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牢里与殉道者的对话
四十四年前（1964年春）难友杨应森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重大涉案人员送进死牢接受教育，俗称“陪场”。
他是右派，我是右派。在这之前，他是解放军中尉，中共党员，我是党报记者，团委书记。成了“阶级敌人”后，同在四川省公安厅 “415”筑路支队劳教“改造”。不过他和我都是越“改造”越“反动”的“花岗岩”。六年后他被杀，我被判处重刑。

在“陪场”的二十多个日子里，我和杨应森在那不足十平米的死牢、黑不见天的地狱，相依为命朝暮相处，谈论人生谈论未来，谈论“人类最伟大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也谈论我们曾忠于过的“伟大领袖”……

他脚戴脚镣，手系背铐，不唉声不叹气，也不怒气横眉，更不咒天骂地，静静地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一天，他突然问我：“晓枫，我死了后，你有什么打算？”

席地而坐的我，望着黑黑牢顶，恨不来个轰天大雷炸坍这座万恶的无产阶级专政监狱。我没过多考虑，咬着牙愤愤地说：“活下去，坚决活下去！与他们斗到底！”

他那泰然平静的双目落在我身上许久，问：“怎么活？怎么斗？”“决不自杀！决不低头！杀尽那些整人害人的家伙，大不了像你吃颗子弹。”我望着他那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以及那张因长期饥饿，导致营养不良而苍白的娃娃脸，激愤得有点歇斯底里。

好一阵沉默，他喃喃地自言自语：“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卵击石不可为。”然后转过头来朝向我，同意又不同意地说：“晓枫，不自杀、不低头，是对的，但不能有吃子弹的打算啊！你年轻，又有写作才华，切不能盲动，做无谓的牺牲。中国政局会发生变化，绝不是铁板一块，纵是铁板也会锈化。到了那一天，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写出来，留下一页页历史……”

我一怔，失望沮丧的心有点惊讶：“有那一天吗？”

“怎么没有？世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万岁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换了多少个朝代和多少个帝王？不过都是你杀我，我杀你杀出来的，都是以暴易暴的灾难，受罪的还是老百姓。我在想，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能不能通过非暴力的和平过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国家一样，几年选一次总统？我看不是没有可能，但得等……”他面带深沉的微笑，话中有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

在这之前，我们不少劳教右派也曾私下探索过中国的未来，但碍于告密未敢深究，现在他和我同关在死牢里，还有什么话不能交流？一个亮亮的光点从大脑闪过，我似乎像抓住了什么，轻声问道：“你是说，老毛死后吧？”

他点点头，认可我的企盼，说：“你三十，他七十一了，尽管人们天天喊他万岁，他能活到万岁吗？我叫过，你叫过，那时叫他万岁时候，热血沸腾，浑身激动得发抖，眼里噙着泪花。以为他会给我们带来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谁知全是灾难。不过，历朝历代皇帝都坏，三宫六院，朕即天下，可他比哪个皇帝都坏、都狠、都毒。国民党的人杀，共产党的人也杀，越杀敌人越多。不仅整得你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他的战友高岗、饶漱石也跑不掉，保驾的彭德怀、张闻天也一样，今后不知还要整谁？”

我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他从地铺的草席上站起来（死牢没有囚床，除墙角有个便桶外，就是扔在地上的两张草席，他和我一人一张），拖着沉重的脚镣，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说：“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就是你斗我，我斗你，除了农民斗地主，工人斗资本家外，儿子斗父亲、老婆斗丈夫、学生斗师长……不斗就不叫共产党。毛泽东最坏一招，就是用美丽的词汇，把人性灵魂深处最丑恶的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出卖朋友叫分清敌我，落井下石叫划清界限，揭发亲人叫站稳立场，让人放开手足做坏事。”

他说得入情入理，我听得有盐有味，似乎死牢变成了课堂，学生与老师在探索社会发展与国家存亡的道理。他有论有据地分折道：人性的共同特点是趋利避害，总想用轻松的付出去换取最大利益。什么付出最轻松？出卖灵魂最轻松！共产党每一次争斗，每搞一个政治运动，总有人爬上去，总有人被打下来；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当官、当长、当书记，打下来的人挨斗争、进监狱，沦为社会底层贱民。还有，官位、长位只有那么几个，而争夺的人一大帮。人们为了抢到这个位置，就拚命做坏事，拚命说谎造谣。谁的坏亊做得多，谁的说谎说得大，谁就能抢到最好的位置。有了这个位置，就可以妻荣子贵，作威作福，鸡犬升天，这就是毛泽东热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治国之术。一块骨头十条饿狗抢，互相之间你撕我咬，死拼恶斗。中国早已成了一群疯狗争食的国家，没人格、没尊严，寡廉鲜耻，苟延残喘。尽管十多年来国家遭受到如此大灾大难，可没有人敢说真话，都隐忍逃逸保全苟活，就是这块骨头起的作用。今后想过自由幸福日子，就不要去抢骨头，各安本分，保持人格尊严，多做人们喜欢做的善亊。晓枫啊！切忌去抢骨头……

他特别提醒我说：晓枫，共产党已经变成一个强大的法西斯政党，它有军队，有警察，有监狱，占有国家的一切资源，又极其专横残暴。造反，杀你；反对，关你；不跟着它走，没有饭吃。你我都是吃共党饭长大的人，参加过共产党各个政治运动，深知道共产党的底细。过去说“国民党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共产党却是“宁肯错杀十万，不肯放过一个批评它的孩子”。老百姓杀怕了，吓怕了，哪个敢起来造反？再有，现在不是国民党时代，那个时代是私有制，厂矿、商店、银行都是私人开的，人们可以自由自在找工作。而今整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没有私人的企业，没有个人的空间，大家只有一条路：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走！不要说造反，就是农民在田边屋角种瓜瓜豆豆，也要被批判被斗争。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你不咬人别人就咬你。我和周居正，还有你，都是不愿意做咬人的狗，结果被人咬得血淋淋……

他这番真诚的吐露，四十多年来一直在我脑海里缠绕：“在毛泽东的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是的，我也被迫做过狗，也曾咬过人，现在自己不咬人了，却又被别人咬得遍体鳞伤，唉，何时中国人才能真正是人，才能不做狗不咬人呢？

他的这些观点，在法庭上曾向法官袒露，想说服他们不要做坏事。法官们不但不听，还大骂他坚持反革命立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他说：“杀我的人未必一定要杀我。他们为了要穿衣吃饭，养儿育女，不得已而为之啊！1950年剿匪，我杀过人，你也杀过人。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去杀人？不也是为了挣表现，求上进，争位子。嘿，这个国家把正常的人变成杀人犯，自己为自己造铁屋子哟！“铁屋子？”我重复，不解，迷惑。

“对，铁屋子！就是这间铁屋子！中国人都住在铁屋子里，只不过大小不一样。你和我是住的小铁屋子，老百姓住的大铁屋子。不过，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中国这个大铁屋子，年代久远了就会腐蚀锈化。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今天整这一批，明天斗那一批。每次政治运动打击面都是百分之五，十次运动就是百分之五十……你算算，这些年搞了多少次政治运动，损害了多少人？他一定死在你前面。毛泽东一死中国政局肯定发生变化……”

那时，我刚进入而立之年，躁动得不得了，曾想拉支队伍与共产党干到底，再不当个刺客，专杀做恶的官员，或者做个江洋大盗，杀人越货，劫富济贫，逞一时之快。经过多次交流，多次探讨，他的观点、想法、夙愿，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开始冷静思考人生，寄希望于中国政局变化，耐心等待毛泽东早日去见马克思。我能放弃暴力反抗的誓愿，正是他们要我“陪场”的目的，真可称之为殊途同归。此时的他，不是即将走向刑场的死囚，而是一个布道的牧师，我是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信徒：让共产党在时间的岁月里腐蚀锈化……正因为如此，我才耐着性子蹲了二十多年的监狱，渡过漫漫的长夜，等待黎明的到来。否则我早会伺机夺枪，饮弹长眠，一死了之……

在他等候死神的时间里，有一天我突然问：“应森，你恨吗？”

躺在草席上的他，静得来像古井之水说：“恨谁？我谁也不恨！这是中国历史上躲不过的一场劫难！要说恨，就恨这个造成灾难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实现，它是马克思编造出的一个最大的谎言。我相信受骗的人，终有一天都会觉醒。就像这间铁屋子终究有一天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一样。”

我奇怪不解：铁屋子怎么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是这样说的：

“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说不定哪天出个大力士，把铁屋子打开个洞，腐蚀锈化的时间就会加快。但是共产党残暴专横的本质难改，正如老虎要吃人一样。只要叫共产党，他就必然践踏人权，仇恨民主，蔑视尊严！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参加了共产党。别人骗我，我骗别人，大家就这样骗下去。晓枫，今后决不能再做骗人的事了，在铁屋子有了洞的那天，就不要再做狗，再当工具了！一定做个大写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那天凌晨，他被叫出死牢，负镣戴铐走上刑场，被杀于四川灌县(今属都江堰市）岷江河畔。时间是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时，时年三十三岁……

此后，我一听见岷江咆哮，好像听见他说的那句话：在铁屋子有了洞那天，大家就不能再做狗，再去当工具了，一定做个人格独立的人！所以“改正”后回到报社不久，我就“下海”自谋职业去了，不再做骗人者的工具……

---作者：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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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归到不归——李志绥的心路历程
李志绥从“回归”到“不归”的传奇正是他半个世纪心路历程的投影。他属于在国难深重的三十年代成长的青年一代，饱经家国之痛，一心要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一生。我和他是同代人，五十年代初期，受到同样憧憬的鼓舞，他放弃在澳洲的外科医生工作，我丢下半途而废的芝大博士 论文，应召兼程回国。随后的二、三十年中，我因说了几句真话便贬为“贱民”，流徙边陲，幸免于一死；而他贵为大红大紫的“御医”，雨露承恩，在外人眼中也算得上“春风得意”啦。

殊不知，李志绥的专业是西医外科，当年立志要当一名神经外科专家。无奈一入龙门，身不由己，沦为暴君的保健郎中兼夜话清客，虚耗了一生的黄金岁月。到头来，也无非是暴君生杀予夺的另一类“贱民”而已。不出几年，他已经对毛王朝感到幻灭。从此，肮脏险诈的宫廷政治，暴君的荒淫无耻，在在冲击着他的良知。可是，“伴君如伴虎”，他只得战战兢兢，守口如瓶，直到暴君终于放手的那一剎那，他才初步得到解脱。

当时，志绥刚五十六岁，何去何从，颇有“回旋余地”。凭他“御医”的金字招牌，捞个一官半职，或“下海”捞钱，都足可“颐养天年”。找他写回忆录的也大有人在，但他还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吗？生活在一个谎言王国里，说真话又是罪不容诛的。他唯有“韬光养晦”，等到时机成熟，毅然奋笔直书，花了九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天高皇帝远”，他可以讲真话了，把真人真事和盘托出，既不为尊者讳，也不夸大渲染，驱散了流言的迷雾，给世人留下一部翔实可信的史书。而且，书中有书，和令人发指的毛史交织在一起的，是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催人泪下的遭遇和心路历程。官方斥之为“造谣污蔑”，无非因为它揭开了他们数十年来苦心经营的画皮，倒是从反面证实了它的价值。

这样一本书会引起争议，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遗憾的是，早在九三年十月，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毛主席：中国的末代皇帝》播映之前，西方新闻媒体就抢先报道了其中李“御医”有关毛皇帝性生活的透露，一时满城风雨。其实，他接受采访时谈了几个小时，而编导者偏偏只选用了那么几分钟，志绥觉得是有欠公允的。这种误导又招致一些人对《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的误解。有人甚至指责他“集中火力大爆毛玩女人的阴私，走三级色情之路。”真是冤哉枉也！

一本六、七百页的巨著，其中涉及这一方面的篇幅充其量不过二、三十页，更无任何色情渲染，何“衰”之有？评论一本书的得失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这是言论自由的好处。不过，若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书，就难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或“买椟还珠”了。想当年，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乔伊斯的《尤里西斯》，都曾因莫须有的“色情”罪遭禁，现在则早已列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了。志绥的《回忆录》的历史地位，只能留待后人去评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绝非“三级色情”，而是作者饱经沧桑、大彻大悟之后的泣血椎心之作，是他留给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

志绥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来信，提到“报章、杂志评论褒贬不一”，最后说“这都无所谓，总算了却一件心事，略慰慎娴于地下”。今天，他的遗体和他的书一起，与娴姐合葬在芝加哥郊区一座墓园。志绥匆匆地走了，死得有点蹊跷，但他的书一定会长存。

1995年

---作者: 巫宁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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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农民开战
为了挤出农产品以供出口，毛政权在一九五三年秋制定了“统筹统销”政策。中共宣传说这是为了粮食分配更公平合理，以免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囤积居奇。还说国家只是购买余粮，农民会有基本口粮留下。这一政策实际上是把农民的产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维持生存和再生产的部分。

毛政权定了个人均 “口粮”标准，依据的是传统南方农村“不饥不饱”的水准：四百斤“贸易粮”。但这个标准很少达到。毛去世的那年，人均口粮仅为三百八十一斤。对农民的口粮，毛说：“有些地方只要二百八十斤粮食就够了，有的只要二百二十斤粮食”。

民盟中央的周鲸文下乡调查，问起北京西郊一位老农民收获的情形。老农说：“收成还不错，那有什么用，收了多少自己也吃不饱。” “土改分地以后，我分了这块地，一年忙到死，也混不了一家几口人的生活。未等秋收先把你的粮叫政府号下了。先交公粮，然后统购，给你剩下的粮食简直不够一家人吃，一年至少缺三个月的粮，全家是吃稀粥，煮点野菜，杂七杂八混吃一顿。统购卖粮所得的那点钱，还不够完杂税，和各样官派的开销，什么冬学费、清洁费、村公所办公费、报纸费、买公债等等，这些费用是说不完的。你想卖点余粮的钱能够用吗？”

在毛的故乡湖南乡下，一个军属说：“表面上每家每人有三四百斤口粮，实际上谁也没有那么多。” “到头来我得挨几个月的饿……不但我一家如此，我的邻居，他们也是这样。”国家对农民说，粮不够吃的可以买“返销粮”。返销粮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毛还不断告诫干部们：“现在有的地方粮食销多啦！”

对农民挨饿，毛的答覆是要农民用喂猪的“薯叶填补”，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批示道：“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

薄一波后来说：“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他还说：统购中“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部发生过”。这样的暴力早在毛预料之中，他和征购政策的策画人陈云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特地讨论过这项政策的严酷后果。第二天，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征粮是打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毛要以农民为敌，特别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陈云接着向各省管粮食的传达毛的指示，要他们准备全国一百万个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陈云叫在座的放心，这是不会危及共产党统治的，他举例说：满洲国也搞过严厉的强行征购，“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换言之，共产党是垮不了台的，不管它怎样对农民巧取豪夺。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著者：张 戎 & 乔·哈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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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胡友平女士不孤单。
回顾当年匪首方志敏杀害传教士，中国平民挺身而出。1934年12月6日，寻淮洲率领的红十九师（隶属红十军团）占领了旌德县城 #中共不等于中国人
他们逮捕了美国牧师师达能，太太史文明和出生几个月的婴儿海伦，以及女佣和厨师暂时留在家中。后来军人由来带走了史文明和海伦。女佣和厨师请求让他们离开，但受到了开枪的威胁。师达能一家关在一起。
当晚，在红军的总部，师达能被命令写信到上海内地会总部，信中描述了他抓捕的过程，红军勒索20000元赎金，然后引用了腓立比书1章20节：“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红军绑架勒索不是特例，如1928年朱德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途中就在湘南打土豪筹饷，毛在“八月失败”后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军饷全靠打土豪，但难以持续[10]。古田会议纪念馆中保存着一份1932年7月的油印文件，叫《筹款须知》，说明红军如何绑架筹款。
师达能一家被关进当地监狱，释放了一些囚犯，为他们腾出空房间。在这期间，爱伦开始啼哭，一个士兵建议他们杀了她，因为她只会“碍手碍脚”。这时一个刚刚被释放的囚犯问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一个无辜的婴儿。士兵转向他问他是否情愿为一个外国婴儿而死。这人为了爱伦在师达能夫妇眼前被砍成碎片。爱伦被允许活下来。
遇难

12月7日晨，红军押着大批俘虏和物资，向县城西南24千米的庙首镇进军。师达能怀抱着爱伦，史文明尚有马可骑。到庙首后，他们被单独囚禁在邮政局里。局长与师牧师曾有一面之缘，见状拿些水果给他们吃。师达能则趁机写下短信交给他。
12月8日早晨，师达能夫妇被带到庙首街上执行死刑。街道两边挤满了人群。一个中国基督徒店主张师圣，一向是位很冷淡的信徒，这时却突然冲进人群，请求红军不要杀害师达能夫妇。他们命令他回到人群中，但他仍不厌其烦的恳请赦他们一命。红军对他感到厌烦，闯进他家，搜出了一本《圣经》和赞美诗。于是他也被带到师达能夫妇身旁，以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一同被杀。走了一段路，命令师达能跪下，然后将他斩首。几分钟后，史文明和张师圣也被砍头。
关于师达能夫妇遇害的记载如下： 1934年12月6日，脱离红十军团主力独立活动的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政治委员聂洪钧、参谋长王如痴）占领旌德县城，扣押美国宣教士师达能和史文明夫妇。据二人所属教会称，红军要求他们写信给所属教会，索要巨额赎金二万元，但遭到他们的拒绝。12月8日早晨，红十九师行军到庙首，在那里将师、史两人杀死。[13]之后，红十九师掉头南下，以便与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政治委员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参谋长曹仰山，一说粟裕任该军团参谋长）主力（由红十军主力改编而成的红二十师，师长刘畴西兼；由闽浙赣赤卫队改编的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会师。12月14日，红十军团在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谭家桥与国民革命军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展开激战，红军失败，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阵亡。次年1月27日，红十军团主力在怀玉山覆灭，接任红十九师师长的王如痴被俘（同年与方志敏一起被杀）。唯一活下来的红十九师领导人为该师政委（兼军团副政治委员）聂洪钧。此人在谭家桥战役失败后留在皖南打游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湖北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粮食部副部长等要职，1966年8月12日在北京病逝。
事件发生时，方志敏未随红十九师活动，直12月10日他才与红十军团主力突破德兴封锁线，经浙西进入皖南与红十九师会合，此时师达能夫妇已经遇害。
援救海伦及安葬
12月8日上午师达能夫妇被押解出外行刑时，女儿爱伦被独自弃置一旁。三十多小时后，12月9日下午，躲藏在山上的中国牧师罗克洲潜回庙首，在一间屋内找到了孤儿爱伦，随后又在大街尽头的山坡寻得师达能夫妇的尸体，买了两副棺木，将其安葬。
罗牧师带着爱伦和师达能在庙首写的遗书，步行北上经过泾县到宣城，沿途寻找年轻健壮的乳母喂哺她。宣城的内地会监督韩牧师将爱伦送到山东济南，交其外祖父母，长老会牧师施医生夫妇抚养，由一位中国母亲照料她。后来她回到美国，由她的舅舅乔治和舅母海伦抚养。
惨剧发生后，中外人士皆为震惊。安徽省省长亲自下令，重殓殉道者，以军车装载他们的灵柩，由官兵直接护送到芜湖。1935年1月2日，在芜湖为师达能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安葬礼。中外人士，包括中国政府、美国领事馆和其它领事馆等官方代表，以及中外基督教机构的代表挤满了芜湖医院的礼堂。追悼会后，他们被安葬在芜湖的外国人墓园。这样，师达能牧师和师史文明师母，成为中国内地会第73和74位献身于中国的殉道士，名字被刻在上海新闸路内地会总部礼堂的纪念碑上。
1海伦
2师能达夫妻
3 卢牧师救下海伦
4匪首左到右：王如痴、方志敏、刘畴西。中共一直把杀亲叔叔杀牧师的方志敏供奉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著有《可爱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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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刘少奇问题终于向社会公开，江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北京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同时，中央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负责对刘少奇，王光美的调查。此专案组直到1968年4月才公开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活动，组长为周恩来。

1967年1月，毛最后一次接见刘。之后几天内 ，刘少奇办公室的电话线被拆除，刘也失去了人身自由，被软禁在北京家中。7月14日毛离开北京，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组织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会。据大陆出版的《中南海人物春秋》描述：中南海外，几十万人聚集四周，他们携带的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奏出高调的喧闹声；中南海内，造反派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两个食堂内批斗，同时抄了他们的家。刘少奇被强按着头，弯腰站在会场前，不许他说一句话，否则就用语录本敲他的脸和嘴。批判持续近两个小时，年近七旬的刘少奇已难以忍受，汗珠不断地从他脸上渗出，他抽出手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不料站在他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他的汗水也随着震动流在地上……

8月5日，为了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大会相呼应，江青、康生等人又策划了批斗刘、邓、陶大会，分别在各自家院内举行。刘少奇被打的鼻青脸肿。

批斗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虽疲惫已极，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正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刘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9月13日，刘少奇的子女们被赶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狱，刘则被强迫抽去腰带，被“严加看守”起来。刘出现了精神恍惚等症状。此外，由于右腿被打伤，刘也无法自己去打饭，监管人员也不愿去打饭，只好打一次饭分吃几顿。刘的身体愈加虚弱。刘虽然没瘫痪，也只能躺在床上无力起身，没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由于不活动，他的双腿肌肉逐渐萎缩；他的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也被扎烂，护土日志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1968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包括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该报告，认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并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同时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斗，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11月24日，即刘少奇70岁生日那天，毛和周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刘闻听后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据说当时就大汗淋漓，呼吸急迫，嘴唇青紫，频频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达40℃。

从此，刘少奇选择了沉默，不再说一句话了，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或许此时的刘少奇多少应该明白了加入中共是件多么悲惨的事情。

1969年10月17日，依据林彪的“一号手令”，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刘少奇被专机送往河南开封。此时，刘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中央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在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

11月12日凌晨6时，刘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临死时，刘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两天后的半夜，刘被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其骨灰下落不明。

---刘少奇的悲惨结局是谁造成的？
作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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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夏末，湖南道县。

横贯道县的潇水河面漂浮着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身裸体，有的仅剩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鱼群已把它们的脸啃得糟烂。

道县各地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 院”的杀人布告。

道县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一个尺把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喝惯了河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县城仅有的五口水井一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因争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道县人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店家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街上贴出“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希望化解饮水危机。

谭合成：文革道县大屠杀骇人听闻 青年妇女遭集体奸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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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是中国的凶年，更是武汉的凶年。

谁能料到就是这个“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日子——1967年8月1日，竟成了武汉人的劫数。此时的武汉，基本上已经是无政府状态，尽管新掌权的造反派是这场渡江纪念活动发起者，但参加活动的人们，都是抱着对毛泽东主席一腔热爱而来的。造反派掌权者可以发起活动，但却没有 任何管理和组织活动的能力。

从早晨开始，现场就是一片混乱的人海，沿江大道上的人头看不到边。据说仅渡江者就上万，还不包括看热闹的。将近9点，我听到远处喇叭里钢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在演讲，这个业余诗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全然不顾赤脚站在将近40度地面上快要被蒸熟了的人们。人群逐渐开始骚动，在无法忍受的酷热下人们完全没有了秩序的概念。前面的还没有接到下水的信号，后面的人浪就不断涌过来。只听到很多人喊：“不要挤，要出人命了！”“不得了，死人了！”吼声几乎震聋了我的耳朵，却根本无济于事。我们几个初中的小女孩是跟着武汉体育学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来的，这时被人群挤在汉阳门下水处的台阶中段，上下两难。拥挤使我感到呼吸困难，我努力向上仰起头，以免窒息。健壮的体院大学生们组成人墙把我们围在中间，他们简短地商量了一下，当机立断，将我们几个初中女学生连拉带拽托上人群的头顶，我们就从涌涌的人头上爬了上来，离开了死亡的台阶。我们回到马路上又以最快的速度跑上大桥。我看到桥下我们原来站立的地方人如蝼蚁，马路上人如蝼蚁，水里也是人如蝼蚁，后面的踩踏着前面的然后又被更后面的踩踏。我知道留下的还有几个体操专业的女大学生，她们小巧玲珑，个子不比我们高出多少，只是年龄长我们几岁，在那成团成块的人群里她们是很难挣扎出来的。

