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实事求是。在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是个两面派：他赞成，以对付政敌；反对，以无法无天。所以，即使在决定退出常委之后，邓小平仍然指定负责十三大人事安排的七人小组组长薄一波在他本人亲自在场的条件下通知赵紫阳：“要让十三大的中央委员都知道，小平同志虽然退了，但地位和作用 不变。”邓小平接着亲口论证：“因为全世界把这一点（邓小平的地位和作用不变）看成中国稳定的标志。”好家伙，全世界都在恳求邓小平实行地位和作用不变的终身制哩！是啊，人们不会不记得，不管当不当常委，他总是有权接二连三废黜党的主席和总书记，总是有权指挥几十万国防军向学生和市民开枪；即使在他不当军委主席，“全退”而成老百姓之后，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命运仍然捏在平民邓小平的手中哩！

赞成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博取美誉，坚持“领导地位和作用的终身制”以独揽大权，邓小平根本用不着修宪。挂起羊头，推销狗肉，虚实并举，名利双收，邓小平的智商，确实非那些晚生后辈们所能企及。

---鲍彤：莫名其妙的一局棋
——评2018人大修宪


鲍彤先生披露六四期间赵紫阳所处处境说：很多人责怪赵紫阳，问：“赵紫阳为什么不振臂一呼？”其实赵紫阳本人早就处在被监视状态。赵紫阳到朝鲜去的那一天，也就是胡耀邦追悼会的第二天（1989年4月23日），家里、办公室的通讯设备都坏了，接着警卫班全部换人。鲍彤说：“过去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警卫 战士都是笑嘻嘻的，一家伙面孔全换了，全部不认识了。紫阳根本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

5月19日早4时50分，赵紫阳在中办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到天安门广场看望了绝食中的学生，希望学生能结束绝食，并称“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

5月19日同一天，赵紫阳因头晕请假三天，没有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党政军各界干部大会。三天后（22日），赵紫阳对前来看望的鲍彤说：“我请了三天假，今天是第四天，还没有人送文件，也没有人叫我开会。”赵紫阳还说：“我看还得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我找过温家宝，要他发个通知开会，他跟我说：‘开不成。现在我中央办公厅根本没法子办公。你要我发通知我可以发，不过发了也没人会来开会的。’”

赵紫阳当时表示：“不管怎么的，我还是要坚持开个会。如果开会，我要说明一下我的观点，你给我起草一个东西，我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讲我对学潮的整个看法和意见。”

鲍彤说，他给赵紫阳写了以上发言之后不久，自己就被抓起来了。

---鲍彤披露赵紫阳不可能“振臂一呼”的原因
作者: 肖曼


据说邓小平临死前，他的一位助手问他：你认为你一生做的哪件事最重要？一般人恐怕都以为邓小平会说是他推动了中国经济开放这件事。殊不知邓小平却说不；邓小平说：“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当（中共）领导层决定经济开放时，我自始至终顶住了那种要求同时也政治开放、实行多党民主的诱惑。”

我无法确 认邓小平临死前是不是讲过这样的话，不过这句话倒确实很适合邓小平。当年，中共和苏共以及很多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一样都在推动经济改革，但是苏共和东欧的共产党改着改着就把共产党专政给改掉了；唯有中共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却始终坚持了共产党专政，甚至通过经济改革重新强化了共产党专政。中国之所以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苏联东欧等共产国家的道路，邓小平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

因此，你要用推动共产国家搞经济改革这一点来概括邓小平是不准确的，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搞过经济改革；邓小平之为邓小平就在于：他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又始终坚持共产党专政，在推动经济开放的同时又始终拒绝政治开放。因此，无论邓小平临死前是否真的讲过那句话，那句话确实更适合邓小平。

---胡平：从邓小平临死前的自我评价谈起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dz4coxdq5r5hsmlrymbeyjjaaq/production/14f3bc98ddf0090c99a25ec0163ee9a30de9f60b33113d5b3cb4d15eb176c4bd.JPG


经历了民国初年的宪政共和，却接受苏俄影响，最后竟把独裁者当皇帝，自己甘做其臣下部属的总理。

因此，除了正面的说法，历史也会留下这样的评价：

一个带领全中国人民带头向独裁者跪下去的总理！

一个面对昏聩暴虐的独裁者，毫无原则、只知顺从、没有任何匡正作为的冯道式的奸相！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4ms2zwfisndksbaf2fj3jv6rlq/production/ecf330e935f41ca2265b48434443d3f313af67d76888da167abfafc0bae4954d.JPG


中共为了兜售一党之私，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谎言不致被很快戳穿，却长期将＂三民主义＂篡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毛泽东为了与蒋介石夺取政权，向中国人民编造了＂新民主主义＂的谎言。

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最卑鄙无耻的弥天大谎。

甚至在毛编造的这些谎言出笼八十余年后的今天，中国人还没能从这个弥天大谎中走出来。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wuprpgeo2j2usqrtucd6cp57na/production/095e89ee9c3cb73e395b1cda97e2e937a0821378fcac561682799f7d3ef726fe.JPG


4月29日，是林昭遇难56周年纪念日，56年前，当中国人还处于愚昧狂热而不自知的年代，林昭就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透过外表华丽的伪装，戳穿了毛泽东独裁统治的丑陋嘴脸并站出来对混沌中的中国人大声疾呼！在那种政治氛围下，有谁理解林昭忧国忧民的良苦用心？中国人不仅不会理解她，而是恶毒的诅咒她，如同当年袁崇焕遭诬陷被凌迟处死时，许多人争食其肉以解心头之恨。

林昭没有吓倒、没有屈服，这是由于她内心有着极其坚定的信念，对真理信仰的力量支撑着她柔弱的身躯，她是那个时代的智者，那个时代的希望，以至于后来每个站在她墓碑前的人，在林昭人格的映衬下无不感到渺小和卑微。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苏州人。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被划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被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她坚持信仰，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血书与日记。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决。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字第16号两次判决，宣布林昭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刑事判决书中认为80年的判决书宣告无罪的理由为精神病不妥，“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反革命罪……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撤销了1980年“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

在毛泽东铁腕统治时期，正常人几乎都被逼成了疯子，当亿万中国人摇曳著“红宝书”，如痴如醉，如癫如狂，涕泪纵横，山呼海啸呼喊着“万岁！万岁”！时，北大才女林昭在监狱里，也发狂似地用自己的血书向红卫兵欢呼的统治者，向“万岁”作最后的抗争，诚如她在早一点的长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写的：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雅典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这些滚烫炽热的诗句，与红墙外的欢呼呐喊何等的不协调；与无边无际的人山人海相比，又是何等的孤寂。林昭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无疑是疯了，而在林昭看来，是那个时代疯了，是那个时代的人都疯了。

一个社会，能不能包容不同的声音，能不能接纳政治定义的“疯子”、“精神病”，是判断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人心良善的砝码。大凡读过林昭在狱中所写的血书和日记的人，对林昭都会有一个清醒认识，也会谦卑地垂下头。恰如一诗句中描述的那样：“她的头颅，放在天平的一方，亿万中国人的头颅顿时失去了重量。”

文革劫难结束，大规模为死难者和蒙冤者平反时，才有人提到林昭。直到上世纪末，借助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人们才把更多目光投注到林昭身上，发现她是1949年以后最能体现北大精神的学子。有关林昭的生平，此后艰难而又顽强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其坚贞不屈的形象一如林昭当年与专制集权殊死搏斗的英姿。

林昭遇难以后写的文字一直没有解禁，她在狱中的细节以及遇害经过也无从查考，人们对她生前的遭遇并不完全了解，迄今为止对她的许多文字多少带有猜测成分。林昭人生选择的伦理意义、受难的勇气、政治思考的深度、精神世界等等——人们对她的认识和阐释，依然并不充分也不深刻。

有些人用“圣女”来概括林昭，其中的感情成分诚然很重，这个称号并没有完全体现她的信仰和价值观，对林昭的了解和阐释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也是林昭在世人心中艰难复活的过程。如果要对她有更加完整的认识，还需要把她生前的文字和所有真相完全呈现出来。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7ryahaubkcmpjjfkgc453p2sxq/production/ada93c8bb33ed9c3a57f78ed392aee50bf3f9b50ba481373126938e09b5d1fbe.JPG


龙门：“周恩来从未主动害过任何一个人”的谎言

许多人用“没有周总理，文革的灾难可能会更大，换做他人，没人做的比周更好”来为周恩来辩护。首先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历史不能假设。这正如现在有人说汪精卫是因为突然间死掉所以曲线救国的大业没有来得及证明一样。

为了证明自己对于文革是鼎力支持的，周恩来采取了“灭亲”（是否“大义”却难说清）的行动。包括其干女儿孙维世、亲弟弟周同宇等人被捕，都是周恩来亲手签署的逮捕令。其亲属是否真的有罪，则完全是不在周恩来所要考虑的。对于中央定性的坏人，周恩来也会将其置之死地。这本身就是中共党内斗争的逻辑，作为其中的一个螺丝钉，周恩来也必须这样做。

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在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说：对周总理……也要实事求是，不能把他神化了。他也作了许多违心的事。总理最熟的钱瑛、荣高棠同志，钱的拘捕，总理批过，荣的叛徒帽子是周总理给戴的。王明当初要没有周恩来，王明上不了台。

例如周恩来是文革时期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所有重要的大案、要案都归周恩来管，如刘少奇、罗瑞卿、贺龙，以及后来的林彪项目等。中央的要案均需周恩来的签字、批准，诸如关押、审查、外出提审、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转移、看病、家属探视等，事无钜细，面面俱到。周恩来对文革中老干部的遭受迫害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中共官方后来为此辩解道：1、周恩来签字不是周恩来个人能够决定的，甚至是违背他的本意的；2、周恩来不得不履行手续；3、更重要的是要看周保护了很多的干部。

但是经过具体研究周在项目组的行为后，笔者认为周所有的签字都不是被迫的。对于是否违背周恩来的本意，周恩来从来没有如此表示过。从一开始组织调查到最后结论的出炉，作为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周恩来没有不得不履行的问题。相反，这些后来被认为受到迫害的人，在当时恰恰被定位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敌人。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具体执行人，周恩来恰恰是自觉履行其必要的职责的。周恩来要执行而且要残酷地执行，没有违心不违心之说，只有执行了和还没执行之分。这也恰恰是中共官方所从不提及的事实。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忍让、服从大局的说法是荒谬的。更何况是，周既然签了字就要负责。

在文革当中，作为毛的决策的最主要的执行人，周恩来带给全中国的灾难远远大于其行使的正常职能所带给国家的正面作用。这个已经由历史证明。那些以周是违心的，被迫的，本身就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如果周是违心、被迫的，那么数十年下来，周恩来岂不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最大的伪君子。而这又是官方所不愿承认的。因此中共在维护周恩来的形象难免顾此失彼。

周恩来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特殊性。例如很多人的定性都是周最早讲出去的。例如对王任重的定性。在我们采访过程中，有人表示当时只相信周讲的，周代表中央么，周讲了出来之后，我们的胳膊就抡的理直气壮了！

还有人为周恩来如此辩解道：周不签，还会有别人签，不会改变受害人被打倒的结果。这如同强盗头子逼你拿刀滥杀无辜，你不但去杀，而且还冠冕堂皇振振有辞：“我不去杀，还会有别人去杀，我不去杀，同样也不会改变受害人被杀死的结果。”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文革的最大帮凶就是周恩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文革当中，遭到周恩来点名迫害的人达到200多名以上。对比当时江青、康生的讲话，周恩来的点名远比这两人高的多！在中共高层会议上，周恩来更是对于中共高级将领的往事如数家珍，及时的插话。例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问到：肖×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插话说：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毛泽东又问到：×××呢？（周恩来回答到：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

何方先生在其《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中说》：“至于给我个人，九年干校可以说一无所得。人们会说，你总还是读了一些书吧。我却不以为然。如果不是在政治迫害和思想压力下，换一个真正的学习环境，我相信会读得更多更好。”同理，如果说周恩来还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保护了一些人，为什么不说如果周恩来能够坚持“反冒进”时敢于对毛泽东说不的精神，那么许多人也就不可能遭受到迫害呢？更不用说，周恩来为了讨好毛，显示自己的“左”性，在外交部大抓特抓牛鬼蛇神、“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了。对于周恩来的所作所为是应该批判还是存有感激之情，不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么？“没有周总理，文革的灾难性可能会更大，换做他人，没人做的比周更好来为周辩护。”则是不折不扣的歪理了。

周恩来要扮演很多不同的政治角色，但是首要的角色则是要无条件的忠实于毛个人，热衷于吹捧对毛的个人崇拜，千方百计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不折不扣的执行毛的所有指示，大大的扩大了文革的后果。“没有周恩来文革的灾难更大”则是地地道道的谎言了。

中共建政之后，一旦党内斗争开场，周恩来就决不含糊，立刻就认准了谁是未来的赢家，站在强者的一边，同时巧妙地和注定要倒霉的那一方疏远。事后，周恩来都要痛打落水狗，决不会“丧失立场”。

1959年彭德怀一事就为一例，早期王明也为一例，后期“林彪事件”又为一例。随着越来越多的史实披露，周恩来参与迫害的事实即使现在官方也不得不含蓄的承认。虽然中共官方不得不用违心、不得不履行组织手续为其辩护，进而提出如果换做他人，只会比周更糟的谎言。除此之外，挺周派退而求次，提出周恩来从来没有主动的害过一个人。但是这也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谎言。

文革伊始，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系统的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亲自抓了文革试点，把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张彦、韩光和张劲夫统统打入“反党集团”。

自1967年夏季开始到1972开始收尾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则是周恩来主动迫害人的一个铁证。全国因此受牵连的不下百万之巨。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涉及面之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革其它运动所未有。在这株连甚广、卑鄙残暴，不可宽恕的清查运动中，反对周恩来就是反革命，周恩来同其它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更是密切、通力合作，充分展现了和江青等人作战在一个战壕的风采。同时，周恩来也借机在外交部等领域铲除异己，清洗对立面。文革结束后，此冤案因为周恩来的关系竟然没有被官方所正式平反过，虽然最后证实这是一场人为的打击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

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缘起于1967年春夏之交的受到无政府主义和怀疑一切思潮影响的红卫兵炮打周恩来的行动。但是这些红卫兵组织在8月下旬基本上全部被镇压。由于周恩来失责，外交部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情。周恩来把外交部的失控归于“五･一六”反革命的破坏。抓“五･一六”则成了周恩来在外交部扫荡对立面稳定外交部的一个有效和有力的策略。从抓捕王力开始，到整肃陈家康，直至姚登山，周恩来在外交部掀起了腥风血雨。外交部三千个工作人员抓了一千七百个“五･一六”，更甚的是，在1972年二十人被周恩来亲自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全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在全国清查“五･一六分子”中，“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是重要的一个口号。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tvbhkwy7wecukpggam75da2w3q/production/7502e082063bdee62674343919a88eecdc34740ada784287e2162e1cbc54ba4a.WEBP


当时真正压在邓李心上的最最沉重的第一位的问题，难道是学生问题吗？请看李鹏日记5月21日载：李鹏急于请求邓的，是快快开会“解决赵紫阳问题”。邓的秘书则根据邓的老辣经验，明确答复李鹏：必须等解放军进城以后，开会才更有把握。是啊，不在刺刀底下开会，靠得住吗！由此可证：不是“解决学生问题”，而 是“解决赵紫阳问题”，才是邓李心中性命交关的共同的重中之重。

至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进而探讨一个全新的问题：邓小平高呼“动乱”的动机，到底是想制止学生上街，还是意在激怒学生，唯恐学生不上街？设想一下（当然只是设想）：万一学生人人躺平，一切照常，后来的结果又将如何？邓李还有能力提请中央开非常会议“解决赵紫阳”吗？还有什么借口“挽救国家挽救党”？

我想顺便指出，赵紫阳也许被当时的李鹏认为是对头，可历来不是邓小平的天敌。李鹏日记5月28日载，邓的牌友，非常熟悉邓内心活动的丁关根，亲口告诉李鹏：李先念早在1988年就向邓提出要搞掉赵紫阳了；当时邓对李的答复是，时机不成熟；如今1989年5月，经过慎重考虑，邓才下了决心。前一句是邓小平拒绝李先念的婉辞——当时的赵紫阳是我邓小平所倚重的长城，你李先念休做白日梦！后一句才是邓的肺腑之言：既然赵紫阳业已明白无误支持学生悼念胡耀邦，等我邓小平百年之后，赵不可能不做批邓秘密报告，不可能不替胡耀邦翻案，不可能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居然这样小肚鸡肠吗？胡耀邦最有经验。毛泽东制造的冤案，邓都可以允许胡耀邦平反；唯独经过邓小平手的，高饶案，刘伯承案，粟裕案，要平反难如登天。百分之99点999右派分子的个案都已经具体平反了的“反右派运动”仍被邓小平认定为“必要”的。原因无非就是邓小平本人当时荣任着全国“反右”领导小组的总组长。

---鲍彤：写于“六四”事件三十三周年：由李鹏泄密引起的思考（一）


鲍彤：我认为六四以后，我们建立的制度就叫“六四制度”，就是说：党，可以以政府的名义，以军队的实力，为所欲为领导一切。因此发生了非常明显的问题：“大六四”过去了，“小六四”不断。“大天安门事件”成为历史了，“小天安门事件”层出不穷。凡是在中国城乡群体提出诉求，被维稳力量镇压下去的，被军队警 察维稳人员镇压下去的，实际上层出不穷的“小天安门事件”。07年08年我记得当时报纸还登：去年群体事件多少万，或是十几万。大概公布过两年还是三年，我记不清楚了。后来就再也不公布了。再也不公布的理由？我想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我计算一下也就是全国几分钟发生一起，都是动用警察军队维稳力量把提出诉求的老百姓镇压下去。我把这个称作“小天安门事件”。“大天安门事件”没了，“小天安门事件”延续下来层出不穷，遍布全国城乡。有因为政治问题的，更多的是因为经济诉求的：拆我的房，判我的罪。低端人口，也在就是无产阶级无产者。这是一个。

同时还有一个：既然有这么多“小天安门事件”，说明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天安门体制”。这个体制就是说：凡是领导看不惯的东西，不喜欢的东西，必须消灭！

---鲍彤谈六四（五）：邓小平是六四镇压的“最高统帅”
作者: 肖曼


“邓小平为啥这么干呢？什么导致邓赵在64前发展到绝裂？”

李鹏问赵：学生悼念耀邦，我们什么态度？赵答：耀邦是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自己就在纪念，没有理由阻拦学生。邓知道后，认为赵是赫鲁晓夫，将来必平反耀邦，批邓。陈云李先念早要撤掉赵，邓本来没有同意，这下子邓陈李合流。问题是师出无名， 无法向中央全会解释…

所以务必激怒学生，闹得越大越好，叫赵去镇压！赵不服从，是分裂党，下台！如服从，下令开枪是大罪，同样下台。请看时间顺序：23日下午紫阳赴朝。当晚邓立即找杨李。第二天常委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领导小组”。李鹏在常委会前还特别关照温家宝：鲍彤不得出席。第三天，邓宣布动乱。第四天，出社论…

紫阳回国，天天要求见邓，谈常委和政治局会议对处理学运的讨论意见。邓天天拒见。拖了半个月，5月13才见，杨尚昆在场。赵向邓谈了民主法制协商对话的原则，特别谈了廉政的一些具体设想。邓说了三个字：“都同意”。赵一离开，邓叫杨赶快告诉李鹏：“我耳朵聋，没听见赵说些什么”，显然…

显然是为了赖掉“都同意”的帐，怕赵向常委传达。5月17日，邓突然通知赵到他家中，紫阳准时到，却是开常委会，全体早已到齐。姚依林首批赵五月四日亚行讲话，杨尚昆提出军事戒严，邓同意。赵表示执行不了，怕误事，请求辞职。邓说，总书记还是你！又说，常委办公室里有坏人！李鹏说，鲍彤已经泄密了……

后来证明，李鹏是下午预测鲍必在当晚泄密，可恨当晚鲍开会，是请大家冷静守纪律，无一字涉及军队戒严。19日，中办通知紫阳主持电视公开宣布戒严，但当天清晨医生已诊断他脑缺血。赵请假三天。三天后，没有人理赵了。赴朝当天，赵电话线系统全换。回国后，赵警卫系统也换人。事实上，赵一回国就被软禁。

说明两点：

1，我没有证据。我的根据是我的亲历和《李鹏日记》，是李鹏自己，把他和邓小平、杨尚昆之间的来往记录下来了。

2，我只记录事实经过，不讨论理论，不总结经验教训，不研究必然性偶然性。但如果我的回忆中有事实性错误，不论巨细，欢迎指教纠正。

---鲍彤：六四忆零


如果赵紫阳向邓小平妥协，能不能避免屠杀，减少损失？这个问题问得很妙。似乎，只要赵紫阳屈服，天安门屠杀由邓小平屠杀改换为赵紫阳奉邓小平之命下令屠杀，就能改写历史，纾解人民的痛苦，减少改革的损失。其实，一进入力量对比的领域，赵紫阳就输定了。恰如当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叫你抓四清：右了， 是包庇走资派，左了，是形左实右；叫你到大学去抓文化大革命，不派工作组，是听任学生向党进攻；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要整你就非整到死不可，这是中共至少从毛泽东以来的传家宝，邓小平不过是毛泽东的学徒之一而已。

---鲍彤：写于“六四”事件三十三周年：由李鹏泄密引起的思考（四）


现在我想需要回顾一下赵的后续行动。赵当然不知道军委主席邓、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三人之间那些乌七八糟的勾当。既然邓“都同意”，赵就抓紧落实。赵的5月14和15的日程都已排满，16下午是和戈尔巴乔夫会谈。会谈完毕，赵立即赶回勤政殿开常委会，议题是完整的，就是肯定学生爱国并撤销《人民日 报》“426社论”。赵没有宣布或暗示邓小平已经“都同意”，只是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在肯定学生爱国的措辞上，李鹏争辩了几句，后来看到杨尚昆姚依琳都不太积极，李也就不再反对，终于通过了。所以次日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赵紫阳代表常委肯定学生爱国的新闻。

问题主要卡在撤销《人民日报》社论上。李鹏姚依林杨尚昆都声称这将“伤害小平同志”，坚持不能撤销。紫阳反复说明，本来就是我们常委自己错误地向小平同志反映了情况，因此一切应该由我们常委负责；人民知道小平同志支持我们常委知错就改，非但不会伤害小平同志，而且无疑将提高他的威望。乔石和胡启立都明确支持赵的方案，李鹏姚依林则坚持反对。杨尚昆支持李姚，但不是常委。常委议事规则规定的是多数决定制。这次是赵乔胡三人赞成，李姚二人反对，本可通过决议，为慎重计，赵决定搁置再议。因此，5月17日上午赵才要求单独见邓。邓的回复是“可以”。邓要赵下午几点钟（我记不清了）准时到住处。赵准时一到，邓小平就向赵摊牌了。

细节很重要。但我没有看到有关人物写过这次摊牌的任何细节。我当然不相信无关人士的描绘。我只知道赵紫阳本人在当天傍晚亲口对我和他的秘书兼中办副主任张岳琦二人的口述。我记得赵紫阳是这样说的：

今天打官司。姚依林全赢了。我全输。我本以为是我和邓两个人谈话，想不到是邓主持开常委会。我去时，他们早到齐了，杨尚昆也到了。姚说我的亚行讲话最坏，发出了（和邓不同的）两种声音。今天作了决策。什么决策我不能告诉你们二人，因为要保密。我说“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这个决策我执行不了。”邓说，“总书记还是你（赵）。”我回来想了一路，我必须辞职。你们给我写个辞职信。我问，辞一个（总书记）还是辞两个（加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答：两个都辞。

根据赵紫阳当时对我和张岳琦的口述，我认为有几点是肯定无疑的：

第一，所谓“赵紫阳不该在戈尔巴乔夫面前把邓小平抛出去”这个传播最广的罪状，根本没有在摊牌会上出现过。因为，赵紫阳必须把“邓小平虽然退出常委但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领袖”告诉全世界，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而这个决议恰恰是邓在1987年7月7日亲自提出的；最雄辩的是，李鹏早在1989年4月27日，通过传达的方式，就已经把邓小平赤裸裸地整个“抛出来”一次了，还用得着等到5月16日赵紫阳再“抛”第二次吗？！

第二，主攻手姚依林显然是被邓小平选定并经邓亲口培训的。不过也真难为了姚依林。邓小平叫5月17日的姚依林狠狠抽了5月8日的姚依林的耳刮子。姚依林很少说别人“好”，唯独对赵紫阳5月7日的“亚行讲话”说过好，因为实在无懈可击。5月8日那天，常委会尚未正式开会，在聊天，杨尚昆说：紫阳，你昨天讲得好！第一个响应的，恰恰就是姚依琳的连声“讲得好讲得好”，不甘落后的李鹏也紧跟说：“我近期见外宾，也要呼应一下。”如果5月8日常委会的录音没有被毁，我想应该都查得到。同样是常委会，同样在杨尚昆的掌握下，5月8日是全体无异议赞同赵紫阳发出这个“第二种声音”；5月17日在邓小平核心的亲自主持下，却又以多数宣判：发出“第二种声音”是罪该万死。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态。

