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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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奇书。

《仇视美帝 鄙视美帝 蔑视美帝》
《仇视苏修 鄙视苏修 蔑视苏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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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士弘：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肯定红卫兵行动不到一个星期，北京百多年来最恐怖的时期到来了。那时说恐怖也是有阶级性的。国民党搞的是白色恐怖，毛主席要的是红色恐怖，红色恐怖万岁！在众多红卫兵小报中就有一份叫《红色恐怖报》还是用集成的毛手书做刊头的。
在红色恐怖的高潮，北京中学红卫兵走在前面，他们不但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反革命，还热衷于抓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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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清晰一点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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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干活不忘毛主席，南通市郊农民劳动时在扁担上的挂起了毛主席像。晓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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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红色政权恐怖统治
在第一个红色政权江西瑞金，毛泽东是以搞肃反，打AB团来营造恐怖。有关这场恐怖的血腥和残忍，除张戎毛传，与香港记者程翔一道被捕的中国社科院学者陆建华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也有大量披露。张戎在毛传中指出，毛泽东打AB团，把人抓了关在牛棚中，使牛棚成为准监 狱代名词即由此而来，而最常用的恐怖手段是举行群众公审大会杀人，以制造最大心理震慑力量的恐怖效应。张戎说，毛在井冈山已经常组织万人大会看杀人，不去看不行，这种恐怖手段连最早上井冈山的土匪也吓住了，对毛甘拜下风（这很像黑社会，只有最残忍心狠手辣者才能镇慑住众人而成为黑道大哥）。

张戎说，当时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像一座大监狱，每个村子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要有路条，在最极端的日子里，日常往来都可能遭杀身大祸，如发现谁家有客人，主客同罪杀头。

周恩来初来瑞金时，对毛的肃反“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不支持，因此宣布肃反是错误，实行相对宽松的政策，但“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周恩来手下的政保人员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发现不采用恐怖手段中共统治就有危机，于是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份子。”

---蔡咏梅：恐怖：毛泽东政权的基础


苏区的男女关系
中共在江西苏区所推行的苏维埃式的婚姻制度（它的中心内容是以苏联的婚姻制度为依据的）和中共高阶层内部在婚姻关系上所表演的丑剧，深刻地影响了那些地区单纯简朴的农民的家庭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中共红军于一九三四～三五年西窜到陕北苏区之后，将流毒于江西苏区的、标榜婚姻 自由的婚姻制度和极端紊乱的男女关系带到陕北苏区。

陕北苏区是由陕北土共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开创起来的。他们虽然执行着列宁主义的暴动政策，但他们在伦理道德观念方面多少还带着中国儒家思想所孕育的婚姻观念，所以他们所领导控制的陕北苏区，在婚姻关系上和男女关系上就没有发生过剧变。然而自从一九三五年冬江西红军流窜到了陕北苏区之后，情形就大变了，那表现着苏维埃式的婚姻制度和基于自由恋爱的男女关系的闹剧在陕北苏区开始重演了。影响所及，原来淳朴的陕北农村家庭生活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一九三六年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科长高朗亭在一次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召集的红军家属工作会议上激昂感慨地说：自从“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之后，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为“中央红军”老干部的结婚高潮；二为陕北红军家属的离婚高潮。显然这两个高潮严重地破坏了陕北苏区原有的淳朴的家庭生活。高朗亭率真地说：中央红军到了陕北苏区什么都好（笔者按，这是当时陕北干部对中央红军表面恭维的话，实际上并不如此），就是苏维埃政府的婚姻法最不好。意思是说，中央红军带来的“离婚高潮”最不好。

---作者: 蔡孝乾
选自《台湾人的长征纪录——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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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地痞流氓施残暴酷刑
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 手抱）、吊木脑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

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们得以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他们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一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谭松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发动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蔡咏梅：谭松谈川东血腥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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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大厦的最后一次盛宴，是在苏联舰队离开上海两天后举行的。赴宴的当然都是我们中国人。举行这次盛宴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大家在接待苏联舰队的工作中都辛苦了，恰好接待经费又有富余，“首长”指示犒劳大家一番，以示关怀。

这就是说，预算的经费没用完，用不着再缴回国库，倒可以拿来大吃大喝。

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接待苏联舰队名义下的“最后的晚餐”，但同样为了观察生活而不得不去的同志事后告诉我，这“最后的晚餐”气氛之欢腾和菜肴之丰盛，也堪称可载入“史册”：海参、对虾、鲍鱼、干贝、猴头、鲥鱼、珍珠鸡、卤鸽，一盘盘、一碗碗，目不暇接。许多人都已撑得打饱嗝了，又有人大声宣布：“诸位请注意，请注意：请大家把各自的宝肚留点儿空，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吃头！”这立即引起又一阵欢声雷动。欢声未了，结队成群的男女服务员们，就端来了一大盘一大盘的油光光酱红色的玩艺儿。许多人兴奋得睁大了眼睛大声惊叫- “啊哈-看：烤乳猪，烤乳猪……”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里跳的，水里游的，几乎都“兼”遍了！这“共产”主义有多棒！可惜孟老夫子早生了两千多年，不然他不会说那句多余的话！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在越南时胡志明主席对我说过的一席话- 1955年大年初一，他邀请我随他去看望水利铁路建设工地的工农群众和兵营的战士们，向他们拜年。中午，在一个路边的小林中，他请我共进野餐，只有很少的几样菜。他说，凡是到过中国的越南同志回去后几乎都向他说，中国招待外国贵宾的酒菜都极其丰盛。尽管大家早就不能再吃了，但还是大盘大碗地往上端，然后又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这岂不是非常非常地浪费么？我说：“礼仪之邦，宾至如归嘛！”他摇摇头说：“不能这么说。这都是公家的钱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是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我们这“最后的晚餐”可好，外国的贵宾一个也没有，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对中国人，几乎又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竟也如此这般地海吃海喝起来，长此以往如何得了？！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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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１２日，朱德在第一小组会上发言，讲自己要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时，他说：“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 定的三十二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

朱德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 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

林彪借机提出朱德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讲过“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这段话，继续煽动说：“
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他攻击朱德是野心家，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泽东。

康生也攻击朱德：“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

朱德辩解：“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的书要读，马列的书也要读……”

康生不容朱德讲话，蛮横地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三十二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他还诬蔑朱德“想超过毛主席”。

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人开始对朱德大加笞伐。有人说朱德“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朱德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文革时林彪批斗朱德内幕
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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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四人幫，是場宮廷政變，得到全國民眾的熱烈歡迎。宣布逮捕四人幫的時候，某軍總部禮堂的掌聲長達四十分鐘。一時北京商店裡的酒被買斷。對於共產黨以後的領導人，算是一個警告：在中國再搞家人傳位，成功的可能性極小。連毛澤東這麼大的資源，苦心經營十年，都未能成功，別人有什麼機會？，，

周先生保住了毛的生前，卻斷掉了毛的死後。這兩件事是有辯證關係的。如果周不保毛的生前，毛早把他整肅了。周也就沒有機會破壞毛的傳位。如果周能比毛晚死，那江青等人絕對沒有可能接班。他們根本不可能向周的地位挑戰。這也是江青在７５年急於發動“批周公”運動的原因。以該運動的勢頭來看，周恩來如 果不得癌症，毛澤東和江青就會把他整死。筆者當時在某工廠作一普通工人，當時全廠停工，整天學習“批周公”的文件，如此強大的運動攻勢，顯示毛江勢在必得，絕不會因為群眾不滿，而對周恩來手軟。後來毛江得知周恩來的病情，才放鬆了整肅他的運動。說實在的，全國上下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恩來活得比毛澤東長。周一死，則民眾絕望，最後只能自己在清明期間挺身而出。這件事好像芭蕾舞劇《天鵝湖》。天鵝湖的結尾有兩個版本：西方版本是王子和魔王拼命，不敵被殺。而共產國家的版本是在王子垂死之際，已經絕望飛走的弱小天鵝，飛回來保護王子，他們排成一排，昂首展翅，自己和魔王拼命。老周就是那個王子。百姓就是那些天鵝。四五事件是老周的靈魂領導的最後一次阻擊戰。和以前的阻擊戰一樣，它不能勝利但是完成了戰略任務。

---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　　　　　　　　　　　方　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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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首长，是主任，还 是林部长，都已暝目长逝，什么都不知道了。真正日日夜夜受良心煎熬的，还是林立衡女 士，她才是这场悲剧的最大的受害者，是那灭绝人性的制度的主动殉道者。这就是她何以 发誓将余生用在为她父亲平反昭雪之上——那是她唯一可以求得良心平安的手段了。

我到现在也无法理解那种革命家庭：林立衡受罪，始于立果向她和盘托出密谋的那一瞬间。作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的革命战士，她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谋反大罪。为此，她可以毫不犹豫地向中央举报，并多次请求警卫部队把她亲娘和亲弟弟抓起来，而这只意味着两人将被军事法庭审判后枪决。对此严重后果，她那现役军人绝不会不知道，但她却毫不犹豫地这么作了，唯一的指望是保全她爹。

任何一个平民子弟都能看出这种幻想是何等滑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更何况伟大领袖早就卯足了劲要整她爹，而她也不是不知道这点（她完全知道庐山会议内容，更别说立果一定会向她传达过毛的南巡讲话），怎么还会产生这种天真幻想呢？但她就是从头到尾都坚信可以用牺牲她娘和她弟的方式保全她爹，事过几十年还执迷不悟，至今还在以那荒诞不经的说法坚持她的personal　crusade，以为可以说服现中央为她爹平反！

世上怎么会有这种家庭？为何豆豆就是不能跟最宠爱她的亲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为何不能先和她娘、她弟弟举行严肃谈判，以“我要向中央举报”的威胁，吓阻对方轻举妄
动？哪怕是从毛的革命路线标准来看，这也是挽救同志的正确作法吧？为何连个最后通牒都不下，连让她爹娘弟弟悬崖勒马的机会都不给，就去背着家人进行阴谋活动，试图把秘书、卫生员、警卫部队等等拉过她那边去，无效后竟然向低于她爹的“中央”举报？难道与自家亲人沟通，竟然是毫无可能的事，以致她必须借助外力来解决家庭纠纷？

悲剧在于，这种怪事在革命家庭中决非绝无仅有。当初刘涛同志就曾欺骗其继母王光美，电话报告她说刘平平遇到车祸，重伤入院，吓得光美同志直奔医院，被早等在那儿的清华造反派“智擒”，押到清华去百般侮辱，用乒乓球做了个项链给她戴上，弄了件烂旗袍让她穿上，拍了许多丑态百出的照片流传全国。刘涛还动员她生母写了许多大字报，揭发少奇同志的许多隐私。诸如什么少奇同志嫌她生母手上有伤疤难看，要她戴手套遮丑等等，那脍炙人口的“金鞋拔”就更不用说了。

我死也不明白的是，血缘形成的强大纽带，为何会在革命教育面前脆弱到不堪一击的程度？无论是刘涛还是豆豆，背叛家庭似乎就跟上街买东西一样自然。豆豆在举报她娘和弟弟的杀头大罪时，似乎根本就没有遇到什么不可跨越的感情障碍。

说到底，豆豆的唯一烦恼，似乎就是中央不该冤枉了她爹。假定伟大领袖满足了她这一合理要求，及时下令８３４１部队把叶群和林立果抓起来，组织军事法庭审判之后，枪决了两人，同时令副统帅与他们划清界限，以此作为保留他位置的前提，而副统帅也从命了。那么，豆豆是不是就可以心满意足，此生再无遗憾了呢？

还不止此。无论是豆豆还是前躯刘涛，都在事后无任痛苦地发现，其实出卖亲生父母，并不可能换来伟大领袖的信任。两人都只有瞬时利用价值，事过境迁便立刻弃之如敝屣。林副才上天，汪东兴便在电话中对立了大功的豆豆毫不客气，指责她报告太晚，说现在没空跟她多说，便粗暴地挂了电话，竟然连句安慰话都没有。此后豆豆更被我党审查多年，终生成了怀疑对象。如果我党不是如此薄情，而是赏以重任，将其提拔到王洪文那样的位置。那么，豆豆今天还会把为她爹平反昭雪当成余生的唯一目标么？。

---林豆豆——现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人物
芦　笛

图：1966年10月1日国庆典礼，林立衡在天安门向毛泽东敬礼汇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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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荒唐的“蜗牛事件”中国人晚看五年彩电
１９７２年，国务院批准从国外引进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决定由当时的四机部、外贸部、广播局和国家计委负责实施。引进的直接原因现在想起来也很可笑，并不仅是为了使中国的彩电行业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为了“更逼真地反映领导同志的光辉形象 ”。黑白电视上看领导不够光彩嘛！于是，我们组成了十二个人的考察团，当时我在四机部对外司具体负责这个事情。１９７２年底我们先赴日本考察，，把日本的电视机厂家松下，日立，索尼，东芝，三菱和夏普看了个遍。一考察才恍然大悟，现在还谈不上电视机生产线，还差的远着呢！要彩电先得要显像管，仅生产显像管就需要玻壳、荧光粉、荫罩、石墨乳和总装等好几条生产线。当时在日本要四家才能把这个显像管弄齐，怎么办呢？

回国后，我们了解到美国有一家叫ＲＣＡ的厂家这四种技术都有，于是又写报告，由外贸部向ＲＣＡ寻价。对方报价很快，接报价后即组织翻译并邀美商来京并开始谈判。当时ＲＣＡ报价一亿三千万美金，谈判结果降到七千三百万。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２３号我们这十二人又组团到美国实地考察，参观完ＲＣＡ，考虑到各国的玻壳技术都来自于康宁（ＫＡＮＮＩＧ）公司，于是又到康宁公司进行考察对比，之后我们就准备返国了。

在机场，我们登上了回国的飞机。这时一位康宁公司的雇员扛着一个箱子跑了上来，从箱中取出一个个包装得很好看的硬盒子。打开一看，原来是送给我们的礼品——每人一个玻璃蜗牛。当时谁也没有多想什么，很高兴很礼貌地接受下来。回国后向部领导汇报工作，大家还传看了一下，都觉着康宁的玻壳确实不错，透明度好，没有汽泡。同时，从康宁公司出版的工艺礼品册子中，发现这只小蜗牛价值５５美元。

１９７４年２月１０号，春节放假的最后一天，下午３点，突然有三辆“大红旗”驶进了四机部机关大院，钻出来的竟是江青！她下车就点名要见我们部设计院政治处宣传科的一个干事。为什么要见他呢？原来我们回国后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代表团在美考察时，康宁公司为了讽刺挖苦中国的“爬行主义”，送给代表团每人一个蜗牛。

江青下车便大放厥词，说这是美帝国主义向我们挑衅，竟敢污蔑我们是爬行主义。骂了一通后江青又发指示，要外交部向美国驻华联络处发照会提抗议，把蜗牛送回去，对美帝国主义的挑衅我们要坚决回击！当时王诤部长不在，副部长高峻接待的江青，整的这老头不知说什么好，只得哼哼哈哈，点头哈腰的。

那时全国正在批判意大利的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说他丑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件事一出来，正好火上浇油！

１１号，中央就开会了，副总理李先念召集四个部门的领导开会，李先念在会上发脾气了：“你娘个×！人家给你个反动标语，你也不打开看看？”

同时，四机部也发了简报，通报全国。江青有指示啊，全国都要查，这几年各部委、各省市、举国上下各个单位都收到什么礼品了？有没有类似蜗牛一样污蔑中国的东西？象有的单位就查出了黄牛和乌龟，乌龟是日本人送的，日本人认为是长寿，中国可不这样认为；黄牛也是一样，老牛拉破车呀！

外交部立即给中国驻美联络处发电，要求调查美国人送蜗牛的用意。１４号，调查反馈回来了：美国人没有任何讽刺挖苦中国的意思，目的只是想讨好中国人，希望中国买他们的技术，蜗牛只是圣诞节的一种传统礼品，没有快呀慢呀的概念，还有外国专家称，蜗牛代表吉祥，美国还有歌颂蜗牛的诗歌。

因为当时四人帮很猖獗，连周总理都惹不起他们，所以电报一回来并没有完全向下传达，只是决定事情不再扩散了，对代表团成员不做任何处理。

但是，引进彩管生产线的工作却停止下来，谁还再敢搞“爬行主义”啊！怎么办呢？四机部就让那个宣传科的干事带着设计院１８个人到南京市７４１厂即华东电子管厂去搞“争气管”，可一直也没有搞出来，１９８２年该厂不得不从意大利买了一条旧的生产线，这是后话。

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倒台了，上面说的这四个部门才重新打报告，国务院批准后重新去日本考察、谈判。一百多人在北京，天津谈了一年多，到１９７９年９月才最后与日方签定合同，总装是日立的，玻壳是旭硝子的，莹光粉是大日本涂料的，荫罩是大日本网版的。四条生产线约花了一亿六千多万美金。

“蜗牛事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多花了近九千万美元，也就是白白把七亿元人民币送了人；另一点是引进生产线整整晚了五年时间，换句话说，中国的老百姓本可以早五年看上彩电的；此外，还使中国的彩电制式从此走上了日本的Ｐ制的道路而没有走美国的Ｎ制道路。

---李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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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最臭名昭著的是把辽宁搞到一个月每人只有三两油。（当时的人不敢骂有着特殊身份的毛远新，而骂陈锡联“陈三两”。其实陈当时是沈阳军区司令，并不主管辽宁省的工作。）

肉是不定期供应的。每年年初一人发６０张票。商店里不定期地公布这些票可以买什么东西。有的是买糖，有的可以买茶叶，也有的 是买肉的。我当时没有统计 过，凭记忆大概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能有一张肉票，每张肉票可以买半斤猪肉。牛 肉羊肉好象是根本没有吃过。由于油只有三两，大家就都喜欢买肥肉，舍不得吃肉 ，是把肥肉炸油，炒菜的时候就是放一勺白花花的猪油。记得和父亲去买肉的时候 ，很多人宁愿让后边的人先买，自己等售货员切到肥肉的时候才买。

粮食当时也是不够吃的。不光农村有人吃不饱饭，城市里孩子多的家庭粮食也不够吃。当时要买粮食不光要钱，还要凭粮票。连在饭店吃饭也必须交粮票。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定量是３０斤。孩子还少。在缺油少肉的情况下，人们对粮食的消耗特别大。象我在工厂食堂吃饭，菜基本是水煮的，肉是根本没有，一顿吃６两玉米饼是很普通的。粮票（不是粮食）当时在黑市卖到一角六分（可能不太准确）。以当时平均月工资３６块钱的水平，３０斤粮票的价值就超过月收入的八分之一了。

有了粮票能买到的也是粗粮。当时每人每月只能买到两斤米，两斤面。其余只能买玉米面，杂交高粱。杂交高粱是一种为了高产的数字而搞出来的粗粮。我一个朋友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从小吃粗粮长大，都不肯吃那个杂交高粱。下乡的同学说那东西喂马，马都消化不良。有一段时期还吃过榨过油的玉米。据说是出口到日本的玉米，日本人轧了油，我们再运回来给我们的老百姓吃。还听说当时的粮食部门象上级报告说这种玉米面不适合给人吃。上面批示继续卖。这些内部消息我当然无法证实，当时也没有人大代表质询之类的事，政府的操作是完全封闭的。但是我确
实吃过那榨过油的玉米饼。比平常的玉米饼更松散，不成团。

那６０张票里，最贵重的是最后一张，第６０号票。稍微抢手一点的工业品都是靠它。譬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这所谓的三大件。但是一张票时不够的，只好把家里的票集中起来，一年也许能买一件。当时年轻人最时髦的就是能拥有一辆上海产的锰钢自行车。大概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开宝马一样的吧。那样的自行车要多少张票，我是不记得了。反正我们全家的票加在一起也是不够的。

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辽宁并不穷，不光工业是当时全国的基地，农业也很发达的。盘锦的大米，锦州的苹果（毛选里都提到过），都是驰誉全国的农产品。事实上，文革前肉从来都不缺的。１９６８年文革高潮期间，忽然肉要凭票供应了，当时的说法是阶级敌人把猪给毒死了。当年掌权的人就是拿这样可笑而且缺乏常识的谎言来蒙骗老百姓的。文革结束后，不到两年，农业就恢复了，肉也敞开了。记得７８年夏天我暑假回家，人们就已经开始要求售货员给切瘦肉了。事实证明，辽宁人民文革期间遭受的苦难完全是人祸，是毛远新之流为了政治目的，不顾人民死活倒行逆施的结果。

---亲身经历：毛远新执政期间的辽宁
李　工

图：毛远新和“陈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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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在遼寧作了什麼
在文革的時候，毛遠新在遼寧繼續實驗毛的公社化。劉少奇的三自一包之中，三自是自由市場、自留地和自留畜。在文革之中，其他地方沒有敢廢除這三條。可能是基層幹部都知道這三條對農民生活太重要。但是在遼寧毛遠新搞了個”趕社會主義大集”和”割資本主義尾巴”。幾乎就把這三條廢除了 。其中趕社會主義大集是在７５年才開始的。以前農民在集市上可以自由買賣。但是在７５年毛遠新命令農民到集市上把東西賣給國家的收購站。當然那價錢比市場上低一些。農民當然不願意。不願意就抓。從城市裡面派出工作隊，在集市的外面等着，看那個老鄉提着雞蛋白菜葵花籽，花生玉米大蒜頭，就讓他放下，雞蛋是７分一個收購。在集市上可以賣到一毛或一毛一。其他的也按這種比例低價收走。有的老鄉說雞蛋是給自己的作月子的女兒的，那也不行，你不賣可以，但是要懲治你。就是把你的雞蛋打破，讓你賣不成。當時從城市裡面抽調來的工作隊員，多是在工廠裡面不幹活的年輕工人，其手段也類似流氓。收購上來的東西，本來不多，因為人們知道了這回事，都不敢來趕集。收上來的東西，大部被這些人私分。

