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杨继绳）利用一名高级新华社记者所具有的特权，深入到全国各省的档案资料库中，由此揭开了最为完整的关于那场大饥荒的全貌，这是其他中外研究者们从未完成的重任。他写的这本书是完美的内幕之作，通过与其他党员的长期的秘密合作而成型，他们都下定决心要揭露中国几十年来对这场饥荒撒的弥天大谎 。

杨继绳得到了近20名体制内的合作者的帮助——他们当中有些在政府机关工作，为了获得准确的死亡情况而默默地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艰苦的人口统计；也有一些保留了他们所在的区域中出现的食尸情况记录；有些省级档案的管理员心照不宣地点一点头、眨一眨眼，然后高兴地为假装研究中国粮食产量历史的同志打开大门；还有其他一些新华社的记者为了让这一惨剧的真实情况能发表出来而动用人脉关系联络。

在后来的十年当中，杨继绳时不时地把自己锁在省档案馆里查阅记录——人口数字、粮食产量、气候摘要，人口迁徙，以及他能够查到的任何其他资料。对这场大饥荒的研究是他曾经做过的最庞大也最有风险的项目。他假装在研究农业问题和粮食产量，从而获得了几十年来都被死锁着的那些文件，如果高级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还不能让他查阅档案的话，他就动用他的同事与省领导之间的关系。他说，“我的同事们知道我在干什么，他们悄悄地支持我。”

在贵州，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杨差一点就要前功尽弃。他的同事把他带到省级的党委所在地，想要获得查阅档案的许可。神经高度紧张的部门领导询问了档案室的领导，后者又把这一要求汇报给了省级的党支书。此人再向上汇报，他的领导决定问一问中央的意思。询问中央可以很快地揭示出这一研究是个骗局。杨继绳说，“我们差点儿就完了，”听说已经向北京发出了问讯，杨冷静地告辞，说他会下次再来。结果，《墓碑》中没有对贵州的详细报道。

杨继绳始终都在担心他会被抓住，他的同事会被惩罚。“我觉得就像一个人进入深山寻宝，孤身一人，周围的野兽在虎视眈眈。”他说，“这很危险，采用这些资料是被禁止的。”

---金融时报：揭露了毛制造的秘密大饥荒的那个人——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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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中，这样说：
“十年之间一共损失高达5000亿元，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9年，我国全部国营企业（包括工农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城市公用事业、建筑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4892.5亿元，文化大革命十年相当于败掉了全国亿万人民三十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一份家当。” P349

这些损失还只是直接经济投资的损失，比如其中仅“三线工程”就造成2000亿元的损失。这里不包括文革初期红卫兵打砸抢所造成的损失，如果算上被毁掉的不计其数的文物和艺术品，这个损失将变得无法估量。

---毛时代经济真相揭秘──三十年经济负增长


聂元梓不明白，民间为什么会流传邓小平的一句话：一看到聂元梓，就想到了我那跳楼的大儿子。甚至还有传言是她叫人把邓朴方从楼上推下去的。这些传闻，恐都不是空穴来风。所以，文革结束后，新校长周林一进校，就宣布“四人帮”对聂元梓的隔离审查、批斗劳改的一切规定继续有效。而聂元梓本人从内部发行 的《北京大学纪事》上，还找到了这样一段史 料，1978年3月22日，邓小平约见包括北大校长周林在内的教育界人士，特意问到聂元梓怎么样，当听到有人说她要翻案时，邓说：“她有什么案可翻？聂元梓你们为什么不批？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籍，调到别处去劳动，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康生说王八蛋也要支持嘛！”

所以她认为，这也决定了自己被判处十七 年的案子，出现不允许上诉、也不让证人出庭这些违背法律程序的现象，直到今天，控检方连当年的一张终审判决书都没给她。聂元梓辩解说：

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并无关联，我能不翻案吗？且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讲述：“八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注意，时间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宣队进校十天以后的事情，而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军宣队进入北大后，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宣传队行使。”此时的我，也已经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批斗了，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直接关系？更可笑的是，对我的判决书认定：“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在被告人聂元梓指使下，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这里，硬把邓朴方跳楼一案的发生时间，几近提前了五个月，这真是罔顾事实的违心之论啊。

---90岁的聂元梓还会不会拥护毛泽东
作者：韩三洲


虽说是年届九旬的老人了，但聂元梓的思维还很清晰，她说，直到今天，自己才深刻地悟出一句名言的真谛：历史永远是胜利者和权力者写就的。

按照官方的说法，十年文革等同于十年浩劫、十年梦魇。可是发动者为什么还是万众景仰的“英明领袖”；举手赞同文革的有些领导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还要加害别人 。一个国家与一个党的错误，能否就这样利用“政治替罪羊”审判方式，轻而易举地算在几个“造反派”身上。这样刻意营造的一种历史记忆距离客观公正又有多远？现在不是说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吗？尤其是亿万民众所亲历过的文革史，更不应该是任人随意来曲解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九十初度的聂元梓又说了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申诉，不为别的，就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太冤，90岁的人了，不知道还能有几天活头，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

---90岁的聂元梓还会不会拥护毛泽东
作者：韩三洲


很可能，他真尸应该已经腐朽了，所以现在整个中国都糜烂着他散发的那种腐臭味儿。估计这也是这种气味儿的最后一哆嗦了，很快就会被大自然消灭掉。


一码归一码，卞的恶算为一案，共产党/红卫兵的恶是另一案……


毛泽东与北大有宿怨，早年他在北大图书馆登录室勤工俭学时，曾受到代理馆长张申府的冷遇，有一次，因为毛的字体潦草，张要他重新再填写一本图书卡片，看到了毛的脸上有不豫之色。延安时期，凡是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询问张申府的情况，解放之后，他几次提到“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所以，张 申府于建国前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都与此有关联。

1957年反右时，北大成为重灾区，教职工被打成右派的90人，学生右派421人，共计511人。但毛泽东不高兴了，嫌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把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到了这年10月以及来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就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了，也就是给明显搞错的、不是右派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又搞了一场三个月的“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一说是716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占到了学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

聂元梓说道，文革初起，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流布很广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被监督北大文革的李讷汇报给毛泽东听，毛泽东说了：“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并且让女儿李讷向聂元梓传达了这句原话。一个“深”字不要紧，运动又火上浇油似的升级了。尽管如此，毛还是感到不满意，到了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四大领袖”，直接对聂元梓说：“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到了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也是熬不过去的结果。

---90岁的聂元梓还会不会拥护毛泽东
作者：韩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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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吃的方面看，粮食人均消费量1966年为381斤，1976年为383斤，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分别低28斤和26斤，食用植物油人均1966 年为3.5斤，1976年为人均3.2斤，1956年则为5.1斤。从穿的方面看，1966年棉布人均消费量为20尺，1976年为23.7尺，而 1956年则为29.2尺，1968年每人平均只发9尺布票。从住的方面 看，一五期间住宅建设投资占非生产性投资的百分之9.1，而文革中只占百分之 4。”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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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尸能永久保存吗？
为了遗体长久保存，在死後两小时就要进行解剖，取出内脏；用冲洗液把全身血管，包括最细微的小血管冲净；然後注入福尔马林和凝固剂。毛去世後，对毛的遗体最初只进行了一般性处理，血液没有及时放掉。以後再想按部就班去做，已经不可能了。这就给遗体的长期保存留下了难以克服的隐 患。由此看来，毛尸的保存可以说是“先天不足”。

毛的水晶棺虽说是密封的，但工作人员不时需要将手伸进去替毛的遗体整理衣服，因此难免有细菌渗入。加上遗体长期暴露在气态中，更会加速细菌的污染。

据参加过毛尸保存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朱培康透露，1999年，毛的遗体曾经差点腐败变质，纪念堂因此暂停开放。经过全力抢救及修补，毛尸总算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毛尸的保存，实质上是专家们同细菌和氧气的长期斗争。细菌和氧气无时无处不在，又无孔不入；而专家们只能处於被动防守的地位。套用句辩证法的术语，遗体的保存是相对的，而遗体的腐烂则是绝对的。因此，毛的遗体不可能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保存技术再先进再完善，也只是延缓遗体的腐败而已。朱培康认为，按照中国现有的技术，可以将毛的遗体保存50年。

从上述政治和技术两个层面来看，现在还不是重新决定毛尸命运的时候。毛泽东的遗体，摆在北京的中心已经二十多年。且让它摆在那里，以後再说吧。

但愿从今往後的中国，再也不要劳民伤财，搞什么保存领导人遗体的“一号工程”了。果能如此，则中国幸甚，民族幸甚，百姓幸甚。

---中国一号工程——保存毛泽东遗体
作者  王自勉


所以她丈夫说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不接受道歉。先把事实理清楚再说。


解剖毛尸
毛的追悼会结束後，他的遗体转移到一个代号“769”的地下室。1969年中苏交战後，毛发出“深挖洞”的指示，全国大挖防空洞。北京城下也挖了一条沟通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的秘密通道，一直通到西山，林彪生前居住的毛家湾也有一个入口。9月20日凌晨，华国锋、汪东兴及遗体保存小组的医务人员 ，护送著毛的遗体，从林彪家的入口，进入这个地下世界。

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参加过毛尸的保存。他回忆道，汽车在大铁门前停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步行进入地道後，吴阶平发现里面十分宽阔，足以容纳四辆汽车并排通过。地道里霉味很重，显然通风不良。又走了100多米，才来到遗体保护室。

遗体保护室原来是解放军301医院的地下手术室，设备完善。按照遗体保护的要求，又进行了改造，使其密封、隔氧和低温。在保护室中央，放著个巨大的金属钛容器，里面盛满了防腐液，毛的遗体就被浸泡在里面。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8月，专家们在此地下室工作了整整一年，执行这代号为“一号工程”的天字第一号任务。

首先是解剖毛的遗体，专家们取出了毛的心脏、肺、胃、肾、肠、肝、胰、膀胱、胆囊和脾脏，把这些内脏分罐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躯干的空腔则塞满浸泡过福尔马林的棉花。毛的脑子没有被取出，因为专家们不想剖开毛的头颅。

---中国一号工程——保存毛泽东遗体
作者  王自勉


向越南讨教
在遗体瞻仰期间，成立了遗体保护小组，由黄树则、吴阶平、林钧才、李志绥、徐静等医务人员组成。他们意识到这项“政治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且耽误不起，没时间来从容讨论和试验。因此，他们决定立即采用国外经验，对毛尸作紧急处理。

按说遗体保存技术是应当向苏联讨教的，苏联是这项技 术的发明者，又有保存列宁遗体半个世纪之久的经验。然而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如同水与火一般格格不入。毛生前最痛恨苏联“修正主义”，他宁肯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也不与苏联来往。毛去世前几年，中苏两国还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打了一仗。在这种情况下，从苏联得到遗体保存技术是不可能的，只有转而向越南求教。

此时的越南，刚攻占了南越，正在志骄意满之中。对於中苏的长期争斗，越南的态度一向骑墙，两面不得罪，有时还充当和事佬，目的是同时得到中苏两国的援助。打胜了越战之後，越南便逐渐暴露出亲苏反中的真面目。到了1978年，中越两国终於出动数十万人马，大打了一场，不过这是後话。1976年毛去世时，两国还没有最终翻脸，越南对於中共仍然虚与委蛇。中共提出讨教遗体保存技术，越南碍於长期受毛恩惠的情面，只得答应传授。於是，毛去世的第三天，北京医院院长林均才等六位专家就飞赴越南，学习遗体保存技术。

苏联的遗体保存技术，分早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各期都要作不同的处理。越南传授给中共的只是早期技术，对中期和长期技术则秘而不宣。越南此举，既算报答了毛的多年援助，又不至於被莫斯科指责，实在是煞费苦心。

---中国一号工程——保存毛泽东遗体
作者  王自勉


毛尸的最初处理
毛去世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保护遗体，以供吊唁和瞻仰，时间定为15天。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保存半个月容易做到，只需进行一般性的遗体处理。於是，毛在中南海的住室兼病室，改作了临时太平间。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几位解剖学和组织学专家，被连夜召 来。他们从毛的股动脉向遗体内灌注了两升福尔马林，以防腐烂。

遗体保存15天，意味著追悼活动结束後，毛的遗体将被火化。中共政治局这个决定，应该说是符合毛的意愿的。毛生前号召火葬，1956年他带头，在关於领导人死後遗体火化的文件上签了字。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天，中共政治局又改变决定，要对毛尸作永久性的保存，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子孙万代永远瞻仰”。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包括了华国锋、叶剑英，也包括了江青四人帮。这班人究竟为何朝令夕改，内情尚待披露。

搞政治的人改变主意容易，却给医务人员出了个天大的难题。李志绥当即表示，遗体永久保存根本就办不到。1957年，他随同毛去莫斯科，瞻仰过列宁和斯大林的遗体。两具遗体看起来很乾瘪，列宁的鼻子和耳朵都腐烂了，只好用蜡来代替，斯大林的胡须也脱落了。苏联的防腐技术先进况且如此，毛的遗体又如何能保存呢？他对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说：“连钢铁和木材都要生锈腐烂，何况人体？怎么能不腐坏？科学发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几位解剖学和组织学专家听到中共政治局改了主意，也都怔住了，纷纷说：“这不可能办到，而且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李志绥说：“现在没有法子也得干，可以先查查有没有这方面的文献。”结果，只查到一篇论述较长时间保存遗体的文献。其要点是，在死亡後四到八小时内，往遗体内灌注福尔马林。按体重不同，用量大约为12升到16升，灌到肢体末端摸上去饱满就可以了。但是专家们对此没有把握。李志绥请示华国锋，华说：“政治局现在不能马上开会，就是开会也没有用，大家都不懂。你们就这样做吧，没有别的方法。”

於是，专家们给毛的遗体继续灌注，为了确保不腐烂，一共用了22升福尔马林。结果毛泽东的脸肿得像个大球，脖子跟头一样粗，表皮光亮。防腐液从毛孔中渗出，像是出汗，两个耳朵也翘起来，模样古怪，完全不像他本人的样子了。

毛的服务人员们看到毛的外形大变，十分不满。毛的贴身秘书张玉凤指责说：“你们把主席搞成这个样子，中央能同意吗？”面对巨大的压力，有的专家吓得几乎虚脱。李志绥忙说：“身躯和四肢肿胀没有关系，可以用衣服遮住，主要是脸和脖子要想办法。”於是，专家们用毛巾垫上棉花揉挤毛的脸和脖子，试图将液体挤到深部和胸腔里去。有个年轻医务人员用力稍大，把毛右面颊的表皮擦掉了一小块，吓得混身发抖。多亏了有经验的专家，用棉花棒沾上凡士林和黄色颜料，涂在破处，总算看不出来了。

经过揉挤，毛的面部肿胀消下去不少，两耳外翘也不明显了，但颈部还是很粗。毛的服务人员又来看，认为还肿，但也将就可供瞻仰了。

---中国一号工程——保存毛泽东遗体
　作者  王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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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生饥荒农民就会起义，揭竿而起，为什么大饥荒没有发生动乱？虽没有发生过大的暴乱，但小规模的还是有的。部分地区都有，抢粮食，劫火车等。刑事案件增加，当时的刑事案件都是因饥饿造成的。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控制极其严密。还因为前几年的肃反、反右，不仅消灭了反 对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惧，不敢反抗，导致社会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而且，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体控制。

过去说“普天之下，莫非黄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帝王的一种理想，很多荒蛮之地他们的权力是达不到的，而现在政府掌握了现代化武器和现代交通、通讯工具，任何啸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内。对任何边远地区的“根据地”，政府军都可以借助现代交通，迅速到达。所以现在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井冈山。在现代极权制度下，民间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

---杨继绳：1958-1962—中国大饥荒


异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8千万
自中共建政以来，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于饥饿致死？据上述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199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500万人因异常原因死 亡，其中2700万人死于“饥荒”，1800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

据前述北京“朝华出版社”的《中国“左”祸》一书的数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以及因饥饿原因死亡的人数约5千万。”（该书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史研究室等部门的原始资料。该书出版后即遭当局查禁）。

据纽约大学“瑞玛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通向地狱的漫长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数字∶“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千5百万人异常死亡。”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中共建政后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450万到7200万人之间。”

据前述《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千万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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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些永远消失的生命之外，还有多少人成为终生残废，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废了青春、年华。而那种残酷的洗脑和非人的环境，更使几乎所有在那块土地上生活过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发展了兽性的部分。那种对灵魂的扭曲，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永远无法用数字统计和衡量的。

面对这样一个罪恶累累的政党（且至今毫无任何悔意、更绝不向人民认罪、道歉，并且还在继续屠杀！），那些期望它还能改革从善的人们，简直是在做一个和共产主义同样的美梦。

对八千万死者，历史永不会忘记；对于中共的暴行，人类绝不会饶恕！

---曹长青：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杀人记录


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后）
“六四”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 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记者黄明珍（Jan Wong）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数字∶“在六四后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做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国《田纳西论坛报》（Tennessee Tribune）的社论引述国际红十字会的估计说∶“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周报《绝密的说法》刊载了俄国著名东方问题专家达佛洛夫斯基谈“六四事件”的文章。达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为顾问陪同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该文说，“根据当时苏联情报部门的估计，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约3千多人。”

1999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已经具体调查到“六四受难者名单”有155名，还有65名伤残者名单（《见证屠杀，寻求正义六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证词》，纽约“中国人权”1999年6月出版）。

“六四”屠杀之后，不仅有立即的处决，而且像以往一样，每年中共都处决大批人，其处决的数量，超过全球其它国家处决的人数总和。

---曹长青：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杀人记录


宋彬彬挂了。她和一群北师大女附中的女同学，活活打死其校长卞仲耘（北京市第一个死于文革批斗的教育工作者）时，都是17岁的中学生。1966年8月5日，宋彬彬等女中学生们打死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的卞仲耘。8月18日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接见。毛问她名字，得知她叫宋彬彬后，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彬彬答：“是。”毛泽东回道：“要武嘛。”遂改名宋要武。

卞仲耘也是报应：卞仲耘1947年在华北晋冀鲁豫边区，参与武安县‘土改工作团’进驻十里店。十里店是“土改”时树立的一个样板。在此“土改工作队”组织下，由村委会执行，将四个地主押到河滩上，用石头砸死，然后扔到河里冲走。

文革的思想体系不是文革才有，而是从延安整风，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刘少奇的社教，一直到文革，完全是一贯的同一个体系。文革只是把这体系灌进中学生的头脑中。例如反右，现在还有人在说“反右是被迫的，是旧知识分子太猖狂，党不得不反击＂，完全是无知。反右的手段与延安整风很相似，只是对象不太一样，而反右前还有一场热身预演，就是批胡风运动（1955年）。如果不好好清算，反省从延安整风，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社教，文革，四五，到八八，等这一系列的人造灾难，现在甚至将这些完全在新一代人的教育中或者篡改，或者抹煞，那么这个国家不会有前途。义和团式的愚民运动会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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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中国，因此，不要日本赔偿！

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泽东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说“不是对不起啊，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 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翻译摘自《田中角荣传》日语原版）

---林保华:毛泽东有关抗日战争的内部言论，这才是真正的中共党史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去北京，与毛泽东有下面一段对话：毛：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 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五三三至五三四页。）

---林保华:毛泽东有关抗日战争的内部言论，这才是真正的中共党史

（林保华按：对日本政治人物的讲话，是在文革时期流传出来《毛泽东思想万岁》（外界“盗版”）中收录的，1976年我到香港时还能在“托派”开的“一山书屋”里买到，不久就绝版了，那是研究毛泽东真实思想的绝佳教材。）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 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林保华:毛泽东有关抗日战争的内部言论，这才是真正的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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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大批饿死，干部却搞特殊化。公共食堂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干部吃干的，群众吃菜，干部吃肉。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锅，干部们尅扣克扣口粮，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 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1959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

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大足县土桥公社多吃多占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安徽凤阳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干部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

这些都是从档案材料馆看到的，这些档案里大部分都是基层干部怎么贪污盗窃，没有高级干部的，后来我到四川调查，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到下面考察工作时，同兰州饭店每天派专车送饭。这送的不是一般的饭。

1960 年7月信阳地在鸡公山召开会议，开会是为了掩盖死人真相，肯定“大好形势”，缩小信阳事件的影响。鸡公山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地方，鸡公山是著名的避暑胜地，风景很好，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面色红润的领导干部们是面有菜色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权力极其腐败，当时干部的权力那么不受制衡，所以许多吃的时候，当然会腐败，这也正常，这是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品质的问题，品质再好，在那种情况下，也很难自制。

---杨继绳：1958-1962—中国大饥荒


根据多方面估计，我觉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

这个数字超过 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间惨剧，这个悲剧掩盖了五十多年。当时，报纸、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极力掩盖。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发出了零星报道。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精心安排了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

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

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说我的《墓碑》是造谣。政府还将它列为禁书。从香港是不让带过来的，带过来就要没收，所以我也只有这一本，我带不进来。

这么一个惊天惨案，被掩埋了50多年，到现在很多年轻人还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挨饿。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杨继绳：1958-1962—中国大饥荒
(在燕山大讲堂的讲座
时 间：2010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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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着《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导中引述 的数字∶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万4千人被批斗，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万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

按照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曹长青：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杀人记录


到延安后，刘少奇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43年3月16日－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毛泽东任“主席”的提议（亦即“毛主席”来历）。

我们知道，在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不搞党魁制，宜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显然，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在党的早期，尽管出现过陈独秀 这样的“大家长”、王明这样的共产国际“宠儿”，但他们的权力在组织上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

党中央书记或总书记的设置，一直持续到刘少奇到延安后飞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3人时，刘少奇随即提议书记处应设立1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被正式成为“毛主席”。第一个“毛主席”的头衔是1931年他在江西瑞金苏区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实那时正是他大权旁落的时候，这个“国家主席”有名无实。通过这次政治局例会而不是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后来，七届一中全会进一步设置了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这个职位。从法理上来说，“主席”具有比斯大林这个苏共总书记更大的权力。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曾经胜利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但一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之福了。

---刘少奇如何从延安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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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
在1999年第10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了冯建辉先生写的《林彪与个人崇拜》。文章很长，分析得也很透彻。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林彪自己写下的几句话。林彪写道：“党性遵命性也。” “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 “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 “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 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文章责备林彪，说他是两面派，为了个人得失不讲原则。这种责备当然是正确的。

我认为他所说的正是一种制度运作的真相，他描述了专制制度下的官场潜规则，以及适应这种潜规则的最佳策略。潜规则是这样一种不明说的东西：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它是一种纳什均衡，在这种均衡之中，每个参与者都采用了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了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从个人生存发展的角度看，每一方都找不出比这更好的选择了。所以这是一种最稳定的格局，尽管它未必是合乎理想的格局。无论任何人入局，从长远的观点看，他必然要采用这套策略，不如此行事的人将被淘汰出局。1959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收拾彭德怀的时候，最高领袖决心已定。他要踢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在个人专制的体制下，他也完全具备这个能力。

他在庐山上当面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 林彪的策略深得最高权力的欢心，他本人也因此取代彭德怀，于庐山会议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从个人的角度看，林彪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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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国共产党大跃进政策失败後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 万人。”

据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700万人死於饥饿。”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着《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国共产党高层官员。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国共产党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後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着《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六十年代初死於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国共产党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资料。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徵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後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国共产党官方“凤阳报告”（陈振亚於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 60,2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饿鬼》说，甘肃省当时有1,200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万人饿死。在当时有1,600万人口的贵州，“约有100万人死於饥饿。其中遵义地区，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饿死人比例也相当惊人。贝克尔的调查估算数字是，四川死亡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

　　仅上述五个省——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的统计估算，就有2,140万人死亡。

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学学者金辉，他在该校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说∶“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319万，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後遭当局查禁）。

　　从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起码在3,000万左右，而且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场“人祸”！

---曹长青：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杀人记录


毛泽东在1954年宪法讨论会上的讲话
“我们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

“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 …..”