---鲍彤：写于“六四”事件三十三周年：由李鹏泄密引起的思考（三）


本文不打算讨论个人品德。但是李鹏日记，关于5月13日下午，有几句非常别致而又无人能懂的话：小平要国家主席杨尚昆紧急赶来转告我李鹏：他邓小平今天耳朵聋，赵当天下午对邓说的，他邓小平什么也没有听见。这是什么玄妙口信，有谁能破解这个谜？但我碰巧知道5月13日下午赵紫阳对邓小平讲的是什么事， 也碰巧知道邓小平“都同意”的是什么。那天下午，邓小平在杨尚昆面前亲口向赵紫阳宣布，对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整套方案“都同意”！赵前脚走，邓立即差遣传令兵国家主席杨尚昆，十万火急密告李鹏：我邓小平耳朵聋，赵的方案我刚才完全没有听见，因此我的“都同意”就是都不算数！

我何以知道这个“都同意”的故事？因为赵自4月30日回京之后，天天要求见邓小平谈学潮，邓天天拒绝，一直拖到5月13日上午，才电话通知，说下午可以见。那天赵紫阳特别高兴。此前13天，赵作了大量工作，找各方面人士磋商，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各界协商对话的总体设想和在高级干部中进行廉政和整改的一些初步措施，并在5月8日和5月10日分别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上基本上取得共识。赵急于想听到邓本人的意见。我那天下午也特别兴奋，几乎整个下午我就呆在空无一人的赵紫阳本人的办公室里。快到晚饭时，紫阳回来了。我问：“小平同志什么意见？”紫阳照例不紧不慢悠悠然回答我：“嗷，都同意！”我当即回到研究室向研究人员宣布：小平都同意。

邓小平有点聋，不太聋。更何况赵的一举一动天天都有各种人通过各种渠道向邓即时汇报。正因为太清楚赵紫阳的方案，邓小平才必须赖账，怕赵紫阳开会传达。然而，邓小平为什么要搞这一套阴谋？我不敢妄议。但肯定不是为了纠错。如果纠错，应该派杨向赵本人更正啊，为什么十万火急派杨尚昆这样一个大传令兵去向毫不相干的李鹏传达密旨呢？

赵紫阳的整套方案里有一个启动点——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正式撤回《人民日报》的“426社论”。我估计，这正是他5月13日下午向邓汇报的重点。我这样估计的根据是：在赵要求见邓而不得的13天中，赵本人曾多次向杨尚昆提出这个建议，并先后转请阎明复许家屯也同样向杨建议。赵非常坦率地认为，正是这篇社论发出了错误的声音，伤害了爱国的学生。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回避不了的。既然要跟学生对话，就必须承认“426社论”的错误。没有这一点诚意，对话就是空的。公开表达诚意，才能把学生和市民团结起来，成为谈判和改革的挚友和动力。对赵紫阳的这一主张，杨尚昆一直不表态，翻来覆去老是说，不要急，慢慢来。所以我估计，5月13日赵终于有了机会见邓，最紧要的话是这个。邓小平答复“都同意”中的“都”，我估计也不可能把这个最重要的意见排除在外。——郑重说明，这是我的估计，我有根据，但不敢武断肯定，只希望1989年5月13日邓赵谈话的录音尚在人间，没有被毁。

---鲍彤：写于“六四”事件三十三周年：由李鹏泄密引起的思考（二）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ubv6jujybtzwh2sfc6yuq3jmhq/production/e7880462e274ecb33f93622363f19b1261b982103e2855e8c01d869cad72c4a1.JPG


周恩来不是为民当差，而是为毛当官，认毛为主，为虎作伥。
1961年，全国人口统计少了几千万，材料只报周毛两人。周看后通知：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为了掩盖毛的弥天大罪，销毁证据。大饥荒发生后，周巧舌如簧造谣“自然灾害，苏修逼债”造成了大饥荒，却一直回避“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一锥心刺骨的问题。
周恩来虚伪奸诈的一生一直保持到死，为取悦其主子毛泽东，临终仍在演戏，却得到江、毛一句“貌似忠贞实属大奸”评价。这就是丧尽天良一代奸相的最终下场。
《管子》曰：作假的不可能持久，掩盖虚伪也不会长远。活着不干好事的人，也一定不得好死。（“务为不久，盖虚不长。其生不长者，其死必不终。”）

有党内资深人士说，周恩来勤勤恳恳的当了一辈子中国的大管家，一辈子让国民忍受食不果腹的日子，一辈子循循善诱，劝导民众逆来顺受，忍受中共迫害邪毛淫威，还有谁比他更能装？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myiqt24627ryofl46foq6oluqq/production/d829142b47e7fce95c60e7ac2ffecc24dd73558aa3daa72120f213dcbc193695.PNG


【转】再说几件60年代大饥荒的事。希望互联网记住。
我的姑奶奶说过一件事：那年她在南京下关码头，见到一个旅客拿出一张面饼充饥，一个人突然冲出来要抢那张饼，他就轻轻挡了一下，那个人就像纸片一样倒下来再也没爬起来，应该活不成了。她后来多次教育小辈如果别人饿极了要吃的，给他们，千万别心硬。

姑奶奶很善良但是独身一辈子，活到98岁，晚年被护工欺负，蛮凄凉的。
有个远方亲戚，我叫他大Ping舅舅，大饥荒时他全家包括父母和几个姐姐都饿死了，就为了保住他一个男丁，他也一直坐轮椅，不知是不是那时候留下的问题。60年代他从安徽无为老家逃到南京郊区，一直是亲戚接济过活，也活到了70多岁。

我爸那时候刚上医学院(他很大年纪才生我)。春节放假时，他们校长应该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召集全校学生开会，劝大家不要回家，说学校至少还有粥吃。不少学生急着回家看父母，还是走了，开学时很多人没回来。后来听说很多地方“许进不许出”，宁肯一村村饿死也不让饥民跑出来传播消息或上访。

当时他们学生解剖用的尸体极其充足，因为外面有很多无主的尸体会被送到医院或者医学院。
那种年代的残酷，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生死可能也就是回不回家一念之间。
再一条初中政治老师(那时已经很老了)，在课堂上和我们说，共产党进南京城后一卡车一卡车运“国民党特务”出去枪毙杀了非常多人。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yrj2bubjiccu5yfgv53lockmmq/production/3d818c03e4697ea57373c132f4adb7679c5b4ff38008f9ef0cab1019dc81cb66.JPG


转贴一个中国人编撰、给中国人读的笑话——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gkkz7lyrdlx7camtyhfpaotlnq/production/94d803b07b453d46352ee5a253b7031829a4a5c5ed428dfb2c93755a048ea4ad.JPG


鲍彤去世一年多了。


食堂闹事从88年涨价风就开始了，全国哪里都有，和六四之间的直接联系不大。1989年4月胡耀邦死是六四的直接导火索，有人说是和巴黎公社的情况类似，那位为巴黎市民说话的将军突然死亡一样，引发攻占巴士底监狱。北京的学生也有样学样，当然涨价也是学生撒气的一个原因。此文说的邓小平预谋是指对六四的处理，不是如何引发的六四。


伍豪事件是其一。


中共元老联手镇压“八九民运”
1988年邓小平的“价格闯关”错误决策的失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不满。不久1989年春民主运动爆发。赵紫阳坚持反对邓小平用野战军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的决定，因此被迫下台，被软禁直到去世。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已没有元老，总书记是赵紫阳。虽 然中国宪法和中共党章规定，政治局负责决策党、国家、军队的事务，但真实的高层决策格局与宪法和党章完全背道而驰。赵紫阳只是个“总经理”角色，他背后还有元老“董事会”，或者说这些元老们是一群“太上皇”。事关共产党政权命运的重大决策，仍然由政治局之外的元老们决定，而且是背着政治局私下商议。

掌握军队的邓小平是“太上皇”们的首脑之一，赵紫阳虽然名义上是军委第一副主席，但他不敢、也不能过问任何军队事务。当时的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曾数次与赵紫阳联系，准备向赵紫阳汇报军委工作，但赵紫阳知道，军队事务是邓小平的禁区，所以赵紫阳只能对刘华清的会晤请求用各种借口婉拒。在1980年代，中共的高层决策格局实际上是枪指挥党，政治局只是邓小平的橡皮图章和办事机构，至于宪法和党章里明文规定的“党指挥枪”，只是骗人的。

元老当中的两大派首领邓小平和陈云对镇压“八九民运”意图完全一致。1989年5月7日，邓小平离京南下武汉，开始秘密地调兵部署北京围城。而陈云则于同一日提前结束在杭州的休养而返回北京，发表讲话支持邓小平的镇压决策；并连续找一些老干部、老将军谈话，说服心存疑虑的人。陈云还召集中顾委常委开会表示，现在不能后退，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并要求新闻单位公布这一消息。在邓小平调兵期间，北京的中央政治局虽然照常上班，却完全被架空了，“太上皇”们实际上恢复了“亲政”。

邓小平到外地秘密安排调兵事宜，对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保密；若按照政治局内集体领导的制度和人大常委会的集体议事规则，邓的违宪行动可能会被否决。1989年5月18日十多万野战军突然包围北京，大批军车开上长安街，此时政治局委员们才知道，首都几乎已被军队控制。当时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要求开会讨论当时的形势，但此动议被阻止。在国事访问途中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赶回国，但邓小平命令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把万里暂时软禁在上海，直到万里表态支持邓小平的行动，才准许万里回京。

军队包围和控制首都的部署完成之时，政治局和国务院并未被告知如此重大的事关国运的突发事件。邓小平只是在5月17日晚召见5个政治局常委，逼迫他们接受既成事实，赵紫阳以辞职表示抗议。然后“六四”屠杀发生了，中国民众的政治民主化要求被军队用武力镇压扑灭了。

中共的党章和宪法都没授权军委主席擅自调动大量军队包围首都，实行戒严，开枪镇压；相反，倒是有宪法条文规定，戒严令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但在中国这个由掌军权的人说了算的国家，民意、国会、政府、执政党，所有这些影响现代文明国家政治决定的因素都不起作用。邓小平决策的戒严和镇压当然是违宪的，但“太上皇”们毫不在意，因为宪法其实不过是他们的“玩具”而已。

---程晓农：1989-1991“六四”后邓小平如何受气
——邓小平南巡背景之二


邓小平南巡
现在中共提到邓小平的南巡，都是正面吹捧他如何“高瞻远瞩”，却不谈他在陈云的压力下生两年“闷气”的经历。实际上，邓小平抓住陈云“走麦城”的机会，通过南巡，对中南海里的江泽民放话，要全面逆转陈云派过去两年反改革的经济方针。邓小平并不只是喊话而已，这是明的一面；他还有换掉江泽民的 具体计划，这个计划就是长期被中共掩盖的、邓小平南巡的主要目的，即召集军方和政法系统的秘密珠海会议，部署夺权换人。

实际上，1月23日这天，在珠海有两个会议。一个是半公开的，全国政法系统都派人参加，中南海里的江泽民当然知道；另一个秘密会议是乔石事先与邓小平秘密约好的，邓与陪同他南巡的军方实际控制人杨尚昆一起，加上从北京赶到珠海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杨白冰，而代表政法系统参加秘密会议的就是乔石。

中共外宣官媒《多维新闻》今年1月26日发表的文章《江泽民的应对与抉择》，引用傅高义书中的内容披露，邓小平南巡期间曾在珠海召开秘密会议。这次秘密的珠海会议表面上与军事规划有关，由政治局常委乔石主持，“由于乔石分管国内治安，开这样的会似乎顺理成章”；然而，当时邓小平心目中用来替换江泽民的正是乔石，所以这个秘密会议真正的中心话题就是换马江泽民，即傅高义所说的，“可能和中国领导层的人事安排有关”。在珠海会议上，邓小平把他在武汉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次：“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笔者注：这是指江泽民）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

很显然，这次会议不是参会的少数高层各自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已，而是商讨如果江泽民不倒向邓小平，那把他换掉之时以及之后如何稳定政局。《多维新闻》2018年3月26日的文章《江泽民亲述：邓小平曾想用乔石替换我》，也谈过同一件事。此文引用傅高义的话说，1992年2月3日（农历除夕），邓小平离开珠海5天后，江泽民打破了以往不给邓小平打电话拜年的习惯，特地借拜年向邓小平“请安”；傅高义提到，江泽民“后来承认，这次通话并非随意而为”。此后江泽民便倒向了邓小平，背离了陈云派。

邓小平离开广东以后到了上海，当时陈云也在上海，但两个人都不想见面。知道大势已去的陈云懂得，这种时候最好是默认邓小平的精心谋划，甚至言不由衷地表示有限的支持。

---程晓农：1992邓小平南巡与江泽民转舵
——邓小平南巡背景之三


陈云治下的经济困境令陈云失势
“六四”以后，陈云派从“价格闯关”开始，夺得了经济政策决策权，旨在清算经济改革的“治理整顿”方针一直持续到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按照计划经济官僚们的设想，赵紫阳的那套削弱计划经济制度的做法被扭转之后，中国经济在陈云派的掌控下会稳定发展。他们认为，经济不能“过热 ”，所以主要的经济措施就是收紧经济活动。然而，“六四”后不过两年，陈云主导下的中国经济迅速陷入困境。

1990年开始，在姚依林执行的“治理整顿”经济方针之下，政府对银行信贷全面紧缩，令企业的流动资金紧张，同时严格控制国营企业的投资，再加上“六四”后外资减少，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消费疲软、工商库存倍增、制造业衰退、就业困难。1990年全部国营工业的销售收入超过1万多亿，但盈利企业的利润只有388亿，同时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达到349亿，两者相抵，几乎整个工业的利润率为零，大部分企业都处于亏损的边缘。在这种局面下，就出现了全国经济“啃”国有银行的状况。

当时的金融业由四大国有银行把持，由于财政赤字占用了一大笔银行资金，而亏损的国营企业又不归还贷款，使银行20%以上的贷款都成为坏帐。到1991年末，四大银行的坏帐已累积到4,300多亿元。银行出现了巨额坏帐，其坏帐准备金却几乎为零，而四大银行的自有资本只有1,500多亿元，无法垫补坏帐损失。这种状态下，银行的最大风险是，一旦出现挤提存款，金融系统就可能垮下来，因为四大银行已经事实上严重地资不抵债了。

当时政府用了各种办法，就是无法把经济从严重的经济萧条中拉出来。这种困境充分证明，陈云的苏联版计划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只会把局面越弄越糟，而陈云那套苏联式经验对走出经济困境毫无用处。更准确地讲，当时中国的经济困境，恰恰就是陈云派奉为圭臬的计划经济制度的产物。号称中共社会主义经济“最能干”的当家人陈云因此陷入了“走麦城”的困境。政治上紧跟陈云派的江泽民也随之陷入了困境。江泽民没料到，虽然政治上似乎陈云派地位稳固，但经济上陈云的经济方针却破坏了经济，让陈云派开始失势。这种局面给邓小平提供了反击陈云派的机会，而前台的江泽民便成了邓小平的打击目标。

---程晓农：1992邓小平南巡与江泽民转舵
——邓小平南巡背景之三


邓小平和陈云的政治天平如何摆动？
邓小平和陈云之间，两人既有高度的共同点，也有截然相反的政策目标。所谓的高度共同点就是，双方都强力捍卫中共的统治，为此会不择手段，比如“六四镇压”问题上各自的立场完全一致；所谓的政策目标相反，主要是在经济改革方面立场相对。由于这两个派系领袖的这种政治 特点，所以他们不致于为了争夺权力而闹翻盘；但是，只有一有机会，双方还是会表示相反的看法和主张，并采取有利于自己这派的行动。

经济局势或政治局势的变化经常出乎这两派的预料。比如，邓小平没有料到，他的“价格闯关”决策会闯下大祸，因此，当自己这派处于易于被对方攻击的位置时，邓小平会蛰伏下来，等待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同时听任陈云派“大展宏图”。如此则一派“意气风发”之时，另一派不会大吵大闹，而是悄悄等待对方“走麦城”的那一天。

这种政治天平的上下摆动，建立在两派彼此完全不同的经济信念基础上。邓小平认为，经济改革还是必须的，只要不动摇共产党的统治就行；陈云则相反，他认定，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只有用计划经济体制才能管好，所以他不愿意看到计划经济体制被邓小平的改革削弱，而且坚信计划经济之下不会出现经济困境。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邓小平和陈云的争斗当中，谁也不打算消灭对方，毕竟他们还是维护这个政权的战友，彼此争斗的“铡刀”最后往往落到对方的主将身上。比如，陈云对赵紫阳始终恨之入骨；而“六四”以后江泽民批判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政策，邓小平对江泽民也同样恨之入骨。然而，邓小平自己憋在家里生闷气，两年里没有动作，他在等什么？邓小平在等陈云派“走麦城”。

---程晓农：1992邓小平南巡与江泽民转舵
——邓小平南巡背景之三


1988年“价格闯关”
赵紫阳于1987年秋担任中共总书记，但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此刻的处境其实十分艰难。他的城市经济改革设想不但面临陈云、姚依林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官僚的暗中掣肘抵抗，还不得不面对一个完全不懂宏观经济管理的总理李鹏；更复杂的情况是，邓小平不安于“垂帘听政”，会用蛮力瞎指挥，1988 年的“价格闯关”政策就是如此。但是，现在中共官史把责任完全推到赵紫阳身上，而“六四”后被软禁的赵紫阳也不便说明真相。

笔者时任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综合研究室主任，代表体改所参加过国务院、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这一时期有关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多次讨论会，了解“价格闯关”决策的幕前幕后情形，也到赵紫阳办公室参加了数次小范围的政策讨论，比较了解赵紫阳的思路，算是“价格闯关”这一事件决策过程的亲历者。

1988年5月初邓小平接受了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等人提出的“长痛不如短痛”的观点，突然直接干预经济改革政策；他要求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一下，能否在3到5年内完成价格改革，“不怕冒险”，要“毕其攻于一役”。政治局常委会随后召开一次务虚会，所议8条意见与邓小平的想法基本上相反；常委会的第2条意见是，准备一个为期5年的价格——工资改革计划，只对部分价格作有限调整。这8条意见并未对党内公布，本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

但邓小平不满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从5月19日到6月3日，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连续向外宾放话，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实行“价格改革”。邓小平此举不仅是越俎代庖，以军委主席的身份代替政治局宣布重大财经政策，而且直接对政治局施加压力，逼着政治局按照他的意图行事，这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法。

赵紫阳所面对的不仅是邓小平的鲁莽草率，而且还必须应付陈云、姚依林的暗中破坏。反对经济改革、又深喑中国官场政治的老官僚姚依林知道，不能公开披逆鳞、否定邓小平的主张，但阳奉阴违这样的把戏，要瞒过向来不问细务的邓小平就易如反掌了。

于是姚依林一方面在表面上做足功夫，大张旗鼓地召开各种讨论会，征求学者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对“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的意见，摆出一幅“价格闯关”势在必行的架式；另一方面，却利用主持制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的机会，把邓小平“价格闯关”的决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悄悄变成了提高几种商品价格的一个小幅度调价方案，把邓小平的“价格闯关”决策无声无息地消除于无形之中。然而，姚依林大张旗地为“价格闯关”造势的行动，实际上煽动了老百姓的恐慌心理，起到了为社会动荡火上浇油的作用。就这样，姚依林既不动声色地耍了邓小平，又把赵紫阳“架在火上烤”。

当时陈云私下里明确反对邓小平的“价格闯关”主张，也猜到邓小平在此事上必败无疑，却故意不提出任何批评意见，而是等着看邓小平“走麦城”。直到1988年夏季，社会动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时，陈云知道邓小平的败局已定，于是出面表示，必须立即停止“价格闯关”，实行“治理整顿”，重新恢复计划经济管理部门对经济活动的广泛控制。

邓小平在失败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同意陈云的意见。于是，自邓小平宣布“价格闯关”之后，3个月内“价格闯关”一事无成，而引起的社会经济动荡则动摇了国民经济。于是中央政府于1988年9月宣布改弦更张，放弃“价格闯关”这一决策，同时决定严格控制物价，实行“治理整顿”，80年代的经济改革步伐就此停顿。

1988年其实也是中共的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发生倾斜的一年，由于“价格闯关”的失败，邓小平不得不让陈云派接手经济决策事务。于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天平开始朝反改革的陈云派倾斜，而陈云的地位则得到了巩固；与此同时，官场中人都清楚，官媒关于邓小平当初鼓吹“价格闯关”的报道历历在目，这是邓小平的一笔不敢在官史中留字的旧账。

---程晓农：1988邓小平闯祸又失势
——邓小平南巡背景之一
作者: 程晓农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ybonoj2gp7vttjxekygu4ivrqa/production/06797f7a3475535706af9e4bb829c7ffe063b2cc61cfba04891ed17b33a7a8bf.JPG


鲍彤：整个“六四”是有预谋的，这个预谋者是邓小平。是有领导的，这个镇压的领导者是邓小平。是有计划，长时期的计划，这个计划者是邓小平。是有组织的，把几十万军队调到北京来，不可能是没有组织的，这个组织者是邓小平；可能杨尚昆是他的助手。所以“六四”是邓小平决定的一个重大决策，他是这个重大 决策的领导者，组织者，计划者，实施者，最高统帅。

邓小平有一句非常大的名言，跟江泽民说的：“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毛是核心，他说了算。毛泽东死了以后，我是核心，我说了算。现在你是核心，如果你讲的话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他第一句话概括了延安时期以来直到文革的情况，这是事实。但“毛泽东死了以后我说了算”这句话不对，吹牛啊。毛泽东死了以后，并不是他（邓）说了算，陈云可以对他提不同意见，彭真可以对他提不同意见，李先念可以对他提不同意见，胡耀邦赵紫阳也可以对他提不同意见。他什么时候说了算过？所以他这个话是虚张声势，假的，捏造的。

但是，后来这是事实，什么时候？杀了学生以后，这是事实，陈云也承认：“我们这个以邓小平为头子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邓小平成为核心是六四以后，不是在六四以前。六四以前是元老政治，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六四以后只有他有发言权。所以他可以南巡讲话：“谁不改革谁下台”这些东西。

当然，那个改革用的是改革的名词，那个改革已经完全变了味了。而原来意义上的改革是改掉毛泽东的体制，要解放老百姓。至于南巡讲话以后的改革，那是“解放我们自己人”，这个“自己人”是陈云讲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靠的住，不会挖我们的祖坟”。所以很多人说：六四以后走上了市场经济，那是“自己人的自由经济”，不是“自己人”能自由吗？不是“自己人”，今天可以发财，明天可以叫你破产。今天你可以当官，明天可以把你抓起来。谁有自由？“自己人”才有自由。建立的是“自己人”可以决定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方向“自由的决定”，可以自由的腐败和反腐败。

---鲍彤谈六四（五）：邓小平是六四镇压的“最高统帅”
作者: 肖曼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45u4nkmd2cgwry4merwycio7aa/production/d92241898d5c5c3f04717115d7cc7272ecf9f5f60a58dba2ff9f949fa651d80d.JPG


在周恩来研究当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乃是，周恩来为什么在毛泽东面前那么的委屈求全那么的忍辱负重？对此，《晚年周恩来》一著认为，是因为“周恩来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强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认为，“周恩来没有家庭原罪感”，“所谓原罪，不是来自家庭，而是来自于不为社会容忍的 ，更不为其党所容忍的同性恋隐私”。这两种看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我认为，周恩来之所以始终在湖南毛面前那么低声下气，关键的心理原因在于对自己能力不足的自卑和对自己名不符实的恐惧。

我曾经在《百年风雨》中说过，周恩来的人格特征在于他的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说周恩来什么都是，他当过演员，做过学生领袖，投身政治之后，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领导过两次城市暴动，组创过中共的情治系统，担任过中共的军事首领，主持过中共的统战，成为中共首席外交家，出任了终身的总理之职。说周恩来什么都不是，他求学时代没有读书能力，整天沉溺于演戏，或者与同学缠缠绵绵，无论到日本还是到法国、英国，都没有留学的求学能力，最终不得已，才投身政治。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原因，并非是资历很老能力过人，而是凭着共产国际头领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介绍信得以一步登天。他在上海和南昌所参与并领导的两次暴动，全都以失败告终。在上海的中共情治系统的创建过程当中，差点全军覆没，幸亏有个钱壮飞，才得以死里逃生。至于在所谓苏区的反围剿之中，周恩来的军事指挥能力更是平淡无奇。周恩来最拿手的应该是他的统战本事，事实上，周恩来对中共的最大贡献也就在于他以过人的统战能力为该党凝聚了广泛的人脉。周恩来在人际关系上的凝聚力，在中共历代首领中无出其右。只是那样的统战，说穿了无非是哄骗、笼络、收买、利用他人，通常是利用完了就一脚踢开，过河拆桥。这不要说在旁观者看来不上台面，就是周恩来本人也并不以此为荣。至于作为总理的治国能力，周恩来晚年自己都曾坦承不如邓小平实干。即便作为红色外交家，其实也是徒有虚名。张闻天秘书何方的回忆有说，周恩来搞外交的特色是只抓芝麻，大事糊涂；说穿了就是只知沉缅于琐事，根本不懂外交方略。