對自留地和自留畜下手的辦法，是勒令每戶農民以國家收購價上繳一定數量的雞蛋。有的農民並不養雞。那也不管。你就是花錢買雞蛋，也得繳上。有的地方要把自留地合在一起種。實際上就是沒收自留地。

毛遠新還繼承當年公社化的辦法，大搞水利和”大寨田”。搞水利的結果和公社化的時候一樣，變成一場勞民傷財的經濟災難。當時為了表現積極性。各村都派青年人“夜戰”。就是在晚上點篝火，晚上挖水渠。要使平原”水網化”。這事情沒有一點科學性。一來是在挖水渠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地勢的高低，和水的來源。另外遼寧省的農業區正好是以前的遼河沖積平原，地下全是沙土，根本不能保水。水進了渠道，馬上都滲入地下。結果只是破壞了大量的農田。而且人在晚上幹了活，白天必然睡覺。還不如白天幹活。當時東北農村的勞動力並不富裕。這樣大量地浪費勞動力，對生產有很大壞處。

也就是說，毛遠新在遼寧，幾乎把當年大躍進的事又作了一遍。目的似乎是要證明，當年那麼干還是對的。但是實際情況與他期望的相反。當時遼寧是全國供應最差的地區。當時全國各省的食油供應，為每人每月５兩。而遼寧為每月３兩。人們戲稱陳錫聯為陳三兩。軍區幹部在作報告的時候，對群眾說，以遼寧的情況，每人三兩油已經好得很了。做到每人五兩根本是不可能的。而且，為了支援世界革命，每人吃三兩油就夠了。但是軍官每人可有一斤油。而且，軍隊自己有農場，每年的收穫可給軍官一些油。當時為了提高產量，種的吃的多是雜交高粱。這種東西很不好吃。只有軍官每月有三十斤大米。所以當時軍官在遼寧的地位最為崇高。姑娘們以嫁軍官為榮。軍官的生活水平確實比平民強了不少，但實際水平（絕對水平）還是相當低。當時軍官每月可有一斤肉和一斤雞蛋。如果全家分吃，也就沒有什麼了。

毛遠新也把毛澤東知識份子的態度，發揮到了極致。大家都知道有個張鐵生。這件事不能怪張本人。他只是一個下鄉青年。毛遠新把他抬起來，目的是要把已經很倒霉的知識份子，再狠狠地整一遍。從此發明了用高中或大學式卷考教授。北京大學的軍管會遲群等人就對北大教授作了一次突擊考試。並公布成績。全國大學考教授成為風氣。並讓“工農兵學員”上學，在學校里監視管制教師。

---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
方　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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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给华国锋的信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 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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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和毛澤東的成敗
毛澤東失敗而金日成成功，原因有很多，毛澤東最終沒有在幹部和民眾的心中，製造出他希望出現的那種“靈魂”。這種靈魂在文革後期一位軍隊幹部心中得到實現。這人就叫做門合。姓門名合。這位幹部有四句名言，被廣泛宣傳。這四句話是：一切服從毛主席，一切維護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 席，一切XX毛主席。這個XX是什麼已經忘了，四句話的順序也可能有錯。但是不管XX是什麼，意思都是一樣的。那就是盲目地忠於毛澤東個人。後來周恩來說，門合的四句話不科學，不要宣傳了。懷有門先生這種心態的，只是極個別人。至於金日成在朝鮮是否成功地製造了心態，我們不清楚。可以確信的是，朝鮮瀰漫着對金日成家族的恐懼。應該說金日成對民眾和幹部的迫害，其殘酷程度，和深入程度，遠超過毛澤東。金日成用斯大林那套辦法，看誰可疑就把誰立即結果。朝鮮人隨時有“失蹤”的可能。而且失了蹤家人也不敢問。結果朝鮮人的“靈魂”被恐懼充塞。並轉化為崇拜或麻木。“靈魂革命”就算是成功了。中國文革的迫害的殘酷程度，可比不上朝鮮。如果比得上朝鮮，說不定中國現在也和朝鮮一樣了。為什麼中國的迫害殘酷程度稍遜一籌？因為到底中國幹部民眾的文化傳統深厚，共產教育也起作用，所以有了一定經驗，了解了一些事情的人，就能看出毛江林等人的醜惡。就會抵制他們。朝鮮作的那些事情，在中國很難長期大規模實行。因為廣大幹部群眾反感。

毛澤東傳位失敗的原因，還出在後代身上。金正日接班時已有一夥自己的幹部，形成一個集團，該集團成員有共同利益，那就是掌握國家權力。雖然這能把國家搞成破爛攤子，但是他們能夠得意洋洋。金正日的這伙幹部，很多是他上大學時代的同學。其中有很多人是金日成從小就培養的戰爭孤兒。毛澤東沒有培養出來這麼一伙人。毛遠新一點也不把自己的軍工同學當作資源。他對這些同學還有一些反感。軍工學生中有很多努力勤奮，心胸遠大的學生，他們比毛遠新更努力，成績也更好。而且，軍工學生中有２０％來自幹部家庭。他們對中共和中國的歷史有更多的了解，毛澤東的崇拜，非理性的成分比較少。所以毛遠新非但不能用這些同學，反而害怕和疏遠他們。這是毛遠新失敗而金正日成功接班的原因之一。我們再看蔣經國和毛遠新之差別。首先蔣介石家庭的資源比毛澤東的雄厚。因為宋美齡的身份特殊，江青和她不能相比。另外蔣經國在蘇聯作基層工作９年，刻苦肯干。算是斯大林替蔣介石培養了他。回國後在贛南工作，培養了自己的一套人馬。以後在情治部門擔任領導，後來擔任過行政院長。蔣介石死的時候，蔣經國在政治上已經完全成熟，而且羽翼豐滿。而毛澤東死的時候，毛遠新的政治經驗還不及格。另外，毛遠新從小在高層的呵護下生長，根本就沒有到基層鍛煉的機會。對政治險惡，人生艱辛全都不懂。就是讓他作個班長也不能勝任。如何能讓他接班？

江青毛遠新在毛澤東在世的時候，都極度張狂。毛澤東臨死之前，迫不及待地抬高毛遠新的地位，讓他擔任“主席聯絡員”。政治局開會，毛遠新坐在主席的位置上，傳達毛澤東指示。自己說“我隨便說幾句，就夠他們學幾個月的”。對待政治局成員好像對待下級，王洪文都十分不服氣，說“我到底是個黨的副主席”。在毛澤東的最後時刻，毛遠新和江青互相猜嫉。大家都知道，古代帝王死後，如果皇后掌權，必然不利於太子。如果太子不是皇后親生的，下場一定很慘。如果江青和毛遠新真的掌權，那他們之間一定會有一番爭鬥。當時陳錫聯已經調到中央，算是毛遠新的軍事基礎。毛澤東在死前曾經批評過四人幫，算是為以後毛遠新在適當時候，拋棄四人幫作準備。毛澤東可能認為，如果毛江爭鬥，華國鋒和汪東興陳錫聯都會站在毛遠新一邊，毛遠新可能勝利，建立毛家天下，讓他毛澤東不輸於蔣介石金日成。

---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　　　　　　　　　　　方　丈


扶不起来的阿斗
毛泽东派毛远新到东北，有几个目的，其一是支持陈锡联，管住四野的干部和军队。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在东北培养毛远新自己的势力，准备以后接班。应该说毛远新完全有这个条件。或者说，如果毛远新只是个中等才能的人物，也有可能作到这件事。因为他的条件实在太好。毛泽东让他在军工上学 ，为的是结识同学。军工学生的政治经验丰富，全体参加过四清，受过军事训练，组织纪律性较强(军工在文革前半年才取消军队编制)。如果当时毛远新能召集同学，许以前程，拉起一方势力，绝非难事。但是这位太子实在是太不中用。从1968年起，他把在东北的6、7年宝贵光阴，用来玩女人和洗照片。他一个军工同学也没有搜罗。也没建立自己的新干部基地。，，另外，毛远新对当时沈阳军区的干部，也几乎没有来往。军官们都拿他开玩笑。一是说他搞女人，二是说他看外国电影，三是说他的太太的古怪而可笑的行为。所有这些，也惹得老军官十分不满。比如，他喜欢看球赛。有一次在大连举行兰球赛。老军官们也有不少出席。在座位上等了很久，毛和他的上海太太才到，到了之后前排老军官全体起立，这二人对他们视而不见，走到中间预留席位，把江青式斗蓬一裹，坐下，球赛开始。老军官们还站着。

陈锡联当然把毛远新坐镇沈阳，当作毛泽东对他的大恩宠。军区干部们在大礼堂开会，可以看到这样一幕：毛远新和陈锡联都坐在主席台中央，毛开始掏口袋，陈也开始掏，毛拿出香烟，陈拿出打火机。毛把烟往嘴上一放，陈把火送过去。毛远新到东北时没有结婚。他的择妻标准，也颇特殊。有三不要：不要干部子女，不要学医的，不要军人。这对军官又是一个打击。因为当时老军官们的女儿，几乎全部都是军医。毛远新的太太是上海工人。毛虽然年轻而且身强力壮，但却喜欢住医院。原因是有女护士医生围绕于周围。当时辽宁军区司令杨某(或政委)的太太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高干病房主任，是他的大皮条。当时高干病房有一上海籍护士，她的妹妹来探亲的时候，被司令太太看中，供应给毛玩了之后，回到上海，即报告怀上龙种。实际上这事也不算什么。但是在上海的那些文革干将，早就把这事当作大事来办。因为这些人(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是“江青班底”。和毛远新的关系不深。如果毛远新真的要拉起自己的班底，江青班底有可能失去权势。所以拉紧毛远新和上海帮之间的关系，对于上海帮是极端重要的是事情。所以在上海帮的极力鼓动之下，江青说服毛远新娶这位年轻女工。当时，从上海发出送亲专列，全体大员欢送，在沈阳全体大员到站迎接，堪称当时的太子大婚。

总而言之，毛远新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实为自杀。非但没有建立自己的班底，反而得罪了部下。至于毛远新为什么会浪费这宝贵的几年时间，只能说他本人素质太差。据军工同学说，他在上学时就不努力学习。因觉得学校(在哈尔滨)生活艰苦，经常回北京或其他地方休养。校方从来不敢过问。毛从小只需付出很小努力，就可获得拥挤过来的夸奖和提拔，所以认为自己根本不用努力，就活该青云直上。据说毛远新还喜欢耍小聪明，让别人写了东西，自己抄了读给毛泽东听，以显示自己喜爱读书和有理论水平。而毛也居然轻信。这或是因为毛远新是毛家族的惟一继承人，在毛的心目中地位过于重要。

---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　　　　　　　　　　　方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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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对老干部的保护，恐怕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上面所说他对毛坚决要保的干部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外（如陈毅），一旦毛改变主意，他却会做出种种落石下井式的举动。刘少奇可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干部。当毛对刘尚未下彻底打倒的决心，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并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顺水推舟 地为刘改检查，在接见群众时反对把刘的问题公开化。一旦知道毛下了决心，周 便在公开场合大肆批刘，并出任“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据有关海外学者调查，周不仅完全同意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 人该杀”（３０）。,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鸡毛蒜皮的事” 是贺龙。周一旦知道毛从“保”变为“倒”贺龙后，立刻在对贺的逮捕令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３２）

对于中下层干部，周在群众运动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经亲自在国 务院系统抓了三个试点：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其结果是这三 个单位的负责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张彦反党集团”，“韩光反党集团”和“张劲夫反 党集团”。周在万人大会上断言：“他们不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一 个阴谋集团，当然各有各的系统，但是总之性质相同“（３３）。１９６６年９月， 周恩来在他主持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 此文后被毛压下未发。（３４）对一个单位中有他亲疏两系干部的，周常常不惜主 动抛出“疏者”以保“亲者”。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 周的亲信而方则不是。周为了保廖，便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近万人的“夺取侨务 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方，并作了如下异乎寻常的发言： “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挖 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 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香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 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 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３５）。今天再看这样的发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 纲上线”，而迹近“天方夜谭”。因为以周贵为一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 谍活动混为一谈！

---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
 作者：宋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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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登奎曾经告诉我，有次他去西山的党史档案馆，查阅贺龙的档案资料，看完材料出来时，浑身发凉，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中央专案组领导的贺龙专案组的定案材料，把贺龙定为“叛徒”。但是，在档案馆里保存着国民党派人策反贺龙的全部原始档案，包括贺龙向上边的请示及答复，贺龙枪毙说客的决定等材料。纪 登奎的意思是，证明贺龙并非叛徒的原始档案完整地保留在档案馆里，他亲眼看到了、 读过了。但是周恩来负责的贺龙专案组，仍然要将贺龙定性为叛徒。他从档案馆出 来，想一想这样处理贺龙元帅，令人不寒而栗，惊出一身冷汗。

纪登奎原来不知道，后来才看到了保存完好的贺龙档案，震惊万分。而长期处 在党内最高领导地位的周恩来，肯定知道这些档案的存在，证明贺龙不是叛徒的原 始档案就在北京西山，对过去的历史结论，作为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一定一 清二楚。但是，为了适应“文革”的形势，适应毛泽东要求打倒贺龙的要求，周恩 来主管的中央专案组认可贺龙专案组的结论，报送毛泽东，将贺龙定性为叛徒，致 以死命。

周恩来在这个惨剧中不仅是“违心的”，而是直接动手修改、审定贺龙是“叛 徒”的专案组的报告的冤案制造者和杀害元帅的刽子手之一。对于贺龙的死，周恩 来在１９７５年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说：“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好他 ”。这是对家属、对舆论和民情所作的表演，推脱责任的演戏手法。而他面对贺龙 骨灰的七鞠躬，则是周恩来受到良心谴责，为自己明明知道原始档案可以证明贺龙 不是叛徒，但是却亲自把贺龙从中南海家中送入虎口，并且以贺龙专案组名义定性 为叛徒，置之于死地，这是自己一生中又一不可饶恕的罪孽。向骨灰七鞠躬，是认 罪，是祈求贺龙饶恕他的丑恶卑鄙的灵魂。周恩来这一招能骗过不少世人，但骗不 了贺龙，也骗不了纪登奎，他看到档案后浑身冰凉，因为他发现了周恩来也是陷害 迫害贺龙的当事人，掩盖真实史实的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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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应感谢邓颖超的秘书赵玮提供了重要证明。赵玮在香港凤凰卫视的专题 访谈节目中，讲述了她在邓颖超身旁工作时的亲身经历，她回忆，邓颖超在“文革 ”中工作非常繁重，不能很好休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专案组的所有材料都要 送到赵玮处，赵每一份都要认真读过，然后交给邓颖超；邓也是每份都要看过，再 交给周恩来；周也是每份都看，因此，周恩来、邓颖超对中央专案组一办、二办、 三办经手的所有专案，都是负责人，都了解办案进展情况和最终处理结果，这样， 周恩来对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死于专案组监护之下，更多的老干部冤死于秦 城等监狱中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绝不是“没有保护好他们”，而是周恩来的手上 沾有“文革”中死难者的鲜血。而他只向贺龙的骨灰七鞠躬谢罪，其他死难者呢？

---周恩来为何七鞠躬向贺龙骨灰认罪
姚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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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标榜民主，只是个幌子，实际上少得可怜，尤其是在文革年代，连周都不敢对毛讲出自己心里的看法，处处要看毛的脸色行事，更何况普通百姓。在中国历史上皇权统治的社会，皇帝虽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却不是精神上的主宰，历代皇帝还要去祭天祭孔。而毛不仅掌握有世俗社会的最高权力；而且是真理的化 身，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毛无论在世俗社会，还是在精神领域都是至高无上的。 在这种制度下，是根本出不了忠臣的，任何企图与毛抗争的人都是以卵击石，自取 灭亡。

毛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君臣关系。毛的帝王心态，和周的效忠顺从，就 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映照。王若望先生讲过，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个 小毛泽东，应该补充说，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也有个小周恩来，溶化在中国人的血 液中，深入骨髓。周就是这种民族臣民心态的代表人物，尽管他有出类拔萃的才干 ，却匍匐在毛的脚下。这也是老百姓虽然知道周在文革中跟著毛走，干了不少不光 彩的事情，却仍然原谅他的原因之一。

当然，毛周之间这种君臣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王朝中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最 大差别在于，封建王朝是政教分离的，皇帝虽握有君权，在世俗社会中享有至高无 上的权力，却无法垄断子民的精神世界，还有“天道”和“圣贤之道”约束著他。 而毛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既是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业的 旗帜。一旦违上，势必叛道。这就是周所面临的困境，被禁锢在一个无可逃遁的密 网之中，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时忠于毛。虽然他恪守君臣之道的本份，小心翼 翼地侍奉毛，却又无法按照传统的君臣之道行事，做一个“违上顺道”的忠臣。可 以说，在共产集权制度下，是出不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臣的，即便象彭德怀那样进谏 ，也无法抗争到底，最后也还是违心认了罪。

---周恩来若抗争，中国历史是否改写
——在新泽西演讲答问选录
高文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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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专案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作为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专案工作的周恩来无疑是非常清楚这些材料的不真实性。〔黄铮《刘少奇专案组始末》 〕周恩来对下面专案组如何搜集证据和如何审讯应是知之甚详的，因为每天专案组都把他们如何搜集证据等做成《动态情况反映》简报报给周恩来等 领导人。〔吴林 泉　彭飞《草岚春秋》〕 面对如此众多有疑点而且是通过严刑拷打得来的供词和证据，是不可以作为法律上的证据的，但是周恩来对此熟视无睹。

作 为一度是毛泽东上级的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之后再也没有在毛泽东面前直起过 那根脊梁骨，对于毛要打倒的人，他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

高默波对此质疑评论道：“周恩来在文革中是各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专案组 的总负责人。刘是在‘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的。从现在的观点 来看，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个时候，问题不那么简单。刘少奇专案组花了很 多时间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刘少奇的证据。作为所有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对刘少奇调 查的结论得先通过周恩来的批准才能送报毛泽东作最后首肯。据王年一说，送给毛 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 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没送呢？周恩来不知道吗？如果周恩来知道有反证材 料而不送，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周恩来相信刘少奇真犯了这些罪。另一种可能 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毛泽东或是江青要栽赃刘少奇，他必须照毛泽东或是江 青的意图做。否则的话，周恩来可以有很多办法来保护刘少奇。他可以把反证材料 送给毛泽东。他也可以要求在专案组人员提出更可信的证据以前不下结论。他甚至 可以用手续不全，证据不充份或方法不对头为由把刘的专案调查停下来。他也可以 直接跟毛说，刘少奇有路线错误可以打倒，但说他是叛徒，内奸和工贼是捏造。如 果周恩来这么做，他当然有冒犯毛泽东的危险。但不论从良心上来说还是从中共的 利益来说这个风险都是应该冒的。”〔高默波采访王年一，一九九二年五月，北京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否该偏正一点儿？》〕

---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
司马清扬

图：陶铸与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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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造反派是周恩来抓叛徒的“铁拳头”

在调查的过程中，周恩来直接授权于红卫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为其所主管的中央专案组服务。〔《聂元梓口述自传》〕除此之外，周恩来对于红卫兵的行动给以高度评
价，例如周恩来对于学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帮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据就大为赞赏。而红卫兵也在报 纸上举出证据来表明周恩来对于他们的支持，并多次向周恩来致谢。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说：“（１９６７）一月中旬，我们再 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 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 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 了总理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知情人讲述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八一八” 还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得到指导，周恩来则写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和指点。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小节来描述“周总理关于‘揪叛徒’的批示” 。聂元梓说：“还有，我们参与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现在是只说，北 大揪叛徒是因为康生写了条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实呢，康生的条子我不知道（笔者注：此说法与聂元梓在同一书另一处所写的有矛盾），我们是有周总理的批示， 周总理同意我们就有关叛徒线索进行调查活动。”

对此，周恩来的态度不是一般的欣赏。周恩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 将查出一批叛徒，这是小将们的功劳，这是很大的收获，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系统代表的讲话。１９６７．０３．２１。〕

在第一次揪彭未果之后，周恩来则直接指示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１：戴维堤《逝者如斯》未印刷稿；笔者在同戴维堤先生见面时曾经当面询问过
此事；２：宋永毅《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见华夏文摘增刊第３６３期，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９日出版；朱成昭在其与宋永毅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是周恩来下令要朱派人去把彭德怀揪回来，这和其原来发在浴火凤凰网站的自述是相符合的；３：笔者注：关于揪彭德怀一事的说法另见阎长贵《史观与史料——〈“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４：笔者曾经就此事同阎长贵老师多次探讨，特表示感谢〕

---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
司马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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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４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的表亲王海容（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去看望他，，，
两人说了一阵闲话，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 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 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 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听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１〕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 毛泽东的秘密口谕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 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 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 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 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 再追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 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了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 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 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 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 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 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 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９７２年５月１８日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后，毛下令“不开刀”，并且要“ 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２〕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 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诡称： “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做是保总理。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接下来 ，按照“主席的思路”，对周恩来进行了四次打击：第一次是１９７３年底政治局 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第三次是批“经验主义” ；第四次是评《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 走向生命的尽头。
，，，，，，
毛让周“先走一步”的阴险计划将要实现了。使毛意料不到的是一次次打击无 损周恩来的伟大人格和光辉形象，反倒在高级干部中暴露了自己的狰狞面目，丢分 多多。１９７６年“四·五”事件实际上是一次全民投票：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 ！毛泽东拿石头打了一辈子人，最后结结实实地砸了自己的脚。“四·五”事件预 示了毛泽东死后中国的政治走向。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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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与周恩来有过接触吗？

