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商人的血泪史——中共三反五反记实
我生不逢辰，如果共产党早来二十年，我也可以当上共青团团员，但四九年时我已当上了老板，虽比地富好些，还被封上“工商界人士”的头衔，似可苟安一时；可是我的感觉已经大不相同了。

这个世界好像是毛泽东“创造”的，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语言、文词也得从头学 起。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大喇叭里传来的恶狠狠的女高音，高叫要“清一清，算一算”伴随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尖锐的歌声，马路上人头拥挤，大家在等着看前一夜的突袭狠抓反革命抓的是谁。

“来了来了……”大客车上满载着反绑的人，一辆一辆地开过去，整整一夜，天也不知抓了多少人？这大概是前一夜逮到的最后一批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清一清”罢；至于“算一算”，也不知找谁算？怎么个算法？当时我的政治智商等于零，我想我只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小商人，从来不过问政治，也不敢犯法，只求在共产党的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之前抗日胜利，我从重庆到上海，听到没有离开的同业们说，他们在日本人统治下照样可以做生意；所以我想共产党是中国同胞，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我只要不反对他们，这“算一算”总不会算到我头上来吧。

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在大陆留下很多物资。美国各牌汽车多需要修理，我们做的刚巧是汽车材料生意，开始同三野（第三野战军）交易。此时我们心里总是战战兢兢，不敢多赚他们的钱，老老实实只求过太平日子。共产党警告干部说上海是个大染缸，要当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现在我们正和他们接触，万一哪位干部出了什么毛病，罪就在我身上了，因之我们也特别提高警觉接待这些客户，绝不请客送礼。

由于他们缴获的美国汽车都要修理，我们的生意也做得火红，这光景持续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为止。三反是针对共产党的干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可说是五反的前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干部在外采购，有否接受资本家的接待、送礼，或者拿过回扣，这笔账往后在五反时是要和资本家算的。每个单位都搞得轰轰烈烈，这就难为了奉派在外的干部们了，因为他们就是三反的主要对象。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怎么也说不清，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着；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这样子搞，没有的也只好说有；有了还不够，还要加码，否则休想过关。这种硬逼出来的口供，就被当作日后五反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

三反的浪潮将过，五反正待开场。此时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已迫不及待派干部从各地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陆续上门找我们算账。我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每天一早，店里的电话响不断，都是“快叫店负责人来我处交代问题”的，我们三个人只好分头准时赶去受审。

我们交代行贿多少钱，还得与他们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这可难了，只好硬着头皮听斗吧。这段时间店里还会有电话来找，职工回话说∶“老板都出去交代问题了。”但对方不饶，一定要问清楚所去单位的电话号码，然后去电连系，所以我们去了一个单位，罪还没有受够，不停地有电话来叫……。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从早到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试问我们的口供，怎么可能和对方核实？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

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每天一早就到店等候电话前去受罪，有一天我们等到上午十时多，一通电话也没来，心想今天怎么会如此太平？突然一帮子人出现在店里，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今天是到店中检查。他讲过了例行的五反政策之后，接下来就要我们三个老板去交代问题，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

工作队来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这是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各踞一间，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丝绑紧，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日夜监视，上卫生间时也跟着，以防我们自杀。

这种青天霹雳般的折磨，谁能吃得消？甚至有些人在三反这股大浪即将临头，但又绝对不愿暴露个人隐私下，感到不如一死了之。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看来极其痛苦，濒死时的挣扎，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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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身陷在五反中的老板们，所闻、所见、所遭遇到的事，都令人胆战心惊。想想与其蒙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斗得痛苦，所以跳楼、服毒、上吊成了常见之事，但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资本家们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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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前来我店购货的干部，至今从来也没见过，大概都因三反中有问题被调离了原单位。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曾在我店一次买过十万元货物的干部（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是道地的北方人），来沪顺便来我店看看，他说早已不搞采购了。我还记得他说过的话：“他妈的！三反时冤枉我拿了你店一万元回扣，我被斗得死去活来。被逼承认后才得过关，不但自己当上了贪污犯，也连累你们犯了行贿罪……。”没错，在我们五反行贿罚款当中，确有这一万元在内，但事已如此又有什么好说的！五反运动已成了历史。今日看来，它只是毛泽东时代各种运动的初级阶段。毛泽东带领中国大陆走社会主义道路廿七年，运动不断，死了几千万人，搞得民穷财尽。

---高天民：中国民间商人的血泪史——中共三反五反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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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医生解密江青怪癖
确定为保健医生后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广东省委东山招待所小岛二号楼。初次见面，江青对王敏清很客气，她坐在沙发上，让他坐在了她旁边的沙发上，并吩咐服务员给他沏茶。后来，王敏清了解到，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能享受在江青住所中同她平坐在沙发上待遇的人极少。

“我 刚接手工作时，江青身边的服务人员有七八个：殷曼丽、程美英、李强华三位护士，负责医疗护理方面的工作；李连成担任警卫，还要负责江青的生活，以及同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联络；广东省委警卫处干部张荣，也整日跟着我们；还有两位服务员韩芷芬和张淑兰。”

王敏清被安排在二号楼的楼上，和李连成住在一起。楼下是江青白天通常活动的地方。这里的人一再提醒他江青怕声响。他们在室内、在地毯上走也要脱了鞋；同江青说话，声音要轻得只能对话的两个人听见；江青活动范围内的门缝，都垫了纱布或海绵。

一天，江青心血来潮，突然提议以后要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桌进餐，说这是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

所有的人都知道江青怕声响，所以和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都尽量不发出声音，甚至吃青菜也不敢出声。为了把饭吃得悄无声息，王敏清他们只好顿顿与豆腐相伴。有的护士因为怕嚼出声响，硬把一碗米饭直接吞进腹中，结果导致肠胃患病。

不久，江青也发现，同桌人的菜总是豆腐，还问王敏清：你们怎么总吃豆腐？王敏清被问得啼笑皆非，只得说，我们喜欢吃豆腐。

和江青同桌不仅没有甘，只有苦，而且她一放筷子，大家也得“住口”。长此以往是要影响身体和工作的，于是王敏清他们在陪江青吃完饭送她走后，还得再回到餐厅补吃一顿“自由饭”。这样一来，加上晚间的夜宵，王敏清他们每天要吃七顿饭。外界人还以为他们多享福，而他们的感觉却是受洋罪。

“江青吃饭的确很斯文，她自己吃饭时确实不发出什么声响。”王敏清说：“我们当时也觉得奇怪，她对许多细小的声音反映敏感，特别挑剔，可是当她听音乐、跳舞、看戏、看电影的时候，那么大动静，她倒不怕了。”

“江青喜欢听什么音乐，都看些什么电影呢？”笔者问。“她听的多是西洋音乐、轻音乐、交响乐；她那时看的影片也多是外国的，是从香港过来的。”

---本文摘自：《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作者：王凡、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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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极左思潮很快祸及外交领域，“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
他们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引起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不满和反感。短短时间内，中国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 40 余个国家 中的30 个国家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 40 多个国家中的近 30 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

---(前外交部部长)黄华：文革时期的荒诞外交

图1：1967年，周恩来接机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的姚登山 图2：英国媒体报道称，中国外交官手持铁棍和瓶子攻击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后门等候的警察和媒体记者，这场冲突被历史性地称为 "德文郡街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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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给耄的第一封信。此时她23岁，有过三次婚姻，刚刚到达延安不久。翌年，成为耄夫人。

我今天专心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开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1933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问好分是今天听你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江青

一九三七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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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批斗会
“ 文革 ” 运动开始后，学生大显身手，批斗校长老师、破 “ 四旧 ” 、抄家、烧书 …… 农民也积极投身运动，且斗争对象更多，批斗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以及地、富、反、坏等 “ 牛鬼蛇神 ” ，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乡镇村庄，到处都在开批斗会，狠抓阶级斗争。

“ 阶级敌人 ” 在被批斗时，仍要遭到种种折磨摧残。

通常是罚跪。若是仅跪在地上还好，遇上心肠歹毒的造反派，还要在地上撒些碎碗碴，令其跪在上面，使其膝如刀刺。有时，跪者的背后站着两个汉子，用手揪着他的头发，令其把头抬起，或是一只脚站在他的小腿上，用力踩踏，使其如受古代一种名为 “ 夹棍 ” 的酷刑。

有时是吊着斗。农村的草房，其人字形屋架下，有一道横木，这道横木，便成了吊打人的设施。主持批斗者令人用两根绳分别捆起被批斗者的手腕，把绳子从横木上甩过来，由两个汉子抓着，用力一拉，被批斗者便双脚悬空。有的人则是用细麻绳扎紧被批斗者的两个大拇指，吊于横木上，令被吊者痛不欲生。还有一种吊法，称之为 “ 坐飞机 ” 。说到 “ 坐飞机 ” ，人们通常认为是把被批斗者的两臂用力向后抬起，令其低下头去，呈飞机状。季羡林先生的回忆录中，说他为在挨批斗时适应坐飞机的姿势，且增强 “ 耐力 ” ，曾在阳台上练习 “ 坐飞机 ” ，其姿势也是如此。乡村的 “ 坐飞机 ” ，比城市更加形象：用两根绳把被批斗者双手分别捆起，再用一根绳将其双脚捆上，捆手的绳甩过屋架下的横木，捆脚的绳从一根屋梁上穿过来，行刑者喝着号子，抓捆手绳的人向两个方向斜拉，抓捆脚绳的人向下直拉，被批斗的人便两臂展开，双脚后翘，吊在半空，像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

仅是罚跪、吊起，还算轻的，批斗时无不遭到殴打、侮辱，或是拳打脚踢，或是棍击棒捣，或是用鞋底扇耳光，或是用绳子抽打，或是往其脸上吐唾沫浓痰 …… 总之，怎么残酷狠毒都不过分，打死人也不用偿命。有的人别出心裁，将盛着屎尿的小桶，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令其闻臭，光闻臭还不行，又往桶里扔石头，溅得他满脸屎尿。

农村的造反派成员不像学生那么单纯，有的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此类人被称之为 “ 高级社员 ” ），这些人多是干将、打手；有的是想借此出风头，想闹个干部当当；有的是运动以前挨过干部的整，运动一来，借机报复；有的与他人有矛盾，吃过别人的亏，借机泄私愤；有的则是宗族之间互斗多年，早有仇恨，借运动之机，以报宿仇 …… 总之，大多怀着个人目的，去整别人。有的人势大，整了别人，没人敢呲呲牙缝；有的人则整过别人，转眼之间又被人整。

---梅桑榆：文革时期的乡村批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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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婚无性无爱
在革命的话语下，政府以“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不要说卖淫嫖娼，就连正常的性，都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

到了“文革”时期，中国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无性文化”，在8亿人民的唯一精神食粮8个“革命样板戏”里，所有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无婚、无性、无爱之人。当时的中国人被外国 人叫做“蓝蚂蚁”，因为除了红卫兵可以穿黄军装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是蓝衣服。实现了抹煞男女一切差异的、在低水平上的“男女同一”。

此时娼妓业被认为是一种在中国“已经消失了的职业”，在1972年版的《新华字典》里，连娼、妓、嫖这几个字都没有了。

---黄金生：建国初期封闭妓院与妓女改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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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亲自规定镇反数字
第一次镇反，正如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所说，“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之下做的”。
1951 年 1 月 17 日，毛发出《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提出“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在镇反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毛亲笔撰批的书面指示和批示，就有 142次 。

而毛“亲自领导”的一个方法，就是限期规定镇压数字。比如， 1951 年 1 月 21 日毛给上海市委的电报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1 月 22 日又电告中共华南分局广东方面负责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2 月份，根据他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开会讨论处决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做决定”。

5 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提出“在处决反革命问题上，乡村已达人口千分之一 ( 在西北地区为千分之零点五 ) 、城市已达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者，应即停止大批地杀人”，而“有些城市镇压得还很不够……仍需大杀几批，并争取在七月底以前，杀掉预计数字的三分之二”。其中的“很”与“七月”三字，系毛泽东亲自修改。《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则要求，“一切捕、杀反革命尚不彻底的地区，特别是那些根本没有触动的地区，从今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止的六个月内”，应“有计划地把一切应该捕、必须捕、但现在尚未捕的反革命分子逮捕起来，把一切应该杀、必须杀、但现在尚未杀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杀掉”。

杀反革命的指标、比例，可以随时变化。 1951 年 4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说：“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才过半个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又说：“在城市中杀反革命，一般应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例如北京二百万人口，已杀六百多，准备再杀三百多，共杀一千人左右也就够了。”

规定比例不只限于处决。对于“一般反革命分子”的管制，《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规定，“在半老区和新区的农村中一般以不超过当地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三为适宜，在老区和城市中一般以不超过当地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二为适宜。”

---黄钟: 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 不是根据罪行处决是下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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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告密的苦头
我插队务农后，赶上村村队队大跳忠字舞。生产队先是派人到公社学习，然后回来教社员跳。被派去学习的孙某是团员，又是队干部，上面一有何号召，表现非常积极。他学会了忠字舞，回来教大家时，有的妇女害羞，学跳舞扭扭怩怩，有的老人放不下脸面，不愿学舞。他便说，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 要跳，说什么 “ 大跳大忠，不跳不忠 ” ，并且老是板着脸训人。不跳忠字舞，就是对毛主席不忠，这显然是一顶政治帽子，我受不了他那张狂劲，便私下对他说： “ 跳不跳忠字舞，与忠不忠没什么关系嘛。照你这么说，坏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 ”

不料，他竟向公社打了小报告，公社干部说我对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有抵触情绪，诋毁全民跳忠字舞的伟大意义，思想有严重问题，令生产队对我进行批判，并说，若我态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队召开的批判会上批斗。我父亲得知此事，着了慌，去找大队书记董开华，请他从中说情。董开华到生产队找到队长，问他： “ 东子（他一直这么称呼我）到你们队来干什么的？ ” 队长说： “ 来当社员的，他还能干什么？ ” 董开华说： “ 他除了来当社员，还是来接受你们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明他们还不成熟，有什么差池，你们要教育嘛，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开什么批判会，队里开会教育教育他，让他做个检讨算了。 ” 队干部们一商量，又把批判会改成教育会，并对我说，你在会上做个检讨，就算了，我们就不追究了。

批判会是批 “ 阶级敌人 ” 的，改成 “ 教育会 ” ，则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进行教育，名称一改，会议的性质大不相同，队干部的态度也温和多了。董开华怕我不愿做检讨，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 东子，我看你的性格像你爸，说话直。你爸不就是吃了说话直的亏吗？你在会上认个错，不要硬顶，公社那边，我去说说，这事就过去了。东子，你下次说话可一定要注意呀！ ”

我也担心事情闹大，批判大会我见得多了，站在小学操场的台子上挨斗，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天晚上，我在队里召开的社员会上 “ 低头认罪 ” ，几个干部和党团员，相继发言，把我 “ 教育 ” 了一番，此事才算了结。

我 “ 诋毁忠字舞 ” ，被人告密，只是小事，毕竟未受什么处罚，我每次遇到招工、招生、参军的机会，便有人大写 “ 人民来信 ” ，使我一次次成为淘汰者，才是使我受害最深的告密。

---梅桑榆：1966—1976年，中国乡村恐怖的告密风气

图：1968年9月，沈阳市首批知识青年大规模奔赴全省农村插队落户，这批青年人是下乡到铁岭市开原县农村的，放下行李，学习完毛主席语录后，就跳起忠字舞，引来了当地老人和小孩子的围观。摄影/蒋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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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位为中共国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杀人魔王，澎湃。毛泽东誉彭湃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他的“事迹”被写入大陆小学课本，他35岁一生中的主要业绩就是杀人。出生于海丰县的一个富人家庭的彭湃，年轻时前往日本留学时，接受马列思想，成为了一名共产革命者。

接受马列思想的彭湃好像变了另一个人。他在《告同胞》一文中指出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破坏私有财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

1922年7月29日晚上，彭湃与另外5位农民组成一个秘密农会，领导农民同地主做斗争，迈出了海丰农民运动的第一步。为此，家人痛呼“祖上无德”，骂他为“逆子”，导致三十多人的大家庭分家。

彭湃将自家分得的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然而这不是中共的善心，而是为了骗取农民支持中共，为后来的暴动和杀人作铺垫。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按共产国际指示，采取鹊巢鸠占的策略，让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又不暴露其中共身份，占据民国政府要职。

当国民党1927年意识到中共钻入肚子内图谋“借壳”发展、伺机取而代之策略后，国民党于1927年开始“分共”和“清党”，中共随即发动武装暴动。

1927年彭湃参加南昌暴动失败后随军南下广东，在8月7日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杀人如麻

10月30日，在中共东江特委（彭湃担任书记）的领导下，发动了海陆丰农民暴动，赶跑、杀害政府官员，夺取政权。随后，彭湃负责筹建苏维埃。11月13日和18日，陆丰和海丰先后召开工农代表大会，宣告海陆丰苏维埃建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

暴动前，彭湃拟定了由20条杀戮令组成的革命纲领。其内容为：一，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一，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如此可怕的杀戮令连杀人魔王张献忠都自愧不如。它可是出自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彭湃之手。

据台湾的《中华百科全书》记载，“广东之海丰、陆丰为中共农民暴动最早地区……在中共中央命令下，彭湃乃于十月二十五日发动海、陆丰暴动命令……成立所谓“海丰县苏维埃政府”，管理东江各县，采取清算斗争恐怖屠杀政策；其所公布之七条禁令极为残暴，被农民称之为“七杀令”。

由杀戮令组成的革命纲领给当地百姓带来的是“红色恐怖”。按照列宁“不讲法律、反动的就杀”的教导，彭湃告诉手下：“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他甚至提出要对“土豪劣绅”要“大杀特杀，杀到干干净净”，杀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各人的衫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的通红”，他还要参加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人负责杀20人。

一些赤卫队员从最初的胆怯变成了杀人连眼都不眨的恶徒，甚至还想出了杀人的新花样，比如将人大卸四块，再煮熟吃掉；将人关在板箱里慢慢锯成一块块。

尽管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仅存在两个多月时间，海陆丰地区（40万人口）有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有的乡村被焚烧毁。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如果此苏维埃政权存在两三年，要杀多少人？

1928年2月，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被政府军击溃，彭湃逃离后到香港转往上海，后被国民党逮捕并被枪决。

倡导暴力杀戮的彭湃给家族和后代带来什么？

彭湃参加共产党和杀戮不仅给海陆丰民众带来灾难，也给彭氏家族带来灾难，受彭湃革命的影响，被国民党处决的彭湃亲属有：彭达伍(彭湃二哥)、彭汉恒(彭湃三哥)、彭述(彭湃七弟)、蔡素屏(彭湃发妻)、许玉馨(彭湃第二个妻子)、彭陆(彭汉恒之子)。

但彭氏家族的更大灾难却是在“文革”中。因上万人被彭湃领导的共产党残酷处死，所以累及彭氏后人，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彭湃后人都遭到被虐杀之人的后代的复仇。文革刚开始，彭湃之子彭洪，从华南农学院被拉回海丰批斗并被活活打死。

1967年8月26日，五千多人携带枪支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战友及家属展开复仇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人被枪杀，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29日，彭湃的侄儿彭科为避难逃到郊外的将军帽山，一个洪姓男子，得知其是彭湃的侄儿，立即冲到他跟前，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起篾刀，刀起头落，将彭科的头颅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天。文革中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遇难，可见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毁坏道德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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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起，特别是1957年以后，中国大陆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基本类似于列宁所创斯大林所确立的苏式体制。传统的民间社会已不复存在。中国共产党通过单位制、公社制、户口制和档案制的巨大网络，透过历次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空前严密地掌控了社会。这个庞大的网络体制的关键枢纽，就是各地区各单位的党 委书记或支部书记。由于全国实质上是处于一个（国有）雇主之下的“大工厂”，没有选择雇主的可能，因此，“不服从者不得食”。在各“枢纽”人物管辖下的大部分人，“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

---陈奎德：毛的晚年悖论及其遗产


没有苏共，就没有中共；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
毛夺取天下之后，仍然谦称中共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只是一家“分店”，既然是“分店”，就得由“总店”发放和验证“正宗秘方”。毛向斯大林效忠的表现之一是，毛请斯大林派遣一名意识形态专家到北京担任大使，其首要任务不是负责两国外交，而是对不久即将以俄文及 中文出版的新版本《毛泽东选集》进行“正确、技术性的编辑工作”。换言之，毛泽东恳请斯大林担任其意识形态的检查官。

中共从二十年代建立之初，就接受莫斯科的政策指导和经济援助。潘佐夫指出：“中共接受和莫斯科的不平等关係，在他们和共产国际的财务关系上亦非常积极求助。……中共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不断向苏联及共产国际索讨金钱协助。”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共必须仰赖克里姆林宫每月赞助三万美元才能运作。苏联的财务援助无所不包，细微到分角都供应。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将当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的毛泽东形容为苏联顾问马林的“爱将”，长期以来经济拮据的毛，从苏联那裡拿到优渥的经费，在上海过上中产阶级生活，还将妻子杨开慧和两个儿子从湖南接到上海团聚。

潘佐夫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文件中找到苏联给中共的经济援助的详细记录，这是迄今为止披露的最为详尽的数字。在一九二零年代末期和一九三零年代初期，经济支持的数字达到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卢布或银元之多。仅一九三零年二月至七月，中共就从莫斯科得到了二十二万三千多银元。到了一九三一年，数额更是增长到超过一百万元。吃人最软，拿人手软，潘佐夫得出如下结论：“中共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独立自主，财务上完全依赖莫斯科，使得共产运动的领导人瘫痪。”拿外国的钱，从事颠覆本国合法政府的地下活动，这不是卖国，什么才是卖国？

就毛泽东个人的命运来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执掌党内最高权力之前，几度大起大落，沉浮不定，每一次的成败荣辱，都与是否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密切相关。每当斯大林及其派驻中国的代表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毛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便立即偃旗息鼓、对其俯首称臣；而每当斯大林及其代理人否定毛泽东的路线，毛立即被像卫生巾一样无情抛弃，并遭到火力密集的批判，甚至有生命之忧。

一九三零年代初，中共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以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为代表的本土的游击队干部，二是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莫斯科毕业生，三是以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旧干部。三个势力集团彼此明争暗斗。斯大林虽然支持毛泽东，却还没有决断地出面挺他。潘佐夫评论说：“这个克里姆林宫主子以他马基维利式的锐利眼光，以这三批人马为基础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溷合领导团队。”毛泽东则以赌徒的耐心等候时机，“他不仅必须展现他是‘斯大林同志最忠实的学生’，还必须在众多竞争者当中出人头地，时机一旦成熟，就甩掉他们。他是个思虑异常细腻的阴谋大师。”一直到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才决定性地厚爱毛泽东。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莫斯科的坚持下，毛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委员。