“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

“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具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是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在不得以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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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吃掉的哈佛大學醫學博士
1957年，甘肅省在酒泉的戈壁灘中一個叫做夾邊溝的地方建立了勞改營，先後有三千多名被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被送至此地勞改，由於惡劣的生存環境，到1960年時，只有三百多人存活。這些曾經名滿天下的知識分子，為求存活，竟然到了人相食的地步。

董堅毅從哈佛畢業後，1952年 被鼓動回國，帶着妻子海歸，在上海惠民醫院工作。55年又響應國家號召，支援大西北建設，主動到蘭州工作。結果在57年的鳴放中因為給醫院領導提了幾條意見被定為右派，押往夾邊溝勞教。

1960年夾邊溝迎來死亡高峰，每天都有大批勞改人員餓死，人相食比比皆是。作為醫生的董堅毅自知命不久矣，為了防止自己的屍體被飢餓的獄友們吃掉，董堅毅臨終前特別跟獄友，來自甘肅公安廳的右派劉文漢交代，死後用毯子裹好自己的屍體，藏匿於外，等自己的妻子來見最後一面。

劉文漢依其遺願，將其屍體裹好藏匿於一個地穴中。一個星期後，董堅毅的妻子顧曉穎千里迢迢從上海趕來，劉文漢帶她去見屍體，卻遍尋不見。最後在戈壁灘上找到被拋棄在外的董堅毅屍體，身上的毯子衣服已經被偷走，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僅剩一顆頭顱掛在骨架之上。

董堅毅死時只有35歲。其妻最後只有將其頭顱帶回了上海。這個真實故事出自和鳳鳴女士《經歷：我的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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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漫长的、邪恶的一生已经有了好几本英文的长篇传记。张戎和哈利戴写的这本是最长的，超过了菲利普·肖特（Philip Sort）的《毛》（1999）和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1995）。这本书在调研上花费的精力是超乎寻常的。从所记录的最早的访谈日期来看，至少从1986年开始，作者就已经开始 为这本书工作了。访谈使作者们能够从许多高层和有意思的人那里获得一手资料，第一个访谈对象是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1。他们也深入到了长征的偏远地带、毛在延安时的窑洞、超过20个毛在全国的秘密私人别墅、俄罗斯总统府和外交部的档案、还有其他，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伦敦和华盛顿的档案库中。他们甚至想进入平壤的中国战争纪念馆，不过失败了。

这本书收录了在38个国家、363个按人名排列的访谈，包括两位前美国总统、李光耀、新加坡的第一位外交部长、刚果的独裁者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毛的助手和后来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前日本内阁部长，（他承认毛泽东曾经把周恩来总理赶到中南海的厕所里）、毛的女儿和外孙、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张和哈利戴也收录了几十个匿名的访谈，包括了一名在延安的洗衣工，它描述毛的内衣是用上好的棉制作；一名药剂师，在1940年代他曾经被指控为毛的一位政治对手开来苏水；在延安时期毛的女儿的奶妈；毛的别墅中的服务员，许多毛的“女朋友”。他们也采用了上千条没有档案记录的消息来源，包括与中文、英文、俄文、法文和意大利文所写的发表过和未发表的文章。这些资料中也包括了许多我，和其他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和政治专家们都不熟悉的内容。

正如书的副标题所揭示的，几乎在每一章当中，张和哈利戴都写出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之中的一些如果是真实的，对历史学家来说可称得上是大新闻。早在江西苏维埃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积攒了大量的私人财富；在长征中他的部队只真正的打过一仗；他们能够从国民党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是蒋介石特地允许的；长征中最著名的一战根本没有发生；1962年在苏联的支持下毛曾经攻打过印度。

其他的独家揭秘则对揭示毛的性格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延安时期他就曾经对一名政敌投毒。如果能够帮助他提升在党内的地位，他可以将自己的战士送上屠宰场。他在刘少奇被缓慢地折磨至死的过程中自得其乐。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是自私和无情的。张戎和哈利戴在此之上，又增加了以下的特征：残酷、超级权力狂、缺乏理想和同情、懒惰、为权力而挑起革命只为了满足嗜杀和性欲。

无论是在时间上、地理上还是在历史中，都很难想象有比毛更全景式的人物了。张戎和哈利戴完全聚焦于毛泽东。在他周围，我们可以一窥共产党领导人的懦弱和愚蠢，他们要么向周恩来一样受毛泽东的摆布，要么就被毛泽东杀掉。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政治运动造就了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半个世纪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折磨、杀戮和毁坏而全无善意，在其统治之下的人民陷于贫困和无力。

---黎安友（Andrew Nathan）评《鲜为人知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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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这么龌龊地滚动到今天，期间真正有所谓“开明”的时间总和也不到百年。来自俄国的共匪在邪教加持下更是把这个粪坑里的蛆虫搅得天翻地覆、发扬光大，成为人类文明洼地中最肮脏、最腐烂的沼泽。刘小波说，需要三百年的殖民才能…


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着《中国觉 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国共产党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现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副台长）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到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从1950到1957年，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两阶段进行的“镇反”，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曹长青：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杀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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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斯诺说着说着，就说到他最反感的两件事上。

“我最反感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虐待‘走资派’——那些罢了官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过去我们抓了俘虏不打不骂，还发了路费让他们回家呢！现在因虐待他们已经拖延了党的重建和改造。”

看到这段话，大山突然明白：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被干扰了 。你看：虐待“走资派”毛都这么反感不同意，那些被虐待和被残酷迫害致死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更和毛没关系了。老人家不知道呀！他要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各地都发生了什么，他会同意继续文革吗？这哪是文化大革命，这分明是武化大革命嘛！

由此大山怀疑：“祝展开全面內战”是毛说的吗？毛在火车上向下面的人学挨斗坐“喷气式”的动作是真的吗？这些哪个是真的？

都是真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逢什么山唱什么歌。

便想起当年延安抢救运动，想起毛的脱帽致歉；想起毛的“还我王实味”。杀了！谁让杀的？想起康生的一度被冷落。

毛最反感的另一件事是说假话。

“有人一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实际上却在桌子下面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当被踢得那个人问他：‘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还在这里嘛？’”〔徐中远《毛泽东笑谈生死》）

文革，一面说要文斗，而实际上却在桌子下面踢人家一脚的斗技，没有造反派不会。熟悉国共两党斗争史的人更熟悉这个东西，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谁不会？只是全国到处都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最后，不听中央文革的没看对眼神儿的都是反革命派。王力、关锋、戚本禹开始革命不？蒯大富、韩爱晶等几大学生领袖开始革命不？“联动”开始革命不？

今天，有人说中国无货不假。为什么？昧良心赚钱。文革，中国无话不假，为什么？昧良心保命。你不小心说错一句话，也许小命就没了。今天人与人之防是别让人把钱骗去，那会儿，人与人之防是别让人把话骗去。你说了真心话，一转身组织就知道了。李九莲怎么死的？未婚夫告得嘛！

但这还是和毛泽东无关，毛是多么的反对说假话呀！只是毛这么反对说假话，他的亲密战友却偷偷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你说林彪和毛泽东亲密了几十年，毛的光明正大他没亲密去，却亲密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真是奇了怪了！

---文革：毛泽东最反感的两件事
作者: 大山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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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保卫局滥打滥杀
1934年6月中旬，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国民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对红军进行了严密整肃。所谓“严密整肃”，就是一个字：杀。

龚楚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当时，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 ，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官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人，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

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

“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所谓长征）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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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曾经反思说：“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

对共产主义理想幻灭，可能是龚楚最终下决心脱离中共最重要的原因。

---中共红军高级将领龚楚为何脱离中共？
作者: 王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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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大陆学人”
蒋介石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

计划中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 。很快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这份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1948 年12月初，陈雪屏奉命由南京飞北平，召集梅贻琦、胡适等北大清华校长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蒋介石亲自下手谕派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至北平南苑机场随时待命，被“抢救者”可以即时登机南飞。但在这次沉闷的会议上，在座各位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开始争取胡适，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北大一些同仁听了，都饶有兴趣地静观胡适的反应，胡适却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

胡适嘱托邓广铭找到陈寅恪，问其是否愿意一起南飞，陈寅恪干脆地回答说跟胡先生一起走心安理得。胡适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48年12月14日，飞机在北平等候大学教授时，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此次计划，使要离北平的人去登记。15日傍晚18时半，胡适与陈寅恪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同机者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著名教授。

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4位教授。梅贻琦一下飞机就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云云，似为不能多载几人而惋惜。

其实当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咨询消息不再畅通，抢救也变了调子。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人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原来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来了。而“抢救”名单上有的人却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甚至有天派了5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有些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们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

当然也有很多不在“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的，钱穆就是其中代表。在钱穆的眼里，这场政权的更迭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嘲改造思想”。在去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时，老师劝钱穆留下来教书，钱穆坦言，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这些离开的知识分子，大多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1949 知识分子的抉择
文/周为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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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对社会控制的八大招数

每个群众都必须向上级写出汇报材料，坦白自己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同事平时错误言行。换言之，人人检举他人，人人受他人检举，包括动员子女揭发父母、老婆揭发老公。（当时我们私下归纳为“人人过关，领导把关；群众互咬，领导观战；挑起矛盾，领导裁判”）。温和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狠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阶级斗爭一抓就灵”。

此文转自中国战略论坛,作者不详.标题为本人所加 ——-大音稀声

1 [信息闭塞]

国际交流压到最低限度。国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发通稿，有倾向性新闻选择新闻解释（按国内政治需要来任意取舍国际新闻）。再由各报一律转发，统一口径，舆论一律，形成“三人成虎”效应。

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

媒体一律公费办，发行基本公费订，连读报也是单位安排（每晚二小时政治学习包括读报）。

一般读者无从比对选择，不怕你不信。所以老百姓以为“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欧美百姓生活比我们苦的多。于是产生了幸福感，知足心。

但上层可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资料了解真情。

作用：统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上知下，下不知上；内知外，外不知内。

. [补：相比毛时代，如今新闻较以往开放的多。信息控制大大失灵。老百姓知道的内幕多了。自然不满也多了]。

. 2 [行政控制]

. 社会的行政化控制，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密程度。

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一级，文革中，行政权力通过“单位”，一直落实到每个角落每个人头上。

工农商学兵，全国人人都隶属于一个单位（农民归公社管）。单位不仅在经济上控制了个人（农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资，外加户粮关系），在行政上也控制了个人（个人诸种自由如长途外出，结婚离婚，搬家迁移，调动工作，上学培训……等等，要经单位批准）。

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制了个人（如政治学习，思想汇报，尤其个人秘密档案）。

甚至，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还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领域。县团级党委有权对员工作出政治处理（轻则发动其他员工开你的批斗会对你进行殴打。中则关进“学习班”“牛棚”—-单位设的变相牢房，剥夺你的人身自由。重则戴上“帽子”便你具有“阶级敌人身份”也即使你沦入贼民阶层从而不具有了生存保障权）。

由于全社会高度统一行政化，因此无论你到哪个地方，都有单位管着你，无论你换了多少单位，所有单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后衔接。

天网恢恢，密而不漏。

3 [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顾名思义，是阶级对阶级的镇压。

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后来全国“镇反”杀了上百万，也算阶级斗争的延伸应用。

此时，“阶级敌人”比较单纯，仅仅指地主富农资本家，新政权的原政敌（历届旧政权的骨干–警长、排长、保长、支部书记长以上—-称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后来，罪名越来越随意，“阶级敌人”范围越来越宽：

从批判“清宫秘史”“胡风反动集团”开始，意识形态跟不上“最高”的思路的人员开始成为“反动分子”。

从“高饶事件”开始，党内政斗失败者成为“反党分子”。

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知识分子有各种异议甚或无心说错话者，成为“右派”。

从五八年“反右倾”开始，党内对政策有不同见解者，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六十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提出后，举凡对党对毛对各级官员不满的人，举凡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平民百姓，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而生活作风等被认为不检点（如通奸，不遵守纪律）的平民百姓，则成为“坏分子”。

文革中更为混乱，打派仗时各派均称对方为“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分子”。

解放前当过地下党或曾被俘的干部战士，多被打成“叛徒、特务”。

文革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派”而被冲击打倒。

红卫兵与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压垮时，其中抓了百万人，罪名是“516分子”。

总之：“阶级斗争”越来越“异化”了—-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已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

不过，实用价值很大—-打起阶级斗争旗号，就为大规模镇压，放开手镇压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对如今，在民主法制形式下镇压起来缚手缚脚）。

同时有效转移了民众对贫困生活现实的视线（民众以为，生活贫困是因为“阶级敌人”造成的）。

.4 [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是采用“群众运动”形式进行。通常分四阶段：

①动员阶段：

先由掌权者（单位领导或上级派下工作组），进行大会宣讲，发放学习文件，群众学习讨论表态拥护，统一思想，形成氛围（把可能的反对意见先行压制处理）。

②检查阶段：

每个群众都必须向上级写出汇报材料，坦白自己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同事平时错误言行。换言之，人人检举他人，人人受他人检举，包括动员子女揭发父母、老婆揭发老公。（当时我们私下归纳为“人人过关，领导把关；群众互咬，领导观战；挑起矛盾，领导裁判”）。温和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狠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阶级斗爭一抓就灵”。

③斗爭阶段：

掌权者根据群众汇报材料及平时掌握资讯，把群众分类（确定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再组织前者批斗后者。这样，本质上是领导者掌控一切，但表面上是群众在当斗爭主力了。因为会上发言批判、出手殴打、执枪关押、破门抄家的，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甚至，这支积极分子队伍就叫“群众专政队”（专业公安机关不出面，只作威慑力量）。

④处理阶段：

运动最后结果是提拔一批人（斗争积极分子们入党提干评先），处理一批人（被打击对象被戴帽、开除、判刑）。

一言以蔽之，此术为“挑动群众斗群众”“以群众制群众”。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驭下有术。从延安整风发明此术以来，屡用屡灵。

作用：

“群众运动”妙处一：形成群众人人自危的氛围，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窥视，抢先告密，讨好领导。织成了一张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天罗地网。使大家“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群众运动”妙处二：每场运动在产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得利者—-利益是发泄了内心施虐欲，利益是公报私仇，利益是火线立功入党提干（古称用别人鲜血染红自己顶子）。况且有专门政策规定：即便事后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脱受害者，但要“保护斗爭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也不会追究诬告、打人乃至于杀人者的责任。（这样，“群众运动”始终有群众基础）。

“群众运动”妙处三：积极分子希望多整人—-既可满足内心施虐欲，并使自已这类走运者物以稀为贵。妙在已倒霉分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来—-争取立功减刑，并使自已这类倒霉者有更多陪伴以分轻压力。（这样，巧妙发掘并利用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补充：反右运动时，群众互咬尚未形成习惯，上级便往各单位硬压指标，规定被打击名额，达不到则拿单位领导人充数。由于毛时代“运动”每几年来一次，到文革时，中国百姓己习惯成自然，运动号令一下，群众便习惯性地互相撕咬起来]。 [所以，现在为文革唱赞歌的，许多是当年斗争积极并以此为乐，“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 [客观地说，领导者玩弄平民于股掌中，有史以来，以此为最成功]
.—————

5 [贱民阶层]

.运动中的倒霉者成为戴上帽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分子。加上解放初期已划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这一批人被打入另册，加上“血统论”政策使其直系亲属也沦入另册，于是，另册人口成为社会上倍受歧视的群体，成了贱民阶层。

当时习惯上称为“05%”。其实，若加上“血统论”拖进的直系亲属，该阶层占人口比例应在20%左右。

贱民阶层成员生存状况极恶劣。不允许入党当官参军上大学。工作要最累的，收入要最少的。平时大家都可以随意欺侮他们。甚至于打死打伤完全无生命保障。运动一来，有理无理也揪出来批斗一番，开会时要在会场前跪成一排。（当时有种说法叫“把监狱放在社会上”让“群众专政”）。

贱民阶层的存在有效保障了社会安定。通过发动“95%”打压“05%”，取得如下效果：

①“转移视线效应”。行政管理上发生的罪责挫折都可以推到“05%”头上。转移了“95%”的视线。

②“排泄渠道效应”。使“95%”可以通过施虐于这些贱民，取得心态平衡。

③“杀鸡吓猴效应”。由于“95%”到“05%”之间并无一道鸿沟，县团级党\委就有权给平民“戴上帽子”—-即把你从“95%”划到“05%”中去。于是“95%”也人人自危，生怕自已由于触怒上意而被踢进“05%”。所谓“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表面是对“05%”的公开训斥，未尝不是对“95%”的暗示警告。

[试想，除最高领导人外，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元帅将军、省市领导、大学教授、劳动模范们都能从座上客翻为阶下囚，那还有什么人敢说自己就肯定不会掉进贱民阶层的深坑里去了]
④“地位比对效应”。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要稳定，社会阶层上最好形成两头小中间大，即有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设置了“贱民阶层”做垫底，在形式上把一般的工人农民抬升到社会“中层”地位。

设身处地，我是一般工农。那么，我通过（眼光向下的）比较、形成了优越感满足感。我通过（对弱者的）施虐，排遣了贫困劳累带来的郁闷感。我通过（亲身体验的）批斗，形成了恐惧感自律感。于是乎，我心态平衡了，我知足了（尽管我贫困劳累）。

[这种模式已不是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了。此为对平民“分而治之”术。借鉴的是印度“种姓制度”]。
补充：另有两个群体，名义上不是贱民阶层，但实际享受的半贱民待遇。

知识分子群体（五七年反右从政治上被搞臭，文革中批斗从业务上被贬低，称为“臭老九”，是“被改造对象”），

内控人员群体（通常是归侨。历届旧政权的士兵、警察、甲长、公务员。被发现曾过有对社会不满言论者。刑满释放者。历史不清者。特嫌）。内控人员表面与大家一样，但个人档案内秘密注明“内部控制使用”。他们不被信任而被时刻提防—-但他们自己往往并不知道。

———————

. 6 [城乡二元结构]

城市居民有户口、粮食关系。凭此发放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烟票等高达七八十种票证。在市面上，这些基本生活资料光凭钱是买不到的，必须同时凭票证。定量供应（份量在吃不饱也饿不死之间）。

农民无户粮关系（也即不发放以上票证）。于是，离开本乡本土不能生存，进城不可能。死死被捆在土地上了。（农民离乡背井，被称为“盲流”，轻则遣送回乡，重则被公安机关“收容教育”。连“暂住证”的机会都没有）。

城里人无批准，到处流动也不可能（因以上票证是由本地本单位发放。离开本地本单位就没有生活来源了）。死死被捆在单位里了。（文革中期，企业、学校内实行军队化编制—-“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领导一元化”，上面对下面的管制更极端化）。

这就有效控制了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凝固化，使社会闭塞，安定（呆滞）。顺便也阻绝了口口相传的信讯流通，支援了第1点。

——————

[大锅饭式分配]
单就平民的经济生活而言，消费较平均。但这是“等级平均”。

计划经济模式下，社会财富分配行政化。按官本位原则构建成全国统一的经济收入金字塔—-经济收入与政治等级严格挂勾。官越大者钱越多，官越小者钱越少。[中国有史以来，权力与财富的结合从来没有如此紧密]。

同一等级，无论在全国何地，基本上工资收入相同。

但从等级间不平均上讲，比改革开放的今天更甚。毳时代，单从工资上讲，最高级与最低级相差三十余倍。况且，越往上，其生活私人消费变为职务公款消费的比例愈大。工资收入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愈小。再何况，权力越大，调用公款合法为自己及家庭服务的途径越多。

例：大陆首富家产上亿元。有私人游泳池、空调等。而普通工人（即“领导阶级”）普遍月薪三四十元左右，存款能上一二百元就不错了。唯一家电大概是支手电筒。极而言之的悬殊，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一群大队干部秘密开会分上几麻袋粮食半片猪肉，也许就挺过了大饥荒。而没分到的社员可能就全家饿毙。尽管队干部只比社员多分那一麻袋粮食，看绝对数字并不悬殊，可在那个时候，就是生死之区别，还有比生死之别更悬殊的结果吗？如今贫富怕是悬殊不到这个地步。

现在，老百姓的机会要多些。起码，老百姓也可以致富了。现在，再悬殊，困难贫民也有底线（低保），不至于到大规摸饿死人的地步。所以，现在比过去要平等些。

过去现在同样不平均，同样有贫富悬殊。严格的说，过去贫富还更悬殊。但过去民怨较小，原因：

在行政级别与经济收入成正比的同时，行政级别还与知情权成正比。

级别越高，知情权也越大。级别越低，知情权也越小（平民百姓只能阅读宣传教育类报刊与听单位领导作形势报告。那不是新闻只是宣传教育）

所谓“信息不对称”—-上知下，下不知上。（理论为“权力与分配成正比，与透明度成反比”。）

级别越高，其消费状态也越保密，不为平民所知。上面人再富，下面人不知。

俗话说：“富人知道别人比他穷，穷人不知道别人比他富”。所以穷人富人都很满足。

给人一种均贫富的表象，不致为贫富分化而引发民怨。

所以社会安定了。

况且在平民中大力提倡推行“一厘钱精神”，艰苦朴素。把追求消费丑化成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变修”了。也起到心理安抚作用。

当时有人归纳其规律：“荣华富贵由上面发出，艰苦朴素从平民抓起”。

[补：相比毛时代，如今，权钱分离。老百姓之间有穷有富。当官之间也有穷有富。乱了。令许多人不满]。
——————

. 8 [个人崇拜]

. 动员全部人文领域（新闻、文艺、教育、史学、哲学社科），长期突出两个主题（神化个人与妖魔化其他人）。也即一切功劳归于毛\主\席，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个人崇拜的形式有许多首创：早请示晚汇报、语录舞忠字操、学毛\著积代会、“雷打不动”每天政治学习、创作歌曲百分之百是个人颂歌、小中大学教材一路颂歌，文艺与新闻充满颂歌。报刊上文章大量引用毛语录并且要用黑体字。

