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麻雀
六年的小学生涯中，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大跃进中全民除四害消灭麻雀的一幕。 1959 年春末的三天，西安市全民总动员，机关单位、工厂学校一律停工停产停课，集中消灭麻雀。声势之浩大、组织之严密、动员之广泛、手段之“残忍”，绝对可称为空前绝后，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机关单位到工厂学校 ，从街巷院落到广场园林，凡会动之人，都必须投入战斗。老年男女把守房前屋后；青年人上房上树；儿童们紧随其后。人人手持竹竿、木棍，不少青少年怀揣弹弓，还有的肩扛现代化武器，气枪。更有各级官员乘坐汽车、自行车巡回检查督战。所有的鸟窝被掏，任何房檐屋顶、林枝树梢、电杆电线，一有麻雀站落，立刻喝声雷鸣、竹棍齐舞，还配以鞭炮轰炸加远距离弹弓、气枪射击，布下了对付麻雀的天罗地网。

那几天对麻雀来讲无异于天塌地陷、末日来临。成群的麻雀惊恐万状，吱吱哀鸣，逃命般的在空中东飞西窜，稍想停落歇息，立刻棍棒挥来，杀声四起。这些可怜的小鸟只能哀叫着不停地在空中飞行逃窜，一时间大批的雀群疲劳致死，一头堕地。我所在小学的阵地在西安革命公园，我也挥舞着一根两米多长的竹竿在一棵树上战斗了好几个小时，弄得一身汗水，满面污尘，衣裳裤子也被树枝划破了几块口子，但神情不亚于参战胜利归来的勇士。落地的死雀会被人抢着捡起作为战果领功请赏。那天傍晚回到家后，家里窗上的玻璃被打烂两块，肇事者为对面邻居，他坦然承认，并拿出西安市政府通知，打麻雀中误毁玻璃，无论公私，一律免责。

小小麻雀，吱吱叫的可爱精灵，多少世纪，除了喜好恶做剧的顽劣少年，人们与它和平相处。自从被伟人列入“四害”名单，竟惨遭如此荼毒。上天有知，果然在紧随的三年以人祸方式报复了中国人。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打麻雀除四害的人民战争场景依然清晰地记忆在我的脑海中。

社会生活的经历是不是告诉人们，在一个最高当局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和实力作用到即使居于荒山野岭穷乡僻壤亦无法躲避的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强权社会中，当每一个弱小孤立无援的个体生命不肯逆来顺受时，他会不会像当年除四害“人民战争”中的麻雀，毙命于突如其来的加害之中。而其他众多的人，会不会在各种各样的华丽词藻、“正义”理由下，自愿或“被迫”参与对“另类”的加害。看看现今花样繁多的上访与截访、抓访、治访的游击战争，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年除四害中小小麻雀的悲剧，一再在人间反复上演。

---童蒙记忆：炼钢、麻雀、小人书
－－作者：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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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碎了毛主席像
我第二次去看望父母亲是一个星期后的晚上。老人家的房门关着，我在门外喊了声妈，母亲把门开得小小的一条缝放我进去，我一进房她马上把门掩上了。两位老人脸上都有一种恐慌、紧张而盼望我来的神色。我一进门母亲就有点怪责我的口气问我怎么这么久都不来。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忙低声问 他们“怎么了？”他们都有如同大祸来临的神情，附在我耳朵上轻声对我说：“不好啊，毛主席石膏像跌碎了。”我转身看那桌上，那石膏像不是仍好好的么？一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父母亲解释说前几天母亲在整理桌子时，一不当心把擦桌布扫着了那石膏像底部，那本来就轻飘飘而又头重脚轻的偶像在桌上摇晃了两下，一头就栽到桌子底下，当时也就跌得粉碎了。老人们一时不知所措，赶紧关上了门。桌子下面是一堆石膏碎片，他们赶紧把它收拾了用一张旧报纸包起来。当时他们的惊慌我可以想象，待惊魂稍定后老人家商量着这事怎么办。后来商量定了得赶紧去买（当时要说“请”而不能说买）一个一式一样的石膏像来放上，遮人眼目。不过不能在附近买，被邻居看见要引起怀疑。因此母亲特地跑到很远的地方买了个一模一样的石膏像用只小旅行袋装了回来放在原来的位置。

至于那堆碎片怎么处理他们一时没了主意。在随时可能被红卫兵闯进来抄家的情况下，放在家了总是祸水。丢到垃圾桶里去是绝对不行的，立即会被居民发现而去汇报，以后就会挨家挨户地查，查出来了毁坏毛主席的形象在当时就是现行反革命罪。按照当时所见的狂暴，红卫兵不知会干出些什么来。因此他们一直忧心忡忡，日夜在盼我早点来，商量着怎么处理那祸水。因此那晚我去了，他们见到我都有一种惊慌而又急于求救的神色。我宽慰他们说“不要紧，这事情好办”。

石膏这玩意儿我熟悉，以前我就做过石膏模型。从化学讲，石膏我也很了解，不就是硫酸钙。做石膏模型的石膏叫做煅石膏，是含有半个分子结晶水的。浇成了模型，凝固时又恢复为含两分子结晶水的生石膏了。但是石膏用火烧过了头就会失去全部结晶水，而成为无水石膏就结不起来，那就是做粉笔的材料了。那要完全溶化后再重结晶才能恢复为生石膏。因此那些石膏像的碎片只要在煤球炉上烧透就散掉了。

他们得知那么好办就一下子放了心。母亲当时就打开了炉子，等火旺起来了，他们看着我怎么办。我把那些碎块放在炉火上，先发出阵难闻的油漆烧焦的怪臭，等烧透后冷下来。那些碎块用手一捏就都酥掉了。没有多少时间我把它们都捏成了一堆粉末。老人们都很高兴，仿佛得了救。这么多天来父母亲才有了笑容。我离开的时候对他们说这堆垃圾由我来处理吧，我回去路上把它们丢得远远的。

---跌碎了毛主席像
作者: 老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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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有关《收租院》的创作真相陆续披露：为编造《收租院》，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到民间去 ‘ 访贫问苦 ' ，他们走到安仁附近的虹桥村 14 组（原建兴村 4 组）先找到刘文彩的长工吕忠普，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启发他，让他说刘文彩的坏话，吕忠普却实话实说，说了许多刘文彩的好处，那些艺术家们不 想听，生气地走了。他们又找到吕忠普对门的邻居谷能山，他也是刘文彩家的长工。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一看到谷能山高大强健的身躯，对他那副壮实的形象产生了兴趣，艺术家们立刻围着他作起草图，准备把他树成反抗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英雄，让他来出来诉苦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艺术家们用革命理论来动员他出来诉苦，谷能山不愿意。谷能山斩钉截铁地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这下艺术家翻脸了，他们很快叫民兵来把谷能山抓走。谷能山的儿子说：把我父亲像关劳改犯一样关起来，每天给他送饭去。另一个长工吕忠普的儿子吕宏林说：父亲吕忠普看到谷能山被抓走，吓得连夜步行到 50 公里外的大山深处的天宫庙煤矿里躲起来。这些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如些恐怖，与他们自己编造的《收租院》里的打手狗腿子毫无二致。更可笑的是，由于谷能山坚持实话实说，没有顺从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这些艺术家就把谷能山充满正气的形象妖魔化，把他塑成刘文彩的帮凶。

安仁附近的韩场兰田社区 16 组 18 号的唐学成（ 90 多岁的共产党员及复员军人），为人们还原了旧时代地主与佃农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阶级斗争中强调 “ 你死我活 ” 的压迫剥削。唐学成说：过去他家佃了刘文彩十余亩田，那年天干收成不好，牛又被土匪抢了，家里交不起租，收租的管事就把他带到安仁镇找刘文彩。唐学成的父亲才见到刘文彩，他向刘文彩下跪说今年牛被抢了交不起租，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不要跪，有事站起来说，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就全免了，明年交明年的，没事。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唐学成的父亲转头走了两步，刘文彩问了一句， “ 你被抢的是头什么牛？ ” ，回答 “ 是头黄牛 ” ，唐学成的父亲就回家了。没想到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手下的人牵到唐学成的家里送给了他。

---程美信：中国美术史上的《收租院》

图：大型历史群雕收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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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常去讲道的一个望梅小村子里，有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叫王立贞。他虽然常给共产党很大帮忙，但却时常批评共产党。比较谨慎的朋友们劝他慎重一些，他只是一笑置之。

「你不必过虑」，他说。「我和共产党关系很好。我帮助他们。我们彼此了解。我是一个独立份子而有独立思想的人。我觉得有必要时便对他 们加以批评。」他说。

「你的独立思想正是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一位聪明的朋友告诉他。「隐蔽起你的思 想。不要多言多语」。

但是王立贞是一个顽强而自恃的人。他耸耸肩说：「我还要说，我没有可怕的。他们晓 得我协助他们，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可以批评他们」。

在一天夜里，几个共产党跑到他门前，用高声而友好的口吻唤他出来。他的直觉警告他， 他静悄悄地听著，没敢到门口去开门。

外面领头的人开始责骂他失礼。他对此仅作冷笑，同时，他开始怀疑他以前的行为是否 聪明，他决心不去开门。他总以为过一会这些人便疲倦了，那时便会云消雾散。他的惊 慌并非无理。

外面的喜笑声和花言巧语愈来愈甚，王某已经把手放上门上准备开门。他的妻子将他推 开，倒在他的脚下。用力把他双脚抱住。她恐惧得战栗，请求丈夫不要开门。

王某和共产党的战斗继续了多时，最后他被说服，让步开门。王某微笑著同他们打招呼。 他们的态度也很和霭。突然两个人捉著他的臂，这群人蜂拥而上将他带走。后面传来他 妻子的嚎啕声，他绝望地回头看了一下，因为他晓得他再不会看到妻子、家和孩子了。

一路上共产党取笑他，污辱他。全村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头。有几个人曾经偷看，当 抵达村外郊野时，骚闹取笑声变成拳打脚踢和棍打。他们看到王某被拖走的方向。

稍后，在黑暗中共产党又走回来，王某已经不在了。消息传出后，王某的朋友跑去找他。 离村不远，发现到他的尸身。他倒在血泊里，死在乱刀之下。两位朋友把尸体翻过来。 另一位朋友用一件衣服盖上他被砍下的头，死人头的眼睛放出恐怖的凶　，显然是他还 未即闭眼便死在利刃之下。

王某不是共产党，他曾和他们友好，并对他们予以协助。他的罪名是由于他顽强地保持 他批评的权利。王某的被谋杀仅因他坚守著中国人传统的独立自由的谈话，所以他的惨 死深深影响到邻人。共产党对非共产党或反共产党的恐怖手段，有时他用于党内的同志， 作为制压党内叛逆的有效方法。我熟记一件这类的事情。

---《内在的敌人》 由雷震远神父、爱莲∙科巴利∙昆 合著

比利时神父雷震远（Raymond J. de Jaegher，1905年－ 1980年），1930年来华，河北省安国县，在1952年在美国出版“内在的敌人- 共产党征服中国的目击者记述”《THE ENEMY WITHI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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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运动中最恐怖的一幕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以整肃全党干部为目的的“抢救运动”，它直接导致了上千人的死亡。

那年冬天，毛泽东和康生指控大部分国民党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为蒋介石服务的特务集团。这下，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嫌疑犯。他们都曾是 这些地下党的成员，或者是由这些组织介绍来延安的。为这个可怕罪名作依据的，只有一条口供，出自从甘肃地下党来的十九岁的党员张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轮番审讯的情况下，他终于说出了审讯者提示他说的话：地下党是特务机构。

就这么个借口，1943年4月，数千人被逮捕，关进黄土山深处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一处监狱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时叫“社会部”）所在地枣园的后山沟里，可关三干多人。被捕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被关押在各自的机关或学校。所有单位全成了准监狱，封闭起来，由卫兵把守。毛命令各单位“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狱卒”的，是本单位的人，往往来自非国统区，通常只占一个单位人数的一两成。

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在他未来的统治下，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这件事上，他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犯与狱吏。用这种方式，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可怕的紧张关系，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数。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后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

---史洪愿：延安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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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炼钢铁”
秋天的时候，“大炼钢铁”开始了。
工厂的角落、机关的院子、学校的操场到处垒砌起来大大小小的小高炉，吐出了烟火。一时之间，炼焦厂的黑烟，小高炉的烟火，使得整座城市很快变成了黑色。

单位拆掉了一段30多米的围墙，用这些普通的民用砖砌起一座五、六米的小高炉。然后开“群众大会”，下 死命令每家必须上缴铁器，铁锅、锅铲、钉在墙上的洋钉、旧家具上的铰链、小孩子的铅笔盒、老年人抽烟有的火镰子一概上缴。邻居老奶奶家里有个铁胎镀铜的洗脸盆，舍不得上缴，居委会主任拿着一块吸铁石去了，一试吸住了，转身就拿走了。而且还要交鸡毛、木板。因为那时没有鼓风机，帮助高炉燃烧全靠人力拉风箱，风箱需要木板，需要鸡毛，都是必有的材料。一时之间，家家砸大桌子、抓公鸡撵母鸡，弄得鸡飞狗跳。

小高炉一个挨着一个，有一个脖颈围着白毛巾、头戴柳条帽的人在高炉间走来走去，大人们说，这是从矿机厂请来的工人师傅。工人师傅走到父亲他们的小高炉旁边，看看自己提在手里的马蹄钟，说：“差不多了，你们的炉子可以出铁了。”于是乎，“领导”们被请了过来，扭秧歌的、打锣鼓的也请了过来，父亲他们慌忙按照工人师傅的吩咐去用钢钎打开炉口。

有一缕红红的半液态的金属体从炉口里像挤牙膏似的冒了出来，样子很粘稠，没有冒出多少就凝固了。工人师傅叫大家赶紧用铁钎子透，铁钎子刚刚透进炉口就被粘住了，五六个汉子一起拽，怎么也拽不掉。“领导”们欢欣鼓舞的笑脸变成了愁眉苦脸和愤怒，扭秧歌的、打锣鼓的人收起了家伙。然而，可怜的父亲他们在工人师傅的指使下还得折腾，用钢钎捅、铁锤打，一直折腾到天黑，全部精疲力竭，连站都站不住了。天黑很久以后，工人师傅无可奈何地宣告：“这个炉子死了。”第二天，“指挥部”严厉批评了所有有关的人，同时下达了立即重新建造小高炉的命令，父亲他们进入了再一轮的被折腾……

炉子怎么会死呢？直到大量饿死人的1959年、1960年、1961年以后，上面终于宣布“钢铁下马”，街区里拆毁这些“死”了的小高炉，这才解开了谜团。人们钢钎、铁锤拆掉那些被高温熔结成整体的土砖以后，发现废铁成了半熔化状，把没有完全燃烧的焦炭紧紧包络在一起，拆不开、砸不烂。事实上，普通土砖绝对不能用于建造冶炼高炉炉体，冶炼高炉炉体必须用耐火砖，并用耐火泥勾缝；人工拉动风箱助燃强度也是绝对不行的，必须用机械鼓风机。由于炉体保温效果极差，助燃强度不足，炉子里的废铁材料就不能达到被完全熔化的效果，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后果。

每一座小高炉用掉的材料足够建造两三间民舍，按当时的民间住房条件可供10个人居住，谢家集地区城乡之间不下于1000座这样的小高炉。父亲他们那座小高炉“炼”出来的半铁半焦炭的大坨子搁置在原地，直到二十年以后“拨乱反正”了才被清除掉，“跃进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残暴君主或者恶作剧的昏王能够构想出叫全体人民“大炼钢铁”这样的混帐点子，没有任何一个不负责任的所谓领导者能够这样地白白浪费无以计算的物力、民力、国力，使得整个国家大伤元气，到头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

---谢家集地区的“大炼钢铁”
作者: 楚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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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点天灯”的年轻姑娘
她叫冯光珍，土改时家住川东忠县城西长江边上的一个山村九蟒村。她父亲叫冯国祺，是忠县的工商业兼地主（有 30 多石租）。土改时冯国祺被捆绑吊打，然后被枪毙，死时 49 岁。同一天被枪毙的还有（苏达三、曹新煌等人）。冯光珍母亲叫何顺贤，冯国祺死后，她也被整死，死时 47岁。（另外，冯国祺的大儿冯光和，大儿媳陈德珍和他们的女儿，全部死于土改。）

冯国祺被枪毙时，他 18 岁的女儿冯光珍还在省立万县师范学校读书，差一年毕业。以前每月她都要收到家里寄去的生活费，现在忽然没有了，她听说土改搞得很厉害，担心家里出事，就从万县赶回来。有人劝她不要回去，否则要遭殃，但她放心不下父母，还是回来了。

她一回来竟然被评成地主分子。

土改民兵们要她交出金银，对她使尽了各种酷刑，在夏天最炎热的时候把她大绑起来和她母亲一起暴晒，一晒就是半天，绳子勒进肉里很深，她才 18 岁，皮肉很娇嫩。

川东地区“点天灯”一是用黄泥巴在地主头顶上围一圈，中间倒上油，点“天灯”。二是把双手横着捆在墙上（或木板上），手心朝上，在两边手心里倒上桐油点灯，等到烧干了又再添油。

冯光珍遭受的是第二种。

冯光珍的弟弟冯光林说：“我记得姐姐的双手先是感染，后来慢慢化脓溃烂，蛆从里面往外滚，老远都闻得到臭，那时我们已经被洗劫一空，没有钱给姐姐治伤，眼睁睁的看着姐姐的双手一天天烂掉，先是皮肉掉尽，露出白森森的骨节，然后骨节一节节地脱掉，最后，姐姐的左手完全没有了，只剩下手腕，右手手掌烂掉了大半，只剩下半个手心。她能活出来全靠一个乡间的土医生，他同情姐姐，做好事给她医治，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姐姐永远失去了双手，成了一个残废人。”

冯光林还说：“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大哥大嫂都死了，我们被赶出来住在一个破烂的草棚里，最要命的是没有吃的。我才 6 岁，姐姐成了家中最大的人。她带着我们几个弟妹去四处讨饭，双手伤口一直溃烂。她流着泪去乞讨，要来了饭，我们就一口一口的喂给她吃，她没有手啊，自己怎么吃？那个场面，有许多好心人看了都偷偷流泪。”

冯光林还说：“姐姐从 18 岁失去双手，她的青春也就毁了。由于她是地主，虽然已经严重残疾，仍然要继续接受永无休止的斗争，每逢政治运动来了，她就要受苦。平常每月一次的训话会她是非到场不可的。她注定一生不可能有婚姻了，因此她从没想过要结婚。……”

---谭松：读了“从《软埋》历史原型看方方的反共反革命历史观”之后
图1：冯光珍遗像
图2：1998 年，手残了 48 年后的冯光珍领到了一个残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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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初上井冈山，当时江西永新的青年团书记贺子珍去向他汇报工作，毛说："贺子珍同志呀，你们的成绩很好，我听了非常有兴趣，你继续谈下去吧！"毛泽东就这么把贺子珍留在身边谈了一夜。第二天，袁文才对毛说："这可是山上的大喜事呀！"于是，毛泽东命人备了酒菜，众好汉闹了一阵。
上述这个故事，是 当年井冈山一位老同志对我谈的。

毛贺关系的破裂与毛江的结合，都和周恩来夫妇有关，当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引导下，与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跳舞，跳了几步，两个人的脸贴在一起了。这边厢，毛泽东正陶醉在温柔乡；那边厢，山沟里出身的贺子珍怒火燃烧，一个箭步冲上去，打了史沫特莱一个耳光，又连声骂："你这个洋*****，到中国勾引男人来了，老娘撕了你。"毛泽东一方面把贺子珍推开，一方面高声喊叫："把她拖出去，她再撒野，就毙了她。"

毛泽东真的发火了，发誓永远不再见贺子珍。贺整天大哭大闹，党中央开会讨论，这事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把贺子珍送到苏联学习，贺说我死活都不依，邓颖超好歹劝说，最后，贺随邓去了西安再去苏联。

贺子珍走了不久，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的引导下认识了江青。（江青与康生是山东诸城同乡，他们在到延安以后才相识）在江青和毛泽东还没有相交以前，江青在延安有一段故事，是外间从来没有报道过的。

很少人知道，张国焘和江青也有过一段情，这是张国焘亲自对我叙说，他的夫人杨子烈也在旁加以证实的。经过大致如下：

1937年，江青到延安，住在边区招待所，招待所属边区政府（原称中华苏维埃工农人民政府，西安事变后改称特区，又改称边区），当时的边区政府正副主席由林伯渠、张国焘挂名。张国焘正受到党内残酷斗争，由于中共的党内斗争在未获结论以前，高度保密，即使党内干部知者也并不多，所以表面上张国焘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首长之一，一般干部也还称张国焘为"张主席"。

当时"边区招待所"所长是金城（后来做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有一天，金城把江青（当时还叫蓝苹）引见张国焘，江青听"张主席"当然是大首长，从此每天都去看他。张国焘在边区政府无实权，除反复写检讨外，也很清闲。

我问张："江青当时扯些什么？"张笑笑，他的夫人杨子烈女士接着说："我一到延安，在边区政府闯见了江青，她从此就不来了。如果不是我这个黄脸婆及时赶到，说不定江青已经当了张夫人了。"

我们三人皆大笑不已。

张国焘最后向我解释："我那时也的确无聊得很，江青既来之，则应之。"

我问："江青当时对你的兴趣，会不会出于一种政治任务呢？"

张答："我当时看不出。"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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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白区活动，一种是“住机关”，这种“住机关”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妻；一种是单身女性专门接待高级领导的；再一种是妓院，因为妓院可以”密谈”，环境也容易控制。向忠发的小老婆就是周恩来替他从妓院中选的。

周恩来在上海时，还有一位神秘女友叫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她是专职性“住家主妇”的女同志 ，像周恩来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当年在上海的住家绝不止一处，张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个住家主妇，后来张文秋被共产国际情报组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看中，周恩来派张文秋做了佐尔格的妻子，佐尔格又把张文秋让给另一个德籍助手（中文名吴照高）做临时夫人。佐尔格就是当年轰动中外的上海神秘西人案的主角。延安时代，周恩来、邓颖超把张文秋介绍给毛泽东。张文秋很得到毛的喜爱，她又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毛泽东的两个儿子，他们既是亲家，又是周恩来、张文秋、毛泽东三人之间的纽带，主要串连者是邓颖超，政治的意味很重。

---作者： 司马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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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历史的见证》中，司马璐见证说，“1943年11月27日、28日，12月1、2、3日，周恩来一共作了五天的发言，痛斥自己的不是。周发言之前，毛泽东先作一段风趣的讲话，毛说，这次整风，党的整风是脱裤子，让自己赤身露体暴露，然后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洗澡，洗清自己身体内外不洁的污物；最后是擦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病的人就感到舒畅了。毛泽东最后说了句：‘现在，我们看恩来脱裤子吧。’大家笑了。周恩来突然在毛的面前跪下（周有演戏天才），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毛一惊，厉声骂了一句：‘你这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周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

---“中国革命的皇帝”
——听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
作者: 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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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七绝：为女民兵题照》的女主角李原慧
这位小李叫李原慧。据署名覃波者的回忆文章《毛泽东《为女民兵题照》其人其事》记载：毛泽东在1960年巡视大江南北，李原慧是随行的“身边工作人员”。但实际上，毛泽东是1959年10月下旬离京的，直到1960年3月下旬才返京，目的是“巡视工农业生产，研究国际问题 ，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组织华东地区的省委书记们考察、研究农业生产”(《建国后毛泽东的５７次离京》载党史博览)。

也就是说，毛泽东巡视了半年之久，李原慧等也陪侍了半年之久。李志绥先生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披露：

