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毛泽东主席：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致礼！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王容芬1966年9月24日王容芬自述（节选自戴睛、洛恪采写的文章《女政治犯》）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属于政治犯。一九六六年九月逮捕，十年以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宣判——无期徒刑。没过三年，一九七九年三月，作为大案要案第一批改正，无罪释放。什么叫大案要案？凡是刑期二十年以上的都是。其实我这案子就我一个人，连同案犯都没有。我进去的时候十九岁，大学四年级；出来三十三岁。十岁的时候，我以语文、算术二门课二百分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一○一中。这是北京的一所名牌中学。报到前，我赶了一个暑假的活儿：山里红去籽穿糖葫芦、大蚕豆割口炸开花豆……总之十岁小姑娘揽得上的活儿。挣了钱，我给自己买了一段花布，做了一条长裤衩。这是我记事以来穿过的最好的衣服。当时我们班里除我以外，档次最低的也是大使的儿子。别的人手帕都不会洗，可我得拆洗一家人的被褥。每个礼拜六我都到六郎庄的泉水边，用大棒捶捶。棉衣棉裤都自己做。学校规定住校，我没住。第一，跟同学没什么可谈的；第二，我也不能住，因为要在家干活。高中就到外院附中去。这主意是我自己拿的，因为看教学大纲，那里的课和普通中学一样，就是外语量大，这有多好。我高中成绩一直不错，只有一个学期政治课差了一分，没拿到金质奖章。这三年是住校，妈不再让我干活了。十六岁（一九六二年）保送大学，成绩也不差，就是派头不行。我一直穿哥哥的剩衣服。现在女裤前边开口是摩登，那时候简直不能见人，还好上衣长，能遮住。衣服也是哥哥的，而且还是我给他做的，他穿完我穿。我就这么穿着哥哥的衣服直到进监狱，直到坐牢。当了囚犯，才有了两件像样衣服，那是妈可怜我才给我做的。文革开始以后，我家被抄了三次，所谓刨地三尺。我妈主动迎接这场革命，把她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照相机砸了，算是破四旧。没想到反倒惹了事：销毁特工器材。我没当造反派。刚进大学的时候，我读过沃尔夫的《马门教授》，觉得历史在重演。我们学校在魏公村附近，平日我常到湖南公墓，在齐白石墓地看书。一天，亚非语系的学生突然扛着铁锹镐头跑进来，把美丽安静的墓地砸得一塌糊涂。我当时就想，这叫“文化革命”？我们学院党委书记是小红军，十七岁就当县长。他妻子当过我的老师。有一次我病了，就是她把我背到医务室。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是基督徒式的共产党员，被斗得……还有陈教授夫妇的自杀，校医室黄医生夫妇的自杀——现在想想他们死了也好，省得受那十年煎熬。我还在街上见到一孕妇被剃光了头，厕所的纸篓扣在她头上，一边抽一边朝她泼浆糊，逼她喊：“我是黑帮……”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妈原来还有点钱。我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苦，她都不肯动这笔钱。她自己没文化，认准了孩子非读书不可。她说过：“你们念到哪步，我供到哪步；念到留学，供到留学。”这回她吓慌了，把钱从银行提出来，藏进面缸、藏到绒线团里，一搜全搜出来了。那天夜里，我们母女躺在已经砸塌了的床上，我求她：“还有什么快交了吧！”她说：“不行啊！”我说：“那就烧！”她说，“烧不了。”原来她把金戒指扳直了缠在腰里。我说，“干脆交了赞助他们革命，看还要干什么？！”这样才保住一条命。“八·一八”接见，也让我参加了。你知道，我学德文，听过希特勒的讲话录音。我觉得林的讲话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我觉得心沉得很……“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几天，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就这么几句话绕来绕去。鬼使神差似的，我开始动手写信，给党中央、团中央、团校，还有伟大领袖本人：“请你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想，你在干什么，后果又将如何”；“这不是群众运动，这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当时认为自己将有一番壮举，郑重地走到天安门广场——我认为那是神圣的地方——向烈士们行注目礼，然后走进当时的棋盘街邮局，从自动售票机买了邮票，贴上，发出，大概一共六七封。接着走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把一封同样内容用德文写的信带在身上，出发向东。到了苏联大使馆附近，量好距离，开始一瓶一瓶喝。我当时的想法是，他们会第一个发现尸体；然后，我以死来反抗“文化革命”的事会传遍全世界。我只记得看见窗口有人，好像还听见里边的说笑，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了。这全是自找的，不是人家要把我怎么样，也不关老师同学的事。你想，我还能参加“八·一八”接见……就这么傻瓜一个，如此而已。刚醒过来就有人审讯。我那时候还不想活呢，把输液的管子拔掉，把瓶子摔在地下，总觉得我的死不管怎么样也能发挥点作用。在公安医院躺了三天，就被送进宫德麟模范监狱，收进一号监房。那是个小间，按规定关三个人。后来犯人多了，有时候五个、有时候七个；我去的时候还是三个。房子又阴又湿，全年不开窗，被子上都是绿毛，潮得能拧出水来，一个月放一次风。进了监狱反倒不想死了。从第一天起我就用冷水冲头。一进厕所，就钻到龙头底下，这么坚持下来一直没什么病。但关节很快肿起来了，肿得老大，站不起来，只能拄着棍子蹭。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已经有二个犯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也是三个，因为我去挪出去一个——那是个老红军，我下面再讲她的事。二个人，一个是北京远郊区的老太太，刑事犯，可能有人命；还有一个是政治犯，基督徒，这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联系，人是那么干净漂亮。她原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老处女。因为有她在，监里只要来了新犯人，都往这个牢房送，知道在她的安抚下，不会捣乱、不会出事。她家里给她送的东西多，牙膏、牙刷、毛巾，她都白送人；新人来了，她让你脱层皮似的逼你洗。那老太太，居然每天洗两次澡；一杯热水，我看着她洗。就在这前后，牢里来过一个犯人，从美国回来的，马里兰大学毕业生，也是基督徒。我这位朋友觉得那人最能理解她，给她讲经，嘀咕“主在看着我们”等等，做事也不防她。你问做什么，还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过给老太太洗脚，跪在地下给她剪指甲，送给别人衣服什么的。其实她自己也相当困难，她的一条裤子上有九十八个补丁，我数过。她把丝的毛的都给别人，给那有人命案的乡下老太太。别人说“你真好”！她说，“我算什么，如蛆如虫。”别人说“太谢谢了，一辈子忘不了”，她说，“不要谢我，要谢上帝，是主让我这样做的。”结果，这个老太太，再加上那个马里兰的毕业生，全给她揭出来了，上纲上线。她几乎一辈子都在牢里，她的父母是宗教领袖。她年轻的时候在燕京读西语系，好像没有毕业，就跟着父母到云南山里传教，施医舍药。她的母亲是天津一家医院院长的女儿，父亲原是皮货商，把家产卖光，跑到香山，点个小油灯读圣经，后来就在香山传教，那一带的人都知道他们。她父亲是被枪毙的，母亲是无期，后来死在牢里了。她是因为传教而劳教的，你知道，咱们的规定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只可以心里信，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可她总要宣传她的信仰。劳教的时候也不收敛，还说主如何如何，于是被再一次抓进牢里。她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擦地、打水、倒尿；让她拆洗男犯的牢服，连裤裆里的蚤子，全一个一个摘出来。她累得腰间盘突出，手都摸得出来。要我看她比雷锋强。雷锋做了什么都记在日记本上，要不我们怎么知道？她干事生怕别人知道，主知道就行了，主在天上一切都看得见。这基督徒被他们揭发以后，也戴过背铐和四十斤脚铐，是在北京戴的，苏式狼牙那种。这种上铐的办法原先专门用来制服小偷，让他们交代窝赃的地方。真是铐一百个，一百个灵。不上半个钟头就都跪下，哭爹喊娘。这位基督徒后来特别后悔，因为她向上帝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主，我离开你一个星期，请原谅我，我实在受不了了。”她要求摘下铐，作了检讨。直到今天，还觉得没脸见上帝。她妈骂她：“你不是盐，是失了味的盐！为什么要请假？！”你不是问政治犯的事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进她出的那个老红军，她十几岁就从家里跑出来了，爱人好像是科学院物理所所长。她是有精神病的，“文化革命”前就有，一犯病就喊“打倒××！××坏透了！”文革开始后就不饶她了：“怎么那精神病什么情况下都没事，就在这里出毛病——现行反革命！”剃了光头，抓了进来。这女红军从我们这个监房出去以后，一天夜里，不知为什么她又喊起来。看守对犯人说：“你们要革命，捂住她的嘴！”她使劲挣扎，看守问，“还喊不喊了？”“不喊了。”“放开吧！”一放又喊。跟她同牢房的有个会道门的巫婆，刑事犯，通奸杀夫的。那巫婆有一点八米，又高又壮，一屁股坐在她脑袋上。那老太太没挣几下，就给坐死了。那一夜后来不断地输氧、抢救，还是不行了。一个红军战士，让巫婆坐死……这是我坐牢唯一一件痛心的事——我要不去她也不会迁出，也就不会死了！她叫韩湘，我没见过她的面。后来我得了肺病，和另一个肺病病人住在一起，她是个新四军战士……我要是一直病着就好了！可是我很快好了，她没好，弄到山西，跟别人一个牢房。她也是“现反”，跑到王府井去贴林彪的大字报，逐字逐句批《再版前言》。这是个十足的死心眼，即使在牢房，每到“七·一”——我们在狱里过了十几个“七·一”——她就换上一身崭新的蓝制服，头戴蓝帽子，乘出牢房打水的时候高喊：“今天是七月一日，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要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叛徒、卖国贼、野心家林彪！”在北京的时候，看守喝斥她几句就算了。我常劝她：“犯得上吗？喊两声能解决什么？那些看守、那些流氓小偷懂什么？！说不定为了立功赎罪反过来治你。”后来她变得明白一点了，只是集体念《再版前言》的时候不出声，看守也没再找她的麻烦。到山西以后，出事了。那里的规矩，一有运动，每个牢房要选出一个批判重点。她们牢房本来定的是一个老干部的老婆，这女人耍了个滑头，操纵小犯人把火引到这新四军身上。她们抓住她的不出声，逼问她“对副统帅怎么看”。她不肯说违心的话，就死不开口。山西看守把她吊起来打，还逼她在院子里跑圈……那时候她的肺病可能就已经转成癌了，没过多久就死了。这是后来遇见一个难友告诉我的。她说：“没了，那新四军。”我的罪名是反林彪，按照“登基、大赦天下”的中国老例，反林的犯人“九大”以前都放出去。我于是送进学习班。我当时以为，没几天就能自由了。我们这个班，和少年犯关在一起，那是一批非常年轻的中学生犯人，也就是有名的“联动分子”。那帮人，剃了光头，每天早晨天不亮就爬起来，一边跑一边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还演自己编的戏……当时我觉得他们小，我妈送点钱来，都给了他们；星期天军管不在他们就钻铁丝网出去买零食。不料让老师找上了，我只好站出来说，“我让他们去的。”于是发动大家揭批。批什么？那时候时兴上街游行，欢呼最新最高指示。本来也想让我们上街，后来说就在里边游吧。有一次，可能那指示出乎寻常地新与高，要不就是哪个看守高兴了，把我们都装进敞篷车，从德外黄寺到马甸屯，拉来拉去。我欢呼不出来，每到这时候，总是戴起口罩，就是不念。这一个个半夜发出来的最新指示给中国带来多少灾难？几代人毁在里边了！唐山地震不过一座城！不念指示这事这时候也揭出来了，再加上我给他们唱过几支歌，背述过几本小说；还有两个孩子谈恋爱，女孩子跟我不错，我帮她递过纸条……那男孩没骨气，什么都供了，上纲说我“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全球革命战略，组织反革命集团”承认自己是骨干。此外，说我所宣扬的，是“驴的理论”“狗的理论”；我的作为，是“资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等等。那女孩上台揭我的时候，腿都哆嗦了。别的人还捅我两下，拧我一把，她一直没抬头。这女孩出狱以后在北京以性开放闻名，这次出卖比她的放荡还让她丢人。批的结果，我的罪名除了“反副统帅”之外又多了一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学习班的人后来陆续都放了。平心而论，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放的可能。监狱方面曾经找我谈话，希望我有认罪的表示，结果是大吵一场。最后变成我问他们：“你们到底认不认罪？这平白无故地放我算怎么回事？说明白，怎么关的？”就这样，“两罪并罚”，我被押到北京看守所。这已是一九六九年夏天。到了秋天，以为要打大仗了，元帅们转移，犯人们也向外省疏散：山西、河南、四川等省。那次包了整整一列火车，停在丰台外边的一个小站，三个人铐在一起，两边有刺刀架着。在临汾下车的时候，周围好像有上百架机枪，枪口都朝着站台。犯人不许低头，蹲在那儿，不让坐——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到了临汾又疏散，这回是乘卡车。我们那部车上六名女犯，十二名押解大兵，每人背上都有两把刺刀顶着。说起刺刀，在北京提审的时候，也有两把刺刀架在脖子两旁，一直送进审讯室，出门的时候这两把刀又原样搁在你肩上。在山西是十年。是在晋城四年，宣判以后到榆次。山西的审讯员我可不敢恭维，不知哪儿弄来那么一帮子，好像没上过几年学。在他们眼里连看《资本论》都不行：“《资本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的。社会主义社会看这种书反动透顶！”对我的审讯要点，是转弯抹角地揪后台。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作案”的时候十九岁，怎么会没有人在背后指使，哪怕揪出个把老师也行。他们让我交代从小到大所认识的人。我先是拒绝，后来干脆写了好几百。他们问：“这里边谁对你影响最大？”我说，“我觉得我对他们影响大。”他们说我顽抗，日夜轮番审。有一次我脱口而出：“想起来了，那是个外国人。”他们高兴极了，忙说：“哪国的？叫什么？写在黑板上！”我转身写了：俄国、拉赫美托夫”几个字，他们忙问：“现在还在外语学院么？”……你看我这不是自找么？他们知道受了愚弄，就给我用刑。我因为“捣乱”受过好多次刑。在北京还好，属于比较文明的一种，刑具是从苏联进口的，狼牙铐，中间有三个链。戴上之后，越挣越紧，不过不挣没事，梳头、解手都行。脚镣不同等级不同斤数。还有一种文明的刑具，叫橡皮衣，穿上以后从外边打气，犯人就喘不过气来了，这种刑我没用过。绝食的犯人鼻饲：插个管——不插出血对他们说来可能就不为插管——棒子面粥撒把盐，往里一倒。还有吊、捆。在北京不打，一般也不骂。到山西以后，我没挨过打，这次受刑用的是铁匠铺打出来的那种小铐，背到身后，就是前面讲的治小偷的那种，吊把大锁。这种铐我上过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差不多戴了半年。那次是因为山西本省的一个派头头，从窑洞走烟的窟窿里给我扔过来一个条子，让我出去以后到中央替他告状。这条我看过就放在身上了，看守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销毁。我见条子被他翻出来了，就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来，丢进嘴里。他一把卡住我的脖子。叫：“吐！吐！”接着又来了三四个看守，都是男的，压在我身上，使劲卡，想让我张嘴。我咬住牙不放，他们就找来钳子，从嘴两边夹——现在我这两边的牙没了，就是那次夹掉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死过去了，谁知硬让他们把嘴撬开了。嘴一开，进了一口气。就着这口气，我把那条咽下去了。当时满嘴都是血，喷了他们一身一脸。就为这一撬，这条命才缓过来，要不当时就完了——当时已经大小便失禁了。我觉得他们太野蛮了，缓过劲就骂他们，就这么又上了背铐，还戴了四十斤的镣。镣究竟是怎么回事，外边的人是不知道的，总以为像李玉和那样，挺着胸走脚底哗啦啦响。其实根本哗啦不起来，两个半环扣在脚腕上，皮肉全磨烂了，根本不能走；可我不敢不走，多疼也得站起来走，那铸铁拖在地面上是丝——嚓——的声音。戴着背铐，几个月的月经没法料理，全流在身上身下；人家扔过来一个窝窝头，就在地上滚着吃；蚊子也咬、臭虫也咬，痒得受不了了，只能像牲口一样在砖上蹭蹭。后来狱医来验伤，说这人活不了多久了，这条命你们看着办吧……他们就给摘了。摘不下来，锁已经锈住，拿锯锯开的；铐往下撕的时候连着皮肉，扔到炉子上，我还听见油炙在热铁板上吱吱啦啦的声音。你看我这只手现在还抬不起来，那时候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根本拿不过来，一个月都过不来。戴背铐的时候，我有一本《共产党宣言》，用舌头舔开，用脸压平，再由下巴按按，一页一页翻着看。那是一九七五年底、一九七六年初，就像现在这样的深秋。除了《宣言》，我在狱里还读过《毛选四卷》。《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完全倒背如流。《实践论》说，“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这和马赫主义是一样的：感官所感觉到的，就是客观存在。那么，如果没有感觉呢？难道就不存在了？这对我启发很大。比如我没有嗅觉，气味这东西就不存在了么？我对气味就不可能认识了么？人的感官只有眼耳鼻舌身，现在又发展了第六感官的理论。就算发展到第七、第八……第一百种功能，要认识世界，缺的还多着呢？这算怎么回事，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认为世界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也不是什么什么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作用与再作用的交织与组合。我当时学《毛选》也极有心得。比如这段“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有问题吧？谁胜利了？谁消灭了？说清楚！确实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过是农民和地主一同取代了奴隶和奴隶主，工人同资本家又一同取代了他们——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取代了落伍的。奴隶打倒奴隶主，农民打倒地主，工人打倒资本家，这算什么？！那时读《资本论》第一卷，就在心里算账：怎么分配才合理，还列出了公式——资金怎么周转，固定资本怎么折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发明人各应拿多少……没有纸笔，公式就列在脑子里。到山西以后有了土坑，里边抹着白灰，就一点点抠下来在地下划，当然铐起来以后就不行了。我读《资本论》甚至还替中国人民银行重新设计了钞票：剪掉一角，表明上了税；或者印上“通货膨胀百分之十”，只要拿货币交换商品，自然就纳了税，这样商品税、房地产税都可以免了……满脑子不断闪出这些火花，简直有一种超脱、升华的感觉。我觉得上学还不如坐牢。现在在所里有时候开会开烦了，就想，砸块玻璃，偷点东西，还是回去吧，不用做饭、抹桌椅，真正的思想自由，钻进去就进到了另一个世界，脚镣手铐也不觉得疼了。和基督徒比，这一世界是我自己得来的，我愿探索到底。一九七六年，终审判决无期，我就放心了。想着：如果哪天杀头，我一定以交代思想为名要笔纸，把它全写出来。如果不杀，我就接着想，直到有了自己的一套对宇宙和世界的看法支持着我活下来。你看，我和前面说的那基督徒那么要好，她的说教打动不了我。我认为她那一套是好东西，起码可以陶冶性情，不必再搞“五、四、三”运动，但那是胡言。我不信上帝能造人。我有我自己对宇宙的看法。我不信物，也不信神。基督徒的上帝没能让她坚持下来，我却没有请假。人的能力再弱，一根芦苇也好、如虫如蛆也好，只要有了信仰，任何强力奈何不得。我坐监狱真是改造了思想，对历史、社会、经济运转、宇宙，都有了属于我的自己看法——这不容易。这十三年没白活，修炼了一辈子的根底。靠这个支撑，今天干什么都觉得游刃有余。我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宣判的，就在周总理去世那天，我听到广播以后哭了，这天我记得很清楚。所谓宣判，就是由当地看守念判决书，就在他执勤的屋子里，一条铺板，他坐着，我站在他面前。这判决书写得已经很够水平，一连串的“反”：“最最反动、反动透顶、反革命家庭反动出身”……“文革开始时按捺不住反动激愤、进行反革命串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这时已不提副统帅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猖狂……”“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重新犯罪……宣传反动理论。组织反革命集团……”顶绝的是他念不通，“嚣张”读成“器张”，等等。念到一半，我笑起来，居然怎么也忍不住，笑得像抽疯一样。我当时想，这回该吃枪子儿了。按规定有十天上诉期，得把那些东西赶快写出来。没想到念到最后——“判以无期徒刑”。不过是个无期而已，我又笑了。看守说：“笑什么笑。你不上诉了？！”我说：“上诉上诉。”我的上诉词不但把罪名全部推翻，还逐字逐句批它的语病。到了清明，上诉驳回。作为已决犯，被押到榆次劳改队。记得当时并不灰心，因为天安门事件已经发生，我看到了希望。在那儿碰上一个在北京监狱认识的，她也是政治犯，叫何敏，判了十年。何敏问我：“你怎么判得这么重呀？”我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判我这个，是我的光荣。我是‘形势犯’，形势不好掉脑袋；形势好了，没几天就出去。”从晋城到榆次，跟我同路的是个犯流氓罪虐待丈夫的妇女干部。走到哪儿，她都紧抓住我的手，让看守知道她是在防我逃跑。我跑不跑跟她有什么关系？！用这么脏的手抓我，真是玷污。她认不得几个字，写供词又来求我了，全是她那些性感受，丑不堪言。求我的同时，还老想着我是无期，又打主意在我身上立功好少蹲一年。最后也没有少蹲，第二次耍流氓又进来了。张口闭口“伟大领袖”，我真是怕刑事犯。在榆次，有四个大队：刚进来的人送预备队，干重活，挖土方什么的；小偷流氓做牙膏；政治犯和即将释放的犯人做洗涤剂；无期死缓的——般都是通奸杀夫——做衣服。那里，监狱长和看守都是男人。政委是个好人。有一次在车间，见我是北京犯人就问我多少年。我说无期。他当时就急了：“多大的罪判无期？！岂有此理！”这话就当着我们说。监里买电视机，他坚持这是给犯人买的，不许看守提走。他参加革命很早，就是老提不上去。有一个时期，通奸杀人的并到我们队里，真受不了。她们和看守调情。我装着看不见，什么都不说——当时我已经很老练，除了不认罪，各方面都挑不出毛病，什么都不评论，什么都不写，日记也不写。那些女犯，看守调戏她们，正中她们的意，受了调戏的，老是受表扬、当积极分子，还减刑。有些犯人怕干活，就耍这种花招，讨好看守，半夜半夜地不回来。刚才说到的何敏，就是那时候碰见的。她判得真冤：文革初，她母亲偷偷把金子藏在她们夫妇箱子里，没对她们讲，两口子都不知道这回事。红卫兵抄出来了，问，他们说得出什么呢？男的当场就打死了，就地挖个坑埋了。她给弄进来。她没太高的文化，性情特别温柔，是个做手工艺品的工人。我分下队的时候，她已经在洗涤剂车间了。我们做大桶洗涤剂，还做洗衣粉。洗衣粉是烷基苯磺酸钠，先得有硫酸，然后是磺酸，还有火碱，钠就从这里来。还有烷基苯……都是剧腐化学品，没有任何劳保措施。一双新鞋穿到车间，鞋扦子几天就锈了。那阵我跟何敏几乎时时在一起，她登高装料，我在下边供袋。有一天，她突然说，不好了，恐怕要倒霉，看守抄走了她的日记——后来知道，这日记其实是她最要好的一个女犯（流氓罪）给她交上去的。我问她日记上有什么，她说也没什么，不过鲁迅语录，“夜不长”之类，就怕断章取义。我安慰她，没关系，讲清了就行了。为了怕影响她，我没敢跟她多说话，不知道她心情那么沉重。她还有半年就服满刑了，一直说出去之后帮我带信给我妈。就在那天中午，别人都午睡了，我在洗衣服，她走到门口，还朝我笑了笑。这门是不许出的，莫非她有什么事？打算跑？不久听外边喊“何敏死了”！我一惊，赶紧朝外跑。她的组长带着另一个犯人找她，找到一个旮旯，看她吊在绳子上，正踢掉脚下的箱子——我估计她并不想死，要不为什么过了那么久，见有人来了才蹬掉箱子？就差半年了！死了以后，还开批斗会，那女流氓还上去批……把我也捎带上了。何敏有口无心，我跟她说什么都告诉了那女流氓。他们把何敏装进一条塑料袋——刚到山西的时候，犯人死还有一口薄木棺材，到她已经没有了。她死了以后我得了一场大病，一直发高烧。可是不许我躺也不许我坐，连退烧药也不给，因为我的案子在那里是最重的。何敏自己去了，丢下了她的老母亲和孩子。她在狱里给弟弟纳了鞋底，还用旧布拼拼凑凑给孩子做了几件衣服，不知有没有人取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去世了。劳改队一片悲声，哇哇的。或许真有人悲痛？我看这里边有两种，一种是表现自己；一种是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平日不许哭，今天借机大嚎一场。也有人笑。还有人做出要庆祝的样子。这批人倒霉了，批、斗、不问原案怎么判的，通通枪毙。我听说王申酋烈士就是那时候处决的，或许全国有一个统一的精神？但逐渐地，已能听到一点风声。到了允许接见的时候，我妈来看我，悄悄告诉我，我的案子已经定了，是“错案”，让我谨慎再谨慎，千万别再说什么。这些年，妈为我可苦了。吴德当权那时候，整个北京箍得紧紧的，一点风都不透。我妈说，我豁出去了，一个老婆子，怕什么？我就整日坐在法院门口，踢我打我就是不走：“我要我闺女呀！她是反林彪的，她没罪呀！”后来，她得了白内障，两只眼睛全看不见了。那次，她扶着我哥哥的孩子，翻山越岭，到榆次来探视。我妈的头发全白了。有一次，哥哥也来了。他说：“好好认罪，靠拢政府，争取从宽。”我一听就火了：“我没罪，你是什么人？给我滚，滚得远远的，我永远不见你！”哥哥很尴尬。看守朝我喊：“不许你这样对待革命群众！”我说：“什么认罪？什么从宽，让他好好给我赔礼道歉！”看守对我妈说：“看看你女儿有多嚣张，对你们都这样，对我们还不知怎么狂哪！你知道她判的什么？无期！什么叫无期，脑袋在肩膀上晃着哪！加刑会加成什么知道吗？”我妈吓得跪下了。我说：“妈，你听听他说的都是什么……”妈说：“他说的不对……”看守又喊起来：“你这老太太怎么也这么反动？”哥哥从此就再也没来看我，考他的研究生去了。他读完博士留校了，现在在伊利诺斯大学教数学。一九七九年三月，妈和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审判员一起到了榆次。他们是来给我改正的。释放的时候，读宣判词：“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我立即说：“我没有反‘四人帮’。”妈把我接回北京。自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那年已经三十三岁，只想找点书看，想把这十年来想过的东西清理清理。但我总得吃饭。我不愿接受补助、接济，法院发给我生活费，外院给我助学金，全都拒绝了。我找了个地方教德文，一小时二点五元。为上户口的事，又和派出所打了一架。不是他不给我上，而是我拒绝上，因为他在“何处迁来”一栏填了“释放”两个字。我的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说：“什么叫释放？我是平反，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你这不明明写着无罪释放？怎么不是释放？”我说：“那‘无罪’呢，你怎么不填？”他说：“管你有罪无罪！”我不要户口了，后来法院出面劝我，才又上的。当时，外院不接受我。我已经三十三岁，还是他们的学生么？哥哥在法院的朋友出面帮我联系工作，就联系他们主管的单位、工厂，那些地方无论多么缺搞德文的，一看档案都不要我。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所，我报了名，交上去的就是上着铐的时候学《资本论》的心得，凑成一篇挺像样的经济学论文。你问我德文怎么样了？虽然十三年没摸一本德文书，但在外校、外院养成一种习惯，也就是陈老总说过的“外语环境”——除了刷牙、睡觉，嘴就不许停，无论出操上课，甚至看球赛、逛商店，嘴上老得咕噜着，说梦话、记日记全用德文，整天咕噜，像个疯子，这叫童子功。刚进监狱，那基督徒和乡下老太太都不爱讲话，我也没办法。忽然一天，远处流氓打架，听得清清楚楚。我特别兴奋，赶快练口语，把他们对骂的话全都翻出来了。看守训话我就边听边在肚子里翻。有了报纸以后，一边看一边翻，整版一字不落。十三年没断过，连铐背铐的时候，都用德文想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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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赞成“共产共妻”
“随着权力的增长，他的性欲也变得旺盛，以至变态，无人可以适应。因为毛是一个非常态的人，性自然如此。毛是做爱的高手，不是一般的性交。他很反感周恩来装圣人，情人多，不敢做。也反感刘少奇说他老婆都是正式结婚，只有我一个乱来？毛的可爱就在于他的真，他敢说，他就是秦始皇。”

