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破旧立新五十例》
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政治部发布了《破旧立新五十例》。

１、由居民委员会负责，每条街道都要设立语录板，家家户户都要挂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汽车售票员、火车列车员应把宣传毛泽东主义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 售票员和火车列车员应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

２、出版事业管理局，要绝大多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出版社大量出版毛主席语录，在新华书店大量出售。
３、美术出版社，要印刷大批主席现成语录，尤其逢年过节，要大量出售语录和革命对联，满足人民需要。
４、现有自行车、三轮车，要挂主席语录牌，汽车、火车要画主席像和漆上毛主席语录。
５、街道工作必须突出毛泽东主义，成立毛著学习小组，使街道居民革命化，还要成立板报栏，使每人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
６、各校、各单位必须成立最高指示宣传队，使每个人随时能听到主席的谆谆教导。
７、各公园、各主要街道，要成立广播站，由红卫兵之类组织负责，宣传毛泽东主义，国际、国内时事。
８、旧国歌一定要由工农兵改成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内容，铲除田汉的这株大毒草。
９、今后各报纸，要突出毛泽东主义。社论少而精，要多登工农兵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好文章。
１０、信封、邮票一律不许印资产阶级的东西，如（猫、狗，美术等之类的东西），一定要突出政治，每个信封要印上毛主席语录或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

１１、队员过队日，团员过团日，一律不许逛公园，要加强阶级教育和毛泽东主义教育。
１２、以后国庆节，每人都要带主席语录和花束，花束排成标语。
１３、商店橱窗不能被那些乱七八糟的香水香精所统治，要布置朴素大方，突出毛泽东主义。商店里凡是不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日用品（香水、雪花膏）等，立即停止出售，商品商标图案必须改革。
１４、影剧院要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放影前必须播主席语录，不让资产阶级统治我们的舞台，把那些不必要的流氓镜头除去，影剧院票价必须降低，为工农兵服务。
１５、各专业文艺队伍，要逐步改成像“乌兰牧骑”，“海上文化工作队”之类毛泽东主义宣传队，要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非常毛泽东主义化。
１６、解放后还骑在人民头上、喝人民鲜血的房产主们，我们命令你们，你们这些王八蛋们赶快把私房全部交给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绝不许可你们这些吸血鬼存在。
１７、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绝不允许任何流氓、阿飞存在，我们命令你们马上剪断牛仔裤，剃去阿飞头，脱去火箭鞋，退出黑组织。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是在解放前你们所盘踞的大世界。警告你们，不许你们胡作非为，不然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一切服务行业不许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服装店坚决不许做瘦腿裤、港式服装、怪衣裙、怪服装，一切服务行业的革命同志要严格遵守。
１８、停止生产扑克牌、军棋等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东西。
１９、凡是不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日用品（香水、雪花膏）等，立即停止出售，商品商标图案必须改革。照相馆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取消照歪脖像，以及各种怪像，橱窗应摆出工农兵朴素大方的相片。信托商店不许卖估衣、西服等杂七杂八的资产阶级喜闻爱见的东西。
２０、洗衣店必须停止给那些资产阶级太太、小姐少爷洗裤衩、袜子、手绢，彻底打碎他们的妖气。不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应大长无产阶级锐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

２１、浴池一律停止给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服务，不给他们搓澡、捏脚、捶背，不让他们再压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
２２、古书店必须马上停止营业，小人书店要立即销毁一切黄色小人书。一切书店、图书馆必须清理内部，清除一切毒草，不让这些东西再向青年灌输资产阶级思想。
２３、儿童要唱革命歌曲，那些猫狗之类的坏歌谣再也不能缭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上空。
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决不许任何人玩赌博游戏。
２４、一律不许资产阶级王八蛋雇佣保姆，谁胆敢违抗，再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要严加惩办。一切服务行业必须面向工农兵，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带阶级性。决不生产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一切东西。
２５、各医院要面向工农兵，必须改革原先的旧制度，取消挂号制度。
２６、自己做小玩意欺骗儿童，变相毒害儿童的小贩们，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营业，如有违者，毫不客气。另外命令玩具商店，马上停止出售小手表之类的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玩具。
２７、各工厂企业一律废除资产阶级的奖金制度。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广大工农兵群众都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用不着物质刺激。
２８、家长一律不许用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孩子，废除封建家长制，不许打骂孩子，如不是亲生子不许虐待，一律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孩子。
２９、一律不许养蛐蛐、斗蛐蛐，养鱼、养猫、养狗，这些资产阶级的习惯不能在中国人民中间存在。如有违者，后果完全自己负责。
３０、除老弱病残者可坐三轮车外，资产阶级王八蛋一律不许坐。如有违者严加处理，三轮工人要减少，适当安排好工作。

３１、饭馆再也不能成为资产阶级王八蛋们吃喝玩乐的地方了，服务员不许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不给他们做山珍海味、办酒席，不许在饭馆划拳，不能为这些王八蛋们服务。
３２、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没有工作者，一律回乡生产。
３３、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们，命令你们马上到办事处去登记，到边疆去参加劳动生产！
今后凡不服从国家分配者，派出所一律不许给在市内找工作，让他们去边疆。
３４、命令全国各地靠欺骗人生活的变戏法的，马上停止你们的勾当，去派出所登记！
３５、把一些不符合实战意义的体育项目适当削减，大力开展国防体育，如游泳、登山、射击等，逐步做到十五岁以上青壮年每人有一套杀敌本领，全民皆兵，时刻准备消灭来犯敌人。
３６、写信一律不许写“×××大人收”等，要破除封建一套，提倡新习惯。
３７、五类分子、黑帮分子家中的小汽车、电视、摩托车一律没收，电视交居委会给工农兵家属看。
３８、各报纸今后一律不许给过多的稿费，堵住这个黑风口。医院住院、急诊，一律不许先收费（五类分子除外），烦琐制度要废除，具体的由医务工作者自己起来革命，打破旧框框、洋框框，一切为人民服务。禁止一切牛鬼蛇神（旧官僚、地主、资本家、坏分子等）在公园及一切地方教武术、教拳，教气功。
３９、任何演出或文艺广播、电影立即取消作者、演员、指挥等姓名，堵上个人名利这条路。
４０、邮递员今后一律不管往楼上、大院里送信。楼里自备信箱，大院里找专人负责，减少邮递员同志的劳动。

４１、结婚不许要彩礼，不得铺张浪费，要提倡新风俗、新习惯。
４２、禁止戴手镯、耳环、长命锁等封建的东西。
４３、走亲戚、串门，买点心、水果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一律废除，希望工农兵群众支持这一行动。
４４、春节厂甸今后一律不开，我们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
４５、今后各大学、中学、专业学校，都要办成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共产主义学校。我们学生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生也要学工、学农、学军，每年假期要到工厂、农村、军队去锻炼。
４６、我们坚决要求改革放假制度，在农忙时，放假去农村支援农业生产。
４７、商店一切产品不能叫洋名，要用中国有意义的名。
４８、学校要把毛著当成教科书，用毛泽东主义教育青年。
４９、凡带有封建色彩、资产阶级色彩的名字，主动去派出所改名。
５０、废除公园卖年票的制度，如工农兵需要休养一律由工厂机关发。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政治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来源：微信号《秦爷全耀》


这张印制粗劣、不堪入目的油印传单，内容却不一般，它印证了1966年北京“红八月”期间，对北京最大的清真寺——牛街清真寺的一次暴烈打砸事件。砸烂这座清真寺的，恰是回民中的一些造反者。
从传单看，这支红色回民造反队占领牛街清真寺后，还殴打了寺里的阿訇，打了多少人，怎么个打法，有没有打死的，我 们不得而知；

传单全文如下：

红色回民造反队宣言
毛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所以扫清扫不清迷信思想，推翻不推翻旧的封建意识，砸烂不砸烂反动的宗教，是一个能不能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的专政大问题。
我们是伊斯兰教的造反者，要把这个混蛋教闹个天翻地复，打它个落花流水稀哩哗啦！二十几天前我们造了伊斯兰教的反，把清真寺这个堡垒彻（底）砸烂，我们查封了清真寺中一切封建的东西，把那些混蛋王八蛋阿訇们打将在地上，又踏上脚去了。他们是社会的败类是渣子，他们身不动臂不摇，打着阿訇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在精神上缚束劳动人民，使广大的劳动人民在心灵深处套上了沉重枷锁。
混蛋的阿訇们，解放前盘剥奴役劳动人民，给人民带来灾难，解放后仍然为所欲为，只是换上一副好面孔。其实他们的心里更恶毒了，他们抗拒改造，仇恨社会主义抵制社会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毛泽东思想 ......总之这些混蛋阿訇们混蛋透了,做尽了坏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革命的回民同志们，起来吧！造这些混蛋们的反！造伊斯兰教的反！让反动伊斯兰教永世不得在中国出现。我们革命的小将，革命的先锋来吧！我们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吧！我们不仅要在北京点起火，而且要把火点大，烧遍全国各处有封建思想的地方。
毛主席说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战斗到底。回民的同志们，我们团结起来吧，我们希望各校各单位的回民同志参加我们这个组织支持我们的行动。
有愿支持或参加者请在本组织报名和红色回民造反队联系。（原北京市宣武区牛街清真寺)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四旧猛烈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无产济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方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前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红色回民造反队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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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是那一时期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数字。
在九月一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八月三十一日，被打死人数低下来，是因为那一天毛接见百万红卫兵，大批红卫兵停工一天，死人相对少了。
九月一日发生了北京杀戮的最高峰，一天内有二百二十八人被打死。那天以后数字骤降，原因也很清楚。九 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效果。说明暴行是可以控制的，不是现在有人说暴行产生是因为“失控”当局无能为力。

（表二）是北京市各区的被打死的人的数字。区名按照和中南海的距离排列。可以看到，离中南海最近的西城区数字最高。其他被打死人的很多区，也都是距离中南海很近的。北京六中和中南海仅一街之隔，该校红卫兵在他们的校内监狱中就打死了三个人，一个退休老校工，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以及附近一个拥有房产的老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三十一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九月十三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红八月与红卫兵
作者: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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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八日毛接见红卫兵暴力升级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高呼万岁的红卫兵。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些红卫兵头头几乎全是高干子弟。八一八大会向全国实况广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红卫兵彭小蒙代表红卫兵讲话。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 的名字后，说“要武嘛”。这样的接见以后还有七次。一千多万红卫兵得到免费火车票和食宿来到北京，被称为“革命大串连”。

北大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六六年八月，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三个人。而师大女中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八一八大会上得到的显赫位置，其中包含的指令再清楚不过。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八一八大会前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师有二人。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竟打死了一千多人。

---红八月与红卫兵
作者: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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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三九五号文件，撤销刘少奇的三一〇号文件。影响巨大。无异于发出了暴力准许证。

同一天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校园中（西单附近）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折磨殴打的过程持续数小时。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和她一起被打的还有另外四名学校领导 人。卞仲耘被打死之事立即被报告中共北京市委以及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但是上面没有派人来制止红卫兵打人。（二〇〇六年，南京的电影制作者胡杰把卞仲耘的故事制成纪录片《我虽死去》。片中有她被打死时的血衣和打坏的手表等实物，也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人处理尸体时写下的字据。这纪录片在香港获奖并已经被翻译成德文，但在中国不能公演。）

十二天以后，八月十七日，北京一〇一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在学校喷水池边被打死。同时和他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师。初三女生吴芳芳，被指控撕坏一张毛泽东像。她的父亲是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也算家庭出身不好。她遭到毒打，还和陈葆昆尸体关在一小屋里。她从此精神失常，一直没有康复，由父母照顾。（大型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制片人卡玛当时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她的电影里没有报导这类红卫兵暴行。影片中出现的北京五所中学的红卫兵成员，都没有为红卫兵暴行表示道歉。那五所中学有九人被红卫兵打死。）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上诉、专业执刑。把文革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颢然不符合事实。

---红八月与红卫兵
作者: 王友琴


清华附中红卫兵还推行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高一女生杨爱伦，初中时因成绩优秀而获得金质奖章，校运动队，校文工团独唱演员，父亲曾是旧政府职员。因此，红卫兵领导人说要“杀鸡给猴看”。红卫兵在班里开会斗她，揪她的辫子，打她，踢她，强迫她低头下 跪。她被单独关押，去食堂吃饭由同学押着。一个星期后，八月八日，她逃出学校，在清华园火车站寻死卧轨。疾驶而来的火车头把她推出了轨道。（在同一地点，文革后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长的俞伟超也在被斗争被打后卧轨而被火车头推出轨道但变成瘸子。）杨爱伦受了重伤，失去三个手指，头部缝合的伤口有一尺长，幸而未死。（二〇〇八年，该校红卫兵卜伟华写文章却说，杨爱伦“只受了轻伤”。）除了教职员以外，该校还有杨百龄、陈向明、张蕴环、王淑英、孙淑绮等女同学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并且遭到殴打。八月二十日是星期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郭兰蕙获知下星期要斗她时，服毒自杀身亡。罪名之一是“灰色人生观”。

文革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在手段上和希特勒、斯大林有所区别，就是毛泽东说的“群众专政”。因此，红卫兵在施害中起了重要作用。红卫兵只允许“红五类子弟”参加，以家庭出身作为入伙标准，使其暴力倾向更为放肆无忌。这样一整套迫害方式，清华附中是最早配套成型的地方，可以称之为“清华附中模式”。

---红八月与红卫兵
作者: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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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逼迫资本家子女打死父母
刀具组有个资本家叫杨春光，杨春光公私合营时以定股900元划为资方。那个年代常常因为几千元甚至几百元入股就成为资本家，就要让自己和子女被划为另类。

老杨时常悔恨自己，不该在1954年做开了发财梦，否则他是纯粹的工人，子女们也就不是“狗崽子”而是红五类了。老杨平 日夹着尾巴做人，，“扫四旧”时，他因回家给父亲奔丧而没在北京，但刀具组内有个游手好闲的工人胡汉敏，他平日对老杨精湛的技术很是嫉妒，尤其月末或年底评奖常常被老杨比下去，为了出口气，他给杨春光贴了张大字报：“反动资本家杨春光忘（妄）想逃避运动。”他的儿子女儿闻讯立刻给父亲打电报，让他快回来接受改造。胡汉敏这样心计很坏的人哪个单位都有。他从社会上招了一批红卫兵（因本厂的人打人下手都不狠），召开批斗会，胡汉敏为过“主持人”瘾，跳到台上指挥打杨春光，一群红卫兵用鞭子轮番抽打杨春光夫妇，打得老两口满地打滚。红卫兵累了，一个头目说：“咱们唱革命歌曲来鼓劲，边打边唱。”红卫兵随着歌曲的节奏边打边唱：“说打就打……练一练手中枪……”“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米搜拉米搜，拉搜米都瑞”，杨氏夫妇已经奄奄一息。

胡汉敏又对在台下杨春光的儿女说：“你想当狗崽子，还是划清界限？”杨家兄妹说：“划清界限。”胡汉敏说：“那你们打你们的反动爹妈。”杨家兄妹怕红卫兵看出下不了手，便抽打自己的父母。红卫兵大喊：“再不划清界限你们就是狗崽子。”杨氏兄妹真的使劲抽打，杨春光夫妇已气若游丝。老天爷也许想救杨春光，顿时下起大雨，红卫兵本该歇了，不料一位红卫兵头目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主动的恢复和有利的形势来源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红卫兵们在雨中接着抽，抽累了便高唱“说打就打，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杨家兄妹也跟着打。杨春光夫妇终于在雨中死去，杨家兄妹没流一滴泪，还高喊“打倒反动派。”

几个月后，老大和妹妹终于极度悔恨自己的行动，妹妹在晚上捅电门自杀，却被电流击得从桌子上摔下来，哥哥扶起妹妹抱头痛哭。50年的时间过去了，兄妹二人仍时时想起那个不寒而怵的夜晚。杨妹几次对哥哥说：“要不是为了孩子，我好几次都要吞安眠药，去找咱们可怜的爹妈。”

---作者: 金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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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用“知识青年”这样自欺欺人的词语了吧。能不能平心静气地抚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可曾真正拥有过文化和知识？

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自己，我们应当承认，老三届这代人中高中生的比重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都是初中文化程度，而文革前的初中教材，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在知识结构上具 有极大有缺陷。我们知识沉淀最“厚”、烙印最深的那部分，并非人类优秀的经典文化，而是“阶级斗争”、“知识无用”、“革命的螺丝钉”等教条主义，是红宝书的语 录，是样板戏的歌词，是大串联中抄写的大批文章。有人说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 ，其实还应加上泡饭和咸菜——蛋白质含量太低。

我们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文革”结束后，依靠顽强的自学，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严重贫血的一代人。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的牺牲品，是政治的殉葬物。不要忘记“文革”中抄家、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文革”中打死老师的革命小将是这
一代人；不要忘记疯狂地鼓吹并推行血统论的也是这一代人。红卫兵的法西斯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已是昨天的噩梦，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

---无法抚慰的岁月
张抗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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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林立果在北戴河要林彪乘坐飞机逃走，是林彪安排的还是被动的？

丁凯文：从我接触到的资料来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无论林彪走，还是不走，都没有好下场。我曾经接触过林彪的一个秘书，他对我讲过：刘少奇被迫害致死之前的一段时间，林彪和手下都看过监管人员的报告，知道刘死之前的凄惨情况。这 些报告只给中共非常高的高层，可能只有政治局常委看。刘这么凄惨的下场，是一个前车之鉴，现在毛南巡了，毛沿途讲话的调子，比毛要打倒刘的最初阶段还要高得多了。１９６６年毛批刘还仅仅是说派工作组派得不对，还没有说刘是“反党集团”，要“篡党夺权”呢。而现在毛南巡中那些话，图穷匕现：“是两个司令部的斗 争”，“是第十次路线斗争”，这就摆明了：你林彪就是我的敌人，我下一步就要动你了。你向我夺权，你的下场会比刘少奇好吗？

设身处地站在林的位置上想一想，他不能不认为自己很可能就要落到刘少奇的下场，那种状况谁不害怕？被关押，被审讯，被折磨，像刘一样凄惨死去……怎么办？刀架到脖子上了，三十六计，跑为上啊。

林当时说过，我就是两条路，一个是从容就义，一个是坐牢。我推测，林当时想：我豁出去了，我就在北戴河呆着，哪儿都不去！林立果和叶群就说，我们能跑就跑吧，不管到哪儿，广州也行，苏联也行，只要能跑掉。９月１２日毛回到北京，那时他们可能已经六神无主，突然又有人报告说，山海关机场被人封锁了，没有周恩来、黄永胜等四个人的同意，飞机也不能动了，他们就更慌了，这时一片混乱，该拿的东西没拿，该叫的人也没叫，飞机该加满的油也没有加满，林彪当时已经吃了安眠药要睡觉了——你们想，要搞政变的人，会躺上床睡觉？——千钧一发的紧张关头，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跑！跑了再说！再晚一点可能根本就跑不成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八三四一部队追的人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对着林彪的“
大红旗”还开了两枪，都打在“大红旗”的后玻璃上。连警卫部队都对首长、本来保卫的对象动手了！他们慌慌张张飞上天，又没有领航员，又没有通讯员，连副驾驶都没有带上，盲人骑瞎马，上去还容易，可怎么下来？就只有机长一个人呢。再说，你往哪里飞？

我们现在分析，他们当时首先想跑，至于跑到哪儿？哪儿近、安全，就去哪儿。结果人算不如天算，最后飞机是中了导弹，还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飞机最终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这是多么令人叹息的事！

还可以指望的是，飞机上还有一个黑匣子。如果能把这个黑匣子找回来，听一听他们最后在飞机上说了些什么，对于彻底揭开林彪为什么出走的谜底，应该是有帮助的。

---金秋与丁凯文谈重审林彪事件　　　　　　　　　　　　　　高伐林


问：谋杀毛泽东阴谋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为什么军人集团没有放一枪一炮？ 难道慑于毛泽东的威望不敢动？

丁凯文：当局在审判林彪集团的时候，最重要的的一条罪状，是他们要谋害毛泽东 ，罪证就是林彪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８日写的那一个手令：盼照立果、宇驰颁布的命令办。

当局说，这就是林彪下的命令，要林立果组织小舰队去暗杀毛泽东！但查了这么多年，官方到底拿出来什么证据没有？最多只是说在小范围内，林立果几个人之间议论过，要驾飞机去干，或者拿个炸药包。说到底，也就是几个人坐在屋子里讲的这些话，有没有真的去准备炸药？有没有真的去准备枪支？什么都没有！根据他们讲的这些话，就作为罪状，而且是这么重的罪状，说“林彪要林立果去谋害毛泽东”，这在法律上能不能说得通？也没有证人能说“九八手令”就是林彪写的啊。我看过这个影印件，我认为不是林彪手迹。而且手令的话说得这么含糊：“盼照立
果、宇驰颁布的命令办”，什么“命令”？“办”什么？是吃顿饭的命令，还是上哪儿玩的命令？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用这么一个模糊不清的字条就可以在法律上给人定罪为“搞政变”？

林彪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他考虑方案会非常细密。如果要策划政变，那就得一、二、三、四——比如你们看他的一号战备令，多么明确：部队应该怎么调动，怎么准备……搞政变就更是这样了，兵从哪儿调来，在哪里部署……他会只写一张小小的纸条，就发动一场政变？现在就凭这么一张小小的纸条，就说他要“搞政变”？

所以我认为，根本不存在“林彪指使林立果去谋害毛泽东搞政变”这回事。有可能是林立果本人，血气方刚，看到毛泽东整到他老爸头上了，觉得咽不下这口气，他看到彭德怀、刘少奇这些人老老实实，被关起来，最后都被整惨整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就在自己比较信任的几个人中间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这样，就被专案组定了谋害的罪名！

---金秋与丁凯文谈重审林彪事件　　　　　　　　　　　　　　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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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在１９６９年中共九大时毛泽东与林彪关系还挺不错，才过了两年就变得你死我活了？

