”。

毛岸英却对高瑞欣不以为然地说：“不用怕！我看飞机一时来不了，就是来了，哪会偏偏炸中这个地方。当年国民党的飞机经常轰炸延安，可爸爸忙于工作，就是不进防空洞……不也没事嘛！爸爸的榜样，儿子不学谁还去学。”说着毛岸英已经冲出了防空洞，高瑞欣等只好跟着他到作战室热饭（注：冷饭用鸡蛋炒热）。

可见，毛岸英公然违纪，都要打“爸爸”毛泽东的旗号。可惜他没有毛泽东那么好的运气。11点多，美军四架B-26轰炸机掠过大榆洞上空，马上又返回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准确地命中了作战室。

幸存者成普事后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子旁吃东西，我在门外看到飞机正在扔炸弹，就喊快跑，可是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要是早跑出来也许就没事了。”

毛岸英违反防空纪律，不但导致志司作战室被轰炸，自己身亡，也连累了高瑞欣被炸死。

---五个细节还原毛岸英 本欲镀金三个月即回国
文/华长玖


书（《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中描写了第一次战役之后，毛岸英与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的一次对话：
“梁军长，你那里要人不？我到你们军去行不行？”
“你想干什么？把你安排到作战科行不行？”
“要是还在机关工作我还到你那儿干什么？在志司作战室不是一样嘛！”毛岸英不以为然地说。

“那你想……”梁兴初不解地问。
“我想下基层！”毛岸英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从营长干起，你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好家伙！梁兴初为之一惊，他被毛岸英这股子气势给镇住了。……谁知彭老总是怎么打算的？只好支支吾吾地说：“那好，那好……”
“你答应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什么时候去报到！”毛岸英认真了起来。
“我是求之不得，只怕彭总不放你走，下面危险大哟！”梁说。
“你去和彭总讲一讲嘛！就说我有打仗的经验，我在苏联打过仗，参加过卫国战争。”
“和彭总讲，那我可不敢……说梁兴初你怎么挖我的墙角？那我可吃罪不起。”
“嗨，你们怎么都怕彭老头？”毛岸英一捋袖子，“好吧，我去找他谈”。

“不以为然地说”、“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一捋袖子”等生动描写的几个动作，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毛岸英的心理状态——面对一位高级将领，称全军统帅为“彭老头”，并非无知，而是无畏。

（最为典型的是《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中记录的这样一件事：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主持第一次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实为最高作战会议。会上彭发火痛骂了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后，开始部署第二次战役的打法：“我的意见是先退，我们的主力从现阵地后撤三十至五十公里，让麦克阿瑟以为我们怕他。这样，他就会更猖狂，造成前军突出，我们就可以寻隙穿插，分割包围……”这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毛岸英“离开会议桌直走到彭德怀对面，指着作战地图慷慨陈词：‘我看应该向南进攻！兵书上说：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敌人不是跑了吗？不是败了吗？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而要后退呢？’”

所有的与会者都大为诧异，私下议论说“那个小翻译胆子不小，竟敢在彭总发火的时候说三道四，这样重要的会议，哪有他讲话的资格？”此时的毛岸英，显然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秘书兼翻译，而把自己看成了毛的钦差。）

---五个细节还原毛岸英 本欲镀金三个月即回国
文/华长玖


政治需要赴朝   欲镀金三个月即回国
中共军旅作家武立金所著《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一书，提供了不少毛岸英的详细资料。虽然该书作为中共所宣扬的“主旋律”文学，试图歌颂毛岸英，但书中有意无意透露出的5个细节，却还原了真实的毛岸英。

书中记述了1950年10月5日，中央决定派兵援朝之后，毛泽东对卫士 小李说的一番话：“我积极主张抗美援朝，我的儿子不去，谁还能去？我想把岸英交给彭德怀，一起去朝鲜打仗，你看好吗？”
毛泽东当晚召回儿子时也说道：“今天，我让你回来，就是想和你谈谈当兵的事”。

书中还披露，10月7日，聂荣臻打电话给毛泽东报告说：“彭老总明天就要带他的一班人马去沈阳开展工作了，可是他的俄文翻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毛说“那就不用找了，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

由此可见，岸英参军赴朝，是毛泽东做出的一个安排。其出发点，一是表示带头，二是为了岸英的“将来”，但毛泽东并不想让毛岸英上前线，而是细心地替他考虑了既安全、又能掌握核心情况的岗位。

书中没有正面提及毛岸英当时作了在朝鲜待多长时间的打算，但他在向岳母张文秋告别时说过“多则半年，少则三月”；对于他在北京机器总厂还没有收拾的衣服、被褥、书籍，他说，“先放在这儿吧，我还要回来的”。

另外，1951年1月2日，毛泽东当时不知道毛岸英已死，“正在看文件的毛泽东听说叶子龙来了，头不抬眼不动地说：‘子龙，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调回来吧，你看他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当时距毛岸英“报名参军”，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距赴朝也才两个月零十天。如果他有幸“凯旋回京”，正好应了他对岳母说的“短则三月”。

---五个细节还原毛岸英 本欲镀金三个月即回国
文/华长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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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2月22日早晨，彭德怀在平江县作调查访问时，有两位老人到住所来见彭德怀，其中一位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暗中悄悄地递给了他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纸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首诗：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钢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

这是一首打 油诗，却有着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彭元帅展示一读，心中无限凄惶。他小心翼翼地将纸条夹在笔记本里，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耳闻目睹了无数的饥荒景象再加上这首诗，彭元帅的一腔热血沸腾得不能自止，他决心到庐山上来“为人民鼓咙胡”了。“万言书”就是这样的背景与心情下写出来的，是饥荒中的乡亲们请他写的，是他答应了乡亲们要写的，他不能说话不算数！

---1959年，庐山上的这出戏
作者: 胡鹏池

图：沈嘉蔚画《1966 北京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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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走向被灭亡的44天湖南农村调查
1961年，刘少奇从4月2日至5月15日在湖南省进行农村调查。
刘少奇44天的调查，有33天吃住在农村。
在王家湾生产队“万头猪场”的饲料房住了7天，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
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
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分别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深入田间山林、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和农民家庭走访。
他一家家调查，揭开农民家的锅盖，尝吃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和糠粑粑；他打开农民家的碗柜，发现油盐坛子里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副实啊。

他甚至拨开人粪，查看农民吃的究竟是什么，发现里面尽是野菜等粗纤维。

通过这样的深入调查，刘少奇比较准确地掌握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

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天的湖南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

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也带着“十个一”的美好展望，刘少奇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山水。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是，故乡的山水已经将他的灵魂漂洗过了。
这时，离“七千人大会”只有半年多了。

半年多后，刘少奇带着这个结论，带着忘不了的毒誓，带着故乡的山水与百姓给他的精神气，他走上七千人大会的讲台，这个一向服从毛泽东意志的人，终于斗胆、不屈不挠地说出了一连串为毛泽东所不爱听的话，也因此为他自己埋下了“万劫不复”的祸根。

其实，当年彭德怀也一样。无巧不巧的是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彭德怀也是回了一趟老家，谁让他听到了家乡人民的哭诉呢？家乡人民要彭元帅鼓捣胡，带着老百姓的使命，彭德怀于是在庐山上鼓捣胡了，结果把自己鼓到“反党军事俱乐部”里去了。

刘少奇忘掉了彭德怀的教训。毛泽东反“反冒进”，刘少奇言不由衷的跟上了；毛泽东鼓吹大跃进，刘少奇也跟上了；毛泽东整彭德怀，刘少奇也当了一回“积极分子”；毛泽东将国家主席的荣誉职务让给了他，刘少奇也喜滋滋的接受了。所有这一切，刘少奇都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然而最终却让家乡的山水与百姓将他害惨了。

在领袖与百姓两者之间，刘少奇选择了后者。

尽管刘少奇在以后的几年仍然还犯了许多错，但是七千人大会前后的刘少奇是光荣的、光辉的，因为他心里装上了百姓。

就凭这一点，刘少奇与毛泽东有了区别。

---走向被灭亡的44天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罕见发毒誓
作者: 胡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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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晚年问题”与田家英的“三句话”
什么叫“斯大林晚年问题”？就是庐山会议上有人在背后议论我们的伟大领袖是不是到了“斯大林晚年”了。其中的内涵很丰富：包括多疑，变态、专制、独裁——

后来查明所谓的“斯大林晚年问题”是周小舟说的。但同样内容的话，彭德怀可能说过，张闻天可能也说过。搅到后来， 连当事者们自己也可能搞不清究竟是自己听说的还是自己先说的。总而言之，一棍子打下去，这几个人全都跑不了。

就在追查“斯大林晚年问题”的收官阶段忽地又引爆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所说的“三句话”，其潜在威力就好比是扔在广岛的原子弹，差点儿就将田家英与整个庐山都炸了。

田家英说有朝一日如果离开中南海，他要对毛说三句话：
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
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
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这三句话确实很厉害，对毛泽东的形象与威信有着颠覆性的作用。尤其是将田家英的大秘书身份与这三句话的内涵联系起来，可比“斯大林晚年问题”厉害多了。

田家英的“三句话”仍然代表了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内少数的优秀分子对毛泽东的认识及批判的最高程度。

细致阅读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以及逄先知等的回忆，田家英对毛泽东的背后议论还远远不止这三句话，此外还有：

1、毛泽东“任性”；

2、毛泽东“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

3、毛泽东“喜欢让人写检讨”；

4、毛泽东时有“凭空捏造”之举：
田家英在谈到毛泽东有凭空捏造这一习惯与特点时，还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事例作佐证：“反右派前，(毛泽东)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有次主公同民主人士谈话中，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不同意鸣放的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自己从未反对过鸣放’”。

