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文革的细节性指导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五所大学的五个“造反派组织”的领袖。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就在结束谈话之前，毛泽东的话题忽然转到了刘少奇的身体上，他说：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 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这段话和前面的谈话内容并不相衔接，突然转到刘少奇身上，显然是因为毛泽东的心里在牵挂此事。这一谈话发生在刘少奇被连夜建筑的高墙隔绝一年之后，距离刘的死亡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状况了解得很清楚，连有几种什么病都记得很清楚。

在刘少奇的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提到，1972年他们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见父母。毛泽东批示让他们到监狱见母亲，批示的开头一句是“父亲已死”。

从这个情节可知，毛泽东对刘少奇死后子女探监见母亲这样的细节，也是亲自控制的。

另一个例子，是林彪乘飞机出逃时，其女林立衡没有随从，而是向上报告了她父母的动向。但她后来也被监禁。据《我所知道的叶群》（官伟勋，中国文学出版社，北京，1993,180页）说：

“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林来往，她和死党有区别。’”

这样的细节令人可以推断，为禁闭刘少奇而连夜筑墙、停发他服用的糖尿病药、他瘫痪后还把他绑在床上，以及最后在浑身发臭的情况下运送到开封囚禁，也都可能直接来自毛的命令，而不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的。

毛泽东就是这样直接地、细致地控制某一个人是否应该“整死”。

对迫害过程中细节的这种关注，体现了毛泽东的个人风格。这种关注的后面是一种对迫害过程的欣赏，他不仅欣赏对从普通人直到他的战友、辅臣的生杀予夺，也欣赏受害者及其家人的丝丝痛苦。

这种施用权力于他人并欣赏对方的痛苦的心理倾向，可能很多人都有，并不奇怪。但是，在常规情形下，残害、施暴于他人，是被法律、道德制约并制裁的。在中国的专制底下，毛泽东有无上的权力，没有法律也没有任何人能制约他，他内心的残忍恶劣的愿望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文革更是给这种迫害心理提供了宣泄和暴露的极大机会。

---刘少奇和文革暴力
作者: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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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房间只有两个人可以随便出入，那就是张玉凤和孟锦云。不管是谁，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亲友，无论是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或孟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她们两人24小时轮流值班。甚至连毛服用的饭食，都是放在客厅后，由张或孟拿进去。就是江青，这个不可一世、对谁 都霸道无理的泼妇，对张、孟却是一反常态，格外热情。江青为了接近毛泽东，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感情和本性。尤其是对张玉凤的“巴结”、“献殷勤”，在小孟的回忆里和在李志绥的书里都被提到多次，即使是在中国公开的“四人帮罪行”材料里也可窥见一斑。

据小孟回忆（郭金荣著），身居“夫人”地位的江青对张玉凤百般殷勤。“小张啊，我从杭州带来一块真丝双皱的料子，是淡粉色的，送给你做连衣裙，可再合适不过了……”“小张啊，送给你一块瑞士金壳小表…….”一有机会江就找张聊天，照相，吃饭，打电话。张玉凤见毛不同意见江青，有时就撒娇地说“你干什么老不见人家啊，人家老太太怪可怜的。”“你就见她可怜了，你还没见到她可恨的时候呢！”毛这样回答。有一次，张穿上江送给她的衣裙，站到毛的面前：“您看我穿这条裙子好看吗？”毛说：“好看，好看，谁给你的？”“你猜不着。”“还不是小刘送给你的。”“嗨，他上哪儿去买这么漂亮的衣服啊。告诉你吧，这是江青同志送给我的，我特意穿给你看看。”毛马上把脸一沉：“快去脱下来，一点都不好。以后不要要她的东西！”

---孟锦云：搀扶毛泽东走过最后岁月


“我是来找你平反的”
1975年5月身着空军装的毛泽东的“客人”小丽带着身着陆军装的护士小孟走进了那道以前封建社会时的“紫禁城墙”，当时社会主义的神秘的“红墙”。小孟不由得既紧张又激动，毕竟是七、八年了，而这七、八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丽却十分平静-她常来常往，已习以为常。对亿万中国老百姓 来讲，这难以置信，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一个文工团的小姑娘可以随便出入当时亿万人民无限崇拜的“导师”的住所。当时谁也没听说过这种神话，如今我们知道，这确实是事实。

在中南海北门警卫把条子递给了张玉凤，她当时可以阻挡或同意把要见毛泽东的消息传给老人家！张玉凤何许人也？有这么大的权力。即使当时嚣张得不可一世的江青、毛泽东的正式夫人，也要“巴结”这个张玉凤才能接近主席。现在我们知道，张当时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而作为一国元首的“机要秘书”，她所受到的教育和专业训练的背景竟是主席专列的一名列车员！

张玉凤告诉毛有人来看他，毛泽东点头同意。小孟怯生生地跟着女友向里走。走了很长一段路，传过一个大铁门，小孟终于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记忆力惊人。八年了，他接触了多少人物、事情，已经八十多岁了，而在他的脑海里竟仍为孟锦云这个小姑娘留了一席之地。小孟兴奋地走上去：“主席，我是湖北来的孟锦云。”“记得，你不就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吗？”“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她自己都难以置信，脱口而出。毛泽东拉着小孟的手，轻轻地模着。他又用手模着小孟的面颊，仔细端详。毛此时正患白内障，只有一只眼有微弱视线……“你这么多年不来看我，见面就让我给你平反，这个反莫法平啊。”“我怎么不想来，只是来不了啊。”小孟不顾一切地讲了自己被捕、劳改等经历。毛十分认真地听着，一直拉着小孟的手，抚摸着，渐渐眼睛湿润了：“你不要讲了，你来了，就什么都好办了，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小孟被毛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弄的将信将疑，留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怎么可能？我行吗？“我是找您来平反的，我的档案里肯定有黑材料。”小孟又把话题转回来时的目的。“你在我身边工作，就是平了反，你是我的女儿，也是朋友。”事情竟然如此离奇，小孟进了中南海，成了毛泽东生命之路上的最后一名护士。这是1975年5月24日。

几个月过去了，小孟仍心里不放心自己的平反结论。毛主席年事已高，小孟想着自己更长远的事情。有一天她对毛讲了自己的担心：“主席，我觉得我的问题还是有个书面结论才行，光您说了谁能证明。”“孟夫子，还在耿耿于怀吗？倒也是，空口无凭。不过，我的历史上也曾被扣过许多帽子……没人给我平反，那些帽子早不翼而飞了。”“您是主席呀，我是什么？……”“这个好办，找汪东兴办就可以。”果然，不久，小孟就收到了她的书面平反结论。

---孟锦云：搀扶毛泽东走过最后岁月


小孟进中南海半年多了，主席对她工作满意，经常让她读报纸、文件，有时甚至让她处理信件、代毛圈阅党中央文件。而小孟还不是共产党员！小孟总感到心里很不安。有一次，毛又叫她代毛圈阅文件。小孟说：“您知道我可还不是个党员呢，这可违反了组织原则。您这么大一个主席也不发展我入党。”“孟夫子，我可 没权力发展你，你可以写个申请嘛。”小孟写完后，给毛读了一遍。毛说：“你18岁就申请入党，已达10年了。你的决心不小哩，我同意你入党，我同意。”“你要同意就行了。”“不，我同意不算数，你要找党小组长……”“您同意都不算数，还有谁同意才算数。”“要按组织原则办事嘛……”

小孟按主席的要求把申请交给了党小组长。张玉凤听说了，不高兴地说：“你不知道主席身体不好，你老打搅他干什么……”小孟没说话。过了许久，小组长找她谈话：“小组会上讨论过了，有的同志说你有些骄傲自满，希望你再努力吧。”

小孟在中南海一直没能入党。1986年，她终于被批准入党，那是她离开了中南海十年之后！

---孟锦云：搀扶毛泽东走过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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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上海的絕食學生在市政府門前豎起一座自由女神像。
 (AP Photo/Mark A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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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叫一九八九》──謝三泰眼中的六四前夕
台灣記者在天安門廣場的40天
图2： 摄于1989 年 4 月 21 日
图3：摄于 1989 年 4 月 25 日
图4：抗议者手持用简体中文和俄语书写的 "民主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横幅。时间恰逢戈尔巴乔夫 5 月中旬访问北京。照片摄于 1989 年 5 月 16 日。
图5：抗议者爬上天安门的围墙。照片摄于 1989 年 5 月 17 日。
图6：学生召开大会，宣布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照片摄于 1989 年 4 月 26 日。
图7：在较高楼层观看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新闻发布会。照片摄于 1989 年 4 月 26 日。
图8：北京首都医科大学。照片摄于 1989 年 5 月 17 日。
图9：谢三泰在北京的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 1989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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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是“镇压群众的军队”，有点过于简化。


1989年6月4日，一名孤独的抗议者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士兵队伍前下跪。(匿名中国摄影师)
A lone protester kneels in front of a line of soldiers near Tiananmen Square on June 4, 1989. (Anonymous Chinese photogra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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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8日北京街头的戒严部队。（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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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时亮出记者证 1989 年 5 月 16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 Employees of CCTV, Central China Television, flash their press cards as they join student strikers for democracy in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at night, Tuesday, May 16, 1989.
(AP Photo/ Sadayuki Mi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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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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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3日夜间至4日
 During the night of June 3 to June 4, 1989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pened fire on the crowd.
(Photo by Jacques Langevin/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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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的外汇非常紧缺，但是买起豪车来却毫不迟疑。一次就订了100辆，一辆10000美元，

有人可能对1950年代的10000美元没概念，要知道当时最顶级的豪车价格在3500-4500美元之间。超过4500的，都要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进行定制的。

那是1956年，正是中国还贷额度超过新增贷款额度的时候，也是促进决策层冒进的最主要因素。就在这关键时刻，中共花了100万美元买了100辆超级豪华轿车。接下来就是数以万计饿死人的大跃进…

推荐观看《央企发展史系列之——铁道部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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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记忆：成都规模宏大的激烈抗争

1.在市中心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
2.成都的学生在北京的学生几天后在天府广场开始了他们自己的绝食抗议。
3.6月4日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试图驱散主要广场的人群。
4.6月4日武警清场后，警察和投掷石块的愤怒人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5.6月4日成都。照片： AFP/Getty Images
6.在冲突中受伤的人等待接受治疗。头部受伤的情况很普遍，这说明警察采取了殴打抗议者头部的策略。伤者恳求西方摄影师 "告诉世界！"Kim Nygaard提供
7.6月4日一名受重伤男子被抬进成都一家医院，被打得失去知觉。 目击者描述了警察的暴行。

Kim Nygaard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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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写进"四二六"社论的长沙抗议
"六四"抗争是一次全民的政治权利唤醒运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学者吴玉婷（Andrea Worden）对德国之声讲述了当年长沙的抗议情景。吴玉婷回忆说，她当时任教的湖南中医药大学学生向来被认为政治冷感，但是1989年5月17日的游行队伍中，该校学生有1500名，占了全部人
 数的一半。他们穿上象征人道主义的白衣大褂，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和北京、成都一样，抗议者们也进行了静坐绝食，并要求与当地政府领导人对话。5月18日到19日，长沙的抗议活动出现一些激烈行为，被写进了著名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吴玉婷说，"四二六"社论给长沙的抗议运动带来压力，从此以后组织者十分小心，不要给当局以镇压的口实。北京的血腥屠杀发生之后，长沙的学生和市民都表达了极大的愤怒，甚至试图卧轨拦截火车。官方也有些不知所措，小心翼翼不犯错误，最终没有酿成更大的事件。

"六四"期间，吴玉婷在长沙街头看到，很多市民手持相机拍摄学生的游行示威，甚至用磁带录下抗议者的演讲。她相信，当时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但是，血腥镇压之后，保留这些资料十分危险，想必大多已经被销毁。

1989年6月11日，吴玉婷和她的外国同事撤离中国。她的中国朋友请求她"一定要告诉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否则没有人会知道"。但是，她说，由于能够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工作的外国人相对较少，媒体又主要聚焦于北京，其他城市的抗议活动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六四"记忆：天安门之外，全国60多个城市爆发抗议
---德国之声


中国还有数以百计的城市也曾遭到镇压，如今在媒体的钳制下已被遗忘---卫报

也许更有可能被遗忘的是当时在中国 300 多个城市发生的民主抗议活动。这些鲜为人知的学生运动促成了政府在天安门广场镇压的最终决定。它们的影响至今犹存，因为当局竭力确保此类示威活动不再发生。

“这是全国性的。这不仅仅 是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社会学家乔纳森-昂格尔（Jonathan Unger）说："这让政府更加害怕，这也是政府需要展示武力的原因之一。

根据泄露的政府文件《天安门文件汇编》，1989 年 4 月至 6 月间，中国 341 个城市发生了抗议活动。6 月 5 日至 8 日，随着北京发生暴力事件的消息传开，政府收到了 181 个城市的示威报告，其中包括所有省会城市、主要城市和经济区。到 6 月 9 日，大多数抗议活动已经平息或被警方镇压。