丁凯文：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错，中共九大时营造的气氛，就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为打倒了刘少奇集团，对于毛泽东来说，除掉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理应营造出一个合作的气氛。
但是在九大之前， 实际上已经孕育了毛、林之间的不和了。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这个“面和心不和”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九大之前，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就搞了一个九大政治报告的草稿，林彪、陈伯 达他们搞了另外一个报告的草稿。最后毛拍板决定选用张春桥、姚文元的报告，而 林彪当时对这一报告，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有看过。为什么？因为他不喜欢这个报 告的基调。陈伯达的报告，讲的是要搞建设、要发展经济了，而张春桥、姚文元他 们，更能领会毛泽东意图的精髓：就是要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当 然是重大的思想分歧。

我们长话短说，到了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站出来了。由于他的作用，当时会 议上几乎一面倒，要把张春桥打倒。毛泽东不得不出来力挽狂澜，用《我的一点意 见》，将陈伯达抛出来当替罪羊——这就是毛林公开决裂的开始。毛想：在“文革 ”这么大的事情上，林彪竟然跟我不是一条心，而且林彪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可 以左右全会的形势，这么多的中央委员、这么多的政治局委员，都跟着林彪走；如 果听任林彪发难，当着毛的面把张春桥真打倒了，那么“文革”的成果还能不能存 在？很可能“文革”就此寿终正寝。所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后，“掺沙子”，“ 甩石头”，“挖墙角”（这都是毛泽东当时讲怎么斗林彪主管的军委办事组的原话 ），逼着这些将军们做检讨，毛的用意就是要逼着林彪本人检讨——林一做检讨， 就可以照着对待刘少奇那样名正言顺地搞下去了，当时刘就检讨承认犯了“路线错 误”，毛正好抓住往下整。

但是林的脾气比较倔强。他对毛泽东的这些措施，软磨硬抗，也不检讨，也不 说话，看你怎么办？毛不得已，就去南巡，南巡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打草惊蛇， 要轰蛇出洞，要给林彪戴上一顶“篡党夺权”、“谋反”的帽子，“你要设国家主 席，就是你要当国家主席”，林彪还有什么路可走？

不管林彪最后是主动走，还是被动走，实际上林都是被毛逼走的。

---金秋与丁凯文谈重审林彪事件　　　　　　　　　　　　　　高伐林

图：毛泽东和林彪在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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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选举
毛泽东在两次会上都谈到党内“反对派”，或曰“对立面”的问题。他点了10个人的名字：陈云、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邓子恢、张鼎丞。说他们这些人：“功劳也有，错误也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这10人中，李富春、李先念、陈毅、 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属“二月逆流”成员，“二月逆流”主要代表人物谭震林则早已被打成“叛徒”，被排除于“九大”之外；至于朱德、陈云等人，则被说成是一贯“右倾”的“机会主义分子”，简称“老机”。但是，毛泽东却主张把这些人作为对立面选进九届中央委员会里。他说：“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这时，许世友忿忿不平地说：“反一两年可以，反几十年怎么行！不过，我们坚决听主席的，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康生也说：“昨天中央机关组还叫朱德同志写书面检讨。”毛泽东说：“算了。我们看他们，他们也看我们。开‘七大’时，王明、张闻天他们就不相信我们，以为非把他们打倒不可，结果，选了他们还是犯错误。但是，如果不选他们，可能坏得更快。他们不改怎么办？地球还不是照样转！”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各代表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必须以“三忠于”的高度、以党性保证，按照要求投票。各代表团不敢马虎，由代表团领导亲自动员、布置，有的甚至作了演练。大会秘书处还不放心，于4月23日晚以大组为单位进行了预选，对结果感到满意。

毛泽东以全票当选，虽然是天经地义、意料之中，大家仍报以热烈掌声。林彪获得1508票，大家也报以热烈掌声，掌声过后，可以听到会场有小声议论。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周恩来获得1509票。风头正健的江青获得1502票，虽然只少了8票，但这8个敢于在江青名字上面打×的人，却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江青是很看重这8票的，事后曾秘密作过调查。江青的军师张春桥1496票，少的14票也不可小看。

10名“对立面”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

朱 德 809票：

陈 云 815票；

李富春 886票；

陈 毅 867票；

徐向前 808票；

聂荣臻 838票；

叶剑英 821票；

邓子恢 827票；

李先念 922票；

张鼎丞 1099票。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大会于17时开始，毛泽东首先宣布了大会议事日程。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共176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毛泽东问大家赞成不赞成？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举手通过。然后是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秘书长。这时出现了富有人情味的一幕：毛泽东面带微笑地说：“什么人合适呀？我提议林彪 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

这时会场出现了轻松活泼的气氛，代表们发出会心的笑声。林彪赶紧把嘴向扩音机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

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右臂，林彪高喊：“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着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毛泽东接着说：“那就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热烈鼓掌。

毛泽东又说：“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又举手，鼓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通过！”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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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会议
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内核小组”推荐定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 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位代表一本正经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

这样的代表“路线觉悟”实在太低，只好叫韶关地区把人领走，另外调换一名代表，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3月23日，以广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孔石泉为团长的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连同广州军区代表团的22名代表以及工作人员，由空军派来的一架伊尔一18运输机运抵北京西郊军用机场。飞机着陆的时间是19时10分，北京早已夜幕降临。这时间自然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代表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了宾馆。

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

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由代表团秘书或指定的人员带领，迅速登车，汽车很快起动。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又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1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入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

4月1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大小车辆，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伫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而此时的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功夫下到这般地步，堪称滴水不漏。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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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会议
“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到召开“九大”时，已经过去13年了。

为什么不能按时或稍微早些召开“九大”？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她念了“文革”中“揪 ”出来的、以刘少奇为首被认定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一长串名单，说这些人都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是在“文革”前召开“九大”，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有的还会进入内核领导机构，这样，就会大权旁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岂不也要落空？江青讲到“现在”，不无得意地说，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现出了原形，一个个都被斗倒批臭，问题自然都解决了，再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其实，推迟也罢，提前也罢，一切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需要与否。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最有利的时机，就是最佳的开会时机。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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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能被忽略的"隐形杀手"？
在探索邓小平的用兵之谜时，笔者和大多数人一样，喜欢从他的武夫出身，他本人的"家长"性格出发；从"杨家将"在军中的利益，以及邓小平、赵紫阳对杨的依赖去求得结论；以及最终归因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弊端，等等。这固然是十分必要，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和不同的角度内，揭示 "六四"镇压的原因的。然而，这些不同的条件只是事物演化的背景，它们最终只是六四"用兵"的"或然性"，而不是其"必然性"。对于不同的人，它一定还存在自身的特殊问题。对于邓小平来说，这个特殊性就是他的"老年"问题与疾病问题。

由于资讯的封锁和专业限制，本人无法从生理的角度探讨，在那些非凡的日子里，邓小平作爲一个前列腺癌症患者（１９７６年经过手术），一位年届８５岁的帕金森氏病症晚期的病人，一个享受著中国医疗技术"最高级待遇"的人（换言之，也是一个被医疗技术科学最高成果的权威统治和控制著的人），一个八年后因该病的并发症──呼吸回圈功能衰竭而辞世的老人，在坚持与疾病搏斗同时，会给政治决策带来何种影响。他的"没有退路"的感觉，有多少是他本人生命状态的描述？有多少是他的党和改革事业或政局控制能力的描述？他对于局势所采取的施"猛剂"以攻"毒症"的手段，有多少是医生施之于其病情的"急就章"的一种"摹写"？作爲一个力求严肃的和科学地探讨问题的学者，我知道，引用纪实文学作品的描述是危险的。但是，坦诚地说，在对现存结论心服口服之前，笔者不得不从更广泛的文字里去搜寻答案的所在……

在《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一书中，作者江之枫曾提到邓小平的身体与医疗问题。他指出：爲出席重大国事活动，邓小平曾大剂量地被施以药物。而这样用药，事后会给病人到来"严重不适"……

　　顺著他的这个思路，我们考察一下，在１９８９年４月至５月，邓小平出席了哪些"重大的国事活动"呢？这样的活动共有两次：

　　第一次，是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２日胡耀邦的追悼会。根据江之枫的敍述，爲了自始至终参加这个会，邓小平服用了大剂量药物。正因爲这样，邓小平才能够以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８５岁的老人之身，在追悼会上站立了"整整一个小时"而无倦意！这个结果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次，是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与戈巴契夫的会见。爲了成就这一中苏两党历史上的"盛会"，江之枫说，邓小平事前也服用了大剂量的药物。他同样出色地履行了自己作爲"最高首脑"的职责。其结果，也是人们从电视上已经看到的。

　　而通过本人的前述研究，我们发现，这两次重大国事活动的时间，与"八九─六四"事件的两个重大转折不无"巧合"：

　　第一，４月２２日出席完胡耀邦追悼会后，４月２５日，邓小平便发出了那个他终身难以挽回后果的"４．２５讲话"！

　　第二，５月１６日会见戈巴契夫以后，５月１８日，便作出了可以葬送他终身荣誉的"戒严"的决定！

　　以后的事态，均是这些"意外"事件在已经形成的对立格局中顺势推进、互相激荡、合理演化的结果！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无从断定"药物的副作用"扮演的是什麽角色。但如果江之枫的言论确有事实依据的话，我们确凿无误看到，两次"大剂量"用药后，邓小平都出现了"非理性的暴力思维倾向"，这就绝不能被看作是"偶然"！

---陈小雅：邓小平八九用兵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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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对中共内部运作机制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对中共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权力是军权。中共用枪杆子治国，也用枪杆子治党。领袖之所以能凌驾同僚凌驾全党，就是靠的枪杆子。例如五十年前，196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本来与会的中央委员们大多数都是不 赞成的，但一个个还是乖乖地举了手。原因就是，此前毛泽东早已调兵遣将，做出严密部署，除了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都是毛家人马外，毛还调动了几十万嫡系野战军驻扎京畿。事实上，与会的中委们是在刺刀下投票的。”

---从鲜为人知的珠海会议看军队在中共内斗中的作用（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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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对中共内部运作机制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对中共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权力是军权。中共用枪杆子治国，也用枪杆子治党。领袖之所以能凌驾同僚凌驾全党，就是靠的枪杆子。例如五十年前，196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本来与会的中央委员们大多数都是不 赞成的，但一个个还是乖乖地举了手。原因就是，此前毛泽东早已调兵遣将，做出严密部署，除了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都是毛家人马外，毛还调动了几十万嫡系野战军驻扎京畿。事实上，与会的中委们是在刺刀下投票的。”

---从鲜为人知的珠海会议看军队在中共内斗中的作用（胡平）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与解放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的前一天，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专职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
“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初衷，是毛泽东为发动一场旨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运动时在军事上做的万全准备。加强首都的警卫力量并非是针对 所谓的外来敌对 势力，恰恰是针对负责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些曾经的“自己人”。１ 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当着公开发表 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 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 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２９〕“首都工作组”成立之时 处于极端的保密状态，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为了防范林彪，而是为了防范刘少奇。 一言以蔽之，“首都工作组”的成立与工作就是毛泽东为确保文革运动在军事上的 做的战略部署。
事实证明，军队介入文革运动，绝非是１９６７年“三支两军”才开始 ，而是贯穿于整个文革时期。毛泽东在１９６５年２月打倒了罗瑞卿，接着又端掉 了彭真、陆定一和杨尚昆，扫清了打倒刘少奇的前沿阵地，而此时又在北京成立“ 首都工作组”，进一步加强军队部署，军队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得力工具，有了 军队这个坚强的后盾，毛泽东遂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贴出《我 的一张大字报》，将文革斗争的矛头直指刘少奇。由此可见，军队在文革中的确发 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首都工作组”始末与辨析
  －－兼谈文革发起时毛泽东在军队的部署
           ·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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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今天的人听到“人吃人”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你怎么评判大饥荒中吃人的人？你憎恨他们吗？
答：这是一个很痛苦的问题，如果你五年前问，我会回答：人怎么可以吃人呢？那是禽兽不如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扪心自问，我没有资格指责被剥夺吃饭权利的人，更没有资格憎恨挣扎在死亡线上随时毙命，人肉成了最 后活下去的食物的人。那就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我们根本无法体会那种非人的感受。很多次，我都想饿饿自己，体验一下饿的感受，但是超过吃饭时间三个小时我就心慌意乱手脚无力，就开始找东西吃。饿是一种受刑，被饿死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死法，真的是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犹如凌迟之酷刑。

最初的时候，我认为人在饥饿中要有一个界限，吃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吃人。吃草吃树皮吃野菜，就是不能吃人，这是一个人的伦理问题。但是当我知道农民五、六十天没有一粒食粮，吃榆树皮、包谷芯、观音土，甚至吃老鼠吃干部的大便，我的这一个界限就彻底崩溃了。人饿到那个程度，连自己孩子都能杀掉吃上的程度，人已经不能称之为人，已经是一个只有求生本能的动物，就像狼像老虎。我常常换位思考，如果我不幸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不是被人吃掉，就是一个也寻找人肉吃的人了。我不相信，我比那些食人者道德高尚意志坚强多少。

所以，我同情和敬重那些农民所受的苦难，我只谴责和痛斥剥夺农民粮食，剥夺他们吃饭权利的暴政统治，只问罪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政党。是毛泽东一手制造了逼人为兽人吃人的惨剧，而且是数以万计，为人类吃人史之冠。

---依娃：审判吃人恶魔毛泽东


随着大饥荒研究的不断加深和扩展，特别是近年历史学家冯客、宋永毅等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人吃人官方绝密文件暴光，令我十分震惊和不安，当年官方记录承认的案例都这么多，这么触目惊心，人吃人的实际惨状、数字、情况又会是什么样子？文件是冰冷冷的两三页纸，只有干巴巴的数据，好像统计猪马 牛羊等牲畜的死亡，缺乏细节和情感。我想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吃人？怎么吃的？吃的哪个部分？怎么被村里人发现的？吃人的人活下来了吗？……并非只是出于一个写作者的好奇心，而是要给大饥荒的历史留下真实的、细致的、具有说服力的见证。

记得前几年见到姚监复先生，他就鼓励我：“你去调查人吃人，调查出一个纪录一个，调查出十个纪录十个，你身后有四千万饿亡者在支持你。”但是我当时心里很没有底，想太难了，这么恐怖的事情，谁愿意说呀？不想当我去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定西地区通渭县调查大饥荒年代人吃人情况的时候，不用费力寻找，县城广场上晒太阳的老人、村头下不了地的老人、田间挖野菜中药的老人、生病躺在炕上的老人都会开口讲述当年所看见、所经历的人吃人事件。

写一本关于人吃人的专著，困难在于能不能找到那么多案例，因为饿死人我已经纪录的很多了。再一个受访者能不能讲述的很细致，因为毕竟是年代久远，姓名都记忆不清了。我们不能要求当时已经饿的头昏眼花所的人、年纪只有十来岁的小孩子打听清楚吃人的叫什么，被吃的叫什么。只要他们看见的我就纪录下来，所以我又做了“人吃人事件”和“人吃人现象”的区分。

---依娃：审判吃人恶魔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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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亿人口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
1966年3月11日林彪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中说：我国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文革期间风行“七亿人口只有一个思想 ，就是毛泽东思想”，成为国际大笑话。那时无数“造反兵团”、“战斗队”都不敢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打的旗号一律都是毛泽东思想。虽然那时毛泽东本人还健在，但是谁也判断不了究竟谁的指导思想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事过境迁，人们终于知道了，这种“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思想带给神州大地的悲剧竟是如此之深重而惨烈！

其实，思想不能搞垄断，思想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状况。一个人的思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另一个人的部分思想，但是要强迫另一个人接受其“指导”，改变其思想，则不可能。不但革命领袖做不到，警察对囚犯做不到，父亲对儿子也常常自叹 “做不到”！不同思想观点相处的最好方法就是平等讨论、充分说理、求同存异。

---“六个不搞”究竟是何道理？
——国事大家谈
曹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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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参加了砸天津的一个教堂，也弄不清是天主教堂，还基督教堂。记得打开一个柜子，里面摆满了高脚酒杯。我拿起酒杯就往地上砸，那玻璃杯摔到地上的声音很好听，觉得很开心。当时砸教堂也不止我们一家红卫兵，北京、天津，哪儿的都有。红卫兵把神职人员赶出来，让他们穿上神父的衣服，低下头。又把神 职人员们的宗教服装，堆起来，一座小山包似的，用火烧。外面工人们敲锣打鼓，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另外，我们在街道居民的引导下，还去抄资本家的家。有的资本家不知是因为没什么家底，还是因为有了些准备，也没抄出什么惊人的像样东西。我记得最深的，是我们终于在一个人家的箱子里，发现了几个核桃那么大的金元宝，是用烂棉花什么的包裹着的。我们把这些战利品清理造册后，上交了。那时，红卫兵多数是以革命行动自居，抄是抄，都上交。但不久，就听到有红卫兵贪污查抄物品的事了。

回到北京，已经有打死人的情况发生。比如，崇文区栏杆市街道打死了一个妇女。打死人的是女15中的红卫兵。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打死人的事。后来，还听说大兴县有满门抄斩的事，地富家庭，男女老幼，一个不留。
我们学校打人的事也升级了。开始是给所谓的黑帮们——校长、书记剔光头，让他们低头在操场游街示众，唱黑帮歌，唱什么：“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后来，我亲眼看到一起我们学校、可能也有别的学校红卫兵参与打死人的事，是在校外。等我听说了这事，赶到那儿时，那个老太太躺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她的儿子我认识，30多岁，是我们附近安乐林文化站的站长。那个文化站很小，我和几个同学以前放学常去那儿打乒乓球，一次收几毛钱。那个站长很少说话，脸上也很少有笑容，总是端个脸盆什么的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而此时，被打的是他母亲。罪名据说是这个地主婆给红卫兵下了毒，说她招待红卫兵的茶水，放了汞啊什么的。我记得当时她儿子站在旁边，一句话也不敢说，等于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皮带、乱棍一点点打死。这件事让我心惊肉跳，印象太深了。

---贺延光：从兵团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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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摄黑龙江省委书记任仲夷惨遭批斗的情景时，残酷的批斗让李振盛永远难忘。对文革产生了质疑情绪。
那天，在一场号称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随着一声高喊，两个大汉站起来，将任仲夷架上了批斗台。
任仲夷被红卫兵喝令站在一张木质折叠椅上，椅面是拱形的，很难站稳。这是红卫兵故意为整他准 备的。另外还准备了一顶长达三尺的高帽，上面写着“黑帮分子任仲夷”的字样。帽子是用纸糊的，往任仲夷头上一戴，撑破了，怎么也戴不住，又来不及做新的。一个红卫兵出了个主意，在高帽后面系上一根长绳，让任仲夷自己用背在背后的手拉住。

接下来是“抹鬼脸”环节。一个红卫兵端着一盆臭烘烘的墨汁上台，让任仲夷自己抹。任仲夷用手指往盆里蘸了两下，在脸上一边各划了三道。红卫兵不满意，端起墨汁往他脸上一泼，顿时满脸漆黑。还不满意，干脆端起剩下的半盆，顺着他衣领子灌进去。

李振盛眼看着墨汁顺着他的后背、腰带、从裤腿滴滴答答地渗出来，对眼前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批斗现场毫无人道可言，如此对待向来亲和的任仲夷，他在心里产生疑问，有错误可以批判，该这么残酷吗？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王昊轩： 文革的记录者李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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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周用林彪替换刘少奇的经过
在毛泽东写下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两天，八月七日晚九点钟左右，我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周恩来还特别交代：“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同时还规定，飞机返回北京  西郊机场的降落时间，要直接 报告他，他要亲自去接。其它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机场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于大连林彪那里，由他直接去电话联系，就不用我管了。我当即表示： “一切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请总理放心。”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八月八日一大早，我就派出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十点半，从大连返回北京的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去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

 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至于他们在飞机里谈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几个人下了飞机以后，我听见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他还问林彪，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林彪下飞机以后，我本想和林彪说几句，但看见林彪当时表情很严肃，就没敢上前搭话。……

 八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整八点准时来到了福建厅，当时厅里还没有人到，就数我到得早。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于是，大家没有事，就一边等，一边扯乱谈。等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着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对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

 听了周恩来所念的“大字报”和他的一番讲话，我这才恍然大悟：急着要把林彪接回北京，原来为的就是这个！……

 关于这件事，直到一九六七年秋，周恩来才告诉我一点情况。那时我已经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一天，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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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娛樂能數得上算是不定期地看電影。1971年中國已與很多國家建交，一些外國大使館有電影膠捲，“我們的外交部就跟他們商量，借來看，叫過路片，因為國內只有八個樣板戲，沒什麼電影可看。”紀坡民說，影片都是沒有翻譯的，外交部就派人現場邊看邊翻譯給大家聽。
    看電影的時候一般是中央領導人開會 到晚上12點多，忙完休息時就支攤兒放電影。“中央內部有幾個小電影攤子，基本上是軍隊一攤，‘四人幫’一攤；國務院這一攤，是李先念張羅着，主要是鄧小平、吳德、陳錫聯，還有我爸，”紀坡民說，“主席、林彪、葉帥、王洪文家裡可放電影，有小電影院，他們不來。”……（張海林，《紀坡民憶中南海往事》，載於《瞭望東方周刊》，2011年第26期）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1959年，河南省一號工程正式啟動，叫“5901工程”。“5901工程”就是為黨中央和毛主席修建招待所。“三所”主體工程於1962年完工，後經多次改造，形成了今天黃河迎賓館的樣子。

黃河迎賓館基本上被高大喬木所覆蓋，為了毛主席的健康和調節小氣候，建設者開掘了一個人工湖，並積土成山，令院內步移景換。賓 館內有各種珍貴植物300餘種，不僅有名貴的紅花槐、冷杉、香樟、桂花、三角楓等，也有普通的法國梧桐樹。上世紀50年代栽植的大法桐，要兩人合抱才能摟住……從飛機上看，這裡是一片森林。