5、田“反感江青及毛周围服务人员的情况”。

6、田认为毛“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

7、早在1958年时，田家英还与李锐说过一副对联：

隐身免留千载笑，
成书还待十年闲。
言下之意，毛泽东早就该主动交出权力，退出政治舞台，去专门从事理论著述，总结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为好。

这副对联又比“三句话”更厉害。但是，由于李锐没有与周小舟或其它人谈起这副对联，因而也就没有暴露。

---1959年，庐山上的这出戏
作者: 胡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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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的整个表现，他是除彭德怀之外的另一个悲剧大英雄。他的下场悲惨超过了黄克诚、张闻天、也远远超过了李锐，而以田家英差不多。
小舟在庐山上以一句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毅然拒绝了毛的诱供。
毛曾在8月1日给周小舟送了一本书，随书附了一封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 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

喜欢送书，也是毛泽东的一大嗜好。送书的用意因人因事而宜，有时极简单，有时极玄妙。

毛泽东送小舟书的目的简单得赤裸裸，“迷途知返，不远而复”的意思就是“赶快投降，检查自己，揭发别人，还给你一个官儿做”，但周小舟却无动于衷。

毛泽东约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他对小舟说，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

站在毛的立场上也算是“动之于情，晓之以理”了；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毛的这一番话只能算是利益诱供，实在不光明。

小舟垂泪对毛言：“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怎么能批彭总呢？”

毛苦口婆心，唇干舌燥，浪费了一夜的表情，顿感失望，眼睛一闭，挥挥小手道：“你走吧！”其实就是“挥泪斩马谡”，不过他却没有像诸葛亮那样答应照顾他的家小。

这一走，二人从此再也没有面对面。

1966年12月25日，毛73岁生日，小舟在广州又一次受完了不堪凌辱的批斗后，晚上服用了大量安眠药，离开了人世，死时仅54岁。

周小舟为什么要选择在毛泽东生日的那天自杀呢？这其实与田家英选择在毛泽东的藏书房里自杀的意义差不多。

---1959年，庐山上的这出戏
作者: 胡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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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毛5万美元
1936年，毛泽东去信请宋庆龄向宋子文借5万美元。宋子文是宋庆龄的弟弟，为国府理财。宋庆龄因亲共立场而早与弟弟分道扬镳，不能开口借钱，就拿出自己私房钱5万美金，由潘汉年转交给了毛泽东。宋的主要生活依赖是孙中山去世时国府给她的5万省币，币值比当时的法币稍低一点。5万法币在193 6年相当于一个高级工程师二十年的工资。5万美金约等于十九万法币，在当时可谓天价巨款。宋为了完成毛的指令，不仅拿出了抚恤金，还把她在上海莫里爱（哀）路的房子典押了出去，凑够了5万美金。

西安事变后，宋子文为营救被扣押的蒋介石而到西安，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后回来，去见了宋庆龄。之后，宋庆龄担心身份暴露，威胁到她以后的运动，就给上级王明写信请求提供建议。

信中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的事情要绝对保密。但是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导出去了。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宋庆龄写到：“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根据廖梦醒之女李湄在《家国梦萦——母亲廖梦醒和她的时代》修订本中曝光的宋庆龄与廖梦醒的信件和分析，我们看到了中共黑暗龌鹾的政治斗争一角。李湄写到：1954年毛泽东让潘汉年转给宋庆龄借的款。宋以为潘汉年又想“利用”她，就让隋秘书退还这笔钱，去交给当时上海公安局长兼副市长的许建国。许建国叫出在开会的潘汉年追问，潘汉年不得不当着隋秘书的面解释：他是还毛主席请宋庆龄向宋子文借的钱。这个党内机密就这样泄露出来了，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半年后潘汉年被捕入狱，导火线并不是这件事，但这件事可能也是一个促因。

潘汉年被罗织罪名定罪，所有当年他发展的地下党，与他联系的对中共取得夺权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那些地下党，都受到冤枉株连。受尽非人的监狱折磨，死的死，疯的疯。可谓“走狗烹”的典型写照。

宋庆龄曲解孙中山的建国理念，以得衣钵真传自居。她对苏共到了媚屈的程度，认为不依赖苏联就不能领导中国。她热衷于在政治中做女强人。在国民党清党拒绝中共附体渗透时，她到苏联组建临时政府组织，没成功。后来又积极成立第三党，妄想得到苏联支持而取代国共两党成为领导者，遭斯大林拒绝而失落。莫斯科制定了利用宋庆龄瓦解国民党的方针。宋分不清善恶，心甘情愿为共产国际卖命，以孙中山留给她的资本去资助敌人以推翻民国。在社会主义铁拳下，她扮演花瓶角色而求得了国家名誉主席的尊荣。

中共夺权后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在各种运动中有至少8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就是宋庆龄为之奋斗的主义之真面。当经历了社会主义寒冬，或许她的心也冷了，清醒了些。深知自己不配国父孙中山，因此死前才遗嘱不合葬。

---宋庆龄致命中国的几件事
作者: 邢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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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号称「中国第一家族」邓氏家族，无论大小太子或公主、驸马，无不响应邓小平「先让一部份人富起来」的口号，成为中共最富裕的家族。他们穿梭于中、港，表现出权力和金钱的结合。尽管其后涉腐败案，但邓家成员均能独善其身。

邓家大公子邓朴方，八十年代初建立康华实业公司，是198 9年学生激烈反对的「官倒」表表者、「六四」导火线之一，其后康华遭整，他安然无事;大女邓林的丈夫吴建常，长期把持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在港拥总资产保守估计达数十亿的上市公司股权;三女邓榕丈夫贺平，透过保利集团，从事军火交易、煤矿、房地产等业务。

而邓质方伙同北京首钢老大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嘉诚等，在港搞了上市公司首长四方集团，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近十个城市大肆贩卖土地使用权，据称当年积累150亿美元的财富，佔国家外滙近四分之一。其后，周北方腐败案发，周被判囚监禁，罪状包括是动用首钢5,000万美金，有消息指其实是为邓在澳门赌博填坑，据悉邓一夜间输掉1.9亿元人民币，被澳门王之子，即当年还未成澳门特首的何厚铧连续「宴请」三天，直到周把钱打入法国后转往澳门的户头，邓才得以脱身回京。涉案被短暂双规的邓，其后销声匿迹，到1997年父亲丧礼重新现身，近年偶有露脸。

---邓小平家族不管做什么总能脱身
来源: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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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乃“知青学”集大成专著。知青研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知青运动在中国，知青学在国外。
《失》书中一些数据仍闻所未闻，三十多年前的旧闻对我仍是新闻，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来 如此！”若非读到此著，将终身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信息。如从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

我从《失》书中得知：

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与一九七九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上山下乡在一九八○年被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一九七九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

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女知青遭强奸，有时几十起。《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点被枪毙，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一位老媒婆因介绍城里女知青给郊区小伙子，获罪“破坏上山下乡”，吃了枪毙！

为维持“安定团结”，政府必须在上山下乡问题上言行二元化。一九七八年李先念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邓小平也认可。对上山下乡的荒谬性一清二楚，但决不能承认政策错误，在宣传上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副总理纪登奎明确表述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一千八百万知青下乡真相
作者: 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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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邓小平之于赵的器重并非走眼，一如其对胡的倚重也是有原可究。但邓的器重也罢，倚重也罢，都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稍有不合，就会心生芥蒂。这在胡、赵无疑是伴君如伴虎，在邓则是用人有疑。专制政治的人际关系，从来都是紧张的，而不是宽松的。胡的天真在于，大大咧咧，从来不看邓的眼色 行事。赵的精细在于，始终小心翼翼；一方面尊奉主君，一方面挟邓自重。

胡耀邦被邓嫌弃，并不令人意外。让人遗憾的是赵紫阳不懂得他与胡耀邦之间的唇亡齿寒。这就好比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只能抱成一团，不可彼此生隙。但赵紫阳先是给邓小平写信进言，抱怨与胡难相处；然后坐视胡被倒不说，还顺手落井下石。不管赵紫阳晚年如何为自己辩解，但他在倒胡生活会上对胡的指责，却是再辩解也无法自圆其说的。胡耀邦那痛彻心肺的伤心欲绝，与其说是因为薄一波的恩将仇报，不如说是由于赵紫阳的划清界线。赵紫阳始终没有明白，即便晚年辩解时都没有明白，在当时的所有同僚中，心地坦荡的胡耀邦其实是最能相处的一个同盟者。有什么问题，完全可以摆上桌面协商，根本没必要私下抱怨。不要说胡耀邦不难相处，即便是很难相处，赵紫阳也不能把彼此的间隙向邓小平透露，而应该与胡耀邦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倘若邓有倒胡的念头，赵紫阳理当明确表示，彼此共进退。若要去胡，赵也走人。假设赵紫阳有那样的明确，邓想要倒胡，也得三思而行。

赵紫阳第二大失误，据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披露，是在去胡之后邓欲将万里接替赵的总理位置时，竟然表示异议。须知，万里是邓小平在赵紫阳升任总书记后交给赵紫阳的二个辅佐者之一，另一个是杨尚昆。万里没能接任总理，又意味着万里没能名列常委。又因万里在常委当中的出局，导致了五人常委的权力失衡。李鹏被乘虚塞入，陈云的部将姚依林悄然跟进。胡启立和乔石虽然可以为赵紫阳站台，但比起万里份量不足。这样的权力格局与当年的胡赵邓叶陈，今非昔比。更不用说还有诸多退而不休的元老，成为凌驾于常委之上的一众太上皇。说是一个婆婆，但邓小平最终拍板时，却依然要邀约太上皇们全体到场。