把毳之语录称为“最高指示”，高于宪法党章之上。

“爹亲娘亲不如毳亲”，“三忠于四无限”，“毳著，一天不学走下坡、二天不学问题多、三天不学没法活”。宣传媒体天天向人民灌输这种观念。

公安六条规定，对毳与林提意见，即为犯罪（恶攻罪。死于此罪名者不知凡几，如被割喉的张志新与被生取器官的李九莲）。把一切批评扼杀在萌芽状态，避免影响扩散。

“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历史与新闻，不讲真实性，只讲倾向性。

妖魔化国内党内不同政见者（如十次路线斗争之观点，“大批判”充斥全部报纸版面）。

使百姓有一个盼头：我的日子再苦，本地形势再糟，要怪就怪本地官员没搞好，要怪就怪国外帝修反的破坏。但上面有个“大\救\星”，总会解救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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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野夫妇被杀
林野，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1928年初参加朱德发动的湘南暴动，任中共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

林野出生地主家庭。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其父母被当地中共农会在暴动中杀死。当地的农会干部担心林野报复，要求朱德将林野交给他们处置，被朱德拒绝。

1930年6月，中共 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在工作中，林野得罪了军政委谭震林，被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

1934年秋，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不得不突围求生。林野任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调他回中央苏区军区（留守部队）工作。

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与他团聚。夫妻久别重逢，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但是，因林野父母被中共杀害，担心林野“谋反”，当时中共“政治保卫分局”局长谭震林，与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合谋，在林野夫妇吃完晚饭回住处的路上，将其杀害。

事后，两个奉命杀人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了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黄姓特务员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拚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姓特务员杀死。

一年轻恩爱的夫妻，并没有犯什么错，在父母被杀之后，又双双被杀，这件事对龚楚的刺激非常大。

---中共红军高级将领龚楚为何脱离中共？
作者: 王友群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瑞金召开了一次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由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的农民政策：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中立中农，联合贫农，以雇农为基础。

周恩来讲：“地主阶级的实质是反革命的。为了镇压苏区内反动阶级的死灰复燃，必须毫不姑息的斩草除根，将地主阶级彻底消灭，这是无 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所说的：‘对反革命分子的姑息，便是对革命同志的残忍’。”

在会上，龚楚婉转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被周恩来以“这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加以压制；这一极左政策被通过并强制执行。

某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规模颇大的思想斗争会。龚楚被指控的罪名主要是他在广西右江主持苏维埃运动时候没有大开杀戒屠杀土豪劣绅，被认为执行党的政策不力，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龚楚在巨大压力下，被迫违心检讨，之后继续接受的“猛烈斗争火力”。

一个叫黄苏的年轻干部，无中生有，揭发他生活腐化，曾用一千元代价娶一个妻子，令他忍无可忍。

周恩来宣布给予龚楚“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送红军大学学习。

---中共红军高级将领龚楚为何脱离中共？
作者: 王友群


龚楚回忆说：“1933年4月中旬，我率模范团由清流南下，道经长汀县城，那天晚上，有位50多岁姓刘的中医生，特地跑来见我，这位诚朴慈祥而医术颇精的儒医，两年前曾为我医过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泪纵横地告诉我：‘30年来我都是靠做医生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因为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钱，早年在 乡间买了七亩田，还在县城开了一间药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在乡间的田地被没收了，一家的生活，于是仅靠着药店的少数收入和我行医的酬金来维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设法照付，并没有任何拖欠的情事。
近一年来，店里两位工友，先后都去当了红军，店里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们的工资，我还是照政府的规定，按月送给他们的家属。惟近来没有生意，屡次想停业，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我捐出一大笔捐款。你想，我已一贫如洗，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筹出这笔钱来。这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只有请你救救我，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我听了他这番诉说，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义吗？一则恐怕不发生效力，再则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对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觉得不忍；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离开长汀时，便鼓起勇气，特将此事面告当地政府负责人，请他查明办理。”

“不料，经过十多天后，我由闽西再回到汀州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孤儿寡妇已沦为乞丐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异常痛苦，也非常愤怒！好几晚，我为了这件事不能入睡。”

---中共红军高级将领龚楚为何脱离中共？
作者: 王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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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擒故纵
纵观中共党内斗争，毛泽东将欲擒故纵玩得哗拉哗拉的。每每他的对手以为没什么事儿时，恶运开始了。

1966年，刘少奇大祸临头前，毛闪身杭州，北京的事儿你看着办。大专院校工作组一派，镇压群众运动了。中南海批斗前，毛将刘召至人民大会堂，几声少奇呀，差点没将刘感动的晕过去，回家还和老 婆说，主席没批评他。

倒刘前，为防刘少奇、彭德怀勾结，将彭调离北京前，毛召见了彭。也是几声德怀呀，将彭忽悠得好顿感动。以为毛真得不计前嫌，心花怒放的去了四川。

重新拉起邓小平后，几次批评江青等人，还故意在邓的面前讲江青告王洪文的状，说江青也不喜欢王洪文。邓小平真和江青等人对着干后，又一巴掌搧过去，“人才难得”立刻“翻案不得人心”了。

老家伙们，笑迷迷的设套，小家伙们，身边的人也设套。

1959庐山会议前，将几个身边的秀才召来畅所欲言，田家英便实话实说了。

田家英谈了他春天带工作组去四川农村调查的情况，并学着当地一个劳模的腔调说：“水稻要亩产万斤，哪个龟儿子哄你，只好把谷子往田里堆!”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众人也跟着笑起来。毛说：“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

毛泽东这个态度，你还不掏心窝子说吗？

周小舟掏了心窝子，李锐也掏了心窝子，结果统统反党了。

别说田家英、周小舟、李锐，刘少奇、邓小平什么经历？玩得过毛泽东吗？刘邓是按程序出牌，牌在桌面上出，毛泽东玩牌是没规律的。不仅毛泽东，中国的封建帝王们说话办事哪个讲过规律？讲规律还叫什么无法无天。

---毛泽东擅长玩欲擒故纵
作者: 大山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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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让江青扇了耳光，就是江青逼他签字抓孙维世之时发生的事。〝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及给毛泽东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丁帆《“红色公主”孙维世命陨五角楼》《党史纵横》2008年第3期〕

丁帆的 记述尽管很皮毛，仅仅十二个字〝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但这也够惊天动地了！从前，我们知道一些江青在周的面前如何飞扬跋扈，但到这种程度万万让人想不到！连陈伯达最后都敢反抗江青，何以一国总理就到了如此地步，让一个女人扇了耳光还一个劲儿地向江青同志学习。难怪林彪瞧不起他。

那么，江青再毛泽东的老婆，一般情况也不敢这么干。谁听说过江青扇过身边工作人员耳光吗？但她怎么敢扇周恩来呢？这就是问题了。

问题一定出在孙维世给周恩来及给毛泽东的信上。那么，孙维世给周恩来写了什么？又给毛泽东写了什么？丁帆没说。估计这两封信不会在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江青决不会因为孙维世反对文化大革命而扇她干爹的嘴巴子。诸君认为可能吗？

现在该谈谈周恩来遭江青打耳光是否在忍胯下之辱这个问题了。当年，韩信不忍胯下之辱不会有日后的大将军。古语云：匹夫见辱拔剑而起不为勇也！而今，一国总理让文革小组副组长抽了耳光愤而辞官也不为勇也吗？周忍此大辱也是为了日后吗？一个主人昏迷尿都淌出来的人，日后会领着中国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吗？

那么，连普通工作人员让江青打了恐怕也得喊两声。何以周恩来让江青抽了耳光竟无声无息？

问题还是在信上。但信的内容恐怕没人知道了！历史只告诉我们：1949年12月孙随同毛访苏，江青后来曾亲自追问过孙维世。江青想知道的也是我们想知道的。但孙维世不会说，这是组织机密。当年是，现在仍然是。

---周恩来遭江青打耳光是忍胯下之辱吗？
作者: 大山无言

图2：1949年12月，毛与孙维世在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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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房屋也大量被拆，或是用砖头盖集体的房子，或去大炼钢铁，或是用于给土地上肥，或是因为不许人私藏粮食。公社之间还互相竞争，看谁拆的多。四川有 60-80%的房子被拆，湖南也有40%的房屋被毁。运输瘫痪，一半的森林被毁，用于炼钢。胡耀邦61年视察黄淮地区，得出的结论是，修建的水利工程造成 水土流失，导致当地灾荒。冯客认为在那段时间，气候的因素只占5%。

在冯客看到的档案中，有一些是县公安局的人记录下来的死亡和暴力状况，他解释，是因为有一些人看到触目惊心的状况向上级写信告状，希望改变。他说当时的中国不只一个彭德怀。

冯客的中文同事也能拿到很好的档案资料，有时作为西方人他能看到不同分类的资料。有一次他到一个县城的档案馆，说我是某某人的朋友，对方给他搬出写着绝密的文件，他按住怦怦乱跳的心打开的时候，看到一张字条：文件已经销毁。

冯客认为，导致这一切的最终原因是一党专制剥夺了一切自由。

---荷兰学者谈他的新书《毛制造的大饥荒》


在那个国家是一切，人不过是账目上的一个数字的年代，有的人是被故意饿死的，把口粮给能干活的人。冯客综合各种资料的结论是，有4千5百万人属於非正常死亡，被饿死和死于暴力成为显著特徵。

冯客说：“食物还是有的，但是政治上的选择，有人在决定谁可以吃，谁不可以。”

食物也成为革命的暴力武器，一些开会睡着、干活迟到、身体虚弱的人，或政治上被认为是坏人的人，是被饿死的，因为不许他们去公共食堂吃饭。

冯客：“在档案记录中，有的村子80%死亡的人是不许到食堂吃饭造成的。”

在湖南，一个孩子偷了一把粮食，他的父亲被干部强迫把儿子活埋了。这个父亲几个星期后死于内疚。有的人因为偷一个土豆被头朝下吊起来，背上还压着石头。

冯客介绍，当时中国买了苏联很多设备，到期要付帐。周恩来先说： 我宁可不吃饭，也不欠债。邓小平说： 只要每个人少吃一口就行了。 毛泽东的理论：先发制人，被谭震林在下面讲话时解释成：在农民吃之前，国家要把粮食拿到手， 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

柬埔寨红色高棉当年杀害的人有2百40万，冯客说，那只不过相当于中国安徽省阜阳地区死亡的人数。

---荷兰学者谈他的新书《毛制造的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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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无言:再议1989齐奥塞斯库之死
掌握着强大国家专政机器的齐氏夫妇，为什么一夜之间便成丧家之犬，人人喊打？——尽失民心，事情做绝。齐氏夫妇的作法，在西方国家早就该下台。然而，他们即没有西方政治的民主意识，又无东方政治的古老智慧，以为刺刀的血腥一定会让国民害怕，被处死便是必然的了！而
 且，救国阵线竟敢将处死齐氏夫妇的场面电视转播，可见这对夫妇民心失尽到什么程度。

但同样是遍布武警，为什么1989年12月21日中午12点，布加勒斯特党中央广场召开的十万人群众大会上，竟喊出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

历史应该记住这声呐喊！

这声呐喊，让一道铁幕忽啦一声碎裂了，随之而来的是海潮般的怒吼。齐奥塞斯库的声音被埋没了！对此，他目瞪口呆。密布全国的秘密警察没有一个告诉他，他己经坐在火山口上了。

军队再干什么？开枪呀！让反革命暴徒再一次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齐奥塞斯库已经让罗马尼亚人民数次领教过什么叫社会主义民主，还差这一次吗？

上帝垂青罗马尼亚人民！紧要历史关头，国防部长米列亚宁肯自杀，也不愿再下令开枪了。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上将，不仅没下令开枪，反而令军队撤回军营。

历史同样该记住这两个人！

于是，党中央大厦遭到海啸般的冲击。

于是，齐氏夫妇仓促逃走。

于是，齐奥塞斯库无限感慨痛楚地说：“叛徒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是这样！”埃列娜似有所悟地说：“竟然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叛徒来自我们的身边……”

是的，米列亚是“叛徒”，斯登古雷斯库上将是“叛徒”。但对罗马尼亚人民来说，这样的“叛徒”越多越好！

历史的偶然与历史的必然，决定了齐氏夫妇的命运;决定了他们在逃亡中没有一个人民帮助他们;决定了他们至死也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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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知柏拉图的事儿就是真的？ 还不是有人执着地记录着？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自己觉得有意义就干下去，不管是傲慢还是固执，那都是别人冠以的形容词，何必在意？


毛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了没有？
《世界经济200年回顾》（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格斯·麦迪森教授）显示，在1952～1976年期间，中国大陆GDP增长162%，人均GDP增长62.2% ——这样的发展，，似乎，确实应该热情赞颂,,

可是，当我们放开眼界——视线稍稍离开这个视点，便会马上大惊失色——

其间（1952——1976年），当中国大陆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62%之时，我们的邻国日本增长了549.2%，韩国增长了604.1%，大陆的同胞兄弟——台湾地区增长了684.9%！

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较量中一直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此期间，苏联仍增长了199.5%，南斯拉夫长了327.2%，保加利亚增长了280.2%！

贫穷落后的拉丁美洲的巴西增长了402.9%，墨西哥增长了332.3%！

最贫穷落后的非洲的科特迪瓦增长了333.9%，埃及增长了265.5%!

若比较人均GDP，毛泽东的中国则更加“无地自容”。

1952——1976年，当中国人均GDP增长62.2%之时，日本增长了396.7%，台湾增长了310.7%，韩国增长了306.4%！

拉丁美洲的巴西增长了402.9%，墨西哥增长了332.3%！

非洲的科特迪瓦增长了98.7%，埃及增长了111.7%!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增长了117.4%，南斯拉夫增长了232.5%，保加利亚增长了215.8%！

一目了然，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外国较量，比上不足比下也不足，在全世界大大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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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无言:三年大饥饿 中国城市为何“平静”
三年大饥饿时，中国城市为何“平静”？一条路被堵死了，一条或许还能要口饭吃的路被堵死了！两个文件，两个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文件，将千百万准备从农村爬出来的农民，堵回他们的草屋。村口、集镇、汽车站、火车站，到处都有民兵公安。凡是偷着往外跑的人抓 回来，不死必脱一层皮。

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就是这两个文件，将当年千百万准备外出逃荒的“盲流”堵住了。就象今天的朝鲜，你在平壤绝对看不到一个乞丐，甚至看不到一个残疾人。

这是两个什么文件？有原文吗？没有。你在今天的中共大事记里连标题都看不到。但1959年4月18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应该好找。周恩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灭了我国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让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叫嚷吧，我们的工人和农民除了失去了失业和挨饿的自由以外，什么也没有失掉。”

“可就在1959年4月17日的下午，周恩来就十五省‘2517万人无饭吃的问题’刚刚写下批语，并要求将文件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手中。”（黄钟《不得不禁锢中国人吗》）

不到两个月连发了两个关于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说明了什么？
,,,,,,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中国农民大量死亡，而中国城市相对平静的原因。中国城市虽然也吃不饱，但人们沒看见路有饿死骨，是因为大量饥民被堵死在乡下。而信阳这样的重灾区，连中国的城里人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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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历史也会淘汰那些罪恶的承载者，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只是时间问题。


藉助現代的意識形態與技術，毛澤東把權力的集中推向了極致。歷史上的皇帝，即使不受困於官僚系統的制衡，也至少要在表面上尊重祖宗的傳統或儒家之道，憂慮上天的審判，他們也沒有手段來動員如此廣大的人群，把自己的意志輸送到社會的每個角落。當毛澤東感慨“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時， 他或許也對他的能力自信不已。他生活在一個傳統秩序瓦解、現代技術誕生的年代，他可以武裝現代軍隊、把廣播大喇叭安在每個鄉村、把自己著作發到每個人手中，他既可以不理會傳統，也可以像路易十四一樣感慨：“我死後，管他洪水滔天”。

這種權力既沒有外在制衡，也缺乏內在的反省，與我們對“惡”的態度相關。“惡將是戰後歐洲知識生活中的根本問題， 就像死亡是上一次大戰後的根本問題。”漢娜·阿倫特在一九四五年寫道。“惡”也本應是後毛澤東時代的根本問題。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七六年，一浪超過一浪的暴力、死亡與仇恨，席捲了中國、進入每一個社會組織，侵入了最私密的家庭空間與個人生活，丈夫與妻子劃清界限，兒子將父親推上批鬥台，同學對老師的毆打，武鬥帶來的人吃人……所有匪夷所思的殘酷與邪惡，都在其中上演，而且人人捲入其中，你可能同時是受害者、施暴者、見證人。而一切都是在人人高喊毛主席語錄的狂熱中發生的。反思卻從未真正開始。林彪與“四人幫”成為歷史的替罪羊，傷痕文學則將人們打扮成受害者，當老作家巴金開始少許的自我懺悔時，就迎來一片頌揚聲。

當罪惡沒有被詳細記錄，沒有被一點點拆解，它就變得模糊和難以記憶。它也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中國文化中從未發展出對惡的深層解釋。惡沒有被視作生命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是一種失常，人們用各種方式壓制和迴避，把它簡化成一個道德問題。而經過毛澤東時代，連這可憐的表層道德約束也消失了，偽君子則變成了真流氓，惡失去了最後的制衡機制，它登堂入室。

---许知远：领袖的诱惑


邓颖超作为美男子、国共两党的红人、国际知名政治家周恩来的老婆，她受到的是人们的赞誉与女人们的羡慕，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尤其是：人们误以为周恩来的老婆一定是一个聪明人，甚至是有智慧的人。从周恩来想跟警卫说什么邓颖超都一脸茫然以及周恩来死后尤其是八九六四事件邓颖超的作为来看 ，她的智商与能力都无法与周恩来匹配，也就无法成为政治上无话不谈互相依赖的精神伴侣，用贬义的话说就是“狼狈为奸”的一对（这里不是贬低的意思，是找不到褒扬的句子）。邓颖超早期的地位是因为那时候愿意抛头颅搞革命的女士太少，她也就有了妇女代表的身份。跟周结婚后，水涨船高，也就有了点地位。中国人的特点就是，对有地位的人，如果貌相好一点的女人就被恭维成美女；有一点点才的就被吹捧为才女。可没有一个人吹捧过邓颖超是才女。你别说她把才华与智慧隐藏了一辈子。你可以隐藏你的观点，但你隐藏不了才华与智慧。周恩来跟邓颖超结婚，就是告诉人们他有个老婆，事实上是一对连灵魂伴侣都不是的假夫妻。既不是美女，也没有高智商能互相理解而有共同语言，那他娶她干什么？答案只有一个：掩盖周恩来的生理缺陷。

周恩来找个长得难看的老婆没问题，假如能成为精神伴侣，互相理解，就可以解释得通。问题是：邓颖超根本就不知道周恩来想什么，她的智商太低，无法跟周恩来“狼狈为奸”。周恩来怎么可能找一个无才无貌要啥没啥的人当终生伴侣？活雷锋？见鬼去吧。鬼都不信。对于周恩来这样的政客，巴结他的美女、才女多得是，他可以不找美女，但一定找个智商水平达到可以与他互相商量的才女，可以狼狈为奸共谋大事。

  至于他们俩说谎“邓颖超两次人工流产都没有告诉周恩来”明显是忽悠大众。就连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周恩来都能编得出来，什么“怀孕两次邓颖超自己做决定人工流产”的谎言是小菜一碟。试问：邓颖超胆敢自己做决定人工流产连周恩来都不告诉一声？这可能吗？哪个老婆第一个孩子不想要决定做人工流产前不跟丈夫商量一下？邓颖超敢这么不尊重周恩来？而且还人工流产两次，两次都被周恩来批评甚至发怒，她都自己做决定而不争求周恩来的意见。这等只能骗傻子的忽悠竟然有人相信。

---比较一下宋庆龄与邓颖超
润涛阎

图：1960年春，周恩来、邓颖超与孙维世（右二）、周尔辉（周恩来侄子，右一）及身边工作人员等散步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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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一九七〇年，毛泽东对再次前来中国的埃德加•斯诺说：”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就像他一九三五年未能洞察延安的真实情况一样，斯诺也没有领会毛泽东此刻的意思。在接下来为《生活》撰写的文章中，他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对于很多西方 读者来说，这个比喻充满了东方禅意。

可能只有长期浸润于中国社会，你才能确切地明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含义与诱惑。

批评家李颉曾将毛泽东与鲁迅视作一个坐标的两极，他们比二十世纪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的困境。鲁迅把自己的洞见转化成对国民性的批判，将信将疑地唤醒铁屋里沉睡的人，而毛泽东则用这种能力，来实现个人的野心与幻想，满足他没有边际的权力欲。

从江西的AB团到延安整风，从国共和谈到朝鲜战争、反右运动、从大跃进到中苏关系破裂、文化大革命，个人权力始终是他的核心目标。对他来说，这世上没有什么永恒价值，一切都视情况而定。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他可以扮演不同角色，随时更正自己的立场，没有任何道德上、信念上的顾忌。

他关于日本的一段讲话，再鲜明不过地表明了这种态度。那是一九六四年他接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说的：”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这其中或许有玩笑的成分，是一个志得意满的政治人物的信口开河，但谁能说不是毛泽东一贯逻辑的展现——如果日本人的侵略，有助于共产党的崛起，它就有历史合理性，而当他的个人权力与欲望受挫时，他连这个政权也可以不要。不管挡在他的个人之路上的障碍是同志的生命还是民族命运，他都可以随意牺牲。

---许知远：领袖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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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为什么要改变，背景很复杂，在一个月之内发生的这种变化，主要是针对中苏同盟条约来的，中苏同盟条约的结果是苏联要失去中长路和旅顺港，这就表明从沙皇俄国人开始，俄国人一直努力在亚洲和太平洋有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就没了，怎么办?他想用朝鲜半岛的港口来替代旅顺港，来解 决它在太平洋的不冻港和出海口的问题。

所以这场战争不管胜败，斯大林都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他在跟毛泽东签订关于长春铁路和旅顺港条约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条，一旦远东发生战争，或者有战争危机的情况下，苏联还是可以使用旅顺港，后来真的是这样，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僵局，苏联应该从旅顺港撤军了，周恩来到莫斯科去，说你们不能撤，你们一撤我们就没有力量来防守。斯大林当时就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我撤，就再签个协定。

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后来是因为赫鲁晓夫要跟毛泽东拉关系，是苏联主动交回了旅顺港。所以我判断主要目标是这样，为了出海口和不冻港发动这场战争，而他的判断是这个战争没有大的风险，他得到情报是美国人不会干预，他把答应给中国所有的军舰和飞机给了金日成，这就是4、5、6三个月周恩来屡次跟苏联打报告，而且周恩来已经说了这个话，我们6月份占领舟山，8月份占领金门，来年春天打台湾，所以你必须把答应我们的飞机、军舰提前两个月送达，结果苏联一件都没有给，为什么?都给了金日成，我想这也是斯大林报复毛泽东的一个手段。

所有这些事其实毛泽东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他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得罪了斯大林，其实他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我想他跟斯大林心里都清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张纸，如果双方没有战略性调整，这真的就是一张废纸。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大家都分析了很多原因，我觉得都站不住脚，比如毛泽东派兵打朝鲜是为了国家安全。不对，为了国家安全有一个前提：出战必胜，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的安全。但是恰恰那会儿所有人不愿意出兵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胜利的把握，出战不一定能胜利，如果你打败了，反而引狼入室，本来人家美国没想打你，你出去打人一下，被人打回来了，人家跟着就追到沈阳了，怎么办?