三所共有接待樓房9幢，1至8號樓為別墅。除了7號樓是警衛樓、9號樓是中央委員住樓外，其他7幢樓按照“毛劉周朱陳林鄧（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的順序，象徵着當時的7位常委。

8號別墅樓是專門為毛澤東主席準備的工作和休息的地方，房子坐落在高出地面的平台上，四周廊柱環繞，中央正對房門處可拾級而上，兩旁的環島能讓車子開到風雨亭下，由於毛主席喜歡游泳，8號樓前還建了一個游泳池……

除此之外，賓館內的設施也與眾不同。特意修建了火車專用線和車站，火車專用線直通毛主席專用的8號樓。在主席樓前，還有一個直升機停機坪，雖然自建成之後從未使用過，但至今仍然處於候命狀態。

当年，三所门口经常挂着“军事禁地”的招牌，3米多高的厚实围墙上还架着几道铁丝网，大门仅能容一辆车子通过，而且盘查甚严。高墙铁网隔开了外部世界的喧嚣，隔出了一处幽静恬适的“世外桃源”。……

他專用的抽水馬桶很特別，底下是馬桶，上面是辦公桌，桌上有報刊、書和文件。……

靖永貴的任務是每天早上給主席送8瓶水、8條毛巾，就餐時給主席端飯。……

當時三所只有100多名工作人員。……
（李萬卿，《揭開河南“釣魚臺”的神秘面紗》《現代快報》，2006年11月11日第A2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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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三反分子习仲勋拼刺刀大会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
地址：西安医学院
习仲勋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与一 切反动派一样，也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这个家伙虽在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 全会中揭发了出来，但是他仍不甘心死亡，时时想复辟翻案，在当前抛出了所谓“我的履历”和两份“认罪  书”，张牙舞爪。妄图反扑。就是在拼刺刀大会上还不老实交待，百般狡赖。但是罪证如山，不容抵赖，无产阶级革命派运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将这条落水狗批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

到会的对质人有安志文（大叛徒安子文之弟、国务院副秘书长）和陈煦（习贼秘书）。　大会在“打倒反党分子习仲勋！”的愤怒口号声中开始。

革命群众质问（以下简称众）：高岗问题揭发后，你为什么撕掉李立群（高的老婆）揭发
高岗的材料？
习：没有，没有。

安志文（以下简称安）：在高岗问题揭发后，李立群写了揭发材料，让习仲勋看，习大发雷霆，当场撕毁了揭发材料，又指示李立群写了一个假揭发，这个揭发我看过。
习：我是撕了李立群的揭发材料，因为我看材料中牵扯的人大多，有彭德怀、贺龙……。
　我对她说，我们自己揭发自己的问题。

众：目的何在？为什么又指示写假揭发？
习：我保护彭德怀，当时看中央也没有揭发彭的意思。以后李立群写揭发，不是我指示的。

安：习仲勋叫李立群写了一个假揭发，送交杨尚昆。
习：没有这回事。

安：你找高宝娃（高岗的儿子）给李立群送过什么东西？
习：没有送过什么东西，因为李立群经常到我那儿来，不需要找高宝娃送。
安：有这回事，李立群揭发材料上都揭发了。

众：第二次的假揭发是不是你指示的？
习：是我指示的，不是写假揭发，而是叫李立群揭发我们自己的问题。

众：高岗问题揭发后，你与他都进行了什么活动？
习：高问题揭出后，中央指示我与高联系，作些工作。我说过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众：说过什么话？
习：我觉得把高岗的问题处理的重了，同情高岗。高岗说他的问题很严重。我说，你的问题还有张国涛的严重？张国涛都没有杀头，如果杀你的头，死我和你死在一起。你有些问题不属实，不要怕。还说，李立群揭发了你的问题。

众：你是否替高岗给毛主席写过信？
习：写过，是我的主意。

众：你的什么主意，你为高岗打听过什么消息？
习：毛主席在杭州向苏联大使尤金说：我们党内出了问题，有大阴谋家。高叫我打听这个大阴谋家指的是谁？我没有打听过。
安：他向高岗说：一定要设法通过师哲（当时，给毛主席当翻译）了解这件事。师哲当时在中央工作。

众：你给高岗说过东北要公审高岗没有？
习：说过，我给高岗说：东北有人提出要公审你。

众：你与高岗还搞过些什么鬼？
习：高岗被管教时，他叫我能不能从××、陈云、彭德怀那里摸中央的底？叫他们给主席说说，看能不能减轻他的罪？

众：你怎么干的？
习：没有，陈云那儿不能去，因为他首先揭发了高岗的问题，彭德怀当时矢口否认他与高的关系，他那儿也不能去。

众：你在高家与高谈话对，为什么不让李立群参加？
习：没有不让李立群参加。
安：当李揭发高问题后，习在高家时，把高叫到保姆房子关起门来密谈，不让李立群参加。

众：为什么谈话要避开李立群？
习：我到高家与高岗谈话对，一般情况下李立群都不参加，这是常事，没有不让李参加。

众：高岗死后，你见高岗他哥高崇义为什么要哭？说过什么话？
习：我没哭。高岗死后，高崇义来北京，我说现在来看不上人了，到坟地去看看，你回陕西去，生活上有人招呼你。

众：高岗死了，看他们对西北人民咋交待？这话你说过没有？
习：这话是我与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反党分子）、李立群谈中央红军到陕北情况时，说把高岗问题处理的那么严重，看他给陕北人民咋交待？

众：说这话目的何在？
习：目的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

众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众：你对高老虎（高岗之子）说过啥？
习：李立群说高岗的大衣，猎枪在，给高老虎，我说：猎枪也能打死人，不要拿，到东北去，需要时，我有一枝给他。

众：你的猎枪就不能打死人？还说了些什么？
习：李立群担心高老虎以后的工作问题，她硬说高岗是他的秘书逼死的，要上告中央。我说：我们都跟高岗犯了错误。

众：你对高老虎说：你拿猎枪，人家会说你要当刺客。这话为什么不承认？
习：没有说要当刺客。
安：李立群的揭发材料上有这件事。
习：（张口结舌。）

众：你为什么叫杨芝芳（高岗前妻）给李立群作工作？为什么动员李立群到西北去工作？
习：动员李立群到西北工作，是因为这里有熟人，如马文瑞等，好照顾她，不是怕暴露我的问题。
众：欲盖弥彰，你是想将李立群调离北京，进一步控制她，以免揭发你的问题。

众：你反毛泽东思想都表现在啥地方？
习：以前与高岗一起反党、反毛主席。以后就是策划编反党小说《刘志丹》……。

众：你学毛选不？你为什么不给下级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习：也学，不经常。毛主席指示每次都传达了。

陈煦：习从来不读书，不学习，不看书。并说：只要有实际经验，处理问题自然合乎马列主义。宣传实用主义观点。习很少传达主席指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贯的。
习：过去在工作中实际是这样的。在工作中很少看主席的著作。五四年以前，政治局决议，毛主席指示都传达了。在五四年我主持文委工作时，有一次传达毛主席在政治局讲话后，邓小平责备我说：“仲勋，你给干部传达些什么？这样好不好呀？考虑了没有？”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向下传达主席指示了。

众：你为什么只听邓小平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
习：我当时认为邓小平的话可能是对的，同对他是党中央的秘书长，相当以后的总书记，是我的直接上级。

陈：习还说过：高岗一贯未犯过错误，经常宣扬高岗。
众：你为什么宣扬高岗？怎样吹捧高岗的？
习：三三年在陈家坡会议上，提议让高岗在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作政委。三四年高岗因在甘肃正宁县南雨村强奸妇女被撤职，由张秀山代替。张秀山当政委打了败仗，大家让我当政委，我说高岗有经验，还是让高岗当了政委，三五年高岗去西北工委时，我曾给写过一封信，我在信上说，你给我们留下这块根据地，以后不管怎样艰苦也要保住。
众：这是篡改历史，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众：你的反党野心表现在什么地方？
习：三七年吹捧高岗为了向上爬，抬高自己在党内的地位，高走后自认为是西北的领袖，西北的山主。五二年到中央就和高饶反党集团混在一起。五五年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检查，两次都未过关，第三次蒙混过关，当时把关的是邓小平。五九年上海会议叫我当副总理，反党野心又抬头了。支持李建彤写反党小说《刘志丹》，为此开过一次座谈会，我系统讲过一次话，讲把刘志丹写成成熟的革命领袖，写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虽然没有讲写高岗，实际上高岗是用了化名，写了高的事实我是同意的，这就是为高岗翻案，用死人宣扬活人，宣扬自己。五八年到西北来，××批准的，到河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回到北京
。一方面了解大跃进情况，同时宣扬自己，扩大影响。

众：你在攻击三面红旗方面都搞了些什么？在铜川都讲了些什么？
习：在铜川一个农村大队说：“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民比外国的工人都好，要是在外国早就造了反了。”“外国”是指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铜川矿上讲：⒈政治工作差，⒉口粮差，配备杂粮多，⒊人口流动大。李启明同去，叫我给中央煤炭部反映。
众：这是在作反革命舆论，煽动群众闹事，搞匈牙利事件。

众：你说过“高岗把情况估计错了，他没你在西北影响大”这句话有没有？
习：说过“高岗没有我在西北影响大”，当时陈煦、薛和P在场。

众：四四年在高干会上说过啥？
习：（吱唔）
安：四四年绥德分区学习小组的组长是李井泉，副组长是习仲勋，他在小组上讲：在“左”倾路线影响下，白区损失１００％，苏区损失９０％，只剩下陕甘宁边区，并说，我们从实际中摸索出一条正确路线。
习：我，我说过。

众：你都写过那些文章？
习：在西北写过“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

众：是怎样写成的？写了些什么？
习：我指示，陈煦执笔写的。
陈：我写了第一稿习说不能用，后来赵守一、习仲勋等讨论拟出提纲我写的。名义上纪念党成立三十周年，实际用大量篇幅宣扬陕北党的正确领导，宣扬了高岗和他自己，篡改党史，否定毛主席正确领导。这篇文章和高岗在四二年高干会上论调一样，对西北干部影响很深，流毒很广。

众：是不是这样？你给陈煦说了些什么？
习：是这样，给陈煦说些什么，不记了。开始陈写，以后我口述拟了一个提纲，在文章中突出了高岗。

众：你给陈说过什么？你到底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高岗走？
习：确实记不清楚了。意思是陕甘边区执行正确的路线，就是毛主席的路线，现在看来是反对毛主席。

众：你在什么地方蹲过点？
习：去北京后，六一年四月—五月，在河南长葛带了一个工作组，主要调查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

众：在长葛讲了些什么黑话？
习：主要是反三风，给中央写了报告：⒈食堂不能办，⒉炼钢铁浪费劳动、燃料。
众：说你放的毒。
习：说过大炼钢铁，摊子铺的太开，不爱护群众积极性，对人民生命不爱惜。说过：我看到一家秤上没有秤锤和秤钩，都拿去炼钢了，把耕犁也炼了铜。……

众：你怎样支持农村的自发势力？
习：赞成自留地。

众：你给邓小平的报告中写道：农民夜里在自留地里干活，真是披星星、戴月亮。过去夜里干是我们命令的，现在完全是自愿。两个夜战不同，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一种新气象。写过没有？
习：写过。

众：你在长葛说：“县委干部说，上面的政策不要说群众不信，我们也不信。群众说，政策是老婆的牙，活落的很”。说过没有？
习：说过。

众：你这是假借群众，干部之口，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方针政策。

众：把三反分子习仲勋带下去！

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习仲勋！

陕西师大八一战斗队批习组整理

图：这儿子真不像他爹……是亲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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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大饥荒真相的过程，也是我认识毛泽东的过程。很多年以前，我看辛子陵先生的《把毛泽东还原为人》，我接受不了，受多年的洗脑教育，认为毛主席那么伟大那么有贡献，怎么可以这么不敬呢？大家可以嘲笑我的愚昧和无知。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做一件大事，就可以上北京和毛主席照相，就会幸福一辈子。

零一年我去通渭拜访《金桥路漫》作者张大发的时候，听他介绍了很多饿死人、人相食的事情后，我还在自做聪明的强调：“饿死人也不能怪毛主席呀，他怎么知道呢？下面的人胡来，逼农民交粮食，都怪毛主席不公平。”就是毛泽东多年在我的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我“不舍得”拉下来，也没有勇气拉下来。

但是等我阅读了很多大饥荒研究方面的书籍，尤其是看到近年暴光的一些绝密文件，看到毛泽东大跃进时期的一些言论，比如：“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磋来之食？”这些只有魔鬼才能说出来的话，听来让人毛骨悚然，就是说人的生命在这个统治者眼里不过是工具和数字而已，死如蝼蚁。

到底谁是吃人者？也是我在写作第三本书（《寻找人吃人见证》）时不断询问的。作家余杰在序言中写到：“在大饥荒中广泛而普遍的人吃人更是让史书中记载的人吃人黯然失色。毛泽东没有亲自吃过人，即便在饥荒蔓延全国时，他仍然丰衣足食、荒淫无度。毛是一个‘形而上的吃人者’，他一手打造了导致‘人吃人’惨剧遍布全国的极权体制。”

刨根问底，毛泽东才是这场大饥荒的始作俑者，毛泽东才是吃人的恶魔。所以我请求美术设计师一定要将毛泽东放在封面上，我要让那些被吃掉的人和被逼迫吃人的人审判这个千古罪人！

---依娃：审判吃人恶魔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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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左大玢才16歲——筆者），左大玢在湘劇界已小有名氣。一天，她突然接到通知，要她們到湖南省交際處（現在的長沙市湘江賓館）演《生死牌》。左大玢猜想一定有重要的領導人來了。果然，當她登台表演時，發現了台下竟有毛澤東！……

戲剛演完，又開舞會。那時左大玢還不會跳舞，她打算卸完妝早點回家。這時有人悄悄告訴她：“毛主席可能會來跳舞。”她一聽，馬上改變主意，直奔舞廳。這是她平生第一次進舞廳，心裡不由得有些緊張。剛坐下一會兒，一位女同志走過來問她：“你是演王玉環的吧？”左大玢點了點頭。這位女同志又說：“毛主席看了你的戲很高興，等會兒你陪他跳舞吧。”能當面見到毛主席，這當然是做夢都想的好事！可是，左大玢不會跳舞，她怕在毛澤東面前出醜，因此有點兒猶豫不決。這位女同志好像看透了她的心事，說：“你還不會跳吧？沒關係，我找個人教你，很容易學的。”

教左大玢跳舞的是毛澤東的衛士，姓封。這人很和善，而且很有耐心。左大玢跟着他在舞池轉了幾圈，慢慢地就摸到了門道。要她陪毛澤東跳舞的女同志，是大名鼎鼎的攝影師侯波。兩個人正跳着，侯波笑着走過來問：“學會了嗎？”不等左大玢回答，就拉着左大玢往舞廳的一側走。一站定，天啊，她發覺自己就站在身材魁梧的毛澤東面前！左大玢激動不已，手足無措。毛澤東笑着說：“娃娃，跳舞可不能老站着，得動，這也是一種體育鍛煉。”左大玢撲哧一聲笑了，然後隨着毛澤東跳起來，但她一直低着頭，不敢看毛澤東。一曲舞跳下來，左大玢出了一身大汗。

此後，毛澤東每次來湖南，左大玢都被派去給毛澤東唱戲或陪他跳舞、聊天，漸漸地與毛澤東就熟悉起來，見到毛澤東時再也不緊張了。……

每次毛澤東來湖南，工作之餘舉行舞會時，毛澤東第一個請跳舞的一般都是省委書記的夫人，第二第三個分別是湘劇院著名表演藝術家彭俐儂和劉春泉，第四個就是左大玢。警衛員們和當時的湖南省公安廳廳長李強怕跳得太多會累着毛澤東，便悄悄地給左大玢布置了一個任務：“主席很喜歡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幾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發上休息會兒。”（黃禹康，《“觀世音”與毛澤東的忘年交》，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3年09月07日）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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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書叫做《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講孟錦雲在毛身邊的日子的。書中寫道：“那時候後（59年），中南海的首長們，經常性的娛樂活動就是跳舞。幾乎每周一兩次，一般安排在周三和周六。”孟錦雲，12歲考入空政歌舞團。63年4月的一天（這是58年“中南海文工團”解散了之後），14歲孟錦雲去中南海“出任務” （陪首長跳舞）從此結識了毛澤東，與毛澤東結下了特別的情誼（郭金榮《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1月，P2）。14歲的孟錦雲是否未成年少女？這是個國人至今無法解決的課題。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所有的中央領導人都得圍繞毛澤東的行止和作息時間轉。我們都知道毛有晚上工作的習慣，所以不管白天黑夜，凌晨以前還是以後，只要他要召見誰，誰都必須到，北京大學中文系蘆荻給晚年的毛澤東講古詩古文，往往都是深夜凌晨以後；在專列上想開會了，與會領導都必須從四面八方趕到專列上來。1958年11月， 通過《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間題的決議》的著名的第一次鄭州會議，就是在專列上開始舉行的。（才鐵軍《毛澤東專列的故事》載《海內與海外》1996年8期）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澤東就在專列上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期整整7天。就連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黨的代表大會，開幕式都定在下午三點舉行，據說是要等毛澤東睡醒了才能開始。（見孫貴頌《毛澤東的專列》，載《雜文月刊》 2010年05期 ）

前副總理紀登奎之子紀坡民回憶：當時中央領導人的作息時間差不多都是“黑白顛倒”。這大約是順着毛主席的工作習慣，基本上中央領導人都是這個習慣，到華國鋒的時候才變。“最苦的是中央辦公廳，夜裡陪主席熬夜，白天還得上班啊。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跟我說過，他那十幾年一天都是上四個班。”……（張海林《紀坡民憶中南海往事》，《瞭望東方周刊》，2011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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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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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是红二代掌权的政治资产
掌权的红二代用“红色信仰”、“江山意识”、“大局意识”来为自己崇毛辩护，统统不过是托辞，是为了共同分享权力的盛宴。其中最有象征性的莫过于前些年王光美出面宴请毛的家人，毛、刘两家“相逢一笑泯恩仇”，握手言欢；她还特别以“毛的学生”在韶山毛纪念馆留言。难道她真的忘了刘 少奇在文革中是如何惨死的，忘了自己备受屈辱的经历了吗？当然不是，她这样做，就是为了从政治上给刘源的上位铺平道路。

红二代的头面人物对这种做法心有灵犀，为了上位，都上演过类似的戏码。习近平在上台前曾三次上韶山参观毛的故居，留下一句肺腑之言：“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里会有今天的我！”，感恩之情溢于言表。薄熙来被发配重庆，为了重回北京问鼎中央，打的也是毛牌。他曾私下表示：想来想去，只有毛思想才是党内正资产，要回到毛。他搞“唱红打黑”就是从中获得的灵感。总之，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政治上的领路人，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血缘关系。掌权红二代的政治生命、思路和手段都来源于此。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毛“人民情结”的背后是要做“千古一帝”
在清理毛的文革遗产时，除了所谓“理想主义”的问题外，毛还有另一个迷惑人之处——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也有必要加以分析。这种说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非常虚伪。毛发动文革开的是夫妻店，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由文革派接掌最高领导权，确保自己身后不被清算 ，人民群众不过是他手中利用的的工具。事实上，毛从来不以苍生为念，饿死几千万人，拒绝下罪己诏；还向赫鲁晓夫说大话：不怕打核大战，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三亿。

文革中，毛把群众玩弄于股掌之上，鼓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为他火中取栗。文革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中央文革秉承毛的旨意操弄群众的那只手，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把火烧向刘少奇，冲垮党内反对势力。为了政治需要，毛在文革中曾多次变脸，对红卫兵、造反派始用终弃，一脚踢开。

毛这样翻云覆雨，原因在于他刻意表现的“人民情结”和内心深处的“帝王情结”这两个角色的内在冲突：一方面，他故作代表底层民众的姿态，号召他们起来造体制的反；另一方面毛本人就是一党体制的缔造者和官僚集团“最大的官”，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毛虽然对党内官僚集团不满，试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那不过是“帝王情结”在作祟，嫌官僚集团妨碍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古一帝”，因为共产党的江山毕竟姓党，而不姓毛。毛扶植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建立家天下的企图受到党内官僚集团的强烈抵制，最后不得不妥协，牺牲奉旨造反的民众，回归一党官僚体制，来换取官僚集团默认事实上的毛家天下——由文革派在毛身后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就是文革实际走过的轨迹。

毛的文革遗产的基本特征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的，深得马克思、列宁暴力革命学说的精髓，同时又带有毛鲜明的个性特征。文革中，毛那些充斥阶级斗争、鼓吹暴力、煽动仇恨和斗争哲学的语录成为最高指示，风靡全国，诸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造反有理”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乃至“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等等。在毛歪理邪说的蛊惑挑唆下，整个中国一片红色恐怖，成了人间地狱，顺毛者昌，逆毛者亡。在“革命”的名义下，人命如草芥，揪斗批判，游街示众，私设牢房，血腥杀戮，冤狱遍于国中，上演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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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思安悲观预言，中国恐走回80年代锁国的老路，因为随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实验已告终，，但若持续下去，长期恐不利中国经济发展，也会陷中国人民于“穷化”的过程中。
在中国，只有权贵阶级才能享受到经济红利和照顾，穷人阶级不仅难得到资源，也未受到妥善的照顾，而且中共统治的 社会主义下，人民至今都只有有限的经济自由，完全没有政治自由。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戏剧表演，给国外商人看”，很多像她一样的外国人“盲目地参与”。
1989年的天安门血腥镇压事件让西方国家看清，中共不会放弃它的统治权力。但各国跟中国的商业往来已涉及太多金钱和利益，这么多年来，“(跨国)公司也好，西方国家领导也好，很难分清利润和道理”。