周恩来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人格特征所证明的乃是，周恩来其实终其一生都是个演员，能够将他扮演的所有角色全都演得栩栩如生，至于那些个角色到底做了什么实事究竟有无成就，那就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即便是在流氓政治当中耍流氓比横，周恩来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这种戏子特征，天知地知，周恩来自己知毛泽东知。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戏子人格，所以能够驾轻就熟地拿捏周恩来。这是周恩来终其一身都被毛泽东踩在脚底下欺负的根本原因。

---周恩来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
作者: 李劼


周恩来一生最大的悲剧，就是把那个叫做革命的婊子当作了天使，紧紧地搂在怀里。粘滞型的人物，一旦选择了自己的所爱，绝对一路爱到底，不会中途生变。周恩来之于革命的激情，便是这样的热恋，生死不渝。周恩来可以为此献身，但不能接受被判决为革命的叛徒，不能接受被突然打成反革命。这既可以说是矢 志不移的忠诚，也可以说是爱惜羽毛的洁癖。在流氓政治中，这样的忠诚，如此的洁癖，又恰好是致命的软肋。深知个中堂奥的流氓毛，只要点一点周恩来的这个软肋，周恩来就只能俯首称臣。在流氓政治的舞台上，通常都是最流氓的才能成为大赢家，而不会耍流氓的周恩来只能成为大流氓的侍妾。周恩来在爱上革命的时候，绝对不曾想到，那场革命是多么的流氓。不管周恩来投身革命后如何如何，想当初，毕竟是卿本佳人。

周恩来的不幸在于，无法脱身。要么做奴才，要么被打入那个叫做叛徒的地狱。周恩来怀里的那个叫做革命的爱侣，原来是那么的娇弱，那么的不可靠，只消人家轻轻地动一动手指头，立马就会跟着大流氓跑掉。可见，搂住革命比搂住女人要难得多。而周恩来的全部忙碌全部努力全部挚爱，都只不过是想搂住那个叫做革命的情人，根本不管发妻遭受什么样的冷落。很有趣的是，周恩来娶的那个女人，又恰好喜欢周恩来那么使劲地搂住革命，仿佛夫妇前面没有革命的定语就不成为夫妇似的。事实上，邓颖超也确实非常享受周恩来的搂紧革命，因为那是革命夫妇与普通夫妇之间的天壤之别。假设革命从周恩来的怀里跑掉了，那么他们夫妇也就不再是革命夫妇，而是被打成像刘少奇、王光美那样的反革命夫妇了。这是周恩来夫妇之间最大的秘密，根本不需要说出来才弄明白。至于那个做老婆的因此受了多少委屈，世人对此也不必过于同情，因为人家是心甘情愿的。

明白了周恩来之于革命之间的这种坚贞不渝，便可以解读周恩来的所有言行。比如，为何那么残忍地杀死了顾顺章一家十几口？因为顾顺章背叛了革命。为何下令销毁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有关文件？因为要维护革命的名誉。周恩来并非不明白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正确，但他认定革命在毛泽东手里，所以宁可跟着毛泽东胡作非为，也不敢站在刘、邓一边。同样道理，在林彪与毛泽东的分裂中，周恩来内心深处是认同林彪的，并且在许多事情上悄悄地与林彪相配合；但一旦毛泽东翻脸，他又只得选择站在毛泽东一边。周恩来内心佩服比他有本事的人，不仅是刘、邓，即便是反对他的高岗，周恩来一面激烈地批判高岗，一面暗暗佩服高岗的能力，这是高岗死后、周恩来曾私下照应过高岗未亡人的原因所在，那样的照应并非虚伪。周恩来自己不懂打仗，但他极其佩服会打仗的林彪。对毛泽东的俯首贴耳是出于被赶出革命队伍的恐惧，但与林彪的友好以及对林彪之死的同情，却是心有戚戚焉。得知林彪死讯，周恩来的号啕大哭，不是做戏，而是痛不欲生。既痛林彪，也悲自己。当然，也正是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这种心照不宣，使毛泽东怀恨在心。因此，毛泽东在清除林彪之后，非要将周恩来置于死地不可。

---周恩来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
作者: 李劼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7acuxzzwvwrjpb7rdhmvothzka/production/b90d99e7b113baa2e3437a39f7053799b3da5cca2ee5befe76308865dabf8fbc.JPG


狗熊也难过这一关


最初的焚书
1950年中共已在“焚书”——法西斯式统一思想。1950年9月全国出版会议，中共政府发布〈肃清资本主义反动思想及封建思想的出版物决定〉。商务印书馆50年出版的1.5万余种书籍，仅留1354种；中华书局出版的万余种书籍仅留下400种。1951～52年，上海销毁书籍230吨，包括不少古籍。全国城乡收书焚书 ，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广州）收集焚毁书籍数十万斤，经史子集、明版殿版、珍版抄本、县志族谱，甚至小说掌故。

1950年“焚书”，1957年升级“坑儒”——反右。1958年5月8日中共八届二次大会，毛泽东狂言：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毛泽东确实气魄甚大，但这样的气魄已近疯子。中国的可怜在于无法及时中止毛泽东的疯狂，只能等他人亡政息。更可怜的是：至今仍在维护毛崇拜——尸供纪念堂。

---可怜的中国
作者: 裴毅然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d54cu6u3qtrm7yllot2t6u6pjq/production/2027db1f6a63e9bb37cac5f04d3f44a89bf0d1cc0b2ac67413a18b2f535e2e8f.AVIF


中共初期的发展，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我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办法。因此，他们在南中国农村就用打土豪，分田地手段来抢掠地主富农的财物，杀害有钱人，并将土地分给贫苦人民，诱使他们的子弟保卫分田分地的所谓革命果实，维持红军的发展，并扩大他们的苏区。但这种打家劫舍的政策，并不 能在经济上维持很久。为筹钱，中共甚至采用绑票勒索的方法，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红军来时，当地的土豪、恶霸、奸商等都把贵重物品转移了，如将金银埋入地下。于是红军逮捕了他们之后，便通知其家属按时定量送金银来赎人。”实是一副绑票的土匪嘴脸。

尽管如此，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仍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甚至哀嚎“处于国民党军四面包围之中，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日用急需品及现金的缺乏，已经成为根据地内的极大问题。”其困难之程度，从中共一九三四年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纸即可略知一、二。

为了解经济困难，中共曾自己建立铸币厂来伪造银元，铸造袁大头、孙头币及黑版鹰洋这三种银元，同时发行号称“东古平民银行”的纸币来兑付银元。但由于伪造的银元，制造工艺差，极易识破，不仅百姓拒用，而且难以去国统区采购物资。但中共很快发现，采取强迫“苏区”百姓使用自发纸币，以兑付真银元和合法纸币，却可以偷运到白区，换回自己所需的粮食、布匹，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比到处打土豪，抢浮财，造假银元花销渡日，真是高明多了。因而，中共开始大量印刷“苏区”的纸币，用以取代其控制区的真银元和合法纸币。一九三○年十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就在给中央的信中得意地声称︰“经济封锁……没有土豪可打，耗费甚巨，均感困难……惟东古银行票币甚行畅销，几乎每天能印几万，都能销出。”于是，滥印纸币的方法，终于成为中共的一根救命稻草。一九三○年十一月廿一日，中共总前委竟发出“立即动手出票子”的号召，命令下属各苏区大量印刷“苏区”纸币，以解决自己的困难。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政府军不得不停止围剿，中共的所谓第三次反围剿遂取得了伟大胜利。由是，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拥有二十一个县城和二五○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甚至藉国难建立了非法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成立了自己的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从此大规模发行苏区纸币，并在控制区内建立了自己的税务征收系统，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受国民政府领导和完全独立的经济王国。自然这个王国是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红军所血腥支撑的。

---中共曾在“苏区”巧取豪夺
作者: 宋子明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nglabzcdyzsx5ra5evzmii4fha/production/ac3fed0e26e668bec2444b627ab28dd3df2373454b767b2e08194a37b38f13a9.JPG


龚楚（1901年—1995年）在《龚楚回忆录》回忆导致他叛变中共的林野事件：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1928年初参加朱德发动的湘南暴动，即任中共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

林野出生于地主家庭。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其父母及家人被当地中共农会在暴动中杀死。当地的农会共产党干部担心林野报复，要求朱德将林野交送地方处置，朱德不允。

中共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

1934年秋，中共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林野任野战军（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调他回中央苏区军区（留守部队）工作。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苏区来找他，令他真是说不出的喜悦。

林野向西江（会昌县属）中央苏区军区司令部报到的第二天，谭震林到时任中央苏区军区参谋长，后投降国民政府的龚楚的办公室，细声对他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一声：“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

龚楚一个寒噤，忙问：“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龚楚认为像林野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志，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

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无法阻止，但寄望说服项英。龚找到时任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项英很庄重地回答：“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

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势，却是著名中共高干，且与龚私交颇深。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机，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无辜的林妻，便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领悟，附和道：“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奉命动手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那位特务员说完嘿嘿一笑：“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话剧了。”谭讽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1935年5月2日，这个负载中共湘粤桂三省军政重任的“最高长官”，出于对遥控中共的“第三国际”的愤恨与党内残酷斗争的恐惧，竟撂了挑子。龚楚避开身边特务员，只身巧妙逃脱，留下一份声明给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
何同志！你回来的时候，我已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 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的。

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走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这些事一向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地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还能盲从他们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吗？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此后，请你领导这一支同过患难的队伍，并希望你将我这封信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来检讨一下，倘若是你们对我的出走还表示同情的话，你们可派人到乐昌长来村我的家里来找我，我当尽我的力量来帮助全体同志走出这个罪恶的深渊。倘若你们认为我的出走是错误的话，那么，人各有志，请从此一别。

1971年初，龚楚在自序中陈述何以脱红：“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命政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

---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之叛
作者: 裴毅然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3vie3id5iigvyvfshpliqs6nwq/production/32260eea44f09ff4d8a9f57aaef7c7f8fe1bf04a4edb8038a0f8eed94834cab1.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ivvs4yefm4riezftaliqp7gpdq/production/2fe9364b431d2946f7dc6d3a0a4333e64f8be0542e8d5f013f7f286f36fff755.JPG


米脂乃陕北首富县份，该县地富女儿绝大多数识字上学，“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
1949 年进城后，不少中共干部顶不住“糖衣炮弹”诱惑，蹬掉乡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儿与城里资产小姐，号称“婚姻革命”。1953 年，仅法院受理离婚案即达117 万件。

亲历者浩然详述 共干这一时段的“鸟枪换炮”：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共产党在农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靠近革命，最终被卷进革命队伍里。

随大流跟大帮地挨到胜利时期，他们竟然捞到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混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实践”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延安时期的“芳华”
作者: 裴毅然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t5zl45kypwcwyfspwy65yczn3q/production/227f903bd1de878939f6f772ee0b15a04d449e1973224e1cdd4bf4fc62a68933.JPG


毛在北大的感受
毛同志于1918年8月19日，第一次从湖南来到北京。他后来在与斯诺谈话中谈到了这一段经历：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坑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对于我，北平好像花 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

毛同志对外国友人继续回忆说：
“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1918年时，张申府曾是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正是临时工毛同志的顶头上司。作为一个图书报纸管理员，毛同志是不大合格的。管理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制作卡片，卡片的功能是为了让借书人检索用的，所以字要写得好一点，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端正，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是毛同志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也不屑于做到这一点。他用那种龙飞凤舞、潦草的、并没有多少根基的草体字书写图书卡片，显然是很不合适的。何况那时，他的字其实是很差的，远远还不是后来被奉承的那样独树一格，有怀素体风格的毛体，说得好听点是“草字出格，神仙不识”。因此，很正常地受到包括张申府在内的高级职员的训斥：“你写得这样潦草，谁能看得懂呢？”“这是图书卡片，能不能端正点？”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也是任何一个图书馆里经常发生的事。张先生甚至要求发回重做，毛同志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却恨声不绝。他不知自省，不愿改正，过分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所以，毛同志在给家乡的友人写信时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1918年，毛同志在北大
作者: 胡鹏池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fv2dlimgrjgsoww52ztxas3cba/production/37fe28fb6a3dcdd92e1bd8b2e70a98c53917fdc2989f9dc679badd32aa9ddd3a.PNG


张申府（1893年6月15日—1986年6月20日），原名张崧年，字申甫，男，直隶献县人，中国哲学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917年至1920年，张申府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兼北大图书馆编目股股长，主持图书编目工作。1918年11月，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张申府和毛泽东在这里相识。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和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参加新潮社，同时也担任过《新青年》的编委。1920年春，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来，经过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又由李大钊介绍认识了陈独秀。9月中旬，张申府因罗素来华讲学去上海迎接，在上海时住在陈独秀家就筹组党组织事宜多次交换意见。10月，回京后和李大钊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发展了张国焘加入，张也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第三个成员。1920年12月，和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几个人同船赴法，在里昂中法大学教逻辑学，后在巴黎和女友刘清扬一同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后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娶满族关女士为妻。1957年春，整风运动开始，4月27日，张申府也在《光明日报》上发文主张百家争鸣，思想解放。6月8日，反右开始，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纷纷被划为右派。张申府在批斗章伯钧的大会上发言：“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坚定。关于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的意见，还是值得考虑的。”张申府也因此被划为右派。


毛如何对待张申府
在毛同志的脑海里，当年张申府要他重填卡片的脸色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延安时期，凡有北平到延安的，毛同志都要有意无意地打听打听张申府的情况，末末了，都要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地说上一句：“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
建国前，张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

解放初期，章士钊仗着他与毛同志有些过厚不薄的老交情，仗着他于1920年时曾经向毛同志赠送过两万银元的大恩惠，斗胆张口向毛为张申府求情：
章先生说：“张申府也是我们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
毛同志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呢？”
一句话就将章老先生撂了个大马趴。章由是知道毛对张的旧恨难消，从此不再提起。

1957年，张申府又被打成右派。
所有这些当然都与当年他给毛“受气”有关。

---1918年，毛同志在北大
作者: 胡鹏池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qdrvg7i5feumhkdl2znnb2llna/production/d9ead458dcfd134dedff7fcce3173504277d55dcb43274742345fdca5814defc.JPG


1910年，毛泽东十七岁，离开韶山，与同乡蔡和森一同报考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该校的创办人徐特立时任校长，徐校长要求二人以《言志》为题各写一文以资考核。于是毛以青蛙为题写下《咏蛙》一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那个虫儿敢做声。

徐老展卷一读，不由拍案 称奇：此建国之大才也！于是将二人一并录取。徐老一生由此而名，由此而帝王师、布衣友，名垂青史。

人们从这首诗中除了看到了一个中国传统特色的独裁者正躁动于母腹之中，萌芽于乡野之间，还能看到什么？而那时他只有十七岁。

十七岁的乡间少年，抱负点什么不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或者福妻荫子，造福乡梓，报国报民，都是很好的选项，即使是想将来有朝一日发了点财给乡间架一座桥，铺一条路，办一间小学堂，也是好的。偏偏立此王霸之志？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注定该有此一劫！

另外还必须补充一点，这首诗并不是毛的首创，而是他根据前人《咏蛙》诗改写的。原诗是：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
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毛的改写还是比较好的，好就好在首句的“独”有匹夫精神，第二句改得更好，“绿杨树下”有审美情趣，“养精神”就是修身养性，显示了这只虫儿确有过人之处。

毛的一生所为恰如他自己的诗中所描写的青蛙一样，专制独裁，不让人讲话。毛时代的人民的下场也如同他诗中所描写的虫儿们一样，不敢讲话。

---毛泽东的《咏蛙》诗（胡鹏池）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bywqhqwwl3ghs2sikddu2pkwhq/production/578d54a609af1a22c88f4fa25cabeb24747a7c6e00bd57193b47fa6afcd05326.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l6eyihdvvo52c5dlf7iikbcpra/production/0133dc70073792ff035017198efa2a82fb09679f191847da3d0e70440300f1d8.JPG


这是1958年的科技成果。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4x6xzyppp7sfjptq77zmkjrpaq/production/04d883466a5492b42cc24a6be9c9556fe4820adc0c171ac1fe33081fc24edd31.JPG


@海上一浪花:
“文革时期，《山西日报》的风波
下面这张图是1966年10月8日的《山西日报》。
这是一期十分正常的报纸。报纸出版后，在报社内部，在省城以至在全省各地，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报纸头版上半版，刊登了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游行大军，欢度国庆的大幅照片。下面是一则本省地方消息。这则消息是编委会碰头会上定下的。如果不是新华社发来了那张大照片，这则消息是要上头版头条的。消息的标题五栏宽，引题是：《学习"老三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饲养人员》，主题是：《我省畜牧战线一派兴旺景象》，副题是：《王传河"为革命养牛，养牛为革命"的精神广为传播；大牲畜膘情好，配种进度快；生猪、羊群数量都在继续上升》。主题用的是大号片字，十分醒目，供稿者是"省农业厅畜牧兽医局"。这是一篇"形势大好"的经济类综合性消息，用粗花线与上面的大照片隔开。

大概过了十来天吧。一天傍晚，有个红卫兵走进了山西日报的大门，一边走一边高呼着口号。这个人大约十六七岁，身穿褪色的旧军装，背挎书包，头戴军帽，臂戴袖章，是当时很时髦、很正宗的"红卫兵"装束。就他一个人，高呼口号，激昂慷慨，威风凛凛，旁若无人，显然是有备而来，冲锋陷阵的。

他激昂的口号声立刻打乱了山西日报大院的平静空气。这位"革命小将"很快与报社内外的造反派融为一体。于是山西日报社大院里的文革烈火烧得更旺了，总编辑、副总编辑被揪斗了！编排校印的正常秩序被打乱了！

那位革命小将凭什么单枪匹地杀到山西日报社呢？原来，他的家在陕西省渭南地区某个偏僻农村，是个中学生。某一天，他去乡里的供销社打醋买盐，看见墙上糊着几张旧报纸，其中就有10月8日那天的《山西日报》。他发现，在大幅照片下边，竟然是"畜牧战线一派兴旺",一下子怒火心中起，大骂山西日报恶毒攻击！他把那篇消息的标题当成了照片的“说明"和“注解”，于是抱着“无限忠于”和“誓死捍卫"的决心，只身直奔太原，"杀"进了山西日报社大院。他说这是用反动的编排手法来影射、攻击。这使那些办了一辈子报纸的编辑、记者哭笑不得，却又无可奈何。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7hgcrnm4lawyvkfcwnme42x55a/production/d9a7106a0bea7bdb2491acfdf46949c3b4d873526be27898542db84ad819018e.JPG


批周会档案已被烧毁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原秘书赵炜，在耿飚的女儿耿弘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天平路我的家里，看望我和我的老伴葛蕴芳。
在交谈中，我向赵炜证实烧毁批周会档案的事。赵炜告诉我：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初，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 周恩来的原始记录，确实已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邓颖超的直接监督下，由赵炜等人动手烧毁了！

赵炜对我说：政治局批周会，批得可凶了。批周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说过要把材料烧掉，但是一直没有烧。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复出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邓大姐找叶帅商量，由两个人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并说毛主席指示过要把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烧掉，要求照办。经过华国锋的批准，由胡耀邦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取出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全部拿到邓大姐的办公室。由我和叶帅的秘书王守江当着邓大姐的面，把原始记录全部烧毁。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政治局批周会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召见周恩来和外交部的有关人员，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还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毛泽东严厉地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 ，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这样，就决定由周恩来自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周。

开了两天小会，江青批判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接受美国“核保护”。周恩来对毛的批评作了初步检查，也做了一些辩解。江青当场斥责他：“你这个人就是罗嗦！要谈实质性问题！”周恩来的态度激起了毛泽东更大的不满。毛泽东嫌政治局小范围批周还不够，要进一步扩大范围、肃清影响，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除了年老多病的，20来人都要参加批周，连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也被指定列席会议。会场从钓鱼台改到人民大会堂，扩大的名单由毛泽东亲自拟定，计有：外交部的部长、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中联部部长耿飚，再加外交部的四个“小字辈”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批周会改由王洪文主持，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的“帮助小组”。毛泽东还指定王海容、唐闻生做他的联络员，随时传达他的指示。

批周会开始时，为了让与会者了解毛泽东的意图，先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对外交工作的批评，前后整整讲了八个小时。毛泽东指责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不执行他所制订的外交方针。毛泽东还耸人听闻地指出：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这就为周恩来的“投降卖国”的罪名定了调子。

毛泽东一声号令，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炮火连天，与会者纷纷指责周恩来“严重右倾”，“修正主义”，“屈膝投降”，“丧权辱国”，“目无中央”，“蒙骗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等无一不发言，外交部的列席人员火力更猛，大家都要在“最高指示”下表态批周。

据原在王洪文处工作的萧木在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告诉我：王洪文当时主持批周会，每天深夜把会议的原始记录从人民大会堂带回钓鱼台，便由萧木和秘书小沈用铅笔把原始记录原原本本地誊抄成一号铅字般大小的大字，呈送给目力不济的毛泽东阅看。萧木说：“原始记录是一个字也不能抄漏掉的，说明毛对这个会上的发言非常注意，每个人的发言都要看，他是直接领导会议的。”为了保密，记录不能送到印刷厂去排印，只能手抄。

“在毛泽东的亲自策动和指挥下，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与会人员对周恩来作了围攻、斥责和诬蔑。”

纪登奎说，邓小平在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邓小平“提醒”周恩来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毛泽东在得知邓小平作了这样有份量的发言之后，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

邓小平通过了毛泽东的“考试”，毛泽东才下决心重用邓小平。十多天后，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在会上宣布：“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还不忘记继续“敲打”周恩来，指责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他还借打仗说事：“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说明他余怒未消，继续向周恩来发出警告。

在历时十多天的政治局批周会上，周恩来受尽了侮辱和委屈，茶饭无心，夜不能寐，连胡子都不刮，人很快消瘦下来。他在会议期间，忍受着膀胱癌带来的痛苦，一边听批判，一边还要时时离席上厕所排血尿。他要求面见毛泽东作检讨，毛不同意，要他在会上检讨。江青又不让别人帮周，逼周一定要自己写检查。周恩来向两个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小字辈”提出请求：自己年纪大了，眼花手抖，记不下别人的批判内容，想请她们帮助，又被斥为想通过她们摸主席的底。最后，周恩来对毛的定罪无法声辩，他只得相忍为党，默默地吞下苦果，拼着癌症发作的病体，写了一份言辞恳切、上纲上线的检查。

至此，毛泽东看到人们称道的“周恩来外交”的威风已经扫地，对周恩来的气也出得差不多了，再说林彪出事以后政治局总要有人负责，周恩来不宜打倒，他自己就出来充“好人”了。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检讨上批示：“可以了。”十二月九日，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时，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对这次批周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同时批评有人说错了两句话：“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迫不及待”。他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他还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还说：“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明明是毛自己要整周恩来，却把责任推到“小字辈”“几个娘们”头上，难怪王海容、唐闻生等人心里不服，只得背后发牢骚说：“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dxkwtneupterjr5l4wrbjb663q/production/421962f7301da48ea688999096790bdcf3133051085b265960b98ae42b56a535.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vjrh3wy7yioebinkgeooao5mva/production/1614d889f3f37c895eaa9a4c9a0103fe5b8e62bdcea94d5cb8ea91cc356ed5ee.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zzaciobfaq6qvn6kesuieogxca/production/0dc35678163368198cabb227186e6916c8c8d5c731b38b3018c414fc21e16119.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b6ukihc6p6ts5bxsarqczid3qa/production/ad3ec52aec3df906a2371d9970df1f4dc6af3ae3c50397f64ead73b64868929e.JPG


大权还在你手里
这是“九一三”后，毛第二次昏倒，发生在1971年12月的某一天。
此时，在这皇城中轴线上的人大会堂的东大厅，泱泱大中国的总理周正召集着会议。蓦地心头咯噔了一下，一抬眼只见一位中年男秘书走进来说：“总理，你的电话。”周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就灰白了。周挥挥手说：“散会散 会！”与会高官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心想不知又发生什么大事了。周也不作任何解释，已然全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就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走上前去，掺着他的胳膊走进电梯，明显感到周的身体在一阵一阵地颤抖。

“到游泳池”！周发话，声音同样也是颤抖的。张卫士心里一震，就料定是毛那里又出事了。周一坐上汽车，尿就失禁了。车子开到游泳池，车门打开了，可双腿软得下不了车。于是张卫士和另外的一名卫士将周搀扶了出来，先去侧室换下了裤子，自我镇定了一会儿，端着胳膊进了毛的卧室。

毛卧室的门窗大开着，伟躯平躺在大木板床上一动也不动，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呜呼了，但鼻息间还有一丝游丝。亲爱的老婆小青儿，以及那些文革新贵与新宠，眼镜张、胖子姚等也全都到齐了，全都面色严峻、神色漠然地在远处一旁静静地僵立着，就像海派清口周立波所描述的“打桩模子”一样。周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这才紧急调来了吸痰器与呼吸机。好大一阵子的手忙脚乱，经过了机器吸痰，经过了人工呼吸，经过了护士按摩，只见毛的脸色渐渐又有了血色，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周坐在床侧，摇着毛的手喊：

“主席，你醒过来吧，这么大的国家不能没有你。主席！主席！”

周先生就这样声泪俱下地喊着，喊着，一直喊了四十多分钟，毛先生的呼吸终于渐渐平稳了，眼睛慢慢睁开了，先是无神地望着天花板，继而混浊的眼珠子开始缓缓地转起来，他扫描着周围的打桩模子们。黄泉路上刚刚逛了一遭，嘴里却依然还说不出一句话来。

