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后中南海的陪舞制度
香港评论家林保华先生曾回忆说他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于1958年从市区搬进西郊，他发现每到周末傍晚时分，就会有漂亮的女同学在校门口集合，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来自部队文工团，然后来一部游览车把她们载走。听其他同学说，她们是去中南海陪首长跳舞。

除了女大学生外，陪 舞的主要是军队文工团团员。她们的特点是年轻、漂亮，政治上忠诚可靠，便于调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且文化水平不高。

2010年大陆出版的由权延赤编写的《走进周恩来》一书中说，这个打着让中共领导人放松、锻炼身体的“活动”，实则是给中共高官提供了“出轨”的便利条件。

书中描绘了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高层舞会：一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书中还描写中共前领导人高岗在跳舞中“加上了‘按摩’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另据香港《凤凰网》刊登的中共战友歌舞团原作曲家崔维聪的文章，也介绍了1955年元旦参加中南海舞会经历的场面。他们一行人被领进了神秘的春藕斋舞厅，从晚上17点到凌晨4点，不停地演奏了长达10个小时。

大约晚上十点多，周恩来来到舞厅，并马上被陪舞的女舞蹈演员们围住，争相要求与之跳舞。而毛在与陪舞的文工团团员跳累后，就会领一个喜欢的女舞伴到旁边房间“休息”一到一个半小时。

按照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毛泽东的私生活》一书中披露的内容，这种舞会几乎专门是为毛准备的，其利用中南海舞会之便糟蹋的女文工团员数以千计。据说，这些被糟蹋的女文工团员，事后会被秘密送到远离人烟的大山或海岛，以免坏了毛的名声。

网上有帖子曾曝光部分已经公开身份的曾经专门负责陪伴毛跳舞的女伴，除了上述几人外，还有：毕业于延安俄文学校的何理良，16岁由上级指派给毛陪舞；《西游记》中扮演观音的左大玢，1956年13岁首次见毛时被看中，16岁开始，毛每次到长沙都被指定陪舞；空政文工团舞蹈演员陈惠敏，14岁被选中陪毛跳舞；空政文工团刘素媛，18岁被选入宫陪舞：徐宝风，1956年16岁参军，在杭州疗养院指定陪舞，1959年调入中南海专用后宫海政歌舞团……

之前《中时电子报》曾报导，中共元帅彭德怀不好色，当他得知公安部统辖的公安军有个文工团，团员经常去中南海陪舞，其中很多是来自部队文工团的女兵，就大骂主持遴选女兵的萧华、罗瑞卿，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对此提出异议。尽管其后该文工团被迫解散，但这也成为彭德怀在文革被打倒的一个罪状。

---美女陪侍高官起自延安 歌舞团副团长被枪决背后
作者: 林辉


反对陪首长跳舞 南京歌舞团副团长陨命

文革爆发后，所有人都要响应毛的号召“造反”，写大字报成为时髦。李香芝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可以写的，因为觉得歌舞团挑选演员为首长陪舞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与他人联合写了份大字报，内容是：

“我们江苏歌舞团长期以来不务正业，大搞交际舞。为跳交际舞，光做 衣服就花了人民币6万元，买西洋乐器花了10万元。还在江苏饭店举办训练班，每人都要经过考试才能毕业。舞会上的音乐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练功也搞不成，业务提不高，简直把我们歌舞团的女同志当成了舞女。”这说明当时不仅中共中央，地方官员也有同样的癖好。

李香芝还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陪舞后让她们回家不应留睡。不过，考虑到后果，李香芝并未将意见书寄出，而是在家中烧掉了。

然而，即便是这样，她还是被另一个造反派组织诬陷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1968年，李香芝因肝病住院，但还是被关押到南京农学院的“牛棚”里审查，说她是“地主份子”、“假党员”、“反党乱军”、“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任凭她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她甚至还为此绝食。

在被单独关押、殴打并被审查了近2年后，被诬陷为“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李香芝精神出现了问题，时而大哭大笑说些疯话，在大寒天里脱得只剩下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而她的一些疯话，比如说“毛侮辱了她”等，成为被处决的证据。

(1971年4月18日，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李香芝写出一些疯话。除写了一位女演员在陪舞以后发生的一些虚幻故事以外，还说：“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搞我，说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样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听毛主席对我讲：小香，咱们是为党工作，受污辱也没有关系的。并说这确实是工作需要。”

1971年8月2日，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做出批示：“将李犯立即被（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至23日，这位负责人又批示：“同意政法组的意见（处以极刑），望力级（立即）执行。”9月2日，林彪出逃前11天，李香芝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便被仓促拉到江苏省京剧团礼堂参加公判大会，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转自《黑五类忆旧》第八期)

---美女陪侍高官起自延安 歌舞团副团长被枪决背后
作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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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扒皮”和“半夜鸡叫”，都是根据需要制造出来的。具体过程，简单地说，“周扒皮”的制造经过是这样的： 1950 年代初期全军全国范围大扫盲。文盲战士高玉宝表现积极，用画字的方式写自传。 ( 高玉宝早年画的字，后人在他 90 年代开始展示的入党申请书可以看到 ) 被部队推为典型上报。穷苦出身的战士不仅 学文化还能写书，批判旧世界歌颂新世界。为了把这个典型放大，部队派专业人士帮助高玉宝。要体现旧世界之黑暗，地主阶级之罪恶，为了使书更能教育人，就要移花接木、改头换面进行深加工。为了表现真实，书中一切都采用真名真姓真地点，自然发生的“故事”就是真实的。至于坏地主半夜学鸡叫，纯属灵感来袭。郭永江其子女介绍，其父荒草晚年讲过，“半夜鸡叫”是根据民间传说加在周春富身上的。

而为什么只写了周春富“周扒皮”，而没写王春富“王扒皮”，这是因为周春富在高玉宝的家乡土改过程中，被作为恶霸地主批斗死去。高玉宝当时结束在大连流浪生活回乡当上民兵，这是他在日后参军在部队搞的诉苦教育中可以就近找到的“控诉”对象……

我的外曾祖父因此成为“周扒皮” . 这是他的第一出“幸运” . 而第二出“幸运”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开始的阶级斗争中，“周扒皮”成为阶级教育中的反面典型。全国周姓同学都得到一个天然的绰号：“周扒皮” . 第三次“幸运”是在改革开放后成了一切苛刻自私霸道的无良雇主的代名词。这是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绝对没有想到的，也可能是当年的“周扒皮”制造者没有想到的。

---孟令骞：我的曾外祖父周扒皮

图：高玉宝画出了别具一格的入党申请书。后来，他作过这样的解释：“画了8个字，8个字是什么呢？我从心眼里要入党。第一个字‘我’，我会写，第二个‘从’字不会写画个大虫子，‘心’字不会写画了人心，‘眼’字不会写画了个眼睛，‘里’字不会写画吃的那个梨，‘要’字写了个咬。我们家乡人不叫入党，叫鱼党（地方音），见面以后问你鱼党了没有，是这个音，我就画了条鱼。最后是个大树，树上画了一口钟，钟敲起来‘当当当’的声音，不就是‘党’字吗？我是这样想的，这样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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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土改中总结的经验
1947年2月康生与陈伯达又被委派到晋绥地区帮助土改工作。康生蹲点的蔡家崖郝家坡村，已经进行过土改，地主人均土地为近8亩，而贫雇农土地也已经达到近6亩，全村无地户几乎没有了，土地已经几乎平均了。
但康生认为这样不行，因为这种土地的转移太和平，他认为，对于地主“我们不 但要从经济上把他打垮，而且要从政治上打垮他”。他要求重新划分阶级，并对地主挖底财，而最重要的，是要让农民跟地主撕破脸。

为了煽动农民跟地主撕破脸，康生在郝家坡参加完第一次批斗会后，就批评该村对地主太客气了，革命的不彻底。经过连夜对骨干分子进行教育和布置。第二天再开批斗会时，骨干分子就强行把地主们赶到太阳晒不到的角落里。诉苦开始后，农民刘成保说曾遭地主刘荣昌诬陷，还让他磕头，今天他也要让刘荣昌给自己磕头。几个年轻人便连吼带叫把刘荣昌拽到主席台前，强迫他跪在摔碎的瓦渣上给刘成保磕头。

旺保娘诉说因刘荣昌告密，当年旺保爹被作为红军探子遭枪杀，人们开始大喊：“让他偿命！”“打狗日的！剥了他的皮！……”一时间，农民们打刘耳光的，用鞋子抽刘嘴巴的，舀来大粪浇到刘头上的，纷纷闹了起来。妇女们也剥下地主婆身上的衣服，给穿烂衣服的人换上。一时间，男人打地主，女人打地主婆，小孩打“小地主”。就这样，在中共的煽动之下，农民和地主彻底撕破脸了。

而康生准备操作的重划阶级成分就是无中生有再树阶级敌人的过程。其实之前在附近的后木栏杆村已经有了先例，该村也是因土地早已平分，找不出地主，工作队就创造出一个重划成分的办法，就是查三代、查祖坟。结果出身贫穷的村长兼党支书张守万家的祖坟里被发现有三块石碑，就被认定他祖上是地主，撤职、撤党籍之外，还拉出来批斗，就这样该村重划出了4户地主、4户破产地主和4户富农。而被定成恶霸的张守贤、张守进兄弟俩，在批斗会后被当场杀死示众，全家扫地出门。晋绥分局对此做法进行了肯定，也作为经验向康生进行了介绍。

康生还一直强调要挖地主的底财，用分地主隐藏财产的方式再次鼓动农民斗地主。他说：“必须把地主埋在窖子里的土地拿出来，农民是非要底财不可的，农民要底财，我们坚决赞成。农民不要底财，我们要引导农民去要”。“地主总是舍命不舍财的，逼起底财来就要死人”，“地主自杀我们是不怕的”。

康生在郝家坡的撕破脸、重划阶级和挖底财的土改经验对整个晋绥地区乃至整个中共占领区的土改运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晋绥地区也成为此次土改运动中乱打乱杀最为严重的地区。

---张菁：鲜为人知的中共暴力杀人运动——1947年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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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我跳出了杀人事件的圈子，对道县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有所了解后，才认识到道县文革大屠杀的根子其实在土改中。道县文革大屠杀中发生的一切早在土改中一一预演过了。除了烈度稍有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县文革大屠杀就是暴力土改在文革中的升级版，同时因为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而 表现出更加残酷和更为强大的吞噬生命的能量。在这里贫下中农，甚至地主富农，对于 16 年前那场暴力土改的记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杀人模式和理论也是来自那里。此时回过头来再看道县文革杀人期间那些农村理论家们总结的杀人理论真的如雷震耳，原先我对他们有一种不屑一顾的藐视，现在看来，这些搞过土改，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作为的农村干部，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书读得不是很多，但比起我们这些所谓学者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政治运动理解要本质得多，也就深刻得多。三条杀人理论第一条，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杀地富就是民主革命补课；第二条，这是贫下中农起来进行的第二次土改。第三条，贫下中农杀地富是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一二条其实就是一条。第三条有点扯淡，那是为了给杀人行为披一件合法性外衣的说辞而已。

---《血的神话 》——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
作者：谭合成


地痞流氓对地主施残暴酷刑
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 “ 背火背篼 ”( 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 ) 、 “ 抱火柱头 ”( 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 ) 、吊木脑壳 ( 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 ) 、 “ 烧飞机洞 ”( 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 )“ 点天灯 ”( 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 ) 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酷刑。

土改中的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1950 年的土改有没有谣言说的那么恐怖？
转自《历史麻辣烫》


直到后来我跳出了杀人事件的圈子，对道县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有所了解后，才认识到道县文革大屠杀的根子其实在土改中。道县文革大屠杀中发生的一切早在土改中一一预演过了。除了烈度稍有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县文革大屠杀就是暴力土改在文革中的升级版，同时因为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而 表现出更加残酷和更为强大的吞噬生命的能量。在这里贫下中农，甚至地主富农，对于 16 年前那场暴力土改的记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杀人模式和理论也是来自那里。此时回过头来再看道县文革杀人期间那些农村理论家们总结的杀人理论真的如雷震耳，原先我对他们有一种不屑一顾的藐视，现在看来，这些搞过土改，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作为的农村干部，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书读得不是很多，但比起我们这些所谓学者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政治运动理解要本质得多，也就深刻得多。三条杀人理论第一条，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杀地富就是民主革命补课；第二条，这是贫下中农起来进行的第二次土改。第三条，贫下中农杀地富是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一二条其实就是一条。第三条有点扯淡，那是为了给杀人行为披一件合法性外衣的说辞而已。

---《血的神话 》——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
作者：谭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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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那鸡到底叫没叫
《半夜鸡叫》中的地主周春富，是我曾外祖父的真名实姓。在书中，周春富因“残酷剥削”长工而有“周扒皮”绰号，为催大家早点上工，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引起公鸡们打鸣，后遭小玉宝设计痛打，这是其中最生动、最著名的情节。

近年来，有不少作者撰文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 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看，这些细节都与事实相悖。大连地区养鸡 30 年的高级畜牧师房司铎做过研究，他曾给我做过科普，他认为公鸡啼鸣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是成年公鸡，二是必须自然光感刺激。辽宁南部农村锄地一般在小满、芒种至夏至季节进行，日出时间是早上 4 时 28 分。黎明出现在日出前一个小时，亦即早上 3 时 30 多分钟，太阳微弱的辐射光即可对鸡的视觉发生刺激，产生啼鸣条件反射。但这时的光线很弱，人的视觉还不能对物体的细小特征进行识别。所以在半夜三更 ( 即午夜 12 时 ) ，在一片漆黑条件下，更不能从事田间操作了。就算是把长工赶到黑灯瞎火的庄稼地里，也只能是要长工换个地方继续睡觉。

---孟令骞：我的曾外祖父周扒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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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大批人被划入另册。到了“文革”后期，除了原有的“地富反坏右”之外，又有不少人戴着“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等帽子被赶进了“黑帮”队伍，接受群众监督，同时也牵连到了他们的子女。

当时他们的子女不要说与参军、升学、招工这类好事无缘，随着阶级斗争的 调门越喊越高，就连谈婚论嫁这样的人生大事也都成了难题。女孩子的婚姻还好说一些，不惜把自己的条件一再降低，找个好成分的家庭一嫁了事。男孩子可就难办了，家庭成分好的女孩子谁也不愿意嫁过来，就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女孩子也避而远之。

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我的老家山东济宁，有民间媒婆走街串户后想出一条自以为绝妙的主意：换亲。具体运作流程是这样的：先把张家的姑娘介绍给李家，李家的姑娘嫁到王家，再把王家的姑娘转嫁到张家，就这样搞起来新社会的拉郎配，而且还要门当户对。假如你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她就给你介绍一家富农，你爹如果是个老右派，她就给你找一家历史反革命来搭配。其用意很明显，两家半斤八两，谁也不要嫌弃谁。对此，老百姓还给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做“三家帮”或者“三家转”。

这里面还有两条潜规则。第一条是只能有女孩的家庭才能参加“三家帮”，因为你家拿不出女孩去交换，所以别人家不愿白帮你家。第二条是只要换过以后，不论女孩的遭遇如何都不能反悔。一家反悔，另外两家也跟着散伙。这样无形之中还显示出一种“连坐”的约束力。

有需求就有市场。一家成功了，四邻八乡都纷纷效仿，倒也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婚姻问题。最高兴的是那些媒婆们，一天到晚走东家串西家，吃完张家到李家。

---“文革”时期，“黑五类”的子女结个婚有多难
来源：文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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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80年代移民美国，这是她的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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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818 ”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

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更是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 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 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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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的素质教育大纲
我对于“素质教育”这个词儿，一直不甚了解，及至看到一份 1934 年度的《淮安新安小学第六年计划大纲》后，才若有所悟。
《大纲》分四部分：一、经费，二、生活，三、环境，四、口号。其中最吸引我的是第二部分，亦即最有特色的“生活”部分。此部分下列五项“生活目标”：1 、康健的 体魄， 2 、科学的头脑， 3 、艺术的兴趣， 4 、生产的技能， 5 、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事实上，这五项目标犹如一 只木桶的五块木板，构成一个身心健全的人必需的五个方面。

为了保证这五项目标的切实贯彻，大纲又详细制定了“生活的方法”，下分“个人生活”和“团体生活”。前者共 29 项，其中：
一、每天做内体运动一次。
二、每天整洁一次。
三、每天写日记一篇。
四、每天吃开水五大碗和豆浆一大碗。
五、每天大便一次，且有定时。
六、每天看本埠和外埠报各一份。
……
但没有提每天要做多少功课。我看到第五条“每天大便一次”时忍不住笑出来，笑罢又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说完了每天要做的事，接下来是每年要做的事。
七、每年种痘一次。
八、每年洗澡约八十次到一百次。
九、每年和国内外小朋友通信十二封。
……
可以看出，制定者很注意身心的平衡，同时也为了便于操作把每条内容都“数字化”了。

《大纲》在规定了每个学生“每天”、“每年”要做的事之后，进一步扩大到人对环境的认识上。
十五、要认识环境中最易见的动植物各十种以上，并且要观察各一种以上的生长过程及对人类的关系。
十六、要认识每晚容易看见的恒星和行星十二颗以上，并能懂得风云雨露等自然现象的成因和人生的关系。
十七、能欣赏名歌名画和自然风景。
……
我看到第十六条时忽然心生敬意。我到现在还不认识一颗星星。有时到郊外，站在夜晚的星空下，抬头仰望满天星斗，总要靠别人的指点才能分辨哪是北斗星，哪是牵牛星或织女星。

此外还有五条颇具体的要求：
十九、会唱十二首新歌。
二十、会弄一种乐器。
二十三、会制科学玩具及动植矿物标本各十种以上。
二十四、会开留声机、电影机和无线电收音机。
二十五、会摄影和冲洗晒印照片。
……
而最后三条既实在又颇有意味。
廿七、会运用十种以上的普通药品。
廿八、要认识社会生活，并择一种构成社会生活之基本的工人生活，如，种蒲田者、瓦匠、木匠、铁匠……的生活，详细观察，并加记载，为研究社会科学的基础
廿九、要学会游泳和撑船。

此外，在“团体生活”部分，也有一些值得回味的内容，如，“每日轮流做主席和记录”、“每日轮流烧饭和抬水”、“每年长途旅行一次”、“养鸡五对狗两只”、 “捕灭蚊虫、并懂得蚊虫何以为人类大敌”、“征集社会的批判”等。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进了这样一所学校，经过五六年的教育熏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而以上这些内容，无不紧紧扣住开头的五项“生活目标”：康健的体魄、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生产的技能和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目的显然是想通过具体切实而又生动活泼的教育实践，把学生培养成身心健全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

透过这份《大纲》，能看出制定者的良苦用心：试图由此来建构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个人与世界以及人与自然等的关系。而这样的教育

---转自《 难得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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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无聊不无聊”：长春围城，一个金戒指换不到一个饼子的时候，蒋介石命令：大学教师保证每月十二斤黄豆。故此,我外公一家得以存活！


广播找人
1948 年 5 月，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有训先生，一连接到几封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加急电报，而且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要求他尽快回国。迫于无奈，吴有训只好于 10 月打点行装，匆忙登船返国。甫一到京，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让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而两个月前，他已经 在美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故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

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来到吴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元和金圆券放在桌上，着急地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还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让你一定随他飞抵台湾。走时留下了家中电话和住址，且反复叮嘱吴，什么时候想走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 CCP 地下党侦悉这一情况后，急忙和吴接头，并秘密转移至上海，住址保密，且时常更换，并嘱咐他深居简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来人。就这样，在国共两党的炮火声中，吴有训度过了胆战心惊的几个月。

可就在当晚，他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时，听到女播音员正字正腔圆地播送着一则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这则寻人启事一连播送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段播音，一直持续到厦门被攻破为止，而我们知道，厦门被攻破的时间是 1949 年 10 月 17 日，也就是说，这则寻人启事从夏到秋，一直播送了将近 5 个月，共 146 天。

我不知道吴先生当时蜗居在上海，每天听着他效命 22 载的政府败退时的召唤是什么感受，我只知道，我看到这里，内心竟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个政权不管它此前有多少过错，不管它曾在它的百姓面前犯下多少重大的罪孽，但现在它败退了，尽管你可以说这种败退是咎由自取，但无论如何，他在兵败如山、仓皇辞庙之前没有仰仗残余势力自顾自地逃命。它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黄金、权力、美人而外，还有比黄金、权力和美人更值钱的东西，那就是文物和知识分子。文物是死去的知识，知识分子是活着的文物，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而一个政权尽管它的军队，它所仰赖的官僚体系已彻底朽坏，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但它在自顾尚且不暇之时，没有准备将它的知识人和祖先留下的宝贝丢给敌人和瓦砾，而是尽其可能地用飞机、用大炮护送到它的臂力能够保护到的地方，就说明在这个政权的核心价值观里，有某些超越世俗的东西。那就是对文明的敬畏，对人类智慧凝结而成的死的活的文物的虔诚守望，而从本质上讲，守望文明，就是守望高过诸天的上帝赋予人类的属灵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守望和敬畏，才使得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历经无数兵燹祸乱而文脉不断，才使得一个种族的先知用生命和鲜血积淀下来的精神之花，没有彻底死在腐败的政治中，而是像神灯一样照耀着它的子孙。

146 天的电波召唤－－请原谅，我几乎要说它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并没有挽回他对在其治下生活了 53 载的政府的信心。他决定留了下来。新政权立即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位仅在以大声赞颂为能事的郭沫若之下。

“文革”期间，他本人虽未受到冲击，但他的许多科学同道都被圈进牛棚或身陷囹圄。尤其是他 1949 年以前的最重要伙伴叶企孙因“特务案”被捕入狱，更令他倍感伤心。出狱后，叶先生孑然一身，贫病交攻，流落在北京海淀街头。一单位职工因探望叶先生而受到 “专政”，其亲朋好友也因惧怕祸延自身，不敢与其接近。吴有训知道后，偕夫人至海淀街头等候，終於有一天在街角碰见。他紧紧握住老友的手，欲语泪先流，对视良久，他掏出一叠钱塞給叶，然后默默地离开了。只是不知道，在和老伴回去的路上，面对着满街的大喇叭，他有没有想起 20 年前那场持续 146 天的广播？

---狄马：59年前的广播找人

我父亲的大学毕业证书上就是吴有训的签名。

右👉一叶企孙，
右👉三吴有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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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和谈在4月20日最后破裂，仍然在京的“中央各机关”开始紧急疏散。查阅1949年4月21日的《申报》报道，政府职员凡是不愿南迁广州而留在南京的，每人发疏散费金圆券500万元；自动向指定地点疏散，交通工具自找的，发疏散费300万元；愿意随政府南迁的，交通工具统筹办理，发给疏散费30万元。