“这次同行的有一位女机要员。毛在一九六一年跟这位机要员很热火，二月时毛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她当时就想拿出去发表，被毛阻止了。
一天凌晨四点，新调来的一个年轻卫士慌慌张张跑到我的住房将我叫醒，说：＂不好了。我到主席房里去给他的茶杯倒开水，我也不知道有人睡在他的床上。我一进去，她光身掉下床来，吓得我立刻退出来。你看这怎么办？＂那位卫士才来一组不久，不清楚毛的生活规律。他说他不晓得毛房里有女人，他也没看得很真切，只是从放在房门后床前的屏风缝隙里瞧见她。
我起来说：“别急，主席看见你没有？”
他说：“我也不知道他看见没有。我刚一进去，她掉下来，我就跑了。”
我说：“也许主席没有看见。只要他没有看见。只要他没有看见，她怕难为情，也不一定告诉主席。就算告诉了，也没有关系。”我又劝他，以后不可大意。进房以前，一定要清楚里面有没有人。
卫士说：“我刚来，也没有谁向我说明，该什么时候进去，该怎么办，全凭自已揣摩，自已摸索。我又不知道会有这种事。”一面说，一面哭。我又安慰他，问他告诉汪东兴没有。他说还没有。我告诉他，明天乘空告诉汪东兴，可是不要再同别人讲了，免得传来传去，就成了大问题。又告诉他，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以后可要小心了。毛的房里有女人，千万不可进去。以免误会。
卫士说他不能干下去了。我说干不干自已作不了主，汪东兴也得听毛的。那卫士只有十九岁，很天真老实。最后他说：“万一有什么事发生，你要证明我确实不了解情况。＂我答应下来，他匆忙赶回十二层楼。
卫士从我八楼的房里出来后，回到十二楼值班室。不过十几分钟，毛房里大吵大嚷起来。卫士不敢去看，后来叫得太厉害了，他才走到房门口。她正在大哭，毛看见卫士，叫他进去，说她不尊重他，没有礼貌，立刻开会，批评她。
原来她与毛都是湖南人，在中南海跳舞认识的。她有个（男）朋友，想结婚，毛不让她结婚。今天早上，又讲到结婚的事，她便说毛将她当作泄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听了非常生气，将她踹到床下，就此争吵起来。他两人根本没注意到卫士进去倒了开水。
毛叫汪东兴去，要汪立刻开会批评她。但她说如果开批评会，就要公开她和毛关系的内情。而且要公开指控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汪真是进退两难。汪便找我商量。
汪说：“这怎么好。随便批评一下，传到毛那里去，毛说我敷衍了事，这就说明我们知道内幕，才马马虎虎过去。但是批重了，她沉不住气，说出真相，等于将毛的丑事抖露出来，毛会认为丑化他。”
于是汪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由我先找她谈一谈，说明要按照没有听从和不尊重主席批评，别的事不要谈。她同意了。批评会还是开了。会上她觉得委屈，又哭了一顿，作了自我批评。这事算是就此了结。
但毛仍不让她结婚。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顾不上了，她结了婚。    (以上描述见《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４４节，３４４页)

在毛的众多＂女友＂中，这位湘妹子是比较倔强的一个。为了自己终生的幸福，她进行了顽强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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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次大规模杀人   10万人被杀害
1930年6月20日至7月13日，苏共召开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会议认为，苏共党内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他们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企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会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场肃反运动。

苏共十六大揭开了上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序幕。

苏共十六大召开不久，共 产国际向中共中央传达了苏共十六大会议精神。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开展反对“AB团”（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肃反运动。

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杀人就此拉开序幕。

当时，红军第一方面军是谁领导的呢？就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

据历史学家高华在《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一文中介绍，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为了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对势力镇压下去，先在红一方面军进行大清洗，开展“打AB团”运动，然后，扩大至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红20军。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中共上将萧克当年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搞的肃反运动。他后来回忆说：“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句话，就把他们抓起来，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都承认了，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来，再打再审，又供几十个。”

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到中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对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红20军搞肃反。5天内，抓“AB团”120多人，先后处决20多人。

据当时资料记载，被抓捕的人，“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

李韶九的滥捕滥杀，激起红20军兵变，红20军部分官兵被逼造反，甚至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

之后，毛泽东对红20军进行严厉镇压，红20军全体被缴械，包括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在内的副排长以上军官被全部处决。

据中共上将萧克在他的回忆录记载，苏区肃反累计杀了10万人。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之手。

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

---百年中共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杀人
作者: 王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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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冬，周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巧遇孙维世，惊为天仙下凡、绝代佳人。孙维世的亲侄女孙冰写道：“周恩来将孙维世接到他的住处，他对这位已是眉清目秀，青春诱人的大姑娘孙维世，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和爱心……。”（孙冰《我的姑妈孙维世》）

邓颖超留心到，平时周恩来在家说话不多，这时在这个亭亭玉立 的世侄女前手舞足蹈、开怀大笑。邓颖超是何等厉害的女人，看在眼中，笑在嘴边，一经思索，计上心来，就决定与周恩来把孙维世收为义女，从此邓颖超就以“妈妈”的身份把孙维世管住了。

1939年周恩来陪江青戏马折骨以后，决定到苏联治疗，孙维世坚持要同去苏联照顾干爹。邓颖超不同意，要她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孙维世表示要到苏联学习，邓颖超仍不同意。最后孙维世直接找到毛泽东批准。八月廿七日，周恩来的飞机正要从延安起飞，孙维世赶到，邓颖超的脸色为之一变。孙维世终于随周的专机去了苏联。周恩来在苏联治疗期间，邓颖超、孙维世也轮流伺候。1940年二月廿五日，周恩来、邓颖超返国，孙维世继续留在苏联学习。

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周恩来随行，孙维世因长期留俄，以俄文翻译身份在毛的身边，在毛的火车专列车厢中，遭到毛的强暴，孙找到周恩来哭诉，周对孙维世说：“顾全大局，不要声张。”孙维世这个傻丫头，对周恩来有一种死忠和痴情，周要她忍，她就忍了。

1951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玮透露，邓颖超曾服过大量安眠药昏迷，后被抢救。

1953年，江青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周对孙维世说：“你一定要搞好与江青的关系”，在周的安排下，孙维世和江青见了面，江青对孙维世说：“好妹妹，你和我一样，我们都一样是主席和总理身边的人，你明白了吗？”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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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词(《沁园春·雪》)见报后，据说在重庆引起很大轰动。赞美者说当时“争相传诵，好评如潮”。批评者则对其中表达的意图极为担忧，比如《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信中对著名学者傅斯年说：“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

为了进一步表 达自己的担忧，王芸生还在《大公报》发表一篇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文章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

王芸生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以后中国就改朝换代，江山变色，而他的这篇文章，也成了一大罪状。于是在50年代初的一次政协会议上，梁漱溟与毛发生顶撞，毛在盛怒之余还特意指出：“当年有人说不要我们另起炉灶……”。话音未落，王芸生赶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胆战心惊地说：“这话是我说的。”随后，他居然像小学生似的一直站到会议结束。

---《新民报》率先发表毛词那点事
作者: 智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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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土改
1949年前后，台湾海峡两岸都进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

结果是，大陆200万地主人头落地、家破人亡，参与“斗地主挖浮财”的农民抢得的土地里的草还没拔尽，就又被中共抢回去了。

1949年春，台湾行政院在陈诚的主持下颁布《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即耕地地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年产量总 额的37.5%。而原来的地租额在50%～70%之间。这一政策受惠最大的是农民。当时地主占台湾农村人口的11%，拥有56%的土地，88%的农民占有耕地22%。

开始时，地主较为抵触，陈诚就邀请担任参议会议员、议长的地主来恳谈，给他们讲解，土改的政策一方面解除了农民的负担，但实际上是保护了地主，因为如果地主和农民佃户之间能够自洽地调整好关系，就能抵御中共红色渗透，已渗透到台湾的红色力量无法利用农民挑事，这样才能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

同时，陈诚承诺政府的田赋税和余粮征购数额也按减租比例缩减。这样减租政策得到了地主的支持。1949年约30%的农民增加了收入，1950年农民子女入学率比1948年提高了44.75%。

1951年，陈诚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实施公地放领政策，即土地私有化，真正实施“耕者有其田”。政府用贷款的方式把土地给农民，农民可以分10年偿还地价，但政府保证承领土地负担不超过承租期间的负担。

陈诚保证农民负担不会增加，地主也不能吃亏。政府对地主3甲以上的田地进行收购，保证地主每年的纯收益超过37.5%的地租收益，同时地主可以保留3甲水田和6甲旱田，以保证基本生活。

台湾的土地改革没有流一滴血。至1955年，31.7万佃户成为自耕农。农民在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的指导下，提高农业生产量，改善农业技术，改善农民生活。陈诚同时实行币制改革、稳定金融，将国有企业民营化，为台湾日后成长为亚洲经济四小龙奠定了基础。

陈诚在其《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序言中说：“吾人坚欲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非仅为解除台湾农民之痛苦，实为解除大陆全体人民痛苦之嚆矢；非仅为农业发展而出此，实为进入工业社会作先驱；非仅为经济问题而谋划，实为反攻复国作必要之准备。”

这样的话语，今日读来然觉力透纸背，祛除共邪壮志未酬，后继诸君当明志以坚行。

---做梦都是灭共复国的上将陈诚
作者: 宗家秀

图1：陳誠參觀實施耕者有其田10周年成果展。
图2：台灣實施耕者有其田10周年有成，陳誠（左）接受致謝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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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万涪陵人饿死
三年大饥荒，四川是重灾区，而涪陵专区又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
颜智华在其所著《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一书中说，实际上，从1959年到1962年，4年中涪陵专区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40万，是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死亡率最高的专区 之一。

颜智华，独立学者，涪陵人，中学历史教师，已退休。这部《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是他先后花费了30年时间，访问了原四川省两个专区近20个县，访问了上自中共地委书记，下至人民公社生产队长及普通社员在内的100多位当事人与见证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与资料，着力写就的一部区域性专题史书。

如今，人们一提起大饥荒，通常都会说三年大饥荒，即1959年、1960年、1961年。不过颜智华告诉我们，包括涪陵专区在内的四川省，大饥荒实际上持续了4年半之久。

四川的大饥荒为何比其他省份更长？责任就在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被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当1961年中央都在“纠左”了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反右”。

作者指出，从1959年开始发生并延续至1963年上半年的历时4年半的特大饥荒并非偶然与孤立。之前的9年（1950-1958年）农村里也是饥荒连连，糠菜半年粮是相对富裕农家的常态，因饥饿死人也非个别。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三条：就是高额的农业实物税收，粮食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作者写到，1963年夏收后，特大饥荒算是告一段落，在1965年-1966年，农民整体上口粮相对宽裕，但是毛泽东主导新一轮的阶级斗争即四清运动接踵而至，这场运动是报复性的，就是针对刘少奇的右倾和农民为了自救而自发“包产到户”。再接下来，是实施三线建设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7年起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一直持续到1978年上半年。

作者指出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知道，从50年代中期，中国就开始对城镇人口实行粮食定量，粮票一直到80年代初才取消。可以说，在毛时代的中国，尤其是广大农村，吃不饱饭是常态。

---作者: 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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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一生反共意志坚定，早年对中共党性泯灭人性、中共组织不同于中国人，就有着较为清醒的意识。

陈诚在其回忆录中将中共红军直称为“赤匪”，指出它是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制造的一种匪患，并称诞生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组织。

陈诚在解读孙中山“容共”策略时分析道，“容共”不是容 纳共产主义，更不是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因为当时李大钊等共产党徒提出加入国民党时，是说一个一个加入的，而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国民党。

“以国父之宽容大度，对于‘人’是不曾有所歧视的。至于一经作了共产党，便不复再有人性，这岂是国父当初始料之所能及？”“共产党徒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之后，立即展开挑拨离间的分化作用，于是乃有‘左派’、‘右派’、‘中派’等等名称出现。在‘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之下，共产党在本党阵营中已隐然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

陈诚指出，单就中共嗜杀来说，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纪录。饥饿也是一种慢性屠杀。中共与普世价值的“人道”为敌，是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陈诚明确地说：“自始至终，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并引用吴稚晖先生的话批评共党“‘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

陈诚在回忆录中对中共的评价切实而又深刻，他品论说，中共的“匪格”实属下下，因为他们总是假托人民公意，欺人自欺，残酷卑鄙。

---做梦都是灭共复国的上将陈诚
作者: 宗家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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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共产国际
在中共党内，周恩来为苏俄所器重，并将其训练成了中共特务组织的创办人。
据当年为反共而组建“中国青年党”的李璜的回忆录，第三国际从莫斯科派人过来，通过巴黎的光明社引诱外国留学生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革命。李璜曾亲自参加过光明社的活动，发现这是国际共产党的宣传机关 ，他还发现周恩来亦几次参加活动。

因为周恩来英文较好，可以直接与第三国际代表直接沟通，所以其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而该团还接受第三国际的资助。透过周恩来等人，共产国际代表开始训练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如何从事斗争，即怎样煽动、纠合群众，指定目标，从事打斗、示威，以引起多数学生注意、附和并与其一起斗争。

为了检验“培训”成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采取了以下几次行动：攻打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会馆、攻打中国驻法公使馆、大闹里昂学生宿舍、大闹国庆宴会等。每次行动中，都少不了周恩来的身影。而这乃是中共走向暴力革命、暴力镇压的肇始。周恩来的种种举动表明，他听从苏联的命令更甚于爱中国。

1924年，时年26岁的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为刚成立的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教官，一个月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在国民党内部毫无功绩的周恩来缘何一回国就被任命如此重要职务？

一种说法是周恩来身上揣着一封共产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书记季米特诺夫的推荐信，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而这个季米特诺夫曾是共产国际情报局主席，作为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的周恩来，在法国受过什么样的训练大概也可以推出来。

香港《开放》杂志亦曾刊文披露，有人认真研究过周恩来的早期履历后认为，周恩来出道时是共产国际的秘密特工，由共产国际派回中国。从周在法国以及回国后即被任命重要职务看，这样的结论是极有可能的。

另一种说法来自香港作家蔡咏梅。她在《周恩来与张申府和共产国际的隐秘关系》一文中说，根据中共创党三大元老之一，后来又被中共打入另册的张申府的回忆，1920年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策动成立中共，最先找到的是李大钊和张申府，然后经二人介绍再认识陈独秀。张李二人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张申府第一个拉入伙的是他北大学生张国焘，第二个是他后来的妻子，即周恩来在天律觉悟社的女同志刘清扬，因这层关系张申府夫妇在法国介绍周恩来加入共产党。后来周恩来当上黄埔军校教官也是由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的张申府推荐的。

不过，虽然蔡咏梅认为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张申府推荐，与季米特洛夫本人无关，但她仍认为这个任命与共产国际存在关联。她指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为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太上皇，苏联向黄埔军校提供的经费和武器都由他全权调配，孙中山对他是言听计从。而张申府又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共产党人，他的推荐背后很难没有共产国际的操纵。

蔡咏梅还认为周恩来初到欧洲时经济很困难，但加入共产党后，既没有打工，也没有读书，经济状况明显好转，过着体面的生活，钱究竟从哪里来的呢？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写的周恩来传记对此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一个法国女共产党员定期送钱给周恩来的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国际还出钱给周恩来买体面的衣服，以方便他在社会上活动。英国记者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英文版也说，周恩来一位同学指周恩来每月从共产国际获得2500法郎（中文版将此话删除）。

此外，周恩来有一年时间与张申府夫妇移居柏林，中国大陆出的书籍和文章一般的解释是因为德国物价低生活容易。蔡咏梅推断更可能是缘于更容易与共产国际接触，因为共产国际西欧局即设在柏林。有意思的是，据中共官方资料，周恩来当时在柏林的工作之一也是帮助中国留学生拿苏联签证，安排他们去苏联，而当时周恩来居住的公寓与共产国际情报机关OMS在同一条街上，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更为蹊跷的是，周恩来后来从欧洲直接回国，没有绕道去苏联受过训，但他在黄埔军校后却能建立起苏联式的政治工作制度，并设立一套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教程。蔡咏梅由此质疑，这是否说明周在柏林期间就接受了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训练？后来他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情报工作的经验是否也是从OMS处得来的？而周能当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背后的真正操控者应该是共产国际。

众所周知，莫斯科和共产国际都负有培训各国共产党员的任务，这两家其实是一家，即共产国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而斯大林之所以有意分开，是为了避免外交上的麻烦。而受过苏俄培训并受其赏识的周恩来，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曾高于毛泽东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彼时的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控制和领导。

而周始终遵从苏俄指示的做法，在中共党史上也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遵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命令的结果是，中共在国民党的围剿下，被迫逃跑。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而蹊跷的是，周恩来却没有一次承担罪责，即便在遵义会议上，周还是通过支持毛仍保住了自己的权力，而王明、博古则成为了替罪羊。但从此之后，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共在政治、组织人事和军事上的控制，也渐渐趋弱，毛开始崛起。

之后，在延安，毛利用整风运动消除苏共影响，进一步确立自己地位，周凭借自己的旅欧班底等以及见风使舵的本事，虽进行了检查，但实力仍然保存。周的共产国际背景或许也是毛在中共建政后有所顾忌的因素，而毛对周的背景也应该十分清楚。

2013年11月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的《徐景贤最后回忆》一书中披露，毛泽东曾对江青、王海容、唐闻生三个女人说过，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苏联打进来，周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这恐怕不会是无中生有吧。

---周恩来给斯大林抬棺 官媒从未提及
作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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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行宫金牛坝
在抗战时候，成都是大后方，国民党高官和社会名流在这里建了几座平房别墅。中共上台后，成为四川省委的疗养院。1956年，李井泉决定扩建为接待毛泽东和中央首长的一流招待所。四川公安厅长还带着工程人员专程到北京中南海考察。为毛泽东建这个行宫，方圆一公里的农民住户全部被迁走。行 宫当年占地400亩，为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一倍半大（后再扩建，为维园两倍多）。毛泽东的行宫园内除原有的古楠、银杏等树木，还遍植海棠、兰草、山茶等花木。行宫有楼房、礼堂、平房，还有室内游泳池。毛的平房为2200平方公尺，门窗地板全部采用古楠木。

而最特别的是李井泉为毛泽东建的室内游泳池，仿照毛在中南海泳池的规格，长32公尺，宽25公尺，深2.5到7公尺。室内有暖气设备，常温29摄氏度，水温设定为27摄氏度。泳池水是抽取地下水，抽出的水为摄氏9度，再由锅炉加热。最夸张的是，每次加热一池水到27摄氏度，就要烧煤两万四千公斤。

劳民伤财建的这座行宫，而毛泽东一生只在此住过23天。每次要烧两万四千公斤煤的暖水泳池，毛泽东却没有用过。因为据毛的御医李志绥对这次成都之行的回忆说，毛泽东猜忌心重，怀疑游泳池下了毒，不愿意下水，只叫李志绥等属下去游后告诉他感觉如何。

毛皇帝在全国的行宫有61座之多，而金牛坝招待所只是其中一处而已，并且还是比较寒酸的一处。

---毛泽东在成都的行宫金牛坝
作者: 蔡咏梅


那时我也是是一个旁观者。


两面派、伪君子

毛经常批判“两面派”、“伪君子”。茅于轼认为，毛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茅于轼写道：“毛泽东自己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但是他教导别人要学张思德，白求恩，雷锋，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教育别人要有纪律，不要自由主义，而他自己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他教育别人要 ‘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可他自己却是一个大阴谋家，专门拉一派，打一派；他教育别人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是，牺牲了还有什么胜利可言？可见牺牲的是别人，胜利的是他自己。”

---茅于轼评论毛泽东
作者: 王友群


最早批毛的女英雄冯元春
我为什么关注冯元春？1957年6月，也就是反右前夕，快“死”到临头的我，仍不知“伟人”卖的迷魂药，还全身心投入“反右”，前去听冯元春的呜放，准备反驳，哪知自己早被“伟人”装入了口袋。

当天冯元春的鸣放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集团”。我惊得乍舌 头：“好反动”，“简直是反革命”语言。在辩论会上，正反方发言的人太多，没有轮上我，如轮上定多一条“伪装”的“罪恶”。

我和冯元春烈士只有过一次照面，那时我还站在与她观点相悖的批判者的立场上。她和林昭都是大学生，同为女姓，年龄相近，一在北京，一在四川。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她似乎比林昭还激进一些，批毛揭毛简直到了一针见血的地步。为此，独裁专横的毛泽东必须要她的人头！

大概是1957年6月2日（具体日子可能有误），我在一家地方报社文艺组作编辑，头儿告诉我：省委宣传部要组织省市报刊一批有理论水平和有辩才的年轻编辑、记者，参加四川大学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同去的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二编室编辑吴若萍（后来也被打成右派，现已离休）。我心里好生奇怪，一个学生娃娃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吗？

我骑自行车去到川大，先在校园里看大字报，一下被学生们直言无忌，敢说敢为，立场鲜明，观点清新，用词犀利的大字报所吸引。在那个大操场四面的绳索上，挂满了学生们所写的各式各样的大字报，火力都集中在中共执政以来所发起的政治运动上，诸如“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以及“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中苏友好”等敏感问题，提出不少质疑和质问。记得有张大字报上这样写着：“我们不能再容忍专横无知的校党委，继续统治管理学校，还我川大传统的民主圣地！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大学生要有讲话的权利，过问国家命运的权利，我们决不再盲从！我们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爱憎，用不着强行要我们这样和那样。”

我读了这些大字报，心里有不祥的预感，总觉得前面有雷电风暴。然后，我和同行的吴若萍先生，去大礼堂参加生物系四年级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那天她鸣放的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集团”，这个题目真叫语谅四座，令人振聋发聩，当时我还不能接受，认为“太反动”。四十九年后的今天回头去看，她真是一个先知先覚者，所言皆为历史所证实：“毛泽东就是个伪马列主义者，中共就是个残酷的剥削集团”！

听身旁一位学友介绍：冯元春，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时年二十二岁，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人，有的又说她是青神县人，出身农民，读书成绩不错，每年都有助学补助金。我注目望去，她人极其一般，中等个儿，穿着朴实，口才不怎样好。

那天参加鸣放会的人特别多，校内校外至少有两三千人。她不惊不吓地站在主席台上，身边聚着一帮支持者和反对者，常常发生争执。她旁若无人，面对广大听众，以极其平静的声调说：“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全是毛泽东的杜撰和引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统治阶级组成政府。他们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镇压老百姓，不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利，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订通过的‘宪法’，仅是一纸空文。毛泽东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绝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独裁！”

她的发言引起一片哗然骚动，既有赞成的掌声，也有反对的吼叫，会场乱成一团。我向身旁的吴若萍说：“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吗？我看公安局肯定会抓她。”

吴若萍曾是南下服务团的大学生，见的世面比我多，现又在省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信息渠道也比我广阔。他想了想说：“鸣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他老人家说过，纵然说过了头也不关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看抓到不会抓，批判斗争是逃不过的。”

冯元春很镇静，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内容继续往下说。接着，她提出几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使全场听众安静下来。第一个是“高铙事件”，她说：“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有错误，难道不能反对吗？这不是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团也没有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因此，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对于胡风事件，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她认为，毛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三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

她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还把胡风及朋友之间的私人来信件公布出来，说是反革命罪证。这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思想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我听得提心吊胆，心里为冯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担心会场上突然跳出个公安，把她抓走。据我知，自1955年毛泽东把胡风等人定成“反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心中是不服气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来，只是背后私下嘀咕而已，而她却敢挺身而出，面对数千听众讲出自己观点，不能不使人赞叹！

她继续说：“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这个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最巧妙最残酷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了。家无存粮，要是发生灾害农民便会被饿死。再看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是些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的共产党员。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会场响起赞成的鼓掌，但也有反对者的捣乱，但掌声很快席卷整个会场，掩去了那些反对的吼叫，显然冯元春的鸣放征服了大多数人。似乎那有过的汹涌暗潮一下从地壳迸了出来，有点摧枯拉朽，不可阻挡之势。

掌声平静后，她接着说：“我们学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的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以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瞎说苏联如何如何好，其实只希望从那里多拿到几个卢布而已。”