所以中国出兵，毛泽东不是为了国家安全，如果他是为了国家安全，他就不动了，不动是最安全的了，所以他不是为了国家安全，你说是为了帮助朝鲜，当然结果肯定是为了帮助朝鲜，但动机不一定就为了朝鲜，为了朝鲜，至于这样吗?其实就是为了苏联，为了苏联潜在的背后还是为了自己，因为当时能够帮助中共，能够稳定这个政权，能够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同时搞经济建设只有苏联，所以毛那会儿就是为了要挽回跟苏联的关系，他当然知道现在出兵对中国非常不利，中国没有这么准备，武器又不如人，这些材料都非常详细。但是他不这样做就彻底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中苏同盟条约就形同一张废纸，没有人再来帮你，所以他只能出兵。

出兵的结果，我认为毛泽东的目的也达到了，几个重大的问题，第一，苏联的空军，当时金日成、斯大林，我看了很多苏联国防部的档案，当时军队的调度，飞机什么时候开到哪，准备多少炮弹非常详细，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他就是跟周恩来说，我还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他不信任你，他不知道你是真的出兵还是假出兵，中苏在黑海谈判的时候，双方都是在猜对方，斯大林说，空军准备技术性非常难，说你们陆军先去，两个月以后我们空军上。周恩来说，这哪行，我们出去了，两个月以后你们不来怎么办。说这样吧，我们加强准备，我们等你们两个月，咱们一块儿去。斯大林想，这不是玩儿我们吗，我们一块儿去，你出去了可以回来，我们出去了怎么办?双方最后达成协议，放弃北朝鲜。毛想了一夜才想通了这个扣，所以他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也出兵，结果中国出兵，10月25号打了以后，三天后斯大林下令，苏联空军立刻出动，而且越过鸭绿江，你说毛的目的是不是达到了。而且后来在朝鲜战争当中的重大问题，比如志愿军谁指挥的问题，铁路谁管理的问题，越过三八线以后是否南下的问题，都是中朝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分歧，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派专家给中国经济援助。毛泽东出兵朝鲜就是一个赌，他赌着了，斯大林答应了他所有要求。这就是我对毛泽东访苏，中苏同盟，到朝鲜战争整个关系的理解。

---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轶闻


他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有些生活细节没有搞好，毛泽东很不高兴，这次赫鲁晓夫特别注意，专门请汪东兴打前站去了一趟，说我知道主席怕冷，所有共产党代表团都住在列宁山，那是别墅区，但只有把主席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沙皇的寝宫，到会场不用经过露天，里面有一条走廊直接通到礼堂，免得主席感冒，带 着参观。汪东兴讲，赫鲁晓夫同志你得把沙发床换掉，主席不睡沙发床，主席只睡木板床，然后就改成了木板床。然后汪东兴看厕所，说这马桶也不行，要改成蹲坑，赫鲁晓夫说，我们没见过蹲坑。后来我问阎明复，苏联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苏联人有智慧，弄了一堆砖头、沙子，把马桶周围盖起来了，搭了个台阶，就留了一个窟窿，说主席蹲在这儿就行，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且非常特殊。

莫斯科会议的前提大家都认为是一致的，整个国际形势非常好，社会主义阵营蒸蒸日上，那会儿报纸上天天登的就是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苏联是1957年人造卫星上天，那会儿美国还没有，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兴奋，觉得这个形势太好了。

这么好的形势，下一步政策是什么呢?中苏开始发生分歧了，赫鲁晓夫认为，既然我们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我们更应该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不通过战争就能战胜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你看我发展这么快，我们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靠力量就能够战胜他，并且在谈判桌上我们也有实力。

所以他要继续坚持和平竞赛的外交方针。但是毛泽东的想法恰恰相反，毛泽东说，既然我们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还跟他谈什么，打就完了，说敌人不打是不倒的，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必须要打，通过革命的手段，通过武装打败他，既然你的力量这么强大，还谈什么，所以什么“绞索政策”都是在这样的观念下提出来的。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

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没听懂，说毛主席怎么了，死3亿人不算什么，下面喝茶的时候都议论纷纷，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拿着咖啡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000万啊，都不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毛的这次发言，我说的是11月18号即席演说，关于核武器这个吓倒了一片人。后来很多东欧国家不再跟着中国走这是一个最主要原因，毛泽东提出的政策他们认为太具冒险性，太具战斗性，而东欧的很多国家不愿意打仗，这个跟苏联是比较一致的。

---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轶闻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后来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研究都很少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朝鲜战争，你知道斯大林什么时候决定发动朝鲜战争的?1月30号，1月28号他把中国的协定草案交回给毛泽东以后，两天以后他给金日成写了一封信， 因为金日成想发动朝鲜战争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从1946年开始就有这个想法，但是斯大林一直反对，包括1949年，1948年底苏联红军都撤走了，1949年3月份金日成到了莫斯科找的斯大林，私下里就跟他谈，说我要统一，如果和平统一无法成功我可不可以采用武力的手段?斯大林说不行，说除非南朝鲜发动进攻，你才能反击，你不能主动进攻。

等到1949年的6月份，美国兵也撤了，美国军队是1949年6月全部撤离的朝鲜半岛，7月份金日成又策划了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计划，交给苏联大使转到莫斯科，后来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了会议，答复也是不行，你不能在朝鲜采取武力行动，还是要和平统一。当然他也找了毛泽东，4月份派人到北平找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讲，武装夺取政权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条道路，你这做得很对，但是你这不能着急，我还没有统一呢，等我统一完了，我把部队调到北方，帮着你打南朝鲜。

等到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金日成就着急了，又给毛泽东发了电报，你说的，你统一完了，就帮着我统一，你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你看我这儿还不行呢。这样毛泽东就很难办，原来毛泽东不想那么快宣布新中国成立，是苏联一个劲儿地催，说你整个大陆半壁江山拿下来了，你赶快成立，你不成立政府我们很难办。

因为苏联原来跟国民政府有外交关系，现在国民政府也没有宣布垮台，你这新政府不成立，让我怎么办?我是继续跟国民政府发生关系，还是跟你们。所以你们要赶快成立。那会儿毛不着急，后来没办法，苏联催了几次，就在10月1日成立。那时候西南共产党都还没有控制，更别说西藏，毛就没有答应(金日成)这个要求，他也没有办法跟金日成说，他就找斯大林去了，他给斯大林发电报，说金日成要打南朝鲜，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11月5号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电，说关于朝鲜的问题，我和你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金日成还很年轻，不懂事，这个工作我来做，你就不要操心。

我们看这个电报来来往往，一直到12月底，苏联都是反对金日成在朝鲜半岛采取武装行动，突然的，也就是1个月，到了1月底，斯大林给了一个电报给苏联大使，说请转告金日成，我同意他的计划，但这件事情要做得非常缜密，不能冒任何风险，让金日成到莫斯科来，我亲自跟他谈。后来第三天，2月1号他又发了电报，说昨天说的事非常秘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中国人)，毛泽东现在还在这儿，金日成不要来，等毛泽东走了再来。

后来毛泽东走了，金日成就来了。这个事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事，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得苏联整个在远东的战略基地不复存在，什么战略基地?就是出海口和不冻港。从俄国开始，苏联在亚洲地区、远东地区就是为了争取出海口和不冻港，修中长路也好，租用旅顺港也好，都是为了这个。所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签订，苏联整个在亚洲的战略意义就没了，只有依靠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采取了新的战略方针，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现在没有时间特别讲。

从毛泽东这段访苏的情况看，他和斯大林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他逼迫着斯大林做了很多让步，但是斯大林决定发动朝鲜战争就是对中国的报复，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结果。但是后来毛泽东决定要出兵朝鲜，为什么一定要出兵朝鲜?大家都反对，就他一定要出兵朝鲜，主要是挽救《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因为别人心里可能不知道，但是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他访苏是得罪了斯大林，当然开始斯大林是得罪了他的。所以能够挽回中苏关系，把中苏同盟重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只有中国参战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实践证明后来也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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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罪恶进行清算，那么同样的悲剧就还会重演。


胡克實談毛搞陽謀出爾反爾
團中央書記胡克實同志談到文革前他兩次親耳聽到毛主席講話，一次說要「釣魚」，即搞「陽謀」；一次說要搞「剝筍政策」，在黨內一層層剝掉（異己份子）。他說：「當時我聽了很吃驚。無產階級領袖怎麼用這種語言呢！主席後來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論，認為個人意志可以創造一切，可 改變客觀經濟規律，改變黨和國家的根 本大法，甚至改變歷史發展的趨勢，走上追求絕對權勢和個人意志的王國、唯我主義的道路。毛主席實際上是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決議草稿上沒有「機會主 義」四字）……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什麼變成機會主義者、專制主義者，必然性是什麼？只有觸及本質問題，才能解釋。不能用（草稿中的）驕傲情緒、主觀上要反修防修來概括，否則群眾不滿意，我們這些正統派也不誠服。」

胡克實還說，毛主席出爾反爾的事情很多。如一九五三年團中央起草團章，上面有「用毛澤東思想教育青年」一語，毛親筆勾掉，還囑咐我們不要再這樣寫；可是在文革中卻把這事說成是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我們挨鬥，過不了關，他卻不出來吭聲。又如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本來要批左，卻變成批右。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他大講民主；沒幾個月，在十中全會上大批翻案風。三年困難時期，中央決定下馬，主席並未反對；但情況剛好轉，他又大批下馬風。文革派工作組是主席批准的，後來卻說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路線。一九七二年剛批林，又批「右傾回潮」。他批別人（對他）搞突然襲擊，他自己就搞。剛批了幾天四人幫，轉過來馬上批鄧……他這一張一弛，把全黨搞得不知所措了。


毛选里被删掉的“精典”
第一部分、教育与知识
1、知识越多越反动。
2、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3、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
4、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
5、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6、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7、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8、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9、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10、《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　┅《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11、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12、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 ，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13、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据胡德平在书中披露，在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胡耀邦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长信，信中他就曾大胆直言，认为当时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全民巨大资源，但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全民既不知对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对全民有何义务。因此，他认为所谓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是“全民所无”、“全 民皆困”，建议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实际内容。

“毛泽东同志可能忙，没看到他这封信；也可能看后没有动怒，才使他又免去一劫！”胡德平开玩笑说，父亲的这番言论在当时简直是“批逆鳞之举”，但他这种认为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应追求“全民皆有”、“全民皆富”的想法对目前国企改革仍有深远意义。

---胡德平：胡耀邦曾上书毛泽东直言全民所有等于全民所无
作者:吴晓蕾


毛给中國带来的是使人痛苦，然后死去。不但自己用尽办法叫人痛苦，而且动员全国人民互相斗，互相制造痛苦。对一般的小人物，也不是简单地处死，而同样叫他们经受极大的痛苦才杀掉，像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王佩英，无一不是在就义前叫他们受尽了罪才把他们杀掉。毛澤東还把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破 坏。中國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理想，道德，艺术，全部被否定。可移动的古董，绘画，雕刻，统统烧掉砸碎。对不能移动的建筑物则推倒，把美丽的电影明星剃光头，让无知的群众用一切办法侮辱她们。把对社会最有用的知识分子一个个打倒，甚至逼他们自杀。把宣扬善的宗教领袖关进监狱，甚至干脆杀掉。毛澤東的目的在于全世界都因他而痛苦。如果每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毛澤東的目的是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通过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个目的确实做到了。痛苦的极大化是文化大革命最本质的东西。这就是“人民的大救星”所给予人民的礼物。

毛澤東不但做到了在国内制造痛苦极大化，而且输出他的理论，让全世界都要残酷斗争。他鼓励在东南亚搞武装革命，制造死亡。在马来西亚，印度，泰国，菲律宾，缅甸，印尼，尼泊尔，斯里兰卡，都有武装叛乱。他死后三十多年的今天遗留问题还有一大堆。，搞得最惨的是柬埔寨。毛主席的好学生，波尔布特，遵从毛澤東的教导杀人无数，成为全世界近代史中杀人比例最高的人类灭绝案。这就是毛澤東功盖天下的事迹。这一连串事迹也说明一个问题。他的理论非常具有欺骗性，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人上当受骗。至今还有人高举他的牌子做事。究竟他的理论是对是错？道理很简单，改善人们的生活要靠发展生产，靠人与人斗怎么能变富。所有遵从毛澤東理论的人，也许斗得很开心（被斗的人可倒了霉），但是摆脱不了贫困。无一例外。

但是毛澤東又是幼稚的，他绝没有想到最后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一个真正志同道合的政治家在身边，剩下一批狐群狗黨。最后他信赖的人，只剩下后来被判刑的四人帮。大家吹嘘毛的高瞻远瞩，其实毛是鼠目寸光。他发动文化革命的时候怎么能想到自己会变成孤家寡人。最初和自己一起奋斗的亲密战友都被整得众叛亲离。毛澤東到死神智都非常清醒，但是是在非常孤独，失望，没有前途，没有同志和朋友的状态下死去的。他绝没有想到自己辉煌的一生竟然是这样一个结局。毛到死也没有丝毫的自责或后悔。毛死后华国锋和叶剑英抓捕了四人帮，最高法院审判了四人帮，把他们判了刑。但是四人帮的头头，这祸国殃民的总后台还在天安門城楼上挂着，在大家每天用的钞票上印着。中國的这幕滑稽剧现在还没有真正谢幕。不过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终究要完全走下神台，成为一个普通人，在剥离一切神象外衣的条件下，在消除所有迷信的条件下接受公正的评判。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作者: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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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我有多次机会出国访问。一九八八年夏天，我请示前往美国探亲，看看我两个儿子。赵紫阳是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中国那时正值最开放的时期。我获准离境。

我是为了娴来美国的。我们共渡的苦难岁月终于使她倒了下来。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中国的医疗对她 帮助极小，娴病势日趋严重。八月中旬，我与娴带着孙女到了美国的芝加哥，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团聚。我们希望美国的先进医术能治好娴的病。娴住院治疗，经过多方抢救，终于因为肾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

娴临终前说服我写这本书。在医院中，娴陷入最后几天的昏迷之前，一再叮嘱我，为了我们的后代，一定要将这二十二年的亲身经历笔之于书。我为此己付出的代价是我一生的年华和爱妻的生命。

一九九０年，中央警卫局写信来表示要没收我的房子。我坚持不同意。一九九二年，他们还是将房子收回。我分别给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央警卫局长杨德中、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及总书记江泽民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

我将一生献给毛和中国，但我现在成了真正的无产者。我用哀痛的心情完成数十万言的著作。我写这书，是为了纪念与我患难与共的爱妻娴，也将它献给所有珍惜自由的读者。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 李志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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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假话的海洋里
这是笔者一篇杂文的题目，也是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现状的如实概括。
我的一位农民朋友说得很生动：“养一头猪，还叫它哼哼呢，只怕它不哼哼。可老毛那时候，大活人连哼哼都不敢哼哼！”——当时，人与人之间谁都不敢说真心话。且不说同僚同事，且不说同学同乡，即使兄弟姐妹，即使父 母儿女，甚至，即使是恩爱夫妻，谁敢掏心窝吐露半句真言？—— 一旦闹起矛盾检举揭发，立马便会巨祸加身。

李九莲，工人的女儿，红卫兵司令，可谓“根红苗正”。只因给未婚夫写情书时吐露了几句肺腑之言，不料这个解放军战士告了密，不久便被投进监狱，最后被枪毙。

请问：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岩石：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林彪称毛泽东是天才，而对手下人抬举林立果为“超天才”不加以制止，彻底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只是天才，而林彪的儿子是超天才。所以，林彪死后，林彪的罪状便是“有野心建立林家王朝”，说的就是林彪想夺权然后把江山传给林立果。林彪是否是有这样的想法不谈，毛泽东如此猜测，便表明“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 ”的心理反应。

毛远新多年最佳搭档是陈锡联，毛泽东重病后把陈锡联从沈阳军区调入北京军区然后一步步代替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就是给陈锡联的政委毛远新铺路，待毛泽东死前再下令让毛远新接班。这对读线装书的毛泽东来说是最好的安排。然而，他没弄明白两件事：一是人算不如天算。他最后竟然没机会发号施令了。手不能写字，舌头不能说话。“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假装糊涂。让他的接班妙计（包括整死整垮自己的无数战友与下属）统统付之东流。二是他不懂得十分聪明用七分，留下三分给子孙的道理。给后代留下的都是孽债。父债子还都不够，三个老婆都得搭上，弟弟妹妹侄子等一大堆。

反观邻居北朝鲜，虽然金日成也在中国长大，但他没有一生都沉浸在中国宫廷内斗的线装书里，传位反而成功了。

---润涛阎：为何说毛泽东邓小平乃俗鄙之人？


毛泽东到底想让谁接班？
不论是气质外貌都难以示人的刘少奇还是林彪，如果自认为真的能接毛泽东的班，那表明他们内心里把毛泽东看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事实上，他们看走眼了。毛泽东本质上与刘邦朱元璋洪秀全李自成无异，只是造反当皇帝的口号不同罢了。毛泽东给他们接班人的名义，是让他们给自己当 干坏事的马前卒，用后便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而且死得都必须很惨。毛泽东也根本没有让王洪文接班的打算，他只是为了让人民大众早日摆脱弄死林副主席事件的困境而搞迂回战术---让人民自然想到林彪的猥琐形象不是当接班人的料。毛泽东选华国锋，也不是让他接班，而是故伎重演，让形象憨厚老实巴交但身材魁梧的他展现在人民目前，人民便比较他与言而无信（说不翻案一有权就翻案）绵里藏针一米五身材的邓小平而产生内心的巨大反差，也就认为毛泽东干掉邓小平是对的，邓小平没有资格当接班人。

那么，毛泽东属意的接班人是谁呢？
毛泽东在共产党高层选拔的接班人都是忽悠他们的。毛泽东自认为天下是他的天下，他认同自己是秦始皇，所以，他的江山只能是由他的家人接班。毛泽东天天读的是线装书，时时刻刻沉浸在宫廷内斗与帝王术迷宫里，他儿子不能接班了，按照几千年来独裁者的传统，儿子不行就找侄子。所以，毛远新就是他要传位的唯一人选。

毛泽东是1976年曾经写下他死后政治局常委名单交给了张玉凤。名单由五人组成，排序依次为：毛远新、江青、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后来又把五人改成七人，后面加上了汪东兴、张玉凤。这都是毛泽东死后张玉凤交给党中央的材料。

那么，为何毛泽东没有在死前就把这样的安排实现呢？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毛远新大权在握后，已被剥夺了军权的叶剑英又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将领（叶剑英从未通过带兵打仗而建立自己的嫡系），陈锡联掌管军队，文权在四人帮一方，就是江青也无法直接对抗毛远新。没有毛泽东，她什么都不是。江山就真的传给毛家人了。看看北韩的金正日，其父亲金日成的领袖造神地位比不上毛泽东，但人家还是传位给儿子成功了，而且连传三代。如果毛泽东死前安排毛远新接班，凭毛远新给张志新枪毙前割喉管的狠辣，邓小平这些老字号是否能活下来都是疑问。

退一步，哪怕毛泽东死前不是把毛远新的搭档陈锡联调入北京，而是把毛远新本人调入北京，从沈阳军区政委换成北京军区政委，粉碎四人帮是不可能发生的。汪东兴就会讨好毛远新，甘当毛远新的看门狗而去抓捕另一派。

这些浅显的道理，熟知政治权术的毛泽东用脚后跟都能想得到。
那为何毛泽东不那么干呢？
润涛阎告诉您答案：

毛泽东一生中埋在线装书里读历史。仅资治通鉴他就读了17遍。整个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宫廷内斗，而最残酷的宫廷内斗则是发生在家族之间。侄子与叔伯、弟兄、父子之间的互相残杀是触目惊心的。毛泽东害怕自己成了杨坚，毛远新成了杨广。所以，问题的根本之处不是毛泽东失算，而是他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死。更令他无法预测到的是：他得了个他自己从未听说过的怪病，令他死前肌肉萎缩，手不能写字，舌头不能讲话，当他知道很快就死了的时候，他无法发号施令让毛远新即位。这是他死前为何着急，因为没有人猜到他要说什么。他想到了“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便猜测只有叶剑英能懂他死前的命令是：任命毛远新为党中央代主席。如果叶剑英告诉毛泽东：“主席，您的意思是不是任命毛远新为党中央代主席？”不能说话的毛泽东就可以用点头的方式答应了。可叶剑英要么“大事不糊涂”而故意猜不到毛泽东要说什么，要么是他并非毛泽东认为的“大事不糊涂”。依润涛阎猜测，前者的可能性高于后者。这是为何叶剑英很快就离开了的原因，他害怕万一毛泽东突然间能说话了，来了一句“任命毛远新为党中央代主席”，那叶剑英该如何是好？他不认同共产党的江山还是封建帝制搞世袭，但他又不想当不传圣旨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假装搞不懂毛泽东的意图。毛泽东死在旦夕，叶剑英对此是非常清楚的。

---润涛阎:为何说毛泽东邓小平乃俗鄙之人？


钟波：他老人家永远是个例外
老人家有一些行为，可以说是“特立独行”。

老人家喜欢写旧体诗，但他发话不赞成别人写。所以六七十年代，大陆报刊很少发表旧体诗。
大陆上写旧体诗的仅他一人加上几个诗人奉和。

老人家喜欢跳舞，中南海舞会连连。
但老人家主张一个人要脱离低级趣味，所以六七十年代社会 上没有舞会。

老人家喜欢看古书（尤其是《资治通鉴》之类）。
但文革一起，先“破四旧”后“批孔批儒”，古代典籍成为毒草。许多专家学者被抄家，藏书被毁，大陆上有丰富私人藏书的仅他老人家和康生等极少数文革权贵。为了满足毛的特殊阅读需要，有关部门还专门印制“大字本”古籍供毛使用。

老人家喜欢旧戏。
文革一起，旧戏从全国舞台消失，八亿人民只能看八个样板戏。但为了满足毛对旧京戏的爱好，上影厂秘密摄制旧戏曲片，专供老人家一人观赏。

老人家的稿费在1960年达百万元，文革初林彪江青商议将其稿酬标准提高五倍。他去世时稿费总额达七千万元，加利息则过亿。
同时，为反对“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文革中取消了全国所有作者的稿酬。

老人家喜欢看外国及台港进口影片，如李小龙影片。
但文革中是禁演西方国家影片的。老百姓只能看少数几个友好国家的影片（当时民谚：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颠颠倒倒，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所以那时有个专业术语叫“内部片”——只许高干看不许百姓看的进口欧美影片。