为本书撰写长篇导读的学者丁学良敏锐地指出：虽然书中很多细节白纸黑字，比如某年某月某日莫斯科给中共祕密拨款几十万美元、几百万卢布；发出什么样的政策指示、人事安排命令、军事行动意见；频繁训导中共领袖不可轻举妄动、若不服从必有惩罚；苏联驻华领馆暗地裡又是共产国际的派出机构，具体指导中共活动等等。这些史料确凿地支持了本书的中心论点：“中共从诞生到发展到挫败到复兴到终于征服中国大陆，最关键之处都是仰仗苏联的扶持和莫斯科为首的国际共产党网路的有力配合。”那么，为什麽当时的中国民众乃至西方国家认可中共是“一个纯粹源自中国本土争土地改革、争平等自由、争多党民主制的开明进步组织”，而没有认识到“中共是苏共的走狗”的真相？这是丁学良感到困惑的问题。我对该问题的答桉之一是：共产党早在战场上打败国民党之前，就已在宣传战上打败了国民党。毛泽东和共产党掌握了五四之后新式的、风靡全球的左派话语系统，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笔杆子大都还停滞在旧式的儒家传统思维和话语之中。毛是颠倒黑白、“丧事当喜事办”的宣传大师，他虽然不像希特勒那样常常在公开场合面对大众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但他的文字有一种征服底层民众的心灵、甚至使之如醉如痴的魔力。

---余杰：作为斯大林的“儿皇帝”的毛泽东——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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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正好赶上毛主席第四次接见“串联”的红卫兵，1966年10月18日，我被安排在观礼台。毛主席是坐着军用敞蓬吉普车从天安门里出来，就跟国庆阅兵一样，沿着长安街开。观礼台还不如天安门广场上离得近，只能看见挥手，其它根本看不清楚，自己当时光热泪盈眶了。

《东方红》乐声一响，我的心就一紧 ，广场沸腾，山呼海啸。毛主席的车开了一圈就回去了，有好多人没看清或者正好上厕所啥的，没看到。然后这些人就不走，别人也想再见一次毛主席啊，就跟着一块喊。四面八方都是各种口音、各种腔调，“我——们——要——见——毛——主——席”！喊得还很整齐，从中午一直喊到下午喊了三四个小时，比现在歌星唱完歌观众喊返场还厉害。

最后毛主席也没回来，来了一百来辆公共汽车，国务院一个秘书长在天安门城楼喊：请同学们上车去工人体育场。去了才知道，晚上周恩来在那里接见讲话。

---刘永贵：我亲历的“泸州武斗”
(注：刘永贵，泸州“文革”史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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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问题是，明明自己不懂经济，不懂工业和商业，也不懂文艺和教育，却偏要伸手乱抓，强行干预别人的专职工作。单少杰对毛这种“抢戏”的作风揭批得十分到位，他说：“作为一个总爱抢别人‘戏’的政治家，毛泽东不希望别人向专业化方面发展，而要求他们向政治化方面发展，即向自己易于伸手的方面发展。 ”单少杰将此界定为“政治家抢专门家的戏，政治领导抢行业领导的戏。”
毛这种好“抢戏”的作风正是他一再强调“政治挂帅”，狠批“白专”道路的根源，因为他只有这一出拿手好戏可登台上演。“八大”之后，毛之所以乘反右运动胜利的有利形势跳出来带头搞大跃进，就是要强不懂以为懂，硬去插手工农业生产的事务，妄想搞出个让刘、邓们瞠乎其后的成绩，向全党证实他“政治挂帅”的功效。可惜他病榻上妄想出来的做法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结果大跃进搞成了大倒退，大而空的公社化编制也被迫退回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实践已证明，盲目改变生产关系，不但起不到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反倒破坏了生产。毛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自己不懂经济，作了些言不由衷的检讨。
但毛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事后又上下其翻云覆雨之手，多次出尔反尔，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来又大搞四清运动，直闹腾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从高层批到基层，从党内反到党外，整个国家都让他一介独夫的偏执与反噬闹得彻底失序，全党全民陷入由他挑起的大混战。

---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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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罪恶超过两千年专制总和

中国的农民造反运动一直没有什么出息，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比捧着“马可福音”的天国洪杨，并没有什么长进。“庐山会议”虽然没有流血，但“文化革命”比“天京内讧”，不仅毫不逊色，而且“青胜于兰”了。有了“枪杆子”在党内斗争中为“山大王”护驾，毛大王也就更加随 心所欲，共产党就从庐山上一路滑下去，先似势如破竹，后来就车毁人亡了。

到林彪死，共产党执政二十二年。其间毛泽东所作的恶，比秦皇以来二千二百年的“历史总恶”还要多。而林彪“助纣为虐”的十二年（1959─1971），又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最饥饿、最恐怖的时代。可以断言，没有林彪的坚定承诺，毛泽东绝不会贸然发动文化革命；而牺牲林彪记恨的革命将领贺龙、罗瑞卿等，又是毛泽东与林彪的罪恶交易。

这样的惨剧，完全起于毛林的罪恶合作；而罪恶又加速了罪犯间合作的破裂。两人迅速走向对立的起因，还在于毛泽东的反覆无常。他很想结束文革，但一次一次因“干扰”（如“二月逆流”）而延误，在他骑虎难下时，“打击面”又一再扩大；“九大”鸦雀无声的场面，使他敏感党心已去，于是想笼络一些“老同志”（如陈毅）的旧情，因此开始疏远得罪人的林彪，还在斯诺面前说了许多林的坏话，并借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议题（至今令人莫名其妙），把与林亲近的陈伯达打倒，而且有起用张春桥的打算。

林彪一生为人机警，当更非弱辈女流，我们可以想像他对毛泽东不仁不义的愤怒：“我为你出生入死打天下，为你把战友同志得罪光，到头来你要放我的坏水，叫我孤家寡人，何处落场？”的确，以当时林彪恶人做尽的处境，接不了班，就是灭亡。于是，这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奸佞”，又立刻拾回了他的曾经造反的“英雄”本色。

---朱学渊：一堆糊涂虫说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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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道德的双重标准
共产党既然以近乎禁欲主义的道德准则统治全国，它如何又对毛的纵欲眼睁眼闭、听之任之？毕竟，在宫廷内部，毛的性丑闻乃是公开的秘密；但敢于面斥其非者似乎只有彭德怀一人。有些人（如叶子龙）或许认为毛本来就是皇帝，毛就应该享有性特权。不过这不大可能是宫廷中所有人的态度。李 志绥先是回避，等到他不得不看清真相时则感到十分厌恶。看来持这种态度的人也不会太多。显然，对宫廷中多数人（包括党政高级领导人）而言，存在着一种性道德的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至少可上溯至延安时期。我们知道，恩格斯写过《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一书，其中提出一种新型的性爱观念，后来被政敌们指为“共妻”。事实上，不论是在早期苏联还是早期延安，在破除传统观念的旗帜下都一度流行过“一杯水主义”。但这种性开放不久就被压制，其间并没有经过什么重大的理念争论。可见此种压制主要不是基于理论或某种道德观念，而是出于政治需要。对共产党而言，对性的严加控制是对人的身心实行全面控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毫不奇怪，这种控制从一开始就主要是对下不对上的，尽管它在表面上似乎是针对全社会的共同规范。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上层中人的犯规行为通常会得到包容和掩盖。专为毛拉皮条的叶子龙失势后曾经对外宣传过毛的“桃色新闻”。刘少奇问讯后说：“这是诬蔑我们党，把他拘捕，枪毙。”（第322页）其实，叶犯的不是诬蔑罪，而是犯的泄密罪。毛明确讲，男女关系是小节，“大节不亏，这种小节算不得什么”。（第142页）但对下面的老百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简言之，在中共上层之所以通行双重标准，是因为他们并不把道德视为道德，而是把道德从属于政治，进而以政治否定了道德。

人们常常把毛的荒淫与帝王相提并论。不过认真说来，毛在性道德上比帝王更恶劣。性道德有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两条。强奸肯定是错误的。这是绝对标准。但婚外性关系，三妻四妾算不算道德，这就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在古代中国，一夫可以多妻。皇帝占有后妃多人或是占有宫女，依当时标准均属正常。“新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并严格禁止或严厉谴责婚外性关系，毛的荒淫显然违反这些标准，故而其不道德程度远胜于古代的帝王。

种种叙述显示，毛的女友大多文化不高，教养不足。有人以此评论说毛对女人的“品味不高”。我以为未必。以毛的贪得无厌、喜新厌旧，他如何会拒绝和“品味高”的女人们交往？问题在于，由于毛不具有任意挑选天下美色的合法性，他只好就近取材、顺手牵羊罢了。假如说毛在性道德上比古代的皇帝更恶劣，那么与此同时，他在荒淫纵欲的范围上却不可避免地比古代皇帝更狭窄。不错，毛和皇帝一样均享有无限权力，但世间没有一种无限权力是真正无限的。所谓无限权力，不过是指不受任何明确成型的硬制衡，但不等于不受各种软约束（如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等）。我作此分析，也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作为一个粗糙的比喻，将毛视为皇帝自然是可以的，甚而是有力的；但毛的权力实际上和皇帝的权力又有着很大的不同。毛可以把上千万毫无过错的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这是任何古代帝王都做不到的；可是毛却不可明令天下进贡美女或者是从一大批名门闺秀中为自己挑选另一位或另几位合法的夫人，这又是毛的权力不及古代皇帝之处了。毛是皇帝的比喻，如同中国文化是酱缸的比喻，毕竟都不是准确的概念，更不是严格的理论。它们可以启发思考，但不可以代替思考。认真分析当代共产极权制度与古代君主专制的异同，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的问题。

---胡平：读李志绥医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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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魔毛泽东
想想看，如果德国和俄国的官方现在还继续推崇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话，那简直是匪夷所思，荒谬绝伦。其实毛泽东跟希特勒和斯大林是同一等级的摧毁者和暴君。毛泽东从三十年代开始就暴露了他嗜血的一面。历史学家估计，他曾铲除了数以千计的政治对手。以后的十年间，在共产党尚未夺取政权之前 ，他在延安的老根据地又杀戮了大批异己。

五十年代土改期间，数十万的地主富农人头落地。1959至1961之间，毛发挥他的经济幻想，清除一切警告他中国将有大灾难的人，错误的政策导致三千万中国人饿死（共产党只承认一千六百万）。

文革期间，毛建立了一个特种单位，由周恩来亲自指导，专门向他汇报那几百个在他跟前失宠，被投进监狱的领导阶层的老干部，毛要知道他们在狱中受尽折磨的细节。

毛泽东的私人秘书李锐最近写道：“毛是个不怕死的人，他毫不在乎有多少人被杀死。”《开放》杂志的作家们告诉我们，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毛泽东在人们心中建立了残酷斗争的哲学和对革命的迷信，爱与宽容被仇恨所取代，野蛮的‘造反有理’取代了理性和酷爱和平。人际关系蜕化变质成为狼际关系。”

《开放》的文章比较全面：“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由于号召批判‘封资修’思想，断绝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以及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自动隔离于人类文明的主潮之外。”

毛泽东从早期握权开始，不论他如何摆出姿态，貌似英勇地发号施令，他始终明白，自己是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下的。这也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紧握政治权力的秘密。《开放》的作者们指出：“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灌输残酷的斗争哲学和革命迷信，仇恨代替爱与宽容，野蛮的‘造反有理’代替理性和和平，并使‘人对人是狼’的狼性哲学神圣化和崇高化。毛泽东的文体污染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语言，使暴力化、仇恨化、痞子化的毛式语言至今犹存。人与人之间的爱、同情和信任被连根拔起，时至今日中国人依然处于道德沦丧和良知泯灭的精神状态。”

1973年毛曾举希特勒为例说，一个政治领袖杀人越多，想要起来革命的人也越多。毛如果还活着，一定对中共1989年杀气腾腾地在天安门和全国数十个城市屠杀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大表赞扬，并且认为那些抗议者是罪有应得。

最近在美国的一个毛泽东研讨会上，一位北京来的研究毛的教授问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钦佩爱戴毛泽东，是否等于崇拜一个杀人魔？我说，这种崇拜，是中国的悲剧。

---Johnathan Mirsky著/廖天琪译述
作者原为伦敦泰晤士报东亚组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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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毛为什么会救章士钊？
章士钊那时脚踏两只船，在毛蒋之间顺水推舟。后来看共产党势头大了，就暗中帮了共产党很多忙，是个国共通吃的政客。但那会儿，像章这样首鼠两端的人不少，中共得权后大部分下场不妙，在中共无止无休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冲击受批判。何以章士钊一直“圣宠不衰”？我想这就是章 士钊的过人之处，他从来不忘他在国民党那一面的身份，甚至不时提醒中共他愿意为国共双方效力。这一点和那些民主人士绝然不同。像民盟、民建的那些“民主左派”，在中共得鹿前大部分人都痛斥蒋的“独裁”。这些人后来下场悲惨，关键就是他们不懂自己，也不懂共产党，真拿自己当了共产党的“自家人”。章伯钧、张东逊、罗隆基就是代表。等他们明白过来，晚了。而章士钊却一直清醒。写了本《逻辑指要》送给蒋介石，再写《柳文指要》是请毛批阅，却从不谈什么民主自由。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里讲了一件事，虽然他经常不说实话，但他对毛一贯崇拜，所以关于毛的事他不会瞎编。1955年的某天晚上，毛让警卫去给章士钊送两只鸡。当时商店已经关门了，还挺费劲才弄到两只鸡。文革中戚给康生讲了这件事，老谋深算的康生让他去翻翻《三国志》中有关乔玄和曹操的记载。那是告他你得看了这段历史，才能明白送鸡的意思。书中记载，曹操年青时见乔玄，乔“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这事《世说新语》中也有记载，说得更玄：“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只是《三国志》裴松之的注里记了一段，说的是曹操起兵后曾派人祭祀乔玄，说“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嬉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这件事有两个含义，1）毛心中自比曹孟德，这从善解圣意的郭沫若努力为曹操翻案中可以见出。2）章士钊能慧眼识英雄。送鸡一事表明毛对章感谢之意。

戚本禹还透露，周恩来告诉他，章士钊见了毛惊呼：“不得了啦，湖南要出帝王了”。章士钊能圣宠不衰，原因之一是他从来以待君王之道和毛交往。其二，就是我们上面说的，他从来不忘自己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这样才能为共产党所用。

56年，中共曾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章看出苗头，主动要求去香港，借助他在国民党中的人脉，为中共传消息。他带了一封中共给蒋的信，内容就和现在的一国两制差不多。信中还有“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这种话，想以乡情打动蒋。但文革一来，红卫兵不知这些底细，一查章士钊是鲁迅要痛打的落水狗，立即来抄家。红卫兵把章拉到院子里，低头罚站，还抄走了一大批文物。章士钊吓坏了，马上向毛泽东求救。信中请毛“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据他女儿章含之记载，8曰30日写信，第二天周恩来办公室就来电话，跟着就派兵站岗，更让人惊奇的是，毛9曰1日就亲笔回信，说“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从这件事上看，毛可真是个义重如山的大慈悲人。其实不然。和毛有亲密关系的人多了，该整一样整。在列宁式政党的意识形态里，绝不存在友谊、温情这种东西。关键看你对维护独裁者的脸面、威信有没有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列宁斯大林对高尔基的态度。十月政变后，高尔基痛骂布尔什维克野蛮，列宁要毁灭俄罗斯。但列宁一直容忍他，这一是因为高尔基的前妻手中有一大笔莫罗佐夫家族留给社会民主党的钱，高尔基给了列宁不少。二是高尔基是世界著名作家，留着他当花瓶也不错。三是高尔基在英国有一大批文件，这里有不少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四是斯大林想让高尔基给他写传记。三十年代高尔基回国之后，斯大林也对他关怀备至，但当那些文件落入斯大林手，而斯大林发现高尔基不想给他写传记之后，就冷落高尔基。很快高尔基就死了。很多研究者认为是斯大林谋杀了他。可章士钊一直到最后都保持了他的“有用”身份，最后以90高龄又去香港为国共两党疏通关系，而就死在这次任务中，所以享尽身后殊荣。我看章老先生是一位最聪明的人。

---赵越胜：文革中毛为什么会救章士钊？

图：毛泽东与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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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英雄
黄立众（1936年—1971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昆山乡芦塘黄村。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因说了农村饿死人的实话，1960年被开除学籍。回乡后组建了中国劳动党，准备发动暴动，后被部队剿灭。被捕后，被判死缓，文革中被枪毙，是被枪毙的北大学生林昭、黄宗奇等8名学生之一，


1970年的一天，中原某地出现了足以载入人类文明史册的一幕，一个曾经的北大才子被五花大绑，跪在一个高台上游街示众，不久后他即将被处以极刑。从他胸前挂着的牌子上，我们得知了他的姓名和罪名。

这个名叫黄立众的男子曾是当地有名的高考状元，当年他以全县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对于他这样的寒门学子而言，这意味着将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之所以选择哲学系，是因为黄立众热爱阅读和思考，他在大学期间也确实表现出了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的文章经常刊登在学校的报纸上，他的各种学术观点也让人耳目一新，因为他从不人云亦云。

然而，在黄立众大三那年寒假返校后，他的美好人生和理想戛然而止，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将自己在老家的见闻写成了文章，并表达了很多经过独立思考后的观点，当这篇文章在师生中传播后，立刻引发了不小的反响。但不久后，这篇文章被禁止发表，黄立众也被学校给予留校察看的处分。

但黄立众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因为他只是实话实说，为此他多次向学校提出申诉，希望撤销他的处分，但却被认为是死不悔改，结果换来了更严重的处分——开除学籍。黄立众就这样结束了短暂的大学生活，他打着背包踏上了回乡的路途，期间他曾在多个城市停留，但终究没有找到落脚之处，悲观失望之下，他愤然将肄业证书扔进了长江。

回乡务农一段时间后，黄立众对农村和农民的现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目睹了种种克扣工分、贪污钱财、欺压百姓的行径，黄立众的心中再次激发了忧国忧民的意识，他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写了联名信，状告那些不法分子。不久后，由于被人告发，黄立众被抓捕归案。

最终，黄立众在公审大会上被判处死刑，这起案件在当地轰动一时，因为谁也想不到当年那个天才学子竟然会成为重罪在身的死刑犯。照片中的黄立众遍体鳞伤，面黄肌瘦，眼神中写满了痛苦、迷茫和沉重，他的不远处站着很多围观群众，他们一边愤怒地咒骂着黄立众，一边朝他身上吐口水和砸石头，讽刺的是，黄立众正是为他们争取利益而死。当黄立众被执行枪决时，所有人都伸长脖子拥挤着看热闹，还有人拿着馒头蠢蠢欲动，准备蘸血给儿子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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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毛执政以来的连串罪行，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是有脉络可寻的，甚至是有因果关联的。文革与大饥荒的关联就是一例。为了掩饰自己政策失败导致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毛殚思竭虑，惨淡经营，结果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文革。为了掩盖一桩罪行，结果导致另一桩更大的罪行。这一现象，我称之为罪恶的连环反 应。

回溯既往，倘若没有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字狱”——1957年的反右运动，没有中国上百万敢言精英知识分子被打入地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导致的全国鸦雀无声，一年之后毛氏发动的荒谬绝伦的大跃进大饥馑可能发生吗？拆除了一切刹车装置（权力制衡，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中国这辆赤色列车，不疯狂地冲向万丈深渊才是咄咄怪事。这里，反右与大跃进（人民公社-亩产万斤-公共食堂-大锅饭-废除家庭）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样是难于否认的。

再往回溯，人们不难发现：一边倒-韩战-闭关锁国-暴力土改-镇反-肃反-大学院系调整-交心运动-批胡适-反胡风——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有这些运动之间的内在脉络，那将是一件有趣而痛苦的炼狱之行，同时也是一桩精神探险之旅。

---陈奎德：大饥荒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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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沦陷时，大学生们热烈迎接共军，一位国军少校哭着脸痛骂大学生：“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我们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面粉、肥肉。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样子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老天会放过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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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达赖喇嘛夏宫罗布林卡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改名“人民公园”。（泽仁多吉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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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1966年8月24日，文化大革命在拉萨掀起“破四旧”风暴，全藏最重要的佛寺——大昭寺的庭院内，堆满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砸烂的佛像。（摄影：泽仁多吉）

米玛：“当时有很多从西藏拉到内地去的佛像，很多集中在柳园的一个巨大的露天仓库里。那是一个铁器仓库。,,,,仓库的一半全乱堆着佛像，多得很，都 是从西藏运出来的，就那么在露天里乱堆着，也不管。听说这些佛像是要熔化了做钢材什么的。也许也有留下的，但都不知道最后拉到哪里去了。唉，那么多的佛像，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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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文革中的暴力史无前例，史无前例的暴力早在红军肆虐苏区时已初具形态。诸如在湖南农运中搞过的抄家、游街、批斗、私刑和阶级灭绝性的屠杀等种种抢劫私人财产和残害无辜良民的施暴方式，即为后来土改中迫害地富，文革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供了可资效仿的样板。这类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暴力此后逐步升级，不断扩大打击面，贯穿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恶化到文革年代，所累积的迫害能量遂至恶贯满盈。

针对官方文革话语的偏解误导，余英时在为宋勇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所写的序言中强调说：“我们决不能把文革孤立起来，看作是中共‘革命’进程中一个偶然的‘意外’或‘偏差’”，更不能把文革轻描淡写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余因此特别指出，研究文革，一是要追讨毛泽东这个绝对独裁者都从列宁、斯大林和希特勒那里师法了哪些害人的手段。二是要超出仅在文革十年内就事论事的局限，穷究文革暴力的历史根源。余明确告诉我们，“它的近源是1949年的巨劫奇变，远源则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

---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

图：《会见》高氏兄弟从官方的新闻照片中挪用过来一幅毛泽东全身像，将其置于画面中心。那毛像一副会见群僚的和悦神情，但站在他对面的却不是刘少奇，而是希特勒；跟在他身后的也不是周恩来，而是金正日。远处伸手作指点状的是斯大林，此外还有迎着毛走上前来的萨达姆，在一边露出笑脸的波尔布特和本拉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观者只要对比一下这些臭名昭著，举世侧目的独裁者、杀人魔，毛的原形就不言而喻地呈现出来，封神榜一样被定位在他应处的那个序列。


中共夺权后迅速建立起党天下的官僚机构，各司其职的重量级人物越来越专守他们各自权限内的业务，插不上手的毛泽东日渐觉察到自己被闲置起来的状态。特别是受到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中共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修改了党章，主事者顺势删去“七大”党章内“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在大会修改党章的报告 中，邓小平“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并明确表示，全党同志都“厌弃对个人的神化”。 大会决议提出“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任务，明显有扼制“冒进”和淡化“政治挂帅”的用意。面对这些有所针对和限制的新规则，毛泽东大势所趋下只好勉强接受。他无可奈何地看到，自己从“七大”以来组建的毛共山头已明显出现分化，而眼前的这批官僚要比延安时期王明那一伙教条主义者更难对付。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会中会后都在毛身边，他说他当时即从毛的表情和言谈明显地看出，“‘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觉得中央领导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 像以往多次在路线斗争中遭遇挫折后的反应，毛回到他那张大床上卧病不起。他咽不下这口气，开始赖在病榻上摒绝内外，谋划如何将失去的权力重新夺回。毛的病倒是他发动政治攻势前暗中磨刀的备战姿态，据李医生的观察，“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出的出击。直到1969年第九次全国大会时毛的思想成为全国指导纲领，毛的报复才算落幕。”