此时，有人跳上台抢走了她手中的麦克风，使冯元春再难以讲下去，这个学生会组织的鸣放辩论，到此无疾而终。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6·8”社论，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领导下，全国开展了千古之罪的“反右斗争”。我也因一篇“干预生活”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成了全省大右派，很快投入长达二十三年的监狱受尽折磨。1980年末，“平反”归来曾打听过冯元春的下落，不少朋友告诉我说，她后来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送到南充监狱改造。长期不“认罪服法”，坚持“反动立场”，也就是坚持做人的人格与良知，决不屈服于暴政！

在血雨腥风“文化大革命”中的1971年7月1日，也就是“从重从严”“一打三反”运动中，在中共五十华诞那一天，为了壮声威，显示“伟光正”，居然用她的人头祭毛的血旗，杀于南充，死时不足40岁。有说是乱棒打死的，有说是刺刀戳死的，还说她死不倒地，慷慨激昻，大有“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真理光不灭，千载奠英魂！”的满腔豪情。还听另一位朋友说，中共四川省委有份内部文件，声称全省二十七名右派分子不予改正，其中第一名就是冯元春。

---作者: 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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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秦城监狱12年
1967年9月8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亲自写了一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称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江青在这个报告上签字同意。

1967年9月13日凌晨，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停在中南海王光美的住所前，几个不速之客闯进去，宣布逮捕王光美。

两个月后，王光美 被当成“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被关进秦城监狱。这一关，就是12年。

在秦城监狱，王光美被单独囚禁在二层楼的一间牢房，里面又脏又湿，墙壁霉湿半截。平时要求必须坐着，脸朝门口，不能靠墙。有时她坐着没事，捻捻头发，哨兵就马上走过来，问：“你手上是什么东西？”

12年里，她常常不知道当天是几月几号，抬头透过牢门上监视的小窗户，才知道是阴天、晴天……王光美回忆说：“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

1971年9月13日，继刘少奇之后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后，中国政治气氛有所缓和，王光美的女儿刘亭亭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见爸爸妈妈。毛收到信后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妈妈。

1972年8月18日，刘亭亭等4个孩子终于在秦城监狱见到了分别近5年的母亲。刘亭亭回忆说：

“当时我妈和我印象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离开她的时候，觉得她高大、潇洒、温文尔雅。等我们再见她，她穿一件黑棉袄，背完全驼了，头发白了，反应还有点迟钝。因为长时间都是她一个人待着。我们想着要忍着不能哭，但是最后要分开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了。”也就是在这一天，王光美才知道，刘少奇已在3年前去世了。

刘亭亭还谈到：“我妈在监狱里，条件好时屋子也只有6平方米。她在里面打拳锻练身体——身体弯着，像猴拳一样，根本伸展不开。她还对着墙说话。人家说她有病。她说，我非常盼望他们能提审我，因为如果有人提审，至少还有人跟我讲话，否则我觉得自己连讲话的能力都没有。

---王光美为何被关秦城监狱12年？
作者: 王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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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万人坑”

1959年，家乡饿死人大约发生在农历的9月到12月（12月死人明显减少，1960年初只有零星死亡）。饿死人的高峰期，则在10月和11月，每天都有几人死去。

一天上午，队长姜树森来到姜振安住处，对他说：

“听说西园的病号院里死了四个，你去把他们拉出去。”

西园是我们村子的一部分，四面 环沟，只一个小小的路坝和寨里相连。在那里腾出几间民房，就叫病号院了。由于住进去的人绝大部分是因饥饿而极度营养不良，而不是什么病，况且住进去仍然吃不饱，所以住进去没几天，人便死掉，然后拉出去。可以说，当时的病号院其实成为死亡的中转站。

姜振安把拖车套上耕牛，拉到病号院。他和姜树森等人一起，把四个尸体抬上拖车。然后自己赶着牛，把死人拉到村东北二里许的“万人坑”。

“万人坑”是乡民们后来对那个地方不约而同的称呼。说是“坑”，其实原来是一口深井，直径向井口渐阔，呈漏斗形。要说该坑曾填埋上万人，那是夸张了，但在 “59年”饿死人比较集中的几个月，这里的确是填埋死人最多的地方。不论是姜寨村还是附近别的村子，一个人饿死了，如果家中还有活着的，而且还有埋葬人的力气，就会把亲人单独埋葬在其它地方，这样也好有个坟墓；其余的，对不起，都是干部找人拉出，统统往该井一填了之。现在很难统计出该井当时填埋死人的准确数字，但据村里长者估计，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肯定是有的。笔者小的时候，那井已经变成一个大坑，每逢附近村子晚上放电影，我们小孩子总和大人们一起去看，有时为图捷径，就从该坑附近田间小路走过。起初孩子们不知情，并不害怕；后来有一次，一个大人边走边告诉我们：“这坑里‘59年’填埋很多饿死的人！”此言一出，大伙皆惊，齐呼“有鬼”，一群人在夜色里争先恐后向前奔逃。我们小孩子被抛在后面，有胆小的竟吓哭了。

把死人抬上拖车需要几个人，可是把死人抬下拖车也非易事，姜振安自己已经饿得很虚弱，他一个人是如何把尸体抬下去的呢？

“这根本不需要抬，”姜振安说，“我把牛赶到井口旁边，这里地势向井口倾斜，拖车走过，尸体顺势就滑了下来，又顺着斜坡滑到井里去。我拉过很多，都是这样填井里去的。……”

当年的坑已经整平，乡民们在上面种着庄稼，如果你是一位不知情的异乡朋友，你绝对看不出这里曾是“万人坑”，也想象不到这长着茂密庄稼的土地下面埋着那么多饿死的幽灵。

我在想，再过100年，还有人知道这庄稼地下的“故事”吗？

---吃人肉、炼人油－－1959年信阳事件中的家乡
    作者：荷塘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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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了。

真饿呀！同学们见面就聊吃，聊各种解饿之道，什么多喝水，什么少拉屎，什么用皮带勒紧腰，把胃给勒小，并交流着哪个饭馆的粥比较稠，哪个饭馆的面条给得多，哪个饭馆的烧饼个儿大……

尽管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 面上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好得出奇，但每一个北京市民都在挨饿。为多吃一口饭，为少交二两粮票，为搞一点高价的糖块，人们可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空空如洗，往日无人问津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了。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一年要按购货本定量供应，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盐、肥皂、芝麻酱、粉丝……也全部凭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户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则根本见不着，全都被出口换了外汇。

晚上五六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为贯彻市委劳逸结合的指示，学校的体育课、生产劳动课全部停上，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并取消一切课外文体活动。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班会也极少开，让学生们早早地回家。

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一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是八两半，平均每个月还不到一两，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当时，名义上北京市民一个月能供应二两肉，但根本买不着。常常几个月吃不上肉，肚子里没油水，人就吃得多，中学生一天一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蓬头垢面的人，专门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儿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来的嚼不动的肉皮，全都捡起来吃掉了。

这种场面让人心里很难受，饥饿把人饿成了跟狗一样。

---老鬼：1960年代的亲情


“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我杀过鸡。杀鸡时，要左手抓牢鸡，右手扯去鸡脖子上的细毛，找准鸡的颈动脉，稳准狠地一刀下去。待鸡血喷涌时，将鸡头朝下，滴干净血，完事儿。问题是鸡会垂死挣扎，拼命扑腾；有时下手不准、不狠，事情就有点儿麻烦，一只鸡半天杀不死。

我也杀过人。40年前，在“文 革”遍及全国的武斗狂潮中，我们几个红卫兵造反派枪杀了一个对立派的“俘虏”。食指轻轻一扣，哒哒哒，对方就完蛋了。简单。

事后，我当众发表感慨：这年头儿，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４０年了，很多事已经淡忘、淡化，但杀人的事我忘不了。为此，我已经受到过严厉惩罚。４０年了，没人愿意让你提起，现在可以说了。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面对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我向亡灵表示深深的、深深的忏悔。
。。。。。。
有天晚上，我感到口渴，到工厂食堂找水喝，看见　４个武斗队员在悄悄商议什么。

工厂食堂里关押着一个成都知青，对立派的。他是被当地农民捉住后交给我们的。不知道他参加过武斗没有，据说对当地农民很凶悍。我历来对打、杀俘虏不感兴趣，没有参加对他的审讯。只记得他２０出头，中等身材，身体强壮，但送来时已被暴打过，奄奄一息了。

我方武斗队员欺骗他说，我们准备释放他。他便强打精神，随着我们蹒跚而行。在漆黑的夜里，周围都是齐腰深的野草，我们一行人向工厂旁的河边走去。他逐渐发觉情况不妙，便开始哀求我们饶他一命，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孤苦无靠的老母亲，非常可怜。说着说着就停下不走了。我们威胁他说，不走就当场打死他。

事已至此，插翅难逃。他绝望地抬头仰望星空，一声长叹：“难道今天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吗？”说完后就再也不说话，默默随着我们来到河边。

他一个人站在河岸边，身后是４名武斗队员。我站在一群人后边几米远，当时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没有人发布命令，没有人说一句话。突然，“砰、砰、砰”，几声手枪声划破夜空，成都知青身中数弹，应声落水。沉入水中后，身体又冒出水面，没有任何动静，慢慢向下游飘去。

这时，我突然冲动，抬手扣动扳机。“哒、哒、哒”！我手中的轻型冲锋枪向着河中远去的知青开火，把前面４个人吓了一大跳。

杀完人后，我们５个人默默回去，都不说话。中途，只有我说了一句：“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地区武斗结束后，当地公检法对武斗情况进行了多次清理。我们偏远地区的人都很老实，只要被传讯，一般都是老实交代。事情很快真相大白。我是“下乡插队落户”后１９７０年被传讯的。关押了１０天，问题交代清楚，就被释放了。当时对“革命小将犯错误”还比较客气。公安人员说：“回去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再犯错误。”

枪杀成都知青一案涉案５人，除我之外：本地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被判无期徒刑，可能他们还有其他更严重的“武斗杀人罪行”。一个“军工”，被军法审判，不知结果，好像被清退回家了。一个成都知青，因他的父亲与公安局长有关系，平安无事。

---杨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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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曾有这样一件事，至今我仍记忆深刻。它发生在兰州，时间大约是1967年秋冬之际的一天（具体日期已记不准确，但在机关档案中可以查到），在我收到的数十份电报和文件中，有一份兰州军区党委和政治部上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同时下发兰州军区各军、省军区直至各军分区 、团等单位。主要内容是：兰州军区和地方革委会共同在兰州市最大的广场上（具体名字记不得了），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军民共同学毛著、表忠心的大会，约有上万人部队官兵和地方群众一起参加，其中最震撼人心的内容是，开始时首先由地方群众组织几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代表，先后走上讲台，汇报各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和收获，当表忠心发言即将结束时，每个代表都激动地解开上衣纽扣，露出结实的胸膛，赫然显露出别在胸肌上的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以显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振臂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马上整个大会会场沸腾了，全体与会军民群众热泪盈眶，口号声此起彼伏，场面蔚为壮观。接下来是军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三位代表同时走上高高的主席台，他们在激昂地汇报完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讲演后，三人同时解开军上衣，每人都露出别在胸脯肉上各种不同式样的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而且是每人在胸脯上各别了三枚，这种产生的震撼场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整个大会会场的军民都站起来了，激动的泪水，振臂高呼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军区党委和政治部在电报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褒奖。把它作为一种好的形式向上汇报，和向军区各部队进行推介。

---裴毅：我亲历的造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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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北京
我刚从四川、云南、贵州出差回来。一下火车，北京市萧条的市面使我大吃一惊。

食品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不，这样说也许并不确切。货架上放了不少空的食品匣和空的糖果盒。柜台里放了一些糖果、点心，旁边贴着一张引人注目的标签“非卖品”！这，大概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市容。令人看了 ，白咽一口口水。菜市场里，鱼肉鸡鸭全无。蔬菜也少得可怜，限量供应。我的爱人老赵在保定工作，两个孩子都在托儿所，家中就我和母亲两个人。十天供应两斤菜。食堂里，也只有一点素菜和咸菜。偶尔有一点荤菜，还要凭票供应。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削减了。全报社只有陈柏生和我两人，原来定量二十四斤，此时增加到二十六斤半，体现了党的政策。原来副食品吃得多，一个月二十四斤口粮还吃不完。现在虽增加了两斤半，但每顿饭我都要仔细地按定量吃了。早餐二两，午晚餐各三两。只因油水少，不到开饭时间，就饥肠辘辘了。我估计，男同志一般每月三十斤口粮，一定比我更加困难。

不少干部开始浮肿了。报社最早浮肿的，是从英国回来的潘非同志和苏蓝同志。他们原来当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在国外工作，生活待遇比较优厚。他们一回国刚好遇到经济严重困难，生活水平陡然下降，自然适应不了。我的一位亲戚五十年代初派到印度工作，1958年回国后下放到山东农村劳动一年，得了严重的肝炎和浮肿。我去看他，他的腹部已腹水鼓起老高。这种病急需营养，可是，任凭你有多少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任何营养食品。他的爱人对我流泪，我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她。

北京的情况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干部得浮肿病的数以万计，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关注。

在这样的严峻时刻，陈云同志想出应急之计：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白糖、面粉，在国内城市市场上供应一些“高价点心和糖果”，开放一些“高价饭馆”，农村和小城镇则开放一些自由市场。这样既能使营养不良的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解救一下燃眉之急，国家也可以回笼货币。

我跨进北京饭店餐厅，原以为，这里一定会顾客满座，谁知竟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我看看表，十二点一刻，正是上座时候。那么，是我走错了门﹖正想退出，服务员迎上来了。我一看菜单，心中明白了。最起码的菜是五元，一直到二三十元。要价太高了，这不比奶糖和糕点，三五元一斤，总能吃些日子。这一顿饭吃下来，就是六七元或十几元，不免使人望而却步。

我既然来了，只好硬着头皮点菜。我要了最便宜的一个菜：罐头螃蟹烧白菜，五元钱，再要三两米饭。我不敢要汤了，一个汤又要一两元。我环顾大厅，空空荡荡，十几张餐桌都空着，心中不是滋味。

不一会儿，总算又来了两位顾客。服务员让他们和我坐在一桌，大概为了收拾方便。我看他们大约是一对夫妻，男的有四十六七岁，穿着一套旧的黑呢制服，那是进城后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的。他大概穿了十来年，磨损很多，紧绷绷地捆在他身上。女的只有三十岁左右，上身穿一件紫红呢外衣，下身穿了一条绿色军用呢裤，俗气得很。他们看着菜单，小声商量了好大一会儿，服务员站在一旁都不耐烦了，他们才要了一个鱿鱼炒肉片，菜价十一元，外加两斤花卷。服务员不屑地撇着嘴唇走了。

菜端上来了。罐头螃蟹，淡而无味，我只好对付着吃下去。那两位的鱿鱼炒肉片端上桌后，小小的一盘。我寻思，两人如何够吃呢﹖只见那个女人一口接一口地吃菜，男的却只将花卷蘸点汤吃。我想，这大概是老夫少妻配偶中当丈夫的一种待遇，有点好吃的，都要让给年轻的妻子。二十个花卷，他们两人竟然都吃光了，盘子里滴水未剩，扫得精光。我不觉看了好笑。

站起身来，走出北京饭店。远望天安门，依然金碧辉煌，气象万千。我的心情却黯淡无光。冒险到高价餐厅一次，已经够了。我的钱袋，不允许再到这种地方作无谓的消耗。马路上只有卖冰棍的，五分钱一支，这倒未涨价。我买了一根，咬了一口，凉意更加袭人。

金凤：1960年夏天饥饿的北京－－遍地空货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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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了张思德烧鸦片而死。但是是谁出的馊主意呢？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给中共十六万军费没有了，这时一个小学校长建议种鸦片，以前几十车粮食井盐才换来一车药品，后来一车鸦片换来几十车药品。他叫李鼎铭，这个害人精47年便死了，才66岁。


南京小屠杀
1970年3月6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判处11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立即执行，另有几十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

是日下午，南京全城戒严，交通中断，商店停业，上百万人被组织集中到主要干道两旁，列队观看十几辆刑车、警车和军车押解这些“ 反革命”游街示众。所有“犯人”都被揪住头发，仰起面孔，让广大革命群众认清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

车队出体育场北大门，沿广州路、中山路、新街口、中山东路、大行宫、太平路、朱雀路、健康路、昇州路、水西门等路段，驰往凤凰西街尽头的刑场。11位死者，其家属事先未获任何信息，他们的骨灰后来也全都不知去向。

继这次“三·六公判”之后，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相继又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大张旗鼓地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4月28日杀12人，7月30日杀24人，12月10日杀10人。林舜英、李立荣母子在同一日（12月10日）双双被判死刑，同乘一辆刑车游街示众，同在一个刑场被杀害。

以上四批惨遭处决的57人，罪名几乎完全一致——“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980年前后，57名“现反”全部获平反，被判其他刑的人也全部被确认为冤案，冤案率100%。

一位当年的当事人回忆说，“作为当年在‘三·六公判’大会上被判刑的现行”反革命“之一，我今生今世最为刻骨铭心的日子就是1970年3月6日，它已牢牢嵌进我的记忆神经。四十年来每到这一天，那天亲历的场景总会自动浮现：

在公判大会主席台上，主持人宣读死刑判决后，我身旁那11位被绑得面孔紫黑的受难者，脸上的那种愤懑、绝望、恐惧、无奈、痛苦的神色；

从主席台押往刑车停放处的通道上，受难者们因为捆绑过紧、难以呼吸而发出的那种不忍听闻的呻吟，那已经不属于人的声音，完全是一种动物宰杀前从喉咙里挤出的凄惨低嚎；

刑车缓缓行进游街示众途中，街道上空回荡的那凄厉的警笛，正在向整个城市倾泄恐怖，正在折磨每一个听者脆弱的神经；

那插入受难者颈背高高竖起的11支白色亡命标牌，随着车辆的晃动在缓缓摇曳，就像地狱中伸出来的天线一样，向广袤的人世空间发射死亡的讯息；

沿途密密麻麻人群脸上那种混合着惊悸、恐怖、疑虑的神情，刑车经过之处人群中发出的那种由惊呼、叹息、窃窃私语汇成的低频声浪；

……

那时我就在第七部刑车上，这些亲目所睹，亲耳所闻，亲身所感的可怕场景伴随我一直走到今天！”

---作者: 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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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岁的反革命
当时的胶东国贫民穷，学校的办公费主要依靠学生勤工俭学，高年级的学生养猪种地，我们低年级的学生养兔子。为了给兔子提供食物，我们常常要在寒冷的冬天到野外去挖野菜。学生们连棉鞋都穿不上，更不用说戴手套了。一些聪明的学生就挖鼠洞逮老鼠，将老鼠皮剥下来做手套，鼠肉则烧着吃。那 时人太穷，田里没有粮食可偷，连老鼠也又瘦又小，常常几个老鼠皮做不成一副手套。

有一次，翠儿和小伙伴们捉到了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剥下皮来竟然可以做一 只完整的手套，翠儿高兴极了，脱口说：“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

当时有一首流行的革命歌曲，其中有两句歌词：“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翠儿一言既出，其他学生也跟着唱起篡改了的歌词：“ 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爹亲娘亲不如老鼠皮亲……”因为新奇、有趣，被篡改的 歌词一时流行校内外。

这两句歌词传唱到我们班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唱。后来老师追查的时候，全班54名同学齐刷刷地站起了53名，只有我一个人稳稳地坐着。其实，并不 是只有9岁的我有多高的政治觉悟，而是那个深夜笼罩在心头的恐惧让我像小 狗一样敏锐地嗅到了那两句篡改了的歌词的危险气味！

翠儿最终被作为篡改歌词的原创作者当上了最小的反革命分子，每当开批斗会 ，她都会跟着地主、富农、坏分子以及像我爷爷那样的“历史反革命”一起被押上 台去接受群众批判。不同的是那些成年被批斗的对象都是五花大绑，在台下排山倒 海的口号声中由两个年轻力壮的大汉两边夹着押上台去，翠儿则由一个大汉揪着头 发脚不沾地提上台去。久而久之，翠儿的头发被揪光了，造反派们就提着她的衣领 ，有一次，我在露天的主席台下，亲眼看见她被衣襟勒得当场翻白眼昏死过去。

1972年冬，大规模的批斗会不太开了，不少斗争对象都回了家。因为翠儿 是现行反革命，她的父母和学校都不肯收留，翠儿流落街头。有一次，好像是年末 ，学校已经放了寒假，我护校时，在学校影壁后面见过她避雪，衣衫褴褛，像三毛 一样飘零的几根头发，还有一双惊恐的小老鼠一样的眼睛。

第二年，我们村里的人都没再见过她，她家里的人也没有找过她，这个小女孩 从此无影无踪。她大约已经死在了那个让人恐惧的年代了吧。

---作者:齐鲁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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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汇券背面的故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有钱还不行，还得有各种各样匹配的票证，比如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果票、酒票、烟票，等等等等，才能买到与之对应的日常生活用品。

这些票证，只要是城镇居民，每人都有一份。但另有一种侨汇物资供应券，简称“侨汇券”，就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了。 它只属于有外汇收入的家庭，相对于普通票证而言，侨汇券就是一种特权券。

最初，因为实行统购统销，粮油副食品都是计划供应，侨眷收到海外亲人的汇款，兑换成人民币后也买不到东西。于是海外华侨就改汇款为纷纷往家寄饼干、寄罐头、寄奶粉、寄黄油，邮局的业务倒是很兴旺了，可国家的华侨汇款却没有了。

对于和西方世界没有经济联系，和苏联、东欧由于交恶而几乎中断往来的中国来说，有限的外汇真是太珍贵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外汇管理局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根据外汇数额配发等量的侨汇券，赋予外汇以购买紧缺物资的特权。

1958年，侨汇券率先在福建省发行。随即，广东、广西、上海、湖南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发行侨汇券，让有外汇收入的家庭，能凭借侨汇券在华侨商店买到紧缺商品。

当时的华侨商店，有点像现在的免税店，只要凭借侨汇券就可以买到进口的电视机、电冰箱，而且价格便宜。

当时国家为了提高外汇收入，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仍划拨出大量紧俏商品供应有侨汇收入的侨眷归侨。这样做的结果，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华侨将美元汇回国内，增加了国家的外汇收入。1962年国家侨汇收入达到了5000万美元；1963年原定计划完成7000万美元，实际完成了8000万美元。这些外汇收入，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外汇周转，解了燃眉之急。

侨汇券诞生于1957年7月30日，1992年废止。

---作者: 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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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毛泽东拍“内片”
我在遇上闵惠芬的时候，也不由得跟她聊起当年拍摄京剧唱腔“内片”的情形。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内片”是怎么回事。那是28年前，我奉命为毛泽东拍摄“内片”……

1976年5月初，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上海成立“内片”摄制组。我突然被任命为上海“内片”摄制组导演。

当时我在上海电 影制片厂工作。这一任命，不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而且使我的同事们都惊讶万分。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艺黑线干将”、“大毒草作者”，遭到抄家，在“五七干校”度过3年，然后则去“深挖洞”——挖防空洞及做煤渣砖。这样的“臭老九”，怎么可能去拍摄“内片”呢？

在当时，所谓“内片”，也就是保密性极高的影片。进入“内片”摄制组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

接受任命之际，我理所当然提出自己的疑问。经过解释，这才明白，这些“内片”是“中央直接交办”的，是专为中央首长拍摄的娱乐性影片——代号为“文集内片”。

当时，对“内片”的要求是质量高，速度快，限时限刻完成。在任务下达之后，必须在半个月以至一星期完成影片——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像的速度！

上海一共成立了两个“文集内片”组。我所负责的这个组有50多名工作人员，赶拍《驯兽》以及京剧唱腔音乐。另一个组则拍摄京剧“旧戏”——才子佳人戏。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

后来才知道，这些“内片”专供病重的毛泽东观看，在北京与上海两地各成立“文集内片”组。

后来才知道，我作为“臭老九”，突然被起用，其原因是：为了确保如期完成“中央直接交办”的“文集内片”，必须挑选“手脚快”的导演。在诸导演之中，选中了我——因为我在同行之中向来有着“快手”之誉，不仅剧本写得快，拍摄影片也快。