事后我听说，我们几个小女孩刚刚离开阶梯，可怕的拥挤就急剧升级了。就是我在大桥上看到的，渡江的人被挤下水，看热闹的人被推下水，岸上被人踩，水里被人踩，人压人，人踩人，还有尖利的东西在水里面“杀人”。这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盛传的“杀人暗器”，其实是被挤烂了的渡江宣传牌上散落的毛泽东像章，成千上万个受到顶礼膜拜的偶像，此时却成了夺命的凶器。江边的铁栅栏被挤垮了，很多并不准备渡江的人就直接从高处摔进水里。已经入水的人根本不成队伍，在8月的大江激流里立刻就被冲散了，水性好的被水性差的拖住，很快就没了顶。我浑身颤抖，顺着大桥的铁栏杆跌坐在滚烫的地面上。四周是地狱般的灼热我却浑身发冷，眼下是地狱般的喧嚣我却听不见一点声息。一列火车正从桥下通过，大桥桥身随着火车的轰鸣和我一样战栗着，我的泪水和汗水流在了一起。

这次愚昧的大混乱夺走了数百条鲜活的生命，他们很多都是大学生，华师的、体院的、水院的、武大的、华工的、华农的……他们如果活着，如今都应该是含贻弄孙的年龄了。多年以后我领着未满14岁的女儿再一次来到这里。站在当年夺命的台阶上，我下意识地仰起头来，眼前突然就出现了很多年轻英俊的面孔，我看见几个小姑娘被一双双年青、无私、有力的大手托起，让她们从拥挤的人头上爬过去，把她们从地狱送回了人间。

我怀念你们——永远年青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那九死一生的关头是你们把死亡留给自己，把生命给了我们。我为你们感到无比的悲哀，你们那曾经充满理想和热情、曾经年轻而俊逸的生命却在一个酷热的日子里莫名其妙地迷失了。

---不堪回首的那一天
作者: 黄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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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设三大建筑 破古城布局
为灭中华文化，中共处心积虑，用尽心机，用尽手段。毛泽东曾说：“旧北京就等于旧世界，我们就是要善于破坏它，城墙要拆，城门要拆，牌楼要拆，胡同要拆，四合院要拆，旧的东西就是封建的东西，统统必须破坏。”

中共窃政后，刘少奇访问苏联，向斯大林请示有关市政建设问题 。前苏联提供了市政改建计划，并于1950年获得毛泽东的批准。自此，一场建筑文化浩劫降临北京古城。

北京市建设局孔庆普主持拆除了历代帝王庙景德坊和东交民巷牌楼。据他所述：“从1952年拆除西便门开始，到1958年拆完永定门，我先后主持拆除瓮城9座、城楼11座、城台12座、城门箭楼9座、箭台12座、城门闸楼1座、城角箭楼3座。共拆除城墙23.3公里，占全部城墙34.4公里的67.7%。”

在这场建筑文化浩劫中，精妙的古城布局，遭到中共肆无忌惮地破坏。中共拆毁北京古城，还修建了三座建筑，继续荼毒华人子孙。这三座建筑分别是：国家大剧院、央视大楼以及毛泽东纪念堂。

一、毛泽东纪念堂。曾有陆媒发表《天安门前藏玄机：竟连中国人都不知道的重大秘密》一文，揭露天安门广场暗藏的风水黑幕。据该文介绍，人民纪念碑像是一把插入地下的剑，既是亡灵的墓碑，也是毛的墓碑。纪念碑前的旗杆，像是给毛烧的香。城楼悬挂的毛像，就是死者摆在灵堂的遗像，“毛的灵堂被当成一个免费的旅游景点，这样一来去参观的游客就会多，用活人的阳气来弥补故人的阴气”。文章称，“在一个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建一座灵堂，纵观中国5,000历史，仅此一例。”

二、央视大楼。北京市民戏称其外型犹如一条“大裤衩”。对此建筑，民间有不少风水师给出不同的解读，结果不约而同，即央视大楼犯了大忌，诸如“火烧天门”、“正北无靠”、“白虎抬头”等，均是恶煞凶兆。

曾有港媒刊发玄学家文相濡的文章，题为“央视‘大裤衩’的风水观”。文章称，央视大楼给人的感觉是一座极度危险和扭曲的建筑，且风水外型差，充斥着先天的坏因素。大楼外墙玻璃线条组成的交叉网状，在八卦中属于离卦卦象。离卦是桃花卦，暗示性丑闻、桃色新闻特别多。央视像被鱼网覆盖着，此象隐示：一、是非多、官非多；二、缚手缚脚，限制太多，难以发展。近年来，央视高层向中共高官输送性贿赂，提供情妇，所以民间称其是中南海的“后宫”。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被称为“中南海最大皮条客”，他利用央视女主播、美女记者等讨好中共高层。

三、国家大剧院。这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送给情妇宋祖英的大礼之一。从外形上看，剧院很像“一口痰”，又像“大坟包”。

据《江泽民其人》介绍：大剧院最遭人诟病的是其外表看起来像一个“大坟包”，它的地下入口，就像是一条墓道。“民间有人说，中国的中心是北京，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广场，广场的中心是个坟包。号称讲究风水的中国人居然在中国最中心的地方造个坟，让故宫和大会堂都是‘开门见坟’！还有比这不可思议的事情么？风水专家认为，‘大坟堆’毁坏了北京的精妙布局，将先人循五行、五帝、四方四象之方位设计彻底破坏，倒阴为阳，使京城从此为阴尸气所罩。但有人说，这种格局有利于阴类在阳间猖獗。江来历特殊，据传与阴类有关，这或许是这个耗费巨资而又丑陋无用的愚蠢工程得到江泽民如此青睐的原因之一。”

---作者: 章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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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永毅先生研究，广西一半以上的地区发生过吃人事件，我们稍微举几个例子：武宣县武宣中学和桐岭中学，学生吃掉老师和校长。6月18号，武宣中学吴树芳等五位老师，被十几个学生批斗，吴老师当场被学生用木棍打死，一位姓廖的同学对同伴说：听说人肝可以做药，咱们搞点来？于是，几个同学动手，剖腹摘 肝，又煮又烤，十七人分食。
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憑被学生批斗后乱棍打死，被黄姓学生及张姓女生剖腹取肝，剜肉到骨，在学校厨房旁烤食。

郑义先生深入研究广西吃人狂潮后，总结出吃人三阶段：第一，偷偷摸摸吃，杀人后等到夜深人静再偷偷回去割下心肝，用佐料烹煮后下酒；
第二，大张旗鼓公开吃，甚至红旗飘飘，口号声声，为了良心上不受谴责，有的村将人肉和猪肉混切一起炖，然后全村人人都必须来吃，达成阶级立场的一致与坚定；
第三，是群众性疯狂阶段，人已经形同群狼，动不动拉出一些阶级敌人批斗，每斗必吃。在吃人最盛的武宣县，竟形成真正的人肉宴，人肉人心人腰人肘子人的蹄筋，用各种方法制成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

---赵越胜：关于广西文革中的杀人吃人事件


现居美国的郑义先生，曾冒着大风险，亲往广西出事的几个县，实地调查采访，写出了材料翔实，分析到位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是一部不朽之作，但可惜在大陆不能印行，书是在香港出的。大陆当局就是要想尽办法，封杀历史真相，因为广西的这场杀人吃人狂潮，是以革命的名义，以响应毛的号召，把阶级斗 争推向极端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时上断头台的罗兰夫人曾有名言：“自由，自由，一切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我们把这话改一下，“革命，革命，一切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是恰如其分的。

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大背景。广西响应毛的文革号召而成立的造反派，有两大组织，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一个是“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四二二”。当时广西主政的是韦国清，他是所谓“联指”的后台。1968年春天，他就曾调动军队，屠杀“四二二”组织的造反群众。当时最残酷的屠杀发生在融安县长安镇。

那年八月二十一日，是长安镇老百姓赶集的日子，广西叫圩日，由韦国清当局支持的造反派“联指”带着武装民兵，从镇百货商场中抓到200多名四二二组织成员游街，走到市中心广场时，这些联指的纠察队员，把抓来的人，一个个推到人群面前，宣布罪状，然后有人大声问：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围观的愚众大喊：“杀”。只见人群一拥而上，大棒砖头一起向所谓阶级敌人头上砸去，这群造反暴徒手中没有凶器的，就从赶集的农民手中抢过扁担，抡起小摊上的板凳，把人往死里打，一时血肉横飞，有一位目击者纪录道：“哪怕平时与这些牛鬼蛇神素不相识，此时也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非置之死地而后快。有些人平日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车间工友，同校的师生，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此时都六亲不认，非把对方打死才解气。满街的哭声、求饶声、追打声、谩骂声、狂笑声，声声撕心裂肺，满街溅撒着鲜红的人血，汇聚成一条小沟，到处是沾满鲜血的砖头、石块木棒，横七竖八的尸体”。

---赵越胜：关于广西文革中的杀人吃人事件


各地的集体杀戮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许。以杀戮最严重的广西为例，广西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在编辑完成三十六卷、七百万字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桉资料》后，发现广西文革有五大特点：
第一，在全国所有省市的第一书记或被打倒、或被调任的十年裡，它的自治区第一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广西军区第一政 委、号称“广西王”的韦国清始终不倒，并得到广西军区、各县武装部和基干民兵的极力支持；
第二，发生过一场旨在消灭“四类分子”（及其子弟）的遍及全省的大屠杀；
第三，出现相当规模的人吃人、即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剜心剖肝吃肉的风潮；
第四，军队动用数个师的兵力，直接策划、指挥、攻打和歼灭一派群众组织，由此导致大规模的杀俘虏的现象；
第五，作为大屠杀的自然衍生物，对女性的性暴力和性侵犯，堪称中国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集中迸发，杀人奸妻、杀父奸女竟成为相当一段时间内某些农村地区的社会常态。

---共产党就是杀人党 ——苏阳《文革期间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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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专政”
文革期间，我在广西临桂县五通中学任教。在广西桂林地区，特别是临桂县，“群众专政”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当时的人们真真切切见证了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

我所亲见的“群众专政”大致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最完整，分成三步：
1.先开批斗会。发动群众揭发，列举被斗者的罪名，高呼口 号“打倒×××！”一进入高潮，主持人或一名好事者会在台上大喊：“×××老实不老实？”台下只有唯一的答案：“不老实！”“不老实怎么办？”“枪毙！”这时只要有三五个声音就足够了，并不需要在场者举手表决，更没有什么简单多数的判决。
2.执行枪决。
3.出告示。
告示一般由“秀才”执笔，仿照法院判决书，结尾总是：“经人民法庭判决”，“经群众表决一致通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大印是没有的，红勾红叉却少不了。这张大字报往墙上一贴，就全部完事了。

第二种模式较简化，省略第一步。

第三种模式更简化，也更普遍，只剩下处决一步，连罪名也无须劳神罗织。

未经历文革大乱的人们，往往对当时的乱杀人难以置信，善良而尚具正常思维的人会对这类回忆提出质疑。笔者将这类质疑总结为如下三问，并试作回答。

一问：直接将人处死就是“专政”吗？那么当时没有法院、监狱、劳改吗？

答：别忘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文革初公、检、法已被彻底“砸烂”，“群众专政”成为最高法庭。

二问：人命关天，难道当时就没有申报审批手续吗？就这么草率处置了吗？

答：当时根本不存在审批手续，人们心中完全没有法律的概念，对组织机构也没有敬畏。

三问：被处决的人到底犯什么法？犯什么罪？怎么也得拿出证据，有个说法才杀人的吧？

答：谁敢跟他们要证据、讨说法？家属来提出还是朋友、同事来提出？至于罪名都是现成的：如国民党残渣余孽，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帮凶爪牙，“妄图颠覆革命政权”，等等等等。

我所在的五通中学还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群众专政”基本上就是第三种模式，更遑论没有“秀才”的地方和单位。

---临桂县的“群众专政”
作者: 屈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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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苦饭
吃忆苦饭，即吃模仿旧社会穷人饭食所烹制的食物。这是为了让学生、青年（工人、战士、机关职员等）不忘本，记住父辈在1949年以前遭受的苦难、满足于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增加对党的感恩思想。因此是学校、部队、单位有意识组织的一种政治教育活动。

这种灌输在我身上就很成功。直到现在，一提 起旧社会，我脑子里立刻会呈现出这样一种景象：世界一片漆黑，没有一点亮光；人们都饿的奄奄一息；地主老财执鞭在街上行走，见穷人放狗就咬。

制作忆苦饭的材料因地制宜。有的是用麸子和玉米面混合后蒸窝头；有的是用烂菜叶、萝卜缨或野菜煮豆腐渣；有的是用麸子和白菜帮子熬糊糊。有的组织者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有意不放盐，甚至掺进树叶、草根。吃忆苦饭时还要请苦大仇深的老年人现身说法，说旧社会怎么穷、怎么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怎么牛马不如、怎么饥饿难挡，听得人们难过的直流泪。

1965年，我在中学读书时就吃过两顿忆苦饭。第一次是在学校礼堂里，凳子上的大木桶，袅袅地升起氤氲的蒸气，随之飘来怪异的气味。我们跟随老师排起几列纵队，等待碗中被这种食物盛满。

那天，盛粥的碗不知是在哪淘腾来的，黑漆燎光、碗口上净是豁子，跟要饭用的差不多。我们以班级为单位，聚拢在一块儿站着进食。碗里黄黄的、稠稠的半流质中搀杂着淡灰色的菜叶。老师教导我们必须大口地吞咽，我是皱着眉头的，觉得味道有点酸、喉咙有点痒、吞咽有点难、眼泪有点流出来。

天上布满星
月牙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伸
万恶的旧社会
穷人的血泪仇
千头万绪
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止不住的辛酸泪
挂在胸
……
背景音乐在礼堂里回荡。

忆苦饭的组织者是我们的政治指导员。为使学生对新社会爱得更深、对旧社会恨得更透，他还把忆苦饭的做法向深层次扩展——在饭里加了沙子。他的理论根据是：忆苦饭愈难吃，产生对旧社会的恨就愈强烈。但这就苦了“会餐”的同学们，不掺沙子还能吞咽几口，掺了咯得牙齿蹦蹦响，疼得呲牙咧嘴的。他还强调“会餐”者，“吃时”面部要露出好看的笑容。

那天吃忆苦饭，开始时全班一片寂静。吃着吃着一个同学哭了起来。哦，是朱同学，他家三代单传，就这一个宝贝娃。老师以为有了教育效果，走到他跟前，启发他：“你是不是想到旧社会的苦啦？”朱同学还在哽咽：“不是，老师，我吃不进去啦。”全班哄堂大笑。

当党支部书记上台控诉旧社会时，人们捂着肚子急急地往厕所跑，一问，拉稀啦。

校长宣布忆苦饭结束时，他的裤裆也泄出一股发骚的液体。后来化验结果出来了，腹泄原因是糠变质所致，因此也没有怪罪那位出身不好的炊事员。

---作者: 老绥远韩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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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聪亲人家破人亡
马思聪逃离中国大陆的消息在世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让中共高层十分震怒。同年5月，在康生和谢富治的示意下成立的“马思聪专案组”（又名“002号专案组”）开始对马思聪出走的经过进行调查，并株连马家亲属数十人，其中马思聪的二哥、其岳母、侄女和厨师相继被迫害致死。

马思聪的二 哥马思武，1905年出生，早年追随大哥留学法国，回国后曾在外贸部上海办事处工作，文革时任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的法语教授。马思聪出逃后，马思武亦受到牵连。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马思武被指控曾经帮助马思聪“叛国投敌”，7月10日在学校的主楼“君儒楼”中被批斗，有学生狠打他耳光，一直折磨到深夜11点。第二天，马思武即从“君儒楼”顶跳下自杀身亡，终年63岁。他死后，在中国住了三十年的法籍夫人只好离开中国，两年后因抑郁成疾在法国去世。

马思聪的妹妹马思荪当时是上海音乐学院著名钢琴教授，在马思聪出逃后，她被隔离审查，关在学校的地下室一个不见阳光的小屋子，不许回家，不许和任何人接触，天天写交代，一关就是一年多。据其女儿马常子回忆，马思聪出逃一事是其母亲一年后被放回家才知晓的。

而马思聪70多岁的大哥马思齐也被捕入狱，其三名子女遭到重判，其中女儿心脏病发作，死于拘留所。

马思聪太太王慕理的兄弟也没有一个逃过中共的迫害。她的大哥尝了8年的牢狱之苦；三弟和妻子均被判入狱5年，后因在狱中重病，被提前释放。就连马思聪的家庭医生倪景山和家厨贾俊山亦被指协助马思聪逃亡，前者被判劳改八年，妻子因此患上精神病，后者被扣四年，弄至身体伤残，出狱后几年便身故。

毫无疑问，造成马思聪出逃及其亲人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正是中共。仅仅马家一个家族，中共就欠下了如此多的血债，中国千千万万遭受迫害的家庭，又有多少血债需要中共偿还？！

---马思聪亲人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
作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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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磨难中的豆豆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后，惊动了世界，举报这一事件的豆豆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10月4日被召回北京玉泉山（这里是中共中央常委的住地）接受高规格的秘密问讯。审问人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她带来毛的安抚的口信：

豆豆：
不要伤心，你是立了大功的，你们家分两派，我 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好好注意身体。
毛泽东 10月6日

谢静宜开出一张要豆豆交代的清单，内容有：“九一三”事件的经过；林彪手令怎么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幕后；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关系；特别要追查9月12日晚上叶群和周恩来通话的内容——这是毛最担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还睡有“中国的赫鲁晓夫”？

豆豆只回答了一条：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诓骗上飞机的。

谢静宜认为豆豆是在舍车保帅，她凛然告诉豆豆：“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来不是来听你宣传的，你交代好了，还能给你保留《空军报》副总编辑的位置。”

谢要豆豆不要再冥顽不化，和家人划清界线，再立新功。

谢是毛泽东身边了解外界的一只眼，文革中，“六厂二校”是毛泽东狠抓阶级斗争的试点，谢敬宜是联系人。谢更熟悉空军内部的派系争斗。她的丈夫苏延勋，原是空军的机要局长，因反对老司令刘亚楼已“靠边站”。毛请他吃饭安抚他，要他继续留在空军：“看看他们会对你怎么办？”苏把搜集“小舰队”的异常活动都通过自己夫人报给了毛，这些信息在毛林之争中（特别是毛南巡前后），起了特殊作用。

豆豆坚持不改自己的说法，谢静宜口含天宪也难以应对豆豆的不屈，唯一能惩治的，就是下令撤销她俩六菜一汤的优待，一日三餐送来战士食堂的大锅饭菜。

豆豆也写出不少交代，在谢静宜看来都是在避重就轻，不是毛泽东所要的。其中，有毛林关系对毛不利的言词，谢静宜看了，大为光火：“这是放毒，要是把这些告诉群众，你们是在犯罪！”

她要完成钦命，不得不天天来施压，争吵。谢看到久拖难有成果，想出新招软化张清林，把她俩分开，各住一座楼。要张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跟她合作：“为党立功，交代出了成绩，毛主席高兴了，会接见你的。”

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

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豆豆。还有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中央警备局局长杨德中在座，谢静宜做记录。

周恩来开场说得很亲和：“主席要我和你们俩谈谈，我拖了几个月，今天我代表主席来见你们。”

接着，周批评豆豆：“听说你们和谢静宜同志吵架了？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你们做得不对嘛。”

周又询问豆豆9月12日晚上一些情况后，转入正题：

“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报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统帅，谁还能命令他？老虎在‘九一三’前我还见过嘛……”

豆豆不放过这一机遇，向周恩来陈述林彪是怎么被骗出走的，没说几句，周不容分说，拉下脸来训斥豆豆：“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风，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

纪登奎也跟着指责：“林立衡，你不要自认为是很清白的！”

对豆豆的执迷不悟，周要领导专案的李德生对豆豆继续管束。李说：“我要出国。”

周当即宣布由他亲自管理豆豆，并要豆豆回空军去接受群众的再教育。

豆豆回到空军，空军派出著名女飞行员诸惠芬等三人来轮番地“帮助”。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三天两头来查案情。豆豆在高压下精神崩溃了，服用了一把安眠药，经301医院抢救后，把她交回空军报隔离审查。

豆豆被视为林彪留下的“钉子”，由空军报组织人大会批、小会斗。

为防止她再自杀，把她关进一个只有8平方米的房间，派专人日夜监守。房间内昼夜开着灯，不准挂蚊帐，她身上被蚊子咬得遍身是肿块，看守人每天端来一盆稀释的敌敌畏泼洒在地面上。屋内空气污浊，又数月不见阳光（看守人在墙上挖了个小洞，每天让她伸出手臂晒半小时的太阳），豆豆掉了6颗牙，头发掉了一半，体重剩下70多斤。在自己生死存亡关头，她向毛泽东写出求救信。

1974年7月31日，由空军政委高厚良来向监禁中的豆豆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同张清林往来，他们与死党有区别。

经政治局讨论，决定把豆豆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

8月初，豆豆和张清林一起来到黄河滩上，这里是空降15军43师的农场。豆豆改名叫张萍。

最初安排豆豆的劳动是给果树打农药，农药引起她皮肤过敏，浑身红肿瘙痒。后改为牵牛种地，牛不听她使唤，又让她锄草、喂猪、做酒。一天忙活8小时。

空降15军政委张纯清来看望她，同情她的处境，要她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豆豆说：“我不会再写信了，我会活着，我活着历史也活着。”

1975年10月5日，中央组织部和空军干部部派人来农场，向豆豆宣布邓小平的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恢复真名，按干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

豆豆提出回北京的请求被拒绝，只能去人生地不熟的郑州。

---我写林彪传的遭遇
作者: 刘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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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广西等地的屠杀更严重，但毕竟远离京城，在信息不畅的时代，影响没有大兴这样的天子脚下更强烈。


不久的一天下午，小孟穿着一条米黄色的裙子出现在主席面前，主席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她。然后摇摇头说：“这条裙子颜色不好看，你去做条红裙子穿吧，玫瑰色的，算我送给你。”

小孟去“红都”做了件红色凡尔丁的连衣裙，做好之后，立刻穿起来给主席看。主席看着，已显得灰暗的眼睛里放出了光彩。他说： “我就喜欢这样的玫瑰红，好看。”小孟穿着这件连衣裙，工作在主席身边，像一朵俏丽的玫瑰花在主席的房间里闪着光。

1975年的那个时代，中南海的外面，还是灰色、蓝色的海洋，还是时髦的绿军装统治着人们的服装。小孟穿着玫瑰红的连衣裙走在外面，使人们投以惊奇的目光，即使在舞台、银幕上，也难见这样的形象。

天气渐渐热了，依旧梳着短辫子的小孟很想去理个发。变变发式，会给人以新鲜感。小孟虽然没有想得那么多，但要求变换样式，锦上添花，却是人们的共性。

小孟说：“主席，我和张姐(对张玉凤的称呼)想去理个发，您看理什么样的好？”

“剪个短发好，前面有刘海，后边齐齐的那种样子很好看。”主席回答得十分具体。

小孟没想到，主席对什么样的发式也有研究，她只是随便一问罢了。那么大一个领袖哪里关心这些呢，但是她想错了。

小孟和张姐去了北京饭店。到那里一看，有烫头的，她们临时改变了主意：不如干脆烫了吧。当她们两个都烫了头，回到主席身边的时候，主席一下子就发现她们两个都烫了头，便对她们说：“你们就是不听我的话。”