---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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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夺取政权建政的动机与目的
毛出生于中国内地湖南省湘谭县一个闭塞的小山村──韶山。其父是一个自私、尖酸、刻薄的小土财主，毛的性格深受其父的影响，毛从小接受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封建主义教育。即使后来到长沙求学，接受较为现代的教育，毛仍对现代的自然科学、世界历史和现代的民主政治丝毫不感 兴趣。仍然专注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毛一生最感兴趣的是总结中国历代帝王玩弄权术、驾驭臣民经验的《卄四史》和《资治通鉴》这两部书。一直到死毛都把这两部书放在他那放满陈腐的线装书的大床的床头，以便随时查阅，从中吸取玩弄权术的知识、经验和灵感。

早在一九一零年秋，毛还在湘乡东山小学求学时，就在一首改写前人的《咏蛙》诗中写到：闲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其帝王思想跃然诗中。在一九二五年秋，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长沙一九二五年秋》中写有“怅寥廓，问苍茫大地，准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候。”这样的词句。一九三六年二月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中写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些词句中无不流露出毛的封建帝王思想。毛的帝王思想在延安与丁玲的谈话中也暴露无遗。毛在与丁玲的谈话中把延安比做一个小朝庭，把他的手下封的封宰相、封的封大臣，还要把丁玲封为妃子（详：《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别了莎菲》一文中记录的在延安毛与丁玲的谈话内容）。

到一九四九年当毛和他的党中央刚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毛和他的手下们一起游故宫时，在太和殿毛坐在皇帝的龙椅上对同行的人说：“我今后就在这里办公”（大意如此，原话己记不太准了）因为同行的人都知道“皇帝”这个名称在中国太臭，毛在太和殿办公、坐龙椅岂不成了名符其实的“皇帝”？这必将召致全国人民的反对。在手下人的劝阻之下，毛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打算，改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办公。

还是在延安时代，一次毛问他的俄文翻泽师哲：总统与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政治学的观点向毛解释了一番，不料毛听后哈哈大笑，对师哲说：“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九五O年毛在送给他审定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稿件上，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做万岁，此时毛已把自己当作是中国的皇帝了。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毛参加共产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目的是披着极具诱惑力的共产主义的外衣以实现自己打江山、坐天下的帝王梦，使自己成为现代的“毛始皇”以建立千秋万代的毛氏王朝（这从毛晚年打祘他死后先把“皇位”即党中央主席先传给江青，再由江青传给毛的姪儿毛远新这一安排便可看出）。所以说毛和中共建政的目的和动机都是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相违背的，是反动的、错误的。

---一真溅雪：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


毛夺取政权建政所使用的手段与途径
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带着他的残兵败将投靠在井岗山占山为王的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部队。站稳脚跟后，马上找借口把袁、王二人杀害。

当朱德、彭德怀先后带领南昌“起义”和平江“起义”的残部到井岗山与毛汇合之后，因朱、彭所率部队都是能打仗的正规军，人数也 比毛所率以农民赤卫队为主的乌合之众要多。毛通过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和领导的方式对朱、彭进行打压、排挤，最终把军队的领导权掌控在自已手里。

毛的专权、喜欢玩弄权术和心狠手辣招致许多人对他的不满。于是毛便以“粛反”和“肃AB团”的名义，首先对敢于直接批评毛和对毛不满的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和士兵进行大屠杀。这股以“粛反”和“肃AB团”的名义进行的大屠杀风，很快便刮到了全国其他苏区，据统计在这场大屠杀中，全国各苏区总共杀了约十万人。

毛对同志的屠杀、专权、玩弄权术和不择手段，虽招致中共中央和苏区党政军绝大部份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但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却赢得了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赏识。斯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说：毛这个人能成事。毛有了这个后台，尽管毛在上世纪卅年代前后所作所为，召致从中共中央到苏区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的普遍不满。但依靠共产国际领导，并提供金钱和武器的中共中央谁也奈何不了毛。相反毛通过恐怖手断，依靠共产国际背后的支持，不断巩固和提高了自己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

毛和中共及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幌子到达陕北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创建的根据地后，毛重施上井岗山时对付袁文才、王佐的故技，喧宾夺主，夺取了陕北根据地的领导权。

毛和中共打着抗日的招牌到达陕北后，不但未履行其向全国发表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诺言，毛反而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对毛和中共夺取江山有利、可以利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牵制国民政府围剿陕北红军的兵力。与此同时毛和中共不顾东北沦亡、华北危急的险恶时局，利用反动军阀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阴暗心里，蛊惑、怂恿张、杨二人打着逼蒋抗日的招牌，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日十二日发动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至今仍未穷尽的深重灾难的“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被迫答应停止剿共，国、共联合抗日。这一事变使濒临灭亡的中共得以苟延残喘，并利用抗日战争的机会，假抗日真发展，最终夺取中国大陆的政权。

---一真溅雪：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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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回忆，“文革”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接触，毛是典型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1966年6月1日，聂元梓大字报向全国广播，据说是康生、陈伯达一伙炮制的，当时曾引起极大混乱。这一时期，毛泽东远在杭州，刘少奇多次给其打电话请示汇报，却没曾得到明确回复。无奈，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当 时的总书记邓小平乘飞机去杭州向毛汇报运动情况，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毛却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到了7月19日毛才回到了北京。24日，毛召开会议，批评刘邓。8月5日，毛泽东自己亲手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并公开。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检查。毛当时是中央主席，却这样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可是，中央却把此作为文件下发到全国，只印了刘少奇的检查，毛泽东的批示却被删去了。

情况已经明显不妙了，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小卧车接刘少奇去谈话。刘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接着，郑重地向毛提出承担主要责任，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地吸着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建议刘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亲自送爸爸到门口，亲切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这是他们两个革命者的最后一次见面。没几年，刘少奇的命就被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革”掉了。

1967年7月18日晚，刘少奇就被揪斗，那势头可见生死搏斗已迫在眉睫。当天中午，他已从衣服的口袋里拿出两份文件让儿女看，一是毛泽东肯定刘少奇检查的全文，一是毛泽东赞扬和推广“桃园经验”的全文。据说这是刘第一次让儿女看中央文件，也是唯一的一次。当时刘少奇的话后来成为最后的遗言：“你们都看了，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啊。”1972年，刘少奇的儿女见彭真可以探望了，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见刘少奇。8月16日，中央专案组来人过来传达毛泽东指示“可以见见妈妈”，证明毛已经看到信了。17日，他们才又来传达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父亲已死。”并且不让对外人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不知道（见1980年12月5日《工人日报》）。

古人说“伴君如伴虎”，刘少奇的运气远不如周恩来好，是因为周常年走在钢丝上，已经学会如何与毛泽东这个毛贼共平衡。刘学不会，自然连退路也没有了，只有去死了。在走政治钢丝方面，邓小平也是高手，邓与毛从不正面冲撞，随时检讨自己，随时承认错误，所以毛临终前也只是撤消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还“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放邓一条生路，比刘少奇不知幸运多少辈。

---昝爱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暴君昏君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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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和中共建政后，为了震摄民众以巩固毛和中共的统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和中共派出工作组依靠农村的地痞、懒汉、二流子（毛把这些人视为最值得依靠、最坚定的、最革命的农村无产阶级）发动农民瓜分地主富农、乡绅、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的财产、土地，甚至他们的妻 女。挑动农民对他们的仇恨，对他们进行公开斗争、辱骂、施以酷刑直至处决。在这场运动中未经任何公正的法律审判被处决的地、富、反、坏份子就多达二百数十万人（仅由乡、村、土改工作组或一个斗争大会便可决定这些人的生死），二千数百万人被划为以后牛马不如的下等贱民四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

为了制造恐怖以威摄民众，又在“土改”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內开展了长达数年之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主要针对城镇居民和机关干部中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工作人员，也包括农村中“土改”时未被划成四类份子的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和“肃反运动”（主要针对城市居民、党政军机关干部、知识份子）。根据毛和中共颁发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又以反革命份子的名义处决了二百多万反革命份子（他们的家属、子弟也被冠以四类份子家属、子弟的帽子沦为任人欺凌的贱民）。

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帝爱国运动”、“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反右”运动这几大运动（还应包括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搶救运动”）像一柄柄千钧重鎚无情而彻底地砸碎了一向崇尚富贵不能滛、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知识份子们在中国历史上挺立了四千年 的脊梁骨。在这一柄柄千钧重鎚的不堪承受的沉重打击之下，只有极少数中国知识份子仍然坚挺着他们那宁折不弯的脊梁，向世人展示着中国知识份子威武不屈的英姿，其中有：张东蓀（被关进秦城监狱折磨至死）、储安平（失蹤，最近有资料证明储系被当局秘密杀害而非失踨）、方励之（“六四”后被迫流亡美国后死于美国）、林昭（被关押，后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处决、陳寅恪（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然而绝大多数被毛和中共击碎了脊梁骨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陷入慬小慎微、苟且偷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境地。他们为改变自己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而不得的悲惨处境，而彼此互相争斗、互相检举揭发，甚至不惜往自己头上自泼脏水，以对毛和中共表示忠心、臣服。争当毛和中共的吹鼓手和御用工具，为毛和中共粉饰太平、掩盖开脱罪恶，诸如：郭沫若、费孝通、周谷城、吳晗、黄炎培、钱伟长、胡乔木、陈伯达、沈钧儒、史良、翦伯赞、趙朴初、雷洁琼…之流等即是其典型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被毛和中共豢养为发展军工企业的工具的科技界知识份子如：李四光、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周光召、钱三強、华罗庚…之流。这些人不顾民众的困苦和死活，甘心情愿为毛和中共付出一生的精力，把自己本可用来造福国家和民众的知识和才华用来为毛和中共制造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等，白白地为毛和中共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和才华，至死也不能觉悟，其中有许多，不但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而毛把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潛艇…这些东西当作他实现其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的必不可少的资本。

毛和中共为了加強对全国民众的控制，就是通过集体化、对粮油的统购统销，把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农民赖以生存的的生活资料粮油、副食品牢牢地控制在自已的手中；通过对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及粮油国家专营、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把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为便于管理，毛和中共还建立了严格的户藉控制制度，人为地把民众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制造城乡多种待遇的差异，严格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任何人的外出或迁徙都必须经当局的批准并开具证明才能进行。

这样毛和中共不仅把个人和家庭生存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牢控在自己手中，就连人的生存空间也被他们牢牢控制在手掌之中。毛和中共完全剝夺了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又是个人的权利、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和人的尊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在这种体制之下全国各阶层民众都被毛和中共变成了一个个没有思想、没有个人权利、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情感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驯服工具。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变成了掌握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的毛和中共的附庸。

---一真溅雪：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后续）——毛和中共夺取政权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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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杰米．布朗在其撰写的《从反抗共产党到反抗美国—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1950-1951》一书中，援引美军对中共志愿军战俘的审讯材料，提到了几个案例。
一个是来自贵州思南县的战俘孙修和（音译），他告诉美军，共产党的征粮数量是国民党征粮量的5倍，他家的两英亩小块土地也被征粮两次。 共产党的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依附人口数量，这使得许多家庭落入贫困。在整个思南县，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60%是马铃薯，30%是玉米，10%是草、叶、根等。正因为吃不饱饭，他才选择了当兵。
另一个是来自贵州兴义县的李华国（音译）。1950年1月，因为对中共重税政策不满，转而参加了一支反共游击队。还有四川的唐汉林（音译）也说，1949年末他所在村子中许多穷人都认可新政权，但中共随后采取的重税、禁鸦片贸易，将银元换成了人民币等政策，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抗。他也走上了反抗中共的道路，加入游击队并袭击了驻扎在他村子里的解放军。
战俘朱代全所在的中共部队当时在贵州西北地区进行征粮工作，他说，征粮队有各家庭名册，对富人征收的数量要比穷人多十倍。但无论贫富家庭，如果在征粮队上门三、四次之后还交不出粮食，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被扣上“土匪”的帽子抓起来。
来自西南地区志愿军战俘透出的信息，表明中共在建政初期并非是其所宣传的那样得人心，而且在西南地区曾遭遇民众的大规模反抗。然而，这段历史的真相同样被尘封。因为在中共的叙事中，只提到了“西南剿匪”，起因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地方土匪、恶霸，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中共在两年半的剿匪行动中，大获全胜，共剿灭了所谓的“土匪”110万余人，“巩固了新政权”。

---“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剿匪”的真相”      张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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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跟毛泽东的滔天罪恶无法切割
曾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指出：“邓小平的左，在历史上和毛也差不多。”
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间的政治运动中，人们过去只知道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急先锋”，对数百万知识分子施以毒手。文革之后，邓小平对右派平反“犹抱琵琶半遮面”：当局不承认反右运动本质上 错了，只承认有“扩大化”问题。“摘帽”右派并未得到国家赔偿。直到今天，仍然有若干名右派未穫平反：邓小平曾明令五个人不能平反，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任炳，他们同林希翎一起，是至今未被平反的六名大右派。

邓小平的罪恶不止于此。本书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对现有史料“竭泽而渔”式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勾勒出邓小平在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大跃进、中苏论战、三线建设等重要政治事件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比如，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邓小平对曾併肩作战的刘伯承元帅穷追勐打，即便刘伯承卧病在床，也强迫其到大会现场亲自检讨、接受批判。可见，在文革前夕，中共的党文化已恶劣到可怕的地步，高级干部人人泯灭亲情和友情，只尊奉毛泽东一个人的意志，以毛泽东的是非爲是非，以毛泽东的好恶爲好恶。

邓小平以实干家自居，但在大跃进期间他照样瞎指挥。本书综述了一九六零年邓小平到地方视察工作的行程，发现邓小平对“大跃进”并非消极应付，而是积极配合。在河南，邓小平在极左派省委书记吴芝圃的陪同下参观人民食堂以及只供展览、毫无实用价值的“炊具改革”。当时，河南的大饥荒已蔓延开来，邓要么是装聋作哑，要么是被吴芝圃蒙在鼓裡。邓小平视察安徽同样如此，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与吴芝圃一样，是大跃进时期的“四大左王”之一（其他两人是四川的李井泉和上海的柯庆施）。曾希圣以私人名义“自掏腰包”准备丰盛的晚宴款待邓，邓欣慰地说：“别处困难，你们安徽不错嘛，小康。”与此同时，安徽大量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特殊桉件”高达上千件。接着，邓小平到山东，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报喜不报忧，邓听完汇报后心花怒放。山东此时已饿死六十五万人，外流一百多万人。邓小平一路走马观花，看到的都是风调雨顺、太平盛世，他自称“中国人民的儿子”，却对三千多万中国人民被共产党的暴政饿死的可怕事实视而不见。

---余杰：作为毛泽东的副帅的邓小平——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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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鸟被关进笼子”
1974年8月18日，吴桂贤进京开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批示：“陈永贵、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对这次工作安排，吴桂贤事先毫无准备，“也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留在北京后，吴桂贤负责“文革”中被破坏的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的重建筹备 工作，她感到压力很大。“我36岁进政治局参与工作，年龄最小，开会讨论问题时，我就听着，不吭声。”刚进政治局没几个月，吴桂贤就感到气氛很微妙。“江青和邓小平一开会就争论，毛主席说他们是针尖对麦芒。我瞅瞅旁边，叶帅不说话，先念也不说。这里和基层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满身的劲使不出来，好像鸟被关进笼子里了，感到很拘束。”那段时间，她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桂贤，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要记住主席这句话，你可千万少说、多干啊。”

住宿也让吴桂贤感到不习惯。到中央后不久，她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住进来的第一个晚上，她看到上下两层楼里有很多房间都空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晚上没睡好觉。她想，这要在工厂，能住下上百名工人姐妹呐。

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的是江青。1975年春节过后，王振涛带着４岁的儿子来北京看望吴桂贤。吴桂贤当时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但一天晚上，王振涛和儿子还是撞见了出来散步的江青。江青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吴桂贤住的楼质问：“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吴桂贤只能带笑说：“马上让他们出去。”之后，吴桂贤要求搬出钓鱼台，说是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后来，她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中国首任女副总理吴桂贤：权力漩涡中的日子"
作者：黄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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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以你认为林死后毛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首先就是提防周？

赵越胜：：对，我确实这样看，这从批周会议可以看出。周不是主管外交吗？毛就在外交上找周的毛病。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刊《新情况》登了一篇文章，谈美苏签定防止核战争协定之后，“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周认为“写得不错，值得研究 ”，毛却借题发挥，说是“放屁一通”，又气哼哼地说“凡是这类屁文章，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又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骂得周灰头土脸，忙写检讨。又因周在与基辛格会谈没有及时向毛汇报，而被认为“接受了核保护伞”。毛指示召开批周会，这个我们在前面的专题中已经讲过。今天那我们再讲点细节。江青上来就说这是林彪以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许世友这种武夫甚至跳到椅子上骂周“要搞修正主义”。王海蓉还特地点出毛讲话中提到“贼船”就是指周。周只能流着泪检讨再检讨。会上周单独坐在一边，与会者围坐在他对面，就是个批斗会的架势。据记载，周因手抖，请乔冠华帮忙纪录，竟被唐闻生喝止。每次批斗完，周都面色灰白，走路不稳。你说毛把周整到这份上，他还怎么可能有“接班”的想法。把周整得半死不活之后，一次会见外宾，沙发不够坐，周恩来竟然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让出沙发给王海蓉这些小翻译坐。毛看见了，指着王海蓉、唐闻生对外宾说：“总理可怜呀，让这些娘们整成这个样子”。从以上这些话可以看出毛的品性中的虐待狂的倾向。

---赵越胜：毛如何考虑接班人问题——文革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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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玩这些权谋手段可谓炉火纯青。让邓参加批周的会议，是一石两鸟。既在周邓之间打入一个楔子，让他们彼此产生怨恨，又考验邓小平，看你究竟如何站队。邓明白，毛整周是唯恐大权旁落，所以极巧妙地批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你却是可望而可即”。这话既说出了毛 的担心，又仿佛是对周的提醒，不伤和气。邓是聪明，毛也满意。随后邓开始进入权力中枢，来制衡周。周以绝症之身，让毛大大羞辱一番。这还不算，后来毛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周作陪同，毛竟然当着外宾的面，笑着对周说，“听说你挨整了，把你整得不亦乐乎啊！现在你不敢说话了，把我变成了一言堂”。

---赵越胜：周恩来为何成为毛的整治对象？——文革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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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润之对异己的狠
在我记忆中，为了权力，而不是为了当的利益，他们杀自己人有三次，一次罗绮园杨匏安案，陈绍禹借战友之手将他们出卖，另一次向忠发案，还有一次柔石五烈士案，不过都是借杀刀人，手法都是派人向有关部门告密，尽管后两次没有证据，不过正付心中有数，就像仲共并没有与日寇订立什 么协议，但提供情报、领取经费、不破坏津浦铁路线是明摆的事，潘汉年甚至将与延安联系的电台安置在日方的老巢中。润之在铲除异己的历程中，有时也采用此方法。比如除掉杨开慧，借何键之手；消灭西路军，通过甘肃马家军；剪除项英，则麻烦蒋中正。

润之兄的软肋，没有能力招兵买马，每到一地都是反客为主、玩弄权术，抢夺土匪或同志的武装，这就跟人家发生了冲突。他的手法，在人家的部队与地方政权中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没有委任就自封为王，自命主席、书记、政委、总指挥，若有不服，则诬对方为AB团、富农路线、机会主义、混进当内的反革命。

对付异己，他都动嘴不动手，所有脏活通过暗示、吩咐或所谓决议，请人代劳。始终不亲自开枪，也不亲自挖坑。消灭在危难之中接纳他的井冈山土匪王佐、袁文才，以及不听命于他的江西党政军的领导，还有井冈山的一部份红军，他都是这么干的。

肃清所谓的江西AB团，他派了顶级杀手，叫李韶九的。此人先用酷刑逼供，迫使受害人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牵连更多润之兄欲致其死地的人。酷刑如下：地雷公（用竹签钉指甲）、用香火烧、小刀割乳、烧阴户、颈骨穿铁丝、坐飞机、蛤蟆喝水、猴子牵缰、烧红枪通条捅肛门、洋钉将手钉于桌上、铆钉钉膝盖、剖腹剜心，以上有些酷刑，我才疏学浅也不知如何操作。还有一种创新的刑法，叫山人弹琴：“用铁丝穿过睾丸，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再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有一个叫刘敌的，对此恶行不滿而反抗，结果把他跟一些伸张正义的红军战士一起干了。润之兄还拖人下水，叫朱德签名，令他认可处决刘敌的合法。一系列的清洗，以李文林为首的，还有一个叫李明瑞的，红军将士死亡人数达数万人。

长征途中，润之兄为了避免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神经病似的四渡赤水，红军不仅精疲力尽，且死伤惨重，抛下的伤病员任其在深山老林中自生自灭。

为了打通与苏联的运输通道，其实也是润之兄借刀杀人，令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组成所谓的西路军，忍受饥饿疲惫，在漫漫的戈壁滩中跋涉，行军路线还由润之决定，结果被猴耍，被马步芳部绞杀，男的死于非命，还有一千多人被活埋，女的二千多人被强奸，之后，有的进了妓院，有的成了人家的小老婆。幸存的逃回到苏区又被活理。活埋前，还叫他们挖坑，说埋国民党，然后把他们推进深坑，说“这是高岗的命令，高岗是奉毛主席的命令，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张国寿被润之逼得没法，出逃延安，润之兄风闻其部下不满，在“讨论应付方法”，担心哗变，又悉数解决，活埋了两百多人。

润之兄不仅仇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还仇视项英，他甚至连陕西的刘志丹也不放过，最后也死在他的手里。

写到这里，我又查了张戎所写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发现润之兄为铲除劲敌，还给王明下毒。一个姓金的医生，不管王明病情，主张拔牙、割痔疮，还要叫他割扁桃腺，就像动了手术有奖金似的。金医生还喂药，也不知啥药，反正王明服了一片，先头晕，第二天又服了两片，继续头晕，并呕吐、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金大夫再接再厉，又叫病人服了一片，新病症如下：急性胆囊炎、肝炎，继续肝肿大。金医生见王明生命力顽强，又给他吃了甘汞加小苏打，目的为了让他“汞中毒”，像武大郎那般死去。

有个情节值得一提，润之兄写了九篇谩骂王明及其盟友，还有早已归顺的周恩来的文章，还改了又改，胡乔木说：“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平时看了不算，临死前几年，还叫人前后读了共三次。

盘查润之兄的发迹史，发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天地为我所用”，所有人不过是实现其欲望的工具，一旦无利用价值，幸运的自生自灭，倒霉的被他致于死地。比如，他二个优秀的打手：刘士奇、李韶九，被仇家所杀，他若无其事。高岗、刘少奇均是他的心腹，一个被迫自杀，一个死在他的牢里。