如今，关于这些抗议活动的历史已不完整，仅由目击者的描述和政府报告中的少量细节拼凑而成。当局在镇压之后对媒体进行了封锁。

图1：1989 年 6 月 10 日，在当局警告非法集会将受到惩罚后，学生们在上海游行。
Photograph: Mitsuhiko Sato/AP
图2：1989 年 6 月 4 日，成都
Rioting in Chengdu, 4 June 1989. Photograph: AFP/Getty Images
图3：1989 年 5 月 19 日，示威者在上海游行。
Demonstrators march in Shanghai, 19 May 1989. Photograph: Mark Avery/AP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un/02/chinas-other-tiananmens-30th-anniversary-1989-pro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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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北京1989年6月4日，坦克驶过后，尸体和自行车被压在人行道旁。照片于1990年被偷带出中国。
The Globe and Mail：Bodies and bicycles lie crushed beside pedestrian barriers after tanks rolled through Tiananmen Square June 4, 1989. This photo and others  were smuggled out of China i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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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旅居英国的王丽玲向记者讲述了她参加北京市民摩托车飞虎队等令人难忘的经历。

摩托车飞虎队最早被抓

记者：八九民运期间，北京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市民组成的摩托车飞虎队。您是飞虎队的队员，是吗？

王丽玲：这个要解释一下。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成立过任何什么队伍。飞虎队是老百姓的一种称谓。 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每天晚饭后，骑着摩托车到广场上来遛弯儿，跟你步行遛弯儿一个意思。后来好多人就形成习惯了，晚饭后都开着摩托车过来，然后觉得不过瘾，尤其是北京市政府出动直升飞机撒传单之后，那个声势很大，结果也不知谁想起来的，也轰摩托车以示对抗。结果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摩托车流，是自发的。

记者：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多少辆这样的摩托车聚在一起呢？

王丽玲：我感觉百八十辆吧，最多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头头走在前面，当时都是谁的摩托车排气量大谁威风，谁就走前边儿。

记者：当时也就是说大家造成一种气势来支持学生、支持运动，是吗？

王丽玲：对，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后来就发展到，我听说啊，有些人就帮助学生传递一下消息啊，尤其是部队的动向啊，有这个功能。我估计他们把它给灭了，也就是因为发现有这个功能在里头。

记者：后来听说六四之后很多飞虎队的成员都被判重刑，是吗？

王丽玲：对，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对飞虎队的）镇压，是在六四之前，提前两三天，我有这个印象，就把它给毁了。

记者：“毁了”您的意思是什么？

王丽玲：把人全部抓了嘛。那天晚上我们也是侥幸，中间有点儿什么事儿，我们离开队伍，开着摩托车走了。结果其他人都去了首钢，当时他们想要首钢罢工嘛，所以就全部开到里头，结果一进去就全都给抓了。实际上他们是最早被抓的。

记者：您知道他们后来的下落吗？

王丽玲：在报上登过嘛，有被判刑的，被判重刑的。

---【我的六四】飞虎队、医院的尸臭味和检举揭发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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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
1989年春，学生对天安门广场的占领进入了第二个月，中国领导层紧张不安、意见相左。一天傍晚，军方高级将领被召集到军区总部，表态支持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
有一个人拒绝了。
在强大的第38集团军担任军长的徐勤先少将，令人震惊地违抗了上级。根据采访过徐勤先本人的几名学者新近 对其举动做出的描述，他当时表示，抗议活动属政治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不应动用武力。

“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他告诉历史学者杨继绳。

尽管徐勤先很快被捕，但他抗命一事令党内权势集团深感震动，不仅加剧了对军队倒戈的猜忌，也让领导层更坚定地相信，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关涉共产党存亡的重大威胁。

得到披露的一系列信息揭示了，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血腥镇压前，解放军内部的角力，其中包括徐勤先抗命的新细节，以及由此引发的震动。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包含在近年来流出中国的军方文件里，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对直接参与25年前的事件的党内人士和退伍军人进行采访而获得。

与当时的传闻不同，这些文献显示，解放军并未内斗。不过，它们的确表明，徐勤先对采取致命武力所表达的反对立场，激起了领导层的忧虑——军队可能会陷入政治分裂。他的表态也促使党内元老调集了规模庞大的部队。

采访与文献显示，就连在当时，军队里也没什么人原意承担向平民开火的直接责任。就在部队迫近北京的当口，他们接到的行动指令仍然含糊不清、令人费解，还有部分军官希望得到保证，他们不会接到开枪的命令。
一位与军队有联系的前党内研究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存在一份由七名军官联署的请愿书，呼吁领导层退兵。

像徐勤先那样直接违抗军令的事件则更为少见。历史学者杨继绳是少数几个在1989年后采访过徐勤先的人之一，根据他的说法，徐勤先并非异见人士，当初为参加朝鲜战争而写下血书，不到年龄的他才得以参军。徐勤先指挥的第38集团军是精锐部队，驻扎在北京以南约150公里处，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任。

在事件之前，他曾赴京治疗肾结石，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军队的训练目的是抵御外敌入侵，他担忧，动用军队镇压抗议会产生恶劣的后果。他警告，派全副武装的军人上街，可能会造成子弹不长眼的流血，玷污人民解放军的声誉。

据北京的作家戴晴所看到的访谈资料，徐勤先后来表示，“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

杨继绳表示，徐勤先最终同意向手下的官兵传达命令，但他本人不会带领武装部队进入首都。徐勤先遭到逮捕，并被开除党籍，还在监狱服刑四年。

当军队带着夺取广场等重要场所的命令进发时，他们既缺乏控制群众的常规工具，又没有得到关于如何开枪及何时开枪的清晰指示。

文献显示，在发生大规模屠杀的区域，军队在每次行动的关头都颇为迷惘。

根据参加了当时抗议活动的学者吴仁华的说法，领导层大约是在当晚9：30分到10点之间批准使用实弹。他说，指令是口头传达的，关于何时开枪、如何开枪并没有给出指示，而且，很有可能未能传达到所有部队。

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朝天鸣枪，还是对人群开枪，没有说清楚。”

---六四前夕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内情
杰安迪, 储百亮
---纽约时报中文网


参与天安门清场军人陈光的89年6月日记
（备注：本日记是根据陈光当年日记和后来的记忆整理而成）：

6月3日

上午10点：上级决定让我来押送装枪枝弹药的车。是个挂着地方牌照的巴士，有个老司机开，他穿了一身蓝色工作服。从射击场出发目的地是人民大会堂的西后门。上级一再嘱咐我在车上要镇静！保持 自然的表情。有人盘问就说是巴士到天安门拉学生，要和司机保持说法一致。

下午3点：好多穿着便衣士兵已经进入到大会堂了，为了寻找到自己的队伍，军与军之间都有标示，我们65军左肩上扎个白毛巾，而38军是右肩上扎个白毛巾。这时广场上的学生已经觉察到军人进入大会堂了，在大会堂里能听到学生的呼声越来越高。

下午4点：我们师接到了一项任务，和我一样，38军的一辆押送枪枝弹药的车，被困在西单，而且枪枝弹药被学生和市民给抢走了。我们部队就是去西单抢回那些流失的枪枝弹药。在这个时候，学生这一次次冲击大会堂，情绪非常激昂。他们知道解放军要管制天安门广场了。直到晚上9点左右，部队才和学生达成协定。学生让出一条路，当兵的又退回到大会堂里。

晚上10点：大会堂的一至三层挤满了军人，连楼梯上也都是人。上面下令可以原地就坐不能睡觉。因为随时都可能出发。每人发了两匣子弹，子弹要上膛，要把保险关上。气氛太紧张了，每人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楼下传来了枪声，说是38军一个士兵枪走火了，打伤了一个人。这时外面广场上学生的呼声一浪接一浪。

深夜12点：大会堂里的部队马上要行动了，一楼二楼三楼的部队都已经集结完备，士兵全副武装等待着最后命令。士兵之间互相传话说，“上级的命令，如有阻拦者可以开枪！”我心里很发慌！这时大会堂的东门已经打开了，部队分好几十个纵队从东边的各个大门慢慢往外移动。走到大会堂的台阶上时就连成了横队，乌鸦鸦静静地站在那面。对面就是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像是开了锅似的沸腾！东西长安街和北京城的上空已经枪声四起，远远的能看到长安街上已经火光冲天。

6月4日

凌晨1点：整个广场上的电灯突然间熄灭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平静了下来，远远的能看到学生们在各个帐篷里来回走串着。特种兵以极快的速度从大会堂这边向广场包抄。我们部队也配合着开始往天上射击。

凌晨2点：广场上的学生已经开始往纪念碑中心地带聚集了，从城外赶来的装甲车部队已经从东西长安街上开来。我们和特种兵也逐渐的向里合拢，特种兵们走在最前面，开始逐一清查每一个帐篷。

凌晨3点：学生围绕纪念碑的周围高唱起国际歌。然后逐渐向广场的东南角方向撤离。在东南角学生和武警发生了冲突，远远能看到武警组成的人墙拿着盾牌和警棍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而东西长安街上靠金水桥边的马路上已停满了装甲车部队，车头冲着广场等待命令。

凌晨4点：装甲车部队开始向广场开动，一开始推倒的是自由女神像那巨大的雕塑。紧接着就是把学生们遗留下的帐篷和物品推成像一座座小山一样。瞬间装甲车遍布了整个广场。

凌晨5至6点：天刚蒙蒙亮时，北京上空下起了小雨。整个天安门广场狼烟四起，到处是没有燃完的灰烬，一滩滩黑水到处流淌着。洒落在雨水中的物品有纸箱子、衣服、被子、食物、报纸、成堆的自行车还有很多学生遗留的笔记本。我留下了几个学生的笔记本和胶卷放在背包里，其他的物品同袍不让我捡。纪念碑周围的底座上全是学生写的标语和画的邓小平、李鹏的漫画像，几乎看不到大理石的白色了。

早上7点：我们从大会堂里出来，穿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往南面走学生的物品堆的像山一样高，火焰夹杂着雨水发出吱吱的叫声，在一堆没有燃尽的纸箱子方便面和被褥的混合堆里，我看到了一个女孩完整的头发，发梢处一根紫红的皮筋缠着，我有点疑惑，这头发像是齐齐的剪下来的。往东走再往北走，在纪念碑的北面约200米，看到一辆军用车里押的全是“暴乱分子”，几个士兵在用枪托砸一个人……。

---苹果日报
日期: 09-06-10


见面摊牌
5月18日下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与学生代表见面。当时是北师大三年级学生的程真，作为绝食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谈话。

程真回忆说，当时学生先在大会堂坐下等李鹏。由于绝食了几天身体很虚，她在统战部工作人员搀扶下去洗手间，在走廊里碰上了刚进门的李鹏一行。

“统战部的工 作人员就介绍说，总理，这位就是绝食团的代表。李鹏就问我的名字，我说我叫程真。他说，哪个程啊？我说，就是民主化进程的‘程’、新闻要说真话的那个‘真’。我的本意是想用幽默的口吻调节一下当时的气氛。但想不到李鹏的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一句话没有，转身就走。”

等到坐下来谈时，更是话不投机，双方不欢而散。

但是，中国老百姓却通过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看到了中共建政后绝无仅有的一个画面。

国务院总理李鹏与时年21岁的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有这样的交锋：

李鹏：如果我们今天一味的要在这个问题上（4.26社论的“动乱”定性）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是不理智的。

吾尔开希：纠缠的不是我们这些学生代表。我没有必要再把我一开始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但好像一些领导同志还没有明白，我愿意再重复一遍：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说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而是怎么让他们（广场学生）离开。他们离开的条件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只有这一种可能性，这是客观现实。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不离开，还在绝食，就很难保证其他所有的人离开。

吾尔开希后来回忆他当时的感觉是，政府已经摊牌了：

“大会堂见面是先放出来这样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我们要镇压了。我们这些学生骨干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记得我和王丹曾探讨过，如果坐牢的话，他会被判多少年，我会被判多少年。”

---25周年特辑：六四始末之二——绝食博弈
---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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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四川的干部率先对消灭麻雀做出了两条标准：一，分管区域看不到麻雀飞，听不到麻雀叫，没有麻雀窝；二，无论城镇还是农村，一天之内看到两只麻雀及以下者，只是能算“基本无雀”，不能算合格。


1958年大跃进时大规模捕杀麻雀
   当时四川的干部率先对消灭麻雀做出了两条标准：一，分管区域看不到麻雀飞，听不到麻雀叫，没有麻雀窝；二，无论城镇还是农村，一天之内看到两只麻雀及以下者，只是能算“基本无雀”，不能算合格。

在这么严格的标准下，四川的基层干部以及农民工人， 为了消灭麻雀可谓绞尽了脑汁。

  在工具上他们使用了各种武器，竹竿、红旗、鞭炮、石子、弹弓、锣鼓、喇叭筒、洗脸盆、气枪、假人、草人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