改革开放是中共为了向全世界吸金的一个短期措施，只要钱够多了，中国不一定会继续参与国际社会，或者开放到一定程度威胁到中共的统治权时，中共就不会再开放。

邓小平生前曾说过:“开一个窗户，会进来阳光、空气，但也会进来些苍蝇”，，邓小平言下之意就是，“窗户是经济开放，苍蝇是一些共产党不能接受的反应”，换言之，她说，改革开放的后遗症若危及中共一党独大的执政地位，例如，人民上街声索政治自由和参政权，中共必然会向左转，紧缩社会控制，甚至终结改革开放的进程，因为中共的思维永远是政治优先于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现在到了反转到退的阶段，因为如果中国若持续开放，需要深化很多改革，例如，户口解禁让劳动人口可以自由移动，但这些都不是中共愿意启动的改革，包括最重要的政治改革。

图-美国之音“中国洋媳妇杨思安：中国改开只是演给外商的一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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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列車又具有很強的時間性，一趟列車如果不按規定時間行駛，勢必造成其他列車延誤，秩序錯亂。而毛澤東的專列一開，可以想見的是，這一條鐵路就成了專線，沿途所有的火車都得靠邊稍息。又因為毛澤東的專列具有最高級別的保密制度，什麼時候開，什麼時候停，開到什麼地方， 要見什麼人，要辦什麼事，只有毛澤東一人掌握。因此，專列一開，整個鐵道線都要叫停，清場，拉窗簾，待避……如此一來，必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社會主義的晚點”似在情理之中了。（見孫貴頌《毛澤東的專列》，載《雜文月刊》 2010年05期 ）

“主席乘坐的專列，由三組列車構成。前面是先鋒車，駐有一個警衛連，並裝有安全測試的儀器設施，探測範圍達四周60米。後面則是押道車，也駐有武裝警衛，置有無線電通訊設施。”（《1971：驚心動魄的毛澤東南巡--毛澤東金華區段專列副司機華春南親歷記》黨史博採2004年第4期）

毛澤東的專機有主機和副機兩架，主機為8025號，機長胡萍。還有一架里--2作為副機，機長時念堂，任務是一旦主機故障，即讓毛澤東坐副機。副機載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先飛，為主機開道，提供氣象與航行資料。……1956年5月3日，毛澤東飛往廣州，這一天禁空，國內所有飛機一律停飛，沿途的氣象、導航設備都在全力保障。（《毛澤東家居》P332-333）

毛澤東專列是“防彈、防核輻射的，有一個警衛連前後護衛”；“第一節行李車廂里還載有北京帶來的、斯大林送的‘吉斯’小轎車”。（《毛澤東家居》，P336）

2014年4月8日，北京電視台“科教”頻道《北京記憶 ：流動的中南海--毛主席專列》，邀請了曾擔任毛澤東警衛隊長的陳長江和服務員王愛梅作客回憶。據陳長江回憶，原毛澤東專列警衛最多時有200多人，後來有100人（前30人，後30人，中間40人）

1959年3月8日婦女節，毛澤東與專列女服務員合影，照片(图1)上共有30人（7男23女）（王愛梅回憶，葛愛琴整理《毛澤東在“流動在中南海”》）

1969年9月23日，毛澤東帶頭席地而坐，與專列乘務員們在專列前合影，從照片(图2)上看專列乘務員共52人。（才鐵軍《毛澤東專列的故事》載《海內.與海外》1996年8期）

從上面的資料看來，毛澤東專列上的警衛員、乘務員等在不同時期人數不盡相同，後來大概穩定在150人左右。

因為毛澤東身份特殊，其身邊工作人員工作之辛苦可想而知：

據毛澤東專列司機華春南回憶：“（在杭州）我們司乘人員與廚師、警衛人員一起吃住在車上，中斷與外界一切聯繫，短則一周幾天，長則幾周、個把月乃至半年，一步也不能離車，直到再一次把專列開到城站，主席上車離開杭州為止。”（文楚《1971：我為毛澤東主席開專列》，載《文史博覽》2002年第6期）

 特別是那些有家室的工作人員，要忍受長達數月的與家人離別之苦。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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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毛主席那裡的時候，始終堅持死了的魚不能給毛主席吃，像那種翻肚漂起來的不行，給他吃的魚都是新鮮的，趁活着的時候宰殺的。毛主席每次吃魚，基本上都是我們按預先開的菜譜，現打撈現宰殺。毛主席吃的肉也是新鮮的，基本上都不用冷凍保鮮的，雖然家裡有個英國造很舊的小冰箱。像我那次做的武昌 魚，是特殊情況，本來我們是準備在長沙吃飯的，事先給他準備好了魚，他突然動身去武漢，才把準備好的魚放在自製冰箱裡.從長沙帶到了武漢。”

給毛澤東做飯菜的廚師，通常是經過好幾次試、換才能選定的。毛澤東有個習慣，有些他沒吃過的菜餚，不管多麼有講究，是名系名菜，你就是烹製得再好，他也不吃，一筷子都不動。廚師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吃了一口，覺得不對胃口，還是這次沒有興趣，以後說不定會吃，還是怎麼着，那麼以後還給不給他做這道菜，很費思量。

這種情況不止程汝明遇到過，北京飯店、人民大會堂、釣魚臺的廚師們都遇到過，做得很好的菜端上去，毛澤東不吃。再好的廚師，做出來的菜，客人一次不吃，兩次不吃，他心裡馬上就沒底了，不知道做什麼好了。

領導一般見到這種情況，也就琢磨着趕緊換廚師了。因此被毛澤東選中的人，得在最初的幾個菜中就做出讓毛澤東覺得可口的菜，這裡面就見真功夫了。（王凡《國寶級烹飪大師程汝明訪談(上)：在毛主席家主廚19年》《文史參考》 2010年20期 ）

不喜歡吃的菜，毛澤東不直接說，要別人猜，毛澤東的廚師也是夠難當的。

原中組部副部長李銳曾兼任毛澤東秘書，據他回憶，1958年南寧會議後，曾有一天去毛澤東的臥室談話：“談到9點鐘，服務員進來準備晚飯。首先報菜單，第一個菜就是熊掌。”

據曾擔任過毛澤東廚師的原上海錦江飯店國家特級廚師東林發回憶：（1960年）7月的一天，毛主席家請客。主席說：“吃來吃去就這幾個菜，是不是今天弄幾個新花樣出來？”當時毛主席並不知道大廚房來了個上海廚師，而服務科的領導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那天我做了兩隻特色菜，一個是冰糖肘子，一個是烙草（青）魚。毛主席吃得很開心，吃完後他問侍衛：“今天的菜是誰做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魚也很有特色。”（蘇林發、趙光《我為毛主席掌勺》，《傳奇·傳記文學選刊》2004年第4期。）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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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年在北京“大院”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机关、军队的大院里生活，包括在尽是干部子弟的学校上学，你会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谁的爸爸是多少级，多少级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么级别的轿车，多少级以上的干部可以购买普通干部买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父 辈级别的不同，甚至会影响学生之间的交流，级别相差太大，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孩子常常会按家庭出身和级别的高低，在学校里分成不同的交际圈子。“文革”开始后，虽然没有人公开声讨这种等级制度，但是，“文革”初期我们耳闻目睹的许多反对“官僚主义”的所谓“革命行动”，其实矛头所指，就有对等级制的不满。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从来都高举社会主义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产党人，会建立起这样一套权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级制度？

---杨奎松：导致贫富分化的制度在建国之初即已确立


大陆官方官本位文化阴霾笼罩下的等级制度，其等级区分之森严、精细，对官员关怀的无微不至，恐怕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望其项背。官员在位时，要按照等级领工资、分房、用车、看病、享特供、配秘书等等。这些基本上是物资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也丝毫马虎不得，例如看内参的级别，坐主席台、赴宴 和看演出的座次，报纸报导的版面和排名，电视曝光时间的长短，入场先后等等，都按照级别，有着的严格区分。官员退休后的称呼，也是有“潜规则”的。例如，退休工人可以称呼“老王头”，但在官场，必须称退下来的领导为“王老”。如果把退下来的高干称为“老王头”，那位“老”就会认为你对他不尊敬，会感叹“人走茶凉”。等级制度，不仅使官员本人被泽蒙庥，而且福荫子孙。多年前，就有政府、企事业单位与附属的幼儿园、学校、医院脱钩的决定，但省级、市级政府机关的优质、低价幼儿园、小学，却岿然不动。省级机关医院，还不断“做大做强”。官员们活着，分“三六九”等，死后，也得分“九六三”级，比如，骨灰安放，就有“革命公墓”与平民墓地之别。曾经发生过令人尴尬的事儿：老头是“老革命”，死后进“革命公墓”，但老太太是一介布衣，死后不能享受高干“待遇”，无法合葬。干了几十年“革命”，死后竟然落了个“两地分居”。大陆官方不仅官民的收入、住房、医疗等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即使犯了罪，坐牢也得按级别“对号入座”。陈良宇等贪官受贿上千万，进的是赫赫有名的秦城监狱，过着待遇优厚的生活；而一个小会计，贪污几万块，只能与流氓、小偷一起，关在条件恶劣的监狱。

---颜昌海：中国大陆已经形成红色种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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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安徽省公安廳有文件記載的人吃人案件就有上千起之多。由於當時嚴控的政治環境，更多的人相食事件並沒有報案、記錄。筆者所調查、記錄的大部分是吃餓死的人，也有殺了活人吃肉的案件。

甘肅省秦安縣王家村，那家有一個老漢，五十多歲，孫子也就是個四、五歲的樣子。兒子、媳婦能跑動的都出門要飯 逃活命去了，一老一少走不動的留在家裡，沒有吃的，沒有辦法。娃娃餓的成天哭，要吃的，爺爺也給不上。老漢餓慌了，躺在炕上不得動彈，就打這孫子的主意，屋裡再沒有啥吃的。爺爺硬起心來，抱了些柴，燒了些水。甘肅有些地方鍋頭都是在炕邊上，爺爺就問孫子：「娃，水煎（開）了沒有？給爺看看。」孫子餓得皮包骨頭的，還乖得很，鼓勁翻起來看了看鍋，就給他爺爺說：「爺，煎了，我看著煎了。」爺爺又說：「沒煎，你哄爺哩，你再給咱看清楚。」娃子往鍋邊邊子爬近了些，給他爺說：「煎了，真的煎了，我不哄你。」他爺又說：「沒有，你湊近些，再看看。」孫子一湊近，爺爺把孫子一把就掀進鍋裡。煮熟了，這爺爺就把自己的孫子吃了。誰能想像這幕饑餓的慘狀？

---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最先餓死地主富農、四類分子
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初期的土改，全國槍斃了七十多萬地主，幾百萬家庭被戴上地主、富農的帽子，他們的子子孫孫都繼承這個成分。五八年陸續開始餓死人時，首先餓死的是一些成分不好的家庭，成分越高，活下來的可能性越小。富農家庭也不能倖免，因為他們被驅逐出家，剝奪了 一切財產，比饑餓的農民得到的糧食分配更少......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的張忠信老人出生於地主家庭，他記得一個姓趙的幹部領著四十多人闖進他家，用繩子捆綁吊打他父親、大哥，搶去家裡的傢俱、牲口、被褥、農具，只剩下一個破木桶。「當大饑荒來臨的時候，我們這個家庭就餓死了六口子人。」

張忠信的大哥張忠平餓死時不到四十歲，臨死前對他說：「我不行了，以後麻煩你照看我倆個沒有長大的孩子。」他三十多歲的二嫂，因為兩個孩子出門逃荒，沒有音信，而天天哭泣，哭的瞎了眼睛，最後還是餓死。同時餓死了一個幾歲的小姑娘。因為是地主家庭，偷莊稼被幹部處罰更嚴厲。張忠信的五叔父因為偷了一碗豌豆，叔母被逼迫跳崖身亡，叔父被迫上吊自殺，最後一個沒有人管的三歲侄子，一頭綁在腰上，一頭綁在窗框子上，活活餓死。

---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流血排泄
人吃了饭，就要排泄。本属自然，是本能也是隐私。可是在大饥荒年代，人们被剥夺了吃饭的权利，当然，也就失去了自然本能的隐私：排泄害臊的权利。对排泄，许多幸存者都有着恶梦般不堪回首的记忆。

九十岁夹边沟右派李景沆回忆到：“我们好不容易熬到六○年，人饿了，啥东西都能吃下去。草籽 、蛤蟆都吃上了。有一天，农场运来一车谷子，我们有十几个右派就把谷子搬到库房里。运的过程中，他们就一直偷者吃那个生谷子，狼吞虎咽，顾不上嚼烂。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可是第二天就发生大问题了。我看见十几个右派分子在医务室门口，把自己的裤子脱到半腿上，跪下来，双手爬在地上，把自己瘦得尖尖的屁股翘得高高的，排队等待医生给他们掏粪。

因为他们吃的生谷子太多了，连皮带粒，在肠子里膨胀了，排泄不出来，胀的死去活来。只有让医生从肛门里往外掏。那粪硬得很，医生用手掏的时候，那些右派就疼的惨叫，没有个人样子，哭爹叫娘的，当医生好不容易掏完，他们都瘫趴在地上，半天翻不起来，肛门上又是血又是粪，惨不忍睹，都是些知识份子呀。还有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偷吃谷子胀死的，哭喊一天没有人管，就疼死了。你说。这是不是人间奇闻奇事？我活下来了，就要说给更多的人知道。”

甘肃省秦安县的刘景花家里饿死了父亲和大哥，她告诉笔者：“让人掏粪是正常现象，我们村里的老人掏粪的时候，被掏的人坐在门槛上，面朝外，掏的人坐在里面，这样就可以遮丑嘛。许多小孩，吃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大人给掏，把娃娃掏的哭天喊地，可怜得很。”山东省郓城县潘永修先生说：“那时候，村里人普遍拉不下来屎，队长到大队批一个条子，买回来一瓶蓖麻油，给每家每户倒一点，让人喝上一口，就能排泄出来了。”

---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作者： 依娃


吃人屎
张大发告诉笔者：“我当农村教师的时候，有人就指著一个老汉说，这个老汉吃过人屎。，有一天，这个老汉就拄了个棍子，摇摇晃晃走到村外转，找到一块冻硬的人屎，就拿回来，在炉子上烤一烤，烧着吃掉了。吃了以后，就不那么饿了。，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说，要找干部拉下的屎，人家是吃下粮食的 ，品质高，能养活人。这老汉算是活下来了。”

笔者在通渭也听到同样的事情，大牛沟有一位妇女，家里人都饿死了，女人已经饿得饥荒面瘦、发黄如草，村里来了干部，人家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步步不离，等那些干部一解完手，她就去抢人家的屎吃。她是大饥荒过后的幸存者。

静宁县贾河乡六十八岁的宋宏仁告诉笔者：“我不害怕你笑话，我的三娘就是吃过屎的。人家队长的娃娃巴（土语：拉）了屎，她捡回来晒干了吃，我看见的，我看见的。”笔者问：“队长娃娃在哪里巴屎？”“在门口，我三娘就等著。人家队长家能吃饱。”宋宏仁并说：“饿死人的时间，队里仓库里有粮食哩，我看见的，就是不给人吃。人饿死着呢，人家卖余粮着呢。”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国农民饿死四千万到五千万，出现人吃人，人吃屎、人吃老鼠等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最屈辱、最非人的一页，是必须记录的、必须揭露的、必须控诉的。

---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作者： 依娃


大饑荒期間，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與河南「信陽事件」同樣慘烈的事件。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通渭餓死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遠遠高於信陽八分之一的比例。

筆者來到通渭縣雞川鎮採訪，，聽老人們說這個村子當年一到晚上，隊長就帶人給家家戶戶上鎖、貼封條，不允許已經餓的奄奄一息 的村人掐穀扭穗偷吃活命。大兵團到各家各戶搜糧，翻箱倒櫃、挖地三尺，砸炕撅灶，把沒有糧食的男女老少拉到大隊的勞改隊勞改，辱罵拷打，好多人不是被打死在勞改隊，就是餓死在勞改隊。那時，公社、大隊都有自己的勞改隊，可以任意對社員打、吊、潑、跪、扣飯等等刑罰懲處。

---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十萬婦女從甘肅逃荒賣到陝西

今天，有「陝甘一家親」、「陝西人救了甘肅人」這些民間說法。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幾年之內，從甘肅省的甘谷、武山、清水、秦安、隴西等地縣有八萬到十萬的婦女逃荒要飯到陝西的寶雞、武功、興平等地，和當地的男人同居。她們當中，有些是丈夫在家餓死了，沒有辦法 生活，帶著年幼的孩子出門找活路。有些是已經嫁人，但是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保男不保女，讓兒子吃，餓死媳婦去。」女人被餓得跑出來。也有年紀只有十五、六歲的年輕女子，父母沒有辦法，對她們說「娃娃，快跑，看能不能逃出來一條活命。在家就餓死了。」於是，很多婦女在人販子的帶領下、或者成群結隊的扒火車、扒煤車、扒油罐車來到當時條件相對好一點的陝西省，奔她們唯一的出路，嫁給當地男人生存下來。

現年七十七歲，落戶在戶縣的王秀英老人說：「我那時候已經嫁人了，但是娘家不給吃的，把一個兒子餓死了。我要走，我的另外一個娃娃拉住我的衣襟也要跟，我編了個謊「放開手，媽媽給你要饃去。」就抱上一個剛生下四十天的娃娃，扔下二歲的娃娃往陝西跑。」

但是，在當時嚴控的政策下，這些因為饑餓不得不逃荒乞討的婦女被定為「盲流」，被在火車上趕下來，被強制收容，有些人就餓死在收容站裡。王秀英看見「前一天還好好的，第二天就有兩個、三個人死了，被抬出去。我被收容了五次，跑了五次。我是沒有辦法，回去還是餓死。」被收容後的王秀英，被派去幹活，不然連一碗熱湯也喝不上。可是等她回來，放在草地上的女兒已經餓死了。她祈求看門老漢給扔掉，老漢不願意，說是一條人命。沒辦法，王秀英自己把女兒扔到麥地裡。

來到陝西戶縣，媒人一連給王秀英介紹了三個瞎子，王秀英氣的大罵：「你們陝西男人都是瞎子嗎？」最後她嫁給一個比自己年長二十多歲的男人，在陝西生活下來，生育了四個兒女。

戶縣七十多歲的張海花說：「把我就換了兩斗玉米。我不愛這個地方，想老家，但回不去了。」興平縣七十一歲的李淑芳老人說「一下火車，就有這裡的男人等著。兩個人見面，男人說「跟我走，我家裡有吃的。」女人就跟上去了。我就是這樣來的。」 十六、七歲就被人販子領來的王秀英說「人家人販子把錢一拿，就再也沒有回來。我就天天哭，天天哭，什麼辦法都沒有。」

一九六二年，甘肅和陝西雙方在陝西西安開會，制定出《陝甘兩省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的座談紀要》，把一些留陝婦女遣送回原籍甘肅，有兩萬多婦女被送回老家。返回的婦女和留在陝西的婦女，很多人都有孩子留在甘肅或者陝西，母子骨肉分離，天各一方，是她們心中永遠的痛。

陝甘一家親是用血、淚、生命凝集在一起的。當時陝西男人的善良、厚道，的確是收留了數萬甘肅逃荒婦女和他們的孩子，扶養他們長大成人。是大饑荒中令人感動的人性光輝。

---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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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央辦公廳的指示，京城名剪王子清等人前往滬上，挑選了田阿桐、王庭淼、王富成等12名服裝技師進京，組成了”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服裝加工部“，專為中央領導人製作服裝。技師們對外統稱”中南海工作人員“，日常通信也必須遵守保密制度，外出還要特別批條。他們獲知，服裝加工部的首要任務，是在八 大召開前為毛澤東設計合體的着裝。 1956年8月，田阿桐接到為毛澤東製衣的任務。中央辦公廳人員再三叮囑他，這是高級機密。

半夜12點，工作人員帶領田阿桐來到中南海書房。出於安全考慮，他只能站在毛澤東5米開外”目測量體“。但憑着豐富的經驗，田阿桐一次目測成功。（王緢，《中國的”紅色裁縫“》，《南方周末》，2011年4月7日A03版）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如果仔細看一看原廣州軍區司令部動員部部長遲澤厚《廣州南湖毛澤東住所工程風波解密之一：汪東興交待為毛澤東建新居》和《廣州南湖毛澤東住所工程風波解密之二：“廣州的房子是我叫東興修的”》，相信大家對毛澤東 “住之簡約”會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此僅摘錄一小部分內容：

經過1萬多名部隊官兵和幾千名 工人不分晝夜的苦幹，包括南湖和松園新建的5組房子以及省委小島1號樓、雞頸坑改建工程在內的“705工程”，終於在1972年6月底全部完工。……

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有：鋼材8450噸，木材19750立方米，水泥3.4萬噸，石料8.97萬立方米，沙子5.42萬立方米，紅磚2500萬塊。動用步兵、工程兵、汽車兵共28個營、1.2萬人，運輸汽車458台，各種施工機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還僱請民工3000人。

整個工程經費開支約4000萬元。如果考慮到很多物資、材料都按內部價格結算，還有許多物資設備是無償調撥以及主要是由部隊施工（無人工費支出）等因素，這幾千萬元只不過是實際開支一個零頭兒。

工程堪稱高速優質。如此龐大的工程，僅用1年稍多一點時間。……主房最大房間面積400多平方米，室內最高處8米，其餘房間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進入房內都有一種渺小的感覺。房子的堅固程度主要着眼於應付突發意外情況：外牆可以抗住1發85反坦克炮彈的直瞄射擊，屋頂能防口徑最大的160迫擊炮彈；坑道、隱蔽部能抗住1枚3000磅炸彈直接命中。有人戲言：萬一發生大地震，即使房子翻轉180度，也保證不會散架。……