老人家认为“穷革命富变修”，总是担心人民“修了”，所以报纸宣传“一厘钱精神”。老百姓工资收入也极低，生活极节俭。少数富户家有三大件（收音机、自行车、手表），多数百姓家中的“家电”只有手电筒。
但老人家是不怕“修”的特殊人物，为当时的大陆首富，有大陆上独一无二的私人游泳池，以及各地行宫。还有特制烟、特制红烧肉、主席专用瓷器、空调（这个词当时民众不但见所未见而且闻所未闻）等等。

老人家在爱情上实行革命的浪漫主义，农村家乡罗氏因是父母包办，所以到省城追上了教授女儿杨，大山里打游击时又与小城美女贺结婚，到北方安定后与十里洋场演员江结婚，进京后没几年便与江分居而……
但老人家要求平民“做一个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所以全社会很讲究男女大防，文艺作品绝不能描写爱情，恋爱男女在公园接吻是要被弄到派出所受惩处的，而通奸者是要被戴上“坏分子”帽子，打入贱民阶层的。
通常认为，凡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饮食男女，而圣人则清心寡欲不染红尘。然而在那个年代，圣人热衷于干着凡人的事，而凡人则被要求按圣人标准生活。

全国宣传工具对老人家的期望是“敬祝万寿无疆”。

对工农兵群众的要求是“为了拿下大油田宁可少活二十年”，是“先治坡，后治窝”，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单位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文革时全国大搞“忆苦思甜”，所有地主富农都被描写成无恶不作的大坏蛋（如刘文彩、南霸天、黄世仁、周扒皮……），还要特别强调“天下乌鸦一般黑”。
但有一个叫毛顺生的湖南富农家庭例外。

最高指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我等小民很是兴奋，却未推敲一下：
老人家是“卑贱”还是“高贵”？当然不会是卑贱（有被全国恭颂“万寿无疆”的“卑贱者”吗？），只可能是高贵者。
于是，虽然钦定定律“高贵者最愚蠢”，但老人家例外，他是高贵者中唯一不愚蠢的。
老人家是“聪明”还是“愚蠢”？当然不会是愚蠢（有打下江山的“愚蠢者”吗？），只可能是聪明者。
于是，虽然钦定规律“卑贱者最聪明”，但老人家例外，他是聪明者中唯一不卑贱的。
最终，这句话使我们恍然大悟：中国人如果聪明，他就要卑贱；如果愚蠢，他就能高贵。
最聪明兼最高贵，全国只能一人也！

可作类似分析的还有最高指示“知识分子是最没有知识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已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老人家是“知识分子”中的例外。老人家是“我们自已”中的例外。

死了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深知他老人家永远例外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等人决策下，仍然一如既往地例外享受保存尸身受人膜拜的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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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炫耀，性情浮躁
毛岸英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总共待了34天，但大家 都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本来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但他自己基本上逢人就说“不错，我的父亲是毛主席”，毫不忌讳。他平时腰里挂着一支小手枪， 遇到人问时，就拔出来说“这支手枪有点来头，是斯大林赠送的呢”。大家惊羡道“你去过苏联？见过斯大林？”他就开始介绍在苏联呆了十年，参加苏联红军打到柏林，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斯大林送他手枪并问他为什么不找个苏联姑娘做妻子等等。
试想，这一番经历，别说一般干部战士，就是彭老总，也望尘莫及呀。给工农出身的战友们讲这些，是其炫耀性格的典型表现。
其实，他所谓的苏联红军生涯，如同他的农民大学、工厂书记一样，也是浅尝辄止的经历：“1943年，毛岸英被保送到莫斯科列宁军政大学学习，考虑到他是毛泽东的儿子，苏军破例授予他中尉军衔。一年后，他又进入苏军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毛岸英被任命为坦克连指导员，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屈指算来，这时已经是1944年底或者是1945年初 了，而攻克柏林是1945年4月30日，所以说毛岸英这一段战争生涯最多也只有半年天气。而且由于“中苏两党有一个协议，不让中共领袖的孩子参战” ，故“坦克连指导员”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王沐明：真实的毛岸英原来如此


来去随意，做工作浅尝辄止
毛岸英1946年初回国，到1950年10月赴朝，近五年多时间里，似乎没有比较稳定地从事过什么工作，正式披露的工作经历，都是短短的几个月甚至几十天。并且行动自由，没有什么“单位”的约束。
比较著名的一个经历是上“农业大学”。毛岸英刚回到延安，毛泽东要求他跟随农民劳模吴满 有学农活。这段日子，其实只有五十多天，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乡村夏令营而已，但后来凡提起毛岸英，都要大书特书这一段。

进 北京后他的工作岗位是中央社会部（中国克格勃）部长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在这个岗位上，他似乎也很散漫。按说秘书工作是非常忙碌的，通常没有自己的时间。 但毛岸英在1950年5月初有一次悠闲的长沙探亲。“这次南下是公私兼顾，他随苏联代表团来到武汉，给李克农当了几天翻译后便匆匆赶往长沙探亲”。

在韶山，乡亲毛贻泉找他要帐，说是30年前毛泽东欠下100大洋至今未还。毛岸英没钱，找省委书记王首道“借钱”还上了。一次 探亲扫墓，他竟然盘桓了一个多月，直到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李克农要秘密访苏，发电报来催，他才回京。回京的时候，这个28岁的青年干部乘坐软卧列 车，“毛岸英品尝一口杯用长沙水泡出的君山毛尖茶，然后仰坐于沙发上，开始翻阅当天的报纸”，这估计是湖南省委提供的特殊交通安排。从向省委书记 借钱、住省委招待所、坐软卧这些情节，可以看出毛岸英此行公开打了“父皇”旗号，而党政大员也丝毫不敢怠慢这位第一公子。

赴朝之前，毛岸英在北京 机器总厂做党总支副书记，这是毛岸英比较正式的一个工作履历，是毛岸英闹着要去工厂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按说此时韩战已经爆发，社会部无论是情报 工作还是对苏联络都非常繁重，他为什么要离开部长秘书的岗位，去一个完全不能发挥自己俄文优势的北京机器总厂呢？这本书没有揭开这个迷团。从1950年8 月中旬到10月8日，他在北京机器总厂只干了不到两个月。10月8日他跟彭德怀去东北，没有向厂里作任何交待；10月14日随彭回京，次日即将 再赴东北、朝鲜，他才匆匆到工厂交待说社会部有任务，他要去工作一段时间。

将近五年时间，我们看到毛岸英的工作岗位飘忽不定，没有看到他在哪方面做出扎实的业绩来。

---王沐明：真实的毛岸英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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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天安门事件”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是玩深沉的中国。人民在思考。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不被允许思考。领袖已经替他们思考好了。有思考的奴隶是危险的奴隶。他们总体是不爱思考的。一九七六年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稍稍动脑思考了一下，就弄出了个“四·五天安门事件”。然后华国锋一粉碎“四人帮”，他 们又不思考了。

文化大革命再进行下去是不可能了——戏毕竟是戏。人民反对文化革命。而反对文化革命就是反对毛泽东。这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灵魂。悼念周恩来总理是虚晃一枪。

人们在寻找爆发点。而周恩来去世得恰到好处。他最后给了人民一个机会。

这个人死得有点惨。他与毛泽东配合得天衣无缝。那是因为他万倍谨慎。他谨慎到……谨慎到这种程度：赫鲁晓夫访华时吃宴会与他碰杯，而毛泽东没举杯，他也死死不举杯。

如果为周恩来举行国葬，如果毛泽东探望一下周恩来，或参加追悼会，一切都不会发生。

周恩来去世后，汪东兴、张耀祠已勘察好中南海至北京医院的路线，以为毛泽东会去，但毛泽东没去。汪东兴因此还发了两句牢骚。张玉凤也流着泪劝毛泽东去，可他拒绝了。

说句公道话，他已经没有能力去了。他也病得快要死了。应该说在这几天他没做错什么。除了放鞭炮那件事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外，他基本是无愧的。

周恩来去世后几天就是春节。除夕夜，全国没有一声鞭炮响。我敢打赌没有。毛泽东却吩咐张玉凤等工作人员搞来鞭炮，在游泳池门口大放特放。他已极度虚弱，也在别人的搀扶下，点燃二踢脚。以前他从不亲自放炮。今天他放了，并从垂死的脸上绽出一丝欣慰的笑容。那晚上他们放了许多鞭炮。第二天早上，鞭炮屑是用三Ｏ一卡车拉走的。

不明真相，或明了真相，人民总之不能忍受了。四月开始了决死的战斗。

天安门广场又一次当了明星。全中国人仿佛都跑到广场上来了。他们的爷爷曾在这里鏖战军阀的马队。他们的爸爸曾在这里狂欢建国。他们本人曾在这里痛哭流涕发誓效忠文革。现在他们反戈。

那几天，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他与广场同呼吸共命运。虽然他已半截身子入土但并不妨碍他掌握广场的动向。后来华国锋说什么江青、毛远新蒙蔽欺骗了毛主席，那是别有用心的。谁也蒙蔽不了毛主席，除了林彪。

他的心情很沉重。以前，天安门广场属于他。现在，广场不再属于他。他悲怆地意识到他与广场的蜜月已经结束。他已不再是广场中人。他力图还是，但广场已不收容他了。广场抛弃他了。

那天，当毛远新把被公安部定为ＯＯ一号的反革命诗词念给他听时，他的脸色苍白极了。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毛远新一边念一边瞅他叔父，生怕叔父会震怒。但叔父没有怒，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把头低下了。几根稀疏的白发遮不住秃掉的脑壳。他就这样低着头，一言不发，足有几十分钟。毛远新以为叔父睡着了，轻轻起身想离去，岂知叔父突然开口：“是洒泪，还是洒血？”

“洒泪。”

姚文元立即在出简报时把这一句改为“洒血祭雄杰”。

四月五日深夜，大军出动，将天安门广场一鼓荡平。广场又一次浸泡在鲜血中。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里指挥了这场屠杀。战场打扫完毕，他兴冲冲地来中南海见毛泽东。毛泽东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看《红楼梦》。王洪文说：“主席，我们胜利了！”

与王洪文喜悦的神色相反，毛泽东脸上布满阴云。他正在看宝玉与宝钗成亲那一段。林黛玉孤零零躺在床，倾听远处欢乐的丝竹声，一定也幻想着自己情人与别人性交的情景，犹似万箭穿心。一贯心软见了落花也哭的她此时竟无泪，说：“宝玉，你好……”无下文了。

王洪文喷着唾沫讲述天安门广场的激战，毛泽东始终没抬头。王洪文讲毕，等待导师夸奖，没想到毛泽东说：“黛玉说：”宝玉，你好……‘好什么呢？这真是千古之谜。你好狠心？你好好待宝钗？你好不理事？……“王洪文一脸茫然。毛泽东根本不看王洪文，继续讷讷：”你好好睡觉？你好苦……你好苦？啊，对了，是这句：你好苦哇。……“

四月六日，政治局开会，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在政治局的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当天晚上，他病了。发烧。咳嗽咳出血痰来。他叫别人士气大振，而自己的士气却一蹶不振了。那一天，由于心情灰暗，他说得最多的话题是死。王洪文来看他，他问这个年轻的接班人：“我死之后，中国会发生什么事？”

一年前，他曾用同样的问题问王洪文和邓小平。王说：“全党会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把革命进行到底。”邓粗声粗气地说：“军阀混战。”毛泽东欣赏邓的回答。现在王洪文楞了一下，拾起了邓小平的牙慧，轻声答：“军阀混战。”

毛泽东白了他一眼：“胡说八道。”张玉凤服侍他吃药，他抚着她的手说：“我给你讲个故事。过去在延安，下雨天，打雷闪电。电打死了一个县长。老百姓都说，电打不死毛泽东。我得出一条结论，电打不死我，病能打死我。”张玉凤把药勺朝它嘴里放。嘴唇哆嗦得太厉害，药洒了。

晚上，毛泽东想看电影。张玉凤从中央办公厅调来一部新片子，《难忘的战斗》。因为毛泽东患病，今天坐在他身边的是中南海门诊部的护士长。电影开头有这样一个情节：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一个城市，列队入城。群众挥舞着小红旗夹道欢迎。护士长忽然觉得有一股潮气从旁边飘来。她望望毛泽东，大惊。毛泽东的脸上挂着两道晶亮的泪痕。毛泽东哭了。

护士长注意到，毛泽东的泪水不停地涌出来。护士长问：“主席，你怎么了？”

银幕上，一群青年学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毛泽东指指银幕，问护士长：“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解放时护士长是上海学生，毛泽东是知道的。当年她也确在欢迎之列。毛泽东这么一问，她不知为什么蓦地感到一阵心酸，泪水哗地一下淌出来。她点点头：“有我。”

毛泽东也点点头。从他脸上扑过来的湿气更大。远处，又响起轻轻啜泣声。是张玉凤。跟着张玉凤，其他工作人员也哭了。毛泽东的眼泪感染了其他人。其他人的哭声反过来又感染了他。他，铁腕统治中国数十年，妻子儿子死了都不曾掉一滴眼泪，现在渐渐抽泣出声了。

他愈来愈不能控制自己，竟用手捂面，泪水顺着指缝流。全场哭声响成一片。电影无法放下去了。张玉凤和护士长把毛泽东搀扶走了……

上帝以一个“生”字展览他的作品，然后以一个“死”字统统收回。天安门事件半年后，毛泽东与世长辞。

---摘自刘亚洲：《广场——偶象的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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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把魔鬼放出瓶子，再也收不回去。古老的民族染上狂热，犹如老年人坠入情网。小伙子，想想你被一个老太婆发疯似地追求的情景。那发烧的眼睛和干瘪的乳房。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原来的时间表是：一至两年，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刘少奇们成战俘。他领着全党继续上路。他万 没料到这场革命野马奔腾，他已完全驾驭不住。

林彪的背叛给了他漂亮的一击。他那样信任林彪，把能给的全给他了，可林彪不满足，居然还想要更珍贵的：他的性命。不错，林彪最后是仓惶出逃了。可在林彪仓惶出逃之前，毛泽东是否也仓惶了一回？为了躲避林彪的袭击，毛泽东视察南方回北京时，忽走忽停，一日数变，叫人捉摸不定，到北京后是悄悄在丰台下车的。一个统治者在自己统治的地盘里还这样偷偷摸摸，也够悲哀了。

林彪事件后，全国人民惊讶地注意到一个现象：毛泽东势不可挡地见老。这个星期见外宾的照片和上星期照片比较，准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没全输。他毕竟折了毛主席的寿。

---刘亚洲：广场——偶象的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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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学者，胡适晚年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对文化的垄断与宰制，由此造成文化风气的败坏，乃至文化命脉的中断。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 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 568—569页）

在这些日记、书信中，69岁高龄的胡适透露了他对毛泽东一统山河，不仅主宰亿万生灵的命运，甚至要主宰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嘲弄，御用文人大肆吹捧的毛词在他眼里只是“肉麻”，而且连最基本的韵脚都不遵行了。

---傅国涌：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1961年1月21日，胡适看到吴立行的宣言后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有六千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前天邵幼轩把她的祖母（邵飘萍的夫人）的信带来给我看，说副食都不够，‘我们快要干死了’。 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两油，她说的‘干死’，大概是指没有油吃而说的。
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还不如无为而治，让人民自食其力，决不至于这个地步。”他用红色的原子笔在吴立行的宣言上划了好几处。他指着说：“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

---傅国涌：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也是在1956年9月那一次，胡适在谈及胡风事件时幽默地说：“胡风真是该死。张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风’。在共产党一条鞭的奴才文艺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么文艺自由。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胡风自然应该清算。但是胡风事件可以说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产铁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风可被清算， 新文化运动已在匪区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审判。但自由的思想将继续在匪区展开。”（《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2547—2548页）

1957年6月7日，中国大陆“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眨眼变成了“控诉和整肃‘右派’人士”的运动，毛泽东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当年和胡适一样怀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纷纷落马。9月26日，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为大陆发生的“抗暴运动”而欢欣鼓舞。“有些人说中国共产政权已经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最近中国学生的抗暴运动，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就是经过八年的绝对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国青年学生还是几乎一致的反对中共政权。”（同上，2598页）同时，“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诚恳的同情和钦敬。他无比沉痛地指出：

“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

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2604）

---傅国涌：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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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新浪微博风靡一时。网易不甘寂寞，也创立网易微博，参与竞争。他们约我开设读史专栏，取名“红墙深处”。微博有字数限制，上限为140字。用如此短的篇幅谈史，实为削足适履，最突出的缺憾，是无法交待史料的出处。好在读者把微博当作快餐，并未计较。当时读者甚众。我先后写了数百条，内容大抵是摘抄或缩写回忆录中的细节。后来网易停止了这个项目，我的专栏也在互联网上消失。最近从电脑中翻出重读，觉得还有些意味。先选数则在本公号展示，不知读者有无兴趣？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工人们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不断地捐献，义务劳动、劳军、救灾，政府也应该照顾工人的生活，使工人从切身生活中感到政府是自己的。但我们的政府则爱把粉擦在屁股上，费了一年功夫，起草一个劳动保险条例，人民眼巴巴等中央人民政府公布，至今不见公布。”2,九大以后，江青进了政治局，却不分管具体工作，于是找林彪谈：请求中央分配我工作！林说：政治局委员就是重要的工作。江说：一点权力也没有，是空洞的工作。林说：在集体领导中，你赞成或是反对就是权力。江急了：现在我在政治局里是个多余的人。林冷冷地说：像我们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多余的人！说罢闭目养神，再不开口。3,九大闭幕式结束退场时，江青靠到毛泽东旁边，事先安排在二楼的摄影师用望远镜拍了一张毛、江在主席台上的合影。当晚开会时，江青要求发表此照，周恩来把清样送毛泽东，毛用铅笔在照片上打了一个叉。江青对姚文元说：“你们真是小题大做，发表一张我和主席的合影也要他审批，真是多余。”许世友说：“报纸发表政治照片，当然要审批。”江青火了：“难道你们还要骑到我头上拉屎不成！”4,1950年，齐白石送毛泽东篆书立轴“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后与张伯驹谈起此事。张不由“啊”了一声，此联出自清代邓石如，下联原为“天是鹤家乡”，齐白石却把“天”写成了“云”，他顿时紧张起来。张劝慰：“我们不必拘于成格，改动古人成句自古有之，毛主席也许会称赞你改得好呢！”其实，毛泽东收下齐白石的立轴，没发现有问题。5,文革期间，人民大会堂有个提供冰激凌的地方。政治局会间休息，吴法宪和姚文元抢着去。吴法宪虽胖，但往往速度比姚文元快。吴法宪捷足先登，邱会作等人就跟过去吃冰激凌，江青、张春桥就不去了。如果姚文元先到，江青、张春桥就跟过去，其他政治局委员就不去了，伸伸懒腰，原地休息。6，杜惠回忆，1946年高岗让她抄文件，她早八点去了，高在炕上躺着说：“来，我跟你说点事。”她站过去，高突然拉住她的手说：“我明天就回东北局了，想把你调到我身边，你愿不愿意跟我走？我很喜欢你。”她说：“我的爱人郭小川还在前方打仗。”并留了一个纸条：“你是高级干部，请你的行为放郑重些。”遂离开。

—— 丁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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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参战的国家成为韩战的最大赢家。这个国家没费一枪一弹，未派一兵一卒，却从经济上赢得了韩战。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韩战爆发后，由于日本和韩国近在咫尺，日本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军的大后方和生产基地。结果，在极短的时间内，日本自1949年以来积压的近1500亿日元货物很快销售一空，而诸如纺织 、钢铁、机械、造船、水泥等行业，也因为得到大量订货迅速恢复元气。比如丰田汽车公司，三菱重工等日本企业当时几乎倒闭。但因为美军订单纷至遝来，丰田公司在1951年就恢复到二战前的生产水准。另外，由于韩战带动了整个西方的制造业发展，需求劲扬，日本的机械和电子产品首次走向了世界。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统计，在韩战期间，日本在军用物资方面的收入累计高达10亿美元，如算上其他方面的韩战相关收入达36亿美元。在1950年至1960年十年间，这种收入累计额达到了610.7亿美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在二战仅10年后，日本便走出了经济困境。1956年日本政府《经济白皮书》宣告：”现在已不再是’战后’，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局面，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日本的经济开始起飞[注六]。中国当时在干什么？”阳谋”将要出笼，”反右”准备开始！

如果当年没有中共介入，北朝鲜军队根本不是美军的对手，韩战会很快结束，军需采购不可能给日本制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但正是因为中共的加入，战局几度胶着，反覆拉锯，使得战争时间大大延长。这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的制造业终于从二战后的衰退中恢复过来，不但重新站稳了脚跟，并为日后大举占领世界市场铺平了道路。中国的”愤怒青年”们也许没有想到，日本在战后撅到的第一桶金竟然是中共源源不断提供中国炮灰造成的。二战中中国受日本侵略，破财死人，战后中共却迫不及待地给日本输血，后来又免除全部战争赔款。这样看来，毛泽东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灾星”，是愤青们最为痛恨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大救星”。

---北冥鲲：揭穿“抗美援朝”的画皮


韩战爆发时，中国仍处于内战后元气大伤的阶段。中共非但没有把有限的力量用于建设，反而把大量金钱投入到韩战中。1950年中共预算中，军费占41.1%，建设费占25.5%。1951年，军费达52.64亿元，占总支出的43%，建设费用只占28.7%。1952年军费比率略有下降，占32.9%， 1953年占34.2%，但其绝对数量都大于 1951年[注四]。
苏联居心叵测，一方面支持中共出兵朝鲜，让中共火中取栗，希望中共和美国人打下去，另一方面却把质次价高的军火卖给中共。中共1950年后借了苏联34.85亿卢布，其中多数用于购买韩战军用物资。直到1965年，中共才还清苏联债务的61.4%[注五]。在1959-61年三年”人祸”中，估计有4000-6000万中国人饿死。但是，满载中国粮食和物资的火车仍不断开往苏联。
慈禧太后因讲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话就被批倒批臭，被视为卖国罪人。但是，慈禧太后仅仅是说说而已，中共才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真正实践者。从这个角度讲，韩战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北冥鲲：揭穿“抗美援朝”的画皮


毛泽东的狡诈，一生处于阴谋和阳谋中，从他的著作中，不是很容易看出他的真正性格。但毛泽东的文章中，也有他的真情流露的时候，我不是研究者，这里，只是抛砖引玉。

手头没有毛泽东的书，我现在可以想到的，有两处，一个是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一个要在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痞子的形象，活灵 活现。对那些社会上的得宠者的打击和羞辱，使毛泽东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毛泽东的恨，妒的情感在文章中得到充分的发泄。另一处是在49年，天下到手时的暴发户的心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独裁，别了，司徒雷登等近十篇文章，那个时候可能是被压抑的太久了。小人得意至少不再遮拦。这些文章的痞性十足，是真正显示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第三个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给江青的信，那封信即使作过手脚，但有关老虎和猴子的内容，不会是其他人能够写出来的，也没有人敢用毛泽东的名义写这样的话，这封信即使有作假的可能，也是毛泽东参与的作假。信中老虎的狂妄和猴子的猥琐，也应该是毛泽东的真实心理的描述。在文革中，毛泽东已经被塑造成为神，毛泽东的所有的敌人，几十年来，前前后后都败在他的脚下，但这时的毛泽东，仍然是摆脱不了，他内心深处的猴子的自卑。毛泽东的内心深处的自卑，使他缺乏自信。而缺乏自信，甚至是疑神疑鬼，是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的整肃他的接班人的根源。一半的毛泽东会以为没有天下非我莫属，另一半的毛泽东会觉得这个天下是他偷来的，狂妄的毛泽东会认为，人民群众是他的看家狗。而自卑的毛泽东当然也就不相信别人会真正的拥护他。