  人员不分老人孩子，不论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全都投入到了打麻雀的汪洋大海之中。

  一时间整个四川红旗飘扬，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在跟麻雀的“战斗”中，四川的农民群众很快总结出来一条经验：麻雀这种鸟虽然有翅膀，也会飞，但是它的体力却实在不咋地，只要一直追着它们不让它们落地，飞不了一会儿就会累的摔下来。

  这个经验是四川省郫县的红光农业社的农民总结出来的，被当时四川的一位高级领导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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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历史成因
斯大林死后，触发了毛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欲望，改变了原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间表，大幅加快对各行各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约定“超英赶美”后，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刮“共产风”，结果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

闯下 大祸后，毛拒绝认错，在庐山会议上整肃直言谏诤的彭德怀，从此心魔缠身，自觉在党内日益孤立，大权旁落，更担心自己身后被人清算，落得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他认定刘少奇就是准备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的人。于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魔咒驱使着毛像唐·吉诃德一样大战风车，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之路。由于刘少奇在党内的势力已经坐大，声望日高，通过正常途径已经难以铲除，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发动文革，就是毛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二）


毛祸不除，国无宁日，文革式的折腾还会不断重演。

当前中国一切社会矛盾和弊端的根源在于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而毛是这一体制的政治图腾。毛的政治遗产是中国社会转型成为宪政民主国家最大的障碍。如果不能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领域，乃至精神文化层面全方位祛除毛的魔咒，让全体国人知道文革历史的 真相，中国就永远摆脱不了血腥、暴戾、恐惧的宿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四之下）


可能只有长期浸润于中国社会，你才能确切地明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含义与诱惑。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才是毛泽东的魅力本质。没人能否认毛泽东在二十世纪扮演的中心性角色、在更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独特地位，还有他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才能，尽管这些才能都有夸大之嫌。在强大的宣传机器 的作用下，他的错误与失败，都被迅速掩盖，原属别人的成功归到了他的名下。即使他最个人化的诗词与书法技艺，也并没有人们吹嘘的那样富有创造力。“（毛的诗词）不像希特勒的画那样糟，也不像丘吉尔的画那样好”，研究唐代诗歌的杰出学者阿瑟•韦利曾这样说。而另一位艺术史家西蒙•雷斯则如是评价他的书法：“初看上去惊世骇俗，却透露出一种华而不实的自尊自大，达到了傲慢无礼的程度，假如还不算放纵的话……”但倘若他在纸墨世界还算不上放纵，他在现实世界则是无度地放纵。而正是这种放纵赋予他一种“超人”式的魅力。他可以不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中国可以做好死一半人的准备；他可以成为最狂野的梦想家，因为他可以毫不理会那些灾难后果；他可以成为超级的畅销书作家与语录制造者，因为他禁止别人说话与思考；他可以被视作纵横捭阖的战略家，因为他在国内没有任何对抗的声音，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命运，都是他的筹码……

这并非他一人之力，很多客观因素为他造就了这种放纵的土壤。漫长的专制传统、近代中国的分崩离析、外来者的入侵，都带来了对强有力的领袖的渴望。人们期盼他富有组织能力，扫除他们的恐惧与迷惘，给予他们安全，洗刷种种屈辱，赋予他们的人生以意义与方向，宣布他们的人生从此站起来了。批评家李颉曾将毛泽东与鲁迅视作一个坐标的两极，他们比二十世纪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的困境。鲁迅把自己的洞见转化成对国民性的批判，将信将疑地唤醒铁屋里沉睡的人，而毛泽东则用这种能力，来实现个人的野心与幻想，满足他没有边际的权力欲。

从江西的AB团到延安整风，从国共和谈到朝鲜战争、反右运动、从大跃进到中苏关系破裂、文化大革命，个人权力始终是他的核心目标。对他来说，这世上没有什么永恒价值，一切都视情况而定。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他可以扮演不同角色，随时更正自己的立场，没有任何道德上、信念上的顾忌。

---领袖的诱惑
作者: 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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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反智反文化的逆反意识，延安整风时，他就说：知识分子最无知识。在北京革文化命，有名言叫：知识越多越反动。他的教育大革命，于1958年在学校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叫学生不迷信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由学生集体编制讲义代替教授。河南登丰，还一夜办出有七个学院的红专大学，各地跃进大学纷纷 出笼，比1990年代的大学跃进运动更迅猛。高等学校：1957年，227所，1958年，跃进到791所，1959年到841所，1960年到了1289所。毛泽东经济跃进，灾难是死人，这教育跃进，是对文化软实力的摧毁，灾难是毁民族灵魂。后来，到文革，还变本加利，违反常识，凭考试成绩入学改为凭手上茧疤入学。毛泽东甚至认为当医生，有小学文化就够了，不必多少学历，还问：李时珍是什么学历？闹到文革中护士造医生的反，医生干粗活，护士处方诊断。而白卷先生张铁生还成了反考试英雄，被任命为铁岭农学院书记。中国从蔡元培等先驱，使教育进步，在短时内减小与世界现代学术文化的差距，又被毛的教育革命拉大，仅以李政道在美国获诺贝尔奖，他的老师朿星北在中国蹲监狱，就可证明毛对教育和学术精英的糟蹋了。

---毛泽东运动治国的恶果
作者: 曾伯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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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世界遍地谣言，看看所谓战神林彪是如何靠叛国和狂掠东北，一将功成万骨枯的！😡
所谓“兵不血刃取长春”，当时国际舆论就称为二十世纪最惨重的战争灾难之一。

中文世界遍地谣言，小米加步枪、淮海战役的群众支前小推车有那么牛？
据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看看以下历史事实：
1、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武器装备，能武装至少100万军人：
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

2、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

3、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元武器中的40亿美元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共，而且直到1948年，还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

4、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

据历史学家辛灏年披露：
1947年5月20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岗、彭真、谢觉哉、李富春，和苏联代表米高扬、康斯诺夫、高尔金、哈尔更、巴布诺夫曾就军事援助中共一事，签订了《哈尔滨协定》。
中共获得了足可以装备50万军队的武器，林彪在黑龙江训练的40万新军，以及原30万满洲国军队和8000侵华日军，其主要武器便是从苏联获得。
中共竟然允诺辽宁、安东等省特别规定区域，划归朝鲜军队驻扎，并在将来适当时期并入朝鲜。
朝鲜都能欺负你，太恶心🤢

1948年12月，中共又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莫斯科协定》。中共开始有了整师的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


林彪有个儿子林立果，小名叫“老虎”，北大物理系的，在学校里嗜好无线电，这是一个四肢发达，脑子也健全的小伙子。但毛呢？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神经有问题。即使借给林彪十个胆，他也不敢比儿子。何况，林彪是韬光养晦之大师，这点利害关系他拎得清。问题是林彪拎得清，叶群拎不清，她安排24岁的儿 子进了空军，不久就在空军入党，当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有人说叶群对儿子的安排是林彪指使的，有人说林彪事先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林彪后来是知道了。但他知道了却没有反对，而是采取了乐观其成的态度。林彪于是也拎不清了。

林、叶拎不清，空军司令吴胖子更是拎不清。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做了整整一天的学毛著“讲用报告”，主持会议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宣布：“吴司令一向很欣赏立果同志的天才。吴司令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全场数十次高呼：“向立果同志学习”，并把林立果的报告吹成是“天才，超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是马列主义第四个里程碑，林自己也很高兴说老虎（儿子林立果的小名）不仅思想像我，语言也像我。

毛一生无敌手，但一生无敌手并不等于一生无憾事。毛最大的憾事就是“其无后乎”。“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是他一生最大的痛。所以当林立果做讲用报告一事传到他的耳朵里后，他说“20几岁的人捧成超天才，没什么好处！”口气似乎很平淡，内心则有深深的触动，无比的酸楚。

林彪有一个身心健康的儿子，毛没有，这是林彪相对于毛硬件上的优势。也正是这一点，恰是林彪的软肋，是林彪最遭猜忌之处。如果林的儿子仅仅只是研究研究无线电，那还是可以容忍的。可是林的儿子不仅从了军，还从了政，还被吹捧成“超天才”。俗话说“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林彪父子实在是“欺毛太甚”了，超过了毛容忍的底线。

凭心而论，林彪也不可能是故意为之，但他爱子心切，得意忘形了，麻痹大意了，沉溺于“怜子如何不丈夫——回眸时看小於菟”，没有意识到毛不仅仅在盯着他这只长着三只翅膀的病老虎，也盯着他的“小老虎”。

我“有毛氏”打下的江山怎么可能传给你“有林氏”呢？于是，林彪死定了。

---林彪的PK情结
作者: 胡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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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让他的女人们，一个个进入权力中心。其中最为显眼的有谢静宜、唐闻生和王海容。还有虽然不太显眼、但除了毛泽东谁都向她毕恭毕敬的张玉凤。

由于右倾翻案而把邓小平重新打下去以后，毛泽东将更多的信任投给了他的女人们。在后来网上流传的由张玉凤披露的那张政治局常委名单上，不 仅江青、就连张玉凤都成了政治局常委。假如毛泽东再多活十年、二十年，那么政治局常委中还得加上王海容、谢静宜等毛泽东的女人们。在毛泽东家天下的格局里，执掌最高权力者，与其说是跟毛泽东的思想有关，不如说都与毛泽东的身体有关。由此，毛泽东最终从天下退到了床笫，既不是以儒治国，也不是以法治国，更不是以道治国，而是以床治国。

毛泽东以家天下取代党天下，既是下意识的，又是无可奈何的退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意识到自己在党内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能够信任的，也只剩下他的女人们。因此，从天下退到床上，是毛泽东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

假如上苍再多给他十年、二十年寿命，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会变成毛泽东的奶党。由毛泽东的大奶、二奶、三奶、四奶……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领导着中国共产党，统治着十多亿中国人。

总之，一场文革浩劫，从根本上说，乃是毛氏家天下与共产党的党天下这两种专制之间的斗争。毛泽东胜利了固然是专制，党胜利了，也同样是专制。

---文革透视：毛氏家天下与党天下之争
作者: 李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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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衡、蒋介石、毛泽东与《二十四史》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蒋介石想看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他亲笔写给马衡一张借条，命秘书陈布雷去找马衡借书。
马衡生，，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工作。
当时，马衡看看蒋介石的借条，要陈布雷在条子上面签上“在一个月内归还”的保证 ，当即把陈布雷气走了。

陈布雷回去在蒋介石面前发牢骚说：“这《二十四史》是一个月内能看完的书吗？这不是存心刁难我们吗？”

蒋介石苦笑着说：“哪里是刁难啊，就是明摆着不借给我嘛。”

三天后，马衡送了一部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民国新版《二十四史》给陈布雷，说：“蒋先生要的书我给您送来了。”

陈布雷只气得眼直翻，他讥讽地问：“马先生，蒋公要的是这个吗？”

马衡当时不客气地说：“蒋先生要是看书，就是这个。蒋先生要是别有图谋，就是那个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

马衡把陈布雷这位笔下生花，文坛老手抢白得张嘴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有小人在蒋介石面前搬弄是非，说马衡坏话。欲落井下石，取而代之。

蒋介石决然说：“故宫文物，只可托马衡。国宝由他保管，国人放心。”

无独有偶，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进北京城后，指示秘书田家英，也要他置一部《二十四史》。

于是，田家英费劲心力，终于在琉璃厂一家书画古玩店里，看到了一部一九二三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影印版完整的《二十四史》。他如获至宝，二话没说就买下来，兴高采烈地把书运到毛泽东的书房。

谁知毛泽东一看，大皱眉头。说：“你给我把它都搬出去，我不想看这种东西。我情愿看乾隆印的书，也不要看国民党印的书！”

田家英这才明白，毛泽东想要的，是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自己费尽心力买下的民国版本的《二十四史》，是出力不讨好了。

于是，田家英第二天就来到故宫博物馆，找到馆长马衡。田家英向马衡说明来意，想为毛泽东要一部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

不料马衡一听，数声冷笑后说：“真是异想天开，我这里每样东西都是国宝，任何私人都不能动。别说要，借都不行。此例一开，我这故宫博物馆，岂不成了私人宝库？”

马衡的一席话，当即把田家英说的面红耳赤，甚至有点无地自容。心里对马先生的敬业精神和骨气，钦佩不已。

可钦佩归钦佩，但这事是毛主席亲自交办的，还得交差啊。

田家英无奈，几次跟马老先生商量，委婉说出了自己的难处，也暗示了毛泽东非他人可比。

可马衡就是不买账，傲视君王的派头，一点不比毛泽东差。

就在田家英快要死心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马衡却被调到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离开了故宫博物馆。

马衡走后，田家英再去借这套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自然是一路顺风。

毛泽东如愿以偿，这部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整整伴随他终生。据说，毛先生在上面即兴挥毫，抒发了很多感慨。可以推断，他认为天下宝贝物都是自己囊中私物。