赵紫阳的第三个失误便是以为只要拿到邓的尚方宝剑，就可以高枕无忧，搞定一切。就算胡耀邦太天真，不适合当总书记，那么接蹱而止的赵紫阳理当不天真了吧。殊不知，在宫廷政治的权斗中，照样糊涂。赵紫阳从来没有想过，在诸多元老当中玩一玩五湖四海。八老之中除了邓小平，习仲勋是肯定可以争取的。此外还可以争取的，是很乐意与对军队没有野心的赵紫阳合作的杨尚昆。杨尚昆想抓军权，对赵紫阳来说，并非坏事。杨尚昆想在邓百年之后取代邓坐到帘子后面，也不妨碍赵紫阳发奋图强。然后还可能争取到的是薄一波、甚至邓颖超的中立或者不唱反调。即便顽固如陈云、王震，也并非不能搞定，只消找到他们的软肋即可。只要他们的子女想做官、想经商，就必定有软肋。这种人际游戏要是放到杜月笙，可以做得极其到家。中国的宫廷政治，就是玩五湖四海，最大限度地笼络众人，集中力量孤立对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可不是只哄着贾母一个，诸如王夫人、薛姨妈之类的，全都弄得面面俱到。显而易见，赵紫阳从来不读《红楼梦》。

---论八十年代改革悲剧
作者: 李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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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三峡工程决策上，毛泽东远比邓小平聪明。和邓小平一样，毛泽东也不可能对许多问题有十分清晰的理解。但是毛泽东把赞成三峡工程上马的林一山和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李锐这两位专家都用专机请到中央南宁会议上来，让他们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面前各自陈述理由，毛泽东做判官。这样一来，林一山和李 锐都无法通过数据造假来欺骗毛泽东，因为不用毛泽东明察秋毫，另一个对手就会把造假的数据揭露得体无完肤。这就是中国成语所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记载：“上（唐太宗）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也是黄万里教授的要求，要求中央领导拿出三十分钟来阐述三峡大坝永不可建的道路。

邓小平的一个最大弱点是靠听一面之词做决策，六四事件是这样，三峡工程上也是这样。邓小平第一次听魏廷琤一个人的汇报，魏廷琤说什么邓小平信什么，便认定三峡工程150米的低坝方案好；邓小平第二次听李鹏一个人的汇报，李鹏说什么邓小平信什么，不动脑子，便认定三峡工程150米的低坝方案不好，而是180米的中坝方案好。都没有一个持反对意见的人在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两次在三峡工程决策上受骗，这只能说明皇帝的无能。

---邓小平在三峡工程决策中第二次上当受骗的事实
作者: 王维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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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邓小平其实陷入了“毛泽东之忧”。毛死前最担心的是，自己虽有建国之功，但文革决策却可能被否定，因此将声名狼藉。邓小平的后半生最主要的是两大决策，改革开放和六四镇压，后者的恶名是注定的了，他只能像毛泽东依赖建国之功那样，依赖改革开放政策来保住声名；如果改革开放政策被否定了，邓小 平的身后结局将比毛泽东还惨。就像赵紫阳被软禁后所谈到的：邓维护改革开放政策，是害怕此政策被批判后，自己就成为历史“罪人”了。

邓小平之所以选择在92年初南巡，有两个背景。其一，陈云系的倒退政策导致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迅速恶化，国有工业企业的债务与资产的比例从前两年的40%跃升到60%，银行开始面临危机。这给了邓小平反戈一击的理由。其二，陈云的身体状况恶化，李先念濒临死亡，保守阵营的后台不牢。所以，虽然邓小平自己的身体也迅速衰退，他还是顽强一搏，通过南巡杀了个回马枪，而杨尚昆兄弟挺身出来为邓“保驾护航”，使得邓的自救努力得以实现。

---程晓农：邓小平的滑铁卢和八九后遗症


也有一些猜测说田家英并非自杀，而是他杀。


我发现有些照片就是发不出来！


被邓小平点名批判
一九八四年十月号《九十年代》月刊（已由《七十年代》改名）在中共建国三十五年专题中发表我以“牧夫”署名的文章《中共治国三次大挫败》，其中主要论述是“大跃进”引致之大饥荒。文中提出饿死人数之估计，还以官方数据，驳斥大饥荒的自然灾害之说，从外贸资料指出大饥荒期间粮食出口太 多，进口大减，是令饥民处于死亡线的原因之一。当然，公粮征收超过正常标准一倍，更是饥荒的主因。也驳斥了苏联撤援的说法。

一个月之后，十一月十二日，总编辑李怡叫我谈话，告诉我中大教授李南雄传话，有大陆学者来港打听牧夫是谁，邓小平点名批评牧夫《三次大挫败》一文，指示十月号《九十年代》月刊不准在国内流传。

中共领导人点名批评一名香港的评论家，确实是绝无仅有的事。

邓为什么要批评牧夫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比较清楚，那就是反映了中共高层，尤其是邓小平这号人，完全了解中共内部的要害所在，而不能容忍公开地揭露其要害。具体说我的文章令老邓不安之处，不在于估算了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大小（我的估算明显偏低），而在于确凿地指出饿死人的原因，戮穿了他们维持多年的谎言，将饿死这么多人的罪责完全归结到中共政策上面﹕苛政猛于虎。

邓作为毛的亲信，是何等精明的共犯！他肯定知道中共几十年统治，就是“大饥荒”这一关过不去，其他问题都可以推到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四人帮之类遁词上去。这位总书记绝对知道饿死的几千万人都是农民，是中共口口声声依靠的贫下中农！而有无天灾、苏联是否逼债（现有数据显示，苏共非但没有逼债，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比谁都清楚！

---作者: 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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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的“石头论”最早出台于1950年的一次中央政务会议上，面对物价上涨或下降的两难处境，陈云提出“要摸著石头过河”，要稳妥处理。1980年12月16日，跃升为第二代领导人中二号人物的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中国改革问题复杂，要摸著石头过河，不能过急。陈云的“石头论”获得邓小平完全赞同，并沿用 至今。

“猫论”出自邓小平在1962年7月7日发表的《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就如何评价包产到户问题，他引用了刘伯承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后来，“黄猫”被传成了“白猫”。在邓小平70年代末复出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之后，“黑猫白猫”成为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代名词，他力求在政治制度的考量之外，生产力能得到高速发展。

通过30年的实践，“石头论”和“猫论”使21世纪的中国深陷环境极度污染、资源严重短缺的矛盾中，加拿大独立华人政论者付明泉更指“猫论”和“石头论”全面摧毁了中国的社会道德，因为它们使“昔日做好人的理论坍塌了，做聪明猫的理论诞生了，不论抓到假耗子真耗子，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总之只要达到目的，就是好猫，全社会的道德体系开始瓦解。”

---陈云的石头 邓小平的猫 习近平的鞋
作者: 潘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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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毛泽东18年的大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死亡之谜，田的继任者戚本禹是这样说：因为田想投靠刘少奇，犯了大忌。1962年刮“单干风”的时候，当年6月田家英从湖南调查回来，他先到刘少奇那里作了支持“包产到户”的报告。刘少奇鼓励和支持他的意见，并要他向主席建议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以后，田家英再去毛主席那里，他按刘少奇的意见向毛主席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了主席的批评。后来主席问他，这“包产到户”是你自己来说的，还是谁叫你来说的。其实主席对这一切心如明镜，只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可是，田家英却坚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不是别人叫他来的。主席从此就不再相信他了，也很少找他。“今后我若不找你，你就别再来见我了。”从那之后，田家英的情绪就很低落。
　　田家英自杀后，他的夫人董边跟她工作所在的全国妇联的领导人讲，田家英是冤枉的，他向主席去反映“包产到户”的事，是刘少奇让他去说的。这些人现在怎么都不出来说话啦？还说，田家英把事情揽在自己身上，那是为了保护中央的团结。
　　全国妇联领导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安子文。安子文马上把董边找来，还叫了王力和我一起参加。安子文对董边说，田家英出了问题，照理我们是可以把你也隔离起来，进行审査的。现在我们已经对你很宽大了。如果你还要胡说八道，攻击中央领导，那后果你自己负责。董边吓坏了，从此就不敢再说什么了。安子文很老道，他叫王力和我一起到场，这是向董边表示这不是他的个人意见，是代表中央领导的。我和王力当时一句话都没有说。
　　不过，董边说田家英代刘少奇受过，是为了党中央的团结，这话我当时就觉得疑惑。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是主席叫他去湖南农村做调查的，回来了，理应首先去向主席汇报的。怎么能先去刘少奇那里作汇报，并接受刘少奇的指示去向主席提什么建议呢？而且明明是刘少奇叫他向主席提建议，当主席问他的时候，他却还在毛主席的面前不说真话呢？这怎么能说是维护中央领导之间的团结呢？要维护中央的团结，不是应该去劝说刘少奇听从毛主席，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吗？那是中央决定的方针呀。
　　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人，或许也包括田家英。他或许认为毛主席毕竞老了，而刘少奇对他很器重。这跟后来汪东兴投靠林彪是一个道理。区别只是，汪东兴在主席叫他“要改换门庭，现在就滚”的时候，（听中南海的同事告诉我）他当场就跪倒在地，请求主席的宽恕。而主席这个人其实是心肠很软的，也就让他留了下来。可是田家英却不愿向主席说真话，承认错误，而是寻了短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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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多次写到白瓷痰盂。这是邓小平的随身“宝物”。“中办的秘书和清洁工都知道。首长离不开香烟，也离不开扑克牌。桌上少不了烟灰缸，脚下离不开痰盂罐。”在金韵秋隐名埋姓以云秋的身份迁居上海那天，大堂嫂为她安置新家，送给她一个报纸包着的礼物，“拉开包在外面的报纸，里面是一个白色的搪瓷痰盂。云 秋一看，立刻脸色煞白，浑身发软，大堂嫂一把将她抱住，痰盂滚落到地板上。‘云秋你怎么了？’只听见云秋喃喃地说：”噢，我，我不要这个白痰盂……‘云秋觉得看见这个痰盂就好像又看到了首长的脸，听见了首长喉咙里的呼哧，然后就是首长对准了白痰盂，吐痰！这个白痰盂好像跟那一天恐怖的场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云秋怎么也无法摆脱那噩梦一般的点点滴滴。’我，我不要这个痰盂，我看见这痰盂就恶心！‘一面说，云秋一面涕泪滂沱。“于是，大堂嫂明白了，”在301医院里出事的那天，一准是旁边也有一个白色的痰盂。“
三十年过后，云秋去探望患肺癌的裴德山老伯。”她低头忽然看到床边的白色痰盂，猛然觉得浑身难受。“只好连忙退避。”看不见白色的痰盂，就觉得缓和过来。“小小的白色痰盂，作者用它前后照应了三十年，充分表现了在金韵秋（云秋）的心目中，邓小平就像一只恶臭的白色痰盂，永远压在了她的心里。