后来张玉凤跟小孟谈起了发式的事，张玉凤说，主席多少年前就喜欢他说的那种发型，不知为什么。小孟说，主席讲的就是杨开慧的那种发型，可能是怀念她吧。

---《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
作者：郭金荣


小孟来到主席身边时，主席已患了白内障，很多人劝他做个手术，他却总是不愿意，就像劝他吃药一样。他常说：“医生的话不能听，最多只能听一半。”

一天上午，小孟对主席说：“你做个手术吧，很简单，手术之后，你就能看清楚我了。”

不知为什么，这次主席没有表示反对，但也没有当时点头答应。主席的习 惯就是这样，同意做的事不一定立刻答应，要做的事马上就去做。

就在这天下午，主席对小孟说：“我要做手术。”小孟听了，立刻打电话通知主席的医务人员。半个小时后，一切准备就绪。

原来，尽管很多人多次劝他动手术，但他没有同意，不过眼科医生们却早在几个月前就做好了准备。就在他从卧室去客厅的宽宽通道上，早就布置了一个小手术室，预备好消毒及手术用的器具。而且在这之前，眼科专家唐由之大夫，给八十岁高龄的老人做了四个这样的手术，都相当成功，当然，这也为给主席做这个手术取得了试验。

这次手术，就是唐由之大夫来做的，是用了针拨的方法。先把主席推到小手术室后，不一会儿，唐大夫问主席：“可以开始了吗？”主席轻轻点点头。唐大夫在主席的左眼眼角部位打了一针麻药，部位找得准确无误。打完针后，主席突然提出要听京剧。小孟赶紧找来唱片，用电唱机放了京剧《李陵碑》。她知道，这是主席平时最喜欢听的。主席边听京剧，大夫边给他做手术，前后用了近一个小时，非常顺利。手术后，唐大夫给主席戴上了眼罩。

手术后的第二天，唐由之大夫给主席打开眼罩，上点眼药水。刚摘掉眼罩，主席一下子觉得眼前那么明亮，眼前一切都清清楚楚。他很兴奋，忙说：“好了，好了，手术做得好，我看不用戴上眼罩了。”就这样，本来应该再戴三天的眼罩就戴了一天。

这次眼科手术，主席是听了小孟的劝告。

---《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
作者：郭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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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同行
在之后的几天里，我和他一起吃饭，住在一个招待所，并且一起散步。,有一天散步时，他问我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说是高中，他噢了一声，我说我一直想上大学，但是要部队推荐才行。他没有吭气，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这个文化程度，是到不了刘少奇专案组的。我连忙说，那当然，起码 得是大学生。刘副主任摇摇头，说恰恰相反，当时中央为什么让他当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就是按着框框套下来的。我问什么框框，他说第一，必须是军级干部，第二，必须是五代红，第三，必须是高小五年级以上、初中三年级以下文化程度。

我大惊，想说前两条都可以理解，最后一条怎么这样定，但我张开口却没有说出来，心里头的想法，至今也没说给任何人。

既然说开了，刘副主任一边散步一边接着说：我去北京是周总理跟我谈的话，说这个专案是江青最关心的一个专案，包括我来，都是江青圈定的。周总理让我负责日常工作，并建立各省刘少奇专案组，专案组成员选择条件，和中央专案组一样。之后他讲了一些省份的专案组情况。我听着，心里边翻江倒海的。

第二天吃完晚饭，我依然紧紧跟着刘副主任，想听听关于刘少奇专案组的情况，但是飞行团领导也跟着，刘副主任就没说这个话题。第三天我们散步时，刘副主任才说了一个事件，说当时领导要求，这个专案，要办成全国样本专案，所以所有事情都不能马虎。比如为了找证据，要抄刘少奇的家，家里一直有人，只好让红卫兵把刘少奇和王光美拉出去批斗，这边专案组的人立即进去抄家。

其实我还想知道很多，但是刘副主任离开了。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作者: 郑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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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城市，中央铁腕调粮
到了1960年，饥荒继续发展，农村地区已经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饿死。中国大城市的粮食储备也发生了危机，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存粮只能够维持几天。中共中央不断接到各地告急的紧急报告。在这种情况下，高层秘密决定：宁肯牺牲农村，也要保住城市。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 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之后，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先念接连给四川省委打电话，要求他们为了全国大局做出局部牺牲，火速调集粮食，运往三大城市。

其实，当时天府之国四川的许多地方已经断粮，饿死了很多人。重灾区温江的地委书记宋文彬对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说，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人，再往外面调粮，四川会再出大乱子。李井泉反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

杨继绳：“（上面）当然知道（四川）没粮食，所以才讲全局和局部嘛！当时有个说法，说在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影响哪个大？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人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开始说的是，在北京饿死人的政治影响比在四川山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要从全局考虑。这话说了，是邓小平说的。”

四川当时已是无粮可调的局面，省委只能够决定调集“死角粮”，就是从四川东北部一些交通极不方便的地区往外调粮。李井泉知道，继续调粮将意味着四川还要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而被饿死。

---新中国大饥荒何以饿死的都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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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大屠杀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支持鼓励杀人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全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

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8月31日夜里，一夜杀了10 0余口人，当地人称为831事件。过来人老韩回忆，大辛庄的杀人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的大队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也有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上电线的，人一出来就触电而亡，没任何声响，顺利地将其全家杀害。老人和小孩儿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凶手向他们身上扬土，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不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黑五类。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断气了。靠近公社的好几个大队，都把黑五类杀绝了。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16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把井塞满。后来，井里往外泛白沫，发着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了，然后把井填了。

那时一个劲儿宣传毛泽东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至于怎么“打”，什么是“倒”，各有各的理解。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打倒在地上是“倒”，彻底打死也是“倒”。

---作者: 京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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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怒的“窃听”
据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1961年2月，中国新年过后不久，毛乘专列前往广州。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他在中南海舞会上的舞伴——某托儿所的幼儿老师。

专列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的一个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 平化和省委几个人到专列上谈话。

李志绥、幼儿老师、两位女机要员到专列下面散步。中南海机要室的录音员刘凑过来，跟他们一起走。大家正说说笑笑地走着。刘对着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幼儿老师愕然地问：“你听见我什么话？”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又问：“还听到什么？”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等毛与张化平等谈完话后，立即向毛报告说，火车上装了录音设备。毛雷霆大怒，立即要求负责毛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追查此事。

专列到达武汉后，汪东兴带着录音员刘和梅园招待所的一个电工，赶到火车上拆除录音设备。

然后，录音机、录音带、电线、各种小收音喇叭等摆放在一个会议桌上。毛命令汪东兴、康一民（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毛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录音员刘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几张照片，作为“窃听”的证据存档。

毛的私生活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

毛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着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刘录音员“坦白交代”，杭州汪庄也装有录音设备。汪报告了毛，又派了一中队丁队长去拆除。

毛认为这是“中央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斯大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

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几个人”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李志绥的这个回忆，可能是真实的。

毛淫乱的私生活被“窃听”，是毛大怒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是，自从1956年2月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批判斯大林以来，毛心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就是：担心他身边睡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担心这样的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搞政变，夺他的权，或有朝一日也像赫鲁晓夫一样对他进行批判。

---毛泽东大怒的“窃听”是怎么回事？
作者: 王友群

图： 最后毛泽东窃听门的背锅侠 — 杨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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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亲吃肉不罕见
城父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生产队（《安徽省亳县地名录》256页）一个名叫韩三的16岁青年，1960年春父母饿死以后，即与其弟韩四在一起生活。同年3月将其弟韩四打死吃肉。把头和脊背放泥囤里，正在煮肉时被干部发现。经审问供认杀弟吃肉的事实。因其未满18岁，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将韩三 抓送公社火箭营（公社小农场，劳武结合经常随意关押人的地方，下同）扣留关押，数日后在火箭营死亡。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生产队（《地录》167页）张韩氏一家四口人，1960年春饿死二人之后，身边只剩下一个女儿，经常和她争饭，又迫于饥饿人性丧失，打死了女儿煮吃。之后精神稍有失常，不断叫喊女儿的名字，本人以后改嫁。

五马公社泥店集西南王楼村（《地录》114页）王××的老婆王×氏（1922年生人）身边一个十来岁的女儿，经常与其争饭，1960年春被其打死煮吃。

大杨公社丁固李集西南邵庄（《地录》240页）农民孙其龙一家八口人，1960年春，在饿死几人之后，对其中活着的一个儿子（是秃子）打死吃肉。因吃人肉引起家人腹泻，致使全家死亡。

---亳县“特殊案件”的记述
作者: 梁志远


两起抢吃人肉的闹剧
一是，据农业银行离休干部王××述说：我家住五马公社泥店集西南王楼村（《安徽省亳县地名录》114页）。1960年春，农民有不少因饿而吃人肉。为了制止问题的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村里王××的前妻多次吃了人肉，一天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大盆里就被干部抓获。干部把本人和煮的熟 肉一起送到大场里，召开群众大会准备批判斗争。会未开始，到场的人均闻到肉香，久饿难忍的农民，有人说我来尝尝，伸手拿一块就吃，接着一哄而起，抢夺争拿，乱成一团。转眼把一盆人肉抢吃一光。王××说：“我爱人在场也抢吃一块，并说很香。”干部们尴尬惊呆，大会不宣而散，不了了之。

二是，据李玉显、李兴勤父子回忆：在双沟公社（原康庄后改为李营大队）后李营（后湖）生产队（《安徽省亳县地名录》276页），1960年春吃人肉事屡有发生。农民李春祥家刚煮好一盆人肉，被村干部逮了个正着。干部认为人赃俱在，除大训李春祥家人以外，喊人开斗争大会，肉刚端出，就被饥饿的农民一哄而上、抢吃一空。干部惊呆了，再也没有办法，只能收场。半个世纪过去了，前后李营的老年农民还不断讲述这些悲惨故事。

---亳县“特殊案件”的记述
作者: 梁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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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拍板农村断油一年
据中共官方的记载，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要牺牲农村，保住城市。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决定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

杨继绳（《墓碑》的作者）：“比如说吃油，油产生的热量比 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周恩来明确表示农村停止销售食油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有。”

“油是商品，由国家供应的，由国家榨油，没有私人油坊，都是国家的，全部供应城市。周恩来亲口说，压农村保城市。（农村）一年没有供应油啊！”

---新中国大饥荒何以饿死的都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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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各方史料和研究，死于三年大饥荒的人数应该不低于4,000万。然而，中共却将这样骇人听闻的惨剧归结于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此外，还有苏联逼债。

但事实真相是：根据国家气象局当年的统计资料，虽然那三年并非是风调雨顺，但仍属于正常年景。也就是说，虽有自然灾害，但属于正常范围，而且 生长季对于作物增长的影响也没有偏离平均指标。毫无疑问，将灾祸推给“自然灾害”是中共摆脱自身责任的手段。

至于说苏联逼债，更是牵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欠苏联外债，主要包括两笔，一是朝鲜战争时的军火武器债务，二是中国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华的用于基础工业设施建设的大量机器设备。在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1959年撕毁了合同，但撕毁的是只是原子弹方面的合同，跟农业无关。苏联也没有逼迫中共还债，反而是毛为了争一口气，下令提前还债。

相反，苏联知晓中国的困难后，还主动伸出援手，如在1961年2月，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主动向毛提出借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蔗糖。毛接受了蔗糖，但拒绝了粮食。1961年3月间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账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共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胡德平之语再证中共弥天大谎
作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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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恶行总是从虚伪起步。“真相”——国际共运死穴、各国赤党致命软肋。每次捅出一点实况，中南海都会抖三抖。1994年，毛泽东御医李志绥在台湾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南海至少抖五抖。乔石立即批示：必须限制知情者离境！

1956年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承认：我们不是官僚主义，我们是专制 主义。我们执行的就是愚民政策。

1957年，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出版《史达林时代》（1957-4），中共限阅11级以上高干。新华社早就对西方资讯设置风火墙，1950年代中共“曾有几度对西方新闻采取一条不用的政策”。1957年5月毛共假惺惺鼓励“鸣放”，新华社两条硬规定：一、大字报一律贴在院内，不许外传；二、党团员“鸣放”如泄密，个人负责。但新华社的“鸣放”中，还是出现呼吁新闻自由、揭露特权奢侈……新华社“右派”约50%党员，加上团员占3/4。

摆事实是讲道理的前提，不承认事实，只承认符合自己政治利益的事实，强迫国人接受制作的“真实”，还真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让你从头到尾只接受“红色资讯”，没了不同声音，你的逻辑也就只能被领着走，可省却后面麻烦的“辟谣”——清洗你脑中来自海外的不同资讯。

---中共致命软肋——“真实”
作者: 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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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万宝山事件发动时（九一八事变前两月），委员长即曾揭示过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故“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对于这项政策，持之益坚，绝不为任何游言浮语所摇动。他说明之所以亡，就亡于一方面既要御侮，一方面又要剿 匪的缘故。他劝说大家不要蹈袭明朝亡国的覆辙，一定先要除此腹心之疾的共党，然后再齐一步骤，抗日御侮，才有致胜的可能。他有几句极扼要的话说：“大家都要明白，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这道理实在是推不翻的，使我这不胜一时之愤的人听了，不能不为之折服。所以也就暂时收拾起北上抗日之心，仍留赣南埋头剿共。再说共党是帝俄侵华的工具，在武汉政府时代，大家早已有此认识。则剿共也等于御侮，不过不是来自日方的罢了。由此看来，安内攘外政策，绝非如李济琛所说：“对外则虎豹股栗，对内则蠛虱奋威”（参阅《平乱》第四章第四节），明矣！

---陈诚先生回忆录


我在死刑号关了近一百天，在这生死一线的剃头刀刃上滚了一百天。
一天，我突然被提了出来。又走向预审楼。
我关进死刑号的那几天，天天风雪交加。如今，久违的外界天下已然是桃红柳绿。我眯缝着眼，望着这陌生的花花世界。
我趟着镣，进了预审室。预审室里坐了十几个官员。心想，临了临了，还来这么一 出，什么意思？

坐在正中间的是一位老军官，看来，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他和颜悦色地问我：

“张郎郎，最近学习得怎么样？”

一个临死的人，哪还有心思学习。既然他这么问我，也许有转机，咱们也可以顺坡下驴。只要他不逼我再咬别人，说什么都行。

“反正，也没别的事儿，就看看《毛选》学习呗。”他们也知道，我们只有那一本书。

“学了哪篇了？说说，说说。”说话听声，打锣听音。我在这里边儿关了这么久，还不明白？这是给我铺台阶呢。我也不能牵着不走、拉着倒退呀。

我不慌不忙说：“最近，我反复看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将革命进行到底》。还看了《别了，司徒雷登》，还有……”

“你看了这几篇，有什么体会呢？”

“我明白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共产党消灭了，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还能怎么样呢？”

“看来，经过学习，你还是有一定进步的。”这要搁在过去，我这么回答，预审员决不会这么回话。他打算说你有理，你怎么说都有理。打算说你没理，你说破大天也白搭。

“最近一个时期，你在批斗中，态度还是老实的。学习呢，也有些收获。所以，今天决定把你从死刑号转回普通号去。”

天哪！太阳从西边出来啦？我连忙真心真意地说：

“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不要感谢我，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党。我个人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又赶紧感谢该谢的人。

老军官说：“从前，去死刑号的路是单程路，没人从那儿回来过。关于死刑号的任何事情都是国家机密。今天，我们会把你的镣铐卸下来，送你去普通牢房。可是，镣铐还在我们手上，如果你不好好改造，随时都可以再给你带上，把你送回去。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那天，他说什么话，都不能改变我的心花怒放。那天阳光格外明媚。

那天，我就是从水底挣扎浮起，飞出水面。看见了太阳，苦海有边，那边就是我生命的地平线。

出来后，听老七说：有关方面两次都决定枪毙我们了，最后还是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才救了我们。平均俩字一条命。而那位把我从死刑号提出来的人，就是当时的公安部长李震。可惜，等我出狱的时候，周恩来先生和李震先生都走了，苟活下来的我都不知道该去谢谁。

---宁静的地平线
作者: 张郎郎


我们这伙人，是1969年底从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就是那著名的K字楼和王八楼）押解到这儿来的。其实不过才三个月左右，已经把我们给彻底饿废了。
现象是，这伙人里连大小伙子们都不会跑马了，的确也没马可跑了。甚至连生病都不会发烧了。人们开玩笑说，咱们都成人干儿了，细菌也全饿死了。
人们坐在炕上闲 聊，有人发现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我们中间最胖的李友钿先生在内）紧并着的两条大腿之间都出现了一个横拳那么宽的空隙。大腿上的脂肪理所当然地消耗殆尽。

北京公安局规定看守所里一人一天八两粮食。每个窝头二两，正好四个窝头，一天两顿。在北京，人们已经觉得饿得前心贴后心。据说，当年批这个定量指标的人，是北京公安局长冯基平先生。文革中，他也被关到这儿来了。人们传说，他为此后悔不已。谁会想到，八两粮食怎么这么不禁吃啊？

每天除了这窝头之外，就一碗菜汤。什么菜便宜，就是什么汤。偶尔有点儿肉末儿，那就属于上上佳肴了。当然，逢年过节如果“形势大好”，我们还会有点儿改善。那阵子，我们已经被改造成了这种人——天天想的就是一个“吃”字。除了睡觉时间以外，肚子全天候都在和你较劲。

到了饶阳，每天倒是三顿，定量也是八两。早晚各喝二两粥，中午有两个号称二两的“饼子”。就连当地的农民进来以后，第一次开饭的时候惊讶得眼睛都直了，绝没想到伙食这么凄凉。有人当场就掉泪，也有人用脑袋去撞墙，刚进来的人，胃酸都劲儿大。

我们喝的稀饭可以当镜子照，身体也都和那粥差不多，饿得快透明了。可是当地人，比我们招儿多，他们很快就找到“抗饥”的窍门，那就是，越饿越得有存粮，中午那两个高粱面的饼子，最多吃一个。一定得咬牙留下来一个，到后半夜饿得无法睡眠的时候，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品。那就可以减弱胃酸对你的折磨。

---宁静的地平线
作者: 张郎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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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 ，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150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悄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在街道煤球厂砸煤基（蜂窝煤）。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后记
作者: 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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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支户”的日子
在人民公社时代，有些农户辛辛苦苦干一年，年终决算时，不仅分不到一分钱，还欠生产队的钱。这就是“超支户”。按马克思的说法，劳动可以创造剩余价值，为什么劳动者劳动一年不仅拿不到劳动报酬，还欠雇主的钱呢？这是中国改革前的一大奇特现象。
我家八口人，有一个男劳动力，一个女劳 动力，一个女辅助劳动力。按生产队评定的底分，我家三个劳动力出勤一天，共挣23个工分。按当时好年景的工分值算，每10分工可得报酬0.6元。这就是说，我家每天人均收入为0.1725元。一年下来，这点收入不够抵还队里分给八口人的粮、棉、油、柴的款项（这是维持生存的最低消费）。生产队对待“超支户”有双重标准。贫下中农的“超支户”，可以“缓期执行”。“阶级敌人”或地富子女的“超支户”，归还超支款是硬任务：“你过去压迫人、剥削人、吸劳动人民的血汗，现在还想剥削人？”

我当“超支户”近二十年，脏活、重活没少干，大事、小事没少做。托人情、讲好话，大女儿六岁就看牛，十岁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又托人说好话，把看牛的“职位”让给大儿子。1977年收支平衡。能摘掉“超支户”这顶帽子原因有二：一、两个孩子大了，能挣一定的工分，收入多了；二、93岁的祖岳母逝世，人口少了。摘掉“超支户”这顶帽子欢乐的心情，不亚于后两年的“改正”，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当了二十年“超支户”，每年最紧迫的任务是交超支款。一次又一次的难关，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痛苦记忆：

在龙山大队林场的一间简易瓦房里，大队举办“超支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二十多个人，有人屁股下是半截土砖，有人的屁股下是一个草把，有人脱下自己的破鞋当马扎。除了吧旱烟的“滋滋”声，听不到人们抽气的声息。都全神贯注地默想一个问题：用什么交超支款呢？第二天，学习班继续“斗私批修”，继续与“剥削阶级”彻底决裂。我偶然发现，有三个土砖头上是空位，就低声询问与我并坐的朱凤友，他说是拿出了切实可行的交超支款的措施，提前放走了。他又低声地告诉我：谁拿出了“可行的措施”，谁就随时可放行。第三天，又有无人坐的砖头和草把出现。我一数，剩下十三个人听报告：“……你们不要磨洋工，不要消极对抗，更不要‘带着花岗岩的头脑去见上帝’！我们宽宏大量是有限度的！”这一次，我回老家与堂兄詹方云设法，卖了一间房子给老家的生产队。

---回忆过“超支户”的日子
作者: 詹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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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为共党，便如此嗜杀，而毫无恻隐之心？原因就是恻隐之心，是人性的一部份，故唯“人”才有侧隐之心。人人皆知共党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不承认有所谓“心”的。他们认为“心”也就是“物”，人不过是血肉制成的工具罢了。所以把人用在经济
 生产上，就是血肉的机器，把人用在战争作业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巩固残暴的统治上，就成了杀之以镇猴子的鸡了。总而言之共产党统治政策的一个最大环节，就是屠杀，这是他们一了百了的得意杰作。其所以敢于如此与古今中外一致拥护的“人道”观念为敌，没有别的凭恃，就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则他们认为屠杀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换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产统治的成功，所以共产党徒不愿意放弃屠杀，正如他们不愿意放弃统治和政权一样。

列宁曾说过：“我们不曾在原则上拒绝过恐怖主义，我们也不能这样。恐怖乃是一种军事行动，可以加以有利的应用。在某些时刻，它甚至于是必要的。”

这话说的太技巧了。岂止某些时刻，恐怖主义是必要的。自始至终，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没有恐怖主义，共产统治既不能出现，也不能持久。

邱吉尔的回忆录上，记载他有一次问史太林：“俄国在清党期间（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有多少人被杀死或被永远驱逐？”

“一千万人！”史达林很坦白的回答：“这是很可怕的，……但这是必要的。”

以此类推，则大陆沦陷的初期，说被共党屠杀的人民，有三千万……之众，不但不是虚报，而且可能还有不实不尽之处。

---陈诚先生回忆录


江西剿共结束后，中外新闻记者到劫后共区从事实地调查者，颇不乏人，他们都很注意沦为共区之前和收复以后各地区人口的变迁，兹就手边所有资料，摘录数条如后：

一、黎川之新罗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后只存千人。
二、宁都县城原有居民约二万人，劫后只有八千人，约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害。

以上两 条均见上海德文日报主笔Mr. Simon Eberhard所作《赣省收复县区视察记》。

三、南丰全县原有人口十九万余人，现在仅存十一万四千四百余人，其中男子五万六千余人，女子五万八千余人。共区女多于男为极普遍之现象。

四、广昌城外数里许一村庄，有一大屋，约三十间，谢姓。过去可断为一大家，现则荒凉冷落，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则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岁之小孩，询之则已二十二岁。又另一村家，则只有中年女子三人，并无男丁。

五、宁都全县原有人三十四万，现仅有二十二万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万零一千七百余人，女丁十二万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壮丁仅三万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宁都县属之长胜圩，全圩面积约十余华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余，自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被共党惨杀三百余人，除裹挟以去者三百余人，现仅存九百二十余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壮丁仅八十余人。

七、瑞金原为赣南最富庶之县份，俗有种一年吃三年之谚，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党占据时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复时止，原有之三十余万人口，被杀三分之一，被胁迫以去者六千人，仅余二十一万人左右。尤以知识分子屠杀净尽，办理善后，亦难找得人才。