中研院向 台湾搬迁，从1948年12月起就开始了，几乎与故宫文物从南京迁台同一时间。但是不同的是，故宫文物是死东西，想搬就可以搬，而中研院最大的财富－－院士，都是活生生有思想的人。

对于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国民党固然是全力抢运，但相当一部分的中研院院士，由于对国民党统治的极度失望，不想随院所一起迁往台湾。

就中研院而言，院里14个单位，成建制迁台的只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其余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社会学所，全部留在了内地。至于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湾者9人，占院士总数的11．9％；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院士总数的15％；留在内地迎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

---81位中研院院士留在大陆60人
－－作者：《扬子晚报》记者冯海青

图：1948年9月，于南京北极阁举行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共48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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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潜54岁时与17岁的郭翼青结婚，是程潜的三婚。程潜想要个儿子，结果一口气生了六个女儿。这位程丹大概就是其中之一。


当年看电影《南征北战》，发现不管是张军长还是李军长，在投降之后还是架子不倒，共军对他们的待遇也远高于一般的投降小兵。看来在什么时候都得爬高点才能脱离残酷的压迫。虽然是文艺作品，也反映了当时的人们的认知，特别共产党的认知。另外，只要脑筋活一点，不行就跳船，像程潜那样，也同样可以继续高高在上。


程潜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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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供应也不错
北戴河，这里曾经是中央首长们夏天休假的地方。在这个轻松的环境里，首长们得到了休息，他们的子女则在这片海滩玩耍、成长，留下美好的回忆。

关于吃，各家情况不同。比如我们家，就是自己带上厨师，所以就以自己家做饭为主。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张治中家也自己带厨师，自己做饭。 同时，设立食堂。不带自家厨师的，就去食堂吃。食堂也不错，什么海鲜都有。据我所知，蔡廷锴、蒋光鼐两家就不带自己的厨师，他们吃国务院在北戴河的食堂。在北戴河国务院有好几个食堂，一个聚集区就安排一个食堂。厨师搞不出什么花样时，我们就到食堂吃饭。食堂使用餐券，价格很便宜。

即便是自己买菜做饭，也是到国务院的供应站去购买。国务院有专门服务机构负责一切事宜。比如，我们家里的厨师早上起来买海鲜，就有专门的供应点。

中海滩附近有一家起士林西餐厅，这是一家俄式西餐厅，风格与北京的莫斯科餐厅相近，是大家聚餐的地方。在这里就不能用餐券，得花钱。在起士林西餐厅碰见过罗瑞卿、萧劲光，有时候就由我父亲做东，请客吃饭。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起士林西餐厅有一种冰激凌汽水，好像现在还有，在当时是我们小朋友的最爱。在我的印象里，冰淇淋汽水不太贵，至少是零用钱就能买得起，我还经常去吃！

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只要一放暑假就到北戴河来吃和玩。多数时候是全家一起行动，也有我们孩子先一步，父亲迟几天的时候，不过只要有厨师跟着，不耽误我们吃和玩就行。在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

---程丹：高干子女的海滩生活

程丹的父亲程潜：（1882年—1968年4月5日），字颂云，男，湖南醴陵人，中国军事家、政治家，诗人，同盟会元老，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北伐战争时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抗战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48年时曾参选中华民国副总统，但未成当选。

1949年年中在长沙向共产党投降，同年出席北京全国政协。其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南省人民委员会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8年4月5日病逝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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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江青）就在那时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1970 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 帐，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

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 1973 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五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其中高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到了以后才明白过来。

---“洪常青”回忆：在秦城监狱放风时遇见江青
－－作者：陈徒手

图：林彪 : 《孜孜不倦学毛选》 江青 (署名峻岭)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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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让我们父子俩发疯
1958年，我12岁。这年，我感受到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我们村也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立了人民公社大食堂。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放开肚皮吃，吃得肚皮滚圆。可是，好日子不长，第二年，我们开始饿肚子了。接着，搞起了“大跃进”，我们村也把自己的一些铁锅奉献出来大炼钢铁。尽管大 家没吃没穿，炼钢铁的积极性却很高。

再后来，大家别说炼钢铁了，就是蚊子落在脸上也没有力气赶跑了。大食堂也没了粮食，早散伙了。我时不时地听说谁又饿死了，谁又得水肿病死了。大家各自想办法寻找着能吃的东西充饥，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我当时正是半大小子，需要的粮食自然多。没办法，饱肚要紧，我们结伴挖草根，摘树叶。虽然有人被毒死，有人肠梗阻死，但我想，不管怎么死，总不能等着饿死。我们一些半大小子开始以家为圆心把半径无限地延长到处找吃的。有一天，因为和外村的人争夺树叶而发生斗殴，结果，双方的人都流血见了红。我也不例外，身上挂了彩。

回到家里，父亲帮我简单地包扎后对我说：“你在家里待几天，我出去想办法给你们弄些吃的。”

父亲早出晚归，用网兜去河边给家里弄些吃的，算是勉强保住了全家人的命，没让阎王爷把命拿走。可是，年迈的爷爷身体却开始浮肿起来。父亲在帮爷爷洗脚的时候，按一下爷爷的腿小肚，看见出现一个大大的“窟窿”，除了掉泪，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这天傍晚，父亲回来的时候偷偷地拿出一条三指大的鲢鱼。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弄到的。父亲架起已经几天没有用过的饭锅烧起柴火对我说：“熬几碗汤，每人一碗，鱼让爷爷补身子。”父亲把鱼放进锅里放好水后让我守着烧火，他去看看躺在床上的爷爷。

父亲走后，我想着锅里的鲢鱼直流口水。想着，想着，我终于揭开了锅盖。我把鱼刚从热水里抓出来，父亲的骂声传了过来。我想也没想，抓起鱼边往外跑，边往嘴里送。跑出家门，我被父亲逮住了。此时，鲢鱼头还在我的嘴外，父亲用手掐住我的脖子说：“吐出来！要不，我掐死你！”我两眼翻白，吐出了血淋淋的鱼身。

晚上，父亲没有少我那碗鱼汤。我喝完鱼汤也没说一句话。睡觉的时候，父亲对我说：“饥饿让人发疯。你今天疯了，我也疯了。我希望我们俩能彼此理解，互相原谅。”父亲说的话顿时消去了我对他的怨恨。

---柏兴武：饥饿让我们父子俩发疯


1960 年 7 月 26 日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

中南海北墙外的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 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这名青年女子双手高举着的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去，在接待室给她戴上手拷，做了简单的询问，口供笔录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阳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来北京，有没有单位证明信？
答：没有，但我有工作证，上面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们搜出来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工厂去查对。
问：你的同伙呢？他们在哪里？
答：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
问：你这叫告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答：随你们怎么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问：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 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一 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 1956 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 5 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三十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要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在中南海北门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还在地下打滚。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给她加上脚镣，交北京市公安局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中央办公厅留守人员不敢耽搁，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载有这份“口供笔录”的会议简报，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没有呈送毛泽东主席。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脸吗。自有更“体己”的人拿给他看，并密奏刘少奇批发这份简报是别有用心。 1960 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仍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 1800 万吨钢、 6000 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还不承认了全国出现大饥荒的事实。要不要改变“继续跃进”的政策，毛泽东还在犹豫，这个湖南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之后，毛泽东的健康情况转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职务。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休养思考一个时期。

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服毛泽东，为一百多万在反右倾运动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甄别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还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再不肯退让，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只好在朱老总和毛主席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前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 1960 年 7 月 5 日－ 8 月 10 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确定了“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一脸病容，可怜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正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并再次提议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刘少奇在会议上说： “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度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毛泽东虽然暂时交出了党的主席，但不交军委主席，朱德一提为彭德怀平反，他就摆出一副决裂的架势。因为彭德怀若是平反，恢复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林彪就得交权。失去军权，毛泽东就失去了反攻倒算的资本。毛泽东退居二线，并不是真心认错，是迫于形势不得已，所以留下一句话，三面红旗还得坚持，这就给纠正空想社会主义的路线错误留下了不可超越的困难。

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百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浪迹于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这些新政策一提出来，下面不敢贯彻，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回来犯复辟倒退的错误”。包产到户在刘少奇手里到底没有在全国实现。 1960 年 3 月 30 日到 4 月 8 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会标还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两千名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谈：一不谈粮食征购任务过重；二不谈农村缺粮；三不谈饿死人。只准“畅谈”所在省区的“大好形势”，举手通过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到 1961 年，这是大饥荒的第三年，达到饿死人的最高峰，饿死 1327 万人，各地干部才“豁出去了”搞“包产到户”，到第四年才遏止住饿死人上升的势头，减为 751.8 万人。

“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针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 1964 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 3750 亿斤，比上年增加 350 亿斤，农业开始走出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

---一个发生在60年代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转自《牧雲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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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尽方法丢掉金子
当时中共领导人康生说：“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汉呀，抄了资本家的家，光抄出黄金就是一百二十万两，就是六十吨；白银十二万吨，这还不包括银元。……据说有些红卫兵拿过来一看，不知道这个是美元，就烧掉了一些……成绩是伟大的。”

因为多年兵荒马乱，中国人凡家中有点积蓄的都存些金子，防备动乱年月衣食无着。但在革命小将看来，金子是资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动派的象征。许多人在抄家被抄出金银首饰，因而被活活打死。

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没有金子，可是她母亲有一些金子，母亲误以为子女没有问题，偷偷地将金子藏在了女儿女婿的箱子里，没有告诉他们。何敏不知道箱子里有母亲偷放的金子。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了金子，当场将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个坑埋了。何敏则被送进监狱，判了十年徒刑。在关押了九年半之后，她在狱中悬梁自尽。

命都没有了，要金子何用。一时间人们都闻金丧胆，唯恐因被抄出金银而送命。凡家中有金银首饰的，想尽一切不显眼的方法丢掉了事。最多使用的方法是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里，因为这样做最安全。只有一个例外：天津一对刘姓夫妇乘抄家者还没光顾他们家时，先将金锭、金镯子和金戒指装进一只信封，没封口也没署名，乘夜色投进了邮筒。红卫兵在他们家抄家时没什么收获，他们也庆幸没因黄金惹祸。但十六年后家庭经济拮据，他们想到了当年扔掉的黄金。怀着问问无害的心情去邮局一问，竟发现当年的邮递员张大同取到那个信封后，在邮局的《拾物登记簿》上作了详细记录。该夫妇领回了一笔现款，比将金银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的人不知幸运了多少。

有些四出抄家的红卫兵，特别是仗着老子是高干的干部子弟，借“破四旧”的名义中饱私囊，所以，当时的江苏省公安厅长洪沛霖认为红卫兵“破四旧”就是抢劫。他对副厅长顾亭说：“现在还要偷吗？只要有个红袖套，到人家拿就是了。” 公安部要各省公安厅汇报红卫兵的战果，他却指示说：“趁这个机会，把红卫兵抄家中的问题报上去，叫中央也知道知道。”

其实，下面不报告，中央也知道。当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接见的高干子弟红卫兵，有的裤袋里就装着抄家得来的金条。正如叶剑英元帅所说：“有些青年，特别是中学生，对于经济很有兴趣，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啊！在抄家时，有的把金条装起来了，半导体收音机在他屁股后头挂起来了。那次在天安门开大会时，就（在城楼上）拾到一些金条。”当时他们祗是贪点小便宜，并没有想借此发财。十几年后中共对外开放，港、台商人进入大陆收购文物，他们才发现国宝级文物可以使他们终生享用不尽。中国的国宝大量流失海外，祸始于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抄家运动。

---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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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风气也真好，大人下地可以放心地把孩子留在家里，而且很少看到有人锁门。既无狼和狗，夫妻不吵嘴，孩子不哭闹，没人偷东西，做到了昼不闭户。如果那时候人能吃饱饭，有鸡犬相闻，那就超过了陶渊明的“世外桃源”。
---何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1960年


死一样的沉寂
先说个静字。当时在农村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安静，形容成死一样的沉寂，一点也没夸大。过去学俄文时读《静静的顿河》，觉得用词不当，咆哮的顿河怎么能配上静的形容词？这时一想，用它来形容我们下放的农村倒是更合适些。以前文人常用“夜阑人静”，其实我们这里的白天比过去的夜晚还要静寂 。过去总还有鸡鸣狗叫和小孩哭声吧？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我下放一年，没看到过一只狗，倒是见过几只母鸡，不但不叫，还很快消失了，大概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关系，而且也实在没人管。大牲畜老早就公社化得不见了。但我们那个生产队还养了一头猪，就整日躺在我住的袁大爷房子对面的一个小猪圈里。据说已养活了两年，长得比普通狗还小，瘦的皮包骨头像一条龙，不但不叫，连个哼哼声都没听到过。我问队长袁世银，为什么人都没吃的，还要养这条不死不活的猪？他说，公社规定，各生产队都得养猪，有些队报上去养了好几头，我们一只都没有，上面来查可怎么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我换了几个生产队，都没见到和听说有一个女人生小孩的。两三岁到七八岁的小孩倒还不少，可就是都不哭，也不出来玩，用不着人看。母亲们下地干活，就把他们像东西一样往家里一放，夏天放在凉快点的门洞，冬天放在床上。不用担心他们走失和掉下来，因为他们本来 就不大动弹。他们不但不会出门玩，而且没力气哭，更不说话。只是看见过家里没大人（上工地去了）的五六岁小孩，开饭时拿个大碗或小盆排队领饭，然后就回家再不出来了。全村以至附近一带没听说过有办红白喜事的。结婚的不知道有没有。死人是常有的事，但也是由生产队派人埋掉。自家哪有东西招待客人？总之，那时和那一带的农村（其实城镇也差不多），实在是安静得出奇。晚上更是除了雷电风雨这类自然现象有时发生外，其他什么动静也没有。偶尔也会听到轻声细语的争吵声，多是妻子抱怨丈夫吃饭光顾自己不管孩子。那时的风气也真好，大人下地可以放心地把孩子留在家里，而且很少看到有人锁门。既无狼和狗，也没人偷小孩，没人偷东西，做到了昼不闭户。如果人能吃饱饭，有鸡犬相闻，那就超过了陶渊明的“世外桃源”。

---何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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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闻天说：吃东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外交工作 主要靠政策，不讲吃，吃得再好，要反对你还是要反对。不一定要用茅台，茅台那么贵。闻天是节省惯了的，也是太节约了。我说：这钱也不花在你身上。闻天说：没必要一定要喝茅台啊！菜搞那么多，吃那个海鲜，你觉得很高贵，人家还害怕有河豚呢！外国人吃熊掌这些觉得害怕。这些小事，闻天不管了，让姬鹏飞管，姬鹏飞也不管了，叫礼宾司管。那时我们在东南亚，不在北京。萧扬 [ 张闻天的政治秘书 ] 在北京，给我们写信说，总理讲了，没有茅台，我出钱。

闻天对外援也有意见。说，人家上层一变，对这个国家援助的影响就完了，实际收获不大。

---何方：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


这是周恩来揽权的手段。通过具体的事物处理，把人和事聚集到自己手里。


对于总理夜里办公，他（张闻天）并不佩服。他说，难道晚上不睡觉才有效率吗？为什么白天不工作，要晚上干？周总理是要适应毛主席（刘少奇也是如此）。白天睡了，晚上当然熬夜；晚上睡了，不是就可以在白天工作了吗？各个部门都是白天工作，白天请示汇报，事情运转得快；晚上工作，许多部门都关门下班 了，你一个人工作，找人要把人喊醒。

总理不兼部长，陈老总当部长了，就到我们家来征求闻天的意见，，闻天提了些意见，说：总理过去管得宽了，小事抓得紧了，大事丢掉了，对外交方面比较重要的问题找他批，要排队。他每天早上起来，那些有分工的秘书，管外贸的、管文化的，都排队等着总理批文件。负责我们那一摊的是陈浩。我们催陈浩，她说没办法，排不上。总理晚上不睡觉，我们吃中饭了，他才起来。人家笑说他从坐在马桶上起，就开始办公，大家这时也就到厕所里去排队了。我说这不是玩笑，是真的。闻天同志也来过一次。那次要批的是我管的事情，所以我跟着。闻天同志不排队，叫我到厕所里去排队。有一次我看见廖承志他们在排队，他问我为什么不排。我说我是来开党组会的，党组会都要找总理一起开。还看见周扬、雷任民、范长江他们，一排一排地坐着。我说：你们坐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排队嘛！雷任民在背后就跟我发牢骚说：我忙得要死，一个钟头还没轮到我，他不批我又不能走，我们得等他起床，吃饭。

---何方：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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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销毁的资料真不少。有句话说，历史上中共发生的一些死无对证的事，或是某历史人物离奇死亡却找不到凶手，那么这些事件的背后一定有周恩来影子。周恩来死后，邓颖超又销毁了所有与周恩来有关却不利于周的资料。这对夫妻真的是沽名钓誉，坏事做绝还想留下个好名声。


周总理审阅后，发现1961年报表中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那将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他当即决定，把这四份材料全部销毁，随后又质问这到底是何原因。国栋同志说，“是妇女由于食物中缺少蛋白质，导致子宫下垂，暂时失掉了生育能力，”
总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周伯萍的另一位子女是笔者夫妇的大学同学。2008年我们回国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周老先生让这位同学将两本个人回忆录亲笔签了名郑重赠送给我们，其中一本《粮食部12年纪事》由他的儿子编辑，标明“蓝天印务商社”2008年出版，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印刷厂印刷，没有书号，没有定价，也没有印数，显然是只在 亲友间流传的私人印刷品。全书52节，其中第46节“编制‘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即讲了这份被周恩来严令销毁的人口和粮食统计表。

所以在此原文照录如下，以飨历史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

从1961年开始，由国务院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食外，又增加了很多列入国务院开支的专项用粮，情况非常复杂。当时粮食部长沙千里同志已调拨不动粮食，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也无能为力。为此，周总理只得亲自与各有关省、区的一把手逐一商定解决。周总理因而设计了一张与历来的表格式样完全不同的“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每省一张。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区间粮食调拨和国务院粮食收支的情况。

“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设计完成后，周总理嘱咐陈国栋同志立即组成一个三人小组，并决定由陈国栋同志任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同志和我为小组成员，立即编制一份当年的“粮食调拨计划表”，由国栋同志三天内直接送交总理审定。

总理还决定，“三人小组”的办公地址设在过去供苏联专家办公、居住的“友谊宾馆”的一所住宅。这所住宅三个卧室兼办公室，一个客厅，条件很好。

总理还嘱咐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调拨了一台带排字、印刷设备的打字机供我们使用。

经国栋同志批准，我带了粮食部政策研究室最年轻、体格强健的干部张金声同志当助手，制表工作主要由他承办，我最后核定。我们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份“全国粮食调拨计划表”，印出四份，交国栋同志面交总理和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审阅。

总理审阅后，发现报表中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他认为这张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我国饿死了3000万人，那将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将对我国进行疯狂诬蔑；不明真相的人们也将敌视我们。总理当即决定，把这四份材料全部销毁，并嘱咐徐明同志立即执行。

总理随后又质问国栋同志这到底是何原因。国栋同志说，“据我的调查，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妇女由于食物中缺少蛋白质，导致子宫下垂，全身浮肿，暂时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数增加。这段困难时期过去后，情况即将逐渐正常。”

总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不过你们粮食部不能盲目乐观，粗心大意。如发现新情况，务必立即向我报告。”国栋同志表示，一定坚决照办。

---华新民：关于大饥荒时期人口变动的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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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饥荒，这11本书记录下了历史
1 、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
2 、依娃《寻找大饥荒幸存者》
3 、乔培华《信阳事件》
4 、张向持《圣殿： 1959-1961 信阳大饥荒沉思录》
5 、曹树基《大饥荒： 1959 － 1961 年的中国人口》
6 、杨继绳《墓碑》
7 、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
8 、宋永毅、丁抒编《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
9 、童梓平、吴阿宁《大劫难： 1959 － 1962 年四川荥经大饥荒纪实》
10 、牛犇《大饥荒口述实录》
11 、冯客《大饥荒》

---转自《中华密闻》


牛俊香：吃人肉，这是我们生产队的，我吓得再没有去过那家。那家有一个老汉，老汉五十多岁，孙子也就是个四、五岁的样子。儿子、媳妇能跑动的都出门要饭去了，逃活命去了，一老一少走不动的留在家里，没有吃的，没有办法。娃娃饿的成天哭，要吃的，爷爷也给不上。爷爷自己也饿的两股子黄眼泪，老人的 眼泪都是黄的，看着让人恶心。听娃哭老人也心烦，也没办法。老人都疼娃得很，如果有吃的，都叫娃吃上。那怕自己不吃。老汉饿慌了，躺在炕上不得动弹了，就打这孙娃子的注意，屋里再没有啥吃的。爷爷硬起来，抱了些柴，烧了些水。咱甘肃有些地方那锅头不是在炕边上哩，爷就问娃哩：“娃，水煎(开)了没有？给爷看看。”娃饿得皮包骨头的，还乖得很，可能他妈出门给他交待的，听爷的话。娃想出去玩也跑不动了，就成天和他爷在炕上睡着哩。娃鼓劲翻起来看了看锅，就给他爷说：“爷，煎了，我看着煎了。”爷爷又说：“没煎，你哄爷哩，你再给咱看清楚。”娃往锅边边子爬近了些，给他爷说：“煎了，真的煎了，我不哄你。”他爷又说：“没有，你凑近些，再看看。”娃一凑近，爷把娃一把就掀进锅里去了，娃还穿着衣服哩，还叫唤了两声。声也不大，饿得叫不动，又害怕，没力气叫。煮熟了，他爷就把他孙娃子吃了。

依娃：这个老汉的名字你记得吗？

牛：记不得，我记不得。

依：这是哪一年？

牛：五九年，我走前的最后一年，就在我们村上。

依：最后这事情咋让人知道了，有没有人来调查？

牛：没有没有，没有人管。是他孙子人再见不着了，找不到了。老汉眼睛红得很，像火苗子一样，看着让人害怕得很。人就判断出来了，就逼问哩，一问他就给人家交待了，经过就给人家交待了。原来是他爷把他孙子吃了，烧开水煮着吃了。他吃了人肉，眼睛是红的了。那时候社会乱得很，谁法办谁哩？谁也不管谁，人吃人，正常得很，吃死人的办法多，埋了吃，不埋了吃。吃活人的少，我们这个村子里的老汉是吃活人。那时把人饿疯了，成了狼了。
我们家是独庄子，这个老汉住在我们家下面，拐弯的地方，老汉饿的不是个人了。