周见此，如释重负，他情不自禁地再次扑到毛先生的床边，双手紧握着他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

“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我们无限惊讶的就是这样的一幕戏与这样的一句台词。

如果是寻常的人家，当一个垂危的病人刚从死神的手里挣脱出来，周围的人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一般情况下，亲近的人和最亲近的人都会走上前去问候和安慰一下：

“您好点了吧？”

“您看上去气色好多了！医生说你的病不要紧的，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各种各样安慰的、关心的话都会有的，不能一一枚举。

但是，有没有人问：保险箱的钥匙在哪里？存折藏在什么地方？密码是多少？你可不能将钞票带到棺材里去呀！或许会有，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他的不肖子孙，或是早已心有旁属的妻子。他们巴不得老厌物早点死，好分割他的家产，继承他的权力，早日当上“董事长”。而那个垂危的病人听到这样的话很可能立刻就会再次昏死过去的。

那么，有没有人对这位垂危的病人说：

“你放心活吧！保险箱的钥匙还在你手里”或诸如此类的话。

想想！再仔细想想！有没有这号人？

结论是绝对没有的，人性好的坏的都有，但似乎没有这样不通的人性。

哪有一个人会像老周那样对待垂危的老毛的？人家刚刚缓过来，就说“大权还在你手里”！这是什么话？这像什么话？

难道周是不通人情，不懂世故，没有人性吗？恰恰相反，周是太懂人情，太懂世故了，尤其是他太了解毛先生的人性了。

《儒林外史》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家财万贯的老地主严贡生生命垂危了，临死却迟迟不肯闭眼，他的心中仍然有他放不下的事。他的床前也围拢着许多家人，也像“打桩模子”般地竖着，只见那垂危的严老先生用尽最后的气力伸出两个手指头在空中乱舞一气，就是不肯放下来，众人全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这时，只见老先生的二儿媳挤向床前，在众目睽睽下，她将床头的油灯轻轻地挪近到老先生的眼前，然后又伸出兰花指将燃着的两根灯芯掐灭了一根，再在老先生的眼前晃了一晃。就这样一个平凡的小动作引起了神奇的结果，那严老先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手垂了下来，头一歪。众人近前一瞧，已是毙了，走得是那么地安详！

二儿媳的举动使严先生安详地死去了。

而周的话又使毛先生兴奋地活了下来，大权依然在握的毛先生又折腾了整整五年。

---作者: 胡鹏池


难于理解的一哭
1971年9月13日晚，月黑风高，亲密战友乘飞机外逃了。
在接下来的三天三夜里，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作何动静？没人详细知道。周恩来则吃住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三天三夜没合眼。
消息最终是等来了：林彪及妻儿摔死在异国的沙漠里。

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终于慢慢恢复了平静，面色严峻的军机大员们渐渐地各自散去，偌大的大厅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和另一人（笔者注：此人可能是李先念）。

纪登奎回忆：“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地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经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纪的回忆描述得还算是平静的，有的文章却不平静：说是人散席凉，纪也正准备离去之时，“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从背后传来。纪回首一看，发出这种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他面对着墙壁双肩在不住地颤抖着。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这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举杯庆祝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的周恩来。”

让我们大家想一想吧！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一个参加了中共革命全过程，始终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心历经沧桑的大国总理，一个资深的老革命家、大政治家，他的失声恸哭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不是“掩面而泣”。“掩面而泣”是一种克制的哭，动作小小的，哭声嘤嘤的，泪水当然也会有的，也会从指缝间流出来。

也不是“喜极而泣”，周的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

也不是“委屈而泣”，一般人在受了过度的委屈和伤害后会向自己的亲人、知已，哭泣诉说委屈，寻求理解、支持。

周的哭声很大很大。这种痛哭是在经受了长久压抑，压抑再压抑，终于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突然爆发的痛哭，是一种无比痛楚、撕肝裂肺般的痛哭。这种痛哭既不是为了诉说委屈，也不是为了寻求理解和支持。他的委屈太多了，堆积得如山高、似海深，却没有地方去诉说。他太需要理解支持了，却没有人能给予他所需要的理解与支持。他的哭泣，没有目的，没有动机，纯粹是一种真情流露、感情宣泄。有人说周的一生都在演戏，无论这种说法对不对，但这一次绝非如此。
……
这个哭的内涵太丰富了，没有人能解释清楚。

历史上有过申包胥哭秦庭，孟姜女哭长城，诸葛亮吊孝哭周瑜……这些有名的“哭”，都能说得清原因、动机、目的，不但说得清，而且比较单一。唯有周恩来的这一哭，说不清，它的内涵太复杂了，有委曲，有抱怨，有无奈，有惘然，有恐惧，有对时局更大更深的忧虑……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哭可以类比。

这一哭，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年，建国二十二年的历史，包含了瑞金的八角楼、遵义的柏公馆，延安的土窑洞……

当年，周就是在延安的土窑洞里挨整的，挨整一年多，五次检查通不过。毛培养的新贵们，高岗、康生指着鼻子数落他，谩骂他，毛则在一旁不吭气，毛的脸色很难看。那时周就不止一次地痛哭过，当然是暗地里哭，小声地哭。

也包含了反冒进挨批评，毛威胁他说离右派只剩50米了。毛像一个恶婆婆，开一次会数落一次，短短数月内，他竟然做了13次检查。

周的哭太复杂了，没人能准确地理解这一阵哭。

不由得让人想起《红楼梦》里的那一段“黛玉葬花”来。

那天，天气不错，荷锄葬花的林妹妹将《葬花词》念了出来，她念着念着，不仅自己被自己渲染的气氛搞得悲痛欲绝，也触动了躲在假山背后的贾宝玉。“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

周也面对这样的感伤局面：林彪死了，摔死异乡；刘少奇死了，死在开封，赤身裸体；贺龙死了，彭德怀死了，陶铸也死了……一个个都不得善终。革命，革命，继续革命，活到老，革到老，革到最后竟是这样一个结果！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他能不“恸倒”吗？他能不痛哭吗？

即使他不哭了，他的心仍在痛哭。

---周恩来的一哭与一喊
作者: 胡鹏池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27ijh4zo7u4wytystdflmb3jvq/production/a0fd707ca311b2f586aca94169499b585f38cb45e68af7b3c97556a306f68b68.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imwly5se6qkgwtzpbctfl4a34q/production/803f0e9b8bf0e87de27b48ae5eeeb7f6e5cbe20ad53169e6af847308ebe28dbe.JPEG


在这里，我想再回忆一下中共红军于一九三四～三五年西窜到陕北苏区之后，将流毒于江西苏区的、标榜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和极端紊乱的男女关系带到陕北苏区的情况。

陕北苏区是由陕北土共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开创起来的。他们虽然执行着列宁主义的暴动政策，但他们在伦理道德观念方面多少还带着中国 儒家思想所孕育的婚姻观念，所以他们所领导控制的陕北苏区，在婚姻关系上和男女关系上就没有发生过剧变。然而自从一九三五年冬江西红军流窜到了陕北苏区之后，情形就大变了，那表现着苏维埃式的婚姻制度和基于自由恋爱的男女关系的闹剧在陕北苏区开始重演了。影响所及，原来淳朴的陕北农村家庭生活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一九三六年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科长高朗亭在一次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召集的红军家属工作会议上激昂感慨地说：自从“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之后，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为“中央红军”老干部的结婚高潮；二为陕北红军家属的离婚高潮。显然这两个高潮严重地破坏了陕北苏区原有的淳朴的家庭生活。高朗亭率真地说：中央红军到了陕北苏区什么都好（笔者按，这是当时陕北干部对中央红军表面恭维的话，实际上并不如此），就是苏维埃政府的婚姻法最不好。意思是说，中央红军带来的“离婚高潮”最不好。

---选自《台湾人的长征纪录——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张闻天与刘伯坚之妻王淑贞的暧昧关系。张秉性浪漫，在莫斯科时曾与一俄女结婚。入江西苏区后即鳏居，时张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党报委员会书记。刘伯坚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长期在前线。刘伯坚的妻子王淑贞初在瑞金红军学校任教，后调入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任秘书。不久，王淑贞就 成了张闻天的“秘密夫人”。此事在当时中共高级干部中成了公开的秘密。

红军西窜，刘伯坚留江西苏区被俘后遭枪毙。王淑贞也留在江西，刘伯坚死后再没有她的消息。

一九三五年红军西窜到四川省松潘之毛儿盖，张闻天复与刘英同居了。提到刘英，她是中共男女关系中应予大书特书的另一个典型。

刘英，湖南籍，在中学时即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恋爱结婚不久，被送往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另与人同居。入江西苏区后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经人撮合与伍修权（当时任教瑞金红军学校，兼任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结婚，仅同衾两夜，即宣布离婚，成为中共内部婚姻史中之趣闻，亦为“一杯水主义”之典型。抗战初期，刘英也被送到莫斯科“留学”去了，张闻天复与刘英之妹李霞（化名）姘居。李怀孕，不得已被送到新疆去“生产”，生一子未取名，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乃为取名曰“鸿声”，以影射“闻天”。此一趣闻，当时中共高级干部几乎无一不知。

---选自《台湾人的长征纪录——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

张闻天与刘英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3j75m7qilrmvifm2efttuidn3a/production/1bebef324180d142bde320d7c4bfb418fe290b57e1fdfb2f157cf30e46adaef8.JPG


偷唱“黄歌”的年代
1969年，我还在包头二电厂扩建工地上受苦。时值大革文化命，狠批“封资修”的风声正紧。一天晚上我和景柏岩骑车去包钢苗森的宿舍。老苗面带神秘地悄悄对我俩说：“给你们听几张唱片”，然后，他把窗户用被子挡上，把灯关掉，点上几支像萤火一样的蜡烛。于是，在昏暗中，我们听到了印度电 影《流浪者》里的插曲《拉兹之歌》和《丽达之歌》。音乐声深沉地悠悠升起，神圣而恢宏，充满整个房间，绕梁不绝，使人感到荡气回肠。我们三个人都倒卧在床上，闭着眼静静地欣赏，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彻底地被慑服了。

依稀记得，那个唱机是手摇的，就像老式钟，上发条的，不知老苗从哪弄来的。唱片是也是老式的，黑色，好像叫硅胶唱片。

后来才知道，苗森喜欢音乐在单位里是挂上号的。因此，那晚他请我们欣赏唱片，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老苗还吹得一手好口琴，尤其是《拉兹之歌》，难度极大。那时，我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当时，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人们连说话都很谨慎，哪敢随心乱唱那些老歌呢，我们也只能躲在密室里偷听、偷唱这些禁歌。因为一旦东窗事发，立马就会被扣上沉迷于“靡靡之音”“不良青年”的大帽子。

---作者: 老绥远韩氏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4r5iigsfe5k53d7hf6dcz3lyea/production/d4e76dc32448ceb73a507f98e200e43da7b0838d748497b3f27539e0cc2985d4.JPG


在通渭县任何一个村子，如果我遇到一个老人，他都会见证这个村子发生过人相食的事情。县城广场上晒太阳的老人、村头下不了地的老人、田间挖野菜中药的老人、生病躺在炕上的老人，它们就像记忆的录音机，只要我一张嘴问：“五八年、六零年，你们这里的生活怎么样？”他们就会生动的、细致的、毫无顾忌的 讲述当年的饿死人，他们所看见、经历的人相食。他们多数不认识字，没有文化，更不懂得旧社会、新社会，不懂什么叫政治、什么叫历史。他们所讲述的都是人相食的事实。

去年5月，是我第四次来到通渭调研。在越来越繁华、热闹的县城中心广场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处矮墙，黑底白字刻印着一首1935年红军长征到通渭，毛泽东在榜罗乡写下的一首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那天，我和农妇雷英花坐在伟大领袖诗词墙的台阶上聊天，她今年73岁了，老家在通渭县北城乡，家里饿死了几个人。她对我说：“年成多了，我的妹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饿死了，我背出去扔掉了，我的妹妹才七、八岁。吃人的人，我们村里就有两家，有一个男娃娃天天就在山沟里找死娃娃，找到了就背回去，给他一家子人吃。有一天，我看见他背了个死娃娃上山，我就撵着去打。用石头打，那个娃娃扔下死娃娃就跑了。”

“你为啥打他？”我问她。
“因为他背过我的妹妹，我的妹妹让他一家子吃上了，我看见的，所以我恨他，我就打着不让他背其他娃娃。那一家子人就是靠吃人肉活下来的，这个男娃娃小名叫个成路子，大名叫个李成路。我过过的生活，戏上都没有，苦情得很。”这个妇女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眼睛望着前方，继续说：“挨饿过去了，我再也不想回家了。”

一个年幼的孩子背着另外一个孩子的尸体，就像背着柴火野菜一样，他承担着给一家人寻找食物的重责。我不知道，这个成路子还活着没有？更不知道，他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心理上遭受着什么样的折磨？

---寻找毛的人相食
作者: 依娃


三、四年，我所采访的250多人中，有上百人见证了人吃人现象，这是怎样的比例？和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人相食不同，这是在没有战乱和天灾的和平年代发生的大规模的人吃人现象。饥饿使人性沦丧，饥饿使人变成野兽，求生成了唯一的本能。
五十多年了，中国没有一个纪念馆、一个纪念碑。倒是毛的那首诗成了 饿死十万人通渭县的骄傲，不甘落后地矗立起了毛的高大铜像，发展起来了红色旅游，财源滚滚而来了。出过毛伟人的韶山更是人头涌动，香火旺盛。

近日，我完成了大饥荒三部曲人相食的写作，画上了句号。有些书是用笔墨写成的。可是这一本是用人肉尸骨堆集起来的史书，它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鲜红的血，每一页都堆满累累白骨，每一个字都在呻吟和哭泣。

我再三叮嘱美术设计师，一定要将毛泽东请上封面，如作家余杰在序言中所说：“毛泽东没有亲自吃过人，即便在饥荒蔓延全国时，他仍然丰衣足食、荒淫无度。毛是一个‘形而上的吃人者’，他一手打造了导致‘人吃人’惨剧遍布全国的极权体制。”

我要告诉世人：那是一个人相食的时代！正如国家主席刘少奇近五十年前所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寻找毛的人相食
作者: 依娃


张恺帆救灾 被斥“反党反社会主义”
张恺帆，1959年，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
就在张恺帆调研期间，上级向无为县征调粮食的命令一个接一个，眼前饿死人的现象是一大片。张恺帆顶住压力，不仅停止粮食上调，7月10日至12日，将库存的150万斤大米和300万斤稻谷，迅速发往农村；30万斤黄豆加工 成豆腐、豆浆，供应浮肿病人和没有奶喝的婴儿；还设法弄来的一批肉食品，供应给病人。此举拯救了数十万频临死亡的人。

为解决无为县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张恺帆提出了“三还原两开放”：一是吃饭还原，即停办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粮食发到各户，让社员回家自己做饭吃。短短3天，全县6069个公共食堂“一风吹散”。二是自留地还原，让社员在自留地里种一点瓜莱之类的。三是房屋还原，让社员回家去住。同时，开放水面，让农民养一点鱼，或下河捕一点鱼；开放自由市场，让农民可以在集市上做点小买卖。

张恺帆在无为救灾时，庐山会议正在进行。毛泽东发动对彭德怀的大批判后，有人立即联想到张恺帆。1958年，彭德怀到安徽调查时，陪同他的正是张恺帆。甚至有人认为，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信中的材料是张恺帆提供的。在中央，毛泽东打倒了彭德怀，在地方，毛泽东狠批了张恺帆。庐山会议还没开完，时任安徽省省长黄岩，奉安徽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曾希圣之命，提前下山，回安徽组织批斗张恺帆。

黄岩说，你张恺帆也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揭露安徽的问题，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你怎么这么傻呢？张恺帆说，你先看看无为县饿死人是不是事实。黄岩说：“无论无为有没有问题，先批斗你再说。”从此，张恺帆受到长达51天的批斗。张恺帆被指控“大闹无为20天”、“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人民公社”、“捏造事实向党进攻”、“揭无为的盖子就是揭省委的盖子，要把我们搞垮！”

1959年9月末，张恺帆和家人被押送到淮北濉溪县劳动改造。1959年11月，张恺帆被秘密逮捕，押回合肥。原来，有人想定他为“混进革命队伍的内奸”。张恺帆被囚禁207天，但是，查来查去，没查出什么问题来。之后，张恺帆被送回淮北继续劳动改造。

张恺帆一人挨整，全家遭难。他的6个亲人惨死：他的表兄王试之被批斗致死；张恺帆本名张昌万，他的二弟张昌选、堂兄张昌华、堂弟张昌树、堂侄张柏五，被批斗、殴打、逮捕，全都惨死在关押地。他的外甥谢一贤（姐姐的独生子）为躲避抓捕，逃出无为，饿死在他乡大路边。他的三弟张健帆（昌青）在上海工作，与无为事件无关，受株连被开除党籍、押送崇明岛劳改。

后来平反时统计：仅无为一县，因张恺帆事件受株连，被批斗，被处理的县、社、队党员、干部和群众，共计28741人。

张恺帆遭批斗后，无为县的情况越来越糟。作家丁人卜在《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中披露，1958年至1960年，全县98万多人，饿死32万多。安徽省农村1961年较1958年减少449万人，加上1961年、1962年的死亡人数，安徽至少饿死500多万。

---安徽大跃进饿死500万人之谜
作者: 王友群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6eglem426hailcwhb2ffz7h5nq/production/17535d1432807a2f8f1be8a4f31d2ae5c9d4ace478a4280096e1d312d6ea3158.JPG


四人一百元，分摊到每人250毛，可以养多少个5毛？


从中共“九大”的秘密召开到毛林分裂（二）

毛泽东主张不设党的名誉主席，说明＂只要毛泽东不死，林彪就不可能接班。＂

精明过人的林彪不可能没有看到这一点。这中间就蕴藏着危机。

会议的前两项议程很顺利完成了，发言的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等。

周恩来的发言除了歌颂毛泽东、赞成林彪的政治报告以外，还大力赞扬林彪。他说：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这里，周恩来用林彪取代了众所周知的朱德。南昌起义时林彪只是一个排长。

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的余部在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井冈山会师时，21岁的林彪只是一名连长。红四军建立后，才是一名营长，以后升为28团团长。

周恩来接着说：
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从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的是林彪。
按照惯例还应该有一个修改党章报告 。
如果要作这个报告的话，这个人理应是周恩来。
然而九大的议程中只有“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却没有修改党章的报告。
而在 1973 年的十大时，又恢复了修改党章报告的议程 ，由王洪文来作这个报告。
可见，九大没有修改党章报告只是不想突出周恩来，也许这是周恩来自己安排的。

政治报告起草中的争论
政治报告是历届党代会的重头戏。
但是，在九大，代表们对林彪照稿念而且念得不流畅有点遗憾。
他们那里知道，围绕政治报告毛、林之间开展了一场斗争。这场斗争直到1973年林彪摔死了以后才由周恩来公开。

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谈到“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他说：
“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

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周恩来这个讲话说明，“九大”有两个报告稿子，一个是林、陈稿，一个是毛稿（实际上是张春桥、姚文元稿）；林、陈稿主张“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毛稿主张“九大”以后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林、陈稿最终被否定。

此时林彪摔死快两年，周恩来把起草政治报告作为林彪的一条罪状。


从中共“九大”的秘密召开到毛林分裂（一）

3月27日，“九大”代表齐集北京，开始酝酿主席团名单，当然也是秘密进行的。毛指示，主席团不设常委，设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各一名。这样，就突出了毛、林、周三人。

“九大”于1969年4月1日开幕。出席代表1512人。通常大会是上午9时开始，而“九大”开幕式却在下午5时，这是按毛的作息习惯安排的。一切以毛为中心，“九大”的开会时间也得顺从毛个人的生物钟。

主席台上排的座次很有讲究。以毛为中心，毛的右边有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毛的左边有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当时的说法，右派都在右边，左派都在左边。紧靠毛左右的林、周，一个是主席团副主席，一个是秘书长（虽然此时还没有选出，但是明摆着的），当然不在此例。

大会开始，毛泽东宣布了大会议事日程。第一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早已内部确定的176人的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毛泽东问大家赞成不赞成？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举手通过。

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秘书长时出现了一个令人玩味的场面。毛泽东说：“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林彪赶紧把嘴向扩音机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右臂，林彪高喊：“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着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接着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那就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鼓掌。毛泽东又说：“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又举手，鼓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通过！”
“九大”再一次将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高潮。

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伏彼起，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带标点符号不到800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毛的开幕词主要是讲中共的历史，从“一大”讲到“八大”。在其他人在发言中，借讲历史进一步神化毛泽东。周恩来4月4日的讲话中说，只有懂得了党的48年历史，“才能懂得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四个“才能懂得”归纳起来一句话，才能懂得毛泽东的光荣、正确、伟大。黄永胜在14日的发言中说：“我党、我军几十年的斗争历史，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就倒退，就失败，就丧失一切；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就前进，就胜利，就有了一切。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用鲜血换来的经验。”

“九大”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党内取得了合法地位。林彪宣读的“九大”政治报告集中阐述了这个理论，并得到大会通过。这个理论，就是“九大”确定的政治路线。

14日大会，毛主持，他要求不要喊口号。毛说今天大会有三项议程：一是要通过林彪同志的报告，是代表党中央的政治报告；第二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三，还有几个同志讲话。

毛泽东已经76岁，接班人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九大”的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八大”党章曾经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是因为毛向中央建议，在一定的时候，他当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让刘少奇接班。

1961年，他对英国客人蒙哥马利说：“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九大”党章取消了设立“名誉主席”的规定，这表明，只要毛泽东不死，林彪就不可能接班。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t33amyrskxo33p5y2xn3op7uwq/production/034de6dad965b2f2efd4c1751a6b9a85d8d8b8e10ce3cbb71ee6edb140314aa1.JPEG


“最饿的时候，你们这里有人吃人的事情吗？”谈到一定“火候”的时候，我非常小心翼翼的问。

“唉呀！有哩！多！我的娘家在三十里铺马家河大队，后弯生产队。”这位七十八岁的回族老阿娘马法土麦说：“我们村里这个阿娘吃了自己家里五个人，两个儿子饿死了吃儿子，男人饿死了吃男人。后来她饿的没有办法，就 撵自己的小女儿，女儿跑，她撵着剁，女儿饿着跑不动，她自己也跑不动，最后还是把自己的女儿也剁死吃上了。我们进去看的时候，炕上是血、地上是血、还有一堆骨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村子的那时候，人饿了，啥吃的都没有嘛。把人就饿疯了。”

“那这个吃了人肉的阿娘活下来了吗？”

“没有，她以后到食堂打饭，人家食堂的干部就不给，就骂她；‘你滚，你吃过人肉的碗，脏死了。拿远些！’她哭她求，人家就是不给她吃，结果这个阿娘还是被饿死了，这个阿娘吃了自己家五口人，最后还是饿死了。”

“这个阿娘叫什么名字？你记得不？”我想记录下食人者和被食者的名字。

“哎唷，这么多年了，不记得了。她吃了的女儿叫尕依努，她的头发还挂在墙上。”

坐在老阿娘的炕上，我好久没有说话，唏嘘不已。人常言：虎毒不食子，老虎、狼这些饿兽都不吃自己的幼儿。这个母亲被饿到什么程度了？完全没有了人性，而杀吃自己的女儿？但是，我又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女人，最可怜的母亲。

---寻找毛的人相食
作者: 依娃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ylhsqyr52355rfi5idm5kdm3eq/production/9c2e505efd1a010b353a86643b19e905803502c329bc71b5ea15d2529c48e83a.JPG


1951年底，上海农村土改基本完成，但中共通过土改来促进征粮的愿望却落空了，因为多数农民土改后，生活“与解放以前差不多没有显着改善”。而且，土改后虽然田地归了农民，但公粮摊派却进一步增加，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并未缓解，反而加剧了冲突。

据《松江县塘桥乡征粮骚动事件调查报告》记录，1951 年12月6日，千余名村民聚集，将闻讯赶来的区委干部郑志九按在地上殴打，前后被打了三次，乡农会主任顾仲斋亦被打伤。12月7日晚，九个村千余人召开大会，喊出的口号是：“要减免、要6亩折1亩，哪村先缴粮全到那村吃，区里捉一个，我们去十个，捉十个，我们全去”。12月8日，县委武装部率领公安部队对村民进行了武装镇压。

村民们要求的6亩折1亩，是国民政府时期对于荡田（半高地）实施纳粮的标准，有的荡田甚至达到9亩折1亩，而且征粮额度从未超过收成的35%。而中共却在1950年将荡田改为3亩折1亩，1951年又改成1亩抵1亩，导致农民强烈的不满和抵触。农民们感觉：“共产党是一步紧一步，总归叫你吃不饱，饿不死，结果是国富民穷”。

1952年，又发生了多起农民自杀、村民打架、剿粮船沉船等事件，农民们经历了之前中共的暴力和镇压，所以被逼粮无奈后选择自杀的人数非常多。

---五十年代初上海农村为何发生农民抗议
作者: 张菁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6zdha4bil4jp6qdrixv7clgslq/production/8655b56d4c5151d3455ff252fa81384d81c05f050ac63f6f5befb6077f06fbeb.JPG