以上五条均见中央社特派记者钟贡勋所作之《江西农村视察记》。

以上录有的资料，虽残缺不全，不足以见共区人口变迁的全貌，但举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会有多大出入的。我们综合起来看，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在共党统治下的地区，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普遍的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总计以上七条所列原有人口为八十五万三千余人，劫后人口为五十五万八千余人）减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于屠杀。

二、共区人口普遍的女多于男，这纯粹是人为的现象。因为男丁非被屠杀，即被裹挟以去之故。

三、共区因缺乏壮丁，劳动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园荒芜，百业俱废。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虽已年届成人，而形态犹如儿童。

共党由嗜杀而造成饥饿，由饥饿而促成死亡，也就等于慢性的屠杀。其被裹挟以去者，名之曰“工农红军”，其实是供给共酋人海战术充当炮灰之用的原料，也还是一种变性的屠杀。所以共党之残忍嗜杀，实在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陈诚先生回忆录


军事的成败，和民心的向背，有决定性的关系，这也是家喻户晓的道理。但民心反共，却不一定向我，纵向我也不一定能助我，这一点却不可不知。我在江西剿共时，即曾有此经验。江西人民初则怨我而迎共党，继而无不恨共党刺骨，但他们虽恨共党并不助我而助共党，因为他们怕共党，甚至连话也不敢和我们说。 他们深深知道共党和我们的作法不同，人民帮了共党，被我军捉着，大不了治他一个人，如人民帮了我，被共党捉着，就要株连全家。这就是人民恨共党却还要助共党的理由。今日大陆之共党，对于人民的控制，其毒辣严密，远非盘据江西时代所可比拟。

---来源:陈诚先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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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访谈韩秀：“17岁我与周恩来跳舞时，问他，您觉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诺、谢维斯这些人怎么样啊？他就笑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了，说了一句真话：他们是很软弱的。他脸上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那是鄙夷的表情，那是看不起的表情”。见视频的17分钟开始：

https://youtu.be/xQrBGcdUdVg?si=xaPgi_Ll-0ntxeI5

看来她的母亲赵韫如是地道共谍，而且是和潘汉年一样被打压的那种。估计那个谢维斯也是与共产国际有点关系。

也难怪，那个时期的左派都靠向了苏联。

只是，出卖父母的虽然稀少，但还是有的，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但出卖子女的却的确是凤毛麟角，没听说过，连《1984》里都没敢写。所以韩秀只用“那个女人”来称呼赵韫如。赵韫如是典型的“共产主义者”，欺骗了队友，出卖了母亲和女儿，几十年如一日地“奉献”给党组织。

图1:韩秀
图2: 赵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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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小孟对小张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张姐，我都快30岁了，我真想要个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说说。”“主席，孟夫子想要个小孟夫子啦。”小张果然把小孟的意思告诉了主席。“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吧。”这是毛泽东的回答。毛泽东也许早已感到，他已不久于人世了。因此，最后一年里，他常常说着那 句在中国世代流传下来的话：“七十三、八十四……”

---摘自《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
 作者：郭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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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开始筹建，1959年建成开馆的中央档案馆坐落在北京西山的一个极为偏僻的角落，门口有武警守卫。网上的数据显示，档案馆藏有档案80余万件，数据80余万册，其中有大量中共领导人的手稿。数据时间跨度从“五四运动”到中共建政后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重要档案资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 面。

虽然根据档案法的规定，中央档案馆已向社会开放了数十万卷、册档案资料，编辑出版了数十种史料，但涉及到中共高层的许多绝密资料却甚少公布。在胡锦涛几年前全退时，曾两次行使国家主席职权签署主席令，解封了5项列作保密、防扩散的档案，其中一项是“解封关于1949年10月1日至1982年12月底中共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营地）及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公职人员受到武装暴力攻击、袭击和暗杀等事件档案”。解密资料显示，在33年期间，武装暴力攻击、袭击中共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营地）事件共发生3447宗（件），针对毛的武装暴力攻击、袭击和暗杀35宗、刘少奇12宗、周恩来17宗、朱德9宗、林彪8宗、邓小平11宗……这些暗杀事件的背后无疑充满了刀光剑影。

但似乎解密也仅限于此。据说，只有一些达到一定级别的研究者在得到批准后，才可以进入馆内阅读某些绝密数据，但却不能用笔记录，而只能靠大脑，能记住多少就记住多少。至于看到的内幕能否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研究者就自己掂量了。

而看过档案的一些学者私下表示，如果中共的那些档案数据真的被公开，所有看到的人一定会想将这个党彻底销毁。因为那里边充斥着的是无尽的阴谋、杀戮、争斗，记录的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每个中共领导人的真实嘴脸和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发指的恶行。或许也正是因为有所顾虑，中共不敢也不愿解密档案，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中共在台上一天，中共真实的档案数据就绝不会公布，因为公布就意味着加速中共的垮掉。

---还原毛泽东中共只需做一件事
作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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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关于粮票的记忆是在1960年。那年夏季的一天，母亲发现我生病发高烧，情急之下把刚刚领来的粮票塞进一本杂志中。等我们从医院回来，她却怎么也想不起粮票的去处了。这可是全家一个月吃食堂的粮票啊！没有了粮票，食堂不能去，饭馆里的主食也不能买。

大约有两三天，父亲长吁短叹，母亲以泪洗面 。那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已经忘了，只记得后来终于找到了那些粮票。全家人喜出望外，从食堂里买回了许多“意外获得”的米饭和馒头，一直吃到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为止。

还有一次，我没事在家翻粮本（见鬼了，粮本有什么好看的？）发现有一个月竟然余一斤粮。当时激动的心情犹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立即告诉了父母。他们开始不信，经反复核算，确信无疑，马上到粮站取出粮票，买了一斤饼干。那天全家比过年还高兴。

还是那年，父亲听说郊区八里庄饿死了一头牛，能买到牛下水。家中老小很久不知肉味了，他决定去买点解馋。父亲走了两个多小时，找到那个地方，连牛毛都没看见，知系误传。父亲此时已精疲力竭，若空着肚子往回走，很可能饿毙于路上。幸好他带了二斤粮票，于是买了五个窝头，吃了一个，提着四个往家走。回到家里，一掏衣兜，顿时傻了眼——找回的那斤粮票竟然不见了。他在身上翻了个遍，就是没有。两眼直冒金星、浑身出满虚汗。来回白跑了十多里地，牛下水没有吃上，反倒丢了一斤粮票。父亲越想越窝囊，为这斤粮票急火攻心、彻夜未眠。第二天天刚亮，他就顺着昨天那条小路去找。

一边走，一边不停地用树棍在路旁草丛中扒拉。大约搜索了四五里路，父亲终于在灌木枝头找到了那张粮票。他跪在地上激动地亲吻它，脸上兴奋的流光溢彩。父亲后来不止一次地感叹：爹亲娘亲也不如粮票亲呀！

---粮票轶事
作者: 韩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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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鼠争粮
五舅听人说田鼠洞里都有粮仓，只要能找到，数量非常可观。饥饿诱使五舅动了向田鼠夺粮的念头。
五舅说，挖鼠粮最佳的方案是这样的：选择好洞口，然后向洞内灌水，点支旱烟等候片刻，见田鼠湿漉漉地仓惶出来，就用铁锨送它上西天。接着，循着向地下曲折延伸的洞，用铁锨步步深挖。遇到狡猾的 田鼠将洞的一段给堵实了，也没关系，由于先前灌了水，顺着水痕挖就是了。当你看到洞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时，就预示着大功即将告成。将其余的洞口先用庄稼杆塞住，选其一深挖、逐一攻破。眼见原先的窄洞豁然开朗，就是挖到田鼠的粮仓了。

有的田鼠，该划入守财奴一类的角色。洞里灌水也不逃跑，屯土封洞伎俩失败还不逃跑。被挖出来，仍在自个的粮仓跟前徘徊。一锨拍去、四肢抽搐，多少叫人有些于心不忍。

一次，五舅在挖开鼠洞的时候，发现两只老鼠。大敌当前，不是慌不择路地逃窜，而是从容地脸对脸，交了交颈。然后一只咬住了另一只的尾巴，就象手拉手横穿马路的伴侣从容离去。

忽然有人发现：“快看！后面的那只老鼠是个瞎子。”大家定睛一看，后面的那只眼睛上果然有一层白翳。大家轻叹着，一瞬间也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在大祸临头的时候，那只健全的老鼠不忍丢下可怜的同伴，把自己的尾巴伸进了同伴的嘴里，引导它脱离险境。

看到这一切，大家不约而同地让出一条通道，眼睁睁地目送着两只老鼠胜利大逃亡。大家无言地互相看了看，用心在猜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夫妻？母子？还是朋友？

五舅还说，田鼠洞不是直的，而是弯弯曲曲如同游廊。挖开田鼠洞一看，始知鼠洞非常讲究，和人的居室差不多。里边排列着卧室、卫生间、粮仓等，井井有条。民以食为天，田鼠也不例外，一个鼠洞能藏好多的粮食，多的四五升，少的也有一二升。小麦、莜麦、荞麦、谷子、胡麻等，凡是人们种的它都要藏；庄稼没有了，就是草籽它也要藏的。品种分明、互不掺杂，让人赞叹不已。

收获了这么多粮食，五舅像发现了救命稻草，惊喜万分。他吩咐家人一定要守口如瓶、万勿声张。后来为了避嫌，五舅的行动改在晚上进行，每个月朗星稀的夜晚，五舅都要和表哥一起去离村很远的地方鼠口夺粮。

五舅的重大发现，使一家人的性命在那个饥饿的岁月里得到保全。然而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却使他横遭劫难。

那年秋天。五妗妗心口疼，想抓药又没钱，五舅遂萌动了用豌豆换药的想法。那天，他刚把一口袋豌豆在大同的自由市场摆开，就被市场管理员发现，向他索要生产队的介绍信。他拿不出，因此被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押回了村里。

这消息如一个炸雷震惊了整个得胜堡。当天晚上，村里悬着汽灯，召开了庄严的批判会，勒令五舅老实交代偷窃集体豌豆的罪行。五舅为了一表清白，不得不忍痛交待了他捕鼠、挖洞、意外得到鼠粮的秘密。

这下可好，饿昏了的村民如梦初醒，全村刮起了挖鼠找粮的风潮。饥饿的人们蜂涌着到田野里去找鼠洞，见着洞口就狂挖，把地翻得百孔千疮。可老鼠洞毕竟有限，当人们再也找不到可挖的鼠洞时，结果发现，失去了一年冬粮的田鼠们，悲痛欲绝。有的爬到小树叉上，有的爬到蒿子杆上，纷纷上吊自杀了。这些田鼠有大有小，全家老少都被人为制造的大饥荒，逼上了绝路。

后来，村里有好几个捕鼠能手相继身亡，五舅也有好几个月腰疼得走不了路。村人震惊后茫然了，认定是鼠的报应，是对人们掘洞劫粮的警示，终于村民在心灵的颤栗中停止了这场洗劫。

事情虽然已过去了五十多年，可那情景我却一直历历在目，并百思不得其解。老鼠咋会上吊呢？莫非真的是用一死来抗议人的暴行么？近读吴静初所著《触类旁通》一书，始恍然大悟。

原来，有鸟名伯劳，又名屠夫鸟，北方地区一般称“鹰不落”或“虎伯劳”。伯劳体型中等、掠食性，能用喙啄死大型昆虫、蜥蜴、鼠和小鸟。古籍里也有记载，称伯劳“能制蛇”。伯劳有一特性，即会把吃不掉的老鼠穿在荆刺上，挂于树枝上备用。正如南方的腊肉、北方的肉干一样，挂在阴凉处风干。我猜想，一定是鼠洞被掘后，田鼠们没了栖身之所，饥肠辘辘的田鼠们被伯劳乘机捕杀，那吃不掉的田鼠便被悬挂在树枝上犹如上吊。

唉，真是不堪回首的岁月！

---作者: 老绥远韩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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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前广西农村饿死人事件
在1957年“大跃进”运动之前，广西即出现局部灾荒饿死人的事件——似乎可以确认，最先在较大范围内饿死人的省级政区是广西。

笔者有位堂舅回忆说，他在1954年发生水肿病，大难不死。当时国家推行统购统销,交公粮后，存粮不足以维生,造成饥饿。笔者查阅广西地情网发现，1954 年广西大多数的县人口死亡率异常升高！按某县志的说法，人口死亡率在13.5‰以下为正常人口死亡率，而1954年广西可查到的32个 县的人口死亡率是高于13.5‰。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是东兰县，达30.45‰，全省平均为15.62‰。1954年广西多地人口死亡率偏高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与统购统销有关。当时中共农村政策的大背景是明确的，毛泽东在1953年严厉批判替农民说话的梁濑溟，强调优先发展工业。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是根据陈云的意见，由邓小平起草的，并于1953年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1954年至1956年广西饿死人事件，应为天灾、人祸双重因素造成。人祸因素就是统购统销，对农民极尽搜刮之能事，但中共尽力淡化这一人祸因素。说实在的，统购统销的源头在中共中央，无法问责！接着就是更大的人祸：大跃进！

---作者：卢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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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里的“最高指示”
文革时期，半夜里经常有“最高指示”发表，甚至一周几次。一旦高音喇叭听到最高指示发表，全城的大人小孩全要爬起来，以最快速度赶往单位和学校。没单位的家庭妇女赶往街道革委会，然后人们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

那个高高在上的太阳，经常发出一些“最高指示”。不知为什么，这些 “最高指示”总是要等到深更半夜才传达到我们这里来。于是，人们不得不从睡梦中被叫醒，迷迷糊糊地敲起锣、打起鼓，有时还要燃放鞭炮，在举着写有“最高指示”大红纸的革委会头头带领下游行，以表达工人阶级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景仰”，并显示革命群众的伟大力量。

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是白天睡觉，晚上办公的。他老人家晚上办公时做出的重要批示或说出的重要话都是“最高指示”，“最高指示”是不能过夜的，必须要及时通告全中国的人民。

记忆深刻的还有一次是在1968年冬天，半夜，很冷。我们土建工地的年轻人，男男女女地来到了革委会门前，排好队，工宣队长领着，一边走一边喊，工宣队长举起胳膊喊一句，我们也举起胳膊喊一句，当然嘴里喊的话和脚下的步伐要基本一致才和谐。工宣队长喊：“热烈庆祝毛主席一个人有动脉！”，我们也喊：“热烈庆祝毛主席一个人有动脉！”；工宣队长又喊：“静脉！”，我们再喊：“静脉！”；工宣队长突然喊了个长句：“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我们土建工地的人大都没多少文化，哪听过这样科学的句子，没喊齐，脚步也乱了。工宣队长喊：“重来！‘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我们也喊：“重来！‘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工宣队长着急了：“妈拉个B，停下来，停下来。‘重来’，不是毛主席的指示，是我说的。”……

那天晚上传达的毛老人家的最新指示是：“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鮮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沒有朝气。”

“毛主席”与“一个人有动脉”之间应该停顿一下；“最高指示”后面也要后缀“的最高指示发表！”也许是文化水平不高，也许是人忙无智。到了，工宣队长也没有把“的最高指示发表！”这几个字说出来。

我们围着工地转了一圈，喊得鸡飞狗叫的，我的鞋都被踩掉好几回。互相有点意思的男女青年特别喜欢这种活动，黑灯瞎火的，你摸我一把，我拉你一下，玩得挺热闹，特别感谢毛主席。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还有一次，半夜起来传达一条“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最高指示”。虽然这句没头没脑的“最高指示”让人听着感觉到莫名其妙，但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反正只要是毛泽东说的话，理解的要庆祝，不理解的也要庆祝，在庆祝中加深理解。等到文革结束后，一些描写文革内幕的文章出来，大伙儿才知道，这句最高指示竟然是毛泽东那天晚上骂自己老婆江青的。秘书觉得这句话对全国其他人的老婆也有警示意义，就给传出来了。唉，当中国的领袖就是爽，连两口子吵架，天下草民都要贯彻学习、深入领会。

我最后一次参加半夜游行，是因为听说“据北京301医院的医学专家，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甚至更长。”为了这个特大喜讯，我们半夜起来先是在工地折腾了一阵子，后来又觉得这个喜讯实在是太重要了，领导凑到一起一合计，我们又半夜周游青山区进行了庆祝。

结果那次庆祝的人并不多。街上一片漆黑，静悄悄地一个人也没有。听到锣鼓声声，只有一个人从一间商店里探出脑袋来往外看了看，旋即把门关了。见此情景，大家只好悻悻然地回去了。

可惜他老人家太不争气，并没有像喜讯上说的那样活到一百五十岁，83岁就去见马克思去了。按说，我们中国人都是去见阎王的。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那时全国人民都像精神分裂了一样。

---作者: 韩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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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些游击战、运动战、抗日持久战的理论和经验都是朱德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最先提出的。可是，这些都被毛泽东剽窃，发明权成了他的，并且在毛选中公开发表出版。有些知情人向朱老总提出，16字诀等理论是您最先总结提出的， 怎么成了毛泽东的？朱老总博大宽厚地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

个人迷信，造神运动，养成毛泽东贪天功为己功，剽窃别人的成果为己有，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作者是庄重。他是一位有70多年党龄，92岁的离休干部，是粟裕大将的部下，毛泽东审查该文时，只是把标题中“劝”字改为“敦促”，又在杜聿明后面加个“等”字，作者就成了毛泽东了。

1964年4月，出版的“毛选”四卷，他明目张胆地将别人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作者庄重说︰“我幸亏当时容忍没有提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我写的， 否则文化大革命中就没命了。”庄重1957年被打成右派，关进监狱，64年出狱，“文革”期间被批判，腰椎被踢断，几乎被打死。直到毛泽东死后33年他才敢于直言了，他要名正言顺地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收入自己即将出版的文集。（以上两例摘自2009年《炎黄春秋》第7期《朱德︰不可代替的总司令》作者︰赵于平；《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作者︰庄重。）

---陈正中：党史需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不要遮掩毛的罪恶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干休所离休干部，离休前是故事片摄影师。我一生从事影视工作，对于党史和党内权力之争知之甚少。
毛泽东逝世后，对于新闻出版、报刊媒体的控制比过去宽松了，不再像毛泽东时代，大兴“文字狱”以言定罪，人们才有机会看到原汁原味，没有经过整容的党史资料。
这些鲜为 人知的历史事实，如醍醐灌顶，冲掉了蒙蔽我几十年的有色眼罩，改变了我对毛泽东的认识。

毛泽东一生追求的是权力，地位，女人。为了达到目的，巩固终身制独裁统治，不择手段，搞阴谋，设陷阱，借刀杀人，无所不用其极。千百万优秀党员，知识分子精英，没有死在对敌斗争战场，却死于毛泽东的暴政。

毛泽东生活糜烂，道德败坏，喜新厌旧，移情别恋，未婚先孕，晚年喜欢“老牛吃嫩草”，被他“宠幸”过的少女，都是他孙女、曾孙女辈的，缺少起码做人的道德底线。中央纪检部门对毛泽东搞三宫六院，强占良家妇女的违法乱纪、绯闻丑事，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习以为常，不敢批评监督，有些人还投其所好，充当“太监”，为他“拉皮条”提供方便。

---陈正中：党史需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不要遮掩毛的罪恶


为了混入党的创始人行列，毛泽东谎报入党时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开始举行。出席代表共13人︰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此外还有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但他们还不是党员。李达是会议主持人，说︰“既然来了，就参加开会吧， 回去之后再入吧！”。毛泽东虽然参加了“一 大”，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

1997年去世的99岁湖南老党员易礼容证实说︰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湖南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小组，我和毛泽东都是“一大”之后，参加共产党的。

据利瓦伊民（军科院原军史研究部副部长）在2009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中揭露︰1956年“八大”审查代表资格，毛泽东亲自填写入党时间是1920年。当事人问他入党介绍人或证明人时他回答︰没有。该文还介绍1920年湖南成立第一个共青团小组，刘少奇就是这个团小组的团员，也可以证明毛泽东也不是团员。因为当时毛已坐上党的第一把交椅，谁也不敢进一步追问。党龄一年之差对毛泽东非常关键，既然是“一大”前入党，就可以鱼目混珠成为党的缔造者、创始人、第一代领导人了。

---陈正中：党史需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不要遮掩毛的罪恶


有人认为，毛泽东花了过多时间去研究《资治通鉴》，马列主义读得不够，满脑子封建，才闹出那些荒唐事。其实不然。毛研究历史，熟记在心的，往往是帝王们的谋略与权术，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类。对于真正的治国之道，毛只是择其爱，弃其所鄙，并无深入研究，更算不上是专家。

可是毛泽东读历 史用的却是另一种眼光。秦朝二世而亡，他不认为是暴政所致，却认为是秦始皇杀知识份子杀得太少了。“秦始皇坑儒（只坑了）四百人吃了亏，张良、陈平没有整倒，汉高祖用了，是‘镇反不彻底’。”（注９：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报告时的解释。）他认为要是秦始皇坑儒再彻底一些，将张良、陈平等一并杀掉，秦朝的天下就不会落到刘邦手里。

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四分之一个世纪，制造了那么多灾难，误尽苍生二十多年，原因就是他从历史中看到的只是“阶级斗争”、“镇反肃反”、“反攻倒算”，浓缩起来，就只剩了一个“杀”字。只是除了“坑”之外，另有名曰“劳动改造”的苦役和流徙可供撰择，并不一定非要像用五分钱的子弹费处决林昭那样从肉体上消灭他不喜欢的知识份子。这一切都可以在《社会主义好》的凯歌声中进行，比斯大林的法子不知高明到哪里去了。

---《阳谋》尾声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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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周扬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透露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帐！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

周扬还坦承：“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 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到了1965年，毛又发动对中共国歌的词作者田汉，中共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夏衍，中共著名作家、编剧阳翰笙的批判。

这场批判对周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祥信号。因为上世纪30年代，作为中央文委的四名领导——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曾被鲁迅嘲讽为“四条汉子”。

据周扬的老部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光年回忆，那次，毛泽东对周扬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那时，周扬应该能够预感到，快轮到他被整了。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重新发表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说他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顽固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

一夜之间，周扬成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代表，被扣上一大堆罪名，“批倒批臭周扬”的文章满布报刊。

那年12月，造反派把正在天津养病的周扬揪回北京，关了起来。之后，周扬就被挂上大牌子，押上了北京市大大小小的批斗会。

周扬的次子周迈曾目睹父亲在工人体育场被批斗的场景。他记录说：“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周围的人注视着我，我若无其事地跟着念语录，举手喊口号，这些我早已习以为常。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使他的头时仰时俯。这时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未来遭遇是无法想像的，我哪能想到第一次看到病后的父亲，竟然是在一个野蛮、丑陋，没有人的尊严的大露天体育场里。”（李辉文集《往事苍老》）

周扬被批倒后，经历了9年的监禁生活。

据他向亲人讲述，专案组的人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头“嗡”地一声，有时人就昏过去了，看不出外伤。

他最怕那些人对他几天几夜轮番审讯，几个百瓦大灯泡照在脸上不让睡觉，逼他承认是叛徒、特务。他说，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有时周扬困得睡着了，打手们就拧耳朵扯醒他，一次次的拉扯下，他的一半左耳被扯掉，残留的一半贴住耳孔长死了。

1971年9月13日，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在蒙古坠机身亡。之后，中共政坛出现一些松动。林彪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一批被毛打倒的人，陆续被解除监禁。

1975年7月2日，毛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不久，周扬重获自由。

刚从秦城监狱出来时，周扬几乎失去表达能力。几天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长子周艾若说的第一句话是：“搭帮毛主席……”这是湖南益阳土话，意思是“多亏毛主席”。

周艾若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

---曾按秘密名单整人 周扬文革反被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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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过中共党史的人，必定会对中共对待自己人的凶残和恶毒不胜惊谔。在历次肃反中丧生者不计其数，这里且不说它。单看中共如何对待陈独秀、张国焘以来的历届前领袖们。这些人是中共大业的开创者，对中共可说是有天大功劳（起码也有大苦劳）。可是中共对他们即不“饮水思源”，更不“涌泉相报”。而是批倒 斗臭，赶尽杀绝。死了的是“机会主义”，活着的“永远开除”。共产党从来容不得不同意见。共产党太擅长制造冤案。张国焘不出走，绝不会得到善终。他要不死于延安，也活不过文化大革命。不信？请看一看陈昌浩。