---安蒙：两代人的贞洁的眼神——评彭小明长篇小说新作《贞洁的眼神》


旅德学人彭小明的新作——长篇小说《贞洁的眼神》于2016年5月由台湾熊猫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6月3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了新书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两位主要发言人在介绍这本新书时都说，新书应该叫《邓小平的风流情史》。后来我读了这本小说，发现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小说一开始描写邓小平在1959年因打乒 乓球而摔跤伤了小腿，胫骨骨折，住进了301医院。护理他的是纯洁美丽的21岁女护士金韻秋。邓小平兽性大发，强暴了金韻秋，使她怀了孕。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听到此消息以后，跑到邓小平的办公室大闹了一场。后来党组织派一名高级干部汤主任来作善后处理，汤主任得到的“首长指示”是：“…… 能够听话，服从组织安排的，就给予多方照顾。如果不听话，不服从安排的，处理要干脆利落。走极端的，处理更要尽量不留痕迹，不要给党添麻烦！”金韻秋被迫做了人工流产，隐姓埋名，改名为云秋，调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工作。

往后小说就讲述云秋到上海以后的故事（这占了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与邓小平的风流情史毫不相干。即使小说的开始部分，那也是邓小平的恶行丑事，而不是邓小平的风流情史。

---朱振和：推荐长篇小说《贞洁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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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不是为民当差，而是为毛当官，认毛为主，为虎作伥。
1961年，全国人口统计少了几千万，材料只报周毛两人。周看后通知：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为了掩盖毛的弥天大罪，销毁证据。大饥荒发生后，周巧舌如簧造谣“自然灾害，苏修逼债”造成了大饥荒，却一直回避“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一锥心刺骨的问题。
周恩来虚伪奸诈的一生一直保持到死，为取悦其主子毛泽东，临终仍在演戏，却得到江、毛一句“貌似忠贞实属大奸”评价。这就是丧尽天良一代奸相的最终下场。
《管子》曰：作假的不可能持久，掩盖虚伪也不会长远。活着不干好事的人，也一定不得好死。（“务为不久，盖虚不长。其生不长者，其死必不终。”）

有党内资深人士说，周恩来勤勤恳恳的当了一辈子中国的大管家，一辈子让国民忍受食不果腹的日子，一辈子循循善诱，劝导民众逆来顺受，忍受中共迫害邪毛淫威，还有谁比他更能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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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周、邓二人同为早年留法学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国理念也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关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紧密和谐，周、邓之间既无紧密的工作关系，更谈不上私人情谊。事实上，周、邓的私人情谊和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不过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测加谣传而已。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 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

由此，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还地位平平的邓小平，却在八大上超越许多中共元老而跃升到高层核心；为什么“刘邓路线”的一号人物刘少奇，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且尸骨无存，而二号人物邓小平却保留党籍；为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启用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权力；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压制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和民间思潮（西单民主墙）对毛的清算，使本来势头良好的非毛化运动戛然而止，以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权谋大师毛泽东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他的幽灵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成为掩盖中共罪恶的巨大阴影。

---刘晓波：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读《晚年周恩来》之二


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即基于个人权力 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方面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也逐渐消失。

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刘晓波：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读《晚年周恩来》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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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这前一年饿死了多少人？这一年又饿死了多少人？这下一年又饿死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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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镇压竖起了共产党阵营的墓碑
八九后遗症有诸多侧面，其中之一便是，它产生了完全逆反的国际效应，共产党阵营各国政权不但没有被六四镇压所鼓舞，相反，却从中看到了镇压的惨烈和卑劣；实际上，六四镇压因各国媒体的广泛传播，震撼了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人，并以巨大的心理压力捆住了他们的手
 脚，从而防止了类似的镇压在其他国家发生，也因此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天鹅绒革命。

六四之后，中共重犯了毛泽东1957年在81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错误。那时，毛泽东自以为豪迈地在此会上发言，表示中国欢迎世界大战，包括核大战，愿意牺牲几亿人口，消灭帝国主义。他以为，此豪言壮语能一举征服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心，从此成为他们心仪的世界伟人；毛不懂的是，他完全低估了其他国家共产党领袖的人性，结果毛的战争狂人姿态吓坏了各国共产党人，多数领袖反而对毛泽东更加疏离，而毛的解放全世界的革命理想和野心也从此落空。1989年的危机度过之后，中共高层颇为他们不惜代价捍卫了政权而自豪，自以为在共产党阵营里树立了一个榜样。该年10月中共特地派姚依林到东柏林，向东德共产党头目昂纳克介绍六四镇压的经验。昂纳克认真听取了中共的镇压经验，在随即发生的东德几个城市的民众静默抗议行动之前，也准备了镇压力量和医院的血浆。但是，东德共产党高层的其他成员害怕在东德发生北京大屠杀的惨剧，苏共高层也反对镇压，结果，主张效法中共实施流血镇压的昂纳克反而被迫下台。紧接着，柏林墙开放了，东德的红色政权终结了。当时，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赛斯库的垮台，同样是因为军队首脑拒绝服从武力镇压民众的命令。1年多以后的夏天，苏共保守势力在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当中再次遭遇军队哗变，反对镇压民众的军队投到叶利钦一边，然后苏共被苏联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苏联随即解体。

经过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在六四之前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本来是颇为自得的，他觉得，中国的现实证明，他的政策明显优越于苏联，在共产党阵营的大国里独树一帜，不仅成绩斐然，而且功载史册，长达30年的中苏对立最后以后辈戈尔巴乔夫登门拜访而收尾；甚至六四之后，他也相信，中国在共产党阵营里始终名列前茅，其地位不会被西方的制裁所动摇。然而，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是，六四枪声响过之后不久，共产党阵营居然从此不复存在，中共竟沦为共产党阵营最后的孤儿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克里姆林宫扩散到全世界，最后却终结于中南海，对邓小平这样从年青时便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国际共运大内斗当中打滚多年的人而言，这个结局实在是太讽刺、太沉重了。

---程晓农：邓小平的滑铁卢和八九后遗症


诬陷赵紫阳的阴谋从1989年5月下旬就开始了。我曾任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综合研究室主任，这个体改所被称为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智囊团，因此，早在六四前半个月，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的两个工作组便已进驻该所，开始了全面整肃。我当时在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访问计划已 到期，正准备按时回国；动身前与所里的同事联系，得到的回答是“坚守岗位”，所以我就留在了德国。这次整肃当中，体改所的十几位研究人员被无端地抓到秦城监狱，关押达一年之久。这些被捕的同事既非民主运动的组织者，亦非学生活动的指导者，把他们抓去，其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设法捏造不利于赵紫阳的说法。我出国前是体改所参与赵紫阳召集的各种政策讨论会的主要参与人，如果我当时在国内，肯定也被关到秦城，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1989年6月下旬中共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完成更换总书记的程序，会上公安部长王芳奉命作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特别提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索罗斯基金会，通过与体改所合作，企图颠覆中国。由于体改所是赵紫阳提议设立的研究机构，又与赵有密切联系，王芳捏造的这个涉嫌颠覆罪名的矛头直指赵紫阳。当局制造的这起诬陷赵紫阳案，源自1987年公安部对索罗斯的怀疑，那时高层已经知道此类怀疑纯属捕风捉影、恶意猜测。据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赵紫阳对宗凤鸣说过，1987年国家安全部就表示，索罗斯是他们的客人，没有中情局背景。六四之后，为了证明邓小平在六四镇压方面的敌对意识确有根据，公安部把两年前被否定的旧话重新搬了出来，试图栽到赵紫阳头上。