于是，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日子里，我变成了“忙人”，兼编导于一身——自己写剧本，自己导演。从1976年5月接受任务，到9月9日毛泽东去世，短短4个多月中，完成了9部影片。

---作者: 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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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即现在的上海京剧院）党委工作，但 我是心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嗨，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是搞传统戏的事。”一听说是搞传统戏，我急忙摇头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见我如此认真，便朝我面前凑了凑，轻声说：“你放心，这是中央最高领导要看，不会有问题。”他特别强调“最高领导”，使我感到有了几分安全感，于是便点了点头。孟波见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机票后告辞了。
……
登上飞机，孟波和我相邻，待飞机升空，他瞧瞧前后左右，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是毛主席要看，因为你熟悉京剧，所以非你莫属。”我这才恍然大悟。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也只有他老人家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
主席指示要搞传统剧目的录音、录像、拍电影。这个决定使江青等感到为难，顶着不办，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办，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了这十几年来的所作所为。所以江青几次找于会泳等商量对策，结果是打出“给中央负责同志作调查研究”、“给今后文艺革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留下宝贵资料”的旗号，来掩盖他们的空虚，并且尽可能缩小范围、对象，严加保密。
……
按照文化部于会泳“对外要严加保密”的指示，上海拍摄地点选在泰兴路文艺俱乐部（也叫丽都花园，即现在的上海市政协）。这是一座花园式的别墅庭院，门口有大铁门，院子里很宽敞，有游泳池、办公楼、会议厅、放映厅等，大门一关，即与外界隔绝，确是一个理想的拍摄点。按照拍摄计划，各路人员很快进入拍摄点，成立由我担任组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齐闻韶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参加拍摄的人员都按照样板团的伙食标准，免费供应中、晚两餐，菜肴不错，这在“36元万岁”的年代，还是颇为实惠的。
……
片子送审通过后，只准印四个拷贝，一个送中央，一个送国务院文化部，一个送钓鱼台，一个送中央电影局资料库。这种种的神秘色彩像是一道无形的鞭子，催促着我们日夜加班，不停地赶拍，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二十余部戏的摄制。这种速度现在看来确实惊人。

“文集内片”的摄制，随着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世而戛然停止。

---齐英才：《“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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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姨太
一九二二年，曾任滇军旅长的三十六岁朱德倦勤离职，带着六万大洋与四位姨太太由川至沪，想过一段快活赛神仙的悠闲日子。不巧，朱德接触上中共人士，迷恋上马列红，认为找到救国真理，决心脱胎换骨参加革命。其时时髦留洋，朱德决定留德，看看人家到底先进在哪里。不过，革命与赴德，可是一个 与原设计180度大转身的弯子，总不能带着四个老婆一齐去吧？为了处置四位姨太太，朱德与四位姨太太召开了家庭圆桌会议。朱德对她们说：现在我不想作军阀了，要做一个革命者，凡是革命者，只许一个太太；我尚有存款五万多元，留下两万作出国留学之用，还有三万多元，分作四份，每份八千元，你们每人一份；但我只能留一个太太，谁愿意跟我？请你们自己决定。

四位太太自然都抢着要“跟”，争闹起来，无法解决，只得采取最公平的抽签，结果最美丽的何太太抽中，其余三位各发八千大洋，予以“遣散”。

八千大洋可是一注大进帐，至少相当今天八十万，省俭一点，一辈子衣食无虞。三位太太跟了朱德这些年，也算回报颇丰，领回一笔不菲的“青春损失费”。后来，朱德在延安对范长江说自己“半生军阀半生红军”，这半生军阀可不是虚的，而是有四位姨太太及六万大洋作注脚的“实质内容”。

那位跟着朱德赴德的何芝华（贺治华），年轻貌美又喜欢交际，加之“革命了”，接受西方现代婚恋观念，经常“自由”地与中国留德生交往起来，不久便引来众多追慕者。何芝华倒也不避不遮，毫不隐瞒地将一切告知朱德，甚至将一大包别人的情书交给朱德：“你帮我看看，判断一下哪位男朋友是真心，最可靠。”

“革命后”的朱德，看完情书，很诚恳地对何说：

你喜欢哪一个都可以，我绝不反对，你自己的钱和衣物全部都可以带去。不过，你要小心。若到了你没有办法时，可再来找我。

于是，何芝华便跟一位留学生走了。不到半年，何氏花完钱，那留学生又无法维持她的生活，她还真回头来找前夫，要求重拾旧欢。朱德同意她回来，一九二五年又带她去了苏联，生下朱敏。一九二六年五月，朱德奉命先行回国，何芝华随即爱上从法国入学莫斯科东大的革命青年霍家新，与之结婚。张国焘妻杨子烈《往事如烟》中说，何芝华柳眉杏眼，妖娆有致，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高干热得像团火。

一九二七年夏，霍何夫妇回国，经北平到武汉。南昌暴动时，何芝华赴沪做了中共中央“交通”。

一九二八年初，组织上安排霍何夫妇同在上海新闸路机关工作，一间大洋房，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与邓小平等人接头地点。其时，罗亦农的赏格为三千美金。霍何夫妇每人每月生活费仅二十五元，根本不够用，又因出入酒店舞厅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深夜不归，多次受罗亦农批评，植恨在心。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他们告密出卖罗亦农，以期领赏。只差一分钟，邓小平也将被捕。

十天后清晨，一支迎亲队伍来到霍何宅前，鞭炮声中，中共特科红队（红色恐怖队）冲入房中，迫其交出党员名单，打死霍家新，打瞎何芝贺华一眼。红队本拟再到医院杀何，因国府派员看守严密，没机会下手，加上夺回名单，未再追杀。何后回四川。

朱德遣妾及何氏这段“革命+恋爱+叛变”，当时中共人尽皆知，但出于众所周知的“神化”，1940年代以后便是不可触碰的“红色忌讳”，久久湮没，厚厚尘封，笔者首次与闻很是惊讶一番。

笔者多事，替朱德扳扳手指，如加上老家原配与后来井冈山的伍若兰、康克清，朱老总一生至少“七美缘”，超过风流诗人汪静之《六美缘》。

---朱德，军阀造反的故事
作者: 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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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奸大恶加大智大勇等于最大祸害
老毛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大一个混世魔王，没有之一。今日中共之所以集古今中外一切恶之大成，归根结底，都来自老毛一人。老毛之大奸大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习近平只是得其皮毛而已，连他的学生都算不上。

中国历史上所有奸恶之人，在老毛面前都只能称小弟 。老毛之大奸大恶，又与他的大智大勇互为表里，没有大智大勇，他的大奸大恶不能发挥尽致，没有大奸大恶，他的大智大勇会造就另一个人。

老毛之奸恶几乎是天生的，他从小就反叛，与世俗格格不入，他脑后有反骨，要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搞得人间“周天寒彻”。老毛出身小地主家庭，从小骄横，无人可以管束，年轻时读书不成，寄居北京岳父家里，在北大图书馆做一个小职员，受尽教授学者的白眼，种下狂妄孤傲的性格底色。

老毛年轻时就有政治野心，受共产主义思想洗礼，视共产革命为职志，开启他逐鹿中原的政治生涯。因为道德良知无底线，老毛什么坏事都敢干，比起那些有修养的共产党人如陈独秀瞿秋白，老毛没有那么多良知包袱。他的结发妻子杨开慧说他是“政治流氓加生活流氓”，他整个人就是一个聪敏过人的小瘪三，所以他能在冒险犯难的革命历程上，打倒众多党内竞争者，避过无数政治劫难，成为中共的第一代领袖。

老毛的思想表面是共产主义，骨子里是中国传统打江山坐江山的帝王思想。打江山时杀同志从不手软，在西北南泥湾种鸦片，搞整风清除异己，策反张学良杨虎城斗老蒋，暗通日本侵略者打击国军。对他来说，事情永无对错之分，只有得失之辨。因为道德上没有底线，他可以用最卑鄙的手段，最良善的面孔，去做最肮脏的事，。

老毛坐江山之后，他的政治流氓术更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心目中没有中国人民，只有一人一党之私。在莫斯科扬言打核战死一半中国人，为取悦斯大林驱使官兵赴朝鲜送死，搞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中国百姓，发动历次政治运动残害中国人，直至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中国文化。

老毛从不以苍生为念，行事作风更毫无信用与情义可言。老部下老战友成为他虐待的对象，亿万中国人成为他鞋底泥，言而无信，冷酷无情，荒淫无度，喜怒无常，他不是小奸小坏，是大奸大恶。

最可恨的是，老毛的大奸大恶，又以他的大智大勇为依凭，大凡他少一点智勇，他的奸恶都不能发挥到极致。正是因为他胆大包天，又智勇双全，所以他能百战不殆，实现他一生最大的权欲。

不得不承认，老毛胆子真大，打天下九死一生，几起几落，他都没有倒下来，中共创始时十来个人，捱到最后只有他一个，其间与他争夺权位的都是人中龙，但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他有过人的聪明才智，有思想也有谋略，能文也能武，写文章了得，打仗也有军事长才。看他指挥四大战役时与前线指挥官商讨战略与战术，他堪称军事家之名。

老毛一生独立思考，蔑视权威，直至把自己搞成权威。他看不起书呆子，他的思想都是实用的，从现实摸索，打江山成功了，搞文革败得丢盔弃甲，但他永远履险如夷，虽九死而不悔。虽然服膺马列主义，但并不死守马列教条，他的野心是改造和重塑马列主义。

老毛文章中充斥大量从实战中归纳的精警理念，比如“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就非常精辟。他又说“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也是非常管用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思想自成体系，有其过人之处，问题只是他的聪明才智从头到尾只为他的奸邪本色服务，他和希特勒一样，极恶之人极聪明便是极大祸害。毛泽东思想根子邪恶，但可自圆其说，习近平那些零敲碎打四处剽窃而来的幼稚东西，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老毛的大智大勇被用来兑现他的大奸大恶，而不是用来造福中国人民，他在世的所作所为，造就中国人民百世莫忘的大祸害。“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老毛以大奸大恶大智大勇成就空前绝后的大祸害，他肯定当得起“遗臭万年”这个历史的终极裁判。

---作者: 颜纯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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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乐趣
据李志绥回忆：“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

“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 ，这么大的劲？’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是怎么死的？
作者: 王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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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夫子写的《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中，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又食武昌鱼」，这可不是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诗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中的「武昌鱼」，这个「武昌鱼」指的是一个湖北军区文工团出身的军队护士小于，这位很容易紧张，动不动脸红的绝色女子老家在鄂西姊归 县长江三峡岸边上，还是王昭君的正宗小同乡。

毛泽东平时想搞谁就搞谁，甚至当着人家丈夫的面留下他妻子陪其过夜。老毛不知玩儿过多少女人，没想到却让这条「武昌鱼」给扎了嘴。

小于年轻、亮丽，毛一见就非常满意，总爱跟她讲笑话，还给她取了个外号，叫「武昌鱼」。小于初来时和李志绥一样，对毛无限崇拜，仰望毛如泰山北斗。但很快泰山塌顶北斗坠落。张玉凤两次看到她从主席的卧室里冲出来，然后伏着走廊的墙壁哭。很快的，部队医院来了人，把她领走了，再没有了她的消息。

意外的失败让老毛的情绪坏透了，他把湖北省委书记叫来痛骂了一顿，省委书记被骂的脸色发青，浑身大汗淋漓，听到一声「滚」后，头也没敢抬，一步一步哆里哆嗦的倒退着出了门。

因为没有女人，毛又陷入整晚整晚不能入眠的状态。而这位「不听话，不懂事，缺少工作和生活经验」的绝色女子后来的命运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私人医生李志绥泄露毛的最大嗜好”      瞿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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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情书一

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玉花同志：你好！

首先让我们心向北京，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让我们怀着无比的敬意，共同学习一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 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正是主席笔下革命群众对于革命热情的真实写照，体现出革命群众不拘泥于在何处发光，在何处埋身的大无私思想。让我想起，中国这万里河山，六万万人里，还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我们内心对于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决心无疑更加坚定了。

也许你不知道，我一直在暗恋着你。你的清高、孤傲、冷漠，更使我对你充满了吸引力。你作为知青，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本应该热情追随你去，然而父亲说，作为电建工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也是非常光荣伟大的。

虽然你下乡了，成为贫下中农的一员；我来到了施工企业，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但工农一家亲，咱们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只有工农联盟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尽管你的出身不好，但我认为，虽然出身不能选择，但人生道路可以选择。你的本质很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要你努力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一样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只要我们选择的道理一致、革命的追求一致，我们的爱就是革命之爱。革命的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之爱，这种爱高于一切资产阶级的庸俗之爱。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我随信给你寄去15斤内蒙古地方粮票，就是基于伟大领袖的教导。我们也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在人生的革命道路上结伴前行。

毛主席说：“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我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因此婚恋之事也要抓紧。

毛主席还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只要我们排除一切干扰，不畏艰难险阻，我们的爱情一定能够开花结果。

另外，从你上次来信的寥寥数语里，我发现你自从下乡，思想情绪有些消沉，这种情绪对于我们革命青年是有害的。你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呢？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我们呢？毛主席说：“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我非常喜欢你，希望你能接受我。毛主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所以，你要是实在看不起我，我也不会勉强你。

如果你能接受我，我向毛主席保证，在今后的革命岁月中，和你相濡以沫、共同前进，为我们的美好未来和下一代的幸福做不懈的努力和奋斗。

等待你的回音！

顺致崇高的革命敬礼！

革命战友王铁山一九六九年七月十日

革命情书二

铁山你好：

首先让我们怀着无比的敬意，共同温习一段伟大领袖的诗词：“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我现在在遥远的达茂旗乡下。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接育”的号召，正在接受劳动教育改造。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争取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来。

我们虽然是同学，一起接受过革命教育，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但是你进入了电建公司，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我却上山下乡当了农民。我的父亲是个反动右派，而你的父亲是革命造反派的英雄，我们现在已是两个阶级的人了。虽然父亲和我脱离了父女关系，我也和他们划清了界线。但我知道，他也是无奈之举，他不想我有一个反动的父亲。母亲告诉我，他们现在在劳改农场，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改造，晚上想起我的时候就会流泪。

前几天，我从和你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张红卫（就是张改梅，为了表示对敬爱的毛主席的忠心，她改名字了，她也在这里插队）口中得到你的消息。知道你也想跟我一起下乡，可你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不想自己的儿子和一个反动派的女儿在一起。他把你锁在房间里，还威胁要把你的腿打断。为了能来到我的身边你一连几天都不吃饭，以死相争。但后来你在母亲的苦苦相劝下，你还是接受了现实，去你父亲为你安排的电建公司去上班了。

听到这些情况，我心里很难过，我们这辈子不可能在一起了。希望你收到我的信以后，永远地把我忘了。重新投入到火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天快亮了，信就写到这里，我马上要去地里参加劳动了。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万岁！

此致革命的敬礼！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玉花

---文革精典情书
作者: 老绥远韩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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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鸦片烟就没有共产党？

1941年2月，毛泽东召见陕甘宁边区财政部长南汉宸，谈解决财政危机问题。
毛说，摆在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是想法子弄钱，二是散伙，三是饿死。大家肯定都不想散伙，不愿饿死，就只有走第一条路了。怎么弄钱呢？最快捷的办法，就是经营土产（鸦片）了。
毛泽东拍板后，南汉宸立 即着手实施一条不同以往的生财之道。一方面自种鸦片，另一方面统购统销，并迅见成效。
据台湾历史学者陈永发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书讲：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
据《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披露：特货在晋绥边区对外贸易中占有绝对地位。1943年起，“特货七、八年来成为西北支持财政，稳定金融，周转贸易之杠杆”，“解决了财政经费的百分之七十上下”。

晋绥边区数年来直接上缴中央部分，占财政总收入的50%–60%，甚至达80%。

“花蓝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许多中国人都很熟悉郭兰英演唱的这首《南泥湾》，它以动人的旋律歌颂中共自称的“延安大生产运动”，曾在长达半个世纪里，唱彻中国大陆。然而，善良的中国民众却很难想像得到，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花的香味。

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湾调查》，部队开到南泥湾后，“种特产（鸦片）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参与种罂粟的有八团、特务团、警卫营、炮兵团，其中除炮兵团外，其余都属王震领导的359旅。359旅属于贺龙领导的八路军120师。

炮兵团属于八路军总部，这意味着其他部队也在南泥湾种了罂粟。

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一次由南汉宸报告财经状况的会议。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作家萧军应邀旁听。他在日记中记载：南汉宸在报告中说：“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

萧军写道：“听了财政厅长报告边区经济状况，甚至制作鸦片烟膏，我很难过”。透过中共的“鸦片经”，萧军体悟到：原来，“革命的花是从最卑污的粪壤里开出来的”。

鉴于上述史实，说没有鸦片烟就没有共产党，似不为过。

---作者: 王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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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鞋”事件
1967年，长春市发生了一桩颇为轰动的“凉鞋”事件：当地的红卫兵造反派竟然在凉鞋鞋底的花纹上发现了一个“毛”字（见附图），把伟大领袖踩在脚底下，这还得了？

一时间，阶级斗争的弦突然绷紧。

那时在全市所有大街小巷都有红卫兵小将把关，对行人进行检查。发现穿这种鞋子的人，先行批判、 训斥，勒令认错；并把鞋脱下来，光着脚走回家去。

红卫兵小将发现那家厂子不是普通厂家，而是一家劳改工厂后，更上纲上线了：“阶级敌人”竟然变着法儿污蔑伟大领袖，因而更加需要严抓狠打，需要“誓死保卫”。

首先被问罪的是设计这种凉鞋模型的技术员纪德新。每天晚上都要把他拉到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进行批斗，当时大家估计一定会枪毙他。接着，在设计室描图、制图犯人的李晓亭，也被关进小号反省、交代问题。其他犯人一律停产学习。

所谓“学习”就是读报。一个人读大家听。听不听在你，可以天马行空、神游天外，也可以闭目养神，甚至打瞌睡。

停产好几个月，天天学习也不是好办法。上面就想出一个新招：组织大家排演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主持其事的张管教懂戏，还能拉二胡；还特别邀请京剧团的某师傅来辅导。排练几个月，到了春节，竟然在犯人中演出。

接下来本来还计划再排练《红灯记》，据说都已经联系好了京剧团的另一位旦角前来专门辅导李铁梅这个角色。

但突然被叫停。

据说是当时的“军管”下令叫停的。理由是：牛鬼蛇神不能演革命现代戏，没有资格。当时负责文艺的贾干事当着犯人们发牢骚说：牛鬼蛇神不能演革命现代戏，那让他们演什么？难道让他们去演《西厢记》？话虽然这么说，但也只能背地里发发牢骚而已。那个时候，他也得看军管代表的脸色行事。

好在凉鞋事件的热度早已下降，人们渐渐淡忘了。于是恢复生产，纪德新也没枪毙，仍然搞他的模型设计。李晓亭也放出来了。当犯人们问起那件事情时，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这个事情，提起来就是千斤，撂地下就只四两。”好一个千斤与四两的比喻。仔细想来，许多事情难道不都是如此吗？什么反革命？什么右派反党？就看你从哪个角度观察了。从“保卫领袖”的角度来看，当然严重得很，该杀该关；可是从老百姓的角度看来，却不值一提，小事一件而已。

这场闹剧如何善后呢？就是把全部的成品从仓库里取出来，每人一把小刀，用小刀把鞋底的花纹削去一大块，怎么看都看不出“毛”字了。还有就是所有居民只要持有那种凉鞋，一律可以旧换新。

---胡显中：“文革”期间的“凉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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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肉、炼人油
姜寨吃人肉最多的，孩儿娘应算其中的一个。
一天夜里，她和弟弟姜树彬一起，从“万人坑”旁边的干沟里背回一个饿死的人。尸体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性。由于两人身体饿得都很虚弱，他（她）们轮换着才把尸体背回家。二人先把尸体的头割下，用刀费力地把颅骨砍开，取出人脑，放在大窑碗中， 足足有一大碗；再打开膛，取出心、肝、肺等。最后，把四肢和躯干各个部位的肉全部剔出。人肉装了满满一盆。尽管这个人是饿死的，但其皮下还是有一层薄薄的脂肪，他们又把人的瘦肉和人脂分开来。孩儿娘说：

“人的脑子很好熟。半夜里，我煮开半盆水，把从颅骨内取出的一大碗脑往开水里一倒，脑就沉下去，因为这是生脑。放些盐，再稍烧片刻，脑就漂了起来，可以吃了。人的脑子其实很好吃，很香。”

写到这里，我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我几乎怀疑：吃的真是人吗？真是人在吃吗？事情怎么会至于这样？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到一个迫害狂总怀疑别人要害他，要吃他，那毕竟是艺术虚构。然而，公元1959年发生在家乡的人吃人，可是千真万确的。假如让伦理家或道德家知道这样的惨事，他们肯定会破口大骂吃人者“没有人性”或“没有人道”。我以为这些“家”们大抵没有尝过挨饿的滋味，属于“饱汉不知饿汉饥”那种。不信饿他们三天，那观点就很可能会改变。事情发生在历史上，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求生是人的本能，在一万条生路给你堵死九千九百九十九条后，你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都不走最后一条没有人性的求生之路。吃人者和被吃者是同等悲惨的，而制造这种悲惨社会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最“没有人性”的。

孩儿娘和姜树彬把人脑吃完后，再把人肉煮熟，把人脂炼成人油。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二人把煮熟的人肉装在一个大坛子里，把炼制的人油盛在一个小坛子里，连夜在她家附近干了底的大塘底部偷偷挖坑，把坛子埋起来。剔光肉的人骨头，也坑埋在大塘底。之后，每天夜里他（她）们就偷偷扒开坛子上的封土，掀开盖子，取些人肉和人油，用罐子煨热吃。冬天气温低，他（她）们的人肉一直吃了很长时间。

孩儿娘还向我介绍她煮人肉的体验：

“人肉不同于其它肉。你别看人皮和人肉很薄，可是用水一煮，很快膨胀，人皮和人肉都会变厚。所以人肉是越煮越‘多’。”

当时的姜寨，除他们二人外，村中还有一些人在偷偷吃人肉。由于这事是万万不能让别人（尤其是村干部）知道的，人们也只能是猜测，大家心中有数，可是心照不宣。

姜树彬的婶子就怀疑侄子在吃人肉。据说有一天夜里，他婶子饿得奄奄一息，还不住地哀求着：

“我饿啊！你们也给我一点（人肉）吃吧，我饿啊！……”

然而，谁又敢把自己煮的人肉给她吃呢！她的哀求声越来越低，最后直到没有。她当夜死去。

---吃人肉、炼人油－－1959年信阳事件中的家乡
作者：荷塘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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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从其与读书人的关系便可窥见全豹。建国之后，让毛泽东最头痛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泽东习惯将知识分子比喻为一根轻飘飘、随处飘荡的羽毛，最终不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皮上，就是皈依于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他知道，像斯大林那样，仅仅靠肃反和 暴力，征服得了读书人的身体，赢不了他们的心。延安整风运动的巨大成功，让毛泽东总结出一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攻心之术。

于是，整个五十年代，针对知识分子的，不是某个特定的政治运动，而是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 1949 年，北京高校部分教授的政治学习运动； 1950 年，清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 1951 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1952 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3 年，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运动； 1954 年，批判俞平伯、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 1955 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1957 年，反右运动。其间除了 1956 年有过一段短暂的“早春”之外，大部分历史岁月，知识分子都在运动的漩涡中挣扎、浮沉，直至反右运动完全没顶、沉没。

---"读书人的面子"
      作者：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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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 “ 便毫不留情地击毙 ” ，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 政治 保卫局 ” 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 “ 动手 ” 。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 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 “ 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

---裴毅然：鲜为人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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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冤杀的林野夫妇
林野（ 1902 ～ 1934 ），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北伐，宁汉合流后脱离汪部回闽西。 1928 年初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即任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 1929 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林野父母被当地农会在暴动中杀死，担心林野报复，当地共干要求朱 德将林野交送地方处置，朱德不允，痛斥来要人的农会共干。红 12 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 1934 年秋，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林野任野战军（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 朱德调他回中央军区（留守部队）工作。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苏区来找他，最高浪漫的 “ 革命 + 恋爱 ” ，真是说不出的喜悦。