在决定抗美援朝的同时，毛泽东却提出了"保家卫国"的口号，其实这只是为了说服和动员全国人民的一种策略手段。事后，毛泽东自己就承认并作了说明。
1970年10月10日他和金日成谈话时就说："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指中国人民）也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 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你不支援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这样，战士就理解了。"所以，毛泽东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为了解放全朝鲜，让中国军民做出重大的牺牲。

---何方：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教训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qtzulaj2rfnylyrvj3cu23j7eq/production/8c91604f27ae84dab6df75456eaa854757e0e7d8eb0c5287629315ab1ac296b6.JPG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我率模范团由清流南下，道经长汀县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岁姓刘的中医生，特地跑来见我，这位诚朴慈祥而医术颇精的儒医，两年前曾为我医过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泪纵横的告诉我：

“三十年来我都是靠做医生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因为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钱，早年在乡 间买了七亩田，还在县城开了一间药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在乡间的田地被没收了，一家的生活，于是仅靠着药店的少数收入和我行医的酬金来维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设法照付，并没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来，店里两位工友，先后都去当了红军，店里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们的工资，我还是照政府的规定，按月送给他们的家属。惟近来没有生意，屡次想停业，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我捐出一大笔捐款。你想，我已一贫如洗，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筹出这笔钱来。这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只有请你救救我，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我听了他这番诉说，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义吗？一则恐怕不发生效力，再则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对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觉得不忍；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离开长汀时，便鼓起勇气，特将此事面告当地政府负责同志，请他查明办理。不料，经过十多天后，我由闽西再回到汀州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孤儿寡妇已沦为乞丐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异常痛苦，也非常愤怒！好几晚，我为了这件事不能入睡。

---《龚楚将军回忆录》


一九三三年七月，那时正是展开查田运动的时候，我由会昌到瑞金去参加红军总部的军事会议，路经距瑞金十多里的龚坊，因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姓的全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当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荒凉和萧条！屋子里的家俱都没有了 ，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烂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身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

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子吓得哭起来了！我的特务员连忙叫她们不要怕，并说我们暂借此休息片时的，她们才半信半疑的跑到厨房里去为我们煎茶。特务员借了她们家里一个旧脸盆，盛了一盆冷水给我洗脸，她们听到特务员称我为“司令员”，便悄悄地问“这位司令员姓什么？”特务员不经意的说是姓龚的，她们马上带着三个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们的命！

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然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迫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那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时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两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眼了，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都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的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这时，从隔邻又来了两位农民，跑来帮她们说情：“她们家里实在没有钱了，请司令员看在同宗面上，救救她们寡妇孤儿的六条命！”

我问这两个农民：“你们是不是农会会员？”他们回答说：“是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替她们证明呢？”他们无可奈何的说：“我们也曾经说过两次，村政府主席说我们袒护自家人，假如再说情，连我们都要受处分呢！”

处在这个场面，任你铁石心肠也要感动，何况我一向是怀着人道主义精神来从事革命的呢？过去我只知道在某些方面中共的农民政策太过火了，但因环境限制，使我无法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又因种种关系，人民有痛苦也不敢向我申诉，我对人民的痛苦自然有很多隔膜。

前次为了长汀刘医生的事件，已使我心中非常难过，现在摆在我眼前又是这样一幅血泪交流的场面，叫我怎样向自己的良心交代？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了替她们想办法。她们听了我的话，这才含泪的站起来。不过，这件事，我后来还是没有办通，虽然我几次下决心，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将这些实际的情形向党中央报告，但终于找不到适当的机会，负人负己，惭恨每难自己！

---《龚楚将军回忆录》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a6flas5x5ofmn7rqmjnwognxlq/production/e04b57edd86cf8b27373c6e24558a633430cf708c9c423f8252e6eae9e531fba.JPG


林彪办公室的“十不”规定
大概是11月16日下午，一个中等个儿、戴着近视眼镜的中年人来到我的宿舍，找我谈话。他自我介绍道：他是首长的第一秘书，名叫阳地，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组织审查决定，你明天到林副主席家任内勤警卫员。当时我喜忧参半，喜的是能够见到林副主席这样的首长，忧的是担心做不 好工作。
我搬进林彪内勤警卫值班室的第一天，林办第一秘书阳地就拿来一本小册子，上面规定“十不”，要我专心学习，并要求背得滚瓜烂熟。至今我还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即：不该看的，绝对不看；不该说的，绝对不说；不该听的，绝对不听；不该吃的，绝对不吃；不该拿的，绝对不拿；不该用的，绝对不用；不该写的，绝对不写；不准暴露自己在首长家工作；不准接待任何亲友来首长办公室；不准随便外出游玩。这“十不”是对所有林办人员的一个严格要求，也是一个“紧箍咒”。
---作者：刘甫江、刘期贵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e34rtnxniobn3unfgr5lkb6w7q/production/f71fb1b766874c0865e2b4cf6aa21b0f932fb7e36da1d280da2c1d776f21441e.JPG


从本质上讲，周所代表的是中共体制内的最顽固最黑暗的官僚体系，这个系统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它既有中国封建朝廷的权力结构，同时也具有马列共产邪教特有的组织性和残酷性。周深谙这两者之中的奥秘，能将两者土洋结合起来，并且得心应手者游刃有余。周多年来培养起来了一大批行政官僚，以及军队中的实 权人物，这些人都是中共政权执政机器里的重要零件，代表着中共体制内的实力派。
在毛死后，毛的嫡系人马大多倒台被抓，仍然是周系人马接管了政权，将中共的政权延续下来，直到今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恩来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甚至比毛还大，周在中共政权的崛起壮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丝毫不在不毛之下。今天中国民众要彻底摆脱共产邪教的奴役，就必须认清周恩来的真面目。正是因为周这样的人存在才使得中共政权残暴邪恶的本质上蒙上了了一层道德的人情味的面纱，而正是由于周所留下的官僚统治体制才使得中共政权得以生存至今。将周恩来放到理性和道德的审判台前，将其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是很必要的，因为周恩来神话的破灭意味着中共最后一件伪装也被剥去了，中国民众已经不再为中共的各种骗术所迷惑，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道理上。

---周恩来神话的破灭意味着什么
作者: 钟声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fbeuealcwi3sxbuw4rawm54leq/production/9d19f0a5b2fae0709e3253eabc5514a77e4c3616a2a192337af5a94b1aeb0002.JPEG


最后，该书表述了周恩来是同性恋的时代影响。周恩来是同性恋并不是一种人格侮辱或者对他本人的否定，喜欢谁这本就是人感情的自由选择。但这秘密最大的影响在于，为了掩饰它所带来的伤害。对周恩来自己，对邓颖超，以及对同时代的普通人。

试问一场为了掩饰秘密的婚姻，婚后的家庭生活能不为之付出代 价吗？抛开邓颖超自身的政治觉悟以及她对周恩来的爱，她难道就没有怀疑过，焦虑过，悲伤过吗？为了这场婚姻，她牺牲的不止是生活还有她热爱的工作以及赤忱的抱负。

对于周恩来呢？他本性的压抑必须有渠道来排遣，即忙碌地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多数却是盲目的。甚至他和李福景不圆满的爱情影响了他对革命道路的选择，一位本性温良的读书人，对革命的态度一直秉持中间道路，循序渐进来获取民主自由法制。而感情的不得志使他变得焦躁与激进，选择了枪杆子出政权的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到后来，文革的恐惧又蔓延于他的每一个毛孔，散布于每一个细胞中。为了自保，为了掩饰这个置之死地的秘密，他产生了心理学中的路西法效应，对老大哥更谄媚了；他的手段更严酷了，无论对自己还是家人都更加无情了；他变成了国家的刽子手，畸形制度的帮凶。

在这价值观扭曲的时代，在这压抑人性的时代，在这禁言的时代，在这时刻被监视的时代。不止是老百姓在小心翼翼地求生存，甚至一国的总理也是战战兢兢、夜夜难寐，只有“勤于政务”来掩盖心中的郁闷和真情实感。

---那个不愿回去的时代
——读《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有感
作者: 高绵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nulcnwwhyh27y6btlgmtszczwa/production/a7773c73fb5d7268b9b1f1a7091170afc8decd02ca5906b4992d270103722a58.JPG


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当年在苏联一个中共会议上大言不惭地说“革命家没有婚姻、恋爱，只有性交。走到哪里，工作到哪里，有性需要时就在那里解决。同喝一杯水和抽支烟一样。”不难想象那些道貌岸然的共产党人的性生活是多么“丰富多彩”。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也是毛泽东的老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结婚，没几年，向 警予和另一共产党人彭述之劈腿，老蔡大受打击，向组织投诉。传统上爱管家事的党组织为了拆散向警予和彭的婚外情，遂派老蔡夫妇去苏联，同行的有另一位党的领导人李立三和太太李一纯。结果，还没到莫斯科，老蔡就和李立三的太太睡上了，向警予则又爱上了一位来自外蒙的“革命同志”。如果读者觉得李立三被戴了绿帽子而值得同情的话，那么看看他当初是怎么把李一纯弄到手的。

李一纯曾是毛泽东前夫人杨开慧的嫂子，杨的哥哥杨开智和李立三是朋友，当年一起在北京“干革命”。李一纯回湖南老家，杨开智委托李立三在路上照顾自己的太太，结果路上双李就出轨了，而且还私奔到江西。后来李立三还是没管住李一纯，不知是否为了报复的原因，他娶了李一纯的妹妹李崇善，并有了三个女儿。但是后来李立三再度去苏联时，又管不住自己的裤带，和另一位有夫之妇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太太李汉辅上了床。李立三并没有就此打住，当李汉辅回中国后，李立三和一位苏联女人睡在一起。当然李崇善也没闲着，找了另外的男人。这些早年的共产党领导人视婚姻如儿戏，确实像喝一杯白开水那么容易。

---从周恩来隐密看领导层婚恋
作者: 康春女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kjqpmad7iqy5efyojo653v6kia/production/9aa7d485d6d70a2f82f5883ae591d2ecaa25c7a25f24ff03111ab904a4eb9206.JPG


八月十八日那天，毛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的队伍就在金水桥旁，离城楼很近。上面的人物、动作，清晰可辩。我没有被周围的狂热所传染，而是冷眼旁观，还真让我看到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细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一是他们的出场。刚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重新排位。最大的变化是 林彪升到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场要反映这种变化。毛破天荒穿上了军装，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瘦骨伶仃的林彪紧随其后。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来我在记录片里更印证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这时候周恩来出手了。周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这时候周停住了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我心里不由得感叹一句，周恩来这个人，真正不得了。

第二个场景，是毛除了跟红卫兵挥手之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刘少奇拉到一边侃侃而谈。从两人的肢体语言来看，像朋友间的谈心、像三娘教子、像师生交流。主要是毛在说，刘在听。说的耐心而诚恳；听的虚心而谦卑。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后来刘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万润南《清华岁月》

图：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qzsr3urcbryqctutn7eijojjka/production/8888d3e3f8cd85d3e6b820a049fa78de9e73174e3ea028d3bd76786eed9f9a87.JPG


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周用他超常的处理事务能力，帮助毛干成了他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我们都知道，毛是在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而就在前一天，8月4日，毛紧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就在这个会上，毛大骂“牛鬼蛇神，在座就有”，并当面羞辱刘少奇，以致刘少奇控制不住情绪与毛 当场顶撞，号称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杀头。而毛之所以当面向刘发难，就因为7月31日，周恩来与蒯大富两次见面，详谈达六小时之久，让蒯把刘少奇、王光美派工作组入清华，压制造反学生的事儿原原本本讲了个透。周详细做了记录，并且向毛做了汇报，给毛提供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实。胡鹏池先生分析周在这个关节点上的作用是，1）他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使得蒯大富这个典型能够站得住。2）周恩来的人望使他的调查结果更有说服力。而且只有周恩来最合适，他的调查结论没人能怀疑，不仅压得住群众，压得住老帅元老们，也压得住刘少奇与邓小平。

---文革中的周恩来
作者: 赵越胜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rq2t6vu5x4t5pl7fmfmnzsqhmq/production/b280c1f17fd5940b25ed42aba90899720204a4a78359a9dad1c891b85eb0d341.JPG


权贵无意间保存了部份文物
中共领导人康生是抄家物资的搜罗者。他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当“红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邓拓、前副总理龙云、名画家齐白石等上层人士家中时，他就先下手了。他将一个心腹召去，指示他带领人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当十几卡车抄出的文物送到文 物管理委员会之后，他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开始是白拿，后来象征性地付点钱，比如汉朝蔡邕书写的石经的宋代拓本，他付十元，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真迹付五元。另一幅宋画，他看了爱不释手，于是掏出一毛钱，说“这幅画我买了”，就拿走了。

一九七○年秋，江青还约了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十八开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七元钱。

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叶浅予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妇（八件）、江青（三件）、汪东兴（一件）、李作鹏（一件）。

一九九○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私有，他得到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后，竟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其实，只要还留存在人间，总还有完璧归赵的一天。康生搜罗国宝，祗是在他那个大得“足可以办一所大学”的公馆（康生语）里把玩，毕竟没毁掉它们。曾被他掠入私囊的宝物现在又都回到了国家博物馆。而被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烈火吞噬的珍贵文物，则永远消失，再也不会回到人世间了！

---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3afmxso6f6hjwahvwg7mbt33aq/production/5c9fe2d5cbd365ab85a4edc560139c0ac4b58cada87f0c3c2ead357c7c1fd41a.JPG


毛时代三特征

“伟大毛时代”三大特征——大规模政治迫害、大规模饿死人、大规模破坏文化，还将国家发展后劲——知识青年，统统送往农村、山区，只要体力不要智力，停办大学，彻底逆文明而行，大踏步退向原始化。毛留下的中国：文化失传、价值失范、经济失转、政治失宁、士林失声、百姓失安、童稚失教、官 吏失望、山河失色……历史最终体现公平——毛泽东曾拥享的权势尊荣，翻转成今天的浓烈恶臭。

综毛一生，凡人民利益与其政治功利发生冲突，毛从未“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十年闹红、抗战自养、重开内战、血腥镇反、抗美援朝、思想改造、恐怖肃反、失信反右、三面红旗、庐山会议、黑色饥荒、十年文革，哪一桩哪一件有利国家？1959年，四野哀鸿，大饥荒逼至眼前，居然庐山批彭，坚持“形势好得很”，起码良知都没有！如此私心脏用，却要求国人“毫不利己，专门为人”！

---裴毅然《赤难史证——大饥荒成因》


不会当皇帝
毛泽东很勤政，内政外交、工业农业、意识形态、文教卫生、批判《武训传》、研究《红楼梦》、食堂、工分、烧柴、除“四害”……批件繁密、管天管地、思虑细屑，实在不会当皇帝，他管得越细，国事才越糟。百官伴君如伴虎，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事事仰等天意，否则吃力不讨好，还落个 “右倾”。皇帝累死，百官吓死，百姓闲死。“伟大毛时代”，官民自由度最低，毛从头到脚管百姓，从种田到吃饭。

毛泽东还“勇于颠覆一切”，不仅为秦始皇、曹操翻案，甚至为商纣王“平反”。1958年11月20日，他评议商纣王——

聪明善辩、能武能文，打仗很有英雄气概。纣王尚武重文，对东南的经营，使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东南，对我国历史是有贡献的。

……

毛氏经济学
（毛）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 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从长远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可以大大加快建设速度。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

---裴毅然《赤难史证——大饥荒成因》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ilpfpzxqoin4i2o7gye7mnjzta/production/493842a12e9f86a6c017fa2f42371a16a44bd7b33c2402a6d497c741f4465a35.JPG


而且那是经历了抗战、内战后的情况，四川等地曾大批征兵。共产党对国民党曾经深耕过的地方都格外“照顾”，比如南京、四川…


他们可以在鸡蛋里挑出骨头来。


专列上服务员给周恩来剪指甲
看中共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撰写的《吴法宪回忆录》，发现了与周恩来相关的生活细节，而这是外界甚少知悉的。

据其回忆，在林彪出逃前，即1971年2月的某一天，周恩来秉承毛的指令，带吴法宪等人到北戴河向正在那里休养的林彪汇报。吴法宪等与周恩来约好晚上十点在北京火车 站见面。他在书中这样描写道：“上站台看见一列专列驶过来，周恩来分给我们每个人一节车厢。车厢很宽敞，非常漂亮，里面有沙发床和办公桌。据说这是周恩来的专利。头一次坐。周恩来除了有专列外，在空军和民航各有一架专机。”

所谓专列，就是专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视察工作的专用列车。中共建政初的高官，主要是乘专列出巡。毛泽东的专列是三级，即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出巡，三趟专列同时开出。不过，按照中共以前公开的说法，因为周恩来为人“低调、朴素”，所以每次专列实际只有一节车厢，办完公务，随便接在哪趟旅客列车后尾，就能悄无声息地拉走。然而，从吴法宪的描述中，我们显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吴法宪还写道，当晚上火车后，夜已经深了，他因为睡不着，所以决定去找周恩来。他来到周所在的车厢时，却发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给周恩来剪指甲。这样的场景似乎在周以往的宣传中并未见到。这一幕让吴法宪也深感意外，所以他记忆犹新。

---周恩来鲜有人知的奢华生活
作者: 林辉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qalfh2m7ymz2vdvyvrlearzs3q/production/86e531fc0f73c1d7fb4c4ac710db9a8f061dd216518fcb305f43a4dc825f7d23.JPG


网文：舌尖上的“伟人”（1）
有一回，许世友上山避暑。庐山宾馆的一级厨师出于一片至诚，使出浑身解数，制作出了一席小碗小碟的精美菜点，恭请许司令员享用。大师傅还站在餐室门口，净了双手，等候首长握手道谢。可是，身胚粗胖的许司令员一到餐室，见了餐桌上的小碗小碟，便勃然大怒，一挥手，将满席 精心制作的菜肴扫到地上…

网文：舌尖上的“伟人”（2）
陈云副主席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出身，参加革命前是上海的印刷工人。他来庐山，从不要求给做特殊菜肴。基本上是大师傅们做什么，他就吃什么。他只是有一个习惯，大师傅每上一道菜，他必定要十分严肃递上一双筷子，让大师们自己吃第一口！

网文：舌尖上的“伟人”（3）
周每回上庐山，都要从上海锦江饭店带来做法国菜的名厨。庐山宾馆的特级厨师也只能给这个法国菜名厨做帮厨。吃过饭，总理必定要亲自端一杯酒下到厨房里，给厨师们一一敬酒，握手致谢。但论起菜点来，周恩来却是最讲究的了，要求也最严格。有个规矩，每道菜须在上席前三分钟 才可下锅…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jxjaifucjy3wngs7iauh2z6kyq/production/c5eb60af946029245c2ed4072f9abd21f7e17f6d4e4d3762f86f797741ea5c74.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zvqxzq3riq6kq5rd5jmkjciwrq/production/3f1077952c221af35dfc533422076bf8a94afaa990fac4ae2230c51b90322997.JPG


我也开过这个东西：
1974年，陕西。让人动容的介绍信，仅仅是为了四两油。这是在渭南大荔丰义仓展厅看到的老文件。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aewgi3ot53bz4q5guio6tdqksq/production/8c226d332e35849689ed422654c344588d5cf9d508c696f3718081a3197bfdd7.JPG


更多的人只是直直饿死，死得简单，没有故事。
开初饿死人，还有人哭，有人叹息，有人评说死者是好人，不该死。还要用高粱秆织的箔卷了。用白麻披扎一扎，送进祖坟。后来，死了就死了，没人哭丧，没人戴孝，没人送殡，村人和亲人都没了悲伤，甚至没了感觉。谁死了，今天死了几个，也没了关心一下的精力 和心情。只村干部派几个人，每人喝一碗“淀粉”汤，把遗体拖到村外，挖一个浅浅的坑，草草埋掉。大桂男人死了，她本想送到坟上，干部说：“你去也不能喝汤。”她就不去了。只在丈夫被拖走时，朝门外看一眼。而后又躺下。老成死了，他儿子竟把他的裤子扒下自己穿，让老人家赤身裸体被拖走……
旷日持久的饥饿中，人的善心、爱心、同情心、恻隐心统统消失殆尽。
饥荒中，乡亲们一直在村里苦熬，等死，没人外出讨饭，没人聚众造反，也没人想到去粮库抢粮食。
空前的饥饿，也没能把农民的忍耐力饿掉。

---周同宾:《饥饿中的事情》


二月底，茅草还没出土时侯，我回过一次家。一路哀鸿遍野，满目荒凉。进村前，看见乡亲们正在东岗修渠。人人都浮肿，老少都拄拐杖。艰难地铲两锨土，就躺下，喘粗气。都不说话，脸上毫无表情，眼光是死死的。只有不浮肿的干部大声吆喝着豪言壮语。只有两面红旗在春风中十分活泼。村中，没有人影人声， 没有牛叫羊叫，鸡叫狗叫。因为没有树，也没有风声。一只鸟儿、一个虫儿也看不见。连风吹起一片羽毛、一根草梗的景象也看不见。没有一个会动的东西。只有东一座西一座没了门窗的破屋，空对着白日蓝天。村庄像沙漠中前朝留下的废墟。夜里，看不见一星灯火，听不到任何声响，只有无边冰冷的死寂……只住一夜，我就回校，因为食堂不给我饭。所谓饭，就是清水煮酒糟，放几片霉了的红薯叶，每人每顿可以分一瓢。母亲去哀求，几乎给干部跪下，才多给半瓢。离家前那顿早饭，父母把碗里能捞出的东西都捞给我吃，怕我饿着没劲，走不回学校。父母都只喝了一碗黑黄的清汤……

回校后，我竟写了一组歌颂人民公社的诗。当时正盛行民歌体，诗就写成了“赶五句”。其中一首题为《修渠》：
战歌声声动云天，
社员修渠引清泉。
肚里越饿越有劲，
誓死建成米粮川。
——天三顿吃干饭!