被润之兄迫害的异己中，在我眼里，最值得同情的有下列十位：杨开慧、贺子珍、李文林、李明瑞、刘志丹、习仲勋、傅连璋、彭德怀、项英和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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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文革”，荒唐的事情很多，奇事很多：当时《解放军报》“当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 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

另外，当时“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也可以不负责任。”这段历史是一位亲身经历的编辑叙述的，真实性方面是是毫无问题的。2003年第7期《炎黄春秋》发表王民权先生的文章，他援引原王震秘书、原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松晨等主编的《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一书中的《文革档案》“文革花絮”，指出这些毛泽东领导下的“文革”时代的荒唐悲剧场景。

---昝爱宗：毛泽东人祸和他的理想破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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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共产党宣称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套理念看上去有它的美好动人之处，因此会吸引一批真诚而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热情投入。但问题是在共产党内部，好人总是吃不开。共产党知道要实现它那套理想不能靠民主，不能靠选票，只能靠暴力革命。要革命，就要有一 个革命党。这个革命党不但要尽可能的人多势众，而且必须要有高度的统一高度的集权，要有铁血的纪律。因此，共产党不能靠社会中最好的份子，而只能靠社会中最坏的份子所建立。就像老话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越是君子，越是有知识有教养，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是多样，彼此之间越是互相尊重，因此就越是难于达到高度的一致，越是不肯接受高度的集权。如果需要一个人数众多的、有足够力量能把他们自己的主张强加在其余所有人身上的集团，那么，它的构成者就决不会是具有高度不同的和高度发展的趣味的人，而只能是那些头脑简单、很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

共产党要在外部实行残酷斗争，在内部实行铁血纪律，你越是有人道情怀，越是有仁爱之心，越是有自己的见解，越是有独立精神，越是宽容大度，你就越是不能适应。而那些心胸狭隘、冷酷无情、好斗好杀的人就越是容易暂露头角，占据主导地位。张戎书里写道，早期的毛并非在理论上信仰苏俄共产革命，但是他那种好斗好杀的天性却使他和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因此受到苏共“老大哥”的赞赏。而象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那就免不了会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赶下台。以陈独秀当年的威望、地位和中共创始人的身份，尚且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位子上里混不下去，别的好人要想在共产党里占据主导地位就更难指望了。

共产党掌权后立刻着手把它那套理想强加给全社会，其手段之恶劣之野蛮，使得在共产党内部，越是好人越是进退两难，越是坏人越是如鱼得水。由于这种理想本身的错误，很快就招致失败。这样，共产党就面临又一次选择：要么，它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这就必然导致一党专政的瓦解。要么，它强词夺理，文过饰非，以错为错，甚至变本加厉，就像毛泽东发动文革；或者是，在某些实际政策上作出调整和改革，但仍然坚持政治高压以保住自己的权力，这就必须敢于冲破起码的道德底线，直接诉诸赤裸裸的暴力，就像“六四”时的邓小平。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选择了前一种道路，而中共选择了后一种。这也就是说，一旦好人在共产党内当政，势必导致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瓦解；而要保持共产党专制政权，就必然是最坏者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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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量
1953年，大儒梁漱溟还与毛泽东发生了一场很不愉快的争论。时为1953年9月8日至18日，政协常委会先开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前后一共10天，梁漱溟先生列席。9月8日，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恩来给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11日下午，梁漱溟根据自己 准备的，作即席发言。他说，“…

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没想到梁的这篇发言，却成了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导火线。9月12日，梁漱溟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到了9月17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毛泽东作了若干份量很重的“胡说八道”，主要有：“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泽东这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泽东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接着，不少到会者以胡说八道继续附和：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昝爱宗：毛泽东人祸和他的理想破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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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把大量工厂从东部迁移到中西部，甚至西南崇山峻岭间。这是毛泽东出于称霸世界野心而对国际形势做出的错误估计：敌人从东部进犯，沿海地区将被放弃，我军“大踏步后撤”，让出辽阔国土，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持久战争消耗敌人，并最终战而胜之。为此，许多大中 型企业和科研机构要全部或部份搬迁；几乎在一夜之间，一千一百多个大中型企业被拆掉，千里迢迢运到中西部去。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一个工厂要分散在几条山沟里，有的还要躲进山洞；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重复建厂、长途运输，管理不易、协作困难，成本过高、技术过时，造成了极大浪费。自从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二千零五十多亿元人民币。让原本薄弱落后的中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继“大跃进”折腾之后，又一次遭受浩劫。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举了甘肃酒泉钢厂作“三线建设”失败的例子，因为那里花了二十七年才出钢。其实本人所在的所谓“西南钢铁基地”也不遑多让，那里的人命伤亡、资源糟蹋、物资浪费都是非常惊人的；由于缺乏前瞻性、野蛮开发、粗放生产，加上专制、愚昧、腐败、贪污所造的包括贫富、社会保险、就业、民族等在内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仍使该地区至今不得安宁。

毛泽东说，“三线建设不好，我睡不着觉；我要骑毛驴进西昌。”为了早日出铁，让伟大领袖睡得着觉，我们只好“天作被地作床、荒山野岭摆战场；天下大雨不休息，黑夜当作白天干；破除迷信加拼命，没有条件也要上。”于是选矿技术不过关，就把含有比铁更值钱的多种稀有金属的尾矿白白放掉；污水处理技术不过关，就把焦化厂、选矿厂等厂矿的化学物质和重金属排入金沙江，毒水直冲崇明岛，整条长江全给污染了。

我们当年喝的水，早期是黄泥汤，后来是黄泥汤加上这些化学物质和重金属。“先生产、后生活”，就是以建设者的生命和健康，来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作牺牲。因此，尿结石、肾结石、胃病、肝炎、癌症，就成了该地区的多发病。

---武宜三：“三线建设”与“强奸母牛反革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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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毛泽东本人签字批示的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作者统计为52次，要是再把各部门、各地区自己搞的一一统计在内，恐怕几百次也不算多。作者并未将所有的政治运动逐一列出介绍，只选了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运动做了分析。回顾一下，全国有几多人没有经受过政治运动的伤害？政治运动这一项专政的武器，真可 算东方共产党人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其数量之多，为害之大，手段之惨烈，真是可记入吉尼斯记录。
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特点，就是以一言堂专制独裁，来实现他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建党建国路线。同打仗一样统计胜利结果：土改要消灭多少地主，镇反要杀多少反革命，三反要打多少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反右你那里要划多少右派，大跃进亩产多少庄稼，炼铁炼钢要出多少吨……等等。运动一开始，坐镇指挥的毛泽东常定出百分之几的比例，叫你要订出计划，运动后期是要核收、对账的。为什么逼得人说谎，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人，为什么一座座山的树都烧得精光，为什么红卫兵可以到处抄家，为什么学生可以打死老师……这都是政治运动的威力呀！

---李锐：为胡甫臣著《毛泽东怎样操弄政治运动》一书写的序——京城翎管王

图：1967年，毛泽东在浙江杭州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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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之对银子的爱
他有个恩师叫杨昌济的，赏识其学问才华，曾向章士钊郑重推荐，润之兄后来在他那儿喝了油井般的蜜糖（油水），显然与这次推荐有关。在我眼里，章士钊借给润之的二万大洋是他人生第一桶金。有一种说法，这笔钱财是资助给湖南学生旅欧留学的，买单者杜月笙，结果给润之兄一口吞了。

在没有机会狂喝蜜糖之前，润之兄大概凭着杨昌济的关系曾在北京图书馆打工，每月赚八元，一边工作，一边诱惑恩师的女儿，活得蛮滋润，这一方面有点像随心所欲的胡兰成，但不知为何半年就打道回府，可能是偷香没法得手，也可能收入不能平衡他的开销，还有可能受了知识分子的藐视。有一点可以肯定，并非是北平的雾霾、沙尘暴或暂住证而让他知难而退。幸运的是，老天似乎眷顾这个光汤，让他有机会参加某当第一次当代会，与他指定的何叔衡共享二百银洋，且获得了每人五十大洋的回程路费。这钱财犹如大旱之中的甘露，润之兄就此起家，开书店，搞活动，从而获得当的信任，每月一百大洋，直至一百六十大洋的活动经费源源而来。润之兄发展当组织并不热衷，往往投机取巧，发展少许亲朋好友，以凑成一个组织。他发现勤写报告就是获得经费的王道，就此写报告上了瘾。史料记载，只见润之兄如何改善生活，不见他将经费用于与组织活动有关的地方。

即便落草井冈山，润之兄也没有疏离钱财，他以打土豪掠浮财的方式解决粮饷，总算为当尽了一份力。在漳州一役中，他故态复萌，获得了一卡车的细软，又占为己有，对外宣传则是他喜爱的书籍。卡车一路往老巢行驶，直至穷途末路，由他的弟弟与亲信肩挑手提，藏于深山老林中的山洞，其行径有点像四十大盗。就此而言，润之是我当第一位贪污犯。在中央红军决定长征时，落魄的被排挤的润之兄靠这笔财宝救了一条命，他上缴组织，而让博古只好同意带他一起走，不然留在江西，结局等同瞿秋白。

当银子如影随形，跟牢润之不放后，他才对它貌似不屑一顾，称其为阿堵物。他口不言钱，中山装口袋也瘪瘪的，所有开销都由帐房先生代劳。这种现象直到文革时期才有所突破。具体说，一边烧书，一边取消作者的稿费，让外人无银两进账，而自己则大批量地印刷诗词、语录本和个人选集，以获得横财。据数据，他总共获得了连本带利一亿三千万的稿费。就此而言，他还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亿万富翁。

---陆文：润之对银子的爱

图：1967年，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在武汉东湖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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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毛泽东以其“我失骄杨君失柳”的诗句，赢得珍视与烈士、爱人杨开慧的感情的美誉。确实，人们都知道，一个人在爱情上的态度最说明这个人的品德，毛因此被歌颂为革命道德情操的楷模，他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被谱成各种曲调，唱遍大江南北。一九七八年，我们作为结束文革、恢复 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进入高校，那时正在批判“四人帮”，为了贬低江青作为“毛主席夫人”的地位，我们上政治课用的党史教材强调毛在井冈山与贺子珍结婚一事，想以此说明“毛主席的夫人是贺而不是江”。但没有想到，有同学书看得十分仔细，把毛与贺结婚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初）与杨开慧被杀害的日子（一九三○年底）作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在杨开慧还活着时就与贺子珍结婚，是犯了重婚罪！这一发现使当局好不尴尬，马上停止讲授有关内容，并立即收回这新编的党史教科书。

---徐友渔：毛泽东：必须知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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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之对女子的欲
按《金瓶梅》猎艳五个标配对照，年轻时代的润之不算占优势，尽管相貌中上，眼神活灵，嘴巴也甜，还有时间，但没钱没地位，身上脏兮兮的，穿的布鞋或皮鞋，鞋底也薄得像一层纸，而且肉体并非一无瑕疵，据说还油耳朵、猪狗臭（腋臭），因此纵有满腔热血、无限精液，也不等于马上可以输出 。润之兄说，他的性忍耐最多40天，可见早期的释放还是不稳定的。他与乡下姑娘成婚，固然是在父亲的高压之下，同时也说明了他当时的状况，没有资格挑挑拣拣，更不可能在情场上有所作为。

润之兄的性自由是在老婆死去、离开老家去了长沙之后，书上记载，他认识了一位寡妇兼教师，名叫陶斯咏的，比他小三岁。小陶多功能，既会陪睡觉，还会陪旅游，而且还会给润之的文化书社筹款，因她的学生家长有不少是有钱人。这桩艳情比较悠久，比较稳固，比如，他参加当的一大回程路上仍去了南京，与在那儿的斯咏重温旧梦，而且与杨开慧建立性关系之后，依然与其藕断丝连。就此推断小陶功夫了得，且可能善解人意。

由于有了小陶性的滋润，或者说隐蔽性的长期供给，润之兄谈恋爱十分从容，没有被性的压力搞得举止失措。在爱的暗示一无回应，他依然锲而不舍用书信狂轰滥炸，临门一脚前，甚至使用了作词虞美人此类的杀手锏。杨开慧经不起虞美人的感召，很快成了润之的性伴侣。之所以说性伴侣，是因为几次三番颠鸾倒凤，只是增加卧室的噪音，他却无成婚的念头，并且继续与陶斯咏颠鸾倒凤。杨开慧发现了这私情，润之兄辩解：不知你的内心怎么想的，不知你是否真爱我，因此……就这样给他蒙混了过去。

杨开慧可能有侦探的潜质，也可能直觉无与伦比，当然，也有可能润之兄忘乎所以露出了马脚，反正小杨不久又发现了他的吃野食，两个对象居然是她的表妹和闺蜜。就此而言，“兔子不吃窝边草”不适用于润之兄。

大家知道，润之落草井冈山，抛弃远在长沙的妻儿，马上做了重婚犯，他引诱贺子珍，并与之结婚成家。随之攻打长沙，借刀杀人，置杨开慧于死地。因为他当时明明有足够的时间探望撤离自己的妻儿。事过多年，他居然还抒情：“我失骄杨君失柳”。长征路上，贺子珍被飞机炸伤，濒于死亡，润之兄据说“累了”，也没当即去探望。贺子珍从井冈山到长征，一路生育，润之兄风趣地说，你看子珍生孩子像老母鸡生蛋。还有，其对子女生死的漠不关心，是何原因，迄今是个谜。

润之兄到延安之后，猎艳才得心应手，他有名望，有地位，大权独揽，几乎一言九鼎，而且还有秘密的作案场所，非守门神师哲之类的允许，任何人不能进入他的窑洞。不像现在的小老板，一有机会开展份外的活塞运动，只能去开钟点房。空闲时他与萧军聊聊文学，跟丁玲调调情，日子过得蛮适意。这段时间，一肩秀发的小家碧玉——吴莉莉上了钩，拉皮条的是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很不幸，润之跟吴莉莉幽会，被贺子珍逮住，扯小吴头发，打情敌脸蛋，连老公的脑壳也被手电筒打了一记。润之没有就此歇手，也不管事泄可能招来的脑震荡，继续窃玉，背着老婆勾搭上了江青。他明知小江是个破鞋，桃色成性，被捕后，自首变节，给狱卒唱戏，陪特务睡觉，也在所不计。

史沫特莱教会了润之兄跳舞。润之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尤其建国之后，他利用舞蹈作交际手段认识了不少女孩，甚至在跳舞间隙，就在旁边的休息室见缝插针。据说有位他中意的女孩，一边游戏，一边想跟男朋友结婚，他愤怒得一脚将她踢到了大床下。

要是权斗不激烈，长年吃红烧肉、山珍海味的润之兄不会阳萎，他或就地取材，叫服务员、医务人员配合，或者叫大内主管在外觅色，反正蛮忙乎。有一阶段，江青不让润之兄的儿媳出入中南海，至今也不知是何原因。

小道消息说，润之生殖器得了啥虫病，医生说不影响健康，但会传染，于是润之兄放弃了治疗；小道消息又说，润之出巡，旁人抓壮丁，叫没见过世面的某女孩陪寝，估计是处女。女孩怯生生的，进房哭了起来，润之兄好言抚慰，没动群众一针一线，礼送出房。正道消息说，在他的猎艳生涯中，张玉凤才是克星，才有能力打击他帝王般的嚣张气焰。

陆文说明：
本文所举例子，都是公开资料，且有出处和来历。

---陆文：润之对女子的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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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一句就把毛泽东称为“这个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运数十年，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的统治者”，给毛作了一个准确的定位。

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并不是毛泽东的神力所致，本书的一大贡献，是把以前因毛刻意隐瞒的事实揭露出来，这就是：苏联共产主义扩张、 输出革命、大肆颠覆的不懈努力使得中共取得胜利。

据此书介绍，组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主动，而是莫斯科的主意、策划和指导。中共的活动经费完全依赖莫斯科，因而事事受人支配。毛泽东从“一大”之后每月收到活动经费，而且不断增加，这使他彻底摆脱了贫困生活，过得很舒服。“八一南昌起义”由莫斯科策划，苏联顾问库马林直接指挥，行军路线是向南，到汕头去接收苏联人运来的武器。以后，红军的长征路线指向西北，其目的也是到与苏联接壤的地方取得武器和其他支援。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的战略行动是争夺东北，完全是因苏联占领军的多方支援，中共在这场关键性战斗中赢得了胜利。

毛泽东神话最主要的内容，是说毛是农民运动专家和农民战争的军事家，中国革命的胜利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胜利。此书毫不客气地揭穿了这个谎言，作者指出，与流行的说法相反，毛从青年时代起并没有表现出对农民的关心和兴趣，“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要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指示来自莫斯科，毛是追随莫斯科的风向之后才注重农民问题的。毛在农民问题上的独特贡献是毫不怜惜地从农民那里徵兵、徵粮、派款、拉伕等等，而在夺得政权后则靠压榨和剥夺农民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企图当世界革命的霸主。

明白这一点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出生农家，是中国农民之子”美誉的毛泽东，依靠农民的巨大牺牲才打下江山的毛泽东，竟不给农民一点回报和甜头，反而制造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史无前例的大悲剧。更有甚者，当刘少奇因死人太多而震吓，担心“人相食，史书要记下一笔”时，他不所动，一意孤行。

---徐友渔：毛泽东：必须知道的故事

图：1964年，毛泽东在杭州与工作人员倾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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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戎的丈夫哈利德精通俄文，两人查阅了九十年代解密的莫斯科档案馆中国际共运的大量档案，并亲自访谈了前苏联、东欧、西方及第三世界国家与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打过交道的许多当事人，对毛泽东妄图以打世界大战打核战争来称霸世界的野心作了惊人的披露。

据张戎引述的资料，毛泽东早在夺取中国政权之前 ，已梦想当个斯大林式的国际霸王，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霸业。毛泽东支持金日成发动韩战，与斯大林明争暗斗，与赫鲁晓夫绝裂，让中国人饿肚子造原子弹，搞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中国人，乃至不顾自己人民死活慷慨援助亚非拉人民搞革命暴乱，都是为了世界霸王这一野心。在张戎披露的资料中，毛泽东当年踌躇满志，顾盼自雄讲的“豪语”，现在看来不过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狂言，和卓别林默片中那个捧玩地球的小丑希特勒堪称一比。而毛泽东那些不惜人类死一半，中国人死一大堆的“壮语”，更令人感到齿冷和毫无人性。

---蔡咏梅：张戎笔下的战争狂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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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是少数较早洞察毛及中共本相的先知式人物。当年，徐复观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驻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级联络参谋的身份在延安生活了半年多，撰写了一份对于共产党和延安革命的报道。徐复观认为：“整风运动即系一元化运动，即系思想一元化、领导一元化、工作机构一元化之运动。……党、政、 军、民（民众团体）之领导权，一元化于党；而其工作之目标，则一元化于军。”他亦看到毛的一人独裁呼之欲出：“其领导之方式，在党内确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对国民党提出严重警告：“与奸伪之斗争，不全胜即全败。全胜则奠定国家民族千百年太平之基，全败则沦数千年文物为异类，其中绝无中和之理。将来斗争正式展开以后，其惨烈远过于往时。”蒋介石对此文作出批示，下令国民党高干认真阅读。可惜，国民党早已丧失了斗志，这篇报告并未成为国民党的救命药。

在延安期间，徐复观与毛泽东有过五次以上长谈。其中一次，徐询问“应当怎样读历史”，毛回答说：“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

------余杰：“非毛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刘晓波《混世魔王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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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温饱有余　“解放后”挨饿受冻
一九七四年夏天，几位新华社记者曾经访问过延安。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他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这些要饭的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记者到原《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 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值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一九八○年，四位新华社记者采访延安，要饭人数减少，仍然遇到八个要饭的。记者认为，这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延安要饭的人减少了的消息传到北京，人人皆感到兴奋。记者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一个年头，我们还要把要饭人数的多寡当做一把尺子，去衡量农村形势的好坏，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标准呵！

记者瞭解到，北部七个县的一百零四个公社中，有三十六个公社从合作化以来基本没有过过好日子，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了二十来年。记者采访了王家湾，这里曾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一九四七年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居住的地方，共住五十八天。

记者采访了当年接待过毛泽东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高家正吃午饭，小孩吃面疙瘩汤，大人吃糠拌苦菜。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几乎再无余粮。高文秀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记者感歎，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淒凉，他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高文秀说，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但是，高回忆起，一九四七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当时部队来了三百来人，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俺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时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土豆还不算在内，醃的酸菜，晒的乾瓜片、乾红豆角也吃不完。高文秀的回忆与对比，显然说明“解放前”比“解放后”强得多。那么，毛泽东在延安领导农民闹革命，究竟是为的什么呢？中共怎样解释这场革命给延安革命根据地带来的苦难呢？

---松柏道士：“解放后”延安苦难与毛泽东不回延安——读三篇有关延安文章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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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与愚忠
王力被打倒后，在秦城监狱关了整整十四年（1968.1.26——1982.1.18）。王力说在秦城受到的迫害和虐待“是最惨无人道的”。“特别是头五年，五年不放风，最初不给任何带字的东西看，包括毛主席语录本。每天二十四小时有一个人从门上的小洞里看着王力。五年睡觉不许翻身，必须面对着那个小洞”，白 天只能坐在木板上，还必须坐在一定的位置。“饭不给吃饱，更受不了的是只给极少的水喝”。“足十年，家里不知道王力是死是活，人在何方”（第14 页）。

王力关进秦城，从未经过任何法律手续，也从未受过审讯。王力说“毛主席不许专案组审讯王力”（第14 页）。为什么不审讯？怕的是泄露天机。替罪羊的命运就是被封口的命运。当替罪羊就是要你吃哑巴亏。王力垮台后的最初几天，群众贴出不少揭发批判王力的大字报，周总理下令不许贴，贴了的要覆盖，王力的问题由中央处理，不要下面的群众组织来搞。这也是怕群众起来一搞，不小心捅破了那张纸，暴露了真相。

王力还写到：“特别残酷的是，江青他们多次叫人把窗子用黑布挡起来，使你不知道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用喇叭放噪音，不给看病，还强迫灌一种药，吃下去使你造成幻听幻视。我还记得，有一次喇叭里，是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大声说：‘这次运动，除王力一人外，一个不杀。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是现行反革命！’反覆广播。我憋了三小时，最后高呼：‘王力从小就是共产党！现在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毛主席的威信，根据最高指示，王力宣布承认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我拥护枪毙王力，这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个牺牲是必要的。’我反覆高呼三遍，然后就走向刑场。一天在喇叭里宣布枪毙多少次，每次宣布枪毙，王力就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唱国际歌。然后又宣布不枪毙了。”（第14 页）读到以上描述，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共产党的内斗不但残酷无比，而且下流万分。王力的遭遇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王力高呼，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毛主席的威信，为了革命的需要，“我拥护枪毙王力”。这使人想起科斯特勒的小说《正午的黑暗》。书中写到一位老共产党人，被领袖诬为反革命，起初他还竭力为自己辨诬，后来他却违心地认了罪，因为他说服自己，只有承认党强加给自己的罪名才能维护党的威信。