聂元梓：接触多次啦。我觉得周恩来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周也有不少缺点。我觉得他很会处事，很忠于毛泽东。不论大事小事，他都是以毛泽东的意见是从。关心，关怀毛泽东、真心实意地体贴，深入到毛泽东的内心，真正懂得毛泽东需要什么，要干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 么，他全知道。毛泽东喜欢什么，他 一定能做到什么。所以他做出的事情都是毛泽东赞同的，他不管客观情况怎么样。……我对他有两点与别人不同的看法。一是，他也说瞎话。对于周恩来，我感觉文 化革命期间所有被揪斗、被关押的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是保护还是真正要关押的，他都签字。那时枪毙了一些青年，我没有根据，但我相信 也是他签的字。

问：包括遇罗克吗？

聂：当然包括，我还亲手办了一次。有一 次，康生要我抓杨勋（经济学家，文革时为北大教师，因为反对江青曾坐牢两年）。杨勋是杨柄章的姐姐。指示我们让群众扭送杨勋到公安部。开始康生指示，我照 办了。后来康生又通知让我到他那里去，问我：“指示你抓杨勋，你怎么没办呢？”我说我已经让学生把她扭送到公安部了。他说：“那总理来电话说没有送去。” 然后他立刻打电话给谢富治核实。谢富治说“人送来了，在押了”。然后他当着我的面又给周恩来打电话，说：“已经办了，我也问了谢富治了，在押了。”我这才 知道这事是周恩来让办的。

问：到底为什么要抓杨勋？

聂：我先不知道，后来听说是杨勋有一次同杨柄章去见江青，当面顶撞了江青。周恩来完全是唯江青意图为从。……

问：您知道要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了吗？

聂：不知道。再来说周恩来。周对毛泽东是毕恭毕敬的。我们也很崇拜毛泽东，但你是国家的大总理，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 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周恩来还有一个特点，反对过他的他表 扬；拥护过他的，遇到危难的事情，他从来不保护……我后来对他是有看法的……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工人体育场批斗杨余傅。周恩来讲了江青很多好话。后 来我在小报上看到，他在三月二十四日的会上，把江青说得更好，说她是三十年代同鲁迅一样的战士，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啦，等等。他当时为什么吹捧江青？因为那 天毛泽东就在幕后坐着呢！

---聂元梓谈周恩来
行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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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们不懂法，判决如何服众？好在当年不讲法治，无人有此古怪的疑问。许恩荣说：“我们这些军代表都是从自己的感性认识出发，和与其他类似案件相比较就定下来了。
”
他说的是普通案件。对于大案，当年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由军管会将案件交给社会上一定范围内的“革命群众”讨论。“革命群众”审判 你，你还能不服么？另一方面，走领导路线，案件报领导层层审批。人民群众见不到被告，见不到材料，“鸡一嘴 ，鸭一嘴”，没个准星。群众路线是形式，最终领导说了算。

南京下放知青任毅，写了首《知青之歌》，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歌中唱到：“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异乡。”莫斯科广播电台将歌曲改成男声小合唱，用作对华策反宣传。１９７０年２月，他因“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罪名而被捕。

他回忆说：“１９７０年３月７日在南京三中批斗时，我已经知道我的案子被印发成材料在南京人民群众中讨论。当局讲‘杀’，老百姓还敢讲‘不杀’？从逮捕的那天开始
，我就被钉在死刑柱上了。”

他猜对了，但也错了。

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０日，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向南京市委写“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任毅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宝像。发展到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流毒甚广，罪大恶极。为恐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２〕

剧情出现转折。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批复，“判处任犯有期徒刑十年”，让南京市革委会很沮丧。据说许世友将军坚决不同意。

他遇上了吉星，在鬼门关绕了一圈。

---文革军管下的法院如何审案
何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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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首长”・金敬迈・
〔编者按：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作者、部队作家金敬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调到中央文革文艺组任组长，为了维护“文革旗手”江青的形象，他按照江青的要求，把一些有江青三十年代旧剧照的电影杂志收缴上来封存，却因此惹下大祸，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这是他在狱中的一 段回忆。〕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０日上午，谢富治、吴法宪、傅崇碧三位负责人，受他们的上级的指派，来到沙滩北街二号，在我的办公室里撕开保险柜的密封条，从中取起走了首长（摘录者注：指江青）让我叫舒、刘二位收上来的那些“黑材料”，也就是四套三十年代首长演过的那五部电影的剧照和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６年的《电影杂志》合订本，大约也是四五套。

我把这些资料从保险柜里拿出来了，放在地板上，谢富治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碰一碰，叫我一个人把它们码成摞，用口袋装好。办公室哪儿来的口袋？我只好就手从窗户上扯下两块“派立司”窗帘，把它们包好。捆上绳子后，要我在绳子的交叉处，又重新贴上封条。谢富治还要我在封条上签上名，确认是金某某封上的，别人没有动过。

跟着谢、吴、傅三位一起来的秘书和其他随从人员，把这两包资料小心翼翼地分别装进两辆“吉姆车”的后盖里。小心翼翼是怕把有我签名的封条撕破了。一溜三辆“吉姆”、两辆伏尔加开出了“红旗大院”。

“罪证”取走了，保险柜的门开着，里边空空荡荡的。

我呆坐在办公室里望着保险柜发愣。

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和今天一样，我正等待临头的大祸。

两天后，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２日上午，当时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过的一位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地特地赶来告诉我：老迈，没事了，全部处理完了，你放心，我亲眼看见的，不会再有任何事情了！
“没事？”我问
“绝对没事！”他说，“前天不是从你那儿把两包资料拿走了吗，我们开着车……”
他是在场的一个工作人员，他详细地向我叙述了“绝对没事”的全部过程。

……我们一溜五辆小车直接开进了中南海，进到一个院子里，“三号首长”早就等在那里了。下了车，正想去搬那些资料，“三号首长”告诉我们，不要打开汽车的后盖，也不要动那些资料。
“三号首长”让秘书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请叶群同志来一趟，说有要紧的事情，请她马上就来；一个是让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派两位摄影师来，还叫带上摄影机，立刻赶来。
等了好一会儿，该到的人都到了。

“三号首长”跟叶群说了几句什么，好像叶群同志也点了点头。

“三号首长”又让摄影师把摄影机架好。两台摄影机，一台对准吉姆车的车后盖，一台拿在手上跟拍。他嘱咐摄影师，镜头不要切断，要用长镜头把整个过程全部拍摄下来。

摄影机已经吱吱响了，我们才去打开汽车的后盖，取出那两包资料。跟拍的那位同志很机灵，把镜头凑过去，拍了一段封好封条的特写。然后镜头跟着资料，一直跟到就在旁边不远的一个化纸炉旁边。

化纸炉的炉门已经打开，火早就点燃了。镜头一直跟着，两包资料先后一包一包地丢进了炉膛，两包资料燃起来了。我们没有关炉门，一直看着它燃烧。镜头也一直对准燃烧的火苗。资料变成了火，资料由火变成了灰，烧着烧着快灭了，资料已经完全化作灰烬。

一位工作人员拿一根长棍在炉膛里搅了搅，升腾起来的全是火星。这时才把炉门关上。

“三号首长”对大家说：“这是谢副总理……”
谢富治赶忙插话：“不是我一个人去的。”
“三号首长”接着说：“这是谢富治副总理，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和傅崇碧司令员刚才从文艺组金××那里取来的两包资料，密封签没有撕开，也没有损坏，上面有他的签名，签名也是完好无损的。里面是些什么，我们没有看过，我们谁也不知道。大家都看见，资料已经当着我们大家的面销毁了。”
“三号首长”挺严肃地说完，大家都跟着点点头。
“三号首长”又补充说：“今后，在场的所有人，我们，相互作证。”
……
你说还有什么问题？没事吧？都烧成灰了，绝对没事！你放心，我亲眼看见的。
――他结束了他的叙述。

我和他关系不错。我谢谢他来告诉我这个事。但我的心不仅放不下来，反而揪得更紧了。
中央领导人对那些资料尚且不敢沾不敢碰，对销毁的过程，如此慎重，如此认真，这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这也正说明：大祸已经临近。
在场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可能都没事，而我……这不，转移到秦城来，一蹲就是这么多年。
从他的叙述中，我进一步进十步地感受到首长真是厉害，就那么点旧剧照旧杂志，看把人折腾的。是啊，除了个把人，谁都不敢沾她，她让谁都害怕。谁敢不怕呢？ 当然，我也感受到，“三号首长”到底是“三号首长”，真不愧为“三号首长”，处理问题细致、稳妥、认真、周到，实在高明。

---摘自金敬迈《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中国电影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第一版１２７―１３０页

图：「文革」中的周恩來 — 三号首长。（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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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天津革命小将，遇上丧门星，被远在北京的江青要了命。
１９６７年９月，天津某造反派头头林××和另一头头程××，查抄地毯五厂的“铁梭战斗队”，俘获女负责人王××，关押一夜。该女称“遭到林造反等人轮奸”，并将控
诉录音带送到北京。江青亲自指示：“要抓起来枪毙”。市公安局法制科副科长刘乃强认为“轮 奸不成立”。江青不断催办，军管会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以“包庇反革命的顽固分 子”罪名，先将刘乃强判了８年。后王××翻供，说控诉轮奸是因为仇恨。医院检查，王 “未婚外阴处女膜完整”。但江青还在督促，军管会在“犯人不供，证人不证，被害人不 控”的情况下，于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１日判处林死刑，立即执行，从犯程××死缓。１９ ７９年１月天津高院复查，程××无罪释放，林××恢复名誉，给家属生活费３０００元 。〔３〕

---文革军管下的法院如何审案
何　兵


南京下放知青陈卓然，制作了６０份反对江青的标语，贴到大街上，全城轰动。后主谋倪××将陈出卖。陈被捕１９天后处以死刑。公判大会上，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宣布陈 卓然死刑立即执行后，故意拉长声音宣布：“首犯倪××，罪大恶极，理应判处死刑。念其有重大检举立功表现——稍作停顿——当场释放！”然后一法警 手持巨大剪刀，“咔嚓 嚓”舞动着走上主席台，将倪ＸＸ反绑着的绳索剪断，将其当场放掉。

宣判官“故意拉长”语音，法警“咔嚓嚓”，舞动着“巨大剪刀”。一个“立即执行”，一个“当场释放”。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军人们有效地向公众宣示着权力的爱与恨。

作为“集市司法”或者说“戏剧司法”，一年只能演几场，通常选在重大节日如国庆节。一旦你案件被挑中交由群众讨论并公审，说明你的案情有表演价值，通常意味着“你
死定了”。

---文革军管下的法院如何审案
何　兵


军人许恩荣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案件审批领导小组”组长，此前是解放军６６军副参谋长。他回忆：
“１９６８年１月，天津市军管会将一批案件公布，发出‘致全市革命群众的公开信’，要求群众讨论，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召开大规模的公判大会。设总会场、主会场和多
个分会场，用电话线联网。犯人 被钉上脚镣，押赴会场，从西监狱到民园体育场的总会场 约２０公里，沿途戒备森严，前有摩托车开道，后有警车护送。到达会场后，被押上高高 的审判台。有的犯人受不了惊吓，大小便失禁，拉了一裤裆，或者瘫成一团，两个民警也 扶不起来。由‘新生医院’的医生，隔着裤子注射一针‘吗啡’，使其兴奋起来，维持到 宣判完毕。”

“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宣判官’。我以响亮的嗓音，浓厚的山西口音向到会的约１６０万群众，宣讲‘判决词’。我用高音喇叭同时宣布，对杀人犯张贵元等八人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１〕

军人们的广场审判，重规模、气势和震慑力。审判的戏剧性和表演性，被夸张到极致 。大案、要案、尤其是死刑，要集中宣判和执行，这样才有规模效应并产生轰动。死刑宣 判的过程尽可能拉长，以利于充分表演：犯人钉上脚镣，沿途２０公里戒备森严，摩托车 开道，警车护送，高高的审判台……可以想象观众的兴奋、胆寒和喧嚣。犯人“瘫成一团 ，拉了一裤档”，证明权力可以打碎灵魂，将人碾成碎末。围观和旁听的达１７０万人， 宛如“沙场秋点兵”，满足将军们的“边塞情怀”。

---文革军管下的法院如何审案
何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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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从专制主义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
具体地讲就是：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新的思想；在广义的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而只能用 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 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 （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

否定毛泽东，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否定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小农式生存，是一次全民族的脱胎换骨。尽管，这种否定不会一蹴而就，很可能是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中国人必须从现在开始启动这一进程。

我以为，这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漫长、最艰难的否定过程，因为中国专制主义的生命力之顽强堪称世界之最。尽管，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痛苦之巨大甚至可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除了忍受痛苦的煎熬之外，当代中国人别无选择。

否则的话，尽管毛泽东已经魂归西天，但他所代表的专制主义仍然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混世魔王毛泽东
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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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 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 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 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
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 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 ”陈友群还谈及，１９５０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１９５６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 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 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 ，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 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郭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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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１９ 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 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 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 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 。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 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７月１１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 还较融洽，承认１９５８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 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 ”……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 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１９５７年由鼓励鸣 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郭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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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限于中国的范围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评价毛泽东，他无疑是到目前 为止最成功的一个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专制政 权内部的相互倾轧的艺术，没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善于应变、流氓成性，更没有 人能够把自己装扮得像红太阳一样光辉灿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毛泽 东的手中变成了“人民万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他又能通过一系列运动使人民 一无所得。他似乎以一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中国对抗，就像一个高大强壮的男子汉和 一个柔弱顺从的小女子的关系一样。

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个皇帝的权力和威望能够与毛泽相媲美呢？他把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把中国人的愚昧和软弱推向了前无古人的极端。在一次次的权力角逐中，他充分利用了中国人的性格弱点，打击对手犹如猫捉老鼠，多少曾经在共产党内权力比他大、职位比他高的人，都一个个地拜倒在他的脚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早年野心，果然在几十年后变成现实。他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便终身受用。

    在中国，他可以蔑视一切，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合理的依据，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启示，他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不讲理就是唯一的真理。

---混世魔王毛泽东
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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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 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 “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 ，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 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 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 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 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 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 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郭道晖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 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 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 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实际上是犯 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 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 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１９５３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 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 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１９５ ９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 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 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 。１９７２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 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郭道晖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⒈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⒉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⒊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
⒋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⒌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⒍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
⒎搞农民平均主义，１９５８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⒏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
⒐１９６４年提出四个现代化，１９６６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⒑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 “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 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 长期反右不反“左”。（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我也是有责任的。反右斗争是个很 复杂的过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 来，值得深思。（中直５—３０）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郭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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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毛精心策划的“倒周”缘何戛然而止？
从1973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倒周”、“代周”之意图渐渐显露：
1.中共“十大”，王洪文被毛钦定为第3号人物,明显具有“接班”的特征；【注1】
2.“以邓制周”、“以邓代周”的计划悄然启动；
3.11月25——12月5日，毛亲自部署了名曰“帮助”实为“批斗”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文 革以来一直以毛代言人自居的江青，直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责周恩来要“迫不及待取代毛主席”。【注2】

4.1974年骤然而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更名不符实地大批所谓“现代大儒”、“宰相”和“周公”，甚至有“端着胳膊”这样的形似，影射周恩来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5.江青一干人所挑起的“黒画展览”【注3】、“蜗牛事件”、【注4】追查周培源文章的后台【注5】、批影片《中国》及“无标题音乐”等，更是射向周恩来的阵阵暗箭。

一切似乎都准备好了，只差一个时机、一个由头，就可以让周去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了。然而，仿佛天降奇迹，毛泽东突然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1974年10月20日，他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注6】毛不仅骤然中断了已经箭在弦上的“倒周”之举，还把“四届人大”的主导权直接交给了周恩来。
，，，，，，
那么，又是什么让毛突然察觉到了危险，并迅速中止“倒周”进程？

笔者认为有两个因素：

1.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招待会。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简短的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注15】

笔者当年看过周主持国庆招待会的新闻纪录片：周连续做了五、六次手势，都压不下去那热烈掌声，场面明显超过了毛泽东——笔者当时就深感震撼！

国庆招待会强烈的拥周场面，让毛泽东心中很不是滋味。苦心孤诣“经营”一年之久，马上就要“临门一脚”了，却没成想踢到了“铁板”上！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他太明白国庆招待会所透露出来的“拥周”信息了。如果罔顾党心民意执意“倒周”，极有可能激起强烈的反弹，致使局面失控。他已进入耄耋之年，再没有胆略去冒如此之大的风险，他不能不暂且把“倒周”搁置起来。

四天以后—-74年10月4日，毛泽东做出了反应，他让张玉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至于谁任总理，或者说周恩来怎么安排，毛都没有表态。

笔者认为，此时的毛泽东，仅仅是意识到“倒周”之事还需从长计议，非但没有决定再次由周担任总理，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他心目中认为最急迫的还是：抓紧提升邓小平的权柄，加快“以邓代周”的步伐。

2.王洪文秘密的长沙告状

如果说，国庆招待会上所出现的强烈拥周场面，令毛泽东非常震撼，不得不暂且中止“倒周”计划；那么，王洪文的秘密长沙告状之举，倒是让毛突然间警醒—-一个潜在的危机或许正在形成！

按照官方说法：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在与江青等人密谋一夜后，背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秘密飞到长沙毛泽东处“告状”。王洪文称当时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住在医院里，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要他回去后要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谈… …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注16】王洪文则当天又飞回北京。

对这段“官方说法”，长期以来似乎无人深究。然而，事情果真这么简单吗？

笔者认为，在这貌似平和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那就是，正是王洪文的长沙告状，让毛泽东突然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按王的说法，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白了，庐山会议，就是林彪企图将自己的意志，借被煽动起来的气势，强加给毛的一场“未遂政变”。好在毛当时就在庐山，可以及时采取措施。

然而这一次，他身在外地，鞭长莫及，一旦北京事发，那后果可就难以想象！

---史纵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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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专政

在这个政权中，中国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

文革结束时，中国共产党有３５００万名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一条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一个 领袖－ －毛泽东。由于中共是执政党，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每一个农村生产队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名义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实际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都由上一级任命。在干部任命等一切重大问题上，党的一把手说了算。

中国共产党的机构全部国家化了。党的专职干部就是国家干部，他们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开支，党的活动经费也由国家财政支出。

当时也有“民主党派”，但这些“民主党派”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它 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些“民主党派”的一 把手多是中国共产党派进去的共产党党员。在财务上，是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 。所以，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具。中国实际只有一个政党，它 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党的利益。按照社会学的看法，一个集团 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就不可能成为集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它除 了谋求国家的利益以外（因为它是执政党），也得顾及本身的利益。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 是中国的客观存在。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面对这个庞大而强大的利益集团。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
杨继绳


专制政治
当时的政治制度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文革初期这个制 度受到冲击，文革后期基本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这个制度实行了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 垄断和思想垄断，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 权专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实 际上皇家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一处，落实到每一个人。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 之民。１９４９年建立的政权经过二十多年细密化，依靠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 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 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极致，到了无以 复加的地步。这是一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totalitarian　system（译为“极权制度” ）可以作为它的近义词。

这个严密而严酷的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构成的。由于社会被行政权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团是治理国家的唯一依靠。

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熔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
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这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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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我当年在辽宁采访时，张志新的案卷只有一个材料没有允许我看，这便是张志新被枪毙后的照片。
  “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张志新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这寥寥8个字，“弹中头部”等于是面目全非，现场肯定非常悲惨，我猜想这也是他们不让我看案卷的真正原因吧。在枪毙张志新之前，公安部门到农 村找到曾真和两个孩子，他们表示“不要尸骨”。后来遗体也找不到了，辽宁省后来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的平反大会上，张志新的大女儿林林实际上拿的是一个空骨灰盒。

当年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中，其中两封谈到张志新遗体的下落。一封说，张志新的尸体被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用汽车运走，放在水泥池子里，用药水泡上，做病理解剖实用。另一封来自辽宁中医院，信中说张志新被杀害后，尸体被拉回沈阳，“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个人推测倾向于被用做医学研究了。遗憾的是，张志新遗体下落这个谜至今没揭开。

张志新被割喉管，也成为那个时代最血淋淋的一个罪行。但我在采访中发现，其实张志新并不是刑前第一个被割喉管的人。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高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于是辽宁公安局有人提出了这一“创举”，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陈禹山：一份血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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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月的中国媒体，在广州、上海、北京，用同样的文字和内容，统一报导了一个秘密：30年前，也就是1970年1月5日，云南发生过一场里氏7.7级特大地震。地震的中心在通海，灾区有7个县：峨山、建水、华宁、玉溪、石屏、江川，都在其内。报导说，这场地震，死亡15,621人，受伤26,783人，塌房33万多间， 经济损失按照现在的可比价格计算，通海一县即达人民币217亿元。报导又说，地震发生后，灾区老百姓虽然得到了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个毛主席像章，但救灾物资少得可怜。

这么大的天灾，居然向老百姓保密，隐瞒了30年，在这个地球上真可以称得上绝无仅有！为什么保密？怎么样保密？现在发表的那篇揭露当时秘密的通稿中是这样说的：“由于当时处于‘文革’特殊时期，仅由新华社对外发了一条简短消息，只字不提受灾情况，而且把震级压低了。”

文革期间所以连地震都要保密，确实不可思议，只有“特殊时期”4个字能够解释。文革在残暴和虚弱两方面都到了特殊的程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能够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土地上，保密的范围是能够随着统治者的意志任意覆盖任何事物的。保密、保密，统治者不想叫老百姓知道的一切事情统统都是“密”，即使在人命关天的紧急救援关头也不准放松。其中的规律是：保密的范围，既和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成正比，也和统治者的虚弱程度成正比。文革是风雨飘摇、草木皆兵的特殊不稳定时期，领导者经常处在心惊肉跳的困境之中，无怪乎地震也成了保密的对象之一。