“有张玉凤、孟锦云在身边，还不能满足他吗？”我问道。

她说：她们两个贤淑，听话，但呆板，不会做，只当自己是工具，不主动，没法让毛有如鱼得水的快乐。我不同，毛可以当她们的面叫唤：“陈惠敏勾引我，让我看不了书！”

她没有说怎样勾引毛。但说她常在毛面前赤裸裸地看书，以请教问题靠近毛，毛很欣赏她的眼神……只能想象，六六年才十八岁的她，以舞蹈演员的裸体示人，七十岁的毛怎能招架得住？她说，毛的性意识特强，第一次强暴她时，将她的衣衫撕烂，让她“一下子完全崩溃了”，经过多次强暴，他们终于成了忘年之交！她说毛的肤色光滑红润，可爱极了。

她透露毛有些怪癖，爱光屁股放响屁，还让她们记录一天放多少次。他认为放屁是健康的表现。毛喜欢和她互相逗弄，不是单方面满足。还不止一次让她看他怎样和其她女孩玩。她说毛熟读《金瓶梅》，说“贵在意淫”。他不看色情电影，“有我们在身边陪他，足够了。但江青看三级片。”她说，毛的性致很高。我有时和他说文革的事，他很烦，说：不要理那些屁事，还是办我们的事要紧。

陈露文（陈惠敏）和毛讨论过恩格斯的婚姻理论，一夫一妻制由私有制而引起，也会随私有制消灭而灭亡，她和毛都赞成“共产共妻”。

---“毛泽东情人自白录”         作者: 金钟

图：中南海一组，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前排右三陈惠敏，右二张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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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麻雀”——1958年举国上下的全民运动
1955年，毛收到农民的反映，说是麻雀祸害庄稼，于是指示：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钱回答，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1956年10月，青岛举行了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 全国会员大会。实验生物家朱洗首先讲了一个故事：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百姓争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园却布满了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朱洗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

大多数科学家都建议，在没有正式得到科学结论以前，希望政府考虑不要轰轰烈烈地搞运动。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一文中指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这里，乌鸦是暂缓死刑、有惊无险，麻雀等“害鸟”已在劫难逃。

过了一个月，这十七条扩充成了四十条，就是1956年1月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第二十七条是：“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1957年九十月间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这次全会基本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二十七条后面增加了“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比起初次公布的草案来，这里对打麻雀网开一面：林区或城市里可免一死。因为有科学家对于把麻雀定性为害鸟表示异议，说：“外国也打过麻雀，后来是吃了亏的！”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出了“除四害”的指示。指示认为：除四害是我们征服疾病和消灭危害人类的害虫害兽害鸟的一个重要步骤，争取十年内实现，而且还完全可能提前完成。指示还公布了计划提前实现“四无”的省市：北京定为两年，河南定为三年，上海定为三至五年，江苏定为四年，山东、山西、浙江、福建、广东、云南、甘肃、辽宁和黑龙江定为五年，安徽定为五至八年。

于是，“除四害”运动就像一场“人民战争”，在中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除四害指挥部”，以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为“除四害”办公室。各省市“领导挂帅”。

就在“麻雀战”轰轰烈烈的的时候，鸟类学家郑作新和他的同事们走遍了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了848号麻雀标本，一个一个地解剖嗉囊和胃部，以求得各种食物的容量。他的结论是：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他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的考察成果。

可惜，这科学理性的声音没有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他仍然自信地认为，“消灭麻雀”的决策没有错，并说：“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一场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胜利了，但恶果出现了：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德培、张香桐等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

1960年3月，随着“大跃进”肥皂泡的破裂，毛泽东也不得不改变指示：“除仓库、秧田外，麻雀不要再打了，代之以臭虫。”这年4月10日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文件，“除四害”中的“麻雀”就改成“臭虫”了。

至此，“灭雀大战”总算宣告结束。但麻雀及难免同时遭殃的其它动物同国人一样，已大伤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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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邓思想和毛体制杂交怪胎
邓、毛之间这种关系，使邓小平对发动文革的历史罪人毛泽东格外宽容，高高挂起，轻轻放过。在维护毛的问题上，他甚至超过党内保守派大老陈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才是中共党内最大的保守派。这种对毛的暧昧态度，对一党体制的格外看重，决定了邓在政治上的摇摆 性，一身兼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双重角色，只求经济发展，拒绝政治改革。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催生了“中国模式”的权贵资本主义。

这种半管制、半市场的权力经济——通过权力寻租，通过市场兑现，是中共官场乃至整个社会深陷腐败、道德沦丧的原因。邓小平是始作俑者。邓是一个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门槛上半新半旧的人物，他一手催生了改革的胎儿，一手又掐死了改革的生机。缺少了政治改革的制衡，一党体制下的经济改革所释放出来的人和资本的贪婪，必然像当年毛煽动文革狂热一样席卷肆虐整个社会。

六四镇压后，当邓小平在耄耋之年，终于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写入中共十四大党章的那一刻，就为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打开大门。此后，所谓“改革”已经成为权贵集团的专利，造成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失衡，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广大底层民众沦为改革的牺牲品。

于是，人们开始怀念毛时代的“公平清廉”，把毛看作是反抗社会不公和权贵集团贪腐的旗帜，是人民的保护神。毛的文革遗产更是成为中共党内原教旨派批判邓式改革的利器，社会被严重撕裂，毛左和邓右两种势力水火不相容。这种局面是生前刻意维护毛历史地位的邓小平始料不及的。毛的文革和邓的片面改革，一左一右，共同释放出来的人性恶 ，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生态环境和道德伦理底线。

---“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高文谦·


在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中，邓小平与毛的关系最深。早在中央苏区毛挨整时，邓就是毛派的头子而受到株连，由此得到毛的青睐，刻意扶植，作为接班人来培养，锋头甚至超过林彪。如在淮海战役中，让邓统领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在中共八大时，又先林彪一步进入中央常委。中共建政后，邓一度也是积极贯彻毛 的左倾路线的得力干将，在许多事情上，邓都难脱干系，如在反右运动中担任前台总指挥；在中苏论战中，邓直接领导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参加这个写作班子的康生、王力等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渊源，毛虽然对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跑不满，在文革中想整他一下，但始终留有余地，强调“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并给予特别关照，允许邓可以给他写信，指定汪东兴负责照顾邓的生活。所以邓在文革中的境遇，与刘少奇、彭德怀那种生不如死的境遇有完全不同。即便是邓在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后，毛仍保留他的党籍，并满足邓的请求，允许他和家人在一起，可谓做到“仁至义尽”。

---“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高文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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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剿麻雀”旷古奇观
1958年4月19日清晨4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830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

还差一刻钟到凌晨5时，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刘少奇来到剿雀总指挥部督战。

5时正，王昆仑一声令下：“开始！”

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防空袭般警惕监视着天空。扎的无数假人、草人随风摇摆，也来助威。白发老人、几岁小孩，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麻雀在天罗地网中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有的被轰到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出侦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急驰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一天歼灭麻雀966只。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寿寺生产站的毒饵诱扑区，在两个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麻雀被哄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512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十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集中射击，被打死的、或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傍晚以后，青年突击队又到树林、城墙、房檐等处掏窝、堵窝，捕捉麻雀。

首都院校的广大师生也参加了这次运动。中国科学院2000多名科学家和工作人员放下了手头上的科研任务，参加“剿雀”大战。这些知识分子和科学界的杰出人物，在“剿雀”战斗中也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鸟类学专家郑作新研究了—辈子鸟类，但从没研究过如何“剿灭麻雀”，也只能手敲锣鼓扯起喉咙鼓噪。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火箭专家钱学森也带着响竿前往参战。

首都300万人民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的战果极为辉煌！奋战整日，到19日晚上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万余只……“宜将剩勇追穷寇”，全市人民还要养精蓄锐，迎接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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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对群众的发动，是借用了四十年前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这次他不是选择“痞子”，而选择了天真烂漫一心跟着他干革命的青少年来当“革命先锋”。青少年们从他早年“考察报告”传授的经验中，懂得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革命道理，学会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狠劲，以 及“戴高帽子游乡”等技术层面的细节；而甚至被打倒的干部和群众，也从中体会到应该“正确对待”群众和革命群众运动，为了革命“矫枉必须过正”，对出乎想象的过火行为，也应该说“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既不该“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也不该“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总之，逆来顺受就是。
而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面对的另一种选择，“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此时此刻，自然非毛泽东莫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他“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史实。

---什么叫“群众专政”？                       ·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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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一个要害问题是把空军指挥权交给林立果，使其得以组织“小舰队”图谋杀害毛。

他承认私下当林立果面说过“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话，但实际上，一分钟也没有实行过。他说，就连他这个空军司令，甚至林彪要调动指挥空军，都要经毛批准。林立果搞“五七一工程”他完全没有听闻。林彪“九一三”乘三叉 戟飞机出逃，吴法宪一直听候周恩来的指示，是紧急处理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描述的现场周恩来，应该是相当权威的纪录。
“九一三”事件十天后，他便成了阶下囚。他回忆他和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四大金刚”被捕时的情景，别有戏剧性。周恩来主持逮捕，宣布“停职反省”的决定后说“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有人照顾，老婆孩子只管放心，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然后周和叶剑英等同四人“紧紧握手” ，好像老友话别一般。

一九七六年毛死四人帮被抓，吴法宪以为五年的拘禁审查可以结束了，不料反而被关进秦城监狱。尤其令他不解的是，他在中央和汪东兴“无话不谈”，现在汪成了副主席，他却下了大牢（据说在八十年代初有人提出要释放黄吴李邱，为复出的邓小平断然拒绝）。以吴法宪自述而言，他的判罪主要因为是林彪的爱将所致， 他在文革并无重大的独立犯罪事实，而是狂潮中的一个执行上级意旨者。

---"吴法宪突破崇毛禁锢"                        ·金钟·


吴在书中澄清“诬陷贺龙与罗瑞卿”问题时指出，贺罗专案组都是周恩来负责，许多案子都是经毛周亲批、圈阅、定案的。他认为，刘邓等大批中央领导人受迫害，“毛泽东周恩来应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此话并非推论，而是知情之言，因为中央那些可致人于死地的专案组的 负责人与成员，全由军委办事组从部队选派，而吴是军委办事组主要领导人，了若指掌。如八届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定叛徒、内奸、工贼之罪，是在会议前夕，专案组从“武汉一个外国领馆搞来的”一份材料，仓促定案的；而彭德怀的定案，也是“应该由毛泽东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现在却成了黄永胜的“反革命罪行”。

吴法宪对毛整陈伯达也非常反感。毛在庐山会议上说，与陈“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配合过。”吴说，他与陈伯达相识多年，知道他为人胆小，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文人”。在毛身边三十多年，帮毛拟了不少重要文件、讲话，怎么有了不同意见，就竟然说从来没有配合过？他指毛“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帐，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

毛甚至这样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吴法宪说，其实，陈在中央像个小媳妇，康生、江青可以随便骂他，林彪这边的几个军头比较尊重他，他便同他们靠近，毛对此很不高兴。这是毛打陈，“分而治之”的原因。

---"吴法宪突破崇毛禁锢"                        ·金钟·


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周恩来甚至写了这样一大篇话，用来回应江青：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场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挖下去，不能有丝毫的 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们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实在难以想象这些肉麻句子是周恩来本人写下的。即使用历史的眼光，也难以说服后人原谅类似的蠢举。别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江青是个什么人，你周恩来还不清清楚楚？还在那里搞迷魂汤？
......
１９７５年夏天周恩来拖着重病的身体参加贺龙的追悼会。贺的妻子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记载——

我就听到外面“薛明，薛明”的声音。我断定是周总理。周总理进来了，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他说：“薛明在哪里呀？”很着急。我说：“我在这儿。”周总理抓住我的手，他搂着我的肩膀，他说：“我没有保住贺龙啊，我对不起你呀！”他当时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难过。”我给他抹去了留下来的眼泪。他拉着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有想到！”

我的天！除非是等到中国将来出了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否则不能写出这样一种复杂人物之复杂心态。周恩来完全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产生什么样可怕的后果。
他的确于心不忍，痛心不已！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经受那样一种深深的愧疚感的无尽折磨？他是否考虑过，他将怎样和能否偿还因为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难以弥补的
后果？岂是别的，而是无数人因此送了性命！什么“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就这样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魔鬼？这种心甘情愿、死心塌地最终带来了什么吗？
是否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历史将还他一个清白之身？让他的灵魂得到真正的安息？那些冤屈的亡灵会不会在阴间跟他缠绕不已？他是个真正的无神论吗？相信自己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是从他生前有所顾忌、有太多顾忌的情况来看，又不像；那么他是一个有神论，他崇拜的神是毛泽东吗？他不是眼看着毛泽东作为他的下级一步一步提上来的吗？在将毛泽东看作“人”和看作“神”之间，所跨出的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这个跳跃是如何完成的？日常生活的世界和风云突变的历史舞台是
怎样划分和衔接的？

---“论周恩来——政治家的政治行为”                ·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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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 胱移行上皮细胞癌”。鉴于中枢空虚，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并已做过多次检查的邓小平。

不过，毛泽东深知邓小平不仅是一个“人才难得”而能担当大任的人，而且是 一个很识时务而能伸能屈的人，一个须低头时就低头、能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一个颇得他老毛真传的人。因此，他又担心邓小平既能于台下认错，也能于台上翻案， 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泽东与邓小平有很深的袍泽故旧关系，不仅前者深知后者，而且后者也深知前者。

邓小平深知毛泽东此时既想扶他上台，又担心他一旦上台就会翻案。于是，他写信向毛申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点儿也不冤枉；因为， 自己的的确确犯了严重错误，犯了追随刘少奇对抗毛主席这一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 ，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只能努力工作以将功补过，而不会搞翻案活动。

邓小平还深知毛泽东深知他邓小平是一个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个还有可能变来变去的人；于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泽东申明：自己不仅现在不搞翻案活动， 而且永远不搞翻案活动。

毛泽东在得到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个“永不翻案”的重诺后，便把他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过，话说得太满就不免会让人生出疑心来。邓小平所说的这个“永不翻案”的话，就有点太满、太绝对。因为，一个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个“与时俱进”的政治家，却做出一个有关永远不变的重诺，总不免让人觉着他这是在说过头话，在说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过头话。

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一“绝对”的承诺，并未赢得毛泽东所给与的那一“绝对”的信任。毛泽东对邓小平仍心存疑虑，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性措施。

例如，在邓小平获准复出时，毛泽东便把邓小平写给他个人的那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广为传达。他这样做是要让天下人都能知道，邓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发大誓的情况下出来工作的，进而让天下人最终都能看到，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还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并藉此而让他有所忌惮，不敢轻易搞翻案活动。

又如，在邓小平复出一段时间并露出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迹象后，也是在毛泽东将要离开人世前，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总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显然，他这是对邓小平不放心，要邓小平再做一个最终表态，一个最终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态。

然而，这一次邓小平没有低头就范，没有在毛泽东希望他做出的最后誓词上具结画押。邓小平推说自己在九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５）“文化大革命”中，有六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２）被打倒，脱离了这场运动，成了一个“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因此，不适宜由自己来主持做这个决议。

邓小平本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至少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须低头时则低头；可这一次却表现得不那么灵活，须低头时不低头。对于邓小平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或说他受得了毛泽东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帮”的气；
或说他不愿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并被公诸世人；
或说他已被他的这个总爱折腾人的老首长翻来覆去地折腾得够够的了，实在是不想再这样被折腾下去了；
    ……
笔者在此则要强调另外一种解释，也是以往人们不大提及的一种解释：就是邓小平此时已经知道毛泽东活不了多久了，准确地说活不过来年了，因而在考虑自己进退时，就要从长计议了。

据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１９７４年７月，经国内几位顶级神经内科专家会诊，毛泽东被确诊患上了运动神经元症（Motor  neuron  disease),或称肌肉萎缩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预计只能活上两年，即只能活到１９７６年。这一诊断结论随即被汇报到中共高层。周恩来在听了汇报后说：“这就是绝症了。”

显然，作为中共高层人士且又作为周恩来重要助手的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病情。因此，他这时若要决定做出某一重大举措，就不仅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活着时会有什么意义，而且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去世后又会有什么意义。

两相比较，他自是要看重后一层考虑。因为，他知道自己若不出意外，就会比毛泽东活得长久些，并会在毛泽东去世后大有作为；他还知道除了毛泽东以外，在这国中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压得住自己了。

因此，他不会不明白自己此时所作所为，就不能只是对行将就木的毛泽东负责，还应对毛泽东以外的人和事负责，于私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死后的自己负责；于公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撒手后的中国政局负责。

于是，他就有可能抱着这样的态度：老人家，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此次横直不会再替您老去趟那一滩由您自己费心费力搅浑的政治污水，不会再替您老去背那一只由您自己耗时耗物铸成的“文革”黑锅　。

鉴于邓小平拒绝再次低头就范，毛泽东对于他的态度便由猜忌上升为恼怒：你不再次向我低头，我就再次将你打倒。于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深揭狠批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１９７６年４月７日，毛泽东责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此高压之下，邓小平故态复萌，再度变原则性为灵活性，须低头时便低头。他随即于４月８日上书毛泽东，对上述决定表示“完全拥护”，对主席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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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蒙古女王吉尼皮尔被斯大林处决，临死前留下唯一照片。在苏联控制外蒙之后,高达近2万多名外蒙官员被处决,其中就包括她这位最后一任蒙古大汗的王后。所有亲中的权贵几乎被屠戮殆尽,使得外蒙古彻底脱离了中国的统治,成了苏联的附庸国。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也真正做到了临危不惧，淡定从容，慷慨赴死，从照片中依然可以看出她的贵族气质风采。#历史残酷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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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蓉芬：回首与反思