想弄清毛泽东的矛盾心理，并不十什么难事。我叫毛泽东为痞子王，弄清了一般的痞子的心理，也就对毛泽东的心理了解的八九不离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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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城里人，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西化的知识分子，同样是恨之入骨。同样是出于阴暗的自卑心理。一句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会对当年在北大图书馆里受了窝囊气的毛泽东，勾起多少新仇旧恨？年轻的毛泽东当然喜欢别人崇拜他，他也可以接受别人反对他，但就是不能容忍别人轻视他，在北大图书馆时，被视而不见，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忍受的，不论是对狂妄的毛泽东，还是对自卑的毛泽东。轻视都是对他的最大伤害。

年轻的毛泽东，在逆境中，充满了仇恨。一个极端狂妄，同时又是极端自卑的毛泽东的矛盾心理，贯串他的一生。一个与天，地，人，不停的斗争的一生。一个最后和自己的影子斗争的人。一个因为狂妄，仇恨而斗的一生，一个因为自卑，多疑而斗的一生。

---张鹤慈：毛泽东的狂妄和自卑


毛泽东的研究，对他的青少年成长期，几乎是空白。而这正是他的个性形成的时期。对毛泽东的研究，基本都是从政治方面着手，而从心理分析着手的不多。毛泽东的性格，在毛泽东的整个的政治生活中，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那些研究经济，政治的学者，常常忽略了，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因素。

毛泽东的年轻时代，是一个才华，能力非常强，而处境可能非常不顺的人。多次的挫折使毛泽东成为边缘人，反社会者，对毛泽东来说，改造世界和改变个人的处境合而为一。毛泽东的出身，处境，能力，使他成为一个异常狂妄，又同时有着浓厚的自卑心理。（而毛泽东的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人们没有给予多少重视）作为社会的边缘人，毛泽东对社会，对成功者，对他向往而又拿不到的一切，是充满了仇恨。毛泽东一生的斗争哲学，就是他一生充满仇恨的必然。

---张鹤慈：毛泽东的狂妄和自卑


润涛阎:毛泽东为何不见他唯一的孙子？
到目前为止，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毛泽东非常清楚毛岸青没有性能力，根本就谈不到生儿子的事，那孩子的亲生父亲是韶华的情夫、大将徐海东的儿子徐文伯（是当年邵华在北大时订了婚的未婚夫，被邵华的妈妈棒打鸳鸯强行拆散后被迫嫁给了呆傻毛岸青，但二人藕断丝连 ）。毛泽   东能容忍儿媳妇出轨也是属于无奈，但不可能接受与毛家毫无血缘关系的毛新宇为孙子，当然不能与他见面，一旦见面，就等于接受了这个孙子的身世了。二是毛泽东爬灰，毛新宇是毛泽东的亲生儿子，他没有脸面与名义上是孙子事实上是儿子的毛新宇见面。

先谈第一个解释。
如果从貌相上看，不论是鼻子还是嘴型，毛新宇都与毛岸青没有关系。不论是脸型还是鼻子以及嘴型却与徐文伯接近。大家去古狗毛新宇的视频与他姑姑（徐文伯的妹妹）的视频，俩人说话时的神态与表情都一模一样。毛新宇的眼睛甚至下巴也酷似他姑姑。毛新宇与他姑姑的鼻子都是窄、厚；而毛岸青的鼻子是宽、薄。

再谈第二个解释。

读古书的毛泽东知道两点：
一是：手心代表心，十指相扣手心相贴，代表心心相印，便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说。

二是：历史上的皇帝基本上把乱伦不当回事的。拿毛泽东最佩服的帝王李世民来说，李世民杀掉了亲弟弟李元吉后便把李元吉的王妃占有，还非常宠幸她，差点把她升为皇后，被大臣们制止了，说你占弟媳妇也就算了，还把她升为皇后，你就不怕被人笑话？后来武则天入宫，被李世民称为“媚娘”，11 年后，他把武则天转给了他儿子李治，成了儿媳妇。杨贵妃本是唐玄宗的儿媳妇，被唐玄宗霸占过去了，属于爬灰。只读线装书的毛泽东在内心是把自己当成皇帝看待的，所以，在他内心里霸占儿媳妇并不是耻辱的事，古代帝王对此习以为常。

第二种解释虽然与“毛泽东跟儿媳妇十指相扣毫不忌讳”的事实相符，但解释不了为何在毛新宇出生六年的期间里毛泽东不看一眼自己的亲骨肉。

如果那时候有DNA亲子鉴定技术，而且毛泽东要求做亲子鉴定的话，如果毛新宇是徐文伯的儿子，那毛泽东至死不见孙子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无法接受与毛家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子，那是徐海东的孙子。这跟抱养的孙子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是偷情偷出来的孙子，读古书的毛泽东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然而，那时候并没有亲子鉴定技术，而且毛泽东不相信有人胆敢给毛家男人戴绿帽子。

毛泽东认为，毛新宇是他儿子

毛泽东到了晚年才有了一个唯一的“孙子”，如果他从来就没有跟邵华有过肌肤之亲，他不可能对这个孙子是谁的后代不搞个一清二楚的。他一定要问毛岸青的医生，毛岸青到底有没有性能力？如果有，为何结婚10年后才有了毛新宇？邵华是有保镖的，所谓的勤务员，邵华见过谁，二人在一起待了多久等信息保镖是不敢欺骗毛泽东的，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在年轻人心中比皇帝还令人恐惧。也就是说，如果毛新宇不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绝对有能力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把自己唯一的孙子的来历搞个一清二楚的。为何毛岸青当毛新宇喊爸爸时大怒：“谁是你的爸爸！”

不是说毛泽东不许别人给毛岸青戴绿帽还搞出个孩子，而是说毛泽东一定会搞清楚是谁给他傻儿子戴了绿帽。再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不在乎谁给毛泽东的儿子戴绿帽，他一定在乎他唯一的孙子到底是不是毛家的血脉。是，还是不是，是毛泽东必须搞清楚的首要问题，而出轨本身倒是可以原谅的，毕竟嫁给一个呆傻是女人的极大不幸。 事实上，精通权术的毛泽东根本就不需要调查邵华的警卫或医生，他只要当面问及韶华本人，只看邵华回答问题时的表情，便当即知道毛新宇是不是毛岸青的儿子。如果不是，到底是徐文伯的还是张文伯的，就无所谓了，反正一个守了10 年活寡的女人有个情人也是人之常情。邵华能骗得过毛泽东？她一张嘴，毛泽东就知道她是在说真话还是在撒谎。连这点功夫都没有，毛泽东怎么可能玩弄亿万人民于鼓掌之上？

所以，唯一的可能便是：在毛泽东眼里，毛新宇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认为没有人胆敢给毛家人戴绿帽的。那为何毛泽东不认为毛新宇是毛泽东的孙子？且听下面的探讨。

毛泽东为何非要给呆傻儿子娶媳妇？毛泽东早就清楚毛岸青没有性能力，是不能娶媳妇的。否则，他早就给儿子找到媳妇了，不会等到儿子37岁才找媳妇。 毛泽东在农村长大，又是一辈子读线装书，他脑子里都是古代帝王那一套。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里，当父亲的如果不能给儿子娶上媳妇，那是最丢人的事。打一辈子光棍的儿子，死后也要找到“阴婚”，就是要花大钱买死去的未婚女人，两口棺材埋在一起，便是完成了给儿子娶媳妇的使命了，否则，当父亲的死都不能瞑目。

一句话：如果毛岸青有性能力，不管他多么傻，多么呆，毛泽东早就给他娶上媳妇了。 唯一的解释：当毛泽东的亲家母张文秋（毛岸英的丈母娘）把小女儿邵华介绍给毛岸青时，毛泽东突发奇想，他认为这是了却自己当父亲给儿子娶媳妇的一块心病的机会。毛泽东是见过这位亲戚的，因为邵华一定到过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家，那是邵华姐姐的家（毛泽东是邵华姐姐的公公）。当毛泽东而非毛岸青与邵华见面谈论婚嫁时，毛泽东把邵华的手握住久久不放开。毛泽东用肢体语言告诉邵华：名义上你嫁给的是儿子，事实上你嫁给的是老子。毛泽东会当面告诉她，江青因为卵巢癌到苏联做了卵巢切除后，性激素不再分泌了，也就等于化学阉割后的中性人，从此二人便分居。邵华突然间明白过来了，她名义上嫁给的是一位呆傻，而事实上嫁给的是一位伟人。本来毛泽东就与毛岸青住在一起，以后更没必要分开了。外人无法知道内情的，唯一害怕的就是江青。

毛泽东答应邵华不许江青随便搬入毛泽东的家，只能永远分居。这样，邵华便在很多场合公开与毛泽东十指相扣，即使是照相的时候也不忌讳。因为读古书的毛泽东早把自己当成了皇帝，而皇帝乱伦是天经地义的传统。打从江青与毛泽东分居，毛泽东就没有过固定的性伴侣，按照毛泽东的大秘书叶子龙说法，是他给毛主席介绍女人，大都来自文工团的年轻女性，先跟毛跳舞，然后临幸。张玉凤到毛泽东的专列成为毛泽东身边的固定女人则是邵华进入毛家两年后的事了。

这是为何棒打鸳鸯后的邵华心甘情愿嫁给比自己大15岁的呆傻毛岸青的唯一合理解释。 过来人都知道，在毛泽东时代，22岁的女孩嫁给比自己大15岁的37岁男人，是极端稀有的，因为这种婚姻行为根本就不被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的人民大众所接受，只有红墙内才时髦。邵华与徐文伯在热恋时被老妈强行拆散，还要她嫁给与她毫无感情也无法互相交流思想的比她大15岁的呆傻，如果没有毛泽东介入，仅仅是毛泽东的儿子，她要么自杀，要么极力抗婚。而邵华恰恰相反，当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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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段子：林彪的眼睛瞎了

老陶在邮政局工作，年轻时就喜欢集邮。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邮票一应齐全，特别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上的合影，就有七张。江青为林彪拍摄的林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同样是七张。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邮票，也有七张。

1971年9月3日，林彪的“三叉戟”在温都尔汗坠毁 之后，老陶拿出自己的集邮册，用自己的钢笔把林彪的眼睛全部涂成蓝颜色，四个伟大的题词邮票，全部用钢笔打了叉子。睡了一夜，想想还不保险，就用钢笔尖把林彪的眼睛全部扎瞎了。林彪的草绿色军装，也被染成了蓝墨水的颜色。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林彪和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的邮票开始城(成)几何形式的升值，一个邮票贩子找到老陶要买“文革”的邮票，特别是林彪在天安门上的那张。老陶拿出自己的集邮册，给购买邮票的人看，购买者说：“你的邮票一分钱也不值。”

老陶说：“你胡球扯。”

购买者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的邮票上，林彪的眼睛全部瞎了，就一文不值了。”

老陶很是怅惘地说：“不涂行吗?我怕斗争啊。”

---@海上一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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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的死纯属偶然，因他极端藐视美国大兵的能力非要吃蛋炒饭而被美国的侦察机发现了后被活活烧死的。

金日成给志愿军总部送去了一篮子鸡蛋，毛岸英一看到鸡蛋就立刻要厨师给他做蛋炒饭。厨师劝他不能违反白天不许让烟囱冒烟的规定，等天一黑就给他做蛋炒饭。毛岸英说没事，你不给我做我就自己来。 然后他就自己烧火做蛋炒饭。白里透黑的炊烟让路过的美国侦察机看到了，便给了后面的轰炸机投炸弹的准确位置，轰炸机投弹，把毛岸英给烧死了。临死前大家都劝他到防空洞里躲避，他执意不走。

那为何毛岸英如此找死？其实不是后来他的同事说的他大意了，而是他骨子里藐视美国大兵。他只知道他老爹厉害。他临去朝鲜时他老爹告诉他别害怕美国大兵，美国人是纸老虎。他老爹告诉他这个是因为担心他在彭德怀面前显示自己怕死而让彭德怀等人瞧不起，这对他未来接班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没想到他老爹的巧妙安排断送了他的性命。

当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便到了延安。毛主席带领中央领导撤离延安时有一段精彩的表演。所有的人，包括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都劝毛主席离开，而毛主席面对国民黨飞机的低空轰炸毫无惧色，岿然不动。国民黨的飞机驾驶员要么是投弹不准要么是从内心同情共產黨而故意把炸弹投到村外，反正结局是毛主席安然无恙。然后，在众多人的劝告下，毛主席才离开了延安。这个故事感动了毛岸英，老爹之所以被人如此敬仰，那临危不惧的精神是必不可少的。而今天，面对美国的飞机来轰炸志愿军总指挥部，我毛岸英也学老爹在延安的那一幕，不信他美国鬼子的飞机扔下来的炸弹就那么准！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将军们都吓得屁滚尿流般逃之夭夭了，而我毛岸英不怕死的英雄气概便留在史册。等我接班后，就这一条足以让亿万中國人民对我顶礼膜拜。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老爹就是最成功的榜样。只是毛岸英不知道他老爹明明是男人长得却是女人相。这种人世界几百年中國几千年才出一个，命大得很。他可以鄙视国民黨，鄙视美帝苏修，鄙视所有的敌人直到寿终正寝，而你毛岸英就不行。

美国大兵炸死毛岸英，对中國历史进程的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如果毛岸英不死，不论他是金正日第二，还是蒋经国第二，中國的历史都要改写。政治家们总是辩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润涛阎认为多数情况下二者都不是。毛澤東掌权后的中國历史由于毛岸英的死而改变了运行轨道，所以，这段历史的走向不是英雄决定的，也不是人民决定的，而是鸡蛋决定的。要是没有金日成那篮子鸡蛋，毛岸英再藐视美国大兵，他也不会故意去点火让烟囱冒烟的。

一句话，男人长得像男人，就得按照常理出牌，就不能藐视对手，藐视对手后果很严重。

---润涛阎：从毛岸英到本拉登，被“纸老虎”斩首的假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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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没有媚骨，是以把媚骨装进数亿子民身上为代价，为后盾的。正如梁漱溟所说的“一夫刚而万夫柔”。毛不怕原子弹，是因为“中國六亿人，死了一半还有三万，照样可以搞世界革命”，是因为有无数俯首贴耳被他玩弄于股掌、可供炮灰的百姓供他作睹本，所以才能如此有持无恐。
从来暴君的尊严，都是以牺牲 无数百姓的尊严为代价的。因此暴君的尊严，绝对不是他所统治下的人民和国家的尊严，相反，是人民的耻辱。正如希特勒的狂妄，是德国民族的耻辱而不是光荣一样！一个跪在獨裁者脚下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站起来的！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时代，从来没有真正站起来过！
我们必须确立起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这种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是不需伟人作坐标的。那种以为没有伟大领袖就不成为伟大民族，将民族之伟大建立在领袖之伟大基础上的“英雄史观的民族自尊”，其实恰恰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是一种民族自卑感的表现！
笔者认为，深刻批毛仍是中國人民观念现代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对毛澤東的历史评价或许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问题，他或许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人物。但是，从饱受其害的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就他那视人民如草芥、粪土，无情玩弄人民，愚弄人民、作践人民的反人民思想来看，我们完全可以给他下一个完全否定的结论：“粪土当年救世主！”

---粪土当年救世主——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作者:吴逸夫


在毛澤東时代，青年人头发稍微长一点，女孩子穿的裙子稍微色彩鲜艳一点，都被作为资产階級思想的表现而批判，作为具有“亡黨亡国”危险性的事件而被各级黨委当做要务处理。笔者记得在中学时代，班上一个原本品学皆优、活泼开朗的女生，因为穿了一次花裙子，她的入团申请在团支部会议一次次地被否决，她 在班级上也作了无数次的自我批评和检讨反省；弄到后来，神情恍惚，学习成绩明显下降。但是，李医生的书告诉我们，毛澤東本人的宫廷生活，却极其腐朽糜烂、荒淫并且荒诞。其中细节，虽然李医生作为一介医务工作者不难以平常心作客观记述，但笔者作为一个毛澤東时代成长起来的人，要用言语加以转述，至今感到有不可逾越的心理障碍而无法启齿。

京剧《李慧娘》描写了贾似道年老荒唐玩弄女性而触痛了毛澤東的伤疤，于是他严厉指责它反映了“一场严重的階級斗争”，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在全国文艺界发动了所谓的路线斗争（第1８８－１８９页）。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首诗，是毛给一个同他打得火热的女机要员的照片写的（３４４）。江青为此而争风吃醋，毛为了安抚江青，也给她所摄的一张照片上题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３６７－３６８）。这些，都曾被全国人民作为“最高指示”而广泛传颂、学习，从中去体会“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寒冰雪中，只有中國共產黨坚持馬列主義斗争”的道理。

从李医生的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被称为伟大馬列主義者、世界人民革命导师和当代最伟大思想家的毛澤東，其实是一个除了要为自己找棍子和给政敌找顶帽子之外，几乎从来不屑去碰马列著作，而整天沉湎在帝王将相和采阴补阳荒诞学说中的封建余孽。

---粪土当年救世主——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作者:吴逸夫


一贴反个人崇拜的清醒剂
所谓的“毛澤東思想”充满了道德说教色彩，毛澤東生前利用一切舆论工具鼓吹“作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甚至要“狠批‘私’字一闪念”；并且运用專政工具强迫八亿人民过清教徒的生活。李医生回忆录所披露的毛澤東本人的低级趣 味和腐朽生活方式，其意义是向世人展示了毛澤東性格中极其虚伪的一面。
八亿人民心目中的慈父，其实是一个极其冷酷的人。“毛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虽很亲切，其实是铁石心肠，感受不到一丝爱或友情的温暖。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是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备。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演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旁边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事后毛没过问幼童的情况。”（李著第１１６页）

---粪土当年救世主——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作者:吴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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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如何评价毛泽东
李德是谁？就是那个第三国际派給中国共产党做军事顾问的家伙。
李德是德国人，他在1973年出过一本书《中国纪事》，详细记述了他在中国的岁月。
李德认为，毛泽东搞得根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毛的军队的基础既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真正的农民阶级，而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骨干的。

李德 指责毛泽东不遵循党枪指挥党的原则，而是搞枪指挥党的那一套，他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搞的前敌委员会“甚至动用恐怖手段”，使党组织隶属于他的指挥之下。

李德尤其对毛泽东残暴不以为然，他描述到：“大批人被逮捕和处决，遭到逮捕和处决的不只是真正的阶级敌人，还有战俘，甚至还有党的干部和红军战士，焚烧地主庄园，甚至焚烧整个村庄。”

李德对于毛泽东成为领袖后被大肆赞颂，尤其是对其军事才能的赞颂尤其反感。李德是个德国人，他喜欢定量分析，用数字说话。李德说，遵义会议以前，红军真打真拼一路血战突破了五道封锁线，虽然损失很大，但以后勤和非战斗部队为主。到遵义时还有5万多红军的作战部队。而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场像样的战斗也没有打，硬是在逃跑中损失了红军的多半力量，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一万人了。毛泽东的杰出军事才能在哪里？逃跑？哪个统帅不会？

李德还不服气关于江西反围剿的定论。五次反围剿，胜利最大的是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没有参与指挥。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是蒋介石的战术对头，军事动员充分，兵力充足，国军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采取步步为营构筑碉堡群的战术，根本不跟红军打运动战。红军根本就运动不起来，根本就游击不了。一道道的封锁线，红军也很难跳出包围圈打运动战，只能战略转移。但毛泽东却充分利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搞政治阴谋，成功地获取了权力。

李德把毛泽东说成政治阴谋家。说他翻云覆雨。同一场战斗，他会说成“伟大胜利”，过了段时间，又会根据需要，斥责为“在敌人面前逃跑”。他对事情的评价是以权谋为基础的。譬如，为了攻击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博古，对于黎川失守，他 “随心所欲地时而说成左倾机会主义，时而说成右倾机会主义。”目的就是把责任推到博古身上。

李德甚至说毛泽东搞凭空捏造污蔑诽谤，其荒谬程度无以复加。

李德的书我国在80年代翻译出版了“内部版“，黑皮的，可能是要供批判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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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春夏之际中苏双方出现严重分歧，同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反修”问题。会议期间，传来赫鲁晓夫于7月16日突然通知撤回在华全部专家的消息，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会上有人说:“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在本国已经严重缺粮、缺副食的情况下，要“争口气”提前还债，,,,

---凤凰资讯:苏联军事援华不厚道 毛泽东为争气提前还债


土改时，中国农民在欢天喜地地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毛泽东随即又将土地收走。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的 1951年9月9日，毛泽东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953年2月15日，毛泽东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中国贫穷农民的土 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

1956 年9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八大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份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 …. "

收回来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所谓建立公有制、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其实就是官有制，党有制，最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一无所有。 …

---颜昌海: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血腥“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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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一个导致数以千万计的普通中国百姓饿死街头的糟糕透顶的统治者；一个以折磨曾经与自己一起打下江山的“亲密战友”为快乐的暴君；一个亲手将“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加上官方口号的自恋狂；一个试图通过暴力来摧毁中华文明和羞辱中国知识分子的狂人。

任何强迫人民“认人为神”的行为都为现代文明所不 齿，更何况中国政府还要强迫十三亿人民对这样一个品格龌龊的人顶礼膜拜，这简直这是对中国民众的巨大羞辱。

中国政府和众多的左派不愿意让毛泽东现原形于大众，绝对不是由于理性地崇拜毛泽东。因为假如他们真的是理性地崇拜毛，一定不会害怕通过大众媒体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反之，他们会乐于通过理性的辩论，弘扬毛的“伟大”，说服那些曾经在毛的统治时期生活过的中国人和那些根本不知道一个真实的毛泽东的年轻人。

更何况，毛泽东的后人还在，执政党人又控制著司法系统，假如真的有人造谣生事，毛的后人们和他的拥戴者们完全可以与“造谣者”对簿公堂，既可捍卫毛的名誉，又可让造谣者倾家荡产，从而一劳永逸地让他们闭嘴。

---为什么有人害怕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胡少江

图：高氏兄弟作品-会见-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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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毛泽东的继承者控制著司法和媒体，却既不敢让大众参与关于毛泽东和他的政策的辩论，也不敢与批毛者对簿公堂，只是龟缩在紫禁城中下达“禁口令”。这是因为他们很清楚，，那些要求将毛从神坛上拉下来的人们对毛的指责都是基于历史事实的，都是经得起辩论和上得了法庭的。这些事实，有些来自于毛的秘 书、医生的亲身经历，有些来自于毛泽东的战友们已经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有些则是毛的后人和执政党人在得意忘形之际自己向外透露的。