乍一看去，王力的表现可谓愚忠之极；但也不尽然。以王力当时的处境，他不作出如此愚忠的姿态又能怎么样呢？如果他表示抗议，表示不服，其后果难道不是很可能更糟糕吗？在不忠不行的情况下，无所谓忠；做出忠的姿态，未必是愚。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算是对共产暴政下出现的大量所谓愚忠现象有了更深刻的瞭解。

---胡平：理解文革的一个特殊角度——读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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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人与自欺
我不打算在这里评论毛的诗词。我只想讲一讲李志绥在《毛泽东私生活》一书中提到的有关毛的两首诗词的写作背景。根据李的记叙，六一年，毛正和一位女机要员打得火热，毛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题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同样是在六一年，毛一位女友送给毛一封信，其中抄录了陆游所作 《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旁，寂寞开无主……”），借以表达她被毛抛弃后的幽怨之情。毛看后，反陆游意而用之，也作了一首《卜算子：咏梅》回赠（“风雪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这分明是一首要安慰弃妇的词，可是到了六三年报上公开发表时，却被官方解释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反帝反修。李志绥批评到，“这是典型的将毛作的词‘拔高’”。我相信，每一个曾经热爱过毛的诗词的读者了解到这段故事后都会感到自己被戏弄、被欺骗。诚如马悲鸣所说：“现在才知道，原来‘俏也不争春’是劝弃妇不要打翻醋坛子的意思。想起当初读罢这首词而激发起的革命英雄主义豪情，真令人脸红到脖子根底下去了。”

我们知道，古人有借写男女之情而讲政治的；如今毛却写了一手貌似革命实际上讲男女之情的东西。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创造”。解释者们（包括官方的解释者）不明究里，免不了穿凿附会，自不足怪。耐人寻味的是，毛本人如何能听任这种“拔高”的解释流传天下而不置一词？记得在过去，毛对于各派注家的穿凿附会还表示过异议，为什么这一次却一声不吭？那岂不是存心捉弄世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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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们再作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事情还要复杂一些。毕竟，毛的这两首诗词是经由毛本人的许可后才公开发表的，而毛想来不会乐于让全国人民从中读出他和女友间的那份暧昧私情；那么，除非毛自己也相信他的一首安慰弃妇之作确实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哲理，否则他如何好意思会同意将之公诸于世？我这样分析不是没有根据的。李志绥提醒读者，毛从未真正了解其女友们对他的看法。借用一位女友的话，毛“分不清人家对领袖的热爱和男女的相爱。他认为这是一回事。”（第343页）这话可以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他把女友与他做爱视为人民热爱领袖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和诸多女子作乐当作是领袖热爱人民的理所当然。在毛的心目中，一个先被他宠幸而后被他抛弃的女人的幽怨心理，和一个革命同志在斗争中遭受孤立冷落的那种消极情绪其实是一回事。毛写《卜算子》回赠女友，毛并不以为他仅仅是在安慰一位弃妇，他以为他同时也是勉励一个发牢骚、闹个人情绪的革命战士。毛的这种想法在我们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但对于把自己视为红太阳的毛而言却未必不合逻辑。古话说“龙种自与常人殊”。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一个人被捧到红太阳的地位，十几二十年如一日地接受亿万人民的欢呼歌颂，他的心理怎么还能正常？我当然不是说毛一心相信他和女友们的厮混完全是正大光明、天经地义之事。我只是说毛在做出这种不正常不正当的事情时，他必定会给自己寻找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辩解，并且希望别人也接受这一套辩解。因此，当毛写下和发表那首《卜算子》时，其中也含有欺人与自欺的成份。意识形态包装下的权力使毛得以荒淫纵欲，而权力的意识形态色彩则使得毛可以把自己的荒淫纵欲加以粉饰美化。

---胡平：读李志绥医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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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係，从其读书习惯和知识结构即可看得清清楚楚。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四人帮”的笔杆子朱永嘉，一生都是忠心耿耿的毛派。毛泽东晚年曾通过姚文元让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其整理、标点古文，印刷成大字本呈送。朱永嘉在《毛泽东晚年重读古文内幕》一书中，收入八十六篇毛重读 的古文，其中有些是毛特别推荐给身边的人读的，如让周恩来读《史记.汲郑列传》、让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让江青读《后汉书》中黄琼与李固的列传、让姚文元读《旧五代史.李袭吉传》等。朱永嘉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偏爱的人，每逢遇重大问题时，他不是从西方文化，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吸取养料，寻找啓发他解决问题的答案。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精通，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自如，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作为毛的崇拜者，朱也吞吞吐吐地指出毛在知识结构上的不足，毛只会从中国古书中找答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毛泽东的短处。他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运用新的思维方式，提出新的应变策略，那就显得有些不足了”。

刘晓波对毛泽东的批判，有一箭双鵰之效果：既批判毛本人，又批判毛身上的黑暗文化传统。
对此，历史学家余英时也指出：“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裡所谓的“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说，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大陆上写毛泽东生平的人往往强调他“好读书”，尤“好读史”。其实他早年和中年读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谓“稗官野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他读这些旧小说，自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从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

---余杰：“非毛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刘晓波《混世魔王毛泽东》”


刘晓波特别注意到延安整风和文革之关联性，从而打破了某些党内开明派对毛一分为二的看法——毛是“开国有功，建国有过”。共产党在其夺取政权之前就无比邪恶，而不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才蜕化变质。延安割据政权的本质爲何？在记载和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著作中，昔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和已故历史学家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两本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前者作为亲身观察者，在日记中栩栩如生地记载了其所见所闻；后者作为掌握最多史料的学者，用史料复原了延安整风之来龙去脉。刘晓波对这两本书高度重视，在多篇评论文章中引用。他评论说：“中共所进行的“阶级灭绝"，不要说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字狱"、宫廷倾轧和改朝换代难以比拟，就是史达林的集体化和“大清洗"，希特勒“种族灭绝"的残酷，也不能与之相比。毛泽东不仅要从肉体灭绝生命，而且要在尊严上和人格上彻底地摧毁人性。中共对人的公开的、系统的羞辱，开始于上世纪四○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登峰造极于“文化大革命”。换言之，延安整风是文革的序幕。

---余杰：“非毛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刘晓波《混世魔王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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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四面楚歌尼克松打救
林彪事件发生，这位想统治全球的暴君已内外交困众叛亲离。在外交上中共被全世界孤立，与四十八个建交国大部份闹翻，毛用中国人民民脂民膏去发动的亚非拉革命只见中国钱滚滚流出，却看不到任何革命收获。非洲毛派只拿钱不做事。几年后毛出钱要推翻的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访问中国。毛 以自嘲的口气向蒙博托打招呼，“蒙博托，真的是你吗？我花了很多钱想推翻你，甚至暗杀你。但是你却跑到这里来了。”毛又说，“我给他们金钱和武器，但是他们就是不能打仗，赢不了。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至于西方毛派份子，他们或是只能空谈的激进份子，或是专门投毛所好到中国骗吃骗喝骗钱的混混，甚至是欲刺探国际共运情报的西方间谍，毛实际上未捞到任何好处。

在中国国内，文革搞得国家遍体鳞伤，人民怨声载道，林彪事件一出，对毛泽东的崇拜也开始粉碎。张戎的毛传披露说，一批空军高级将领听传达九一三事件时，一位军官跑上屋顶，高喊打倒毛泽东的口号跳楼自杀。深受林彪事件刺激，毛泽东的健康迅速垮掉，精神抑郁，气息奄奄。张戎的毛泽东传指出，是“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来访及中美关系解冻才救了毛泽东一命，使他又多活了几年。

---蔡咏梅：张戎笔下的战争狂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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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玩弄同僚是老手，你看他玩弄张国焘、刘少奇、彭德怀、周恩来，方法之巧妙，手段之残忍，这些都不必说了，因为这毕竟是他们自己的事；他玩弄民众也是老手，比如先给农民土地证，吃只空心汤团，然后以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形式，变相没收农民的钟爱；对工人也不必说，嘴说工人阶级有力量，还 作秀请掏粪工人跟他们一起上天安门城楼，却只给他们一点儿的工资，让他们成年累月挣扎在生产线上、饥饿线上；对知识分子更不用说了，简直不把他们当成人，这个用不着我为他们诉苦，他们顾影自怜，已经利用话语优势，诉苦二十多年了。

玩弄我更是小菜一碟。少年时，他先让我住在没有电灯的蹩脚的房子里，并连续三年锲而不舍地饿我的肚子，饿得我两眼发花，腿儿发软，夜里没法睡着，一早就挖野菜，寻找吃的东西。我们这儿有个枪毙鬼叫王四妹的，仅仅为了一张别人的粮油供应证，就将一个孩子扼杀在芹菜田里；还有一种传说，当时我们这个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小城镇，吃人肉的现象也出现了。可想而知，我的饥饿不是个别现象。如果饥饿的确是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所造成的，我无怨无悔，也能理解。问题是，究竟是不是这回事呢？后来我终于发育了，双腿之间有了些绒毛了，他就发了只红卫兵袖套，煽动我贴大字报，叫我免费帮助他打倒刘少奇，事情完了，过河拆桥，送我到乡下插队。而且还有本事叫我自己写申请要求上山下乡。到了乡下，晚上我睡在用氨水甏当床脚的竹榻上，白天则咽着硬梆梆的双季稻米饭，嚼着咸萝卜，挑河泥削草茎，唯一的娱乐，就是一天到晚，听田野里的广播喇叭聒噪“北风哪个吹，雪花哪个飘”，还有“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可怜的我，当时只有一件衬衫，白天劳累得汗水直流，流得衬衫上满是盐霜，晚上临睡前赤着膊将它搓洗，为了第二天能再穿。而这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赚至多价值五只角子的工分。这还不算，他还时不时让地段派出所打击我，不是大扫除、查户口，就是叫县工人纠察队打耳光、扁担绑…… 要知道我还是个工人阶级子女、黄包车夫的儿子呢，像我这样出身的人，政历一清二楚的人，在他手里都没有喝到蜜糖，老是受苦受难担惊受怕，更不用说那些地富反坏出身的子女了。

因此，我对这个人没有好感，他死了，我一点都不可惜，甚至在被迫参加他的追悼会上，我还差一点还笑出声来。（不过，我十分喜欢他的舞文弄墨，尤其那首《沁园春》。）说到这儿，我的良心，还有我的勇气，也叫我代表中国几千万插青，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说：来世，砍了我们的头，也不愿跟这老人家活在同一块土地上。

---陆文：我眼中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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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海郊区的刑场上。一名年轻的文弱的书生被执行了枪决。
他因思想而被杀害。他的悲惨命运与三十多年前在延安被杀害的王实味一样。
他就是王申酉，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对毛泽东的邪恶本性有深刻认识的少数先知先觉者之一。
他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真的做到了“我笔写我心”。在文化专制主义造成知识分子普遍处于风声鹤唳、杯弓蛇影心态的背景下，王申酉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一样勇敢地说出了“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真话。如果说那个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是出于天真和本能，那么王申酉对毛泽东缔造的极权主义体制进行质疑和批判则是出于一种思想的自觉。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就是敢于追求真理！！！我只服从于真理！我宁死，宁放逐到最危险最边远的地方去做奴隶，也不愿放弃真理。我敢于对现实怀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依我看，只有回复到没有奴隶主的奴隶社会，大批的人们去做最简单而繁重、单调、效率极低的劳动，才是最符合他们的想象。他们的政策决定了将走向这个极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古今中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大独裁者，但越独裁，越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最听不见别人的话，也越受孤立，现在真是‘众叛亲离’的时候。”
在那个全民族集体被催眠、集体陷入疯狂的年代里，能够一眼看穿毛泽东的专制本性和阴险伎俩的人确实寥寥无几。在日记以及后来的“交待材料”中，王申酉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否定反右和文革这些倒行逆施的政治运动、停止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遵循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

---余杰：谁识老毛真面目？——读《王申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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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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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想当世界霸主的野心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莫斯科的六十四国共产党高峰会议上表演得最淋漓尽致，值得记叙。

据张戎写的毛传讲，在这次空前的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高峰会议上，曾在毛一九四九年底首次访苏让他备受冷遇的国际共运霸主斯大林已去世，继任的赫鲁晓夫特别礼遇毛泽东，安排他一人下榻克里姆 林宫，而且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张大木床（毛首次访苏睡不惯松软的床褥和枕头），建了一个蹲厕（毛用抽水马桶拉不出大小便）。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典礼上，两人肩并肩露面，红场游行的俄人挥舞中共国旗，高呼毛泽东万岁和中国万岁。

赫鲁晓夫的礼遇，与苏联的平起平坐，使毛飘飘然，觉得共产国际霸主美梦已在眼前，利令智昏，于是狂态毕露。

为显示自己与众不同，自己是凌驾六十二个共产党之上，毛泽东拒绝遵守大会要求讲演者需提前呈交讲稿的规定，声称他没有讲稿，要求即兴发言。结果这场演讲变成一场闹剧。（张戎说，毛显得自己很随兴，其实打了很认真的腹稿，在进会议厅之前他还一直在专心默想讲词，他的翻译上前为他扣领口都未有任何反应。）

毛这次讲话一无讲稿，二不起立，只有他一人是坐着发言，使与会者大吃一惊，更使他们吃惊的是讲话内容。毛说：我们可以算一下，战争爆发要死多少人。全世界有二十七亿人，死三分之一，或说多一点死一半，还有一半人。我认为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帝国主义消灭了，全世界成了社会主义。

一位义大利共党代表告诉张戎夫妇，对毛不介意打核战，甚至希望打核战的这席话与会者均感到震惊和不安。甚至奉信斯大林主义的法共代表也觉得很恐怖。

毛在讲话中还反对改善人民生活，说：有人说贫穷是坏事，但事实上贫穷是好事，人民越穷越革命。要是有一天人人都变富，卡路里过剩，人就会长出两个头四只脚，想起来很可怕。（如此推理，匪夷所思）

毛泽东的讲演不仅内容令人不安，他为显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哲学家，在天马行空的大放厥词时还大量引用中国的谚语，如“一个能人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红花虽好还要绿叶扶持”，全场的外国翻译听得一头雾水，没有人译得出，有的翻译乾脆埋着头做驼鸟。

毛泽东还当众以老大哥的口气教训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同志，虽然你是朵红花，你也要绿叶扶持。”搞得赫鲁晓夫胀红了脸。更糟的是毛泽东讲话介入苏共内部权力斗争，将赫鲁晓夫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莫洛托夫两派相提并论，说“赫鲁晓夫路线只是比较正确。”此时整个会议厅静得一片死寂，苏共领导人米高扬站起来发出抗议动作。

这个讲话使毛过足了国际霸王的瘾，他自我感觉良好，心情很愉快，但却给各国共产党人留下极坏印像，为后来的中苏分歧他们一致站在苏联一边埋下了伏线。

---蔡咏梅：张戎笔下的战争狂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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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报道和史料都披露，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始于1954年，盛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据《王光美访谈录》回忆，“她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学的，所以后来主席有时游泳会邀请她。王光美表示，两次毛泽东叫王光美去游泳，刘少奇都以健康理由拒绝……”

中国自古有“可穿朋友衣，勿欺朋友妻”训诫。两 个男人朋友，再怎么亲密无间，也不能随意亲密接触其夫人妻子。试想，即便在今日民间，一个男人常常邀请其朋友的妻子单独与自己同泳，其朋友会如何想？难免不起误会而反目成仇，理智者会暗表冷淡，粗鲁者则会公开宣战。刘少奇可能相信毛泽东邀王光美同泳并非是“君戏臣妻”，有什么非礼之图，甚至可能猜想到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只是一种政治伎俩——毛泽东总是在重大政治风波将到时邀请王光美游泳：1954年毛泽东教王光美游泳，其时正是解决高岗问题的风云变幻期，毛可能想通过邀请王光美游泳的机会探究刘少奇动态或对外营造一种毛刘是“亲密战友”的政治语境；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频频邀请王光美游泳，也许因为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毛亟须察探刘少奇的思想立场，争取刘的全力支持——但虽然明知如此，刘少奇仍难免有一种虽身居高位，却不能保全夫人尊严的屈辱感。

《王光美访谈录》披露：毛泽东邀请王光美同泳是极其认真下力的，若电话通知不到，还再派秘书去接：“有一天毛主席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了鄱口，不在住地，徐业夫同志还坐了汽车来找我。”这让江青极其反感。有一次，“游完泳后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大家说：‘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

江青这一怨声其实也代表了刘少奇，只不过刘少奇有城府，一声不张，采取了另外的报复方法，这种报复甚至可能只是一种下意识的“意识流”——八大中将“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取消，在“七千人大会上”将“三年自然灾害”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威胁毛泽东“饿死人是要记入史册的”，“四清”时攻击毛主张的“开调查会”过时了，应采取蹲点调查新方法，刘少奇都是第一先锋，这中间有没有因反感毛泽东邀请王光美同泳的因素在暗暗推波助澜？恐怕不能排除。

---朱健国：王光美离间了毛泽东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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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放虎归山，聪明反被聪明误
到了一九三四年六月，虽然共产党在对外宣传时声称“与红色首都共存亡”，但实际上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红军撤离一事，已形成共识。共产国际两次电示中共中央，同意撤离中央苏区。当时，红军向西突围，是唯一生路。对此，国民党方面也预判中共红军动向。五月中旬后，蒋 介石已判定红军必将“西窜”、“冲逃”。 当时，前线将领陈诚、何键、白崇禧等人向蒋介石发出急如星火的建议，到了蒋介石那裡却如石沉大海。红军西进时，赣州商会报告中央政府，“沿江两岸数百里均无兵驻”。以当时蒋介石手上掌握的兵力，完全可以堵死红军西逃的路径，将其一举歼灭。然而，为何会出现东南北三面围困，西面力量空虚的明显的战略失误呢？

作为西南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是：蒋介石明知红军必定“西窜”，却将包围圈的“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这样若红军进入广西境内，蒋介石就能名正言顺地派中央军紧随其后，佔领广西。而蒋经国晚年在口述自传中也证实了李宗仁的猜测：“从整体上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

当时，何其巩上书蒋介石，建议对共军“有计划网开一面”，然后以剿匪为名一举统一西南三省：“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爲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帅重兵入川。”蒋批示说：“卓见甚是，当存参考。”蒋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的日记中甚至说：“下任不做总统，亦不做院长，专意建设西南。”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蒋所料：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红一方面军西走，蒋任命勇将薛岳爲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率九个师的中央军尾追而至，中央势力由此进入西南。蒋亲口对陈布雷说：“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爲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爲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藉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红军击溃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腐败不堪的军队，使得薛岳抢得先机，进军贵阳，取得对黔省的军政控制大权。蒋介石随后任命文人吴忠信爲贵州省主席，在日记中记载了欣喜之情：“贵州省府，完全改组，第二十五军亦如期改编，王家烈知难而退，从此贵州军政，统制于中央，是国家之福利，亦余一最大进步也。”

然而，蒋介石以一国领袖之身份，不能光明正大地宣示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却玩弄此种“以毒攻毒”的厚黑权术，最终仍不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短期而言，蒋的势力以剿匪之名义，渗入西南各省；但长期而言，共产党军队由西南而西北，终于获得喘息、修养、壮大之契机。蒋机关算尽，却未能料到张学良发动兵谏，西安事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史。从此，共产党凤凰涅槃，不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一书没有写到此后国共胜负易位的历史，但毁灭的种子在蒋介石放红军西窜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

---“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黄道炫《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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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打滚
一九二六年年底，毛来到故乡湖南发动农民运动，他利用「痞子」阶层为其冲锋陷阵，即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説的「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丶挟烂伞子的丶打闲的丶穿绿长挂子的丶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就如同前几年希特勒起家的时候，利用德国的城市流氓无产者 组成专门从事暴力活动的「褐衫队」一样。毛泽东鼓动翻身做主人的地痞们到地主家小姐少老奶奶的牙床上去打滚——这是赤裸裸地煽动地痞们强暴地主的妻子和女儿。毛知道，若可帮助地痞们解决性饥渴问题，就能将他们吸引到革命阵营这边来。毛的下流和卑劣让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亦感到不齿，陈独秀从此与这名曾经的「五四青年」分道扬镳。多年来，中共官方着手修订毛泽东选集时，保留了这篇重要文章，却删去这段「少儿不宜」的句子。

毛泽东在湖南农村指挥地痞们烧杀抢掠，是他青年时代最得意的时刻。「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他找到了夺权的秘诀：中国未来的任何革命都要以农民起义为重。他与地痞们在一起时最为惬意和自如，在北大图书馆丶在少年中国学会丶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他都觉得被那些「大知识分子」所蔑视，因而浑身不自在。在农村，他不再受上级和组织的制约，他突破了法律和一切道德规范，他成了一个说一不二丶天马行空的土皇帝。

---余杰：毛泽东——从笔杆子到枪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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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白修德于1944年10月访问过延安，他亲眼见到过这样的场面：毛发表演讲，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况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他的 人都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见《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P614）

---刘晓波：昨日小延安，今日大中国——毛泽东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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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四人帮”前，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这里所说的“政治局开会讨论”，“主张判江青死刑”的“许多同志”，包括了邓小平，华国锋，王震和 韦国清等。笔者也听到过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和乌兰夫也都是主杀派。

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李锐着文披露，1989年4月5日下午两点半，胡耀邦在他与世长辞的前十天，约李锐到会计司胡同家中长谈7个半小时，在这次最后的长谈中，胡耀邦谈到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邓小平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立即执行。叶帅和我、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邓小平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

中国大陆有回忆文章说，在审判“四人帮”期间，有一天，洪老（学智）来看徐帅。一进门就说，老帅呀，唯一的一票啊，好啊，老帅的意见还是有作用的。什么唯一的一票？老帅事后才向我们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央在讨论对江青的量刑时，多数同志主张杀江青，只有徐帅提出，从国际国内的大局考虑，建议不杀江青。中央采纳了徐帅的意见。

笔者也就此向几位内部人士，包括陈云二公子陈方的朋友讨论过，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唯一”的说法肯定不准确，徐帅是第一个提出反对小平死刑意见的，陈云接着徐帅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向“主杀派”很不客气地说：“如果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继而又有胡耀邦等人相继表态“刀下留人”。正因为邓小平坚持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以当时的“著名民主党派代表”屈武的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主杀信”为例，政治局里议来议去，终于决定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缓，其实是用“刀下留人”否定了邓小平和另外几个主杀派的意见。

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邓小平和陈云第一次摆上台面的分歧就是这次“杀不杀江青”的党内激辩。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李锐先生在美国哈佛访问期间，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询问过此事，李锐先生说，自己的长子文革跳楼自杀落下高度截瘫，他邓小平当然恨江青不死（大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江青被宣判死缓，当年在北大整过邓朴方的造反派头头聂元梓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刑满出狱后，连生活费都没有着落，完全靠几个亲戚接济过活。

---高新：杨尚昆曾指责邓小平“对主席后代不够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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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发端：毛泽东对“李慧娘”一剧的反感从何而来？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自己放荡的私生活的态度是极端虚伪的。一方面，他在性关系方面极端放纵，肆无忌惮；另一方面，他又要欺世盗名，维持“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因此，他对任何可能的披露或影射其私生活的事情，都会无端猜疑，甚至恼羞成怒， 兴起风波。1963年，文艺领域里“批鬼戏”的风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先声，这场风波的发端与毛的非理性私人情欲有很大关系。