社会学者王容芬年轻时曾致信毛泽东批评文革，并因此入狱12年。中共庆祝建国60年之际，她回忆了自己的成长经历、遭遇的坎坷和对历史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凭着宪法赋予它的执政党地位，凭着该党中央军委的兵权，连续执政六十年，破了专制主义的世界纪录。逢大庆典，古今中外都有大赦天下的惯例，中共竟以限制公民言论和行动自由为代价，向国际社会炫耀武力。作为党国曾经的属民，我深感奇耻大辱。
红旗下长大
我是五星红旗下长大的，出国前没离开过北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海淀。刚上小学时，学校还沿用培元学校的名字，它是中国基督教布道会二十年代创建的，教堂也是礼堂。念到二年级，区委派来一个年轻女校长，换下当了42年校长的基督徒祁国栋先生，我们最喜欢的老师，祁校长的小儿子也被抓走了。学校改了名儿，新名儿取自学校旁边儿那个死水坑"泄水湖"，礼堂里不许做礼拜了。祁校长住的跨院儿里有个福音堂，全海淀的基督徒都改在那儿做礼拜。后来福音堂改成了海淀区图书馆，基督徒们只能在家里做礼拜，这是家庭教会的来源。1954年共产党颁布了第一部宪法，里面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它的潜台词是：没有传道的自由。第二部宪法干脆挑明：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家庭教会由此成为违宪组织，父母给子女讲解《圣经》也是违宪活动，消灭宗教是党政国策之一。
念完小学，我考进离家最近的一零一中，这所来自延安的贵族学校首次对平民子弟开门，我居然成了毛远新们的同学。一零一不是北京中学的顺序号,而是学生家长郭沫若给起的名字，取自毛泽东的"百花齐放"。 郭沫若有一本诗集叫《百花齐放》，一首诗写一种花儿，第一零一首压轴，叫"其它一切花"。我进一零一那年赶上反右，百花凋零，教导主任路开先生被打成右派，发配外乡。在一零一的三年初中，是我一辈子最不开心的三年。同学依着父母地位分等,连伙食都分等，甲伙每月九块钱,乙伙六块，丙伙三块。我妈的杂货铺被公私合营了，其实是没收了，她从来没拿过股息，枉顶了小业主的帽子。小业主的工资只有十三块，我连丙伙都吃不起，从家里带饭上学。尽管我吃得最差，穿得最破，却被学校当作剥削阶级子女，划入另册。五十年代共产党实行供给制，干部家庭每一个孩子配一个保姆，那些高干子弟连手绢都不会洗。我是我们家的保姆，负责做饭和拆洗缝补全家的穿戴、铺盖。寒假暑假，出身好的同学们跟着父母去北戴河度假，我这个剥削阶级出身的得打工挣学费。
光长年龄不长个
高中我考上了外语学院附中，这学校高干子弟凤毛麟角，同学都跟我出身差不多。老师也不势利，只看成绩，不认家门。我们都在青春期，赶上国家折腾穷了，勒到了小孩子肚子上，男生定量三十斤，女生二十八斤半，我和几个小个儿女生只有26斤。老师号召节约粮食，我每月节约下6斤，支援灾区和班上吃不饱的男生，饿得经常休克，光长年龄不长个儿，衣裳越穿越肥。高中三年，是共和国最惨的三年，退到了配给制的底线，什么都凭票购买，除了粮票，还有糖票、肉票、布票以及买鱼买菜买豆腐的购货证。一人一年发一尺布票，难怪赫鲁晓夫说中国五个人穿一条裤子。毕业那年毛泽东不主事了，陈云调整经济，立竿见影，粮食定量长了，人也长个儿了。原来发展生产不是难事，当权的无为之治，老百姓就能养活自己。
有位同学保留着高中毕业合影，给活着的同学每人印了一张。二排右起第二个是我，四排右起第三人是我们班长张久兴。他是高干子弟，放弃保送大学的机会，当了兵,学校给他披红戴花，大家敲锣打鼓把他送上接新兵的军车。张久兴天生当官的料，一路上升，当到团长，文革中反江青，被整死了。前排右起第一个女孩子也是高干出身，她的成绩不好，上不了大学，进了公安学校，文革初期进了公检法领导班子。我入狱后有几位同学试图请她帮忙，她索性和大家断绝了一切联系。文革结束时，这人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上掉了下来，至今与我们没来往。
桃园经验
高中毕业，我直接升入外语学院，学的还是德文。一上大学就赶上教育革命，每学期半个月劳动锻炼，一年一个月。外语学院是练嘴皮子的，没有劳动条件，党委把伙房的大煤堆当成教材，一个班一锹一锹、一筐一筐搬过去，下一个班再一锹一锹、一筐一筐搬回来，暴土扬尘，热火朝天。学校发给澡票，干完活儿可以冲个淋浴。煤末子透过几层衣裳，一天下来，肉都是黑的。我的慢性鼻炎就是这么来的。
干了两年捣煤的教育革命，中央下达了新任务，停课下乡四清。所谓四清，就是整农村干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个算不到毛泽东头上，是刘少奇两口子出的点子。我们下去之前先学习第一夫人的"桃园经验 "，就是她在北戴河附近桃园大队蹲点悟出来的全套整人经，"桃园经验"是当作中央文件传达给我们的。
外语学院第一次去的地方是北京朝阳区王四营公社，我们的任务是扎根串联发动群众整干部。在那里呆了三个月，又被派到山西晋南襄陵县，白天学习，晚上整人。干部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挨整。派下来整人的还有县里、专区和省里的干部及军官，他们整起人来比学生狠，逼死人命的事时有发生。运动后期"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到了农民头上，农民的头衔是公社社员。社员们房前屋后的自留地全被割了，叫做"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建国以来的各种运动都有人研究发掘，好像还没人研究四清运动，这场运动纯粹是劳民伤财、倒行逆施、与几亿农民为敌。
在山西，我认识了"四类分子"这个概念的实体，"四类分子"指地、富、反、坏， "反"在镇压之列，故没遇见，"坏"是游手好闲者。四类分子不能与社员和干部一起开会，我负责四类分子。每次开会他们都例行公事检讨自己，一点小事都要上到"留恋旧社会、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纲上。偷是农村一种约定俗成的分配方式，家家偷，人人偷，只有四类分子不偷。那个地方有种陋俗，后来听说全山西都这样，还有说全中国都一样的，就是夫妻之外的朋友制，男的女的几乎都有性伙伴，只有四类分子不从此俗，特别是坏分子，从本能上鄙视这种劣俗，他们不仅两袖清风，还清高。如果说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农村有道德楷模，只有四类分子当之无愧。
文革开始
从山西回来没上几天课，文革就开始了，也是先学中央文件，这回是《五一六通知》。我们这一代学生没有吸收五七年学生右派的教训，凭着理念和激情给党委提意见。我对教育革命有一肚子意见，学生不上课，学不到知识。那时毛泽东在滴水洞寻欢，刘少奇坐镇北京，主持中央，派下工作组来，锁上校门整学生。凡提过意见的都被打成反动学生，我也成了批判对象，我的名字被打了仨大红叉叉，铺在路上供人践踏，每天三顿饭，我都踩着自己的名字进饭厅。
同学们是被工作组煽动起来的，情有可原，我至今不理解两位愈置我于死地的名师，这之前她们没教过我一堂课，我对她们也只能仰视，没有请教的荣幸。一位是英语系年轻的党员教师Z，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传译席上赶回来，写了一张声讨全校反动学生的大字报。我那打了红叉叉的名字夹在当中，她的签名在第一位。后来这人成为毛泽东贴身英语教师，我和那几位被她点名打叉的同学不过是她升腾中的几粒微尘。另一位是一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夫人Y教授。Y教授领衔的大字报只针对我和系里另外一位反动学生，批判之外，还有揭发。Y教授年过花甲，官至系主任,该退休的人了，还追求什么呢？纵使把这俩学生打入十八层地狱，她又能升到哪里呢？她登台控诉，不是追求个人私利，而是把我们当纳粹时代的犹太人对待。
三十年后，一位不曾伤害过我的老师向我道歉，说他当年放弃了教师的职责，没能保护学生。如果这话从Y老师口中说出，我会倍受感动。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当守天地君亲师的名分。Y教授活到近百岁高寿，经常给德国人回忆往事，可惜到死都没有提过文革中丧失师范的那一节。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刘少奇的工作组撤了,校门开了，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去北大看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掌了权，草地上一大片脖子上挂 "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牌子的老师，被造反派监督着劳动，人的尊严丧失殆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暴力冲出校门，社会进入无序状态，抄家、游斗成了街景。我妈从小业主晋级"资本家"，胸口别着黑牌上下班，招来红卫兵抄家，掘地三尺。学校里开始死人，法语系一位有法国妻子的老教授不堪凌辱自杀，跟着是校医室的黄大夫，红卫兵抄家搜出一张黄埔军校毕业证书，校长蒋介石的签名要了黄大夫的命。学校旁边湖南公墓里齐白石的坟被扒了，白骨放在操场主席台上,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斗。
反抗工作组的造反派掌了权，我那短暂的反动学生履历成了光荣历史，八月十八，我被外语学院革委会派去天安门广场参加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做报告的是几年没露过面的国防部长林彪，他嗓音尖冽，不像个军人，每一句都声嘶力竭，让我想起纪录片《条顿剑在行动》里希特勒的演讲。林彪的叫喊从十几个大喇叭里传出，乱糟糟地像打群架。最后，林彪喊四个万岁喊劈了嗓子，仿佛准备就义，又像要跟谁拼命。
后来是一个女红卫兵讲话，另一个女红卫兵给毛泽东戴袖章，穿军装的毛泽东挥舞戴袖章的胳膊,喊"红卫兵万岁！" 广场上立即相应，一浪浪山呼万岁。我不是红卫兵，没有军装，也没袖章，裹在疯狂的人群里，直感到世界末日了。军委两主席联手运动群众，对付他们的党内对手，不惜混战全中国，启用娃娃兵。八一八承认了红卫兵的合法地位，承认打人有理，杀人有功。那时公安局还没砸烂，大院里堆满死尸，据该局统计，从红八月到九月初，有名有姓的尸体有1700多具。
致信毛泽东
红八月后，我给军委主席毛先生写了一封信，说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而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为这封信，我被判无期徒刑，托邓小平先生的福，只囚了十二年半，原来的"恶攻"罪改成"反对林彪、四人帮"，无罪开释。出来赶上改革开放，赶上审判林彪、四人帮。中国走正道了，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和尊重。
我也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跟着饱经沧桑的费孝通老师做社会调查。费先生受到国际国内敬重，荣获社会科学里的诺贝尔奖马林诺夫斯基奖，当上民盟中央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总书记胡耀邦为他的《小城镇，大问题》写序。费先生越发临渊履冰，小心过了头，干了一件千古昏事，把别人寄给他的纪念反右30周年的信呈交统战部，引起一场整知识界的运动，导致党内角斗，最终把为他写序的胡耀邦拿下来。
一九八九
共产党生命不息，角斗不止，拿下胡耀邦的人很快失势，而且成为老百姓反腐败的靶子。后来的党内斗争沿袭文革，代替中央文革小组的是赵紫阳的智囊，这次没能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运动的对象也局限于京畿学生。与文革重大不同是，对立面过于强大，动用20万大军进京。这是对付学生，还是防止政变？在阴险与野蛮的党内决斗中，学生和市民成了撕了票的人质。这场屠杀，毁了上千条年轻的生命，也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修补的形象，中国从向民主社会过渡的国家变成了专制主义的典型，成了国际社会的坏人头儿。政治形像的毁灭也为刚开放的经济套上国际禁运的大锁，使国民蒙受巨大损失。
我在枪声中匆匆离开那个草菅人命、践踏人权的国度，比我的同胞多享受了二十年天赋人权。回过头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又连续执政二十年。二十年里，这个党部内团派、太子党没有停止过内斗，且愈演愈烈。和历次党内斗争一样，遭殃的是老百姓，甭管什么宪章什么盟，只要粘上为对立面说话的嫌疑，就更倒楣。
中国人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哪一派上，只有民主取代专制，中国才有出路，百姓才有活路-这是我在党国四十年换来的一点点觉悟。除了民主，我以为中国最缺的是普世价值。精英们本该是道德楷模，领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中间却不乏为虎作伥者，引导良民生活方式。放弃普世价值、六十年长跪不起的精英贤达是专制主义的沃土。
作者简介
王容芬：旅德社会学家，从事马克斯·韦伯研究及译介。1966年，文革初期的血雨腥风以及个人崇拜令当时正在北京读大学的王容芬深恶痛绝。于是她致函正处在权力巅峰的毛泽东，要求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为此，王容芬遭受了12年半的牢狱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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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现在德国，快80岁了。


王容芬透视红卫兵犹如纳粹运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的四年级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 ，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她曾参加天安门的“八一八”毛接见红卫兵，就 是在这次红色海洋的集会上，林彪的讲话让这位学德语的学生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说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她强烈地感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 去”。

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中共中央、给共青团中央 、给团校、给“伟大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然后买了四瓶敌敌畏喝下，她当时确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可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接着被送往监狱 。在关押了近十年后，她在一九七八年一月被判处无期徒刑，三年后被无罪释放。

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十三年的青春，进去时她是一个十九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三十三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她后来成了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她是幸运的，比起那些因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枪杀的遇罗克们，她毕 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

---“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傅国涌·

图1：王容芬给毛泽东写的信
图2：学生时代的王容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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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到过中国的荷兰特工，扮演毛派积极分子，执行荷兰国内保安局“愚型儿计划”计划，他为其马列党伪造了一个超过五百人的花名册（实际党员为25名荷兰特工），他从中国拿走一百万英镑。这些钱，绝大部分都成了荷兰情报机关的额外补贴。毛去世时，《人民日报》赫然刊登了一封这个假冒马列党发来的“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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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道不孤：文革中的国际骗局
何与怀：话说当年中苏公开分裂之后，毛泽东的中共以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居，连发“九评”，大义禀然批判、对抗“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及后来升级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但是，很不幸，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国共产党，大都不为所动，也变“修”了，仍然和可恶的“苏修”眉来眼去 ，互送秋波，更有甚者，为虎作伥，和中共作对。于是，要寻找和培养新战友了。就在此种形势下，一大批标榜坚决和中共站在一起的并注明绝对是“马列”的某某国“共产党（马列）”，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毛泽东自然大喜，直觉得“吾道不孤”，果然“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为了要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像对“第三世界”亲密国家一样，对这些毛派共产党小兄弟非常亲热，常常是有求必应。他们在拜谒中共领袖的同时，都能收到为数不等的“革命支票”。这——当然更激励来自全球各国真真假假的“马列”们。

此情此景，在大洋的另一边，终于激发了美国中情局CIA一个奇思妙想。他们发现有机可乘，就通过荷兰国内保安局BVD（Binnenlandse Veiligheid dienst），选中了一个到过中国的名为彼德.贝维（Pieter Bouvé）的荷兰特工，让他来扮演毛派积极分子。1968年，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artij Nederland）在荷兰成立，彼德.贝维化名为克里斯.彼得森（Chris Petersen），当了该党总书记，执行“愚型儿计划”计划，以此刺探中国的情报。

于是，成就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世纪大骗局，让中共从头到尾蒙在鼓里。一直到了2004年，整个骗局才被揭露。据有关资料表露，荷兰国安局退休特工弗里茨.霍克斯卡（Frits Hoekstra）撰写了一部回忆录，书名为In Dienst Van De BVD（In the service of the BVD，即“为荷兰国安局效劳”），书中详细描写美国中情局如何与荷兰国安局合作，如何制定骗取中方信任的计划，其行动代号、方案一应俱全。

这位冒牌荷兰马列党总书记彼德.贝维原为一个普通的荷兰数学老师，1955年参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前后被BVD吸收为荷兰安全局特工。随后，他开始定期访问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也应邀访问过中国，并秘密加入荷兰共产党（CPN）。1968年文革高潮并且中苏对抗剧烈时，他按情报组织指示煞有介事地伪装激进，公开从荷兰共产党分裂出来另立了个荷兰马列主义党，宣称紧跟北京的路线，与荷兰共产党相对抗。这可是了不起的“壮举”！荷兰共产党在这个国家也算举足轻重，曾在二战结束时获得百分之十的选票，在当时的荷兰国会二院有十个席位，即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其党员也有上万人。但是这个荷兰共产党是亲苏的，彼德.贝维这一俨然勇敢坚定的举动，当然博得当时与苏联不睦的中共的极高赞赏。他为其马列党伪造了一个很像样子的号称超过五百人的花名册（实际在里面的真实党员为二十五名荷兰特工，此后还有十五名真心信仰毛主义的上当受骗者），也轻而易举地骗过了中国驻荷兰代办处。

于是，彼德.贝维迅速被封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毛派共运代表，自1970年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访华多达二十五次，前后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除了去中国“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以外，他还被推荐访问当时的中国最铁杆盟友阿尔巴尼亚，受到阿国“伟大领袖”霍查同志款待。这让美国和荷兰情报部门非常振奋，因为从没有一个特工这么近距离接触过共产国家最高领导人。就这样，彼德.贝维不费吹灰之力就获知不少当时共产国家尤其是中国高层内幕和人事变动，为BVD和CIA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一线情报。而另一方面，中共有关单位则是向彼德.贝维同志提供了很多“革命经费”。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非常非常贫乏，但为了世界革命，每次彼德.贝维访问中国时都不会让他空手而归。据资料他从中国总共拿走超过一百万英镑。这些钱，绝大部分都成了荷兰情报机关的额外补贴，当然，他也做了些必不可少的表面工作，例如，在荷兰定期编制出版“革命”杂志荷兰版的《共产党人》，专门用于糊弄中国驻荷兰代办处（1972年后为大使馆）；每逢中国的喜事和丧事，则是像模像样地及时向北京发贺电和唁电。毛泽东去世时，《人民日报》和所有的中国其他报纸就赫然刊登了一封这个假冒马列党发来的“唁电”.

彼德.贝维这项胆大包天的行动的代号叫做“愚型儿计划”。为何要取这个很刺激很伤人的名称？莫非摆明要讽刺要嘲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吗？是啊，毛泽东生前自然为在全世界有彼德.贝维这样一大帮革命小兄弟而心中喜悦，一定为他的“以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这个世界革命的伟大战略而洋洋自得，最后去见马克思时一定还怀抱着伟大革命者“吾道不孤”的坚定信念。非常不幸，他浑然不知自己被骗了，自己死后人家发来的赞颂洋溢的唁电也是假的。

不过，说到诈骗变脸背叛之类，彼德.贝维的这个荷兰马列党对中国的伤害，比起某些“兄弟党”，其实算是最小的，简直微不足道。那个“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从1954年起至1976年，从中国得到的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一百多亿元。那时它总人口才两百万，相当于平均每位国民四千多元，而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一百元。翻脸之后，阿共于1978年出版了一本《帝国主义与革命》大著，全面指责中共顽固地奉行“错误的、反革命的、沙文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比如古巴那个卡斯特罗，接受中国援助时与中国挺好，后来大米给少了就骂毛泽东老年痴呆，还因为中国与美国和解，把中国说成是美帝的走狗。那个“鲜血凝成友谊”的朝鲜，真可谓养虎为患，金家三代不断讹诈，,,越南是湄公河的巨鳄。原来说什么“同志加兄弟”，转头便大打起来。中共给的援助实在太多了，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越军装粮的麻袋上印的是“中粮”。“血染的风彩”，是用中共赠送的枪炮染红的！……可叹的是，毛泽东为了要当国际共运领袖，为了世界革命，几十年慷国家之慨的“援助外交”，用中国民众的血汗钱换来的却是反目成仇。这不折不扣也是一种另类骗局，真是荒诞绝伦，怵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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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 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
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德怀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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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先生曾多次向笔者谈起他所亲历的一件事：
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萍让我（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引者）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 ，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 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我认识他的字。

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

可惜啊，这两份原稿都给烧了，没有啦！

李锐先生还谈了有关这件事的背景情况：当年有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工作结束后，两案专案组机构随之撤销，而原本由两案专案组搜集并保存的大量资料也就转到我们中组部保管。

 在这批资料中，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既有涉及周恩来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上述他给刘少奇做结论的原稿；也有涉及其他领导人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他们背地里相互打小报告、相互揭老底的原稿。

邓颖超深知这些资料一旦披露，就会极大地损害周恩来在世人心目中已经形成的那种正人君子的形象，于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销毁，并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后如愿以偿，迫使中央同意烧掉这些资料。可以说，邓颖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尽全力地维护其夫君周恩来的形象。

 在前文，笔者曾引李锐先生话：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的时间，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

到此处，我们则看到：毛泽东虽然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却留下了许多属于别人的墨迹，比如上述那个属于周恩来的墨迹。毛泽东这是让手下人替他背黑锅，一是不留下他干坏事的纪录，二是可防范手下人说出他干坏事的真相。

可以想见，周恩来即便是死在了毛泽东的后面，也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人的许多详情，尤其是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刘的这一详情，相反倒会竭力去掩饰这一详情。

不过，周恩来本人固然死在了毛泽东的前面，其遗孀却活到了毛泽东的身后，并做起了周恩来假如还活着也一定会去做的事，即一定会去竭力掩饰他所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其中就包括那些他替毛泽东当打手背黑锅的事。

可以说，其遗孀邓颖超做得很努力，也很成功，不辱夫命，真的抹掉了许多有关周恩来的那些见不得人事的历史记录，至少销毁了上述那份由周恩来亲笔拟定刘少奇罪名的原稿。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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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绝命书：除刘未除邓后患无穷
叶永烈:最早报道江青自杀身亡的是1991年6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说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上吊自杀”。《时代》没有透露消息的来源。消息还说，江青自杀是因为“不愿忍受咽喉癌的痛苦折磨”。

日本《文艺春秋》周刊发表了江青的所谓“绝命书”：
“毛主席领导人民经 过二十多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现在被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吞并了领导权。主席除刘未除邓，后患无穷，国祸民殃。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见你了！”

由于日本《文艺周刊》没有刊出江青“绝命书”的手迹，所以这一“绝命书”的真伪难以判定──只是那口气有几分像江青。

据云，江青是选择“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二十五周年前夕自杀的。

江青在5月10日，突然撕掉她的回忆录手稿，这表明她的行动已经开始异常。

5月13日，江青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写了“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江青以为这天值得纪念，是因为二十五年前她被提名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

5月14日凌晨，江青趁护士离开之际，用几条手帕结成一个绳圈，吊死在卫生间里。
......
其实，江青之死，使人们记起她当年“鼎盛”时对张玉凤说过的话：

“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

她厌倦了“不死不活的养着”的日子，终于横下心来，早点结束这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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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若干活动
(1)  周恩来推荐林彪接替刘少奇在党内的职务。周恩来在1967年秋天告诉吴法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对准刘少奇。毛泽东问周恩来“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 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毛说“好 ，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１９６６年８月７日晚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 第二天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接林彪回京。周还特别交代说“要绝对保密。这件事，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当接林彪的专机抵达机场飞机滑行到机场在跑道一头停下时，周恩来立即登机面见林彪，汪东兴代表毛泽东也赶到机场，周汪 二人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旨意。

(2)  1966年８月８日周恩来亲自向军队主要领导人打招呼，传达毛泽东的“大字报”精神。与会者除吴法宪外，还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肖劲光、 苏振华等人。周恩来将毛的“大字报”向众人连续念了两遍，并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

(3)  周恩来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召开中央工作 会议，重点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与会的各地干部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很不理解，所以对于批判刘少奇并不积极，会议开了许多天却效果不彰。经文革小 组提议，周恩来亲自给吴法宪下令，由空军派出专机，将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接来 北京，一起参加讨伐刘少奇的大会。这些造反派头头一到北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 的批刘斗争。吴法宪回忆说“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 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 第一书记周正林等人是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 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人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在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 ”造反派的与会终于在会上掀起了批刘高潮。

(4)  周恩来大力支持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对付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锐利武器，毛泽东靠着这批“革命小将”的敢打敢冲，迅速击溃了党内当权派的势力。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红卫兵，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周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全部和中学生一部分代表 ，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来。”吴法宪回忆说“每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要做大量的具体组织工作。据我所知，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说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门一个额外的沉重负担。接见之前，周恩来每次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国务院 、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研究组织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们这些跟着周恩来做具体工作的，也经常要忙上几天几夜。”由于运输系统的饱和和巨大困难，周曾请示毛泽东对串联人数加以限制，但是毛泽东却坚持搞大串联不变 ，周恩来不得不召集国务院、北京市和军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毛泽东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由于机场跑道不够长，周恩来亲自布置，军队连夜施工，临时扩展机场跑道，两侧各延伸２５０米，并筑路修桥 ，以便大队人马顺利通过。毛泽东接见完后，由于散场时过于拥挤，有几十人被挤伤，周恩来立即命令吴法宪将这些人送到空军和海军的医院，周恩来还亲率吴法宪等人前往慰问。红卫兵大串联到了井冈山，由于山上没有足够的粮食，学生出现断食现象，周恩来紧急动员武汉、南昌、广州、福州、杭州等人群众蒸馒头，做面包 、饼干和点心，命吴法宪派空军飞机向井冈山空投食品，前后持续了半个多月，才使大多数学生免于饿死。

(5)  周恩来对林彪的大力支持。８月３１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亲自安排了检阅车辆，毛泽东与贺龙为第一车，林彪是乘第二辆车。但这次检阅的照片要登报时却出现了问题，即如何在报上予以说明，最后周恩来发明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一词，以突出林彪的地位。“亲密战友”一词也由此传开，为报刊广 播广为使用。吴法宪回忆说“在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我听到周恩来不论是会上讲话，还是在会下打电话，对林彪都是统称‘副帅’，经常说副帅如何如何。最后，这称呼成了他的口头禅，不称‘林彪同志’，只说‘副帅’。”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是十分密切的。

以上这些内容仅仅是吴法宪回忆中的一小部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实际上还作了其他大量的工作。证诸这些史实的目的在于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绝不是“抵制 ”和“反对”了文革运动，相反，周恩来是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文革的，没有周恩来所起的关键作用，文革运动很难这么声势浩大、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也实在看不出周恩来是如何与“林彪、江青集团作坚持不懈的斗争”的，周恩来积极配合了中央文革小组，起了江青等人起不到的作用。周恩来也绝非“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这么简单，这一说法无非就是为周恩来的文革所为作开脱。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周恩来是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的“总参谋长”，是保障文革顺利进行的“总后勤部长”。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　　　　　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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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整人手法
毛泽东若是决意整治一个人，就会责令手下人都要掺和进来，都要一起来对这个人说绝情的话、做绝情的事，都要一起来朝这个人吐雨点般的唾沫、扔冰雹般的石头。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彭德怀等人发难。据李锐先生记述，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被印发下来后， 多数与会者“基本上是同意的”，只是认为其中“某些字句值得斟酌”。但是，到了“７月２３ 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自此时 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 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的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 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7月２６日，毛泽东又发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 。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于是不论过去有没有表过态，或讲得重讲得轻的 ，都起而踊跃发言，大家直接对着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
事隔二十余年后，李锐先生忆及当时心情：“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为复杂，我觉得很悲观。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 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