---依娃:我一辈子记得那个晚上
（受访人：牛俊香，女，60岁，陕西省富平县流曲乡东川大队人。
逃荒前为：甘肃省秦安县人王家村人
时间：2012年8月20日 录音长度：5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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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家庭生活琐事
林彪的作息时间没有规律，他一般喜欢晚上办公。我们工作人员 2 小时轮流值班。林彪每天的食谱菜品是根据后勤总医院的教授定的，医生每周为林彪检查一次身体，教授再根据他的身体状况、营养需要、个人爱好而定菜谱。林彪的正餐比较简单，一般是二菜一汤，基本上每餐一个狮子头肉圆， 一盘抽了骨头的鱼，半碗小白菜汤。

林彪一家不在一起吃饭，除非过节日、贺生日才在一起吃饭。他家各人喜好不同，叶群每天离不开东北水饺，林立衡随便一点，林立果最爱吃北京烤鸭，又喜欢吃蜜桔，他的吃法也与众不同，他把桔子皮剥开，撕下一瓣放在嘴边，将桔汁轻轻吮吸后便将渣子扔掉。他的这种“高雅”吃法，是生活在特殊圈子里养成的习惯。

林立果的小名叫“老虎”，是家里的“小皇帝”，长期养尊处优，养成了威风八面、趾高气扬的气派，虽然他经常亲热地喊我“刘叔叔”，但我还是敬而远之，生怕得罪了他。

林彪家里来往最多的要算吴法宪，每个月至少 10 次左右，只要林立果看见，他就会大喊：“吴胖子，我俩摔一跤哟。”吴法宪赶忙拱手回道：“不敢，不敢！”还未等吴法宪回过神来，林立果一连环腿扫去，摔得吴法宪仰面朝天，哭笑不得。但还得忍气吞声地称赞：“小虎子真聪明，力气真大。”

林彪由于身体多病，一贯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室内温度我给他一般调在摄氏 20 度。一次，我到他房间里检查温度表，看见一个女管理员在给他补被子，这是一床褪了色的军用毯子。上面补了不少补丁，掀开里面一看，尽是补丁叠补丁，我数了一下，有大大小小的 48 个补丁。管理员说：“首长说这是打平型关战役时，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来的，烂得不能再补了也不能丢。”

林彪的个人爱好不多，有空时看一看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及一些外国的军事著作，偶尔也听听京剧选段。叶群最喜欢看电影，大多是美国进口的片子，屏幕赤裸的镜头让人看得脸红心跳。林彪虽是行伍出身，但不喜欢看战斗片子，一看到战争场面，就头晕、手脚抽筋。不论是什么好看的片子，他看不过一个小时。林彪一走，我们内勤人员也呼拥着一起走了，但叶群要坚持看到最后。

---内勤警卫回忆：我在林彪身边的日子
转自《精典悅讀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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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一旦被红卫兵发现，那可是一桩大罪，会出人命的。我家曾有吴佩孚当年手书的“精忠报国”条幅，文革时就偷偷地烧了，哪里敢留？


今天讲一位特殊的父亲－－金庸父亲的故事。
金庸的父亲查树勋（又有作查枢卿 、查懋忠），是 1951 年 4 月 26 日作为反动地主被枪毙的。行刑的场地，就是他自己兴办的小学的操场。

查树勋先生是不是地主呢？是地主。
众所周知，他的家族，是浙江海宁当地的名门望族，祠堂上还挂着康熙皇帝亲笔写的对 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到金庸出生的时候，家里据说已经没落了，但还是有 3600 多亩土地， 100 多户佃农。金庸弟弟的回忆里说，家里的宅子是五进的大院，有 90 多间房子，有大花园，在镇上还有钱庄、米行和酱园店。

但金庸的父亲还不是个普通的土地主，而是受过那个时代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

查树勋生于 1897 年，是当时著名的教会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的毕业生。

因为现在没有这所学校了，大家可能不了解。震旦大学和后来的复旦大学渊源很深的。后来马相伯先生办复旦大学，意思就是要“复兴震旦”。

建国后，震旦大学被肢解了，院系被分散并入复旦、交大、同济等学校。

其实，不但父亲是个高材生，金庸的两位伯父也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的二伯是当时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大伯是清朝的秀才。

在当时的落后的中国，查树勋是典型的精英，中西结合的人物。据称他曾鼓励金庸说，你表哥徐志摩读剑桥，你以后也要上剑桥。

有一年圣诞节，他送给小金庸的礼物是狄更斯的一本小说，叫做《圣诞颂歌》，内容是讲一个冷酷的守财奴，受到了精灵的启发，变成了一个善良的人。这本书对金庸的性情、人格影响很大。

想想看吧，一个出生于 19 世纪的中国的父亲，给孩子过圣诞节，送礼居然能送出狄更斯的小说来，还不是《双城记》《雾都孤儿》这样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而是到今天大家都不太熟悉的《圣诞颂歌》。

你能看得出这个父亲的视野和文化品位。到今天，我们很多父亲都送不出这样的礼物来吧。

查树勋在乡里办了不少好事。在我翻找的有限资料里，没有发现恶行，而是有不少赡赈、办学之类的义举。

比如他晚年花大力气办“义庄”，出力周济宗亲，兴办教育。他给金庸送书，让儿子不要做冷酷的守财奴，他自己似乎也在努力做些善事。

根据《文史月刊》赖晨文章介绍，查家把 1000 亩水田充当本族“义田”，请地方官把这些田另立了户名，登记注册。

这些义田是上好的良田，旱涝保收的。扣除赋税和损耗后，一般每年可收租谷 3500 石，变卖后按月周济族人。每到秋收，查树勋会视年成的好坏，给佃农减租或免租。

查树勋热心办学校，从义庄拿出了一笔钱，兴办了龙头阁小学，孩子们均免费入学。让人感慨的是，他后来就是在这所小学的操场上被枪毙的。

当时他们镇的金竺庄上有一个穷秀才，叫杨良丰，儿子杨德举考上了震旦大学，杨良丰太过激动，发病死了。由于家里太穷，只能用破箱子改了棺材，遗体停在房里。

查树勋听说之后，带着管家前往，重新给杨秀才置办了棺木，从查氏的田地里划了一块作墓地，从义庄出钱安葬了杨秀才。之后又资助了杨德举的学费。杨德举毕业后曾在南京银行任职，后来又任四川凉州行署专员。

变故发生在上世纪 50 年代。

当时“镇反”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搞“杀、关、管”。镇反人员组织村里人揭发查树勋的罪行，但他一贯为人很好，周济乡里，受到尊敬，没有人揭发他。最后，邻村有一个残匪出来揭发他窝藏枪支。

最终给他罗织的罪名是四个：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造谣破坏，决定以不法地主罪，予以枪决。

“抗粮”是怎么来的呢？目前看到最详细的解释，是 1948 年解放前，当地受了灾，国民党政府又要抓粮，催征催收。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农协会组织“抗粮会”，不给地主交租。查树勋是地主，当然也成了“抗粮”的对象。

很快，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收公粮，查树勋的粮在佃户手上，自己的义庄便少交了。所以说他“抗粮”根本是个错误。后来 80 年代纠正了。其它的几项罪名也都是不实的。

1951 年 4 月 26 日，查树勋被枪决。当天，不换衣服，不赏酒饭，绑到龙头阁小学操场， 4 人一批，立即枪毙。人被处死后，妻子顾秀英才知道消息，赶来时丈夫已横尸操场边。妻儿们把遗体拉回家，连夜掩埋，不敢留坟头。

后来几十年间，顾秀英一直多方奔走申诉，称丈夫无辜。

金庸当时正在香港《大公报》上班，听到消息，悲痛万分，哭了好几天。很多年后，他在自传散文《月云》里回忆了这件事：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

“宜官”就是金庸的小名。

30 年后，金庸的父亲得到了平反昭雪。

1981 年，邓小平有了那一个著名的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很快地， 7 月 18 日，他接见了金庸，地点是在大会堂福建厅。交谈中，他提起了金庸父亲的事，表达了歉意，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最后说一句，金庸的小说里，主人公的父亲总是缺位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找爸爸。大家可以去读熊太行的相关文章。

杨过找爸爸，乔峰找爸爸，段誉找爸爸，虚竹找爸爸，石破天找爸爸，张无忌找义父。所有人都在找爸爸。

在写这些小说的时间里，父亲当年送给他的那本《圣诞颂歌》，他一直带在身旁。

---六神磊磊：金庸小说为什么永远在“找爸爸”？

——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作家查良镛（金庸）
金庸见到共产党杀父仇人，点头哈腰，毕恭毕敬。金庸自废了武功，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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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对租界趋之若鹜
首先讲讲中国人入住租界的历史由来。起初，清政府为了不滋生事端，在《上海租地章程》里明文规定：不准英国人在租界内把房子租给中国人（换言之：不准中国人入住租界）。
后来，小刀会暴动，上海人民不顾一切、涌进租界躲避战火，使租界人口暴涨了几十倍。英国商人看到了商机， 他们搭起“经济适用房”、出租给躲避内战战火的中国人牟利。

缺口一旦打开，中国人开始向租界蜂拥而进。举例说说天津英租界，这个地块在未开辟之前，仅仅住有十几个中国人，人烟荒凉。租界建立后，由于司法清明、治安良好、远离内战、没有匪患等原因，大量中国人涌进来居住。到 1938 年，天津英租界已有人口 76815 人，其中中国人 72087 人，占总人口的 94 ％！以上史料，出自《天津通志：租界志》

不但如此，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多少富人、官僚、明星、革命家拼了老命往租界挤。例如， 1923 年，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竟然宣布：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天津英国租界办公！堂堂一个大国，连它的中央政府，都要往租界挤，这是什么笑话？这不是什么笑话，这是真实的历史，是出自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真实历史。

连著名的“民族脊梁”鲁迅，也长期住在上海（日本）租界里面，而且他还说过“租界好”的话。 1933 年 1 月 26 日，鲁迅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诗：“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鲁迅这个自白，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版《鲁迅全集》第 16 卷第 356 页。

正如前文“小刀会起义”案例，中国人民喜欢往租界挤，还有躲避内战的因素。例如老天津卫的知名企业家刘锡三。刘锡三本来在华界办草帽厂，可是遇上民国初年无休止的内战，根本无法安心做生意，刘锡三无奈之下，将工厂迁到了天津法租界之内，才有了和平的经商环境，企业才因此而做大。

刘锡三在天津法租界开办的“盛锡福帽厂”，由于经营得当，竟然打败了当时风靡中国的日本草帽、将日本草帽生生逐出了中国市场。刘锡三的案例，出处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31 辑》第 181 页，张鹏程的回忆文章《驰名中外的天津盛锡福帽厂》。

再举一个例子： 1932 年，红军杀入福建省漳州县。在此前听到风声的厦门人民，已经有好几千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红军实际杀入漳州之后，又有 25000 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这个史料，出自厦门市政协编写的《厦门文史资料第 16 辑》第 146 页。

---冯学荣：租界的真相


许多租界是中方自愿划割的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个租界，是上海租界。关于它的来历“一定是英国军队拿着枪逼迫大清国划割的”吗？真相并非如此。
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了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但是并没有答应给英国人在上海划一个租界。其实，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英国人杂处、滋事、影 响自己的乌纱帽，于是他自愿把上海县黄浦江的河滩上一块不毛之地、划给英国人当租界。

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 1845 年，当时，英国军队早就从大清国的土地上撤光很久了，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谈判并签约的，是英国领事“巴富尔”，一个文官，不是武官，更没有英国军队参与谈判。

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这样的文字：“……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这段文字是一个重要信号：道光皇帝要求宫慕久在安排英国人入住上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闹出什么问题来，要“永久相安”。怎么样才能“永久相安”？那就只有划租界了：把英国人和中国人隔开来、互不往来，这样才能“永久相安”。这里，划租界的动机交待的很清楚：并非出于英国军队的胁迫，而是出于皇帝老板要求“永久相安”的政治压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份《上海租地章程》。

不但上海租界是自愿划割的，旧中国二十七个外国租界，自愿划割的还有的是。

事情的根本真相在于：划租界并非出于被迫，而是清政府根本不想管洋人，让洋人自己管洋人，是清政府最愿意的事。况且出租地块又有地租可收，所以清政府并不感觉是多大的事儿。

---冯学荣：租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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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频繁滥用酷刑其中包括儿童与孕妇
使他吃惊的第一个发现是，大跃进时频繁滥用酷刑，而受刑对像不光有成年人，也有儿童、妇女、更有孕妇。他说：“档案局有非常详细的报告，谁为什么原因被打死，使用哪些酷刑。例如，在广东，孩子们被捆绑后推下水塘，一个 12 岁的小男孩被关进一个吊起的笼子。 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一个个例，但当我在其它档案馆（调查时），暴力（的记载）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异常程度的酷刑和政治高压。”

这个意外的发现促使他在之后的 4 年，走遍全中国，查询了广东、甘肃、山东等数十个市、县和北京的档案局。他说，档案史料中记载的大饥荒，许多地方更像波尔布特的柬埔寨死亡营，而不是张艺谋的电影《活着》。

冯客表示，他至今还在用饥荒一词来描述这段历史，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程度的灾难？当人们提起波尔布特时，会想起群体灭绝？柬埔寨有 8 百万人，估计有 170 万～ 250 万人，在赤棉时期死亡，少数被杀，而多数是被劳动至死或饿死。在研究中，他发现安徽阜阳有 8 百万人，与柬埔寨人口相同，当地的历史学家，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大饥荒时的情况，资料显示有 240 万人死于非命。而中国在 1958 至 1962 年期间，死亡人数是赤棉的 20 倍以上。

档案馆有很多具体资料，多数来自于公安部，也有来自于统计局与省、县 62 ～ 64 年的调查报告，通过这些资料，冯客估计“大饥荒”时代，中国至少有 4,500 万人死于非命。其中 6 ～ 8% 死于暴力，超过比波尔布特统治时的死亡总数。

在四年的研究中，冯客花了 6 个月在档案局阅读史料。对于大跃进中滥用酷刑，冯客表示：“一开始，我很难看到缘由，但慢慢明朗化”。因为人民公社建立后，人们失去了一切，房子、生活、耕牛、工具、包括几年前刚刚分到的土地，所以耕农没有任何动力劳动。大饥荒开始后，种植的粮食，也不属于耕者所有，要全部上交。为了生存，在甘肃和广东等地，出现了袭击和抢烧粮库的事件。他举例， 1961 年 1 月底在广东的一次粮库袭击后，农民将粮食烧掉并留下了愤怒的字迹：粮食不是我们的，所以不如烧掉它。因此执行党的政策，就需要使用更多的暴力强迫饥饿的农夫劳动。

---冯客教授谈“中国大饥荒” 三个惊人的发现
作者：一滴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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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密了三十年的通海大地震
我是 1970 年通海 7.8 级大地震的亲历者。我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调查记忆中的那场大地震，想方设法收集有关图片和史料，走遍了当年的地震灾区，采访了许多当事人。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将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列入国家机密范畴，这个规定直到 2005 年才废止。也就 是在这一年，我翻开云南省档案馆所藏 1970 年 6 月 15 日《地震受灾情况统计表》，看到如下数据：总死亡数： 15621 人；死绝户数： 836 户；重伤人数： 5648 人；房屋全倒数： 166117 间；遗下孤老孤儿数： 261 人。这份统计材料在当时和后来的三十余年间，作为 “ 绝密 ” 材料封存在档案馆中，一直没有正式向社会公开过。

地震发生后，中央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人民则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当时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 “ 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 因此，《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是大批量的，一车一车地不断运来。同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是铺天盖地寄来。当时，通海有 16 万人，仅慰问信就收到了 143000 多封，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封。那时的灾区人民认为只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所以除了 “ 红宝书 ” 和慰问信之外的其他东西几乎不收。这样一来，这场大地震的灾情不仅被遮蔽，而且完全拒绝了国际援助，甚至堵住了内援。

---南方周末: 被保密了三十年的通海大地震

图1：在地震废墟面前忆苦思甜
图2-3：从全国各地寄来了十几万封慰问信，大量的毛泽东选集、 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
图4：灾区人民手举红宝书高呼抗震救灾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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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彩和《收租院》的故事，是四川当局的一些人，当年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倚仗强权凭空捏造出来的。
由于害怕民众揭露他们的谎言，尤其是居住在刘文彩庄园周边民安村的民众。他们知道的真相最多，而且最容易接近来庄园接受“教肓”的参观者。于是这些人就成了编造刘文彩谎言最早的受害者。
1960年春 ，当局首先将刘文彩庄园周边的民众从原籍发配到一个叫八管区的地方。由于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些不幸的无辜者许多就死在了那里。

1964年，当局发现多起本地民众向来庄园受“教育”的外地人揭露他们的弥天大谎，于是再次施用发配他乡的手段来制造恐怖，把民众打压下去。

这些人被发配到外乡，又不作安置，他们只好去住破败的茅棚、窝棚，里面腐臭难当，没有床，更没有家具。茅棚矮得腰都直不起。这些被发配的人在新的地方被歧视、被修理，还克扣工分、克扣口粮，简直把人往死路上赶。

在编造刘文彩故事的整个过程中，主管当局都把庄园周边的民安村作为重点打压对象，迫害对象，那里的民众伤亡惨重。可当局却这择宣传：“在那乌云滚滚的旧中国，刘文彩利用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过着骄奢淫逸腐朽糜烂的寄生生活。而民安村的贫苦农民，长期忍饥挨饿，生活痛苦不堪，生死宰割都操纵在地主阶级的手里。民安村正是旧社会千村万户的缩影。”（《序馆文字说明》十五，金杯美酒千人血    饥寒交迫万户仇）

在全国铺天盖地宣传的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故亊，从1958年10月组建专业班子到1964年10月第二次大规模发配本地民众，已过了整整6个年头。在这6年中，编的刘文彩故事一个比一个荒唐，一个比一个下流，一个比一个血腥。有了这6年的“战果”铺垫，1964年10月，当局又肆无忌惮地进入编造刘文彩《收租院》的阶段。

---刘小飞：《收租院》是怎样编造出来的
(作者刘小飞系刘文彩的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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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仅仅是因为在山区，是当地的官员还没有像安徽、四川、河南那样疯狂罢了。


大饥荒，饿不死厨子，饿不死干部：
特供，由公安部八局五处-食品保卫处负责
正国级，每位鲜肉吃多少供多少，
副国级，每位每月再供应鲜肉 30 斤，
正副部长，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 4 斤，
正副司局长，每位每月再供鲜肉 2 斤，
行政13级以下、17级以上的，每位每月再供黄豆 2 斤
剩下的肉出口苏联、


北京城墙谁让拆的？
从 1953 年到 1958 年，所有的古建拆除工程，都是我主持的。也是我跟我助手一块考察的。 1958 年外城的城墙和城门就全拆光了。内城呢，南面的城墙，城门，大部分都拆除了。拆除过程中，我和我的助手们逐项进行了结构考察。

“文革”期间，内城的三面城墙，西面、北面、东面，还有西 直门的整个城门和安定门的城楼，这几项，都是由工程兵拆的。

牌楼和门楼，是在 1956 年就拆完了，稀里哗啦满大街的牌楼，很快就拆完了。重点是 1954 年，这一年，定了。这些工程都是我主持的，也都是我考察的。

关于古桥方面，我一共拆除了 100 多座。我和我的助手，每一座都做了结构考察。什么叫结构考察？你不拆，它整个的内部构造你不知道。考察的就是内部构造。中国的古代桥梁，它不光看外表，你得看内瓤是个什么样的。

还有埋于地下的古桥。市政工程施工期间，发现了 70 多座，实际上还多。反正我考察了 70 多座埋于地下的古桥和古桥遗址。

你说，城楼是我修的，又让我拆。能不难受吗？这个古城门修得相当好，我每一次拆的时候，单士元老先生，臧尔庄老先生，都要去看。刘振军教授，已经调到南方去了，他还派他的助教到北京来看。我在制订，拆除方案的时候，一边掉着眼泪做啊。我在拆的时候，我真不忍心看。那单士元老先生到阜成门去了，他说，我来向城楼告别来了。顿时向城楼鞠了三个躬，扭头走了，再一句话没说。

你说这老同志对它多深的感情。谁让拆的呢？是刘少奇让拆的。修是谁让修的？是周恩来让修的。后来彭真同志去找毛泽东主席去了，毛泽东说，这是政府的工作，归少奇管，你找他去吧。所以这件事，就听刘少奇一句话，全拆。北京市城墙、城门，一扫光，就是刘少奇的事儿。

这些事儿，现在知道这些事儿的人不多。这是我们局长传达彭真同志讲话时说的。

---孔庆普：北京城墙是我拆的
（孔庆普先生在北京市政局工作了 48 年，开始是修复古建，没过几年却要亲手把自己参与维修的古建拆除，一边掉着眼泪一边制订拆除方案的时候，同时也记录下了所有亲手拆除的古老城墙、城楼、桥梁的建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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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特需”万无一失
“特需”又称“特供”。机构正式名曰：“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 34 号，对外通称： 34 号。从不叫全名。它的前身是原公安部八局五处－－食品保卫处。早在我党建政之初，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及其战友们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安部曾设食品专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应站。这 个“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起初是处级单位，下设四科一室，并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进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

“特需”主要“特”在三个方面：第一安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其二高质量、高水准，第三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特需供应无小事。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 9 位同志先后荣获毛主席接见。

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有所差异，除享有“一级勤务”的首长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逐级逊色。如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简称四副双高）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 1 斤，每月供给鸡蛋 6 斤，白糖 2 斤，甲级香烟 2 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 4 斤，鸡蛋 3 斤，白糖 2 斤、甲级香烟 2 条，鲜菜、果蔬不等。

正副司局长一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 2 斤、鸡蛋 2 斤、白糖 1 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

除在中央、人大、政协、国务院之外，而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凡是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 4 斤、鸡蛋 3 斤、白糖 2 斤，甲级香烟 2 条。

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的（当时干部划分为 25 个行政层级，十三级以上属“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 2 斤、鸡蛋 2 斤、白糖 2 斤，甲级香烟一条。

行政十三级以下、十七级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低标准供应之外，每位每月仅能得到 2 斤黄豆、 1 斤白糖的额外“关照”。群众诙谐地称呼这个档次的是“糖豆儿干部”。

除此之外，还有“军特需”、“国宴特需”、“两会特需”、“外国专家特需”……不一而足。虽皆属“特供”范围，但规格不一，标准各异。这里仅以体育运动员为例（与外国不一样，我们是“举国体制”，体育经费皆由国家拨），对即将参加国际比赛（注：困难时期在京仅举办一次国际赛事即 26 届乒乓球赛）在京集训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每人每天供给鲜肉 2 两半。

凡是达到国家“运动健将”一级水平的，在京比赛期间，每位每天供应鲜肉 4 两（据考：当时享有这一待遇者仅两位：陈镜开（举重）、穆祥雄（游泳））。

对即将参加全国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在京集训和比赛期间，每人每天供给鲜肉 1 两半。