1971年8月，毛澤東離京乘火車南下，向一些“諸侯”“吹風”，挖林彪的“牆腳”。8月底，在長沙接見廣州軍區和粵、桂、湘三省區主要領導人丁盛、劉興元、韋國清、華國鋒、卜占亞等人。接見過程中，丁盛曾鄭重其事地向毛澤東報告：“主席，給您新修的房子很快就可以入住了，盼望您到廣州過冬。”

毛澤東只是簡單地說：“好嘛。”並未感到詫異，更沒再往下問。這表明毛澤東是知道此事的。……

1972年10月2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決湖南問題……周恩來順便講到了南湖房子問題。他說：“主席讓我給大家打個招呼。主席說：廣州的房子，是我叫東興負責修的。過去，我在廣州白雲山有一棟房子（按：即雞頸坑），但是，以後住了外賓，才叫東興另外選址再修一棟。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設計施工的。”

“4000萬元”在當時是個什麼概念？1970年末，國家財政收入662.90億元（見陳如龍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大事記》，P317）；1970年末，貴州省地方財政收入是3.36億元（見《當代貴州大事記》，P342）；1970年末，貴州省銅仁地區財政收入僅1815萬元（見《中共銅仁地區歷史大事記》，P208）。4000萬元，相當於貴州省地方財政收入的1∕8，銅仁地區財政收入的兩倍多。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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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讲了三个例子：1961年夏天驻山东的部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时一星期也领不到一颗粮食。地瓜干又是1958年、1959年存下来的，原来根本不是当口粮的，而是做猪饲料，多数都是有霉点的，吃这种地瓜干苦得难以下嚥；1961年秋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的面粉，有百分之二十以上都有杂质，树叶、 草、麦杆等都有，这种面就像麦麸子拌干草喂牲口吃的细料差不多；1961年驻四川绵阳部队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壳、砂子、泥土等。他说，这是我亲自在部队看到的，同部队一起吃过这种粮食做的饭。这样做是粮食不够充数而为的，部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东西，每人每天真正下肚的粮食也就是一斤多一点，战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见天吃这种饭能行吗？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1934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叶通知邱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周恩来要亲自交待。周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这叫‘小人办大事呀’！”周恩来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 有必要的准备。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

邱会作按照命令，迅速处理了水头寨的仓库物资、桥头镇的大型弹药库和江面镇的红军兵工厂，和叶季壮一起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赞扬：“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样年轻，思维能力很强，大有前途！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你了。”当时，邱会作把自己钉的本子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写几句话。周恩来拿起笔写了：“诚实、勤奋。周恩来，一九三四年八月。”

邱会作完成特殊任务之后，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1934年10月初，长征就要开始了。他发现国家保卫局派来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他，上厕所也一步不离。因为邱知道红军的全部实力和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机密，怕他开小差，于是决定将他彻底“保密”，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就动手。一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邱会作绑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邱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凑巧在押解执行的路上，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状大吃一惊，立即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邱会作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邱被松了绑，跟在叶季壮马后，跑回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埋怨杀人连个招呼都不打。

一会儿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叶季壮和邱会作立即到他那里去。到了周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邱没有进去。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出来了。周恩来看见邱会作，握了握他的手说，决定免他一死，还要特别保护，带着一起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的事要绝对保密。

1936年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永坪，邱会作任粮秣处长，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李克农、邓发等人也在一起。几个人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看报聊天，一次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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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从利比亚采访归来的女记者谈感受，她说，一个国家，个人的挂像越多，这个国家越危险。在利比亚，无论街头巷尾，还是庄前村后，无处不悬挂着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像，人们一集会就举着他的画像。现如今，这个到处悬挂个人画像的国度——更准确地说是政权，果真已经消亡了。

比如苏联，斯大林的画像遍 布街头巷尾、村落地头，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城市村庄难以数计。后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任伊始，就把自己的巨幅画像树立在红场上，与列宁的画像并列起来，人们称之为“两个‘伊利奇’”（列宁和勃列日涅夫全名中都有“伊利奇”）。还有罗马尼亚前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也喜欢到处悬挂个人画像，全国各地挂了多少画像没有人说得清。群众集会时，共和国广场上汇聚成的一望无际的人海上，他的画像多得只能用“飘浮”这个词来形容……后来的结果证明，这些国家的政权没有一个不被颠覆。

个人挂像的多寡，是一种执政理念、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制度体制的外在标志。个人对于国家不谓不重要，但视为空前绝后的重要、绝无仅有的重要、如同救星的重要，那么这个人就可能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就可能肆无忌惮地操控国家。于是整个社会也只能由他一个脑袋思维，其他所有人的脑袋必须停止转动。这显然不符合物理逻辑和社会逻辑，这个人即使曾有天大之功，也迟早远离人民，甚至为人民所唾弃，最终导致政权崩溃。

---个人挂像越多的国家政权越危险
作者：张心阳


我们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八一八”登上观礼台接受老人家检阅的非他们莫属。接着，他们大开武戒，把学校的领导和一些有历史问题教师打入劳改队，剃了阴阳头，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校长书记们都被整得狼狈不堪，记得有一次看见学校的一位女书记被剃了光头，成了小尼姑的模样。而从街 道上抓来的黑五类，更是被打得头破血流。自己当时看到这种场面，内心并没有升起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悲悯，而是一种轮不上自己充当革命主力的失落感。现在反思，这也没有什么奇怪，自己当时一共所受的八年教育里，没有多少人文主义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只是斗争、斗争、斗争，是对敌人要向严冬般冷酷无情。喝着狼奶长大，很容易失去人性。所以，我和那些在“红八月”里当过凶手的学生的区别，不是人性觉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资格的有和无。

那是一个争相革命的年代，在学校里，轮不上我“革命”，我就在宿舍院里参加“革命”，跟着年纪大一点的学生，油印《通告》，要求全楼居民主动交出“四旧”。我们那个院里，不过100来户人家，交上来的“四旧”就堆了少年之家的一整屋子。光是书籍，就不下万册。有外文书，也有古书，包括成套的二十四史。院里住的都是民主党派成员，他们经历了反右之后，已经是惊弓之鸟；这次运动来头更大，全楼弥漫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气氛。大家巴不得主动交出一点“四旧”过关，也顾不上心疼书籍的价值了。

---丁东自述：精神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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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中遇到的大部分老邻居都很愿意谈论他，除了表示悲哀和惋惜，他们对遇罗克做出的最多评价是聪明、好学。一个遇罗克少年时的棋友说他可以同时跟三四个人下盲棋，还总是他赢。邻居们对遇罗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爱看书，上公共厕所时都拿着老厚的大部头书。从遇罗克家人、朋友、同学的回忆和他的日 记中我得知他的阅读涉猎广泛。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波斯人信札》、启蒙时期的作家蒙田的著作、《论语释注》、《元曲别裁集》……就是这些书成了他思想火花的初始爆发点，就是这些书与他那敏锐、勤奋的大脑相撞，使他在1966年前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冷眼旁观，还颇有抵触和反思。遇罗克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心路历程，他是否知道，就是这些思想和文字很快就会被桂冠文人、思想警犬和专政工具的忠实卫士利用，将他的命运强力推入黑暗的绝路？

1966年1月29日：“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19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15日：“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1966年5月2日：“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守教规，绝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信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1966年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这些日记摘录发表在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今天我们能看到这很少的日记片段，都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记者、编辑用钢笔从北京市中级法院尘封的档案中一字一字抄录下来的。

---郝建：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7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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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那阵奇怪的芒果疯
1966年，毛泽东号召红卫兵造反。1968年夏天，红卫兵派系争夺权势，持续武斗。为了压制一下他煽起的这股势力，毛泽东派三万工人进入清华大学。学生抵抗，发起攻击，造成5人死亡，700余人受伤。最后学生投降。
为了向工人表示感谢，毛给他们送来一篮子芒果。这是前一天来访的巴 基斯坦外交部长带来的礼物。
芒果，引发一股巨大的冲击波。

曾经详细研究记录芒果故事的历史学家弗里达·莫克（Freda Murck）说，“当时中国北方没有人知道芒果是什么。所以工人们整夜没睡，看、闻、摸，琢磨这个神奇的水果是什么。”

“与此同时，他们还收到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说从此以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得到这种认可让他们非常兴奋。”

这次权力从学生向工人、农民手中的转移，缓解了当时的无政府状态。莫克说，“北京有些人告诉我，他们认为，毛总算干预混乱、任意的暴力，芒果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进驻清华的工人之一张奎（音译）说，他们单位收到一个芒果，引起激烈辩论。“军代表双手捧着芒果来到我们工厂。我们讨论该拿它怎么办：切开吃了还是保存下来。最后我们决定保存。”

“我们找到一家医院，把芒果放在福尔马林溶液里，做成了标本。那是第一个决定。第二个决定是做蜡芒果，每个蜡芒果都有玻璃罩。做好了，革命工人每人发一个。”

工人们要庄严、虔诚地拿着芒果，否则会受批评的。

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人王小平（音译）收到一枚蜡芒果。真芒果有更大的用途。王小平说，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中，工人代表把真芒果送到机场。他们包了驾飞机，将一枚芒果送到上海的一家工厂。

有芒果开始烂了的时候，工人削了皮、把果肉放在一大罐水里煮，水成了“圣”水，每人尝一勺。（据说毛听到这个细节时笑了）。

剑桥大学讲师亚当·周（Adam Yuet Chau）认为，“芒果不仅仅是毛主席给的礼物，芒果就成了毛主席。”

当时流行的诗也反映了这种心态，比如，“看到金芒果，仿佛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芒果游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红卫兵砸了寺庙神坛，但是，摧毁文物比消灭宗教行为要困难得多。不久，芒果也成了表忠心的对象，一些仪式模仿古老的佛教、道教传统。芒果甚至还被摆上祭坛，工人要冲着鞠躬。

他们并不知道，毛其实不喜欢水果。他们也没担心，毛不过是把收到的礼转手。

芒果也成了共产党宣传部门的一份“厚礼”，他们迅速生产出一系列芒果主题的日用品，床单、托盘、脸盆，芒果味儿的香皂、香烟。1968年国庆节游行彩车上也出现巨大的芒果模型。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对芒果都如此痴迷。艺术家张洪图（音译）就向我讲述了他的疑虑。“报纸上登了芒果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滑稽、愚蠢，荒唐。我从来没有吃过芒果，但我知道芒果是水果，任何水果都有坏的时候。”

但是，那些公开表述怀疑的人受到了严厉惩罚。一位乡村牙医把巡游的芒果比作红薯，被当众羞辱，判了死刑。

一年半之后，芒果疯降温了。没过多久，停电时人们开始用丢弃的假芒果当蜡烛。

1974年，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带着一箱菲律宾国宝级水果—芒果—去送给中国。毛的妻子江青试图重燃昔日那阵疯，她把芒果又送给了工人。工人们举行了仪式、表示了感谢，但是，江青显然缺乏丈夫那种政治时机感。

转年，毛病重，也没有明确的接班人。江青下令拍摄电影“芒果之歌”，来借此巩固提升自己的地位。但是发行不久，江青就被逮捕，影片停止公映。

这成了芒果故事的最后一个篇章。

---作者：BBC本杰明·拉姆（Benjamin Ra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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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文人相轻推向了极致：文人相杀。


九届中央政治局“组阁”过程
三人小组(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产生的第一个名单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刘伯承、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錫联、汪东兴、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二十三人。关于江青，黄永胜在讨论 中表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选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主席，为了大局。康生一听就火冒三丈。会后总理对他说：“你太不懂了！”不懂什么？总理也不讲。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毛主席看到了上报名单。主席对上报名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在王效禹、叶剑英的名字下面划了一个杠杠。后来主席说，我看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彪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也打了一个大叉。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彪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二十六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在一起工作。周恩来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十二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二十七月上午十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的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毛泽东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彪家里去了。叶群接待了总理等三人之后，自动回避了。周总理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黄永胜紧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林彪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最后，在毛主席住处开会，确定了二十五人的候选名单。毛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接着，毛、林、周、康、黄五人在名单上签了字。

毛主席又说：“中央的领导机构，力求简单权力集中的原则。政治局常委由五人组成，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请大家考虑是否合适？”林彪、周恩来带头，一致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原则。大家都同意主席的安排，毛主席最后说：“我也同意。”

纵观以上过程，中央领导机构的产生十分微妙。,,他在江青的名字上划叉，加上了叶群，却有深意存焉。无论是资历，还是政治影响力，江青都超过叶群。如果真心拿下江青，就没必要加上叶群。周恩来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所以把江青和叶群一起列入了候选名单。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在通常情况下，中共都是预先内部商定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名单，才召开党代会。但九大例外。1969年4月24日九大闭幕，政治局的候选名单还没有。次日晚上，汪东兴电话通知：主席要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实际上是商议“组阁”。对于政治局候选名单的产生过程，五个当事人都没 有留下回忆录。但黄永胜当时向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详细介绍了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情况，九届一中全会后与邱会作又有私下交谈，所以，《邱会作回忆录》就是有关九届中央政治局“组阁”过程最重要的史料了。

邱会作记述：林、康、周、黄四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首先说了话，他说：“一中全会怎么开法？我看全会没有别的议题，就是选举中央政治局。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时间；二是先搞出一个名单出来，为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的提名工作，我们两个是幕后。”林彪说：“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毛主席说：“那只好叫独裁，那我们还是五人独裁吧！”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密切关系。”毛主席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25至30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三人小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内，几乎与外界不产生任何联系。周总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准接。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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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顾准看来，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和农民仍然是根本冲突的。就是说，即使通过革命摧毁了地主和士绅阶层，也绝不等于农民的厄运到头，因为农民必将直接和国家政权相冲突，不仅如此，农民面对还将是一个远较过去的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更为强大和有效的国家机器，尽管这种性质的冲突绝对不为１９４９年后 的国家政权所承认。包括秦晖在内的诸多学者后来逐渐认识到和论证的国家和社会（农民）的冲突问题，早就被顾准一针见血地指出来：“现在阶级斗争在斗‘富裕农民’……那不过是掩盖在阶级分析方法下面的国家与农民的冲突而已。”顾准看出，阶级分析方法不过是一个幌子，其实质是掩盖“国家”和“农民”的固有，甚至加剧了的冲突，换句话说，在新社会里仍然存在对农民的剥削，只不过剥削者由分散的地主变成新的，统一集中的国家政权。顾准称之为“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与全体农民相对立。”在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０日的日记中他又进一步把公社化比喻成圈地运动：“中国农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以强力来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的状态下上山炼铁，与７０００万人的大兴水利……”

---伍国： 顾准眼中的三年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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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毛个人意志与极权体制结合的怪胎
毛一生嗜权如命，文革十年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史，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确保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要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掌握在毛及其亲信手里的委婉说法。,,——先是急于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发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又怕被人清算，于是先发制人， 发动文革，把整个国家拖入历时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

顺便一提的是，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极权体制是产生文革的根本原因。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把主次颠倒了。不错，一党极权体制是毛发动文革的制度平台，但与毛的个人意志相比，是次要因素。试问，同是在中国的一党体制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发动文革吗？同样，前苏联东欧也是一党极权国家，他们那里发生过历时十年之久的毛式文革吗？所以更确切地说，文革带有毛强烈的个人印记，是毛的个人意志与中国一党极权体制结合而产生的怪胎。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如果不是这些没有脊梁骨的知识分子们，毛泽东的阳谋也不会得逞。


蒋祖权：历史不应忘记这些文化名人曾经的丑陋
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议，将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中开除。
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会议，他说：［胡风集团以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
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陈伯尘报告了胡风的罪行，要求把胡风从革命阵营 里清除出去。

其中——大教育家［叶圣陶］说：［这种两面派的阴谋手段，是跟《联共布党史》里讲的托洛斯基相比，可以说是丝毫没有区别。他们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企图颠覆人民政权，让反革命复辟。胡风反党集团的活动跟美蒋特务机关的罪恶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必须把胡风清洗出去］

其中——大作家［夏衍］说：［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一个伟大的胜利。这等于从我们的身体上割掉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毒瘤。阶级敌人一刻也没有睡觉，他们处心积虑得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缺口，他们在磨我的刀，窥测方向。在此我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伟大战士伏契克的一句话：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夏衍和胡风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老朋友！］

其中——作协副主席［冯雪峰］的发言，是从分析胡风和鲁迅的关系开始的，揭发胡风挑拨鲁迅和茅盾的关系，鲁迅和周扬的关系，鲁迅和夏衍的关系，从历史上找到了胡风的反革命证据。最后他说：［今天的会议，应该作出决议，首先把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清洗出去，撤销一切职务，并建议政府依法处理］
冯雪峰成为建议法律处理胡风的第一人——冯雪峰的建议，不仅用到了胡风身上，最后也用到了自己身上。
其中——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吴伯萧］说：［反革命分子胡风，走也好，滚也好，割下头颅抛掷也好，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了，我们必须彻底清查这个反动集团的底细］

其中——翻译家［冯至］说：［他们的策略和战略，他们的组织和手段，简直和蒋匪帮，美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间谍没有两样］

文化界的公开批判之后，各界名流为了表达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强烈愤慨，纷纷发表署名文章，对［胡风］进行更加深入的批判。

《请依法处理胡风》——作者：郭沫若（无论批斗谁，基本都参加）

《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作者：茅以升（钱塘江大桥主持设计建造者）

《看穿了胡风的心》——作者：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茶馆等）

《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作者：冰心

《必须彻底打垮胡风集团》——作者：巴金

《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作者：曹禺

《个人野心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作者：焦菊隐

《胡风——阴谋家》——作者：田间

《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作者：侯外庐（国学大师）

《缴下胡风的剑》——作者：高玉宝（小学课本里有他写的——半夜鸡叫）

《拥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决议》——作者：程砚秋（京剧四大名旦之一）

《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作者：陈垣

《敌人在哪里？》——作者：丁玲

《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作者：丰子恺（画家，书法家，翻译家）

《我的愤怒已达极点》——作者：赵丹（演过林则徐）

《赶快从人们队伍中清除胡风》——作者：林巧稚（1901——1983）

《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作者：剪伯赞（历史学家）

《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作者：冯友兰（哲学家）

《决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人民》——作者：钱伟长（科学家）

《胡风——蛀墙脚的白蚁》——作者：马思聪（音乐家）

《坚决镇压胡风》——作者：常香玉（艺术家）

《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作者：于伶（剧作家）

《工商界人士应该警惕》——作者：王光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之兄）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5月18日全国人大才作出逮捕决定。

——胡风在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来被单人关押到监狱，直到1965年底才正式宣判。

——1965年11月26日法院才正式对胡风做出判决，胡风获刑14年，由于已经服刑10年，余下4年监外执行。

——1965年胡风出狱，1967年第二次被捕入狱。

——1978年胡风出狱，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

——1985年胡风病逝。

——1986年胡风第二次平反。

——1988年胡风第三次彻底平反。

至此，胡风案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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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发动文革与“理想主义”无关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肇端是急于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狂想。斯大林死后，触发了毛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欲望，改变了原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间表，大幅加快对各行各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约 定“超英赶美”后，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刮“共产风”，结果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

闯下大祸后，毛拒绝认错，在庐山会议上整肃直言谏诤的彭德怀，从此心魔缠身，自觉在党内日益孤立，大权旁落，更担心自己身后被人清算，落得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他认定刘少奇就是准备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的人。于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魔咒驱使着毛像唐·吉诃德一样大战风车，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之路。由于刘少奇在党内的势力已经坐大，声望日高，通过正常途径已经难以铲除，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发动文革，就是毛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

这里之所以概述文革的历史成因，就是不想在讨论毛的文革遗产时，堕入中共官方史学的话语陷阱，把毛发动文革的动机说成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等，用“理想主义”的锦被掩盖毛的真实动机。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在1958和1959年，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想成为中国的千古一帝，头脑发烧，神经错乱，相继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食堂和反右倾等运动，结果造成饿死三千多万农民的巨大惨剧。毛泽东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当他得知这个惨剧的真相之后，既没有悲痛，也没有自责，而是把责任推给了下面的各级干 部，说是因为许多地方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是这些坏人破坏造成的。而刘少奇还是个有人性、有良心的人，虽然他积极追随毛泽东搞大跃进，在庐山会议上配合毛整彭德怀，对大饥荒的发生也负有重要责任，可是当他得知大饥荒的惨况之后心慌了，坐不住了，觉得我们党闯下了滔天大祸。他找到毛泽东，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记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毛却斥责道：“你慌什么？稳不住阵脚了？”

党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觉得应该好好总结一下教训。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根据刘、邓的指示，彭真指派北京市委的邓拓等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查阅了大跃进时期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与讲话，分析造成重大失误的原因，这就是著名的“畅观楼事件”。此事极大地触怒了毛泽东，所以在文革正式开始之前的准备阶段，他就先拿北京市委的邓拓、彭真等人开刀祭旗。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刘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使毛泽东大为不悦。刘还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这使毛泽东深深感到，刘少奇可能会在他死后否定三面红旗，会象赫鲁晓夫那样做反毛的秘密报告，清算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责。用江青的话来说：“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憋了一肚子气。” 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就下定了打倒刘少奇以绝后患的决心。

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但实际上要打倒刘还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因为刘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还有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如果找不到过硬的罪名，在党的会议上就很难把刘和一大批追随者打倒。善于和人斗争的毛泽东认为必须采取非常规手段才能打倒刘少奇，这就是依靠群众运动。文革开始后，毛利用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把全国的大学搞乱，然后他躲到外地去，让刘、邓派出工作组到大学。然后他看准时机回到北京，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给刘、邓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他乘势召开8届11中全会，以刘犯路线错误为借口，把他从党内第二的位置上拉了下来（仍保留常委），把林彪扶上了接班人的宝座。后来又鼓动红卫兵多次批斗刘少奇。再后来又把重病在身的刘送到河南，直到折磨至死。刘少奇的众多老部下和支持者也被毛发动的群众运动纷纷打倒。