五句当中，只第三句里那个“饿”字造出一点儿真实，其余全系谎话。这首诗在地方小报发表时，第三句被编辑改为“胸有壮志身有劲”，连那一点儿真实也没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诗稿被搜出，因为那个“饿”字，几乎把我斗死）。

---周同宾:"古典的原野"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xtzdjqpgwjqdhfktoqti4wk5hq/production/b59baad607a54b4d2fe4707efc55229234b244fe7533d191f382f48ae30f84ce.JPG


周恩来抛出卫士成元功
1968年3月中旬的一天，预定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召开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
成元功当时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负责会议的警卫工作。
下午3时半，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给成元功打电话说，首长刚起床，还没吃饭，请转告大会堂准备点吃的，首长到后先吃饭后参加 会议，并要求在会议室旁找个小房间安排一下。吃食要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

成元功当即告诉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要求按时将饭菜做好，放在旁边的小山东厅。
4点前，周恩来等领导都已到齐，就差江青未到。
4时15分左右，江青来了。站在接见厅门口的中办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立正给她行了一个军礼。成元功行军礼后。上前告诉她：“开会在接见厅。吃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在旁边小山东厅，您要不要先吃一点？”

江青连吭都没吭，阴沉着脸，白了成元功一眼，径直走进接见厅，对周恩来说：“你们在开什么秘密会？竟让成元功在门口挡着我，不让我进！”

周恩来说，会议议题不是事先通知你了吗？成元功怎么可能不让你进？但她根本不听，吵闹不休。
周恩来不得不宣布休会，然后约汪东兴等几个人到小山东厅跟江青谈。江青继续吵闹，硬说周恩来安排成元功在门口挡她，不让她进。

最后，汪东兴叫成元功、江青的秘书孙占龙，当着江青的面，将事情的经过说清楚了。
江青明知自己不对，却不甘心认输，拍着桌子大叫大嚷：“你们都给我滚开，以后不要在这里工作。”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写道：“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就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不到一星期，成元功等被停止工作，集中到中央办公厅学习班，一学就是8个多月。
1969年1月5日，成元功与学习班的其他人一起，被“发配”到江西省进贤县“五七学校”劳动改造。次年，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发配”到江西“五七学校”。他们全家被打入另册。
成元功在江西劳动改造八年，直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也没能回到周的身边。

十年文革中，周恩来为了自保，毛泽东想整谁，他就整谁。从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到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到抓王力、关锋、戚本禹等，莫不如此。

据前毛泽东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讲，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后，李锐接手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过程中，李锐看了许多他以前从未看过的档案材料。

当时仍然在世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要求李锐把周恩来生前的一些东西销毁。销毁前，李锐看到了周恩来的很多批示，觉得比“四人帮”还“四人帮”。

“四人帮”中的领头是江青。江青自称“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也就是说，“四人帮”的总头目，实际上是毛泽东。

李锐说周恩来比“四人帮”还“四人帮”，说明周恩来与毛泽东、与“四人帮”，都是一伙的。

面对江青的无理取闹，周恩来对忠心耿耿跟了他23年的贴身卫士成元功，都不能挺身保护，还落井下石，怎么可能指望周恩来不助纣为虐呢？

---周恩来为自保抛出卫士成元功
作者: 王友群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lflk7vl6zkxrecestpeltx4zaa/production/ceeb3f907c3b0d645881776c6f01dd36e481857b43142138a4ed7ae9cc1ba24e.PNG


饥荒中，祖辈恪守的伦理秩序都不复存在
房子越来越少，每间屋里都住十人八人。生活用品都简单，不过是一条被子，一把铺草，一只粗碗而已，人再多也不拥挤。常常是叔嫂同屋，兄妹同屋，公公媳妇同屋，光棍寡妇同屋，男女混杂，挨身而睡，再没了“男女之大防”，都不知羞耻和避讳。老庆的儿子去黑头山修水 库，老庆和过门刚刚一年的儿媳妇伙盖一条仅有的被子，没人说三道四。
长时间的饥饿，饿掉了几千年教化对人的影响，饿掉了人的人性，只剩下动物性，只剩下动物性的一半——食欲，想的只是吃，吃是为了活。吃是自己吃，活是自己活。吃是一切，活是惟一目的。动物性的另一半——色欲，已被饿得衰竭。夫妻不再共枕，更绝无伤风败俗的丑事发生。那年头，没一个女人怀孕，更没人嫁闺女，娶媳妇。

---周同宾:"古典的原野"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pnn636qsswvhd53gi2t2l5mlfa/production/4f659c1a90370878aa55685cb7649b0c982d15ff10288150343f21775fd75a57.JPG


一九七八年我在北京参观"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展览是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怎样的无限忠诚和爱戴。展览的文字说：毛在西柏坡时，又一次决定第二天到某一地方乘船，周则在当天晚上先到那只船上，亲自坐一坐毛明天要坐的椅子，看看有否舒适，是否安全。最后我又读到毛的一个卫士记载：毛在四七年渡黄河 时，周抢先在浮桥上走了一个来回，也是为了证明浮桥是不是稳当。这正是孟子所谓以"妾妇之道事君"，那里有半点"宰相"的体统？但我们也许不能用儒家的观点来苛责于周，也许在周的心中，他已打定主意作"革命的螺丝钉"了。这里面的分寸，只有周本人才知道，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必清楚。

周恩来作了二十七年的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宰相"。但是他在这二十七年中完全没有施展自己抱负的可能，他所能做的是在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闯下大祸之后，慢慢收拾残局，但表面上他还要跟着一起闯祸，并鼓其如簧之舌极力说明毛的"祸"如何闯得好，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如果以传统的"宰相"来衡量他，他如何能望王安石、甚至张居正于万一？如果以西方的政治家来衡量他，他又何曾有半点足以称道的"政绩"？然而在他来说，这确确实实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他所处的是"乱世"、所事的是"暴君"，空具一身才能而无所展布。

---余英时：霸才无主始怜君——谈周恩来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gptwgomtcfqjwnpq7mhxhbqt2q/production/6ce0e61dfae26b7a589d2599d098bd35065db8144ddf1df7f77ce5159bcbaae8.JPEG


耄共好像是占全了…

孟德斯鸠：论人类社会十惡

第一恶：没有人性的政治
政治给人冷冰冰的感觉，实际上一旦失去人性，那就为成为恶的象征。它最终存在的目的，应该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从而获得长治久安，确保社会和国家的稳定繁荣发展。如果仅仅把统治者利益放在首位，而不顾民众的利益和受法律保护的权益，那么，结果终究前功尽弃，事与愿违。如果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没有人性，甚至连兽性不如，那只会让人类退化到丛林野蛮状态，这是值得警醒的一恶。

第二恶：没有思想的崇拜
对某人某种思想的崇拜或赞誉，首先要确保本身具有智慧，他的思想产出是为了大众服务。假如他本身就是恶的化身，不管是依靠权威逼迫人们的崇拜，那就得唾弃。否则只能助长恶的繁衍，给自己及社会造成无穷无尽的危害。

第三恶：没有人文的科学
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是体现、符合人性特点的文化现象。科学发明创造离不开人文，否则将会祸及人类自身。而科学发明也是为了提升人文思想及价值，更好促进社会文明构架的建成。

第四恶：没有道德的商业
商业虽然是以盈利为主导，但是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确保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的安全性和稳妥性，便捷高效的商业活动，依然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不择手段的盈利为目的。一旦道德失范，那么带来的就是社会的互害模式，纵使经济呈现出一时的繁荣，也难以避免商业信誉的毁灭，从而得不偿失，连锁效应导致人人自危。

第五恶：没有良知的知识
人类学习知识的目的和经商类似，而且经商也需要知识的支撑。但是，一旦知识为没有良知的人所掌握，那么就如同豺狼增加了双翼，格外可怕。所以，知识本身没有方向，而良知的方向就是知识产生正义或邪恶的方向，因此，一个人的良知和知识到底带来什么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六恶：没有真实的历史
人类以往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是被人为篡改过了的，也就是常说的伪史。人类发展需要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如果没有真实的历史，就谈不上总结经验和教训，那么就无法搞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也就无法进步；不进则退。当历史不能成为前车之鉴时，历史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任何企图修改篡改历史的人，其目的都是不可告人的。

第七恶：没有独立的精神
精神是一种无形的存在，也是一种无形的价值。而个体的不同，其精神表现形式也各色各样，不可能千篇一律或千人一面，否则就无法形成思想的多面性，唯有精神在碰撞和争议中才能愈加接近真理。

第八恶：没有自由的幸福
自由也是幸福的一种体验方式。在宪法或法律框架之内的自由是人的权益，不可无端剥夺。任何生命都是崇尚自由的个体，我们既没有夺取别人自由的权利，也应该为自己的自由而奋起保护。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儿，就是锦衣玉食，也无法替代在外面日子清贫却随意飞翔的快乐。

第九恶：没有劳动的富裕
通过自己的勤奋劳作，过上富裕而有尊严的生活，是我们劳动的理想方式。一旦有人勤奋劳作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这里一定出了问题，那就是有些人不劳动却获得无可计算的财富，这就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形成。如果不劳而获，大多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当然，不排除赠予，而赠予只限于前人生前的自主意愿；而靠掠夺他人劳动成果富裕起来的现象占据主导地位时，人类社会就远离了文明。

第十恶：没有制约的权力
权力欲望人皆有之，权力有无限扩张的自然属性，可以说欲壑难填，所以，必须借助约束机制加以约束，不能任其泛滥成洪水猛兽，伤及社会，继而也让权力者自我毁灭。公权力尤其如此。公权力恣意妄为的社会一定是非常可怕的社会。


自打井冈山上率众啸聚，毛泽东一路上斗过来，直斗到坐上中南海的第一把交椅，他深知个人崇拜是他抵御党内对手的利器，是他与群众建立非体制性联系的旗号，在他整个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没放松过对领袖崇拜事业的经营。1958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独霸话语权，大讲个人崇拜，藉他的威望鼓吹大跃进之 风，其颐指气使之势震慑得与会者多屏息恭听，随声附和。官定本《毛泽东传》的编者在一一列举他们的颂圣发言后指出：“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为什么与会者会对毛如此服贴地吹捧？因为毛在十八天的会议上多次公开倡导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据李锐的记录，陈伯达谈到王明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公然插话说：“[王明]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当陈接着说“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但不是个人崇拜”时，毛又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他话匣子一打开，憋了许久的闷气便趁机来个总的发泄，在另一天的讲话中他还说：“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
毛如此蛮横地给别人扣大帽子，谁还敢不服他独裁！成都会议后，大跃进立即热火朝天地搞了起来。不幸那“跃进”跃而未进，很快就在跳踉起来的原地上跌了个重跤。庐山会议上，毛害怕承担罪责，反把提意见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直到七千人大会后他被迫退居二线，这才感到自己真正踫到了危机。正如Leese分析的那样，毛再次求助个人崇拜的动力。他一面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面助长由林彪在军中率先推动的学毛着热潮，随着那语录本红宝书大肆泛滥，毛像崇拜的妖火也再度燃起，在文革期间闹到了举国疯狂的地步。
---康正果：毛像的流变与高氏兄弟的“去毛”创作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4eyjtuvair7mvgjtwszvhp76ka/production/a7e164a87c8d0b7e21f26aa19e3ab0fba6adc98c78369f6f88c5d97d32583aca.JPG


志愿军战俘的被俘过程
中共方面出版的资料大多称志愿军官兵是在“弹尽粮绝”、“失去联系”、或者“身负重伤”等等的情况下被俘的。几乎一字不提那些主动投降的情况。

事实上，这种情况下被俘（Captured）的只占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志愿军战俘是自愿投降(Surrendered)的，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是蓄意投降，是 一种长久企盼的逃亡活动。1951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运筹学研究室（OPERATIONS REARCHE OFFICE）受美军远东司令部委托进行题为“北韩与中共士兵对韩战态度”的研究。他们在1951年八到九月之间在釜山、巨济岛的中朝战俘营中对1100余志愿军战俘进行访谈或问卷调查。其中关于被俘/投降的问卷得到988份有效答卷，被访者认为自己属于“被俘”的有264份，占26.7%。而认为自己属于“投降”的有724份，占73.3%。在更多的场合下，反共的战俘们认为自己不是“投降”，而是“起义”。台湾的媒体一律称他们为“反共义士”。当时联合国军心理战主管，美军上校肯尼斯汉森在他的书中也用反共义士（anti-communist heroes）称呼他们。书的名字就是“铁丝网后的义士”（Heroes Behind Barbed Wire）

蓄意投降的情形在志愿军战俘中绝不是罕见的。很多个案里，当事人声称自己在入朝之时就“觉得是个机会”。然后就一直寻找逃跑的时机。联军飞机撒下的传单里有些叫“路条”，比如“李奇微路条”（Ridgway Pass，印有李奇微签名）或者“安全路条”（Safe Conduct Pass，印有范弗里特签名）。这些路条常被一些志愿军官兵捡拾珍藏起来，在见到联军部队时便就举着它们投降。（图1）

芝加哥大学社会组织研究中心出版的“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记录一个李姓军官的回忆说：“被派到朝鲜后我就决定要投降。1951年10月我们击落一架美国飞机。我带着3个战士去搜索，我们找到飞行员后就和他一起跑回了联合国军的阵地”。20军某部排长芦明友借换防之机率领7名士兵故意掉队躲藏起来，天亮后向联合国军投降。他们的投降过程被联合国军印成第8569号中文招降传单，向前来接防的27军劝降。（图2）

实际上逃亡过程非常危险，不但身后可能有追杀的子弹，脚下有可能触发地雷，更有可能遭到对面联合国军的射杀。那个在俘虏营中领导着5千余反共战俘，被中共当局称为“蒋帮大特务”的王顺清（在“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似叫王顺明，WANG TSUN-MING），是志愿军12军31师91团士兵。他在投降时尽管举着“李奇微路条”，仍然被一个高度紧张的GI一枪打在腿上，住了好几天的医院。在战俘营里，战俘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自己怎样侥幸逃脱的故事。有如大一学生谈论如何对付高考试题一样津津有味。能够活着走进联军的战俘营，被认为是一大幸事。图3是第二万名志愿军战俘带着喜庆的笑容来到战俘营：谢天谢地，我总算成功了。

自愿投降和蓄意投降的志愿军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至于联合国军对志愿军战俘相当信任。在多数情况下几乎不用派人看管他们。因为即使在战场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也鲜有人想逃跑。联合国军的文件中有整列火车的志愿军战俘在没有任何士兵押送的情况下从前线一路后送到大邱的记录。途中无一人逃跑。

---一万四千余志愿军战俘 被俘、投降、还是起义？
作者： 穆正新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7w54esyui3pa4hnvhjgxt4z3ia/production/1599bec1323a06039f4e13d799048c6202fc955d92a2c74b96470ceacea33511.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g3ixgx2yctgsjgmwnr5w5g3dbq/production/cad0ed0672b94b094743d961e12745e306599e21f73f4d014bc3e4d84d12f5ec.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cc3nfvo3rovbf7blsibd6pkuaq/production/04e7a92562d5f9837bb299904badb8b580415843a9cf6c0aca3279eedf3be7f3.JPG


知名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的用处。1957年，北京人艺的最大难题是划不划焦菊隐为右派。“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这当然不是彭真个人的主意，1957年9月8日中央《关于自 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中就规定，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这也就是从57到76这一政治动荡的时期，中国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之一。

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1946年7月，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陶宅慰问，并取消了下午与司徒雷登的约会，向延安详细报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出唁电，盛赞“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此后一段时间，又精心组织了海内外一系列旨在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悼陶活动。但49年后“民主魂”已无价值。1951年批《武训传》时，舆论界翻脸不认5年前毛泽东对陶的颂扬，大量的文章把陶拉来作为武训的陪斗，《人民教育》给陶定下四条罪状，判定所谓“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不过是徒有其名。批判者中当然少不了郭沫若。

像郭沫若、陶行知之类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其价值只有在两派政治力量较量之时才能实现。可以设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后来的处境只有两种：一种是像郭沫若一样批武训、写检讨；一种是像梁漱溟那样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总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动了。

---罗瑞卿女儿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40年前，一位天体物理学家预言：
“文革没结束，党按下的只是个暂停键”！
“只要那画像还在，只要那主义还在，斗争治国随时会死灰复燃”！
“制度依旧，再耀眼的改开都持续不了半世纪”！
50年后，中国将是一个大号朝鲜，不信大家看！
这位已故学者的名字叫-----方励之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4t7rdjklp6ffciizpolyaiw2sa/production/b75d5a095469ec1cc7a7c4d928942197e3adb1d88a827e6ac6aee783403d8d81.JPG


亩产六万斤水稻高产“卫星”的奥秘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同日刊登了署名“新华社记者李智昭摄”的广东北部山区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中稻大丰收的新闻照片。《人民日报》的文字说明是：“这块稻田里的稻谷像金色的地毯一样，十三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倒。”《中国青年报》的文字说明是：“请 看，这张六万斤‘卫星’田照片，更稳稳当当地站着十三个青年！谁知道祖国的明天，还有多少奇迹中的奇迹出现。”

我有个女同学，名字记不清了，她家就在“水稻六万斤特大‘卫星’村。”在同学轮番追问下，她战战兢兢道出了“高产”内幕。地区派工作组到她的村子搞试点，成天看着别处放“卫星”，苦苦思谋着放个更大的。中稻成熟前，工作组终于想出妙计：把大片稻棵移栽到一亩地里，稠得密不透风。太密了又怕发霉腐烂，工作组又令在地头安放了几台鼓风机，对着稻田白天黑夜不停吹风。

上级验收那天，村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来了不少大人物和一帮带着照相机的记者。验收正式开始后，按预先编好的脚本演戏，让几十个人担着稻谷从村头挑进村，然后挑走，让不同的人再从村尾担出来重复过秤。就这样，几十担稻谷走马灯样换人，反反复复过秤。假戏演得跟真事样，过秤的时候有人唱出数字，有人记录，有人打算盘，直到领导脸上放光，露出满意地笑容，点头称赞的时候，就算称完了。六万斤的数字一出来，大家都拍手庆贺，好像一场最完美的演出到了谢幕的时候。

六万斤的“卫星”放出后，政府的征购量也随之加码。“卫星”村的女同学每次放假回到学校总是偷偷哭，关心她的人问缘由，她说心痛，村里饿死人太多，连尸体都没人收，自己的家人也是朝不保夕。她是住校生，每月供应23斤粮食，为省下点粮食拿回家救济家人，她每天只吃二、三两。她正值十五、六岁身体发育期，极度的饥饿把她折磨得面黄肌瘦，走路打晃，神情恍惚，难以正常上课。熬到身体浮肿后，不得不退学回家。一退学，23斤供应粮就停发了。回家不久就饿死了。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2zagzfct27o7gmyhalfdkxbp2q/production/718e5b01e87d804e86209af0849455e49e1492f76d91ec0f97f839c085fc9b33.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6jqzzea6drihik3mmew6n55jpq/production/82a68e06af70421c7c61ea8abde32e781523a27d438f3f7d66f09866ff439361.JPG


再老一代的也就追不过来了。起码他这一代人应该有个明确的是非观念。


也是“活着”


通过陈惠敏我了解到，中南海舞会一开始还有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和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参与，大约在1959年年底，毛泽东下令不让这两个文工团来了，从此中南海舞会的陪舞任务，就由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女孩们包揽了。

现在回头看，难怪当年既陪毛泽东跳舞又陪毛睡觉的女孩们，大都来自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其中最出名的有五个，都受到毛泽东不同程度的宠爱，她们是：刘素媛、邵锦辉、孟锦云、田玲、陈惠敏。

文革开始后，这些人的命运有了很大的不同。她们都是一个叫作“硬骨头革命造反团”的成员。1967年，夺权运动席卷全中国，刘素媛一派在文工团的权力争夺中惨败。刘带领其余四个女孩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求援。在毛的支持下，由林彪夫人叶群出面帮助，刘素媛夺得了文工团的大权，做了革委会主任，让她的亲密战友邵锦辉做了副主任。当时人称“刘司令”，“邵政委”。因为有毛泽东的撑腰，刘素媛红极一时。她结婚时，空军的主要领导们，全都到场祝贺。

另外三个女孩的命运就悲惨了。

据陈惠敏回忆，她们是好朋友，与刘素媛不和，退出了硬骨头革命造反团。一次，三人在一起议论到毛泽东，发了几句牢骚，被人听见，告诉给刘素媛。刘连夜进中南海，报告了毛。毛大怒，高喊一声：“造谣！”当天深夜，一百多名士兵包围了她们的住处，三个女孩被立即带走，关押。刘素媛参与了审讯。几个月后，全部开除军籍。田玲被押回老家农村当农民；孟锦云被判刑关进了监狱；陈惠敏被送到遥远寒冷的北大荒农场监督劳动。

暗无天日的北大荒农场，繁重的体力劳动，看不到头的艰苦生活。一天半夜里陈惠敏被连长叫到场部，忽然她听到连长嘴里发出类似毛泽东的命令：把衣服脱掉。

林彪事件后，在父亲战友的帮助下，陈获得平反，重新穿上军装，回到北京。

1975年在孟锦云的帮助下，陈重新走进中南海，毛泽东继续称她为“女儿”，同时又要陈全身裸露、一丝不挂地陪他读书。

也许是我说的“数不清的女友”刺激了她，陈惠敏开始反复强调毛泽东是如何地喜欢她。因为她长得漂亮、性感。在性生活上，不管张玉凤还是孟锦云，都太拘谨、死板、不主动，只有她能让毛泽东享受到如鱼得水般的快乐。还说毛夸她聪明，说话直率，敢于反潮流，等等。

我很感谢陈惠敏讲述的故事，哪怕是不完整的故事。我敬佩她的勇气。那些与毛泽东有过肌肤相亲的女友们，至今为止，没有一个敢于公开承认。原因无他，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够获准出国。就像没有邓小平特许，李志绥不可能去美国，他的有关毛泽东的故事，将永远不为人知。所幸陈惠敏跑了出来，我们才能够了解到毛泽东私生活中的一些片段。尽管只是片段，在中共那里从来都属于“国家最高机密”。

---张朴：《陈惠敏的自白——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和情人》前言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kglb2zvimdwywvmoogm3ajr4dq/production/4c77ccb42fe55eb0f4cc61184164dac0a54258be96259ec302e97829b5b2c800.JPG


说的应该是李志绥说的陈惠敏。


一千多名归国志愿军战俘至今下落不明
简单核对一下有关的数字，还难以回避一个严重的疑问：除了遭到党纪军纪处分、劳教、关押以及被批斗等等迫害之外，归国志愿军战俘中有没有人被秘密处决？从现有各方面的资料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有多少人，以及他们是怎样被处决的。

现有的资 料表明，联合国军和印度监管军正式移交给中方的志愿军战俘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甄别时就选择归国的，共计6670人。第二类是在甄别时选择了抗拒遣返，到中立区后“经解释”或自行“冲出虎口”而归国者，计有440人。两类合计7110人。而根据贺明所着的《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一书所提供的资料，由昌图志愿军归国人员管理处（归管处）正式处理结论的志愿军战俘总共只有6064人。那么，剩下还有1046人是怎么处理的？他们归国后被关押在何处？经历了什么过程？最终命运是什么？国内出版物迄今未对这一千多位归国志愿军战俘的下落有个确实明了的交代。他们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十分可疑。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从中立区解释营地归国的那440人。志愿军解释代表团负责人之一的贺明回避了这440名战俘的下落问题。这批人并没有被送到昌图的“归管处”去和先期归国的战俘汇合。他们显然被关押于另处。中共为什么要另外关押他们？对他们进行何种处置？贺明先在1990年出书介绍了当年如何在中立区争取战俘回归的事迹。然后又用了七年的时间去调查“归来人员的经历”并成书出版。按理，他经手接回的那批“归来人员”应该是他在调查中的重点或者特别有兴趣的对象。但他最后出的书中却没有提及这批人。对于不是他经手接回的人员，他还能够掌握许多资料并整理出书；而对他自己亲手接回的人员，倒一个也没有调查到。这可能吗？是不是他知道了什么，但不能说？

一千多位归国志愿军战俘可能已被中共秘密处决，应当是一个合理的猜测。而其中由中立区返国的那440名志愿战俘更多了一条极为不利的“罪过”，就是知道得太多。举例来说，如果战俘怀着和解释帐篷里某女同志“组成家庭”的愿望而同意遣返后，中共会让该同志活很久吗？更何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按照党组织指示先伪装反共潜伏在反共战俘营区。来到中立区后又奉命表演“逃离虎口投向祖国怀抱”等闹剧。尤学和、黄立超等人参与了各种“惨案”的编造过程。王旭等人则涉及策动营区暴乱的计划等。他们是李克农特务体系一连串不光彩活动的见证人。这无疑增加了他们被灭口的必要性。

有位在大陆被共产党关押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于1983年刑满释放。之后辗转到了台湾。他到台湾后以“立山”笔名在《联合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回忆他在大陆监狱和劳改营里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篇叙述了他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北京市宣武门外新生路十五号，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待决犯看守所里所见到的情形：

“靠南当时关押了八百多名抗美援朝志愿军，他们是被联合国军俘虏后，在板门店换俘时本来想去台湾，经中共政工人员晓以既往不咎的“大义”，发生动摇，改变初衷回来的。但一过鸭绿江就关起来，凡是手臂上纹有“反共抗俄”的分成一堆，中共党团员分成一堆，干部按排连营团分别集中，然后分开关押在抚顺、北京二地交代问题。”

“八月十五日天未亮，偶然发现广场停满了苏式嘎斯大卡车，车上站满了武装士兵，被五花大绑的志愿军被拉上卡车插上罪幡，拴紧脖子，车子悄悄开出广场。有人数了一下共二百辆囚车，二十辆载武装士兵的卡车，广场四周布满岗哨，有人说三个月前也处决过一批共六百多人，我在1号时关有二千多人，全部处决后我曾见有人替他们收拾留下来的政治学习资料和衣物。”

“本来是六点起床，改在七点半才拉铃，干部问我们早上看见什么情况没有？大家都说睡得好香呀，什么也没看见。”

这位“立山”的说法仍待进一步资料的核实。但他提供的情况显然值得高度重视。

一千多名志愿军战俘归国后下落不明，这不是一件小事情。知情者绝不止三、五个人。我相信某些地方某些人一定保留着一些重要的证据。此事将来一定会真相大白。

---历史为他们作证 揭秘朝鲜战争中的志愿军战俘
作者： 穆正新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zcee2krevzvsr23gbyow5e66yq/production/588c0023cc3c97366817a909374b4d753b732600bee182f27102a2dd57c20c1d.JPG


中国受灾时 为何国际援助来得少？
每当中国传出灾情时，中国媒体总是把领导人发出救灾“重要指示”、“亲自视察灾区”等消息放在头条。然后着重报导武警解放军“奋勇抢险救灾”的事迹。再往下就是灾区人民获得救灾物资、接受“妥善安置”后感恩戴德的情形。至于灾区破坏的情景怎样？人民死伤的惨状如何等等情 况，中国媒体很少进行详细报导，灾情的画面经常是一掠而过。更不许国际媒体深入灾区自由采访报导。

这样的做法，当然使中共政权很光彩，使武警解放军很光彩。但灾区人民却因此吃 了大亏。外部世界的人看不到多少灾情、听不到多少灾民悲戚呼救的声音。他们能 看到的，是中国领导一声令下，救灾力量从四面八方奔赴灾区，一切救援工作井井 有条地进行，灾民迅速得到安置，面露笑容感激不尽等等。各国人看了自然会认 为：既然你们的情况不危急，还需要我们救援吗？于是来自外界的捐款和救灾物资 就会少。这又给了中国当局煽动仇恨的有利条件。他们经常藉此指责西方国家“虚 伪人权，口惠而实不至”等等。

人类本来是博爱的。只要看得到其他人类遇到灾难，同情救援的手就会伸出来。这 原来是很自然的人性流露。但中共这样的恶势力，因为高度需要仇恨，故设法阻止 人类之间的同情和救援。封锁灾情使外界很难看到受灾人民的真实苦难，无法产生 同情救援愿望。封锁消息也使灾区人民感觉外部世界是冷漠的，只有党中央关怀着 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统治者稍微作作救灾的样子，就能够收获到大量的感激 和效忠。“大救星”就是这样升起来的。

像唐山大地震这样的死伤数远高于印度洋海啸的严重灾害，当年的中国当局竟然不 发布死伤统计数字，不报告灾害损失详情，不展示灾情照片和影像，不许国际媒体 进入灾区报导，不允许联合国及国际红十字会视察灾区，甚至干脆宣布拒绝一切国 际援助。这些丧心病狂的措施都是为了一个自私的目标：不能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 人民受灾的惨状以免损坏共产党的形象，更不能让中国人民因为获得国际援助而降 低对共产党的忠诚。