---鲍彤：中国在文革时期垄断新闻封锁消息的丰富经验

图：云南通海大地震。解放军战士为露天小学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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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教授：“文革”荒诞事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３０日，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开会议，决定对教授“突 然袭击”，进行考试。上午开完会就组织人员在清华出题，下午就带着考卷到１７所院校 去考教授。他们以开教授座谈会为名，把６５０余名教授骗到考场进行“突然袭击”。发 下考题后，强迫这些多年来从事 文史哲、外语、体育、艺术、医学等专业研究的教授们当 场答卷。试题不顾教授专长，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部分，考试结果及格６５人， 占１０％；不及格５８５人，占９０％，有的更交了白卷。

１９７４年１月３日，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召开各大学负责人会议，决定对大学正、 副教授进行一次考试，考题以１９７３年高校招生测试中若干中等水平的试题为主要内容 。１月５日上午，市革委会文教组对全市１８所高校的教授进行考试。其中复旦大学将正 副教授集中到一个大教室，主持人宣布立即进行考试，试卷是本校各科的入学试卷，包括 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考试的内容有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毛泽 东讲话原文及其发表时间、地点，列宁论帝国主义的特点，“鞍钢宪法”，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语文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天问》《资 治通鉴》《论衡》《聊斋志异》等的作者及写作时代等。

因“术业有专攻”，很多教授没有答上来。

这次考试是“极左”派“教育革命”的杰作，考试的结果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毫 无知识、一窍不通、连大学生入学资格都没有的事例而广泛宣传。复旦大学考试的结果更 在上海广泛传达，如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写不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某教授本专业的试卷 考了不及格以及某些“反动学术权威”全部交了白卷等等。

１９７９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苦恼人的笑》，再现了“考教授”这一中 国教育史上荒诞的一幕——１９７５年冬，一位记者奉市委宋书记之命到医学院去采访“ 教授考试”，当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受考官们愚弄，错把肛门表放入口中，引起考官们 笑骂时，记者震惊了。但让记者更加震惊的是，宋书记遇车祸重伤时，却指名让老教授给 他做手术，且手术成功后仍坚持批判老教授。电影对当年黑白颠倒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 思。

---刘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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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尼克松访华，美国著名制片人露西·杰文兹申请采访北京，拍摄记录片《故宫》， 其中一节为故宫周边住户生活。该片后捧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

如何满足美国朋友的要求？得找一位合适的“北京一家人”。国务院办公厅将这项特殊政治任务交给北京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再三甄选，找到清华在读生刘志军一 家。外交 部不放心，领导亲自登门考察，看了刘家三代，并向派出所、居委会深入了解，认为万无 一失，才敲定“这一家”。同时，制订了极为细致的“应答词”。对外宾可能提到的各种 问题——备下“标准答案”，印发各家，人手一份。居委会组织居民学习、背得滚瓜烂熟 才准回家。

请看“标准答案”：规定外宾问及“文化大革命”，须应对“很有必要”；问到“五 七干校”、“上山下乡”，对以“大有好处”、“很受锻炼”；问到工资收入、家庭生活 ，要答“够用”、“生活很好”，不能说出具体薪额。因为外国人贼精灵，根据薪额可推 算出国民生产总值，进而测算出军工生产与国防实力，小数字连着国家大机密呢！所有问 题中，只有一项提问“可如实回答”——家里有几口人？就这“可如实回答”，也惹生一 桩笑话。一位外宾向一老头拉家常：“家里有几口人？”老头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紧 张，便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外宾一头雾水，莫名其妙。

几位当年过来人十分懊恼未能保留下那张“标准答案”。那会儿，恭敬接下，过后随 手一扔，没想到这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尼克松访华说谎纪实
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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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指挥枪
它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率全军。中央军委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中央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各级军队都有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从上到下，党组织无处不在，无处不起领导作用。此外，毛泽东还采用中国历代的 监军制，并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

一、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这就防止了军队变成个别军官的私家军队。在一支军队内部也就不可能进行对抗中央的密谋。

二、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军长和军长以下的各级带兵的军官，不能带领自己的部队移动。作战部队一个营的调动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一个团的移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得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三、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调兵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研究，集体决定。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四、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军队不能就地筹饷。军阀割据的一个原因是军阀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里筹饷，他可以在辖地内成为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地盘大，军饷就充足，就可以进一步扩充军队。因此就有军阀间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饷由总后勤部统一供给，一律“吃皇粮”。

五、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在军阀时代，地方军政合一，军事长官就是行政长官。他们既凭借自己军事实力和中央分庭抗礼，又凭借自己的行政职务，对百姓发号施令。毛泽东时代，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力量，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这样，就没有可能实行军事割据。

六、“双长制”。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两人都对上级党委负责，二人相互制衡。他们不能共同策划和实施反对上级的军事行动。

七、司、政、后分立。军队里的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各自负责。而这三者都由中央军委统率。

八、强干弱枝。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力量。万一个别地方出现问题，中央可以凭借具有压倒优势的首都军事力量讨伐叛逆。驻首都以外的部队（包括军事首长）带一支枪进入首都要经过批准。空、海军的飞机不能飞越首都上空。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军委主席这个职务是中国的权力之柄。谁握住了这个“柄”，谁就有可能保持或改变中国的面
貌。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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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年二月二十一到二十八日，尼克松访华，从上海进出国境。参加这次接待的国旅翻译罗卫国最近写了回忆文章，他见证说：“整个上海如临大敌，对特殊人员采取隔离措施，精神病患者全部管控。对‘黑五类’采取里弄办学习班，实为看管起来。”

二月二十七日，尼克松在沪准备签署《中美上海公报》，下午一些 美方记者要游览黄 埔公园。是日气温零度，公园没什么人，中方还是清场，再安排十来对男女青年坐在指定 长椅上，似乎在谈恋爱。一些人冷得实在吃不消，帽子捂得严严实实。美方记者很快看出 破绽：“他们真的是在谈恋爱吗？”“为什么没有其他人？”罗卫国：“我无言以对，只 好耸耸肩，一笑了之。”美方记者再参观菜场，也事先清场，再组织“顾客”假购鸡鸭鱼 肉。美国记者一离开，菜场人员便将“顾客”所购之物统统收回，并收走摊上的鸡鸭鱼肉 。“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尼克松访华说谎纪实
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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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毛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站在毛身边的周恩来，戴着像章和袖标，端着半残的右臂，左手挥动着小红书，和广场上几十万小青年一起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恩来同志奋力高举小红书，手臂伸向空中，整个人也向上用劲，看上去脚尖都踮起来了。由于太卖力向上，身体和头颈倾斜着， 加之声嘶力竭地高呼，脖子上的血管和青筋凸起，绷得似乎就要断裂，在给恩来的近景镜头上清晰可见。

朋友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细节，极为震惊。至于嘛。不熟悉老毛的小青年如你我等辈，远远地看着红太阳，全身抽风，崇拜狂热症大发作，在所难免。而他恩来同志已经和泽东同志并肩战斗了几十年，而且他在党内的地位一度比毛高，何至于如此表演效忠！你能想像吗？如果有一天，咱的一个熟人当了大官，咱俩也必须跟着喊万岁，能假戏真做到青筋爆起血管凸出的程度吗？还不至于吧。”

另一个绝妙细节更让人过目不忘。那是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台上，老毛居中，林彪和周恩来一左一右。老毛象征性地对台下狂热的代表们挥了挥手，身子就略微弯曲，似乎要坐下，后面的女服务也赶紧上前搀扶。没想到，不知为何老毛没有坐下，身体在稍微前躬的姿势上停了瞬间，又站直了，再次冲着代表们鼓起掌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再看老毛左右的林与周，两人的相互较劲便一目了然。林彪看到老毛已经有了要落座的动作，就一下子坐了下来，他万万没想到老毛又站直了。而周恩来却用眼睛的余光一直瞄着老毛，尽量保持与之相同的节奏。老毛身体稍弯，恩来也跟着稍弯；老毛停留片刻，恩来也停留片刻；老毛突然站直，恩来也随之站直；老毛鼓掌，恩来也鼓掌。整个过程的同步程度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而已经落座的林彪，没能与红太阳同时起落，当他忽然发现老毛没有坐，又站直了，而且就在他身边，他的面部表情就一下由微笑松弛变得沮丧紧张，几乎是极不情愿而又下意识地跟着站起来鼓掌。最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林彪重新站起的过程中，侧伸出头，目光越过居中的老毛，怪异地盯着与老毛完全同步的恩来。恩来明明意识到林彪的恶意目光，却全当浑然不知，随老毛一起鼓掌，直到老毛完全坐下，恩来才缓缓落座。

在观看这一细节的过程中，朋友不断发表评论性解说，让我注意三人的关系和林、周的表情。最后我俩几乎是同时说：林彪看恩来的目光中所隐含的，不仅是嫉恨，还有极大的轻蔑：“瞧你那副谄媚相！”

我的文字远不够传神，也许只传达出画面冲击力的百分之一，如若不信，诸位可以找来中共九大开幕式的记录片看看，镜头本身对视觉的冲击才会让人信服。而且，与这种真实的历史镜头相比，现在的帝王戏中的臣子媚态，特别是微妙处的表现，实乃有天壤之别。

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官场竞争：极权者具有任意废立的绝对权力，故而，所有的高层官僚都在争当极权者个人的宠儿。

---刘晓波：周恩来的官场生存术
──读《晚年周恩来》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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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结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坛的邓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云覆雨的权谋功夫：复出前，他两度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拥护英明的华主席”；而一旦复出之后，基于牟取最高权力的需要，邓从否定“两个凡是”入手，挑战华国锋的权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对民怨沸腾的文革进行某 种程度的清算，并在清算中保持一种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权。

所以，邓在推动非毛化的过程中，所用手段却是典型的毛式权谋，制造出党 内高层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文革派）与“正确路线”（反文革 派）——之间的斗争。于是，“四人帮”成了制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 羊，即便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起码也要追问毛用人不当的失察之责，而被 打到的老干部们和受迫害的社会名流们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于周恩 来在党内的资历、人脉和威望，在社会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无可 替代的“人民好总理”形象，更由于周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些人，周自然就成 为反四人帮反文革的党内代表。

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 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 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 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 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 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

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 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 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 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 即基于个人权力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 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 方面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 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 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 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 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 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 也逐渐消失。

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 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 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 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 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 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 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 无古人的高峰。

---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
作者：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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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周、邓二人同为早年留法学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国理念也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关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紧密和谐，周、邓之间既无紧密的工作关系，更谈不上私人情谊。事实上，周、邓的私人情谊和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不过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测加谣传而已。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 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著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 恩来》P469—470）

由此，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还地位平平的邓小平，却在八大 上超越许多中共元老而跃升到高层核心；为什么“刘邓路线”的一号人物刘 少奇，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且尸骨无存，而二号人物邓小平却保留党籍；为 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启用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权力；为什么文 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压制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和民间思 潮（西单民主墙）对毛的清算，使本来势头良好的非毛化运动戛然而止，以 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权谋大师毛泽东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他的幽 灵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成为掩盖中共罪恶的巨大阴影。

---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
作者：刘晓波

图：周恩来与邓小平吊唁法国总统蓬皮杜逝世（图源：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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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人物热衷于死后声名的欲望的实现程度而言，甚至可以说，同作为独裁制度中的魅力型领袖，周恩来不仅比毛泽东成功，而且比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成功。不可否认，生前，周恩来既无毛泽东的绝对权力，也无红太阳的光辉，更没有刘少奇惨遭迫害的资本，但在死后，毛泽东留下的更多是骂名，刘少奇留下的 至多是同情，而周恩来留下的则是政治美名。特别是考虑到周的政治生涯是在异常险恶的独裁政治中、在娴于权谋且心狠手辣的毛泽东手下渡过的，周恩来的仕途之稳定和身后之盛名，几乎就是奇迹！

然而，“褒周贬毛”的思潮，正如九十年代的“褒毛贬邓”的思潮一样，不过是病态国家的病态现象，是残缺价值观的残缺评价，与史实并不相符。事实上，如果把中共集团比喻为一个人体，毛、周的一体化就如同大脑和四肢，疯狂的大脑只能支配病态的四肢，二者的配合写就了畸形而血腥的中国当代史。无怪乎，毛家的后人对褒周贬毛的倾向颇为不满，曾经发牢骚说：“好事都是他们家（指周）干的，坏事都是我们家（毛，江）干的”。以至于，连周的遗孀邓颖超也对“褒周贬毛”的思潮大为不满。再看看周恩来身患绝症之后，在病房中写给毛泽东的几封信，内容全部是对毛的感恩、关心和向毛作自我检讨，也用第一手史料印证了邓颖超对褒周贬毛者的诘问：“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

国人对毛、周的评价，也随改革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变化。在改革的魅力如日中天的八十年代，毛泽东是暴君和乱源的代名词，而周恩来是儒相和现代化的象征。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后期，两级分化和权力腐败的愈演愈烈，新左派与民族主义的同步兴起，使毛泽东的名字再次响起，作为平等、廉政和民族复兴的象征性符号。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毛泽东也仅仅是历史变迁的工具而已。

---刘晓波：读《晚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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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特需”万无一失
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保障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常消费，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北京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主要“特”在三个方面：第一安全（绝对安 全、万无一失），其二高质量、高水准，第三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特需供应无小事。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 9 位同志先后荣获毛主席接见。

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有所差异，除享有“一级勤务”的首长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逐级逊色。

---大饥荒之北京‘严打’一天抓7万人
--转自《老衲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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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与乔冠华滚床单被CIA录像，CIA内线透露给周老鬼，老鬼大惊，立即命二人火线离婚火线结婚，保住了刚刚进入联合国的中共国面子。


章含之换肾成功后，我去医院探视。手术后的章含之大大咧咧，谈笑风生。依然是她侃我听，主题是换肾的过程和细节，包括怎么住院、什么肾源、如何手术、什么医生主刀、术后效果以及住院期间听到的奇闻轶事。印象深的两点：一是她由衷的高兴，谈话中多次用夸张的神态谈到如何 “ 运气 ” 、 “ 幸运 ” 、 “ 凑巧 ” ，显得非常满足。这时的章含之对生命充满了自信和期望，大谈出院后的工作设想和生活安排。二是章含之郑重地对我谈起大病后的体会，大意是：过去一直认为世界上没有能阻挡我的事情，这场大病让我懂得了还有疾病无法抗拒。如此 “ 大彻大悟 ” 的体会真令我有些意外。但凡到奈何桥转悠一趟，差点喝碗孟婆汤后，绝大多数人的体会，或是感慨命运的无常，或是更加珍惜生命，或是更加宽容大度，或是更加超然出世。而章含之不同，竟然是感慨生命潜力有限，感慨终究不是超人、超自然人。

---鲁志强：我所认识的章含之

图：章含之做过2次肾移植，大夫为上海长征医院朱有华，时间分别为1995年和2002年。而爆料人则说用了冤案聂树斌的肾。聂树斌于1995年4月被执行死刑，年仅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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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报道和史料都披露，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始于1954年，盛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据《王光美访谈录》回忆，“她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学的，所以后来主席有时游泳会邀请她。王光美表示，两次毛泽东叫王光美去游泳，刘少奇都以健康理由拒绝……”

这就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刘少奇反感毛泽东邀请 王光美陪同游泳！试想，刘少奇若真是因为“健康理由”有两次不能奉召陪伴王光美与毛泽东游泳，以他一向对毛泽东惟命是从毕恭毕敬的惯例，后来至少得找机会弥补，但现有史料证明，刘少奇生前从未陪伴王光美与毛泽东游泳。

中国自古有“可穿朋友衣，勿欺朋友妻”训诫。两个男人朋友，再怎么亲密无间，也不能随意亲密接触其夫人妻子。试想，即便在今日民间，一个男人常常邀请其朋友的妻子单独与自己同泳，其朋友会如何想？难免不起误会而反目成仇，理智者会暗表冷淡，粗鲁者则会公开宣战。刘少奇可能相信毛泽东邀王光美同泳并非是“君戏臣妻”，有什么非礼之图，甚至可能猜想到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只是一种政治伎俩——毛泽东总是在重大政治风波将到时邀请王光美游泳：1954年毛泽东教王光美游泳，其时正是解决高岗问题的风云变幻期，毛可能想通过邀请王光美游泳的机会探究刘少奇动态或对外营造一种毛刘是“亲密战友”的政治语境；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频频邀请王光美游泳，也许因为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毛亟须察探刘少奇的思想立场，争取刘的全力支持——但虽然明知如此，刘少奇仍难免有一种虽身居高位，却不能保全夫人尊严的屈辱感。

《王光美访谈录》披露：毛泽东邀请王光美同泳是极其认真下力的，若电话通知不到，还再派秘书去接：“有一天毛主席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了鄱口，不在住地，徐业夫同志还坐了汽车来找我。”这让江青极其反感。有一次，“游完泳后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大家说：‘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

江青这一怨声其实也代表了刘少奇，只不过刘少奇有城府，一声不张，采取了另外的报复方法，这种报复甚至可能只是一种下意识的“意识流”——八大中将“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取消，在“七千人大会上”将“三年自然灾害”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威胁毛泽东“饿死人是要记入史册的”，“四清”时攻击毛主张的“开调查会”过时了，应采取蹲点调查新方法，刘少奇都是第一先锋，这中间有没有因反感毛泽东邀请王光美同泳的因素在暗暗推波助澜？恐怕不能排除。

---朱健国：王光美离间了毛泽东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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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尼克松一起看体育表演
在为尼克松安排的一系列欢迎活动中，有一项是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表演。我有幸被选中去首都体育馆做观众，虽然是近两万人之一，但也要做严格的政治审查，还要开会学习注意事项。

那天的要求非常严格，几点到场，从哪门进出，穿什么衣服，什么表情，都规定的很细致。服装的要求 又给我们出了难题，要穿得漂亮，鲜艳。

北京的二月正值寒冬，这个季节没什么漂亮衣服可以穿。再有就是自文革开始后，还有多少人存着光艳的衣服？反正我是没有一件花衣服，除了蓝的就是灰的，或是国防绿的军装。

我上上下下，跑前跑后地找朋友同事亲戚借衣服，还是没有收获。正赶这个时候，小舅舅、小舅母来北京探亲，他们刚结婚不久，小舅母做新娘时穿的粉红色缎子面棉袄倒是很漂亮，我穿着也合适，但我又拿不准文革期间穿这样的衣服是不是太过分了，又去找朋友借了件花罩衣套在了上面。

一切准备停当，2月23日晚，我们像去完成一个庄严而神圣的任务一样，奔赴了首都体育馆。

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正式开始前五分钟，有组织的观众们都脱掉了棉大衣。瞬时间观众席上的颜色把我惊呆了，这么多年来早已适应了阴暗颜色的眼睛真有点眼花缭乱。不知道这些人从哪儿找的这些衣服，看来破四旧还很不彻底，今天绝对是压箱子底服装的大PK。

绝大多数的女观众都穿上了非常鲜艳的绸缎、织锦缎小棉袄，（那天观众男人较少）有些很老式（没准解放以前的存货）但颜色绝对漂亮。那天，17岁的我真开眼了。

7点半钟，周总理陪同尼克松夫妇步入大厅，场内的掌声不很热情，观众脸上展现的是不卑不亢含蓄的笑容（这是事先规定的）。

坐定以后，运动员入场，上百名运动员举着红旗，在运动员进行曲的伴奏下迈着整齐的步伐列队进入，场上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那声音很震撼，笑容也自然了，同几分钟前比较，真是很滑稽，很有戏剧性。

真不知道尼克松当时是什么感觉，“中国人有点意思，挺会演戏的”。紧接着是体育表演。太具体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乒乓球、羽毛球等。印象最深的是体态臃肿的庄则栋和张燮林打了一场，不怎么精彩。当然还有其他有名运动员的表演，无论精彩与否观众报以的掌声都非常热烈。

表演结束以后，我们以同样控制着的掌声送走了尼克松夫妇，再回头一看观众席，瞬时间从那五光十色十分耀眼的画面一下子变成了黑灰色，这是人们又套上了平时穿的大衣，我那欢快激动的心情也随之暗淡下来。

一晃40年过去了，文革时发生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扼杀了多少美丽，多少颜色，多少快乐。制造了多少悲剧，多少闹剧，多少丑剧。我们能够忘记吗？

---作者: 刘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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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去世的半年前，已经被癌症和手术折磨得死去活来，体重只有61斤，还颤抖着手给毛写信，向老毛问候、汇报、检讨和感恩：“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 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自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周恩来　75.6.16.22时”

更不堪入目的是，周怕信到不了毛的手中，使自己的一番忠心付诸东流，就特意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张便条，以央求的口吻写道：“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办，拜托拜托。周恩来1975.6.16.22时半”。身为中共元老和终生总理的周恩来，居然对毛的二奶张玉凤也如此哀求，可谓斯文扫地、权威尽落。

在中国，这样的君臣关系至今未变：在帝制时代，横亙在君王与丞相之间的“太监党”、“外戚党”，变成了中共极权时代的“二奶党”或“秘书党”，毛身边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之于周，如同慈禧身边的大总管李莲英之于李鸿章。无怪乎，林彪曾当著汪东兴面批评周恩来：“象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也暗自感叹：“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象个奴仆样呢？”

---刘晓波：读《晚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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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马屏农场是四川最大的一所劳改农场，建立于五十年代初期，方圆五六百里，海拔平均约両千多米，是四川省雷波、马边、屏山三县的交接地，故称雷马屏。这里水恶山险，沟壑纵横，重峦叠嶂，云遮雾障，气候恶劣，人烟稀少，是汉彝民族杂居之地。由于它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因此盛产茶叶。它三 面是莽莽原始森林，穿过原始森林便是波涛汹涌，浊浪排空，奔腾咆哮的金沙江；金沙水冷，含沙极重，纵是世界游泳冠軍也泅不到对岸，惟有一条独路新市镇和宜宾相连，只要在那里设一座关口，纵是一只狐狸也逃不出去。