不知道在毛泽东死后，故宫博物院敢不敢、能不能将这一国宝收为国有？

---作者: 半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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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不可言”
《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作者徐中远，曾是毛泽东生前最后十年的专职图书管理员。
书中的故事却在不经意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毛泽东和那个时代的最高层官员无处不在的特权。
故事发生在一九七四年一月，正在家中休假的徐中远突然接到毛的贴身秘书张玉凤的电话，令他为毛泽东找一些线装大字本 的笑话书，并且马上送到。徐立即前往北京图书馆，为毛找到了四种九册笑话书送到毛的驻地。第二天徐被告知，那些书不理想，要他再找一找。接到新的指令的当天，徐又到北京图书馆、中央办公厅图书馆和毛的存书处，找到笑话书十四种二十一册送毛处，随后还将其中的两种：《新笑林一千种》和《历代笑话选》专门为毛印成大字本。

当年的二月至六月，徐又应毛的要求，前后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动员了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国书店、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央编译局、中央宣传部、北京是文物管理处、中央党校、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图书馆等数十家单位为毛泽东找笑话书，动用的人员数以百计。其中单是为了印制给毛泽东看的大字本的笑话书刻字模，就征用了二十多位全国顶级的刻字技师，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按照今天的市场价格，在半年时间里，徐中远前前后后动员了数以百计官员、知识分子和技术工匠们，花费的国家财政至少数以百万计。

徐在书中写出了一个供毛泽东钦阅的笑话，题目为“妙不可言”：有一女出嫁，随新娘去夫家的喜娘三日后回访娘家，新娘的母亲问道，新娘有何举动？喜娘答道，夜深时听到新娘不断地喊妙。母亲连忙写了一个“妙不可言”的纸条，并嘱其转告女儿，举止要庄重，不要令人看不起。喜娘将纸条带给了新娘，此后夜间新娘的叫喊便改为“妙不可言”了。

---毛泽东读书和习近平反腐
作者: 胡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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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曾化验分析毛泽东粪便
一位前苏联特工说，有证据显示，前苏联情报部门曾经建立秘密实验室，分析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世界领导人的粪便。
伊戈尔·阿塔马年科说，他在研究俄罗斯情报部门档案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秘密计划，就是通过分析粪便了解领导人的心理状态。
阿塔马年科对俄罗斯媒体说，在当时，苏 联人没有现在情报部门所拥有的窃听装置。

“在那样的情况下，情报专家往往会使用最为过分的手段来获取有关一个人的信息。”

他还说，建立这个分析排泄物秘密实验室的工作是由斯大林的情报助手贝利亚负责的。

阿塔马年科向BBC驻莫斯科记者罗森伯格介绍了苏联科学家分析外国领导人粪便的具体方法。

他说，如果在粪便中发现高含量的色氨酸，就说明这个人心态平和，能够接近。

“但是，如果粪便中缺少钾，则说明这个人心情焦虑，可能有失眠问题。”

阿塔马年科说，苏联特工曾在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使用这样的方法研究毛泽东，给毛泽东安装了特殊的厕所，这个厕所并没有和下水道相连，而是连着收集器。

在苏联情报部门分析了毛泽东10天的排泄物之后，斯大林决定和毛泽东签署了一份协议。

---来源: BBC         编译: 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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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跃进，1959年持续更大的大跃进，吹牛皮吹得更大，征购粮任务比1958年还重，全县的征购任务没完成，从家家户户搜陈粮交征购呢。

他们拿的矛子、斧头、铲子满墙扎，地上打，听音，房子、院子里想到哪儿就挖哪儿，挖了三天三夜。我家是个老庄，住了几代人了，有前院、后院、正院，都挖遍了，
 到处挖下的坑，堆下的土。把房子里的空面柜挪开挖下了坑，把炕砸了，炕里头也挖了。四爸跑新疆时还埋下着二百斤粮食在庄后的莱地里，地上种上了韭菜。那粮是给我爷我奶留的，说实在没吃的了再挖出来吃，救命粮，叫他们挖出来了。我家刚收拾好的养麦连缸都挖走了。养麦放在洋芋窖里，洋芋窖里是空的，我娘在窖底上挖的坑埋下的，挖走了。

这三天搜查队在我家挖，在我家吃，他们撤走时粮没了，文艾菜也叫他们吃光了。

——摘自《定西孤儿院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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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将农村痞子无赖视为他的革命的开路先锋，他说这些人到地主婆姨的牙床上滚一滚有何不可，这滚一滚遮掩着痞子无赖的何种行径不难想象，其实在毛那里是以此酬谢和鼓励掀起斗地主高潮。

马列主义的痞子恶棍精髓通过毛泽东的痞子天份发挥到极致，那就是毛泽东成功的教唆训导出来一个以共产党为名
 的痞子党，并将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陆蹂躏成安于痞子思维的痞子乐土。朱德曾经说有些事情是只有毛泽东才干得出来的，但是在中共的领导层将这些邪恶却视为天才了，因中共已形成为夺取政权可以无恶不作的共识。例如中共在陕北大种鸦片贩运国统区牟取暴利，高喊抗日却贯彻“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卑鄙政策，在长春不准民众逃生而活活饿死等都可见中共整体的恶棍面貌。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为向毛泽东争相表现，采用无中生有扭曲事实肆意诽谤的行径，群攻他们明知正确和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等人，也可看到中共整个领导层对痞子思维运用何其娴熟。

中共从登上中国社会舞台开始的土地革命，到筹钱打仗和扩充兵员而灭绝农村富人的土改，再到抢到政权后持续不断花样百出的运动，如镇反肃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和文革等等，都是逼迫控制下的民众参与进来充当打手的。在这些所谓社会改造和共党内部的生死权斗中，民众被迫在充当恶棍与沦落为被霸虐对象乃至死亡间选择，这个过程的惨烈程度不仅扼杀了正义与邪恶的分界，也扼杀了一个社会中人的尊严和尊贵意识，无数人变为只要有利可图能够逃避厄运便无所不为的痞子恶棍，甚至逼迫沦落到父母子女和夫妻相残的骇人程度，造成了大陆人不作恶就难以存活的怪异氛围。同时中共还推展然些混乱似是而非的道德价值，但这些以党性为名的价值观唯有加速摧毁社会人心。

毛泽东时代痞子恶棍精神主要表现在政治范畴，那是高度恐惧感和逃离悲惨下场而选择的生存模式。而一旦选择并逐渐安心于这种生存模式，即使生存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痞子心理却不是说去就去的。例如随着毛泽东结束其丑恶一生的死亡降临，社会民众的高度恐惧感大为减弱，也不再时时刻刻受着逃离悲惨的压迫，但是痞子精神和普遍的痞子行径并不随之死亡，反而深植社会且随了经济的开放和政治压力的减轻，而大肆扩展到社会经济层面和一切生活领域。

---浅议大陆痞子文化的根源和演变
作者: 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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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中外一切文化传统通通被斥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封资修”，大张挞伐，就连西洋古典音乐也不放过，自己老祖宗的文化传统更是在劫难逃，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传统的核心儒家文化。文革初期，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砸孔庙，烧典籍文物，毁历史古迹；毛后来还发动批林批孔运动 ，掘地三尺，把孔圣人拉出来鞭尸。毛如此对待孔子，除了有政治上的需要外，根子在于内心深处的反传统情结和底层流氓文化意识。毛读私塾时，就曾干过砸孔子牌位的事。毛的这种反儒倾向经过五四运动后更加强烈，文革就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次总清算。人们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其实，文革才是真正的“崖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的“种族灭绝”。

毛的文革遗产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反人类的，摧毁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是非善恶标准与人性道德底线。可以说，文革最大的罪恶在于泯灭人性，释放出兽性，其中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精神的虐杀，对肉体的残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广西甚至发生吃人的现象。在文革那个狂热的年代，只要是反对毛，就是阶级敌人，就不是人，可以做出任何灭绝人性的事情。父子相残、夫妻反目、亲友揭发、家人背叛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不是个人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人性沦丧。文革对中国人的伤害，莫此为甚。只有彻底摈弃毛的文革遗产，全民族认真进行反省忏悔，才能使人性复苏，重建中华文明。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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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发动文革开的是夫妻店，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由文革派接掌最高领导权，确保自己身后不被清算，人民群众不过是他手中利用的的工具。事实上，毛从来不以苍生为念，饿死几千万人，拒绝下罪己诏；还向赫鲁晓夫说大话：不怕打核大战，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三亿。

文革中，毛把群众玩弄于股掌之上，鼓 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为他火中取栗。文革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中央文革秉承毛的旨意操弄群众的那只手，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把火烧向刘少奇，冲垮党内反对势力。为了政治需要，毛在文革中曾多次变脸，对红卫兵、造反派始用终弃，一脚踢开。

毛这样翻云覆雨，原因在于他刻意表现的“人民情结”和内心深处的“帝王情结”这两个角色的内在冲突：一方面，他故作代表底层民众的姿态，号召他们起来造体制的反；另一方面毛本人就是一党体制的缔造者和官僚集团“最大的官”，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毛虽然对党内官僚集团不满，试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那不过是“帝王情结”在作祟，嫌官僚集团妨碍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古一帝”，因为共产党的江山毕竟姓党，而不姓毛。毛扶植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建立家天下的企图受到党内官僚集团的强烈抵制，最后不得不妥协，牺牲奉旨造反的民众，回归一党官僚体制，来换取官僚集团默认事实上的毛家天下——由文革派在毛身后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就是文革实际走过的轨迹。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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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气、虎气与文革
当年文革初期，毛给江青信中自况：“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从信的内容，到通过康生、周恩来的传递方式，都充满了玄机。但此非短文能够说清楚的，故尔，单单解释：什么叫虎气？什么 是猴气？

经过苏区消灭AB团、肃托和抢救运动……人们领教了毛的虎气。《毛泽东的执政春秋》作者单少杰说，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将中共变成了一个带有浓厚“秘密帮会”色彩的政治组织；或者说将其党主席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带有黑幕色彩的“党老大”，享有绝对权威，不受制约地处置帮会内一切人和事，另一个标志就是家法森严，对内部成员的整治烈度，甚至超过对外部敌人的打击烈度。这便是他虎气的体现：要作山大王，称王称霸，通过内斗实现“一山不容二虎”。可见虎气之于他，乃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也，突出一个“凶”字。即右派分子罗隆基对他的评价：“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人民日报》1957年8月11日）

毛最厉害的一手是借刀杀人。《晚年周恩来》一书揭露：周是毛借癌细胞杀死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载：“毛只是暂时利用林彪来借刀杀人。”可毛在信中说：“我猜他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可以肯定的，打鬼是打刘少奇。但，到底是谁借助谁呢？毛为了向林借刀，答应他取刘以代之，并且定在宪法和党章上。如果说林借助钟馗，不如说林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表演是“狐假虎威”。

毛的“猴气”安在？比如斗刘少奇。按中共的理论，刘执行的乃是正确路线。即便真是他错了，毛也应该通过党的中委会或全国党代会和全国人大来解决问题。可毛不走正路，而要靠“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郭沫若语——在反右时郭充当的也是同样角色）用诬陷不实之词来进行口诛笔伐。尤有甚者，用一帮乳臭未干的黄嘴角儿，去斗白发苍苍的国家主席刘爷爷，坐飞机、掴耳光、文武带打！此岂是啼笑皆非可了得？这叫什么政治斗争？纯粹是耍流氓。

不仅是对刘少奇，也是整个文革，甚至是庐山反右倾，事后毛竟能厚颜无耻地向受害人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对于反右，毛强词夺理说：“这是阳谋”。所有整人的运动，可以一言以蔽之：“是大痞子唆使小痞子充当打手的痞子运动”。毛自称“痞子是革命先锋。”章伯钧看透毛的痞气，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人民日报》1957年7月3日）这里就凸显了“猴气”的特性：阴谋诡计，泼皮无赖，概括为“痞”。毛是虎猴混血。他在死前，还像只猴子在扒拉著小算盘：江青当党主席，华国锋当总理，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结果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毛给放进纪念堂：僵尸如复活，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与猴
作者: 魏紫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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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中国人的宿命和孽债，生前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命运，改变了近代中国原有的历史走向，把整个国家推入一场共产主义乌托邦试验场。尽管他已经死去多年，但幽灵仍在缠绕着中国，牵制着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而文革则是毛留给中国最大的政治遗产，一直蛰伏在朝野人心之中，时隐时现，挥之不 去，左右着当今中共最高执政者的思维方式、执政模式、话语风格和路径选择。

毛泽东发动文革，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政治生涯中一场最大的赌博，乃至一生的归宿。文革倾注了毛一生的心血，浓缩了他全部的政治理念，是他对中共建政后党内分歧、历史恩怨所做的一次总的清算。他自以为可以指点江山，再造历史，变共产党的党天下为毛氏的家天下，最后却被历史所捉弄，败于党内官僚集团。死后不到一个月，江青就被囚禁，精心安排的由文革派接班的布局灰飞烟灭。毛晚年背诵《枯树赋》的悲凉心境，正是对这种结局的预感。