林野向西江（会昌县属）中央军区司令部报到的第二天，谭震林到龚楚办公室，细声对龚说： “ 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 ” 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岩老家工作： “ 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 ” 谭震林狞笑一声： “ 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 ” 龚楚一个寒噤，忙问： “ 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 ” 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 “ 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 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

龚楚认为像林野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志，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 “ 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 ” ，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 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无法阻止，但寄望说服项英。龚找到项英： “ 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 ” 项英很庄重地回答： “ 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 ” 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势，却是著名中共高干，且与龚私交颇深，尤其阮啸仙是广东农会时期的老同志（后任赣南军区政委），也许能救下林野。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 “ 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 ” 阮啸仙也说： “ 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 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 “ 最后的晚餐 ” ，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机，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无辜的林妻，便说： “ 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 15 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 人送她去，好吗？ ” 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领悟，附和道： “ 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 ” 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奉命动手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噼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那位特务员说完嘿嘿一笑： “ 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 ” 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 “ 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 ” 谭讽笑道： “ 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 ” 1945 年中共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裴毅然：鲜为人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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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模仿伟大领袖？鸳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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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在“文革”中被批斗时，其罪状之一是公然模仿伟大领袖的发型。


许章润：坐待天明

家父十三岁离家进城读师范，图的是减免学费、提供伙食外，还给每月三斗米的零花钱。
不料，一学年之后，校方突然宣布所有学生必须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否则，要么退学，要么自己负担一切费用。
无需任何手续，全校学生集体加入。
于是乎，这个十四岁少年成了一名三青团员，余生的命 运和家小的命运，在城头换帜之后的三十年里，便都拴在这大家都不明所以的什么团上了。
盛桥镇，吾乡，机械厂支书张光圣，急匆匆参加区委会召开的动员大会。据说，会上 “ 研究部署 ” 了几项 “ 掀起运动新高潮 ” 的革命行动，抄家是重头戏。
“ 老三青团员 ” 的家，在张支书的坚决要求下，榜上有名。
与会的一位同族长辈，于心不忍，偷偷告诉家母这一噩耗，告诫赶紧做些准备。
家里只有坛坛罐罐，四壁如洗，无须准备。想来想去，只有户口本和粮本最为重要，母亲将它们揣在怀里。家父离家在外，不可能知情，也无法联系。一家早早吃了晚饭，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静候夜幕降临，干脆连门也不关。
夜半时分，街上脚步嘈杂。先是打门、呵斥和哭喊，继为翻箱倒柜、搬东运西的碰碰撞撞，最后只剩下铲墙挖地的闷声。这条小街，临河而建，都是吊脚楼，河上架桩，桩上铺设木板，便成河岸人家。于是，挖地连带着撬木搬板，间或听见家什掉落河水，咣咚，咣咚。家家大门紧闭，黑灯瞎火，好像连狗也不再叫唤。漆黑的夜幕下，只有被抄的人家，灯火忽闪，人影幢幢。

那一夜，三人自尽。

欧家，地主成分，祖父当即跳河。早在十多年前 “ 镇反 ” 之际，老人家就已 “ 陪斩 ” 过一回，如今无此荣耀，却反而想不开了，怕是实在没了留恋生的欲望了。

远房亲戚，查家，也是老祖，冲出家门，跳井。寒冬腊月，等待他的自然只有死亡，直到第二天家人才敢去捞上尸首。

最后，拂晓时分，谁也没想到，一位受人尊敬的私塾老先生，居然撞墙而死。原来，查抄一宿，毫无所获，正准备鸣金收兵之际，专政人员看到门口一个小圆镜子，顺手牵牛，打算据为己有。反转端详，镜后居然有一人像，影影绰绰，众人仔细辨认，其中一位年长者发现，不是别人，竟然是人民公敌蒋光头。顿时，士气大振，立马将老先生打翻，罚跪在地，责令老实交代。
这小圆镜子是老先生结婚时的信物，留存四十年，只为记着老伴的情义，早已忘掉镜后的鬼头。讲不出所以然，再打，老人奋力冲向石墙。

半夜行动之前，他们再次核实名单，一位负责人员，不知为何，主张将许家划掉。于是，躲过了初一。多年以后，烟消云散，当年的当事人如是告之。

那一夜，我们母子五人，和衣拥被，坐待天明。天亮了，无人上门，于是母亲将门关严，安顿孩子们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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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部队作家郑彦英在一篇题为《与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同行》的回忆文章里，提到70年代末一个春天，在广州偶遇曾任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的一位军级首长－－广空政治部刘副主任，同住一个招待所，经常一起吃饭，一起散步。

有一天散步时，他问我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说是高中，他噢了一声。 他没有吭气，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这个文化程度，是到不了刘少奇专案组的。我连忙说，那当然，起码得是大学生。刘副主任摇摇头，说恰恰相反，当时中央为什么让他当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就是按着框框套下来的。我问什么框框，他说第一，必须是军级干部，第二，必须是五代红，第三，必须是高小五年级以上，初中三年级以下文化程度。

既然说开了，刘副主任一边散步一边接着说，我去北京是周总理跟我谈的话，说这个专案是江青最关心的一个专案，包括我来，都是江青圈定的。周总理让我负责日常工作，并建立各省刘少奇专案组，专案组成员选择条件，和中央专案组一样。之后他讲了一些省份的专案组情况。我听着，心里边翻江倒海的。

下面郑彦英转述了刘副主任另一天跟他说起的，当时为了找证据要抄刘少奇的家，家里一直有人，只好让红卫兵把刘少奇、王光美拉出去批斗，这边专案组的人立即进去抄家，云云，不具引。

原来如此。人们长期以来，只看过刘少奇在中南海里边受批斗的照片，闹不清谁是组织者，照这个说法，意不在批斗，不过“调虎离山”罢了。但，按照当时以至后来社会上运动的常理，既然有权批斗，自然有权抄家，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何不可”？整个“文革”中，无法无天（连假装的法律程序也不讲），没有什么搜查证、逮捕证这一套，都是当着被批斗者或其家人的面，抄他们的家，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对刘少奇还有什么避忌－－需要做成似乎红卫兵批斗是自发行动，可以针对国家主席无礼，而专案组虽干着非法抄家，却只能偷偷摸摸，怕给刘少奇留什么口实吗？设想不可谓不细，但仍然令人疑窦丛生：难道专案组及其领导，潜意识中也自觉理亏，因而才遮遮掩掩，反不如“无知-无畏”的红卫兵们之理直气壮吗？

我想起过去所知，有些机要部门，或也包括外事部门，政审特别严格的单位，接纳年轻人时，除讲究阶级出身外，成文或不成文地要求尽量来自边远地区，或通常所说的穷乡僻壤。这固然有“越穷越革命”的观念支配，也还因为相对于城市人口，他们社会关系单纯。你用北京人，一上班他就跟外边电话联系上了，麻烦不麻烦？由此想到，当时的某些主管，作出第三条的规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初中三年级以下，又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其知识结构有限，眼界阅历也有限，更易于约束管理吧。

以上云云，是读郑文后的一些联想。因关于特定时期的专案组，当事人很少有人详细陈说，而回顾历史，又往往绕不开，人们对专案组是如何组成的，如何运作的，不免感到神秘，而生好奇之心。像郑彦英这篇略窥一角的短文，也因而让人想起很多事情。

---作者：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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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保佑我们一家没被赶出上海

我的先生王铿，解放后在上海一所大学教授国际法。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比较复杂，担心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会牵连到他，于是在 1958 年给上海市委负责人写了一封长信，诚恳地建议不要因两岸政治对立而株连家属。不料因此闯下大祸，被粗暴地认定为 “ 现行反革命 ” ，开除公职， 送到里弄接受监督劳动。我们一家就此断了经济来源。好在我先生的妹妹在美国，还有他的一位男性密友在香港，

每月从美国、香港汇寄美元和港元养活我们一家五口。多亏了他们的接济，我们才得以艰难地存活下来。

记得是 1967 年的夏天，文革正闹得轰轰烈烈，我家突然来了两位穿军服的人和一个里弄干部。那里弄干部介绍说，这是我们里弄的军代表。那军代表看着我先生，放高嗓门说： “ 你们这些牛鬼蛇神都给我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乱说乱动！ ” 说完扬长而去。我先生顿时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们一家有可能要被赶出上海，去北大荒农村。因为里弄里已经有几个右派分子被赶到北大荒去了，也都是先来两个军人，查看一下家庭情况，然后是训斥几句，不出几天就通知他们离开上海。我们当时惶惶然不知所措。

过了几个星期，那个军代表又来了，看见我们就说： “ 你们准备好要离开上海，去什么地方还不清楚，正在等待上级领导部门批准。 ”

一听这话，真如同晴天霹雳。我先生只是一个教书的，我们这一辈子连上海都没有跨出过，如果都要发配去北大荒，叫我们怎么活啊！极度惶恐之下，我们夫妻俩曾经有过寻死的念头，打算先把小孩送给别人，哪天要强迫我们上火车就哪天去死。

几个月过去了，那个军人从此没有再来过，去北大荒也没有人再提起。我们不清楚是何原因，只庆幸自己没有贸然去寻死。我先生还是天天过着扫地、扫公厕的生活。

然而在劫难逃，某天又来了一个什么干部，只是没有穿军装，也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他一开口就是 “ 当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 云云。接着就说： “ 你们要准备好离开上海，因为上海不是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居住的地方，你们还要占用我们的粮油、食糖、肥皂的配额。政府给你们两个选择，一个是你们自己找个地方，但必须是农村，而且不能是江浙沪，可以选安徽、江西等地，另外一个就是

由政府分配，具体什么地方我们再去联系。 ” 说完也是扬长而去。

一番话，把我们已经平静的心情又搅乱了。我先生绝望地说： “ 看来离开上海去农村这事已经是铁板钉钉了，不过比原先稍微好点，就是可以自己去农村找个落户之处，总比发配去北大荒要好。 ” 于是我就到处托人打听，哪里的农村可以容纳我们一家。事情总算有回复了，说是安徽淮北有个地方可以用钱买落户的权利，具体做法还待详细了解。我们觉得淮北总比北大荒好，于是就着手准备去淮北。

有一天，一位送外汇的工作人员将我先生的妹妹从美国寄来的外汇送到我家。在当时阶级警惕性很高的氛围下，周围邻居甚至以前的朋友都对我们一家避而远之，即便在路上遇见也装作不认识急速离开。而这位送外汇的干部，是唯一一个对我们讲话语气非常柔和的人。每次看见他将已经兑换好的人民币和侨汇券恭恭敬敬送到我们手上时，我心里非常感动。那人还时不时亲切地说： “ 写信请你的亲人、朋友多寄外汇来，为国家建设出力。 ” 然后微笑着离开。

当时汇到中国大陆的外汇，不可能直接到达接收者的手上，而是要由外汇管理局兑换成人民币，再送到接收者家里。因外汇紧缺，规定凡有外汇汇入，国家依据金额的多少配发侨汇券。这个侨汇券可是让无数人羡慕的宝贝。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持侨汇券者可以进入上海华侨商店，购买市面上买不到的物品。

当那个送外汇人就要离开之际，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 谢谢您这些年来对我们家的照顾，每个月按时给我们送来救命钱。但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 ”

那人不由得怔了一下，赶紧问： “ 你们要去哪里？ ”

我回答： “ 安徽淮北，不会再回上海了，因为我丈夫是现行反革命。 ” 他听了后，脸上表情由原先的微笑顿时变得凝重起来。他问： “ 已经决定了吗？什么时候走？ ”

我回答，肯定要走，只是还没有定时间。那人略略思索了一下就转身离开了，连 “ 再会 ” 都没有说一声。

我们急切地等待淮北的回音，到底要多少钱才可以买个落户的权利。然而也是始终没有答复。这样一拖又是几年过去了，此后再也没有谁上门来说要我们离开上海一事。

文革结束，大地回春，胡耀邦亲自主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我先生也终于获得平反，并重新走上大学讲台，后又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与市政府共同研究建设管理上海的规划。殊不知他在 30 年前，就是因为上书市委领导提出充满善意的建议，结果招来一顶 “ 反革命 ” 帽子的。

我们一家的生活恢复正常了，唯独当年被勒令离开上海却最终没有成行一事始终是个谜。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一家没有被赶出这座大都市？

在某次政协会议上，我先生和另一位政协委员偶尔谈起此事，那位政协委员曾经是外汇管理局的高级干部。据他说，当时中国大陆十分贫穷，而且外汇紧缺，他们给送外汇的工作人员下达指令：不管收外汇的人是什么身份，都必须好言相待，让他们叫外国亲友多寄些外汇进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能够有外汇来的家庭都有海外或港台关系。此外，还给这些办事人定了指标，在他们负责送汇的范围内，一旦有外汇增加，领导会有所奖励。

话说到这儿，我先生就明白了：我们一家之所以最终没有被撵出上海，是那位送外汇的干部听到我们要离开上海的消息后，赶紧向他们的领导作了汇报，然后由他们领导之间进行了协调，才使得那个 “ 赶走牛鬼蛇神 ” 的计划搁浅了。如果我们去了外地，这个外汇额度就要转到那里，这样上海的外汇收入就会有损失。

外汇啊外汇，你不仅让我们免于饥馁得以苟延残喘，还保障我们在动乱年代没有被赶出上海。

谜底终于揭晓。然而，这个谜底，令人喜还是令人悲？

---作者：许佩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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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难忘的事，就是去农家公社参加劳动。大约是在 1961 年 9 月，全校曾按成都市的统一安排，停课半月去市郊的农家公社参加“双抡”劳动，帮助农民抡收和抡种（粮食）。农家公社就在市郊，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受利于都江堰的灌溉和排涝，是遇灾不受灾的福地。1958 年至 1961 年该地区属风调雨顺的 正常年景。可是我们进村时所闻所见却是一副残败的景象：听不到狗吠鸡呜、见不到猪马牛羊，到处是新坟座座，頗有毛泽东笔下“万户萧肃鬼唱歌”的意境。在这里种田不见青壮年、收割只有童与姑，在这农忙时节只有求助城里的义务大军了。贫农岀身的王同学私下悄悄对我说：“我们荣昌农村里的情况，比这里还要惨……”我对“三面红旗”开始有了怀疑。

---谢瑞五： 工院往事不如烟


1960 年 8 月一进校门就感受到经济困难时期到来了，开始吃饭时还不定量，但不久迟到的同学就吃不上饭了，因为饭桶里的饭早被抢光了，于是校方又规定统一开始吃饭，即当喇叭开始播放军乐演奏的“骑兵进行曲”时就是开始吃饭的信号。于是好戏开始了，特别是早餐吃稀饭，大家早早盛好了稀饭，端在手中不断 快速用筷子搅拌，并辅以吹气以加快热量蒸发冷却，每当进行曲一响，就好似百米赛打响了发令枪，只听得整齐划一的“呼” 的一声喝稀饭的巨响，仅两三秒钟功夫就有不少好汉将满满一碗稀饭吸入肚中，继而又向饭桶冲锋开始第二碗的流程┈┈。时逢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来我校视察，在学生第一食堂亲眼目睹了，亲耳聆听了在“骑兵进行曲” 伴奏下的这空前绝后、蔚为壮观的一幕，杨部长有何感受我们不知晓，但不久就开始定量了。工作后听清华大学毕业的同事讲，那时清华的开始吃饭信号也是这首“骑兵进行曲”。

---谢瑞五： 工院往事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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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 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幺！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逡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是竹笆，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1951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沉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谢泳：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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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龙梅相关的童年往事
2月10日上午，我们迎着白茫茫的风雪徒步回家。向西跨过铁路没多远，远远望见在铁路西边的一条沟里拥挤着一群羊。父亲担心是我家的羊被暴风雪刮到了这里，走近去看，那不是自家的羊。这群羊约有四百来只，身上挂满了冰雪，拥挤在一起发抖。我们四顾茫茫，羊群周围没有主人。父亲 判断：铁路西边是我们生产大队的地方，这很可能是我们队里的羊被暴风雪刮到了这里。他是有责任心的人，决定把羊赶回生产队去。

顶着大风雪赶羊如逆水行舟，很艰难。我们挥着双臂哄赶羊群，在羊群挪开的地方，发现了两只死羊：一只青色山羊和一只白色绵羊。父亲沉思片刻对我说：“你在这里把羊群看护好，爸爸把这两只死羊寄放到火车站扳道房去。”说完就扛起那只青山羊踏着深深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向车站扳道房走去。当时他还在感冒发烧。

我站在风雪中看护着羊群，帽带被风刮开了，手却冻僵，无法系上，所以那天我的耳朵冻伤了。就在父亲走后不久，我看见从西面山坡上缓慢地走过来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她身穿没有调面的羊皮本色皮袄，敞着扣子，头戴皮帽子，脸冻得紫红，手里拿着羊鞭子。我问她：“这是你的羊吗？”她点了点头。此时父亲已送死羊返回，便问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龙衣’”（龙梅的原名）

“你是哪个生产队的？”

“那仁格日勒大队的”（汉语：日大光队）

“你爸爸是谁？”

“吴添喜。”

我父亲又问：“就你一个人放羊吗？”

龙梅说：“还有我的姐姐。”（龙梅当时冻昏而产生了口误，把妹妹说成了姐姐）

我父亲急切地问：“你姐姐在哪儿？”

“我姐姐在山里。”龙梅说着用鞭杆指向西北山谷。

从龙梅的口中得知她们是昨天出来放羊的，被暴风雪刮走了羊群，她们跟着羊群跑了一天一夜，到现在还没有吃饭。我父亲意识到这孩子冻坏了，如不及时抢救，有生命危险。而山里的“姐姐”后果更可怕。他拉起龙梅的手对她说：我也是那仁格日勒大队的，我带你到火车站扳道房暖和暖和，然后给你找姐去。

父亲挽起龙梅的手直奔火车站铁路扳道房。走进铁路扳道房，父亲向扳道工王福臣说明了牧羊姑娘冻伤严重，需及时抢救。说着把龙梅抱上床，给她脱毡靴。可是毡靴里的冰和脚冻在了一起，无法脱掉。父亲请求王福臣找人来帮忙。王福臣冷冷地说：

“你们怎么不去票房候车室呢？没看这里就我一个人吗？离不开呀！”

正在父亲焦急万分之时，门外走进来四、五个工人，父亲急忙向他们说明情况，这几位工人很热情地帮起忙来，有的给龙梅脸上搓雪，有的给手上搓雪。父亲又向他们请求道：“我去区里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孩子到医院，你们马上再找几个人去西北山里找她姐姐，再派一个人看护一下羊群”。交代完以后，父亲就拔腿消失在迷漫的风雪中。后来听父亲说，他跑到区政府找到区长伍龙救援，给医院打电话要救护车，又跑到邮电局给我们公社打电话报告情况。

父亲走后，工人同志忙着给龙梅搓雪，我给龙梅喂面包、喂开水。工人们不懂蒙语，龙梅不懂汉语，我就担任起了翻译。龙梅的脸和手都冻坏了，毡靴里灌满了雪，雪又冻成冰，脚和毡靴冻在一起脱不下来，只好用刀子豁、用剪子铰……

伍龙区长听到父亲的求援后，立即派了汽车，组织救护人员到山里寻找玉荣。直到下午，我看到铁路工人们抱着一个已经冻昏迷的小姑娘走进了扳道房，她就是玉荣，哪是姐姐呀，她是龙梅的妹妹。这时，区长的小轿车赶到，把龙梅、玉荣抬上车，我也随车到区委找到了父亲。小车又向医院疾驶而去。

忙完这些事情后，已是黄昏。父亲领着我还有我们的狗，迎着落日，踏着积雪向家中走去。在风雪中救了牧羊的孩子，他感到十分欣慰。

政府号召向“草原英雄小姐妹”学习时,小姐妹冻伤时穿的衣物、一张青色山羊皮和一张白色绵羊皮等实物，都在我就读的土默特母校展览。可却只报道表彰了铁路工人抢救小姐妹的事迹，只字未提我的父亲。那时我十一岁，幼小的心灵倍感屈辱和辛酸，因为我知道，那只是因为父亲是个所谓“有问题”的人。

经历了许多苦难，走过了一段历史，我父亲在政治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于1979年平反，胡耀邦同志批示了他的申诉，1985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下达文件，确认了我父亲哈斯朝禄是首先发现并救助龙梅的人。

---那仁满都拉：与龙梅相关的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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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戏三战一本书，买啥东西也凭票
文革 10 年将以前的古今中外文艺作品都视为毒草，一律批判或禁止。戏剧只有经“旗手”江青批准的 8 个所谓的“样板戏”，即：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电影只有《地 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一本小说即为浩然著的《艳阳天》。

翻来覆去人们大都看了数十遍，真可为妇孺皆知，耳熟能详，台上唱上句，台下都能接下句。

文革中，每个单位、学校、生产大队（村）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般由 20 至 30 名青年男女组成，大多是“脱产的”专业村级宣传员。排练的文艺节目，内容是“红太阳颂歌”类、“样板戏”选段和结合“大批判”内容的演唱，甚至有的村还排了整出的样板戏，每开会前总要先演几个节目。至于公社、县、地区范围也常组织汇演，我县东六方村的宣传队阵容最强，常被邀请出村演出。

物质生活在这时期很是困难，物资奇缺，全年条件好的生产队人均口粮每天 1 斤，差的为 8 两，每人每年 17.3 尺布， 2 斤食用油，过年每人半斤肉，都发票。买东西光有钱没相关的票证也不卖给，何况钱也没有，许多人家还要省些布票出卖，换些粮食度日。除这些外，大到自行车、缝纫机，小到碱面、火柴都是缺货，供销社货架上常空荡荡的。谁家若有个在供销社当售货员的亲属，街坊邻居也都很羡慕，说人家有“后门”。

当时公社下辖各村为生产大队，大队下约百余口人划为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为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几十个人在一块地里干活，大家都出工不出力。比如每年春天，社员（村民）被组织常干一种去春白地里打坷垃的活儿，男女老幼一字排开，手举坷垃槌，打一下歇两下，一晌漫过一块地。有时打完后没别的农活，队长就让再打一遍。还有大年初一要过“革命化春节”，社员们被安排挖坑底土背到田中。大家反正不准请假和歇工，只好磨洋工。谁要做个小生意，如卖个花生、瓜子都要被管被抓，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

农业产量很低，县开“三干会”（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定目标，叫做：“三年过黄河，五年跨长江，粮食上纲要。”过黄河是全年两季麦子、玉米或高粱加起来 500 斤，跨长江是 800 斤，上纲要是两季 400 斤。就这样的目标也是可望而不可即。为了粮食大上，还多次发生过上级某领导说高粱产量高，玉米产量低，种蔬菜是资本主义等，下边就组织人到田中拔玉米、铲蔬菜等荒唐事件。每年春天都要有一些农家缺粮断顿挨饿，发生饥荒。

还有一事印象很深， 1969 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边境武装冲突，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在这一时期非常紧要。村与村、公社与公社、县城之间挖了无数的“战壕”，沟壕纵横交错；每村都组织了民兵连，并有“执抢排”，装备真枪实弹，常搞战时演习。

---赵天佑：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


早请示、晚汇报，三祝愿、对语录
文革中全国出现建“主席台”热，从县城的重要路口到农村的十字街头，到处都建起“主席台”，达到了队队有“主席台”，家家有主席像。生产队每次出工前，全队社员都集合起来，列队站在“主席台”前，手举“红宝书”进行“祝愿”。

领队：首先让我们敬祝七亿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我们 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

群众（同时前后挥舞“红宝书”）：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领队：再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群众（如前动作）：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祝愿”过后才下地干活。当时，家家街门上贴着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身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亲切交谈的留影像，像下面贴一个剪纸的桃形忠字，以示“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屋里冲门口墙上也都在一个剪纸红太阳上贴上主席像，用红纸条贴出光芒，要求每吃饭前都要“祝愿”。早晨起来还要先站在主席像前进行“请示”，说当天的工作计划，晚上要在主席像前检讨自己一天的言行，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这就是“早请示，晚汇报”。