“侨汇供应”：困难时期为尽可能多赚外汇，充实国库，党中央决定“对在大陆的侨眷实行商品供应优惠政策”。凡是从境外汇入的外币，折合成人民币超过 100 元的，可凭“侨汇券”增加供应粮食 6 公斤（大米、面粉和豆类各占 1/3 ）、食油 1 公斤（花生油、豆油二者选一）、白糖 2 斤，鲜肉 2 斤（猪牛羊肉任择其一），此外还有棉布 10 尺。

---大饥荒之北京‘严打’一天抓7万人
转自《老衲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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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荒婚姻
由于贫困，加上历史上有溺杀女婴的陋习，老家曾经特别多光棍。但在那个饥荒的年代，竟然有很多光棍娶上了老婆!——这是“乘人之危”，还是“救人一命”?山人至今还没弄清。但就凭这一点，我敢妄言自己家乡是全国的轻灾区。

我们县最早接纳逃荒女，是在1957年冬天和1958年春夏。那一年春节刚过，学 校还没开学，小伙伴告诉我，去D叔家“看新娘”! D叔是我堂叔，他的父亲是我爷爷的四弟。当时年近三十岁，尚未娶妻。我们到了D叔家，果然见D叔带回一个操着浓重的外地口音的小姑娘。后来知道，小姑娘跟我同龄，也属狗。她还不到结婚年龄(几年后才与D叔完婚)，但四叔公已经让我们叫她“婶子”了。

没过多久，“婶子”的父母亲都来了，说是从浙江省龙游县逃荒来的，不逃走就会饿死。那一年，我的舅舅三十六岁，也还是王老五。“婶子”的母亲很热心，马上回浙江，把她的表妹带来，成了我的舅母。我的舅母那一年才十九岁，高中毕业。开学后，我突然发现，小镇的街上多了许多陌生女人，她们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他们都是从浙江逃荒来的。各村都有光棍娶上了浙江女。当时还处于“高级社”阶段，多数合作社对浙江女都挺关照，跟当地人一样分给口粮——那时农村还不大讲“户口”。

我们县接纳第二拨逃荒女，是在大跃进之后，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

那些天，每天都能看到许多操着外地口音的人群，从闽东方向往我们县流动，其中女性占绝大多数。不用说，那不是走亲戚，都是逃荒者。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们见到凉亭的条板上坐着几位愁眉不展的女人，其中一人的怀里还躺着一个昏迷的女孩。那女孩看上去约十来岁，面黄肌瘦。见我们那么多人在这里开饭，其中一位妇女开口了：“这小妹饿昏了，你们能不能行行好，给她喝点菜汤?”山里人大都心地善良，很快就有人将菜汤送到陌生女人手中，几勺子汤灌下去，那女孩就能张开眼睛了。这时，才有人开口问那几个女人从哪来到哪去。他们说从某县来，“那里有饭吃就到那去。”大家还都从自己碗中匀出一点饭菜，送给这几位逃荒女人充饥。午饭后，稍事休息。那个昏倒女孩的亲人开口了：“我这女儿今年十六岁了，还没找婆家呢。我看到你们这里人心肠好，给她介绍个对象吧!”我真不敢相信：我猜十来岁的女孩竟然还大我一岁十六岁了?有人跟Z叔开玩笑说：“你十八岁，跟你最般配!”Z叔被说红了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Z叔的哥哥当真了：“找婆家?你们有什么要求吗?”那女孩的母亲说：“我们不要彩礼，只要能给些饭吃就行。”
第二年，Z叔就辍学与那“拣来”的逃荒女结婚过日子了。

因为都是女方送上门，逃荒婚姻家庭都还比较稳定，只有少数已婚妇女原配丈夫找上门私了或诉诸法院解决。我们县到底收留了多少来自闽东的逃荒女，我手头没有这方面资料，但我可以肯定，由于闽东是近邻，闽东逃荒女肯定比浙西逃荒女多得多。我家所在那几个自然村(1961年后新建制为一个大队)人口才四百多。四百多人口的大队，收留的逃荒女及其带来的子女却达到二十多人，约增多了百分五的人口。

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年代，这么一个小小的山区穷县为什么还有能力收留逃荒女呢?是“天高皇帝远”，极左的风吹不到这里?还是这里的基层干部特别仁慈?还是左派朋友说的大跃进压根儿就没有饿死人那回事?笔者也曾经苦苦思索，想找出一些比较恰当的词汇加以回答。后来在共识网上看到高王凌的文章，称为“反行为”，或叫“猫腻”、“蔫拱”。我不禁为之拍案叫绝!

大饥荒之年不饿死人，主要靠“反行为”。山区农民很现实，也很机智。早在1960年就有人开始给所有地块估了产量。此后就是：风声紧，集体干;风声松，半单干;没人管，全单干。所谓“单干”就是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所谓“半单干”是指，水田集体耕作，旱地包产到户;或交通要道旁土地集体耕作，偏僻地块包产到户。在我1969年正式回乡之前，其实每年春节期间也都要帮助生产队“算账”——年终分红。不管集体干，还是“单干”、“半单干”，多数生产队都备有两本账：一本应付上头检查，另一本才是真账。丰收之年少报点产量(即“瞒产”)，也都是公开的秘密。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具有优越性?从山区农村看，根本不具优越性。

---吴平祥：1959-1961：轻灾区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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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有对上海夫妻本来已经被安排下放去偏远农村了,正好负责来他们家发放侨汇券(海外亲属汇来的外币其实是被政府没收了,取而代之的是发给他们一种定点的侨汇商店购物券)的干部过来得知此事,特别是听说他们下放后再也不会让海外汇外币过来后，连夜向上级汇报并最终没有让他们下放。


1962年是侨汇收入最低的一年。“1962年国家计划安排使用的侨汇为6000万美圆，但上半年全国实际仅收到侨汇2000多万美圆，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50%以上，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
1963年11月由中央侨汇工作小组发出的《关于加强指导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好家信的通知》，文件标有“机密”字样，这份通知可以 反映出当时的政府在积极争取增加侨汇收入方面所做的努力，甚至连如何给海外华侨写家信都要发文加以指导。全文如下：

中央侨汇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指导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好家信的通知

经汇（63）字第136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侨汇工作小组：

今年以来，由于各地进一步贯彻执行了党的侨汇政策，争取侨汇的人多了，侨汇收入也逐步上升，这种情况是可喜的。但是，据有关单位反映，有些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在写给国外亲人到家信中，不区别侨居地的具体情况，公开谈论侨汇问题，或者是哟个的暗语、代号不够妥当，引起侨居地政府的注意，甚至有的汇款人和当地侨批局收到迫害，这一情况，对争取侨汇是极为不利的。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现将各地有关情况和经验，加以综合，请你们转发有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通过那里的行政和党团组织，指导他们写好家信。此外，还发现有的禁汇和限汇的侨居地政府，利用使馆和留学生在我国内搜集甚至刺探侨汇情况，因此，必须注意教育归侨、侨眷、归侨学生收到禁汇和限汇地区的汇款后，应注意保密，防止泄露，对汇款人不利，影响安全。

请各地将上述问题，有关情况和经验及时反映给我们，以便研究推广。

1963年11月6日(图1)

关于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在写家信、回批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华侨汇款回国赡养家属，是他们正当的权益。但有些国家和地区对华侨汇款回国采取了限制或禁止的措施。华侨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要汇款回国必须进行反限制的斗争。国内多数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给国外亲友的家信和回批，在谈到国内情况和侨汇问题时，都能根据侨居国的具体情况，注意技巧，使用的暗语、代号也较妥当，避免了侨居地政府从中找到岔子，迫害华侨。但也有些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缺乏经验，他们在写家信和回批时，没有区分侨居地点具体情况，公开谈到汇款或者使用的暗语、代号不够妥当，以致引起侨居地政府追究和迫害华侨。例如：有些侨眷常用“已收到邮寄若干斤大米”、“若干码布”、“若干奎宁丸、鱼肝油丸”等代号来掩护侨汇，有些使用的代号物品是侨居地政府禁止出口的物资，因此，这类代号存有漏洞易被侨居地政府发觉；有些所用的暗语藏头露尾，牵强附会，如某侨眷收到了一百元侨汇，在给国外回信中写道：“接到照片一张（指一百元），家中房屋破烂必须修理，请再寄四、五张（指再寄四、五百元）以便进行修理”，有的写“寄白丸子若干粒收到，已存银行”，有的写“此次家中增产，收入小麦一百升（指一百元），甚为欢喜，望按月捷寄”等等。

上述情况在一些地区陆续发生，以致有的华侨因涉及汇款嫌疑而受到侨居地政府审讯、逮捕、监禁、罚款等等，有的牵连到当地侨批局的生存，甚至影响到两国关系。为了做好这一工作特作如下通知：

一、侨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的思想教育，经常向他们介绍有关侨居地的情况，指明哪些地区限汇和禁汇，哪些地区在通信中应注意什么问题，宣传当和国家的侨务、侨汇政策，说明写好家信回批的重要性，帮助或指导他们总结交流写好家信和回批的经验，并有意识的培养一支代写家信和回批的积极分子队伍。

二、根据侨居国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掌握通信内容和写法。

1、对完全禁汇地区，如印尼、缅甸、美国、菲律宾、南越、柬埔寨等侨眷、归侨在与国外通信中不能公开谈到汇款问题。接到或争取侨汇时，一定要用妥善的暗语、代号掩护，以保障国外汇款人的安全。

2、对限汇地区如新马、泰国等，侨居地政府允许华侨在一定限额内汇款赡养国内眷属（新马允许每月每户汇款国内四十五叻币；泰国每人每月一千铢），对这些地区在限额范围内的汇款，家信和回批中可以公开答复汇款人，但超过限额范围的暗汇，仍应以暗语、代号为掩护，避免引起侨居地政府追查。

3、对未与我国建交国家，如新马、泰国、菲律宾、南越、美国等地区，通信中应避免正面谈政治，但可以通过家情、乡情适当透露祖国和家乡建设成就，体现国家政策正确。不要评论侨居地政治情况，不宜使用政治名词、术语，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卖国集团”、“蒋介石反动集团”、“美帝国主义”等等。另外，还要注意不用印有政治色彩图案的信封、信纸和邮票（如五星红旗、天安门、和平鸽等），有可能可以采用通过香港亲友或侨批局转寄信件的办法。

4、对建交国家如印尼、缅甸、柬埔寨、锡兰等，通信中可以谈祖国建设一般情况和有关侨务政策。但也要注意家信特点和写信人的身份，谈得自然，不要作文章，不要评论侨居地政治。

三、有关侨汇暗语、代号一些技巧问题，据各地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点：

1、根据不同身份应用代号。如某归侨学生收到家里汇款一百元，写家信回批时可以用“某科成绩较好，考试得一百分”，收到五十元则写“某科成绩较差，才考得五十分，需要今后加倍努力”，有的用义务劳动种植了若干果树等来暗示；在公社、生产队广大侨眷中用“获得若干斤超产粮”、“获得若干劳动工分”以及“养了若干只鸡鸭鹅”等等进行掩护，总之代号要多样化，技巧要灵活。

2、应用亲友名字打掩护。如有的侨眷收到三千元侨汇，要求国外再多汇一万元，向国外去信时写“山迁叔已来，也参加农业劳动，能照顾家庭，希益万叔最好也能回来欢聚”（山迁叔指三千元，益万叔指一万元）。有的写“三伯父昨天来汕，但已离去，希望他能常来汕会”（三伯父指三百元）。

总之，侨汇暗语、代号的应用，应该根据各人的情况，多创造一些妥善的暗语、代号，并且经常变换，既要使收信人领会易懂，又能不引起侨居国政府的怀疑，以保障汇款人的安全。(图2)

---孙陇：侨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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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 “ 桃园经验 ” ，又称为 “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 （ 1964 年 9 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王光美与夫婿携手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 “ 桃园经验 ” ， 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自己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 “ 桃园经验 ” 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 “ 夫人参政 ” 的极坏的范例，使江青步入政治舞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 “ 桃园经验 ” 采取 “ 群众运动 ” （其实是 “ 运动群众 ” ）的方式，主张另组 “ 阶级队伍 ” ，进行 “ 夺权斗争 ” ，又为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 “ 阶级队伍 ” ，进而 “ 夺权斗争 ” 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 “ 桃园经验 ” 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 “ 经验 ” 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 “ 四清 ” 样板时发现： “ 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 ……

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说： “ 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 ” 。后来体罚之风，越演越烈。 “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 燕飞 ” ，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 “ 喷气式 ” －－它很可能就发源于 “ 桃园经验 ” ！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 “ 四清 ” 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 “ 四清 ” 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宋永毅：王光美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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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在4月1日开幕，是要明目张胆地愚人啊。


无法兑现的金条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的炮声近了。爷爷和他那两个朋友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台湾。如今的我无论如何也弄不到二〇一二的船票，而当时我爷爷如果变卖家产，是能让一家人去台湾的。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爷爷权衡再三，终于横下一条心 — 不走了！今天我估计，老爷子当年最主要的判断恐 怕是，自己又不是什么大资本家，要镇压资本家也还轮不到他这样的小资本家头上。最后爷爷把家产全变卖了，留了下来。

爷爷的两个朋友也抱着同样的心态留了下来，都变卖了各自的家产，最后三家人凑了一百根金条 — 那时候的法币跟草纸没什么两样，只有金条是硬通货。他们把这一百根金条存进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银行，票据上写了我爷爷和他两个朋友的名字，三人各执一份。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他们就发现这件事儿说起来变得很可怕了 — 虽然他们没去台湾，但在那个年代，家里存着国民党银行的金条存单也是天大的罪过。三家人冒着杀头的风险，想尽各种办法保存着各自的银行存单，一直保存到了 " 文革 " 之前。但当红卫兵开始大规模地抄家后，他们也就不敢留着那张存单 — 如果被抄家抄出来，真不敢往下想。万般无奈之下，我爷爷把金条的存单悄悄烧了，和另外两家人也失去了联系，爷爷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了。

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的叔叔、姑妈们所在的国营工厂倒闭的倒闭，停薪的停薪，这时候他们就回想起了爷爷在世时说过的金条。他们算计着，要是能找回那一百根金条，三家人平分，怎么也得有三十根吧。三十根金条再加上存了三十多年的利息，那可就发了！

在黄金梦的强烈驱使下，我叔叔真联系上了爷爷两个朋友的家人。我爷爷的朋友也都过世了，他们的后人也都知道有金条的事儿，但悲摧的是， " 文革 " 抄家时，那两位老人也和我爷爷一样，没敢留着那张可能导致家破人亡的银行存单，不约而同地都把它给烧了！烧的时候三家人的想法还都一样 — 我烧了不要紧，另外两人会留着的，有朝一日去银行，上面不是还有我的名字嘛。就这样，悲剧了。

最后，我最小的也是混得最不济的叔叔，抱着渺茫的希望，辗转给台湾那边的银行写信，查询那一百根金条的下落。当时两岸还没 " 三通 " ，民间书信往来都要通过中国香港红十字会中转。几经辗转，台湾那边居然回函了。根据我叔叔提供的姓名、年份等信息，银行确认了这笔金条的存在，只要能提供当年的凭据便可兑现。据说，三家人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欲哭无泪，因为谁家也拿不出凭证。当事人全都过世了，存单又都没有了，红口白牙地说故事银行总不能相信吧，最后只能作罢并且顽强地相信 " 咱家祖上阔过 " 。

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这事儿，我的那些叔叔姑妈还心如刀绞，总是祥林嫂般地念叨：怎么就都烧了呢？

---孟非：追忆爷爷：文革时被迫烧掉金条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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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究决定去世
收到了一份资料，是关于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死亡调查档案，档案的主人是一个叫涂香棋的理发师，因在六十年代前期参加了一个所谓的“卫军”的反革命组织，在文革中被批判，后因不堪忍受严刑逼供而于1968年5月上吊自杀。为了他的死亡，组织上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调查，在这个调查档案中， 收录了自1972年以来的历次座谈会和大队、公社的处理结果，1972年公社党委对其死亡的结论是畏罪自杀，其中最后的公社党委于1979年的结论如下：

【中共江村人民公社委员会

关于涂香棋在“三查”运动中自杀问题的结论材料

涂香棋，男，现年50岁。原籍波阳县饶埠公社人，解放前迁入我社柏林大队儒林村居住，以理发为职业，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家庭人口7人。

涂因参加“卫军”反动组织中“三查”运动中受审查，在审查中，采取了用逼、供、信的方式，对涂进行了严刑拷打，涂于是逃跑老家——波阳县饶埠公社，在家中一棵桃树上上吊自杀。

根据原市保卫部“关于卫军现行反革命集团案的结论报告”称“对一般成员，又有悔改表现的：……涂香棋……32人，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交当地群众进行批判。”

根据现有的材料证明，应该认定，涂参加了“卫军”反革命组织，系一般成员，而且是有悔改表现的。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涂属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去世”。

1979年3月26日】

“涂属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去世”，这是结论。当代人可能无法理解同样是死亡，自杀和去世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对于死者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在那个一切都要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年代，对于档案的主人涂香棋来说，他虽然可以以死抗争来告别这个世界，摆脱现实的苦难，但却摆脱不了组织对他的政治评判。畏罪自杀的结论其另外的意思就是你死是你的事，是你抗拒改造，不但是死了白死而且还要罪加一等，你的家人会为此背上沉重的枷锁。

“去世”的含义则是正常死亡，相对于“畏罪自杀”而言似乎给死者一个政治上的平反，身后的政治待遇明显地提高。两个结论相比较，“去世”的结论似乎是对死者更有利，但就问题本身而言这样的结论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不尊重事实就是不尊重死者。涂香棋因不堪忍受严刑拷打而自杀，是属于迫害致死，一个“去世”的结论就掩盖了事实，把自己的罪恶一笔抹消，这让死者何以瞑目？

另外，在这样一个结论背后隐藏着组织对死者高高在上的姿态，“去世”是我恩赐予你的，你如地下有知就要谢主隆恩。实际上，在1978年中共中央55号文件提出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摘帽后，就一直是这种心态，不提你过去的悲惨日子是谁造成的，只提我现在对你摘了被歧视的“帽子”，你就必须感恩戴德，你就必须要拥护我。中国社会奉行的是“死者为大”的风俗，利用死者为自己贴金，对一个对你已经绝望而走向死亡的死者而言，让他如何瞑目？

从畏罪自杀到“去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从无耻到无良的过程，无耻的迫害，无良的平反。

---作者: 孙陇         来源: 故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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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 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姻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账枷搿，F在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巫宁坤：燕京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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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大跃进”
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工作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 无赌博的‘四无’农业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

这个计划要点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认可下发的。同经济建设“大跃进”一样，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的计划。同时，“要点”并没有提出达到这一计划目标的具体有效办法，而是笼统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么叫“应该逮捕”？什么叫“应该管制”？“依法”，依什么法？没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怎么解释都有道理。这就给滥施刑罚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据。同时这一段话也明白无误地告诉各级公安机关，要动用专政工具，来保卫、促进“大跃进”运动政治任务的完成。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定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大跃进”嘛！上级将捕人计划指标下达到下级，下级层层加码，捕人指标越来越大，所以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年到1957年的总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 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万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万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劳动群众，他们或因对 “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不满，说说牢骚话；或因为饥饿，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为了避免饿死，私分生产队的粮食；或为了活命外流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被捕的人中1/3左右死在关押场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罪嫌疑人、劳教人员 5万多人，占这些人员总数31%。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304人，占总数16万人的 30%。

---尹曙生：草菅人命的公安工作“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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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看民国大选
我十四岁的那一年，小学快要毕业，《公民》教师宋仰宪先生说：“我们中华民国要举行全国大选了。”宋先生还说：“中华民国建国，需要有三个时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现在马上要进行大选，说明训政时期快要结束，以党治国的国民党要还政于民，从此以后要有国民选出来的总 统来治理国家了。”

但老百姓是不能直接选举总统的，只能选举国民大会代表（简称国大代表），再有代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

余姚县只能选一个代表，却有两个候选人。第一个是倪永强，这个人在家乡小镇周巷，几乎是家喻户晓，主要是他抗战胜利之后，担任过三、四个月的余姚县长，卸任以后就一直担任县党部的书记长。挑战书记长的是一个女人，名叫吕晓棠，是第一夫人宋美龄留学时要好的同学。

我们小学生年纪小，没有选举权，但每个大人都有一张选票。我老爸是倪永强的启蒙老师，所以把家里人的选票都给了这个学生。其实极大多数周巷人都选倪永强，因为本地人总是帮本地人的么！

吕晓棠是四门人，所以四门人多数都选她。至于周巷和四门以外的乡镇，因为倪永强当过余姚县长，知名度要比这位性吕的女同胞大得多（过去县长的知名度要远远超过县党部书记长），结果是倪永强取得了胜利。

我们余姚县的选举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发生什么异常事端。可是在报纸上看到，上海的选举非常不平静，有许多光怪陆离的舞弊行为发生。有一则新闻记忆犹新：新闻的标题是《阳春面买选票！》说是有一位候选人用阳春面拉票：凡是选举他的人，都可以吃一碗阳春面作为谢礼。大概是当时的贫困人群很多，平日吃不饱饭，一张选票能换一碗阳春面，也是好事一桩。反正选谁都一样，换一碗阳春面吃吃，何乐而不为呢？

代表产生以后，接下来就要选举总统，这一下可真的热闹了。

大概是37年4月19日，国民大会进行投票选举。蒋介石得2430票，居正只有269票，当然是蒋介石当选。总统选举非常顺利，可是当选举副总统时，却是风波迭起。

竞选副总统的有六个候选人，他们是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和徐傅霖（后面几个人，可能记忆有误）。

李宗仁指挥过著名的台儿庄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早在抗战初年就名声大震。1948年选举的时候，好像余威尚在。人们在感激他打击侵略者的同时，当然要投他的票。可是孙科也不简单，虽然他的业绩平平，可他是孙中山的儿子，人们还要看在他老爸的颜面上，也应该给投他的票。

由于两人差不多势均力敌，就使得这一场选举，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人的助选班子，都在报纸上大喊大叫，除了大力显扬主人的丰功伟绩，还要拼命攻击对方的错误缺点。孙科方攻击李宗仁的战绩含有水分，李方抓住孙科有个名叫蓝妮的包二奶，大做文章。双方角逐的激烈程度，绝对不亚于如今电视上看到的美国的总统大选。

四月二十三日，国民代表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李宗仁754票；孙科559票；程潜得522票；于右任400多票；莫德惠、徐傅霖各得200余票。李宗仁的票数虽然雄居榜首，但没有超过半数。