这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侧面，但却是极有代表性的侧面。中国共产党，你究竟是什么？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还是畸种怪胎邪门歪道？

---中共元勋张国焘 被毛嫁祸赶尽杀绝后退党
 作者： 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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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文工团
图1为毛泽东与文工团成员在舞会上跳舞
图2为1967年毛主席与原中南海文工队队员合影
图3为毛泽东亲自送别即将前往北大荒的中南海文工团员
图4为毛泽东给文工团成员吴凤君的亲笔回信
文工团内主要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器乐队，把一些领导人很熟悉的中国传统的乐曲、中国的民歌、一些根据地 传唱的老歌改编成舞曲，调动领袖们、首长们的跳舞情绪；一个是演出队，包括声乐、舞蹈、自编自演的一些小节目，同时还陪领袖们跳舞。

文工团的宗旨也很明确，即为丰富中南海内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春耦斋，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这边为重点。

---50年代神秘的中南海文工团
作者： 胡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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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清：我仿林彪字体批文件
1968年3月的一天深夜，叶群从会场回到毛家湾，一进秘书办公室便急急火火地喊起来：“李根清呢？李根清！”我来到叶群面前，只见她从一叠文件中取出两页写满字的纸，对我说：“来，你在这上面替首长批几个字吧。”

我没看清纸上写了些什么，但看出是陈伯达的手迹， 上面还有毛泽东龙飞凤舞的批语和其他人密密麻麻的字迹。  “批什么呢？”我问。

  叶群说：“就批‘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吧。”

听叶群说出这样的批语，我感到吃惊。我想，这可是替林彪写批语呀，怎么能这样称颂江青呢？于是，我脱口而出：“评价这么高啊！”

叶群并没有在意我这么说，只是指着那两页纸对我说：“你看看他们写的，首长的批语比陈伯达的低了不好。”

这时我才仔细看了那两张纸上的字，原来是陈伯达亲笔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信，信的内容是送阅蓝萍（即江青）三十年代写的《我的一封公开信》，江青在公开信中述说她与第三任丈夫唐纳纠葛的一些事情，诉说她对当时社会舆论的不满。在陈伯达信的落款处，除江青外，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有的人还写了批语。陈伯达在信中称江青：早在三十年代“就不愧为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已经圈阅并写了批语：“我就是由此认识江青性格的。”

叶群见我看过信，说道：“这是碰头会一致作出的评价，大家都签了名，主席也批示认可了，首长的批语不能比陈伯达的低了，你就写吧。”

我心里实在不想以林彪之名吹捧江青是“革命家”，就又说：“这几个字我没练过，是不是明天请首长批一下。”我想，如果林彪来批是断然不会写这样的话的。

叶群说：“首长已经休息了，明天就来不及了，你就快点写吧，我还得拿着它赶回会场呢！”

我只好从命。叶群跟着来到我的办公室，眼瞅着我在“林副主席”四个字上划了个圈，顺势引出一条线，写上“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欢欢喜喜地把陈伯达的信收了起来，接着又拿出江青那封公开信，悄悄嘱咐我：“你快点，把她这封信抄下来，越快越好。”我知道这是叶群耍鬼心眼，要留江青的“文字根据”，于是几分钟就把江青那封公开信抄完了，叶群赶紧收藏起来又回会场去了。

这就是叶群一“上面亲嘴，下面使绊子”，对江青也是如此。

---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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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的《故宫》
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人数猛增。然而，外界要了解“文革”中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不容易。经批准，当时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拍摄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故宫》。

承担这个这次特殊“政治任务” 的，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先生回忆，由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交北京市“外办”具体经办，所以北京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后才选定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看了他爷爷、父母、兄弟姐妹，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才最后确定。

刚开始拍摄，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

当时的情况，正如刘志军所说，“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因为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当时经济凋敝，物质供应紧张，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

但“《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而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100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3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纵横》，2002年第7期。）

---作者: 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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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听敌台的赫鲁晓夫
1968年，勃列日涅夫出兵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这使他大为愤怒。回想自己1956年也曾下令出兵匈牙利镇压群众示威游行，他意识到，这是体制的问题，如果体制如故，任谁当政都会在这条轨道上狂奔。他怒吼：“这个国家的大门被关闭了，被锁链绑住了。当你不得不将人民用锁链捆绑起来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如果上帝让我有继续执政的机会，我会将大门和窗户都大大地打开！”

当然，他已经无力给任何人打开门窗，即使给自己，也仅仅是把窗帘拉开一道缝隙，这道缝隙就是——偷听敌台。

他当政时，特别指示要干扰的两个“敌台”——美国之音和BBC——现在却成了他每天都要收听的广播，而他曾经的最爱《真理报》，在他眼里已经一文不值：“这简直就是垃圾！他们怎么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样的宣传？谁会相信这些东西？”

在很短的时间里，苏共曾经的首脑，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竟然转变为一个体制的异议者，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在偷听敌台的同时，赫鲁晓夫也如饥似渴地阅读“禁书”。他让儿子谢尔盖偷偷把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奥威尔的《1984》等书籍带回家，这些书都曾经被他宣布为反动书籍。在阅读了这些书籍以后，他摇头叹息：“我们不该禁这些书。我当时应该自己读一下。我被蒙蔽了！”

颇为讽刺的是，这位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之一，自己亲笔撰写的回忆录竟然也会被苏联当局宣布为禁书而不得出版。于是他拿出当年搞地下工作时的机智，从敌台中获得蛛丝马迹，在很多当年被他收拾和批判过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帮助下，和克格勃斗智斗勇，最后成功将手稿偷运到美国，并于1970在美国出版。

1971年9月11日，这个共运史上最高级别的“偷听敌台”者在病榻上与世长辞。临终，他向医生忏悔道：“我一生最感遗憾的就是带来的血腥。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腥，这是我内心感到最可怕的事情。”

他的临终忏悔也许可信。但是，不妨做个假设：假设赫鲁晓夫没有下台，而是像其他苏共领导人那样执政至死，那么，即使他看到了人民的疾苦，听到了载道的怨声，然而出于对权力的维护，他能够改变吗？他还会那样忏悔吗？这实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作者: 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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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感九章
《黨史博覽》2002年第6期。

其一

明眸皓齒農家媛，演技平平文藝兵。
何幸翩翩隨領袖，紛紜野史載芳名。

劉素媛，遼寧省瀋陽市西郊大青村人，先入瀋陽軍區空軍文工團，後隨團併入空政文工團總團，任歌劇團演員，在一些歌劇中出演過無名角色。她1958年入中南海伴舞，時年18歲，從此與毛 澤東結下特殊關係，在以後尤其是文革中的一些事件中為毛澤東傳過話，辦過事，起了一定的作用，以至現在一些文學作品和回憶 文章中寫到這些事的時候都會或多或少地提到她。

其二

寶塔曾聽音裊裊，延河亦伴影徘徊。
優良傳統何能忘？反右聞捷舞興來。

早在延安時期中共中央機關便已開始經常組織舞會。
1958年“反右鬥爭”取得了“偉大勝利”，全國共打出“右派分子”四十五萬多人。

其三

光榮任務排一號，三代嚴查勝選妃。
吉姆輕盈分夜幕，燕鶯婉轉入紅扉。

當時空政文工團內部把進中南海伴舞稱為“一號任務”，進中南海的人員都要被嚴格審查家庭成員歷史背景和現實表現。國防部長彭德懷聽說此事後斥之為“選妃子”。
每到舉行舞會時，中南海便派出幾輛“吉姆”去文工團接女演員。“吉姆”是當時從蘇聯進口的高級轎車，只有中共中央領導人能坐。

其四

銀花火樹浮幽海，金碧輝煌粲夜園。
春藕齋中歌繚繞，懷仁堂里舞蹁躚。

當時舞會的地點主要在中南海的春藕齋、懷仁堂等處。

其五

領袖端莊最肅嚴，女兵一到便開顏。
主席風趣少奇雅，朱總尋聊不厭煩。

在舞會上，毛澤東常常與女兵們談笑打趣，劉少奇有時也一本正經地開一兩個玩笑，朱德年高不勝久舞，最喜歡找來小女兵們聊天。

其六

災害三年驚餓殍，憂心領袖肉無嘗。
海旁頻演家家樂，堂里時傳舞曲長。

公元1960、1961和1962三年，中國發生了因無糧而導致成千上萬人被餓死的慘狀。據氣象文獻記載，那三年中國的氣候並不比此前此後更反常，但官方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
我們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小時在學校都讀過“毛主席在三年自然災害中不吃肉”的動人故事。
1960年，空政歌劇團把一出“風趣幽默”的舞蹈《家家樂》送進中南海。
“三年”里，中南海的舞會照常舉行。

其七

領導一身政治才，排得歌劇獻瀛台。
豐澤園裡殷殷請，游泳池旁喜訊來。

1964年9月空政歌劇團排練的歌劇《江姐》公演，文工團領導讓劉素媛去邀請毛澤東來觀看。
劉素媛在中南海豐澤園向毛澤東提出了請求。十三天后，毛在游泳池旁的大書房召見劉，答應去看演出。

其八

忙裡偷閒看新劇，書房召見肅顏開。
偉人一語千鈞重：定要活捉沈養齋！

看過演出次日，毛澤東即在大書房單獨召見了劉素媛，指示修改劇本，要“讓雙槍老太婆”把特務頭子沈養齋“抓住”。

其九

將軍雖武不輕文，身在鐘山望北津。
勤伴女兵觀表演，恭迎指示誦天音。

1964年10月22日，空政文工團開始在南京演出歌劇《江姐》。
當時正在南京主持軍事會議的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在看演出時特地讓劉素媛坐在自己身邊。第二天，劉亞樓又專門聽劉素媛傳達了毛澤東有關歌劇《江姐》的幾次談話內容。


1967 年2月13日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中央常委碰頭會上，陳毅、李富春、譚震林、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先念等人，就文革所帶來的混亂，發泄了一番 ——這就是當時所指的“二月逆流”事件。毛澤東對此非常不滿。2月18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大發雷霆，並憤而退場。充分表現了對老帥們的不信 任。接 下來，江青等人將這些事捅到社會上，迅速在全國掀起了一個大規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

在此前後，空軍司令部發生了一件事。當時空軍 副 政委王秉璋被造反派揪着批鬥，又用汽車拉着遊街示眾，示眾完後再關押起來。王的身體受到很大的影響。一個月後就得了肝炎，身體垮得很快。王的妻子通過吳司 令報告給林彪，要求給王一條生路。林彪得知此事後，讓葉群報告毛澤東，說王所主管的七機部是個重要部門，把王秉璋搞掉了，就無法維持七機部的工作了。毛澤 東同意了林彪的意見，指示把王秉璋放出來。

這時候，毛澤東想起了那些被批了幾個月的老帥們，他們背后里會不會有什麼不滿？一定得通過內線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看看這些住在西山的老帥們都在做什麼想什麼。於是，決定派人去暗察一番。

毛澤東沒有相信其他的人，而是找的空政文工團的劉*媛。劉*媛來到毛身邊後，毛澤東讓她去找葉群，要葉群乘機將剛放出來的王秉璋送到西山去住下，和老帥們住到一起，以便了解這些老帥們在幹什麼，說了些什麼，有哪些活動，有沒有串聯。如果有，搞清楚了來匯報……

---毛澤東時代幾位文工團女團員的特殊地位


‘劉司令’、‘邵政委’
吳法憲怎麼也沒有想到，葉群打電話讓他到空軍招待所來開會，居然是聽兩個女文工團員的講話。來人是由林彪夫人葉群主任陪同而來的，這就叫一個身份。來者就是平常環境裡，與空軍司令位置隔了數重天的兩個文工團員：一個叫劉*媛，一個叫邵*輝。劉*媛是那種身份極其特殊的人物，其所 以特殊，就是因為她陪主席跳過舞，是主席的舞伴，這種身份就意味着她是可以跟最高領導人對話的人物。因而，也是可以對空軍司令“召之即來”的人物！

吳 法憲知道，空 政文工團里現在分為兩派，一個是“保派”，一個是“打派”。可能是劉的為人太“高”，結果以她為頭子的這一派最後只剩下5個人了，成了絕對的少數派，幾乎 天天都遭到另一派的圍攻，甚至不讓她們幾個回到團里，處境十分困難。這個時候，文革派仗打得熱火朝天，要出入中南海已經不容易了。但是，劉*媛想盡辦法 後，最終還是見到了毛澤東。一見毛的面，劉*媛就抱頭大哭。毛澤東詢問原由，劉*媛就向毛訴說空政文工團的情況以及自己所受到的遭遇。在經過一番淚雨紛紛 的絮訴後，劉*媛想驗證一下毛澤東對於“保派”與“打派”的底線，直接問道：“對吳法憲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態度？”毛澤東不加思索地說：“吳法憲可以炮轟、 火燒，但是，不要打倒。”

毛澤東的這句話，實際上就是向劉*媛交了底了。這個“底”一交，由劉*媛通過葉群告訴吳法憲，可就是個天字一號的機密與人情，這意味着吳法憲可以安枕無憂，因為毛澤東講了的吳法憲“不要打倒”。
吳法憲聽了，真是感激涕零。接下來，不怕你是空軍司令，也得聽劉*媛同志的“要求”了。劉*媛的要求很明確：“你吳司令要站出來，明確表示支持我們這一派。”

葉群和吳法憲立即表示，一定這麼辦。這樣辦也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一定要幫助劉*媛把空政文工團的形勢翻過來。——這是多麼巨大的力量啊！

接下來的事就動用空軍的政治力量和資源了。吳法憲在他的《歲月艱難》裡回憶說：

“ 首先由林豆豆出面，在《空軍報》製造輿論，說劉*媛她們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然後，再經過一番工作，空政文工團里支持劉*媛的人就多了起來。這時，劉*媛她 們自己也公開說，毛澤東和林彪是支持她們的。於是，在短短的時間裡，空政文工團的形勢就急轉直下，劉*媛成了多數派的頭頭，並奪取了文工團的領導權，成立 了空政文工團革命委員會，劉*媛和邵*輝分別任革委會正、副主任。由於她們能夠經常到中南海和人民大會堂直接向毛澤東匯報情況，接受指示，在空軍成為顯赫 一時的人物，人稱‘劉司令’、‘邵政委’”。

這是一個什麼樣瘋狂的世界啊！

---毛澤東時代幾位文工團女團員的特殊地位


可以跟毛主席講話的人
這些伴舞的文工團員一旦與重要的領導人接觸，她們的身上就攜帶了領導人的光環。而如果有幸跟毛澤東伴過舞，那就更了不得了，立馬在團里地位就發生變化，“行情看漲”。“行情”到底會“漲”到什麼程度呢？曾是毛澤東身邊伴舞后來又做了毛身邊工作人員的孟錦雲有過一段回憶，可以見出極 盡濃墨重彩的 二十世紀中國獨特的政治生態和民情浮世繪大圖——

“一個普通的文工團員，無職無權的一名舞蹈演員，只因她是通天人物之一，七一年結婚時， 門庭若市。來送禮祝賀的人，竟然擠不下寬敞的小禮堂。不少不怎麼重要的人物，只得在禮堂四周徘徊着，也算祝興、賀喜。小汽車排滿了同福大院，直排到同福胡同口的幾百米之外。”（《毛澤東的黃昏歲月》天地圖書）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道人情啊。“不怎麼重要的人物”尚且“擠不下寬敞的小禮堂”， 那麼，所謂“重要的人物”呢，又有多少，且都是些什麼人？據孟錦雲回憶，重要的人物的官位可是大了去了！他們是：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的夫人葉群，海軍司令員吳法憲，以及空軍司令部的各大要員如王飛、江騰蛟、於新野、周宇馳，以及其他各“政委、副政委、主任、副主任”。而且這些“空軍的大首長們，在這幾個小將面前，點頭陪笑，又是重禮奉送，又是請客吃飯”（同上）……

所有這一切都如演出一般，生生地發生在同福大院的門口與禮堂里，這是為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幕的荒唐？只因一個“硬道理”：她們可是毛澤東身邊的人！是可以跟毛主席講話的人！！

---毛澤東時代幾位文工團女團員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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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灾难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他虽不认帐，倒是作了一点表示。他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起不吃猪肉和鸡，为时七个月。（57）这有点像一千四百年前的隋文帝。有一次，隋文帝杨坚视察正闹饥荒的关中一带，派员去看看乡民们吃什么。随从取回一碗“样品”──豆腐渣与杂糠混成的饭。杨坚要群臣都看看这碗东 西，随即承认是自己的过错，并下令以后不得给自己摆宴，吃饭不得有酒和肉。如是坚持了一年，比毛泽东不吃肉的时间还长五个月。

不过，毛泽东一方面不吃肉，另一方面生活却日益腐化。曾抨击他以成立中南海“文工团”为名“选妃子”的彭德怀被他软禁了，没有人再敢对他的行为说三道四，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改成了毛泽东专用的“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潢、家具、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的规模”。名曰“会议室”，其实是毛专用的、与大会堂的女服务员秘戏的“行宫”。与此同时，中南海为毛泽东举办舞会的场所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中南海机关的女机要人员、服务人员以及从各部队文工团选去的年轻女演员为毛伴舞，兼供毛挑选上床对象。若以装修“一一八”和春藕斋的所费去换粮食，足以挽救几万条农民的生命。相比之下，毛的不吃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更显得虚假可笑。至于他的夫人江青还在用牛奶喂她的猴子，就更不必提了。（58）

不过，同各省、市竞相为毛泽东建宾馆、建带游泳池的“水晶宫”（因为毛爱游泳）相比，“一一八会议室”、春藕斋就都不足道了。譬如，庐山上原蒋介石的别墅“美庐”本归毛使用，庐山管理局却又为毛兴建了一座巨型别墅，仅主房的建筑面积就达四千五百平方米，是“美庐”的好几倍。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亲自督战，几千名工人夜以继日地施工，赶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庐山会议前完成。毛泽东见到新落成的别墅，丝毫没为在数千万子民饿死时为他挥霍民脂民膏而内疚。相反，他很高兴有了那座修在半山腰的新别墅，他正好利用那座别墅躲过江青的耳目，与一名女士逍遥。

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因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被毛视作亲信，马上拉进了中央政治局。（59）他食髓知味，加倍在溜须拍马上化工夫。上海本有的是高级宾馆，柯庆施却又为毛建了个规模宏大的西郊宾馆，连同园林、花木，占地一千多亩。（上海市委称它为“四一四工程”。）一九六二年毛住进去的时候，既没斥责柯庆施不该在各地饿殍遍野的时候大兴土木，更没为一百多人长年为他守著那空别墅待命而内疚。偌大一个宾馆，十几年里，毛总共只住了几天，浪费的金钱不计其数。

各省、市抢著为毛盖“行宫”，倒并非出于毛的指示。只有毛泽东老家韶山的“滴水洞工程”是个例外。那是毛一九五九年六月回韶山时，指定为他盖的。工程规模很大，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工，直到六二年底才完成。从此，一个连队守卫著那片空房，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湖南饿死了一百五十万人的时候盖起来的。更没有人问，要是一九六○年用那建别墅的钱去换粮食，可以使多少湖南老乡免于饿死。而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那里住了半个月后，那片房子就永远空闲在那里了。

对于全国各省在大饥馑期间为他盖行宫，毛泽东从没表示过异议。政府管家周恩来要为那些个“工程”一一拨款，心里虽不满意，却只能批评下面的省委：“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60）那些高级宾馆，多少年空著用不上，虽说是浪费，但中国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所有的钱包都由共产党掌握，浪不浪费都是它的钱，只不过让人民看了不甚高兴，“对我们的党不利”罢了。

---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那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作依据的。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是一九五六年 农村搞社会主义之后出现的新名词。但自一九五六年底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以来，文件发了不少，“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却一直解决不了。现在这份新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

中央文件一下，全国都大抓起“盲流”来。除少数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社会剥削对象的农民幸运地被准许“不予遣返”外，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惨。因为大城市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到他们，而收容遣返他们后，他们还是会设法往外跑，于是有些城市索性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改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将他们视作劳改犯，与真正的犯人无异，尽管他们的唯一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外流”而已。

---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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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公园中的“谈恋爱”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又去了上海，从那里回国。据2012年香港《开放》杂志文章，参加这次接待的国旅翻译罗卫国回忆说：“整个上海如临大敌，对特殊人员采取隔离措施，精神病患者全部管控。对‘黑五类’采取里弄办学习班，实为看管起来。”

除此而外，2月27日，尼克松在沪准备签署《中 美上海公报》，下午一些美方记者游览了黄埔公园。当日气温是零度，公园没什么人，中方清场后，安排十来对男女青年坐在指定长椅上，似乎在谈恋爱。一些人冷得实在吃不消，帽子捂得严严实实。

美方记者很快看出破绽，问道：“他们真的是在谈恋爱吗？”“为什么没有其他人？”罗卫国说：“我无言以对，只好耸耸肩，一笑了之。”

此后，美方记者再参观菜场，中共也事先清场，再组织“顾客”假购鸡鸭鱼肉。美国记者一离开，菜场人员便将“顾客”所购之物统统收回，并收走摊上的鸡鸭鱼肉。“现在想来真是可笑。”罗卫国感叹道。

---刘晓：尼克松访华期间的中共造假与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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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陵参观中的表演
参观完长城以后，尼克松前往北京另一处著名景点十三陵。当时北京外事局负责人命令一些学校的孩子们全穿上最好的五颜六色的毛衣，并给每人发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让他们在景区玩球。
美国记者泰德如此说道：“当时是二月末，外面多么冷啊，但是这里有这些中国人，穿着他们最暖和的衣 服，他们在互相拍照，在听收音机，在进行野餐。我心想这真是愚蠢的事情。”

“今天尼克松参观了十三陵，其间发现了悠闲的一幕，许多民众在星期天身穿着盛装在户外闲坐，这个画面里有些令人无法接受的地方，毋须质疑这些人是被特意安排在这里让总统一行看见，以便能被总统随行的新闻记者拍下来，简而言之这不过是个假象。所以我告诉我们的成员说，当巴士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上车，我们藏到那个楼房后面，然后出来看看人群将会干什么，果然当记者们一离开，卡车就来了，一个干部走过来，提着一个篮子，他们把所有的答录机收起来了，他们把所有的照相机也收起来了，他们把所有可携式收音机也收起来了，把它们放到了篮子里，他们把这些人装上了卡车，然后拉走了。

一场表演被美国记者捕捉到并在美国电视上播出，这让中共官员们十分尴尬。亨利·基辛格后来告诉泰德，他后来收到了周恩来的道歉，说这实在是种愚蠢的行为。

---刘晓：尼克松访华期间的中共造假与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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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署名鲍昆的题为“黎明前的跃动”一文中，提到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尼克松是在1972年2月到访北京的，当时正处于文革期间。
北京为了欢迎尼克松，还进口了大量的日本丰田轿车作为出租车，而这之前，北京并没有出租车，只有可出租的带篷的三轮摩托车，每公里行驶费是四毛钱。 丰田车的出现，一下子让北京有了些现代化的感觉，而这不过是中共欺骗尼克松的方式之一。

尼克松到达北京之后，天气一直不太好，连续下了几场大雪。北京市政府就临时制造了许多扫雪车、铲雪车，都是利用解放牌卡车改造的，在车上加上了可以滚动的雪刷和可升降的刮铲。这些车被喷上鸭蛋青色，每天在主要街道上活动，很像一回事。