毛的文革遗产与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一对孪生兄弟，前者是后者的极端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常态表现，两者同源，互为依存，剪不断理还乱。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就存在着“文革基因”，其核心是敌对思维和斗争哲学，制造仇恨，崇尚暴力。毛的文革遗产当年经过文革秀才的包装后，具有相当完备的理论形态，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概括出性质、矛盾、对象、动力、途径等六个方面的要点。本来，这只是文革秀才为毛发动文革寻找说辞的理论包装和欺骗愚弄民众的政治宣传，后来却成为中共官方为毛遮羞的依据，用所谓的“理想主义”来掩盖毛的文革罪责。

---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一）
作者: 高文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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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30日，日本陆军航空军第三飞行师团长远藤三郎少将率领27架零式轰炸机，低空飞行轰炸重庆南岸黄山蒋中正军事指挥本部“云岫楼”，两名卫兵当场身亡，四名负伤。当天蒋中正正召开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参谋长最高军事会议，如果炸弹命中目标，中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史将大幅改写。
（苏德战争两个多月后 、太平洋战争爆发三个月前），日本轰炸黄山蒋介石指挥本部的情报，只能出自中共。理据如下：
一，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曾反复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新华日报》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销毁所以电报密码、机密挡案及“国统区”工作人员名册，尽速返回延安。毛泽东已决定，不再维持与国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怕决裂不怕内战”，立即对国民党全面展开政治和军事进攻。因此，消灭毛的头号死敌蒋介石及其军事将领，具有最重大的战略价值。

二，远藤誉教授在其书中第七章，记述了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日本退役陆军中将远藤三郎情节。远藤三郎向毛泽东赠送日本军刀，毛泽东回赠齐白石竹画。并首次感谢日本“进攻”（最后一次致谢的对象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日本国比远藤三郎资历更老、影响更大、军阶更高者众多，初知外交惯例和礼仪者皆知，跟1931年到1945年全程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中级军官远藤三郎会面并互赠礼品，与毛泽东的地位太不相衬。其间必有特殊缘由，远藤三郎当年轰炸蒋介石军事指挥本部，应是最关键因素。

三，1939年，毛泽东、周恩来已经拥有向日本提供国民党重要情报的人物和渠道。远藤誉教授新书的中心人物是潘汉年。潘是中共情报战线仅次于“特工之王”李克农的人物，曾说动鲁迅公开支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介绍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骨干杨度加入中共，策动宋庆龄加入共产国际、两广军阀联共反蒋，以及与陈立夫谈判红军改编事宜，是中共情报战、隐蔽战的传奇人物。但潘汉年一生最重大的特务工作，是执行毛泽东皖南事变后“联日联汪反蒋”战略决策。他出入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岩井公馆”，与日本陆军武官影佐帧昭交往甚密，并两次晋见汪精卫，这使他1955年身陷“高饶反党集团”且必死无疑。

众所周知，汪精卫不仅是毛泽东的提携者，且是抗战时期毛泽东的重要联合对象。没有毛泽东的密令，潘汉年决不敢私见汪精卫，他也不会空手拜见毛泽东的政治恩人和反蒋盟友。毛泽东1976年死后的除夕夜，潘汉年与妻子仍被分离关押，他在《岁暮念妻》中绝望留言：黄昏人影伶仃瘦，夜半铁窗风雪寒。虽然中共在他死后五年为他平反并拍摄电视剧，但潘汉年恐难瞑目：其特务生涯的最高成，是1941年在上海向日本情报机关或在南京通过汪精卫向日本提供蒋介石的最高军事机密。——这一几乎改写中国现代历史的惊人事件，乃是中共所有情报工作者梦寐以求的殊荣。

---被毛泽东、周恩来掩盖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
作者: 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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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容芬：我真诚的呼吁中共中央去查DNA，韶华是张文秋跟谁生出的女儿？
1970年是毛新宇出生的。他自己说的，他妈那么说的，伟大领袖给的名字叫‘新宇’，要改造宇宙了。”

主持人：“他们说这是毛泽东给的名字，但是毛泽东又不跟他合影，这究竟是不是毛泽东给的名字，这个怎么证实？”

王容芬：“那不知道了。我还要考证，从韶华的出生年月。从张文秋的历史……

韶华（张少华）是张文秋的女儿这是肯定的了，但是张文秋跟谁生出来的女儿？

我真诚的呼吁中共中央去查DNA，这个是要论证的。现在网上传出来，认为毛新宇是……公开的那照相，大家都已经考证出来了，毛泽东跟儿媳妇十指相扣的呀，毛新宇那事就是一个DNA的事。当年那个张少华，改了姓了，不姓张了，把那个名改成韶华（或邵华）了。”

毛新宇的前妻郝明莉，12月26日毛东东出生了，没两天，郝明莉就死了。在秦城监狱里，说是自杀，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后来秦城监狱证实了这件事，网上发的这么一个消息，那条消息还在网上挂着。这个是人命的问题啊！

一个20多岁的人，不说她犯了多大罪，她有多高的资格住秦城监狱呀！秦城监狱不是关一般犯人的地方。但是就关进去，而且要关死了，那只能说这个人有绝对的机密在身上。那这个机密是什么密呢？跟毛新宇能有什么机密呀？

毛新宇什么都‘嘀哩哒啦’说，韶华管不住的地方，这个人知道了，不但不能再当毛新宇的太太了，而且还必须坐秦城监狱；不但坐秦城监狱，而且还必须得死。

王容芬：韶华是不是毛泽东亲生女儿？作为问题提出来，我真诚呼吁中共中央查DNA

“我认为‘正宗的’毛新宇这真是……最后让我落脚，我就落实到我还要考证，从韶华的出生年月，从张文秋的历史……什么人哪她！”

“江青上北大哭去了嘛！李锐的书里边露过一句，他有一天去散步，碰见江青在中南海边上掉眼泪，然后他去安慰去了，江青就说了一句‘主席这个人，谁都斗不过他，政治上斗不过他，男女关系上谁也拿他没辙’。

“我监狱里有一个男友是8341部队的（中南海警卫部队），他知道这方面的事。毛泽东很开放的，对江青也让她到钓鱼台住去，他不管她。江青对毛泽东也不管那么多，但张文秋这个是出圈又出圈的。娘儿仨拉着这么一个老……

“郝明莉为什么要被关死在秦城监狱里？这是嫁到他们毛家门里的人哪！我可以检举这个事，指控啊，郝明莉这个事件检察院应该是立案的。

“但是都是说的问题，要落实，要有一个调查组去调查郝明莉之死是怎么回事？郝明莉生前有什么遗言？说的什么话，或者写了什么东西？二十多岁的人为什么就去死，而且死在毛东东出生没两天？”

“再一个就是，我建议成立一个医学界的科研小组，来检查毛新宇的DNA，检查他妈妈的，检查他姥爷的，如果有可能，检查张文秋的。

韶华是张文秋跟谁生出来的女儿？这跟他那个爸爸刘×源（有说是陈振亚）对不上口的，张文秋作了很多假，两个女儿出生年月都使劲往前提。

---“文革”五十周年专访王容芬：当年毛泽东与当今毛新宇（下篇）
——王容芬谈毛新宇的DNA
作者: 张敏


王容芬：“我现在要说的一件事就是1966年七月底的时候，我查了一下网上，是7月25日晚上，在北大出了点事。

‘中央文革’工作组的几个人，江青、康生、陈伯达，都上北大来了，开万人大会。江青以前是不出头露面的，也没这个规矩，伟大领袖的太太你出来干嘛。

她嗓子挺尖的，先代表伟大领袖问候大家，接 着就喊了一连串的口号‘万岁！万万岁！’什么的，喊她老公‘万岁’……

然后突然脸一沉，宣布‘今天是一场辩论会’。大家都楞了‘伟大领袖的太太出来跟谁辩论辩论？’辩论的对象她点了名，是在场的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女的，28岁，叫张少华。

谁也没料到，江青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呀，跟一个……这个张少华其实就是个挂名的学生，28岁了，老毕不了业，就挂着个北大学生的名份……跟这么一个挂名学生叫起板来了。

大家都楞了。接下来江青说的话就更叫人吃惊了，说‘她妈是政治骗子，叫张文秋，很坏，有野心。我不同意张少华跟毛岸青结婚，我从来就不承认他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

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文化大革命，大家都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也愿意跟着伟大领袖革命，突然，他们家的这些事儿出来，结婚不结婚的。谁都不知道张文秋是谁，又出来‘儿媳妇儿’，又不承认了……她不但把张文秋、张少华娘俩‘揪出来’了，还把张文秋的大女儿刘思齐的也揪了出来。刘思齐是毛岸英的老婆，（毛岸英死后）早就改嫁了。江青就说这一家子把她欺负得很厉害，说‘真的，我很恼火。10年来我一直受这个女人和她家人的气，所以我很恼火。应该感谢她，正是因为她我得了心脏病……’

说着说着，江青哭起来了，真是动了真情了，真情扬出来的是他们家的家丑——毛家的次子毛岸青有病，不通男女之事。张少华趁机把生米煮成熟饭了，那个年头谁敢这么欺负伟大领袖的家里人？那就不是‘通天’，而是‘捅了天’的大罪过。

革命群众一下子就‘炸了锅’了，连夜追捕张少华，因为她欺负领袖家里的人，是女流氓，还要追捕她妈。

这事就怪了，江青这么折腾了一通，结果也没追着这娘俩。天网恢恢，真是灯下黑呀，这女流氓一家子都躲进了中南海。那时候江青不能轻易进中南海，得请示哪，江青住在钓鱼台。

过了四年，张少华给毛家添了一个大胖小子。韶华（张少华后来用的名字）说，伟大领袖给命名‘新宇’，就是这个毛新宇，现在的将军、博士、‘文武双全’的毛新宇。”

王容芬：“我当时不在场。后来查出这个……当时有一个人在场，这个人叫杨秉章，是我中学101 中的同学。他写了个小条给递上去了，说‘请伟大领袖以后管住她，不要让她出来乱说了’。

就因为这张小条杨秉章倒了霉被抓进去了。而且她姐姐也倒了霉，她姐姐杨勋当时是北大经济系党总支书记，后来跟我关在一块儿，在学习班里，一间屋子里边。所以这事我就很清楚了，一来是听她姐姐说，二来是在网上也查了，所以刚才讲了这么一部分江青到北大辩论的这个事。

---“文革”五十周年专访王容芬：当年毛泽东与当今毛新宇（上篇）
——“当年‘文革’与当今中国”系列访谈（一）
作者: 张敏


1966年9月2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女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一百五十多个字的短信，之后被监禁，再后来被判无期徒刑，直到毛泽东死后两年多才获释。

王容芬给毛泽东写的信：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王容芬：“写了四封信，一样的内容。给毛泽东的，就是正式提意见；给学校的、给外交部的、给我妈的，都告个别。然后在王府井那儿有个夜间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小瓶的，很浓的，然后就揣在兜里。走到天安门广场，然后又走到东直门外苏联大使馆，快到大使馆的时候‘咕嘟咕嘟’都喝了，然后就不知道事了。”

“知道他不会回应的，知道他这个人，从‘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已经看透了，绝对失望了，才写这么封信的。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府完全绝望了。”

“醒来的时候，一大堆警察围着，在公安医院里边。在那儿呆了一天两宿，就给抓起来了，送到功德林监狱了。”

“进功德林的时候，全身扒光了查，然后让签字。我一看是什么‘现行反革命份子、叛国投敌王容芬……’我就拒绝签字。我说‘给我纸，我写大字报揭发你们’。后来就给押到牢房里头去了。因为我很快就进入管制里边了，要在外边我活不成。”

“判刑是在10年之后，判的无期。就是毛泽东死的那年。”

“监狱的监管人员说的非常文明‘我们不打你，也不骂你，我们文明对待你’，结果上的那个‘背铐’在北京还好，是从当时的‘苏联老大哥’那儿进口的，那叫‘狼牙铐’，你越挣，它就越紧，整个咬到肉里边去。不过那还是比较文明的。

到了山西，确实不打我，不骂我，戴的背铐叫‘小铐’，那是在铁匠炉上打出来的，那种铁铐整个就夹在肉里头了，上一把大锁。那种铐戴上去以后不出三个钟头，全都‘招了’，因为实在受不了，压迫得心脏都不行，它把动脉整个给你卡住了。

我这个人没心没肺的，一咬牙就顶过来。他们觉得‘诶，这女的怎么还不求饶啊？’，这一戴啊，后来就不行了。去了一个法医，看了以后说‘这个女人要死了，你们不能这么下去了’，他们才给我摘。