一九四九年后，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无产阶级专政”改造人犯的劳改政策，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把这里圈划为监狱，真是一座天然的监狱。它用不着设置重兵，也用不着修筑高墙，更不需要架设电网，只要在那连接宜宾的新市镇关口处修筑两个碉堡，架设几挺机枪，便固若金汤万事大吉。

于是，从1950年起，一批批国民党“残渣余孽”（甲长、保长、乡长、县长和军以下的师、团、营、连军官）送到这里来“劳动改造，脱胎换骨”，接着是不甘心失去财富的地主、富农和枪口下留下来的土匪恶霸，再后是不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及“投机倒把分子”，再再后是“造反派”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尽管他们出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其罪名几乎一样：不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或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昔日战场上的冤家，斗争会上的对立面，经济利益上的仇敌，均成了殊途同归的“同改”。

---铁流：一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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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8 月 15 日这天，全国人民总动员，消灭麻雀的运动在全国城乡展开了。，，
8 月 14 日这天，我们小队开大会，队长分配任务，他说：“从明天开始，家里有老人有娃儿的妇女，就在附近的山上、竹林驱赶麻雀，中午轮流回家做饭。冯树徳去对面山上，王建基去东边山上，你俩年轻，那两处山高树多，由
 你二人负责。”所有的山坡、河沟和有农作物的地里，都有人看守。队长最后大声强调：“每天天亮我敲钟就上山，天黑收工，远一点的地方自带干粮，中午不回家。不能让麻雀有休息、找食的空闲，要认真负责，不准偷懒。我要来检查，如果发现你在山上没有敲盆、敲竹筒，没有吆吼，扣你三个月工分。”

这天早晨，天微明就听到铁片钟咣当咣当敲个不停，家家户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拿上能敲出声的东西走出家门，我带上一个苞谷饼，拿个竹筒边走边敲、边吆吼。过沟进冲，翻山越岭，来到我负责的山头树林里。刹那间，满山遍野，人们齐声呐喊，咚咚锵锵锣鼓声，叮叮当当敲盆声，呯呯嘭嘭竹筒声，嗵嗵哐哐汽枪声，嚬嚬嘣嘣簸箕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声响之杂之响亮，胜过任何音乐演奏会，吓得鸟儿满天飞。飞累了，落在树上、地边，又被人们的敲击声、呐喊声赶跑了。无论它们飞到哪里，都无法停留休息片刻，更没法找食。不仅仅是麻雀，什么喜鹊、斑鸠、黄莺、杜鹃、白鹭、白鹤、蓝翡翠鸟、乌鸦、野鸽子、燕子、啄木鸟、相思鸟等等和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小鸟，以及猛禽老鹰、秃鹫、猫头鹰等许多珍稀鸟类都在劫难逃。我负责的山坡路远树多，开始那天带一个苞谷饼，下午肚子饿了，嗓子也喊哑了，就坐在树下有气无力地敲打竹筒。因为山高路远，估计队长不会来检查。第二天带两个苞谷饼，好心的房东唐木匠特为我做了一个大竹筒装水喝。

经过三四天折腾，所有鸟类，不能休息，不能下地觅食，又累又饿，早已精疲力竭，从树上、从空中纷纷坠落下地，我们小队无人没抓过奄奄一息的麻雀、八哥、乌鸦、斑鸠、野鸽子。麻雀交到队上，其它鸟都用来改善生活。有些娃娃掏了好多鸟蛋煮着吃，因此，赶鸟、打鸟的积极性很高。

经过五六天早出晚归轰、打、毒、掏的折腾，不仅麻雀绝了踪迹，其它鸟类也很少见到了。真是“夜夜梦鸟飞，清晨没鸟啼”啊。而在我们乡下，真正害人的苍蝇、蚊子、老鼠却没受到多大影响。

---王建基：1958年我经历的全民除“四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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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如此回忆他当年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的感觉：
“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别人都看不到的毛泽东。这么就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毛泽东的认知，也印证了我们的一些认知。举个例子，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写道，以 我的后见之明来说，假如当初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没有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10年在1957年，而不是在1966年发生。

“这个见解和我的见解不谋而合。我原来也是认为，毛泽东在57年发动整风号召，人们给(中国共产)党提意见，并不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而是错误估计形势。他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他本来想的是大家就会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批判各级当权派，拥护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就像文化大革命那个样子。

“不料，整风一开始各种批评纷纷而来，不但批评了各级当权派，连他这个老和尚也在批评之列。这样他就受不了了。他就翻脸，然后就搞了一场反右，把整风变成了反右。在这一点上，李志绥医生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别人都不可能知道的事实，那就是，作为医生，他注意到了在57年的5月中旬，也就是毛泽东刚刚把这个整风变成反右的时候，毛泽东那个时候的情绪很不好，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精神抑郁，还得了感冒，把他叫回来。毛的睡眠更不规律。

“他(李志绥的)这个特殊的观察角度，从毛泽东当年的身体的状况、情绪的状况，让我们知道了毛泽东反右的一个真实的情况。这就是这本书独特的一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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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坐待天明
家父十三岁离家进城读师范，图的是减免学费、提供伙食外，还给每月三斗米的零花钱。读师范的一般多为寒门子弟，希望两三年毕业，回乡做个教书匠，谋个养家糊口的生计。如是这般，风前雪底，清霜暖日，暂寄个轻闲时光。

不料，一学年之后，校方突然宣布所有学生必须加入三民主义青年 团，否则，要么退学，要么自己负担一切费用。此为新例，旨在裹挟国民，强化党国一体，据说全国通行，如今八十岁上下的老辈过来人，可能都有印象。

无需任何手续，全校学生集体加入。

于是乎，这个十四岁少年成了一名三青团员，余生的命运和家小的命运，在城头换帜之后的三十年里，便都拴在这大家都不明所以的什么团上了。

某年某月某日，寒冬腊月，记得清晨河上冰凌泛光，朝霞映照之下，愈发清纯。盛桥镇，吾乡，机械厂支书张光圣，急匆匆参加区委会召开的动员大会。据说，会上 “ 研究部署 ” 了几项 “ 掀起运动新高潮 ” 的革命行动，抄家是重头戏。

如今的青年或许能从电视上的历史剧中领略此项风景，但余生也晚，却与有荣焉，多次目睹亲历真人秀，真要感谢时代。 “ 老三青团员 ” 的家，在张支书的坚决要求下，榜上有名。

德国启蒙时代的一句名言是， “ 一个民族精神上的黑暗经常必会变得如此沉重，以致它不得不撞破脑袋来寻求光明 ” 。当年中国撞破脑袋的，不乏其人。小镇无人犯傻撞头，但天良自在人心，不比人少。与会的一位同族长辈，于心不忍，偷偷告诉家母这一噩耗，告诫赶紧做些准备。

家里只有坛坛罐罐，四壁如洗，无须准备。想来想去，只有户口本和粮本最为重要，母亲将它们揣在怀里。家父离家在外，不可能知情，也无法联系。一家早早吃了晚饭，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静候夜幕降临，干脆连门也不关。

夜半时分，街上脚步嘈杂。先是打门、呵斥和哭喊，继为翻箱倒柜、搬东运西的碰碰撞撞，最后只剩下铲墙挖地的闷声。这条小街，临河而建，都是吊脚楼，河上架桩，桩上铺设木板，便成河岸人家。于是，挖地连带着撬木搬板，间或听见家什掉落河水，咣咚，咣咚。家家大门紧闭，黑灯瞎火，好像连狗也不再叫唤。漆黑的夜幕下，只有被抄的人家，灯火忽闪，人影幢幢。

那一夜，三人自尽。

欧家，地主成分，祖父当即跳河。早在十多年前 “ 镇反 ” 之际，老人家就已 “ 陪斩 ” 过一回，如今无此荣耀，却反而想不开了，怕是实在没了留恋生的欲望了。

远房亲戚，查家，也是老祖，冲出家门，跳井。寒冬腊月，等待他的自然只有死亡，直到第二天家人才敢去捞上尸首。

最后，拂晓时分，谁也没想到，一位受人尊敬的私塾老先生，居然撞墙而死。原来，查抄一宿，毫无所获，正准备鸣金收兵之际，专政人员看到门口一个小圆镜子，顺手牵牛，打算据为己有。反转端详，镜后居然有一人像，影影绰绰，众人仔细辨认，其中一位年长者发现，不是别人，竟然是人民公敌蒋光头。顿时，士气大振，立马将老先生打翻，罚跪在地，责令老实交代。

这小圆镜子是老先生结婚时的信物，留存四十年，只为记着老伴的情义，早已忘掉镜后的鬼头。讲不出所以然，再打，老人奋力冲向石墙。

半夜行动之前，他们再次核实名单，一位负责人员，不知为何，主张将许家划掉。于是，躲过了初一。多年以后，烟消云散，当年的当事人如是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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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没饿死
我是1959年5月1日到夹边沟农场的，1960年12月25日离开夹边沟农场，总共在夹边沟农场呆了一年又七个月二十五天。,夹边沟农场是死人最多的一个农场。按当时农场公布的到场的劳教人员总人数是2400多人，期间死去1900多人。

我为什么能够活下来？有这么两个原因。

一.和我同时到农场的有 一个永昌县送来的叫杨玉凤的女人。据说此人是天主教徒，是由修女送医学院后成为医生的，当年40岁左右，是我进场报到认识的第一位劳教同事，她被分配到总场医务所当医生。平常她对我比较关心，因我患有肺结核，经常给我开病情证明，以逃避重体力劳动，开“康复丸”（一种专门给饥饿病人吃的可以充饥的“药”－－其实是食品）。此人平反后在武威地区人民医院上班，文革中被关“牛棚”时，我去看望过一次，后去世。
杨玉凤医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现在听起来好像也属于一个医生的正常工作，而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却是救我于水火，救我于不死的恩人。我深深怀念这位于我大恩大德的好人。

二.我去夹边沟时，带有一件羊皮做的大衣（民勤人叫“皮袄”）和一双羊毛毡靴。当时我们的灶房在西山坡，冬天十分寒冷。有一个在灶房烧火的人，知道了我有这么一件能挡风寒的衣服和毛毡靴，就通过别人表示想要我的衣鞋御寒，而我则趁机提出交换条件。因此，每天晚上他都会把或馒头，或饭食，只要灶上有什么吃的都行，偷偷放到一个我们约好的地方让我吃。加上有杨玉凤隔三差五地给我开“康复丸”，所以我就饿不死。

---李大梌口述 常厚春记录整理：追忆夹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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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林林：死囚家属学习班

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着大风雪。渖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我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我们推门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我心里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渖阳法院来的人要我们坐下，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 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我记不全，大意是一段讲什么阶级斗争，一段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只知道妈妈是个反革命，是听人说的。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渖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自妈妈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渖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啼咕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人在教育我，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我和妈妈划清界限。他要我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我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我说的。当时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

那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我谈话的人，他们又嘀咕了一阵，又在上面写。写完之后，要我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

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

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渖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

这真是人间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我所谈在学习班上，渖阳法院的人要我签字并按手印的那份“笔录”，后来在我妈的案卷中找到，特摘抄如下：

……

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曾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

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那一年，彤彤不满10岁，而我也未满18岁。这份笔录就算不是法院来人的“杰作”，但在那样的年代，彤彤和我除了这样说，又还能说些什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此一种选择。

作者：曾林林，张志新大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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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在 66 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 66 年 8 月、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

无奈的是，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 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

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并给他起了个“屠户”的外号。

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

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

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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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制度下的人性
然而为什么道县文革大屠杀中那么多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社员积极参与杀人呢？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很多道县经历过文革大屠杀手上没有沾血的干部。手上有血的因为厉害关系说话的可信度较低。他们说： “ 图积极啦。 ”“ 好表现啦。 ”“ 想立功啦。 ”“ 想得好处啦。 ”“ 趁火打劫啦。 ”“ 表 现自己革命性最坚定。 ”“ 表现自己组织最纯洁。 ”“ 想把对立面（革联）打成阶级敌人的总代表。 ”“ 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下，不跟着搞不行，那是阶级立场有问题。 ”“ 不同意杀人后果很严重，搞不好自己都会被杀。 ”“ 听信了谣言，以为阶级敌人真的起来搞暴动。 ”“ 中国农民就是这样，上面叫干什么，下面就干什么。 ” －－这一条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也有向我谈起。寿雁区乐福堂公社石桥头大队有一个名叫何衡昌的杀人凶手，这个人品质很差，好吃懒做，小偷小摸，大队干部都看他不起，大队杀人的时候， “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 ” 判了 21 名地富及子女的死刑，本来没有安排他当杀人的，但他尖起来要去，因为道县杀人是有报酬的，叫 “ 手续费 ” ，一般的是 20-30 斤谷子，也有发两三块钱，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大队发 5 块钱，石桥头大队集体经济比较富裕，发 5 块，穷得叮当响的何衡昌又如何放得这把水呢？杀人的时候，他第一个带头上去，一口气杀了八个。那个勇敢精神把在场的大队干部都镇住了。杀完八个人，他有一马当先冲到地主唐 xx （已杀）家，把唐 xx 的大女儿， 7 岁的唐彩霞抛刀杀死 ，又将 5 岁的唐老二用力抛向空中摔死，最后把还在站栏的唐小三，双手举起，头朝下，打夯一样，连砸几下砸死，何衡昌青筋凸暴的小腿上溅满红的白的脑筋鲜血。这一天，何衡昌得了 55 块钱的 “ 杀人手续费 ” ，比它在生产队出一年工年终分红所得还要多。处遗工作组进场后，群众对他反应很大，工作组长找他谈话，问他杀人动机。这家伙却说： “ 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 ” 搞得处遗工作组长哭笑不得。

野夫先生在给拙著《血的神话》的序中写道： “ 老老实实的平头百姓，竟可以被一种邪恶的学说，一夜之间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西蒙 · 李对这种现象有个分析： ‘ 极权制度惊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有着使人同流合污的能力，以其恐怖和无所不在的组织为工具，它使一切人作恶，把他们变成刽子手的帮凶。 ’ 而道县文革大屠杀更以血的事实证明，极权制度不但将它的臣民变成刽子手的帮凶，而且直接了当地把他们变成刽子手。 ”

道县文革大屠杀，说的是文革杀人的事，追问的是制度根源的问题。

---血的神话 ——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
作者：谭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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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文革大屠杀与土改运动
道县文革大屠杀看似是由一些偶发因素引起的，但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我在前面讲过道县文革大屠杀根源深远，传承有序。回顾一下文革中发生的一系列著名的大规模杀人事件：从 1966 年北京 “ 红八月 ” ，红卫兵小将打死 1772 名四类分子，到之后北京郊县大屠杀，昌平县杀了327 名
 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大兴县杀了 324 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再到 1967 年 8-10 月的道县文革大屠杀，以及后来的广西大屠杀，江西省瑞金和萍乡地区的 “ 民办枪毙 ”…… 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以一贯之的传承脉络。广西杀人（特别是第一阶段）和江西的 “ 民办枪毙 ” 都有受道县大屠杀影响的证据和成份。道县有 “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 ” ，广西也有，而且有所发展，还有 “ 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 ” 、 “ 贫下中农锄奸委员会 ” 。江西省的 “ 民办枪毙 ” ，则是 “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 ” 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后的变种。但是道县文革大屠杀的发生没有受到北京郊县大屠杀影响的任何迹象。 1986 年 7 月，我第一次赴道县调查采访之时，整个道县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和北京郊县杀人的事，农村基础干部对之更是听都没听说过。那么－－为什么杀人模式如此高度一致，杀人理由如出一辙呢？这只能说明，这一道历史的源流应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存在，这个源头甚至不在文化大革命之中。

在道县采访期间，有几个问题曾长久地困扰我：一、为什么 “ 杀人风 ” 有如此强的传染性？刮到哪里，哪里就杀人，听风就是雨，丝毫没有怀疑或抵制的痕迹，也不需要酝酿和发酵。二、为什么杀人模式如此整齐划一，杀人理由如出一辙，其间并无相互学习交流和统一指导。十一个县市历史沿革、社情民俗都有差异，有的还差异很大，文革进程也不相同，有的县保守派掌权，有的县造反派掌权，有的两派还在激烈斗争中，县与县之间基本各自为政，但杀人模式没有区别。十一个县市的几千个大队，虽然有人策划、煽动、组织杀人，但并无统一的、具体的一一指导，杀起来却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三、为什么杀人者如此理直气壮，有恃无恐，好像事先已经知道自己的杀人行动，不但不会受到法律制裁，而且有好处。而被杀者都有着深重的 “ 原罪感 ” ，似乎也已经知道被杀的命运无可避免。为此，我多次向处遗工作组和大屠杀亲历者追问，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但都不能让我信服。

道县文革大屠杀是制造阶级斗争，煽动阶级仇恨，实行暴力革命的必然结果，这一点不难理解。但不足以解释以上三条，特别是第二条。谣言满天飞，贫下中农和社队干部信以为真，认为地富分子真的在搞暴动，要杀自己，所以起来 “ 先下手为强 ” 等等，更加没有说服力。我在道县了解的实情是，杀人期间，有一些大队已经将地富及其子女关押起来集中管制，还有很多大队，直到杀人的前一天，杀人者和被杀者都相安无事，由于地富家庭的逆来顺受，双方基本上没什么矛盾，和谐得很。大多数被杀者和家属都有一种毫无征兆、祸从天降的感觉。还有种种解释和种种不实之词，都被处遗工作组的调查否定了。那都是来自上边，而不是来自下边。退一万步讲，即便全部是实，也不能解释我的三条质疑。

直到后来我跳出了杀人事件的圈子，对道县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有所了解后，才认识到道县文革大屠杀的根子其实在土改中。道县文革大屠杀中发生的一切早在土改中一一预演过了。除了烈度稍有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县文革大屠杀就是暴力土改在文革中的升级版，同时因为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而表现出更加残酷和更为强大的吞噬生命的能量。在这里贫下中农，甚至地主富农，对于 16 年前那场暴力土改的记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杀人模式和理论也是来自那里。此时回过头来再看道县文革杀人期间那些农村理论家们总结的杀人理论真的如雷震耳，原先我对他们有一种不屑一顾的藐视，现在看来，这些搞过土改，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作为的农村干部，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书读得不是很多，但比起我们这些所谓学者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政治运动理解要本质得多，也就深刻得多。三条杀人理论第一条，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杀地富就是民主革命补课；第二条，这是贫下中农起来进行的第二次土改。第三条，贫下中农杀地富是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一二条其实就是一条。第三条有点扯淡，那是为了给杀人行为披一件合法性外衣的说辞而已。

---血的神话 ——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
作者：谭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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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关于道县文革杀人，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贫下中农杀地富。
粗粗一看，好像是这么回事。认真一调查，不对了，这只是一个幌子，一个假象。真相是什么呢？是中国共产党的基础政权煽动，策划，组织，利用贫下中农协会和基干民兵队伍实施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进行的大规模无差别杀 戮行为。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道县，也完全适用于道县周边十一县市，还适用广东，广西的一些受道县杀人影响出现大规模杀人事件的县市。

这个结论不是我作出来的。而是处遗工作组作出来的，他们没有说得这样直白，但同样到位。零陵地区处遗工作组经地毯式的铺查，确认：道县及其周边十一县市文革杀人事件，除谋财害命，杀人夺妻，挟嫌报复，强奸轮奸杀人等四种刑事案件外，所有杀人事件背后均有区，社两级干部插手的证据。所谓贫下中农自发起来杀地富的没有一例。被杀的九千多人中，几乎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几乎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问一声： ”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 就是最大的罪过。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 “ 反革命组织 ” 经查全部都系假案，零陵地区破获的十几起大案同样也是假案。

---血的神话 ——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
作者：谭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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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关于道县文革杀人，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贫下中农杀地富。
粗粗一看，好像是这么回事。认真一调查，不对了，这只是一个幌子，一个假象。真相是什么呢？是中国共产党的基础政权煽动，策划，组织，利用贫下中农协会和基干民兵队伍实施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进行的大规模无差别杀 戮行为。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道县，也完全适用于道县周边十一县市，还适用广东，广西的一些受道县杀人影响出现大规模杀人事件的县市。

这个结论不是我作出来的。而是处遗工作组作出来的，他们没有说得这样直白，但同样到位。零陵地区处遗工作组经地毯式的铺查，确认：道县及其周边十一县市文革杀人事件，除谋财害命，杀人夺妻，挟嫌报复，强奸轮奸杀人等四种刑事案件外，所有杀人事件背后均有区，社两级干部插手的证据。所谓贫下中农自发起来杀地富的没有一例。被杀的九千多人中，几乎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几乎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问一声： ”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 就是最大的罪过。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 “ 反革命组织 ” 经查全部都系假案，零陵地区破获的十几起大案同样也是假案。

---血的神话 ——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
作者：谭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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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捕指标
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958年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机关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下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无 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

贵州省公安厅积极响应，于1958年2月率先提出在全省开展“无火灾、无积案、无土匪、无盗窃、无骚乱、无烟毒流行、无赌博活动”的“七无”运动，公安部立即发文，向全国公安机关推广贵州省的做法。于是，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在“七无”的基础上，有些省开展“十无”、“几十无”、“百无”运动。这些提法受到了当时中央主管政法工作领导的赞扬。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订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捕人指标越来越大，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年至1957年的总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万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万多人。

---尹曙生：公安部门“大跃进”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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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1969年，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我正在浙西一所鼎鼎有名的中学读初中，一天传来好消息，说是“民主”了，校革委会领导要下来广泛听取大家意见，商量如何给一批“阶级敌人”定性定罪，用那时侯的话来说十分响亮，叫做是“群众专政。”

会议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领导们深入到“红卫兵小将”中
 间，不耻下问地虚心听取意见，一般都是领导先介绍处理对象的案情，然后再倾听同学们发言表达意见。