---老贫农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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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批斗会记录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 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样的安排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进行的，所有与会人员都必须表态，人人过关。此时的朱德已没有任何权力，但声望还在，他对“文革”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毛要发动一场攻势，重重敲打一下朱德，目的在于警告全体大员──即使朱德这样的老帅也必须俯首帖耳，绝不能成为“文革”运动中的绊脚石。

---摘自朱和平《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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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文说，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很镇静地回答：“值得。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终日在高干子弟中间，这所大学上腻了，看不上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你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 的并不是一两个。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许结果不堪设想，但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临刑前，遇罗克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遇罗文说，自从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被劳动教养，没有工资收入，母亲被撤了职，只有70多块钱的工资。一家7口，就靠这70多块钱生活。从那以后，遇罗克从来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以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帮着养家，自己只留3块钱，而这3块常常被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旧背心实在太破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背心送来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遇罗克就这样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遇罗文说，遇罗克临刑前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家人。其中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清明未必生壮鬼，乾坤持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大哥最后死在哪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李菁：殉道者遇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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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七〇、八〇、九〇后不知红卫兵是什么，我可简单明了地说：就是老毛痞子运动的升级版。

毛泽东以农运的痞子运动出道，以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起势。当一九二七年，湖南大名士叶德辉以劣绅名义被杀，这位著名的放弃京城御史级官不做，返湘继承乾嘉学派的训诂研究，在日本也有不少弟子的 学者，杀后，刺激北京国学大师王国维，悲哀中国文化浩劫到来，跳了昆明湖。全国舆论齐批痞子运动，但毛泽东却说痞子运动好得很，且将这些流氓、痞子与阿Q类无业游民暴力，戴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桂冠，他上井冈山落草为寇，也褒为革命了。

文化革命的戏本，就是当年湖南痞子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反右运动等的翻版与升级。文革开始集中火力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以此祭旗，这三家村就是批王实味野百合花的翻版，红卫兵打死北师大附中校长卞仲耘，就是痞子们杀叶德辉的继续，仅我脑库里存储的红卫兵斗死逼死的文化精英名单，就有：邓拓、吴晗、傅雷、田家英、顾圣婴、丰子恺、田汉、赵树理、胡先骕、陈翔鹤、潘天寿、吕荧、杨朔、焦菊隐、曾昭伦、上官云珠、舒绣文……

---红卫兵，痞子运动升级版
作者：曾伯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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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保皇是红卫兵保毛的先驱
毛泽东在天安门八次检阅红卫兵，要他们保卫毛主席，这同慈禧召义和团进京保皇有何区别？义和团也只灭洋教诛二毛子，红卫兵获得毛的圣旨是清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判为封资修，要用打砸抢烧杀来灭绝。据《北京日报》后来披露，仅一九六六年红
 八月，北京红卫兵斗死（不包括自杀）无辜打死的就一千七百六十五人。北京的红卫兵作了示范，正阳门外大兴县诛杀地富反五类分子，引湖南道县更升级，把十二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绳索捆成一团，塞进炸药包，点燃导火线，叫坐土飞机，只听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般飞来，没炸死的，民兵一涌而上，用锄头挖死。

道县在湖南，他们是创造性地发展了四十年前毛委员在湖南赞扬的痞子运动，比当年给士绅乡绅带高帽子游街与斗争，更登峰造极了。

但升级版的痞子运动，在文化革命中，虽然也摹仿义和团的设坛礼拜，红卫兵们也兴跳忠字舞并早请示晚汇报礼拜毛神，却已有那本如魔法的小红书，叫《毛主席语录》将那些痞子行为，教条化与神圣化，红卫兵们口念毛语录，也像义和拳民口念大师兄传授的咒符一般，有刀砍不进斧铁不伤之神力，当他们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冲锋时，多少花季少年就这么牺牲在血泊中，这些捍卫毛路线的死者，仅重庆沙坪坝，就还有二百多座坟茔，在为文革的罪恶作证。

---红卫兵，痞子运动升级版
作者：曾伯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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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邱会作回忆，张春桥等人在起草新党章的时候，原来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党章，提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这个问题刚一提出，就被老辣的康生坚决制止了。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也丢个一干二净。”这样，江青的名字连 初稿也没上。但是，在九大期间，江青还是在京西宾馆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每个大组派五人参加，由姚文元主持。江青在会上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来。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决不是一个人。”姚文元接着说，“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姚文元把江青讲话的记录稿整理好，就送给康生了。康生边看边冒大汗，他把记录稿留下来，再没转手。

---丁东：周恩来苦心排位


周恩来在延安被毛泽东整得可说是心悦诚服，那番检讨，并非敷衍了事。
但周恩来并没有获得毛泽东的信任，只是得了个周副主席的位置。四九年改任总理之后，毛泽东悄悄地准备以高岗取代之。当然，那并不只是毛、周之间的交锋，更是毛氏家天下与党内官僚集团党天下之争的序幕。周与刘、邓、陈等诸多党内大 佬，联手逼退毛泽东的发难，迫使毛挥泪斩马谡，反手将高岗置于死地。五六年的八大，是党天下的乘胜追击。诸多大佬借着赫鲁晓夫揭开斯大林黑幕的国际风向，把毛泽东从个人崇拜的神坛上请下来。毛只好转向民间，煽动学生和知识分子，兴风作浪，向党提意见，开门整风。不料，民国年代遗留下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会提出轮流执政。毛又是一下变脸，把开门整风变成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不过，这次的反右先锋，不是周恩来，而是邓小平。周恩来对知识分子，文艺人士，怀有一种与生俱来般的恻隐之心。

毛泽东的出招是反反冒进。南宁会议，差点成为周恩来的走麦城。毛泽东这次推出的准备替代人物，是那个不是高岗胜似高岗的柯庆施。周恩来的检讨，有如跪地求饶。可能也是那样的跪地求饶，让毛泽东看出了周恩来绣花枕头般的戏子本相。尽管周恩来七千人大会后，违背毛的心意，向知识分子抛过橄榄枝；但文革一开始，周恩来马上毫不犹豫地站到毛泽东那一边。

文革当中，周恩来的聪明是聪明在他已经知道，那个叫做革命的情人，不再是共产国际的傀儡，而是毛泽东手中的玩物。但周恩来的茫然又茫然在，依然不知道毛泽东究竟要干什么。周恩来在政治事务中游刃有余，但于历史性的政治洞察却从来盲目。刘、邓倒掉后，周恩来与林彪一样，以为毛泽东已然获胜了，应该收手了。哪曾想到，毛泽东要的文革大胜，不仅仅是打倒刘、邓，更是要复辟家天下。周恩来与林彪不谋而合的主张重新回到国计民生，无意间触犯了毛泽东的家天下城府。毛泽东的所谓继续革命，是要向毛氏家天下挺进。

于是，林彪做了出头鸟。周恩来虽然旁观，但内心深处是完全认同林彪的，并且，言行之间，也难免会有附和配合的流露。毛泽东的恨林彪之中，多少怀有恐惧，但恨周恩来却是恨在这个奴才竟然还没有全然臣服。毛泽东对林彪采取的手段是谋杀，对周恩来的报复是医死。因为毛泽东最终发现，周恩来内心深处爱的是革命，而不是毛氏家天下。这是毛、周之间的最大分歧，也是最致命的裂痕。

---李劼：周恩来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九年五月 间，我在上海读到《大公报》上王芸生在北平所写的一篇报导，说周恩来在一个集会上讲话，强调人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断追求进步，即使是毛主席也还没有达 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但三天以后，王芸生立刻再发一则电讯，更正三天以前的报导，说周氏的原话是说只有毛才达到 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王芸生是最著名的 记者，当时正取媚于新政权惟恐不及，他不可能会闹这样大的错误。这篇讲话，到了一九七八年十月才刊在《人民日报》上，题为<学习毛泽东>，原 文也许已动过手术，但大至确在说明毛泽东不断在追求进步，至少可证王芸生的最初报导是正确无误的。这个故事颇足说明周恩来为什么对毛不得不百依百顺。那时 候刚入城，周恩来也许想向外界表示一下他们的“党内民主”，但党内立即有了反应，也许是毛本人不悦，也或许是左右谄媚之人的挑剔。终于逼使周不得不赶快否 认对毛说过稍有“不敬”的话。城市边缘人已挽不回乡村“光棍”的强横霸道了。经过这个风波，再加上一九五六年“反冒进”遭到毛的指斥，周恩来已吓破了胆， 从此“南人不复反矣”。

---余英时：霸才无主始怜君—-谈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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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文革中的周恩来语录（3）
对江青：

（周恩来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11.28）“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 的。这是同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 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 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周恩来首都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战友们！我在这里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奋斗的生平，我们要晓得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当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分子，国民党的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像鲁迅那样硬骨头似的敢于向迫害、压迫、摧残诽谤、造 谣的人反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所以当时江青同志战斗过的，如果有些人把那些文章拿出来读一读，那是红文章。至于有些反动派 诽谤者他们写的坏东西，这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是这些黑帮、坏分子收集的台湾、香港、美帝苏修的材料。（黄永胜：学习江青同志战斗革命精神！）所以这样收集的这些材料，就是这些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特务所写的那些材料，诽谤的材料，这些人就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 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既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在抗日战争的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恳的学生，她确实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著作和思想，所以在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能勤恳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还参加了我们解放战争。到了解放以后，这些黑帮分子，就是刚才说的，从大叛徒刘少奇起，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一直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等，还有谭震林，一小撮二月逆流分子，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跟他们斗争， 所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就看见江青同志的表现么，一九六四年的戏剧革命，八个样板戏剧到今天还是光辉灿烂！（康生：揪出迫害江青同志的 这个反革命！）在一九六六年，彭真起草的那个二月提纲的时候，正是林副主席委托江青同志所完成的在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文艺会谈纪要的发表的同时，你们看一看鲜明的对照，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红的，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光辉的纪要，值得我们大家学一学，再重新学一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历史时期，在刚才所 说的照陈伯达同志的分析，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斗争当中，江青同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是严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来考察每一个同志，分清敌我的界限，当着是同志的时候，她非常诚恳热心地帮助同志，当着判明是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勇敢地把他端出来，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我不敢当，我还要学。（伯达：互相学习）因此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誓死保卫我们的红卫兵，还要誓死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周恩来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 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热烈鼓掌）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 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热烈鼓掌）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口号：谁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谁就是反革命！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 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练。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 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 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江青同志：功劳归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


严格说，他是刘少奇这个假案的亲手制造者。最可怕的是他完全知道这是个冤案。从周的行为，我们可以深刻地认知到列宁式政党在道德上的彻底堕落。在这个组织系统内，不存在真理和个人内心道德冲突，只有盲从、残忍、谎言。周这个人给人的外表形象可谓完美、儒雅，但在需要下狠手的时候，他也不怕手上沾 血。这并不是说周本人是个天生恶棍，而是因为他献身于一种信仰，而这个信仰本身就是反人性的。
高文谦先生总说周“相忍为党”，这话没错，但更要指出这个“党”其实就是独裁者本人，周不过是为丧失良心找到借口，以党性为一切凶残行为辩护。我们上一次曾经分析过这个问题，周的作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要概括一下周对文革的态度，可以说是被动地发动，主动地投入。我们只要读读周在文革中的大量讲话，就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跟毛走。只要毛想干的事，无论多么伤天害理，周都能找出办法来让它圆满实现。就连贺龙、陈毅这些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只要毛想下手整治，他总是立即跟上。他最爱说的话就是“保持晚节”。仔细分析起来，这是极其自私的追求，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同彭德怀所讲“我为人民鼓与呼”相比，要自私、势利得多。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彭曾当面说周“老奸巨猾”。

---文革中的周恩来
作者：赵越胜


1973年是周恩来命运多舛的一年。1月13日，因膀胱癌恶化，排出大量鲜红的血尿。3月10日，他住进玉泉山施行第一次电灼术治疗。令人欣慰的是肿瘤甚小，术后几天尿色就清澈透明了。总理很高兴，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烤鸭宴”答谢医生护士，他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

不料，7月和11月，两次“批周”，使周的病 情急剧恶化。第一次“批周”后，再次发现全程血尿，膀胱癌复发，大夫的意见是立即住院。但接踵而至的第二次“批周”会，使大夫们只能望病兴叹。二次“批周”后，肿瘤迅速增长，每天的出血量由几十毫升到了二百多毫升，周恩来终于告别了西花厅，住进305医院，直到去世。

第一次“批周”源于外交部《新情况》上的一篇文章。周恩来第一时间看到了该文，十分赞赏。可当有人把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时，毛却勃然大怒。7月4日，周去玉泉山治疗，毛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说：“你们两位是负责（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我请你们来谈几件事。”于是海阔天空地讲了一席话。其要点是——

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原话是“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

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的讲话。周遵命主持会议，传达了对自己的批判。其实，早在7月2日夜，王海容已经把谈话内容通知了周恩来。而章含之知道此事比周恩来又早一天。那是7月1日下午，章在政协礼堂开完章士钊治丧会后：

一辆汽车疾驶过来，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章要去香港迎父亲骨灰）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他说要我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

---周恩来两次挨批真相
作者：孙言诚


“和周总理恪守了半个世纪的秘密”
当时有一项十分重要的统计工作，就是各地的“缺粮人口”。这是计划调拨粮食的依据。各省的数据都归口到省粮食局长，（有些省有统计局长协助）直接汇报给省委第一书记。因此掌握全省数据的，各省都只有2、3个人。各省的数据又全部归口到爸爸处（有时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参 与），由爸爸直接向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周总理汇报，其他副部长等都不得过问。当时统计的“全国缺粮人口”，总体上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少报则意味着少得粮食，饿死自己更多的人。多报就意味着用欺骗手段，从别人口里夺食，致别人于死地。一经查出，后果很严重。

1961年初，爸爸在汇总完全国缺粮人口的统计表后，意外地发现：随着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缺粮人口本应越来越多，却出现了反常的数量减少。缺粮人口减少的数额还很大。爸爸经反复核算后，直接将这一重要情况反映给了总理。经总理提示，爸爸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缺粮人口的减少，表明出现了大量“非正常减少人口”，意味着饿死了不少人！爸爸又经反复核对统计材料，确信无误后，连夜向陈国栋汇报。后又一起去中南海向总理正式汇报。爸爸表示，将不惜“以死相谏”，强烈要求毛主席立刻批准大量进口粮食，以救灾民。会后，总理又单独把爸爸留了下来，再次指示爸爸根据一些原则，重新计算。对于最后计算出的数字，总理指示爸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允许再向任何人透露。”由总理单独去向毛主席汇报，解决问题。爸爸回去后，又根据总理的指示，销毁了全部原始报表。

关于爸爸和总理最后统计出的数据，爸爸始终恪守对总理的承诺。绝不透露。总理去世后，我问到爸爸时，爸爸仍不肯透露。直到很久以后，有一次我单独和爸爸在一起聊天时，爸爸似是无意地说：“我当时按照总理的要求，最后统计出来的是两个数字，一个是1700多万，一个是2000多万。”我问爸爸，为什么两个数字之间的误差会有3、4百万这么大？爸爸说，“这不是计算误差，而是对新生儿口粮的不同计算引起的。”当我再想多问时，爸爸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不仅说自己记不清了，还警告我说，今天的话，不许对任何人去讲！此后，任何人再问起这个问题，爸爸的回答总是那句，“记不清了”。

---摘自《白金婚风雨情》续记三 — 周轩进【周伯萍次子 】


丁东：周恩来苦心排位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二天见报的新闻照片上，人们看到主席台前排正中是毛泽东，左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右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 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样排列座位，不按姓氏笔划，也不按资历，当时引起过不少私下议论。人们怀疑，是不是某些人故意在捣鬼，暗示左边是左派，右边是右派？
了解内情的邱会作在《心灵的对话》中有新的解读，原来这是身为九大秘书长的周恩来的苦心安排：“大会前就决定，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碰头会成员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怎么安排江青成了周恩来的难题：无论是按资格还是按地位，江青都要坐到边上去，她肯定会吵闹不休。周恩来把碰头会成员安排在一边，元老们安排在另一边，江青就可以很体面地紧挨着政治局常委康生坐得靠近中间。周恩来在左边的主要人物面前安排了麦克风，右边的则没有，这说明，中央碰头会是目前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是九大的领导者，而老同志们只是大会的参加者。元老们对此心照不宣，很知趣，他们开会则来，无事则走，不叫不到，从不多事。”

这样排位的奥妙，上面清楚，下面不清楚。九大一共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有来自珍宝岛前线的军人孙玉国发言。他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很大的兴趣。毛泽东当面问了他的年纪、军龄、籍贯，他回答后，走到毛泽东面前敬礼、握手，接着想和坐在毛泽东右侧的周恩来握手，周恩来赶紧站起来向左边一指，孙玉国会意了，到林彪跟前敬礼、握手。林彪用手向右边一指说：“总理”，原本想向左去的孙玉国立即返回右边和周恩来握手，顺势又要和董必武等元老握手，周恩来向左边一指，孙玉国返回左边和碰头会成员一一握手后，要退下去，周恩来又向右边一指，孙玉国再到右边同元老们都握了手。孙玉国来自基层，哪知道中央有这么多人事上的奥妙，如此左右折返，临场不乱，真难为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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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文革中的周恩来语录（2）
对田家英：

    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

对周扬：

“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但周扬以及叛徒、特务掌握的文艺界盖子没有彻底揭开，我们现在抓住天津典型，不仅要在天津，像方纪、孙振、白桦、李超、杨润身等，其他地方也有周扬的死党，必须号召广大文艺界革命派，擦亮眼睛，分清敌我，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夺权，他们要夺 谁的权？他们要夺以毛主席为首和林副主席为副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

“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每个地方都有，为什么讲天津？因为天津有一个黑会、黑戏，它代表了全国的阶级斗争的，有它的典型性。去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就讲了三条：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个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讲话以后，在同一个时期，天津刘邓陶死党和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党内最大的刘邓陶，联系到文艺界的黑线周扬、夏衍，进行批判。不仅是天津，上海、北京也有，他们勾结在一起，我们必 须要把他们批臭批倒，好不好？（众答：好。）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正是因为这样，康老讲得很对，他们要进行反夺权，编成剧本，在天津演，在北京演，欺骗了一 些人。”

对罗克遇：

    “此人不杀,杀谁?”

对杨曦光：

    “此人反动到了极点！”

一打三反：

1月30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三十一日，指示发出。

(注：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万多名，许多案件属于冤假错案。”这一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大恐怖的一年，许多地方都有像遇罗克这样的思想先驱者被枪毙，像张志新这样的优秀共产党人被判处重刑）

其他：

“浙江地处国防前线，靠近美蒋，蒋介石在浙江暗藏下来的人还很多，还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浙江是多的，但是跟人数来比，当然是很少的，按比例来说是不少的。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你们不是在奉化把蒋介石的祖坟砸掉了吗，这很好。”

“我们要如同我们过去所常说的，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我以为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周用他超常的处理事务能力，帮助毛干成了他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我们都知道，毛是在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而就在前一天，8月4日，毛紧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就在这个会上，毛大骂“牛鬼蛇神，在座就有”，并当面羞辱刘少奇，以致刘少奇控制不住情 绪与毛当场顶撞，号称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杀头。
而毛之所以当面向刘发难，就因为7月31日，周恩来与蒯大富两次见面，详谈达六小时之久，让蒯把刘少奇、王光美派工作组入清华，压制造反学生的事儿原原本本讲了个透。周详细做了记录，并且向毛做了汇报，给毛提供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实。胡鹏池先生分析周在这个关节点上的作用是，1）他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使得蒯大富这个典型能够站得住。2）周恩来的人望使他的调查结果更有说服力。而且只有周恩来最合适，他的调查结论没人能怀疑，不仅压得住群众，压得住老帅元老们，也压得住刘少奇与邓小平。

---文革中的周恩来
作者：赵越胜


刘心武：文革中的周恩来语录（1）

对朱德：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 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 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 ，以后还有一些“残余”。 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对贺龙：

“贺龙要背靠背的斗，这是最高指示。过几天我和江青同志接见你们。体育界专业队太多，搞锦标主义、“物质刺激”。本来让总政管，现在管不过来。体育界暂时由戚本禹同志管，我和他讲一讲，我一定抽时间。”

对叶剑英：

    “叶剑英对罗瑞卿的跳楼作了一首诗：“将军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永诀”。完全站到罗瑞卿一边。对这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家，如此重视，但对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一点阶级感情。聂、徐、叶在这次会中不如下面的同志好。当主席讲话中，讲到哪个地区的问题时，哪个地区的同志就主动检讨，但讲到国 防科委、军事院校……时，刘贤权同志的报告被压以及赵永夫的问题时，他们一点表示也没有，态度很不好。”

“叶剑英的女儿冲军事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没有制止。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的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此事戚本禹和他们有联系。”

对聂荣臻：

“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对“九•一六”的叶正光是不满的，支一派、压一派，使七机部长期武斗，文化大革命没有搞。”

“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大量裁军，不按毛主席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办，其恶果使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时还没有恢复起来。”

“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聂荣臻同志不但对9.13，9.10的问题处理得错误，他硬把赵尔陆同志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死的程度。他们是怎样保护老干部的？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原来三家是一个食堂，所有权是科委的，由于聂荣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王国，不给工办，工政的同志吃饭，逼得工办、工政的同志临时在工棚里开了一个食堂。”

“66年11月13日－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指接见）林副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副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副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对徐向前：

    “邱会作同志被整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副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付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 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副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

刘贤权同志被软禁后，一月八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他被看管起来了，电话也不通等情况，到二月二十六日（信）还被徐向前扣压着。当时徐向前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二十三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里查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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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吴国桢"甚为哀痛"，世界各地报纸登载许多追悼文章，凡是登在纽约报纸上的，吴都仔细阅读。其中有一篇文章曾提到周恩来每次到沈阳，一定要亲自去看一位老友，最少也要打电话给他，好多年都是如此。虽然文中并未提到这位老友的名字，但吴国桢推测此人就是李福景。