又如，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毛泽东注视下，除 陈少敏一人外，所有与会者都举了手，赞成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 行的审查报告》，赞成“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 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诚然，在这许许多多举起的手中，有的是出于主动的，有的则是出于被迫的； 但就最终结果来看，无论是主动举起的手，还是被迫举起的手，都无一例外地击打 在刘少奇的身上，尽管击打的程度轻重不一，因此，也都无一例外地沾上了刘少奇 身上的血，尽管沾上的分量多少不一。

毛泽东在纠合其党徒整治其政敌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不愿掺和其间的人，一 些不愿与他同趟浑水的人。他都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些人，或是当即予以呵斥，让其 下不了台；或是嫉恨在心，留待日后算账。在“庐山会议”上，当朱德批判彭德怀不力时，毛泽东当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讥刺得这位总司令“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话。”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大多数中央委员不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 、不积极批判刘少奇时，毛泽东当时隐忍不发，只是对他们做了说服争取工作。可是到了会后，他便默许乃至纵容“造反派”去冲击他们，去责难他们冥顽不化地犯了“推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央委员都被贴了大字报，其中许多人还被开了批斗会、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 式”以及游街，蒙受种种羞辱。

不过，这些被批斗者的结局不完全一样。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属刘少奇嫡系人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关押，被流放 ，一如囚徒似地非常耻辱地熬着活到了毛泽东去世后，亦是“文革”结束后。

至于其他人的结局，则视其对毛泽东的认错态度如何而决定其能否再获生路。 其中一些人在写出了痛骂自己糊涂的检讨书和痛责刘少奇歹毒的批判书之后，或说是补做了毛泽东先前布置过的整人作业之后，获得宽大处理，补考过关，遂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恢复组织生活，重返领导岗位，并在一段时间内作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状，以报主席知遇之恩。

可见，在毛泽东不断发起的整人运动中，毛泽东手下的党人，尤其是高层党人 ，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去积极掺和其间，而都必须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的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会被整，也会被众人狠踢猛踹，以致遍体鳞伤。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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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看当地的主管干部，比如最惨的河南信阳，不让人出来，用民兵把各个通道都堵死了，信都寄不出来。


对，死亡人数是四川最多，死亡率是安徽最高。安徽人少，但也死了900多万。


1978年2月，蒋经国曾在在立法院的施政报告中进行《揭穿共党和谈阴谋》的演说，内容引述了前苏共领导人列宁的一段话来提醒国人：
“明天我要把这个敌人用绳子绞死、勒死，但今天晚上我还可从这个明天我要绞死的人手中，买到用来绞死他的绳子。”列宁这句话值得我们警觉。今天我们在这个环境中，一定要认 识敌人！不了解敌人，就是盲目，也是麻木！
。。。。。。
我将近五十年来之政治生活，深切认识共产党乃是邪恶魔鬼，杀人凶手，所有威胁、利诱、欺骗、分化之伎俩，无所不用其极；尤其血气方刚之青年人以及苟且偷生之徒最容易上当，一入圈套即无法自拔。
。。。。。。
与共党的战争是保卫我们民族与整个国家生存的战争

列宁在1917年发动俄国的十月暴动后，不到两年就派人来中国组织共产党。列宁曾说：“从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由北平经过加尔各答的。”可见他的野心就是要赤化中国、赤化世界。

过去我们历史上有“邪恶”与“善良”之战，“黑暗”与“光明”之战。但共产主义较诸过去历史上所谓的“邪恶”、“黑暗”、“暴力”尤为狠毒。不同的地方是，它要毁灭整个中华民国，把这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它进入印度，欧洲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对于共产党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面临的是一场保卫我们民族与整个国家生存的战争。我们胜利了，共产主义就失败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就失败了，它在全世界也就失败了。

---“蒋经国对共产党的认识”
文/仰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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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家族给人类贡献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两大遗产，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飞利浦电器公司。马克思跟他妈关系不好，老太太发誓只要她活一天，就不让马克思从家里拿一分钱。但他的索菲姨妈跟他关系不错，而索菲姨妈的老公是荷兰犹太富豪里昂·飞利浦。飞利浦跟马克思关系极其密切，马克思没钱花了，除了恩格斯，就是飞利浦接济他。后来他妈妈去世，飞利浦主持遗产分割，给了马克思7000荷兰金币，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20万欧元。飞利浦与索菲的两个孙子后来创立了飞利浦电器公司。

—— 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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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死亡发生在1959年到1960年冬春之间，象一阵迅猛的旋风席卷整个川西平原。从1958年冬季以来被精疲力竭的劳累、日益加剧饥饿折磨衰弱不堪的人们，再也经不住这次惨重的袭击，成批成批的倒下了。
人吃少了会饿，会衰弱，但是要饿死可不那么容易。活过来的人说，一天有一两米也饿不死。然而现在已 经不是缺粮，而是断粮，少则十天半月，多则数月，食堂停伙关门，什么吃的也没有。土地、牲畜、农具、土地上生长的一切都是“公家”的，农民家徒四壁，自由市场取缔，甚至到城里挤馆子都不可能了，一切淀粉制品现在凭粮票供应，而农民没粮票，食堂一关，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唯有死路一条。
老人们在呻吟中衰竭而死，孩子在哭叫中嘎然而去。倒毙在路边田间的多 数是男性青壮年，他们为生存绝望地奔走，被驱赶到田间干活，然後象断了电 的马达走着干着突然倒下，猝然而死。女人由于有较多的脂肪储存和较慢的代谢，承受饥饿前煎熬的时间长一些，但她们也因此受到更多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一个家庭，往往是男方先去，剩下她们去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和面对敖敖 待哺的孩子。
没有啼饥号寒的喧嚷，没有呼天抢地的悲泣，没有“饿死不如肇死”的骚乱，甚至没有大规模死亡引起的震惊和恐惧。死者默默地，无声无息地消失， 活着的神经麻木，除了减轻生理上的痛苦，没有任何事情能引起关注和兴趣。 有时候，他们会见惯不惊地互相告诉一下谁又死了，就象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无力走动的人躺在床上绝望的等死，谁也无力帮助他们，有时候全家人就躺在床上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後死的根本无力掩埋前者，而且埋不埋似乎也失去了意义，因为後者很快也会死去。一些全家死绝的人家数日後才被发觉。

---《麦苗儿青菜花黄　川西大跃进纪实》    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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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军事的成败，和民心的向背，有决定性的关系，这也是家喻户晓的道理。江西人民初则怨我而迎共党，继而无不恨共党刺骨，但他们虽恨共党并不助我而助共党，因为他们怕共党，甚至连话也不敢和我们说。他们深深知道共党和我们的作法不同，人民帮了共党，被我军捉着，大不了治他一个人，如人民帮了我 ，被共党捉着，就要株连全家。这就是人民恨共党却还要助共党的理由。今日大陆之共党，对于人民的控制，其毒辣严密，远非盘据江西时代所可比拟。

---陈诚：反攻大陆的未来是民心向背 不能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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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秋，县委副部长以上干部从县、人委机关食堂撤出，成立了县委小食堂。小食堂里吃细粮，一切副食品满足供应。县委主要负责人有时还另加小餐，公社党委书记来往也在小食堂用餐。在小食堂虽然凭票用餐，但粮油月月透支，透支的全都由县委财贸部解决。

公社食堂一般说来有明有暗。明的是公社机关食 堂，按标准凭票用餐；暗的是可以多处饱食。如在小农场，火箭营（以武装民兵为主体的单位）、公社饭店、公社菜园等地方，采取多留粮、多供粮的办法，以满足一些领导人的需要。有的公社不仅暗吃饱食，还聚餐、饮酒。

在大队一级，先办食堂，后被统一撤销，大队干部到所在生产队食堂吃饭。多数干部是明餐不饱暗餐饱，东庄不饱西庄吃，千方百计地安排好自己和家属的生活。还有不少干部贪占粮食，以保证自己家属饱餐。个别作风恶劣的干部不顾农民死活，采取硬卡农民口粮、偷盗食堂粮食，除满足家属需要以外，还高价出售。在农民日均口粮二三两的时候，食堂的粮食被干部吃掉了三分之一左右。

干部不仅自己多吃多占，还把食堂当作摧残农民的工具。古城公社一名干部说：“我就靠食堂的一把勺子一杆秤，想叫谁死谁就得死，想叫谁活谁就能活。”当时的食堂有“五多吃”、“八扣饭”。“五多吃”是：干部多吃，干部家属多吃，干部近亲多吃，炊事员多吃，上级检查人员多吃；“八扣饭”是：病事假扣饭，少干活扣饭，上工迟到扣饭，不服从领导扣饭，吵架闹不团结扣饭，对上级检查人员说实话的人扣饭，偷吃青苗的扣饭，偷庄稼的扣饭。五马公社李集大队社员段刘氏因病不能干活，被扣饭，上吊自杀而死。城父公社宿庄生产队长宿某，除满足全家吃饱以外，还从食堂偷粮卖私馍，并利用馍饭诱奸妇女10人，全队饿死80多人。立得公社修刘大队乔园分支部书记乔某，扣饭致死农民11人。亳县农村流传着：
刮大风，
起大雾，
饿死社员留干部。

---"亳县的惨剧"       杨继绳


运粮船中途转向
1962年，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签署了一项基础协议。概括这项协议，即中国方面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一批数量可观的小麦。那时，我们十分需要粮食，因为除了苏联撕毁协议造成的损失之外，严重的干旱使库存小麦几乎告罄，只够维持短短几周的需要。我们的外贸部门坚持要求中国按照双方签订的基础 协议，将小麦紧急运往我们的港口，但小麦迟迟没有发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北京要求会见李强，他当时是中国外贸部的部长。我与他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具体交谈。
“我是为了小麦的事情来打搅您的，”我说：“您知道这件事。我接到地拉  那的通知说，那里的经济状况和食品供应状况十分严重，而授权执行两国政府协  议的中国公司还没有行动起来。可能的话，请您下达指示，将小麦紧急运往我们  的港口。”
“很遗憾，”李强回答说，“我们手头也没有小麦，因此没法发货。”
我要求履行政府协议，但他不改初衷，坚持说“我们没有小麦，我们自己也需要大批小麦。”尽管我对他解释，阿尔巴尼亚对小麦的需求量，对于中国非常巨大的需求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签订协议时，就知道这种情况。但是，  在发运小麦的问题上，李强没有给我任何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考虑到阿尔巴尼亚对口粮的迫切需要，我决定见刘少奇主席。但为了避免专门的会见，我利用了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的机会  。招待会是为欢迎某位国家元首到北京访问而举行的。
晚宴结束后，我径直向中国领导人走去，向刘少奇主席问候，然后向他提出  ，根据协议应当发运小麦的事。他知道这件事。我还简短地向他陈述了与李强的谈话。我们站着说了一会儿，刘少奇主席就对我说：“别着急，我来关心这件事  。”
第二天一大早，中国外交部通知我，李先念副总理　　他主管国家经济　　  将于８点钟见我。李先念曾经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十分了解那里的经济状况。
李先念对我说，中国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发运小麦，是因为中国也遇到了很大困难，但考虑到阿尔巴尼亚的需要更为迫切，“我们再次进行了研究，并已指示中国有关公司，把从加拿大购买的小麦转运给你们。阿尔巴尼亚所需数量的小麦，即刻发往你们的卸货港口。”
短短几天后，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着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接到命令后，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就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依 靠中国的慷慨援助，度过了因干旱再度加重了的缺粮危机。

---摘自《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阿尔巴尼亚〕雷兹·马利列著　王洪起译)

其实，加拿大的小麦也不真的是中国买的，是加拿大政府帮中国贷款，再从加拿大农民那里买来送中国救急的。


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各级党委都闭眼不承认，还说是假象，是“西北风”，是“右倾势力的反攻”，不准返销粮食。1960年春人口大量死亡时，才开始返销粮食，但每人每天只有2两左右。农民不得不向外求救，而求救信被定为“反革命信件”，写信的人有的被捕入狱。

不让饥民外出讨饭。县、公社、大队遍设有“劝 阻站”，阻止饥民外出逃荒。劝阻站星罗棋布，村头、路口、车站、码头，都有劝阻站的人站岗放哨，此外还有流动岗哨。劝阻人员对过往行人和企图外出农民盘查、搜身、扣留、打骂、捆绑、关押。过往行人带有食物一律没收，连青菜也属查禁之列。

---"亳县的惨剧"       杨继绳


估计烂的差不多了


藏粮无奇不有
夜色如墨，除了几只饿得皮包骨头的狗有气无力地叫几声外，村里没有一 点灯火。张吴楼大队王丁庄生产队的郭殿奎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把几个窗户 全部用破棉被堵上， 破门用石磙顶着，提防村干部踹门而入。 郭殿奎手持铁 锨，在锅台中间一点点地铲，终于铲出了深约３尺的小坑。他让女人把 红薯干 一片片地放进土坑，最后又把５斤炒黄豆用小布袋装了，放在红薯干的上边。 郭殿奎又用锨把土一点点地填进坑里。坑填平后，郭殿奎将两块砖并排放在上 边，又撒了点草灰，算是做完了藏粮的工作。

女人战抖着嗓子问：“保险吗娃他爹，这可是咱一冬的口粮啊！”郭殿奎拍拍手上的土说：“放心吧娃他娘，万无一失。”

可他们万没料到，５天以后，挖粮队来到村里，竟然一下子就挖出了他所埋藏的命根粮。

入夜，常韩大队的张清山愁眉不展，家里放的３０斤豆子和１０斤谷子成了他一块心病。放在哪里呢？藏柜子里，怕干部们撬开柜子；放在麦糠里，又怕干部们搜出来。左也不行，右也不行，难为得张清山唉声叹气。还是妻子提醒了他，说：“干脆在鸡窝下边挖个洞，埋起来。”

张清山一听，就拿了把铁锨，让妻子站在院子门口放风，自己吭吭哧哧地干了起来。挖着挖着，砖头垒的鸡窝轰隆一声倒塌了，砸了张清山的脚，疼得他直咧嘴。但他顾不了许多，先把砖头块扔在一边，继续挖坑。坑挖好后，他把豆子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盖上黄土和鸡粪，这才垒起了鸡窝。一下子干到鸡叫头遍，才把鸡窝垒好，看看没露出什么破绽，才叫上妻子回屋睡觉。

八队姬富远的粮食放得更绝。他把３２斤黄豆用布袋装了，又用塑料布包好。在墙根处挖了一个洞，然后把粮食放了进去，外面堵上一块石头，做得人不知鬼不觉。可没出几天，他藏在墙根里的粮食，就被邻居李银会揭发出来，挖粮队的干部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粮食挖走了。

一家人眼见命根粮被挖走，抱头哭成一团。挖粮队的干部吓唬说：“还哭哩，不辩论你们一顿就是便宜你们了。”一家大人小孩顿时噤若寒蝉。

灰山凹村的卞长山是个能人，不但能说会道，主意还特别多，所以众人推举他当了队长。可队长也怕没粮食吃，老婆、孩子收藏的１３０斤麦子躲过了干部们的几次搜查，如今挖粮队又要进村了，急得卞长山一脑门子汗，这点粮食若是被搜去，全家算是断了活路。

可是藏在哪里呢？卞长山脑子一转，看到屋角放的四个空空的小坛子，心里有了主意。他把麦子分别倒进四个小坛子里，上面用塑料布封了口。然后，他拿着铁锨走到厕所里，一口气挖了四个坑，把小坛子放了进去，用土埋好，土上边又堆了屎尿。卞长山这才满意地对几个孩子说：“娃子们，使劲往上面屙尿吧。”

后湾村西村的徐广光想得也绝，他把两斤半芝麻用塑料袋装好，口子用绳扎紧，沉在厕所的尿缸里。

小营村吴寨生产队队长白有才急了眼，把２０斤棉花和８斤芝麻全部套进被子里，做成了一床又厚又沉的被子。小孩睡觉尿床，把被子尿得精湿，可又不敢拿到外面去晒，只能在家里捂着。谁知芝麻竟发了芽，白白的芽钻出了被面儿。白有才只好让全家人生吃芝麻芽，扔掉太可惜了。

为了藏粮食，老百姓挖空心思，能想的法儿都想了，能藏的地方都藏了。有的人把麦子放进几丈高的树梢鸟窝里，有的人把粮食放到风箱里，有的人把粮食收到夹墙里，还有的人把粮食和糠搀到一起，手段五花八门，多种多样。

搜粮者魔高一丈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一个电话打到遂平县，斥责遂平县在挖粮中行动迟缓，要尽快掀起高潮，争取明天就组织一个挖粮报喜高潮。

挖粮的任务一下达，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乡乡村村反响强烈。不少有良心的干部出于义愤，公开站出来说话。

但凡是站出来说真话的人，统统被批判得头破血流，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被劳动改造。

于是，没了粮食。该挖走的全挖走了，该上缴的全上缴了，查岈山中的老百姓十屋九空，除却一床烂棉絮、几个破瓦瓮外，已经没有一粒粮食了。前面还有漫长的冬季和春荒，这日子怎么过？人们心中一片茫然。

---"处处都有阎王殿       查岈山的挖粮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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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残忍吃亲人
叔父吃侄女。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吃了其侄女的肉。1960年，其兄嫂死后，一个不满10岁的侄女被其收养，不久侄女饿死，被其吃掉。因吃人肉，精神紧张，患病多年。

儿子吃父亲。1960年5月25日，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孙振林（中共党员，县文 化馆副馆长）等人汇报：在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检查，群众强烈反映农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被煮吃掉，并将一部分充当猪肉以每斤1.6元卖掉。由于当时政府对这类事采取回避态度，所以没加追究。

父母吃儿子。1960年3月28日，双沟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某，在小儿饿死后，被煮吃，吃后夫妻两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饿死五口，剩下两个孩子被送进大队孤儿园。

母亲生吃女儿肉。1960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口人已饿死3口的情况下，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当检查人员任怀赞（大杨公社烟酒专卖主任）发现时，该人已全身浮肿，处于半昏迷状态，但知道要馍，要饭，要医，要药。生产队长朱本善把真实情况告诉检查人员，并说昨天刚把生吃的女儿埋在地里。

据张催粮回忆，1960年春，我家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全家4口人，饿死两口之后，身边只有一个瘦弱的女儿，她迫于饥饿，丧失理智，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之后精神失常，有时呼叫女儿的名字。

据市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他家在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社员王某的老婆（1922年生人）在1960春因饥饿打起了十来岁女儿的主意，将女儿打死煮吃。此人在90年代初还健在。

父亲杀吃亲生儿子。据大杨财政所离休干部、中共党员孙传玺回忆，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孙传玺妻子娘家的邻居），1960年将其亲生儿子小秃子打死煮吃，全家8口人先后死光。

据法院原秘书尚振华（离休干部）回忆，他所经办的案件中，有一个先吃小孩的惨案。案犯是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

梁志远的一个亲戚吃了死去的儿子，夫妇腹泻病危，其婶母说他们不该吃人肉。他说：“情愿一顿吃饱死，不愿长饿活着生。”结果两夫妇死亡,全家7口人死去5口。

哥哥杀吃弟弟。据市技术监督局、中共党员、退休干部杨心宽回忆：1960年春，我在城父公社任组织部长，该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村，韩某（16岁），其父母死后，即与其弟韩四生活在一起。1960年3月，他因饥饿将其弟弟打死，头和脊背放在泥圈里，肉放在锅里煮时被干部发现了。经审问供认杀弟煮吃的事实。因未满18岁，公社党委作决定时我参加研究，将韩某抓送公社“火箭营”（一种强化劳动的组织）扣留关押，数月后在“火箭营”死亡。

据亳州市原书记李兴民回忆：我家原住亳县大杨公社郭万大队李老家，与前瞿庄石某家相距很近。石某家是一个18口人的家庭。1960年春，18口人饿死近一半的时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泻。除石有亮一个活着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

---"亳县的惨剧"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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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钱学森
“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后 ，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

土地所能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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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共产主义”的神话
1958年8月4日下午4时零5分，毛走下专列，踏到徐水的土地上。
毛主席要来徐水视察的消息，早在一个多星期之前县季就知道了，为了迎接毛泽东来徐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把大部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计划让毛主席看的地方；下边按军事编制，连、排、班负责人要明确；路  两旁的庄稼不准有杂草，地里有人就得有红旗；县委内部“持不同政见者”被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下乡，不准回城。关键是要把一切都安排得像报纸上和报告中写的那样真实，不露任何破绽。

有数颗足以使全世界震惊的“人造卫星”即将在徐水的土地上腾空而起。 人民日报消息：河北省徐水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１２万斤、亩产山药１２０万 斤、亩产皮棉５０００斤、一棵白菜５００斤的特大高产卫星。

而徐水的事实是：１９５７年的粮食亩产刚刚１３８斤，其中夏粮亩产只 有可怜的７０斤．
......
汽车路过一排猪舍，张国忠向毛主席介绍：这里养著计划长到１０００斤的“卫星猪”，说是把猪的甲状腺割了，让它吃了睡，睡了吃，就可以多长膘。

路旁的庄稼地里，两座炼钢的小土炉引起了毛主席的兴趣．张国忠说，那是农业社的炼钢厂。
“炼钢我可看看。”毛主席说．
汽车遂停下，一行人来看炼钢．只见几名“炼钢工人”在两座坟堆似的东西旁边忙碌，大风箱拉得“呼达呼达”响，劈柴火在熊熊燃烧……
毛主席：“一炉出多少斤？”
张国忠：“一炉出２００斤。”
毛主席：“一炉２００斤，１０炉就是２０００斤。”
......
“今年的麦子收成好吗？”毛主席笑嘻嘻地望著满屋子激动、拘谨的庄稼人问。
李江生：“很好，比哪一年都强。”
毛泽东：“每亩平均多少斤？”
阎玉茹（农业社党社支书）：“７５４斤。”
毛泽东高兴地“啊”了一声：“不少呀！”
毛泽东又问秋季预产情况，问了社里的问县里的。
张国忠：“今年全县亩产计划达到２０００斤，全年总产计划拿到１２亿斤。”

毛泽东睁大眼睛，惊讶地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３１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
张国忠：“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
李江生：“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那就得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

毛泽东说完，又笑嘻嘻地望著人们．一时，谁也答不上来，粮食多了究意怎么办好呢？人们只是望著毛泽东笑。县委书记的脑子紧转慢转也只转出一句顶没滋味的话：“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嘛。”
......
张国忠不离毛泽东左右，滔滔不绝地向毛泽东介绍这些新发明、新创造。 当他说到这些山药亩产可达１００万斤的时，毛泽东回头对人们说：
“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 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人们齐声说：“好！”
......
徐水，１９５８年冬即出现饥荒的苗头。数九寒天，人们耐不住饥饿的折磨，想起了丢在地里的山药和庄稼，晚上偷偷跑到庄稼地里去搜寻、摸索……
１９５９年１月，在上级一再催问下，县委被迫上报的浮肿病人数为２４４７人，因浮肿病死亡３２９人。

几乎是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徐水人民公社八大优越性》长文，又给这个虚构的共产主义典型涂抹了令人眩目的一笔……

徐水白洋淀地区（当时属徐水县）１９６０年向县委反映发现大面积浮肿的非常情况后，张国忠竟认为这是给他丢脸，为社会主义抹黑，污蔑人民公社，下令追查反映情况的“主谋”。

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９日，徐水县老河头公社有２６个村的群众发生吃“苍耳根”（一种有毒的野草）中毒的非常情况，５５０人被送往医院，４人死亡
……
第二天，即１９６０年３月３０日，张国忠在北京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 他说：“ 如今的徐水县人民公社，工业产值一年翻三番，粮食增长１．３倍，社员生活水平超过前两年的综合水平．群众称人民公社是“铁打的江山金饭碗”……