1989年7月下旬，全美学自联在芝加哥召开成立大会，到会采访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获悉中国公安部长对赵紫阳的诬陷，随即电话采访了索罗斯，8月9日的《华盛顿邮报》第4版刊登了相关报道。此报道指出，从匈牙利移民到美国的索罗斯是一个金融家和慈善家，他在匈牙利、波兰和苏联都设立了改革开放基金会，他也出资100万美元于1986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样的基金会，以支持文化交流和改革开放；但中国政府现在却企图把该基金会与美国中情局挂钩，进而指控总书记赵紫阳和政治局常委会政治秘书鲍彤通过索罗斯的基金会资助过的体改所与“外国颠覆势力挂钩”，从事“反革命活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还提到，索罗斯已在8月2日给邓小平去信，澄清了自己的改革开放基金会的透明性，并且表示，给邓小平一个机会去查核北京的改革开放基金会的运作细节。

索罗斯给邓小平写信、《华盛顿邮报》报道之后，诬陷赵紫阳的阴谋被曝光，随之就烟消云散了。这个阴谋之所以最终破产，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索罗斯的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的中方最高负责人其实是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既然索罗斯在给邓小平的信中点出了这一点，北京的栽赃陷害就再也玩不下去了，因为，要继续诬陷赵紫阳，就必须拿国安部垫底。这事既已在海外公开见报，再搅和下去就成了国际大笑话，邓小平的敌对意识再强，也不想把自己变成此类笑话的主角。

六四镇压充分表明，中共高层那些充满敌对意识的人，对拒绝顺从的民众是何等仇视狠毒；而这起诬陷赵紫阳的阴谋则证明，他们为了虚构、制造自己的“敌人”，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程晓农：邓小平的滑铁卢和八九后遗症


高层的敌对意识
六四镇压暴露出中共高层其实有两类人，他们的区分不单纯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别，而是与民为敌派和与民为友派的根本差异。胡耀邦和赵紫阳属于占少数的与民为友派，他们胸中有民，心中无敌，希望尊重民众的意愿，化解官民对立；而其余大多数则秉承毛泽东的政治遗产，视天下为私产，视民众 为草芥，以个人利益和话语为神圣不可侵犯，但凡民众稍有批评异议，他们的敌对意识立即支配一切，不惜让民众人头落地，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专制体制下，每当官民矛盾扩大，与民为敌派只要祭起江山安危牌，就总能在高层占上风；而与民为友派虽可施政一时，但每当他们试图保护民众免受打击之时，就往往被清除，甚至因此成为对方的敌人。

邓小平虽然主张改革开放，但这个政策倾向并不改变他的与民为敌的本性和特征。当1989年的爱国民主运动彰显出民众要求政治进步的呼声时，与民为敌派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虚构敌人，为镇压寻找借口。六四镇压前，支持镇压者在北京市区撤走交通警察、企图制造局势混乱，以及把装载枪支的车辆留在街边，试图诱惑市民劫持枪支，都是其营造敌人的图谋，但因为市民和学生的冷静自律而未能得逞；而虚构敌人的最大举动便是诬陷赵紫阳与美国势力勾结，企图为镇压行动提供正当性借口，但是，这一阴谋最终彻底失败。

---程晓农：邓小平的滑铁卢和八九后遗症


华国锋去世之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曾有过为华国锋编撰生前文集的动作，但拟收录的文章、讲话等的目录被上奏之后便没了下文，高层的难言之隐毫无疑问就是担心此文集一经问世，“负效应”还不仅仅是“有损于小平同志的光辉”。
如今的中国大陆人，不仅仅是八千多万中共党员，就是普通老百姓中凡是能够识文 断字者，无人不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大都知道甚至会一字不漏地背诵其中的经典内容之一：“实践证明，我们搞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我们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再快一点！”
而如果《华国锋文集》被面世的话，必然会招至的“恶果”之一就是所有中国人立马恍然大悟：原来邓公的这句指导了中国陆的第二次改革开放的“英明论断”居然是盗取自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原话，而且华主席发出这一指示的时间要比邓小平整整早了十四年。早在一九七八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华国锋即已经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强调了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一定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高新：陈独秀之于毛泽东与华国锋之于邓小平


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还原华国锋”的中国大陆著名党史专家韩刚先生所披露出的第一手史料文献说明，邓小平直到华国锋被迫下台的十几年之后还不忘对他全盘否定的那句“他就是‘两个凡是’”，也是诬陷不实之词。首先一点，能让中共政权有了从邓小平至江泽民，再从胡锦涛到习近平的今天的基础的基础——“一举粉碎 ‘四人帮’”，把毛夫人江青及其政权追随者，甚至还有被晚年毛泽东和江青视为己出的毛远新全部打入天牢的行动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的最大否定，更何况所谓的“两个凡是”既不是华国锋的专利，也不是华国锋下令做为“中央工作的指导方针”向全党正式发布的东西，而华国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引用过两次“两个凡是”的说法，其语意环境和针对目标都不是政策制定和工作指导方针，而是基于要维护毛泽东的政治形象。

那么无论是站在当年的邓小平的角度还是站在今天的习近平的立场上，维护毛泽东的政治形象的出发点居然会被当成“罪行”来批判，等于是共产党政权在自己狠扇自己的耳光。正如韩刚先生所说：华国锋的所谓维护毛泽东形象的讲话内容，如果从反共角度，当然是要否定的。但是日后从华国锋手中夺取党政军大权的邓小平坚决制止党内从人格角度否定毛泽东的评价，坚持为维护毛泽东的所谓伟大领袖形象的所言所行，事实上比华国锋还要过份。同样一件性质的事情，华国锋说了就是罪过，邓小平说过并坚持实行就是所谓的真理或者说正确决策？由此可见邓小平整肃华国锋的手段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手下人整肃老干部们的手段殊无二致，都是中国封建统治史上屡见不鲜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邓小平当年夺取了华国锋手里的党政军大权之后，给华国锋强加的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中还有一项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问题”，而事实也是恰恰相反。先不说当今圣上习近平之父习仲勋一九七八年初被恢复“组织生活”并安排工作是华国锋“钦定”，继而习仲勋奉调广东也是叶剑英和华国锋两人的决定，而当时的邓小平只不过是表示同意，更鲜为外界所知的是，就是直到自己去世，邓小平给胡耀邦盖棺定论的最无保留的一项历史功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华国锋的实际支持下才得以推动的，就是胡耀邦本人在“四人帮”倒台之后很快被恢复工作的过程也都是华国锋一手促成。至于习仲勋本人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之冤案之所以被拖延至一九八零年初才被党内正式正发文平反，幕后原因不但没有华国锋半点责任，而是因为碍于整肃高岗的毛泽东的两个最重要政治打手邓小平和陈云关于“绝不允许为高岗翻案”的内部指示。

---华国锋被罗织罪名是邓小平陈云制造的冤假错案
作者: 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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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这是极权集团的必然。


比李鸿章进步一点
邓小平即使在一九七九年访问美国时也在谈话中间大声清喉咙、往痰盂里吐痰。他访问日本时，据说也一样照吐。但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于一九七八年接待邓小平来访时，把一个瓷痰盂和一个烟灰缸放在邓面前，邓居然两样都没有用，在晚宴时也同样两样都没有用。到底是不是因为邓小平觉得在爱 标榜清洁而且是华人的李光耀面前吐痰会感到尴尬和自卑？但起码，这说明邓小平的当众吐痰行为，甚至吸烟，也是可以自控的。

要是有人觉得邓小平或许多中国人使用痰盂是落伍，但这比起满清重臣李鸿章外访欧洲时拒绝使用痰盂，执意把痰吐在名贵地毯上面，似乎就是进步；李鸿章落伍么？但比起东晋时期的苻朗把痰吐到侍从嘴里（即“肉唾壶”），似乎又大有进步。

---邓小平的吐痰外交
作者: 钟祖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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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上世记八十年代末、还是九十年代初，我在一份湖南出版的杂志上看到一篇纪念毛诞生多少周年的文章。是大饥荒时一位渔场陈姓党支部书记，以一种十分“自豪”的口气，回忆当年如何为毛养鱼的经历。据这位书记回忆：在大饥荒开始不久的一天，上级领导突然找他谈活，交给他一项要严格保宻的重大“政治 任务”，即在长沙烈士公园东北方一处因修京广复线截断浏阳河而形成的U形月牙湖上建一个养鱼场，专门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养殖毛所钟爱的浏阳河白鲢鱼。

据这位陈书记介绍，在北京已吃厌各种山珍海味的毛，有一天突发奇想，回忆起年轻时在长沙求学和闹革命时，吃过一种浏阳河长沙段捕捞起来的白鲢鱼，毛当时觉得非常好吃。毛对手下人说，浏阳河流经长沙段有一处急湾，此处水流湍急，河里的白鲢鱼在这里的激流里奋力争游，鱼肚皮在河底的沙滩上磨娑，使得这里的白鲢鱼肚皮异常肥厚鲜嫩。毛对手下人流露出想吃浏阳河白鲢鱼的意思。善于逢迎拍马的毛的“大内总管”，马上心领神会，并及时把毛的“圣意”告知湖南省委。由于浏阳河流经长沙的那段急弯，已在一九五八年被新修的京广复线所截断，形成了一个月牙湖，而改道后的浏阳河里的鱼虾早已被饥不择食的饥民们几乎捞捕殆尽，那里还能捕到“当今圣上”朝思幕想的浏阳河白鲢？为不违圣意，省委立即下达政治任务，责成水产部门在浏阳河截流形成的月牙湖成立一个渔场。选择祖宗三代都是贫雇农出身、有养鱼经验的党员专门为毛养殖浏阳河白鲢。据这位渔场书记回忆，大饥荒期间，他们每星期捞捕两次每条两斤左右不大不小的活白鲢鱼数条，用可充氧气的专用运鱼鱼箱在专人押运之下，用汽车运到长沙南郊的大托铺军用机场，再用专机运到北京供毛享用（一九六一年暑假笔者想为久未食过鱼的父母改善一下生活。曾与友人试图到位于长沙烈士公园内的这个月牙湖去钓鱼，不料竟遭到好几个便衣巡逻人员的驱赶与呵斥，连钓具也被没收。当时都不知道这里已辟为毛的“御用”养鱼场）。