1982年11月，吴 国桢的长婿俞益元博士从美国回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齐燮元的女儿去看望俞时（齐在世时，与俞的先父交谊甚好），送了一张周恩来和吴国桢当年的合影。这张照片是1917年南开中学放春假时，两人一起在北京的某家照相馆照的，周十九岁，吴十四岁，周穿的是一件薄长衫，吴穿童子军制服。周坐在长靠椅上，吴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牵着手，面带笑容，情同手足。周、吴原来各有一张，后来均不知去向，齐女的这张照片亦不知从何而来。

俞益元返美后将此照呈给了自己的岳父。吴阅后触景生情，沉浸在回忆之中，随后在照片背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来异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字里行间，概括了吴、周的交往历程，也浸透了吴国桢的惆怅和感伤，两人一切的恩恩怨怨都已成为了过去……在同时代人中，像吴国桢和周恩来这样"同窗不同路"的例子并不鲜见，即使有着血亲的宋氏姐妹亦莫不如此，因为信仰和政见不同，她们至死也未能重逢。这与其说是他们的人生悲剧，不如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悲剧！

---马军：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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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这些年的接触和观察之后，吴国桢终于意识到周恩来"已变成了中共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在他看来，共产党通常不太靠个人来争取朋友和施加影响，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 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

当一个人同毛泽东谈话时，不管毛是否开口，都会让你始终记得他是个共产党人。但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当一个人同别的共产党人谈判时，会强烈地意识到对手的刺耳语言和无理立场。但若同周恩来谈判，则会被诱使相信，事物有两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话才是公平的。

1955年12月他写就了长篇英文手稿《夜来临》（The Night Cometh），这既是他的回忆录，也重点回顾和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华的崛起、发展和成功的技巧。其中，吴国桢对周恩来作了强烈的批评，嘲讽他是"天才的演员"。吴国桢为什么要以如此犀利甚至是谩骂的笔调来对付自己的老友呢？吴的解释是：他要揭示周恩来的"真实本性"，不让他继续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阻碍。

---马军：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几十年后，令吴国桢寻思的是：“三剑客”在青少年的成型期有着如此密切的交往和相同的见解，“但在以后的人生中，竟然各自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成了一个坚定的民主信奉者，而周恩来则变成了纯粹的共产党人。至于李福景，就我所知，他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而是保持中立。”对此，吴认为应当从三人各自的 家庭背景中寻找原因：“无疑我们都来自中产阶级，我们的家庭既不富也不穷。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但周恩来则不同。他是由他的伯父养大的，尽管他表面上给人感觉一切都好，但我总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显然他雄心勃勃，但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却没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而不得不自己谋生。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并聘用能说外语的大量翻译随同前往，周就决不会有出国的机会。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一定非常痛苦。正是靠这次机会他去了法国，并且深入到那场大屠杀带给欧洲的混乱与不满之中，以致狂热地信奉了共产主义学说。”

---马军：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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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杀反动派杀得红了眼
这是一张翻印的传单，原件应该是一张贴在清华大学的大字报，因为具有引领潮流的意义，所以被抄录翻印，广为传播。翻印者不详，翻印时间应不迟于1966年9月。传单印证了1966年8月24日发生在清华大学的一起流血暴力事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霸凌气概再现了当时北京红卫兵的所向无敌 ，赤裸裸不遮不盖的血腥味则再现了当年的恐怖气氛，至今读来仍令人胆寒。

网传，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联络清华附中红卫兵，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出面，用卡车从北京12所中学或大学运来大量红卫兵，集中力量对清华大学的干部与教师进行殴打凌辱。清华大学的学生也跟着一起打人。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与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当天，红卫兵命令拆除一座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牌坊(牌坊建于1905年以纪念这所学校的建立)，一块一块沉重的石头由“牛鬼蛇神”搬走，学生们则跟在身后挥舞棍棒皮带抽打。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技馆中，红卫兵将他们一个一个拉进一个小房间里殴打，无人幸免。

1966年八九月间，北京市掀起一股风潮，在一些中学里，由“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对校领导、代课老师以及“黑五类”的同学进行群殴，打死不在少数；甚至有红卫兵跑到郊县去消灭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以表忠心。整个风潮的惨烈程度，诚如这张传单所言:“我们杀反动派杀得红了眼”。清华大学的8.24事件不过是这个高潮中的普通一幕而已。

只是谝闲，不带观点。《最后通牒》全文如下:

最 后 通 牒

清华大学资产阶级的狗崽子们:

你们无耻地把矛头指向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最敬爱的党中央，当剐千刀，罪该万死!

毛主席是红卫兵最伟大的统帅，我们是毛主席最鲜明、最赤诚、最勇敢的红卫兵!

毛主席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我们红卫兵决心跟着毛主席在大风浪中奋勇前进！

谁敢说毛主席、党中央半个不字，我们立即打断他的脊骨，焚尸毙灰,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谁胆敢动毛主席一根毫毛，我们就立即以暴力镇压;压得你们喘不过气末，压得你们再也爬不起来!

现在清华园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把矛头指向了我们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

我们向这些混蛋们发出最后通牒，你们如有不法行为不法念头，立即镇压!

既然你们喊出“舍得一身剐”的口号，那我们就给你们一身剐。我们红卫兵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们红卫兵说了话是算数的。我们对毛主席怀着最深厚的感情，我们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杀反动派杀得红了眼，纵横北京威震四海，所向无敌！你们敢较量吗?

红卫兵向一切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党中央的混蛋发出最后通牒，限你们 24 日下午六时以前(注，六时后改为“马上”)立即把你们攻击党中央的大字报交到西大饭厅内部馆，否则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承担。希望一切革命的师生员工擦亮眼睛，分清敌我，和我们一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支持我们这一行动。要提意见的贴到西大饭厅去。

人民大学附中红卫兵

清华大学红卫兵

化工学院红卫兵

红卫兵战校(原清华附中)红卫兵

林学院红卫兵

北京四中红卫兵

北京八中红卫兵

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

北京六中红卫兵

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

北京八十中红卫兵

广州八一中学红卫兵

1966.8.24

---@野老谝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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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高级干部，基本上由三类成员组成：
一类来自莫斯科读书班，如瞿秋白、王明等；
另一类代表第三国际势力，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欧生；
第三类是毛泽东式的土生土长派。
第一类人政治声望最高，以钦差大臣身份，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具有绝对权威。
但这类人致命弱点是光杆司令，在党内没有从上 到下的组织系统，党内出现分歧和残暴斗争时，

这类人总是逃脱不了被牺牲的命运。后两类人虽然在声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是真正的实力派。

从人际关系上来看，周恩来表面上与莫斯科关系较疏远，他仅曾“路过”苏联，但实际上，他比直接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更接近苏共最高领导层，他是当时党内真正的“通天”人物。苏共让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只是为了减少外界注意，从而更方便地使用这把“工具”。

试想一下，若鲍罗廷直接把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安插在黄埔军校，就免不了留下明目张胆操控孙中山国民政府军队的印象，起用周恩来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口舌的作用。

如此，周恩来虽无莫斯科钦差之名，却尽得钦差之利。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总结一下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成就：他除了成为季米特诺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
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恽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州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

---历史与现实中的真实——揭开周恩来之谜
作者：吴洪森


周恩来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名曰周恩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 了当年派陈毅去夺取毛泽东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

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以往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过节。
当时更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共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

可以想象，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的听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
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权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的。

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象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口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为了巩固江青和张春桥的地位以及平息在军中不满，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和毛之间就没有缓冲地带，接下来就将是他和毛之间的直接斗争了。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也就是允许这份报告流传。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苏联顾问李德和毛泽东、彭德怀一直争执不休，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我，得负主要责任，我请求党中央解除我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
另一种说法是林彪派兵包围遵义会议，说不开出个结果，不许散会。所谓开出个结果就是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见势不妙，才转舵。

以谦谦君子形象遮盖自己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
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周毫无道德，当不会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真诚的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无人能辨别出来。

周恩来“人情味”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西安事变中，
周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介石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还有一个形象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
亵渎了总理的职责，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宣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
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口，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
周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

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未伤乃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
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
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

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才导致文革中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

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但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的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

---历史与现实中的真实——揭开周恩来之谜
作者：吴洪森


马鼎盛：周恩来死得惨，八零后不能忘记
首先，八零后要知道周恩来之死，他死得很惨。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此后直到1976年1月8日，三年多时间，他都在带病超负荷工作，包括经受多次批判，多次做大手术，期间更被迫违心作深刻的政治路线斗争检查。从1974年6月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 去世为止，周恩来一共做了13次手术，1976年1月，周恩来动了最后一次手术，只拖延了他5天生命。周夫人邓颖超认为，重病临死时抢救是没有意义的，她看到周恩来太痛苦了，但是邓大姐没有权力说话，治疗方案由毛泽东亲自拍板，她只能看着总理受很大的罪。

周恩来惨死不但在肉体上痛苦，在精神上的折磨更是痛彻心肺。周恩来在临终前让邓颖超注意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问题，另一件就是1973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他“右倾投降主义”问题。1975年9月，周恩来病情再次急剧恶化，要做第四次大手术。他在手术前调来了1972年他说明“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直到9月20日进手术室之前才审阅完毕，并且让邓颖超交给有关部门存档。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突然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周恩来病危期间，所有老同事老部下都尽量争取探望总理，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多次劝毛泽东去探望总理，老毛拒绝说“我又不是医生”。周恩来死后，中共领导层多数人希望毛泽东参加周的追悼会，医疗专家也认为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的健康。但是毛泽东没有去。根据汪东兴保存的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毛在1976年1月12日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我和…总理…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同时，毛泽东身边的人得到命令：不准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不准戴黑纱。“四人帮”以中央的名义，强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献花圈，竭力降低悼念活动的规格。总理的灵堂只能设在北京医院的一个仅数十平方米的简陋房子里.。

周恩来去世三个星期以后，是春节除夕夜，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鞭炮齐鸣。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在回忆录中说，是毛泽东对她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据说，毛泽东还在别人的搀扶下，亲自点燃二踢脚。一位在中南海负责警卫工作多年的老干部说，1976年农历大年初一，从老毛的住地‘中南海游泳池’拉走的鞭炮碎屑有整整一卡车。


香港是个政治八卦书籍的发散地，但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却并非八卦，而是严肃得有如《晚年周恩来》，尽管在学术份量上不及《晚年周恩来》那么厚重，况且颇多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选择了有关这个历史人物的性心理考察。笔者八十年代最早评说湖南毛的《论毛泽东现 象》，庶几就是从毛在北大当图书馆员时遭受当年北大知识领袖不经意的冷落之后所产生的心理反弹入手，揭示毛的文化心理人格。自弗洛伊德心理学创建以降的二十世纪人文研究，这种探索方式在欧美世界可说相当风行，只是在汉语世界显得有些另类罢了。

蔡咏梅对周恩来的这种性心理分析，让我想起民国学者孙次舟先生在《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一文中有关屈原是同性恋的探讨。孙先生文章发表之后，在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因为与周恩来一样，屈原也是一个碰不得的偶像级人物。周恩来是一个清廉革命家的象征，屈原是一个爱国主义标兵。尽管事实上屈原的同性恋倾向远比所谓的爱国主义标兵要真实得多，因为在屈原时代根本不存在爱国观念，但世人就那么铁板钉钉地认定，屈原，就等于爱国主义，从而绝对不能容忍有人将他说成是弄臣，并且还是同性恋。

因此，孙次舟先生的屈原性取向探讨也罢，蔡咏梅女士的周恩来情感方式的考究也罢，都让所谓的学术界感到尴尬，从而引起诸多号称学问家们的不满甚至愤怒。尤其是在这二个同性恋个案都无法确切证实而只能从他们的言行中加以推测的情形底下，周恩来的同性恋倾向与屈原作为一位同性恋弄臣由于失恋而成为《离骚》作者的成因，都只能永远处在争议之中。

不过，同样作为历史人物，在周恩来与屈原之间有个重大的区别，周恩来尽管也将其情感诉诸过文字，但更多的却是转化成政治生涯。因此，屈原的情感是完全抒发在文字里，而周恩来的情感却更多地发散在其政治生涯之中。蔡咏梅女士借重的弗洛伊德理论，仅止于其性心理探讨，那可能还不够。倘若让我来选择周恩来情感方式探究的话，我更倾向于选择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

在周恩来研究当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乃是，周恩来为什么在毛泽东面前那么的委屈求全那么的忍辱负重？对此，《晚年周恩来》一著认为，是因为“周恩来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强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认为，“周恩来没有家庭原罪感”，“所谓原罪，不是来自家庭，而是来自于不为社会容忍的，更不为其党所容忍的同性恋隐私”。这两种看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我认为，周恩来之所以始终在湖南毛面前那么低声下气，关键的心理原因在于对自己能力不足的自卑和对自己名不符实的恐惧。

---李劼：周恩来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


我曾经在《百年风雨》中说过，周恩来的人格特征在于他的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说周恩来什么都是，他当过演员，做过学生领袖，投身政治之后，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领导过两次城市暴动，组创过中共的情治系统，担任过中共的军事首领，主持过中共的统战，成为中共首席外交家，出任了终身的总理之 职。说周恩来什么都不是，他求学时代没有读书能力，整天沉溺于演戏，或者与同学缠缠绵绵，无论到日本还是到法国、英国，都没有留学的求学能力，最终不得已，才投身政治。

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原因，并非是资历很老能力过人，而是凭着共产国际头领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介绍信得以一步登天。他在上海和南昌所参与并领导的两次暴动，全都以失败告终。在上海的中共情治系统的创建过程当中，差点全军覆没，幸亏有个钱壮飞，才得以死里逃生。至于在所谓苏区的反围剿之中，周恩来的军事指挥能力更是平淡无奇。周恩来最拿手的应该是他的统战本事，事实上，周恩来对中共的最大贡献也就在于他以过人的统战能力为该党凝聚了广泛的人脉。周恩来在人际关系上的凝聚力，在中共历代首领中无出其右。只是那样的统战，说穿了无非是哄骗、笼络、收买、利用他人，通常是利用完了就一脚踢开，过河拆桥。这不要说在旁观者看来不上台面，就是周恩来本人也并不以此为荣。至于作为总理的治国能力，周恩来晚年自己都曾坦承不如邓小平实干。即便作为红色外交家，其实也是徒有虚名。张闻天秘书何方的回忆有说，周恩来搞外交的特色是只抓芝麻，大事糊涂；说穿了就是只知沉缅于琐事，根本不懂外交方略。

周恩来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人格特征所证明的乃是，周恩来其实终其一身都是个演员，能够将他扮演的所有角色全都演得栩栩如生，至于那些个角色到底做了什么实事究竟有无成就，那就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即便是在流氓政治当中耍流氓比横，周恩来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这种戏子特征，天知地知，周恩来自己知毛泽东知。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戏子人格，所以能够驾轻就熟地拿捏周恩来。这是周恩来终其一身都被毛泽东踩在脚底下欺负的根本原因。

---李劼：周恩来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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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冯先生是坚决主张抗战到底的爱国人士，自然也将蒋介石奉为抗战领袖。蒋对他也尊敬有加。在重庆，冯先生有过与蒋同坐一张沙发看戏的经历。这使他在反右运动中成为既定目标，一度被内定为右派分子。

鸣放开始，学校组织全校老教授开会，党委书记苦口婆心动员大家给党委提意见，许诺“不打棍子 ，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少老教授受此鼓励，精神振奋，纷纷发言，一些发言相当尖锐，如“要求教授治校和共产党退出学校”等。唯独冯先生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那里只是听。直到快散会了，他才发言，不仅没说一句犯忌的话，还义正词严地说：“全国各项事业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教育当然也不能例外，要求共产党退出学校是错误的。”

这简直就是左派言论，如何定他右派？于是党委决定，派两位秘书到他家去，以征求意见的方式，让他说话，看能否从中发现右派言论。两位秘书奉命来到冯先生家，态度诚恳地引诱他说：“听了冯先生在全校鸣放会上的发言，觉得您可能还有顾虑，不敢讲真话、心里话。我们今天奉党委指示来您家，就是希望您打消一切顾虑，大胆给党委提意见，越尖锐越好，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此，冯友兰回答说：“我在会上的发言就是真心话。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英明极了，伟大极了！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会上的发言就是我的真实思想。”无论两位秘书怎么诱导，冯先生就是不讲一句违禁的话。两位秘书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只好回来如实汇报，令党委大失所望。

最后，通过研究，决定从冯先生的哲学专业入手，让他谈谈对毛主席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文章的看法。只要他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稍有不敬，就有理由给他戴上右派的帽子。两位秘书根据党委的指示，再次来到冯友兰家，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冯先生从事哲学研究多年，您可否从学术上谈谈对毛主席哲学思想的看法？比如对《矛盾论》和《实践论》怎么看？”冯友兰回答说：“哎呀，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太伟大了！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博大精深，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这一辈子恐怕也难以学到手，但我决心学习一辈子！”两位秘书又傻眼了，回来一汇报，党委才发现冯友兰真是老辣，所有谈话都是滴水不漏，实在找不到划他“右派”的理由。

后来北京大学公布右派名单，居然没有冯友兰，学术界不少人非常吃惊。

“引蛇出洞”的方略，在冯友兰这儿没起作用，他是一条不出洞的蛇。

---冯友兰的心路历程
作者: 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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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今中共党内的意见仍认为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完全正确”，一九五六年以前大体上还算不错。（例如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一文，收在《毛泽东早年与晚年》一书中）说穿了，他们推崇毛的只有一件事，即打下了江山。甚至所谓“民主人士”中的老一辈人，包括梁漱溟在内，都对毛五体投地。其原因 也在于他们对国民党政权虽十分不满，却始终无可奈何。想不到毛竟能奇迹般地完成这一“大业”。（可看戴晴、郑直淑<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历史公案>，收在《毛泽东轶事》中）
古人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人在什么地方成果，最 后往往会在什么地方失败。中共靠毛泽东“得天下”，但也因毛泽东而终不能“治天下”。进城以后，城市边缘人和集中代表了农村边缘人的毛泽东便开始同床异梦 了。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等人当然向往着苏联革命后所实施的经济建设，但毛泽东却仍陶醉在“打天下”的境界之中。（他驳梁漱溟“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之 说，特别强调“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这是他们两人一九五〇年第一次的谈天，毛的心态已不可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后，毛已不能忍耐“ 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寂寞。他后来评《水浒》说，上了梁山，晁盖便被“架空”，这种感觉大概在一九五六年便已浮现。他仍然要继续“革命”，不能过正规化的日 常生活（这正是韦伯所说的“routinization”）。

---余英时：霸才无主始怜君—-谈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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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主要是由两派“边缘人”所构成的，一派来自城市，一 派来自农村。这里让我再补充一下我的论点。所谓“边缘人”是指中共党内大多数的成份而言，并不包括初创党时的少数领袖，如陈独秀与李大钊。事实上，第三国际最初正是要陈、李这一类有声望的人出面领导，才能有号召力。但通查中共党史便可发现，党内 领导权是逐步向边缘移动。
陈独秀在武汉以后便遭贬斥，李大钊如不先死也绝无幸理。及至中共在城市暴动一再失败，“革命”基地转移到江西，领导权便更进一步从城市边缘人转入农村边缘人之手了。这两派边缘人当然不可能是 绝对的泾渭分明：城市知识份子也有出身农村的，农村边缘人也有受过城市教育的洗礼的。但“革命”的重心究竟放在城市还是农村则是两派分野的一条主线。三〇 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中共进入陕北以后，两派争论基本上已成过去，中共已只能在农村中谋生存与发展了。这时城市边缘人已不得不受农村边缘人的支配，莫斯科 的影响虽未中断，但已相当遥远而微弱。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周恩来见机最早，向毛泽东全面输诚，其象征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余英时：霸才无主始怜君—-谈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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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性质，作个最形象的比喻，它就像我国大多数乡镇的地方武装部所掌管的枪枝一样，只要有“敌情”或有其它任务之时，才发放给民兵。一俟“敌情”消除或任务完成，枪枝随即被收回锁在武器库中。

而 “四大自由”亦一样——因为它从来是当作一件政治任务下发给民众的 。而政治任务一旦完成，“自由”也就随即被收回来去了。如果这时人们还想闹“四大自 由”，轻则是目无组织纪律，重则是“与党唱对台戏”，乃至“反党反社会主义”！——“土改”如此；“三反、五反”如此；“反胡风”如此；“反右”如此； “四清”如此；“文革”如此；“批林批孔”如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此……

所 以，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四大自由”，其实是典型的“钦定有限自由”——这个自由必须是最高当局决定给予，下面的群众才可以行使这个权利。然而，一旦政治任 务完成了，“四大自由”也随即被收了回去。

在 毛泽东时代，“四大自由”不过是绝代权谋家毛泽东惯用的政治斗争工具，以及其政党开展政治运动的一种手段——在毛泽东掌权的二十七年间，每当民众享 有“四大自由”权利之时，没有一次不是在毛泽东及执政党发动政治运动期间。

所 以，“四大自由”的矛头，历来只能针对党的敌人和党所打击的对象。或者只能针对毛泽东党内的政治对手。否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与人民为 敌！”而如果有人将矛头对准党，对准毛泽东，对准社会主义，必遭“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乃至死无葬身之地。因而，在“文革”之中有无数的人因言获 罪，其中不少被处重刑乃至死刑，遇罗克、张志新不过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李悔之：揭开毛泽东时代“四大自由”和“人民大众民主”的本质