1963初，经工作人员提议，毛为了消遣，调新编昆曲历史戏“李慧娘”到中南海演出。不料该戏的内容是，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私生活淫乱，在西湖残杀想争取爱情自由的宠姬李慧娘，结果李慧娘化作厉鬼向贾复了仇。无巧不成书，在毛看此戏之前，他的一个女友向他提出，要和外面自由恋爱的男青年结婚，但是毛不肯批准，为此她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被毛踹下床去。刚发生了这起不大不小的宫闱风波，偏偏安排毛观看的是如此剧情的“李慧娘”，毛马上下意识地认为，此戏是在影射他同样是骄横淫逸的私生活。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观戏的李志绥回忆：当演出至贾似道携带众姬妾游西湖征逐歌舞，游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脱口而说：“美哉少年”时，我心知道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欢去的地方。接下来演气愤异常的贾似道杀死宠妾李慧娘。我记忆中演员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是心犹未甘的李慧娘化作鬼魂，向贾似道报仇的情节。当时我看到毛的神态一变。毛除了偶然大发脾气外，很少让他的不悦流露于外。但我学会了观察他情绪的变化－－锁紧眉头，眉毛高挑，身体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讳了，好像以戏剧演出来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这情节使人想起了毛不准机要员和她的爱人结婚的事，她那时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

果不其然，毛马上发动了对“李慧娘”和所有“鬼戏”的批判。一方面，他让江青找上海的柯庆施在《文汇报》发表罕见的长达1万3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驳‘有鬼无害’论”。文章提到：“李慧娘”等鬼戏“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还正式发出文件，指责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要求全国各地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题材。就这样，因毛偶然看戏时毫无道理地怀疑该戏“影射”了他的私生活，便酿成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成了“文革”的导火索，还为后来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提供了从“影射史学”入手进行上层政治斗争的范例。

---宋永毅：江青和张玉凤的秘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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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建立的党国体制
在救济灾民问题上，毛泽东时代的党政机关连清朝政府都不如。大清王朝尚有一套救济灾民、抚卹流亡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个月降一级，晚报三个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免除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或资遣流民、设粥场施粥、发放衣物 药品、修房补助、借发种子、以工代赈等等。
在大跃进年代，红朝的总督巡抚——第一书记和省长们以掩盖灾情（实为人祸）为第一要务。各级党政机关没有一个部门是负责关注救济饥民、抚卹流亡的，关注的是想各种办法把饥民圈在家里饿死，使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不受和少受损失。河南省一方面大量饿死人，另一方面各县的粮库里又都堆满了粮食（各省大体类此）。干部们乾的事情不是开仓放赈而是封锁灾情，饿死人不报；开仓放赈的专员张树藩被撤职查办，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级党政机关，都以封锁人祸所造成的灾情为政治任务。河南信阳专区从邮局截留下来的群众和干部向上级和亲友报灾求救的信件有一万二千多封；不是抚卹流亡，而是命令警察和民兵封锁村庄道路，不许饥民逃荒，连“闯关东”的逃荒路都被堵死了，饥民只能在家里等死。
这就是毛泽东建立的党国体制。

---辛子陵：由“大救星”到大灾星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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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毛泽东与其三任妻子关系
就毛泽东与其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的关系来看，杨没有背叛过毛，毛则屡屡背叛了杨，致使杨受到了极大伤害。

易礼容曾告诉李锐：他和他老婆许文煊一家曾同毛和他老婆杨开慧一家做过邻居，都住在长沙清水塘。就在这做邻居期间，毛把他的老婆给搞了。杨开慧知道此事后，便同毛大 吵了一顿。易和毛是老朋友，先是在一起创办新民学会，后又在一起经营中共组织（按：易曾在大革命时期做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可他老毛不管这一套，朋友妻也要搞。

杨开慧家的一个亲戚也曾告诉李锐，毛娶了杨开慧后，还把杨的亲堂妹给搞了。杨发现了此事后，也同毛大吵了一顿。

1927年8月，毛泽东潜回长沙筹划秋收起义，还一度与杨开慧住在一起。数月后，毛率秋收起义军余部上了井冈山，很快就与贺子珍有了亲密交往，并于1928年5月正式迎娶她为夫人。杨开慧不久便知道毛在山上已有了一个压寨夫人，同时也知道自己已处在一个很难定位的尴尬境地：或是不明不白地作了毛的大房夫人，或是不明不白地作了毛的“弃妇”，即毛因有井冈新欢而予遗弃的长沙旧妇。

1930年8月29日至9月12日，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史称“红军二打长沙”。在此期间，“杨开慧母子并未住在长沙城里，而是住在长沙城外的板仓，也就是住在红军控制区里。毛可以不受阻碍地回家看老婆孩子”。当时“红军总部里就有人力劝毛去看望他们母子，顺便把他们接走，可是毛没有同意”，竟也做到了“过家门而不入”。于是，毛泽东最终未能看到原本可以看到的杨开慧母子，并最终未能避免原本可以避免的杨开慧被捕杀的结局。

对于毛如此薄情寡义，杨自会生出一些怨气，并会将这些怨气诉诸一些带有泄愤意味的文字。据李锐先生说，杨开慧曾在其私密文稿中谈到毛时竟用了这样的文字，即“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她还用蜡纸将这些私密文稿包裹起来，藏于自己住所的房顶夹缝里，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地方政府翻修该住所时才被发现。有湖南人士通过内部关系看到了这些私密文稿，并将上述文字告诉了李锐先生。

至于毛与其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的关系，可以说是“始乱终弃”。

所谓“始乱”，即毛最初就以很混乱的方式确立了他与贺的婚姻关系，即在未解除他与杨开慧婚姻关系的情况下迎娶了贺子珍，从而在事实上使得前者成了他的过去式大夫人，使得后者成了他的现在式二夫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三”上位。这就既让前者受到极大伤害，又让后者蒙受严重羞辱，蒙受名分不正的严重羞辱。

所谓“终弃”，就是毛最终又以较绝情的方式遗弃了与自己已有十年“夫妻情”加“战友情”的贺子珍，即在现任妻子贺子珍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迎娶了后任妻子江青，从而单方面既不作任何解释也不作任何预告地废除了他与贺子珍的婚姻关系，致使后者成了继杨开慧之后的第二个毛氏“弃妇”。

此时贺子珍正在苏联治病和学习。一天她从读报员那里听到一条把自己和其他知情听众“都震呆了”的消息：“塔斯社的记者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双方在窑洞里谈了很久。记者告别时已经是晚上了，毛泽东与他的妻子江青，踏着月色在窑洞外送行”。

至于毛与其第四任妻子江青的关系，则比较复杂，可分两个层面来看：若仅从夫妻关系层面来看，也可谓“始乱终弃”；若再从政治关系层面来看，则可谓“始乱而终不弃”。

先就第一个层面来看。关于江青什么时候悄然入住毛泽东窑洞，又什么时候正式嫁为毛泽东妻子，似乎没有什么人能够说得清楚，就连掌控最多资料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也只能说出一个相当模糊的时间：“同月（笔者按：即1938年11月）：与江青结婚。”

据李志绥大夫记述，晚年毛泽东因四处淫乱且又不讲卫生而患上性病，“成为滴虫携带者”。李为此建议毛进行治疗，否则，“一旦传给了江青，就会成了一个不好说明的问题”。毛笑而答道：“这不会，我早就同他讲，我老了，不行了，办不了事情了”。由此可见，在夫妻生活上，毛又“终弃”了自己的第四任妻子。

再就第二个层面来看。毛泽东与江青结合一开始就遭到一些知晓后者历史的人（如王世英等）的质疑。时任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汇总了这些质疑者的意见，给毛写了一封劝告信。据刘英记述，“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于是乎，毛我行我素地娶了自己的第四任妻子，同时也无知无畏地做了后者的第四任丈夫。

需要指出，毛虽在当时颇为任性地将江迎娶为自己的妻子，但在事后还是比较低调地将她安排在自己的身边，主要为自己做一些内务性的工作，而很少让她公开参与重大政治活动，尤其是很少让她与自己一同公开出席重大礼仪活动，致使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毛的一位“隐夫人”，一位外界只知其人不见其面的“隐夫人”。事实上，大多数国人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才通过官方传媒看到江的那副尊容，那副显得很是夸张且很是有“戏”的尊容。

不过，毛泽东到了晚年，虽在夫妻生活上已对江越来越疏远，已与她分居在不同住所，如分居在中南海游泳池与钓鱼台国宾馆；但在政治斗争上则对江越来越重用，已让她扮演了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即在他此时导演的一系列政治大戏中扮演了那种“蜀中无大将，廖化打先锋”的重要角色。

毛先是将她重用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哨兵”，一个为他监控文化艺术界而四处窥探的“哨兵”，即作为“文化特务”的“哨兵”；继又将她重用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旗手”，一个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冲锋在前的“旗手”，或是冲锋在前地鼓动着“打倒一切”，或是冲锋在前地鼓动着“全面内战”，以至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就数她这个“旗手”闹得最为穷凶极恶且最为旷日持久。

纵观毛与江数十年夫妻关系，最充分地验证了毛在早年就已发出的那句人生宣言：“我只对我自己负责”，即奉行一种自我至上的价值观。毛把江只是当作对自己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在前期只是当作对自己过夫妻生活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在后期只是当作对自己搞政治斗争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或说是有实用价值的“一条狗”。正如江青本人在接受审判时所辩称的那样：“我做的一切，都是毛主席要我做的。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可见，作为毛泽东这样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妻子，江青不只是有着令人极为可憎的一面，还有着令人极为可悲的一面，既在毛生前为其充当政治打手，又在毛身后为其背负历史骂名。时至今日，执政党及其御用文人在谈及这对夫妻时，仍是不骂其夫只骂其妻，仿佛不是其夫教唆其妻而是其妻蒙蔽其夫或拖累其夫。

---单少杰：由李锐先生一席话谈起——略论毛泽东的私德与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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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初识毛泽东
江青最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显眼露面的地方，不管谁做报告；做报告者必是党中央领导人。
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

江青也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听 报告时，她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似乎支颊，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

晚上，等大家都睡觉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灯下，提笔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1933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　江青 1937年冬

第二天，她亲自把信送进城，到毛泽东居处的门口，又转身赶回党校。

她不准备再追求别人了。她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

星期日下午，她不等接到回音，就按时到了毛泽东居处……

---“四人帮”兴亡 ： 江青初识毛泽东
         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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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先生曾与笔者有过一段谈话：
李：毛早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只对我自己负责。
单：这不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吗？
李：当然是极端个人主义喽。毛这一生也都是这么做的，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很少考虑其他人，对社会大众如此，对自己老婆也如此。他一上井冈山，就同贺子珍搞到一起了，而杨开慧这时还带 着他们的三个孩子留在长沙板仓。

毛泽东说“我只对我自己负责”这句话见其《伦理学原理》批注：“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

李锐先生就此评论道：“这一段话，是不是可以看作毛泽东对人生态度的宣言，甚至可以看作他一生作为的预言呢？”

毛泽东的这种“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的极端个人主义，既表现在其私德方面，比如表现在他与其三任妻子的关系方面；又表现在其公德方面，比如表现在他与其治下人民的关系方面。

---单少杰：由李锐先生一席话谈起——略论毛泽东的私德与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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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教导我们：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私有制滴！
既然要彻底实现共产主义，当然也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在这件事上，波尔布特再次发扬了“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他出台了如下几个牛B措施。

取消私有财产
因为没了私有财产，一夜之间，所有人的贫富差距彻底拉平
取消货币
没了私有财产，那 货币也成了多余的，一并取消。而且柬共做得很绝——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一经发现，就地处决。
取消商品
没有了货币，自然也不存在商品。相应的，商店自然也不存在了。整个柬埔寨只在金边保留一家友谊商店，给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买东西。

通过上述措施，柬共成为唯一一个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共产政权。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恐怕也不多见。
看到这里，有些网友会问：没有商品和货币如何解决衣食住行问题？
是这样滴：柬共在社会基层建立公社（基本效仿天朝的人民公社）。若干个家庭组成一个公社。公社里有集体食堂，有集体宿舍。基本的生活必须品（比如衣服）全由公社统一发放（还记得天朝的凭票供应年代吗？）
说到集体宿舍，再顺便说一下：集体宿舍分男女，夫妻也只能分开住，每周只能见面一次；儿童也住集体宿舍（不跟父母住），由组织上统一抚养，便于党对儿童进行洗脑。

---编程随想：最“纯正”的共产主义政权——红色高棉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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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死中断了张春桥实行残酷乌托邦改造的机会
我们要再剖析一下前面提到的张春桥1975年4月鸿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内涵的深意。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最后一篇重头文章。在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而写的这篇文章里，张春桥论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为何属于 “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

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我们从来认为，……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

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只要经济发展的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实行在赤柬实行过的纯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从而一劳永逸地消灭资产阶级。——这种残酷的反人性的乌托邦规划，不仅在毛时代的“一穷二白”下无法实现，即使物质生产丰富了，也会遭到强大的抵制。而更为紧迫的现实是：他们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毛泽东的疾病，医生知道活不过两年，毛的死亡，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便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

文革的结束其实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基本上是一个全然属偶然的暴君之死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吊销了张春桥进一步实施他的社会改造的计划，减少了人民可能遭遇的更大痛苦。张春桥在毛的治丧委员会中名列第四。那一年，张春桥61岁。

假使毛泽东（83岁死）像邓小平（活到93岁）一样长寿，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赤柬式计划。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上海也已经把文革前的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按劳分配”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奖金”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三项（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

---张春桥幽灵在飘荡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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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布特与毛泽东
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他在柬埔寨步毛泽东的后尘，甚至在某些方面，毛泽东想到而未做的事，他在柬埔寨都付诸实践，如取消工资，取消货币、取消商品、消灭城市、消灭家庭。

波尔布特从1965年开始，曾经四次来中国取经，并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

他当面对毛泽东 讲：“我从年轻时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引了我们全党。”

事实也确实如此，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三个月。这时正是毛泽东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此期间，他会见了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可以说，对于波尔布特而言，毛泽东的理论、中国的斗争经验，在那时已成为他心中的夺权、建国、治国依据。

---孙文广：毛泽东波尔布特贻害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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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密档案在证实宋庆龄为其工作的同时，也有一些档案记录了苏共外交官与宋庆龄的对话，以及从宋那里获取了哪些情报。
苏联驻华大使与宋庆龄的密谈
1943年1月12日，与宋庆龄见面的是时任苏联驻华大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Panyushkin），中文名字是潘友新。
根据解密档案，双方在寒暄、聊了一些一般性话题后，帕纽什金开始向宋庆龄询问蒋介石对莫斯科三国会议的看法。

这里的“三国会议”指的是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赫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参加的会议，主要目的是在二战发生根本性转折后，如何协调彼此的战略与政策，并为三国首脑会晤做准备。中华民国外长未能参加。会议结束后，发表了宣言。在赫尔建议下，三国外长同意由中国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受权签字，成为《四国宣言》。

宋庆龄告诉帕纽什金，在赫尔访问莫斯科后，蒋介石的态度明显改善，因此，未来中苏关系和谈判将会发展的很顺利。对于蒋早前是什么态度的问题时，宋庆龄称，“最初他感到被冒犯和失望，因为中国没有作为四个大国被平等地邀请。然而，中国代表参与签署《四国宣言》，让蒋的情绪好转。”

之后，帕纽什金又询问中国政府内部核心圈对莫斯科是何态度，宋庆龄表示，政界核心圈对苏联的态度，与很多人一样，是由苏联在这次战争中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决定的。宋庆龄强调，苏联无疑将比英国甚至美国更强大。不过，她认为普通中国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关于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宋庆龄表示，一个令人不安的事情是胡宗南部队与第十八集团军之间的武装冲突和战斗，直到10月12日仍在继续。她最近收到了周恩来的来信，信中告诉她发生了导致数千人死亡的血腥战斗。

这里的“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就是1937年被中华民国政府军纳入序列并发给军饷的中共部队。抗战期间，这支军队甚少抗日，却时常偷袭国军，让国府震怒。

1943年6月，蒋介石命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50万军队突袭延安，后因隐藏在国民政府内部的中共地下党熊向晖向中共泄密，中共中央通知驻重庆的董必武向外界公开蒋的命令，作战计划最终作罢，但胡宗南与八路军仍发生局部战役。

而身在后方的宋庆龄知晓前方战况，且是周恩来亲笔书信告知，宋庆龄与中共的关系是什么，不言而喻。

宋庆龄还告诉帕纽什金，现在是针对国民党的挑衅和攻击采取适当措施的有利时机。宋庆龄到底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呢？

至于其他情况，宋庆龄还提到了以前从未见过面的美国大使高斯，在回到重庆后，马上拜访了她，并强调他愿意与其保持友好联系。当宋庆龄借此机会提出向被封锁的特殊地区（注：应该指中共所在的延安）提供美国药品援助的建议时，曾经拒绝谈论这一话题的高斯，承诺将会研究这个建议并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宋庆龄向帕纽什金解释说，高斯之所以如此，很明显，在美国，关于其在中国的所为，有很多不愉快的谈话；另一个原因是他离蒋介石的核心圈子太远了。美国人大概没想到，与宋庆龄接触的谈话内容很快被送到了莫斯科。

在谈到新疆问题时，宋庆龄告诉帕纽什金，她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许多美国人，包括常驻印度的美国海军军官，经常拜访蒋介石。另一方面，不久前从乌鲁木齐返回重庆的美国著名《生活》杂志记者怀特向她表示，在他看来，苏联在新疆已经不再有影响力，盛世才现在不得不与他自己的倡议和广泛宣传的原则作斗争。

关于英中关系问题，宋庆龄说，不久前，英国驻重庆大使馆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被封锁。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据悉，中国政府正在向英国派遣友好代表团。目前，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转变。

关于有关中国前线局势的问题，宋庆龄以“饥荒、逃兵、士气低落”来概括。她提到近日《大公报》记者走访了中国军队的前线，用最悲惨、惨淡的语气描绘了他们的处境。宋庆龄还答应送一些有关此事的材料给苏联人看。

帕纽什金还询问美军是否有可能在远东地区采取行动，宋庆龄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不太可能”。

有意思的是，档案中还称宋庆龄“报告”说，今天因为是孙中山的冥诞日，蒋介石前来拜访了她，但与宋庆龄关系紧张的蒋夫人宋美龄以生病为由，没有前来。她还开玩笑说，自己是身在中国的外国人，一些消息来自于外国人。而苏联人用“报告”，意在说明宋庆龄与苏共的隶属关系。

宋庆龄还说，她的大姐宋霭龄和姐夫孔祥熙也没有来看望她，她的哥哥宋子文曾经来看过她一次，但没有分享任何有趣的事情。但宋庆龄称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常紧张，虽然她并不了解背后的原因。然而，宋子文的郁闷状态，以及他对宋庆龄说的“我永远不会签署任何不利于中国利益的文件”的言论，都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

宋庆龄告诉苏联人宋家人对她并不亲近，这的确是事实，而主要原因正是因为他们业已知晓了宋庆龄为苏共、为中共效力之事。理念上的不同让他们无法融洽相处。

---"解密对话证实宋庆龄向苏联出卖情报"   作者: 林辉

图：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宋庆龄在苏联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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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毛是全民族的一次脱胎换骨
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新的思想；在广义的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而只能用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  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

否定毛泽东，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否定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小农式生存，是一次全民族的脱胎换骨。尽管，这种否定不会一蹴而就，很可能是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中国人必须从现在开始启动这一进程。

我以为，这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漫长、最艰难的否定过程，因为中国专制主义的生命力之顽强堪称世界之最。尽管，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痛苦之巨大甚至可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除了忍受痛苦的煎熬之外，当代中国人别无选择。

否则的话，尽管毛泽东已经魂归西天，但他所代表的专制主义仍然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刘晓波：混世魔王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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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毛泽东，没有新中国
1996年已经出了第5版的13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最有力地证明了：只有毛泽东而没有新中国，才是中共执政后的历史真相。党天下的极权和暴虐之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家天下”。
这部文稿显然是经过精心编选的。相信很多更令人不齿的内容在“为尊者讳”的禁忌中被省略掉了。 但是，只要有心人翻阅一下，就会顿感头皮发炸、后脊梁发凉。毛泽东每天坐在宽大的书房里，手中拿着一支毛笔，只凭他自己的个人臆想和好恶，在各种呈送上来的文件上圈来圈去，大到国家决策和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生死沉浮，小到一封群众来信和蚊虫，从一场整人运动的发起到运动的具体步骤和方式，从杀人、抓人的比例到具体审判的量刑标准，从剥夺人的财产到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从新闻的发布到言论、措辞甚至标点的对错，从党内斗争到党外运动，从选举权到议政权，从阶级灭绝的指标到除“四害”的数量……中国的一切，全取决于这枝笔。别说公开的言论决不能让老人家扫兴，就是连夜深人静时的梦都不能有违于老人家的心愿；别说他不会放过任何惹他不高兴的人，就连一只他讨厌的苍蝇、老鼠、麻雀、蚊子、臭虫，他也不会放过。他发动的“除四害”运动，仅仅半个月，就消灭了19.6亿只麻雀……毛泽东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行使他个人绝对权力的机会。偌大的中国和几亿人口的命运，就被这一个人手中的一支笔决定了整整4分之1个世纪。

---刘晓波：“只有毛泽东，没有新中国——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有感”

图：澳洲媒體評論張戎毛傳所附漫畫，指毛浸浴在中國人民的鮮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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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虽然数学不好，但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却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他喜欢用百分比来概括自己描述的东西，这个习惯伴随了他一生。看毛泽东的指示，始终不理解他的这些具体数字的比例是根据什么想出来的。

我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后，发现他的“比例观”是百分之十。就是说，毛泽东在判断许多问 题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思维习惯，他的思维中经常有一个百分之十的对立面存在，他基本是以这个比例来划分许多群体，判断许多问题的。

比如1952年他在给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一份批语中就说：“一千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

这个“十分之一”的思维，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比例观。1964年10月11日，毛泽东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说到教授的情况，他的话是：“解放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跑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教员都留下来了”。

1955年，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好，何以不好？”。我只举这两个例子，仔细读毛泽东书的人，几乎随处可见这样的思维习惯。

如果我们了解了毛泽东的“比例观”，那么关于55万右派的比例也就不难理解了。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和文艺界有一次谈话，说到知识分子，他认为“估计五百万——小学教员、教职员、行政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员，还有新闻记者、医者……五百万吧。五百万里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当懂得……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500万左右。这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500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的”。

按毛泽东的习惯，500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好的，那么剩下的百分之十就是不好的，500万的百分之十，恰好就是50万左右的右派，这个右派的比例正合毛泽东的思维习惯。

从上面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毛泽东喜欢用他固有的比例观判断问题，结果使500万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十的人成了右派。