---"一个“共产主义”的神话         四十年前的徐水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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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你心里没有我！含之：主席怎么说我心里没有您呢，全中国所有人民心里都有主席！耄听后大悦，于是提拔含之老公做外交部长。
耄 润之， 章 含之


毛泽东拉着尼泊尔王后的手久久不放
寒山:章含之女士曾经是毛的英文老师和翻译，也是毛晚年身边很活跃的几个女人之一。她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去年在中国大陆出版以后，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很多细节，在细心的读者眼里，确实可以读出意味深长的内容。

1973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他新婚不 久的王后访问中国。 比兰德拉国王到了中国后，中共官方没有把他和毛的会见放在日程安排中，而是临时突然通知的。

比兰德拉是在和周恩来会见的时候突然被通知说毛要见他的。于是，他和周恩来的会谈暂停，所有的人赶到毛的被称为游泳池的住所。毛和尼泊尔国王握手之后，环顾四周，问道：“王后呢？”外交部礼宾司的人说按照惯例，没有安排元首夫人和毛见面。毛很不高兴，吩咐说马上把王后找来。

当时尼泊尔王后正在友谊商店购物，外交部礼宾司派人十万火急找到她，要马上带她去见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谁知王后说既然如此，她要先回宾馆换上会客的正式服装。于是礼宾司的人只好耐着性子等这位王后回宾馆换完装后再把她领到毛的住所。

当毛见到这位王后时，他非常高兴，在握手时竟然拉着她的手久久不放。据章含之说，这是因为王后的手上戴着一个很大的珍珠戒指，毛是在仔细观察那颗戒指。章含之说，王后的手被毛拉了那么长的时间，“在场的人包括国王都不敢笑，也不敢提醒毛，只是年轻的王后十分尴尬。”

那么，毛真是在观察那颗戒指吗？章含之下面的话等于否定了这个解释。章说：“事后，我们猜想是在国王访问之前，有人向主席谈及王后年轻、端庄、美丽。主席很想亲眼一见。”

章含之真是太了解她的主席了。主席身边的其它人也真是太了解这位伟大领袖了，所以她们才会向他披露尼泊尔国王有一位美丽动人的王后，作为会见之前对这个喜马拉雅王国背景介绍的一部分。从章含之的话中，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次会见结束后，毛身边的那些女人们聚在一起对毛拉着王后的手久久不放一事唧唧喳喳议论不已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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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是以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并以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的私人朋友的身份来中国访问的。
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十一点多钟，已经准备就寝的朱莉娅·尼克松。

艾森豪威尔夫妇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已经穿了睡袍的朱莉娅急忙躲到门后， 让丈夫戴维去开门 。一个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出现在门口，他激动地宣布说：“朱莉娅·尼克松，毛主席要见你们！”

艾森豪威尔夫妇马上用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匆忙中，朱莉娅还特意穿上母亲专门借给她的一件黑色的绣花长袖衬衣，并带上父亲尼克松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匆匆登上汽车前往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

在门口，他们终于看到“这个被亿万中国人视为上帝的领袖人物”了。毛泽东正坐在书房里等候他们的到来，他的身躯深陷在一个宽大的沙发里，其它五个同样的沙发呈半圆形摆设在毛泽东两侧，每个沙发之间小桌子旁边都放着一个白色的痰盂。在他身边两个年轻女子的协助下，毛泽东吃力地起身和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握手并让新闻记者摄影和摄像。

朱莉 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在书中写道，她当时见到的毛泽东，给她的第一印象是： 这是一个极其衰弱的老人，神态里能看出中风后的迹象，目光空泛、两条长臂无力 地垂在身体两侧、下巴垂落，声音颤抖、口中不时流着口水。朱莉娅·尼克松此时 突然感到，尽管当初他们是那么渴望见到这个神秘的巨人，可是此时毛泽东就在他 们面前了，她却深深地感到有些歉意。她突然觉得，在这个时候来会见这样一个风 烛残年的老人，似乎是对他的一种冒犯。

朱莉娅把父亲的亲笔信交给毛泽东。翻译唐闻生立刻将它翻译给毛泽东听。他 非常认真地听着尼克松的信文，并高兴地说：“欢迎尼克松先生来中国”。最后， 他还从唐闻生手中拿过那封信，令人惊讶地用准确的英文发音读出了信文上方标明 的日期：“十二月二十三日，一九七五”。他想借此告诉周围的人们，他肢体上的 衰弱还没有影响到他的脑力的敏捷。

朱莉娅·尼克松注意到，毛泽东和唐闻生看来简直就象是祖父和孙女一样的关系 。黄镇等人在会见时，则漫不经心地环视书房四周，似乎并没有在认真听自己的领 袖讲话。朱莉娅认为，毛泽东此时的宽容，并非故作姿态，这显然与他的年龄以及 目前过度依赖他人的病体有关。

朱莉娅在会谈期间，特别注意到毛泽东身边的两个年轻的女人，“她们小心翼 翼地坐在毛泽东的身后，看上去像是和毛泽东一同呼吸一样，她们对毛的每一个动 作都表现出无微不至的体贴”。当朱莉娅夫妇准备告辞时，其中一位女士在搀扶毛 泽东起身的同时，还急忙用梳子给毛泽东梳理一下有些散乱的头发，这样可以使毛 泽东再次体面地面对摄影师的镜头。朱丽娅注意到，这个女人尽管身着单调的毛式 服装，但她拥有一付极为安详和美丽的面容。朱莉娅以为，“像毛泽东这样一个曾 经身体健壮的男人，在目前衰老到不得不依赖他人服侍的境况下，这些年轻美貌的 女人会在一定意义上舒缓他的精神紧张，并成为他对付与世隔绝的耳目”。

朱莉娅在回忆录中提到，那天深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毛泽东曾主动开始回答 那些可能在西方社会流传的悬念。毛泽东大概也知道眼前这对美国年轻人所接受的 教育背景，他对朱丽娅说：其实，我们并不像你们想得那样可怕。我们并不杀人。 我们也能宽恕犯过错误的人们。

我们最近就原谅了一些国民党分子。毛泽东指的是一九七五年夏天前后刚刚被 特赦释放的一批在国共内战期间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不过，毛泽东的话并没有 打消朱莉娅脑子里的疑问。相反，她倒觉得毛的话充满了滑稽和讽刺意味。她不知 道从哪里听说，“大约有两千六百万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红色中国遭到镇压”。

在访问中国的日子里，朱莉娅几乎完全不能理解中国人对家庭生活和亲情关系 的忽略。在欢送他们去上海访问的宴会上，黄镇主任对朱莉娅夫妇说：“毛主席很 关心你们的旅行，他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然而，朱莉娅却对这句足 以使任何一个中国人热泪盈眶的话语充满疑虑。她觉得，这句话并不真实。在美国 人看来，“家庭成员”这个字眼是不可以随意使用的，其中一定要包含足够的亲情 。她在回忆录中质疑说，既然你把我视为你的家庭成员，那你总应该把你家里的其 他家庭成员介绍给我吧！可是在访问中国期间，包括和毛泽东本人见面时，没有任 何人提及毛泽东的家庭中妻子儿女。当她在私下询问王海容女士：“听说你和毛泽 东是亲戚，是吗”？王海容一脸的不高兴，她表情冷淡，未置可否地回答说：“有人是这么说的！”

在酒会上，黄镇大使回忆起六个月前他在加州拜会辞职后的尼克松时的情景。 他提到尼克松当时讲过的一句话：“当我离开（白宫）办公室后，我才发现谁是我 真正的朋友”。黄镇然后动情地对朱莉娅说，“我们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朱莉 娅注意到，中方译员在翻译这句话时眼睛里似乎含着泪水。经历了片刻感动后，朱 莉娅又“清醒”了。

她在书中写道：“对于我父亲这个老朋友，估计中国人大概不会忘记了。可是 对于他们自己的老朋友呢？比如一九五一年的高岗；一九六六年的刘少奇和一九七 一年的林彪。这些毛泽东的老朋友，今天都在哪里呢”？

朱莉娅在回忆录中写到，在中国旅行的日子里，她和她的丈夫这两个美国人像 是被空降到了另一个星球上一样：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闷而毫无幽默感的国度 。每天晚上九点半左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关门睡觉了。和芝加哥的规模相当大小的北京城，在黑黑的夜幕中，静谧得像一个中世纪的农场。尽管当时的毛泽东还 主张不停地“斗争”（一个月前他还说，“八亿人，不斗行吗”？），不过，在朱 莉娅夫妇一路访问过的中国城市里，他们当时没有发现毛泽东所执意要坚持的“继续革命”还可能再次引发一九六六年时的紧张气氛。朱莉娅的感觉是准确和细腻的 。的确，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即便是当初最激进的人们，也似乎感到疲惫了 。再这样“斗”下去，大家都要去喝西北风了。

朱莉娅问黄镇大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他喜欢哪一家中国餐馆的菜？从黄镇 大使的回答中，她吃惊地发现，这些中国外交官们几乎从来没有去大使馆以外的中 国餐馆吃过饭。朱莉娅无法想象，黄镇大使这些外交官当时在西方世界中行动的极 不自由。当然，其中还有中国外交官们由于外汇短缺带来的拘谨和尴尬。不过，朱 莉娅却注意到，在中国政府每天的宴席上却常常了摆满了太多的美味食品。作为一 个从美国来的贵族小姐，她和她的丈夫都感到有点太挥霍浪费了。

据其他相关资料记载，毛泽东一边看尼克松的信一边问道：“总统先生的腿怎 样了？”“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话转告总统先生。”尼克 松已经在一九七四年辞职下台，但毛泽东还执拗地称呼尼克松为“总统”。
 “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戴维·艾森豪威尔插进话说。这位尼克松的女婿的插话坦诚得令人吃惊，不过倒是很符合美国年轻人的个性。
“我乐意这么叫他，你管得着？”毛泽东不容分辩地说：“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有点儿书生气的戴维不能同意这话，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毛泽东有点不耐烦了，又抢过话来：“西方政治？那是假的。简直假死了，也脆弱死了。两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个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不是纸糊的是什么？”
尼克松由于水门丑闻下台，毛泽东完全不能理解。他无论如何想不通，怎么几 盘录音带就能把一个世界大国的总统赶下台了呢？说实话，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很难想象到，尼克松的下台和美国宪法之间有什么关系。

---“朱莉娅·尼克松的访华回忆录”                   ·周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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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死里逃生
这里记有有位名叫周群的教师死里逃生一幕。
1968年8月26日，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
周群是横岭中心小学教员，她丈夫蒋汉正因出身地主，前一天被造反派抓走了，家里只剩下三个孩子。她哄着孩子刚迷迷糊糊要睡，一阵急促的冲门声将她吓起来，没等到她穿上衣服，门已被踢开了。大队支书唐兴 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已经冲进了屋。他们进屋就吼叫着：“起来！起来！开会去！”母亲只好哄着孩子，交代了几句便被拉出了屋子。
她被带到大队仑库边的禾场上，四周全由民兵把守着，禾场中央围着的是地富子女１４名，丈夫蒋汉正此刻也在中间。周群出身贫农，蒋汉正则出身地主，“文革”初期，已被清出教师队伍，在家接受监督劳动。
周群看见丈夫被用铁丝紧紧地捆绑着，铁丝已深深地勤进肉里。
她们被驱赶着出发了。周群以为这些人连同自己要被压送到区里去。突然有人道：“蒋汉正的三个孩子还留在屋里！”
经过提醒，马上派人去抓孩子。一会儿，孩子被拖到禾场上，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这群人被赶着出发了。
山路高低不平，天又黑，周群的双手被绑着，孩子们只好跟着她跌跌撞撞地跟在她身后。来到枫木山，唐书记下令停止前进，一律原地站好，不许乱动。然后宣
布道：“我们是贫下农最高法院，今天判你们的死刑。”
被捆绑的人一个个惊呆了。
处决的方法是“丢硝眼”。就是把人推进那深不可测的溶洞。开始执行了。
支书点名，便有一名死囚被民兵押去……
“蒋汉正！”唐支书点着周群丈夫的名字，这是第三个死囚，两个民兵，揪着他朝硝眼走去。
“爸爸！爸爸！”孩子们大声哭叫着，她想扑过去，但被民兵恶狠狠地推开了。
“蒋文凡！”
这位６０岁的著名中医从从容容要讨口水喝。
“那有水叫你喝？”
“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份吧！从前砍脑壳，还让吃３个热包子哩！”
没人理他。他被推下了硝眼。
5、６、７、８……第８个就是周群，她被押走时，３个孩子哭得极惨。她走近硝眼洞口，但见凉风嗖嗖，阴气迫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跪下！”身后的民兵么喝着。她立即被强制着按在地上，后脑门猛挨一钢钎，被一脚踢入那无底深渊。
……不知道过了多久，周群在洞里忽然听到有人叫妈妈，她苏醒了过来。原来，因为已经扔下好多人，她摔在了别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妈解开绳子！”她大女儿帮妈解开了麻绳。身边，她的一位本家兄弟恰好没死，凭着１７、８岁的精力，总算爬出了溶洞。但是立刻赶上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不敢去营救溶洞的人。
第二天，有人不断往硝眼里扔石头，周群和她的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到了底层。她惊异地发现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此后满地是尸体，但她们侥幸都活着。
这家人团聚了，在死亡的魔窟里。
洞里又黑又冷，一家人只能坐在尸体上，都要睡一会儿。丈夫被铁丝绑着，怎么也解不开，孩子们一个个又饥又渴，直叫肚子饿。周群急得五内俱焚！
丈夫蒋汉正已经神经失常，他在尸体上来回走着，嘴里喃喃地说：“你看你看，高粱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红高粱呀！好大一片红得像血一样，这下好了……”
周群抓住丈夫说：“汉正你清醒点，哪有什么红高粱呀？咱们是在硝眼里啦！”
他听了，默不作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这里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知熬了几天，孩子们渐渐不动，也没有声响了。周群八岁的孩子，断断续续说：“妈妈，妈妈，我怎么不死呀！死了就好了。”她已饿得皮包骨头了。
孩子一个个死去，先是大儿子，后是小儿子，周群将两兄弟放下，紧紧抱住奄奄一息的女儿，生怕她也被死神夺走。但还是无济于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丈夫要水喝，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水里浸湿，拧着给他喝。他喉头动了几下，却喝不下去，头一歪，死了！
5口之家就剩下周群一个人。后来她的两位学生设法将她救出了硝眼。她在硝眼里，艰难地度过了７天７夜。

---“文革中被遗忘的杀人故事”              ·萧　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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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夫妇六一年回乡经历
花了点工夫，看完五张ＤＶＤ。这套政论片全面地为刘少奇在政治上恢复名誉 。首先从中国革命的阶段论入手，指出刘是最忠实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成熟后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方针，从提出“剥削有功”的天津讲话到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 证明刘的“社会主义准备阶段”要二、三十年时间 的主张，和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吻合，是符合马列经典的。继而谈到刘少奇在主持制定一九五四年宪法 和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的贡献，奠定法制基础，主张阶级合作，以人民内部矛盾代替阶级斗争。

有了这样的铺垫，毛刘的分歧便逐渐展开，导致大跃进／大饥荒后的分道扬镳 。值得肯定的是，刘源没有回避刘少奇追随毛泽东的事实，他指出大跃进初期，刘也头脑发热，说超过英国二、三年就行了，赶上美国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够 了。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仗义执言的彭德怀时，他也附合毛，主持批斗会。但是，事实教训了刘，这是他和毛的不同之处。也是刘源书中最有价值的部份。

刘源详细描述一九六一年四月，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回故乡湖南作长达四十四天的调查经过。利用了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和访问幸存的当事人。经过大饥荒洗劫的故乡，令这位共产党领袖动了恻隐之心，他下榻养猪场的弃房。与数百人个别谈话，开了几十场座谈会，他看到包括亲戚在内的乡亲们的悲惨，“无奈地看着姐姐一家 ，几乎没有说话。”他向乡民们道歉，甚至要他们将这次的教训“刻成碑、记上账 、传给子孙，永远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一位七十岁老农的话，令他刻骨铭心：“哪里是天灾，是闹人祸啊！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下边尽胡闹，并村拆屋，一切归公，把家底弃光了。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这是王光美在影片中亲口转述的。

可以对照的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回家乡韶山。那时，饥荒已经蔓延， 彭德怀也回湖南作过调查。毛的韶山行，有祭祖坟、畅游水库，和少先队员合影等节目，写了一首七律，豪情万丈，“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没有丝毫万民已陷绝境的感觉。当然不是不知情。毛从韶山上庐山，毫不留情地将忧民如焚的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

---“刘源和父亲刘少奇”                      ·金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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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七二〇事件”。数百名造反派跟带枪的战士，冲進毛住的东湖宾馆大院裏，把住在另一幢楼裏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一顿饱打後抓了去。自掌权以来毛的安全还未受到过这样的威胁。换了衣服，戴上墨镜，毛乘夜色从东湖宾馆後门尴尬离去。这是毛最後一次坐飞机，对他而言也是逃命。


据说他是第一个在政治局会议上被虐打的，邱会作叫来的空军部下下的手，在周的眼皮子底下。耄躲起来了看热闹。


陈再道给毛林的信

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
最敬爱的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主席啊，主席！我犯了这样大的罪，您老人家还这样关怀我、教育我，要我好好学习，重新革命。您老人家给我指明了出路，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给我第二条生命。我感激 不尽，感恩不尽，我永生永世感恩不尽。
毛主席啊！我过去就是不听您老人家的话，胜利后，进城以来，我的思想蜕化变质，腐化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了，忘了本，变坏了，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滔天大罪，破坏了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有罪，我向您老人家低头认罪！向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低头认罪！我遵照您的光辉教导、文革的指示，把我送到学习班，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对我进行了批判、斗争和帮助，进一步触动我的反动思想、反动灵魂，对我教育极深，帮助极大，使我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有了进一步认识严重。我坚决承认和改正错误，重新革命，重新做人。
在您老人家的亲切教导下，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十二月一日我作了一个检讨交代，我这个检讨交代很不深刻，认识还好似很差的，以后进一步作检查，认识检讨错误，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重新做人，重新革命的起点。
现在把我的检查交代记录送您老人家看一看，请您老人家训教。我永远听您老人家的话，永远永远跟着您老人家，重新革命，重新做人，永远读您老人家的书，听您的话，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办事，争取做您老人家的一个好战士。我要好好学习，坚决重新革命，我决心到群众中去接受造反派和广大群众的教育，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重新革命。
坚决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犯了罪的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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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妾和禁军
文革的中心就是四个女人：王光美江青叶群，都出来了，最后一个是张玉凤。没有张玉凤四人帮不会倒台得这么快。没有她中国甚至会发生内战。我们知道。刘邦后来宠爱戚夫人，吕后十分嫉恨。刘邦死后吕后把戚夫人手脚剁掉，扔到厕所里 。张玉凤的地位和戚夫人一样。她在毛泽东死时，要求毛泽东 给个名份。毛只作个 手势，意思是家中的东西都是她的。张玉凤是所有毛的内宠中要求最少，也是最老 实的。一直也没有什么官职，也很尊重服从其直接领导汪东兴。如果传说可信，张 玉凤是汪东兴找来的。张原是毛的专列服务员，毛一见难忘，练字时写出张的名字 。汪东兴因此把她找来。后来张玉凤得宠，总管毛泽东的内务，江青要觐见毛泽东 ，也需要张玉凤同意。这必然引起江青的嫉恨。因为张玉凤听汪东兴的，江汪之间 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在毛生前，汪东兴和张玉凤就有互相依靠，共同进退的关系 。汪东兴一直地位稳固，应该说和张玉凤的支持有关系。如果张玉凤老说汪的坏话 ，汪的位置也不可能牢靠。毛一死，江青和张玉凤必然摊牌。据传，毛死后江青去 索要毛泽东遗物。张玉凤给了她一些，张把此事汇报给汪东兴，汪东兴令张以后不 得给江青任何东西。江青再去要东西的时候，张玉凤告之汪东兴不准，江青大骂“ 汪东兴只是毛主席的一只狗”。汪之不给江青毛的遗物，因为这些遗物如果被江青 拿去，江青可以假借“毛泽东遗诏”，整肃她的敌人。汪东兴准备把这些遗物，作 为礼物，送给华国锋。经江青这么一骂，汪东兴也明白，除了拼死一搏，别无出路 。如果江青真的得势，张玉凤最好的下场，大约也就是终老于劳改农场。汪东兴的 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所以这两个人必须作拼死一搏。如果当年戚夫人的哥哥 或弟弟当了禁军首领，可能她会收拾吕后。可惜是戚夫人没这个力量。而张玉凤有 。毛泽东在临死的时候，还是觉得江青毛远新资源不足（主要因为四五事件），没 有直接把权力移交给他们二人。而是找了个华国锋接班，让他当时党主席和国务院 总理。江青则是准备让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党主席。毛泽东本来是想让王洪文 接任党的主席，并一度让王洪文主持党中央日常事务。但是王洪文实在没有能力， 一味吃喝玩闹，上海小开气息十足。

这时发生了７６年的四五运动。这是周恩来死后对毛泽东的反击。周恩来精心 策划的和毛泽东的对比，在民众心中起了作用。如果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找小老 婆，让老婆参政，给孩子接班，写书让人学习，那周毛的对比就不会这么强烈，民 众也就不会把对毛的失望，变成对周的希望；把对毛的不满，变成对周的崇敬。四 五运动发起于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变成了发泄不满的集会。这一运动被镇压了。但 是也给了毛泽东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如果王洪文张春桥接任党政领导，国内局 势难以稳定。可能马上进入战争状态。因为民众的不满等于给军人们发了一张“造 反许可证”。在这场冲突中，由于江青毛远新集团缺少军队支持，失败的可能性很 大。与其让江青毛远新就这么被人镇压，还不如找个顾命大臣，稳定局面，让江青 毛远新有一段时间，图谋自保。毛泽东也想到华国锋作为公安部长，主持对四五运 动的镇压，失去了其他的资源，必然依靠江青毛远新。华国锋的智力和资历，还不 如江青一伙，所以江青很可能驾驭华国锋。这样传位大业，或许还有可能成功。这 是毛泽东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没有张玉凤和汪东兴的因素，华国锋可能真是被迫投靠江青。因为当时势 力最大的集团，就是江青毛远新集团。但是汪东兴这时已经下定决心拼命。他马上 吓唬华国锋，告诉他江青将向他下手。因为江青并不掩饰对华国锋担任党政领导的 不满，四人帮毫不掩饰对华的反感。所以华国锋一听汪东兴的话，就信了。他们二 人地位资源都太少，必然去找叶剑英。这时陈锡联也看清形势，知道江青当政，绝 对引发动乱。那时候军队火并，胜败难以预料。如果想国家稳定，只有解决江毛二 人。这时汪东兴是关键人物。他对华国锋说，毛远新从沈阳调来两个师，已经到了 山海关，准备解决他。经这一吓，华国锋下了决心。应该说这时是“狭路相逢勇者 胜”，一个拼命的胜过十个犹豫的。汪东兴就是这个拼命的。他动作快，下手狠。 其他人，包括江青，都在举棋不定。有了华国锋叶剑英首肯，汪东兴马上行动。四 人帮就这么解决了。应该说当时党内以江青毛远新实力最强。但是靠汪东兴的努力 ，把叶剑英华国锋拉上了，以前被毛泽东镇压下去的势力——老干部们，突然成为 了资源。捉拿四人帮的时候，没有人手软，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五十几年的历史 ，和全国人民，支持着他们。

---"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上）"　　·方丈·


中共九大闭幕后，耿飚被任命为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1969年5月16日，耿飚抵达阿国首都地拉那赴任。可在到阿尔巴尼亚工作以后，耿飚逐渐发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

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在自己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
1954年以来，中国政府给阿尔巴尼亚提供的 经济、军事援助将近９０亿元人民币。对于人口只有２００万的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小国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

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阿尔巴尼亚 领导人霍查曾经坦言：“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 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尔巴尼亚另一位领导人谢胡甚至说：“我们不向你们要 ，向谁要呢？”

阿方在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全国实现电灯照 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在当时的中国，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黑白电视机还很少见。,,，中国帮助阿方建立了纺织厂，但阿方没有 棉花，中国还要用外汇买进棉花给他们。阿方制造出了服装，却硬要卖给中国，倒 过来赚中国的钱。