图1：1967年大鸣大放大字报
图2：1967年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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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一是包产到户，让农民搞自留地，二是放弃高指标。双管齐下，问题立刻迎刃而解，难怪有人开玩笑说：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体现在可以克服别的主义下根本不存在的困难。老毛对包产到户是极为不满的，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为了安抚他的情绪，人民公社依然保留，但农民有了自 留地，对合作生产毫无兴趣，集体田里杂草丛生，无人问津，其实只是留了个空壳而已。实际上在刘少奇纠偏之前，各地就已经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安徽省书记曾希圣之前也是执行大跃进的狂热者，导致安徽成为重灾区，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对，立刻转向了包产到户，为了避免激怒老毛，换了个名目叫“责任田”。曾希圣的责任田遭到自己的上司柯庆施的反对，曾希圣将其硬顶了回去。之后毛泽东亲自出面批判，曾希圣依然阳奉阴违、我行我素，这无疑让老毛无法接受，在七千人大会上痛批曾“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撤了曾希圣的职。而刘少奇只想把大跃进停下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其它方面对老毛尽力迎合，因此冲上去给曾希圣补了一脚，大谈安徽饿死几百万人的惨剧，把罪过全部算在曾的头上。吴芝圃掌管的河南和李井泉掌管的四川境内虽然也是饿殍遍地，但他们俩的下场就没有曾希圣那么凄惨，直到文革时才栽在红卫兵的手上。

从表面看，大跃进已经悄悄结束，社会重新走上了正轨，实际上背地里却潜藏着一股暗流。老毛被踢出经济决策队伍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成了新的领头羊，老毛的发展计划被全盘否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党内的官员对大跃进是知根知底，已经不值得老毛依靠，党外却还有着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对上层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在官方的宣传下仍然坚信是毛泽东带领他们走出了三年自然大灾害的困境。毛泽东开始转移工作中心，狠抓阶级斗争、政治教育和个人崇拜，而刘少奇仍不知大祸临头，放任老毛做他想做的事情。殊不料到了66年，老毛利用群众，将在大跃进中力挽狂澜的刘少奇等人一一踩在脚下，掀起了一场新的文革闹剧，此乃后话。

---发动大跃进的人一点都不傻


其实毛泽东早在55年就收到过湖南因农业合作化而导致饿死人的报告，因此有许多人认为老毛对下面的情况其实知根知底，只是为了他的霸业而故意牺牲了中国农民。真要是这样的话老毛这个人未免也蠢得过头了一点，他这一番闹腾是把中国的农民给弄死了，问题是炼出来的钢也不能用啊。其实老毛的行为非常容易 理解，而且在当今社会极为普遍。你想想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沐浴在CCAV和环球时报的春风之下，就算此时有人揭露出一点社会现实，爱国青年们无非也就是什么汉奸网特轮子美分之类的一砖头招呼上去。独裁者在封住别人嘴巴的同时，其实也顺带堵上了自己的耳朵，老毛虽然能听到一丁点反面的声音，一个整天听惯了吹捧的人却只会把这想成是背后瞒产私分之类的阴谋。被统治者也不能说是一点责任也没有，搞合作化时他们看危害不大于是迎合了老毛，搞大炼钢时他们觉得还可以忍受于是再次迎合了老毛，他们就像温水里被慢慢熬煮的青蛙一样逆来顺受，只要还有一点退路就绝不反抗，把统治者娇惯得不可一世，等真到死人的时候再想反抗却发现已经太迟了。

在饥荒蔓延到城市之前，不少农民选择了逃荒要饭。但那个年代农民就是想进城都不容易，毛泽东知道他们小农阶级意识浓厚，不肯为伟大祖国奉献力量，影响了自己的宏图霸业，因此一直反对农民进城务工，到5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的将中国人分成了农村人和城市人这两个等级，形成了制度性的歧视。大跃进后农民大量流入城市讨饭，我党又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将逃荒农民称之为“盲目流动人员”，简称“盲流”，社会上掀起一片批判之声，说这些人是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白天要饭晚上下馆，城市人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农民口中的“饥荒”也就成了用来骗饭的谎言了。农村出了那么大的事，城里人愣是毫不知情，可见言论封锁足以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通知下来之后，各地派民兵守住各大道口，把农民封在家里等死，导致了各种吃人肉甚至“易子相食”之类悲剧的发生。无论是饿死也好，被打死也好，被逼自杀也好，被吃掉也好，任何一个大跃进的牺牲者，无疑是死于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

---发动大跃进的人一点都不傻


“放卫星”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或许都只是一出不可能发生的闹剧，但放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却有它的必然性。大跃进那个年代不仅“插红旗”，还要“拔白旗”，批评、撤换那些产量不达标地区的官员，光是丢掉乌纱帽都算走运的，要是一不小心给你整个反革命出来，那你以后的地位就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了， 而且老婆孩子都要跟着遭殃，所以头可断血可流，党票万万不能丢。毛泽东定个100的指标，你最低限度也得吹个105吧，问题是万一某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官员吹到了150，老毛立刻又会抬高指标，你之前就属于吹牛不合格，必须重吹一次，这谎言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是吹牛要上税的场合，人们反而吹得越起劲。俗话说树多生杂木人多出怪物，要求所有官员都不吹牛就跟要求他们不贪污或者是要求老百姓入了社还拼着老命种地一样不现实，问题并不出在这些人的身上，而是毛泽东统治之下的中国，其他人不仅没有说真话的权利，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57年时《日人民报》的总编邓拓仅仅是没有及时发出老毛的最新指示，就被逼得辞职，河南省书记潘复生曾要求毛泽东降低河南的粮食征购量，结果被下放到了西华农场，换上来的吴芝圃则是一号科幻大王。在这种环境里，越是忠臣越被发配，越是渣滓越能上位，敢于为民请命的人早就劳改去了，毛泽东身边剩下的不是软蛋就是阴人，他自己又是个自作聪明的傻逼，简直是无敌了。

亩产万斤看似荒诞，其实真把现代人放到那个环境里，还真由不得你不信形势一片大好：《日人民报》登满各种喜讯，个个有图有真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丰收曲》里，河南某公社当场从一亩地里称出萝卜28万斤，更有毛刘周邓四人在农村指导工作的画面；当时的人民英雄钱学森则写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说只要能充分转换光能，亩产就不止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再增长“二三十倍”。从媒体到领导到专家全都这么说了，整个社会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各地照搬那些卫星大户的种植经验，即使亩产没有提高，也只会认为是自己没有学到其中的精髓，就像看不到皇帝的新衣，他们只会以为是自己太笨，还羞于说出口一样。在一个信息被严格封锁的一言堂社会，只要官方开动宣传机器，任何假的东西都可以说成是真的。

---发动大跃进的人一点都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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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他认为斯大林去世后他应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要登上世界革命的历史舞台。他后半生的内政与外交，文治与武功，成功与失败，功劳与罪孽，都直接间接地与他这个要当世界领袖的野心联系在一起。领导世界革命，国家必须要有强大的实力，照毛泽东的说法，“手里没把米，叫 鸡都不来。”
这是他迫不及待发动大跃进的思想根源。为了迅速把经济搞上去，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后又提出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简称“三面红旗”。空想社会主义加“左”倾狂热，中国人民的大灾大难来临了。

---辛子陵2010年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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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4月10日， 在江青的精心导演下，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并把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多名“走资派”拉去陪斗。这天早晨六 点，清华大学红卫兵开着车到中南海抓人。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主楼七层，强迫她穿上陪同刘少奇主席出访印尼时穿过的旗袍和高跟鞋， 并用乒乓球串连成一个硕 大无朋的大项链给她套在脖子上，拉到批斗会会场。
这一幕恶作剧充分表现了江青的狭隘、嫉妒、心理阴暗、人品下流。1963年 春，刘少奇携夫人访问东南亚几国，重点是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和夫人隆重接待中国元首。雅加达繁华的街道上并排悬挂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巨幅画像，中外报 纸、电视、纪录片，都作了突出的报道。把个江青气得妒火三千丈。
出国前江青帮王光美作形象设计，要穿黑丝绒旗袍，不要戴项链。后见王光美竟敢不听她的，戴 了项链（缅甸总理奈温夫人送的），这使江青更加歇斯底里，这就是乒乓球项链的由来。
这次批斗会闹腾了一整天，中间还在清晨六点、下午一点和下午五点四十分 穿插了三次审问。第二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的照片和《三审王光美》的记录，都上了红卫兵小报，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的尊严扫地以尽了。

---辛子陵2010年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演

图1：1966年3月，身穿旗袍的王光美随同刘少奇出访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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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关对日作战的言论
（1）“林彪：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毛泽东：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18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 月，国内控制 发行版）

（2）“彭德怀发动的这次大规模战役，事先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在百团大战进行的时候，毛主席曾把王震同志召到延安，对他说：“彭德怀干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商量，我们的力量大暴露了，后果将很坏”。后来毛主席又多次批判了彭德怀擅自发动百团大战的严重错误，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以极大努力克服了百团大战 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921-1968）》，第79页，1969.5）

（按：《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21-1968）》同其他文革时期的抄本一样，其内容多来源于一手档案资料，普遍为海外学界认可，但由于为非正式出版物，编辑凌乱，字句或有讹误，所以在引用时应特别注明，以下《毛泽东思想万岁》同）

（3）“…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毛 泽东：《1937年9月25日致朱德、任弼时、周恩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351）

（4）“毛泽东曾对八路军发出下列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分册，页117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

（5）“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没有你们，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毛泽东：天津市工农兵中学教材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毛泽东思想万岁》，534页）

（6）“毛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100页）

---杯酒国殇：为袁腾飞老师写的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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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刘少奇最后一次见毛泽东，请求辞职结束“文革”
1月13日（1967年），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
我父亲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提出: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 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而是建议我父亲读几本书，他还特别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两本书。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就在毛泽东同我父亲谈话后的几天，家里就被强行拆下电话，断绝了我父亲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事态发展很快急剧恶化，到3月毛泽东的态度也明朗化了。3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政治局常委决定，把运动中揭发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并指定由康生负责这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给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残害我父亲，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海上一浪花

图：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刘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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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GNP/GDP至少为1976年的2倍
（1）“中国国民生产毛值，1934至1936年分别为213、237、259亿元”（中央研究院：《中国国民所得》，中华书局，1936，中国社会科学院复印）
（按：根据1936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缔结《中美白银协议》，法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法币1元等于
 0.2975美元。这样 1936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毛值，大约为77.05亿美元。）

（2）1976年中国的GDP按当年价计算是2943亿元，外汇储备为12.55亿美元。如果用1992年的物价水平计算，相当于189亿元人民币。 1992年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5.515比1。用189除以5.515，得34.27亿美元。（国家统计局：《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交流中心，人大经济论坛）

（按：上述内容由以上数据来源计算得到，故未加引号。考虑到中国当时不存在外资，且1936年基本不存在劳务输出，故可近似将两者作为同一指标比较）

（3）“1934年1月31日，一美元含金量被规定为13.714格令（合0.888671克）。黄金官价由每盎司20.67美元提高到35美元……1973年2月12日，美元再次贬值10%，含金量减为0.73662克，黄金官价每盎司提高到42.22美元。”

（按：即使我们假设76年与92年美元含金量相等，1936年GNP/GDP应至少为1976年的2倍）

---杯酒国殇：为袁腾飞老师写的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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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不错，就是漏掉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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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毛这个人其实从来就不安分于只做中国的国王，而是打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在他眼里最多只能算是迈向下一步成功的垫脚石。各位可以回忆一下毛时代流行的雷人口号，什么“解放全人类”、“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地球管理委员会”、“地球统一计划”，很多人 以为毛泽东只是在开玩笑，实在是低估了这个狂人的野心，老毛的性欲很强盛，只不过是能力不足而已。
正所谓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1950年斯毛金三人联手策划了朝鲜战争，不料遭到了美帝纸老虎的强力阻击，折腾了两三年也没能把人家赶下太平洋，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计划也因此宣告流产。毛泽东痛感中国还没有跟美帝叫板的实力，决心掀起一场社会主义建设风暴，在极短时间内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超级强国，“大跃进”正是由来于此。

---发动大跃进的人一点都不傻

图：1965年5月25日，毛泽东在江西井冈山宾馆前和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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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昭很有关系的《星火》杂志的编辑和作者，其核心成员是兰州大学的右派，这些成员多因写文章揭露三年大饥荒的实情，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集团”，或被枪毙（张春元、杜映华、林昭），或坐牢服长刑，九死一生，，

《星火》杂志只出了一期，第二期尚未出版就被扼杀在摇篮中，参与者许多人抓，即令暂时躲 避掉了的张春元，稍后亦被抓，最后惨遭枪杀。

张春元的《粮食问题》也切近问题的实质，他先是不点名的批评了《人民日报》的虚假浮夸。“那家自称是‘人民’的报纸也不知依据什么，说：大跃进的58年粮食产量翻一翻（番），比1957年增产一倍！总产量7500亿斤，每人平均1200斤；瞧！‘奇迹就出在这儿，一个人每月有100斤口粮还喊不够，还叫喊紧张，无怪乎我们伟大英明的领袖说：总在人们的食道上‘抓的很紧很紧’了。”增长如此之多的粮食，却饿殍遍野，只要小学算术就可以算度出其撒谎之无耻。紧张着张春元便剥皮式的将四九年后的统治实质揭穿：“当今的统治者和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一样，利用农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门，登上了宝座，一只接过农民所赐予的王冠——主席，另只手却狠狠的一拳，把农民大众打倒在地，践踏脚下，用政治愚弄、超经济的剥削、强制性的奴役劳动等政策，采取了诱惑胁迫、党棍恐怖、饥饿等手段，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带上了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成为真正的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把农民千辛万苦得来的劳动果实，用征收公粮、统购余粮、催逼勒索，收刮得干干净净，使农民经常处于半饥饿的慢性自杀状态。”

至于张春元的《论人民公社》就说得更为直白：“人民公社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不是‘广大人民的殷切愿望’，而是独裁分子主观臆造的产物，是独裁分子为了保持其独裁地位而倒行逆施的结果”。具体到公共食堂和户口，他说到：“如公共食堂就是用饥饿来进行强迫性劳役的一种工具；户口手续是一种变相的农奴卖身契；加工加点的实质是一种苦刑；粮食限量就是一种逼性的慢性自杀。”五八年推行的户口制度，实际上在大饥荒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浪的作用，凡是外出逃荒者被抓回来，不是打死就是饿死，侥幸活下来者极为稀有。将大饥荒与户口制度联系在一起来进行思考的人，至今仍属稀有，张春元至少从整体上看出了这里面的内在关系。

---冉云飞：反右与大饥荒的关系：以《星火》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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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刘少奇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先得让他犯个路线错误，按中共的规矩，只有犯了路线错误的人才能打倒。于是毛泽东做了个局。1966年5月16日发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叫全国大专院校停课闹革命，把学生发动起来。往哪冲呢？五一六通知说是“三里”“五界”。“三里”是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走资派”，“五界” 是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教育界、出版界的反动权威。

这样一来，打击面就非常宽了。从本班老师和本校校长揪起，知识分子，领导干部，都可以揪。社会就乱了。后来又鼓动革命小将“破四旧”，红卫兵走上街头。那天我作为观察员在王府井巡视，抬头一 看，电线杆子上一个“勒令”，禁止下象棋，说象棋这东西，舎车马，保将帅，反动！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一看，化妆品柜台被砸了，说这是“香风臭气”，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四联理发店，一位女士出来，刚烫的头发，波浪式大花，一个女红卫兵，冲上前去，在头发上就是一剪子，这位女士要抗议，又挨了两皮带，也不敢说理了，拔腿就跑。清华园浴池，一个老头围浴巾，抱着脑袋跑出来，后面的红卫兵提着皮带追着打。理由是他们叫工人搓背，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景象。

面对这个局面，刘少奇决定要管，不能让社会成为无政府状态。在首都，向各个大专院校派了工作队。我就是工作队一员，我们是派往文化部所属艺术院校。在中央音乐学院两派红卫兵辩论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就在场。刘诗昆上台发言被打，是我们工作队给救下来的。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起来以后，躲到杭州刘庄别墅过神仙日子去了，叫刘少奇、邓小平继续主持中央工作，挡在第一线，应付北京和全国的乱局。这是一个大阴谋、大陷阱。刘邓怎么做都不对，都要被毛泽东抓住辫子。现在知道的结果是，刘邓出来管了，往大专院校派了工作组，毛泽东说他们镇压了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要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假如刘邓不出来管，不派工作组，听任局面乱下去，是不是就跟上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了呢？否！那时毛泽东会说，打砸抢抄抓，杀人，这是反革命暴乱，中国出了“匈牙利事件”，刘邓就是黑后台，修正主义党变成了法西斯党。毛会牺牲几十万学生，出来保护那些受害者。他又一次成了“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掌握着话语权，一言九鼎。这就是独裁者的厉害。毛泽东是料定刘邓不会看着局面乱到失控不管的，经过反右派斗争，地方各级干部——这是刘邓的基本队伍——也不会看着不管的。毛泽东稳操胜券，看着刘邓和省、地、县各级领导，犯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辛子陵2010年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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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百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藕斋的轻歌曼舞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 倾。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 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 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走出了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

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 不领情，他要领情就得承认自己错了。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

---辛子陵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演


“三面红旗”使毛泽东遭到了几乎毁掉自己一世英名的惨败。为了使大家有一点感性认识，我们讲一个村子里的真人真事，看看所谓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怎么回事。

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0年在浙江省富阳县环山村环二大队的调查，一个劳动日日值是3分，就是说农民劳动一天挣来一根冰棍钱（当时 最便宜的冰棍3分一根）。富阳地区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人民历来丰衣足食。公社化后一个中等劳动力在队里干一年活，只分2元5角3分，换不回口粮。全队224户，户户倒挂，都欠队里的债。全队共有人口803人，人均欠债48元1角8分这欠款并不是社员借钱娶媳妇、盖新房了，欠的是口粮钱。

在旧社会，多狠毒的地主，是周扒皮，还是黄世仁，都不会这么干。奴隶社会奴隶主也得让奴隶吃饱饭，没听说强迫奴隶劳动不管饭，还让奴隶倒贴伙食钱的。毛泽东创 立的人民公社竟是这么一种制度，连社员的饭都供不起，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还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

这种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民 对“一大二公”的报复。国家斩断了农民和土地和粮食的任何联系，破灭了农民勤劳致富的任何希望，他们怎么会有劳动积极性？极左路线到此并没有止步。合作化、公社化还不够，还得割资本主义尾巴。农家母鸡生了蛋，老太婆拿到集市（自由市场）多卖几角钱买灯油买盐都不行，这叫资本主义尾巴，得割掉，低价卖给供销社，拿到国家手里。国家的触角就这样直接伸向老太婆手里那几个鸡蛋。这就是毛泽东按照列宁的指示，要消灭每时每刻都产生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所采取的政策。农民当然要反抗，当他们退社的要求被镇压后，他们不敢再索要自己的土地，只要求包产到户。这种经营方式，和多劳多得挂钩，和个人利益挂钩，是部分地“重建个人所有制”。但毛泽东不允；为了一个包产到户，从中央到基层，多少为民请命的好干部被整得家破人亡啊！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实行了3年，饿死了37558000（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据专家统计：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1万多人 毛泽东制造的这场人祸的死亡数字，比历朝历代因天灾饿死人数的总和还多764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错误，是根本道路的错误，是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的空想社会主义，应予彻底否定。

---辛子陵2010年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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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也就是制宪行宪那一年，毛泽东在党中央会议上，做过一次宪法交底的讲话。他说：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 ？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可是到了有民主人士参加的政府会议上，毛泽东换了一副面孔。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
他还指出：“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两面派，一个最大的两面派。他说过“玩宪法”的话。他把全国人民都玩了，把民主党派和盼望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都玩了。

前后两段话，中共高级干部信哪一段呢？信前一段。这一番话在中央领导层影响深远，根深蒂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至今起着作用。

---辛子陵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演（续）


1967年9月13日，这是刘少奇妻离子散的一天。跟他一起生活的三个读书的子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被勒令回学校接受审查批判，不许再回家；最小的女儿小小（六岁）交给保姆带着赶出中南海；王光美这天晚上被逮捕入狱。刘少奇剩了孤身一人。他昔日的主席办公室，成了囚禁他的牢房。又过了几天，来了两 个战士，命令刘少奇解下腰带。刘少奇厉声抗议，话音未落被打翻在地，强行把腰带解走了。

请读者注意：这是在中南海，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职务还没有免，办公室竟成了囚禁他的死牢。刘少奇被转移到开封以前，一直住在这里，他没有进秦城监狱，毛泽东要把他放在眼皮底下折磨他，看着他精神崩溃，看着他身体崩溃，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辛子陵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演（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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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在他的研究中发现的最令人恐怖的记录之一来自于信阳，这是河南省的一座小城，也是饥荒最为严重的地方。当杨继绳造访时，他没能如预期的那样查阅官方档案，而是被引见给了余德鸿，余是当地水利部的一名退休干部，，

1960年冬去春来之际，浓重的死亡气息已经笼罩在这片土地。余清晰地记得季节的 转换。在田边走过的他看见成千上万的尸体倒在路边和地里。冬天的时候，尸体被冻硬了，以死去时的姿势弯曲着，密密麻麻。看起来就好像是从冰箱里抛出来，被随机地扔在地里。一些尸体本来穿着衣服，但是衣服被其他人扒走了，他们的臀部和腿上的肉都不见了。春天到来的头几天里，尸体开始解冻，散发出浓重的气味，渗透到每天要过的日子里。而当地居民已经被吓呆了。

活下来的人后来抗争地说他们缺乏人手，精疲力尽，不能为死者准备体面的葬礼。他们说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尸体要怪饿狗所为，据当地的谣言传说，这些狗在吃了死人肉之后眼睛都会发红。余说：“这不是实情。那时候所有的狗都已经被人吃掉了，哪儿还能留着狗？”那些尸体不是饿疯了的动物吃的，他们是被当地居民吃了。那个冬天，以及那之后的另外两个冬天，许多信阳人是靠吃他们家人的尸体，或他们能找到的其他无主尸体活下来的。

余所讲的这些让杨继绳震惊。“我没有想到会这么惨酷，”他说，“在古时候的饥荒中有食人现象。曾有‘易子而食’的说法，因为他们扛不住吃自己的孩子的残忍。但是这比那还要糟糕。”

---金融时报：揭露了毛制造的秘密大饥荒的那个人——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