摘的时候还是北京来人，提审来了，他们怕北京人看见这个难看，法医建议摘下来。摘的时候是十冬腊月，摘不下来了，整个那皮跟铁、跟肉全都长在一块儿了。他们就撕下来的，连皮带肉，就把那个铁扔到那个炉子里。屋里烧着炉子，叫消毒还是叫什么，听着‘滋滋’的响，冒着烟，那是烧人肉啊，都是我的肉、我的血。”

主持人：“戴着那个背铐怎么样上厕所、怎么样吃饭呢？”

王容芬：“还上厕所？那有什么厕所！来例假你怎么办呢，全都在裤子里边。吃饭的时候牲口还能两个蹄子扒扒、四个蹄子……我没有啊。我就想，你把我胳膊给砍下来，我就不受这个罪了。那受罪受死了，每时每刻都在……

当时跟我关在一块儿的是一个苏联女人，她说‘折磨一个牲口也是抽几鞭子，有时有晌的；折磨人就能这么没明没夜、没日没月的这么折磨下去？’她看不下去了，她心挺好的，给我擦屎擦尿，给我洗什么的。

山西看守所里五毒俱全，什么都有，臭虫虱子，咬得痒的没办法，就拿脑袋在墙上蹭，手不能去抓呀。”

“吃东西就在地下啃哪。真是连畜类都不如的，他们对牲口也不能这么待的，真是。”

主持人：“这种待遇多长时间？是在哪段时间里？”

王容芬：“就是快判刑前一年。你要说到毛泽东死，我跟你打岔去吧。毛泽东死的时候，那阵是杀人最厉害的时候。毛泽东死的那天，谁说‘吃碗面条’，那就是犯罪，‘你为什么要庆祝？’谁要是笑了，也是犯罪。在（监狱）外边可能还好点儿，在监狱里就是死刑。本来就是判十年二十年的，马上就拉出去立即枪毙。”

“我是1976年1月10日判的无期徒刑。”

---“文革”五十周年专访王容芬：当年毛泽东与当今毛新宇（上篇）
——“当年‘文革’与当今中国”系列访谈（一）
作者: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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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拜物教
在国际共产主义谱系中，毛的独创性贡献是“人民拜物教”，以取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列宁的少数人统治和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人民军队”、“人民铁路”、“人民法院”、“人民公社”……，1949年后，毛将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演变的“敌我”意识引入“人民”概念，把无产无业、 无知无识、少不更事、顽劣卑贱视为“革命者”，把“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作为“革命群众”的身份认同，最后形成毛的人民观。

治民本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必修课，文革中毛泽东把“御民”之术推向炉火纯青。其手段是：首先分而治之，依照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重新强分中国人为革命人民（红卫兵、造反派）和反动派（《公安六条》23种政治贱民、知识界、走资派），然后通过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不断“吐故纳新”，并非不重要的是，毛直接出面教唆青年学生充当造反先锋，通过肢体和语言文字暴力留下人生与历史记忆。

文革是一百余年内中国又一次间歇式痉挛发作，毛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公开鼓动人民为非作歹的恶棍。毛的无数罪错中，最深重者是败坏人民和青年，教唆人民作恶。这也是毛发动文革罪孽滔天却难以受到审判的深层原由。人民乃民族之本、文明之本，即使曾经误入歧途，也只能由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自我觉悟。除非人民主动道歉、忏悔，否则无人能审判人民，也就无从完全否定和弃绝文革。

希特勒、斯大林都实行过“领袖崇拜”，都有狂热、虔敬的追随者，但德国和俄国人民没有被败坏。战后德国能够洗心革面、苏联和平解体的历史表明，希特勒和斯大林仍然是传统的独裁者，人民和民族依然可以在废墟和灰烬里再生复活。

权力和高龄让毛看穿人，煽动、唆使他们作恶，满足他们打家劫舍作威作福出人头地的欲望，把他们从温良恭俭让的庸人变成无所不为的造反派、革命者，成为毛自己一类无法无天的歹徒，是毛终身的理想。毛泽东以“领袖崇拜”——他已经完成——驾驭“人民拜物教”，假人民之手践踏历史、侮辱先贤、折磨无辜，戕害同类，最后为害人民自己。一旦用仇恨、暴力、权力和乌托邦狂想蒙骗人民，一旦人民被发动起来，毛就拥有翻天覆地的法力（打倒刘少奇不过区区小事）。

毛泽东遗产最邪恶的成分，已融入中国人血液和心灵，深度毒化了中国人性。鲁迅笔下贫穷、愚昧、滑稽、自私、狭隘的阿Q式国民性，只是引人同情、怜悯、滑稽可笑的旧式人性，被毛泽东改造过的中国人，其狂妄、贪婪、无耻、残忍，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权谋、虚假、奸诈，其数量之大、心性之邪痞，已经令纳粹和苏共的邪恶成员相形见绌，——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已经散播于中国，毛泽东最阴险的阳谋已经得逞。

---王康：文革是中国毁灭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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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较为顺利，毛泽东“镇反”的胆气大了起来。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 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这一年的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6]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在镇反运动中，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而到1958年，毛的这一作派变本加厉了。当赫鲁晓夫在毛恐吓下同意军援中共，毛勒索苏联成功后，立即停止炮轰金门，并写信给赫鲁晓夫说，他为中国能单独与美国打核战感到很高兴。他说，“为了我们最后的胜利，为了完全消灭帝国主义，我国人民愿意承受美国的首次核打击。这不过是死一大堆人罢了。”

毛的确有敢于叫中国人去死的宏伟气魄，他对中国人生命的冷漠令人惊诧莫名。而且，在事实上，通过镇反等各次运动，他确实亲自下令杀死了无数前政府官员和平民。

诸案种种，已不难看出，在毛统治中国的全时段，毛泽东个人的确是在非常具体地指挥一场场的屠杀，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从杀人比例到具体数位。上述中国民众所以被屠杀的唯一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是毛政权意识形态的昔日对手，或原政府的中低层人员。用毛的话来说，即，反动分子、反革命、地富分子等等，甚至，根本无须这些身份，就可杀死“一大堆”平民。而毛，铁板钉钉，正是一场场“精心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在那场大饥荒前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证据，坐实了毛作为的“精心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罪魁祸首的身份。有鉴于此，即使是撇开大饥荒这一亘古未有之大罪，把毛泽东与二十世纪的另外两名刽子手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也是实至名归，毫无逊色的。

---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
——审毛之三
作者: 陈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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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女人们
李志绥到中南海不久就发现，毛泽东有很多女人。起初毛找女人要瞒着江青。“毛泽东主席办公室”主任叶子龙（毛的同乡，湖南浏阳人；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就住在毛的隔壁，毛的女人预先被藏在叶子龙住处，待晚上江青睡熟，毛打电话叫叶子龙送人过来。后来毛与江青为此闹翻，毛一度公开与一 个女人住在一起。

在性生活上，毛对江青兴趣不大。毛最有兴趣的是“周六舞会”。这种舞会几乎专门为毛准备的，因为舞会上除了毛，大都是女性，他们的特点是年轻、漂亮，政治上忠诚可靠，而且文化水平不高，多是文艺团体的演员。她们依次邀请毛泽东跳舞，毛跳到累了就会领其中自己喜欢的一个，到旁边房间“休息”一到一个半小时。

在女人上，毛并不避讳李志绥。李与毛的很多女人都很熟，包括后来的张玉凤。一则李志绥寡言少语，从不插嘴；二则毛经常与李志绥讨论男女阴阳互补之说。毛很相信道家的房中术，认为用女人的“阴”可以补他下降的“阳”。他在晚年一直研究和练习道家房中术，在性事之前，毛要和他的性伴侣一起读道家的房事经书。后来毛得了性病，传染给了他的女人们。李志绥还要给那些女人治疗。在毛患性病期间，毛还坚持要和别的女人有性事，至于传染与否，毛从来不管，反正有李志绥去治疗。李志绥至今对这点还心有余恨。

李志绥发现，五十年代的江青比毛更孤独。她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没有可以谈心的夥伴，更没有权力。她除了是主席的夫人，什么也不是。而她的主席丈夫很少理她。因此她愈发有坏的脾气。包括李志绥在内，毛的“一组”人员很少有人喜欢她。江青对服务人员多有苛求，如要求室内温度必须准确地保持在华氏80度，洗澡水必须不凉不热，室内光线和灯光不能太亮也不能太暗，不能有任何噪音，对一些颜色又特别敏感，服务员衣服的颜色不对劲，都要立即换下来。江青和他的丈夫相反，她很少读书，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看电影。她和丈夫相同的是，她也失眠，也经常吃巴比妥。

---毛泽东的私生活
作者: 曹长青


毛在外视察的日子也不都是很快乐，他的住处经常“闹鬼”。1966年初在江西南昌，毛患了重感冒，病得没力气握手。正在江西参加“四清运动”的李志绥被紧急召去给毛看病。李给毛用药治疗后，毛告诉李志绥，这个房间有问题，被放过毒，所以他才会得病。他说要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李志绥劝他不要这样想，房间绝 不会有毒，但毛还是马上搬离了。

后来毛到了武汉。一天晚上，毛夜半惊醒，说房顶阁楼上有声音，有“阶级敌人”潜伏其中。毛的警卫队紧急出动，折腾搜索了半天，最后发现是两只野猫在阁楼上做窝，因毛的别墅长期没人住过。保卫人员把打死的两只野猫拿给毛看，毛仍不相信，决定立即离开，去了杭州。

据李志绥回忆，毛泽东的这种“怀疑症”很早就有。1958年初，毛去四川开成都会议时，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特意为毛修建了高级别墅，并模仿中南海那样修建了室内游泳池。但毛泽东一次也没有用过那个游泳池。毛几次与李志绥说，这个游泳池与北京的不一样，好象有特异味道。最后他告诉李，他怀疑这个池子已被放了毒。毛从不在中南海以外的室内游泳池游泳，认为都不可靠。他喜欢到大江、大河里游，因为大自然比较安全。

1966年夏天，毛泽东畅游长江后返回北京，在中南海他感到住不下去，心情非常烦闷。最后决定搬到北京郊外的玉泉山别墅。在那住了不久，毛感到房间有毒，又搬回到钓鱼台。在钓鱼台住了一段，毛又是觉得房间有异常味道，又搬回人民大会堂118房间，在118住了几个月，于1966年底又搬回了中南海，直到去世。

女作家石文安曾专程到毛泽东住过的无锡别墅考查过，发现房间里确实有一种异常味道。她的结论是，因为毛的别墅长期无人居住，再加上南方湿度较大，因而散发一种异味。令她吃惊的是，无锡别墅的卫生间，大到可供十几人开鸡尾酒会。

---毛泽东的私生活
作者: 曹长青


在毛刚去世时，北京盛传一个幽默评语：毛如死于1956年，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中国的列宁”；如死于1966年，还不失为“中国的斯大林”；不幸他死于1976年，那他就只是个“中国的毛泽东”了。这则评语幽默而入木三分，概括了毛的残暴既超过了列宁，也超过了斯大林。

另一个政治幽默则是，他与刘少奇、周 恩来讨论如何让猫吃辣椒。刘少奇认为，撬开猫的嘴，强灌进去。毛认为“太残忍”。周恩来说，让猫饿三天，然后把辣椒夹在鱼肉中，骗猫吃下去（活画出周的为人）。毛认为“不光明正大”。毛的方法是，把辣椒抹在猫的屁股上，它受不了就要舔，结果越舔越辣，越辣越舔，让它自觉自愿地自我作贱。在大跃进、文革中，亿万中国人就是这样狂热地“领袖挥手我前进”；今天，很多中国人还在虔诚地认为毛是伟人，中国还流行“毛热”，实际上这些中国人还在像那只可怜的猫那样痛苦地自我作贱着。

---毛泽东的私生活
作者: 曹长青


最难能可贵的是，吴法宪不为尊者讳，对毛进行尖锐的批判——
毛对陈伯达“一有了不同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毛忘了，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四清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 一六通知》等都是毛委托陈伯达搞的。如今“把陈伯达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吴法宪等人包括林彪听信汪东兴的话，以为毛和江青完全是两回事。一次，吴法宪、黄永胜等人向毛告江青专横跋扈的御状，毛敷衍一番后叮嘱他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另一方面自己又向江青通风报信。”他终于明白，江青为何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甚至能命令周恩来，就因为毛是江青后台。

“九大”后，林彪的威望越来越高，江青按毛的意图开始把矛头指向林彪。他看了毛南巡谈话“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吴法宪最愤愤不平的是，就在毛南巡找人说林彪和他们的坏话时，他和李作鹏正奉周恩来之命不得不去照顾江青游玩。他责问，毛不停地宣讲，“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自己不按正常途径开会讨论问题，“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他自己这样做光明正大吗？”他在庐山会议后三次求见毛都遭拒绝，毛却说“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吴法宪如梦方醒地说，几十年来，他对毛无限崇敬，把毛看作真理、正义的化身，但看了毛如此言行不一的讲话，毛的光辉形象在他心中瓦解了。