有一次，阿尔巴尼亚副总理查尔查尼向耿飚提出，要中国帮助更换阿国某化肥 厂的主要设备。该化肥厂是中国援建的，本应使用中国生产的机器设备，但阿方不 要中国的机器，指定要用意大利的，中方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现 在这台机器坏了，查尔查尼还要中国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耿飚当即拒绝了这个 不合理要求。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耿飚通过实地调查看到，阿尔巴尼亚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成的。他们还把中国援助的水泥 、钢材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一万多个。中国援助的化肥，被 毫不爱惜、杂乱无章地堆放在地里，听任风吹雨打而无人过问。耿飚对此感到非常 痛心。

忧心忡忡的耿飚认为，我国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是符合国际主义原则的，但必 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 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对阿尔巴尼亚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办法，对于中国来说 就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而对阿方来说，则惯成了他 们依赖别人，处处向别人伸手的懒惰习惯，不利于他们自力更生发展经济。
......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阿尔巴尼亚再次向中国狮子大开口，要求中国在阿国“六 五”期间提供约５０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援助。中国政府对此持谨慎态度，认为阿方要求援助的数量过大，中国感到力不从心，也不利于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地发展国 民经济，决定少给一些援助，只给１０亿元的贷款。阿方对此很不满意。

在此前后，阿尔巴尼亚政府对中国发展与罗马尼亚的往来、改善与南斯拉夫的 关系十分不满，并强烈不满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公开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在继续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物资近 ３０万吨、帮助阿方建成和基本建成１０个项目后，终于于１９７８年结束了长达 ２０余年之久的畸形的中阿援助关系。

---“将军大使”耿飚的“文革岁月”　　·何立波·

图1：中国1960年代援建的阿尔巴尼亚爱尔巴桑冶金联合企业远眺
图2：这座中国援建的水电站曾命名为“毛泽东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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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毛远新
毛远新受毛泽东的精心培养。文革之前的1964年，有这么一篇”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在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可以说是点燃文化革命的第一把火。毛远新的名字也就和学生革命，发生了最直接的联系。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毛远新已经从哈军工毕业。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派他回到哈军工，指挥当时的 学生造反。哈军工的教学水平，比不上清华北大复旦等学校。一来是因为６３年以前的入学标准，注重出身和政治表现。对于学习成绩并不是很重视。二来是好的老师，到军工教学的不多。毛远新这样的学生，如果想学科学技术，应该到清华复旦这样的学校 。但是哈军工有他的特点：该校原来的宗旨，是培养下一代军队的领导人（但是在文革中此宗旨被废除）。毛远新如果在军工成为学生领袖，对他以后在军队建立领导地位，有特别大的好处。毛泽东的观点大家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对毛远新的生涯设计，是让他成为新一代军队干部的领袖，从而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并以军队为依托，掌握政权。
......
但是这位太子实在是太不中用。从１９６８年起，他把在东北 的６、７年宝贵光阴，用来玩女人和洗照片。
......
毛远新对当时沈阳军 区的干部，也几乎没有来往。军官们都拿他开玩笑。一是说他搞女人，一是说他看外国电影。三是说他的太太的古怪而可笑的行为。所有这些，也惹得老军官十分不满。比如，他喜欢看球赛。有一次在大连举行兰球赛。老军官们也有不少出席。在 座位上等了很久，毛和他的上海太太才到，到了之后前排老军官全体起立，这二人 对他们视而不见，走到中间预留席位，把江青式斗蓬一裹，坐下，球赛开始。老军 官们还站着。
......
总而言之，毛远新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实为自杀。非但没有建立自己的班底， 反而得罪了部下。至于毛远新为什么会浪费这宝贵的几年时间，只能说他本人素质太差。据军工同学说，他在上学时就不努力学习。因觉得学校（在哈尔滨）生活艰 苦，经常回北京或其他地方休养。校方从来不敢过问。毛从小只需付出很小努力， 就可获得拥挤过来的夸奖和提拔，所以认为自己根本不用努力，就活该青云直上。 据说毛远新还喜欢耍小聪明，让别人写了东西，自己抄了读给毛泽东听，以显示自 己喜爱读书和有理论水平。而毛也居然轻信。这或是因为毛远新是毛家族的惟一继 承人，在毛的心目中地位过于重要。

---"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上）"　　·方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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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大炼钢，三年饥荒，安徽死人比例第一、总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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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高潮的日子里，复旦大学所有名望闻世的教授学者，几乎无人幸免“漏网”，各人戴着高帽子，而且双手必须扶着头上这三尺亡魂之冠，在操场上、校园里游斗示众。这批大知识分子的每人背上各贴着一方白纸，写明“地主”“反革命”“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不同字样。红卫兵们为了增添乐趣，博得围 观人们满场哄笑，强迫教授学者们唱“自骂歌”：“我是大右派ｘｘｘ，我有罪，罪该 万死，死了喂狗，狗也不吃，喂给猫吃，猫都嫌臭！”又强逼他们唱“群众专政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我也跑不了！”还喝令他们唱《黑帮歌》：“我是牛鬼蛇 神，我是牛鬼蛇神，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我不老老实实把我砸烂！砸烂 ！”
教授、学者中谁不老实自骂自唱，红卫兵就挥舞皮带向他背上、头上、腰上、 肋上狠毒地抽打，每次总有几位被打得鲜血淋淋、眼青鼻肿！潘教授就挨过多次皮 带抽打，甚至残忍逼令他们在操场上像狗一样爬，说是还牛鬼蛇神禽兽的真面目。 可怜他二百多斤重的胖壮身躯从学生裤胯下钻过去！但对这些自己一手教育的学生 、今日红卫兵如此凶神恶煞亵渎恩师的邪暴劣行，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不恨他们 ，我知道教唆他们犯罪的是谁！他们是无知、愚昧，但愿有一天他们能醒悟，还有 他们的同龄人。如果他们永不醒悟，中国早晚必亡！”潘教授越说越激愤，“世界 寰球，只有中国是这样，而且是红太阳升起、照着的中国！在每个省，每个市，每 个县，每个镇，每个学校，每个单位，在同一段时期内，用高帽子、挂吊牌羞辱着 数十万、上百万人于阳光之下，采用非法私闯民宅、抄家没收，强暴数十万户家庭 于宪法之下，岂但史无前例，而且世无双例呵！岂但是‘人之羞’，而且是‘国之 耻’！自古道‘足寒伤心，民寒伤国’。人民寒心，国家何堪？问题是，人民寒不 寒，国家伤不伤，于那些发动这场‘文革’运动的人有鸟事！可是，中华民族、炎 黄子孙可要永远毋忘这是国之大耻啊！”潘教授伤心万分、感慨跺脚地说着，双目 炯炯闪光。他几乎忘记了个人的安危，因为就在这次批斗大会后他与王造时、孙大 雨等一起被抓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身关牢狱、丧失了人权自由的他，满怀愁虑的 还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
......
有一次潘世兹教授悄悄地对我耳语：“现在我懊悔留在中国在复旦当一位教授，为何过去我一点也不了解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会如此尖锐？”
......
潘教授感慨：“我们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５７年受冤枉批斗后，还以为这是新社会的偶然现象，总以为整个新中国是光明的，在那时并没有被痛苦压倒，反而自我责备反省多多，希望通过思想改造跟上毛的步伐。其实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天真的表现，殊不知毛的‘阶级斗争纲领’，就是要赶尽杀绝有独立人格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其结果硬是把原来对共产党没有二心的人活生生打出二心来，把原来冒险从国外归来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大知识分子，一个个被硬逼得再冒险逃出国去。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国家的耻辱啊！”

---《风雨人生路》摘载（之十）　·刘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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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执政期间的辽宁
毛远新最臭名昭著的是把辽宁搞到一个月每人只有三两油。（当时的人不敢骂有着特殊身份的毛远新，而骂陈锡联“陈三两”。其实陈当时是沈阳军区司令，并不主管辽宁省的工作。）

肉是不定期供应的。每年年初一人发60张票。 商店里不定期地公布这些票可以买什么东西。有的是买糖，有的可以买茶叶，也有的是买肉的。我当时没有统计 过，凭记忆大概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能有一张肉票，每张肉票可以买半斤猪肉。牛 肉羊肉好象是根本没有吃过。由于油只有三两，大家就都喜欢买肥肉，舍不得吃肉 ，是把肥肉炸油，炒菜的时候就是放一勺白花花的猪油。记得和父亲去买肉的时候 ，很多人宁愿让后边的人先买，自己等售货员切到肥肉的时候才买。

粮食当时也是不够吃的。不光农村有人吃不饱饭，城市里孩子多的家庭粮食也 不够吃。当时要买粮食不光要钱，还要凭粮票。连在饭店吃饭也必须交粮票。一个 成年人一个月定量是３０斤。孩子还少。在缺油少肉的情况下，人们对粮食的消耗 特别大。象我在工厂食堂吃饭，菜基本是水煮的，肉是根本没有，一顿吃６两玉米 饼是很普通的。粮票（不是粮食）当时在黑市卖到一角六分（可能不太准确）。以 当时平均月工资３６块钱的水平，３０斤粮票的价值就超过月收入的八分之一了。  　　有了粮票能买到的也是粗粮。当时每人每月只能买到两斤米，两斤面。其余只 能买玉米面，杂交高粱。杂交高粱是一种为了高产的数字而搞出来的粗粮。我一个 朋友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从小吃粗粮长大，都不肯吃那个杂交高粱。下乡的同学说 那东西喂马，马都消化不良。有一段时期还吃过榨过油的玉米。据说是出口到日本 的玉米，日本人轧了油，我们再运回来给我们的老百姓吃。还听说当时的粮食部门 象上级报告说这种玉米面不适合给人吃。上面批示继续卖。这些内部消息我当然无 法证实，当时也没有人大代表质询之类的事，政府的操作是完全封闭的。但是我确 实吃过那榨过油的玉米饼。比平常的玉米饼更松散，不成团。

那６０张票里，最贵重的是最后一张，第６０号票。稍微抢手一点的工业品都 是靠它。譬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这所谓的三大件。但是一张票时不够的，只好 把家里的票集中起来，一年也许能买一件。当时年轻人最时髦的就是能拥有一辆上 海产的锰钢自行车。大概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开宝马一样的吧。那样的自行车要多少 张票，我是不记得了。反正我们全家的票加在一起也是不够的。记得我文革后我上 大学了，市场上供应宽松了。我父母终于给我买了一辆锰钢车。其实那时我在外地 上学，并不需要。但是父母还是买了一辆算是给我的。大概也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吧。

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辽宁并不穷，不光工业是当时全国的基地，农业也很发达的。盘锦的大米，锦州的苹果（毛选里都提到过），都是驰誉全国的农产品。 事实上，文革前肉从来都不缺的。１９６８年文革高潮期间，忽然肉要凭票供应了 ，当时的说法是阶级敌人把猪给毒死了。当年掌权的人就是拿这样可笑而且缺乏常识的谎言来蒙骗老百姓的。文革结束后，不到两年，农业就恢复了，肉也敞开了。 记得７８年夏天我暑假回家，人们就已经开始要求售货员给切瘦肉了。事实证明， 辽宁人民文革期间遭受的苦难完全是人祸，是毛远新之流为了政治目的，不顾人民 死活倒行逆施的结果。

---“亲身经历：毛远新执政期间的辽宁”　　·李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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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赌徒”心理
接下来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更加印证了林彪的“赌徒”心理。
在全中国已经饿死数千万人之后而召开的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本人也自知闯下了大祸，已经罪责难逃。事实上，在这次大会上，靠捧毛起家的刘少奇，也已经不是过去的、唯毛命是从的刘少奇了，他在大会上为当时的形势定了性，称 之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尽管在大会召开之前，中共为了顾全大局，在是否让毛作检查这个问题上还有所争议，但毛看到会上风头不对，为了使“大家满意”，还是在这次让各级干部“出气”的大会上，不得不敷衍地做了一番检查：当着全国所有县级以上领导的面，说出了“主要责任在我”。

既然你毛泽东自己都承认了“主要责任在我”，那么，当时的中共高层为何不 “该出手时就出手”，立即宣布筹备召开“九大”（当时“八大”已开过４年了） ，乘机把这撮祸国殃民的“毛”给拔了，或者给毛一个虚衔，如中共中央的“名誉 主席”，让毛体面地下台？事实上，当时毛自己也预料到了前景不妙。据毛当时身 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在那段时间曾说出过这样的想法：有意找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地理学陪同，一道骑马，去考察黄河……

现在回想起来，毛这一次在七千人大会上未被除掉，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 先，共党建国，毛毕竟立了头功，虽然搞“大跃进”昏了头，但毕竟余威尤在，导 致了无人胆敢和忍心对他下手；其次，除毛的第一步是必须先为彭德怀翻案，但在 倒彭的斗争中，当时在台上的人个个都举了手，谁都不干净，谁有气魄来提翻案之 事？再说，彭过去工作粗暴、飞扬跋扈，也无人愿意为他帮忙，这也是另一重要的 原因。但笔者认为，这次未能把毛除掉，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林彪 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的臭名昭着的发言。

林彪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说了些什么？他居然说得出口：产生经济困 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 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 难会要小得多……。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 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 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林一讲完，毛就迫不及待地带头鼓掌。随后，毛还 将林的讲话稿作了不少文字上的润色与修改，印发给全党。林这次救毛，是出于“ 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崇拜、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吗？非 也。据说，林彪家里从未挂过毛泽东的像，即便是在文革的鼎盛时期。更不用说， 林后来还要加害于毛。

那么，林彪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如此逆流而动地挺毛，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是林彪继庐山会议以后的又一次押赌。此时的林彪，对唇亡 齿寒的道理，大概理解得非常深刻。此时此刻，与其说林是在挺毛，倒不如说林更 是是在保全自己：毛如果倒下的话，岂不是要为彭德怀翻番？而彭若是翻了案，取 而代之的林彪又“往哪里摆”？

如果说，庐山会议上林和毛的关系还只是帮忙加回报的关系，那么这次七千人 大会议后，林与毛就结盟成了一对赌徒式的合作关系。此后，毛泽东虽然全面退居 二线，但却时刻关注着林彪控制下的军队：林在军中“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绝对权威”，搞了个“愚忠”的典型雷锋，并如雷贯耳地宣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时，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一切，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红色中国，将意味着什么？可惜，在这“蓄势待发”、即将“疯狂反扑 ”的前夜，毛的对手们都没有充分的警觉。也许，他们还轻信了毛在会见外宾时有意漏出风声：老人家的身子骨不行了，要快去见马克思了呢？殊不知，四年后，所 有的这些一线反毛的“老革命都遇到了新问题”，而产生这个“问题”的联合导演 ，就是毛和林……

---“林彪一案是冤枉的吗？”　　　·赵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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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落下场原不同
“文革”时天下大乱，很多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许多昔日的亲信。但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中，对“走资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罚方式，开几次批斗会，是留在北京还是赶到外省，到外省是在京广线上还是在偏僻之地，等等，毛都是有严格区别和掌握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 ，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辩证法最重要一条，叫做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一般而言，“文革”前被打倒的，在毛时代基本上是万劫不复；而在“文革”中被炮轰的人，到70年代中期，已有不少人官复原职。比如贺龙，1959年后贺曾是彭德怀专案组的组长，彭德怀的事情尚未了结，他自己也被捉了进去。但1975年毛亲自下令为贺平反，彭德怀却始终处于监扩状态。这也是周扬和胡风的区别。

---“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作者: 罗点点


乐园
成功的革命夺取了控制一切的权利，胜利者拥有了乐园，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就是保护革命的成果。作为一个集体，党内任何派别、任何个人对任何反党行为都严惩不贷，只有江山稳固，个人才可能层次清晰地拥有自己的小乐园。毛对此十分清楚。“九一三”事件后，点点去找时任中联部长的耿飚，回来的路上：

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脚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们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子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的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

权力就是乐园。1959年后，罗达到一生的巅峰，身占党政军十多个要职：在党内，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在政府，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队，是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国防工业战线，是国防工办主任，十一人专门委员会和中央专委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人大，是全国人大常委。他理所当然地享有既大又美丽的房子和院子和一大堆秘书、参谋、警卫员、管理员、司机、保育员、厨师的服务，“院子里还有齐刷刷五个漂亮年轻的女人”。

罗失去权力后，人去楼空，“妈妈开始自己做饭，剩下来的工作人员日益与我们为敌。”要是罗部长在位，借他们100个胆也不敢。这还算客气的。陆定一与罗一起下台之前，他的夫人严慰冰1966年4月28日上午在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增福堂被诱捕到一个秘密拘留所，“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几下子就把严慰冰从头到脚。剥得几乎‘暴露无遗’了，仅剩下三角裤衩、汗背心。……那个汉子又喝道：‘你还摆什么臭架子？现在就要打掉你的臭架子！’”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一切，包括“臭架子”。

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本人也是老红军，但张一倒，刘也尾随而去。1967年，康生派人要张闻天交代刘少奇在61人出狱问题上的罪责，鉴于张此前说过这是他当时代表中央决定的，来人特别警告他：“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这种株连术令每个丈夫都要万分小心，进退得失关系到子孙后代、亲朋故旧。贺龙出了事，二方面军许多老将军都跟着倒霉，处理王尚荣、许光达、黄新廷、廖汉生、杨秀山、成钧、谭友林、郭林祥等人的“专案组”纷纷成立；林彪倒台后，贺龙的夫人被接到北京，1974年秋邓颖超前来探望，消息传出，正在被“挂起来”的二方面军的老将军当晚就喝了酒。

权力来自何处？理论上讲来自人民，但不但人民、就是高级将领，也没有决定罗为总参谋长的权力。刘亚楼告诉罗：林彪说“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罗的权力来自林彪，更来自毛泽东。可以让位极人臣的刘少奇、林彪死无葬身之地，也可以让写文章的秀才一步登天。谁敢不提起十二分精神？

---“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作者: 罗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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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丧子
郭沫若文名远播，但49年后在上层并不受到尊重。1960年他的《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点点说：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 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

开玩笑还是小事。郭的二儿子郭世英，因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哲学小组讨论问题，经人告密后被拘捕；三儿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乐学院用家里的录音机欣赏西方音乐，同样有人告密，毛下令“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民英在1967年自杀。儿子如此命运，是否说明郭沫若已无多大用处？49年以前的党要求这位著名诗人向国民政府争民主要自由，49年以后使命只是不断写作“应制诗”和“新华颂”歌颂党和领袖。一个颂诗人很难向被颂的对象要求什么权利。

1968年4月19日，郭氏夫妇得知郭世英被人绑架，生死难卜。晚上郭刚好要陪周恩来参加一个宴会，行前，于立群要郭趁便请求周恩来关心一下。然而，尽管郭一个晚上都在周的旁边，却最终也没有开口向周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终于死于非命。

49年以后郭步步紧跟，不敢有半点闪失。1965年2月《光明日报》登出毛的《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墨迹后，郭即著文颂扬：“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诗词的‘顶峰’；主席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是书法中的‘顶峰’。”郭甘当神权时代的弄臣却总是讨好不得好。“1967年6月郭沫若诗颂扬江青，但他得到不是江青‘钦赐’他什么‘御物’，而是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儿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点名批判，两次叫82岁的郭沫若低头站起来接受江青一伙儿的羞辱。”原因在郭在《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统一中国是功，焚书坑儒是罪。力倡“一分为二”的毛泽东以秦始皇自居，当然容不得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劝君少骂秦始皇，焚烧书事要商量。”要郭为几十年前的观点付出代价。

知名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的用处。1957年，北京人艺的最大难题是划不划焦菊隐为右派。“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这当然不是彭真个人的主意，1957年9月8日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中就规定，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这也就是从57到76这一政治动荡的时期，中国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之一。

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1946年7月，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陶宅慰问，并取消了下午与司徒雷登的约会，向延安详细报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出唁电，盛赞“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此后一段时间，又精心组织了海内外一系列旨在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悼陶活动。但49年后“民主魂”已无价值。1951年批《武训传》时，舆论界翻脸不认5年前毛泽东对陶的颂扬，大量的文章把陶拉来作为武训的陪斗，《人民教育》给陶定下四条罪状，判定所谓“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不过是徒有其名。批判者中当然少不了郭沫若。

像郭沫若、陶行知之类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其价值只有在两派政治力量较量之时才能实现。可以设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后来的处境只有两种：一种是像郭沫若一样批武训、写检讨；一种是像梁漱溟那样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总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动了。

---“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作者: 罗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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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对刘文辉被祭旗负责？
还有一个叫刘文辉的上海人，他堪称是中国大陆五十多年来，最早、最激烈、 最彻底、最系统的反革命、反毛泽东、反阶级斗争、反极左的第一人。在黑暗的年代，刘文辉决心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用自己的肋骨燃点火把，让人们睁开眼睛，辨别真伪，遏制毛泽东倒行逆施的祸国殃民路线 。他写了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和《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还想办一份《人人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深夜，经过深思熟虑的刘文辉伏案疾书，写成万言书 《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然后复写成每份十张信纸的长信，寄给北大、清华、复 旦等十四所大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刘文辉正气懔然地对弟弟刘文忠说： “古今中外，反专制、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 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令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下令，要上海公安局从速破案，刘文辉、刘文忠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深夜被捕。为了给改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牌子的“ 红色新政权”立威，张春桥、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决定用刘文辉祭旗。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凌晨四点，在不足五平方米的“私堂”内，由检察院的一个人，同时扮演检察院、中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角色，两个钟头内完成起诉、宣判、驳回上诉等一系列法律程式。刘文辉就这样被杀害了，年仅三十岁。他成了十年浩劫中，第一个被公开处决的反文革的殉道者、良心犯（刘文忠《风雨人生路》澳门崇适文化出版 拓展有限公司出版，二○○四年十一月版）。

---"上海帮罪恶，谁来清算？——读徐景贤《十年一梦》"             ·柳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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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遗书
三月九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 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他们逼我在不大于50平方尺的法庭中与外人隔绝，在法警的强力下驯服的。此遗书一定要保存，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它们。

亲人，我想但不能写明你们的名字，显然是怕当局迫害你们，因此希望你们从这不能尽诉的遗信最后见面，我不久就将死去。我为什么被害，因为我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此稿已被红卫兵抄去。另一本是传单“反十六条”，其中分别分条： “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 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让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区别对待党团干部”、“警惕匈牙利抗暴”、“斯大林斗争中的教训”、“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关于自杀与拼杀”、“武装斗争的部署”、“里应外合”、“知识分子问题”、“主张部队研究它、批判它”。

此传单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导线。

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在经济上对家庭大公无私，自己在政治上也大公无私。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我，应明智些不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我的生平。我相信如同斯大林死后俄国升起希望一样，那就是毛死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将会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是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的谬论。

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相信我的正义行为，毛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

外甥们成长吧！要相信烈士遗书的价值。我的血不会白流。请把我的诗与血书铭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

文忠弟在一所，他不会死。

视亲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耀。

我在第一所，1211，在沪监牢167号。我的手脚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面。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不容易，也不能尽述我的心情。唯一希望见此书后，秘密妥善保管。

我的死，在毛政权下你们只能受侮辱、损害，但毛政权倒台后，作为烈士，必能恢复你们光荣，洗白我家庭，所以请你们将遗书交给我的弟。

今3月18日,阎罗殿的判官到监狱来，催我曰，明或后将开群众大会，要我态度放老实点，言明将视态度而改判与否。我斗争很激烈，我当然立志于将头磨钝屠刀，把血溅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遗恨是不能做更生动的更重大的贡献与人民。如今我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更因毛在江河日下、气息奄奄之际。我多么想活下去，再来个反戈一击其死命啊！我应当为人民做些事。请原谅我吧，既然我不可能在被哄动受蒙蔽的群众中呼声。

作为历史将宣判害怕民意的政权死刑的发言。我写的上诉，应当在毛政权垮台后提出。凡是掌握民命者、国家前途者都必须是理智现实谦虚的爱国者，而不能是狂妄热昏好战的阴谋者，我甘愿为毛的战争政策失败而斗争，为锁国排他主义而斗争。另一途径是，毛发疯，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亿万人民作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的实现，正因为此危险计划在实施，所以作为匹夫，我就愿意敢于与它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如泰山。