二十四日淘汰了得票少的后面三位，进行第二轮投票，结果李宗仁1163票，孙科945票，程潜616票。

二十八日，进行第三轮投票。李宗仁1156票，孙科1040票，程潜515票。李宗仁仍未过半数。

二十九日进行第四轮投票，这是最后一次决战，淘汰了程潜，只有两个人角逐，从理论来说，这次得票多的人，肯定要超过半数。结果李宗仁以1438票取得最后胜利。

于是蒋和李就成为中华民国史上的第一届民选的总统和副总统。

---转载自凤凰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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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大跃进”
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工作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 无赌博的‘四无’农业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

这个计划要点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认可下发的。同经济建设“大跃进”一样，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的计划。同时，“要点”并没有提出达到这一计划目标的具体有效办法，而是笼统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么叫“应该逮捕”？什么叫“应该管制”？“依法”，依什么法？没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怎么解释都有道理。这就给滥施刑罚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据。同时这一段话也明白无误地告诉各级公安机关，要动用专政工具，来保卫、促进“大跃进”运动政治任务的完成。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定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大跃进”嘛！上级将捕人计划指标下达到下级，下级层层加码，捕人指标越来越大，所以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年到1957年的总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 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万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万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劳动群众，他们或因对 “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不满，说说牢骚话；或因为饥饿，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为了避免饿死，私分生产队的粮食；或为了活命外流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被捕的人中1/3左右死在关押场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罪嫌疑人、劳教人员 5万多人，占这些人员总数31%。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304人，占总数16万人的 30%。

---尹曙生：草菅人命的公安工作“大跃进”


捕人计划指标
1958年6月22日，中共乐都县委向各乡、镇下达了一个详细的捕人计划指标，通过这个计划指标，让大家看看有多荒唐！

下面原文照抄，一字不改：“全县各类敌人的打击指标（捕人）总捕人数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员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坏分子95至 100名，敌伪军政官吏70至80名，五 方面敌人（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敌伪军政警宪人员——笔者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劳改释放犯、反革命家属40至45名，撤消管制分子26至30名，一贯道徒、巫婆神汉30至36名，开除机关、学校交社（会）管制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7至 10名。按乡镇分：碾伯镇捕28至30名，老鸦镇捕15至17名，瞿昙乡捕27至29名，岗沟乡捕26至28名，洪水乡捕12至14名，高店乡捕11至 13名，峰堆乡捕14至16名，马营乡捕16至17名，李家乡捕19至20名，寿乐乡捕11至13名，共和乡捕13至15名，水磨乡捕13至14名，高庙镇捕20至28名，雨润乡捕13至14名，新仁乡捕16至18名，蒲台乡捕19至21名，中巴乡捕16至18名，城台乡捕17至19名，马场乡捕18至 19名，芦花乡捕15至17名，中岭乡捕12至13名，引胜乡捕18至20名，达拉乡捕15至17名，双堡乡捕9至10名，宗教寺庙捕7至10名。时间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七月十五日结束，六月二十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后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对象全部捕捉起来。”

这么详尽周密的捕人计划，堪称“一绝”。今天的年轻人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吧！我要郑重告诉他们，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们的共和国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发生过。

---尹曙生：草菅人命的公安工作“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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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之久远，但作者不是梁漱溟。据说梁漱溟先生被以绳系颈，手持铜锣，耍猴儿似地在德胜门一带游街示众。梁为此写下这打油诗。他1920年前后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習，認識了圖書館管理員毛澤東。但是在1953年政协/政府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对梁漱溟破口大骂“杀人不见血”后，梁已经不敢再写任何“反党”的东西。
     1993年元月3日由【信報】 刊載的【梁詩補遺】後被 【六月雪】書中收錄  【詠“臭老九”】曾被梁漱溟親口否認 原話是：我一生至今 從來不會做詩詞韻語，此詩當然不是我做的。
     在1953年由于梁漱溟对政府工作多有批评，尤其是批评农村政策，说“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中国没有阶级”，“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等，因此受到会议的公开批判。周恩来批判了他在重庆谈判中支持国民党的做法。接着毛泽东大力批判了梁漱溟上述言论，说“梁漱溟是笔杆子杀人”、“杀人不见血”。这篇讲话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
    该诗原刊于1993年16期广州《诗词报》，是天津涂宗涛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援引的。据说是梁漱溟的作品：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
那些打油诗在第二期《当代诗词》刊载出来时，编辑先生在梁漱溟这首诗下面作一小注，说该诗曾传说是文革期间梁老所作，然老人家从不做诗。
guoxue.com/?p=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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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右派指标
1957 年，由李井泉为组长的四川大学反右领导小组成立，第三组长是时任校长的谢文炳。

当时右派指标尚有二个未完成，于是把知识份子的发言纪录再审视一遍，以便定人。当翻阅到一个名叫载星儒 ( 四川大学原校长彭迪先的秘书 ) 的材料时发现他一句呜放的言论也没有。

李井泉：“此人为何不 发言？”

谢文炳：“此人出身地主，不敢说话。”

李井泉：“哎呀，以沉默反抗现实，不是右派是什么！？”

除了此人，还差一个指标。这时候谢文炳校长仗持自已是解放前地下党负责人身份起来讲话了：“李政委，川大教授知识份子 2/3 都是右派，怎么这么多？如果信得过川大党委，能否给我们一点权限进行甄别一下？”

李井泉笑了，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还有一个右派是谁了……”

谢：“谁？”

李井泉轻声指着谢：“就是你呀，而且是总右派！”

谢闻之如惊雷轰顶。当天宣布撤销他一切党内外职务，每月 12 元生活待遇。并给其长女工作单位发去加急电报令其开除 ( 给中央领导任俄语翻释。 ) 谢的夫人很快气绝身亡，谢郁郁寡欢，两年后驾鹤西去。一家人就此急剧衰落，至亲骨肉也都分散如烟。

后来谢文炳的一个儿子名叫谢琪，是一个英体美优集一身的少年天才，有一天突然被捕，指控他偷越国境。

谢琪辩：我在成都怎么偷越？我连想法都设有，又有什么证据？

控方：你画的西方洋房、汽车、美女，就是想往西方，就这想偷越国境。……

感谢最有良心的胡耀邦，他救了苦难中的谢文炳家后人。平反了，平反了。谢琪后在四川大学图书馆退休，由于多年的压抑和心理恐怖，其行为和语言能力早巳退化，对外界反应木然无衷，当年风流倜傥的英俊少年，如今只剩下一副支离的病骨，令人浩叹！

---转自《宙说》

图：谢文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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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晚，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粉碎了阴谋篡党夺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决定于当晚10点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剑英元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因工作关系，笔者列席了会议。时隔近30年，我根据记忆，把亲历的这段历史写出来，供文史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阅。

震惊中外的中南海之夜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夜晚静悄悄。微风徐徐，海水涟漪，岸边垂柳，绿色依依，路灯闪烁，车少人稀。

这是一个表象如常、景色如画的中南海夜晚。

这是一个震惊中外、永载史册的中南海夜晚。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公楼和往常一样，许多办公室灯光明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仍在忙碌地工作着。晚9时左右，副局长陈恩惠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办公室，报告说：“东兴同志秘书刚刚打来电话，传达东兴同志指示，要我局立即选派四名工作人员，快速到怀仁堂集合开会，参加清理文件工作。”联系到※※※逝世后，“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的斗争形势，联系到今晚8时中央常委在怀仁堂正厅开会，联系到在这样的时刻，汪东兴指示秘书局快速派出人员去怀仁堂集合，参加清理文件的会议，我们凭着长期从事中央机要秘书工作的敏感性，感到此次任务非同寻常，立即决定由陈恩惠带队，从档案处抽出三名干部迅速去怀仁堂集合，接受领导指派的任务，全力做好工作。

晚9时15分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那‘四个人’（作者按：由于当时尚在十分严格保密之中，汪东兴在电话中说那‘四个人’即指“四人帮”，下同。）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九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汪又说：“还有一件事，你走前要安排好，指定秘书局收发处一个负责人，坐镇中南海西门收发室，对京内外所有部门送给那‘四个人’的文电、信件、资料、报刊等，全部由他扣住和保管，不送文电处处理；秘书局文电处发给那‘四个人’的文件、资料等，送到收发室后，也由他全部扣住，不发不送。”汪问我：“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我立即去办。”汪说：“好，时间很紧了，你赶快去办吧！”

我快步下楼，先到收发处找到处长王永年，安排好那“四个人”文件、资料的事，强调此事还在十分严格保密之中，要他表情如常，不露声色地完成任务。说完，我急速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车行至西郊机场路段时，我透过车窗，不断向前后张望，在视线内没有看到来玉泉山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车。但为了防止误事，我催司机再加快车速。

在玉泉山九号楼，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

我到达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分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见我来了，引我进入叶帅卧室。

这时，华国锋和叶帅并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我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我说：“东兴同志在电话中向我讲了，知道一些，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我说：“好。”我走出卧室，华国锋和叶帅继续交谈。

我到会客厅同叶帅秘书、警卫及服务人员一齐动手，把会客厅原有的布置形式，改成政治局会议会场的布置形式。因减少了“四人帮”四个座位，会客厅原有的沙发也够用。按照新的情况，面向会场并列摆了两个沙发，每个沙发前面放了一个茶几，这是准备给华国锋和叶帅用的。很快布置就绪，我又检查了一遍。这时离开会时间还有七、八分钟。我走出会客厅，站在叶帅住地门口，迎候前来开会的政治局成员。

出于安全、保密和环境条件考虑，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车子到达玉泉山后，都在安排好的停车场下车，随员也在停车场附近的休息室休息。参加会议的每位成员要走一段路，才能到达九号楼会议厅。他们下车后都步履匆匆地于10时前到达了会场。一位女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会场自言自语地说：“沙发座位不够啊！”我说：“座位够，除两个主座外，随便坐。”

晚10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原定的开会时间已到。汪东兴指示我去叶帅卧室报告一下，请示华和叶帅是否按时开会？我进入叶帅卧室，向两位首长报告了上述情况。华国锋听后看看叶帅，叶帅说：“人到齐了，就按时开会，咱们去会场吧！没谈完的事，还可以在会上谈。”华国锋先从坐的床沿上站起来，并伸手扶着叶帅站起来。出卧室门时，华国锋请叶帅先走，叶帅让华先走。最后是两个人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同步走出卧室，面带微笑并庄严地进入会议厅，分别坐在预先布置好的两个并列的沙发上，华国锋面向会场居左，叶剑英面向会场居右。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

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华国锋宣布：“四人帮”已被拘捕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华国锋说：“那我就先讲几句，再请叶帅主讲。”华国锋说：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这样晚的时间，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是由于事关重大，形势非常，为了有利于高度保密，确保中央安全，决定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十分必要的。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8时，中央已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和建造※※※纪念堂选址问题为由，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常委，通知他来怀仁堂列席会议，做些《毛选》文字的修改工作，他来后，在怀仁堂东休息室拘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拘捕的。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的拘捕是在怀仁堂正厅，叶帅坐镇，我分别向他们宣布的。江青和姚文元是由执行任务的有关负责人员向他们宣读的。对毛远新实行了保护审查。“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解决的。

华国锋接着介绍了实施这一重大行动的过程：“叶帅亲临怀仁堂正厅现场，同我一起坐镇指挥。东兴同志按照预定方案，组织指挥参战人员具体实施。由于决策正确，精心组织，高度保密，措施得当，整个行动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对中央新闻单位，我们选派了耿飚同志带领精干的工作组进驻，掌控情况，把好关。”

华国锋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在世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到了，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急不可待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利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宣传工具，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他们篡改※※※的亲笔指示，伪造所谓※※※临终嘱咐。他们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指挥的武装力量，并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中央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非常的手段，稳妥、快速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党为国为民除了一大害。”

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叶剑英强调：“这次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在※※※逝世后，党和国家处于危难时刻进行的。※※※生前就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未来得及解决。※※※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和嚣张气焰更加猖狂，他们正在准备动手了。”

接着，叶剑英严正指出并分析道：“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逝世不久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措施和方法，做到既要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彻底打掉，又要保证首都北京和全国局势稳定。这是一步险棋，怎么走好这步险棋，非同小可，要慎之又慎，做到万无一失。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次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叶剑英又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央采取这样的措施，也体现了党、军队和人民的意志。许多老同志、老领导特别是聂帅和徐帅等在※※※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曾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达这种强烈愿望，提出要采取坚决措施打掉这个反革命集团，绝不能让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得逞。这次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必将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军队完全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

华国锋插话说：“这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说：“不能这样讲。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的遗愿。※※※逝世后，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又是国务院总理，这件大事，如果你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又说：“在这场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东兴同志具体对行动方案组织实施，胜利完成，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8341部队的参战人员也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汪东兴插话说：“叶帅过奖了。在这场同‘四人帮’的决战中，我是在国锋同志和叶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一个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保卫※※※、保卫党中央的领导干部，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中央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是完全应该的。”

叶剑英最后说：“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成员，在听取了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之后，欢欣鼓舞，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常委的果断决策，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会议对党中央主席人选的讨论和确定

华国锋说：“※※※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叶剑英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接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建立※※※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出版《※※※选集》和筹备出版《※※※全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在10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定稿，9日见报。

最后，安排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在这一非常时期，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从10月7日开始，迅速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及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几项重要决定。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10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顺利结束。

散会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钊等，引领中央政治局各成员和随行人员分别进住事先安排好的各楼房间内休息。

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五号楼的繁忙活动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汪东兴找我谈话，指示我办几件事：

1、给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打电话，通知他们今天上午来京，中央领导同志有事找他们谈。你通知完后，安排好专机去接他们，到京后，住在京西宾馆。

2、从今天开始，中央政治局开会或集体办公或找人谈话或其他活动，都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进行。领导研究决定，你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办公会议，做好各项会务工作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临时交办的各项任务。

3、叶帅年事已高，行动不太方便，在此非常时期，中央会议频繁，开会时秘书或警卫又不能进入会场随侍左右。给你一项任务，叶帅在会场起坐和去卫生间时，你要进行必要的搀扶，特别去卫生间要注意防滑，保证安全。我说：“是否事先要向叶帅讲一下。”汪说：“今天上午政治局开会时，我向叶帅讲一下。”

遵照汪东兴的指示，我首先去五号楼，查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大厅、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休息室、保密电话间、卫生间等的布置情况，达到了安全、保密、卫生、适用的要求。中央政治局今天上午在这里开会有保证。

接着，我在五号楼要总机值班人员接上海马天水和周纯麟的保密电话。先接通了马天水的电话。我对马说：“我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周启才，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给你打个电话，请你今天上午来京，有事找你谈。”马问：“周局长，谈什么事，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吗？”我说：“没讲。”马又问：“徐景贤、王秀珍去吗？”我说：“没说要他们二位来。”马又问：“上海还有别人去吗？”我说：“还有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马说：“我通知周司令。”我说：“不麻烦你了，总机正在给我接周司令员的电话。”我在电话中告诉马天水，中央办公厅上午将派专机去接他们，专机到达上海机场后，会同他们联系具体登机时间。周纯麟司令员是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骨干分子排挤的。他的电话接通后，我也讲了中央领导同志有关请他来京的事，告诉他同机来的还有马天水。周司令员听后说：“好的，我等机场通知。”在给上海打完电话之后，我同中央专机主管部门联系，安排好去上海的专机，又同京西宾馆联系，安排了马、周来京后的住房。

10月7日上午8时30分，华国锋主席在五号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叶帅来到会场时，汪东兴向叶帅讲了叶帅在会场起坐和去卫生间时，因随身秘书、警卫不能进入会场，拟安排我照顾叶帅。叶帅听后说：“好哇，谢谢。再加一项任务，‘咬耳朵’。”汪东兴问我：“你知道‘咬耳朵’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不很清楚。”汪说：“叶帅年事已高，耳朵有些背，在会上别人讲话声音小时，有时听不清楚。这时叶帅会问你，你要贴近叶帅耳朵，小声讲给叶帅听。”我说：“明白了。”叶帅听后笑了。从这次会议开始，叶帅就自主不去坐沙发了，而是同我坐在一起。我坐的地方紧靠政治局成员坐的沙发外边，有一张长条桌和两把扶手高背软椅。华国锋见叶帅同我坐在一起，赶紧招呼叶帅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叶帅说：“我坐这里好，起坐方便，听不清的发言还可同小周‘咬耳朵’。”

会上首先由汪东兴汇报了今天清晨他给外地四位政治局成员通电话的情况。他说：“根据华主席、叶副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我分别给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赛福鼎同志打了电话，向他们通报了昨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要决定，他们都表示赞同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同意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汪东兴还在会上讲了我给马天水、周纯麟打过电话，通知他们今天上午中央派专机接他们来京的情况和住地安排。

接着，会议研究决定了召开“打招呼”会议的事情。华国锋说：从今天开始，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按照原来分工，要分头迅速召集中央在京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向他们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和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各项重大决定。而后开始分期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会议地点在玉泉山五号楼，来京与会人员住在京西宾馆。

接着，把外交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召到玉泉山五号楼，由华国锋、叶剑英直接向他们进行了传达，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会上也讲了话。外交部有的负责人听完传达后，高兴得泪流满面。根据新的形势，会上研究部署了外事工作。

迅速召集上海马、徐、王来京开会，中央决定改组上海市委

10月7日上午，马天水和周纯麟司令员到京，入住京西宾馆。当天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找马天水来玉泉山五号楼谈话。10月8日上午，靠近上海的江苏、浙江两省党、政、军一把手被召来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粉碎“四人帮”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大决定。他们表示衷心拥护，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会上，着重同他们研究了稳定本省局势和上海问题。

10月8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政治局同志，在玉泉山五号楼同马天水谈话，周纯麟司令员参加。华国锋在会上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中央对他们采取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马天水听后，态度顽固，对抗中央决定，几次提出对“四人帮”应作为党内问题处理。马天水的错误言行，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严肃批判，对他也进行了耐心的帮助教育。周纯麟司令员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劝告。但马天水并无悔改之意。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并对马天水说：“你回京西宾馆后，立即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告诉他们明天来京开会。”然后对我说：“老周，派车，你送马书记回京西宾馆。”并向我使了个眼色，我当时领会是让我当面看着马天水给上海打电话，我会意地点了点头。送马天水到京西宾馆后，我也跟着上了楼，一进门他就对他秘书说：“给我要徐景贤的电话。”不一会儿，徐景贤的电话接通，秘书将话筒递给马天水。马说：“我是老马，中央叫你和秀珍明天来京开会，有飞机接你们。”对方问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马说了一句“很好。”对方又在问话，马说：“来京见面再谈吧！”说完，马放下了电话。

我返回玉泉山五号楼，把马天水给徐景贤打电话的情况，向华国锋、汪东兴做了汇报。

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到京后，与马天水、周纯麟司令员一起，参加了中央在玉泉山五号楼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听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马、徐、王听后，感到大势已去，不敢轻举妄动，以卵击石。一小撮图谋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余党，在中央强大威力震慑下被挫败。马、徐、王在返回上海前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了上海问题的严重性，并向他们交代了政策，进行了耐心教育，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他们当场表态：回上海后，一定传达、贯彻好中央粉碎“四人帮”和中央政治局玉泉山紧急会议的各项重大决定，以及这次“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做好稳定上海局势的工作。王秀珍还哭了起来，说上了“四人帮”的当，受了“四人帮”的骗，并“揭发”了王洪文、张春桥的所谓“问题”。

根据上海形势，中央政治局及时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彭冲等组成的中央工作组赴上海工作，同去的成员有中央小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等。由于中央工作组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发动和依靠上海广大党、政、军干部和人民群众，经过艰苦斗争，上海局势得到迅速明显好转。10月25日中央发布命令，任命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分别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而后于1977年1月19日，中央改组了上海市委，组成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第一、第二、第三书记的上海新市委领导班子。上海问题的顺利解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华国锋讲话时，手持三份※※※的手稿

中央分批、分期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于10月14日结束。每次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叶剑英做主要讲话，李先念、汪东兴和其他与会政治局成员在会上也时有讲话和插话。几次会议主要讲话内容，大体相同，会议气氛热烈，达到了统一思想、稳定局势和解决问题的目的。

华国锋在讲话中用大量充分事实列举了“四人帮”在※※※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为了不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党中央执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周密策划，采取坚决果断措施，非常手段，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过程；讲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大决定；讲了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要加强领导，集中力量，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讲了要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清查处理过程中要注意掌握政策；讲了稳定全国局势的方针和重要性等。当时也讲了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华国锋讲话时，手上拿着三份※※※的手稿。一份是“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一份是：“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一份是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华国锋向※※※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华国锋把三份※※※手稿在会上向大家做了传达。然后，着重讲了※※※的第一份手稿。华国锋说：“※※※写的这件三句话手稿，是1976年4月30日晚上，我陪同※※※在中南海主席住地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我向主席汇报了我处理的几件事情和几个省的一些问题，听取主席指示时主席写的。当时主席说话已经困难，有的话我听不明白，听不清楚。主席要秘书拿来纸和笔，写了这三句话给我。前两句是主席听我汇报工作后的指示，后一句是对我个人讲的。‘慢慢来，不要招急。’和‘照过去方针办。’我在此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四人帮’当时都在场。‘你办事，我放心。’我没有传达。※※※逝世后，‘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他们密谋策划，把※※※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工作指示，篡改、伪造成‘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在报纸上大造反革命舆论。由于当时全力忙于※※※的治丧活动，对此没能及时处理。10月2日，外交部报送的乔冠华出席联合国第31届大会上的发言稿中也写上了这句话，引起我的警觉。我找出※※※写的原件对了一下，六个字他们篡改了三个，我把乔冠华发言稿中的这段话删掉了，写了几句话，批给中央常委传阅。张春桥看后，为了掩盖他们的阴谋罪行，提出不要向下传达。”

叶剑英在讲话中，再次指出“四人帮”是一伙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集团，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次中央从政治上、组织上打掉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是我们党取得的重大历史性胜利。但应该看到，这还是初步的胜利。今后除了从组织上做好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外，更加艰巨的任务是在全党、全军和全国范围内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特别是思想战线各部门，还需要做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叶帅在讲话中还强调了政策的重要性，强调了稳定局势的重要性。加微信LZJH522，看更多内幕好文！

这里顺便讲一下，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司令员参加了最后一次打招呼会议。他在会上痛斥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并说：“在※※※治丧期间，我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腰里都揣着手枪，如果‘四人帮’胆敢在会上闹事，抢班夺权，我就毙了这伙坏蛋。”

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下发中央文件，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通知全国各级党组织，并要求迅速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

10月2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成立了以华国锋主席为领导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中央专案组，负责审查“四人帮”的罪行。专案组下设办公室，汪东兴兼办公室主任。

12月10日，经中央政治局，即中央专案组讨论同意，向全党、全军各级党组织下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罪证材料之一，以后又印发了罪证材料之二、之三。全党、全军、全国掀起了深入揭批和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罪行的高潮。