---文革“草包司令”吴法宪
作者: 喻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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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贝克先生在其《饿鬼》一书中指出的：就是在饥饿高峰的“一九六〇年，中国当局相继邀请一些国际‘友好人士’访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中国政府精心照顾下周游全国。他们访华后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发生饥荒，没有人饿死……。’”贝克说：“中国 政府严峻而轻蔑地拒绝了一切援助，甚至也拒绝了一些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称：……‘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这正是毛的旨意。在一九六一年饿殍遍野之际，毛竟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中国人不缺粮食，吃得好”（这篇谈话已经解密）。毛竟然如此封锁信息以谎言杜绝国外以粮食援助濒临绝境的饥民，无以名之，我们只能如实地称之为是不折不扣的“故意制造死亡”。

因此，就连马思乐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毛个人的政治考虑，最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生命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尤为触目惊心的，是毛及其政治体系对那些奄奄一息的农民的残忍。历史上，有让人饿死的，但还没听说过不准逃荒逃难逃死的。然而毛及其手下就做出来了。毛泽东当年的公社干部，实际上是他的狱卒，他们遵循毛的政策，把农民死死封锁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0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饿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这种残酷，难道不能与卡廷事件中斯大林杀波兰军人相媲美？

斯大林杀人也不过如此。他杀死了大批白俄以及苏联的高级军官和干部，毛泽东同样杀死了大量国民党军人和共产党干部。这两种屠杀之罪无分轩轾。而最为世人切齿痛恨斯大林杀害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与毛泽东明知饿殍盈野，仍铁石心肠坚持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暴政，坚不开仓济民，坚不允许逃荒要饭之赐死，二者的残忍也是相当的。

---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
——审毛之三
作者: 陈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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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 使农业生产力和农业产品质量遭受到严重破坏。

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  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也没有良的责备，政府不会控制，也可说控住，制以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当今外逃贪官就是这类人物。 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土改”利用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当时“土改的积极份子、政府依靠的根子”纷纷加入共产党、马上做了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 “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了。这些人大多数一字不识，以我是个大老粗自足，——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中国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素质低劣、又无文化、更无技术，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他们这伙人最大能力、是自私自利、唯我独尊、造假成性、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互相包敝、欺下瞒上、惟命是从、杀人如草……他们的工作能力低下，不懂农业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农业重大的损失。

---高耀洁：杀人手段何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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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艾滋病起源于-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掀起经济开放发展热潮。
河南省新上任的卫生厅长刘全喜在河南省大力推行了个世界独一无二的‘“血浆液经济’”，因这项工作投资小，见钱快，血站遍布全省，许多地方连妇幼保健院、工会，、妇联，、人大，、政协、，部队、文艺团体都要掺乎，民间血站更是星火燎原 ，蔚为壮观。许多官员尤其卫生系统首长们得天独厚资源在手，自己，家人办的血站那是风生水起，财源滚滚而来。

血站低成本投入，流程缺如，设备简陋，管理空置，灾难不可避免的降临了。

艾滋病魔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大地上，进入一个没有任何障碍的通道，在人为的制造了这么一个个体与个体，通过血与血的连接，构成的一个无法测算的互相连接的巨大群体，横冲直撞肆虐起来。如核弹引爆时的链式反应极速播散开来，造成了中原人类历史上人为的生物学灾难。

也可能是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人为的生物学灾难！

病程潜伏期时间长，这帮官员商人，数着这极易得来的票子，不断把这灾难推向更广更深的范围。

1995-1996年代中期，渡过潜伏期的无辜的卖血贫民的艾滋病逐渐开始发作和死亡逐渐开始发病了，输血感染者己在大地出现，其病人为数更多、切很分散。这帮灾难的制造者，不是动作起来，制止这灾难肆虐，而是千方百计掩饰，对泄漏出来的信息极力封锁，打压揭秘者，打击、开除周口王淑平等工作人员，甚至对披露消息的有关人员专家甚至抓捕判刑。

这已经超出了河南省卫生厅所能掌控的局面，首要的是河南省的首脑，国家一些威权，宣传部门的首脑，他们沆瀣一气，上下互动，动用了国家所有资源——卫生，、防疫，、公安，、宣传，、教育，、外交、，国安等等，极力封杀。具体指挥协调是一个维稳权力机构，党直接掌控的部门。和主要工作是生产，经济的政府部门关系不大。

更为恶劣的是1995，1996年代中期，感染艾滋病病毒者开始发病，他们除了封锁，并没有进行严格的疫情控制，血液制品管控，艾滋病疫情还在蔓延，罪恶继续深化。

也就是说，河南省卫生厅领导官员和商人勾结，甚至其家族人员及有关势力者齐上阵，在利益驱动干下了一件滔天大罪。

而河南省的首脑，及后来官至常委的大佬们，怕被追究责任，被这帮家伙们从政治，人格上绑架挟持，动用国家机器，操控维稳机构与他们一起作恶，扩展了艾滋病疫情，并越陷越深，并发生责任倒置，成为首恶。

整个事件的进展脉络表明，刘全喜，李长春是首恶，河南艾滋病疫情发生，蔓延就在他们主政期间。

---高耀洁：谁是河南艾滋病肆虐的首恶


逃八路军灾难
1927年12月我出生于山东曹县，深闺豪门的富裕家庭，独庄独寨，有田地70多亩，是鲁西南出名的大富户，见曹县志。我是母亲生育的第一胎，她是续弦，前房母亲病故，留有两个姐姐，高家很盼望我母亲生个男孩，我又是个女孩，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很失望。为了让我母亲再生男孩，停止 了我的母奶喂养，雇奶娘喂养，造成我终生慢性肠胃病，体形消瘦，体力差于同龄人，幸进入医学、学习医学知识、从事医疗工作，获得长寿。

三十年代，八路军已进入我们的家乡，1939年3月，八路军冀鲁豫边区支队队长杨得志、政委崔田民、二大队队长覃健等率领一支部队、进入高新庄抡劫，拘留我家三人，包括我父亲、我半身不遂中风不语的二伯父。他的罪名是“日本汉奸”，那时日军还没有占领曹县，二伯生病已年余，哪来的汉奸罪名？为了要钱，对他们三人严刑拷打，往鼻孔口腔灌辣婌水，折腾了半个月，高家拿出30万现洋赎身费放人。同时把高家所有衣物、家具、粮食等等，抡劫已空，连吃饭米粒，一匙没留，无可奈何，我父亲携全家逃亡，到柳河镇，九女集村，这是第一次跑反，那时我11岁。

---高耀洁：我一生几次逃难


无奈走出国门
到了5月6日上午9时许，我突然觉得气氛不对。我的电话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电脑也出了问题。我去小区门外超市买中午的食物，发现小区内有不少陌生人，他们目光异常，使我感到又出事了，很像2007年2月我赴美国领奖前夕的情况了。我中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假牙也没来得及带，两手 空空，只取出电脑的硬盘（里面有三本书稿，我不能放弃）。我把硬盘放在内衣兜里，匆匆地从小区后门离开了家。我这次外出，完全是为了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件，不能白白地费去。不然2007年3月，我赴美国领取“生命之音”奖，很多美国要人、权贵出面留我，居住美国安度晚年，我没有接受，仍坚持回国了，岂料有近二年过着如此的生活呢？

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已，不会只身流浪在外地，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

我80多岁行走蹒跚，多么困难，离开家到成都，最后到广州。住在一个农村，天天修改书稿，此处离大学城很近，有不少志愿者和大学生来帮助我，他们每天都有两到三人协助我为书稿打字，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但是这时我多次流泪，不断思考，我并不是不想回家，是因揭露艾滋病疫情避的我不能回家。

后来我只能继续为艾滋弱势群体说话，救助他们，往日的防艾工作，一切活动都是我自费付出，我不敢收任何人给我的钱，即便情面难却时收下钱之后，也要改日再把钱还他。比如北京爱知行万延海2000年8月的一天，来郑州给我送钱，他两次给我两万八千元，到2003年冬我从邮局寄给他3万，多给他2千元作为2年来的利息。我为艾滋病受害者呐喊，是一个医生的职责，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各种打压、造谣和诋毁？为什么对我的工作进行阻扰？甚至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举报我，阻止我进入艾滋村，我往贫困地区给贫病民众邮寄书籍、衣物，经常会大量、多次的丢失。我的电话经常打不通，我出门经常有人跟踪。如此种种，令人难忍！

我想来想去，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我权衡了利与弊，我想本人若无声无息地死去，我手里的资料便石沉大海，而且外界一无所知。最后我决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帮我联络，请他往国外给我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归，需要出国。7月中旬与美国有关人土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外出手续，有朋友转托在美国的华人组织，请他们派人来接我出国。

8月7日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经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住在他们家里，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 。

2010年3月，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由外地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我深居简出，要尽心尽力，把我的书稿编写好。

自古人生谁无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头这些关于中国艾滋疫情的真实资料被湮没。我这次外出，是为了不让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病例白费，之后三本书全出版了，还修订增版了《高洁的灵魂》一书。

自2009年走出国门，十年多了！骨肉亲人或阴阳相隔或天各一方！身处异国他乡，生活不惯，言语不通，这里来很多中国人，来历各种各样，无人知晓，因此我处境也相当复杂，漫漫长夜间！可谓万里西风夜正长，断肠人在天涯！年老多病的身体，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存，耳聋眼花，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体力均不支，所以我无力去参加他们的社会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可怕的是近两年多，我因肺部疾病卧床吸氧气，但仍想尽力给后人留下我一生逃难的知识。明知来日无多，2019年除夕夜时，我想念自己的孩子，她们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写了一首诗：

《思念》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们进入睡眠。
九十二岁的我思念无定时间，
回想着你们幼年的小脸，
活泼无暇的行动，
奶声奶气的呼喊，
这是当年的乐景，
如今留在梦幻之间。
(2020年春 写于纽约)

---高耀洁：我一生几次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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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统治时期由毛政权实施的屠杀之背景，既非战争状态，也非源于自己生命或政权存亡受到威胁，而是在承平时期的大批杀戮。屠杀对象均为非武装的驯服平民。如，前政府的中低级官员、地主、富农、思想异己分子等等。特别是上世纪中叶发生在湖南道县和广西等地对地富家庭老弱妇孺满门屠杀，令人发指。在 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中共建政之初的“镇反”运动，是彰显毛泽东屠杀手段最突出的运动。在他亲自策划和指挥下，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滥杀倾向。在毛心中，是没有存在丝毫“法治”观念的。譬如，“镇反运动”从1950年3月就开始了，但是直到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就是说，杀戮在先，杀戮的规定在后。到1951年2月21日，也就是在镇反运动已经开始将近一年以后，在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已经人头落地以后，中国政务院（国务院）才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告诉民众谁是“反革命”。

---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
——审毛之三
作者: 陈奎德


万罪之首
若问，六十年来，中共滔滔万罪中，何为首罪？答曰：大饥荒。
非战、非天、非瘟、非债，三千多万人，活活饿死！恐怕是人类历史上，和平年间，非自然原因，因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政策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人为大饥荒。这一惨剧是如此荒诞酷烈，以至于未曾经历者的不少年轻人，表示过于骇人听 闻而难于置信：全国二十分之一的人口竟然因饥饿死于非命，如何可能？

它的发生，有两个基本背景。

1956年，中共对中国工商业实施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这场迅猛的国有化运动，是凭借政权力量掀起暴风骤雨。当局通过软硬兼施的方式，以及象征性的所谓“赎买政策”，经由“三部曲”：私营—公私合营—国营，把中国城市中的各种私人企业，变成了直接属于国家所有并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整个经济变成国有制计划经济。这些国有企业就是我们说过的“单位”，其实也就是政权体系的延伸。它们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的细胞，掌管了人们的生老病死，主要是掌握了所有人的饭碗，不服从者不得食。上述一系列举措，使国家吞并了社会，由此，过去的与政权相对独立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国家—社会”二元结构变成了极权式的“党国”垂直一元结构。这是中国基本构型的一次影响巨大的强制性转型。

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控制方面，毛泽东通过1957年“反右”，令全国鸦雀无声，人民噤若寒蝉，造成了一种持续性的恐怖政治气氛，经济专家和其他专才都被斗倒、被流放了，知识分子再也不敢有所批评。中国，就象一辆醉汉驾驭的汽车，只剩下油门，没有了刹车。