我附毛泽东诗词共七首，分别收藏在衣服中查收。有朝一日请将它发表。

临刑前十分抱憾，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一份《人人报》或“层层驳”，其内容是针对毛反动方面，希望有人接任。

毛作为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否有功由历史评论。但自56、57、58、59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踞功自傲，自翊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计划越来越冒险，成为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他强制人民服从、清除战友政异、玩忽职守，草菅人命。我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的谎言野心，反毛的扩张主义；先烈们，我上诉毛贪天下之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的家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向人民上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辉

写于1967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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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十六条”
到了9月28日深夜，也许他（刘文辉）已深思熟虑了，，断然地摊开了中共中央“十六条”公报，叫我去门外放哨、望风，以防有人来窥窃偷看，突然撞进家来坏了大事。他伏案奋笔疾书了4个小时，写成了《 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第二天夜里，辉哥要我与他一起复写成十四封长信 ，每封信有十张信纸厚 。我一边抄写，一边心里阵阵颤抖，那不是信，而是一排排密集的巨型炮弹，向着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向着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谬论猛烈开 火……。辉哥说，这是要杀头的，但他早已不怕杀头了。辉哥说，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他宁愿做当代的顾炎武、谭嗣同、中国的普鲁米修斯！辉哥计划决定，要我 趁国庆节休假，赶去杭州向全国北大、清华、复旦等１４所最著名的大学投寄这１ ４封匿名信。

我有点犹豫为难，对辉哥说：“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 变不了什么，何必撞到当局者的枪口上呢！”。

“人人都像爸爸这样逆来忍受”，辉哥回瞥一眼早已熟睡的老父亲，轻声而担 忧地说，“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 ”接着他果断地激励我：“我们年轻人再不能继承爸爸的软弱可欺了，而要发扬母 亲的傲骨抗争，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 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说毕，辉哥他猛然站立起来，面对窗外漆 黑色的夜空，双目闪光，凛凛无畏、誓言无声，好似听到他的呼喊“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心声。在他铜像铮铮、视死如归的身影边，我也热血沸腾，果断地打 消犹豫，临危授命，欣然答应去杭州投寄。

我还记得辉哥在《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中触目惊心的话语：“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毛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权者人人正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分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之过，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这绝不是一封意气用事的匿名信，而是辉哥用鲜血惨泪凝铸成的惊世檄文、醒世愤言，如一道强 烈的闪电撕破漆黑的混沌，如在黑夜中升跃起一颗亮耀的晨星。辉哥拼死独挽“文 革”狂澜，毫不自顾命运走向何方。

---“风雨人生路》摘载（之二）”　　·刘文忠·

图：刘文辉（摄于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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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反“文革”第一人——刘文辉
六六年八月份，中央出台了“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九月份，辉哥深思熟虑，厚积薄发地写了《驳文革十六条》，让我抄写并邮寄全国十四所重点大学。我就是为此事在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深夜与辉哥一起被捕，从此受了十三年牢狱之灾，而辉哥在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被杀害。虽然经我 们亲属多次申诉，辉哥在一九八一年被平反。但他留下的遗书与他光辉的事迹仍不能公布于世。

世人不知道在无产阶级暴政下，在上海出了这么一个大无畏的青年。他甘当普鲁米修斯，他甘作又一个谭嗣同，“横刀向天笑”。他不是意气用事，不是一时的发泄，而是为追求真理，在民族的灾难来临前，想独挽狂澜，做一个勇猛的斗士。

他遗书上说，“毛作为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有功绩的，但自56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居功自傲，自诩为救世主，以致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估计越来越冒险，将成为我国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强制人民服从己意，清除异己，其方式退居幕后，暗施毒箭，指示新、宠、奸，把天下搞得昏天暗地，愚弄群众，混淆是非，独夫欲名，玩忽亿万性命，冒天下大不韪，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所以，作为匹夫之责，我就愿意敢于与毛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平等，自由、民主。”这遗书上的话，字字掷地有声、句句真知灼见、声声血泪感人！

---刘文辉唯一的同案人——刘文忠
2005年清明

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liuwenhui.htm

图：旧照片里的刘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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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逝世，可以说创造了众多的世界之最。比如，为毛佩带黑纱的人数之众，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死者都无法享受的殊荣。当时几乎人人佩带黑纱，而且佩带的时间有的长达一月之久。当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在9月9日这一天就佩带了，但摘下黑纱的时间却几乎都是在10月9日悼念活动结束的这一天。当时中国出现 的灵堂之多，毫无疑义地也是世界之最。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几乎中型以上的国有企业都为毛设了灵堂，而且24小时有民兵轮流持枪站岗，为毛守灵。

灵堂里摆放的花圈，好象是攀比似的，一个企业比一个企业做得精致、漂亮。在悼念活动结束后，我所在城市的博物馆还举行了一次花圈展览，就是将国有企业做的花圈集中起来供人参观，花花绿绿的一大堆花圈摆放在博物馆里，令人眼花缭乱。参加毛追悼大会的人数，理所当然地也创造了世界之最。追悼大会于９月１８下午３时举行，主会场设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全国各个省、市、县甚至更低一级的行政单位包括部队、厂矿、学校、医院，都设立了分会场。记得追悼大会举行的当天下午，天气异常炎热，我和同学们列对站在学校的大操坪里，通过广播收听北京传来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在赤热而又毒烈的太阳曝晒下，有不少同学中暑倒下。后来，从市里的主会场（相对于学校分会场而言），也不断传来有人中暑倒下的消息。那天下午，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中国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如此万人空巷过。这是不是又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

在毛逝世的二十多年后，我和一位同样有着自由主义信仰的挚友，经常就皇权政治和僭主政治哪个更坏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的这位朋友坚持认为，皇权政治是人类历史上最坏、最残暴的政治。有一次他从北京出差回来，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你去看看北京的十三陵吧！你只有亲眼看到了十三陵工程的浩大，你就会感觉到皇权政治有多么的坏。”我说毛逝世的悼念活动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巨，不要说建一个十三陵，就是建上十个十三陵也是绰绰有余的。毛的丧事可谓空前绝后、极尽哀荣，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专制皇帝都不可能望其项背。无怪乎法国思想家贡当斯在比较僭主政治和君主制后曾说：“我当然不是专制制度的信徒，但如果让我在僭主政治和稳定的专制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我会奇怪为何不选择后者”。历史的经验也证明，僭主政治往往比君主制更坏、更残暴，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更大。

---“毛泽东逝世岁月亲历记”     ·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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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收藏傅雷的骨灰？---江小燕
（原编按：文革当年在上海，曾有一位年轻奇女子，冒着极大风险收藏傅雷先生骨灰，同时挺身而出上书为其鸣冤，乃至招来大祸。，，如今终于真相大白，特转载这一奇缘的往事脉络，以飨读者。）
因为这件事已被多次报道，故在某些方面有些出入 。

第一， 我当时虽已二十九岁，但 并非“青年女士”，仅是一名高中毕业后（的）无业青年，身份依然为学生，这一点在傅雷事件中，很重要，重述于后，至于十九岁高中毕业――二十九岁这期间为何不能升大学，又不能工作，看最后补述 。

当时被抓是在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晚十（点）后（对我的”审讯”是第二天的一整天），到目的地，一个主要人先给我定了一个基调：他看出我不像十八、十九岁，于是说：“你已经走上社会，可以对你一切行为负责了。”但那人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我还没有走上社会，还没有工作，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所以我还是个学生。”他没有立即回话，但我却从这一问一答中似乎悟出了“未走上社会”是一个对我有利的前提。故而我脑子里极力为自己定下一个基调：我是一个头脑简单、心地单纯善良、不懂政治、热爱艺术（我出生于一个不知名的画家家庭，自小从父习书画，学过一些钢琴……）,近于书呆子那样的女学生、女青年。并不是说，我在演戏，装样，绝非！当时的我，确也是这种情况。当然，我并未向他们透露，十九岁那年，我已在“右派”问题上，有过一番动作了，这样，对我极不利，他们将视我为……

在这里，不妨举一个“审讯”中的小例，说明我是如何使他们相信一个二十九岁的我的单纯。他们问我，“傅雷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吗？”我说：“我看好像不太像，虽然我从没见过傅雷。不过我小时候一直看《新少年报》，其他书什么的，书上说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阳镜，鸭舌帽，在井水里下毒，往大机器里放炸药，搞破坏，那，傅雷做过这种事吗？”他们居然一时语塞，回答不出什么。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我深感自己还是幸运的，因为遇上了工厂里工人师傅。我看出，“审讯”我的人中，很难找出一个真正的高中生，不少人似乎连初中都没念过，这是我的直觉。因此，许多问题往往是他们一问，我一答，但他们又无法现找出更深一层的东西来反驳我。

我也曾反问他们：“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我之所以突出“缺德”两字，正因我深知中国的工人历来有忠厚善良的美德，我努力从这方面来打动他们的心，尽量离“政治”远一点。我还举出自己的父亲曾在邻居中，为五个募捐买棺，成殓，为无能力的邻居一手包办全部丧事的举动（通过教会帮助，我父是个基督徒）。我向他们举出这些我亲眼所见的事实，无非说明一点：“我出生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家庭的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政治目的。我注意了，我的这番话，在这些工人的心里引起了某种反响。这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眼中的神态上感觉到。

由于我一系列的答词以及我还没有工作，未走上社会这原因，使他们在给我“定性质”这一关键问题上，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 我并未“入狱”。

后来，得知，虽由工人、民兵等先“审讯”我，但后面是警备司令部。据说这件事当初是被当作大案来抓的。故，第一关的“审讯”至关重要，我是否“入狱”，完全看第一关“审讯”后，对我的结论。由上所述，他们对我的印象，决定了我不至于被押到更“高级”的地方去。

当时关我的地点是正泰橡胶厂民兵营房。四周全是男民兵的宿舍，只一小间空着，专门关那些被抓的要办的人物如走资派、四类分子等等，我就在这小间里。在当时历史实况下，大一些的单位，都设有这种“民办的监狱”，故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也总算“入了一次狱”。再者，从事情的实质而言，确可认为被关押，被“审讯”过。之所以我提出这第二点，是要区别于现在意义上的监狱。

如果当时来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乐学院的师生，把我关在音乐学院某一间房内“审讯”；或者由其他文化单位来抓我，那末，余先生，极可能这个人今天也许已不存在了。因为这种单位的人会从思想及意识上一层层剥我的根。无论我怎么表现自己的单纯，是一个年轻的书呆子等等，都无法逃过他们尖锐的政治上的攻击。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有头脑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亲身经历说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的确确是纯厚善良的。

第三， 在傅雷这件事上，日后受到的是一种心理上精神上的压迫，而非具体环境上遭遇上的压迫。我境遇上窘困是十九岁那件事带来的（看后述）。

可不要认为，始终是那样和风细雨的，不！真正的“审讯”场面，那种令我感到屈辱的场面不是没有，怎么说我当时的身份也是个“犯人”啊！且是一个要案的“犯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问一答的进行，声调才渐趋于令人不感到痛苦。

今天，当然无此必要再述当时审讯的全过程。总之，由于我自己的努力、我柔和的态度、温和的细语（这原是我的本相，而非造作），在一整天的审讯将近尾声之时，终于逐渐看到了他们较为缓和的脸色以及平和的语调。但就在我认为缓和时，那个主要的人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极其凶狠，双眼露出一种极冷峻、极锐利的表情，一动不动直视着我，一句话也没有！我被这突然的恶变怔住了，心中担心情况也许不可能缓解。脑子当然不停地思索，为什么？突然我想起了，苏联的反特主任捷尔任斯基，他在审讯犯人时，往往会对犯人说：“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如果真做过对不住国家，对不住民族的事，真要是良心有愧，那往往是经受不住他那如刃的目光的。当时的工人阶级，掌握一切，也常常审讯各种人：走资派……因此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捷尔任斯那种心理上的威镇法。一联想到这点，我想，如果我的分析没有错，那么，他们这是最后一道对付我的“菜”了。我也必须这样做：以我的双目直视他的双目，而且必须在我的心中这样的自白：“你看我像个犯罪的人吗：”就这样四目相对。当时我真觉得时间给冻住了，不走了，怎么这么漫长啊！余先生，我的分析一点都不错，他们用的的确是捷氏的手法。就像他突然扮出了恶煞的脸一样，又忽然收起了这种凶狠的目光，还原到他原来工人的并不凶狠的眼神上。并且，我居然还从那主要审讯者后来的眼光里，看出了一句话：“这个年轻姑娘人真是老实，心地真好，就是脑子简单了点，还会钻牛角尖……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在指示她干什么事……”那主要的人后来竟向我这么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义气……比我们讲礼貌。”至此，我知道，审讯将结束，我有可能回家了。虽然曾向他们要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所在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如此几年过去后，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大，时不时不跳突然加快。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厂去，找当时主要审讯我的人，告诉他我的惶惶不可终日，这样下去，我怕自己精神会垮的。那人看到我如的怕劲，便说：”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他再一次显出了工人阶级厚道的本色，眼睛中不复有捷尔任斯基的那种目光……但随着当时历史的变迁，工宣队又掌权，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当时运动内容不同，我又担心，管我这件事的人会不会下台，那家厂会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要说傅雷事件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个吧。有一点不明白，骨灰一事，在我当时的举动中属第二位。我最初的动机就是要写封信给国务院周恩来，反映下边老百姓的遭遇，因当时有几个与我有往来的人都走上这自裁的绝路，傅雷我是不认识的，是其中之一。为了写这封信，势必要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无人领取的事，遂动了一个念头：无人领，我冒名冒身份替他们亲戚去领下来，然后交由他们亲戚保管。故处理此事的，立即写了这封小民求告信，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我很幼稚，很单纯，是吧！），谁知，正是这封求告信，才引来了这么个追查大案。不然，仅仅暗地里收藏人家骨灰，我是何人，至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现在人们传说的不是我为他人申诉求告的信，而是“收骨灰”，在我本人看来，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在此我应当向您提及一点：虽然我当时尽了一切努力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但真正能帮助、救我脱离这灾难的，是我从小就信靠的神—–耶稣基督。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中控制明日对我的审讯，使之远离政治目的，只倾向于我是个年轻的书呆子，艺术爱好者，头脑简单……求神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证明我这个人。甚至在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就像是按着剧本在逐步的排练着明日的审讯，当然，都是按着我私下的设计，我个的意愿。感谢神，到了明日，审讯的主要方面竟然的的确确就如我晚间设想的一样!!！而我内心的平安镇静，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赐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神祈求：对我的关押，最好不超过一整天（24小时），因为时间长了，将会引起邻居的怀疑，事情一旦落到里弄干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时左右，我由他们再“护送”回家，并答应不向我所在里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恳求神都垂听了。只因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我们的《圣经》上有一句话：“……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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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也未曾对傅家的人写过什么，这根本没必要。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好了，现在补述我十九岁那年的事，因为这同前述第三点有关。一九五八年七月份，我十九岁，将于上海市一女中高中部毕业。但在五月份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终生的大事。彼时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授意我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她”，因为我学习成绩好，那女教师比较喜欢我，常同我谈心，学校就想利用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于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余先生，一九五八年那年有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可以算是“走上社会”了。

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月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我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无着，里弄才只能安排我到生产组，当时社会的底层，那年我已三十四岁！就是说，我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离二十九那件事，整五个年头）。十九岁――三十四岁，没有前途没有工作，不能升学，无所事事（在家跟父亲练习书画），就是二十九岁那年管了一次闲事，一个自己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的一介草民，却想为他人的冤屈一振细臂而呐喊！

我当然不会后悔为女教师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她！这是犯罪！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迫害死”；相反，可以说，为了她，受累受影响直到今天！我虽未被他们戴帽，但享受到了比戴帽更多的右派待遇，且是实际遭遇上的影响。

多少年来，我的努力，我的挣扎，真是一言难尽。这以后，我拿到过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后又专升本，拿到了在一九六二年就应拿到的本科文凭（中文系属上海教育学院系统的）。又直接从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组跨入全民制的学府――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后又调入现在的单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于一九八九年二月份拿到中级职称。

为何说，十九岁那件事影响到今天？因为三十四岁才工作，起步比人家晚了一大截，环环相因，什么都比人家晚，工龄比人家少，影响退休工资。就以职称而言，这次我已作了多种准备向副高职称冲刺！我们美术学院申报高级职称的惯序是，外语考试合格后，拿出自己成绩在本院展览厅开“申职展览会”。

外语合格了，展览会开过了，美院中评委全体通过了，但后来文件精神规定，凡本年度退休者不得申报高级职称！我于一九九四年申报，也将于一九九四年退休！为何不早报！因一九八九（年）二月份刚评上中级职称，按规定五年后才能报高职，故只能一九九四年提出。为何到一九八九年才评上中职？――如此一环一环推上去，还不是十九岁那件事？

虽然写了这些经过，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再者，如果没有十九岁那年为右派老师辩护，二十九岁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没有胆量了吧！十九岁之事，似乎是先锻炼了一下。故，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复杂的决非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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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决定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在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大会于4月1日下午举行。20世纪60年代，人民大会堂四周平时遍布岗哨，不准群众接近，偏偏它又处于北京市区中心，过往群众无不对它充满了神秘感。现在，1500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

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迅速登车，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

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激动的声音播出“九大”开幕的新闻时，确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通讯社、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或发表评论，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对此都深感高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

---极左的中共“九大”        作者：迟泽厚


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伏彼起，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 。会场的气氛却对毛泽东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649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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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仅有2人请假。
分两次投票：毛泽东以全票当选。林彪获得1508票，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周恩来获得1509票。风头正健的江青获得1502票，虽然只少了8票，但这8个敢于在江青名字上面打X的人，却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江青是很看重这8票的，事后曾秘密作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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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中还有一件趣事：当王良恩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惟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极左的中共“九大”        作者：迟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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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浩劫 谁迫害谁
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数量甚巨的人们受到冲击伤害。这“人们”分布于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既有达官贵人也有贩夫走卒；既有学者名士也有文盲草民。

（1）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主导了全国的第二次反右运动， 由各单位党委或工作组掌控运动， 把大量的学生、教师、机关职员、工厂工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小吴含、小邓拓。其打击的广度和烈度都远远超过1957年的第一次反右。

    （2）1966年8月，以共产党高干军干子弟为骨干的血统论红卫兵掀起了“红色恐怖”狂潮。海外学者宋永毅、王友琴所著文革受难者、文革大屠杀对此有详细记述。笔者在此不作赘述。

    （3）1966年10-12月，毛泽东指责前阶段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批判走资派，而是整群众。他说这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他号召人民起来批判刘邓的资反线，并决定前阶段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群众应予平反。于是数量极为巨大的学生、教职员工、机关职员、工厂工人群起回应，把各单位党领导或工作组推上被批判的地位。

    （4）1967年1月毛号召造反派群众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造反派立即回应。各省市各单位大多数的领导都被“夺权”，“靠边站”了。正由于此，群众表现得更加胆大妄为。除继续批判他们前阶段执行资反线整群众的错误，还批判他们莫须有的走资罪行，和揭露他们一向以来的欺压群众和享乐腐化……

    （5）1967年2-3月，各地军方被允许介入地方文革运动。除北京、上海之外几乎所有军方在介入时都认定本地积极夺省市党委权的造反派是反动乃至反革命组织，并予以取缔镇压。同时认定出身成分红、党团员多、对夺权采取较慎重态度的群众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组织，并予以支援扶植。

    （6）1967年4-5月，毛觉察到军方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镇压不利于自己的政治清洗决策。于是他责备军方的镇压，指示为被打成反动、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平反。这引发了这类群众组织对军方的反扑。军方为反制之，遂大力扶植亲军方的保皇派群众组织。

    （7）1967年6-8月，在军方的默许、姑息乃至支援、指使下，各地保皇派组织首先使用暴力攻击、杀戮造反派。造反派则抢夺军队的枪支进行反击，形成6-8月间全国性的大武斗。鉴于全国最凶悍的保皇派组织武汉“百万雄师”的垮台，全国的造反派都呈即将取得胜利的前景。

    （8）1967年8月，林彪和中央文革错误估算毛要藉武汉“七。二0”事件清洗军内的异己势力，并且也想趁机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遂发动各地造反派掀起“揪军内一小撮”。但毛并没有这个打算，并且毛还深感这样作会动摇他的统治根基，遗患无穷，遂予以严厉指责。阵脚大乱的中央文革把王力、关锋林杰等抛出作替罪羊。

    （9）1967年9月——1968年春。毛的政策作大幅度改变，不再在群众组织中划分造反派、保皇派。强调各地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同时强调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都是好的、比较好的，应予以解放出来工作。前阶段被“打倒”的干部纷纷复职，濒临失败解体的保皇派组织重新麇集并气焰日炽。造反派军心全线动摇。纷纷为今后可能会遭到的“秋后算帐”忧心忡忡。许多人消极甚至退出，但也有人坚持斗争。湖南19岁的高中学生杨曦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出石破天惊的“中国向何处去”。他指出中国已产生了由百分之九十的高干组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他认为毛本来是要领导人民打倒这个阶级的，但是由于以军队为支柱的保守势力的反对，毛妥协了。第一次文化革命面临失败的危险。

    （10）1968年6-7月，各地造反派的头头人物和骨干分子作困兽犹斗。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广西造反派大规模抢夺枪支弹药与大举镇压屠杀他们的保皇派和军方决死战斗。各地武斗又起。但造反派已是强弩之末。得到各地军方的支援保皇派向造反派发起攻击。许多地方军方甚至直接参与镇压。造反派濒于瓦解。

    （11）1968年8月，危在旦夕的造反派在北京成立十几个省造反派组织的联络站，以互相支援，作最后的搏击。毛及其心腹康生等对此极其震怒。毛中央是绝对不容许成立全国性组织的。此时，毛认为自己的政治清洗目的已基本完成。但是，造反派不听招呼，不予合作，甚至有行为脱轨动摇自己政体根本的端倪，故只得下重手实行镇压。造反派迅速瓦解。保皇派则在完成其镇压造反派的历史任务后，十分配合地解散。再由他们组织组成“工人纠察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曾为造反派占优势的学校、机关、工厂等。

    （12）1968年秋，在血腥大镇压的基础上，由“革委会”、“工宣队”主持开展长达约一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对前造反派的头头骨干人物进行清算。大中学生在集中进行一段时间的军训后进行分配。学生造反派的头头人物被投入监狱或“牛棚”接受批斗。三届高中生和三届初中生，除少数保皇派红卫兵的头头骨干能留城工作外，其他都上山下乡。大学再不招生。各级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在67年间大都已成立。少数由于造反派从中作梗而迟迟不能成立的也在荡平造反派后迅速建立起来。党的组织也在迅速恢复。文化革命前的正常政治秩序迅速重建。文化革命的动荡局面基本结束。以上十二点在笔者所撰的《文化革命简析》一文中，是以十万字的篇幅来叙述的。读者若要对文化革命的这些基本过程有更详细的了解，请参阅该文。

（13）1969年，基本上全年都是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运动拿来祭旗的是经典“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经典“阶级敌人”在运动初期的“红色恐怖”运动中就受尽虐杀，许多人已死于非命。1968年6、7月保皇派对造反派大举进攻时，又诬指他们是造反派的后台和同盟军。在镇压造反派的同时，又对苟且偷生的经典“阶级敌人”再进行一次虐杀。此时的“清队”由于残存到1969年的经典“阶级敌人”为数实在有限，不敷使用，当局遂指令把“清理”范围扩大至“国民党残渣余孽”等“公安六条二十一种人”在此就轮到前造反派的头头骨干人物被“清理”了。侥幸熬过1968年夏季大镇压的前造反派头头骨干无论如何也再难侥幸渡过这一关。他们被关进“牛棚”，遭到批斗殴打，被勒令交代反“三红”的罪行。他们的结局依其被挖掘出来的“罪证”而定。有的被定为逃亡地主、漏网历史反革命，遭押回原籍或关进监狱。有的被定为破坏文化革命的黑手、打砸抢分子，在本单位遭受长期的“群众专政”。通过“清队”巩固了重建的共产党统治秩序；也给文革初、中期被造反派冲击过的各级共产党干部提供一个出气的机会。