数字是抽象的，而个人是具体的，喜欢用数字思维的政治家可能总以为好人是多数，他的百分之十并不为过，但500万的百分之十不是一个小数字，更何况再小的数字比例，它所对应的都是具体的个人，而喜欢用数字将人分为不同群体的人，似乎忽略了这点。

这一思维习惯的结果，用李维汉的话说就是：“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谢泳：当年毛泽东凭什么确定反右派的百分比

照片：不脱鞋树不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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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胡思杜
1948年12月，寒风呼呼，万物萧瑟。北平被数十万大军围困，岌岌可危。南京来的专机已经等候在机场，随时可以起飞。

按照事前的安排，登上这架飞机的，有胡适全家。但令胡适夫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小儿子胡思杜，决定留在北平。无论父母怎样劝说，他都不为所动。

胡思杜说：“我是普通 平民，不担任任何官职。再说我从来没有得罪过共产党，他们不会拿我怎样的。”

儿大不由人。无奈之下，胡适夫妻只好给他留下部分财物，叮嘱他好自为之，就匆匆带上一些书籍离开了北平，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这片故土。

不久，胡思杜被组织安排到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当年，能进革大学习是一种荣耀，是受到组织器重的表现。

动身赴革大学习时，胡思杜把父母留下的钱财存放在了堂舅家。等到将近一年的学习期满，胡思杜回到北大，堂舅找到他退还钱财时，胡思杜却拿去捐给了组织。

没过几天，胡思杜还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标题是《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

胡思杜在文章中说，自己受到党的教育后，学会了正确认识历史，才明白父亲是反动阶级的忠臣，是人民的敌人。

为使文章更像匕首投枪，胡思杜大义灭亲，毫不留情地列举了胡适的种种罪状，诸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巩固国民党政权等，可谓句句诛心。

这篇反父宣言一经刊出，立即引发广泛关注。身在美国的胡适夫妇，没想到儿子会作出如此举动。就在十多天前，江冬秀还接到过儿子来信，谈他的学习情况，并特意问候了父亲的身体。

1957年全国开展整风运动，各级组织摆出虚心诚恳的姿态，欢迎党内外群众大鸣大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帮助党整顿作风。胡思杜受此激励，认为对党作出新贡献的机会来了，于是积极响应号召，一马当先地给所在学校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怎么也没想到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满腔热忱提出的意见，竟然遭到铺天盖地的强烈批判。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讯，报道唐山铁道学院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教师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的领导权”，文中特别注明某部分内容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所说的”。这让胡思杜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为何此时又把自己与这位“人民公敌”的父亲捆绑在了一起？随着运动的深入，胡思杜一次次被拉出来批斗，直至给他扣上一顶右派帽子。在一系列的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不甘受辱，于1957年9月21日晚，愤然自尽，上吊身亡，年仅36岁。

胡思杜死前留下过一封遗书，遗书不是写给父母的，而是写给远房的堂兄胡思孟的。胡思孟是个没文化的工人，因而不怕牵连。其他亲戚都和胡思杜保持距离，不相往来，只有胡思孟敢于和他交往。

胡思杜在遗书中写道：“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他把自己的600多元存款、200多公债券和一个手表，全部留给了胡思孟。

胡思孟看到遗书，没有片刻停留，急忙赶到唐山铁道学院。等待他的却是一具冰凉的尸体。周围的院墙上，贴满了批判胡适和胡思杜父子二人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看到这样的场景，胡思孟明白胡思杜为何要了断自己的生命了。对于宁为玉碎的堂弟，他所能做的，就是替他在郊外找了个空地，立个木牌，让胡思杜入土为安。

胡思杜死后，被认定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就如同死了一只普通的狗，没有任何媒体发布哪怕是一句话的消息。

他消失得如同一片落叶，无声无息。

1980年，胡思杜获得平反昭雪。翻开他的档案一看，哪有什么问题，整个就是一个透明的人，一个单纯的人。就因为太过单纯，才死于单纯。

---"单纯的胡思杜"      作者: 徐敏

图：1930年12月17日胡适夫妇与胡思杜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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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奥妙由来
毛泽东虽然在北戴河会议上顺利击退了“为彭德怀平反”的翻案风，但党内局势对他来说却并不乐观。他很后悔自己过早地宣布退居二线，放弃了第一线工作的总指挥权。

少奇同志也真了不得，有理论修养，也有品德修养，加上他出色的组织才干，短短数年时间，经营好了自己的干部体 制，几乎把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一把手、中央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都网络到了自己的门下，能够令行禁止、一呼百应。他跟恩来、陈云、小平也建立起了融洽的工作关系。再加上一个身兼十职、无所不管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一个惟命是从的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一个埋头苦干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真是盘根错节、纵横捭阖、进退自如了。诚如前贤孟柯所言：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

当然，毛泽东也心里有数，少奇不会公开跟自己摊牌。量他也没有这个胆子。至多，他耍耍两面三刀、阳奉阴违而已。也可能在会议上，在一些重要议题上，提出他的主张来跟自己周旋。那好吧，我们就都留着面子，暂时周旋吧。

朱总司令也未必会跟刘少奇跑吧。他为人忠厚，心里并不糊涂，一九三六年到延安之后，就把当菩萨似的供着，德高望重，还不是靠了井冈山“朱毛会师”，被国民党骂作“朱毛共匪”这个资历？担负着红军总司令，足以服众矣！

周恩来也未必跟刘少奇跑。几十年来，恩来都有他聪明过人之处，八面玲珑，一团和气，捏面团、和稀泥是他的特长。关键时刻，他会站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一边的。陈云也一样，没有政治野心，只热衷于他的苏式计划经济。

至于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自五九年批判彭德怀之后，就有些消沉。他把总书记的职责分了一半给彭真去承担，工作之余不读书，不看报，总是躲进中南海北门对过的养蜂夹道里去打牌。一打就是通宵达旦。他的牌友是北京市的刘仁、万里，加上吴晗、剪伯赞两位教授，有时还加上彭真和杨尚昆。据康生报告，去年他到黑龙江视察，大谈“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面子是顾不得了的”。这是他的由衷之言吧。康生还报告说：有天晚上，他总书记大人犯了牌瘾，一个电话北京，就让杨尚昆派了专机，把吴晗教授送到哈尔滨去，打了几圈……国家正在过苦日子，他这特殊化也闹得太离谱了。话说回来，玩牌上瘾的人，倒是大多没有政治野心。这叫玩物丧志嘛。

毛泽东把局势分析的十分透彻。他幸而保留了军队的统帅权。只要军队不跟了别人跑，就一切不成问题。孙悟空本领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军队干部已作过几次大调整。跟彭德怀有一丝半缕瓜葛的人，都靠边站了。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

取代黄克诚，出任总参谋长。陈广去世后，换上了大将谭政。谭政也是湖南人，跟刘少奇关系密切，对不起，拟了他个男女关系问题，撤了。换上了自己最信任的大将“罗长子”——公安部长罗瑞卿。国防部长由元帅担任，总参谋长由大将担任。罗长子很可靠，在井冈山就当过林彪红一军团的保卫处长。他现在可神气了，兵权、党权、政权、治安权，都集于一身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总参谋长。

毛泽东拿起一份中央军委办公厅呈送上来的简报。初时不过随便翻翻。看着看着，他忽然眼睛亮了：原来是沈阳军区党委响应林彪同志“全军开展读毛主席著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运动”的号召，整理出的一位模范战士的材料。战士名叫雷锋，长沙望城县人，出身贫农，苦大仇深。一九五八年入伍，在军区某部汽车团当驾驶员。几年来，雷锋同志通过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著作，大大地提高了阶级觉悟。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雷锋节衣缩食，把节约下来的两百块钱寄到灾区去；还兼任了驻地附近的几所小学校少先队的辅导员。这个雷锋只有高小文化，却坚持写革命日记，要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这位战士还写了一首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生下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可惜，雷锋同志在前不久的一次出车时，以身殉职了。

多么可爱的战士！多么典型的学习标兵！几年来，林彪同志在全军上下掀起学习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毛泽东兴奋了！激动了！他放下材料，站了起来，在宽大的书房里踱开了步子。几年来，地毯已经被他踩的很旧了，掉绒了，他不让换。他习惯缓缓地吸烟，缓缓的踱步。

每逢这种时刻，张毓凤便为他挂断一切电话。停止了一切电文的呈送，以便让他集中精力考虑重大问题。

我现在带个头，向雷锋同志学习？

道士打鬼，借助钟馗。

张毓凤很快研好了墨。

毛泽东在写字台上铺好了一张宣纸，取过那支常用的大号狼毫，来来回回地醮着墨汁，想了一想，顺势一挥，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泽东”几个热情奔放、遒劲潇洒的大字。

说起毛泽东习字，已经有些年头了。他在长沙一师读书时，字写得很差劲，几乎到了人见人笑的田地。后来上了井冈山，有三年多时间被王明路线停止了职务，他闲来无事，也常习字。到了延安，字还是写得不怎么样。一九四九年进了中南海，一国之主，条件自然好了，常找郭沫若等人来，谈诗词，论书法。还是郭沫若建议他习习唐代疯和尚怀素的狂草。怀素和尚，湖南长沙人，从长沙一路云游到国都长安，以一手杰骜不驯、气势磅礴的狂草书法，名重天下。果然，毛泽东的字，自师法、临摹怀素之后，大有进步，而自成一格了。

毛泽东所题“向雷锋同志学习”被拓印了出来，分送给中央政治局各委员，加一个彭真，再送给九大元帅（彭德怀除外），加一个总参谋长罗瑞卿。再加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四位革命长者。

毛泽东请他们为一名牺牲了的战士题词，他们也就凑个趣，助个兴，卖个顺水人情。谁也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儿。

刘少奇的题词为：“向雷锋同志学习，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周恩来的题词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做雷锋式革命战士！”

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的题词、以及董、谢、吴、徐四老的题词，都大同小异，众口一词，语言贫乏之至。

最有代表性的，要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所有这些题词，都在同一天的全国大陆所有报刊上，以头版大幅位置发表。其结果，是毛泽东漫不经心似的略施小计，就把人民解放军的学毛著运动，大张旗鼓的推向全国的各行各业。

毛泽东号召全国军民“向雷锋同志学习”，逐渐演变成为全国军民向毛主席学习、效忠的运动。其实质就是毛泽东自己号令全国军民向自己学习。于是又开始了一次狂热的全民造神运动。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全民造神运动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奉命组织一班编辑人员，加工整理——实为捉笔代刀代写《雷锋日记》，嗣后大量印行，作为全国军民的活的政治教材；二是文艺界大动员，学雷锋，唱雷锋，演雷锋，写雷锋。雷锋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伟大英雄。最高成就为延安歌剧《白毛女》作者之一的贺敬之，创作了阶梯式的政治抒情长诗：《雷锋之歌》，把学雷锋、学毛著跟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罪行”捏合在一起。

有了这次造神运动，毛泽东在党内已经居于不败之地。

刘少奇事后才明白，自己懵懵懂懂上了大当。中共历史上第二次造神运动已经全面铺开。那么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造神运动是何时发动？由谁发起的？正是刘少奇本人。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地点是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发明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使“毛泽东思想”成为无字的圣经，从而使毛泽东跃居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刘少奇本人也跃居党内第二把手的高位。那一次，参加造神运动的，还有言不由衷的周恩来和朱德，还有毛泽东的真诚信徒彭德怀、任弼时、罗荣桓、陈云、林彪等，一齐效法苏共歌颂斯大林：光荣属于英明领袖毛泽东！伟大的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政治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京夫子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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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忆当年
该年盛夏，她来到渤海湾避暑胜地大连，跟一位爱好文学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同住在一所疗养院里，清爽的海风，金色的沙滩，婆娑的绿树，难免勾起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的无限情怀，回忆往事，其中不乏对毛泽东的楚楚哀怨：

“他是个帝王思想很重的人，那时候的红军队伍，中央机关，驻扎在陕北瓦窑堡，可不像后来的这样风光排场。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剩下的人，兵残将败，惨不忍睹。无论是高级领导人还是普通士兵，个个破衣烂衫，面黄肌瘦，四散在当地老百姓家里，懒懒散散地进行整休。

“有三天三晚我们都在一起。后来话说的多了，他便说起跟革命相关的事来。他拉着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来。他封贺子珍作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替我执掌文房四宝，海内奏折。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折，代拟圣旨……，那是慈禧干的事情，大清朝亡在她的手里……’接着，他又封了其他的一些红军女性作六院贵妃。再后，他和我数起七十二才人来。可是，瓦窑堡地方太小，又很偏僻，原有居民不过两千人，加上中央机关干部，警卫部队，也不过四五千人，又是一个以男人为主体的世界。把瓦窑堡地方上稍有姿色的女人算在一起，也凑不了七十二才人。还包括了几个没来得及逃跑的财主家的姨太太呢。

“他是个有趣的人。在他最落魄的日子里，也没有忘记作皇帝梦。他扯着我的手说：‘看来瓦窑堡民生凋敝，脂粉零落，不是个久留之地，嗬嗬嗬……’”。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京夫子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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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革命征途中，革命女性既要干革命，还要尽到为妻的性伴侣责任，为丈夫解决性问题。中共革命男子雄性荷尔蒙旺盛，所以即使在最艰苦的长征逃命途中，他们依然性欲旺盛，随他们踏上征尘的妻子就不得不承受怀孕生产之苦，以及生产之后抛弃至亲骨肉之痛。贺子珍长征产子的遭遇最典型。

在国民党第五 次围剿中惨败的中央红军，仓惶向西北溃逃，美之曰“北上抗日，万里长征”。因为是逃命，当时所有老弱妇孺都被抛弃，甚至为防逃跑计划泄露，在出发前展开了一次大屠杀，杀掉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或者受伤无法自己行走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造成著名的瑞金“万人坑惨案”。

当时中央红军只有30位女红军获得开恩，被准许跟随大队伍撤走，这些幸运的少数女红军大多是首长夫人，其中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李德夫人萧月华、毛泽东夫人贺子珍、毛泽东兄弟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保卫局长邓发的夫人陈慧清、博古夫人刘群先等。其余随军女红军则为护士卫生女兵等。在这30位女红军中，有5位首长夫人在途中产子，其中有邓发夫人和毛的夫人贺子珍。这些女红军的孩子产下后会即刻迫送给当地人收养或直接遗弃。有关贺子珍这段经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张戎访问了在井冈山即认识贺子珍，与她情同姐妹的陶铸夫人曾志，以及与贺子珍一同走这段长征路的刘少奇前妻谢飞，谢飞为卫生部干部团的女兵，当时还没有嫁给刘少奇，因是卫生兵获准随大军撤退。此外还访问过专门护送过怀孕中的贺子珍的干部休养连的连长侯政。张戎此书根据她的采访，生动还原长征时的已婚女同志如何在艰苦卓绝的行军打仗时仍然要满足丈夫的情欲，从而饱受怀孕产子，产子又加以遗弃的巨大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这给她们心灵上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巨大创伤。书中提到有个女子在行军中临产，自己一步步走到宿营地，第二天生下来的孩子被遗弃在空屋上的稻草堆上，身上蒙着稻草，哇哇地哭着，母亲又踏上行军路。张戎说，“长征路上生孩子宛如酷刑”。在长征途中产子的邓发夫人陈慧清分娩时，痛得在地上打滚。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西窜（长征）时，贺子珍已有孕在身，是大腹便便跟随红军逃命，1935年2月15日抵达川南古蔺县白沙场，张戎说，“即将临盆的贺子珍下了担架，在一间草房躺下，几小时后，她生了个女儿。”在白沙停留一天后，次日贺子珍要被抬着上路时，毛泽民妻子钱希均包着孩子让她看了最后一面，然后拿着一些银元和可做货币用的鸦片求当地人家收养。钱希均让贺子珍为女儿取个名字，贺不住地流泪，摇头说今后母女不会再见。这个孩子被人收养3个月后夭折。贺子珍1984年去世那年仍然向人提起这个孩子。

贺子珍分娩忍受了巨大痛苦，但作为丈夫的毛却相当冷漠，毛竟然未去探望过一次。后来在行军路上，贺子珍告诉毛，孩子被遗弃了，毛只点点头，说她做得对，令贺子珍非常难过。贺子珍对朋友说，毛有句话让她很受伤害。毛对别的女人说，“你们为什么怕生孩子？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搭好就生下来了。”赤裸裸地将妻子贺子珍视为泄欲生产工具。在毛与贺子珍的关系中，既看不到中共宣传的革命同志的情谊，连从五四运动以来女性争取的妇女权利和独立人格也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传统夫权对女性的欺压，只是多了一层革命的虚伪粉饰而已。

贺子珍，这位为中共和毛泽东付出了为妻为母如此惨痛牺牲的革命女子最后结局非常凄凉，惨被革命领袖兼丈夫无情抛弃，因而换上严重的抑郁症。1938年她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在苏联养病期间，毛已另结新欢，有了新的夫人，上海滩来的明星江青。就像在中国历代帝王的深宫禁苑，失宠的妃嫔被打入了冷宫一样，革命圣地井冈山的“永新一枝花”从此凋谢。

---蔡咏梅：长征途中男性的情欲和女性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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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革命征途中，革命女性既要干革命，还要尽到为妻的性伴侣责任，为丈夫解决性问题。中共革命男子雄性荷尔蒙旺盛，所以即使在最艰苦的长征逃命途中，他们依然性欲旺盛，随他们踏上征尘的妻子就不得不承受怀孕生产之苦，以及生产之后抛弃至亲骨肉之痛。贺子珍长征产子的遭遇最典型。

在国民党第五 次围剿中惨败的中央红军，仓惶向西北溃逃，美之曰“北上抗日，万里长征”。因为是逃命，当时所有老弱妇孺都被抛弃，甚至为防逃跑计划泄露，在出发前展开了一次大屠杀，杀掉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或者受伤无法自己行走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造成著名的瑞金“万人坑惨案”。

当时中央红军只有30位女红军获得开恩，被准许跟随大队伍撤走，这些幸运的少数女红军大多是首长夫人，其中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李德夫人萧月华、毛泽东夫人贺子珍、毛泽东兄弟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保卫局长邓发的夫人陈慧清、博古夫人刘群先等。其余随军女红军则为护士卫生女兵等。在这30位女红军中，有5位首长夫人在途中产子，其中有邓发夫人和毛的夫人贺子珍。这些女红军的孩子产下后会即刻迫送给当地人收养或直接遗弃。有关贺子珍这段经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张戎访问了在井冈山即认识贺子珍，与她情同姐妹的陶铸夫人曾志，以及与贺子珍一同走这段长征路的刘少奇前妻谢飞，谢飞为卫生部干部团的女兵，当时还没有嫁给刘少奇，因是卫生兵获准随大军撤退。此外还访问过专门护送过怀孕中的贺子珍的干部休养连的连长侯政。张戎此书根据她的采访，生动还原长征时的已婚女同志如何在艰苦卓绝的行军打仗时仍然要满足丈夫的情欲，从而饱受怀孕产子，产子又加以遗弃的巨大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这给她们心灵上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巨大创伤。书中提到有个女子在行军中临产，自己一步步走到宿营地，第二天生下来的孩子被遗弃在空屋上的稻草堆上，身上蒙着稻草，哇哇地哭着，母亲又踏上行军路。张戎说，“长征路上生孩子宛如酷刑”。在长征途中产子的邓发夫人陈慧清分娩时，痛得在地上打滚。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西窜（长征）时，贺子珍已有孕在身，是大腹便便跟随红军逃命，1935年2月15日抵达川南古蔺县白沙场，张戎说，“即将临盆的贺子珍下了担架，在一间草房躺下，几小时后，她生了个女儿。”在白沙停留一天后，次日贺子珍要被抬着上路时，毛泽民妻子钱希均包着孩子让她看了最后一面，然后拿着一些银元和可做货币用的鸦片求当地人家收养。钱希均让贺子珍为女儿取个名字，贺不住地流泪，摇头说今后母女不会再见。这个孩子被人收养3个月后夭折。贺子珍1984年去世那年仍然向人提起这个孩子。

贺子珍分娩忍受了巨大痛苦，但作为丈夫的毛却相当冷漠，毛竟然未去探望过一次。后来在行军路上，贺子珍告诉毛，孩子被遗弃了，毛只点点头，说她做得对，令贺子珍非常难过。贺子珍对朋友说，毛有句话让她很受伤害。毛对别的女人说，“你们为什么怕生孩子？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搭好就生下来了。”赤裸裸地将妻子贺子珍视为泄欲生产工具。在毛与贺子珍的关系中，既看不到中共宣传的革命同志的情谊，连从五四运动以来女性争取的妇女权利和独立人格也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传统夫权对女性的欺压，只是多了一层革命的虚伪粉饰而已。

贺子珍，这位为中共和毛泽东付出了为妻为母如此惨痛牺牲的革命女子最后结局非常凄凉，惨被革命领袖兼丈夫无情抛弃，因而换上严重的抑郁症。1938年她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在苏联养病期间，毛已另结新欢，有了新的夫人，上海滩来的明星江青。就像在中国历代帝王的深宫禁苑，失宠的妃嫔被打入了冷宫一样，革命圣地井冈山的“永新一枝花”从此凋谢。

---蔡咏梅：长征途中男性的情欲和女性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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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联中了解到的大饥荒
文革初期，清华大学学生郑楚鸿参加了清华大学“向工农万里长征队”的步行串联。1966年11月28日长征队在天安门宣誓出发，首先走访白洋淀和邢台地震区；然后从东麓爬上太行山，到达林县红旗渠；穿过整个黄泛区，1967年2月7日到达淮河边上的风台县。在72天里用双脚走了三千里路； 他们坚持到农民家里吃派饭，“访贫问苦。”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听到了一些闻所未闻的有关文革前大饥荒年代饿死人的情况。郑楚鸿将这些日记封存了几十年。他永远不能忘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曾经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而原本只想让红卫兵通过“大串联”把造反之火燃遍全国的毛泽东，决不会想到会引出这样的后果……

1967年1月29日

到达安徽省原墙集（电子地图上查明现为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原墙镇，约在东经115度，北纬33度）。串联接待站的干部说：“皖北这一带，60年饿死了很多人。严重的如太和县，有的村子饿死了六成人；许多村子死一半。”不过，他们强调：“这是下面的干部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对生产瞎指挥风）搞糟了；毛主席爱人民，知道晚了，才死人。”

1967年1月30日

到原墙集东南三里的腰庄大队蹲点三日。今天上午与大、小队干部座谈，他们说：59年的收成本来不错，但是，丰产不丰收。青壮年都去修水利，大炼钢铁，很多粮食烂在地里。村里办食堂，“放开肚皮吃饱饭”。干部吹牛皮，亩产200斤，但报上去亩产600斤；上面就按报上去的产量统购，交不出粮食来，就派民兵挨家挨户地搜查。到60年的3、4月份，就没饭吃了。耕牛没喂的，死光了，连牛皮都吃了；地里的草吃光了，树皮剥光了，老鼠捉光了；饿极了，割路边死人的肉吃。听说邻村有父母将闺女勒死吃肉的。人一个一个先浮肿，然后倒下去，就死了。腰庄的情况算好的，全村98户，400多口人，只死了三成，100多人。