“对语录”是表忠心的又一种形式。当时大兴语录风，如去供销社买二斤盐（当时是计划经济，所有商店均为国营），要先背一条毛主席语录，买盐的人说：“要斗私批修。买盐。”供销社服务员就说：“要拥军爱民。多少？”致使一些农村上岁数的老头儿老太太不敢出门说话。又如哪个村庙会，村里都会派人查街口，进村走亲戚的人要背毛主席语录才让进去，背不出来就别想进村。记得一次半夜里，高音喇叭喊叫全体社员（村民）紧急集合接“最新最高指示”。全村的人都急忙赶到大队院内，站队后又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半夜里冻得人瑟瑟发抖，后来才接到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也不知何所指，现在想起来真令人哭笑不得。

---赵天佑：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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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之心》问世 42 年了，至今没有找到原作者。但是，也可以说，我们这一代 60 后，甚至一部分 50 后和 70 后，多数男生都当过它的作者之一。因为很多男生在传抄这本淫书时，多会添油加醋地按想象或实战，去补充一点内容。

我是 1975 年接触到本书的，那时正好转学到了利川县一中，读初二。现在已 经无从追索，这本奇书究竟是谁从都市把它带到了遥远偏僻的山城？甚至我也记不起是谁转给我抄录，我又接着转给了谁。反正班上不少人在传抄，甚至包含部分女生。

那时文革尚未结束，整个民族正处于一个疑似清教徒的时代。谈恋爱像偷人，牵手挽臂逛街是不可能的风景。而捉奸告发，恰是国人的时尚。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被列为毒草，可以合法读到的文字，皆没有两性内容。

那一年我十三岁。我在那之前的阅读，读得稍有一点心舂如许、小弟翘然的文字，只有潘金莲和西门庆那一段，还有《林海雪原》中关于护士白茹的部分。为了求知，我曾背着所有人，花宝贵的八分钱，去新华书店买过一本《新婚必读》。卖书的阿姨好奇地看着不到柜台高的我，很不情愿的拿出这书给我时的表情，恨不得让我投河上吊。

---野夫：“革命时期”的性启蒙 ——我与《少女之心》
     (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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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在山东博平附近某村。在计划生育运动中，计划生育小分队在各村的线人（天下事无奇不有，就有这么一些人为了各种各样的欲望和目的，愿意充当内线，向上级告密，提供被监视人的动向）提供的线索指引下，逮住第二胎妊娠妇女就往医院送。

一般送人由大队干部陪着。哪知这次送的妇女中，有一个妇 女在途中突然肚子疼，接着就分娩出一个男婴。他们村的书记慌了，因为公社干部在计划生育动员会上下了死命令：这次运动是政治任务，一个二胎都不能生，生了也不能活。哪个大队有二胎，干部就地免职，违反政策的人要逮起来。对于计划生育闹事户的办法是：你要上吊给你绳，你要喝药给你瓶。别怕出事，出了事国家给你们担着。

既然路上生了孩子，那个村支书不知怎么失去理智，一时心血来潮就把刚生的男婴掐死了。那妇女的公爹知道后伤心至极，直奔书记家，刚好见书记的小孙子在他家大门口玩耍，抡起铁锹一下击中小孩的头部、当即毙命。你叫我没孙子、我叫你断子绝孙！

这事很快汇报到县里，怎么办？后来听说在县领导的授意下，把那个村支书免了职，又把他们两家从一个生产队调开就算完事了。县里也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

---郭连生：一位医生亲历的八十年代计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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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盧山會議實錄》並曾做過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在《李銳口述往事》中說：「毛這個人是非常、非常複雜的，屬於一種很極端的個人，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做……毛澤東則是他自己說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什麼事情都敢幹，『大躍進』死了那麼多人，都無所謂，任性到了極點。把國家的利益，人 民的利益都不放在眼裡，隨心所欲。換了任何一個人當家，劉少奇也好、周恩來也好、林彪也好，都不會搞到後來『文革』那樣不可收拾的局面。」當過水電部副部長並曾坐過多年牢的李銳強調：「毛從骨子裡是討厭知識分子的。說到底，毛還是個農民，心胸極其狹隘，生活上保留了許多農民的習慣。」

毛澤東及其無數爪牙蹂躪知識分子、踐踏學者的狠毒手法，在中外歷史上排名第一，凌駕焚書坑儒的秦始皇，亦遠非希特勒、史達林（大陸譯為斯大林）和墨索里尼所能望其項背。有些史家認為毛澤東高居人類歷史上的暴君之首，係因其兼具中國古代專制帝王與近代法西斯及共黨獨夫的殘忍特質，視民如草芥、如糞土。

李銳又說：「剛解放不久，毛澤東邀請周士釗一些舊人去北京，回到湖南以後，周跟我說了見毛的一些情況。毛邀他在中南海裡划船，向他吟了一首詩，具體哪一首現在記不起了，反正表達的意思是：我現在像皇帝一樣在中南海裡邀我的臣子一同划船吧，那一種心態……毛把自己當作皇帝。我的好朋友黎澍一直在白區工作，沒有去過延安。他一到北京，看到毛他們住進了中南海，就對我說：『這不是太平天國嗎？』」

---"荒謬年代中的北大歷史系牛棚"
－－作者：林博文

图：毛和谢静宜，苏延勋的一张合影！苏延勋是谢静宜的丈夫。（---@让青春留下迷彩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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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废墟上的抢劫风潮
7月28日，唐山人首先面对的是死亡，是伤痛。然而，当死亡的危险刚刚过去，当滴血的伤口刚刚包上，他们面对的便是饥渴，便是寒冷。
后来下起了瓢泼大雨，被浇得湿透的人们无处藏身，同样在雨中颤抖着的商店工作人员喊道：把雨衣雨鞋扒出来用！”寻找雨具的人们拥上了废墟。 淌血的脚穿上一双双新鞋，路边的防震棚有了塑料布的棚顶……他们又听到呼喊：“可以拿点吃的。”于是，一切就从这演变了。

慢慢地，一些人心中潜埋着的某种欲望开始释放。他们从废墟中把一包包的食品、衣物拿出来，不一会儿，又开始了第二趟，第三趟。他们的手开始伸向救急物品以外的商品。三五人，数十人，成百人……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快的脚步在瓦砾上奔跑。每个人手中越来越大的包裹，对另一些人似乎都是极大的刺激。“快去！人家都在拿……”“快走！东西都快被拿光了！”“快拿呀……”唐山出现了一种疯狂的气氛。

据目击者说，在药店的废墟上，有人在挖掘人参、鹿茸、天麻。在水产货栈的废墟上，有人捞到了海参、干贝、大虾。有人涌进了一个尚未倒塌的百货商店，争抢着手表、收音机、衣料……他们从那里推出了崭新的自行车，抬出了崭新的缝纫机。大街上匆匆忙忙的人行中,一个中年男子扛着成捆的毛毯,一个小伙子抱着大包的绒线,还有一个女人甚至扛着一箱电池!喧嚣的声浪中,有人看见一个老妇人在一具男尸前哭道：“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哭完，摘下男尸手上的表走了。不一会儿，她又出现在另一具男尸前面，又是泪，又是“我的儿啊”，又是摘去手表。就这样换着地方哭着，摘着，换了十几处地方，直到被人扭住。

1976年8月3日，是唐山抢劫风潮发展到最高峰的日子。成群的郊区农民，赶着马车，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锄、镐、锤、锯……像淘金狂似地向唐山进发。有人边赶路边喊叫：“陡河水库决堤啦！陡河水下来啦！”当惊恐的人们逃散时，他们便开始洗劫那些还埋藏着财产的废墟。他们撬开箱子、柜子，首先寻找现款，继而寻找值钱的衣物。满载的手扶拖拉机在路上“突突”地冒着肮脏的烟，挤成一堆的骡马在互相尥蹶子；“淘金狂”叼着抢来的纸烟，喝着抢来的名酒，他们在这人欲横流的日子里进入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罪恶状态。终于，当这一切进行到高潮时，街心传来了枪声。

能够组织起来的最大的执法力量只有民兵。在中国人民银行唐山市支行的废墟上，出现了路北区和开滦唐山矿的民兵。他们赤脚光身，有的提着被砸断了枪托的步枪，有的抓着棍子，几乎围成一个圈，日夜守护着这片埋着金钱和储蓄账目的瓦砾。有人试图靠近那片诱惑人的废墟，他们转转悠悠，探头探脑，可是终究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有关部门宣布，全唐山所有银行、储蓄所的账单无一散失。

存有300多万斤成品粮的西北井粮库，空气也到了极为紧张的地步。民兵实枪荷弹，在倒塌的围墙边日夜巡逻。库党支部决定：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前，一粒粮食也不许分发！在此期间，库内人员拣空投的干粮吃，不得生火做饭，以免引起群众的怨愤和混乱。民兵将围绕着粮库建起的防震棚当做自己的哨棚，对那里的灾民们说：“你们帮我们守住，有人来抢粮，你们都劝他们回去！你们自己先坚持着，等一发粮，我们首先保证你们！”和在银行废墟边转悠的人一样，围住了粮库的饥民也不敢冲过警戒线。粮库支部书记王守森听见有人在窃窃议论：“国库冲不得呀！这可不像商店。冲粮库就像冲大狱，那是死罪……”

可是毕竟有胆大的闯进来“评理”了。一个开滦矿工抓住王守森质问：“地震没震死，难道还要让我们饿死么！我家还有80岁老母，断粮了！你说怎么办吧！”王守森解释说：“粮库的粮，得等救灾指挥部下命令后，按计划分配。就这么些粮，一发生混乱，势必有人囤积、有人饿死。你家有老太太，可我们也得为全唐山的老太太着想……”工人勃然大怒：“走！跟我走！咱们到指挥部去！”在抗震救灾指挥部那辆破公共汽车里，唐山市人民武装部副政委韩敏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粮库做得对！……”临了，他指着车厢里的一筒饼干，对工人说：“你拿这个走。”

此时，各个商店的废墟上仍是一片混乱。人们不敢冲击金库，却有人在撬保险柜；人们不敢冲击粮库，却在哄抢小粮店的粮食。甚至军队的卡车也被抢走，去装运赃物。

没有人能说清第一声枪响是从哪里传出的。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枪声里，传出了“已经不是鸣枪警告”、“看见抢东西的人被打死了”的消息。在小山，在新市区商场，都有人亲眼看见被民兵打死的抢劫者的尸体。

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周。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军分区的一份材料披露：地震时期，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粮食670400余斤，衣服67695件，布匹145915尺，手表1149块，干贝5180斤，现金16600元……被民兵抓捕的“犯罪分子”共计1800余人。

---钱钢：唐山大地震废墟上的抢劫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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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鲁山县的一个公社，只见公社书记头上扎了块白毛巾，正头疼。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老王同志，县里布置要我10月1日放‘2000吨钢铁卫星’，我愁得生病了。别说2000吨，我200吨也放不出来呀！”他陪我到了炼铁工地，只见用泥土垒成的小土炉，炉火熊熊，烧的是山上砍来的木材，炉中原料是各家各户收 来的废铁器加焦炭，炼出来的是“烧结铁”，还不如原来的废铁。有的炉直接炼矿石，炼出的是比烧结铁还差的“铁疙瘩”。许多农民背着矿石疲倦地走来，有的走着、走着在山路上睡着了。我看了堆在一起的矿石，估计也不过几十吨。我问农民：“你们知道一吨是多少斤？”他们回答：“估摸是一斤吧。”真是可笑，连一吨是多少也不知道，怎能大炼钢铁？国务院工业部有一位女干部也来到鲁山，我们一起数了数土高炉，有二三十个吧。估计连200吨也炼不出来，何况炼出的是废品“烧结铁”！她说，她回北京要向工业部长高扬同志汇报，她希望我也写个“内参”，证实她的汇报。

我回县委招待所马上写了个“内参”，寄给《人民日报》工商部主任张沛同志，请他转给国务院工业部长高扬同志。后来听说，毛主席认为高扬同志“右倾”，一气之下撤销了工业部。在此以前，他已撤销了邓子恢当部长的中央农村部。我这“内参”估计命运不佳，说不定当了高扬同志“右倾”的“罪证”！

---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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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马屏农场是四川最大的一所劳改农场，建立于五十年代初期，方圆五六百里，海拔平均约両千多米，是四川省雷波、马边、屏山三县的交接地，故称雷马屏。这里水恶山险，沟壑纵横，重峦叠嶂，云遮雾障，气候恶劣，人烟稀少，是汉彝民族杂居之地。由于它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因此盛产茶叶。它三 面是莽莽原始森林，穿过原始森林便是波涛汹涌，浊浪排空，奔腾咆哮的金沙江；金沙水冷，含沙极重，纵是世界游泳冠軍也泅不到对岸，惟有一条独路新市镇和宜宾相连，只要在那里设一座关口，纵是一只狐狸也逃不出去。

一九四九年后，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无产阶级专政”改造人犯的劳改政策，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把这里圈划为监狱，真是一座天然的监狱。它用不着设置重兵，也用不着修筑高墙，更不需要架设电网，只要在那连接宜宾的新市镇关口处修筑两个碉堡，架设几挺机枪，便固若金汤万事大吉。

于是，从1950年起，一批批国民党“残渣余孽”（甲长、保长、乡长、县长和军以下的师、团、营、连军官）送到这里来“劳动改造，脱胎换骨”，接着是不甘心失去财富的地主、富农和枪口下留下来的土匪恶霸，再后是不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及“投机倒把分子”，再再后是“造反派”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尽管他们出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其罪名几乎一样：不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或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昔日战场上的冤家，斗争会上的对立面，经济利益上的仇敌，均成了殊途同归的“同改”。

雷马屏劳改农场为地师级编制，直属省公安厅管辖，有四个分场，每个分场下有4个大队，每个大队下面又有4~6个中队，每个中队约200多号犯人，刑期从3年到20年不等。除此，分场和总场还有直属的工厂、医院，据说有三四万犯人。它的管理干部多是转业军人，少部分是地区调来的工农干部，几乎没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和经过正规警政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干警。

虽然他们大字不识几个，开口闭口妈屁连天可代表党和毛主席呀！因此，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法，一招一式都是律，谁敢于反抗？谁又敢反抗！稍不注意，轻则加刑，重着掉命。由于雷马屏远离城市，座落在深山老林里，几乎没有任何娱乐生活，环境十分枯燥单调，不少獄吏便把训斥犯人、打吊犯人视为消遣取乐的“玩一手”。纵然有时失手打伤、打殘、打死几个犯人，也是方法问题，不是立场问题。方法不掉饭碗，立场要脱警服，故形成了一套传统的“狱政”方针：对犯人改造“宁左勿右”，打一打吊一吊视为“家常便飯”。

---铁流：一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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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被赶出北京那10万人的悲哀
8 月 18 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新华印刷厂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父亲由于历史上有污点－－他参加过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任少校教官。－－遭到红卫兵的批斗。他在工厂被关了近一个月。 9 月的一天，父亲突然在三个年轻红卫兵的押送下，回到家里。红卫兵向我们全家 宣布：三天之内，全家滚出北京！

三天？我们全家都呆住了。我哥哥问：“怎么，我们子弟也走吗 ? ”“对，”红卫兵厉声对哥哥喝道：“全家都滚蛋！一个不剩！”我哥哥不服，他和我姐姐一块去新市委群众接待站上访。新市委接待站聚集着一大批遣返对象的子女，他们中有些人还佩戴着红卫兵的袖章。这些子女异口同声说他们已同反动家庭划清了界限，正在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若把他们一块遣返，不是把他们往反动阵营推吗 ? 接待站的同志一听有道理，立即向市委做了汇报。第二天接待站就告诉我哥哥他们：政治表现好并且经济上能够独立的“黑五类”子女可以留京。

我由于年龄小，经济上不能独立，只好随父亲一块离开京城。让人不解的是红卫兵也不知道把我们家送往何方，他们只是见别的工厂开始遣送“黑五类”，他们怕落后于形势，便匆匆地订下了驱赶“黑五类”的时间表。不过红卫兵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把我们送到乡下去。因而他们命令我们少带东西，几个铺盖卷、几双碗筷就足以了。他们还让我们一律要穿黑外衣、黑裤子，棉袄棉裤也必须是黑色的。说这是统一规定，若不执行规定北京站革命群众根本不让上火车，还可能被革命群众痛打。

我们按照红卫兵的要求，处理了所有的东西，每人做了一身黑棉衣。 9 月 17 日，一辆吉普车开到了我们家门口。在一阵“四类分子滚蛋了！”的喊声中，我们一家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战战兢兢地爬上了吉普车。吉普车很快驶离了我们住了十几年的紧挨着元大都土城墙的小院，我的心一阵发冷。北京，别了，我再也回不到你身边了！再也看不见你了！

吉普车开到了北京火车站，我下车一看，吓了一跳：满广场都是穿着旧军服、腰扎武装带、手里拿着皮带、木棍的红卫兵，足有几万人。广场中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跟我们一样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黑五类”扶老携幼在这条通道里慢慢蠕动着。红卫兵们不时举起皮带、拳头朝“黑五类”砸去，“黑五类”躲得了这边，躲不了那边，一副悲惨相。

看到这情景，我父母想往后退，但押送我们的新华印刷厂红卫兵不答应。说早晚得过这一关，而且火车很快就要进站了。没办法，我们三口人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还好，连走 30 多米都没挨着皮带，红卫兵站在两旁只是讥笑我们三口人穿的又肥又大的黑棉袄。由于时间紧，我母亲只用大针缝缝就给我们爷俩穿上了，所以棉袄很不合体。我父亲的棉袄一边长一边短，袖子还掉了下来；我的棉袄又肥又大，后边还撅着。引得红卫兵们一阵大笑。

但快到进站口时，情况有点不妙。我们前边的一对老夫妻被红卫兵截住了。红卫兵开始搜他们的身，当搜到那老妇人时，老妇人有些慌乱。红卫兵立刻警觉起来，挨个口袋翻查老妇人的衣服。突然，一个女学生翻出了一叠钞票，她立刻变了脸，吼道：“谁让你藏现金的？没看见我们的布告吗？‘黑五类’不能带任何贵重物品上车。你为什么违反规定？”这时那“黑五类”老头扭过脸说：“这都是我们近几个月的工资，到乡下要花钱的。”“好啊，你敢顶撞我们？！”那女学生立刻朝老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时鲜血如注。老妇人想去扶老伴，但被几个红卫兵死死拉住。“打——！”只听一声喊叫，十几个红卫兵一齐朝老头扑来，棍棒、皮带雨点似地落下。老头很快就倒下了，血染红了他的衣服，连地上也汪了一滩血。他的脸肿得吓人，红卫兵停下手后，把他像拖死猪似地沿着通道拖了出去。

那老太婆已经吓傻了，呆呆地不知该怎么办。一个女学生大喝一声：“滚！”这老太婆才一拐一拐地朝前挪动。但没走几步，不知哪个学生喊了一声：“这是地主婆！”于是老妇人遭到了四面八方唾沫的袭击，学生们争先恐后朝老妇人身上啐。老妇人身上脸上头发上全都是粘乎乎的唾液，她躲不能躲，跑不能跑，只是嘴里一个劲儿地喊：“饶命！饶命！”

厄运终于也落到我们家头上。我父亲由于走在前面，脚步快了一些，学生们立即截住了他，一阵拳打脚踢。只是由于我父亲嘴里不停地喊：“我有罪！我有罪！”红卫兵才放过了他。接着是我母亲，由于红卫兵从她身上搜出了 100 元钱，几个女红卫兵揪着她头发往地上撞。要不是后来广场上突然响起了红卫兵指挥部的紧急广播，我母亲必死无疑。就这样她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上站台时得我牵着她。

上面这个人的回忆，真切地描绘了当时遣返运动的情景。由于遣返对象大都是下层人士，所以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中很少介绍，文革史学家关心的只是某些大人物与知名人士在文革时的遭遇，对于成千上万普通“黑五类”的苦难，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其实普通百姓的凄惨苦难，才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广的不幸。

---（本文摘自 1996 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青春的浩劫》，共 50 万字，由金汕与方正、孟固、陈义风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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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27 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 “ 打土豪 ” 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他们每 “ 解放 ” 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

1949 年后，财政危机相当严重。 “ 土改 ” 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 权。自从 “ 土改 ” 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 “ 正义事业 ” 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

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杀人落草，贼船共挤，利益连结，便是一家人。独轮车就是这样推出来的。

啥叫报应？土改后，地主被杀，富农被抄家，田被农民分光，农民开心啊，发财了，好景不长，人民公社来了，所有地归国家，吃食堂饭，所有粮食充公，不留私粮，连锅都不能留，砸了炼钢，接着，大饥荒来了，饿死无数农民，地主的阴魂来复仇了。

打土豪分田地的白痴，土改后，你们从此就富了么？富个屁，不但富不了，还都饿死了。以往地富人传授你们技能，提供就业机会；遇灾，富人施舍义粥让你们喝。你们整死了富人，抢劫了人家几代积累的土地财富，毁灭了流传千年的乡绅文化，颠覆了生产关系，结果越来越穷。

---陈沅森：土改，中国传统道德崩溃的开始


—— 土改消灭了乡村精英；
公私合营消灭了城市工商精英；
反右消灭知识精英；
反右倾消灭了党内残存的良知；
文革消灭了社会传统文化精神美德；
消灭包括肉体消灭精神泯灭能力消灭。


地主究竟可恶不可恶？ “ 土改 ” 运动中杀掉 200 多万地主，是不是人人该杀？ …… 要弄清楚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

第一，祖传家业。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 “ 化孙子 ” ，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这个儿孙手里。到了 1950 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 土改 ” 中有不少 “ 贫富颠倒，是非混淆 ” 的现象。－－中国有句古话 “ 富不过三代 ” 。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 “ 化孙子 ” ，他 “ 崽卖爹田心不痛 ” ，把万贯家财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 “ 叫花子 ” 。哪知风水轮流转， “ 叫花子 ” 反而因祸得福， “ 土改 ” 中被划为 “ 贫农 ” ，分得了土地、房屋和 “ 浮财 ” （没收地主的财物）。－－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写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

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权专制两千多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不甚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笔者小时候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 “ 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 ” 。 —— 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 “ 买田 ” 。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

第三，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 “ 田秀才 ” 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 …… 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 “ 地主 ” 水平。

正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 “ 仁义礼智信 ” 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 “ 戳他的背皮 ” ，耻与为伍 …… 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

那时候的人，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 “ 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 ” 的 “ 阶级斗争 ” 之说。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陈沅森：土改，中国传统道德崩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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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的記憶，在東北經歷過那段歷史的老人多數都對老毛子沒有好印象，相反對日本人的印象相對好得多！


—— 我姥姥跟我说过，那时在沈阳她出门把脸抹黑了不敢走大路。东北人对老毛子的印象很坏。


我因“污蔑苏联红军”被划为“极右” 作者：陈树祥
“
我生于1935年，1957年被当局罗织罪名，强行扣上“右派”帽子”

“我家世代居住在沈阳市南塔村。南塔村的位置在沈阳方城大南门外，顺着大南街往南，过了大南边门再南行五里左右。我就在此地出生、读书，解放后考入技工学校，毕业分配进入沈阳无线电机械厂”

“
1948年沈阳“解放”，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到1952年三反运动时，有人为了邀功，检举说老蔡家几弟兄打死苏联红军这档事，“人民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来，枪毙一名，另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

这件事在我们村民中引起极大不满，大家议论：鬼子杀了我们的人、还要强奸

女主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村民自发地惩办匪徒，是完全正义的、是自卫行为。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还要杀更多的咱们人。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气的人，或者什么社会组织，都会维护蔡家兄弟的正义之举。可是，现在却要被所谓的“自己的政府”处死，这是什么法？什么政府？这是爱国，还是卖国？
”