第一个“专政对象”大家都熟悉，是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此人罪孽深重，有一回上茅房忘了带厕纸，竟然撕了几页“红宝书”解决问题。为破获这个当时轰动一时的特大恶性案件，领导动用了“群众破案”的高招，全校上千师生不分男女，全都排着队进入茅房仔细“参观”那堆该死的排泄物，以便提供破案线索。正当南方的炎炎夏日，旧式茅厕里的哪股味道自然是可想而知，弄得全校革命师生一个个薰得够呛，许多人几天吃不下饭去。领导介绍完这些大伙早已熟知的案情，便询问起对此人的处理意见。

“枪毙！枪毙！”话音刚落，便听见全班50多条喉咙异口同声地高叫起来。

领导笑了，也许惊讶于大家高度的阶级觉悟，不过立刻就宣传起了“给出路”的政策，说是对阶级敌人不能一棍子全部打死，还是要讲党的政策宽大处理。

“无期徒刑。”政策宣讲果然有效，全班同学很快形成了新的意见。

看见大家意见如此一致，领导不好再泼冷水，于是又开始介绍第二个专政对象，此人大家更加熟悉，就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据说是在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时侯，便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解放后还一再隐瞒，害得造反派内查外调，费好大的劲才将他揪出来。

“无期徒刑！”红卫兵小将果然铁面无私，对自已老师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怜悯。领导于是又做工作，说是此人归案后尚能坦白交代，还是以判有期徒刑为宜。

“50年！”“60年！”领导话还没说完，立刻有人性急地先叫起来。

“对，就50年，60年！”大家伙也争先恐后地叫嚷着。

领导楞了一回才笑起来，说是法律有规定，有期徒刑最高也就20年，压根儿就没有50年60年的期限。这样全班同学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法律上还有这样的规定。不过大家最后还是一致赞成，就判老师有期徒刑20年，一天也不能再减了。

接着第三个，第四个……那天一共征求了对大约20个“阶级敌人”的处理意见，同学们的“民意”全都惊人地一致：除了枪毙就是无期，有期徒刑也没有少于二十年的。大伙几乎是带着玩儿一样的心情，在谈笑之间就轻易决定了这区区二十个人的命运。这也难怪，那时我们都不过15、6岁，全都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里，听着“阶级斗争”的教育长大，除了八个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等，很少看到过其他的电影戏剧。

领导们背着草绿色挎包满意地回去“集中”了，不过这事从此以后也就再没有了下文，那些个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全都该关该杀的“阶级敌人”，后来竟然陆陆续续全都落实了政策，有的还当了“还乡团”，又回来执鞭从教，开始在课堂上对我们指指点点地不客气起来了。

所以最近竟然听到有人在说，“文化革命”是个“大民主”“反腐败”，尊重“民意”的运动，我便会不由地哑然失笑，很想对他们不客气地说一句：“朋友，在那样一个荒唐的年代，所谓民意，也往住是荒诞不经的。那样的民意，实在还是少来一点为好。”

---王晓明：1969，“民意”也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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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反革命偷看青春罪”
一位老法官说，1975年刚到法院工作时，国家根本没有《刑法》，一本1950年代起草的“刑法草案”，就是办案参考。没有经过任何法律训练的人，照样可以做法官、办大案。

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定罪量刑的随意性很大，尤其体现在罪名认定上。为了争取政治正确，任何罪名之前都得冠 以“反革命”三字，如杀人就是反革命杀人罪，强奸就是反革命强奸罪……

有一次，某个村子出了起奸尸案，搁在现在，当然得定侮辱尸体罪，那时这就属于疑难案件了。法官们讨论了半天，始终没有结论，最后还是承办人突发奇想，拟定了罪名：反革命……不讲卫生罪！

一车人皆笑。另一位法官忍不住了，也讲了个罪名故事：

“说个真实案例，是我们90年代搞案件复查时发现的。也发生在没有《刑法》的年代。有位年轻工人，晚上做梦梦到和车间一名漂亮女工发生了关系，早上醒来很兴奋，到处向厂里人吹嘘，连细节都说得一清二楚。消息很快传到女工那里，那姑娘是个烈性子，羞愤难当，居然上吊自杀了。”

“出了人命，事情就闹大了。年轻工人很快被保卫科抓了起来。案子到了法院，怎么定罪又成了问题，有人说该定反革命流氓罪，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那年轻工人只是做梦，并没有真正耍流氓，就算说他耍流氓，也是口头耍流氓。最后，还是法院院长拍了板：反革命梦奸罪，10年！”

一位女法官嫌我们讲得恶俗，便说了个带点浪漫色彩的：

“有个村子，当年许多知青在此下放。有段时间，女知青们纷纷投诉，说总有人偷看她们洗澡。村里很重视此事，安排民兵和男知青轮流值班，终于破案，原来是村里一个二流子所为。案子到了法院，定罪又成了问题。其间，也有人提议定反革命流氓罪，可人家只是偷窥，没有动手啊。最后，还是一位军代表有见地，想了一个又贴合实际，又浪漫的罪名：反革命偷看青春罪。”

我们聊得热烈，笑得大声，一位老同志一直闭目养神。见我们再无可讲，他终于开口了：

“你们都说完了吧，我给你们说个猛的，也是真实案例，发生地点是昆明，80年代平反错案时，我亲手纠正的。两个年轻工人，其中一个家里有点小钱，买了块上海牌手表。你们要知道，那时候有块上海手表，可是很不得了的事情，跟你们女同志现在有个LV包包差不多。买表的那哥们儿，姑且称甲吧，有一天无聊，跟朋友乙打赌，说：你如果把路边那坨屎吃了，我就把手上的上海表扒给你！乙一听，靠，还有这么好的事，二话没说，就把路边那坨屎吃了……”

我们都被雷住了，认真听老法官讲。

“乙吃完，漱了口，嘿嘿，这个是我想象的，他总不能含着屎说话吧，就对甲说，把表给我吧！这个时候，甲反悔了，他肯定没想到乙会真得会把屎吃了，只好赖账不给。乙火了，要打甲。甲只好说，那我也吃一坨屎，就当还你吧，于是忍着恶心，也吃了路边另外一坨屎。”

或许是情节太过离奇，车内安静极了。老法官点了根烟，继续说：

“倒霉的是，乙吃的是新拉出来的屎，所以没事。而甲吃的是陈年旧屎，有毒，当时就不行了，送到医院时，人已经死了。出了人命，单位当然不会放过乙，把他扭伤到了公安机关。至于怎么定罪嘛……”老法官坏笑着看了看我们。”

“反革命杀人罪？”
“反革命贪婪罪？”

老法官答：“反革命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罪，15年！”

---- 作者：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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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总理提意见
总理不兼部长，陈老总当部长了，就到我们家来征求闻天的意见，说你对过去的工作有什么意见？，闻天说，你当部长，当然很好，我很欢迎；总理太忙了，总理管得太宽，忙得又顾不上，所以你来了好；至于工作，大家一起做嘛。陈老总问闻天，对总理过去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你也可以提提。闻天提 了些意见，说：总理过去管得宽了，小事抓得紧了，大事丢掉了，对外交方面比较重要的问题找他批，要排队。他每天早上起来，那些有分工的秘书，管外贸的、管文化的，都排队等着总理批文件。负责我们那一摊的是陈浩。我们催陈浩，她说没办法，排不上。总理晚上不睡觉，我们吃中饭了，他才起来。人家笑说他从坐在马桶上起，就开始办公，大家这时也就到厕所里去排队了。我说这不是玩笑，是真的。闻天同志也来过一次。那次要批的是我管的事情，所以我跟着。闻天同志不排队，叫我到厕所里去排队。有一次我看见廖承志他们在排队，他问我为什么不排。我说我是来开党组会的，党组会都要找总理一起开。还看见周扬、雷任民、范长江他们，一排一排地坐着。我说：你们坐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排队嘛！雷任民在背后就跟我发牢骚说：我忙得要死，一个钟头还没轮到我，他不批我又不能走，我们得等他起床，吃饭。

---何方：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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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夫妻手册》
领结婚证时，民政部门还发给我们一本《新婚夫妻手册》，翻开一看，第一页上半身是红彤彤的嵌框大号字──
“ 毛主席语录 —— 要斗私批修！ ”

再往后翻，记不住是第几页，只见上写：
“ 革命夫妻在新婚之夜，要先团结，后紧张，本着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尤其是男同志在一开始时，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关心和爱护革命女同志。 ”

再下一页接着写到：
“ 革命夫妻每一次不宜将运动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以免影响休息。要保持充分的睡眠，以便第二天能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火热的革命工作中去。 ”

---佚名：革命夫妻在新婚之夜，要先团结，后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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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书范例
文革中，我因为出身不好，女友写来的情书常常被组织截获后审查，为此我多次受到土建工地书记的责骂，他说我的女友有严重的小资情调，公司已向她的单位发出公函，要求对她施以革命教育。后来，他把爱人写给他的情书拿给我看，想让我从中受到启发。那封情书至今还被我收藏：

“ 尊敬的光玉同志：

你好！你的来信收到了。知你在单位政治上进步很大，我们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家里一切都好，请安心工作，别惦记。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 ，列宁说： “ 从来的爱，都是一定阶级的爱；从来的恨，也都是一定阶级的恨 ” 。我们 “ 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 ” ，是沐浴着党温暖的阳光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后代，我俩的感情是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种感情是世界上最纯洁、最伟大的感情，有了这种感情，我们做革命工作的积极性会更高，工作热情会更加高涨。今年冬天，公社召开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们大队的任务是帮助李家沟修 “ 大寨田 ” ，由于开展了 “ 抓革命促生产 ” 锦标赛，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工地上，一辆辆小车推得飞一样的快。想到我是基干民兵，又刚刚交了入党申请书，我就主动提出参加 “ 青年突击队 ” ，和男劳力一样干重活累活，公社工作组的王书记到我们工地上来检查，还特别表扬了我。几天下来，虽然很劳累，还病倒了两天，但我的精神是愉快的，心里是甜的。在床上躺着的那两天，一想到你，我就觉得病好了很多。

现在春节刚过，地里活不多，正好有时间可以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只是我文化程度不高，有些字还得查字典对着看，你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透，对毛泽东思路领会得深，你一定多帮助我，我想读完了四卷后，再读《马恩选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

最后祝你学习进步！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此致革命的敬礼

玉梅 1970 年 8 月 20 日

---佚名：革命夫妻在新婚之夜，要先团结，后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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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宪法》

毛泽东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 、刑法来维持秩序。”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政法领导小组马上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在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

---尹曙生：公安部门“大跃进”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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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什么要销毁自己的调查资料？
周伯萍的回忆中说，因为“他认为这张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我国饿死了3000万人，那将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将对我国进行疯狂诬蔑；不明真相的人们也将敌视我们。”周轩进在这个原因之外，还指出了另一个原因，他说：“当时 国际上正千方百计地探听我国缺粮情报。一旦获知我国严重缺粮，必将成大幅提高粮价。我国有限的外汇将无法换回救灾的足够口粮。一旦这一数据泄露，其直接结果将是导致更多的、成千上万人口因缺粮饥饿而死亡！”

当然，这些都是合乎中共领导人思路的理由，尽管现在看来，这样的顾虑未免有点“冷战思维”——即使在当时，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世界各地的天灾人祸，除了政治经济上的考虑，还有人道的关怀，未必都是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但是，除开上面的理由之外，应该还有一条重要的理由，否则就不能解释，周恩来为什么连那几个副总理得到的资料都要收回？又为什么关照周伯萍对于两人得到的结果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为什么连原始报表都要销毁？为什么不能让中央的其他领导人知道？至少，为了进口粮食，也应该让他们心中有数吧？难道他们都是里通外国的内奸？难道那些原始报表会落到外国人的手里？周恩来的做法似乎有点过分——他实际上不仅销毁了那些调查结果，而且要销毁暴露他曾经做过调查的所有痕迹，他究竟要防范什么呢？

对此，周轩进在上述纪念文章里多少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一点线索，他说：“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那个时期如果有人斗胆出来统计什么饿死人数，就是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罪不容赦！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一来，它正确解释了为何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如此稀缺、破碎和混乱。二来，也解释了周恩来的在调查饿死人口数字的时候为何如此战战兢兢——他要防范有人给他扣上“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谁会这么做呢？当然，这是不需要明说的——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时候，发明了一顶政治帽子：“秋后算账派”，他放话说“要警惕党内的观潮派、算账派，秋后出来算账”。这顶帽子一出来，就彻底杜绝了党内任何人用实施的后果来检验他的路线政策的企图。即使出了像大量饿死人这样的事，毛泽东自己不做全国性的人口调查，也没有任何人敢做。最严重的时候，毛泽东只是派出身边的笔杆子或警卫员到一些地方做局部的调查。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有任何不利的结果，他都可以用“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说辞来为自己辩护，从而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的，他的这顶帽子成功地罩住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全国上下的干部，搅乱了那段时间内的人口统计工作，中断了人口统计结果的公布，给今天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否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恶果、为毛泽东的罪错翻案创造了可乘之机。

1959年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后的中国，不要说报界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党内的高级干部都不敢对当时的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周恩来尤其如此，因为周恩来和陈云在1958年因为“反冒进”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称他们“和右派只差五十米了”。从此周恩来就再也不敢对毛泽东的政策措施表示异议了。到了1961年初，事实已经显示，毛泽东推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其失败已经昭然若揭，周恩来和陈云当初的“反冒进”被事实证明没有反错。周恩来知道，这个时候更要表现得低调，他甚至可能觉得，毛泽东关于党内“秋后算账派”的警告就是针对他的。他知道，毛泽东对于反对他而被证明反对错了的人，或许还有团结的雅量，因为这只会巩固他的领袖地位；而对于反对他而被证明反对对了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会威胁到他的领袖地位。所以他一旦知道陈国栋小组“算账”的结论是人口减少了3000万，立刻指示将其销毁。避免让国内外反动派知道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避免让毛泽东知道他在背后指使陈国栋等人“秋后算账”。至于进一步调查饿死人口的数目，那更加是“罪不容赦”了，所以他采取了比当年做地下工作还要隐秘的办法，只让计算结果烂在两个仅有的知情者的肚子里，而且事后销毁了全部原始报表。假如不是周轩进的披露，这一段历史将完全归于虚无。

至于周恩来事后是否如他所说，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他的调查所得，似乎没有官方历史记载显示发生过这样的事。笔者倾向于相信，周恩来没有向毛泽东说过，即使他为了说服毛泽东同意进口粮食，通过某种方式让毛泽东知道这些人口减损的数字，他也不会告诉毛是他自己计算出来的，因为这等于是让毛知道，自己在他的背后整他的“黑材料”，为自己的“反冒进”翻案，这是万万做不得的。

---华新民：关于大饥荒时期人口变动的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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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时你也很激动？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周有光：不是很激动！因为我们经过抗战，那个时候我们青年都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专制，国民党专制都从苏联来的，也是学苏联的。苏联那个时候很厉害，它一手抓国民党，一手抓共产党，很厉害的，害了我们，现在人家结论，中国的倒霉事情都是苏 联来的，苏联是中国最大的害人者。

---周有光采访录


新俄国史：列宁是德国特务

周有光：现在俄罗斯出版一部《二十世纪俄国史》，还没有中文的翻译本，可是已经有中国学者介绍这本书，过去苏联的历史材料都是错误的，已经证明不是事实。这本书组织了俄罗斯四十个很好的历史学家来共同写的，他们根据公开出来的苏联档案。首先讲列宁是德国的特务，列宁从 一九一五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德国人拨出五千万金马克，约合九吨黄金，资助列宁革命，来破坏俄罗斯。

---周有光采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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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领巾钢铁厂”
1958年，为“让钢铁元帅升帐”，开展全民“大炼钢铁”，城市乡村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12所小学，联合建成一座“红领巾钢铁厂”。据新华社10月25日电讯称，这个厂有3个化铁炉、10个铁水包、14个小土炼钢炉和两个小转炉，可日产钢40吨。自9月21日至10月21日的一个月 中，已产钢130吨，“产品质量良好”。参炼的小学师生4700多人，常驻工厂的201人，其中117人为高小毕业生和五六年级在校生，且都是少先队员。有4个少先队员任副厂长，10个少先队员任车间正副主任。“红领巾钢铁厂”，名副其实。至于七八岁的低年级小学生，则在厂外干辅助活，如拾废铁，淘铁砂，拣木柴，收瓦缸片之类。10月20日，西工区12所小学全部改名为钢铁小学，师生们决心在年末70天内，超额完成产钢1500吨的任务。

小学炼钢“树起一面红旗”的洛阳“红领巾钢铁厂”，引起了大人物的关注。时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亲临工厂参观，还开了座谈会。听罢汇报，康生对于小学生“成为我国最年轻一代的冶炼工人”大加赞扬，夸他们炼钢、上学两不误的“方向对头”，“真正是模范小学”。康生要求全国各地小学向他们学习，并“勉励他们继续努力，既炼钢又炼人。炼人比炼钢的意义还要大”。

 “大炼钢铁”，劳民伤财，炼出的是一砣砣毫无用处的死疙瘩；康生别出心裁，还要“炼人”，那能“炼”出什么样的“人”呢？

---乐朋：“大跃进”岁月的荒诞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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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民国年间的县长考试
民国时期的选拔县长考试，那才真的叫上考天文地理下考民情断案。不过甜头也不小，考上了就上任当县长。

1925 年湖南省县长考试试题（摘选）
1. 论题：《宰相必起于州部论》
2. 策题：《问区田防旱，自汉至清皆有成效，今尚可行否》。
3. 联治实行，制定国宪，对于国会制度，应采两院制乎？抑采一院制乎？试说明之；
4. 地方保卫团，于地方警察，根据法令，究以如何设施为宜；
5. 今岁城南北大火，其发火地点，因煤油商店贮藏煤油甚多，以致火势蔓延，不易扑灭。政府对于煤油商店之开设地点及各种设备，乃以命令取缔之，煤油商人因此项取缔命令，蒙营业上之不利，援引宪法上居住自由及营业自由权，呈请政府收回成命，应如何处理，试批判之。

1928 年浙江县长考试试题（摘选）
1. “国家经营事业，开始计划时，须根据何种原则，试列举说明之。”
2. “我国主张沿海岸应设三个头等港，试略述其位置及其与国内国外之关系。”
3. “菱湖南浔乌镇琏市诸镇，为何出名。”
4. 有甲乙两人，因与己庚有仇，邀约丙丁戊三人，持械同往杀害。戊中途畏惧不行，及至己家，己适外出，甲乙将其妻女殴伤，丙丁阻止无效。旋至庚家，庚被杀伤未死。嗣经警察追捕，丙丁逃逸，甲乙抗拒警察，情急用枪，将乙击毙，甲就获。丙丁越日自首，戊亦被警察案究。应如何分别论断？试拟判词。

1937 年四川县长考试试题（摘选）
1. 文翁治蜀教化为先、武侯治蜀信赏必罚，施之于今，以何者为宜论。
2. 四川昨年夏旱冬干，本春民食将感缺乏应如何救济，试就一县范围拟具治本治标办法呈报省府鉴核文。
3. 本省应以何处为第一工业区，附近省垣各县以何县实业为最有希望，试分别确实指陈并述其理由。
4. 本省学龄儿童及不识字民众人数，尚乏确切统计，值兹历行义务教育及民众教育时期，亟应调查明晰，以便根据拟定分期实施方案。试将是项调查易行之法，条举以对。
5. 完全自治之县，人民享有四权之行使，试阐明四权之意义，及其行使之方法。

---储文静：不是所有的县长都叫马邦德——看民国年间的县长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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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农业县 -- 湟中县，是青海省的粮仓，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县。可是群众不敢反抗。因为这个县的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安有芳，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他在全县搞捕人比赛，哪个派出所捕人多，他就奖励、插红旗；哪个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评，领导人受处分，给派出所插白旗。仅 1958 年 6  月，他根据省里提出的“将反革命捕光，枪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达的捕人指标，提出“苦战六昼夜，捕人六百名”的口号。结果 6 天捕了 841 人，其中有通奸行为而被捕的 270 人，占总数 32% 。 1960 年 7 月 23 日，安有芳到上新庄公社检查工作，决定逮捕几十人。当派出所长念“犯罪嫌疑人”材料时，他睡着了，所长又不敢叫醒他，继续念，等他醒了，所长问：以上的人怎么处理？他迷迷糊糊，连声说“捕、捕、捕”，就这样，一晚他就决定逮捕 37 人。

1958 年 6 月 22 日，中共乐都县委向各乡、镇下达了一个详细的捕人计划指标，通过这个计划指标，让大家看看有多荒唐：“全县各类敌人的打击指标（捕人）总捕人数是 400 至 450 名。其中宗教人员 7 至 9 名，地富分子 80 至 85 名，反坏分子 95 至 100 名，敌伪军政官吏 70 至 80 名，五方面敌人（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敌伪军政警宪人员 -- 笔者注） 30 至 35 名，管制分子 15 至 20 名，劳改释放犯、反革命家属 40 至 45 名，撤消管制分子 26 至 30 名，一贯道徒、巫婆神汉 30 至 36 名，开除机关、学校交社（会）管制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 7 至 10 名。按乡镇分：碾伯镇捕 28 至 30 名，老鸦镇捕 15 至 17 名……宗教寺庙捕 7 至 10 名。时间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七月十五日结束，六月二十五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后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对象全部捕捉起来。”

这么详尽周密的捕人计划，堪称“一绝”。今天的年轻人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吧！我要郑重告诉他们，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们的共和国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发生过。

---尹曙生：大跃进时的“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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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墙谁让拆的？
从 1953 年到 1958 年，所有的古建拆除工程，都是我主持的。也是我跟我助手一块考察的。 1958 年外城的城墙和城门就全拆光了。内城呢，南面的城墙，城门，大部分都拆除了。拆除过程中，我和我的助手们逐项进行了结构考察。