根据凤凰卫视2012年2月的节目披露，因为当时雪大，北京通往长城的道路也都是老路，下雪路滑，非常危险。就在尼克松担心自己登长城的心愿即将破灭的时候，一夜之间北京不惜连夜出动一百多辆洒水车，80万人上街扫雪。

看到这样一番景象，尼克松对自己的手下说：“我在美国也不能一夜之间召集这么多人。”显然，这样的“号召力”只有在极权国家才能出现。

有意思的是，尼克松离开中国后，中共改造的扫雪车、铲雪车骤然全部消失了，原来是又恢复了卡车原有的面貌。或许在中共当局看来，靠人力扫雪才更能彰显中共强大的组织能力、号召力，才可以更好驯化中国人。中共所谓的“好客”，包括现在对外的大撒币，都是建立在欺压中国人的基础之上的啊。

---尼克松访华前 北京进口大量丰田轿车作出租车
作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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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学生”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教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上总是两个内容 ：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嘛。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再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网罗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那江青的面子就下不来了。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来了。

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态龙锺的军人吃力地爬上五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
作者: 沈容


楼上的新邻居
我们住的五号楼在五层楼上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可能是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够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 为破四旧时，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是很壮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但是觉得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的秘书来号房子？

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待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藉口，如查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叶师傅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

---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
作者: 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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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高岗》
作者:张思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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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灾害”
（一九六○年）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突然一反常态，强调起天灾来：“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特别荒诞的是，此时各地饿死的农民至少已达两千万，《人民日报》竟公然欺人欺天，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 、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好象农村中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似的！

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一九五九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正式将国民经济的“困难”归诸于“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到一九六二年，“两年”变为“三年”，从此“三年自然灾害”就成了对“困难”的官方解释。官家成功地用谎言蒙住了城里人，许多中国人居然至今一开口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如何如何……

从一九六一年起，在“自然灾害”之外，中共又说苏联“修正主义者”是造成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祸首。理由是，苏联一方面“背信弃义”地单方面中止执行数百个援华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包括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协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一方面趁人之危、对中国“逼债”。中国不得不把食物送到苏联去还债，以致食物短缺、发生饥荒。“好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用民族主义蒙蔽人民往往奏效，毛泽东成功地挑动起人民对“苏修”的仇恨，转移了人民的不满情绪。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丁　抒·


“反瞒产”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毛泽东就曾拟文件批发全国：“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结果 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

对挤了农民的口粮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他下达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糠菜半年粮”饿不死人，但实际情况是，“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
从十一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大饥馑、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农民成百成千万地饿死的惨剧与“反瞒产私分”同步发生。当时人口七千万的全国第一大省四川是个典型。本来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一五八二万吨，可是在“反瞒产”过程中“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省委公布说产了三千五百万吨，结果国家征购数高达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均每
年仅征购百分之三十一）。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的了！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丁　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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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图四也侧面证明，周的英语比较烂，无法和尼克松对话，需要翻译紧随。


一天，翻译组的政委着我回家收拾，准备与组内一些其他的同僚到遥远的湖南作长期的蹲点。政委告诉我们这些翻译，之所以派我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是因为要我们熟习毛主席和刘主席的湖南腔调。
向同正怀着第二胎，预产日期是1966年年初。我向政委请求待婴儿出生后才出发。政委严肃地看着我，责备道：「是你的 老婆生孩子，又不是你。赶快去!」于是我顺从地和同僚们坐火车出发。我们坐着硬席车厢，经过一天一夜的旅程，抵达湖南长沙，再转长途车到浏阳县。该县以爆竹业著名。

在我整个蹲点期间，我和最贫穷的农民生活在一起。我改变过几次睡眠的地方，因为屋内的气味令人非常难受。我希望找一个空气可以忍受的地方。原因是当地的习惯是把尿缸放在屋内，让它发酵。在第一个家里，我问户主是否可以把尿缸拿到屋外。
「不，不，不!」他说。「这样会给人偷去的。」他解释说尿是如此宝贵的肥田料，如果放在屋外无人看管的话，是冒很大的风险。我决定睡在马厩里，与马为邻，那里马粪的气味，相对来说，是跟玫瑰花一样香。

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发掘贪污，予以铲除。我们鼓励农民举报他们的队长或大队长。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例如突然穿上新衣服或家里有新的家俱，便告诉我们。然而，我们毫无所获。
我们不断被要求不要怕苦，并要成为干部的样板，勤勤恳恳地工作。我在1959年已有类似的经验，努力表现成为一个「热火朝天」的干部。可是在湖南，条件更为艰辛。这里，环境更为肮脏，气味更为难闻，冷天更冻，因为南方的屋一般没有炕或其他保暖的设备，以助度过短而潮湿的冬天。

这里总是下雨，但农民并不理会，照常下田作活。我们不能例外。我自从1959年下放农村后，从那里所得到的经验，使我的革命热情大减。经过几天的湿雨和冰冻后，我们（我的外交部的同僚和我）感到吃不消了，并且认为假设因此患了肺炎而倒下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决定当天气不好时，留在屋里不出去。

临近春节的时候，我们被命令返回北京，以免在农民喜庆的佳节里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如释重负，立即赶回家去，因为向同快要临盆了。我回家的第二天清晨当还在熟睡的时候，向同推醒了我，说她感觉是时候了。于是我们匆匆忙忙赶到医院去，而我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匆匆忙忙地到了人间。这之后我便要返回湖南了。

回程的火车非常挤迫，不幸取暖的设备也坏了。我的咳嗽还没有好，一路上捱着冷，等到抵达省会长沙时，我的身体非常虚弱，竟然瘫倒在我过夜的客店浴室的地板上。我坚持要送往医院。一路上我处于半昏迷的状态，由于担心在这情况下会说出一些「反动」的话，我不断重复说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医生诊断我是严重支气管炎，如果不及时治理的话，可能会发展成为肺炎。我被送到一个单人病房里，留医七日，然后返回生产大队。此时我发觉我们的工作重心改变了，变为清理地方机关，进行阶级斗争。政治口号也不同了，现在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和我的同僚都弄不清这实在是什么回事，只好按上级的指示去做。

---冀朝铸回忆录

图四：在周恩来机场接待尼克松的照片中，冀朝铸在公开发表的报纸上被扣掉了，据说是他身高在周的后面有点影响周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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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 情都暴露出来了。他的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

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 的卡车拉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 送文件。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 这边来，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 后来主席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 李银桥、徐业夫。

    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高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 了拍卖行。那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 就查主人是谁，结果查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个 半”之一，叶子龙却从来都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就利用这个机会搞叶子龙的名堂。

    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 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 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 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一般人最起码是要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 从身边调离了事。叶子龙也有回忆录出版，他光写别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这些事一样都不提。现在还有人说叶子龙1962年被调离机要室是受到迫害，这哪里 是迫害？要说迫害，那就是杨尚昆迫害他。叶子龙从来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赶出机要室，他去找中办杨尚昆，想某个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或 者某个部委部长的位子，杨尚昆一面当面应着，一面转过脸就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结果给他弄了一个北京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叶子龙嫌官小了，杨尚昆就 说，没有处理你就不错了，你还嫌官小。要说谁迫害叶子龙，那就是杨尚昆，没有别人。

---戚本禹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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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撇开道德上的是非，仅仅从操作的成功与否来看，毛泽东的打倒刘少奇，确实是一部政治杰作。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为马，横加罪名，中国式政治游戏中的种种流氓手段，毛泽东几乎全都用上了。从当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评论中得到启发，毛泽东起用姚文元那样的小人物，向吴晗发难，向北京市委开 火。从北大学生贴出的大字报中获得灵感，毛泽东咄咄逼人的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比起当年启发文化人向党提意见时的欲盖弥彰，毛泽东此刻的矛头指向十分明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这样的定性，顺理成章地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动用了所有的资源，连自己的老婆也被他推上阵去，还硬逼着林彪站在后面助阵，制作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的谎言。毛泽东深知，让文艺界打头阵，必须得有枪杆子垫底。文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向来是用作娱乐的。唯有枪杆子，才是实力的标记。而在所有的将领当中，林彪无疑是一枝最具威摄力的枪。不管林彪愿意不愿意，必须为他毛泽东站台。江青上阵，是求之不得。林彪出场，却是勉为其难。文革之后，有许多人不理解林彪的助毛为虐，有不少人以为林彪也是个野心家。殊不知，在共产党所有实权人物当中，林彪恰恰是个十分鲜见的屡屡直言犯上者。林彪为毛泽东站台，在很大程度上是抵不住“圣上知遇之恩”的心理压力。共产党的首席战将林彪，骨子里却是个恪守儒家信条的文士。从现今解密的《林彪工作札记》中可以得知，林彪不仅深知毛泽东的胡作非为，而且也十分明白自己不得不屈从的处境。

毛泽东的利用林彪，要的是武力的威胁。毛泽东的使用江青，用途在于得有人冲锋陷阵、得有人四处得罪人、得有人做他毛泽东不便公开做的恶人。这类恶人在过去的历史上，通常有太监扮演。虽然毛泽东身边不缺类似于太监式的人物，但一旦使用上了，难免会因此坐大。与其让一个贴身保镖坐大，不如让自己老婆扮演一下八面威风的皇后娘娘。可惜的只是，江青终究不过一个戏子，既没有慈禧太后那样的心计，也没有《红楼梦》里王熙凤那样的能耐。毛泽东的使用江青，其实是将就着用的。要是毛岸英不死，毛泽东也就没有必要那么辛苦地栽培自己的老婆了。比起皇后娘娘，太子的作用无疑要大得多。二十四史烂熟于心的毛泽东，不会不知道那样的奥秘，只是天公实在不作美罢了。

通过林彪抓住了枪杆子，通过江青握紧了笔杆子，毛泽东籍此舞动起那条意在缚住苍龙的长缨，把国家主席打下宝座，把党内的权贵阶层扫荡殆尽。他的那张大字报是一声号角，逼着政治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则是一个动员令，动员全体中国人民起来造反，以打倒党内走资派的名义，打倒共产党。饿得头昏眼花的中国人民不是心里有气么，被打倒遭迫害的那部分中国人民不是怀恨在心么？毛泽东给了他们出气的机会，给了他们报仇雪恨的机会。全体中国人民不由眼睛一亮：敌人又出现了。

---毛泽东文革：在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中同归于尽
作者: 李劼


毛泽东并不是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庸常帝王，而是个占有欲如同秦始皇一般强烈的绝代暴君。他不仅看重生前的权力，而且也同样在乎身后的名声和身后的权力所属。虽然天公不作美，绝了他的后，但他依然把目光紧紧地盯在他死后这江山能不能继续姓毛的焦点上。林彪处处小心，却还是因为对儿子的钟爱而有 所疏忽。按照暴君政治和江山归属的逻辑，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后，接下去还要消灭一连串政治对手，无论是浮出水面的，还是潜伏水底的；也无论是林彪，是周恩来，还是张春桥，或者是其他对毛家江山构成威胁的任何人。政治只有利益没有朋友，暴君政治只有不断地消灭对手，没有任何容忍对手存在的可能。眼看着林立果青云直上，就算林彪不向张春桥发难，毛泽东也会找个籍口将他除掉。客气点，打入冷宫。不客气起来，那就是打入地狱。毛家无后，林家岂能有后？这可能是当时所有当事人都没有弄懂的一个秘密。不要说林彪不明就里，不要说陈伯达不知轻重，就是汪东兴也没有弄明白个中堂奥，自作聪明地站到了毛泽东“亲密战友”林彪一边。

不过，神机妙算的毛泽东，有一点没有算到：事事称臣的林彪，骨子里却对毛泽东是何许人一目了然。真不知毛泽东在批发那份印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文件时，怀着什么样的心情。他应该知道，在把林彪打入地狱的同时，那份《纪要》也同时给了他毛泽东一巴掌。林家父子的刺秦之剑没能出手，但这份《纪要》之锐利，绝不下于一把刺杀暴君的利剑。这份《纪要》使高高雄踞在神坛上的毛泽东原形毕露。毛泽东此刻也许应该明白，他早该在林彪对他“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和“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溢美之词中，听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的潜台词来。毛泽东没想到，林家父子会在死后留下一份明镜般的《纪要》，照出他毛泽东的真面目。

---毛泽东文革：在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中同归于尽
作者: 李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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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家杨奎松先生在2009年2月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详细地分析了中共1949年后权力道德化下掩饰着差距极大的收入分配制度。其一是城乡二元化，其二是8级工制和24级干部制。城乡二元化，将农村基本生活素质降低，大量农民就代表了中国最贫困的阶层。一个农民只有通过参军、上大学、当工人等途径“升 级”，拥有城镇户口。8级工制度，一级工资最低，8级最牛。24级干部制却又倒过来。24级最差，待遇不如普通工人，1级最牛。在24级干部制中，严格官阶差序标准，通过把其他各种职务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起了一套官本位体制。工薪级别分为二十四级，十二级以上谓高级干部，十三级至十六级谓中级干部，十七级以下者谓普通干部。高级干部的特权包括取医疗、福利、保健、住房、商品和服务等一切“消费”，均由国家供给，几乎不受限额规定，工资只作为其职务收入的象征而已；中级干部的待遇由国家部分供给，有配额规定，工资和部分消费需求相挂钩；而只有普通干部的待遇普通百姓才相差无几，工资不再是象征，完全和消费需求相挂钩。这种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六十年代饿脬遍野时，高干们也照样享受“特供”，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即使在口称消灭特权的文革时代，那些未倒下的高干的生活也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城乡二元化、8级工制度和24级干部制，是一种准终身制。一个人在等级里只有不断努力，拼命钻营，才能“升级”。虽说工人、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但8级工再怎么牛皮，也难获得15级干部以下的物质享受。因此，社会上又形成了农民-工人-国家干部三种身份间的巨大差别。你是农民，要想办法变成工人，你是工人，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干部”。在这一等级体系之外，还通过政治尺度，制造了一个地、富、反、坏、右阶层，这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这些人被打入社会另册，是被“专政”的对象。这样，哪怕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也不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

---何路社：反思“公款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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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统治中国多年后，延安像其他老根据地一样，依旧穷困不堪。一个对红色中国热情澎湃的瑞典人米尔达（J. Myrdal）一九六二年跟毛有这么一段对话：

米：我刚从延安地区回来。
毛：延安是个贫穷、落后、不发达的地方……
米：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我想学习农村的变化……
毛：那么我认为你不应该去延安。 延安又穷又落后，你不该去那里的村子……
米：但那里有伟大的传统——革命、战争——我的意思是，延安到底是开端呀——
毛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他：“传统——〔大笑〕，传统——〔大笑〕。”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


一九三五年，西北苏区还没有工业，仅有农业。共产党把地区分为四种：（1）老苏区；（2）新苏区；（3）游击区；（4）白区。“老苏区”是共党控制力最强的地区。“新苏区”是刚经过土改、清算斗争的地区。“游击区”是正与国军进行作战的地区。“白区”是国民党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毛泽东对于这四种地区，采取四 种不同的政策。

对白区的工农商学兵各界，采取谄媚态度，投其所好，你爱听什么，就给你讲什么。譬如工人八小时工作，提高工资，鼓动罢工运动，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生产合理化。煽动农民抗粮、抗公债、抗抽丁、抗拉夫、抗征税。煽动商人抗征税、抗捐款、抗公债。煽动学生罢课，反对政府。煽动士兵反抗官长、酝酿兵变。抢劫白区地主的粮食。抢劫白区资本家的财物。以制造白区的贫困。

对于游击区的穷人格外的好，你没有粮食，共产党可以从白区抢来大量的粮食供给你；你没有土地，共产党可以把地主的好土地分配给你；你没有牛羊，共产党可以从白区抢来大批的牛羊分配给你；你没有房子住，共产党可以把豪绅的住屋分配给你；你没有农具、种子、共产党可以从白区抢来分配给你；你没有衣裳，共产党可以从白区抢来衣裳和布匹分配给你穿；你的子女要上学，共产党有公费学校教育你的子女；你有病，共产党可以供给你的医药。共产党用尽一切方法买动穷人的心。

对于新苏区是用说服的方法，劝农民纳粮完税，一切人民的财产要由共产党精打细算，任何人不得漏税，而且公债税捐，种类繁多，既苛又重。特别是公粮过重，农民所存余粮食，皆不足自给。养羊、牛、鸡都有税。

对于老苏区的农民，共产党就要把农民组织成互助组、合作社，逐渐取消农民的私有观念，铲除私有制度，农民何时起床、何时吃饭、何时工作、何时休息、何时睡眠，都由共产党一一管制，农民变成产业军农奴。所有的农产品全由共产党管理，共产党还要规定某互助组某合作社，最低限度养若干羊、牛、鸡、鹅、鸭、猪。某农民最低限度拾若干大粪。某农民最低限度堆肥料若干。另外还有劳动英雄、劳模之类的鞭策。就是妇、孺、老、弱也有苦工逼你做。再加上开会、学习，总之每个人一天到晚不得休息。

毛泽东这四项政策，瓦解白区，利诱游击区，清算新苏区，奴役老苏区说明了毛泽东对人民全部欺骗的本质。

---孟伯谦《我曾替毛泽东打过江山 》


延安被叫做中国革命的“圣地”，以共产党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著称。真正使延安能够生存发展，靠的是什么呢？
延安有两项重要外援。一是国民党政府（在头几年）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一九四○年二月，斯大林亲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三十万美金上。这相当于今天的四千五百万至五千万美金一 年。

来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农业税，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救国公粮”。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年年直线上升。有记录在案的头五年的官方数字是这样的（以石计算）：
一九三七年 一三，八五九
一九三八年 一五，九七二
一九三九年 五二，二五○
一九四○年 九七，三五四
一九四一年 二○○，○○○

一九三九年的急剧增长，是因为那年毛泽东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征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战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提道，征粮有“逼死人”的。谢觉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几十年的老关系，所以胆敢一直记日记。一九四○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一九四一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番。

当地人怨声载道，毛也知道这一点。他后来对高级干部讲了个故事，说一天雷雨中某县长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后，决定减征公粮。事实恰恰相反。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而四个月之后的十月十五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后反而加倍向他们征收，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税收：公草税，即马料。

另一次，毛提到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公粮负担重。”他没有提到其他悄悄流传的故事，其中之一说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来。审问他时，他说：“毛主席不长眼睛。”真实的公粮数字此后不再公开。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上起码少说了两成。

中共宣传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是谢觉哉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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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
而毛泽东一个“大跃进”，饿死的人就多于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数的总和，这是怎样的一场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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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彪对毛泽东的追随来看，林彪似乎并不在意这天下究竟姓党，还是姓毛。但从对九大政治报告的重心强调来看，林彪很在意在打倒了刘少奇之后，究竟是继续搞文化大革命，还是转入国计民生的考虑。为此夹在林彪和毛泽东之间受了天大的冤屈的陈伯达，晚年如此回忆道：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 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摘自《陈伯达回忆录》

在毛泽东拂袖而去的蛮横面前，周恩来、林彪和陈伯达三个人的反应，颇有象征意味。陈伯达自然是不敢吭声，但从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的带头向张春桥发难，也不失为一种勇气，不管那样的勇气是基于田家英式的书生气，还是受了林彪等一大批军人支持的激励。陈伯达式的柔弱和勇气，从大致上勾画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周恩来立即投降不说，还低声下气地说出了那番“奴才该死”式的话来，把个诸葛亮活脱脱地扮演成了李莲英。周恩来这种唯唯诺诺，代表了绝大多数混迹于红色官场的官僚。这三个人之中，最为精彩的无疑是林彪。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军人，虽然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所谓顾全大局，但还是把个腰背挺得笔直，把话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毛泽东“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林彪这种不服气秉性，可能仅为共产党人中极少数精英所具备。

周恩来原本是凭着良心说话的，只是一看毛泽东的脸色，吓得赶紧将良心收了回去。周恩来的这一退缩，使林彪和陈伯达一下子处在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好在大家全都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挣扎过来的，对周恩来的低声下气，林彪非常大度地表示了理解。不仅如此，林彪还打电话给陈伯达，特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的理解。这三个在毛泽东专制面前由于为国为民而犯了良心罪的同案犯，彼此临难之际，还颇有一种以沫相濡的人情味。难怪林彪后来惨死之后，周恩来会忍不住地失声恸哭，听凭当初那颗收回去的良心，在痛哭声中和着泪水尽情地流将出来。

---毛泽东文革：在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中同归于尽
作者: 李劼


初会毛泽东
我的下放在一个秋天清凉的早上突然结束了。当时，我坐在一辆马车的稻草堆上，正摇摇摆摆地向着农地出发。公社的大队长，一个中年汉子，从后面赶上来，气急败坏地说：「快走！你要立即向外交部报到。有车子在等你。快!」

我匆匆拿了一些尚未清洗的替换服以及一张和向同（译按：冀的妻子） 合影的照片，便被推进了车。汽车绝尘而去，只见两旁是弯下身作活的农民。我没有向司机询问原因，司机也没有说话。这是有其道理的。我们的规律非常严格，因为我的动向很可能被利用，以知悉周总理的行踪。我从不对外人透露我的工作，即使向同也知得极少。她知得愈少，麻烦也愈少。

我只能推测，我突然被传召，和当天的庆典有关，因为这天是十月一日，是建国十周年，有大型庆祝活动进行。不管怎样，我不能像刚从稻草堆上爬下来的样子出现在工作的地方。

汽车高速驶到我住所的空地停下。我立即飞奔入我的简陋的房屋，脱下我的田地衣裳，换上较为整齐的衣服鞋袜。向同不在家里。我倒出热水瓶的水，清洁手和面，以及擦去脸上的泥屑。我梳理好头发，并再三检查我没有连衣架都穿在外衣里，而左右鞋子都属同一对。（译按：冀以前曾摆过这样的乌龙。）

车子风驰电掣的驶过市区。它拐了一个弯以避开麇集在闹市道路准备游行的人群。我收到一些简单的指示，不久便发觉自己身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是我很久以前遥望毛泽东所在的地方，俯视着天安门广场。广场现在是沸腾着上百万的人群，数以万计的红旗在招展着。大批军队正在队列而过，连同各种各样的兵器和辎重。群众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在城楼上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著名人物：苏联的赫鲁晓夫、北韩的金日成，以及华沙公约国的代表。中国的领导人和众多宾客在天安门塔楼前的平台上互相交换客套话语。

天安门是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那时我在哈佛。当我读到他的讲词时。我两眼充满喜悦的泪光。毛说我们站起来了，我们的国家不再受人欺凌和侮辱了。

而现在，穿着灰蓝色中山装的毛泽东真人，却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站在栏杆后面，向着看不尽像海洋一样的人群安祥地挥手。

我不由心里忐忑。但是，我不容许自己被紧张克服。是工作的时候了，或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到了。

我的任务是，和几个同僚一起，协助我们的领导人和说英语的嘉宾交谈。我要注意不要突出自己，以及避免引生误会或惹出乱子。我在这里的工作是做翻译，不是呆头呆脑的看客。于是我和往常一样，把自己变成一个说洋话的娃娃。我站在中国主人的右面，隔在主人和宾客之间。

就这样，我成为站在毛泽东右面的人。我较毛略高——就中国的标准来说，毛是个高大健壮的人。我有意识地垂下头，以免过份突出。我不知他跟谁在说话，而所说的是什么，现在我都忘记了，大概是无关痛痒的闲话。但当我靠近毛的右耳复述客人的第一句说话时，毛猛地向旁闪开，阴阴地向我瞟了一眼，说：「你声音太大了！」

为了翻译得清楚，我开始的时候确是音量较大。我吸了一口气，把声音降低，侥幸再没有乱子发生。在这一次，以及以后十多年无数次为毛的翻译中，毛都只是当我是一副说话的机器。不能说他是无情的人，只是他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和周恩来的当我是一个人，完全不同。