其实白鲢鱼在河鲜中根本算不上什么美味，只是毛当年混迹长沙时因囊中羞涩，常只能以粗茶淡饭裹腹，偶尔能吃上一顿白鲢鱼当然会倍感鲜美，因此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以致毛“功成名就”成为当今“圣上”之后仍想重温当年的这一美味。

---大饥荒年代毛泽东穷奢极侈的生活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10)
作者: 一真溅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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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述的确略有牵强。但批邓时毛也确实留有余地，不像对刘、陶。据此，此文观点也有其合理性。


1971年人民日报五一节第一版…三个多月以后…913…三叉戟…温都尔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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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饥荒年代穷奢极侈的毛，还在全国花费数以亿计的巨资为自己建造行宫，计有：韶山滴水洞、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山庄、长沙蓉园、武汉东湖梅岭一号别墅、咸宁131工程特一号别墅、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北京宻云水库湖心岛别墅、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北京玉泉山别墅…等。其中仅滴水洞别墅及其附属工程总造价已 超过亿元，这样一笔钱如用来进口粮食，按当时的粮价可购买62.5万吨粮食，这么多的粮食可以挽救625万饥民的生命。“解放”后毛在全国各地先后为自己修建了61处别墅，其中有许多处毛从来没有入住过，就连耗资过亿元的韶山滴水洞别墅，毛也仅在一九六六年的六月十七日至廿八日在那里住了十二天，相对于它的造价，毛在那里每住一天就花费了将近一千万元。毛建造的这六十一处别墅不仅耗费了国家宝贵的建设资金，其中有许多是大饥荒时代饥民们指望用它来进口粮食以挽救自己性命的资金。

---大饥荒年代毛泽东穷奢极侈的生活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10)
作者: 一真溅雪


毛之所以没有把邓象对刘少奇、林彪那样置于死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自彭德怀、林彪死后邓已成为除毛以外，对军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实力人物。毛耽心如果此时将邓置于死地，将激起早已被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整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高级将领们狗急跳墙发动兵变，断送自己的江山。而此 时毛所依靠的文革新贵们，没有一个人能镇得住军队，毛本人早已因濒临死亡而力不从心。

其二是：声势浩大的“天安们事件”让毛清醒地意识到：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多么的不得人心，以及周、邓在民众中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局势使毛对今后政局的变化有所忧虑。毛害怕他死后，万一今后在全国出现大的动乱时，他所依靠的文革新贵们是无法控制局面的，到那时还得依靠邓来收拾残局。

由于毛深知自己所干的几乎所有坏事、对国家对民众所犯下的所有滔天罪行，邓都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和实施者。而且在中共历次的狗咬狗式的、你死我活的内斗中，邓都是站在毛一边。所以毛有把握地认为：今后万一不能顺利把天下交到江青、毛远新手里，交到邓手里也比交到其他人手里要好。

毛知道今后万一出现变局，邓掌权后，邓决不敢抛弃毛和中共这两块招牌，因邓若否定毛和中共就等于否定邓自己，以毛对邓的了解，毛预计邓决不会这样干，这样毛的“英名”仍将继续保留，罪行也不会遭到彻底的清算（“文革”后邓再次复出并独揽大权后的所作所为证实了毛的预见）。

基于以上的考虑，毛在撤销邓一切职务的同时，仍保留了邓的党藉，并没有找借口马上把邓弄死，而是命汪东兴将邓以“保护”的名义软禁在一个秘密处所，断绝邓与外界的联系，以消除他的影响力。今后如果毛顺利实现将党天下转化成毛家天下，将江山经江青传到毛远新手里时，再找借口将邓处决；如果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全国出现大的动乱时，再重新起用邓来为毛和中共收拾残局。

---毛未将邓置于死地的原因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31)
作者: 一真溅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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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一切为了权力”的党。

毛泽东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

说明中共和马列主义是从苏俄进口的，也说明中国有接受的土壤。

但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是，一般头脑清醒、行为持重的中国人，相当准确地称马克思主义为“过激主义”，敬而远之；

当时只是少数愤怒的年轻人，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并认为这是当代欧洲最革命最科学的思潮，冲动地不惜孤注一掷，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主义”上面；

至於对那些有野心的政客来说，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又一块时髦的招牌罢了。

毛泽东喜欢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其实，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能打动毛的只有一条：“造反有理”。

这是毛自己说的，我相信这是真话。

但“造反有理”这个东西，说穿了，是中国的土产，《水浒传》里的好汉管它叫“替天行道”。

毛泽东有个毛病，把凡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古脑儿称为“马克思主义”。仿佛自己就是“马克思转世”！比方说，他自己实践了一辈子的公式：“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普遍地对的，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其实，“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就是中国军阀主义的原则。从袁世凯到张勋，上溯到项羽、刘邦，问鼎逐鹿，成王败寇，这种东西，怎么能说成是列宁送到中国来的呢？

所以说，毛泽东嘴里的“马克思主义”，大抵如此。

所以说，我看中共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党，它是一个为权力而斗争的党，一个“一切为了权力”的党。

中共在没有掌握政权时，它最大的欲望是造反，不择手段，夺取权力；

有了政权以后，它最大的欲望是坐稳政权，就是不择手段地保住权力，就是维稳。

毛泽东在“与人奋斗”之中，所以能够屡屡得手，靠的不是马克思，靠的就是食言而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摘编自2011年鲍彤谈中国共产党（答《动向》杂志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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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他的坦克和军队“战胜了”赤手空拳的学生和民众，但是这场战斗没有胜利者。

邓小平失败了。他惨淡经营的后半生事业，骤然被抹上了一笔浓重的血腥。天安门，将成为一个狰狞的黑色符号，与邓的壮观的改革事功一起，永远载入历史。他的形象将被一劈为二，一半为白，一半为黑。并将成为历史学家永
 恒争议的话题。

中共失败了。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这个政党的残酷真相已赤裸裸地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从此，它的宣传工具已被废了武功，无人理睬。它的统治合法性已被自己的坦克车碾碎了。

中国失败了。一百年来念念有词反复纭绕在中国人心中的梦，又一次被击成碎片。同时，中国历史，又一次闻到了血腥味。而闻过血腥味的历史，常常会染上循环性的嗜血症。天安门事件，再次给中国当代史投注了一股暴戾之气。他开启了典型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先例，从而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无边的暴力循环注入了“第一推动力”。

本来，随着中国人世代交替的变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上一代或上两代中国人在国共内战中结成的重重恩怨和仇结已经在逐步化解、淡化乃至消泯。但是，天安门事件，给中国社会再次注入了极化的种子，仇恨的种子，造成了新的危险的社会张力，种下了新的一个世代的仇结。从而，使全国和解社会宽容的降临更加遥遥无期。整个中国重新成了绷紧的弦，内蕴着血腥暴戾之气。

虽然，为挽救自己的政治声誉，为扭转中国在六四之后的全面倒退，1992年，邓以自己耄老的巍巍之身，南下“巡视”，疾呼“不问姓社姓资，加快改革”，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一阵更加疯狂的“淘金热”，并且因胡赵时期奠定的基础以及遭逢国际资金流入的历史机遇，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奇迹般起飞。

然而，只要你踏上中国大陆，就不难发现，这里发生的，基本上是一场空前规模的无规则游戏。深入考察，你会体会到，无论对官方还是民间，它的“解放”机制，蕴涵在如下未曾明言的前提里：在大街公开杀人之后，一条最难的心理“禁忌”和防线都冲破了，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做的“禁区”呢？于是，姓社姓资、道德规范、法律条文，礼仪廉耻，亲情信用……通通丧失了约束力。一个空前的制度化的腐败和伦理真空降临中国。除了政治禁忌，其余百无禁忌。

这种价值系统的崩溃，这种嘲笑一切，撕毁一切的痞子态度，这种毫无敬畏感、毫无神圣性的社会，也许会使中国几代人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悲剧人物邓小平
——邓小平去世二十周年
作者: 陈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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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而成“国家领导人”
1986年，几位当年反右运动中的受害者、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便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声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让大家通过座谈，回忆历史，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 因和结果。为此，特征询对参加会议者的意愿和意见。钱伟长也是这三、四十人中的一个。

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后，他肯定也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最终却选择了卑鄙地告密。他通过一定的人际关系将此信交到了当时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手里。并又附上了这样几句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笔者注）”钱伟长人格的卑劣在此暴露无遗！人家给你的是私人信件，你不认同、不喜欢，不接受，可以不理睬，不回复，可以把信烧了或退回去都可以。而人家又没攻击邓小平，与中共的军委主席何相干？竟然又乘机向“邓大人”打“小报告”诬方励之为“政治野心家”。更可笑的是在告密之余还不忘附上一句：“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无非是说，我钱某对党国如此忠心耿耿，难道还不让我官复原职吗？叭儿态，小人心，尽显无遗。

而更严重的后果是邓小平得此告密后大为震怒，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邓小平此时大概是老得有点糊涂了，竟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于是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于是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邓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邓还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由此可见钱伟长此次的告密所产生的恶果是巨大的，无异于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许多人因此事受株连而倒霉。甚至可以说是后来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导火索。