作者：當時中央辦公廳秘書侷長周啓才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
图为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右三）、叶剑英（右四）、李先念（右二）、汪东兴（右一）、陈锡联（右五）、武建华（右六）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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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时又受到冲击。1966年王造时被捕羁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1971年8月5日，因肝肾综合症病逝狱中，享年70岁。王造时的两个儿子和女儿海若均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儿海容因为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在父亲死后不久她也死于癌症。


反右运动中王造时的一张照片
1957 年 7 月 3 日复旦大学批判会现场，戴眼镜者为王造时。
照片上，王造时的表情令人过目难忘：他身穿中山装，脚蹬雨靴，叼着香烟，左手紧握右手，跷着二郎腿，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旁的长椅上，放着一只皮质公文包。围坐一旁的师生，也穿着雨靴，大多呈义愤填膺之色； 唯有右侧一位扎辫子的姑娘，脸带一丝轻松的微笑……这张照片，生动传神，故事性强，是当年解放日报摄影记者抓拍的现场画面。

7 月 4 日文汇报《看王造时现形记》一文，在描述大会现场时，倒是透露了王造时在会上的若干言行：
王造时，以伪君子姿态昂首阔步，臂夹大皮夹走入会场，直抵主席台前落座，面带笑容，口含烟斗，时时左顾右盼。看样子，他是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好像他是来斗别人的。果然，他一开口就说：“今天大会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这是很好的。我们应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进行斗争。”当副教授拆穿他这种自列右派之外的阴谋时，他还高举双手，轻轻鼓掌，有人厉声问他是否承认右派分子时，他欣然答道：“我不承认是右派分子！”伪君子这种狡猾的做作激起全场的愤怒。群呼：不要讲了，滚出去！他就转过身来向主席高喊：“你们是压服？还是说服？”当主席要他继续讲下去时，他就向麦克风高叫：我是爱党，爱国家的！也同罗隆基的“把骨头烧成灰”一样，说他如果反党反社会主义，“愿受国法制裁！”

那么，除了这些，王造时还讲了什么呢？我为此请教了复旦大学教授、 1955 级历史系学生李孔怀先生。李先生告诉我，他当年读大二，曾亲历了 7 月 3 日的大会，“不过，我们班级当时被安排在教室收听拉线广播。广播里，来自大礼堂的现场声音非常嘈杂，记得只要王造时讲一句话，别人就立刻起哄，然后是‘义正词严’的反驳……”王造时讲过的很多话，李先生已不大记得了，但有一句话，却让他记忆犹新：“说我反党，你去问问周总理，他了解我。”

就在三个月前的 3 月 27 日，王造时在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后，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邀请王造时到家中共进晚餐－－他成为复旦唯一一位被单独接到西花厅的贵宾。席间，王造时谈到健在的“七君子”成员都在北京当官，唯有他在上海当教授，有人曾因此对他开玩笑称“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风趣地说：“现在你不是来北京了吗？我看你并不憔悴，还长得很胖呢！”在交谈中，周总理还和王造时谈了恢复救国会的事，并希望王造时来北京工作。临别时，周总理紧握着王造时的手，亲自把他送上了汽车。

这次会见和交谈，使王造时深受鼓舞，他觉得周总理是了解他、信任他的。回沪以后的 6 月 8 日，他给周总理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您那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哪里想到，不久以后，反右派斗争兴起，王造时遭到了连续不断的批斗，他自感大难临头，不得不向周总理求援。 6 月 22 日，他给周总理写了第二封信，称“各报发表关于我的消息，动辄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右派分子的帽子，私衷实不胜感慨而惶惑”，“以唯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唯恐天下不乱之诮，我不仅愧对党、国，愧对我公，抑且愧对自己……但若强我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人物，则违心之言，我所不为，恐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亦无裨益也” 。

然而，反右派斗争大局已定，即使像周总理也难挽狂澜－－这一点，是王造时万万不曾想到的。今天，我们把王造时“你去问问周总理，他了解我”这样的豪言壮语，和 7 月 3 日照片中他的神态举止两相对照，我们可以读出更丰富的历史内涵。

---作者：张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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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专政”
文革期间，我在广西临桂县五通中学任教。在广西桂林地区，特别是临桂县，“群众专政”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当时的人们真真切切见证了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

我所亲见的“群众专政”大致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最完整，分成三步：1.先开批斗会。发动群众揭发，列举被斗者的罪名，高呼 口号“打倒×××！”一进入高潮，主持人或一名好事者会在台上大喊：“×××老实不老实？”台下只有唯一的答案：“不老实！”“不老实怎么办？”“枪毙！”这时只要有三五个声音就足够了，并不需要在场者举手表决，更没有什么简单多数的判决。2.执行枪决。3.出告示。告示一般由“秀才”执笔，仿照法院判决书，结尾总是：“经人民法庭判决”，“经群众表决一致通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大印是没有的，红勾红叉却少不了。这张大字报往墙上一贴，就全部完事了。

第二种模式较简化，省略第一步。

第三种模式更简化，也更普遍，只剩下处决一步，连罪名也无须劳神罗织。

未经历文革大乱的人们，往往对当时的乱杀人难以置信，善良而尚具正常思维的人会对这类回忆提出质疑。笔者将这类质疑总结为如下三问，并试作回答。

一问：直接将人处死就是“专政”吗？那么当时没有法院、监狱、劳改吗？

答：别忘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文革初公、检、法已被彻底“砸烂”，“群众专政”成为最高法庭。

二问：人命关天，难道当时就没有申报审批手续吗？就这么草率处置了吗？

答：当时根本不存在审批手续，人们心中完全没有法律的概念，对组织机构也没有敬畏。

三问：被处决的人到底犯什么法？犯什么罪？怎么也得拿出证据，有个说法才杀人的吧？

答：谁敢跟他们要证据、讨说法？家属来提出还是朋友、同事来提出？至于罪名都是现成的：如国民党残渣余孽，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帮凶爪牙，“妄图颠覆革命政权”，等等等等。

---屈锡信：临桂县的“群众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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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槍老太婆!】1950年，雙槍老太婆趙洪文國被槍斃前的照片，她一臉倔強的模樣。
 這張照片拍攝於1950年7月16日，拍攝地點為四川省什邡市。 照片中，這位被五花大綁的老太太，就是如雷貫耳的雙槍老太婆。 她本名叫趙洪文國，她善使雙槍，是抗日英雄趙侗將軍之母。
 1939年12月下旬至1940年1月間，趙侗率部北進抗日途中，於河北新富、靈壽兩縣交界處的陳莊突遭八路軍偷襲身亡，時年28歲，同時戰死的還有趙 老太太的三女兒趙理智。 對於兒子遭偷襲遇害一事，趙洪文國對《益世報》記者表達悲憤之情，也成為她日後堅決反共拒不投降的原因。
 「雙槍老太婆」這個綽號可不是浪得虛名。 趙老太為了抗日，散盡家財，舉家全上！ 他們從東北打到四川，趙氏家族，為國捐軀者達30餘人。 趙老太打遊擊是把好手，她所帶領的隊伍，光是在遼南，就前後殺敵4000餘人。 於是乎，趙老太被人譽之為「遊擊之母」。  1950年7月，經過公審之後，趙老太被判死刑。 終年6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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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纸救夫
李老师在上课时喜欢随意发挥，也善于讲故事。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1965年是文革前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搞得轰轰烈烈。有位教师向学校反映，一次他听李老师讲课，说毛主席当年在浏阳被白军追得趴在水沟里藏身，这是赤裸裸诬蔑毛主席。伟大领袖怎么会被敌人追得趴在田间水沟里藏身?这是故 意歪曲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学校马上展开调查，翻遍学生们的书本，查看听课记录。终于在一个学生的语文作业里找到当时听这故事时记下的一行字："毛主席藏身水沟，摆脱敌人尾追的机警故事。"

这一下证据确凿，是个"特大现行反革命案"。县公安局来人把他抓捕，说他犯“污蔑伟大领袖”罪。他当然不服，认为这是为了说明毛主席聪明机警，而且这故事是他从书上看到的。公安局叫他说出是哪本书，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没有根据，就是他编的，这是抵赖和顽抗!很快，判他八年徒刑，打入监狱。
他的新婚妻子，已怀孕七个月。妻子是个文盲，但她相信丈夫是清白无辜的。就跑到县里喊冤叫屈。县领导说："你去找，只要你找到这证据，我们就放人!"

乡下女人心实，把这话揣在肚子里。为了救出丈夫，她于是开始了艰难的找寻证据历程。她以收破烂捡废纸为生，到处收寻字纸、旧书。这时，"文革"已经开始，县城的小书店里除去毛主席著作，别的书全没有;图书馆也封闭了。这女人就到处去找，找有印字的纸。她不识字，拾到纸便请亲友或小学生给她念，听听有没有那故事。她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妇女，没文化，哪知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书，文字里究竟都是些什么。

有人劝她："你靠拣纸，哪能拣到那故事，你又不认字，天底下那么多带字的纸，你哪能都拾来?"可谁也说不动这女人，她依然天天提个破篮子在街上拾。只要发现一块带字的纸，就如获至宝。甚至连在茅房发现一张有字的纸也拣出来，涮干净叫人看。天天拾，天天求人念，天天找不着。天天早上的希望在晚间破灭，但她从不灰心。坚信早晚有一天能找到这个故事。时间长了，就变得精神失常，有点疯疯癫癫了。
一年到头，春夏秋冬，雨雪风寒，她从没有停过一天。孩子小时，她背着孩子拾;孩子大了，她领着孩子拾。但心诚未必能感动苍天。她整整拾了七八年纸，可就在她丈夫刑满前半年的一天夜里，灶膛里的火，引着了她堆满屋角的废纸，着了大火。这女人和孩子活活被烧死了。

但出狱后的李老师这回找到冯骥才算是找对人了。冯骥才看过这故事，而且记得是那本书。当时“支左”部队还是很有权威的。冯骥才在县革委会上将问题提出，又坐车赶回部队驻地找到那本书。

这是一本革命回忆录，文革前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书名叫作《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打开书，其中一篇就是这个故事《浏阳遇险》，作者是谢觉哉。写的是毛泽东在一次赴江西根据地途中，路经浏阳，为了摆脱白军追赶，机警地藏身水沟而安然脱险的一段往事。当时县革委的头头们看着这书都怔住了，没话。只有一个自言自语说："怎么谢老会写这篇东西?”

李老师的冤案得到了平反。但家破了，妻子儿子死了。还有他自己惨痛的八年经历，那生不如死的噩梦般的苦难。

---张言：荒唐岁月的荒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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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逃港记
1950 年，她不得不开始尝试写 “ 无产阶级 ” 的故事，她写出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尽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书中的一句话还是透漏了她的敏锐与清醒： “ 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

1950 年 ，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 “ 异数 ” 。那时 “ 新中国 ” 最时髦的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

不久，张爱玲被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 “ 土地改革 ” 。两个月的 “ 深入生活 ” ，使她非常苦恼，因为所闻所见，使她觉得自己无法 “ 写英雄 ” 、 “ 歌颂土改 ” ， “ 一般所说时代 ‘ 纪念碑 ’ 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

1951 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 “ 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

年底，要求在校教职员及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 “ 自我教育 ” 和 “ 自我改造 ” 。之后，这种特色的 “ 思想改造 ” 运动迅速扩大到知识界、文艺界。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进行思想改造，人人过关。张爱玲这种资产阶级作家，当然更得 “ 改造 ” 。

她的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 “ 惘惘的威胁 ” ，她预感到 “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 。她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 “ 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 ” 为由，准备离开 “ 新中国 ” 。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海办护照：

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 “ 上天言好事 ” ，代为宣扬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担心夜长梦多，张爱玲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申请被批准后，张爱玲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却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 “ 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 ” 。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再无相见。

1952 年 7 月， 32 岁的张爱玲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过海关检查时，张爱玲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海关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问： “ 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 ” 她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 “ 是 ” 。

《对照记》里，张爱玲写了去香港的罗湖过境：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 …… 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 “ 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在《浮花浪蕊》里，她也写了在罗湖桥过关：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 “ 好了！这不要紧了。 ”

她终于通过罗湖桥，到了自由的香港。

---转自《老衲读史 2 》

图：张爱玲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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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团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 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

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

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

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 “ 他在去年 (1968 年 ) 死了，是自杀的。 ” 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 ( 《 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 》 ) ，指出红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

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张五常：容国团自杀内幕

图：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夺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大陆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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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也许是为了打消我们的疑虑，后来吴德峰安排我们单独跟谢（觉哉）老见面，谈谈对潘汉年案的看法。在谢老的办公室里，我们汇报了 40 分钟左右。谢老听得非常认真，既不插话，也不提问，就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谢老虽然带了秘书，但很显然他已经事先打了招呼，秘书什么都没带，只是在 一旁听，也没有做记录。

听完汇报之后，他一边喝水，一边慢慢站起来走了几步，秘书要上门去搀扶，他挥手示意不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回到座位上，神情平静却又很严肃。

谢老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 这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高法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谢老一席话，再次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角色。可是既然“只是办理法律手续”，那还要我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审阅案卷干什么？既然这样，将来开庭审判时，检察院指控什么罪行，我们就按什么罪判、依葫芦画瓢，写个判决书就行了，何苦费这么大力气去讨论案情？？？心里这样想，嘴上却不敢说。

谢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绪，转头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他怕我们不理解，还特地详细解释一番。

说完王勃的诗，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王勃的这两句诗说的是汉、唐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谢老话锋一转，又接着说：明朝有位叫文徵明的书画家，有一天在西湖之滨偶然发现一篇碑文，是宋高宗亲赐岳飞的御札，他当即填了一首《满江红》，这首词很能说明问题。文徵明很有见识，后人都骂秦桧是谋害良臣的罪魁祸首时，他却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

谢老一字不错地为我们背了那首《满江红》，背完后，谢老又说：“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害死岳飞的罪魁祸首。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在一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谢老又给我们讲了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可能是想帮助我们理解此事。他最后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谢老在谈话中引的王勃的诗，我不清楚他是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他引岳飞的例子也很特别，那首《满江红》我读过，但印象不深，和谢老谈过之后我特地查了一遍，所以现在再回忆那个场景－－谢老怎么谈的，他的平静的表情，一切都历历在目。

谢老纵论古今的这番话，没有一句话是说潘汉年的，但我们回来悟一悟，实际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指的潘汉年案。事后想起来，感觉谢老水平确实高。和他谈过话之后，我们踏踏实实地准备开庭。

---彭树华、李菁：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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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房里也有杀人犯、武斗打死人的人，也有过去的中统特务，也有革命老干部。遇罗克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学识比别人高很多。那时，监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来了我这么个大学生，中国人当时比较认这个头衔，所以大家就让我给他们讲故事。但是，我有一个感觉，遇罗克的知识面不比我窄。当我讲故事的时 候他不会听，只是看他的书，或者去睡觉。因为我的常识性讲解对他说来没有什么意思。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经历确实很不一样，我是在所谓的好学校一直升上来的，我才知道这个社会对大家是不公平的，在和遇罗克交谈之前，我对这个社会了解并不多。而在这一方面，遇罗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讲，他在农场种草莓，在街道上怎么跟人搞好关系，怎样传呼电话……他在社会上交往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至少，他使我了解了社会的另一面。

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一块儿编诗集，我们把手纸裁成像豆腐块那么大，然后他想办法弄到纸和笔，假装写材料，实际上写我们自己背的诗。把过去学过、读过的古诗，一首一首地记录下来。可以想象，监狱生活是相当枯燥的，是度日如年，但是，遇罗克一直在学习，我对他比较佩服。我当时对于自己会被判这么重的刑，始终耿耿于怀，大惑不解，而且一口气难平，觉得是被别人迫害，完全是个人恩怨的一种阴谋，所以，我在监狱里给大家讲《基督山恩仇记》，遇罗克也在场。

这时候，能和遇罗克一块编古典诗词，大家都觉得生活中还有文化，还有些情趣，在谈诗论词的过程中，暂时忘掉铁窗中的残酷。因为，我周围的人经常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戴上手铐脚镣，天天见到的就是铁和血，还要假装视而不见。

中国那个时候如果有民主选举的话，他会得到很多人的选票。因为，在我们的牢房中这很明显。我们牢房有很多杀人不眨眼的人，但是对遇罗克都毕恭毕敬。他们对我倒没有，量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仗着政府对我们好一点就胡作非为而已。但是，遇罗克不一样，因为谁都知道他敢跟政府较劲，在牢房中就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他又是《出身论》的作者，是当时在中国被污辱被损害的最底层人的代言人，所以这些人对他非常尊敬。

在另一方面，遇罗克也有他特别孩子气的一面。他也愿意跟我们一块唱歌，也跟我们学了一些歌，还和我们一块下围棋、下像棋。他下像棋可以下盲棋，我们根本下不过他。

实际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监的时候，他认为可能是长期监禁，他没有想到会判处死刑。为什么呢？当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中国当时虽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们都是有具体的罪行，从这一点来说，我会比他判得重，因为我有里通外国等罪名，而他连这种罪名都没有，他只是因为一篇文章，而且，他知道陈毅对于出身问题的看法跟他一样，他也通过途径跟陈毅联系过。因此，遇罗克当时跟我说，他对我很理解，也很同情我的处境，他知道我肯定会被判死刑，但是执行不执行还不知道。他曾经对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先出去，一定会替你陈情，去找陈毅，想办法为你斡旋，使你免于死刑。我还很高兴，对他表示感谢。我当时已经到了只想求不死的程度。那个时候遇罗克并不知道他会被判死刑，那个时候他的案子还没有判决。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料到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开了这个杀戒，以思想罪正式枪毙人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九六八年，还没有估计到后来会有“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结果。

后来，我们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很佩服他，因为按照中国的程序，进了死刑号就是一定要被枪毙的。等我们都进了死刑号的时候，当时我被震惊了，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我们都处于一种头脑空白状况，我不知道心理学上如何解释，当时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种愕然，就是人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你将要被处决。

从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罗克一直和当局在审讯上进行较量，一直到进入死刑号，他还是那样，这是遇罗克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说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以及他对于生活的选择不一样，表现的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遇罗克在那个时代，只能作为一个牺牲的英雄，他的选择一定是这样的后果。因为我后来知道，审讯他的审判员姓丁，因为个子很高，都叫他“丁大个儿”，丁大个儿对遇罗克恨之入骨，但是，直到六九年的时候还是定不了遇罗克的罪。丁大个儿就说，好，定不了罪更好，就等机会。一直等到七零年“一打三反”，他真正如愿以偿，把遇罗克送进死刑号。

当时时代一定会“成全”像遇罗克这样的有自己信念的人。这个政权、这个专政机器是会“成全”他，这是双方的成全。这个专政机器是靠人的鲜血奠基了它的“合法性”。我们为什么没有被选择牺牲，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血统，这是社会上不成文的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还不是当局枪杀的最佳选择。

---张郎郎：狱中的遇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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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严凤英)吃药自尽被家人发现，当时她没有死，还能说话。她的爱人王冠亚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急忙求救。王冠亚后来回忆：

万般无奈，只有去找军代表刘万泉。求他赶紧给部队医院打电话求他们急救。但是，他还要按部就班地上二楼去穿衣戴帽，吩咐我先回家，他随后就到。我只有先走，家里只有两个孩子，要 抢救没有大人也不行。

我快步回家，求先来的翟、巫、孙三位医生抢救。她们正打开急救包和针盒，给严凤英量血压、体温，这时刘万泉带着一伙造反派和专政大队的小伙子小姑娘来了……刘万泉还现场批斗，厉声地讲：你会演戏，现在不要再演了！要她交待那张大字报揭发的罪行！

严凤英委曲地哭着申辨，讲自己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她还哭着申辩自己是拥护演现代戏的……她边哭边讲。造反派和刘万泉讲她是装，是演戏……她哭着讲，越讲越没有气力了！巫医生生气地讲：王冠亚！不要求他们了！他们不会救严凤英的！不要指望他们打电话要救护车了！快去搞一个板车拉！

我只有跑下楼，到木工房，找周师父借剧团的板车……我跑着从徽剧团把板车拉到我家，跑上三楼，严凤英已药物中毒，浑身疲软了，我赶紧抱起她，走到楼梯口，我也疲软无力了！这时徽剧团的宋养俭同志赶上来抱起严凤英就下三楼－－他是唱武生的，年轻力壮，把严凤英抱下三楼，抱上板车。

小亚小英（严凤英的两个孩子）又抱过棉被给严凤英铺盖，我们父子三人，还有另一位年轻的军代表，还有一位小伙子，把严凤英飞跑地拉到桐城路口的安徽医学院门诊部，那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医院除了急诊都不看病了！我们说明情况，求他们急救，他们要挂急诊号！那时我们剧团和这家医院是合同关系，要有合同的介绍信！忙乱中哪有介绍信？他们不收。

万般无奈，只有回剧团找军代表刘万泉开介绍信！是那位年轻的军代表带着我的大儿子王小亚，飞跑回剧团，把刘万泉又从床上叫起来，打开办公室的桌子，找到介绍信，开好信，盖好公章，他们二人又飞跑回到医院，挂上号，值班医生才肯医！他拿起听筒听了一下，又翻了翻眼皮，讲瞳孔已散，门诊部解决不了，只有送住院部看看。从门诊部到住院部至少有三公里，我们又找急救车送。

好不容易车来了，但是车内没有抢救病人的手术床，只有我拼上吃奶的力抱着她，靠着车厢壁，拼命让她不滚下来。车外的灯从窗外缓缓流过，我盼望车子能快点，我希望凤英能突然睁开双眼看看这座她喜爱的，住了十四年的城市！可是，她就是不睁眼！好不容易到了住院部，到了内科大楼，病房又在三楼，又是那位年轻的解放军和我团的一个小伙子，轮流将严凤英抱上三楼。

我和孩子抱着被子洗漱用具跟着上楼。找到值班护士长，她讲，没有病床了，叫先睡在地上！那是初春的天气，合肥晚上的温度还是很冷的。地上很简单地铺了一层水泥。严凤英就睡在这冰冷的水泥地上。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

我那时白天帮助严凤英写“交代”，晚上又忙抢救，折腾得筋疲力尽，再听他们要切开严凤英的肚子，人马上就晕了，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歇斯底里地呼喊，不同意！一个劲地要求医院继续抢救！不同意剖腹探查！我甚至发狂似地从二楼跑下来，一直跑到医院门外，终于被他们追到，讲，一定要我签字，同意开刀！

他们开刀时，旁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 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么深！

刘万泉后来因迫害严凤英有功，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

---操风琴：严凤英含冤枉离去49年，凶手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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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粮
重庆是在1949年底才解放的，已经是秋收之后很久了，应征公粮业已被国民党政府征去，而共产党来了之后，又要重征一遍。那时，许多人家已没有多余的谷物，甚至于吃的也没有，但是政府催收却逼得很紧，不如期缴纳，就得吃官司。（董时进：《我认识了共产党》）