「优雅」，是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形容词。他烟不离手，但却不是疯狂抽烟的人。他动作缓慢，从容自得，有帝王之状。我留意到一些其他的领导人，试图模仿他的表情。他的眼睛经常半眯着，好像静静地想着遥远的事情。他前额非常宽阔，表现得有大智慧。而他的皮肤，对于一个快将七十岁的老人来说，是十分幼滑，唯一例外是他左下颔的那颗著名的痣。正如一个外国作家的描写那样：「和其他人相比，他似乎用不同的材料构造。凡人的情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

---冀朝铸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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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记述：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青年知识分子王实味，书生气十足，他没有领会毛发动整风的意图和指向，只凭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开始奋笔疾书，他凭自己对延安的感悟，挥笔在《谷雨》、《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的壁报上，用鲁迅笔法，对延安所存在的等级 制、官僚化、抗日后方的歌舞升平等现象进行“冷嘲热讽”。

他批评延安等级制是“食分五等，衣着三色”，“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延安出现了一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王还批评说：官僚化的大人物“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欲是神气活现”。王还说，当他想到“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汩中倒下”。而大后方，却是“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想到这些，他就“心脏震动”。

对毛爱说一句“天塌不下来”，王实味也不这么看。王批评说：“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末想到”。针对延安已出现的“黑暗”，王又说：“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王甚至还危言耸听到：“毛的鼓动、号召，让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们早己郁结在心中的愤懑之情爆发出来。”

面对眼里的延安，王实味感到失望，自己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抱着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奔赴延安，然而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竟让中国专制主义浸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肌体里，看上去颇有些“黑暗”。

王实味们的一番“妄议”，在随后康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因“书生气”十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李锐说：在十多天里，延安就有1400多人，被抢救成了“特务”，并于1947年春，延安保卫部门在转移时，经康生批准，将抢救出来的王实味等“重刑犯”100多人，于黄河边全部处决。

---毛时代不能“妄议”的恶果
作者: 山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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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河北平原的“徐水的共产主义社会”，既是大跃进史册里重要一节，也是中国现代史绝对不能忽略的光彩一页。
河北徐水县多年来是个灾害迭出的贫瘠之地，20世纪50年代有人口31万、土地79万亩。1957年粮食平均亩产200斤，1958年在县委书记张国忠领导下，一时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大跃进典范。

张国忠将多年 行伍擅长运用的军事思维，移植到大跃进建设中去，他打破全县原有行政区划，将全县农民重新组成军事组织似的93个团，下属29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想起10年后“文革”时期，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中，“团营连排”组织也比比皆是），上下工要列队，按军事口令行动。所有老人都进了幸福院，小孩都进了幼儿园。全县22万5千余名社员在1693个公共食堂吃饭，公共食堂是县委认定的“共产主义的萌芽”。

---徐水1958 毛泽东被忠议声簇拥着
作者: 牛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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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刚开始合大伙时，有些社员家里由于孩子多，劳力少，经常吃不饱饭，便偷偷把藏起来的锅拿出来，或熬糊糊，或焖山药，垫补一下肚子。当时，这是严重违规的。按照集体化的政策，就算想喝口热水都得到食堂，家里烟囱不准冒烟。那时舅舅所在的生产队，每到早中晚吃饭时间，生产队长便拎把大锤，站到堡 墙上四处张望。只要发现谁家里冒炊烟，就急忙爬下来跑过去，不由分说地把锅台给人家刨烂，用大锤子把锅碗瓢盆一顿乱砸。

生产队长砸锅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把铁锅拿去炼钢。当时，全国都在高喊“超英赶美”的口号，到处是土高炉，上上下下都在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民间几乎所有铁制品都被弄到炼钢炉里去了。

生产队长经过一番整治，社员们都不敢偷偷生火了。可大队领导还是不放心，1959年初还采取过防微杜渐的方法，就是社员们互换住房。你家的房子腾出来，让别人去住，你又去住其他人家的房子。这样一来，谁家都不能再藏什么东西了。

得胜大队下设四个生产队，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另外还有妇女队长、民兵排长、会计、出纳、记工员、饲养员、保管员，技术员等，俗称“八大员”。这些人组成“队委会”，他们是生产队的统治阶级，掌握着一个队男女老少的命运。

---生产队那些事
作者: 韩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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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及其《五·七一工程纪要》，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按说在九大开过之后，就应该出现。要是毛泽东还听得进别人意见的话，那么早该尽快结束文革，发展国民经济。由于毛泽东的一意孤行，导致了这个转折直到林彪反抗失败之后，才姗姗来迟。为此，邓小平赶紧上书效忠，陈毅得意忘形，拼 着一付老命，落井下石。原先被打倒的权贵们，纷纷从地上抬起头来，盼望着圣上扔出赦令。于是，毛泽东再一次发挥出因势利导的变色龙本事，把以往的作孽朝林彪身上顺手一推，朝着倒地的权贵们和颜悦色地做起了好人。且不说这些权贵被打倒之前做过些什么，就凭着他们这付下贱的模样就可以想见，没有一个是冤枉的。只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林家父子的惨死，总算换得了“抓革命、促生产”这六个字。在革命的名义下，生产总算有了合法性。换句话说，在疯狂得不知如何了结的互相残杀中，大家总算有了活下去的可能性。

---毛泽东文革：在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中同归于尽
作者: 李劼


从天下退向床笫
如果说，九大以后的毛泽东不用头脑思考，而是凭着意志行事；那么林彪事件之后的毛泽东，不再以思想和原则取人，而是跟随着身体的感官起伏了。毛泽东从林彪事件上吸取的教训之一，也许就是思想是靠不住的，原则也是随时可以变动的。唯有跟他同床共枕过的女人，或者血缘关系上的亲属，肯 定不会背叛他。比如，是他床上的女人，发现了有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了窃听器。更不用说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替他冲锋陷阵。即便是从他龙床上毕业出去的谢静宜，不管权力地位如何的不断升高，对他的忠心耿耿却是始终如一。据毛泽东最信任的侍妾回忆，毛泽东晚年最后定下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毛泽东的女人占了二席（江青，张玉凤），毛泽东的亲侄子占了一席（毛远新），毛泽东的大内侍卫占了一席（汪东兴），毛泽东的忠实信徒占了一席（华国锋）。可说是个典型的毛家班底。那位侍妾还回忆道，当江青不解地问毛泽东、为什么没有王洪文和张春桥时，“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不让老帅们掌权，无疑是吸取了林彪背叛的教训。不让王洪文和张春桥进政治局，则是对这二个人不放心。王洪文是个刘盆子式的人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张春桥又过于老谋深算，无论是毛泽东的女人还是毛泽东的亲侄子或者毛泽东的侍卫，全都压不住这个军师般的政治人物。在毛泽东的权力中心里，张春桥扮演一下亚父范增出出主意是可以的，但高踞决策层却是危险的。且不说毛泽东的这个如意算盘是否把机关算尽，也不说那位侍妾的回忆是否真切，更不说网上流传的这个回忆究竟有多少可信度，能够肯定的是，毛泽东对身后的权力所属，确实非常上心。

假如上苍再给毛泽东十年、二十年的寿命，那么不仅张玉凤升入政治局常委，还有谢静宜，王海容等等一大批毛泽东的女人们，进入权力中心，从而体现毛泽东的妇女解放理想，还可以美其名曰：让半边天们来担纲整个天下。江青主政，张玉凤主管内务部，谢静宜主管教育部，王海容主管外交部，然后再找个小女兵或者美丽的文工团员在床上栽培一下，就可以主管国防部了。毛泽东的天下就此安排得妥妥帖帖。如此一个以床治国的新时代，如同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如同茫茫大海中看得见桅尖的航船，如同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从中南海边冉冉升起。这是秦始皇所不敢想像的，也是秦始皇即便想得出来也断断乎做不到的。

要是真的弄出一个列女治天下的景观，倒也不枉了毛泽东读了场《红楼梦》。只是毛泽东在床上栽培的那些女子，实在太平庸。且不说没有一个及得上王熙凤，更不用说找不出一个贾探春，就连及得上鸳鸯水平的，也一个都没有。真是女到用时方恨庸。当初上床时也不考察一下人家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一味的猴急着满足欲望，如同解决内急一般。结果弄得武则天空缺，慈禧太后空缺，王熙凤空缺，甚至连晴雯鸳鸯平儿都通通空缺，终使以床笫治天下的创举成为南柯一梦。

---毛泽东文革：在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中同归于尽
作者: 李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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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两次催促
1971年林彪只有两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一次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出席焰火晚会，另一次是6月3日，陪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1971年5月1日，我在毛家湾林彪办公室值班。天安门广场白天没有活动，主要是由各大公园组织欢庆活动， 林彪没有参加游园，在毛家湾休息。当晚天安门广场燃放礼花，因为毛主席要出席，所以通知林彪出席。林彪根本不想去。从庐山下来后，林彪的情绪一直低沉，哪里也不想去，原来仅有的踱步和“转车”（坐上汽车开到野外狂奔）也几乎没有了，几乎整天就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不与任何人交谈，也不听讲文件。

放焰火的时间马上就到了，林彪仍迟迟不动。周总理亲自打来电话催问，电话是我接的。周总理说：“林副主席出发没有？叫他快来，主席已经出发了。”我立即向林彪通报，林彪没有表态。以往集会都是林彪比毛主席早到，叶群也是这样要求的，而这次林彪还是没有动。

周总理又打来电话，电话还是我接的。周总理再次请林彪赶快到天安门城楼来，说“主席已经到了”。我立即向林彪通报。叶群也在一边催促：“必须去，总理也打电话催了。”我注意到林彪的表情非常勉强，愁容满面，明显地很不情愿。但他还是站起来了，在内勤帮助下穿上大衣。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周总理两次打电话催促，林彪可能就真的不去了。因为林彪一向尊重周总理，不愿意驳周总理的面子，这才勉强去天安门城楼应付一下。

专车早就备好了，毛家湾到天安门城楼很近，那时路面上车很少，不存在堵车的问题。但毕竟林彪出发时就晚了。警卫秘书李文普陪着林彪去天安门，据李文普回来说迟到了。

杜修贤在当晚拍摄的唯一照片上，可以看出林彪低垂着头，蜷缩在一边，这应该是真实心态的流露。而林彪笑容满面和毛主席走过欢迎人群的那张照片，不是这个五一节晚上拍的，林彪在这个五一节的晚上迟到了，而且他也是绝对笑不出来的。

---林彪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
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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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先天性格，以及青少年时代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他读的杂书（他崇拜曾国藩，认为“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他形成至少三个特性﹕

一是冷酷无情。毛不仅对母亲，对他的父亲更无情，父亲“死前想见儿子一面，但毛没有回去，也没有对他的死表示任何悲伤。”这点可能是革命者的通病，据说邓小平连 他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参加革命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毛后来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中充分展示了他残忍的一面，无论是暗杀刘志丹，陷害张国焘，给王明下毒，制服周恩来，逼死高岗，凌迟刘少奇等等政治角斗，他都是最后的赢家，这都与他更残忍、更敢下手有直接关系。

二是崇尚暴力。毛在19岁时，就跟同学说，要“将唐宋以后的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对后来的文革烧书，其实毛早就有想象力。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那本解读二十世纪历史的名著《现代时代》总结说，所有的革命领袖，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等，都是暴力的崇拜者。毛是他们之中掌握权力时间最长、杀人最多的。

很多研究毛泽东的人可能都认识到，“吸引毛的是野蛮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会结构的暴力。这正是苏俄社会革命的模式。”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简称毛传）却对此有独特视角：“毛不是从理论上信仰这种模式，而是从性格上走了进去。”强调了毛的性格在他热衷暴力上的先天作用。

例如，今天人们反思为什么中国会发生一场暴力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它早就有“预演”﹕刚三十出头时的毛领导的那场湖南农民运动，就是场暴民运动。中国人熟悉的毛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其实被删了结尾一句﹕“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暴民们有两个武器，一个是“梭镖”，可以随便捅破他们认为是“土豪劣绅”的肚子，另一个带“高帽”游街示众，让人羞辱到“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后来的文革，可以说是当年毛领导的湖南暴民运动的现代版。

毛上井冈山后，抓到第一个当地县长，下令用梭镖捅死了。毛第一次反围剿时俘虏到的国民党旅长，杀死后，尸体被倒吊树上，毛指着身旁的尸体对红军发表讲话。在江西镇压所谓反党“AB团”时，毛下令“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份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据当时中共文件，动用了一百多种刑法，进行内部清洗屠杀，导致红军一万多人死亡。

三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如果毛都是这么鲁莽地杀杀杀，他难以获得或掌握权力。但正像他自己所坦白的，他身上还有“猴气”，甚至比刘邦还要狡诈的流氓气。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向党内对手认错、赔笑脸，到敌营喊“蒋委员长万岁”，到莫斯科振臂高呼“斯大林万万岁”（虽然心里不服气）；但一旦得势就“绝不饶人”。

西方一些“中国专家”以浪漫情怀研究毛泽东，认为毛发动文化革命是出于理想主义。但实际上这场革命的主因是毛要清肃刘少奇等政敌。刘其实没有（也不敢）与毛为“敌”，只不过在六十年代初中共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替毛的冒进大跃进政策（造成几千万人饿死）遮丑，说了当时大多数中共干部的心声，结果毛嫉恨在心，终于在恢复“虎气”后，“虎”口喷人，把刘诬陷迫害致死。

毛对自己的“虎猴”两种气质的概括相当准确。面对知识分子，毛身上有“虎气”，他敢霸道，敢凶残，有大杀大砍的雄枭之气，因此能镇服或吸引那些心灵软弱的知识人。而对那些早期烧杀抢夺的土匪式红军，毛则是“知识分子”，他会写诗撰文，还雄辩滔滔，有猴子般的灵气。

毛的一生表面上打败了所有对手，连两个指定接班人也最后被打倒（致死），副手周恩来晚年也被批判认错，连他的战友妻子江青都战战兢兢，说她是毛的一条狗，让她咬谁就咬谁。毛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帝王，制造了空前的恐怖，折磨了整个时代。但自视胜利者的毛泽东幸福了吗？其实毛本人最后也成为毛泽东的“受害者”，他的那些异想天开、乌托邦式的“夸大妄想”，加上长期残害异己，恐惧被报复的“被害妄想”，也伴随而折磨了毛自己的一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据《毛传》，毛临死时已无法说话，但却关心当时要被赶下台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消息。所以，直到死，毛还对权争、下台（即使是他人他国的）仍非常敏感和关注。毛一生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可见在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之际，他的悲哀和绝望，他的怨恨和愤怒。其实毛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他的仇恨，他的野心，他的愤怒，他的焦虑等等，烧焦的。

---毛泽东为什么会变成魔鬼？
作者: 曹长青


毛的个性
毛从小就有反叛而奸巧的性格。据旅英华裔作家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毛“十岁就从学校逃走”，“至少有三间私塾因他的倔强不服管教而委婉地请他父亲‘另请高明’。”毛晚年自己总结说，他不仅有“虎气”，还有“猴气”。例如毛小时候被父亲责骂后，跑到池塘边威胁说，他要跳下去，父母只好 屈服。毛后来回忆说，“他们怕失去儿子，这是他们的弱点，攻其弱点，就能取胜。”才十几岁的孩子，就知道玩这种手段，即使对父母。

毛的青年时代，正遇到中国社会巨大的变迁。毛两岁那年，清朝战败，割台湾给日本；清帝国被结束后，各种所谓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包括马克思学说也涌进中国。性格反叛的毛，与打破旧制度的“革命”等想法一拍即合。这个时期毛的世界观开始成型，其特点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当时毛在一本德国哲学家的书上眉批﹕“世界固有人有物，但皆因我而有”。这种“我是最重要的，世界要为我而存在”的想法主导了毛的一生。

即使对他自视最有感情的母亲，毛都表现出自私的一面。例如他晚年毫无悔意地回忆说，他母亲临死时，毛为了只记住母亲的美好印象，而不是临终的痛苦模样，因此告诉母亲他要离开。因此在母亲咽气之际，毛不在她身边。即使这种时刻，做儿子的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而不顾母亲对儿子最后的眷恋，自私至此，毛后天的残忍已显露倪端。

---毛泽东为什么会变成魔鬼？
作者: 曹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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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十分罕见地将马列主义的现代汉语版与中国演义小说中的暴民意识天然浑成为一套革命话语。其中不仅有“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方针，而且还有如何取胜的“三大法宝”，再加上一套套如何改造和控制人们思想的精神奴役术，连同漂亮宏伟的理想主义包装，从解放一个村庄，到解放一个城市，再到解放一个国 家，最后还有解放全人类。其气派，其精致，简直是美仑美奂。最野蛮的行为、最黑暗的心理、最无耻的方式、最牛皮的吹嘘，十分奇妙地组合到一起，构成了一座宏伟精致而又简单明了的话语迷宫。不但中国人被哄得晕头转向，就连西方人也都被唬得两眼昏花，不说五体投地，至少觉得神秘莫测。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绝对不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毛泽东凭借其话语构建能力所玩弄的那套帝王术，说穿了也是很简单的。比如，他擅长于对着文化人耍流氓，然后反过来又对着赳赳武夫扮演文化人。当知识分子要求自由民主的时候，毛泽东用“不开饭”、或者赶到工厂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就轻而易举地摆平了；而他一转身面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绿林武夫，又会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去阅读一下《红楼梦》，还煞有介事地一再问道：看过几遍了？两遍？不够，至少五遍。如此等等。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应该都知道这种手法的。

---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
作者: 李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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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遂川学会“打土豪分浮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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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通过许世友告诉我们林彪出逃的消息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从南京打保密电话给王洪文：“刚才，总理给我打电话，要我通知你，你们那个姓王的上级的上级跑了！懂了吗？”

王洪文拿着电话一听，愣住了，没有反应过来：“你再说一遍。”

许世友大声地说：“你们那里到庐山去开会的姓王的，知道吗？”这样 说，王洪文明确意识到这是指王维国。

王洪文说：“知道，知道。”

许世友又说：“他的上级的上级跑了，现在听懂了吗？”

王洪文想：王维国是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的上级是南京军区空军，南空的上级是在北京的空军总部，空军司令是吴法宪，吴法宪在庐山犯过错误，给毛主席写过检讨，开“批陈整风”会时，毛还严厉地批评过他，王洪文的领会是吴法宪跑了。

许世友很急，电话里又不好说林彪跑了，只是不停地问：“你听懂了吗？你听懂了吗？”

王洪文回答：“懂了，听懂了。”

许世友挂了电话，任务完成。许世友是在南京军区打的电话，没想到我们会把南京军区空军作为空四军的上级，这样就差了一级。王洪文按照空军的机制去想，只想到吴法宪为止。我们随便怎样都不可能想到林彪会跑了，听了半天电话说“懂了，懂了”，结果还是没有听懂。

王洪文搁下电话，赶快跑到康平路我的办公室找我。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上海的工作。他详细地叙述了许世友的电话内容，我们两人又仔细地分析，结论还是：“吴法宪跑了！”

我说：“空军司令调一架飞机很容易的，可能他飞走了。不过，他究竟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王洪文也想不通：“国内不象，总是朝国外跑。”

正当王洪文与我密谈的时候，市委机要室送来一份绝密电报：《毛泽东摄影画册》暂不发行，特别提到第几号、第几号照片要删掉。这本画册不仅在北京发行，还在上海制版印刷。我马上拿出早先收到的画册目录，一幅幅对照，一看，这些指令删掉的照片竟然全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也就是说凡是有林彪出现的照片都要删掉。王洪文和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是林彪呢？难道他跑了吗？但是在没有正式看到中央文件以前，我们都不敢指名道姓。

---徐景贤最后回忆
作者: 徐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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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7月，毛澤東到上海布署掀起反右運動的高潮。華東局書記兼上海市市長柯慶施殷勤接待。柯慶施深知毛寡人有疾，遂委派親信張春橋約上官雲珠與毛澤東談話。情場上拚過來的上官雲珠聰慧超人柔情似水。兩人在錦江飯店跳舞游泳，之後又在領袖下榻的住所長談。在這之前，上官雲珠因主演過不好的「壞電影 」，已被廠里列入「右派」名單，卻想不到一下峰迴路轉，成為「重點保護對象」，接著主演了《小白旗的風波》、《南海潮》等影片。1962年還入選「「「「新中國」」」二十二大電影明星」之一，和上海市政協第一、二屆委員和第三、四屆常務委員。真呌時來運轉!

美麗，對於一個女人既是高貴的資本，也是倒霉的災難，故有「自古紅顏多簿命」。上官本有國色天香之美，加之此時又對「偉大領袖」溫柔恬靜應對如儀。毛大喜過望，聖心大動。兩人相契，遂訂私情。其間，柯慶施特意把毛的住在上海的前妻賀子珍(其實沒辦過離婚手續)送往外地療養，以策萬全。以後，毛悄悄把上官帶到北京，在豐澤園小住。此時這位中國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是個神秘人物，對外身份是御用的專職「按摩師」。

其後，毛澤東或專機或專列臨幸上海，也召見上官雲珠重溫舊情。但是後來「偉大領袖」漸漸地把她淡忘了但上官雲珠卻鍾情於毛。她哪知毛就是這麼一個喜歡厭舊的君王，玩過的女人上千上萬，誰不是下床就忘。更何況他是個「鐵XX」(肖三語)，每天沒女人陪就睡不落覺，心裡哪還有上官雲珠。而上官雲珠卻痴心不改，秋水望穿。1961年11月，她用練就的瘦金體書法寫下陸游的《卜算子詠梅》，寄給毛澤東以訴相思之苦：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毛澤東為其真情所動，寫了一首《卜算子詠梅》的詞回贈她：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毛這首詞本是偷情之作，不久公開發表，卻被馬屁文人們大肆捧頌，認為是首鬥志昻揚，豪情萬丈，「反帝反修」戰鬥的「革命號角」。於是人人背人人誦，視為「一句頂一萬的真理」，這是何等的無知與可笑啊!