而钱伟长却因此捞到了巨大的好处。显然是在邓小平的授意下，此人从一个“改正”后的右派分子，连清华大学副校长都未能官复原职的情况下，接下来却像乘坐了火箭一般地快速飞升，竟然当上了中共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虽然是个花瓶摆设样的清谈馆，但在中共的编制上却与“人大”并立。因而政协的正、副主席与人大的正、副委员长一样都属于所谓“国家领导人”这个级别。可见钱伟长这个卖友求荣、拍卖灵魂的贱招，确实博得了“邓大人”的欢心，也体现了中共对他们认为有“重要价值”的告密人是不惜成本要予以重赏的，以便给后继者作个榜样。

---靠告密而成“国家领导人”的钱伟长
作者: 林傲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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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赵紫阳，作为邓的左右臂，在当年，构成了中国最高层的“铁三角”。也许，这是其时中共所能找到的最开明的统治集团了。

无疑，邓对胡赵是相当信任的，甚至可说是情有独钟。他竟然公开声称，天塌下来，有胡赵撑着。胡赵对此知遇之恩和提拔信任也怀有某种铭谢之情。更重要的是，三人之间，在对毛 式主要遗产的反叛上，在经济改革的理念上，是大体契合的。而胡的热情诚恳，开朗豪爽，大刀阔斧；赵的精明能干，思路开阔，厌恶教条，与邓的务实主义正好相得益彰。在政治改革方面，二人走得比邓稍远。因此，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国，在这一“铁三角”的推动下，以“真理标准”问题为开山斧，拨乱反正，平反冤狱，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把偌大神州，搞得风生水起，虎虎有声，蒸蒸日上，成为中共49年执政以来仅有的一段“黄金时代”。

然而，这种“君臣”式的“铁三角”，却隐藏着某种致命的结构性危机。祸根在于权力的名与实不符，以及权力和责任的不统一、不对称。

所谓名实不符，系指最高权力的名义与实际是分裂的。它们不是统一于一人身上，而是分处于两个不同人身上。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胡，实际上最高权力者为邓。

所谓权责不统一、不对称，系指权力与责任分离。这意味着最高指令的发出者可以不负与该指令相应的责任，而须由执行者负责。即，邓拥有最高权力而不需承担该权力相应的责任，责任由胡赵承担；但是倘该权力运用获得成就，则荣誉仍归于邓。譬如，1988年的所谓“物价闯关”，赵曾犹豫，决心是邓最后下的，然而最后失败的责任却须由赵全部承担。

但是，权力的运转自有它趋向名实相符的逻辑。光绪当年的“百日维新”，除了是其思想倾向的结果外，从权力运作的逻辑看，也是虚君（仅有名位者）寻求名实相符的实权的自然趋归。胡赵当然也不例外。

上述结构性困难一旦遇到危机时刻，就会突然显现出来，产生结构崩塌的效应。如在1986年底和1987年初，在胡耀邦推行邓式“新政”过程中，爆发学运。党内保守元老趁机发难攻击“新政”，邓亦隐感胡“功高震主”，因此也就顺水推舟，放开闸门。胡（为邓路线的后果）承担责任黯然下台。“铁三角”顿失一角，已呈不稳。1989年，类似事件以悼胡为导火线在更大规模下重演，赵亦戏剧性地被罢黜。从此，邓失双臂，“铁三角”已收缩为孤立一点。“新政”的颓势已不可避免了。

邓对胡赵的感情是复杂的。平心而论，他曾力排众议，力荐二人担负重任，对他们有很高的期许，视之为自己想法的最好阐释者和执行者。然而，当政治危机惊涛拍岸，风起云涌时，当二人在政治改革方面超出了他划的界限时，他为自保，也为防止逸出邓式轨道而抛弃了他们，（当然，赵在最后一刻也已挣脱了邓的笼罩，亮出了独立的姿态）。从邓偶尔流露出的悔意以及他对二人的整肃留有余地，人们不难想象，事过之后，在垂暮之年回首事功，这两个人当已化成他的两块心病，在清夜咬噬他的灵魂。

---悲剧人物邓小平
——邓小平去世二十周年
作者: 陈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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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一家名为“中国报导”的网站，刊登长篇报导，题为《邓朴方是如何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以罕见翔实的资料和大量确凿的证据，揭露了以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为首的邓家族腐败的惊人内幕。

1983年，在邓小平授意下，当局从国库拨出2600万人民币，交由邓朴方，作为其“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 国肢体伤残康复中心”的活动经费。以此为出发点，经由海内外大举募捐和大规模倒卖违禁商品，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很快拥有177间官倒机构，雇用13000多军政人员为其敛财活动效力，财源滚滚而来。

除邓朴方之外，邓小平的其他子女和女婿，个个敛财有术，聚财有方，纷纷成为商界龙头老大。次子邓质方，四方集团总裁；长女邓林，东方美术交流会会长；次女邓楠，东创集团老板；幺女邓榕，深圳华业地产集团主席；女婿吴建常，香港金辉集团主席、东方有色金属集团主席、银建国际集团主席；女婿张宏，科学院科技开发局局长；女婿贺平，中国保利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新海康集团副主席、新鸿基工业副主席；邓小平妹妹邓先群，总政治部工程部长……

后来，更有“后浪超前浪”的邓小平外孙女婿吴小晖，安邦集团董事长，中国数一数二的亿万富豪，动辄甩出数十亿美元大手笔的海外收购大户。“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在邓小平的号召下，邓家族的子子孙孙、五亲六戚、七姑八婆，带头成了“先富起来”、而且富得流油的少数人中之少数人。

回头来看邓小平六四屠城的动机，就再清楚不过了。权力，既得利益，腐败，就是邓小平下令开枪的最原始动机。所谓“制止动乱”、“稳定压倒一切”、“集中精力搞建设”，都是屠杀的借口和幌子。

六四之后，中国官场腐败大规模发展，如洪水泛滥、洪水决堤。上至最高领导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至省市大员，下至县官、村官，无不巧用权力，捞得盆满钵满。

腐败，大规模的腐败，无可救药的腐败，不仅印证了邓小平六四屠城的动机，而且成为六四屠城的直接后果。

---陈破空：六四，邓小平下令开枪的动机
作者: 陈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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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之所以没有把邓象对刘少奇、林彪那样置于死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自彭德怀、林彪死后邓已成为除毛以外，对军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实力人物。毛耽心如果此时将邓置于死地，将激起早已被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整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高级将领们狗急跳墙发动兵变，断送自己的江山。而此 时毛所依靠的文革新贵们，没有一个人能镇得住军队，毛本人早已因濒临死亡而力不从心。

其二是：声势浩大的“天安们事件”让毛清醒地意识到：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多么的不得人心，以及周、邓在民众中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局势使毛对今后政局的变化有所忧虑。毛害怕他死后，万一今后在全国出现大的动乱时，他所依靠的文革新贵们是无法控制局面的，到那时还得依靠邓来收拾残局。

由于毛深知自己所干的几乎所有坏事、对国家对民众所犯下的所有滔天罪行，邓都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和实施者。而且在中共历次的狗咬狗式的、你死我活的内斗中，邓都是站在毛一边。所以毛有把握地认为：今后万一不能顺利把天下交到江青、毛远新手里，交到邓手里也比交到其他人手里要好。

毛知道今后万一出现变局，邓掌权后，邓决不敢抛弃毛和中共这两块招牌，因邓若否定毛和中共就等于否定邓自己，以毛对邓的了解，毛预计邓决不会这样干，这样毛的“英名”仍将继续保留，罪行也不会遭到彻底的清算（“文革”后邓再次复出并独揽大权后的所作所为证实了毛的预见）。

基于以上的考虑，毛在撤销邓一切职务的同时，仍保留了邓的党藉，并没有找借口马上把邓弄死，而是命汪东兴将邓以“保护”的名义软禁在一个秘密处所，断绝邓与外界的联系，以消除他的影响力。今后如果毛顺利实现将党天下转化成毛家天下，将江山经江青传到毛远新手里时，再找借口将邓处决；如果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全国出现大的动乱时，再重新起用邓来为毛和中共收拾残局。

---毛未将邓置于死地的原因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31)
作者: 一真溅雪


在打江山的残酷斗争中，毛已经把中国打得稀巴烂了。前28年（1921—49）打烂了旧军队旧政府，后28年（1949—77）继续打烂了旧社会，包括旧企业旧市场旧学校旧知识旧传统旧风俗，不仅此也，还打烂了自家内部一切可能成为毛的掘墓人的未来的嫌疑犯，也就是大大小小的“中国赫鲁晓夫”们。几乎可以说，经过毛 泽东的铁锤，中国早已成为齑粉了。要想“团结如一人”，谈何容易！

毛泽东的团结，是用绳子把几亿人捆起来。这绳子，就是组织。单位是组织，人民公社是组织，党更是组织的组织。民主集中制就是组织。不管入了党的还是没有入党的，反正一股脑儿组织起来，按照国、省、地、县、乡、村的等级，一级压一级，实行秦始皇发明的中央集权。连赖以活命的粮票，也按照组织系统，自上而下颁发，自下而上领取，还有哪个人是捆不住的？

人全捆住了。心全散了。全国瘫痪了。试看十亿能敌谁？

所以当第二代核心邓小平再做中国梦的时候，不能不有所变通。他不可能再以铁锤为纲，以斗争和砸烂为纲；必须改成为以发展为硬道理，以GDP为硬道理。

GDP和铁锤与绳子存在着一系列重大区别。铁锤与绳子处处需要毛邓们呕心沥血；GDP用不着，是老百姓自觉自愿用汗水和脑汁创造出来的。铁锤与绳子，阴森森的，人人害怕；GDP相反，好看好吃，人见人爱。