“文革”期间，内城的三面城墙，西面、北面、东面，还有西 直门的整个城门和安定门的城楼，这几项，都是由工程兵拆的。

那时候我不能去参加了。所以“文革”期间给我封了一个头衔“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行，你爱封什么封什么吧。因为封了这个头衔，就下放到工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期间，内城的三面城墙，我就没能参加。但是一些老工人，还帮助我做了间接的考察。

牌楼和门楼，是在 1956 年就拆完了，稀里哗啦满大街的牌楼，很快就拆完了。重点是 1954 年，这一年，定了。这些工程都是我主持的，也都是我考察的。

关于古桥方面，我一共拆除了 100 多座。我和我的助手，每一座都做了结构考察。什么叫结构考察？你不拆，它整个的内部构造你不知道。考察的就是内部构造。中国的古代桥梁，它不光看外表，你得看内瓤是个什么样的。

还有埋于地下的古桥。市政工程施工期间，发现了 70 多座，实际上还多。反正我考察了 70 多座埋于地下的古桥和古桥遗址。

你说，城楼是我修的，又让我拆。能不难受吗？这个古城门修得相当好，我每一次拆的时候，单士元老先生，臧尔庄老先生，都要去看。刘振军教授，已经调到南方去了，他还派他的助教到北京来看。我在制订，拆除方案的时候，一边掉着眼泪做啊。我在拆的时候，我真不忍心看。那单士元老先生到阜成门去了，他说，我来向城楼告别来了。顿时向城楼鞠了三个躬，扭头走了，再一句话没说。

你说这老同志对它多深的感情。谁让拆的呢？是刘少奇让拆的。修是谁让修的？是周恩来让修的。后来彭真同志去找毛泽东主席去了，毛泽东说，这是政府的工作，归少奇管，你找他去吧。所以这件事，就听刘少奇一句话，全拆。北京市城墙、城门，一扫光，就是刘少奇的事儿。

这些事儿，现在知道这些事儿的人不多。这是我们局长传达彭真同志讲话时说的。

---孔庆普：北京城墙是我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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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转型难于开放
走向民主开放，最困难的问题不在于外，而在于内，第一个要说服的是心念台湾安全的情治系统。民进党在圆山饭店组党那天是周末，下午情治系统第一时间就向官邸报告。我下午五点刚好被召见进屋里，搬个小板凳坐在经国先生床边，转述情治单位的报告。报告说：“党外大佬康宁祥出来的时候 也在喃喃自语：这回会抓人啰！”请示经国先生怎么处理 ? 经国先生回了一句话：“抓人不能解决问题。”就此定下开放党禁的调子。

另一个问题在党与政府机关，并没有赶上进度，积极调整体制，适应新的政治型态与选举方式。例如，某次发生一个颇为重要的事件，《中央日报》却没有发社论表达立场，只拿过去垫档社论充数。经国先生一看就火了，中常会后走进主席办公室，把秘书长、副秘书长、和时任文工会主任的我全叫进去念了一顿，指令调整中央日报人事。结果没两天军方就传达军方的机关报《青年战士报》要接管《中央日报》，人选告知是由《青年战士报》社长张家骧接任。后来马树礼秘书长还是要我去向经国先生面报，张家骧虽然很能干，但开明时代不宜由军方接管媒体，才换了黄天才来当《中央日》报社长。

回顾这段政治改革过程，经国先生其实已经摸出了门道。对待反对者，不能一味的抓，也不能一味的退。台面上要将激进者的主张逐步逐条的法治化，比如上街头有集会游行法，组党有人民团体法，警总等情治系统改制有国安三法……。在这些法令的制定过程中，自由派学者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在另一方面，改革者一定要保持台面下的沟通管道，了解不同人们的不同问题，一条一条加以解决，而不能一律“以力服人”解决。

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经国先生对我讲过：“这事急不得，也缓不得，我有我的步骤，不可以让台湾人心浮动。”我相信，如果再多给经国先生一点时间，他会一边推动警总人力转型与现代警察的训练，一边加强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抓紧改革的方向盘跟油门，让台湾过渡到民主的过程中民众与文官系统，都先经历更好的训练，拥有相当的经验，充填了足够的认识，培养了良好的习惯与价值，在保有良好体质与稳定社会的状况下，平稳过渡。

很可惜的是，经国先生走得早了点，台湾在尚未完全准备好的状况下，直接用跳跃的方式进入了民主化进程。不是不可以，也几乎很难挡，但确实一路走得很辛苦。接下来十年，我们花了相当的力气去适应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内耗，虽说这是民主必经的阵痛，但这段历程的成本也的确不低。经国先生时代，政治革新方案最难处理的就是“国会”改造、资深民代退职，我后来接任国民党秘书长，一一走访资深民代，婉言劝退并建立机制，一方面不能搞法理台独，一方面又要推动落实台湾本土民主。在过程中，借由我从经国先生处学到不少终生受用的处世准则，而这些准则让台湾社会和平稳健地完成了台湾民主史中不流血的“宁静革命”。

---宋楚瑜：随侍蒋经国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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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收藏到一份1963年11月由中央侨汇工作小组发出的《关于加强指导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好家信的通知》，文件标有“机密”字样，这份通知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政府在积极争取增加侨汇收入方面所做的努力，甚至连如何给海外华侨写家信都要发文加以指导，同时从这份文件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海外华侨为了国内 的亲属生活条件的提高和拳拳爱国之情，克服重重阻碍，不顾人身安危，一直汇款给国内的真挚之情。
全文如下：
中央侨汇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指导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好家信的通知

经汇（63）字第136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侨汇工作小组：

今年以来，由于各地进一步贯彻执行了党的侨汇政策，争取侨汇的人多了，侨汇收入也逐步上升，这种情况是可喜的。但是，据有关单位反映，有些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在写给国外亲人到家信中，不区别侨居地的具体情况，公开谈论侨汇问题，或者是哟个的暗语、代号不够妥当，引起侨居地政府的注意，甚至有的汇款人和当地侨批局收到迫害，这一情况，对争取侨汇是极为不利的。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现将各地有关情况和经验，加以综合，请你们转发有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通过那里的行政和党团组织，指导他们写好家信。此外，还发现有的禁汇和限汇的侨居地政府，利用使馆和留学生在我国内搜集甚至刺探侨汇情况，因此，必须注意教育归侨、侨眷、归侨学生收到禁汇和限汇地区的汇款后，应注意保密，防止泄露，对汇款人不利，影响安全。

请各地将上述问题，有关情况和经验及时反映给我们，以便研究推广。

1963年11月6日

关于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在写家信、回批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华侨汇款回国赡养家属，是他们正当的权益。但有些国家和地区对华侨汇款回国采取了限制或禁止的措施。华侨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要汇款回国必须进行反限制的斗争。国内多数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给国外亲友的家信和回批，在谈到国内情况和侨汇问题时，都能根据侨居国的具体情况，注意技巧，使用的暗语、代号也较妥当，避免了侨居地政府从中找到岔子，迫害华侨。但也有些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缺乏经验，他们在写家信和回批时，没有区分侨居地点具体情况，公开谈到汇款或者使用的暗语、代号不够妥当，以致引起侨居地政府追究和迫害华侨。例如：有些侨眷常用“已收到邮寄若干斤大米”、“若干码布”、“若干奎宁丸、鱼肝油丸”等代号来掩护侨汇，有些使用的代号物品是侨居地政府禁止出口的物资，因此，这类代号存有漏洞易被侨居地政府发觉；有些所用的暗语藏头露尾，牵强附会，如某侨眷收到了一百元侨汇，在给国外回信中写道：“接到照片一张（指一百元），家中房屋破烂必须修理，请再寄四、五张（指再寄四、五百元）以便进行修理”，有的写“寄白丸子若干粒收到，已存银行”，有的写“此次家中增产，收入小麦一百升（指一百元），甚为欢喜，望按月捷寄”等等。

上述情况在一些地区陆续发生，以致有的华侨因涉及汇款嫌疑而受到侨居地政府审讯、逮捕、监禁、罚款等等，有的牵连到当地侨批局的生存，甚至影响到两国关系。为了做好这一工作特作如下通知：

一、侨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的思想教育，经常向他们介绍有关侨居地的情况，指明哪些地区限汇和禁汇，哪些地区在通信中应注意什么问题，宣传当和国家的侨务、侨汇政策，说明写好家信回批的重要性，帮助或指导他们总结交流写好家信和回批的经验，并有意识的培养一支代写家信和回批的积极分子队伍。

二、根据侨居国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掌握通信内容和写法。

1、对完全禁汇地区，如印尼、缅甸、美国、菲律宾、南越、柬埔寨等侨眷、归侨在与国外通信中不能公开谈到汇款问题。接到或争取侨汇时，一定要用妥善的暗语、代号掩护，以保障国外汇款人的安全。

2、对限汇地区如新马、泰国等，侨居地政府允许华侨在一定限额内汇款赡养国内眷属（新马允许每月每户汇款国内四十五叻币；泰国每人每月一千铢），对这些地区在限额范围内的汇款，家信和回批中可以公开答复汇款人，但超过限额范围的暗汇，仍应以暗语、代号为掩护，避免引起侨居地政府追查。

3、对未与我国建交国家，如新马、泰国、菲律宾、南越、美国等地区，通信中应避免正面谈政治，但可以通过家情、乡情适当透露祖国和家乡建设成就，体现国家政策正确。不要评论侨居地政治情况，不宜使用政治名词、术语，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卖国集团”、“蒋介石反动集团”、“美帝国主义”等等。另外，还要注意不用印有政治色彩图案的信封、信纸和邮票（如五星红旗、天安门、和平鸽等），有可能可以采用通过香港亲友或侨批局转寄信件的办法。

4、对建交国家如印尼、缅甸、柬埔寨、锡兰等，通信中可以谈祖国建设一般情况和有关侨务政策。但也要注意家信特点和写信人的身份，谈得自然，不要作文章，不要评论侨居地政治。

三、有关侨汇暗语、代号一些技巧问题，据各地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点：

1、根据不同身份应用代号。如某归侨学生收到家里汇款一百元，写家信回批时可以用“某科成绩较好，考试得一百分”，收到五十元则写“某科成绩较差，才考得五十分，需要今后加倍努力”，有的用义务劳动种植了若干果树等来暗示；在公社、生产队广大侨眷中用“获得若干斤超产粮”、“获得若干劳动工分”以及“养了若干只鸡鸭鹅”等等进行掩护，总之代号要多样化，技巧要灵活。

2、应用亲友名字打掩护。如有的侨眷收到三千元侨汇，要求国外再多汇一万元，向国外去信时写“山迁叔已来，也参加农业劳动，能照顾家庭，希益万叔最好也能回来欢聚”（山迁叔指三千元，益万叔指一万元）。有的写“三伯父昨天来汕，但已离去，希望他能常来汕会”（三伯父指三百元）。

总之，侨汇暗语、代号的应用，应该根据各人的情况，多创造一些妥善的暗语、代号，并且经常变换，既要使收信人领会易懂，又能不引起侨居国政府的怀疑，以保障汇款人的安全。

---孙陇：侨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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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汇是1949年后中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中国非贸易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西方世界对大陆政权的经济封锁，因此五六十年代侨汇的数额可以说直接影响着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少，侨汇在当时整个中国外汇收入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面对当时的国际紧张形势而言，侨汇所能发挥的重要政治作用更是其 他经济领域所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政府把争取侨汇作为侨务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制定出很多有利于争取侨汇的政策，也专门成立机构来统一管理侨汇工作。

虽然如此，但在对于一直以来视西方世界为洪水猛兽和强调公有否定私有的社会主义政权之下，侨汇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有着天然的短板，侨汇的收入的多少就要视政府执行的路线而定了。虽然海外华侨抱着拳拳爱国之心，积极支持大陆的经济建设，但在某些时候汇给大陆亲友的侨汇会给这些亲人惹上麻烦，因此在极左路线盛行的运动时期，土地改革、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侨汇收入都会收到较大的影响，以至于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外汇储备。从利益角度出发，每次侨汇收入下降严重，政府都会出台一些政策来挽救侨汇，195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1957年开始的根据侨汇额核发一定比例的物资购销凭证－－侨汇券的使用等等都是为争取更多的侨汇而采取的措施。

从历史的数据上看，1962年是侨汇收入最低的一年。“1962年国家计划安排使用的侨汇为6000万美圆，但上半年全国实际仅收到侨汇2000多万美圆，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50%以上，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江苏省1962年上半年的侨汇收入只有39万美圆，仅为上年同期的78%。经过分析，侨务部门认为，侨汇收入保持低水平，其主要原因是国内物资供应依然紧张，凭侨汇证增加供应的物资不能满足侨汇户的需要，同时侨汇物资供应还存在着品种少、质量差、花色不全、货源没有保证等问题。”（转自杨世红《新中国侨汇工作的历史考察（1949-1966年）》）其中的原因主要还是受到大跃进后遗症的影响。

为了扭转侨汇急剧下降的状况，政府采取了多种办法，比如大幅度提高凭侨汇证增加物资供应的标准，同时增加供应物资的品种，提高供应物资的质量等等，除此之外，还在其他各个方面来做好侨汇工作。

---孙陇：侨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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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良与甘肃大饥荒
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狂澜在全国卷起，张仲良不但亦步亦趋紧紧跟随，而且大搞特搞还多有发明创造，类似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红极一时的口号，不切实际的兰州市区十大建筑，劳民伤财的“引洮工程”等重大项目；粮食产量全省放卫星，大炼钢铁县县搞浮夸。诸如 陇西文峰一根 60 斤的黄瓜，文县碧口一条 70 斤的豌豆，兰州雁滩一个 4.5 斤的辣椒，武山洛门白杨树嫁接后长出了千斤苹果（朝鲜闻讯提出要来参观）等等稀奇古怪的发明创造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组织军事化，生活战斗化，百万人上阵炼钢，百万人上山修水利，百万人田间除四害，成千上万劳动力（少年和老人也不能幸免）不分白天黑夜被驱使干那些毫无价值和效率的劳动。

为了大炼钢铁，一些地方开展收缴废铁运动时喊出：“交一把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把群众家中凡是铁的东西，从饭锅以至妇女的头发卡子，统统收缴了。紧接着又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各地竞相“放卫星”，牛皮越吹越大，什么千斤乡、千斤社、万斤川、万斤塬。仅仅到了年底，局部地区已出现饥饿、浮肿和死人现象，但张仲良一手遮天的甘肃省委还在高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庐山会议后回甘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向中央汇报甘肃实际缺粮情况的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打成“右倾反党集团”。

1959 年，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开始在甘肃各地蔓延。但是，为了完成省上确定的粮食统购任务，很多地方对群众采取各种酷刑（事后调查组统计达 128 种）进行催粮搜粮，如定西地区提出“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决心要大，刀子要快，那里挡住，那里开刀”。上级给下级就像在战场上下死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 ”一些公社召开万人催粮搜粮动员会，会场上民兵架设机枪，手提马刀对社员群众威慑恐吓。一时间悲声四起，怨声载道，阴森恐怖，犹如人间地狱来临。

呜呼哀哉！就这样，贫瘠脆弱的甘肃在以张仲良为首的一帮极左派穷凶极恶、横征暴敛的主政下，成为大饥荒年代全国饿死人比例最多的五个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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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王光美的另一面
“ 桃园经验 ” 开政治迫害的先河。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 “ 桃园经验 ” ，又称为 “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 （ 1964 年 9 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 一下王光美与夫婿携手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 “ 桃园经验 ” ，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自己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 “ 桃园经验 ” 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 “ 夫人参政 ” 的极坏的范例，使江青步入政治舞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 “ 桃园经验 ” 采取 “ 群众运动 ” （其实是 “ 运动群众 ” ）的方式，主张另组 “ 阶级队伍 ” ，进行 “ 夺权斗争 ” ，又为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 “ 阶级队伍 ” ，进而 “ 夺权斗争 ” 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 “ 桃园经验 ” 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 “ 经验 ” 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 “ 四清 ” 样板时发现： “ 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 ……

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说： “ 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 ” 。后来体罚之风，越演越烈。 “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 燕飞 ” ，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 “ 喷气式 ” －－它很可能就发源于 “ 桃园经验 ” ！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 “ 四清 ” 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 “ 四清 ” 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在清华大学迫害大批无辜师生。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 “ 桃园经验 ” ，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 “ 普通工作组组员 ” 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被下喻指为 “ 太上（女）皇 ” 。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 “ 黑帮 ” ，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 “ 干部 ” ，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 “ 靠边站 ” 、 “ 上楼 ” 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 “ 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 ” 。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 “ 黑帮劳改队 ” 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 “ 反革命小集团 ” 。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 “ 右派 ” 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 “ 不正常死亡者 ”48 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 20 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 “ 革命 ” 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 “ 反革命学生 ” ，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

结果这一事件被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请冈山兵团的 “ 蒯司令 ” ，王光美反而成了 “ 反革命 ” 。 1967 年 4 月 10 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笔者正在北京串联，住在清华大学。我和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光美在清华的所作所为，不少师生认为：其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又同时是这一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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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 1972 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 1988 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 482 美元成长到 5829 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 收入差距，仅从 4.49 倍微调到 4.85 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 12 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 8% 。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

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宋楚瑜：随侍蒋经国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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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觉的研究论文《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毛独夫制造的三连祸》，论述的就是大饥荒发生的原因。
张成觉说；“用通俗的话来说，就叫一根藤上结的三个苦瓜：有反右就必然有大跃进，有大跃进就一定有大饥荒，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1956年的中共八大，毛泽东遭到失败，1957年他发动了反右运动。

张成觉说：“反右运动一结束，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他当面指着周恩来还有陈云说，你们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你们这个‘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后来不用‘冒进’这个名称了，叫‘跃进’。反了右派，周恩来吓得不敢吱声了，大跃进自然而然就要来。”

大跃进伴随着大浮夸、吃大锅饭、反瞒产，农民的粮食全部被国家征收，于是大饥荒便开始。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搞大跃进呢？

张成觉指出：“就是毛泽东为了要证明，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自己，他也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已经死了，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要当世界的领袖，手里总得有点东西，要鸡来，手里有把米。米不够，要搞大跃进，大炼钢铁，要超过英国。大跃进纯粹是毛泽东为了满足他要当世界革命的霸主，搞的一个活动。”

张成觉表示：反右、大跃进、大饥荒，说到底，一切的祸根都是毛泽东。

“没有他这一切都没有。有人说是制度，确实是制度，但是制度加上毛泽东的个人因素，有时候是‘英雄’造时势。就是毛泽东这么一个枭雄，一个恶魔，造成了历史的惨剧。”

---香港作家张成觉谈中国大饥荒发生的原因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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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三世界兄弟”有求必应
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国际主义”是一面旗帜。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中国对“第三世界兄弟”的援助几乎有求必应。据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从1950年～1964年底，我国对外 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在“文革”期间，“国际主义”更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坦赞铁路便是这一原则指导下的产物。尽管当时有中国官员认为近20亿元的投资远超中国国力，但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中国毫不犹豫地同意援建这一铁路。

到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六十年来中国对外援助了多少
---《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1期 钱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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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逃港记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办护照：

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 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 “ 上天言好事 ” ，代为宣扬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担心夜长梦多，张爱玲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申请被批准后，张爱玲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却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 “ 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 ” 。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再无相见。

1952 年 7 月， 32 岁的张爱玲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过海关检查时，张爱玲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海关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问： “ 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 ” 她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 “ 是 ” 。

《对照记》里，张爱玲写了去香港的罗湖过境：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 …… 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 “ 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在《浮花浪蕊》里，她也写了在罗湖桥过关：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 “ 好了！这不要紧了。 ”

她终于通过罗湖桥，到了自由的香港。

---转自《老衲读史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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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决定命运
1969 年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我被打成“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抓进“牛棚”。当天学校“革命委员会”召开了对我的声势浩大的全校批斗会。当高音喇叭里喊出：“把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张泽石押上来！”，我就被两个红卫兵揪着头发、反剪着双臂推搡上台，先是一位老师揭发我在朝鲜战场上怎么 贪生怕死叛变投敌，在战俘营怎么给美国鬼子当汉奸翻译，又怎么被派回国来当美国间谍 ! 然后是一个学生批判我在英语课堂上处心积虑地替美帝国主义培养洋奴！会场上“打倒大叛徒张泽石！”，“张泽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当天深夜，专案组又派“群众专政队”的红卫兵把我押去单独审讯。那位专案组长对我说：“张泽石！就你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人、又一直在教会学校接受洋奴教育、还跑到战俘营当翻译成天跟美国鬼子混在一起，鬼才相信你会拒绝去美国、拒绝去台湾！我们奉劝你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被美国鬼子派遣回来又干了哪些间谍勾当为好！”。我申辩说：“我是作为坚决要求归国的志愿军战俘总代表被国家指名要回来的，请你们到军事博物馆去查一下档案就清楚了。”话刚说完，就听押着我的红卫兵喝斥道：“你他妈的还敢臭表功！”随即就狠狠地踢了我几脚。这时专案组长向那两个红卫兵摆了摆手，对我说：“我们并不想逼你招供，是你的顽固激起了革命小将的阶级义愤，你回去好好写份书面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当我被押回到囚室门口时，一个“革命小将”猛一脚将我踹进门，我趴在地上听到他的怒吼：“你他妈的还敢嘴硬！”。我在黑暗中爬起来摸到自已的床沿，一边揉搓被撞疼的膝盖一边对自己说：“我他妈的下辈子一定要投胎工农家庭，一定要当个文盲！”；又想：“当年你在清华要是老老实实读书，或者被俘后答应去了美国，就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你完全是自讨苦吃，咎由自取！”

那年我 40 岁，正好到了孔老夫子说的“不惑之年”。但我却是从那时起开始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产生了疑惑。我想起清华园里当时有两千多同学，像我这样完全抛弃学业参加共产党闹革命的并不多。即使参加了共产党坚决要去参军当上志愿军的更少，而被抓进战俘营当上美军俘虏的清华大学生就只有我一个了。