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的建设绝对是没有功劳的。别的且不说，通过荒谬的经济政策饿死至少四千万以上的百姓，仅凭这一条，他就是古今中外的大罪人。但是毛泽东对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则又的确是“居功甚伟”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彻底地投靠斯大林并且取得俄国的军事支持，也由于他在日本侵华期间利用国难保存实力，更由于他采用言不由衷的“民主、自由”的话语欺骗了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中国共产党才赢得了全国政权。毛泽东的欺世盗民之奸诈，的确举世无双。也正因为如此，跟著毛泽东坐了天下的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没有毛泽东，他们至多不过是些流氓、草寇或失意的小知识分子而已。

毛的传人们很清楚，继续执行毛的经济政策，共产党是一定要垮台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一九七八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中，毛的所有经济政策都被他的传人们扔到垃圾堆去了。毛的传人们拒绝对毛进行公开批评，拒绝将关于毛的真相公诸与众，只是因为他们深知，毛泽东的恶行是执政党在那个时期的恶行的集中体现。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公诸于众，等于是将共产党的虚伪和恶劣公诸与众。

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中国的执政党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怪圈。不将这个党从毛泽东的阴影下解脱出来，这个党永远无法现代化，一个无法现代化的政党迟早是要被人民赶下台的。但是要想走出毛的阴影，就必须公开自己不光彩的过去，并且宣布与之彻底决裂。这对于在民众中已经信誉全无的执政党无异于是最后的一击。

---为什么有人害怕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胡少江

图：高氏兄弟作品--标准发型--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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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祸国自肥、专门袭击国民党、不救中国助东洋的中共，淘汰了真正的民族的中流砥柱国民党，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历史也以同样的方式选择了毛泽东。《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中就有专门章节谈毛对中共革命胜利的特殊贡献，这里节录一段：

“对中共来说尤其幸运的是，是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人当上了党 魁。毛和其他中共大员的区别是，此人心胸褊狭，痞性十足，品质极差。出于嫉妒心理与名利心，他可以不顾大局胡来一气，敢于并善于自伤讹诈，以把船弄翻威胁同僚屈服。前已述及，他在第五次围剿的危急时刻，出于对洋房子先生们的嫉恨，竟然煽动将领对军令阳奉阴违；在红军突破湘江伤亡过半的危难关头，他竟然忙着秘密串联颠覆中央领导，借此挤进书记处；在红军发生重大战略争论时，他生怕张国焘夺去他的权位，不惜捏造兵变谎言，欺骗中央与他一同出逃，造成红军分裂。

这些事，其他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是干不出来的。他们或多或少还有点大局观念，讲究点共产党的‘责任伦理’。例如博古虽在遵义会议上被毛罢了官，但在张闻天来串连他夺毛的军权时，他仍为了避免红军分裂而表示不同意；张闻天后来也因为同样原因，在会理会议上表态支持毛。即使是张国焘也罢，他因被毛等人抛弃，一气之下另立中央，但在毛指使张浩假传圣旨，声称‘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后，他明知去陕北有坐牢的危险，仍然乖乖取消中央的名号北上。哪怕是在西路军陷入危局时，他还致电西路军将领，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不难想见，如果毛没有在党内确立其不容置疑的元首地位，而是始终郁郁不得志，那么，以他建党元老之身，在军队里又有着雄厚的潜势力，将会在党内形成何等可怕的破坏力，为中共革命事业带来多大的损失。这种破坏力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不管是张国焘还是王明，都不会像他那样在失意时不顾大局胡来一气，充其量只会去投奔国府或苏联。因此，哪怕从‘减去负数’的角度来看，中共让毛做党魁也是最明智的选择。这或许就是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决定倒向毛的原因——鬼怕恶人。”

此话之鞭辟入里，想来全家吃够了毛的苦头的刘太子不得不暗自点头吧？把当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的亲密战友与接班人刘少狗同志（对不起了啊，那是当时全国通用的革命话语，我这人比较喜欢永葆革命青春啊）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折磨致死，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权位，不但什么原则都不讲，什么下作烂污事体都干得出来，而且甚至不惜乾坤一掷，毁党造党，把全国投入毫无来由的全面内战，致使中共政权全面分裂，元气与威望大伤，再也没能恢复到50年代的水平，更为日后中共大规模内讧埋下了核定时炸弹，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此人的道德品质，还不足以证明他在感到权位受到威胁时，可以不惜把船晃翻，宁肯所有的人都统统落水，也绝不肯大权旁落？

---历史确实选择了中共，也选择了毛泽东
——致刘源
芦笛


一大的费用统由马林代表的共产国际买单。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李达和李汉俊经办。
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100元，无论远近。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50元的路费。

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资不过10至13元，警长也不过拿16至18元；上海黄金价格是每两21元， 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1000元左右。十二位代表仅来的路费就可以买一辆进口小轿车还有富裕。

尽管从上海汇给每个代表的路费富富有裕，但大家花起这些钱来仍然精打细算。外地来的代表绝大多数被安排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学生宿舍，此时学生已经放暑假，组织者提前租下楼上靠西侧的三间前楼，这里安全又经济实惠，每个铺位一天租金不到一角钱，而上海普通客栈则至少需要三角钱。因为不知道会议要开多长时间，组织者预付给学校两个月的租金。

代表们吃饭的问题也是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

考虑到上海夏天的闷热，组织者还特地买了几张新的芦席，给代表们打地铺用。

由于会议遇到特务跟踪，不得不换个地方了。有人建议去杭州开，杭州有西湖，景色很美，既能避暑又能开会，确实是个好地方。但去杭州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杭州本地人接应，安全没有保障。已经有一次涉险经历的大多数代表都不同意去杭州。

正在大家犯难的时候，一位年轻俊秀的女子轻启朱唇，说出一番话来。

这位少妇就是李达的新婚夫人王会悟。她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而是负责望风传递消息的交通员。王会悟建议，会议完全可以转移到离上海更近的浙江嘉兴继续开，嘉兴是她的家乡，虽然是农村但环境优美，有著名的旅游景点南湖，上海市民消暑的时候，多喜欢到浙江嘉兴游赏荷花，不容易被人注意，还能节省下一大笔路费。

王会悟的意见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7月31日上午10时许，代表们分别从上海乘火车直达浙江的嘉兴。

王会悟先到一步，她在嘉兴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定下两间客房，为代表们安排下住处，并委托旅馆的账房先生代租一艘在南湖上的游船。

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安排。在烟波浩淼的南湖游船上，不仅可以看到秀丽的湖光水色，而且安全系数比较高，水天茫茫不用担心隔墙有耳。

王会悟租下的这条船并不是一条普通的游船，而是一艘高级的画舫，属于豪华游艇。租金虽然贵了些，但画舫上装饰华丽，陈设考究，雕梁画柱，船上宽平的船头搭有凉棚，便于遮阳挡雨，也便于了望周围的情况。船舱里舒适考究的桌椅让代表坐着很长时间也不至于太疲劳，后舱有供代表们休息和船工住宿的地方。

王会悟很会讨价还价，她用4元5角钱租了这只船,又花了3元钱订了一桌酒菜，将化装成游客的代表们引领到船上在南湖的红船上，中共一大完成了全部议程。

不得不说，在一大的建党大业时，带老婆的代表有三位。除王会悟帮李达干了不少事情，张国焘的老婆杨子烈和陈公博的老婆李励庄纯属是公款旅游。老秦归纳道：从党的一大，就开始有了腐败。

---秦全耀 | 毛泽东在“建党伟业”当一大代表时的费用是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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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全耀：毛泽东时代百姓天天吃窝头一年一回“带饼国”
毛泽东时代吃不饱穿不暖，生活饥寒交迫。当时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话：吃窝头，就咸菜，我们是毛主席的好二代。为什么吃窝头呢？那时计划经济的粮食供应，粗粮占了七八成，吃不上大米白面。没辙，到了冬天，不吃窝头就咸菜吃啥呀。

尽管生活饥苦，老百 姓混身浮肿，但还是唯唯诺诺，连敢怒不敢言都提不上，从心里头还是拥护毛主席，他们太善良了，始终相信是天灾和苏联人逼着还债才造成了生活的贫困。

谁说毛泽东时代没有特权？本博秦全耀从小就生长在被东华门街道办事处管辖的地区。所以用不了十分钟就会走到东华门三十四号的“特供处”。每到周末，“特供处”门口车水马龙，高官太太家属们纷纷来此采购。当时老秦只有十几岁，虽然亲眼目睹，却又不敢多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时东单公园西侧的北京医院，根本不对外门诊，人们只能从门口过过眼瘾，那可是个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看病的神奇的地方。

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当官的有特权，老百姓只能自谋出路打点零杂来糊口。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只有十岁的我检过烂纸卖废品抓过土鳖卖药铺，东四摆过小人书摊挨过轰，隆福寺卖蟀率被抓捕。

虽然衣食无着，但还是充满阳光，吃张糖饼都灿烂。每年四月份学校组织的春游尽管只有一天，但让人们能暂时告别咸菜窝头。每到那一天，家里都会给去春游的孩子煮两个鸡蛋，烙一张糖饼改善伙食。因此，忆苦思甜有感受，毛泽东时代是平时吃窝头，春游才是“带饼国”。

“物资特供处”的产品品种包括从国外进口的名牌家用电器、手表、香水、呢料、朱古力、白兰地、威士忌、卫生纸巾、珠宝首饰等等。俄罗斯产的顶级黑鱼子酱、法国产的鹅肝酱在这里只不过是寻常之物。这里的国产名优特新产品也是应有尽有，餐饮部宴会需要的茅台酒、五粮液都从这里采购。这里的黄花鱼，一斤0.46元。黑崩筋大西瓜8分钱一斤！个个像篮球那么大。

当时北京百货大楼对老百姓开放的只是一至三层。高高在上的四层也是个十分神秘的北京官员“特供处”。


1975年，代表们走密道去开人代会
1969年中共“九大”开过，毛泽东便建议召开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想不到筹备期爆发了林彪叛逃事件。为此，会议一再延期，筹备了5年。

1975年元旦过后不久，我忽然接到通知，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了。港澳地区的代表们出发虽是同一天，但为了保密 ，是分别到了深圳再集中的。在火车站的贵宾室集合，大家才知道了彼此的代表身份。

到广州住的珠岛宾馆是不对外开放的，专供高干居住，由于四届人大代表的进驻，宾馆内外戒备森严，部分接待人员没有出入的特许证，也不能踏过宾馆前的小桥半步。

到了宾馆，我才发现忘了带牙刷。宾馆不供应牙刷，也没有小卖部，去哪里找一柄来呢？会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外出，不要向外打电话，不要会客。基本上是开会前消息一点不透风。我告诉接待人员，他们也颇感棘手，但答应帮忙。结果是第二天才弄到。

走地下通道到达大会堂

在珠岛宾馆大概住了两三天，我们坐军用专机飞抵北京，挂上窗帘的大巴士把我们送到了西苑宾馆。西苑宾馆饭堂和住宿的楼并不连在一起，吃饭得跑个二三百米。保安部门经常通知，说苏联和东欧“修正主义集团”使馆的车子在附近徘徊窥伺，要我们提高警惕。说去饭堂的时候，走路尽量要往边靠。吃三顿饭，要缩头缩脑地出入，真令人啼笑皆非。

1975年1月13日晚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为保密起见，通知要走秘密通道。晚饭后，点好人数，乘坐大巴士出发。先去一家大宾馆，然后由宾馆的地窖走入地下通道。通道只有微弱的灯光，总之随着人流走，并拐了几个弯。走了40分钟左右，才到达人民大会堂。

这一次的人大会议，只有开幕和闭幕的两次大会，剩下的是几次各省市代表团的会议，没有小组会，而且根本也没有认真讨论过宪法草案和政府工作报告。人选也没有什么酝酿。因为，这些文件和人选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的，保准没错。所以，即使是有限的几次代表团的会议，实际上也变成了“表忠会”。

会议结束之后才公开

在酝酿选举领导人的时候，只有一张名单，并无任何简历。一些陌生的名字，引起了不少疑问。对于副总理候选人孙健、副委员长候选人姚连蔚，大家都在问：他们是什么人？

副总理候选人吴桂贤和副委员长候选人李素文都是女的，有的人还依稀知道她们曾经是“劳动模范”。而孙健、姚连蔚呢？谁也不知道他们原来是干什么的。

人大会议结束之夜，天安门、东西长安街的街灯大放光明。当晚广播中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的消息，这次会议才算是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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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农业实现集体化后，不少地方就出现了农民积极性下降、闹退社的局面，于是在一些地方如浙江的永嘉县、广西的环江县等又暗中搞起了包产到户，但很快这些零星的火种就被扑灭下去了。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渡过严重的粮荒，许多省份又开始搞起了包产到户。虽然它很快就开始见效了，并且也得到了刘少 奇等高层领导的肯定，但毛泽东认为这是关系到发展方向的问题，再加上中央还有其他很强大的力量并不支持它，所以它很快又被取缔了。
还有各种的集市贸易、自由市场等，也是屡禁不止，尤其是在物资十分短缺的时期，各种的黑市更是不可遏抑地冒出来。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既符合人们的愿望，又能够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要是没有它们顽强地存在着，那个时代形势只会更加严重，人们的生活只会更加糟糕，但它们却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要不断地割掉。
毛时代结束以后，由于我们抛弃了这种“一大二公”的模式，恢复了人们的各种经济自由，短短几年时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逐渐告别了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问题。

---人们为什么怀念毛泽东？
作者：仲之春


“内部毛选”：毛准备死四亿中国人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1973年左右，我在我们大学的内部图书馆（所谓“内部”图书馆是供院级领导和马列主义教员专门使用的）读到一份中共内部文献，名字大概叫《毛泽东选集/内部》，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选编，党内限级阅读。该文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六零 年左右，毛在中央高层的历次重要讲话，出版日期应该是在四清运动开始前后。书的厚度比公开发行的毛选四卷的一卷本略薄。

该文献中的许多讲话过去都略有所闻，没有引起我太多兴趣。令我十分震惊的，是毛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几次讲话。

毛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几次讲话均集中在1955年，其时代背景是抗美援朝“胜利”后、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之前。讲话可能有3－4次之多，概括起来其主要内容是：

1）世界大战并不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就可以实现世界大同。

2）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

3）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我建议苏联假装坐观，由我来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我们同美国军队打常规战。战争扩大滚雪球，然后我们假装败退，逐步把美国军队引入中国内地，使美国军队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从而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军队。当美国将主力军队投入中国战场后，请苏联向中国战场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队一举歼灭在中国的战场上。

4）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当时中国的统计人口是六亿）

5）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毛讲这些话时中国还没有原子弹，只能借助苏联的原子弹投向中国的土地来实现。

中国人预计死四亿，那全世界要死多少亿呢？相比之下，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共死了三千多万人，而且二次世界大战死那么多人未见得是战争狂人在战争前的预计和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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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在得到党的权力后，热衷的是树立自己至高无上，英明无比的领袖地位。为此，他把所有党的前任领导人都打入另类，贬得一钱不值。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张闻天，王明，博古等党的前任领导人，或是直接斥为敌人，或是被整得死去活来，生不如死。同时，他又对不顾事实，吹捧自己的人大加重用。凡是对 帮助树立“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喊“毛主席万岁”，表示臣服效忠的人，均委以重任。短短几年，他把自已打扮成永远正确英明的领袖,变成了党的君主。一切胜利都是因为有他，一切错误失败都是因为不听他的。这样做法无非出于确立自己在党内君王一般的领袖地位。

---信力建：毛泽东的帝王思想


7月23日，彭德怀对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对此，周恩来一语点破：彭的“骨头是犯上”。周恩来的骨头在“反反冒进”之后就不再犯上了。在批彭的时候，周不忘向毛泽东表示忠心：“驯服就是没有骨 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和彭德怀有过一段对话。周恩来对彭德怀说：“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储备。六个月的存量只有三百一十亿斤。去年增加了二千八十万人。按‘一五’经验，一元货币九点六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一九五六年，一比八点八就紧张了。”彭德怀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去讲一讲呢？”

周恩来支吾其词：“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感叹：“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彭德怀为什么骂周恩来老奸巨猾？
作者: 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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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体君：中共“一大”代表为何说毛泽东“神经质”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一大”。
据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 ，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用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毛泽东当时受到“特殊照顾”的原因是，一是他个子较高，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三是他性格看上去孤僻，不合群，大家认为他神经质。

与会代表中多数没有结婚，相互见面时总要谈起恋爱的故事。但“毛泽东同志却始终沉着，常常独自一人，搔首寻思，绝不他顾。同志们见了他这种神情，总说是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

当时毛泽东和参会的其他代表有一种明显的隔膜和距离，面对其他代表也有一点自惭形秽，甚至略有自卑，因为其他人要么是留洋的，如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是在日本留学的；要么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如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是北大的学生，而毛泽东当年只能靠着恩师杨昌济的关系在北大图书馆做清洁工人，兼在北大做“偷听生”，陈潭秋也是武昌高师（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毕业生；只有王尽美、邓恩铭与他在学历上差不多，但两人又比毛泽东年轻；与他同来的何叔衡比毛泽东大17岁，人老实又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且又是前清秀才；包惠僧虽然也是中师毕业，但多年在报界工作，文笔不俗，深得陈独秀赏识，此次是以陈独秀个人观察员的身份，怀揣“陈氏尚方宝剑”出席会议的。当然毛内心里，却又是瞧不起这帮书生的。

他们开会时常常谈女人，而毛泽东早在湖南长沙一师读书时，就在宿舍里订立了三个规矩：（1）不谈女人；（2）不谈金钱；（3）不谈生活中的小事。这些话题让毛泽东不齿。实际上“一大”更应该算是一次理论研讨会，李达、李汉俊等对于马列主义有较深的研究，对于马克思的著作，有些他们可以倒背如流，难怪长沙的何叔衡只参加了两次会议，就回了湖南，很显然他是听不懂的，在这样的会议上，毛泽东也只有坐在一边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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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老不读“三国”。但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仍然还坚持读《三国演义》，经常在书房里翻阅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有平装的也有线装的；又读有关三国的史传，如《晋书》的《羊祜传》、《杜预传》等。，，

那是1928年，毛泽东率部在井冈山打游击。那时，他们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土 豪劣绅。一次，毛泽东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是否有《三国演义》一类的书，因为他实在想重新阅读一下。可一位农民却告诉他：“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毛泽东听了，只得遗憾地作罢。〔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不久，毛泽东的书篓里多了一套他爱不释手的书。那是他的部队在攻打井冈山附近的茶陵县高陇圩时，闯进了谭延闿的老家。谭延闿曾是清末进士，后来出任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在谭家的藏书中，毛泽东得到了一套《三国演义》。虽说他早年多次读过《三国演义》，可眼下再读，却别有新意，从中可以学习许多作战的经验。所以，毛泽东曾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据贺子珍后来回忆：1929年前后，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也许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他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爱看。他读过几年私塾，古文根底很深，也喜欢李白、陆游等人的诗词，不但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喜欢逐篇进行评价。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最喜欢《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每种都看过好几遍。他的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

1932年1月，在那次批评他为“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又生病了。，，直到3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派项英专门来请他下山。毛泽东在世外桃源般的东华山，埋头读书，津津有味地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江青替他准备了一批书，但他只挑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几种。（李清华：《雾都较量》）

据忻中的记载：“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我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主席的《三国演义》，都是徐业夫秘书让我从中国书店新购来的。”忻中还看到，毛泽东晚年在游泳池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其中一种是上海涵芬楼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忻中：《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

---摘自《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作者：盛巽昌、李子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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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公民肖森的上书》
一位自称叫肖森的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名义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其中对大饥荒情况的反映，对干部特权、走后门等现象，对军事与民生、农业与工业、学校比例的失调的失误，看得很准，不久上面也做出了政策调整。而肖森洞察到的个人崇拜、对人民压得太严等根本性、体制 性问题，则变本加厉，酿成了不久之后文革的悲剧。

公民肖森在信中提到：“军人多，不管是在城市、乡村、火车、飞机、轮船，到处有军人，而且占40%之多。我们养这么多兵干什么?他们什么也能买到，什么也能吃到，下面会怎样的呢?听听人们的态度。有下面的歌谣，这也可能是坏份子干的，但人们是有感触的，你们也可听听：黄皮到处是，吃饱没有事。我们饿着肚，果实喂猪猡。事实也如此，现在不但军人多，而且公安人员也比以前多了有三倍。”

“现在我国处于一党专政，一切都是党员吃的开。在工作中，有极明显的例子，如不是党员的领头人几年不动，有些还换掉。而就是不动的一些人，也是有职无权，作什么还的请示支部，才能行动，否则就不行。因为吃不饱，山东曾有三、四次的群众运动，这是不是你知道否?有饿死人的现象，如在东北、山西等。再者是我也认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很严重，中国现在没有什么民主作风。实际有些人是不敢说，并不是没有问题。为什么会压制的这样呢?这你们也值得考虑。”

“我想你们也知道过去的历史发展的情况，作官者爱民。而现在呢，不管什么官，尤其是农村干部，恨极了。人常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现在实在是管理的好，否则早反了。再说现在对人民也太压的严，有一点不合的言语，就带一顶大帽子，不是死即是牢。我在全国看到今年枪决人和一九五零年差不多，每天都有。有些青年人，一时对国家的政策想不开，说几句不利国家的话，却就要受到以上的制裁。因此有些人(包括党员在内)有话不敢说。”

按理公民给领导人上书，是完全合法的，但却成了“污蔑信件”。太原市公安局1960年发出“关于查找给中央主席写污蔑信件肖森下落的通知”要求彻查，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肖森’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件“认为政府不关心人民生活，把大批东西用到制造国防用品上，污蔑我国“好战”。为迅速查找此人下落，现将原文复制附发各单位，希结合当前以摸清各种危险分子开展的调查摸底工作，广泛寻找线索，认真核对笔迹，发现怀疑对象，及时报告市局二处。”一个普通公民给领导人上书，却遭如此陷害追查，可谓触目惊心。

---毛泽东的伪雅量
作者：信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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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时比对林彪更甚。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周除了带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外，还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作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统的负责人，他绝不会不知道江青作为一个三流演员在上海不光彩的历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鲁迅来赞扬。
周说：“在这里我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刚入党时，就遭到国民党、叛徒、假党员的迫害，她在很年青时就象鲁迅那样硬骨头，敢于向对她进行诽谤、迫害她的人进行反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当时江青同志写出的文章如果拿出来一读是红文章。至于反动派们为了迫害江青同志，写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专门为登在台湾和香港的报纸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东西。所以，谁要是收集这些材料（就是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写的诽谤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么他也就一定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这些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从抗日战争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还在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刘、邓、陶、彭、罗、陆、杨、谭震林、杨成武等这些黑帮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和他们斗争……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当同志有缺点错误时她能热情认真的帮助。遇到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把他们端出来。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21）
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讲话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对江青连篇累牍的奉承。