这里暂不说GDP在中国的飙升，不仅一般地依靠了老百姓的血汗，而且特殊地透支了自然资源，破坏了子孙后代赖以存活的生存条件。毕竟，GDP能一俊掩百丑，使赤县神州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大舞台之上。

GDP值得大书特书的好处是名花无主。腐败分子虽然在提升GDP上没有立过尺寸之功，但经过黑箱作业，完全有办法使高踞金字塔顶端的全国百分之一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富，而被压在底层的全国四分之一家庭只能得到全国百分之一的份额。

这就发生了大问题。GDP这种糨糊，能把顶端和底层牢牢地糊在一起吗？这种金字塔，能经得起风吹草动吗？这种社会能和谐吗？这种制度能永世长存吗？

于是，出现了中国特色的奇观。在这个大舞台上，除了占据中心地位起着糨糊作用的GDP，人们还看到了三种重要的辅料。

首先，传统的铁锤和绳子绝对不能丢！镇住四面八方，禁锢七嘴八舌，绝对是必须的。两年一次清污不够，还必须有随时随地的围堵镇压。

同时，创新的娱乐年年月月绝对不可少。除了常规的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更重要的是必须有特别热闹精彩的惊心动魄的乐以忘忧的大戏，非此不足以凝聚眼球和人心。

最后，不是最不重要，根据国际的经验，皇帝必须有多套新衣，至少包括昨天的神话，今天的黑箱，明天的梦想。三套必须互补，这叫天衣无缝。

大体上这就是邓以后的新舞台：以主料GDP为糨糊，加上新戏，加上新衣，加上铁锤和绳子在传统领域和网络空间的应用，把13亿人糊成一个其大无比的巨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鲍彤：毛的铁锤，邓的糨糊，中国的新巨人
——毛邓异同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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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干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

 二十世纪有三个神话。
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神话早已破灭，毛泽东的神话至今仍在中国作祟。

全面评价毛泽东并不难，看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就一清二楚了。

党史教科书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那不是事实。

所谓〝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为了跟蒋介石争夺政权而发明出来的骗局，主要内容有：许农民以土地，许知识分子以自由，许工商业者以发展，许工人以领导权，许所有的中国人以〝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直到1949年9月，毛泽东仍在努力，向各民主党派推出并终于达成以新民主主义为内容的《共同纲领》。

等到政权到手，毛就断然撕毁了一切支票，速度之快，连他的合作者刘少奇和周恩来也〝跟不上〞：
土改是变戏法，全体耕者最后的命运是统统无其田；
知识分子所得到的是被改造；
无产者得到的是不准罢工和不准自行组织工会；
有产者得到的是〝 自愿〞献出全部财产；
全体中国人，集体得到了一个不准选举的〝 人民共和国〞。
以上合计，是谓〝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也正是有关毛泽东的神话的基础。

接下来，是毛泽东本来不熟悉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活着时，毛泽东不敢侈谈。
斯大林一死，〝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出缺待补，好机会来了。
毛随机应变，废掉〝新民主主义〞，改做〝社会主义〞的梦。
他要大家批判〝小脚女人〞。
作为驱策，他不断发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斗争。
全民生产、全民战斗、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五七公社〞是他新发明的组织形式。
他当时的纲领，是以大跃进超英赶美争第一；
他最终的目标，是当全世界革命人民世世代代的导师。
私有制在中国被毛铲除掉了，却被2007年的《物权法》部分恢复了。

第三部曲，是文化大革命，这本来不在毛的计划之内。
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失败， 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丢了脸。
1962年初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三级党委（省委、地委和县委）书记全部出席的〝七千人大会〞上，不再是对毛及其社会主义的的狂热，而是对毛心血来潮的〝 三面红旗〞的普遍怀疑。
连多年来一贯帮毛辩护的刘少奇似乎也流露了这种可怕的情绪。
这使毛泽东非孤注一掷发动〝继续革命〞不可，哪怕它鱼死网破。

作为天下第一赌徒，毛在这场豪赌中押下的赌注，强迫整个国家为他殉葬。
人们讲惯了〝文革十年〞，其实，毛在七千人大会后，一直在呕心沥血，他用了整整14个年头（在他统治中国27年中占了一半以上），策划和领导了这场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为唯一主题的大屠宰。
在把一切对手打倒在地的同时，毛自己也倒下了。

还有人把〝中国人站起来〞当作毛的天大德政。
——〝你们说他在国内搞得一塌糊涂，至少，中国人站起来足以令我们扬眉吐气！〞

我不想多费唇舌，指出四点就够了：

第一，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1946年中华民国就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意味着中国人站了起来。相反，1949年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以及奉斯大林之命〝抗美援朝〞（准确地说，应该是〝 援金打朝〞）难道不意味着中国人重新趴下了吗 ？

第二， 毛泽东发明的〝超限〞外交战略，不是世界和平的稳定因素，中国人不值得为它骄傲。使毛泽东如获至宝的两弹，也不值得平民欢欣鼓舞，何况那是以大量出口口粮、饿死几千万同胞的代价换来的虚荣。

第三，明明刘、周都跪下去了，除了毛泽东一个人，中国还有谁站得起来？所以我说，弄清了毛替老百姓做了些什么，他的神话应该不难戳穿。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还留下了使他的一部分接班人爱不释手的战利品。权衡利害，这些接班人当然非常乐意把神龛里的毛泽东永恒化，以便让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地从娃娃开始，就把〝大救星〞的神话溶到血液里。

说到毛泽东的遗产，至少包括 ：
鸦雀无声的舆论；
永不选举的政权；
三权合作的和谐；
设计和制造冤假错案的流水生产线等等。

其中最最重要的，无疑是领导一切的权力。
有了它，才有可能成为亿万劳动力和战斗力的占有者。
权力就是真理，就是合法性，就是战无不胜的法宝，就是点石成金的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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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民党败得那么快？这个交易在1949年签字落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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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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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是中国政治另一次分水岭，政治舵手可以引导国家航船向左，也可以向右。可以向民主宪政和平政变，也可以向极权专政，血腥暴力折返。

在历史最紧要关头，邓小平选择了暴政邪恶，因为他选择了与极左联手，对新兴的政治变革力量祭以杀手，中国历史又一次向恶发展。

邓小平之时，政治改革的机会非常 良好，邓拥有威权，枪在手，可以用枪指挥党，实现政治文明转型；此其一，整个社会都有获得感，中共在人心中已开始的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呼之即出，邓可以顺势而为，此其二；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权贵腐败并不严重，或者非常轻微，商人还没有形成原罪，新的官员还没有巨额腐败，转型过程中，权贵不会受到社会追责问罪，体制内相对健康。唯一的阻力，是原教旨共产党人，如果政治转型，他们只是失去了极左意识形态，但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保障，和平转型风险非常小，代价更小。

---邓小平是不是比毛泽东更险恶？
作者: 吴祚来


邓小平3次权变与政变
邓的第1次政变，推翻了华国锋，团结了老人，元老们整体获得了最高政治权利，邓小平甚至成立元老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通过政治元老，既增加自己的威权，又通过元老们享有特权，体现集体政治分赃的特色，邓的泛元老政治派系初步形成。由于恢复高考、平反右派等冤假错案，收获了民 心民意，并通过土地承包等，使经济得以恢复，整个社会都有“获得感”。

邓的第2次政变，让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台，是为了稳定自己的政治派系，或者为了自己保守的政治派系，打击自己的偏右翼合作者，而且，胡耀邦已开始威胁到自己个人的政治威权（胡动员邓下台），基于个人与派系政治安全的需要，邓发动了一次权变，废黜了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不仅本人拥有军队的直接影响力，还有自己的盟友杨尚昆、王震等的协力，枪被邓小平第2次用来指挥党中央或改变中共权力版图。

第1次政变靠的是元老派系，而胡耀邦是马前足，主力还有万里、赵紫阳等形成改革开放的右翼派系，邓的左翼则是陈云、李鹏、王震等，为了政治安全，邓小平玩转了左右翼的政治平衡。

当胡耀邦被废黜，邓左右平衡也就被打破，新崛起的菁英阶层开始向中共要求政治权力，整个政局出现崩溃之势，为了维持中共专政极权，邓不惜动用军队坦克屠城，这是中共的耻辱，邓也被绑在耻辱柱上。扶持江泽民成为中共总书记后，极左势力开始扩张，邓的政治安全受到威胁，邓的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也面临终结，极左文革曾造成了他本人与家人的灾难，防止极左复辟，就是防止家与国又一次被政治灾难毁灭。

邓小平南巡，要打破的是极左造成的新困局，通过新一轮的市场经济，让每一个人再次得到“获得感”：极左的中顾委被解散，新的同盟元老们在洗牌过程中又一次获得权力或政治福利，更为重要的是，邓确立了隔代指定领导人的权力，以保障党国政权的安全时间，元老们不仅得到现有的权利，通过陈云的提议，他们的子女分享了副部级的政治、经济特权，权贵政治经济联盟，在高层以血亲关系得以确立。

菁英们呢，获得了市场经营权（一定的经济自由度），在更广阔的领域获得了发财的空间，高校与科研院所等知识菁英可以下海经营或在体制内经营，深圳特区是一个重要标志。血腥的夏天之后，秋后算帐之后，权贵经济的又一个春天，真的来临。

---邓小平是不是比毛泽东更险恶？
作者: 吴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