    （14）1970年，全年搞“一打三反”运动。这是个可与中共建政初期的“镇反”媲美的处决狂潮。运动中全国各地都挖出许多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集团、反革命纠合集团。“罪犯”一律判处重刑，而且死刑率极高。由于死刑案太多，中央复核工作量太大，忙不过来，遂把杀人权下放给省、直辖市级。各地皆以杀人之多显示其革命性的坚决。一些侥幸熬过1968年夏季镇压，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的造反派头头，此时都被从牢房里抓出来，重新判以死刑。杨曦光所著“牛鬼蛇神录”中就述及他的牢友刘凤祥、张九龙、雷特超等就是在“一打三反”中被再判枪决的。就连他自己和张家政、候湘风等都差点被杀。他们如同前批刘凤祥那样被从劳改场拉回长沙监狱，等待下一轮处决高潮就押上刑场。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中央把杀人批准权收回。杨曦光等遂捡回一命。

    （15）1971年，“清查五一六”。1967年间，北京有个小组织名叫“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该组织专事攻击周恩来。67年8月以后，这个组织已被压制取缔，再也没有什么活动。事隔三年多后，1971年初中共中央突然决定在全国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两年前“清理阶级队伍”那一套重演。许多前造反派成员都被指为五一六分子，遭到关押、逼供、批斗、殴打。很多人被打至伤残甚至死亡；很多人被迫自杀或被逼疯。

    （16）1972年。这是最好的一年。非但没有整人的运动，而且工人职员普调工资，五七干校的人员开始返回机关。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一下苍老了许多，而民众则深受其益。当然，是年也搞了“批林整风”运动，但那是在党内、尤其是高层内进行。草民百姓未被波及。

    （17）1973至1976年，社会上的整人运动基本终止。中共高层则开展了林彪体系倾覆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官僚集团和以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新贵集团之间权力争夺的暗斗。在权力争夺中周系占上风，江张落败。邓小平复出除任副总理外，还任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中央政治局常委。江张不甘心落败，遂加紧进行宫廷幕后运作，向毛进邓的谗言。毛遂渐对邓起疑心。指邓，“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1975年秋，以“评水浒”为标志拉开江张反击的序幕。至年底，矛头指向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式登场。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邓小平顿失支撑。毛决意去邓。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这个曾经以邪教式的蛊惑令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应读作心智迷乱）地对他顶礼膜拜的现代共产党帝王，总算在其油干芯尽之时看到人民以曲折方式表达了对他的厌恶与反叛。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奋起的人群中，思想构成是复杂的。有较单纯怀念周的；有借尊周贬江的；有借念周抑毛的。贬江抑毛者有的是站在共产党老官僚集团的立场上；有的是站在人民民主的立场上。然而不管怎样，他们共同构成了一股历史的洪流。预示著中国共产党政权这个专政交响乐中的一个章节——毛泽东时代即将完结。1976年10月，江张集团中的叛变分子汪东兴与华国锋和老官僚集团勾结，以阴谋手段除掉江张集团。

---“文革浩劫 谁迫害谁”    刘国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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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
1972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之妻刘淑清的申诉 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丁龙素、听雨，１９９９：２７５—２７６）这是第一次用“法西斯”来指称 “文革”监狱中虐待犯人的行为。但“法西斯”的具体情况如何，还少见描述。

杨勇被关押期间受到各种折磨，用一盏２００瓦的大灯泡放在他的头顶上，一天２４小时的烤着。

更卑鄙的是他们还千方百计诱逼爸爸自杀。他们把爸爸关在五层楼上，撤去哨兵，窗户大开，桌上摆着绳子和整瓶的安眠药。当爸爸对这种逼讯和折磨提出抗议时，他们就有意暗示说：“受不了，你可以死嘛。”（杨菁，１９８７：６８）

当时有不少这样的事情。原《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在狱中时，监护人员“暗中故意使用‘启发’‘暗示’‘刺激’诸卑劣手段引诱某些人自杀。”比如发现某人自杀后，“他们不是悄悄地把死者运走，故意大喊大叫，叮叮当当，把整幢楼已经熟睡的的人全都吵醒。这不是故意启发人们的邪心，刺激人们的感情么？”（穆欣，１９９４：３７４—３７５）

除了诱之以死外，出奇的整人办法多得很。穆欣回忆说，他所在的监狱经常给 人服用各种药品，“折腾我们的头脑，有的服后产生幻觉，有的出现恐怖感，有的 服后话特别多，自己无法抑制，还有一种药品，导致一切记忆中的事物性质完全颠 倒。”１９７５年４月２日国家代主席董必武逝世，４月５日“人民公敌”蒋介石 去世，“监狱当局又乘机以《人民日报》来做手脚。他们送来刊有董老逝世新闻的 报纸之前，暗中给我吃了抑制流泪的药品（‘女犯人’在狱中会见前往探视的子女 之前，许多人都给吃过这种药），使人怎么难受也流不下泪水。但到送给刊有蒋介 石死讯的报纸之前，故意又给吃下相反作用的药。纵然如此，对蒋介石 的的死也不会有丝毫‘难受’，更不会流眼泪。他们观察到这一点，又叫‘狱卒’ 们把浓烈的刺激眼睛的，容易流泪的硫酸液倾洒在囚室门口地上，还用扇子往里扇 ，力图逼出你的眼泪，可以上报你的‘反革命感情’。”（穆欣，１９９４：３８ ８—３８９）

设计这样的整人办法，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反革命”。这就为什么敌人越揪越 多的道理。

---“关于杨菁（杨勇之女）的《往事》的今读”     ·单世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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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腾吧，毁灭吧。


看我的名字：他们是这马列邪教和秦制商鞅杂交出来的獵犬，经过九犬一獒的熬斗，产生出来的所谓“酒精考验”的“战士”。就算没有耄，接下来的也会是大同小异，比如王明在党内斗争中如果获胜，中国也好不到哪里。


废话不多说，看看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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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大连海运学院15名红卫兵组成的“长征红卫队”，效仿红军长征，历时1个月，行程2000多里，从大连步行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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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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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铁流对毛泽东的评语是：罪恶滔天，馨竹难书，无任何功劳可言，纵到阴曹地府也要油炸火烹。铁流说，这么一个罪行累累，品质恶劣，杀人如狂，害人民、害国家、害民族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其头像竟然还挂在天安门城楼，其腐尸竟然还长期躺在广场，真是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李锐评毛：毛泽东的坏是古今中外确实没有的。中国不解决毛的问题是没有希望的

聂绀弩评毛：谎话说尽，坏事做绝，恶贯满盈，断子绝孙，遗臭万年

夏衍评毛：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

赫鲁晓夫：毛泽东以他亚洲人的狡猾，并靠他那引诱、背叛、野蛮报复和欺骗的一套方式玩弄政治权术，他在我们识破他的把戏之前欺骗了我们很多年。


邓小平等所搞的"高干俱乐部 "
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五八年，他放风说："他到过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都有很漂亮的地方作为党内活动的俱乐部。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场合才好。"看，邓小平对那些修正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臭货，是多么羡慕！此话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 真听到后，正中他的黑心，便说："我们北京也需要有一个为中央服务的地方。"就这样，他们私下决定要修一个专供他们一伙吃喝玩乐的场所。

当时，彭贼把任务交给了他的爪牙刘仁和万里。于是，刘仁和万里就打着"为中央服务\"的牌子，四处寻找风景优美、环境雅静、路程不远、易于保卫的地方。最后，他们选中了工农兵公园（原北海公园）西岸附近。前北京市委在邓、彭的指使下，盗用国家资材，以飞快的速度修成了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这里，一进门是宽阔的停车场，接着有八个四合院，共一百多间房，包括休息室、游艺室、台球室、打牌房、客房、餐厅、小卖部、洗澡间等等，名堂很多。后面，是一个公园式的人工湖，水中有走廊、亭子，四岸有钓鱼台，有奇形怪状的假山，及各种花草树木。此外还特地修了露天舞池。修好后，又从北京的十大饭店抽调了高级招待员和高级厨师、理发师，甚至还有高级修脚师。公安部则派来了警卫部队和保卫人员。一切齐备，当年即敲锣开张。

这个作为特殊供应点的地方，吃什么有什么，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一应俱全。遇到重大节日，白吃白喝，有的"高干"还连吃带拿。凡是能到这里来的，都能喝到龙井茶，吸到熊猫烟。邓小平到这里打牌时，要吃一顿价值四块钱的夜宵！而他自己却只掏一块钱，其它三块钱是通过各种门路让国家给他报销。他坐高级沙发嫌不舒服，还非要再垫上软垫。看他"修"到何种程度！前市委公安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冯基平、邢相生等吃山珍海味吃腻了，忽然想起要吃狗肉，于是便派人去延庆打狗。农民不让打，他们就欺骗农民，说医院里需要狗作试验。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有的"高干" 打球到深夜一、二点钟，累了就往床上一躺，服务员还得给他们脱衣服、脱袜子，以便于他洗澡。这里，每周举办两次舞会，邓小平等人的舞伴是从文工团和各大医院特邀来的所谓"标致人物"。这里演的电影，净是西方和香港的片子。不管是跳舞，打麻将，还是打桥牌，都是玩到深夜，甚至通宵。这里散发着发霉的修正主义气味。这种臭气，招来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经常到这里来的除了邓小平、彭真、刘仁、万里、邓拓、吴 ?、廖沫沙之外，还有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薄一波、安子文、蒋南翔、刘志坚、周扬、夏衍、荣高棠等黑货。

不到一年，这个安乐窝就容纳不下这些来客了。邓小平对于夏天在屋里打牌没有冷风，也很不满意。于是，他与彭真偷偷地决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顷地，再扩建三座大楼，供他们吃喝玩乐等。他们要求这个所谓的"０８"工程，要"二十年不落后"，这样浩大的工程，是前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担不了的，所以，就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以及吕正操、孙志远等，打着中央的旗号，到各地招摇，他们不但搞建筑材料、设备，甚至连南方的竹子也运来了。正在他们拚命修建时，中央指示停止一切非建设性的工程，周总理并亲自点名要"０８"工程"下马"。这给邓小平、彭真等当头一棒！但是，这些家伙并不死心，他们对中央阳奉阴违，耍两面派，表面上停工，暗地里施工，邓、彭通过万里，把工人调进室内偷偷地干活。他们怕中央知道内幕，便指示把玻璃涂上白灰，干活时不许出声。后来，周总理又三翻五次地催"０８"工程"下马"。邓、彭仍然对抗，把三座楼合成一座楼，继续"地下建设"。在建设过程中，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看到不顺心的地方，就得拆了重盖。单单是电梯门就反复改了二十次左右。这座楼一直盖了六年，花了近１０００万元，至今尚未完工。工人们对于这里的浪费很痛心，他们说："我们盖了许多大楼，从来没见过像'０８'工程这样浪费的！""这里有三大：门大、窗大、浪费大！"

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大楼，建筑华丽，十分奇特。四层楼房下有地下室，上有凉台。楼内包括游泳池、网球房、地球房、台球房、乒乓球室、羽毛球室、围棋室、电动游艺室、打靶场、跳舞厅、餐厅等等。这里需要特别提到几个地方，如游泳池，宽敞的室内游泳池一端水深达4.50米，可跳水。还特为高干的小孩设有小游泳池。游泳池南侧，有一个半园型的大厅，专供日光浴。这个游泳池最特别的地方是池底与地面不接，而是悬空的。据说，这是为了防震。在修这个游泳池时，邓小平和彭真等耍了鬼计，他们说修游泳池是为了毛主席游泳方便。实际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本没到这里游过泳，而是他们经常在水里扑腾。再如，光跳舞的地方这里就有四处，包括露天舞池，平台舞池和室内舞厅等，舞厅悬挂着奇形万状的大吊灯。还有，楼内地下室修有射程50米的打靶场，四周都是有隔音设备。这里的房间也分几等，有一般房间，有部长级的房间，有彭真、罗瑞卿等专用房间，邓小平则有两处专人房间。平时到这里来活动的最多达四、五十人，最少时只有四五人，但是消耗是相当大的，光水电费每月就要开支５０００多元，招待费是实报实销。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里于六月底停止开放。周荣鑫通知体委接管西院大楼，一方面办"业余体校"，一方面继续向"高干"开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接手后，大耍阴谋，提出要：接管快、清点快、开放快。并于七月底急忙停止该处文化大革命运动，重新开门、修道，挂出了"ＸＸＸＸ业余体育学校"的牌子，定于八月一日"开学"。但是，这个"业余体校"并没有学生，更没有教师。而是继续过去的开放活动。就在八月一日开学这一天，接待的是邓小平来"学校"打牌、洗澡、修脚！荣高棠所谓的"学生"，是"专招高干子弟"。不过当时这也是一句空话，实际上仍然是邓小平等一些"高干"在那里活动。我们从国家体委七月底发出的"关于ＸＸＸＸ体育学校自八月一日起开放的通知"中，可以看出这个"体校"是怎么回事。通知中说："开放对象，除业余体校学生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党内Ｘ长和军队党内Ｘ级Ｘ长以上干部可参加各项体育活动。"荣高棠是打着"业余体校"的招牌，欺骗中央，欺骗革命群众，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货色。后来，国务院财办和外办等单位的革命派一针见血的给这个"业余体校"贴了大字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 业余体校"才上面得不停止开放。

目前，在"业余体校"工作的革命派已经起来造反了，他们正在积极揭发邓小平、彭真等在这里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滔天罪行！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

《惊雷》战斗队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体育战线》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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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有别
事件与人物都是立体的，任何人的记述和回忆都不可能全面而完整。当抗战期间周恩来折冲樽俎、与国民党人斗智斗勇时，他在党内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延安整风期间，周被认为是与王明“教条宗派”齐名的“经验宗派”的代表，　“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 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高华，2000：　279）

历史常常重复。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打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辉煌时期，也是毛、周合作的杰出，作为参与中美谈判又是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熊向晖对这两件事的详尽回忆，改正了流行说法中的许多错误。不过，熊的回忆主要涉及对外的一面，而全面的回顾却不能无视与之平行的另一方面。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的研究，获得外交成功的周恩来面对并非都是鲜花笑脸。“1973年　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路线’。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高文谦，2003：397）

内外有别，对外是统一的国家和政党，内部却有严重的斗争。在推进中美缓和的过程中，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排除国内各种阻力和干扰，一切看毛的眼色行事，行为相当谨慎。不但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的身上，甚至在细节上也尽量滴水不漏，比如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周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和其他国家的领导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高文谦，2003：397）

这不是多虑。林彪事件之后，毛、周关系日显紧张。周1972年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已失败；5、6月间的批林整风会上，毛要周现身说法，揭发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在周被确诊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后，毛下达“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开刀；不要检查；要加强护理和营养”的四条指示，耽误了治疗时间。（高文谦，2003：378）中美关系解冻，震动了世界。“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狠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高文谦，2003：451）先是两次小批，一是认为周恩来1973年6月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的谈话是“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阶级斗争”；二是针对外交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的评论文章对国际形势中“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判断，毛认为是“放屁一通！”“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高文谦，2003：454）然后是一次大批。1973年11月，基辛格第6次访华，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与周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结束后，周表示要请示中央，并答应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给予答复。“中央”当然就是毛泽东，但当周打电话向毛请示时，“主席在睡觉”。周的警卫后来回忆：“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有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权延赤，　1993：351）即使如此，周在答复美方时，也未做具体承诺，只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就此继续交换意见。14日基辛格离京的当晚，毛把王海容、唐闻先找去，要其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并找周“核实”谈话记录。随后，王、唐据毛意旨散播周闯了乱子的消息；11月17日，毛政治局开会批周，会议期间，周与无限上纲、无理取闹的江青一度顶牛，毛随即决定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亲自拟定列席人员名单。这样，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中央政治召开扩大会议，对周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

最使周痛苦的有四件事。一是毛泽东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还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2003：466）周曾要求向毛当面检讨，又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作。二是江青在会上称　“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责令周必须自己写检讨，其他人不许插手；三是周向王海容、唐闻先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他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两位的训斥，说这是企图通过他们摸毛的底，周只好闭门苦思，自己写检讨。四是会议期间，周心情郁结，病情加剧，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江青、张春桥为此又斥责周耽误时间，对抗批判。

熬过了十天之后，批周会议终于停开，但一个月后，同样针对周的批林批孔运动又汹涌而来。即使周的膀胱癌扩散转移，毛仍坚持周的治疗要服从大局，直到6月1日允许周住院手术，但已无望战胜病魔。毛放弃批周计划，是在周抱病主持1974国庆招待会、受到热烈欢呼之后，年迈的毛终于意识到：“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令天下大乱”。（高文谦，2003：526）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所写的文革秘闻"
    ·单世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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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副主席点评毛泽东：
刘少奇：“人相食,你我要上史书的！”
林彪：“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功为己，过为人。”
叶剑英：“文革整了一亿人，整死二千万人浪费八千亿元。”
李先念：“文革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陈云：“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破坏民主集中制；···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

杨开慧：「生活流氓，政治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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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截国际列车
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北京开往莫斯科的１次特快，披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夜色，徐徐开进了中国边陲小城——海拉尔。
我们“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站台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毛泽东画像、用汉英俄蒙四种文字印制的反对“苏修”的传单，以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俄蒙文版小 册子。
列车刚一停稳，车门刚刚打开，外国旅客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呼吸一下大草原的新鲜空气，我们便或挤在车门前，或围拢在车厢附近，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我们的“
反修”行动。
胖敦敦的林东红灵巧地窜进车厢，不由分说地就去张贴毛泽东画像。苏联女列 车员先是吃了一惊，不知她要干什么，后来也不甘示弱，愤怒地把画像扯了下来， 撕个粉碎。
“你敢撕毛主席像？！”林东红大吼着。
女列车员不懂得汉语，嘴里不断地用俄语骂着：“土匪！”
林东红只管大块大块地刷浆糊，一连又贴了两三张毛泽东画像。女列车员忍无可忍，挥手给了她一耳光。林东红跳了起来，扑到女列车员身上，和她扭打成一团 。  　　帅府园中学的王保尔、陈其健和女四中的严静等一群人，沿着包厢外的走廊， 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外国旅客的态度不一，有的恭恭敬敬地拿在手里，装做认真阅 读的样子，一看便知，他们是日本人；有的连看都不看，拿到后就像扔废纸似地扔 到窗外面，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估计他们是俄国人。
车下也是一片忙乱。小分队的头目、北京１００中的李建军领着一帮人，用大 排笔刷子和各色油漆，往车厢上刷着大标语。几个身材高大的红卫兵和几个俄国人 推推搡搡，吵吵闹闹，不许他们干涉我们的“革命”行动。  　　还有一些人把车站变成了演讲中心，在三五成群的外国人的围拢下，慷慨陈词 地发表着“反修”演说。
此时，我正站在一节车厢门口，和一位苏联女列车员进行激烈辩论。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列车，不是中国列车。滚开！”
“苏联列车？可它行驶在中国领土上。我们这是在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的斗争。你们要反对革命吗？”  　　我接着说，苏共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是叛徒集团，背叛了十月革命，正在欺压苏联人民。你们是列宁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敢于起来造反， 推翻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
她则反唇相讥，说毛泽东是农民起义领袖，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反共反苏， 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耻辱。  　　她拿着一份《真理报》，给我念了一段：“中国领导人的反苏运动带有极大的 挑衅性质，纯粹是流氓行为……” 　　我奋力反驳：“《真理报》无真理！”
她毫不退让：“中国的文化革命在消灭文化！”
外国记者像救火似地跑来跑去，镁光灯闪个没完，录音机转个不停，还可以听 到他们用小打字机“啪啪”打字的声音。
列车已经停了两个多小时，早就超过了１０分钟的正常停车时间。
站长又来找李建军说：“现在该放行了吧，再不放行，责任我可承担不起…… ”
“不能这么便宜了苏联，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大家异口同声，同仇敌忾。
“拿油漆把车厢那一面全刷上标语，上车把没有散发完的传单、小册子全都散出去！”我说。
“别再用汉语写了，写了那边也看不懂，顶个屁用”红涛（我在文革中用的名 字），你俄语好，你就带人去写吧！”纷乱中，不知是谁提出了这个建议。
我和一些小分队员拿起油漆筒和排笔刷子，绕到列车另一面，在车厢上写满了 这样的标语：
“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到了下半夜，列车总算又开动了。带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带着斑斑点点的传单 ，像一只受伤逃窜的野兽，消失在大草原的茫茫黑夜中。
再有一站，经过满洲里，它将离开中国国境，行驶在西伯利亚的旷野里。但后来听说，这趟列车并没有直达莫斯科，刚进入苏联国境，就被苏边防军扣住。苏方费了几天功夫才清除掉车上的标语和传单，有几个“失职”的列车工作人员还遭到逮捕。

---"拦截国际列车"　　　　　　　·陶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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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男女关系混乱，经常因为年轻女子有了男友，或是要与男友结婚，而令老毛醋劲大发。有一次毛大骂张玉凤与张的娘，张也好不退让，还嘴骂毛，被王海荣撞见。毛让组织批评张，张一赌气回了专列。后来毛退让，写下了：“小张(玉凤)：你好了些吗？好好静养，过几天再上班不迟。我想你，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

还有两天就是他的生日了…


高文谦：的确评周不仅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还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问题。周是集中共政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既是中共“党性”的楷模 ，同时在他身上又有著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其中专制独裁和驯顺服从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中国老百姓喜 欢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高高在上的主宰，希望皇帝能施仁政，这样他们才能过上好日子。这种臣民心态年深日久，根深蒂固，积淀在民族心理的深层。

毛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君臣关系。毛的帝王心态，和周的效忠顺从，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映照。王若望先生讲过，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个 小毛泽东，应该补充说，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也有个小周恩来，溶化在中国人的血 液中，深入骨髓。周就是这种民族臣民心态的代表人物，尽管他有出类拔萃的才干 ，却匍匐在毛的脚下。这也是老百姓虽然知道周在文革中跟著毛走，干了不少不光 彩的事情，却仍然原谅他的原因之一。

当然，毛周之间这种君臣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王朝中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最大差别在于，封建王朝是政教分离的，皇帝虽握有君权，在世俗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无法垄断子民的精神世界，还有“天道”和“圣贤之道”约束著他。 而毛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既是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业的旗帜。一旦违上，势必叛道。这就是周所面临的困境，被禁锢在一个无可逃遁的密网之中，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时忠于毛。

---“周恩来若抗争，中国历史是否改写
　　　　　　　　　　　　——在新泽西演讲答问选录”
　　　　　　　　　　　　　　　　·高文谦·


对于文革中的死亡，有一个标准用词——“被迫害致死”。这一说法被用在各种回忆录里，它掩盖了自杀与他杀的区别，更掩盖了打死人的过程，从而使这段历史不致显得那么残酷。作者在实录中详细描述了这些人物的死，有的以前也曾披露过，但作者描写的细节，在几十年后还是骇人听闻。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打死 的教师，她是在学校操场上，被带钉的棍棒长时间当场打死，另一个副校长胡志涛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终身需要穿着钢背心。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绑在葡萄架上，施以带铜扣的军用皮带，然后又用沸水从头顶浇下去，回忆者说凄惨的叫声响了半夜，那声音“像杀猪一样”。孙启坤在家里被鞭子蘸着水打，皮肤被打得全变了颜色，还被用绳子一松一紧地勒脖子。李丛贞被棍棒皮带打死后，还被人用刀在他身上劈下一块肉，看是不是装死。吴兴华在酷暑烈日下，被逼喝下化工厂排出的污水，死于急性痢疾后，家人还得被迫同意解剖尸体，以证明他是拿自杀对抗运动。黄瑞五一家五口则是被捆绑着跪在地上，用一阵乱棒打死。这样的残杀也是有名目的，纳粹称之为“最后解决”，前苏联称之为“最高方法”，文革虽然没有从上面直接下达过打杀人的指令，但也可以称之为遇罗克所说的“连根拔”。我不知道作者在写下这些暴力情节时，是如何忍受过来的。据她说，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她就常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倍感压抑和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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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曾被狂热参与者称作“红色恐怖”，各个阶段都曾发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但作者指出，1966年早期红卫兵发动的“红八月”，1968年革命委员会治下的“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死亡最多的两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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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迫害完全是有组织的，受到控制的。以上这两个时期都是政权机关相对稳定的时期，发生的暴行都是在政权名义下针对无权的群众。每次大规模残害发生前后，报纸上都有公开的社论表示支持。施害者受到明显的权力指使，受害者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王友琴——为承受历史的人写作”      ·景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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