董时进曾经出席过本乡的一次征粮会议 ，征粮委员会警告大家说："你们切记不要说，'我家没有谷子，不信你来搜'，这一类的话是没有用的。不管有没有，你们各自去想办法。教女人老婆子来哭来闹，上吊跳水那些事都没有用的，千万不要来这一套。政府绝不能开一个恶例，对于自杀的人家就宽免其公粮，或放弃其催督，因为那样一来，岂不大家都以自杀，来做抵制政府的手段么？"（董时进：《共区回忆》）

董时进听说，在临近的某县，因为征粮被逼太甚，一位哥老会的首领便带着众多兄弟造了反，群起攻打县府，将在押的人劫了出来，并杀死了县长和区长，然后跑上山去了。但更多的普通粮民，却没有那种胆量。董时进住在乡间的时候，他所认识的朋友中，也随时会有人告诉他，他们的父兄叔伯因为交不出公粮而被拘押，或自尽的，也不计其数。与董时进关系密切的一位同乡，就曾写信说："今年所收的租谷，因为国民党离开之前已经被乡公所征去了一部分，现在剩下来的全部不够交人民政府的公粮。但是这公粮非交足不可，目前催得很紧了，已经开始抓人。邻居某人已经被抓去，关在一间潮湿的屋子里面，没有床，没有凳，不许家人去看，也不许送食物和被褥，还要在身上泼冷水……"（董时进：《共区回忆》）

因为征粮太重，追逼的办法又太毒辣，那些自杀者虽然可以摆脱自己的痛苦，但应交的公粮仍是逃不脱的。几个乡民告诉董时进，在近邻的某区，有一个粮户自缢而死了，由乡公所报告到区政府，区政府的回答是："把人取下来称一称，看有多少斤重就抵多少斤粮，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其余还是要如期照缴。"

---斗地主－－中国地主的生与死


出走
董时进谈到，共产党到一个地方之后，首先就是组织贫农和一些无产无业的分子，告诉他们说："地主和富农都是封建的，他们残酷地剥削了你们，所以使得你们贫穷。现在我们要帮助你们去把他们的土地房屋占过来，把他们的牲口牵过来，把各种农具、粮食等等都拿过来。你们好好监视着他们，不许他们卖掉 他们的物品粮食农具等物，不许他们砍去他们的树木，不许他们拆掉他们的房屋，因为这一切东西现在都是你们的了，只等一等就要分给你们。"那些贫民可以得到利益，又何乐而不为呢？

董时进甚至悲观地预测："在过去，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学读书，甚至去大都市进大学，所以农村中尚能产知识分子和各项人才。今后这些人家没有了，所有的全是耕种十亩八亩的小贫农，他们糊口且不易，哪里还能送子弟进学校。……农家子弟不能受教育，农人永远不能翻身了。"他又预言，政权巩固之后，中共就会再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

尽管董时进对土改有很多批判的意见，但在当日的环境下，却无法再公开发表他的想法了。在有过一次上书的经历后，他便起了戒心，不敢再去以身试法。董时进知道，像他那样的人，别的虽然说不上，然而因为老家有几亩薄田，这"地主"的头衔是安得上去的，一安上去即没有任何人民的权利了，那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董时进说，一个需要精神生活的人，突然发觉他的思想的来路和思想的出路都被关闭了，必然会感到窒息、空虚和没有前途，他的痛苦会比一个既聋且哑又眼瞎的人还有更甚的地方。近来事情发展的情形，就令他感到越来越多的苦闷，想趁早离开大陆了。

于是，1950年秋，在土改的暴风骤雨来临前夕，董时进乘上了从上海开往深圳的火车，然后出走香港。很快，激进的土改运动，开始在他的家乡和更广大的乡间席卷开来。

那时，已到香港的董时进，悲恸地写道："土地的破坏这才开始，更大的破坏还在后面。"

---斗地主－－中国地主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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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五十年代初随着按 “ 革命等级 ” 划分的供给制的取消和以干部级别为准绳的薪金制的建立，革命官员享有 “ 合法化腐败 ” 的特权的最初级形式从此产生。工薪级别分为二十四级，十二级以上谓高级干部，十三级至十六级谓中级干部，十七级以下者谓普通干部。高级干部的特权包括医疗 、福利、保健、住房、商品和服务等一切 “ 消费 ” ，均由国家供给，几乎不受限额规定，工资只作为其职务收入的象征而已；中级干部的待遇由国家部分供给，有配额规定，工资和部分消费需求相挂钩；而只有普通干部的待遇普通百姓才相差无几，工资不再是象征，完全和消费需求相挂钩。特权与级别是对应的，不同级别相应有不同特权。

在这种制度的前期阶段，国家被打造成一个全能型的 “ 家庭 ” ， “ 国家 ” 是家长，全体公民是子女，在扣除子女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直接进行自我分配；一些有限的消费品和服务按着种类和数量只分配给有限的服务对象，并按长幼（级别）来逐一满足。其中有个专门对应名词叫 “ 特供 ” 。以副食供应为例：八级（部级）以上干部，细粮、鱼、肉、蛋等没有量的限制，基本能满足全家的需求；而八级至十二级级干部可以凭一个红皮 “ 供应证 ” 买到可以满足基本家人的精副食品和高级烟酒，这些东西在那物质极其匮乏的票证供应年代，对于一脸菜色的普通百姓而言，（细）粮、鱼、肉、蛋平时是见不到的。

特权等级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在物质匮乏年代的经济供应上，很多方面也有完善的规定。医院有高干病房，住房有高干楼，眷属的入户、就业、提干方面的优先；子女保送到一流大中小学读书等；即便死后的追悼会与骨灰盒的安放，亦有明确的等级规定。与老百姓可谓差别万千。其中有些东西不仅是待遇，也是地位的象征，比如五六十年代，红旗轿车只归部级（三至八级级之间）以上专用，厅局级（九至十二级级间）是伏尔加或上海轿；至于火车软卧和飞机，最低级别限制到县处级（十三至十六级间）才可以乘用。除此之外，政治信息的传递也存在等级的区别，红头文件传达到哪一级，《内参》哪一级可看都有严格标准，譬如 “ 四人帮 ” 的粉碎在各级干部都传达到后，才向社会公开。

关于官员的特权，大概从一些媒体披露的一些官员的过去生活、工作的具体细节上，从不经意修饰的细节中窥视到一些非常耐人寻味的端倪。比如，一个老干部在回忆六十年代周恩来的著作中，描述了邓颖超从家里的冰箱中取出西瓜招待客人的细节；在一部记录蔡畅生平的书中，作者为了夸赞蔡畅如何严已律己时，透露了五十年代初，蔡畅的侄子跟她要一辆摩托车，被说成是一贯洁身自好的蔡畅拒绝了。等等。冰箱在八十年代对普通百姓来说还是奢侈物，六十年代一般老百姓根本闻所未闻；在五十年代，不要说摩托车，自行车对于普通百姓也是稀罕物，但高干子女们竟可以有这个奢望。这些背后表明了什么？

---杨奎松：以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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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前完全沉寂
到了整风运动， 1940 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整风前延安就已完全沉寂下来了。

什么演戏、歌咏、贴标语、贴墙报， 1938 年后这些事儿已经没有了，大家都是进步青年贴它干什么？有些青年开始苦恼，这样下去，好像与原来的意气风发， 1937 年、 1938 年初到延安的想法不太一样。

1941 年整风报告以前，延安所有报刊统统停了，第一个中央机关杂志《解放杂志》， 1941 年春天停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停刊，《中国青年》停刊，《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等，全停刊了。好像丁玲他们也出过一个刊物，到 1941 年全部停了。

整风开始后， 1942 年头三四个月，一些知识分子老党员，包括丁玲、王实味这些人在内，完全理解错了，以为这是真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家要说什么，都来了。当时掌握《解放日报》的人也不太懂，所以就刊发了王实味的那些东西，也刊发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实《三八节有感》没有什么大的错误。

《三八节有感》说女同志受的照顾不够，重劳动也要参加，每个月例假也要去劳动，这种东西你说有什么反党呢？她只是作为老的女革命家，讲讲这些话罢了。

王实味用的是另外一种笔调，讽刺得很厉害。讽刺、挖苦，甚至带一点对敌斗争的语气，脾气大。是不是王实味的用心很坏？恐怕也不是。

整风一下子从反对王实味、丁玲开始了。上边的整风，是整教条主义，我们丝毫不知道。

下面的普通党员整什么呢？就整小资产阶级作风，开始人人检讨。整风开始是整这些小知识分子的“半条心”。半条心是指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思想来参加革命。

---曾彦修：我所经历的“延安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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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快亮了，你还在炕上尿了一泡
1949 年之后的冯友兰，真是山河宛在，物是人非。

1948 年 12 月，从南京派来了一架专机，飞机的任务只有一个，接北京的知识分子们去台湾。

名单里，冯友兰的名字靠前，他当时的职务是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冯友兰和妻子的决定是，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军来 。

后来他回忆，“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弟）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但是很快，他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有些迷惑了。新政权来交接，冯友兰发现自己其实很难适应，他先辞去自己的行政职务－－很快，这个请辞就被批准了。然而，又有人表示，冯友兰最大的问题，是“思想与党不合”，这在当时是个非常严重的帽子，比沈从文的“桃红色作家”差不多了多少。

冯友兰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 1949 年 10 月 5 日给毛泽东写信：

毛主席：
在你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你们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这是关系全人类四分之一人的生死荣辱的一件大事，当然 ( 也 ) 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参加了你在天安门就职的典礼，我感受到近几日来群众的欢乐。一切的新气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来的所见所闻，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说的，中国人民不但是站起来了，并且一个文化的高潮即将来临，使中国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态出现于世界。

在参加这几日的庆祝的时候，我于欢喜之中，感觉到十分愧悔，因为在过去我不但对于革命没有出过一份力量，并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发生过关系，我以前所讲的哲学，有唯心及复古的倾向。这些在客观的社会影响上讲，都于革命有阻碍。

各方面对于我的批评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愿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努力改造自己，作一个新的开始，使我能跟着你及中国共产党，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尽一份力量。

……我计划于五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我愿以此项工作迎接将要来临的文化高潮，并响应你的号召……

毛泽东于 10 月 13 日回信，重点只有一句：
“像你这样的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在这之后，冯友兰就一直在被改造中，张岱年就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对他的评价：“天都快亮了，你还在炕上尿了一泡。”

---作者: 李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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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时间读书了
暑假开学不久，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开始了。我们学校的大喇叭滚动播送着 “ 赶英超美 ” 的口号、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产量任务的号召、《社会主义好》等大跃进的歌曲和学校领导的鼓动信、各班的决心书等，整个学校沸腾起来了。全校停课，全体师生员工都投入大炼钢铁。操场上支起了一个高 大的属于全校的炼钢高炉，另外，全校二十三个班每一个班还有属于自己班的高八十公分、一米多宽、两米长的小地炉，这样，整个操场竖起了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炼钢炉群。大、小高炉旁边堆满了矿石、焦炭、坩埚。

个头高的、年龄大的同学都被选去烧炉子，压碎矿石便是我们小同学的任务。课桌和讲台被码放到教室的后边了，腾出来地方压矿石。我们的教室被分成四块场地，每块长四五米，场地两端各摆放一条条凳，每条条凳上坐两个同学，来回蹬一个农村打麦场上用的大石滚，让石滚在铺满矿石的地面上滚动压碎矿石。四个石滚在砖铺的地面上滚动的声音、抄翻矿石的声音和矿石块碎裂的声音震得头昏耳聋。

在大炼钢铁的热潮里，全国上下七八亿人民全部被动员出来了，到处人山人海，炼钢炉林立，不分白天黑夜，火光映天。炼钢炉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不能停火，因此我们压矿石的也不能休息。矿石粉和着灰尘在整个教室飞扬，我们睁不开眼、透不过气。学校没有给配备手套、口罩等任何劳保用品，我们只好用小手帕蒙住嘴和鼻子。尽管如此，矿石灰还是从脸与手帕的缝隙里往鼻子里钻，结果连我们的手帕也变成了矿石色，贴近鼻孔的地方变成两个褐色的圆点。

我们分成若干班，轮流休息吃饭。换班的时候，我们的头发上、衣服上和眼睛、眉毛上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矿石粉，周身上下只有两只眼睛是白的。一次换班的时候，我和同桌翟素霞一起走出教室门，去掉蒙嘴的手帕，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我们都变成小鬼了！

我们好像一夜之间进入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再不要花钱订伙，只要不是干活的时候，肚子饿了，可以随时去大伙房吃饭，而且可以任着肚皮填，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只不过大都是红芋（山芋）罢了。那年头正是赶英超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岁月，上面号召我们： “ 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 ” ，我们每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的觉。轮到休息的时候，我们脸也不洗带着满身的矿石灰和衣躺下。等下一班来叫我们的时候，我们睡得正香，揉揉眼皮，便去上班。连着几天熬下来，人就有点受不了了。压矿石时常常把石滚蹬过去就睡着了，当对方把石滚蹬过来的时候，自己浑然不知，结果被石滚压着了脚面，甚至被压伤了脚脖子。

大操场上的大大小的炼钢炉都喷吐着熊熊的火苗，照红了天空，加上照明的电灯，整个学校变成了一座不夜城。一位同学家长说，从他们远在十几里之外的老家都能看见我们学校的炼钢炉的火光。在学校的大高炉的一边，老师们和高年级的学生在踩着梯子往炉子里倒焦炭；另一边，两个体育老师在拉一个硕大的风箱，旁边还站着几个准备接班的大个子学生，个个挥汗如雨。

当年彭捷老师担任初二（ 2 ）班的班主任，他们还有自己的小地炉。为了早出钢铁，彭老师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他要组织学生，亲临指挥，有时要亲自拉风箱、倒焦炭。快到该出铁的日子了，彭老师站在炉口，俯身望着炉火，手里拿着钢钎子，不断翻动焦炭，观察坩埚里的动静。突然，头发昏，腿发软，身子往前倒去。亏得旁边的同学及时拉住了他的衣服，否则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 直到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想起这件事我还感到后怕。 ” 二〇〇六年的十二月二十日彭老师在给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如是说。

“ 你们到底炼出钢了没有？ ” 我问彭老师。

彭老师以一个绕口令回答了我： “ 说没炼出来就是炼出来了，说炼出来了就是没炼出来。 ”

我大惑不解。

彭老给我解释道： “ 如果说没炼出来吧，烧炼后从坩埚里倒出来的东西跟原来的铁矿石确实不一样了，所以说 ‘ 说没炼出来就是炼出来了 ’ ；要是说炼出来了吧，炼出来的铁疙瘩里面到处是窟窿，有点像蜂窝了，那能算是铁么？更不能说是钢了。所以说 ‘ 说炼出来了就是没炼出来 ’ 。炼出的是这样的东西，能不能报喜呢？我也犹豫。后来同学们说 ‘ 就算是铁，报吧！ ’ 我们就向学校报了，学校的广播表扬我们初二（ 2 ）班炼出了第一炉铁。 ”

---李世华 ：激情岁月——在赶英超美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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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五顿饭
1958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第八瀑河农业社视察。村里墙上画着鲜艳的壁画：年轻人攀着刺破蓝天的玉米秸爬上天空；老汉乘着比船大的花生壳，飘洋过海，周游世界；嫦娥从月宫下凡，到农田采摘斗大的棉桃……县委书记汇报，今年全县平均亩产麦子达到 2000 斤，总产量达到 12 亿斤 。此外，还要放大卫星，山药亩产 120 万斤，一棵白菜 520 斤，小麦亩产 12 万斤，皮棉亩产 5000 斤。

毛高兴地问：“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 31 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粮食多了换机器。”又问：“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那我们用山药造酒精。”“那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多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毛泽东又说：“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后来毛到安国县，看到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景象，就问安国县长：“你们愿意修个飞机场吗？用这条马路，把树挖掉？可这得要用一部分土地。”县长忙说：“我们非常想修个飞机场，县里地多呢，占地没问题！”毛又具体指示：“把马路搞成洋灰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今后国际友人来，从北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你这里。”于是各地修飞机场的计划纷纷出台，有的公社还加修直升飞机场，使村与村之间的联系更方便、快捷。修飞机场可不像修打麦场，最终全国公社飞机场一个也没建起来。

---李凯源：大跃进奇闻拾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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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食堂
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公社书记当众宣布： 11 月 7 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 8 日进入共产党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

散会后，群众便上街 “ 共产 ” 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 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

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 1958 年 9 月下旬开始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两三天。兴桥大队分成南、中、北三个街，办了三所食堂。我们中街的在黄奎德家开始的第一顿。他家是开旅社的，地方比较大，能盛十多张桌子。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一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 “ 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

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黄奎德家。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

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来亲戚了，割三、四两肉，都是烧的白汤，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

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 “ 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了 ” 。

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两个大组，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一顿不如一顿了。

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最后办一个食堂，在街南头。一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不过粥里没有米。

记得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邻居高大喜子、孙五锁子便叫着我一起去喝粥，去得早的，舀子在锅底捞，能捞到小半碗米，我们那时刚上小学，做饭的人同情我们小孩子。

过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汤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点米，舔在舌头上，舍不得咽下。后来，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们每个小学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象被猪尿泡似的被吹大起来，亮亮的，手一戳就能点破的样子。

刚开始时，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米就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这时候，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是一片白，都被人们吃光了。

到了 1959 年 1 、 2 月份，粮食没有了，便有饿死人的事了出现了。

---李锦：不写三年大饥荒，就对不起历史和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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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参片《简·爱》
“ 内参片 ” ，即不对外公映、只供内部参考的影片。 “ 内参片 ” 文革前就有， 1965 年起中断， 1970 年，上海译制片厂零星恢复了 “ 内参片 ” 的译制。

多年后，苏秀感叹： “ 有这么一小群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却在竭尽全力为那些被批判成‘ 封资修 ’ 的作品译制配音，而且必须尽心尽力， 保证质量，让这些电影成为 ‘ 最好看 ’ 的电影。这本身就是件极为特殊又古怪的事。 ”

这些 “ 最好看 ” 的封资修影片的经典之作，就是 1975 年版的《简 · 爱》。

“ 这些片子是中国电影公司从国外买来的拷贝，其中一部分让我们译制。因为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所以由文化部电影局专门拨款，给我们一些加工费。译制完成后录成拷贝，再寄给中影公司。 ”1975 年版《简 · 爱》的副导演、年过古稀的孙渝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影公司寄来的文件袋上都不写电影名，只写代号。开始是 A 、 B 、 C……1971 年起，因为片子越来越多，字母不够用，改用数字编号，如 “ 沪内 × 号 ” 。

苏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这些内参片都是保密的，连家人都不许透露。每一个剧本都有编号，工作结束后必须交还厂里，不能带出厂外。 “ 译制的目的是什么，给谁看，我们都一概不知。 ”

苏秀记得，正式开始生产内参片前，厂里曾经专门开会，传达为什么要译制这些封资修的 “ 毒草 ” ，会上还宣读了周恩来的电报，称译制 “ 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时做参考 ” 。但让苏秀困惑的是，像《简 · 爱》这样的片子，显然与当时的国际国内 “ 阶级斗争新动向 ” 无关啊。

《简 · 爱》的后期合成完成之后，徐景贤来审片。在一楼的放映室里，导演陈叙一和副导演孙渝烽陪着他看片。在孙渝烽印象里，徐景贤看上去大概三四十岁，很瘦，但很精神，言谈温文尔雅。他话不多，看片中间偶尔提问，陈叙一简要作答。看完片子后，徐表示 “ 很好 ” 。片子没有作任何改动就通过了，送交中影公司。

《简 · 爱》译制完成后，厂里依照惯例举行批判大会，旨在给导演和演员消 “ 封资修 ” 的毒。这是孙渝烽的工作内容之一，最后由他写成简报上交工宣队。

所有参与影片译制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参加 “ 消毒大会 ” ，轮流发言，对影片进行批判，主创人员作重点发言。政治形势严峻时，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也参与发言，大家个个表现得义愤填膺，摩拳擦掌。

“ 其实每部影片的批判内容都差不多，后来我做简报上交时，只需把片名换掉就可以了。 ” 孙渝烽笑道。

但《简 · 爱》除了 “ 麻醉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生活 ” 的常规罪名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罪名：宣扬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个人至上。

---杨敏：内参片《简·爱》——“编外”的艺术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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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运动的恐怖
整风运动有多恐怖？《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中披露了诸多材料。仅选取几段。

“1942年12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几许寒意，但是，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被抢救……历史稍微复杂、社会关系又不甚清晰的怀疑物件对象，正在一批一 批地集中起来，被送到反审机关审查……1943年4月10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特务一批一批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的人人自危了……有的单位对90%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17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91人次，私自被关押的29人。……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

“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而死……仅延安一地自杀死亡者就有五、六十人……”

“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导，绥师已有160余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280余人，被揭发者190余人。……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96%的人是特务……抢救运动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创伤……”

据说，当时偌大的延安城，晚上听不到一点声音，完全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延安整风的恐怖与《东方红》出现
作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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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筹款
我曾经在一个收藏家处一次性购买了三张苏区建立初期关于打土豪的信件。看看图 1 ，这是一封派款公函，兴国县第四区第二乡根据群众举报，该乡的潘亮恒户很富有，家中存有几百块大洋，经区苏维埃政府讨论决定，向潘亮恒借大洋 150 元，以助区政府公用。落款是兴国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代委员长 李家铎， 11 月 29 日，加盖 “ 兴国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 ” 条形印章。

12 月 3 日上午，因不见潘亮恒前来交款，兴国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又给 “ 亮恒 ” 户发出公函（图 2 ），指出：前一次已经给你说了，借大洋 100 元（其实，前面说的是 150 元，可能是条子发出去之后，没有留底，具体数量给忘了），至今天还没有交来，如果还不交来，定要采取革命手段。从文字口气和 100 块大洋数量看，这个 “ 亮恒 ” 肯定是一个土豪或者地主。字面说是借，那是客套话，其实就是 “ 打土豪 ” 。

接到区苏维埃政府派款公函后，潘亮恒觉得很冤枉，于是找到乡里比较了解情况的几个人作证明，给区政府写了一封哀求信（图 3 ）。要求苏维埃政府调查弄清家庭经济情况，并且，还请潘亮遗等 4 个人证明。

这些信函反映了苏区政权建立初期红军部队和苏区政府打土豪的实际情况，非常难得。至于此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因没有找到下文，无法推断。