1月31日

今天与房东和几个青年聊天。他们听说：是毛主席的警卫员回来探亲，将饿死人的情况向上面汇报，中央派人来调查。村里的干部将浮肿的人赶到村外藏起来，派一批干部家属（他们没挨饿，油光满面的）去食堂扫地、排队打饭作样子，糊弄过去了。不过，这批干部很快就露馅了，被法办了好几个。61年，这一带搞了一年多的包产到户，大牲口、大工具公用，地一起耕、播、收，但分到各户管理、施肥，年终打场一户一垛，超产归己，亏产要赔；劳力多的下死力干，劳力少的可让地（相当于出租），生产一下就上去了。但这种做法被批判了，加上62至64年三年受灾，这一带又失收了。不过，因为在上面挂号了，国家年年派救济粮，保证每人每天有八两口粮，比起60年没饭吃，社员们都很知足，都感谢毛主席。

2月1日下午

我们在一个四面漏风、快塌了的土房里访问一个19岁的姑娘阮海玲。60年，她家饿死的人最多，原有六口人，只剩她一个。她如果不是到外村当童养媳，也活不了。她的亲人，就在路边割死人的肉吃，都死了。婆家对她不好，她逃了回来。她的人很麻木，呆呆的；我们提一句，她答一句；提到父母死、兄弟死，她无声地掉眼泪。

我们住在社员的土屋里，四壁空空。房东的被子又破又薄，上面盖着几个化肥袋。吃派饭时，优待我们，一个烤焦的杂面窝头（不知道是由什么东西做成的，可能有地瓜粉，地瓜叶子，野菜等等），在窝头的洞里放一个大红枣，这就是当地最好的伙食了。

2月10日

中央通知，停止步行串联。为了与最穷的黄泛区作对比，我们自费坐火车，到无锡附近的乡村，访问了几个村子。

2月27日

回到清华。

---《倒下的英才》（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11月初版）作者唐金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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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被张作霖送上绞刑架，罪名是“间谍罪”“出卖情报罪”“非法测绘罪”等7项，案卷如山，罪行累累。李大钊供认不讳。没有一项罪名是他传播共产主义，是他成立共产党，根本没有。结社自由，思想自由，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立共产党，这是合法的。李大钊之上绞刑架，于此无关。他的罪恶证据，当时全部拍照，办了公开展览，部分还刊登在报纸上，而且审判是公开进行，允许律师查阅全部案卷并进行有力辩护。
      警察逮捕李大钊的时候，他正拿着手枪，正在烧毁罪证，被现场抓个正着，地点在苏联住中国大使馆。
      李大钊在法庭说：“共产党员的祖国是苏联，是共产国际，不是中国。出卖中国情报，是我爱我的祖国——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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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公安部长李震之死
1973年10月22日，时任公安部长李震，被发现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室的热力管道上，双膝跪地，身体向后仰着，上衣口袋里有几十片安眠药，地上还撒了若干片安眠药。

李震之死非常奇怪：

第一，他要上吊自杀至少要找个能伸直腿的地方，为什么要跪在地上上吊？

第二，李震口袋里、地上有很 多片安眠药，他为什么不直接吞安眠药死了算了，还要搞得这么复杂，口服一部分，口袋留一部分，地上撒一部分，再上吊？

第三，就在两个月前，1973年8月，李震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并继续担任公安部长，他为什么要自杀？

第四，就在李震死的当天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秘书给李震打过电话。据周的秘书讲，李震在电话里谈笑风生。一个谈笑风生的人，怎么可能一转眼就自杀了？

从“李震自杀”的现场看，但凡有常识的人都会认为，李震不是死于自杀，很可能是他杀后伪造的现场。

周恩来得知李震死亡的消息后说：“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

当时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说：“公安部长李震死了，百分之九十九是被阶级敌人谋杀的。公安部长被杀，古今中外罕见。”

原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妻子、时任卫生部长刘湘屏也认为，李震死于“他人谋杀”。

周恩来责成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直接领导查案工作。之后，破案组一直按“他杀”进行调查。

李震死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指示对李震的秘书郑爱萍实行“隔离审查”。

周恩来亲自写了对郑爱萍的十几个疑点内容的字条，指示破案组要发动群众，至少要动员千人以上来揭发，要放几把火。

周恩来还指示破案组组织七、八十人查、批郑爱萍。在查、批过程中，郑爱萍提出李震是自杀的11点理由。周恩来得知后，指示破案组，除了查破对他的疑点外，还要批驳他提出的李震自杀的理由和他的目的。

1973年10月27日，公安部召开动员大会，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施义之作动员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李部长被害了。”

施义之传达了中央指示，公安部关起门来搞整顿，停止对外工作联系，大家以党性原则揭发可疑点，追查到底。

此后，公安部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路追查到底是谁杀了部长李震。

1973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关于李震可能死于他杀的汇报后，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毛列举了明朝皇宫发生的三大疑案，拿出《明史通俗演义》送给周恩来，请他转交华国锋等，要他们读第80回到第82回。

毛泽东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这话听起来有点拗口，实际上，毛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是他杀呢？”

有了毛的这个“最高指示”后，周恩来的态度变了，华国锋的态度变了，公安部核心小组的态度变了，破案组的态度也变了。

破案组立即将办案方向，由“他杀”转向“自杀”。到1974年1月，破案组将“他杀”的证据一一排除，最后得出结论：李震是“自杀”的。

毛发话前，从周恩来到华国锋到公安部核心领导小组到破案组，都认为李震是“他杀”的。现在说李震是“自杀”的，这怎么跟已关门揭、批、查两个月的公安部各级领导交代呢？

公安部核心小组经研究决定：对李震的死因，分两步向下传达，先讲存在他杀和自杀两种可能，然后再讲是自杀。

有“英明领袖毛主席”为破案指明方向，所有复杂的问题都变得简单了，从周恩来到华国锋到公安部核心小组到公安部各级领导，都摒弃常识、常情、常理，思想迅速统一到毛的指示精神上——李震是“自杀”的。

关于李震之死，还有两出精彩戏：一是抓于桑、刘复之；二是放于桑、刘复之。

李震死后，周恩来责成华国锋领导查办李震之死案。最初，时任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刘复之参与了破案。

于桑等人经过三天的调查，得出结论：李震是在服用大量安眠药后上吊自杀的。

1973年10月26日，周恩来率中共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刘复之刚一进去，就被中央警卫局的军人奉命抓走，说是对他们进行“保护审查”。

周恩来在会上说，李震“没有自杀因素。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表现不好，破坏现场，幸灾乐祸。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中共建政）以来是没有的”。

时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施义之回忆说：“这次会后，在我思想上有这样的感觉，党中央、周总理已掌握李震被害材料，李部长被害可能是于、刘支持的。”

于桑、刘复之被“保护审查”后，被关在“交通干校”。他们确实受到了“保护”，但没有被当成杀害李震的嫌疑犯“审查”。

等毛泽东发话、破案组得出李震死于“自杀”的结论后，于桑、刘复之都被放出来了，官复原职。

综上所述，李震的死因由“他杀”变“自杀”的关键，是在毛的指示作出后。

为什么毛不发话从周恩来到破案组都说李震是“他杀”的？为什么毛一发话从周恩来到破案组都说李震是“自杀”的？

李震之死，与毛有什么关系？

李震之死具体与毛有什么关系，现在能看到的材料很少，这个黑幕还有待进一步揭开。

---“由李克强之死想到前公安部长李震之死”
         作者: 王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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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见证了苏联人民的困苦

他写道：“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明显。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问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的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

“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 靠着我们吃饭处的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眼，注视着你蒸汽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见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在一个车站下车，天已经黑了，车站上照明的却是几只贴在壁上的油灯。昏暗的候车室里是满屋子黑黝黝的人群，“那情景我再也忘不了，尤其是那气味！悲悯心禁止我尽情的描写；丹德假如到此地来过，他的地狱里一定另添一番色彩！”

到了莫斯科，他看到的依然是贫穷和萧条：大街两旁古老的店铺大都倒闭，漂亮的店铺见不到了，最多也最热闹的是食品店，是政府开的，物资奇缺且昂贵。俄罗斯人曾有的贵族气彻底不见了，街上走过一群群男人，却见不到一件白色的衬衣，更不用说礼服和鲜艳的领结了。

由于苏俄对知识分子采取严厉政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则在经历着政治和思想风暴的同时，体验着经济上的窘迫和日常生活方面的种种困境”。

---"识破苏共邪恶的民国诗人徐志摩"       作者: 王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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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文革遗产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
毛的文革遗产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极端表现形式，其理论形态是所谓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学说；文革的真实目标是夺权和清洗，换上忠于毛路线的人，最终建立毛氏家天下；文革理论和实践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的。

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人物，是列宁式极权体制、中国皇权专制传统、中国底层流氓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原有的走向。

---"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高文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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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战争中的指挥权之争”
1950年—1957年。你一定以为这个阶段是中朝关系最好的，朝鲜战争鲜血凝成了友谊。其实错了，这段时间是中朝关系最不好的时候。在朝鲜战争中苏、中、朝三角同盟内在关系非常复杂。就我看过的档案文献，发现整个朝鲜战争过程中——中、朝之间在几乎所有的战略问题上、重大问题上 都有分歧，立场都不一样。

比如：中国军队到朝鲜应谁指挥？金日成觉得应该他自己指挥，你是外国军队到我国作战不是我指挥吗？我是最高司令长官（那时金日成是最高统帅），彭德怀应该听我的。彭德怀觉得中国怎么能听你的，你把自己的军队打光了，怎么能听你的？他们俩人一开始就有矛盾。

金日成作为国家元首总要有自己的部队，把部队给中国人指挥成何体统？这个感受可以理解。所以他一直不愿意交出朝鲜人民军指挥权。彭德怀坚决不干：必须统一指挥，否则战役很难打。吵来吵去没有结果，一直到斯大林来电报：军队必须由中国指挥。就是说朝鲜人民军要交给志愿军指挥，金日成没办法就交了，由此成立了中朝联合司令部，中国为正，朝鲜为辅。

第三次战役中朝援军越过三八线，占领汉城。1月4日占领汉城，1月8日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全军休整。一下把金日成惹恼了：哪里有这样的？打了胜仗的军队不继续追击怎么能休整？乘胜追击把美国军赶到海里就完了，战争就结束了，国家也统一了。彭德怀说必须修整。这件事有由来，第二次战役未结束，彭德怀就曾给毛泽东发电报：建议不越过三八线。为什么？部队精疲力尽，弹药打光了，粮食没了，新兵员补充不上来，而且美国轰炸非常厉害，打得非常艰苦。九兵团打第二次战役是从上海调过来的，当时都没有棉装，单衣单裤。结果第二次战役没打完，非战斗解员5万人，第二天起来不是手指头没了，就是脚趾头冻掉了。所以彭德怀、聂荣臻跟中央打报告说这个战争不能再往下打。毛泽东回说不行，这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三八线一定要过，否则朋友们会不高兴。彭德怀回电说，三八线过可以，能否保住不敢保证。所以彭德怀休整是跟毛泽东商量过的，而且实际情况要求只能休整，不休整怎么办？这样的决策命令和朝鲜人的想法差距很大，朝鲜人当时一心希望尽快实现国家统一，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这次争吵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网上传金日成让彭德怀煽了一大嘴巴，这我不知道，但两个人的吵架记录我看到了，你一言我一语用词非常严厉，彭德怀还说：我就这样决定了，如果将来证明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可以枪毙我。在志愿军司令部吵了三天，争论不下。金日成主要觉得应该一鼓作气赶快结束这场战争。彭德怀说原来就想一鼓作气，结果不是被人家拦腰截断全军覆没，你想让我也重蹈你的覆辙吗？话说得很难听，金日成脸上也挂不住，那点事都给抖出来了，他俩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后来彭德怀说，“你不是说现在风一吹就能把美国人吹到海里去了吗？你去吹，我去守后方，省得让人家抄的后路。”一直到1月19日斯大林给毛打电报（我没有看到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但斯大林的回电肯定是接到毛泽东的报告，到底是打还是停，听您说一句话）：“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彭德怀是真正的军事家”。当时跟朝鲜领导人站在一起的还有苏联大使、苏联军事顾问，他们都赞成乘胜追击，所以斯大林还有一段话是冲着苏联军事顾问的“以后军事问题你们少插嘴”。如此才把问题解决。这件事对朝鲜人的伤害也非常大。 我看1954、1955、1956年的档案材料，在朝鲜劳动党内一直有一个传言：朝鲜没有实现统一主要是中国人造成的。为什么？就在马上要取得胜利时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结果导致朝鲜失去了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最好机会，至今朝鲜都没有实现统一。当然这不是事实，真打也打不过，也不可能实现统一。但朝鲜劳动党内之所以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说明这件事对金日成领导人的影响非常大，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本来可以取胜，因为你下令停止进攻休整导致这样的结果。

“朝鲜铁路管理权之争”

再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也是中朝之间矛盾吵得“不亦乐乎”的——铁路管理权。朝鲜铁路归谁管？开始一直是志愿军司令部管，因为朝鲜铁路基本被炸毁，中国派18万民工修复铁路，又派铁道兵，援助机车、车厢，而且当时战事比较紧。1952年战争进入边谈边打阶段，中朝分歧也就出来了。金日成觉得战争既然进入长期化，就要搞建设，朝鲜几乎被炸烂，要求运经济物资。彭德怀觉得还是以战争为主，军队必须控制铁路，要运军事物资。大概一年时间内在铁路问题上发生很多争执，双方抢车头、路线、仓库导致诸多事故。而且当时美国轰炸很厉害，一抢起来双方都在，美国轰击轰炸一下就炸毁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彭德怀几次给铁道部最后到周恩来要求中国政府出面跟朝鲜谈判，铁路到底谁说了算，他要求归中朝志愿军司令部。不过金日成几次找中国政府交涉，说铁路权就是主权，不能老丧失主权交给中国人管。最后周恩来出面跟彭德讲：算了，这不争了，朝鲜愿意管让朝鲜管，只要保证军事物资供应就行了。结果周恩来电报发过去没两天，斯大林来了一个电报（我猜是毛泽东打报告给斯大林）：铁路必须军管。没办法，铁路又交给彭德怀管，金日成更郁闷——没我什么事，每次都是朝鲜忍气吞声。如此，关系越来越紧张。

比如停战谈判，其过程非常复杂，变化太大就不讲了，就讲1952年10月份。1952年夏天谈判谈不下去，僵持在那儿。其实一共有五个问题：中立国问题、边界线问题、隔离带问题等，前四个都解决的，就剩战俘问题，中国提出要全面遣返，抓你多少人还给你，抓我多少人还给我。美国不干，美国抓中国人多，中国抓美国人只有几千。美国人说按比例遣返，后来自愿遣返，谁愿意回就回去。双方争执不下，金日成给斯大林电报说：现在谈不下去主要是李克农搞的鬼，我不明白李克农为什么非要那几个战俘，战俘有什么可要的？本来也不是共产党人，都是国民党投降过来的。还说：中国人要回来的战俘没多少，但美国飞机炸死的朝鲜人比战俘要多很多，如此吵下去还会死很多人。当然电报表达得比较隐晦，但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坚持绝对不让步，金日成说应该接受美国条件签字停战。

1952年9月斯大林把金日成、彭德怀、周恩来都叫到莫斯科，当着面说：你们说吧，到底什么意见？最后斯大林同志又说了一句话：我看毛泽东同志的立场是正确的。金日成又默默无语地回去了。

---沈志华：冷战格局下的中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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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到1967年，法国驻华使馆秘书、年轻的法国姑娘索朗日·布朗（Solange Brand）在中国北京、南京、苏州和大同的大街小巷行走拍照。通过这些琐碎的图景，我们看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和入夜之初的情形。
1.“大头娃娃舞”是北方的舞蹈形式。1966年5月1日的这个时候，正是满城政治风雨但“文革”高潮尚未到来的时候。再过几个月，“大头娃娃舞”就会成为“四旧”的象征从舞台上绝迹。
2.这张照片里演出的是腰鼓，而且是技巧性的跳步跃起从胯下击打中的一个瞬间。1966年5月1日，下雨了。那天一群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到景山公园准备为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表演，结果正午前有一场雨，把大家的衣裳都淋湿了，后来就说外宾不来了。
3.仍是1966年5月1日，画面后的高墙可证这里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当年最时兴的是为毛泽东诗谱曲的《为女民兵题照》，“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为此的谱曲多为进行曲式，舞蹈如画面中的女子，肩枪，扎腰带，在行进的节奏中做若干动作和队形的变换。
4.又是表现女民兵的舞蹈。1966年五一，文革前夕，仅仅过了一个月，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就开始了，高年级的同学贴出了头一批“大字报”，再到8月，红卫兵就上街“破四旧”、砸橱窗，文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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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时间长了营养出了问题，就会出现浮肿、大肚子的现象。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农村饿殍遍野，这是饥荒严重地区的常见景象。


第一次听到陈惠敏这个名字，是在1999年。一天老朋友打来电话，问我想不想见陈惠敏。“她是毛泽东的情人。”
当然也有担心。我在电话里问老朋友：“你怎么就能确定她曾经是毛泽东的情人？”
老朋友的口气听上去毋庸置疑。“八十年代中期陈惠敏就因为公开对人谈这件事，而被秘密关押过。她早就拥有香港身份， 1997年香港回归，她担心被中共抓走，便以毛的情人作为理由，向港英政府申请了政治避难。”老朋友愈发言之凿凿。“英国情报机构做了调查，确认了她讲的是事实，要不，不会批准她的避难申请。”
“你的意思是，她从香港过来，已在英国定居。”
“带着她的儿子，就住在伦敦。”

几天后，我们和陈惠敏定下了见面的时间、地点：请她在一家叫作“蓝色大象”的泰国餐馆吃饭、聊天。

陈1948年出生，这一年正好50岁出头。一米六八的高挑个，着一身色彩鲜亮的套裙。一头浓密的黑发，好像刚从美发厅走出来，蓬蓬松松地披在肩上。她的眉目秀丽，皮肤白皙，体态虽已发福，风韵犹存，仍不难想象出她当年在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做舞蹈演员时的修长身材。据李志绥说，“修长身材”的外形最讨毛泽东的欢心。

交谈不久，我就感觉到陈惠敏是一个性格外向，性情泼辣，脾气倔强，说话直率的人。她的面部表情始终透着一种自信，仿佛在说：什么世面我没见过！她的举止动作处处显示：这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

陈的另一个特点是话多。一上来她就大谈在香港时曾干过的一番事业：军火生意、房地产生意。她似乎挣了些钱，据称在香港拥有的房产不止一处。话题一转到毛泽东，她立刻谈起八十年代从香港回大陆时被秘密关押的经过：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她对不少人，不管是不是朋友，都提到过她与毛泽东的那些事。一次回北京，陈惠敏被国安秘密绑架，单独关在市郊，说她“出卖国家机密”，讯问中挨打受骂。后来寻得一个机会，她托人传信给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才得以脱身。

大约看到了我眼里流露的疑惑，陈惠敏解释了两人的关系。“杨得志是我父亲的战友，1976年我离开毛泽东后，曾跟他有一段来往。”我掐指一算，杨得志比陈大差不多四十岁。“杨得志很爱我，想离婚娶我，我没答应。”从陈惠敏的暧昧语气中，我能感受到她与杨的关系曾经非同一般。

“你为什么要拒绝杨得志？”我寻根究底似的问。

陈惠敏嘴角挂起了一丝近似无奈的微笑：“自从毛泽东称我是他的女儿和情人后，我就很难再看上其他男人。”

我多少有点吃惊。“当毛泽东把你看作女儿时，你不觉得是乱伦吗？”我急切地问，想知道答案。

“我也这样问过毛泽东，他大笑，不说话。”陈惠敏沉默了一下，表情若有所思。“说实话，我和他在一起时，还真有着类似的感觉。毛泽东看上去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的长者、慈父。当我望着他，特别是他牵起我的手时，我会有一种女儿依偎父亲的冲动。一旦我搂着他脱光的身体，抚摸着他的大肚皮时，又回到了做男女情人的心态。”

---张朴：《陈惠敏的自白——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和情人》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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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宋美龄说宋庆龄“于国未尽忠”？--王友群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病逝。中共官方称她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但是，宋美龄对她的评价却是：“二姐生性好强，一生每逢大事必糊涂，最终于国未尽忠，于民不称仁，于父母未尽孝，于夫妻未尽节，于亲朋未尽义，于大义未尽思，于天地无一敬，于暴君 未尽谏，于凶民未尽抚。可不悲哉！……终至于众叛亲离，孤苦无依，上辱父母先祖，下愧多灾黎民。”

为什么宋美龄说宋庆龄“于国未尽忠”？
因为宋庆龄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夫人，但她没有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与信奉共产主义的共产国际、苏共、中共搞到一起，背叛了孙中山，背叛了中华民国。
。。。。。。
鉴于宋庆龄在中共不择手段颠覆中国合法政权——中华民国的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共建政后，一度给了宋庆龄不少政治待遇，诸如：让她担任中共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

但是，中共建政后，完全违背了它当初许下的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的承诺，发动了一场接一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浩劫大难。

在文革的“掘祖坟运动”中，毛泽东的红卫兵，不仅毁坏了宋庆龄父母的墓地，还把墓中的骸骨挖出来“暴尸”。

据曾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秘书的何方统计，宋庆龄在文革期间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她对文革的反感。

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庆龄三次产生过厌世思想。

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

对此，毛泽东不屑一顾。19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

毛的意思很清楚，你看不惯就滚蛋！

图：1961 年 11 月 5 日，毛泽东在上海淮海路宋庆龄故居接见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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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统治模式：无法无天，嫁祸于人
其后，我们看到，至少刘少奇经过六一年亲自去湖南调查已完全了解真相并有了沉重的自省。六二年刘向毛直言“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自此与毛种下心结。毛为信阳事件定性后，却从未回头，而且沿着阶级斗争思路越走越远，从反修、四清、直到 文革，打倒党内走资派，至死没有对这条极端的阶级路线有丝毫反省与改变。真是不见棺材不流泪。

今天，不妨说，正是信阳事件开辟了一个毛泽东统治的标准模式：无法无天嫁祸于人。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实质上是用莫须有的阶级斗争掩盖决策的非理性、反人性与虚伪，转移统治危机和个人责任。信阳事件的全过程非常强烈和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实质。那是一个一党专制下的暴君的必然命运——把知识份子打光、把曾是中共社会基础的农民打光，最后一场文革把自己的党也打光，直打到自己死掉，这场牺牲数千万人的闹剧才告闭幕。

唐人杜牧写了《阿房宫赋》，今天读来，仍为中国二千多年后还在现代秦始皇的阴影下讨生活而叹息。“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一九六一年二月，国际红十字会秘书长宣布中国断然拒绝对饥荒的援助，外长陈毅也声称“我们绝不向美国乞讨！”三十年来，外资滚滚流入中国。斗转星移，今非昔比。然而，信阳治国模式的遗产，对中共是否还有利用价值？

---“从信阳事件看毛统治模式”        作者: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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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王容芬唯一的一张年轻时的照片，还是从班级集体照上扣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