---美女影星上官雲珠文革自殺之謎
作者： 鐵流

图1：1961年5月1日，上官云珠（右二）与王丹凤（右一）、白杨（右三）、徐玉兰（右四）等和毛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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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不是“我失骄杨”，是“我杀骄杨”！
彭德怀部退出长沙不久，毛泽东亲率红军包括彭部再次攻打长沙，二十余日未克。这对杨开慧来说无异是一道催命符。杨开慧生性娴静，诗礼传家，不赞成打打杀杀，她在日记中说“杀，杀，杀！耳边只听见这种声音。人为什么这样狞恶！为什么这样残忍！……我要一个信仰 ！来一个信仰罢！！”杨已多年没有参与共产党活动，政府也就没来找过她的麻烦。这段写于1929年6月21日的日记的另一层意思恐也表达了杨开慧对毛泽东及他领导的红军的不满，对真实的共产党的否定，微言大义，她要一个信仰！显然，这个信仰不是她原先的的共产主义信仰。

这次，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认为毛泽东太过火了，于1930年10月24日拘捕了毛妻杨开慧和子毛岸英。当时开慧母子住在距长沙市中心区55公里的长沙县板仓（现名开慧乡）娘家，去市区的路上，毛泽东没有保护他们，甚至事先都没有向杨开慧私下传递过要攻打长沙（以便她携子躲开）的消息。这时，何键仍网开一面，只要杨开慧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关系就放她自由。杨开慧没有这样做，她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女人，笔者母辈那个时代的中国女人从一而终的观念依然浓烈，即使知晓丈夫背叛了自己，杨开慧仍爱着这个毛泽东，痴情女子负心汉呵。

1982年和1990年才在板仓老家夹墙里发现的杨开慧日记和未发出的信函中，显示了她思夫几近疯狂，1930年1月28日杨开慧记有：“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等，眼泪……”。她也猜到丈夫己有了新欢：“一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他丢弃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翻腾，以后的事我也假定……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的了！”“他难道不思想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但这个怨妇仍深爱着负心汉：“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真搞不懂杨开慧爱毛的什么？强旺的性能力?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害。杀杨开慧的是何键还是毛泽东？陈世美派侍卫长韩琪去杀妻灭子，毛泽东让国民党何键去杀妻灭子，有何本质区别！事后毛竟说什么“我失骄杨……”，事实是“骄杨失我”！“骄杨失我”后就危如累卵了。当时的中共负责人李立三曾询问过杨开慧被害事，毛泽东谎称不知道杨去了哪里而未及保护。一个守活寡的年青女人带着三个孩子，被丈夫扔下后能去哪里？只有投靠娘家人了，那个地方上门女婿也去住过的。

1929年2月12日“朱毛红军”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杀于赣州，头颅悬挂城头，杨开慧知悉后心头就已升起了不祥之兆，她在日记和未发出的信函中多次提到了“死”， 说“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难道毛泽东判断不出这一结果？就算毛泽东没有借刀杀人之心，他也完全分析得到“骄杨失我”后必然演变成“我杀骄杨”！官府把毛家祖坟都挖了嘛，在世的妻室岂能全身而退。杨开慧代毛泽东挨枪子时，毛泽东正和贺子珍快活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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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尼克松一起看体育表演
在为尼克松安排的一系列欢迎活动中，有一项是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表演。我有幸被选中去首都体育馆做观众，虽然是近两万人之一，但也要做严格的政治审查，还要开会学习注意事项。

那天的要求非常严格，几点到场，从哪门进出，穿什么衣服，什么表情，都规定的很细致。服装的要求 又给我们出了难题，要穿得漂亮，鲜艳。

北京的二月正值寒冬，这个季节没什么漂亮衣服可以穿。再有就是自文革开始后，还有多少人存着光艳的衣服？反正我是没有一件花衣服，除了蓝的就是灰的，或是国防绿的军装。

我上上下下，跑前跑后地找朋友同事亲戚借衣服，还是没有收获。正赶这个时候，小舅舅、小舅母来北京探亲，他们刚结婚不久，小舅母做新娘时穿的粉红色缎子面棉袄倒是很漂亮，我穿着也合适，但我又拿不准文革期间穿这样的衣服是不是太过分了，又去找朋友借了件花罩衣套在了上面。

一切准备停当，2月23日晚，我们像去完成一个庄严而神圣的任务一样，奔赴了首都体育馆。

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正式开始前五分钟，有组织的观众们都脱掉了棉大衣。瞬时间观众席上的颜色把我惊呆了，这么多年来早已适应了阴暗颜色的眼睛真有点眼花缭乱。不知道这些人从哪儿找的这些衣服，看来破四旧还很不彻底，今天绝对是压箱子底服装的大PK。

绝大多数的女观众都穿上了非常鲜艳的绸缎、织锦缎小棉袄，（那天观众男人较少）有些很老式（没准解放以前的存货）但颜色绝对漂亮。那天，17岁的我真开眼了。

7点半钟，周总理陪同尼克松夫妇步入大厅，场内的掌声不很热情，观众脸上展现的是不卑不亢含蓄的笑容（这是事先规定的）。

坐定以后，运动员入场，上百名运动员举着红旗，在运动员进行曲的伴奏下迈着整齐的步伐列队进入，场上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那声音很震撼，笑容也自然了，同几分钟前比较，真是很滑稽，很有戏剧性。

真不知道尼克松当时是什么感觉，“中国人有点意思，挺会演戏的”。紧接着是体育表演。太具体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乒乓球、羽毛球等。印象最深的是体态臃肿的庄则栋和张燮林打了一场，不怎么精彩。当然还有其他有名运动员的表演，无论精彩与否观众报以的掌声都非常热烈。

表演结束以后，我们以同样控制着的掌声送走了尼克松夫妇，再回头一看观众席，瞬时间从那五光十色十分耀眼的画面一下子变成了黑灰色，这是人们又套上了平时穿的大衣，我那欢快激动的心情也随之暗淡下来。

一晃40年过去了，文革时发生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扼杀了多少美丽，多少颜色，多少快乐。制造了多少悲剧，多少闹剧，多少丑剧。我们能够忘记吗？

---作者: 刘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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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5.25 - 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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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幽灵
晚年的司马璐给毛泽东画了一幅像：“毛泽东的政治性格与文学风格与他的爱情一样，他是多情的而又无情的，冲动的而又固执的，机智的而又僵硬的，多变的而又顽强的，夸大狂的而又自卑感的，极度现实的而又不可捉摸的，浮躁浅薄的而又令人莫测高深的。总之，他绝对自我中心，敌乎？友乎？以 我划界。他随时能够否定昨天的自我，而又抛出今天的另一个自我。他不相信任何人，但又懂得争取每一个人对他的好感。他崇拜权威而又对权威挑战。”“一个极端自大而又极端自卑的人，实际的内心世界一定是感到极端孤独的，愈孤独，愈疯狂，愈疯狂，愈孤独。两者互为因果。”

司马璐举了下面这个例子。

法国戴高乐时代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劳（Andre Malraux），1965年在北京会见毛泽东，在他的记述中说，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有如一块石碑”，“像一块古铜的皇像。”“他走起路来，就像从帝皇墓冢中升起来的传奇形象。”马尔劳一再和毛泽东道别，毛一再和马尔劳说：“我是孤独的。”马尔劳在记述中说，“他（毛）的声调非常奇怪，那是辛酸，又可能是讥讽，但最明显的，还是那股骄傲之气。”马尔劳这次会见毛泽东，正是“文革”前一年，正是一个迷惘时代的毛泽东，从这以后，到死亡，毛泽东一直在迷惘之中。

最后，司马璐告诫世人：“毛泽东一生利用过无数的人，在他死亡前后又被无数的人利用过。他的躯体被一部分人利用，他的灵魂又被分割为不同的人利用；如林彪，四人帮与邓派，乃至今天中国的统治者都是。”“毛泽东的催眠、愚民政策，封闭与无知的确是很可怕的，他不仅贻害我们这一代，甚至会贻害中国几代人。今天的中国应该彻底抛弃毛泽东的幽灵。”

---司马璐谈毛泽东
作者: 袁斌


政治魔术师
在司马璐看来，毛泽东就是一个政治魔术师，他对人的贬褒，全凭自己的政治需要。他可以把千万人玩弄于手掌之中，又可以毁灭政敌于倾刻之间，他可以操纵和导演喜怒哀乐各种不同角色的木偶戏。

毛泽东和周恩来斗争了一生，在中共党史上毛周斗争是个纲，也是最大的禁区。他利用刘少奇时，曾多 次赞扬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他利用高岗时，曾在陕北说：“做群众工作，我们就得向高岗同志学习。”

毛泽东利用的对象不断变换，利用刘少奇时，打击的对象是周恩来，延安整风，毛刘联盟整周，文革又联周反刘。毛泽东利用高岗时，起初也利用高反周，中共建政后，又利用高反对刘少奇，所谓“高饶联盟”实际上是毛泽东制造的。

文革初，彭真根据毛泽东的定调提出“二月提纲”，然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清算彭真，又再由周恩来清算刘邓。毛泽东整治或打倒一个政治敌人，不须自己动手，往往制造一个政治圈套，由对方控一个坑，再“请”对方自己跳进去。

司马璐说：“毛泽东的政治战略和斗争战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孤立敌人，攻其无备，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历史上很多毛泽东的对手，都相信自己是毛的‘亲密战友’等到挨批，已经面临绝境。”

---司马璐谈毛泽东
---作者: 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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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央红军只有30位女红军获得开恩，被准许跟随大队伍撤走，这些幸运的少数女红军大多是首长夫人，其中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李德夫人萧月华、毛泽东夫人贺子珍、毛泽东兄弟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保卫局长邓发的夫人陈慧清、博古夫人刘群先等。其余随军女红军则为护士卫生女兵等。在这30位女红军中， 有5位首长夫人在途中产子，其中有邓发夫人和毛的夫人贺子珍。这些女红军的孩子产下后会即刻送给当地人收养或直接遗弃。
有关贺子珍这段经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张戎访问了在井冈山即认识贺子珍，与她情同姐妹的陶铸夫人曾志，以及与贺子珍一同走这段长征路的刘少奇前妻谢飞，谢飞为卫生部干部团的女兵，当时还没有嫁给刘少奇，因是卫生兵获准随大军撤退。此外还访问过专门护送过怀孕中的贺子珍的干部休养连的连长侯政。张戎此书根据她的采访，生动还原长征时的已婚女同志如何在艰苦卓绝的行军打仗时仍然要满足丈夫的情欲，从而饱受怀孕产子，产子又加以遗弃的巨大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这给她们心灵上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巨大创伤。书中提到有个女子在行军中临产，自己一步步走到宿营地，第二天生下来的孩子被遗弃在空屋上的稻草堆上，身上蒙着稻草，哇哇地哭着，母亲又踏上行军路。张戎说，“长征路上生孩子宛如酷刑”。在长征途中产子的邓发夫人陈慧清分娩时，痛得在地上打滚。

贺子珍分娩忍受了巨大痛苦，但作为丈夫的毛却相当冷漠，毛竟然未去探望过一次。后来在行军路上，贺子珍告诉毛，孩子被遗弃了，毛只点点头，说她做得对，令贺子珍非常难过。贺子珍对朋友说，毛有句话让她很受伤害。毛对别的女人说，“你们为什么怕生孩子？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搭好就生下来了。”赤裸裸地将妻子贺子珍视为泄欲生产工具。在毛与贺子珍的关系中，既看不到中共宣传的革命同志的情谊，连从五四运动以来女性争取的妇女权利和独立人格也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传统夫权对女性的欺压，只是多了一层革命的虚伪粉饰而已。

贺子珍，这位为中共和毛泽东付出了为妻为母如此惨痛牺牲的革命女子最后结局非常凄凉，惨被革命领袖兼丈夫无情抛弃，因而换上严重的抑郁症。1938年她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在苏联养病期间，毛已另结新欢，有了新的夫人，上海滩来的明星江青。就像在中国历代帝王的深宫禁苑，失宠的妃嫔被打入了冷宫一样，革命圣地井冈山的“永新一枝花”从此凋谢。

---长征途中男性的情欲和女性的苦痛
——毛泽东妻贺子珍的悲剧
作者: 蔡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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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是典型的两面派、伪君子
毛经常批判“两面派”、“伪君子”。茅于轼认为，毛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茅于轼写道：“毛泽东自己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但是他教导别人要学张思德，白求恩，雷锋，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教育别人要有纪律，不要自由主义，而他自己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他 教育别人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可他自己却是一个大阴谋家，专门拉一派，打一派；他教育别人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是，牺牲了还有什么胜利可言？可见牺牲的是别人，胜利的是他自己。”

---茅于轼评论毛泽东
作者: 王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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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口口声声说，中共革命是为穷人打天下，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社会，但上台后革命的领袖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红色帝王，革命领袖们所享受的特权比他们痛骂的万恶国民党政府还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毛来成都时，全国正在大跃进高潮中，全国人民累死累活，日夜苦战大战，但下榻金牛坝的毛皇帝却过 得非常逍遥快活。他每天睡到中午一点才起床，只有去都江堰一天例外。下午有时开会，有时就在随从陪同下，兴之所至地四处窜访。吃了晚饭后就是娱乐时间，主要是看川戏和开舞会。当时成都的川剧名角都被叫去为毛唱过戏。李志绥回忆录说，毛喜欢川剧，因此他在金牛坝时，小礼堂天天晚上都有川剧演出。从此以后，各地为毛兴建豪华行宫，都会建有小型演出礼堂，好让毛观赏川剧。

晚上的舞会则是找年轻的女文工团员来伴舞。我有个亲戚曾到金牛坝为毛做过舞伴。她是位声乐家，后来在四川音乐学院任教，年轻时在成都战旗文工团当歌唱演员。文革后期曾亲自听她讲过毛这次来四川，她去金牛坝参加毛舞会的一些细节。她说，毛坐在沙发上休息时，就叫她们这些小鬼坐在他的沙发扶手上聊天，还两手握着她的一只手亲切聊了很久，让她很感动。她记忆最深的是，毛的手很大很温暖，但她感觉软绵绵的，不像男人的手。一个有权力的老男人如此与年轻貌美的女子相处，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放在今天，一定会被视为恶心的性骚扰。但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巅峰的那个时代，完全不会想到毛是好色，只会解读是伟大领袖爱人民。而那只手，因为没有劳动过，没有长肌肉和茧吧，再加上养尊处优吃得丰富，胶原蛋白多，所以软绵绵，不像男人。

---毛泽东在成都的行宫金牛坝
作者: 蔡咏梅

图：北京： 毛泽东向一位扎着小辫子的红卫兵女战士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并亲切地握住了她的手。9/28/1966
（中间者：萧华，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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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独裁资本，为很多人认同也是他引以自豪的是：用枪杆子打败国民党，建立红色王朝。似乎从井冈山的造反到内战胜利是刀把子理论的无可置疑的证据。但事实可以另作结论——延安之前是“杀人放火、占山为王”；延安之后是“感谢皇军、感谢苏军”。尤其后八个字，已为大量史实所佐证。毛多次对日本人表示感谢 ，谢绝赔偿。君无戏言，宁可不信？国军抗日牺牲220名将军而一败再败，苏军又提供大量战利军火。因此，当重庆谈判，中共高层已经接受“和平民主新阶段”时，毛有胆识可以打败国军，而推翻政治局参与联合政府的决议。一言以蔽之，中共之得天下，并非靠毛所谓“十几万支破枪”而成其霸业。

一九四九年建国之后，倒真是发挥了枪杆子、刀把子的最大功能。可悲的是，红朝65年，党的刀枪所指，是手无寸铁的百姓和体制内的不同政见者。从土改、镇反到大饥荒、文革浩劫，数千万计的无辜牺牲者，都成了刀把子理论下的亡魂。

---刀把子！枪杆子！
作者: 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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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毛画像引发的风波

这张传单，印行于1966年8月26日，署名“北京十七中革命师生”。传单声称发现了“一张极端反动的画像”，就是图2这张画像。这幅画像是1965年11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上海市美术印刷厂印制。

据传单讲，画像里的毛主席是站在“夕阳照射下”的天安门城楼上，“举起的右手是苍白消瘦的 ”，落在胸前的影子构成一把刀子直指咽喉……诸如此类，有六条之多。仔细察看画像，就知道这不过是神经质的无端猜疑罢了。事实上，在红卫兵最活跃的“红八月”，这种恐怖心态下的猜疑在在皆是，由此而酿成的政治事件不胜枚举；但最后竟怀疑到伟大领袖画像上，也着实是登峰造极，亦可称之为一种“反噬”吧。如今重读此传单，恍如隔世，却又有似曾相识之感。以下传单全文。

特 急 通 告(语录略)

全体革命同志們：我們发现了一张极端反动的画像，这幅画像题为《中国人民的偉大领袖毛主席》，它恶毒地辱骂了我們最最敬爱的偉大领袖毛主席！它恶毒地辱骂了我們社会(主义的祖国)。这幅画里，把牛鬼蛇神描写的纷纷出笼了，他們向我們偉大的领袖毛主席发起(了猖狂的)进攻。

一、画像里的毛主席是站在夕阳照射下的天安門城楼上。这是为什么?

二、画像里的毛主席举起右手，落在胸前的影子以第二个钮扣为轴构成一把(刀子，直指毛主席)的咽喉。这是为什么?

三、画像里的毛主席举起的右手，是苍白消瘦的，毛主席脸的左边是铁青色的，这是为什么?

四、画像里毛主席的左肩边上用几个字构成一个草綠鬼，恶狠狠地扑向毛主席，这几个字是“三、八、亡”，倒过来看有个“毛”字，这是为什么?

五、画像里的石栏上，隐隐有几个牛鬼蛇神，虎视眈耽地，这是为什么?

六、画像里，在毛主席头顶上有“蒋介石”等字样。在上边还有“国民”等字样，这是为什么?我們仔細看了这幅画以后，非常气愤，这些都是为什么?为什么?！！！

我們决不允許阶级敌人如此猖狂！我們一定要打下这帮牛鬼蛇神的气焰，坚决砸碎他們的阴謀！我們特此提出紧急的建议:

1、必须迅速收回这幅画像。

2、希望有关部門迅速追查幷严惩搞鬼的混蛋!最后希望全体革命同志們，紅卫兵們，提高警惕，防止坏人搞鬼！并积极协助这项工作。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各地接到后請翻印转告)

北京十七中革命师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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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权力圈，是鳄鱼潭，也是绞肉机。那些在老百姓面前人模人样、威风凛凛的高管们，幕后却像豺狼狗一样彼此撕咬、血肉淋漓。对于这种诡异而冷酷的氛围，罗宇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所体会。小时候他喜欢去杨尚昆家吃饭，杨是中办主任，伙食丰盛。但后来父母不准他再去，因为不愿让其他人感觉到两家特别 亲密，他这才开始思考背后的奥秘：“中央这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係，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情报，为什麽进城之后，大家的关係变得疏远了，只是开会时见面，去公众场合见面，私人之间的交往就越来越少了？”答桉只有一个：毛最忌讳高干们结成朋党、威胁到他的独裁地位。

作为列宁式的政党，中共逐渐形成一套适应自身的“体制”和“规矩”，有些是明文规定，有些是“潜规则”。位居顶层的高官们亦作茧自缚。比如，林彪在修养期间，研究医书，有一年突发奇想，说要“减压”治病，要去西藏住，因为西藏气压低，便给中央写报告。毛让罗转告林，不同意林去西藏。罗宇感叹说：“他们这些人不是你想去哪就去哪儿，他们这一级干部去哪儿都得中央批，不批就去不了。”可见，出将入相者，人身自由亦少得可怜。

罗瑞卿是严密的公安制度的缔造者之一，他本人后来却成为受害者。罗宇在书中提及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上海会议上罗瑞卿被打倒，毛泽东组织一对对的高级官员前去探视软禁中的罗（不能单独去，彼此监视）。有一次，周恩来带了邓小平夫妇去探视，卓琳上楼看望罗瑞卿夫人，两人相对流泪。后来，这个细节居然出现在红卫兵的大字报中。可见，高级干部的一举一动都在“组织”的监控之中，那张天罗地网，无人能逃离。

---余杰：鳄鱼潭裡的生死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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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宇表示：六四镇压后，总参谋部严禁谈论的话题，除了谁下令向学生和市民开枪之外，就是谁签字调动解放军进城，谈论这个话题，将受到严厉惩处。罗宇说：“按照86宪法，调动军队是需要写作战命令的，作战命令要有效，必须三个人签字。三个人是：军委主席（当时是邓小平）、军委第一副主席（当时是赵紫阳 ）、军委常务副主席（当时是杨尚昆）。如果一个人没有签字，这个命令不能生效，军队是不能执行的。这张命令起草了以后，赵紫阳没有签字，所以这个命令是非法的。中国的很大的特色是：有宪法，而且宪法写得很漂亮，但是从来没有人按宪法办事。中国国内发生宪法和反宪法的斗争，都是反宪法的一方胜利。六四从宪法上来讲，是非法的。很遗憾，对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由于共产党的封杀，知道的人很少，我希望全中国人民都知道。”

---罗宇：邓小平调动军队镇压89民运违宪
      作者: CK
      来源: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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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的“政治遗言”
任仲夷被认为是中共党内开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据《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回忆：2004年7月，任仲夷写成一篇大文章《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并打长途电话对我说：“这是专门给你们《炎黄春秋》写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遗言’了。我希望你一字不要改动，全文发表。”此文 在2004年第8期《炎黄春秋》上发表。

任仲夷的“政治遗言”是什么？

概括地说，就是希望中共能够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

他说：“政治与经济如长期不相适应，我以为是最严重的失调……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它还是会掉下来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还会出大问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任仲夷的“政治遗言”为何成泡影？
作者: 王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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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既不是因为中共所言的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也不是因为苏联逼债，除了毛和中共高官的根本政策是错误的外，更重要的是中共的体制问题，在这样的体制下，农民根本不能自由迁徙。正如冯客所言：“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信息……的自由， 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

给各地主官阻止百姓外逃的上方宝剑是中共发的一个文件。1959年3月，在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称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

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更加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

比如在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之一河南信阳，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下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

《炎黄春秋》曾发表过尹曙生撰写的文章《曾希圣是如何掩盖严重灾荒的》，文章称1960年，中共中央先后派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朱德、陈云等高官视察安徽，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发现彼时的安徽正处于极度艰难的时候：每天都有人被饿死、整死；大量饥民拖儿带女外出逃荒，流落城镇街头、交通沿线，死于中途者不在少数，整个农村呈现出的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情景。

曾希圣和安徽省委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封锁消息呢？尹曙生的文章通过查看安徽公安厅档案保存的警卫工作总结报告摘要，发现具体措施是这样的：“对××的警卫，是在省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成立了专门办公室，下设接待、保卫等组，由省公安厅厅长、省人民检察院院长、省人民法院院长和省委统战部部长分别担任组长。

“省公安厅抽调相应人员，分赴沿线路段，调查情况，采取安全措施，通过基层组织，监控坏分子，沿途每5至6公里有一名县委委员，每1至2公里，有一名区、乡党委委员负责，市、县公安局则分段包干，各负其责，进行保卫工作。对住地、参观点首长可能接触到的人员事先进行政治审查，保证绝对可靠。食品、卫生等均作周密部署，确保视察期间的安全。”

“对已经决定前往视察的地、市、县，事先通知，交底，提出具体要求，做到心中有数。对参观单位和晚会演出人员中有问题的人要妥善处理；对危险分子，要调整班次，或以下去劳动的办法，暂时调离；对一般复杂分子，由党、团员，积极分子夹起来的办法加以控制。

“对中央首长要参观的合肥、淮南、蚌埠、马鞍山等16个较固定的单位，从中挑选1500名积极分子，来欢迎、接待中央领导；这些单位其他职工一律不准出现在领导视察的现场。对首长乘车参观途径的地方，一切有碍观瞻的都要在首长到达前清除完毕。”

在这样的严密封锁下，中共高官们看到的自然只是曾希圣希望他们看到的而已。

---中共封锁政策与两次老百姓饿死惨剧
作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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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删去的细节
一位老作家，告诉笔者一件事情：由于一篇和她有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她去访问该报总编辑胡绩伟。他们在延安时代就认识。在胡的办公室里，她偶然听到了这位总编辑和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电话上的谈话。
她说，胡绩伟和王光美在谈修改一篇将要发表的文章，是关于刘少奇的。 那篇文章中写到，刘少奇在被隔离囚禁以后，瘫痪了，还被绑在床上六个月，直到死亡。《人民日报》要删去写进文章中的这一细节，胡在电话上告诉“光美同志”，请她同意这样做，为了“党的形象”。

这位老作家对笔者提到这件事的时候，非常激动，她说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已经瘫痪了，不能走了，还要绑在床上，真是不像话。她说，她为这个党感到羞耻。

在1986年出版的高皋、严加其所著《文革十年史》书中，写道：“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78页）。

《文革十年史》在上市以前就被禁止公开出售。两位作者在1989年流亡国外。笔者曾经询问他们上述引文资料来源。他们说一定有出处，只是写作此书的材料都留在北京无从查找。

1996年出版的《文革档案》（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书中，也有这个细节（286页）。这本晚出的书里保留了这个细节，显然因为不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么醒目，或者因文革已经过去多年，刘少奇的事情不再被人注意，所以出版物审查者未再注意这样的细节。

在刘少奇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些别的细节，也相当可怕。其中一个是，1967年9月，把刘少奇的妻子逮捕并且把刘少奇的子女赶出家以后，在中南海刘少奇的家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

中共其他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也住在中南海。在那里连夜动工构筑一堵禁闭墙，一座监狱，一方面当然是毛泽东等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虽然听起来就象春秋战国篡位和夺权的故事，另一方面，难道也是因为他们喜欢就近欣赏刘少奇的悲惨境况？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一文中还有另外的一句话，“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疗糖尿病的D860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药，是比停止维生素，会带来严重得多的后果。

---刘少奇和文革暴力
作者: 王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