---作者: 洪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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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在秦皇岛，长春大饥饿的悲惨状况零星传来。市民严重缺粮，一座大楼换一斤米，一个大姑娘也换一斤米，先是满街抢劫，后来一家人互相抢东西吃，幼子幼女先饿死，大路边，树底下，都是尸体，他们出来找东西吃，什么也没找到。国军鼓励市民出城，共军把他们又赶回来，成群的人跪在共军的阵地前哭号 哀求，最后死在“无人地带”，——惨无人道的地带。那时国际间没有一声谴责，南方的学生还一个劲儿向国民政府“反饥饿”！

那时共军规定，国军官兵如果带枪出城，交枪可以放人。有一位连长以手枪换路条，连夜过沈阳出山海关，投奔“上校爷爷”。他面色青白，语音如垂危病人，演戏说话有“气音”，气胜于音，以气代音，这位连长用气音说话，有气其实无气，没有“士气”，看见了他，我才明白什么是士气。他常常深夜梦中痛哭，哭声倒是很大，惊醒众人。

连长告诉“上校爷爷”，军中缺粮，国军空投接济，粮袋落下来，各部队派人抢米，自相残杀。他说天天看见老百姓饿死，长官还要派他到民家搜粮，“只要他们不派我去抢老百姓的粮食，我不会逃跑。”他说城门以外，共军阵地以前，老百姓的尸体带状分布，好像给两军画出中线，这是因为垂死的老百姓出城以后，既无法通过共军的封镇，又不准再回到城内，多次往返奔波，再也无力支持。气息奄奄的婴儿睁大眼睛看他，在路上看他，也在梦中看他。

连长说，共军士兵看见饥民跪拜痛哭，也流下眼泪，但是他们坚决执行命令，饥民不听话，照样开枪打，他也看见带伤流血的尸体。他说共产党真厉害，怎么能把兵训练成那个样子，“人民的军队爱人民”，多年的训练可以一夕翻转，执行任务时可以违反原则，违背良心。他说国军官兵无论如何办不到，格老子伤阴德，老子不干，他会偷偷地放过饥民，或者自己偷偷地跑掉。他说黄泛区会战的时候，共军用“人海战术”进攻，死伤太多，国军打到手软，射手把机枪往地上一丢：“老子不打了！”连长掏出手枪，指着射手的太阳穴，射手扑通跪下：“连长你枪毙我吧！”射手哭了，连长也哭了，说着说着“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个连长。

---王鼎钧《关山夺路》


历史的细节
在《关山夺路》一书中，王鼎钧记述了这样一些历史细节，通过这些历史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同样让人感到可怕。

其时，王鼎钧是一名国民党宪兵，他在南京、上海等地曾目睹日俘修路修机场的情景。其中，日俘所展现出来的纪律性和执行力，令他印象深刻。

在南京，王鼎 钧有一天去看日俘修路。那时没有大型机械，修路还是靠锹和镐。日俘挖过战壕，动作自然娴熟。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军，今天忽然变身为他国的苦力，可能多少有些不甘心。但是，他们干起活儿来却是一板一眼，不敷衍了事，也无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日本军官负责督工，沿着工地不停地走动巡视。

在上海，日俘修建机场收工之后整队归营，虽然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但队形整齐，目不斜视。日本军官的着装外形虽和普通士兵一样狼狈，也早已失去了权力，但普通士兵对其的尊敬与服从却丝毫未减。

日军在投降前一天还照常出操上课，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缴枪之前，枪擦得干干净净。日俘回国，只许带很少的钱和随身用品，宪兵严格检查，无人违反规定。

此外，日本侨民的表现，同样令人感喟。

在葫芦岛，等待遣送的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和小孩，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但秩序井然，连小孩都不哭不闹，安安静静。

在沈阳，为了维持生活，日本侨民沿街摆摊儿出售一些带不走的东西。地摊后面清一色地跪着一个女子，绝无男子出现，她们在给自家的男人留面子。

有的日本女子在街头售卖自制的食物，中年妇女炒菜，少女担任招待。少女二十岁上下，穿着和服，站在柜台里面，端出咸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满。顾客多半是东北工人或车夫，他们趁其不备去摸她们的胸脯，或揪住头发亲她们的脸，她们虽然会说汉语，但不反抗，不流泪，默默承受着一切。

王鼎钧回忆录记述的好些事，给人印象深刻。历史学家高华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推荐我们读他：“他的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

---历史的细节，让人感到可怕

图：被遣返回国前，日本人接受中国军官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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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吓致死
李可染是近现代杰出的画家、诗人，是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大师之一。他创作了许多流传百世的作品，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他的《万山红遍》系列，据数据显示，在近两年的春秋两季拍卖中，李可染的红色系列几乎都是当季拍卖的最高价。2015 年秋拍，李可染 1964 年创作的只有 3.1 平尺的《万山 红遍》以 1.84 亿元的价格成交，而这幅作品当年李可染卖给荣宝斋时，只不过 80 块钱。

李可染为什么要画这些红色系列？其实这和他的性格有关，根据资料调查，李可染实际是一个胆小谨慎的人。

李可染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是当时以画人文画、表现自我为主的小情调画遇到了当时大唱社会主义、讴歌政治的改造运动，中国画被绘画系取代，李可染被派去教水彩。胆小怕事的李可染并不是像一些画家那样坚持已见，而是紧跟“时代”，不仅变了画风，还发表论文，提出要改造中国画，摒弃过去的画法，找到绘画的源泉。

1958 年，国家正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肃反、建立人民公社、树立三面红旗等，当年在杭州上学的同学张眺就死在肃反中，而李可染是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职务的，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被批斗是很正常的。

为了给自己辩解，李可染写了一篇文章《向党交心》。文章的第一章是“缺少灵魂”，辩解他的画，因为有不少人说他的画社会主义内容很少。第二章是“个人名利”，说自己对系里的工作不主动热情，能躲就躲，对学生也很少接触，是想尽可能地搞自己的创作。

尽管李可染胆小怕事，写下文章向党交心，极力为自己辩解。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没有给李可染向党交心的机会。他的作品被作为“四旧”作品，处于横扫之列，不断被剥夺画笔，而且还受到各种批判，再次受到打击的李可染已经越来越脆弱了。

1967 年文革开始后，李可染第三次受到冲击，他的作品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抄家、进牛棚。在这过程中，李可染表现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说什么就说什么，由于他的认罪态度较好，斗了一年后，李可染终于回了家。

此时的李可染已经丧失了任何斗志，噩梦不断。他的妻子邹佩珠透漏，李可染曾经这么和她说：“我这一生从未做过好梦。每次做梦都在爬山，眼看爬到高头了，又总是摔下来，从梦里惊叫吓醒。”

可见，当时的李可染已经是害怕到了极点。对于艺术创作，李可染更是迷茫，不敢画，不知道画什么。后来，他的朋友见他实在害怕，就对他说：“可以画些青山绿水，譬如以井冈山为题材，加上些扛着红旗的红军，这样谁还能批判呢 ? ”

李可染像拿到了救命稻草，立刻开始红色系列的创作，向党表示自己的衷心。于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各种红色题材开始出现在李可染笔下。《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摇篮》、《井冈山主峰图》以及现在不断拍出历史天价的《万山红遍》系列。

尽管这样，他的历史是抹杀不了的。 1970 年，他再次被打倒，这应该算第四次了，此次他被下放到湖北丹江口“五七干校”，分配给他的工作是接听电话，当传达。

1971 年，周恩来说可以请一些老画家回来，创造一些新的绘画作品，先由民族饭店做起。于是饭店派人持北京市的介绍信去干校接人，其中一个就是李可染。

李可染回京后，发现家没有了，孩子也都不在身边。为了方便画画，李可染和邹佩珠被临时安置在民族饭店的招待所，他为民族饭店、外交部等创作了巨幅的漓江题材作品，画过国礼作品《树杪百重泉》。

然而，就像当年他被改掉“永顺”的名字一样，他总是不顺和不幸。 1974 年，江青到民族饭店，发现了李可染画的《漓江》，立刻说这是“黑画”，李可染又一次受到批判。

这次，一向胆小怕事，谨慎小心的李可染的精神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高血压复发引起失语，彻底垮了。这次患病，李可染经过半年的治疗，才慢慢恢复健康。而他之所以能得到治疗，全因为他的患病期间坚持创作红色系列，不断向党交心。可以想象，那时候的李可染精神是如何的，好在所作的井冈山题材的作品没有再给人留下攻击诬陷的口实。

1976 年文革结束后，李可染终于获得平反，他的李家山水的特点让他成为中国少有的艺术大师。 1978 年，中央美术学院再次恢复开课，并招收了第一批美术研究生，李可染作为教授，也能专心教授自己的绘画技术了。那一年的美术研究生，活跃现在的有刘大为、李延生、史国良、李少文、陈丹青等人。

此时的李可染已经是 70 岁高龄了，他的艺术受到了各方尊重，也不用违心的说话，违心的写文章了。只是他的胆子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容不得半点刺激了。

直到 1989 年的那场风波，风波过后， 1989 年 12 月 5 日，文化部两个官员到时任中国画研究院院长的李可染家，了解研究院画家在风波中的动向。 80 多岁的李可染已经受不得半点摧残了，历经文革种种磨难的他早就是惊弓之鸟，一根稻草就能让他崩溃。

据艺术家陈岩《往事丹青》一书中记载：两个官员的到访让李可染大为惊恐，而李可染又有一紧张就口吃的毛病，可以想象，现场的谈话是什么样子。当时邹佩珠鬼使神差的外出未归，谈话只有李可染一人，李可染的精神完全崩溃，根本听不清两个官员的讲话，其实谁也不知道两位官员说了什么，但对李可染的打击是显著的，一代巨匠李可染就在两位侃侃而谈时心脏病猝发，撒手人寰。享年 82 岁。邹佩珠事后回忆，李可染的舌头把假牙都顶出来了，而那两位还兀自说个不休……

而在众多官网，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报道： 1989 年 12 月 5 日，李可染在自己的画室里，同文化部的几位官员正在商讨如何发扬中国画艺术，构想刚开始，李可染却头一歪，倒在沙发上……

---燦一：李可染实为惊吓致死

图：李可染画作《万山红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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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肥肉
就在那样一个赤日炎炎的“双抢”日子，我们汗流夹背干了整整一个上午，好不容易才把那个懒洋洋却又炽热无比的太阳送过头顶，可以去喘口气吃顿午饭，慰劳一下自已早已饥肠辘辘的肚皮了。

不过那个时侯不能自带饭食，必须要和贫下中农“三同”，也就是一块吃饭，一块干活，有时还要一块住宿。吃饭 当然不能白吃，要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象当年传说中的红军八路军一样交伙食费和粮票。于是按规矩，我们分组由老师带着去各户农家吃饭。

记得那天一进门，几个同学的眼睛立刻亮了，只见迎门八仙桌上放着三四碗菜，虽然大都是青菜豆腐，中间却亮汪汪十分醒目地放着一碗炖肉，那肉毫无例外都是大肥膘，照那时的习惯切成一块块大约两寸的长条，在碗里整齐地码放着，满屋子顿时弥漫着浓浓的肉香。

饥肠辘辘的肚皮不分好歹，只要是吃的都会香甜，更何况农家柴火烧出的米饭格外香甜，于是大家伙盛满了饭，等主人和同桌老师一声招呼，便立刻如狼似虎大嚼起来。一双双小眼睛全都骨碌碌旋转，不时偷偷瞄向中间那碗肥肉，有两个人的筷子还不知不觉就伸了过去。

可是不对，在我们和那碗肥肉中间，分明还横亘着一座高山，一座很难逾越的高山，就是带队老师那一双严厉的眼睛。那天的支农活动由造反派組织，带领我们的是别处派来的不熟悉老师，年纪不大却格外严肃，看见谁的筷子靠近肉碗，就会狠狠瞪那人一眼，吓得他赶快把筷子转向豆腐或者青菜。

这样的攻防战持续好一会，中间那碗肥肉依然毫发未缺，弄得我们心里象猫挠一样着急。要知道那可是香喷喷的大肥肉哇，我们已经好久都没能与它们亲密接触过了。

那时侯城里的猪肉凭票供应，普通人一周也难得吃上二次猪肉，更别说这样香喷喷油渍渍的大肥肉了。不，那不是肥肉，而是仙丹妙药，能好好滋润一下我们干涸己久的肠胃。可恶的老师哟，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痛痛快快享用一块呢？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脑袋，老师途中离桌去添饭，他刚背过身去，就有一个男同学疾如闪电一般伸出筷子，挟起块肥肉三口两口便吞下了肚。其他同学也不甘落后，等老师坐回桌上，就只见半碗亮汪汪的肉汤在大放光芒了。

老师的脸色刹时间变得很难看，狠狠瞪了我们每人一眼，只是当着主人的面没有发作，等到离开主人家，他立刻劈头盖脸给了我们每人一顿狠狠的训斥。

原来那时农家的生活都很贫困，只有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人来帮忙，才能费尽心思搞来点肥肉，不过很大程度也只用来放在桌上摆摆样子，借以表明主人家诚心与好客，作用就象今天祭祀时摆放的供品差不多，是只能看不能吃，当然更不能吃光光的。譬如今天桌上放的这碗肉，本来是农忙时有人来家吃饭，才每天端上来作作样子，然后又要端回去的。如今却被我们风卷残云般一顿吃光，接下来主人家还不知该怎样犯愁呢。

批评到这儿，老师又挨个查问我们的家庭出身，看样子如果有人家庭成份不好，他还会上纲上线去挖掘“阶级根源”。幸好那天除了我以外，组里其他同学大都来自“二七”铁路新村，属于在工人阶级中也算是响当当的“铁老大”，成份恐怕比老师本人还要好得多，所以一问之下，老师也只好悻悻地不再吱声了。

不过那以后等我再去农家吃饭，都会注意不踫中间照例会有的那一碗肥肉，因为我知道在那些油汪汪喷香诱人的光亮里，其实包含着那时社会太多的规矩、太多的酸辛，太多的无奈。

---王晓明：一块肥肉引起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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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土改叫农民纳“投名状”
有人做过统计，整个土改运动中 70% 的流血是发生在 1947 年前后的老区土改，而老区土改基本上没有平分土地功能的。什么叫老区？所谓老区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已经统治了很长时间的地方。抗战时期共产党没有搞土改，但是仍然搞的是减租减息，公平负担。总而言之，还是要把 地主基本上剥夺了，只不过不搞暴力阶级斗争。到了 1946 、 1947 年的时候，土地已经是非常之分散，老区是没有什么土地可分的，但是恰恰是老区土改，几乎是村村流血，没有哪个村是不死人的。

为什么要搞得那么血腥？农民也许不会为了几亩地“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的失败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那当然他们就会容易被高度地动员起来。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流血土改搞到什么地步呢？一个 4075 人的村子，斗争中打死了 25 人，其中只有两个人是地主，四个人是富农，其中有 10 个叫做恶霸中农，有 9 个叫恶霸贫农，全村被斗争的户达到 332 户，被斗争 1201 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 862 人，其中真积极分子 271 人。在打死 5 条人命后，这些半积极、假积极的人都交了投名状，最后不得不变得真积极起来了。要让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让你没有退路，有了投名状就不怕发动不起来了。 1947 年 4 月，刘少奇到晋察冀中央分局讲到，“要以复查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再三复查的意义并不在于再找一点土地，而是再流点血，一定要形成一种你死我活的氛围，只有这样高强度动员才可以实现。

---秦晖：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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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孩子现场看杀人
村里的大钟响起来，以前那位神父的仆人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我，共产党已经使村长传命，召集村民在一个广场上集合，这广场原是孩子们的游戏场。

“神父，你也得去”，那年青人说。“每个人都须在十点钟到达那里。”

钟声又响起来，那沉重恶兆的钟声，使我忧郁。我再问那个年青人时，他 已经惊恐得讲不出话。我决定自己去看看共产党又要搞什么花样。

我到达广场时，全村的人都已集合在那里，年老的，年青的，男的，女的，以及小孩子们。小孩子们同他们的先生站在前排。我打听一下共产党把我们唤来有什么事。一个人对我耳语说：“要我们来看出红差──砍头”。

他的同伴靠近我的肩膀，用手掩口低声说：“这是一次大红差，听说受刑的很多，有十个，还许多。”

“他们犯什么罪？”我问。“他们没犯罪”，那人辛酸地说，“他们是学生，在张村的反共学校的学生。”

“四存学校？”我问。我必须要振作，停止战栗。

“是的”，那人说，他推一下我的肩膀，“看，他们来啦！你看那些孩子们，那些畜生们要孩子们亲眼看这种可怕的事！”那人抖战起来，用脚恨恨踢地显得愤怒而痛恶。

我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我年青的朋友王君也是那个学校毕业，当共产党有计划地捕杀该校毕业生时，他曾被活埋。我祷告上帝赋我力量，我必须像一个冷静的客观的外科医生，我必须不让情感和激动所征服。我必须注意观察，不让那些混在人群里作刺探工作的红色魔鬼怀疑我已由于情感的突变而陷于病态。

我后面的那人已经说过，“他们来啦！”我现在看去，一队年青人，多数穿着农装，双手背捆着，被领向这块空场。他们是如此年青，如此年青！

一位共产党向他们狂叫发令，他们被迫跪下，面向着人群。共产党又下令这些年青人跪着彼此移近，直到每人相距不到一尺远。我数了一下，一共是十三个人在晨光中跪在那里。北方原野吹来的风，扫过他们年青的面孔。

这些是纯良的中国青年，是优良刚直的，他们之被清算，就因为他们刚直。守卫的民兵，开始后退。一个共产党官员高读一篇冗长的罪状，“叛逆”一词不断从口中跳出。

人们沉静无声，面孔显出不耻的样子。每人都清楚这些青年，知道他们不是叛逆。四存学校是一个最民主的学校，校长具有新思想，实行半工半读制，是一种新的训练方法，使无力出外就读的学生，至少可以获得一些知识，学习一些读和写。这种教学曾获到很大成就，如果不这样给青年农民一点知识，他们将永远毫无所知。如假以时间，将可使广大的不识字地区，普遍获到一些教育。

人们听到这些捏造的罪名，知道即使这些青年想做卖国贼也没有机会，因为在这区域里并没有日本人。

由于这种奇怪的意识存在，他们晓得何时停止长篇漫骂的胡说八道，共产党首领开始同时发布两个命令。他令已吓得面白发抖的教员们叫小孩子唱爱国歌。同时作手式叫刽子手开刀。刽子手是一个凶恨结实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

孩子们近于歇斯替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我们看着那刽子手像闪电一样，自右而左，一刀一个，跪着的学生们迅速都变成了刀下鬼。那刽子手砍完一个再砍第二个时，看也不看前一个，毫无意思去看看砍得结果如何。他双千把刀挥动了十三次。阳光反映在刀片上，最初是耀眼发光，随即被鲜血沾污而失掉闪烁。那刽子手挥刀十三次，每次都准确地把钢刀从颈间两块小骨之间砍下，从无一次失手。他头也不转地挥动大刀，当砍完最后一个──第十三个人头时，他把刀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当我用迷蒙的眼看到这一幕时，我冷静地想，那刽子手虽然这样没有人性，他仍旧相信古老的中国迷信：如果刽子手在犯人死去的一霎那去看那犯人时，死者的鬼魂便在头断时从躯壳里飞到刽子手的身上而使刀子手终生不得安宁。那个谨慎地共党刽子手紧紧地遵守些迷信，所以不敢去看死者。几个在场的观众，跑上去用馒头吸取犯人头中涌出的鲜血。有些中国人认为染存鲜血的馒头可以医治胃病。旧时，犯人在中国常被砍头，现在还常发生，但真正吃染血馒头的中国人还很少有。现在，共产党竟这样鼓励人们来破除迷信！不过，共产党并没有放任人们尽量拿馒头去沾血，他们自己还随著有新花样搞出来。

我惊奇地看着共党士兵们动手。

几个强壮凶猛的家伙冲上前去，把死人翻转过来，然后我恐惧地看见他们弯下身去，每人用尖刀在死人胸前挖一个洞，接着用双脚或一脚蹬踩，使死者的心从洞中外涌，然后捉住拉出。

他们把十三颗心放在一起，用柔软的芦苇穿成一串。

两个靠近我的观众苦苦看着那些离去的共产党。

“他们把心拿去作什么？”我问那较年长的一位说。

“他们将在今夜把那些心吃掉，他们相信那样可以增加力量。”他说完后恨恨地诅咒着走开。

“看那些孩子们”，另一个说，“可怜的孩子们！”他悲痛地摇着头。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

这是我首次看到小孩子们被迫观看血刑。这是共产党使孩子们变成凶野无情的计划之一，想使他们变得丧心病狂而能作出一样的野蛮残暴行为，并利用共产党的暴力使他们震服。从此，我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第一次他们受到惊吓，情绪扰动，常常刺激出胃病。第二次情形便较好，到了第三次，有些孩子们便对这种可怖的局面发生兴趣。

第二次的钟声结束了行刑，那时正是十点钟。杀头共用了十分钟，全部时间不及半小时，包括十三个人被砍头，小孩被驱回学校，死者家属将死尸抬走，和人群的消散。共产主义是最有“效率”的！

---《内在的敌人》   作者：雷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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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新中国美术经典 ” 光环里，刘文彩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吃人魔鬼，刘氏庄园成了血腥恐怖的人间地狱。在艺术 “ 创造 ” 的背后，却又遮蔽着一个个惨绝人寰的真实悲剧，它们上演了新中国一场场的政治劫难。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一家，因为家庭成份和 “ 收租院 ” 逃到 4 千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上游公社独 立大队落户，但最终逃不过《收租院》 “ 牢记血泪仇 ” 的宣传攻势，当地农民把他用绳索勒死，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大的两岁，小的还在吃奶）被斧头劈死。这些，如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赵力在现场讲座中的所说： “ 《收租院》反映了从人们比较愚昧的状态，再到觉醒后感到怒火中生的状态，然后人们做出决定要革命的状态 ” 。不错，《收租院》激发了人们怒火中烧，在阶级斗争的革命名义下，可以肆无忌惮地虐待、屠杀、侮辱地主反革命分子，类似 “ 收租院 ” 的 “ 新中国文艺 ” 经典作品所释放出的暴力能量，制造了一起起人间惨剧。阶级斗争中的暴力艺术，成功地塑造出类似刘文彩这一典型反面人物，使得更为残忍的、毫无人道的迫害运动变得完全合法化。广大群众在阶级斗争的恐惧、谎言暴力的洗脑作用下，为了不再吃 “ 二遍苦 ” ，疯狂地迫害所谓 “ 阶级敌人 ” 。可以说，文革是一种集体恐惧的 “ 狂犬病 ” ，人们疯狂地表决心忠于伟大领袖，积极响应政治运动，不择手段的诋毁他人，甚至发展到父子、兄弟、夫妻、师生之间彼此暗中告密、公开划清界限的人人自危地步。

---程美信：中国美术史上的《收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