在被关押在牛棚里的那些痛苦的不眠之夜里，我审视了自己当年在清华大学怎么竟然从一个虔诚的基督信徒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的经历。那正是我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我的性格有两大特点：一是太要强，二是太天真。因此才有我那个要当中国爱因斯坦的梦想，才促使我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而一旦要当爱因斯坦的梦想破灭，我的性格特点又促使我有了新的梦想：想去当一个像《钢铁怎样炼成的》那本书的主人翁、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的暴力革命英雄！于是，那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打败了那本厚厚的《圣经》，马克思代替耶稣成为我心目中新的救世主！由此，我的人生航向被整个扭转。看来，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呀！

---张泽石：讲一个“性格决定命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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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枪毙罪犯，都是出城向西，找个河滩或山旮旯，由法警行刑，全与部队无干。这次为什么偏偏要用部队靶场来干这档子事？而且一次就枪毙十多个罪犯？弄得阴魂不散，以后打靶还能打得准吗？

副团长说这是上级决定的事情，不该问的不要问。又说可能是出于安全保卫的考虑吧，你想这么多犯人一起枪毙，会 不会有歹人结伙劫法场？哪还有比部队靶场更隐秘更合适的啊？

离天亮还有个把小时，黑森森的靶场阴风吹袭，发出狼嚎般的嘶鸣。我把班排长们拢在一起交代任务：先把靶场拉网搜寻一遍，尔后每隔 20 米放一个哨位，士兵子弹上膛，背向靶场，持枪朝外站立， 9 挺机枪架在靶场四围的制高点上。天亮后又来了两卡车的警察，手持微型冲锋枪，在警戒圈内又围了个小一些的圈子。如此一来就是只兔子也很难窜进去靶场里了。

上午九点时分，远远看到几台吉普车和几台大卡车沿着不宽的土路逶迤驶来，烟尘滚滚，警笛不鸣，像条无声的土龙在游动，直到行至靶场里边，车队停下，才猛然间全部鸣起警笛，顿时山呼海啸般的轰响。数十名戴着墨镜、口罩和白手套的武警从卡车后厢跳下来，接着又推下十多个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亡命旗的罪犯。每三名武警拖架着一名罪犯快速走向靶台，随即就是 “ 砰砰砰砰 ” 一阵爆响。定睛再看时，武警已匆匆收枪跑步上车，呼啸着警笛绝尘而去。

这一切都是风驰电掣般地完成，直让我们这支对越作战的英雄连队远远看得发怔。原以为会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先要把犯人押上刑场，摆布成一排，验明正身，举枪发令，还会有人临终前呼喊些什么，或是发生些意外 …… 可是什么都没有，丝毫不具戏剧性，眨眼之间一切都结束了。热兵器时代的特殊时期，生命的终结变得如此简单而明快。

靶台上，平时放置标靶的地面上横七竖八撂倒着十多具尸体，这次倒下的不是人体形状的标靶而是真人，躺着的趴着的蜷缩着的，有的还在抽动，有的还在鼓着胸腹奋力呼吸，似乎要把捆绑的绳索挣开。近距离俯视一息尚存的人体，我不敢相信那些不足 8 克重、只是把塑胶标靶戳一个小洞眼的子弹头竟能制造如此惨烈的情景。

一个同样戴着墨镜、口罩和白手套的法警在验尸。法警左手持一根细长金属棒，在尸体上拨拨戳戳。右手握一柄小手枪，对尚有气息的躯体 “ 砰砰 ” 补枪，神态从容熟络，就像菜农在俯身打理自家地里的白菜萝卜。

刑场上的尸体和战场上完全不同。战场中枪而亡者，因射距较远，至少还保持着人的模样，面部还完整。而刑场上的尸体全是枪口抵近后脑射击，弹头巨大的侵彻力把人的头颅击打得如同重拳之下的西瓜，白生生的脑浆像是抛洒的豆腐溅落在靶台上，东一块西一块，雪白而血红。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而纯粹的血腥气，让人不愿在此多呆一秒钟。

我和通信员张付申去靶台上看了几眼就匆匆走开，没打过仗的通信员大口大口地呕吐。迎面有两个排长走来，也想上前看看，我坚决地拦住了他们。他们都是上过战场的，我知道他们并不害怕，我担心的是他们以后带兵来打靶，成绩会下降。

远远回望靶台，几个殡仪馆的师傅在用宽大的黑色塑料袋收装尸体。随着殡葬车缓缓开出靶场，军警撤销警戒，一切都结束了，一场为后人褒贬不一、充满争议的 “ 严打第一战役 ” 就此画上了句号。

---张贵丁：1983年，我带步兵连参加“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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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丁：1983年，我带步兵连参加“严打”
午夜零点，学校大门像闸门一样打开，数十个军警民联合抓捕组鱼贯而出，无声地消散在豫西北这座城市昏暗的街灯下。街上行人极少，对军警的秘密集结和出动，市民们浑然未觉，抓捕的消息被铁桶一般密闭着，军警从天而降，所有的 “ 坏人 ” 都是一脸迷茫，没有提前获 知消息而逃离的。

我们小组抓捕的第一个人是住在四合院里的中年男人。居委会余主任上前敲门，男人披着衣服骂骂咧咧走到院门口拉开门闩，看到荷枪实弹的军警，惊讶地呆立着。余主任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是要他到派出所集中学习一下，嘀嘀咕咕像是在商量个家长里短的小事，看得出平时也都熟识。中年男人显然是见过些世面的主，很快就平静下来，说回屋里拿件衣服就跟你们走。我很担心这家伙翻墙跑了，余主任却说没事儿，张警察也倚在门框上悠闲抽烟。我问张警察这人犯的是啥罪，张警察说是投机倒把罪， “ 从南方倒腾了上百台收录机，吃了豹子胆啦！ ”

不大工夫男人出来，一个女人跟在后面嘤嘤地哭。走到院外，三班长从挎包里取出麻绳把上前把男人的两臂从身后捆住，这下男人知道事情闹大了，跳着脚嚷嚷，女人也哭得更响。警察呵斥一声，女人不敢再哭，只是拉着男人的衣角不撒手。我和三班长都是在越南打过仗的，看到眼前的情景心里十分别扭，这哭哭啼啼的活儿计哪里是当兵打仗的人干的嘛？可那时候武警部队刚组建，兵力有限，警察全部出动人手也不够，于是这鸭子上树的活儿只好由野战军来干了。

抓捕的第二人是个结婚不久的年轻人，和人打架时伤了对方，派出所已经做过处理，但是赶上了严打，还要再抓。居委会主任上前叫开了门，没开灯的屋门里面站着个年轻女人，等张大眼睛看清了门外的军警，女人就喊叫起来，同时火速关门。还是张警察有经验，在门要关上的瞬间抢上一步，用脚卡住门边，两手使劲往里推，女人从里面死死抵住。就这么短短几秒钟的工夫，屋里的男人跳后窗跑了。

门被推开，军警进了屋，不大的房间里散发着新家具的油漆味，后墙上的窗户开着，床上被褥纷乱，床头还贴着个囍字。大家呆站着不知道怎么办好，眼下这屋里属我官儿最大，大家都看着我，但野战军只擅长处理敌我矛盾，对跳窗户爬墙头的事儿完全外行，于是我就问张警察这样的情况你们公安会咋办？张警察说和尚跑了就把尼姑带回去，否则不好交代，再说这女人帮着罪犯逃跑也算是同案犯了么。

其实看到刚才的情景我还是些恻隐之心的，人家刚结婚，棒子不打鸳鸯嘛，我甚至都想装聋作哑走掉算了，又不是打仗，胡乱应付几句也就糊弄过去了。可是再看那女人，昂首倚在门边，没有一点惊慌胆怯的样子，大义凛然地犹如革命志士，我们倒像是碰了一鼻子灰的国民党特务，于是心生厌恶没再说话，张警察就把女人带走了。

抓捕的第三人是个 30 来岁的惯偷，多次被抓，放了又偷，而且专吃窝边草，招惹得左邻右舍不待见，属于不抓不足平民愤的货色。在军警面前小偷很配合，麻利地穿好衣服，又伸出两手让戴手铐。这让我们有些尴尬，因为出发前公安分局就说了，要抓的人太多，手铐根本不够使，只备了些麻绳发给各组，有粗有细，酌情使用。三班长上前用细麻绳系住小偷的两个手腕，张警察大声说 “ 刘三儿！进去蹲几天就出来啦，路上别他妈的想歪点儿逃跑，跑了事儿就大啦！ ” 小偷连说是是是政府放心俺不跑也不再偷啦。

就在要走出屋门时，墙角床上的一堆破棉絮里传出一个老女人的哭声，那是小偷的老娘。老娘抽泣着说你们不让他偷俺娘儿俩不得饿死么？你们政府好歹给他找个事做他还会去偷吗？张警察这些场面见得多，面无表情地把流泪的小偷推走。走到门外，我对三班长说把发的两袋面包留下一袋，三班长说给了她我们吃啥？我说跟着连长还愁没吃的？两袋都留下！三班长就照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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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病医院
1960 年，在党的阳光哺育下，救苦救难的“肿病医院”在庄严的《东方红》和《社会主义好》的乐曲声中诞生了。

我的母亲光荣地跨进了“肿病医院”。医院坐落在青仁村对面的大院里。大厅正中高挂着毛主席他老人家慈祥可亲的画像，两边张贴的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我们最最最敬爱的他那“一句 顶一万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关心群众生活。”

母亲因长期吃水芹菜在病人中肿得名列前茅，所以理所当然享受列了“惠民政策”的最高待遇。每天供应她 1 斤大米加青菜煮熟的“菜稀饭”和五九年的“科研”产品：用大脚板米糠加麦麸子再加少许黄糖搓制而成的“红发丸”一包 ( 约一斤 ) 。

每天只要一放学，我就直朝肿病医院冲！与其说是看望母亲，不如说是去吃“红发丸”、“菜稀饭”。

—天，三肿三消的母亲背靠床头，把两脚撑成“金字塔”，两端放着她盼望着心爱的儿子早些来吃的“红发丸”和“菜稀饭”。

—到床边，不管三七二十—，我抓起就啃，端起就喝，不懂事的我哪里知道母亲一口没吞，一砣未吃，现在想起真是愧疚万分，心痛欲裂。

每天供应她一斤，可院长叔叔给她提留了三两，司务长伯伯又挖了二两，炊事员爷爷倒去二两，剩下的由护士阿姨端送给她就只有大半碗了－－因护士阿姨端起一路走一路喝，到母亲床前。这大半碗再由我这不听话的“短命鬼”—口干。

可怜善良的母亲骗他的儿子说：“我早吃了。”有—天听说母亲要出院了，我又是高兴，又是气恼，高兴的是母亲出院后要上山，给我挖“蕨基根”做馍馍了。气恼的是我再也吃不到“红发丸”、“菜稀饭”了。因家里天天吃糠馍馍，屙“算盘子”屎，有时屙不出，痛得直叫唤。就是倒背三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都排不出，只有用女人别头发的“夹夹针”对着肛门钩“算盘子”，有时还钩出了血，好痛啊。

国庆节那天，我去接母亲，喝完了最后一碗“菜稀饭”。

我刚把母亲扶出门。她突然甩开我的手大声说：“快去把‘红发丸’拿来”！

我一口气跑到病床前，天哪！我心中最红最红的伟大的“红发丸”不见了！我急得哭了起来。

这时只见对面被盖不断抖动，我一把揭开，一个肿得象“氢气球”似的老太婆双手捧着我给母亲那张“向空中要粮”的报纸包着的“红发丸”一边大口地吞，一边朝上面吐口水。完了，我的妈。不说她不还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敢……

---作者：方仲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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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一个时期曾出现过一道史无前例最抢眼的“亮丽”风景线，那就是满天飞的“外调大军”。
1969年，文革运动从斗争走资派已转向斗争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斗争的形势全面进入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那些人当时被称为“阶级异己分子”。
大陆解放时，全国号称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同胞走了过来。

为确保红 色江山永不变色，全国各地各单位为深挖本单位的“阶级异己分子”都迅速成立了自己的专案组。为对他们“历史”负责，都在不惜人力、物力寻找他们的第一手新的定案“证实”材料。尽管他们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对自己的这段历史问题曾作过多次的向组织上的交待，组织上也曾作过调查落实的处理结论，重新对他们的历史问题进行深挖负责“外调”的取证工作显然成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新形势下最迫切的首要任务……

于是，无数对“一行二人背个黄跨包”的“外调大军”成了那个时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特别是各名胜古迹最常见的造访者。

---拓荒者：为了历史的证明－－万里觅证记

图1：贵州省揪叛办公室清理敌伪档案组与中国人民解放军7611支左军代表合影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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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60 年代，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 “ 破四旧 ” 运动。
短短一年时间，各地就查抄了成千上万件文物古董，堆在仓库、寺庙和地下室里。
没多久，这些旧社会的 “ 糟粕 ” 堆成了小山。这些 “ 破烂玩意儿 ” 一部分被送到了炼铁厂烧火，一部分则放在了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准备廉价卖给外国人。

1970 年 6 月，上海一家工艺品出口公司收来了 60 万件书画作品。为了将这些破烂卖掉，公司起初定价 10 块钱一件。但后来经理担心价格过高外国人不愿意收购，白白浪费了运输成本，于是索性将价格定为 1 块钱一件，随意挑选。

消息传出后，不少外国藏家趋之若鹜，纷纷前来抢购，大包小包地 “ 卷走 ” 所谓的破烂品。殊不知，这 60 万件 “ 破烂 ” 里有无数国宝级的古画作品，外国人用 1 块钱买去后，转手就是几万倍的获利。

为抢夺这批宝物，一些外国人甚至开出了每天 8000 美元的高价酬金，请进出口公司的员工帮忙抢宝。

几天之后，事情就传到了书画大师谢稚柳的耳朵里，谢稚柳当时是上海博物馆的负责人之一。谢老听说此事后，气得当场发飙，将茶杯摔得粉碎，并连叹三声： “ 败家子，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 ”“ 国宝不能如此贱卖，就算拼了命也要去争！ ”

当天夜里，谢稚柳找来郑为、承名世、钟银兰、朱恒蔚、万育仁、黄桂芝等文物专家组成两支小队，一路由承名世带队，去浙江慈溪清理上海进出口公司存放在此地的文物；另外一路则由谢稚柳、郑为带队，在上海玉佛寺等地清理、鉴定文物。

谢稚柳、郑为等人率先进入玉佛寺鉴宝，当他们推开玉佛寺的大门时，发现大殿里到处堆满了成捆的古画，这些古画像垃圾一样满地丢弃。

郑为随手从一捆画里抽出一幅，仔细一看顿时惊叫起来： “ 这是八大山人朱耷的《蔡邕赋》。 ” 而一看价格，仅标价为 1 元。

在整个上海博物馆里，仅有一件《蔡邕赋》存世，可见其价值之高。此外，还有大幅的褚遂良真迹等重要文物。

在玉佛寺里，他们挑出了 500 多件珍贵文物，然后悄悄将这些文物藏入地下室保管起来。

随后，他们又进入了一座仓库。仓库里的铁架子上堆满了书画，郑为在铁架子上发现了一幅明代唐伯虎的真迹，这件宝物放在今天也是价格数千万的珍品。

在浙江慈溪，承名世等人也连夜奋战，抢救文物堆里的国宝。他们先后找出了 2 万多件珍贵国宝，使得这些文物珍品避免流失海外。

整整两年时间，在谢稚柳的带领下，小分队从 60 万件书画作品中捡选出了 10 万件国宝级文物。而在鉴定和保管这些文物的过程中，他们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保管文物，有些人甚至不惜倾尽家财从外国人手中夺回宝物。

---御承雅赏：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竟被定价一元
转自《厚德堂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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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新年，他眼看就要获得博士学位了，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也有信表示欢迎。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却很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于是，就决定放下写了一半的有关英国文学的博士论文，回国任教。他的主要行李，就是几个装 满了匆匆搜罗来的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7月初，到了旧金山，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友好同学李政道博士特地来帮助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7月18日早晨，他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李政道前去送行道别。他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他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就一笑了之。

8月中旬，他从广州乘车抵达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博士亲自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当时正值朝鲜战争如火如荼，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赵女士除了在国内延聘了教育部副部长曾昭伦的夫人俞大絪等前辈外，又不远万里请他回来共事。

巫宁坤回到北京不到两周，就被安排到四年级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他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就到中南海怀仁堂和北京、天津各高等院校三千名教师听了周总理七个小时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报告。这时，他才想起来李政道在分手时说的“洗脑”，但又想：也许不会吧。

“十一”国庆前，全校师生一遍又一遍地齐声练习“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准备从西郊的燕京大学徒步进城参加天安门前的大*，他觉得很不习惯。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时隔不久，全国又开展“三反”，在“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大学，这个“运动”就成了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是重点批判对象。另一个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为美帝效劳，尽管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当时，他也万万没想到，这“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他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当赵萝蕤女士向他传达时，话一出口，就放声大哭。因为当初是她提议让巫宁坤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万里回归的，而现在只能让他任人摆布而吉凶莫测，赵萝蕤怎能不伤心！

---戴煌：巫宁坤回国落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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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高考的“不宜录取”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 1966—1970 年 5 年没有招收新生， 1971—1976 年 6 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 1977 年才恢复正常高考。

在这之前， 1958—1965 年的 8 年中， 高校招生还有 “ 不宜录取 ” 和 “ 降格录取 ” 的政策。 笔者是 1959 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中有不少是  “新中国 ” 教育史上这一极 “ 左 ” 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

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 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 我所在的高 59 届共 200 余人， 1959 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 都考上了大学， 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 这真让人费解。 在当时的氛围下， 人们不敢询问原因， 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

改革开放后， “ 左 ” 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 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 原来，我们上高三时， 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 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 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

1. 可录取机密专业；
2. 可录取一般专业；
3. 降格录取；
4. 不宜录取。

政治审查的依据， 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 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 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 或者家长在 1957 年被划为右派的， 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 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

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 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

“ 不宜录取 ” 政策， 明显烙有那个年代 “ 左 ” 的印记， 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 受害者受的是 “ 内伤 ” ，具有隐蔽性， 故而时至今日， “ 右派 ” 公开 “ 改正 ” 了， 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 而关于当年 “ 不宜录取 ” 、 “ 降格录取 ” 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 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 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

---悲剧：文革前高考的“不宜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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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赴宴
早在 1952 年，顾达寿就在哈尔滨认识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对他的评价是 “ 年轻有为的外交官 ” 。 1964 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希望修补中苏关系，便想借十月革命 47 周年庆典之机，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苏联。于是，中国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

为了表示友好和诚意，苏联外交部派顾达寿带专机到伊尔库茨克迎接中国代表团。但是周恩来却拒绝了对方的好意，而是继续坐自己的专机前往。

11 月 7 日，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招待前来参加庆典的各国代表团。宴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让顾达寿充当翻译，来到周恩来面前。打过招呼之后，马林诺夫斯基借着酒意对周恩来说： “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笨蛋赶下了台，现在该轮到你们把你们的笨蛋赶下台了。 ”

所谓 “ 你们的笨蛋 ” ，当然是指毛泽东了。顾达寿知道这话会产生严重后果，便示意中国同行不要把它翻译给周恩来。随后，他立刻向米高扬作了汇报。

当他回来时，只见周恩来眉头紧锁，怒容满面，便知道事情不妙。不一会儿，周恩来非常气愤地对米高扬说： “ 刚才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话攻击了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我对此表示抗议。我要求他必须对他说的话公开认错、正式道歉，否则中国代表团明天就提前离开莫斯科回国。 ” 这一事件虽然由米高扬赔礼和勃列日涅夫的解释勉强平息下来，但是却使中苏关系进一步陷入僵局。

1969 年春天，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致使两国关系更加恶化。当年 6 月，苏联政府总理柯西金突然召见顾达寿，要他通过专线电话与毛泽东直接通话。经过反复拨打，总是被中国女接线员严词拒绝。这让柯西金非常懊恼。

同年 9 月，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去世，苏联总理柯西金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分别前往河内吊唁。柯西金想利用这个机会与周恩来会晤，但中国方面根本不给机会。经过反复努力，周恩来终于答应他可以在北京首都机场会面。这次谈判虽然使两国关系有所缓和，却让柯西金受尽了窝囊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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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翻译顾达寿
1950 年春天，中国共青团代表团来到苏联，学校校长让顾达寿为代表团充当翻译，，也许是表现出色吧，到了这一年秋天，校长又交给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为前来看病的 “ 中国第一夫人 ” 江青充当翻译。

为此，他必须先到苏联卫生部第四局报到，有关领导告诉他江青患的是妇科病。这让21 岁的未婚青年顾达寿非常尴尬。回到学校以后他问校长： “ 为什么不派个女生为江青当翻译呢？ ” 校长说： “ 你的中文学得不错，我相信你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

无奈之下，顾达寿借了一大堆妇科书籍进行 “ 恶补 ” ，希望能为江青同志提供更好服务。

不久，江青乘专机抵达莫斯科，顾达寿到机场迎候。当江青走出机舱时，顾达寿眼前是这样一番景象：

我看见从专机走出来的她，一身灰绿色薄呢大衣非常醒目，配上异常精美的中筒黑色皮靴，显得美丽动人。她身材适中，体态苗条，尤其是她姣好的面容和白皙的皮肤，佩戴一副深色眼镜，举止真不失雍容高雅。

随后，顾达寿陪江青在莫斯科最好的医院进行检查。检查过程中，他被安排在手术室里，隔着一道屏风为江青和大夫做现场翻译。后来医院请专家为江青会诊，也都采取这种方式。顾达寿因此得知江青患的是子宫颈糜烂。由于病情不重，没过多久江青就痊愈回国了。

---作者：智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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