沈阳和哈尔滨/长春不同，沈阳是满洲文化和汉文化过渡地区，沈阳地区的民众都有相当程度的汉化，有一定的判断是非的能力。

普通民众杀死苏联红军中的恶棍，有个别追随中共的坏人检举揭发义士，但是大多数普通沈阳人还是不认可中共政府的决定和坏人的检举揭发。

满洲独立建国后，不应该包括沈阳。


蔡家兄弟
记得是 1945 年 10 月间，我们南塔村闯进来一名骑着洋马的苏联红军，他挨户踅摸，最后闯进王升老两口的家，要强奸女主人。王升反抗，这个俄国毛子就操起一个大洋酒瓶子，几下子把老头打死，继而抓弄老太太。老太太叽哇喊叫，惊动了四邻。我们村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闻声扒窗户往里看， 见鬼子正在干坏事，蔡家兄弟就破门冲入，一顿棍棒把作恶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头已经死去。

大家怕苏联军队来找人，经商量，把鬼子尸体掩埋，洋马杀了分肉给各户。

那年我 10 岁，也跟着看热闹。忽然回头看见埋着鬼子尸体的土堆还在拱动，我喊鬼子没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彻底打死。

大家分得马肉，各回各家，这事也就平息。

可是， 1948 年沈阳“解放”，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到 1952 年三反运动时，有人为了邀功，检举说老蔡家几弟兄打死苏联红军这档事，“人民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来，枪毙一名，另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

---陈树祥：我因“污蔑苏联红军”被划为“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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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50年代是中科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负责人。57年被划为右派，因抗拒强迫劳改而被开除公职与党籍，1978年回到中科院。1986年夏天许良英与方励之、刘宾雁共同发起准备举办《纪念反右运动3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2年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呼吁政治体制改革。
许成钢在父亲的熏陶下，在幼儿时期就看见任何东西都要问为什么。他本人回忆：
所谓自学，实际是自己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我还是幼儿，看见任何东西都要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有意刺激我持续地问问题,寻找对问题的理解，而不仅是答案。我的父亲是一位物理学史家、科学史学家，我的母亲是一位历史学家。
记得刚懂事的时候，北京天文馆刚建成。父亲带我去天文馆，给我讲解宇宙、太阳系、地球的常识，为什么有白天、黑夜、日食、月食、钟摆（引力）等自然现象。他的讲解并不是专门给儿童做的粗浅说明，而是面对普通成年人的科普，所以当时会有很多成年人跟着听。
在日常生活里，父亲会不断把我幼稚的问题引到基本的科学问题上。天底下的小孩都会提问题，我的父亲有意识地认真对待我的问题，对我的帮助非常巨大。在幼儿园阶段，我曾问过他，为什么开车的时候人会向后仰倒？为什么开车时，看到车外的东西都向后移动？他初步回答之后，告诉我这是物理学最基本的问题，以后会继续给我解释。
我之所以现在还能记得提过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这以后他不断根据我的理解力，继续解释这个问题。到念完小学，他还在给我解释这个问题，使得我在小学阶段已经知道这类问题与伽利略建立物理学的基础直接相关。这些刺激和教育是启发我自学的基础。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自发地比较系统的自学。那时中国刚开始生产晶体管，晶体管质量不稳定，就把劣等的产品放到市场上卖，许多小孩买回来组装收音机。多半小孩只关心做一个会出声的收音机。我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关心许多为什么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爱好的基础上，稍微进了一步，希望有更深入的理解，能自己设计电子设备。当时，我所在的清华附中有无线电实验室。清华大学有些被打成右派的教师，不可以上大学讲台，被下放到清华附中的无线电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有兴趣弄明白电子技术的原理，于是我就开始自学与电子线路相关的书籍，试图设计简单的电子设备。但在念初中一年级时，在电子技术方面遇到了不懂的数学。我的数学张老师（也是班主任）告诉我，那是高中才学的三角函数。出于对学习电子技术的迫切感，我那时已经自学了一点高中的数学。
我的另一部分自学是历史。我母亲是历史学家。我真正对历史感兴趣不是直接因为父母说过什么，而是家庭环境让我容易接触到历史书籍、文献。记得小学高年级时看电影《甲午风云》，讲中日海战，非常轰动，孩子们都很感兴趣。我在报纸上看到对这段历史的讨论，很关心这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在暑假，刚看完那个电影，就跑到母亲所在的中科院近代史所（当时没有中国社科院）的图书馆，查原始资料，而不是看教科书，希望弄明白这段历史的史实。
这是我一生第一次自学：自己摸索着学会使用图书馆，查卡片，了解图书馆资料是怎么分类存放的，如何查到一个一个文献或档案，再接着顺藤摸瓜地查下一个，等等。读到了别人不知道的东西，讲给院子里和班里的孩子听，北京话叫吹牛，好不愉快。
这种自学没有专门的目的，是纯粹的好奇和好玩，好玩就是自学的最大动力。

当然，成长在历史考古研究的环境，是个自学的有利条件。在儿童时期，妈妈没有能力照看我，有时候就把我带到办公室，我在那儿胡乱写写画画，所里的同事全认识我，所以我才能够去图书馆查资料。
在“文革”以前，我在无线电方面的自学，与中学同学比，已经走得挺远了。除了学校的课程外，自己阅读书籍和刊物，了解无线电的前沿动态，不断地设计各种设备，有的设计实现了，多数只是空想而已。电子设计是需要计算的。有了想法，想要实现先要画图，把相关的数据计算出来。我那时候设计的东西都是电子线路，因为对音响感兴趣，也学了一点声学。
当时被打成右派的父亲被迫在农村劳动改造。劳改之余，从事爱因斯坦研究和编译爱因斯坦文集。与父亲的大量通信，启发我从初一开始自学物理和哲学。

“文革”使得我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在“文革”期间，我的思想受到的一个巨大冲击来自于一个辩论：什么是“文革”的性质？当时的官方说法是，“文革”是阶级斗争。但什么是阶级斗争？我被这个挑战性的问题激励得如醉如痴，希望要弄明白，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产生出新阶级。从逻辑上，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开始理论探索。在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自学了大量的马克思著作之后才意识到，在马克思主义里面，研究阶级和阶级起源的领域是政治经济学。这就是我自学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这个自学，并不是因为我要自学这门学问，或有任何什么目的，只是因为我有问题想要解决。
为了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国会产生新阶级，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在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之前的一年，我主动去了农村，到了黑龙江的农场。但是，在“文革”那个时代，因为探索政治经济学，我在农村被打成了“反革命”，被迫停止了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探索。我以为大概一辈子要呆在那里，作为“反革命”接受劳改。

如果精神没有寄托，作为“反革命”，活着还不如死。剩下的问题只是活着还是死去。如果活着，还能干什么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在求生的欲望和寻找精神寄托中，我找到了一个缝隙，就是回到过去曾经着迷的电子工程上去。因为不涉及政治，而且对农场的工作和人们都有用。这个努力得到了允许。
在那个残酷的时代，自学，成了我精神寄托。数学物理中学到的规律美好而和谐，对我的精神像是一种宗教。同时，我的技术能力对我的处境起了很大的改善作用。
我所在的机械化农场，有大量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我有一些想法，希望以技术发明来大幅度提高效率。但实现这些想法，需要坚实的工程设计能力。为了系统地自学工程，我自学了高中到大学的数学、物理，电子工程、自动控制。经过一段时间自学，我把中国大学的教科书都读完了，自认为都掌握了。但是理解水平仍然很低，不能达到进行设计的要求，无法实现我的发明。
有一次，我跟当时在同一个连队（村子）的同学王贞平提到这件事情，他建议我去读国内影印的美国大学教科书。但我只念过初二，英文不行。他说，英文很容易，建议我读已经懂得内容的英文的电子学教科书。因为已经知道内容，所以英文就变得很容易。之后，再去读没学过的电子学的教科书。我的第一本英文教科书是《现代电子学》（Morden Electronics），美国1948年出版的大学二年级教科书。这本教科书的内容对我来说很浅，所以这一本书读完，我就可以用英文自学电子学了。除了自学《控制理论》、《模拟计算机》、《数字计算机》等之外，也依赖英文自学了数学、物理等。

那些英文书籍都是我母亲从北京寄来的。在监督劳动下，所有寄过来的东西都要历经检查，确认无害再转给我。我给母亲的信，也需要交给他们读过，然后由他们寄走。他们看寄来的书有很多数学公式、电路图，等等，就不再限制。此外，我帮他们修理电子和电器设备，让他们很高兴。本来作为一个“反革命”被监督劳动是很残酷的，但是能够帮他们修理机器、解决难题，他们就放松了对我的管制。
“文革”结束我获得平反。在恢复高考时，我自认为我已经自学了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学主要课程，不应该浪费时间读大学，因此没有参加高考。后来全国研究生考试也恢复了，我考了工程方面的研究生。我原本更有兴趣考政治经济学，但我不愿意死记硬背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标准解释。所以我宁愿考工程，因为数学、物理、工程的考试，更侧重的是分析能力。
在清华念工程研究生期间，我大量时间还是自学。我是第一个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做计算机辅助设计（实际上是有限元分析加非线性规划的组合）的研究生。而清华是国内最早做这方面工作的，所以没有人做过这方面工作，也没有相应的教学安排。我自己找来的最主要的文献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包括著作和刊物。当时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提出算法和把算法变成可以执行的软件，用来计算结构力学的问题。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清华很希望我留下来做博士论文。1981-1982年，新成立几年的中国社科院，组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需要既懂政治经济学又能操作计算机的研究人员。我决定毕业后去中国社科院。虽然我对工程仍然有很大兴趣，但是兴趣远没有对经济学那么强。中国社科院新组建的这个研究所，一个研究室来自于经济所，是以前研究投入产出的学者。代表人物乌家培，是这个新组建所的第一任所长。另一个研究室来自工业经济研究所，朱镕基就是那个研究室的，是从工经所过来的。后来他被调到经委（注：国家经济委员会）去了，但他一直带研究生。他在我们所的研究生是楼继伟。还有一个研究室是从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过来的。在组建期间，杨小凯曾经是我们所的同事。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这个名字是从苏联来的。所谓数量经济，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所谓的投入产出，是从计划经济里衍生出来的一个学科。所谓技术经济，也是苏联的概念。在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下，任何大的工程项目，在计划期间，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苏联把成本效益分析叫技术经济学。所以，组建这个研究所时，所里学术比较强的人，很多是留苏背景的。即便不是留苏，使用的方法和思考的角度也是从苏联学来的。
这个研究所里能读英文文献的人很少，我是那里极少能主要依赖英文文献工作的人，实际这也是个自学过程。

1984年，哈佛燕京学社来国内挑选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国内的候选人来自中国社科院、北大、复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我被所和中国社科院选为候选人。哈佛燕京学社通过面试，平均从每三四个候选人中挑一人，资助去哈佛访问。那年的面试官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副社长贝克（Edward Becker）。他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到美国以后，他们对我说，你还年轻，如果愿意念博士学位，他们提供奖学金。哈佛燕京学社是个独立的基金会，需要我自己申请，申请到任何顶尖学校他们都出钱。我申请了六所学校，得到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录取。我最后决定到哈佛。
在申请进入博士班的时候，我计划的研究题目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创新。计划使用的研究方法与格瑞里克斯（Zvi Griliches）的工作密切相关。我已经做了些工作，发表在数量所的杂志上。在申请博士的时候，我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创新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制度不同，许多在市场制度下发展的理论模型不能简单应用。我并不知道，当时哈佛经济系的系主任正是格瑞里克斯。我的申请得到了他本人的回信，他说非常高兴我到哈佛从事这个研究。格瑞里克斯是创新经济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人们都认定他要得诺贝尔奖，很多他的学生都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他去世早了一点，没有得到诺奖。
我原来想从经济计量学的角度，研究为什么计划经济在创新方面很差。进入哈佛后，听了马斯金（Eric Maskin）（2007年诺贝尔奖得主）讨论激励机制的课程改变了我的兴趣。我发现研究与激励机制相关的制度问题，是我真正从来都想干的事，只是过去没有找到理论的切入点。
一方面，我的兴趣似乎不断改变。另一方面，我兴趣的最基本的内涵一直没变。不断在变的是具体内容，但骨子里的基本问题一直没变。创新与制度的问题我关心了一辈子，现在仍然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在长江商学院讲课还讲这个。
我对很多东西有兴趣，我现在研究人工智能，我不可能成为人工智能的专家，但我的知识背景和我的兴趣，决定了我乐于比较扎实地掌握人工智能一些最基本的内容，知道它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用什么办法，能解决什么问题。我现在和这方面的专家在合作，做实际的人工智能应用工作。我们不光讨论人工智能的影响，还用人工智能技术做一点技术研究工作。

在多数人的概念中，学生应该是学校教出来的，自学是很少的人能做好的。但如果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学生，还包括研究工作者，那么，所有好的研究工作者的研究能力都来自于自学。因为任何研究都包括自学的过程。一个人能不能自学，决定了这个人能不能做研究。任何必须有人教的人永远不会做研究。
做研究一点不稀奇，也不少见，小孩子都可以做，任何人都可以做。专业的，业余的，都可以做。大量的发现、发明、创造是业余的人做的。当然，作为职业，现在通常是通过上课学习、考试，直到拿到了博士资格之后，才开始研究。但人完全不需要局限于这个形式和阶段。要创造机会，让孩子从小就自学，但国内教育方式是灌输式的，可以很早就训练一些技巧，但许多最重要的能力，远远超出训练得到的技巧。而且，几乎所有可以训练的技巧，早晚一天会被人工智能超过。但是，任何人，掌握了超出训练得到的能力，人工智能就追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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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的地主女眷
男人被杀、被囚之后，女人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不仅在生活生产上，而且在被斗挨整上。

1948 年夏天，成都市水上警察局局长石克坚，把他年轻美貌的妻子沈应伦和两个天使般的儿子带回家乡留守祖业，因为他的父母均已过世，家业无人照管。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知识女性，就在这穷乡僻壤过 起了古老农村家庭主妇的生活。

沈应伦天生丽质，身材修长，肌肤洁白，虽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仍然体态轻盈，窈窕端庄，给人的印象是漂亮、大方、高雅、有知识。乡绅仕女都以能够与她相识为荣。而她对人又热情随和，不分高低贵贱都以礼相待，这对于有几分自卑的乡下人，从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她对穷人对佃户也非常友善，轻言细语，从不摆城市女人的架子，还把她自己的常备药物给乡亲包扎伤口、治疗小病而不收分文，因此大受乡亲赞誉。很显然，这样一位知书识礼而又善良真诚的女性，绝对不会与人交恶结下仇恨。但是，她恰恰倒毙在曾经与她和睦相处的土改“主力军”的棍棒之下！

1949 年，虽然石克坚随四川省长王缵绪、保安司令邓锡侯“起义”后被“解放”，但是迎接这位水上警察局长的，是一付冷冰冰的手铐，从此他就被逮捕关押，而与妻子音信隔绝。沈应伦当然知道形势的险恶，更知道农村是一个罪恶的天地。于是她抛弃了农村的家，委托给亲戚照管，带着两个儿子来到县城一所小学教书，以此求生，苟活于乱世。

不料 1951 年 4 月的一天，两个背毛瑟枪的联防队员出现在她面前，要抓她回农村接受农民斗争，交出金银财宝。

这真是晴天霹雳！但学校领导不敢阻拦。她被联防队押走，步行 80 里回到老家。

她的家已是一座空房，满屋蛛网灰尘，所有财物都被农会洗劫一空。她只好寄宿在侄儿家里。第二天上午就被农会揪到了斗争会场。按照斗争会的惯例，先是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口号声，“坚决斗倒地主沈应伦！”“沈应伦必须把隐藏的金银财宝交出来！”以这样的气势汹汹给被斗者以下马威。但沈应伦镇定自若，不卑不亢地向农民解释：“第一、我不是地主。按政策规定要在地主家生活三年以上才划为地主，我 1948 年才回到乡下，到 49 年‘解放’才一年多，怎么是地主呢？第二、去年减租退押的时候，我已经把家里所有财产交给了农会，现在还剩下一间空房屋，如果农会需要我马上交出来。”

农民哪里听她的辩解！被邪恶的阶级斗争学说挑动起来的仇恨，已经使他们抛弃了起码的良心；况且，眼前这个虽然一身旧衣服却干净整洁、仪态优雅的女人，正是农民嫉妒仇恨的“地主太太”。在这个“地主太太”面前，“主力军”们自惭形秽感到自卑，觉得地主威风还没被打垮。为了拯救自己的自卑，他们就选择暴力，就用粗野下流话辱骂她，恐吓她。沈应伦说：“党的政策是说理斗争，你们用下流话骂人是说理斗争吗？”“主力军”们理屈词穷恼羞成怒：“老子不但要骂你，还要打你！”说着一群人上前去推搡她，搧她的耳光，摸她的脸，用更下流的话侮辱她……沈应伦大声地反抗：“流氓，无耻！我要向党和政府控告你们！”

这个弱女子的无力反抗激起来的是“主力军”更大的兽性，他们觉得开了这么多斗争会，还没有一个被斗争的地主敢于斥责他们。“坚决打击她的嚣张气焰！”于是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以及竹棍、木棒、柴块落在她身上……“你去告吧！老子怕你告？老子叫你龟儿告不成！”当场把她打翻在地。沈应伦反抗着，挣扎着，呻吟着……直到口吐鲜血不再动弹，当暴打停止后她已经奄奄一息，当晚就离开了人世。

一个真诚善良的年青女子，就这种样惨死在野兽们的棍棒之下！

---陶渭熊：土改运动中受难的地主女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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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吃草根树皮”
第二天早晨他在校园散步，我上前说：“首长好！我想请问首长，你们过草地时吃没吃过草根树皮？”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太玄乎。吃什么草的根？什么树的皮？从来没有人说过那怕是一种植物的名字。草原上有树吗？有可供千军万马充饥的树皮吗？大家都知道“枪杆子里 面出政权”，为什么就不能出粮食？ 1954 年我在泸州听一个名叫李长河的老红军（据说是抢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之一）讲，“过草地时，没吃的了，把皮带解下来，在火上烧一烧，水里煮一煮，就拿来充饥。”那时我想，鲜牛皮“烧一烧，煮一煮”尚且坚韧咬不烂，何况硝制后的干牛皮？所以我一直怀疑吃草根树皮的真实性。

听了我的问话，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没有。”想了一想，他又说：“倒是吃过一种叫驴儿韭的野菜，不过不是拿来充饥，而是当菜吃，因为草原上没蔬菜吃。把驴儿韭撬回来，淘洗干净，在开水里燎一下，撒上些盐就吃。驴儿韭凉性，不能多吃，吃多了拉肚子。”

《文摘报》 1994 年第 1 期第 4 版摘录谢觉哉关于过草地吃草根树皮的话，谢老说：“关于吃草根树皮，据我所知，是没有的事。”谢老的话可以和 JXX 的话互相应证。

后来的情况

早饭后，他就被他的战友，南江县县长派小车接走了。

几个月后，即 1964 年冬，又传来他的消息，他在兰州的单位派人来调查他回家乡的表现，说他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搜刮民脂民膏，如糯米、腊肉、银耳、木耳、笋子等土特产（其实是乡亲们送的，数目也不多）。二是严重丧失阶级立场。他回南江后，因为是高干，县公安局派了两个公安员保卫他。他带着两个公安人员去拜望他的地主舅舅，请地主舅舅吃饭，让地主舅舅坐上席，他这个共产党的少将坐下席，两边是公安干警作陪，呈现出一幅敌我不分极为奇特的画面。

当时大家猜想，一个高干回乡竟要受组织调查，他可能有问题。

两年后红卫兵大串联，我校几个红卫兵想去拜访他们的这个高干老乡，不料在兰州街上看见许多巨幅标语：“打倒彭德怀的黑干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JXX ！”

至此，大家才知道这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干部，早在 1959 年就出了问题。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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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撤出通南巴的原因
在谈话中，有人插话说如果当时红军不走，恐怕通南巴早就建成像延安那样的革命圣地了。 JXX 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说：“张国涛还是很会打仗的，但是他不注意发展生产。红军有 10 万人，粮食很快吃光了，资源耗尽，生存困难啊。”这就是张国涛在《我的回忆》中所说的“民穷财尽” 枪支弹药又得不到补充，所以不得不放弃这片土地。 JXX 显然没有按照传统说法谴责张国涛的右倾逃跑主义。

其实红军到达通南巴以后，一些人“跑红”逃走了，一些人被屠杀了，青壮年都被征调入伍当兵打仗，妇女儿童都被组织起来天天闹“革命”，还有多少人从事生产？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一片萧条，有限的几颗粮食很快吃光了，怎么能够长期坚持？这就是学者张鸣所说的根据地实行的是“打土豪经济”。“土豪”杀光了，打垮了，经济来源也枯竭了，就不得不“长征”另辟根据地。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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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运动是考察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反腐路径的最早样本。中共中央在“三反”运动之初，即预估贪污人数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30%—40%左右。这颇类似于现在民间舆论对贪腐的估计。毛泽东时代的做派是，有了这种主观预估后，就大刀阔斧执行，定下“打老虎”的指标，利用职工检举揭发批斗等方式，意图在群众运动的 汪洋大海中，一劳永逸解决贪腐问题。和现在群众上访举报时常石沉大海不同，那时的揭发检举，即便充满颟顸的不实指控，也常会被主政者所采信，给公职人员带来毁灭性打击。

---韩福东：1952年天津“三反”运动实况


1952年1月，自杀现象在天津尚未普遍蔓延，但领导干部已经人人自危。他们被明确要求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裤子”。“脱裤子”这个说法很传神，意味着官员要自爆平日深隐的丑陋私处，进行深刻的自我检查。

按照要求，“各县、镇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部长，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专员、县长、科长、局长，县以 上各级人民团体党组书记、正副主任、部长，各专业公司和企业单位的经理、主任、厂长、局长等，凡至今尚未作出公开检讨者，均必须在一定会议上作公开检讨，凡已经做过检讨而不深刻、不真实而又不能令人满意者，不论运动进展到什么程度，均应一律补作深刻的、真实的检讨，至直（直至）令人满意为止。并将各县委委员的书面检讨上报交来地委。”

“各级各部门各个领导人不能以任何理由不作检讨，在检讨中均不能敷衍塞责，必须是深刻的，切实的。”“今后各级各单位三反斗争是否真正开展起来，以上述问题作为重要检查的标准”。

这并非仅是天津一地的内部指示，它来自更高级别的华北局。以上要求，暗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必须予以检讨。这事实上比中国共产党此前预估30%—40%的贪污比例，要更为悲观得多。

但这份通知，却有这样的一个反腐盲点：他们所强迫的公开检讨者中，包括县级以上的政府官员，却不包括县级以上的党委领导。不知道这是天津地委在传达华北局指示时的故意遗漏，还是华北局本身有意保全地委的威望？但它至少能说明一点，即反腐运动的指挥者，常常将自身置于受波及的范围之外，从天津地委到华北局乃至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在三反时概莫能外。

---1952年天津“三反”运动实况
－－作者：韩福东

图：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公审大会在河北省保定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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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前奏
1956年的春天，因统购统销征了过头粮，广西平乐县涌现了一股逃荒潮，6月又发生严重夏荒。

春节刚过，16岁的苏世辉就和母亲、小姑等四人逃离了家乡。从广西平乐县二塘区大源村出发，一路向东北乞讨，在与湖南省交界处一个叫龙虎关的地方，他们被平乐县粮食局副局长陶纯森(音)带领工作组拦 住。

10多天后，饥饿难耐的苏世辉和村里一个同龄伙伴再度逃荒，夜里偷偷越过政府设下的关卡，在湖南江永县桃川公社住下来。“我们村出逃几百人。白天讨饭，或者去田地里捡些东西吃。晚上，翻墙去牛栏里住，有的就住庙里。”他对南都记者说。