---文革周恩来：一个被掩盖了的形象
作者: 宋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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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是林当副统帅的最热心的推荐人和吹捧者。,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过周直至1970年11月（九届二中全会后）还向林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在林倒台后又威胁李不准告发。林彪事件后，汪东兴“派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颖超、周恩来和林、叶的合照。汪亲自 将照片拿给邓。邓一再向汪表示感谢”（20）——不难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这个副统帅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也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他可能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希望，才帮毛毁灭了林彪。但这已经是1971年的事了。

---文革周恩来：一个被掩盖了的形象
作者: 宋永毅


根据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 副组长，第一副组长”。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副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

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1967年1月21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努力消除诽谤。”

关于周在建立林的副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着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文革周恩来：一个被掩盖了的形象
作者: 宋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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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民国预备役陆军上将白善烨，可谓是朝鲜战争中的韩国第一功臣。朝鲜战争的第一年（1950年）10月，他在反攻朝鲜时以师长身份乘第一辆坦克带兵第一个杀入平壤，并亲自审问了第一名中国俘虏，最早揭开了中国军队已经秘密入朝作战的惊人内幕。由于战功显赫，在朝鲜战争的最后一年（1953年），年仅33岁 的白善烨晋升为韩国史上最年轻的上将。2009年6月，他被韩国国会授封为韩国建国以来唯一名誉元帅。

朝鲜战争在韩国被称为“6•25战争”。原因是这场历时三年的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对韩国发动突然袭击。由此引发了西方自由社会与苏俄势力的血腥较量。值朝鲜战争爆发64周年之际，95岁高龄的白善烨将军接受采访，并再度回忆起那段与苏俄势力较量的岁月。

用他的话说，“我们在战争初期的4个月面对的敌人是金日成的部队，但在此之后与我们作战的敌人却几乎都是中国军。”他与中国军队首次对阵，是1950年10月末在平安北道的云山战役。10月19日联合军和韩国军占领平壤后，快速进军新义州和鸭绿江，韩国军1师团跨越清川江，进军到云山。但是，当时并不知道大规模的中国军埋伏在狄逾岭山脉一带，1950年10月25日，韩国军1师团属下的15连队，俘虏了1名中国士兵。这名中国俘虏被带到平安北道宁边郡的师团司令部，他用标准北京话亲自审问了这名俘虏。这名俘虏是中国军39军所属的正规军士兵，中国南方人，不是中国朝鲜族。审问中了解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军13兵团属下的数万名正规士兵已经入朝参战。最终，在毫无防备的状况下，10月31日晚，他们受到大规模中国军队的包围攻击。幸好韩国军1师团在高炮团的积极夜间炮击下，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损失，勉强脱离了中国军队的包围。那天晚上，一夜之间，向中国军投射了13000发炮弹。

白善烨将军说，中国军在他们还没翻越38线北上之前，就已经跨越了鸭绿江。也许就在麦克阿瑟将军在“仁川登录战役”中获胜之际，他们就打着“抗美援朝”的旗号，早已埋伏在那里。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与中国背后的操纵，金日成不敢独自发动6.25战争。金日成不具备独立发起战争的能力。换句话说，金日成等于是替中国及苏共发起了这场战争。不仅是发起战争，从开战到停战，在3年1个月的战斗期间，只有1950年战争爆发的第一年仅四个月期间，他们是与金日成军队作战，其余的2年多时间，都是与中国军队作战。

金日成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利野心，草率鲁莽的发起战争后，把其它国家拖入了这场战争。白善烨将军说，如果没有联合军，特别是美军的支援，6.25战争的结局也许会变成难以想象的悲剧。当时世界最强军队美军翻越太平洋，大规模介入支援韩国。正是在美军以及联合国军的援助下，才会有今天的大韩民国。

白善烨将军说，我们应该一直向他们表示感恩，并给予回报。

---最早揭秘中国入朝参战的韩国上将
作者: 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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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自幼深受具有典型的中国民间色彩的佛教文化的熏陶。母亲文七妹，是一个虔诚信佛的人。《毛泽东年谱》上说，毛受母亲影响，幼年曾信佛。母亲患病后，毛四处求神拜佛；而每逢初一、十五，向摆在堂屋中的神龛顶礼膜拜，更是他必做的功课。

1959年6月，毛回到故乡，在上屋场的故居里，当他看到在堂 屋供奉的神龛时，对神龛作了个揖说道：“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然而不幸的是，后来的毛泽东拜倒在秘密撒旦教徒马克思的脚下。马克思所著，集“共产主义幽灵”（马克思语）歪理邪说之大成的《共产党宣言》，毛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拜读又拜读，直到幽灵附体，走火入魔。毛自称“《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毛还曾宣称，自从1920年接受了马主义后，就再没动摇过。至此，由有神论到无神论，由信神到不信神，由敬畏天地到战天斗地，在毛的大脑中，发生了基因突变。也就是说，他由一个虔诚的佛性少年，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笃信马克思共产主义无神论的魔性青年了。

---毛泽东的两件荒唐事
作者: 掸封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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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相信刘少奇、林彪都没有野心，就是因为不听话，敢顶撞他。但对俯首称臣的周倒一直不放心。原因在于，周善于收买人心，反衬托出毛的专横霸道不得人心。毛虽然嘴上说：“总理这棵大树不能倒”，但周在党内“树大根深”是毛的一块心病，毛尤其不爱听有人夸周。毛不容许党内任何人的威望高过自己，哪怕一时 一事都不能容忍。毛时常在下属里散布“周总理这个人不老实”之类的闲话。“周恩来是最大的儒”就是借江青的嘴满处嚷出去的。林彪死后，毛的最大心病就是权力不能落在周的手里，尽管江青、毛远新都不成气。周死后，毛放鞭炮庆贺，证明了毛的这种心态。毛在党内是太上皇，谁反对他，就整死谁。有人把周恩来对付毛的策略叫“顺守”，以守住自己的性命和地位为原则。

周对毛处处显得忠心耿耿，尤其在涉及毛的权威上，绝对低调。他在各种场合高喊毛万岁，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胸前佩戴毛的“为人民服务”胸章。有党内资深人士说，周是没有原则的一条老狐狸，不然他活不到和毛同年死。据说，文革前，毛就想整掉周，因没得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同意而暂且罢手。

周为什么一直没被毛整治成？有国内学者做了个形容。毛说：“周恩来，你是个王八蛋！”周会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是个王八蛋。今后我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把自己从一个王八蛋改造成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毛又说：“周恩来，你是个混账王八蛋！”周会说：“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确实是混账王八蛋。今后……”这大概是周“顺守”策略的写照。

周恩来比起中共其他领导人，是做检讨最多的人。只要一有路线斗争，周马上主动检讨自己历史上背离毛路线而犯过的左右倾错误。对周有过研究的人说，周不敬佩毛，更不忠于毛，他惧怕毛。刘少奇对大跃进和毛有争执，林彪不满意自己被架空，但毛逼周让权给张春桥，从没说个不字。周无论心里怎么想的，最后都选择站在毛路线一边。周知道毛不信任他，康生才是心腹。他发现毛背着他派特务，搞自己的信息渠道，包括国务院各部委都有毛的眼线在监视他这个总理。周死前不留遗嘱，死后不留骨灰。他死后有人对他鞭尸扬灰，这其中就包括毛。

---彭德怀为什么骂周恩来老奸巨猾？
作者: 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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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1954年向赫鲁晓夫私下承认“抗美援朝”的重大损失——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里说“中国遭受了可怕的损失”，以他的苏联高层领导之身份，以他能亲睹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军情报告之便利，他的说法应该可信，尽管他没透露这种“可怕损失”的具体数字。在回忆录的《胡志明和越南战争》一章里，则发现赫氏所说 “可怕损失”的一个佐证如下：
（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前，苏联、中国和越南在莫斯科举行过一次会议）“在克林姆林宫凯瑟琳大厅的那次会议的间隙，周恩来强留我听他说话，他把我带到一个角落，说：‘胡志明同志已告诉我越南局势几乎无望，越南人将无力反抗法国，因此他们决定如需要，就撤退到中国边界，他们又想要中国派军队进入越南，就像我们在朝鲜所做的。换言之，越南人是想让我们帮助他们赶走法国人。我们只是不能批准胡志明的请求。我们已经在朝鲜牺牲了太多的人员——那场战争使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已没有条件在此时卷入另一场战争。’”
当时中苏两党关系尚好，苏联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盟主，中国代表周恩来对“老大哥”苏联代表赫鲁晓夫所吐露的心声，想来是可信之言。

---赫鲁晓夫如何评价朝鲜战争？
作者: 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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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在上庐山前的经历也与彭差不多。
他也下了乡，他在四川新繁县大丰公社作实地调查。这个公社竟然曾经放了亩产2万4千斤的大卫星；仓库里粮食屯子高耸着，竟然是在厚厚的稻草上面仅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黄谷；英也查看会计报上来的账，上面满记着“大跃进”的成绩，经过再三做工作，这才知道还有一本真实 的账，那上面才记载着实际产量的真数字。按照假的账，粮食多得不知哪儿放；按照真的账家家户户挨饥荒。

看着百姓的苦日子，英满怀忧患，在大丰写了一首诗《京兆书生》：

十年京兆一书生，
爱书爱字不爱名。
一饭膏粱颇不薄，
惭愧万家百姓心。
满怀着对“万家百姓”的惭愧心理，英当然也是要在庐山上为百姓“鼓咙胡”的。
1959年的七月，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田家英、李锐这样一些心里装满了老百姓疾苦的人住在同一个庐山上，开着同一个会，议论着同样的问题，他们怎么可能不“同声相求，同气相投”呢！
这种组织上的千丝万缕联系，思想上的高度共鸣，使得“俱乐部”成员与“秀才们”在庐山上必然形成了互相呼应、相互关照、相互支持的局面。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芝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芝写信给张闻天，信中指责彭德怀与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俱乐部”与“秀才们”才是有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田家英之死(9/15)
——《逝者如斯》系列
作者: 胡鹏池


两次庐山会议
庐山真不是一块福地。中共在庐山一共开过三次会，第一次会毛泽东打倒了彭德怀；第二次会毛泽东记下了陈伯达一笔账，第三次会毛泽东打倒了陈伯达，并且与林彪彻底闹翻了。

永福堂也不是一所吉宅。前一个主人彭德怀，后一个主人田家英，都没有落下好下场，全都是“歹活歹死”。

庐山的三次 会议概况：

第一次：1959年7月2日—8月16日，前后共45天。其中7月2日—8月1日为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原计划纠左，结果跑偏，搞成反右倾。

第二次：1961年8月23日—9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执行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第三次：1970年8月23日—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加强战备等问题。原计划继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结果却加剧了分歧，加速了分裂，形成了又是一次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

本文略过第二次不表，简单的评说一下第一次与第三次。

第一次庐山会议：打倒了彭德怀和他的“军事俱乐部”；

第三次庐山会议：打倒了陈伯达，敲打了林彪。实际上宣告了毛林分家、林彪失势。温都尔汗的折戟沉沙其实是第三次庐山会议的延续。

历史有时呈现了无限的诡异！第一次与第三次庐山会议，这两次会议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次庐山会议，毛在不利的情况下作了7月23日的长篇讲话；

第三次庐山会议，毛也是在不利的情况下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

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所用的手法，所讲的话语，针对的对象，所走的程序，要达到的目的，几乎全都大同而小异。

这两次庐山会议就好像是一前一后出生的“双胞胎”，第一个孩子屙出来后，第二个孩子又在肚子里憋了11年。

历史这位特殊的“女人”当然是不讲究“十月怀胎”的人类规律的，在那几十年里她服从的“制造历史”的伟大领袖“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说得雅一点“似曾相识燕归来”，说得俗一点“祸不单行，福无双至”。

但还是祖师爷马克思说得最哲学：“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可不是嘛！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毛林这两个欢喜冤家互掐，确实具有强烈的喜剧色彩；而第一次庐山会议彭德怀及其军事俱乐部的覆没却是一曲壮烈的悲歌，它对中国的前途，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完全是灾难性的。

如果没有这第一次庐山会议，中国人民也许会少饿死一、两千万；如果没有这第一次庐山会议，也许就没有两年多后的“七千人大会”，导致了毛刘的深刻分歧；如果没有第一次庐山会议，也许就不会有七年后的文化大革命。

---田家英之死(9/15)
——《逝者如斯》系列
作者: 胡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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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芝自喻“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他平生最喜欢的古人并不是秦始皇，而是这个大白脸儿的魏武大帝曹操了。芝一向认为自己也像曹操那样雄才大略，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兼有曹操多疑善谋，朝令夕改的特点，常令手下人不知所措，因此，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自己想想觉得有说不出的幽 默，妙不可言，于是开怀大笑。英与众秀才也陪同大笑一场。

芝的另一位兼职秘书李锐的回忆中说：当时“一齐哄堂大笑起来，久久不息”。锐有一首诗记载了这件事：

山中半夏沐春风，
随意交谈吐寸衷；
话到曹营事难办，
笑声震瓦四心通。
所谓的“四心”，除芝外，其中有一颗就是英的，另两位即英的好友李锐和周小舟，他们都当过芝的秘书。
笑声音犹在耳，英却永远的走了。
芝在杭州听到这个消息，往昔的感情早已无处寻觅，也全然忘记了当年“读书人之墓”的笑诺。

芝冷冷地说道：

“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又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指彭德怀）、彭（指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脸儿变，这也有好几年了。但说出如此伤心伤肺没人性的话来，谁也想不到。

“读书人之墓”，固然苟儿屁，现在居然是“自绝于人民者之墓”！“右派秘书之墓”！“也有野心者之墓”！

其实，哪儿还会有什么“墓”啊！

英死无葬身之地！

最先得知英自悬而殁消息的中央领导人是周恩来。周在接电话时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随后听到了芝的意见后，马上又改变了态度：“按主席的指示办”。既然芝已将英定性了，周落实指示不过夜，结果尸体没有送检，用了一个化名，以公安部的名义送去火化了事。

笔者至今仍然不能理解周公的思维逻辑，为什么有了芝的指示，尸体就不能送检了？

此后的五、六年内，英不再被提起。芝不提，也没人敢在芝的面前提起英，仿佛此人就从来不存在过似的，仿佛他从来就没有一个秘书叫田家英似的。

---田家英之死(1/15)
——《逝者如斯》系列
作者: 胡鹏池

图：1962年12月30日，毛泽东手书曹操的《龟虽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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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历时多年整理、扫描、出版父亲的日记，并在父亲生前将这些日记的原件带出中国，捐赠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李锐生前的几十本日记、书信、工作笔记和会议记录，时间跨度83年，约1000万字。这些文件原稿和影印件大约有40箱，目前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林培瑞在作证时谈到，在 中国此类案件都是所谓的“政治案件”，非私人案件。他说：“如果李锐日记原件到了中国，中共可能会篡改日记或者让它消失”。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所谓的“雷锋日记”屡遭篡改，另一个是已故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刘晓波留下的文字。他说，刘晓波“曾在监狱里写了大量的东西，放在床底下，后来他写的东西没了，消失了。”

8月29日庭审结束后，凯洛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子。我认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共产党试图利用美国的法律体系推进审查议程，并将这些斯坦福的材料带回中国，使其无法被学者和研究人员获取。(对本案)我持乐观态度。斯坦福在捍卫其对这些材料的所有权方面做出了很强的陈述。”

林培瑞教授也告诉美国之音：“今天所有这些都是要证明李锐给了李南央权利，而且赞成她这样做。有很多这个笔记或者口头的都有，所以没有正确手写的合同，是不需要的。这(些资料)是斯坦福的。包括他自己的日记，自己日记提了胡佛(研究所)，提了赞成他女儿这种(捐赠日记和资料)的事情。”

林培瑞8月30日在给美国之音的专栏文章中说，作为斯坦福的律师请来出庭的“专家证人，”他能看到许多有关的文件。他写道：“大约2000年以后，李锐开始担心他过世以后中共会怎么处理他的日记和私信。会烧毁吗？他要想法子安放到国外。几个朋友想帮忙，但最愿意出力，花时间，甚至冒危险的人是他的女儿李南央。从2014年到2018年之间，这位女儿，在父亲授权下，但躲着中共的视野，把40个盒子带到斯坦福的胡佛图书馆里，也完成了捐赠文件。”

他在专栏文章中还提到，斯坦福的律师找到了一篇张玉珍的访问录，当中她说，“我呢，不想打李南央的官司”。林培瑞坚信，张玉珍的背后是中共。他写道：“94岁的老太太，靠着养老金过日子，当然没有办法付几百万美金付律师费。后头坚持打官司的显然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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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最大的心病就是怕别人不忠。权力越集中，就越怕失去权力；越怕失去权力，就越疑心别人不忠。就田家英一案说，其实田被整肃，说到底是毛的疑心病作祟。曾经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有一个说法，他说江青有一次郑重地告诫他，在毛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言外 之意就是，你的一切只属于领袖一人，否则，就是背叛。阎长贵认为田家英栽就栽在这个“结交诸侯”的问题上，而根子则在毛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上。
所谓田“结交诸侯”，就是前面所述，田和刘少奇都主张包产到户。田把这一意见向毛报告，毛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说是他自己的意见。毛因此认定田对自己不说实话，不忠心。其实，你就不想想，你们两个主席之间闹矛盾，要田怎么办？如果田说出是刘的意见，岂不是在挑拨毛刘之间的矛盾？于公于私，能做吗？后来，田在他的书房里自缢身亡，毛在杭州听到这个消息，冷冷地说道：“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还有一种说法是，毛只说了三个字：“小叛徒”！可见，毛对田的心结之深。

---“从道不从君”的田家英
——文革人物评点之五
作者: 毕唐书


在毛的极权统治下，任何人都难以逃脱被整肃的命运，特别是他的身边人。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几乎无一幸免。刘少奇被整死，高岗自杀，林彪一家断魂异域，邓少平两次被打倒。他的秀才班子和几个政治秘书，也都莫名其妙地被无情抛弃。田家英被整总算还有一个“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理由；陈伯达被投入监狱， 胡乔木被打倒，则连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都拿不出。王关戚更离谱。这几个中央文革的干将从走红到被关进监狱，也就一年多的时间。最搞笑的是戚本禹，已经被铐了起来，还摸不着头脑，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

“这是哪一条法律”？其实，独裁者想惩处任何人，只根据一己之意志和政治需要，从来不需要理由，而政治需要的核心就是维护独裁者一人之权力的需要，说出去的理由只不过是借口而已。在毛时代，天下大权集于党内，党内大权集于毛泽东，正所谓“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绝对权力绝对任性，绝对疯狂。任何一个人只要掌握了绝对权力，都会心理变态，都会头脑发昏，都会神经错乱，一句话，都会变得不像一个正常人。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独裁者是自我封闭的，过的根本就不是正常人的生活！这一点，毛也不可能例外。一般人任性、发疯问题不大，而像毛这样乾纲独断的人一旦任性和发疯，全世界都会遭殃！

---“从道不从君”的田家英
——文革人物评点之五
作者: 毕唐书


毛的“五大秘书”分别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

这“五大秘书”，只有胡乔木一人因长期养病躲过文革一劫，其他人终局都不好。陈达伯被毛打倒，后被判刑18年；叶子龙因所谓“对毛搞秘密录音”，文革被关押审查7年；江青后来被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抓捕，被判死缓，后自杀。田家英最惨，文 革刚开始便自杀，死时只有44岁。

毛大权独揽之后，大搞顺我则昌，逆我则亡，凡不顺其心意者，无论过去为他做了多少工作，立即抛弃、打倒，毫不留情。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之谜
作者: 王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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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关毛泽东的错误和丑闻，周恩来有着本能的反应——立刻扑上去遮丑。他本人的功能就是一块遮羞布。

1961年，国家统计局贾启允等三人，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 传。不久周恩来再次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在我们三人共同监督下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周恩来这才放心。周恩来为了掩盖毛泽东的弥天大罪，鬼鬼祟祟，毁灭证据。他这个总理不是为平民百姓当差的，他只是毛泽东的家臣而已！历史不会原谅他的这种作为。

大饥荒发生后，周恩来做过几次长篇讲话，巧舌如簧宣传中国是世界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鼓励大家以此为傲。喋喋不休地重复“自然灾害，”“苏修逼债”造成全国大饥荒的鬼话。但是一直回避“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的锥心刺骨的问题。

当官不给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白薯。回顾周恩来的总理生涯，他一直是为毛泽东当官，认毛泽东为主。他要种白薯还是继续做高官，老百姓没有权利发落。他勤勤恳恳当了一辈子中国的大管家，一辈子让国民忍受食不果腹的日子，一辈子循循善诱劝导民众逆来顺受各种迫害。

周恩来为毛泽东歌功颂德不遗余力。相对刘少奇、林彪而言，周恩来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工程出道晚了些年头。但是他一旦投入这个行业，就弄得风风火火。1964年他亲自做总导演调动全国人力物力拍摄大型音乐舞蹈革命历史剧“东方红”。作为国务院总理，这实属不务正业玩忽职守。他不能解决人民温饱，却热衷于制造精神鸦片。用舞台上的辉煌，掩盖现实的失败，给贫瘠萧条的中国制造虚假繁荣。周恩来在历史上的逆向行动，成为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大反动的前期预热活动。

---说说从志士变成懦夫的周恩来
作者: 歪脖子树


彭树华：谢老纵论古今谈“潘汉年案”
潘汉年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发生的最重大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不开会听取案情汇报，我们很不理解。吴德峰副院长在听取我们的汇报之后，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同意我们向谢老单独汇报，谈谈我们经过审阅案卷，对潘汉年案的一些看法。

我们向谢老汇报，案情的汇报 以丁汾为主，我只是汇报对指控潘汉年的犯罪事实提出的一些质疑。汇报的时间很短，大约四十分钟我们便汇报完了。在这段时间里，谢老全神贯注地听我们介绍情况，他既不插话，也不提问题，就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看得出谢老的心情是沉重的。我们以期待的目光看着他，想听听他的意见和指示。他一边喝水，一边慢慢地站起来走了几步，秘书上前去搀扶，他挥手示意不用，半晌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谢老回到座位上，神情显得特别平静，而又带着几分严肃，他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不出所料，谢老一句话，便把我们所提的问题，全都解决了。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潘汉年案，只是办理法律手续，别的问题，我们用不着考虑。

谢老的话，给我们当头浇了一盆凉水。我们有点想不通，既然“只是办法律手续”，还要我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审阅案卷材料干什么?既然这样，将来开庭审判时，检察院起诉指控什么罪名，我们就按什么罪判，依样画葫芦，写个判决书就行了，何苦费这么大力量去审阅案卷?我心里这样想，但又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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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老说：“文徵明很有见识，他为秦桧翻案。岳飞冤死风波亭后，当时及后世的人都一致痛骂秦桧奸贼，指斥他是谋害忠良的罪魁祸首。而他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一己私欲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

“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需再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罪魁祸首。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的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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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谢老一再说，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最高人民法院不负责案件事实审查，只办法律手续。

---摘自《潘汉年案审判前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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