更有甚者，毛泽东还不许严重灾情干扰他的政治路线斗争。1976年唐山地震 后，中国各级政府仍然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放在工作的首位。那时的报纸版面 上依旧连篇累牍地发表着各条战线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闻。从1976年7月29日震后第一天到毛泽东去世前的9月8日，40多天中，人民日报第一版 上没有一篇关于唐山地震具体灾情的报告。却天天都登载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有关文章，有时还一日数篇。即便有时登载有关地震的消息，也是报告领袖关怀， 军民抗震成就，灾区恢复生产等等“喜讯”。而且多要冠以 “批邓”的前提。

大量的中国人在震后的瓦砾下残喘，在余震不断的废墟中彷徨，在风雨之中露天过 夜，在酷热和尸臭中受着煎熬。丧尽天良的毛泽东们依然将政治斗争凌驾于人民死 活疾苦之上。不惜让人民受罪死亡也要维持着对自己效忠。这就是共产党毛泽东 “大救星”的真面目。中国历朝历代，还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如此狠毒地对待中国人民。

---每当中国受灾时 为何国际援助来得少？
 作者： 穆正新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pljveiz2tze3usrwfh3lyvdlqa/production/7ea0ddb5a3c640e35e2ef8c695571bc83af7ed0ccb227b5e0b222d810e2a8255.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i6u6clje2wiwmdfxhpisulllkq/production/a124db676c014b9190363d581fc2219bcc4b77559ac698eebccc50bc6156d1f7.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777j4wt7ce7xjhrrp2wfrrp4na/production/1ffddc3fef50cae360c68d7f4b7547a97ecb16b7ae06b0bf3e68862077a0784f.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u2t22h55n7xbmyfkkumbh5q2mq/production/8b1263f5ed649e97719d6f0223b90675d9557b75276b246a2405eb2b42300ed3.JPG


话题转到李志绥写的回忆录上，几乎是立刻，陈惠敏用明显的贬低口气声称李的书没啥可看的，还讥笑说，李写的只是毛泽东卧室门外发生的事，而她要讲的是卧室门关上后里面发生的事。

陈惠敏为什么要对李志绥的书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呢？直到我和她再次见面，才弄明白。

这次我们坐在一家咖啡店里。陈惠 敏开门见山，要我帮她在英国找一家出版社，来买她的故事，条件是：预付稿费四百万英镑。

我吓了一大跳！开玩笑说：“你的要价堪比美国总统退下后享受到的稿费待遇。”陈问我：“你知道李志绥的回忆录挣了多少钱？四十万美元，这点钱算什么！”她冷笑了一声。“我在香港炒楼亏了三千六百万，面不改色。”又信心十足地说：“你来帮我写，一定比李志绥的书畅销！”

原来陈惠敏看到李志绥写毛泽东挣了不少钱，由此坚信她的故事能够赚更多的钱，她再次强调两者的区别：李写的是毛泽东卧室之外发生的事，她讲的是毛泽东卧室之内发生的事。

陈惠敏的故事能有、会有多精彩？我在想：无非是毛泽东私人生活的一个片段，难以跟李志绥的故事相提并论。

我问她：“李志绥的书里有你吗？”陈惠敏就举“大被同眠”一段，李志绥讲述的是几个女孩子正与毛泽东在床上寻欢作乐，江青突然到来。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陈惠敏的声音听着有些低沉。那是1975年，她27岁。

我注意到陈的面容变得凝重起来。“我来给你讲讲我和毛泽东的第一次吧。”沉吟了一下，她继续说：“那是在1962年的一次中南海舞会上，毛泽东命令我脱掉衣服，我没有动，他开始撕扯我的连衣裙，我用力把他推开。这一年，我刚满14岁。”

按照要求，军人一律着便装。那天陈惠敏穿的是半透明纱质连衣裙，高挑的个头，隆起的胸脯，俏丽的脸蛋，在陪舞的女孩堆里如同鹤立鸡群般的显眼。陈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进中南海舞场陪舞了。毛泽东走进来时，通常要在沙发上坐一坐，等在舞场一侧的女孩们会急不可耐地围上来，想跟毛跳舞的人在无形中排起了长队。一旦毛泽东站起身，乐队立刻奏起乐曲《浏阳河》，毛一般都是拉上挤在最靠近他身边的女孩，步入舞池。

陈惠敏不是每次都能有机会陪着毛跳上一曲的。

这次有些不同。

舞会中场休息后才出现的毛泽东，走过来主动邀请她跳舞，而且跳了一曲又一曲。陈惠敏虽然忘记了当时毛对她都说了些什么，但仍能清楚记得毛看着她的眼神，虽然依旧的温和、亲切，但总感觉有那么一点异样。

大约夜里11点左右，身穿浅灰色中山装和同样颜色西裤的毛泽东，在跳完一曲后停下来，牵着陈惠敏的手，在众人注目之下，走进舞场边的休息室。

当陈惠敏讲起她和毛的第一次时，我问她：“毛泽东拉着你的手往休息室走去时，你有什么感觉？”

“紧张得不得了，脑子里一片空白。”陈惠敏回忆着说，仿佛37年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我不晓得他想干什么事。”

陈惠敏多次亲眼目睹过毛泽东与陪舞女孩中的一个，手牵着手走进休息室。这些女孩有的在里面呆上个把小时便单独出来，也有的不再露面，直到一天或两天之后，才回到文工团。

没人知道她们为什么会留下，也没人敢问。当时直接负责挑选、审查陪舞女孩并且带队去中南海的人，是文工团政委陆友。他一再要求女孩们保守秘密：不该打听的事，不能去打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准说出去；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经常管不住嘴的陈惠敏也不敢多问，直到有一天她被毛泽东留下来，才知道在中南海里呆上一两天是怎么一回事。

---张朴：《陈惠敏的自白——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和情人》前言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xcteclsbymtilq7zheod76p4hq/production/a6e32341e5f3a5aa2f056ed4f3e87ca0efdc2bfbc14117b6f334af6309daf3dc.WEBP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3dv5qyqoklijnv2gfucq4tbluq/production/ce246bdf54146bee6434f4701d9faf950d3757ef98384aa558beb4e0cb722209.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5zf3ru47tdk45iwoc3n56xls2a/production/1358c9b17b9959101e920381d1dbcb864c3487886a100b9dd7f4d677a0e091bf.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bkwnixjqdk3dpkudmjoo36qnxa/production/d55edf808da8a966e4cc4f54390cffcfaea870cb4d10cbb46f005d16f01ce62c.PNG


人民币上印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四位领袖”头像，给人一个错误的感觉：这四人亲密无间，关系特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且非常残酷。刘少奇被毛泽东利用文化大革命活活整死，然后用个假名字草草火化，戴着“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去见马克思。毛泽东在听到刘少奇之死汇报后说：刘少奇“自作孽不可活”，可见恨之切。

而周恩来呢，自延安整风，他就一直被毛泽东整肃，之后他虽然助纣为虐，但还是不断挨批，锁在毛床头保险箱中“武豪事件”的材料是毛戴在周头上的紧箍咒，周生癌毛不让开刀，确保周死在毛之前，死前毛发动批《水浒》整周，周带着悲伤哀鸣离开人世。

关于朱毛之间的关系，世人知之甚少。“朱毛”称呼来自朱毛会师井冈山，毛那时只有700多人，而朱则有近万人。朱以及后来彭德怀的人马上山，才保住井冈山根据地，得以后面的发展。建国后，毛先打倒彭德怀，然后不断寻机批朱德，消除朱在军队的影响，即扫除毛彻底独裁的障碍，这样在党史上革命的全部功劳都归之毛泽东一人。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ec45s3qushqipjdblrlht6laha/production/520e768c473c44e9f2e5eb68e8afd4d7031bda2d5087f3feecd72dffd5e39e31.JPG


李宗仁归来 — 不知道是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捕捉得精妙，还是老李一直表现的如此“出色”，反正这张照片把他们的内心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时是文革前一年，耄在蠢蠢欲动，李在试水舔沟。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hdwfiihxhhdfcwvys6lwpgq26q/production/3cf9a7287cf91d24c0c57da01f687f477c3bd411513c9ed429b23b89ed0db5a7.JPG


转）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担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有一次和胡适套近乎，胡适因听不懂他那浓厚的湖南口音没太搭理他。于是乎他就与中国知识分子结仇了。
毛泽东居然恶毒到用他胯下情人，初中生谢静宜去同时管理中国两所最高学府北大和清华。以如此卑鄙的手段来羞辱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

转）毛泽东因为自己的学历低，中师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时，想与胡适、傅斯年等名知套近乎，他们不理他，于是怀恨在心。1949年划分阶级成分，把知识分子化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和改造的对象，赶知识分子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关闭大学10年。许多知识分子被定为右派，迫害至死。文革中更是批斗教授，许多教授被逼自杀。共产党与真正知识分子不共戴天的。因为知识分子需要创新，创新需要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这正是共产党不给人民的东西。

毛泽东秘书李锐评价毛：讨厌知识分子，抓反革命
中共关于毛泽东的电视剧电影都很假，真实的毛不是那样的。
毛泽东一生最爱看的书就是《资治通鉴》，读了很多遍。就是搞帝王之术......毛从骨子里是讨厌知识分子的。说到底，毛还是个农民，心胸极其狭隘。

转）一场北大图书馆助理8元低薪引发的灾难
北京大学红楼里藏着民国早期校内人员的一份工资单，其中校长蔡元培是600元大洋，教授陈独秀是300元，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是120元，而图书馆助理毛泽东是8元，从此埋下仇恨知识分子祸根... 这个工资单在三十年后彻底而深刻地改写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更要命的是：现在的这位连图书馆管理员都够不上。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wisntmu4jy6e2iphtzja2wnikq/production/ca8515545f510246c274f3412cf3337fd37e4a711f2650e4f5a2fcf1be76f940.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4wszmsuye6lasiknxvmzt6xbnq/production/6e1cf1c2c07701868a962cb0e8f82696b05bab311247359260ae23e807caf6a3.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mrydfnljallt5qbszvuejah64q/production/267c694598891e98479e19cf36702633bb9c8ec6d751588f32dd1d07a157e1dd.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25dandx7madkaqv44jn6zwh73q/production/e4fa590d2f374b3c31a02fea91ef6d95f12993a639de9951d3f81464ea4cdc40.JPG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毛泽东的私人秘书田家英对四川的土皇帝李井泉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比较靠谱的估计，那几年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000～1200万之间。


比照国民政府原税收额，中共中央1949年11月核定出西南地区1949年公粮征收数量为20亿斤。同时为了平息中共占领全国后大发货币造成的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中央财经委员会另外要求西南调运4亿斤粮食援沪。

邓小平却表示西南地区征粮量应达到40亿斤，他认为只有征收到40亿斤粮食才能让中共西南新政权得 以立足。为此，邓小平亲自兼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他督令各地在结束军事行动后，要立即抽调人员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

尽管邓小平领导下的各级干部用尽各种暴力手段征粮，但粮食数量距预期还是相差甚远，到2月中旬，完成任务最好的地区也只收到40%左右。

在此过程中，过重的粮食税负担和征粮干部的强横作风，使民众对中共最初的良好印象被破坏殆尽。农村中各种不满和对抗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一些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当地政治人物复又萌生叛意，许多地方发生了群众集体请愿和武装抗粮、抗税的反抗事件。

针对内部人提出政策要“合理负担”，邓小平态度强硬，他指名道姓地批评说：“征粮任务没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任务，我要给你们算账，算历史帐，新帐老帐一起算，算总账！”他还说：“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拿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

3月6日，邓在川东区委扩大会议上再次申明征粮量绝不让步，并强调说：“对上级交给的任务，只有考虑如何完成，绝不容许思想动摇或者要求减轻。”

邓对征粮任务数量的坚持，使基层干部在征粮中更加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到4月份，各地反抗武装纷起，贵州镇远专区的12个县中，有10个县的粮库被抢，还有川北、川东等地由于春荒严重，出现了多例聚众集体吃大户的抢餐、抢粮事件。在《川北区党委关于征粮必须密切结合生产、度荒、剿匪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向农民要粮，势必使“匪患反形增加”。

但邓坚持认为，40亿斤的征粮数量并不是农民手里拿不出，而是地主们顽抗不交，所以，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如果这次大张旗鼓开展的征粮运动无法按期如数收齐，共产党在西南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就不能确立，以后的事情就更难办。

5月中旬，邓向毛泽东报告西南征粮已完成40%，然而至6月中旬，征粮总数也只有十七、八亿斤，比40%多不了多少。直到这时，邓才最终承认：西南公粮“完全收齐是有困难的”。

---志愿军战俘引出邓小平西南“剿匪”真相
作者: 张菁


民众武装反抗只为“保家护产”
中共占领贵州后，军队曾紧急驰援云南，当时贵州全境只有一个师的留守兵力，却未曾出现任何武装反叛，但在中共激烈地推出“征粮、禁银、禁烟”的政策措施之后，各地反叛武装“蜂起”，足见其中的原因，并非中共宣称的是由于国民党的唆使和国共党派政治的冲突，民众试图保“家”护 产才是真正的原因。

邓小平1月8日给川南党委的指示中曾称：“目前地方土匪不多，秩序还好”；仅十天后，1月18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邓小平却提到“各地土匪、特务开始抬头和滋长”；而一周后，邓在中共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就说法大变，指出“农村土匪、特务活动正在普遍发展”；到了2月18日，邓给刘少奇的报告中，称西南“到处土匪蜂起”。

短短40天时间里，从“不多”，、“开始抬头”、“普遍发展”，直到“蜂起”，可见当时暴力征粮引发的民众反抗是多么的快速和普遍。

到3月底，贵州的武装反抗已经蔓延到全省范围。4月中旬，全省较大的反抗武装达460个之多，人数约十二三万人，拥有机枪千挺。而其他小游击队和参与的民众更是不计其数。仅二、三月间，中共主力部队就损失约4个连的兵力，三、四月间，中共军政被杀人员达2000多人，公粮损失巨大。贵州全省79座县城，被反抗武装占领了31个。

---志愿军战俘引出邓小平西南“剿匪”真相
作者: 张菁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olarjcmvw5hpnbvkeatck2v2aq/production/fdfa8f6a0d7c4aadbcf020fd7852b904a2938c2a1adc8792795730868f6d82cf.JPG


毛时代政治运动有个特点，就是按比例整人。每次运动不但规定要整哪些人，而且还规定一个百分比。例如在1951年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即镇反运动中，毛泽东就规定，杀反革命“按千分之一的比例”。在1955年发端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即肃反运动中，中央规定了“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 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央规定“一个单位应有百分之五的人定为右派分子”，如此等等。

按比例整人杀人，这无疑是十分荒唐的。因为按理说，政府应该先制定明确的标准，然后根据这个标准去定罪去杀人，该戴帽子的就戴上帽子，该处决的就处决，运动结束后做个统计，得出戴帽子的占多少百分比被处决的占多少百分比。也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等运动结束后才能得到百分比。可是按百分比整人杀人却是倒了过来，在运动一开始就先定下百分比。这不是整个搞反了么？

为什么要规定百分比？主要是出于实际操作的考虑。不规定一个百分比，各级领导怎么知道该杀多少反革命该打多少右派呢？因为像镇反、肃反和反右这一类运动，当局给出的定性标准和处决标准都是政治标准，不是法律标准，用的都是政治语言，不是法律语言。这和土改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还有所不同。地主总得有地才能算地主，资本家总得有资本才能算资本家，好歹还有点客观的可量度的标准。可是谁算右派谁不算右派，唯一的依据是看他们的言论，是看他们的言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可是哪些言论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哪些不算，这里并没有一个硬标准，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清晰的硬标准，只有一个抽象的、模糊的、伸缩性很大的软标准。再加上没有稍微像样一点的程序，因此到头来完全取决于各级领导者自己的主观判断，完全取决于各级领导者的自由裁量。由于各级领导者的情况千差万别，对于同样的言论是不是该算右派言论必然是仁者见仁，淫者见淫，各执一词，大相径庭。于是到头来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有的地方的领导蛮横霸道，恨不得把一大半知识分子都打成右派；有的地方的领导比较开明比较有人性，一个右派都不肯打。这样，各个地方各个单位打右派的数字必然会五花八门，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这就难免给外界以荒诞怪异之感，使整个运动不好开展。毛泽东党中央搞镇反、肃反，搞反右，目的是杀人立威，是锁住知识分子之口，但若是听任下面各级领导各自按照自己的认知去做决断杀反革命打右派，下面的各级领导很可能下不了那么狠的手，从而达不到运动的目的，所以就规定了百分比的硬指标。

---胡平：毛时代搞运动为什么要给百分比？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foyorztmob7mnklmf5frvkdslq/production/259ddd9b71ed4eb8202d712ff490361a970b563e0fc1becbf7073985e0d090db.JPG


毛喜欢游泳。在那个游泳池极为罕见的贫穷年代里，他为自己造了不少游泳池。第一个在玉泉山，建于三反中，根据毛自己的数字，“建造费五亿”（旧币）。三反中私用公款一亿就算“大老虎”，要判死刑。毛后来没去游过，嫌池子太小。在中南海里面，为他建了个室内游泳池。中南海本来已经有个室外游泳池，毛进 京以前对公众开放。毛进中南海后，内部的人，头些年还可以在毛不游的时候去游泳，到后来，两个游泳池都归他独占。

游泳池的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来烫热的。让它们保持温暖，以待毛的驾临，耗资浩大。

毛不喜欢洗澡，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没洗过。他喜欢的是让人用热毛巾天天给他全身擦澡。他不洗头，喜欢享受理发师给他篦头的快感。毛也喜欢舒舒服服地每日一按摩。他不爱进医院，医院的设备加最好的大夫上门服务。要是毛不高兴见他们，他们就留在那里等候召见，有时一等几星期。

毛不讲究衣着，他爱的是舒服。他的鞋多年不换，因为旧鞋才舒适。必穿新鞋了，他让警卫战士替他穿松了再穿。他的浴衣，毛巾、毛巾被都补了又补，一床毛巾被有五十四个补丁。但它们可不是平常的补丁，是拿到上海去请手艺最好的师傅精致地织补的，费用比买新的不知高过多少倍。这不是什么“艰苦朴素”。世界上许多随心所欲的巨富和极权者，常有这类享乐怪癖。

毛偶尔给女友们一点补贴，有时也给身边人或亲戚一点钱。数目最多不过几百块，但毛总是每一笔都仔细亲自交代。多年来他的管家每隔一段时间要向他报一次帐，毛不时还察看帐目。

毛补助身边人的钱是从中央特别会计室拿出来的，“特会”存着他的稿费。那年头中国绝大多数作者都不许出版，而人人都得“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毛著作的销量可想而知。据毛身边人说，一九六○年代，毛的稿费达两百万元以上。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与此相比，毛身边一般工作人员一年工资大约四百多元，有的农民一年辛苦到头才得现金不过数元。

毛的中国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百万富翁：毛泽东。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u7ocer57ii7angylzny7ax2j4a/production/7e9a9709f8bc90a2f584788e0e129739d5ec0a0e893ca82835c990071415e2db.JPG


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那时还包括重庆）,,,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

这个数字是伯康在回忆录中提供的。他说明了这个数字的文件根据：1957年的《户籍年报》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有关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差正好约1000万 。统计数字中一条人命只不过是个1，这是太高的抽象，回忆录中还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例证。如雅安地区荣经县县委书记说的：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挨着饿挖坑，是重劳动，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来人埋这些埋人的人。这是一页怎样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啊！

问题的严重还不只是饿死了这样多的人，而在于当时四川省委的个别领导人封锁饿死人的消息，继续调运粮食"支援兄弟省市"，以致到了1961年、1962年还在饿死人。

---李锐：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
——《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序言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w7ptcatvwwtskh3zmh4p6t3g7a/production/eeffff8b7c3916d5369301a8563ae74a57781af82e7518d19af8fd8f2c261106.PNG


常委会的列席资格
罗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困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韶华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韶华坚持，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 来。毛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了。

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韶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会议，在国人眼中是最神圣、也最神秘的会议，但决定罗列席不列席的，却是由韶华下乡引起的。更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来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改变毛的印象的，不是什么组织原则、工作要求，也不是权威人士的说情或罗本人的解释，而是一个护士。近侍影响力之大，此是一例。

当然，吴君旭是个有判断力的人。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毛用他特有的口吻对周恩来等人说：“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君旭）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不是她说对了。”这也许是毛的幽默之词。但在1971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吴确实表现出她的审慎精明。4月6日，毛已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中画了圈，“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晚上１１点多钟，“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啊，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合啊，那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这么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数，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就有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

即使不具备吴这样的判断力，但只要是身边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不对之礼貌有加。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就自己的病情给毛写信的同时，又给毛的秘书张玉凤写信，语气非常客气：“请你看后斟酌”，“一切托你斟办”。

---罗瑞卿女儿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bic5l3gacmwlwctwq6ymakyuhq/production/43c3828a8b304e175e4039173327398d7d274d27c3bdb6a25648491571e15efe.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cm6m4vrjwzr7gp2gh55b3wa4na/production/9a2284110662a0c506c1f1ca68f141b3dc312fe9134ff480f5a0d25a97ebad76.JPG


这个西蒙·波娃就是大名鼎鼎的《第二性》作者，女权主义斗士，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灵魂伴侣。


毛：“中国没有饥荒”
一九六○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怎么可能有人相信毛主义呢？毛毫不担心，他自有一套滴水不漏的控制系统，让外国人按他的需要去看，去听。要蒙外国人容易得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五九年二月对中国食品生产量的判断是“大幅度增长”。法国名作家西蒙·波娃访华时，陪同她的中国 女伴虽然会说法文，但没有上面许可不能跟她直接用法文交谈。波娃访华归去大谈什么“毛并不比罗斯福等人更专制，新中国的宪法保证了权力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她还写了厚厚一本书，名叫《长征》（The Long March），索引有个条目是“暴力”，后面一排字：“毛论述如何避免暴力。”

绝大部分中国人被密封在国门之内。驻外的外交宫被无穷尽的“涉外纪律”困得死死的，什么必须“二人同行”，什么诸事“事前请示，事后汇报”，动辄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无怪乎中国外交宫在海外的名声是举止呆板。中共首批派出国的大使大都是将军们。毛接见他们时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不会外文，但是还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而这些大使们大半去的还是共产主义国家。

出了国而敢于说真话的，是一小批冒着生命危险泅水到香港的叛逃者。他们把大饥荒的真相告诉世界。可惜，很少西方人相信他们。

毛的谎言在西方却大有市场。当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在一九六一年访华时，毛对他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大家都把这话当真。一九六○年，未来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 Trudeau）来了一趟，回去后同别人合作写了本天真的书：《两个单纯的人在红色中国》（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书中特别批驳外部世界对大饥荒的报导，说中国没有饥荒。甚至像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波尔德沃（John Boyd-orr）爵土这样的专家也轻易受骗，一九五九年访华后大发议论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五五年到五八年翻了整整一番，中国人“看来都丰衣足食”。英国那位容易上当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在一九六○、一九六一两次访华后宣称：“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只在有的地方粮食不足。”他显然不觉得“粮食不足”是毛的过错，见到毛时一个劲儿鼓励毛抓住权力不放，说：“中国需要主席，您可不能离开这艘船不管。”

有这样的西方人，毛要掩盖饥荒易如反掌。他还特地邀来三个文人帮他搞宣传：斯诺、韩素音、英国的格林（Felix Greene）。格林为BBC电视台对周恩来作了一次采访，从头到尾只见周恩来在念稿子。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ib7zqgynjabizyw722atd3qlza/production/36ab116eb290ec77efa1077c9ae126212ec1084c06ceb7e652485b86d3343579.JPG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主要发明正是所谓“特务如麻”。为了证实他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就必须使用逼、供、信的手段。这里简单剖析其几种主要手段:

一、精神折磨，刑讯逼供。首先给被怀疑的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接着进行肉体的折磨。1943年5、6月间，康生召集过一次会，讨论起草《审讯条例》。参加会议的 有许建国、周兴、谭政文、周同、钱益民、李克农、汪金祥和我。会上为可否用刑逼供，两种意见尖锐对立。有的人主张在条例上规定可以用刑逼供，有人坚决反对。为此，康生大发脾气，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有同志说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气壮地说:“有材料还要你审讯?!”所以在“抢救运动”中用刑逼供是相当普遍的，如打人、骂人、抓人、关押、“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被关押的犯人则常常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用这些办法逼迫被审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二、挑拨离间，互相“揭发”。整风学习时，有反对自由主义一条，而康生把它利用来为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服务。他说:“如果你不把党内的自由主义思想清除掉、那么内奸就清不出来，这个自由主义就是奸细活动的营养剂。我们的经验就是:哪个地方的自由主义特别严重，那个地方的奸细也就特别猖狂”。造成谁不“揭发”谁就受“自由主义”压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间起码的信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甚至利用夫妻之间的某些矛盾让他们互相“咬”，然后又作为根据去抓人、关人、通供。康生把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说:“利用反革命分子进行锄奸工作，张克勤打了头一炮。”类似张克勤这样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获至宝，再去逼牵连到的人，就是这样滚雪球，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团结!同时也使多少个家庭破裂:

三、审查档案，无限上纲。康生要求各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从档案中找问题，美其名曰“调查研究”。怎样找问题呢?康生说:“……叫做三种自传(下面实际说了四种，但他原话如此—笔者注):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审查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后写的自传，把这三种自传一对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他为的就是抓住“漏洞”，无限上纲，进行逼供。

四、布置人员，“引蛇出洞”。康生在审干开始时，就专门布里一些人，故意说些过头话、错话、甚至反动的话，把另一人的言论“引”出来，然后揪住辫子不松手。

五、“坦白”光荣，备受优待。与上述各种手段相配合的是康生歪曲党的宽大政策，制造“特务光荣”的气氛。你不“坦白”，就关起来，要受种种的虐待以至酷刑。只要一“坦白”，立即给自由，吃好的，瞎编的越多越受优待。于是有些人为了不吃眼前亏，，也就纷纷“坦白”。

---师哲：我所知道的康生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5ysb3gxcnk2djg7y5c3y2buysa/production/bd83b08dde6ccf09d0c0dd45c072469cc93b815ee79c97085352628b05dba4fc.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prvce2nuoxrz7hditeqgglayhq/production/dda3b584d7c8ca643bd11a9f1766b2f85f89d33cb08548f21eb6946e5d2ea954.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yujzkt637ir4soogqntco3t4zq/production/80a3a7d42c972a2dd67eb357a3d3f3f0159131d208f7f01d5f2449b01efbccc2.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wx6lvnt36s2edtf4vv3y3urpoa/production/7d191afcd0a6d4b70d341689ee810dd7963f60fb39672c3c68f563b9df4b009d.JPG


共产党理论的必由之路。


那个时候只要不是够级别的，家家穷得叮当响。


他一直“不老实”😂


应该是碰巧。陈再道那时躲着毛，开始并没有太舔。


为叶群“正名”
陆的夫人严慰冰几年内往林家写了五十多封匿名信，骂叶群性生活乱，是延安著名“托派”王实味的情妇，说林的孩子不是林的。有的信寄给林的孩子们，描写叶群如何做爱。信上署名有时用大仲马《基度山恩仇记》中的“基度山”。严慰冰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本来该送医院，却被林彪送进了监牢，在那 里度过了九死一生的十二年。

在大谈“政变”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把一张纸放在每个出席者的面前。瞠目结舌的高官们看到：

我证明：
一、叶群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一本正经的政治局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教人尴尬的场面。

林彪的行为看起来荒唐，其实有很实际的目的。他就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了，然而他最不喜欢开会、见人，得靠妻子替他办事。叶群的名誉不洗干净不行。林彪是在为叶群“正名”。

充满活力的叶群性欲旺盛，但从林彪那里她既得不到性满足，又得不到爱情。林彪对她冷冰冰的，让她觉得像“小媳妇受气”，“如同伴着僵尸”。她对林彪还不得不装出一副顺从温情的样子。生理上寂寞难耐，精神上充满痛苦，她性情变得乖僻反常，毒打女儿林豆豆，逼得豆豆两次自杀未遂。在长期压抑的环境里，叶群跟江青一样变得歇斯底里，如今要从搞政治阴谋和政治迫害中寻找释放——尽管她整人不像江青那样恶毒。她的主要作用是做林彪的助手。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5di7lsg3ywh3swozhnollw5dsa/production/3e3774fc93878103e9c217894e6c109856d6bab8dc7f80998785de23f09f3901.JPEG


56年前毛泽东为何紧急飞离武汉
毛泽东一生最后一次坐飞机，是在1967年7月21日。
这一天，天刚蒙蒙亮，毛泽东在时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等的陪同下，乘专机匆匆离开武汉，飞抵上海。

1967年7月21日凌晨两点左右，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的毛泽东，避开越聚越多、情绪越来越激动、有可能失控的 军人、工人、学生等，从后门逃出东湖宾馆，紧急转移到武汉王家墩机场。

毛原计划亲自坐阵武汉，就地解决武汉文革中的问题。毛还计划再到长江游一次泳。为此，毛于1967年7月14日秘密抵达武汉。

但是，就在毛以绝对的自信在武汉实施他的计划时，他却遭遇了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难堪、最危急的时刻，以致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把毛营救出来。

1967年7月20日武汉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

当天深夜，武汉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的许多官兵，带着武器，乘坐吉普车和三辆大卡车冲进毛住的东湖宾馆。

“百万雄师”的头头朱兆强、罗得胜、夏菊花等，指挥这些人包围了东湖宾馆的“百花二号”楼，并冲进楼内，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眼皮底下，把毛泽东的大笔杆子、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抓走了。

王力被塞进一辆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在那里，他受到严厉的质问，猛烈的批斗，暴怒的殴打。

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距离王力住的“百花二号”不远。当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独立师官兵和“百万雄狮”大闹东湖宾馆时，毛的安全自然成了一个严重问题。

消息传到北京后，刚从武汉回到北京仅两天的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心急如焚。在京的中央领导立即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8341部队的“御林军”飞赴武汉“救火”。

坐镇北京的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和毛的夫人江青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同时命毛的秘书戚本禹起草一封给毛的密信，劝毛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义签发，派军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密信立即飞赴武汉。

周恩来赶到武汉后，力劝毛赶紧离开武汉。

毛却不想离开东湖宾馆，因为他正与一个性感的陈姓美女厮混。

但是，架不住周恩来等一众高官的反复劝说，也考虑到自身的安危，最后，毛听从了周的劝说，带着陈姓美女，在苍茫夜色中，匆匆离开东湖宾馆。

---作者: 王友群


再发一遍，不知道是不是freefrom不能显示大图。


陈再道（1967年7月20日事件后）的检讨

向毛主席请罪！　向大家请罪！

     我犯这么大的错误和罪，顽固执行、坚持反动路线，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上，镇压革命，这个不是偶然的，是我早就蜕化变质了，我的思想象林总那个报告指出的，老干部也要用阶级观点来看，有的保持了光荣传统继续革命，有的受了资 产阶级的侵蚀，有的蜕化变质，变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我就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我个人的一生，如果活着的话，这是一个人的血的教训。自己就是蜕化了，就是不注意量的变化，量的增加，无产阶级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慢慢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往里灌，毛主席的思想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来了，别的不说，就是进城以后慢慢的变了质，自己不知道，一天就是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胜利了居功骄傲，停止不前，贪图享受，就是由这里起的，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不知道没有毛主席、没有哪那里还有中国的胜利，还有我们呢？把党、把人民都丢开了，就是认为自己了不起了，一天就是个我字、私字，我的思想慢慢变了，蜕化了，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一天就是看到哪里房子好，走到哪里看到设备好，回来就搞自己个人设备。汽车、钓鱼、猎枪、表、沙发、生活方式极端腐化，至于说劳动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进城以后，总是学资产阶级的东西，看到哪里有地毯，自己就搞个地毯，买沙发，买餐具，炖什么果子酱，面包。都是学修正主义的，自己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耍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这都是我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污辱人格，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都不准干的么！我却都是犯了。我这么高，这么老，长得不象个人样，哪个爱你哟？自己不照一照镜子，这么大年纪，丑得要命，自己还腐化堕落。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在那里一天吃、喝、乐、玩耍，对于工作，对于人民事业，为人民服务，老三篇看了，都没有做，都违犯了。人民为我，多少人为我服务，自己还不做工作，革命事业心没有了，淡薄了，就是搞那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跳舞啊！前年在上海，还看什么家具厂，想买什么好家具，买桌子，椅子。一天就是看不到人民，忘本了，你现在怎么就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么有兴趣，那么牵心。时时刻刻为个人打算，为享受。住房子要好一些，坐汽车要好一些，钓鱼杆子要好一些，沙发、地毯……什么都要人家服侍，还不称心，还要训人家。命令指示出来了，官做大了，钱多了，架子大了，当官做老爷了，就是修了，不平等待人了。这样子毛主席的书就不想读，读不进，没有读，毛主席的话不听，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你不犯错误，不跌跤子？那是一定的。到哪里去，毛主席的书是带着，带着也不学，做样子，学也没学进去，学了也不会用。就是贪图享受，到那里就玩，斗志衰退。我一个是忘本，一是吃老本。今年一月份，毛主席说：不要吃老本，老本有毒。这些教导都不听，多么重要的指示，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不栽跟斗？所以，走上反革命道路不是偶然的。你不照毛主席指示办，照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办事。就是蜕化变质，堕落腐化，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原来自己阶级，我是个孤儿，是个穷孩子，帮人家放牛的，过去看见人家端碗大米饭就想吃，欠碗饭吃啊！革命不是靠毛主席，靠党，哪里有今天？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uszdcy6yh66gretrutsjbzzqfq/production/3de82f02b8f1ec5bb3f7354276fc8a0039544451aad7c69ea42c7cb4f329c0a4.JPG


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一张便条就可从银行取走大笔现金。有个胆大的中国人看到有机可乘，也尝试捞些钱进腰包。这个人叫王倬，是外贸部的一名科员。一九六○年三月，他伪造了一张假冒周恩来批示的便条，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取走了二十万元现金。便条写道：“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 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周恩来”用毛笔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出现款二十万元。”另有小字批道：“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旧票；二、十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

就这么一张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把两大麻袋二十万元现金交到民族饭店大堂一个自称赵全一的人手里。大家都没当一回事，只是在银行打电话问周恩来办公室这笔钱如何下帐时，才发现这是假冒的。

这是毛上台以来最大的“诈骗案”。破案在天罗地网一般的北京不消说是轻而易举。公安人员去逮捕王倬时，只见他有四个惊恐哭泣的小孩子，最大的才十一岁。王倬弄钱是为了让他们吃饱饭。他家对面是一幢华侨住的小楼，华侨有国外汇来的钱可以在国家特殊商店买高价食品。王倬在日记里写道：“钱！钱！钱！做梦都想弄钱……”。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tp3amqwytl7w6k2qmolwbtsuzq/production/1e4dada2003b2cd1d7a10787517b2c0981bb85b3119b7576e28e3ead7b2ce66c.JPEG


要在世界舞台上推销毛主义，大把花钱是少不了的。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
在提供外援的国家里，中国是最穷的，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 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送。

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至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在拉丁美洲，古巴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九六○年十一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毛只争取到一个又小又穷的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一九五八年，毛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的国家五千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一月，毛跟苏联的分裂加剧，指望霍查帮忙骂赫鲁晓夫，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着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 Shyti）对我们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饿。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有时中国官员不愿给，只要跟毛一说，毛马上就出面责备他们。

毛把大量的钱花在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毛主义党”上面，由康生负责。各国应声而起了一批“吃毛饭”的人。只要拉起一个组织，唱唱毛的颂歌，跟着就领钱享福。在阿尔巴尼亚档案馆里，有一份资料写道，康生发牢骚说，委内瑞拉的几个“左派”取走了中国经阿尔巴尼亚资助他们的三十万美金后就不见了。荷兰情报部门干脆设立了一个伪装的毛主义党来收集情报，钱呢，自然由中国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后任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告诉我们，看到可以如此容易地派人进中国，他们简直乐坏了，找了些人高呼毛万岁，建立毛主义党，中共出钱养这些人，邀请他们去中国。不过，美国情报当局很快发现这些间谍去了中国也没用，他们与社会完全隔绝。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kkelrehabrac2jrhgsb6nlv6ra/production/5d78cc848993b5a1a2e7281af51c0318e36b7796f6791e68ebf72278430b19e2.JPG


无语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tknj5r4o4alrna57hswfjlbbkq/production/a191877a798bbe044676f58908814878f4975d82cc6af46f025ee0e6f06fd478.JPG


“百日无孩”
1991年，山东聊城地区的冠县县委书记曾昭起和莘县县委书记白志刚，为了降低当年人口出生率，下令自5月1日到8月10日，本地无论头胎二胎，不问合法“非法”，一个都不许生，全部强制堕胎。

这三个月中，但凡是怀孕的妇女，不管她是计划内、计划外、第一胎、第几胎、怀了几个月，哪怕是久病不 孕而怀孕的妇女，都会被抓起来强制流产。冠县冠宜春路上搭满了窝棚，住的全部是被抓起来流产、引产的人。本县医院实在做不完这些手术，被送到周边县市医院。很多足月大的孩子引产下来还是活的，就活活被掐死或按入水中溺亡。冠县当时挖了大坑埋这些可怜的孩子，那些无辜的小生命，还未享受一天的人间快乐，就被丢弃在了阴森森的坑里……

据当地一位乡干部回忆：

为确保我乡5月1日到8月10日这100日内不出生一个孩子，我们乡里是我负总责，每个村都是村支书负总责，先从自家开始，从自己的身边人开始，从自己的亲戚开始，凡是怀孕的不论啥情况一律打胎流产，以前颁发的准生证一律作废，有人问：“那出生了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生出来就掐死！”

我让计划生育执法队的成员都一律穿上了警服，手里要有武器，绳索是标准的两米长，棍棒一米四，每人每天10元工资。当年我们乡长书记的工资多的一个月才130元。举报的，一律吃百分之五的提成，举报一个一般就能挣100多元。在政治待遇上，凡是工作积极的，优先入党，优先提拔为乡干部。

我“创造性”的应用了那个著名的“白猫黑猫理论”，不管什么出身，不管他啥经历，不管是否有偷鸡摸狗的行为，只要能完成计划生育任务的就是“好同志”，就提拔到重要岗位上。

遇有重大任务，比如拆房，抓人，一般是从80里外的碱窝乡调人来。外乡的人谁也不认识，没有人情顾虑，工作起来自然如狼似虎。你孕妇怎么了，专拣肚子猛踹，省的让你打胎你不情愿。一脚下去，一会儿地下一片血，你想保胎希望不大了，即使我们让保，你到县医院也是给你打一针引产针，政治任务谁敢不执行啊！

很多快要生产的家庭纷纷出逃，于是房子被拆，亲属被抓，甚至有叫亲家母打女儿公爹脸的事。在运动中，乡镇马路上，总有很多拖拉机上拉着那些因家人生孩子而被抓起来的村民游街，都是五花大绑，胸前还挂着牌子。因为正好是玉米秸长起来的季节，有的孕妇被四处抓的无处可躲，躲到玉米地里去把孩子生了下来，住在窝棚里，不敢出来，才幸免于难！

资料记载，“百日无孩”运动100天内，数万婴儿被杀，尸体填满十米深井，野狗叼着婴尸在街上到处跑。

---“百日无孩”运动
作者: 袁斌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34kjic2ifpv4obh6qps2rdhx6a/production/20438d51f9b17464d63f9984a71ab9db1d24beec86e2185fbad6763c7e069a0a.JPG


一直以来，国人对于徐志摩的评价或欣赏，大体都注重于他的诗歌和婚恋。至于他的另一面，他对于时事、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却很久以来都被忽视。然而其实，徐志摩深刻的政治见解、犀利的判断目光，要远超许多同代人的短浅。
徐志摩写于1925年的通讯《欧游漫录》，却已经看出了苏联背面的真相。
当年，徐 志摩从满洲里上车，经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除了观察、聊天、看戏，徐志摩还探望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接触了一些知识分子，拜谒了列宁陵墓与契诃夫的墓园。

途经西伯利亚时，徐志摩沿途所见，发现“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愈发的明显”。在赤塔车站，“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向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的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的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注视，看着你蒸气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着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到了莫斯科，徐志摩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得知一个令他震惊的信息——十月革命之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书籍几乎绝迹了。布尔什维克查禁这些书籍的理由，是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

在莫斯科，徐志摩发现，“这里漂亮的奢侈的店铺是看不见了，顶多顶热闹的是吃食店，这大概也是政府经理的；但可怕的是这边的市价：丝袜也卖到十五二十元一双，好些的鞋在四十元左右，橘子大的七毛五，小的五毛一只；我们四个人在客栈里吃了一顿早饭，连税共付了二十元；此外类推”。“我碰着一位大学教授，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

后来，徐志摩去了一个知识分子家，“他是一位教授。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躺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编讲义，他看见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穿着一件毛绒衫，肘部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须。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形的。家具有一只小木桌、一张椅子……斜对面另有一张床，墙角里有一只酒精炉，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但你在屋里转身，想不碰到东西不撞人已经不易了”。

徐志摩也写到了列宁：列宁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

在《欧游漫录——血，谒列宁遗体回想》一文中，徐志摩写到他去红场拜谒列宁墓，刚一进门，就看到一个通体血红的地球仪，旁边还有同样血红的镰刀和锤子。令人感觉，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都是血色。这情景让他感觉非常恐怖。

他说：革命者“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一座血污海。人类得泅过这血海，才能登那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徐志摩怀有这样的认识时，是在1926年，当时他年轻得才仅仅29岁。

---徐志摩的另一面
作者: 徐尔新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joedda6w7hxovz7uxnexopn3aa/production/b802d5b2e395368d5717616ebcd18244d980c0b8ff6bb14000a9182c30def84c.JPG


山西省五台县天和公社东天和大队的《关于监督改造坏分子李凤英的制度》
六十年代中后期，从四清运动后期到文革爆发，随着极左思潮的发展，对这类人监督和控制更加严密，其表现为除了政府各种严格的管理制度外，对每一个四类分子都采取个别监督管理和包夹制度等措施：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确保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我大队特制定如下制度，对李风英进行监督改造。
1、监督改造对象每月必须出勤20天，全年投工120个，每月秧肥10担，每三天扫街一次。
2、必须保证劳动质量，按时完成各项任务。
3、坚决不能让其在要害部门劳动，不让其进行单独流动性的工作。
4、监督改造对象如有来客，必须立即向治保委员会申请登记。
5、不经治保主任批准不得任意外出，要严格请假销假制度，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6、针对其思想情况，采取个别谈话的形式，每半月向其进行一次守法教育、政策教育和前途教育，主要内容是讲主席著作和形势。
7、责令其写出监督改造保证书。
8、监督改造对象必须每半月向治保主任口头汇报一次思想改造情况，每月书面汇报一次。
9、治保委员会一月向党支部汇报一次改造情况。
10、每年秋后进行一次评审，表现好，给予鼓励；表现一般，加强工作；表现坏，及时报公安局处理。
为保证制度有效执行，由三人组成包夹小组：
组长：陈贵和（治保主任，中农，党员）
组员：张先秀（民兵连长，贫农，党员）
孙贵和（一队政治工作员，贫农，党员）
本制度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起开始执行
东天和大队治保主任 （印章）
副主任 （印章）
1966.7.28

---孙陇：天牢中的囚徒：四类分子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4gywk5w27jlfyzik4qao4i6erq/production/e5c479267e460e22eec4f6825bd48732e6a5cb76827f142fe666d70ca0410651.JPG


1951年地主的《外出证明书》

从土地改革开始，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就开始了，在没收地主土地的同时，对他们的种种限制也开始实施。这个《外出证明书》是浙江省鄞县邱隘区福明乡松下村给地主分子李夏美开具的，外出理由是“买卖东西”，期限是三天，上面留有李夏美的右食指指印，有负责人村长、农会主 任的的签名，并盖有鄞县福明乡人民政府印章。

来客要报告，外出要请假，是四类分子们生活的常态，外出要有一张允许外出的证明书即是一个例证。

---孙陇：天牢中的囚徒：四类分子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i6pfqyxlxmyfkgybauhmwli5nq/production/2a602291c2c2eff9f4d97ee8b5eea72d7f34eae558e91c4f2b683acc3a858889.JPG


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
叶群把林彪每天随手写的、闲聊说的、口述的文字称为“散记”，甚为重视，时常整理、追记。在林彪的“散记”里，有军国大事、生活琐事，也有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其中就有对毛泽东的思考。

一是，理论上“使人迷糊”。
林彪读过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段话“按照辩证唯物论 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之后，在一张散纸上写道：“辩(证法)之基(本)规(律)为联(系)，而非动、质、矛。斯毛(指斯大林、毛泽东)未如此了解，他(以)为矛(盾)为基(本规律)。”
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林彪则认为：应该加上“感觉、概念、实验，单只实践仍得不到(正确)认识的”。
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

二是，“自我崇拜”。
林彪在《学文化词典》一书“个人崇拜”词条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三是，“忌才”。
林彪认为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毛泽东却不重用他。对此林彪写道：“艾之不起，乃因一号(指毛泽东)怕他影响超过自己之诡计也。才之害，忌才，故大智必愚。”
在毛泽东之下，不露才能，不出头，这是林彪的要领。所谓“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的“三不主义”也是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猜忌。

四是，“捏造”。
林彪在《新华月报》的一张散页上写道：“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林彪时刻警惕陷入党内斗争旋涡。他深知，毛泽东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所以，他的选择不是对抗，而是被动自保。从“散记”中，可以看出林彪自保策略主要有三：

第一策是“拥”。
林彪写道：“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的称号。”“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出拥的表示。”
可以看出，林彪“高举”“紧跟”是有私心的。

第二策是“顺”。
林彪把“顺”“大顺”作为自保的“总诀”。林彪写道：“有个永远不犯错误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
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的决策多么正确，他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

第三策是“默”。
林彪把“默”“大智若愚”作为一条行为准则。他写道：“国有道则言、国无道则默。”“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莫性急、莫立即回答，迟几天无关系，等请示和商量后再回答，中宣部国庆节规定口号的教训不可重复。”

以上可以看出，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非常谨小慎微的。

（《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 李根清）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bzlozdtjrmxi6eihfh6byc7foa/production/a830c6c63782bc3b1ecfce8106f2e090629ba0741397e8a230ab3c14264c57cf.JPG


从文革时的一张抄家清单说起
“抄家”是什么意思？用白话说就是，一群与你有关系或没关系的人到你们家把你家的东西随意的搬走，任何东西。抄家发生在什么时候？如上图所说，高潮在文革中1966年的8、9月。都抄了什么？这里列出三类：武器、证件、非不动产类财产。
从所列的物品可以看出，文革抄家的目的 就是冲着财产去的。

问题是谁在抢？是土匪打劫还是皇上收税？
回答这个问题，用美国话说，it is complicated，稍有曲折。
首先，关于文革抄家，没发现有太祖爷 亲自签的“你们去李家搜财宝”的条子也没有红头的“中央文件”，起码老汉这个谷歌级别的文革“爱好者”没见到过。至于“中央文革小组”有没有啥秘密指示， 那得等咱党哪天没有了被镇压的顾忌，从地下党状态中走出来把档案馆打开之后再说。不过，在1966年8月22日，咱党中央指令公安部发了个“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群众运动的规定”。没说鼓励犯抢，但是说犯抢警察不许管。所以文革的抄家抢案是有特色的土匪打劫，皇上说不犯法的土匪打劫。

于是1966年8月下旬，某天早晨，全国许多城市的家庭，包括上海这8万多家，门被敲开，这一幕就出现了：

抄家的队伍没有警察领着，没有法院许可，说抄就抄？能不能不开门？开玩笑，这是“红太阳”的队伍，太祖才在天安门上接见过。如小报上所说，“红卫兵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大破四旧……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毛主席的红卫兵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所以，那个家门是守不住的。被抄家的有没有去派出所报警的？有。可有上面的那个“严禁出动”，报警当然是瞎耽误工夫。于是咱国历史上一次最有特色的土匪打劫就全面展开。

这个有特色的土匪打劫，对咱国的社会馒头（social mentality）留痕极深。

咱党早期，以“革命的名义”，也打过 劫，就是那个著名的“打土豪、分田地”。那次打劫，也是全民性犯抢。不过，犯抢的范围主要在农村，没进大城市。而且，咱党当时是“匪党”，犯抢没有被当时 的合法政府认可，并不名正言顺。犯抢行为虽然后来在政治上被“合法化”了，并被文艺作品比如“红色娘子军”所美化，但犯抢在发生时是“非法”的。

文革抄家就不同了，发生的当刻就是去 比较滋润的邻居家“合法”的犯抢。想想当时打劫的那个爽劲儿：“你丫牛掰，你丫平时得瑟，你丫穿皮鞋上下班，老子今天就是要把你与老子拉平。不对，把你丫 踩在脚底下，都给你丫拿走。就是老子的生活不会提高，你丫也别想活的滋润了。”爽的如此痛快淋漓，还是既合法又代表“正义”的行为。

这种“不患寡但患不均”的暴力民粹，就是太祖也不敢玩太大，毕竟，走到头，把中南海也均分了会影响太祖的饮食起居。起自1966年8月下旬的抄家到9月初嘎然而止。后来，有个类似“摘帽右派”的了断，就是文革后期的“发还查抄物资”的过程。没说前面抄家抄错了，没有任何人为抄家负过责（后来邓大人抓的“打砸抢分子”的“抢”，说的不是抄家的事儿）。抄的没错，发还的“仁慈”。

“发还”也有猫腻。黄金一律不还，作价。古玩玉器上档次的也不还，作价。什么价？咱党说了算。抄家始于土匪打劫终于皇上收税。至于各家被抄与“发还”间的财产逆差都是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了（应该不会有出顺差的）， 估计没有敢和皇上较真的。活过来就不错了，*_*。

太祖拿到了实惠，暴民拿到了短暂的快感。抄家其实也是文革的缩影。

---来源: 文革传人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kw2l42lbtnjmzb4krlv6q7immq/production/de67ec904fc63355da4733e24a8d97032c3737597c762935ff3b40c08e276d68.JPG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rda65t7cdtsnkpilwid7jtyoqa/production/09caee5f3905717a7082b1d52f654165f1beadda53b0900a96201f971814e27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