这不是“大跃进”的三年饥荒时期。这是1956年的春天，因统购统销征了过头粮，广西平乐县涌现了一股逃荒潮。县委、县政府采取措施进行阻止，却没对饥馑的百姓采取适当救济。到了6月，又发生严重夏荒。按照县委8月16日的统计，“全县因断粮而饿死的有121人，与粮食问题有关而死亡的144人，因缺粮而多日掺吃代食品而致身体浮肿的1388人，因粮食问题未得到解决逃荒到湖南省永江县和桂北灌阳县一带谋生的1100户1246人。”

在1956年的广西，类似的人为饥荒，并不仅存在于平乐县。平乐专区荔浦县和南宁市横县也发生严重饿死人事件，他们被埋在春节的大喜日子里。

而经验教训并未被汲取，两年后，更大范围的人为饥荒袭来，平乐乃至整个广西，为此失去了更多的生命。

---1956·平乐：大饥荒前奏
－－作者：韩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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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反运动中被杀者的三种“待遇”
第一种“待遇”是有一张正式的布告。这种情况的被杀者，在就刑之前，都要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宣判（其实是公判大会）。在公审大会上，将早已捆绑着的犯人推到台上，由政府工作人员宣读其罪行和判决结果，然后将犯人推向刑场进行处决；被杀之后“享受”布告一张。布告是石印印刷
 的，一张报纸大小，纸质也比较好。布告上有被杀者的姓名（用红笔画了丫）、年龄、出身、籍贯、罪行、以及判决结果，最后是批准机关及其红色印章。那个时候的杀人权是掌握在县级政权手里的，因此布告末尾都盖着“某某县军管会”的大印。后来到了土改末期，县军管会的印章变成了县人民法院。这是当时杀人的主要方式。用这种方式杀人，因为参加公审大会的人很多，又有布告到处张贴，所以影响大，震慑力强。

第二种“待遇”是有一张手写的布告。其宣判与行刑过程与第一种情况一样，也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宣判，然后张贴布告。只是布告不是石印印刷的，而是用毛笔手写的。一般写在纸质较差颜色泛黄的申二元纸上。布告上也写着被杀者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罪行等内容，姓名也用红墨水打了丫；但批准机关不是县级军管会或县人民法院，而是区政府，最后的签名则是区长某某。因为党政从来都是不分的，所以区长一般都兼任区委书记，说明区委书记和区长都有杀人权。这种情况在土改运动中比较普遍。那些因为被仇恨煽动起来的农民，心中的怒火已经失控，将一些平时与地主发生的生活小事、邻里纠纷、孩子斗殴之类的事情，都上升为地主欺压农民、民愤极大、恶霸地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高度，要求政府“为民作主”、“报仇雪恨”。这种情况，和后来各次整人运动中断章取义，捕风捉影，上纲上线一模一样。政府来不及完成整理材料、上报、审批、下达、执行等一系列程序，更没有做核实、审查之类的工作，简单地以“顺应民心”这样的理由从重从快，由区委书记或区长批准将人枪毙。

第三种“待遇”是将犯人从监牢里拉出来后，绑赴刑场就地枪毙，既不召开公审会也不张贴布告。

---陶渭熊：镇反运动中被杀者的三种“待遇”


镇反四个月杀人五十万
关於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资料，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余名。徐子荣说的是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中捕人、杀人总的资料。而 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进行了3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0至1951-9；第二阶段为1951-10至1952-9；第三阶段为1952-10至1953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第一阶段杀人数量约占整个镇反运动中杀人量的75%，按71.2万人计算，即有54.3万多人，主要是在一九五一年二、三、四、五几个月内被处决的。因为镇压反革命运动从「双十」指示（1950-10-10）下发起，实际执行时间是从1951年1月开始，而高潮在二、三、四、五四个月，六至九四个月是收缩、休整期，要求暂停捕人、杀人（现行除外）。所以在镇反运动开始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五十多万人，超过国、共双方在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中在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解放战争四年间，我军阵亡约三十万，国民党军队阵亡四十万，国共相加大约七十万。其中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共双方战死人数为四十多万）。

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将会出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指挥镇反运动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弥漫着左的情绪，要求多捕人，多杀人，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思想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会走向邪路。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指出：「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

---尹曙生：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


在如何开展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保证运动健康发展问题上，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有提出过操作性很强的有效措施，仍然採用革命战争时期打仗的办法、群众运动的办法来代替运用法律的办法。中共中央在1949年初，就宣佈废除「六法全书」，而此后又没有制定新的法律加以替代，政务院稍后虽然出台了 《惩治反革命条例》，但那都是些实体性的不易掌握的原则规定，没有任何程式性的规定，所以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於无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於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虽然「双十指示」要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託的地委批准」。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任务、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而捕人、杀人批准许可权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尹曙生：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


毛时代的运动都是镇反运动
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经过多年的战争，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新政权建立后，当政者应该採取宽容的政策，尽量弥合社会裂痕，赢得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除非是非杀不可的人，不要轻易杀掉。日本侵华战争中遗留下来的一千一百零七 名战犯，他们每个人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受到良好待遇，几年后就被特赦回国，而国内那些普通反革命，如果没有血债，没有严重现行破坏活动，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条活路，非要杀掉呢？！如贵州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八十一个县的县长，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时，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被捕后释放，个别的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已经做了处理。可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片喊杀声中，被全部杀掉。

难道他们的罪行比日本战犯罪行还大？对判处死刑的人，为什么要那么草率？安徽省桐城县拟将十六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来。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将十六人拉到刑场枪决。这十六人中有五个伪保长，四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三个宪兵，二个一贯道坛主，六个地主。十六个人没有一个人有血债、没有强奸妇女的行为。事后检查，有十一个人连逮捕条件都不够，必须立即释放。阜阳专区在枪毙几个恶霸地主时，把同他们睡过觉的几个「破鞋」也给枪毙了，其罪行是「不争气，给劳动人民丢了脸」。还有那些被错杀的无辜的人，如很多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提着脑袋干革命，躲过国民党特务无数次追杀倖存下来，却被自己人给杀了，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由於没有认真总结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在以后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再重複这些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过后，接着是内部肃反，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公安部门根据中央要求，都要佈置对敌斗争的内容，把镇压反革命作为推动这些政治运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所以一九七六年前，我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台「公安六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专案审查等，还在继续镇压反革命，同样，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式办事，完全是无法无天，使中国人民一次 又一次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

---尹曙生：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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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毒自尽
黎殿臣开了一家药铺，很小的店面，投资仅1500元。1955年底，他遭遇了麻烦。
他所在的广西平乐专区，正大张旗鼓进行反偷漏税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家家点火，户户冒烟，全面开花，处处结果”，也就是每一家工商户都在打击之列，反偷漏面要求100%，偷漏率则为101%.
反偷漏的任务在运动过程中 不断追加。以平乐县为例，最初定的任务为220万元，3天后即追加到330万元，县委书记矫志周还嫌不够，10天后又亲自分配了第三次指标，上涨为485万元。黎殿臣所在的平乐县源头区，任务已由最初的40万元，上升到90万元。

没有意外，参加了中医联诊所的黎殿臣，也在运动中被列为了偷漏税对象。当黎殿臣第一次汇报自己的营业额为1000元时，他被训斥为“不老实”，压力之下他追加到4000元，还被认为“不确实”，没办法又追加为1万元，但当地税务所认为还应再多一倍才行。按照这个数额，黎殿臣要补交“偷漏”的税款540元，限期3天交清。

黎殿臣3天内凑不齐540元现款，执法者于是将营业额又增加两倍作为惩罚，算下来他要“补交”1400元税款，同样限期3天。执法者警告他，如不能完成任务，还会再翻两倍。同时又给他扣了两个大帽子：“卖假药”和“造谣破坏”。税务所的所长名叫曾峰，他在大会上说：“你们不按期交清，就抓你们去法办劳改，封房子，像欧水生、陈廷日（因欠税被逮捕）那样，你们才晓得厉害。”

税务干部说到做到。两天后，他们召集所谓的“欠税户”到墟场开会，逼迫个个写限期补交的承诺书，“不写即留下来，夜晚上很冷，大家怕冷都写了，唯有他（黎殿臣）儿子黎锐材无法交出，不敢写限单，而留他到1点钟时才准回家。”黎锐材回家后将情况告知父亲，“之后全家都哭说：怎么得了，现在又加了两倍，这回死得成了。”

黎殿臣在家里服毒（信石）自杀的那一天，是1955年12月1日（农历十月十八日）。他既不是平乐专区反偷漏运动第一个自杀者，也非最后一个。据官方档案，在平乐专区平乐县，共逼死人命8条。此外还有十几个人被错捕（1956年11月5日的档案显示，13人被捕，其中12人属错捕，1人在审查中，尚未定案）。

---韩福东：反偷漏税风暴


马云龙：关于胡思杜
我母亲郎玉珠，1953－1956年在唐山铁道学院读书，胡思杜是她的政治教师。

据我母亲回忆，胡思杜当时在政治上表现很积极，工作也很努力，在与我母亲私下交谈时常说：“咱们这些在旧社会受过教育的人，思想上受到的资产阶级影响比较深，因此在思想改造上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批判胡 适时，他还主动在课堂上表示要与父亲胡适划清界限，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我母亲说，胡思杜给她印象最深的是这种“革命”的决心。

1956年我母亲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后，到天津铁路设计事务所工作，其间曾到唐山出差，顺路到学校去看望过胡思杜。她说，那是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了。她在学校找到胡思杜时，正赶上学校要开“鸣放会”。胡思杜与我母亲只匆匆说了几句话，就说：“我马上就要开会，还要在会上发言，这次没空与你多谈了。咱们都要听党的话，在运动中继续改造自己。”然后就匆匆离去。

据我母亲回忆，当时胡思杜的情绪还很兴奋，沉浸在参加政治运动的热情之中。我母亲也没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胡思杜。

出差回来后不久，我母亲就听到消息，说胡思杜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吊在窗子上自杀了。

图：胡适全家合影，后排右一为胡思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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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如死
是什么原因，让交不上税款的工商业者，自感生不如死？平乐县沙子区手工业者冯俊丰夫妇的案例，颇能说明问题。

冯氏夫妇经营修理钟表、照相等业务，1955年1—10月份的实际纳税营业额为570元，结果被执法者硬评为两万元，后来经过调整，仍高达1.5万元——是实际营业额的26倍。按这个标准，冯俊 丰还应补交税款1050元，在交出178元7角5分后，冯俊丰再也拿不出一分钱。

执法者的策略是：“乱讲他有金戒指20个，和200元毫子”，同时决定召开工商户大会，结合历史问题对其进行斗争，“以达到承认偷漏交出税款为目的”。这个大会在1955年11月30日晚召开，税务所副所长刘世焯、沙子区副区长张祖乃分别在会上讲话，动员大家“展开无情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群众大会斗争已经轻车熟路。“打倒不法资本家”、“向偷漏税作无情的斗争”等口号此起彼伏，刘、张两名干部为给群众斗争增加气氛，还要向现场群众发问：“你们说，他有没有（偷漏税）？要不要（批斗）？”，在群众一片“有”“要”的呼声中，反偷漏税工作组成员开始质问冯俊丰何时交清税款。

冯俊丰回答：“我现在交不出，以后我慢慢地卖东西交。我连裤头带脱掉都可以，不要我这两只手就行了。”这段话带有反讽意味，被群众认为“不老实”。在接下来两个多小时内，冯俊丰和他的妻子蒋素珍被迫举起双手，跪沙子、跪碎石。然后公安干部黄克献把冯叫上台，开始追问他的历史问题。在此前的镇反运动时，冯俊丰被认为有“通匪济匪血债”。

群众大会斗争结束后，干部和积极分子30余人把冯带回工商会继续“小斗争”，9个干部再将他们夫妻叫到搬运工会，在平乐县税务局监察股长何卓然等人胁迫下，写了交款限单，答应第二天下午先交300元税款。副区长张祖乃又对他们一顿臭骂，一直到凌晨2点钟，才放回他们。

冯俊丰夫妇一夜未眠，他们写下了遗书，内有“河边再见”和“留下一双八旬老母，看你心肠何在，感谢何同志（何卓然）……”等讽刺话语，而后两人投河自杀。

---韩福东：反偷漏税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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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共食堂的弊端一步步暴露，大锅饭越喝越稀，每天几两的口粮让人饥肠辘辘、叫苦连天的时候，我们的宣传又开始忽悠了——现在吃得苦中苦，将来才能福上福;往共产主义过渡，必须要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经历。报上开始大力宣传红军长征的故事，说在长征途中，红军战士缺粮断顿，吃野菜、啃草根、嚼皮带，艰 难备尝，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每天只吃一颗黄豆，毛主席还舍不得吃，送给红军战士。经过长征的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每天还有三两粮食，比毛主席他们的生活标准还高。况且他们还有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生活在和平环境，有强大的解放军保卫我们，我们生活在幸福之中，一定要珍惜。现在吃点苦，就如同进行万里长征，美妙的幸福的共产主义生活就在不远的前头!

在公共食堂肆虐的三年里，我们的新闻媒体几乎天天都在歌颂食堂的优越性，典型经验连篇累牍，先进事迹层出不穷。这些所谓的“先进经验”几乎都是上下愚弄，胡编乱造出来的。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发《中国妇女》杂志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用大量“活生生的事实”驳斥那些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糟了”的“荒谬言论”。

而面对铺天盖地的反对意见，面对食堂缺粮断顿、乱象丛生现象，我们的媒体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仅如此，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对不同的意见往往是严厉批评，大张挞伐。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对全国濒临危机的食堂进行热情歌颂，最后说道：

“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死抱着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画脚议论起来。”接着社论用一问一答的方式逐条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见，高调歌颂了食堂的好处，指出了食堂的“光辉前景”。最后说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污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了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喜欢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会迟早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

我们的党报在批评不同意见时，总要和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挂上钩，让那些反对者心惊胆战而噤若寒蝉。社论的语言和观点确实雄辩有力，气势恢宏，但后来事实证明全是假话空话大话。不知这篇社论的执笔者是谁，当1961年全国的公共食堂在亿万人民强烈的反对声浪中一哄而散的时候，问问这位执笔者和审批者：究竟谁被抛弃了?你们感到脸红不?当然这是后话。

---马双有：公共食堂为何能办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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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周春富“土改”命运
地主周春富被押出来时，儿童团员刘永会拿着一根棍子混在人群中。周春富跪在地上，开始接受贫雇中农们的批斗，一个叫黄永祥的积极分子站在台上控诉他。

“黄永祥说，你个老东西，偷我们家葫芦！下面喊口号：周春富老白毛，摘人葫芦开水瓢……大家就开始打，每人一根棍子，不打不 行。”刘永会当年正读小学三年级，他回忆说，乱棒之下，周春富并没有立即死亡，还曾回到民宅改造成的“监狱”里坐着喝凉水，“喝完水后就不行了，被扔到附近学校旁边的沟里。人还没断气，有两只狗就去撕咬他，身上都是血，活活咬死了。”

这是1948年1月的辽东省复县(现辽宁省瓦房店市)，周春富只是2月初之前在土改运动中被打死的2850名地(主)富(农)之一，并无太特别之处。在瓦房店市和辽宁省档案馆内，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没有人会预见到，他身后将被冠以“周扒皮”的绰号，永远活在“万恶旧社会”的暗角，接受鞭尸。

这个变化发生在周春富被打死4年之后。在其家乡复县闫店乡和平村，一个叫高玉宝的文艺战士，结合席卷全国的“诉苦”运动主题，写了一本畅销一时的《高玉宝》，宣称周春富生前被唤作“周扒皮”，以阴险狡诈长于剥削著称，最经典表现是，半夜跑到鸡圈学鸡叫，然后以天亮为名让佣工早起干活。“半夜鸡叫”的典故，曾长期占据语文教科书，成为毛泽东时代学生们大脑海马体内永难消失的记忆。

---“地主周春富“土改”命运”
   作者：南都首席记者 韩福东

图1：刘永会目睹周春富被打死
图2：木偶片中“周扒皮”的形象
图3：周春富没留下照片。这是周春富之子周长义，长相和他最接近
图4：周春富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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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1960 年 11 月，吴国桢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口述采访时，对南开中学时期的周恩来做了这样的概括：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还参加过演讲比赛，但那时他并不像个好的演说家，由于声音太尖，所以只取得了第 5 名。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在南开组织了一个 社团，名称很有趣，叫敬业乐群会。，，，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他长得很清秀，声音又尖，如果我们演戏，他总是扮演女主角。，，，他是个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开都要上演一出戏，而且是面向公众的。他演戏如此出色，以致经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

在三年的密切交往中，有一件事令吴国桢颇感蹊跷，那就是总是侃侃而谈的周恩来惟独对自己的身世避而不谈，也从未向人谈过自己的父亲。 “ 尽管他经常到我北京的家里来玩，但他只邀请我到天津的家里去过一次。从偶尔的谈话中，有时是他流露出来的，我感觉他的父亲要么是早已死去，要么陷入了某种不名誉的、难以启齿的事件中。 ”吴国桢因此推断，周恩来可能存在着某种家庭问题 。

（吴国桢）“ 无疑我们都来自中产阶级，我们的家庭既不富也不穷。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但周恩来则不同。他是由他的伯父养大的，尽管他表面上给人感觉一切都好，但我总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显然他雄心勃勃，但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却没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而不得不自己谋生。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并聘用能说外语的大量翻译随同前往，周就决不会有出国的机会。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一定非常痛苦。正是靠这次机会他去了法国，并且深入到那场大屠杀带给欧洲的混乱与不满之中，以致狂热地信奉了共产主义学说。 ”

有一天，吴国桢去上海法租界看朋友，在一辆无轨电车上偶然看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从走路姿势和脸的其余部分看，很像是自己的老朋友周恩来，于是挤过去同他谈话。但此人说他不认识吴。吴说： “ 听声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来。 ” 此人回答却是： “ 不，我不是周恩来。 ” 车一停，那人就匆匆跳下车，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 [17] 。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周恩来？如果是，那为什么不相认呢？或许在国共分裂以后，周恩来是被通缉、悬赏头颅的要犯，一来怕暴露自己，二来也怕连累吴国桢。当然，这只是推测，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历史才知道。

作为汉口市长的吴国桢政务非常繁忙。一天他下班回家时，妻子黄卓群突然告诉他，周恩来来过了，并留下一张名片。吴国桢立即赶往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于是就有了他俩久别后的第一次团聚，两人紧紧握手，彼此间很有礼貌。在吴国桢眼中， “ 就外表而言，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周恩来仍然是老样子，他的特点仍同昔日在学校里一样，看来年龄和许多的艰苦经历都没有在他那平滑而俊俏的脸上留下印痕。 ”为了重叙旧情和尽地主之谊，吴国桢决定举行晚宴招待周恩来。至于怎样招待这位老友，吴国桢和妻子考虑了很长时间。他们认为周恩来是个共产党人，可能不愿出席一个正式的宴会，于是就办了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只请了少数几位在汉口的南开朋友作陪。周恩来那天非常高兴，老朋友们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个人都感到快慰。 “ 当他对谈话兴趣盎然时，看上去仍然富有生气。一谈到 “ 昔日的好时光 ” ，他的表情会洋溢出感人且恰到好处的温暖。 ”

二十年后的重逢尽管表面上一切都是高高兴兴的，但吴国桢内心却对这位故友深怀疑虑和警惕。吴在 1955 年这样写道： “ 对任何一个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他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但对我则不同，我太了解他了。在南开时，我就能凭直觉辨别出一个长于扮演女角的周恩来，和另一个向我倾吐真心的周恩来之间的差别。在汉口我俩重逢时，我发现真实的周恩来不见了，主要是那个作为演员的周恩来在谈话 ……”

经过了这些年的接触和观察之后，吴国桢终于意识到周恩来 “ 已变成了中共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 ” 在他看来，共产党通常不太靠个人来争取朋友和施加影响，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

当一个人同毛泽东谈话时，不管毛是否开口，都会让你始终记得他是个共产党人。但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当一个人同别的共产党人谈判时，会强烈地意识到对手的刺耳语言和无理立场。但若同周恩来谈判，则会被诱使相信，事物有两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话才是公平的。

1955 年 12 月他写就了长篇英文手稿《夜来临》（ The Night Cometh ），这既是他的回忆录，也重点回顾和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华的崛起、发展和成功的技巧。其中，吴国桢对周恩来作了强烈的批评，嘲讽他是 “ 天才的演员 ” 。吴国桢为什么要以如此犀利甚至是谩骂的笔调来对付自己的老友呢？吴的解释是：他要揭示周恩来的 “ 真实本性 ” ，不让他继续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阻碍  。一方面是大陆易手，另一方面自己又不见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真是有心复国，无力回天，这些都令吴的内心极度愤懑，以致屡出恶言。

---马军：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图：周恩来与吴国桢，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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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谈1978年贵州：农民生活水平比民国时还低
全国的情况如此，自然条件较差的西部地区更为严重。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介绍，全省旱涝保收农田只有600多万亩，人均只有2分6厘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去年粮食社会占有量人均不足500斤，比全国人均少100多斤。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百分之三四十 ，社员的收入人均只有46元，是全国最低的。今年夏季预分，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只得2分钱。(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说得更直白。他这年去过贵州，说那里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他们当年长征经过的时候。(王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28日）)

陕西省委书记于明涛说，从1968年起，陕西由粮食调出省变成粮食调入省；1950年至1975年调入粮食31亿多斤，调出27亿多斤。1977年，全省粮食亩产仅333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人均口粮处于50年代的水平，年人均粮食354斤，低于全国平均413斤的水平。革命老区的35个县，600多万人，年人均口粮只有296斤，农民年人均收入仅26元。在2300万农业人口中，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者约765万人。

---作者：韩钢，原题为：艰难的转型：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农业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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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江青画裸体油画
据“刘海粟所带的唯一一名硕士研究生”简繁著《沧海》记载，刘海粟在1983年曾经回忆过。
刘海粟说：“1935年的夏天，我刚从欧洲回来。那个时候蓝苹同赵丹合演话剧《娜拉》，有一些影响。……他们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赵丹和蓝苹两个人的名字。那个时候赵丹在 上海已经很有名了，蓝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天，赵丹请我到一品香吃饭，我就问起这个蓝苹。赵丹很聪明，他说校长如果有时间，吃完饭我陪你去见蓝苹。我也是一时高兴，就答应了。他领我到他们的排练场，墙边有一个穿旗袍的女孩子，踱来踱去，在那里背台词。赵丹告诉我那就是蓝苹，就招呼她过来，告诉她，这是上海美专的校长刘海粟。蓝苹一听我的名字，很恭敬地向我鞠躬，崇拜得很啊！”……

“我的侄儿刘狮当年同赵丹他们时常有来往，后来由他出面把蓝苹约来给我画过两张油画。前面一张是清晨欲醒还睡的姿态，后来一张是像安格尔那种样子的躺姿。蓝苹这个人单说外表并不出众，但是她身上的……都非常好。还有一点，这个人倒是有一些艺术天分的，你同她说什么，她都能理解。有一种女人面相一般，但是身躯非常优秀。蓝苹就是这种女人。”

---“刘海粟：我为许多名人画过人体油画”
来源：山西晚报

图1：安格尔的大宫女
图2：据说是刘海粟为江青画的素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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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员痛骂苏修头子
当1969年中苏在我国珍宝岛发生严重武装流血冲突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担心两国爆发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于是通过电话想找毛泽东主席沟通一下。当这位苏联党政军一把手将电话打到中共中央总机室，刚说了一句“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我们的年轻话务员断然说 道：“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说完挂断了电话，致使中苏领导人几个月以后才得以通话，几乎酿成两国更大的武装冲突。而这位话务员还得到了康生的表扬，说他骂得好，政治水平高。

以上错误做法严重破坏了我国正常的外交工作，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使我国与各国外交关系出现暂时的困境，当时已经与我国建交或正在谈判准备建立外交关系的50多个国家中就有30多个国家与我国发生了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如果不及时纠正并扭转这一局面，我国外交工作甚至会出现严重倒退的恶劣情况。

---(前外交部部长)黄华：文革时期的荒诞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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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饥荒期间，一名收集野菜的男孩。1959-60 年代 中国湖南省

A Chinese boy gathers dried grass while scavenging for food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1959-60s Hunan Provin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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