于是，1958，在劫难逃。毛泽东挥戈指向经济，一场“大跃进”降临中国！

毛的这场“超英赶美”的狂热经济冒进，是运用他熟悉的军事动员方法，在宣传部们的舆论鼓噪下，把全国六亿五千万人鼓动起来，青壮年被派去大砍树木，大炼钢铁。到1958年十月，全国各地的土“炼钢炉”竟有一百万座！人们砸烂锅盆碗盏，丢进小土窑“炼钢”，“炼”出千万堆废铁。其余的人则被动员起来，敲锣打鼓，去惊吓麻雀，使之累死坠地；青壮年炼钢建路，兴修水库。庄稼熟了，仅剩老弱收割，收割草率无力，粮食烂熟在野……。而地方当局却在此火热气氛驱迫下，不断虚报产量，制定了野心很大的增产目标。中共也以此为依据，要1959年比1958年再增产50%。如此等等……一时间，神州大地，虚火熊熊。

最为惨烈的悲剧，发生在农村。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为“跑步跨入共产主义”，在农村实施人民公社制，强制粮食高征收，强行公共食堂大锅饭。这是灾难性的政策，相互关联，直指惨剧。

---饥饿皇朝
——审毛之二
作者: 陈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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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内御医：祖传专业
李志绥1940年毕业于四川成都医学院，学的是西医。1949年他正在澳大利亚行医，听到“新中国”诞生，像许多具强烈民族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立即返回北京。由于傅连璋——唯一一个经过西方医学训练，而后追随毛泽东万里长征的基督教医生的保荐，李志绥出任中南海医疗所医生。他的病 人都是高官，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朱德等。

1954年，负责毛泽东的警卫，被称为中南海大管家的汪东兴找他谈话，推荐安排他给毛泽东做专属医生。那年才34岁的李志绥，从此开始了直到毛死长达22年的“伴君如伴虎”的紫禁墙内的御医生活。

李志绥有写日记的习惯。在做专属医生的十几年中他写了40本日记。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恐惧红卫兵肆虐，在一个晚上，他将全部日记付之一炬。毛死后，他凭记忆恢复原来的日记，最后整理出记载颇详的回忆录。

由于长年跟着毛泽东，目睹中南海内残酷诡秘的政治斗争，李志绥养成绝不多说话，极端自我抑制的谨慎个性。他是一个与政治绝缘，专心尽力为伟大领袖一个人看病保养身体的“大内御医”。给当朝执政者看病是李志绥的祖传专业。他的四曾祖父在清朝同治年间任职太医院，曾为同治皇帝医病。专属医生的特殊身份，使李志绥对毛泽东的起居习惯、性生活、疾病史以及夫妻关系等私生活了解甚多、甚详——

---毛泽东的私生活
作者: 曹长青


起居习惯
毛泽东长期居住的中南海并不像从长安街上看去那么静谧、详安。里面有数道复杂的防卫线，戒备森严。除了被称为“一组”的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以及李志绥，连毛的同事们见到毛泽东都是很困难的。毛行踪诡秘，除了去苏联访问那次，其他离京外巡，只有在临行前一、两个小时，他的工作人员才知晓。

毛 泽东外巡，专用飞机上只有他和警卫人员以及李志绥。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汪东兴等坐另一架飞机，毛的工作人员乘其他飞机。毛的专机一动用，该航线及附近航线都要停飞，毛的专机有两架战斗机护航。毛有时也喜欢乘坐火车出访。他有专列，共11节车厢。该专列从距北京20多里的丰台出发，沿线不管多长，每几百米都有一名士兵站岗警戒，有纵深三道保卫线。该专列如果在某一火车站停，该车站的所有乘客都要被清除站外，以确保毛的安全。但毛泽东不喜欢“脱离群众”。为了让毛感觉车站正常，当地众多公安干警装扮成各种乘客和卖冰棍、烧鸡的小贩，“热热闹闹”，像拍电影。

五十年代，毛的食物都来自北京郊外由公安部办的巨山农场。所有供给毛的蔬菜都经过严格的营养和是否有毒的检查。即使毛去外省视察，他所需的食物仍从巨山农场运去。

李志绥给毛做专属医生后吃惊地发现，这位权极一时，被万人崇拜的伟大领袖，竟然极少洗澡、梳头。毛泽东认为做这些事太浪费时间。每天服务员给毛用热毛巾全身擦一次澡，毛利用这个时间看书。毛泽东几乎从不刷牙，他的牙齿坏了很多。牙医曾建议毛每天刷牙，毛坚持了几天就放弃了。当李志绥劝他刷牙保健牙齿时，毛不高兴地说，“我是湖南农民”。他一直到死都保持着他的湖南农民的习惯：一直用绿茶水漱口，最后把茶叶全部吃掉。毛晚年只剩几颗牙。注意毛晚年照片的人会发现，毛的牙齿已完全变色，呈黑绿色。曾任中共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有一次对李志绥说，“毛主席的牙像刷了绿漆。”

毛泽东确如外界所说的精力过人。但他也有大部份时间在床上度过，毛喜欢依偎在床上看书。李志绥几乎每次看到毛泽东，他都是在看中国历史书，许多书都反复看过多遍。在中共党内斗争中，毛感到沮丧时，也是回到床上，一连几个月不出来，一直看历史书，从中学习他的斗争策略。毛喜欢游泳，在泳池四周也仍满了古装书籍，游泳累了，就随处休息看起书来。在这期间，毛都是不穿什么衣服。毛很少会客，包括他的同事。他主要是阅读各种文件来了解事态。平时毛见到的人主要是“一组”人员。毛见到他们第一句话总是“有什么消息？”他喜欢手下人打“小报告”，他常常单独接见那些来告别人状的工作人员，乐见他们之间不和。连毛的私人秘书林克也曾被人打了小报告，李志绥也因有人背后微词，被罚去黑龙江巡回医疗了一阵子。

---毛泽东的私生活
作者: 曹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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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鹿茸治疗阳萎
李志绥出任御医后，汪东兴将毛泽东的所有医疗记录交给了李。李志绥发现毛的牙齿感染很严重，他开始检查毛的牙、发、囊腺和胰腺，检查中李发现毛的右睾丸不正常下垂。女作家石文安在书中写道，也许是惊人的巧合，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有过与毛同样的症状，可谓帝王一绝。

结合其他检验结 果，李志绥发现当年61岁的毛泽东已无生育能力。当时毛正为他的阳萎而苦恼。原来是用鹿角治疗，李志绥改用长白山原始人参等补品。毛1976年去世后，不断有女性上京告状，说是当年曾与毛主席有过性生活，要求补偿，并要求追认所生孩子为毛的后代。李志绥认为，依据他掌握的医疗记录和后来对毛的身体状况与性能力的追踪记录，这些孩子都不大可能是毛的后人。

但据《华夏文摘》报道，199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做出决定，对六十年代做过毛的特殊生活秘书、后来在军队中被软禁十几年、近年来不断上访告状要求赔偿的丁慧芬女士，一次性补偿精神损失费12万元人民币；丁本人可选择在北京或沈阳工作，按副局级待遇；对丁要求追认的毛的骨肉、她的儿子按科级待遇。

而据中共《北京日报》1993年5月8日报道，这几年来，共有170多人声称是毛泽东失散的骨肉，要求与毛的家属联络。曾有一对夫妇到毛泽东唯一尚在人世的儿子毛岸青的住处攀亲，吃了闭门羹后埃毛宅前静坐抗议，直至被请进屋内才罢休。

还有一名男子到毛岸青之子就读的大学，赖在其宿舍不走，称毛岸青之子为“贤侄”。另一人更大胆，自己出版《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龙》一书，自视为毛的后代。气得毛岸青和妻子邵华联名撰文斥为胡说。中共也下令查禁此书。

经李志绥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阳萎症有所好转。就性生活问题他们曾有过讨论。毛泽东认为，人的性生活从青少年开始，到60岁结束。但他决定将他自己的性生活延长到70岁或80岁，因为他与常人不同。他要求李志绥想办法达到这个目标。毛告诉李志绥，他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他18岁左右，与家乡韶山村一个12岁的女孩。毛在北京掌权后，还曾叫人带来这个第一次性伴侣见过一面，那时这个女孩已是60多岁的老太婆，仍然在韶山，仍然不识字。

---毛泽东的私生活
作者: 曹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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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望蒋杆”到文革的“喷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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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人性的行为
闹得最大的、令人最痛心的是分地主、富农的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做媳妇，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 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不仅仅地主富农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作老婆，这个现象不是仅河南有，全国多个地区都有这种现象，说白了、全国都有这种分女人的事情，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更惨的是有些女子不服从分配，拒绝做他人的老婆而自杀。如张庄的小淑芳，她才16岁，上吊自杀……

据同学们告诉我，第二年春天，出现挖财宝成为风潮，开始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不仅仅是地主，一些富裕中农也未能幸免。

上述是全国“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 极大多数在 “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杀害了。我下农村医疗队时，到过河南滑县，那里农民说：滑县土改时杀人很多。一个寡妇领着五个小孩，大的女孩才十二岁，因无劳动力种田，把十几畝地租给他人耕种，这个可怜的女人，土改时划成地主成份，小会批、大会斗，最后把她扔河里淹死了。还要把她12岁的女儿分给30多岁男贫农作童养媳，这个12岁的女孩投井白尽了，这幕惨绝人寰的事件，老百姓永不会忘记，在1962年听农民老太婆给我说的。

---高耀洁：杀人手段何其多


高耀洁：望蒋杆
上望蒋杆是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一种死刑方式，在执行判决前从不通过法律审判手续，更不会调查验证其罪行，随便对受害人执行死刑判决。

1945-1948年是中国的内战时期，当时蒋介石是中华民国最高的領导人，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共产党八路军在 所有的占管地区，成立苏维埃政权，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卖国的政权，做了许多愚民宣传工作，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做那些符合他们集团利益的工作。共产党八路军佔领地区长用望蒋杆，处死雍有土地之伸士们或反他们的人土，也是当时常用的残酷刑罚之一。

那时在我的故乡鲁西南应用较广刑罚，死者不计其数，岁月已经流失了70多年，上望蒋杆这个惨不忍睹的事件，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那时受过这种刑罚死者们的后人，如今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很早都想写下来这个残酷的事件作为历史的注脚。

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有许多酷刑，其惨酷的程度，比这种死刑更严惨的不胜枚举，但是”望蒋杆”也有它的特色，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非常明显，用政敌领导人的名字——蒋介石作为刑罚的命名，把受刑者的政治态度讲的很清楚，他要聁望的是蒋介石。你在各种大辞典上也找不到望蒋杆这个名词。

其具体方法是，用长杆绑一个两竖一横的门字形架子，受刑者五花大绑吊在横杆上，向上面慢慢拉起来，边拉边问受刑者看到蒋介石了吗？没有看到时继续向上拉，显然，拉的越高摔的越重，还不如早点说看到了！

望蒋杆的下面地上，因地制宣的摆放着一些带有尖锐的农具，如犁子、地耙、锄头、大类叉、抓钩等各种尖锐的农具，这些农具都是尖齿向上，当受刑者掉下来时将他全身刺穿而死。

那些受刑者的求生欲望，往往不愿意说看到了，这样就会被拉到不能够再拉的高度，猛然把受害者松下，落地后粉身碎骨而死。

下面有首多年前的诗，(诗出世时，我才十岁左右，近来找我二伯高圣君的照片时发现的，) 是一位姓张的私塾先生写的，可见人们敢怒而不敢言的情况。附录于下

在芒芒苦海里
在芒芒苦海里，
人们进入望蔣杆残酷的深思。
窗外一片漆黑，
大地无光无声又无人性。

在夜芒芒苦海里，
人们进入酷刑惨绝人寰的梦寐中，
太空闪闪的小星，
谁替他们诉说酷刑害人之情。

在芒芒苦海里，
冤天屈地回忆苦难的灾情。
人情簿如蝉翼，
各种政治折磨令人生不如死。

在芒芒苦海里，
人们只能呻吟在政治压力下。
阴影笼罩着大地，
何时会到天明。


农会的发明的四队
1927年之前南方的土改期间叫打土豪分田地，有一件重要的发明叫做戴高帽游街，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在四十年后，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三、四十年代北方的土地改革中又有许多新的发明创造。

1、听房队：

为了揭清地主的底细农会专门组织积极分子人员深 夜到地主家院内窗下偷听地主家人在说些什么话？计划如何对付农会和土改工作队，有无掩埋浮财，这是听房队的工作。一次在一户富农家偷讯息，这家人夫妻俩人有三个孩子，经济困难，他夫妻两人经常因穷困吵架，一天他妻子娘家送来十几斤红薯，孩子们都忙着想吃，她丈夫说：先送给我父母几块红薯，妻子不高兴的说：天阴沉沉的，马上会下雨，你给他们送红薯干啥？于是他们就吵起架来。

听房队听到阴沉沉的天这句话，如获至宝，说：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这女人说阴沉沉的天是反动言论，于是向农会汇报，农会就组织大会批小会斗，这个妇女实在受不了啦，就喝农药自杀死亡。她丈夫很后悔，第二天上吊自尽了。留下三个孩子，11岁、13岁、15岁；好歹他们生活还可以自理，但是邻居们提到这件事情都骂听房队，这是共产党的一大发明，至到20年后我听到此事时，给我说这件事的人仍然咬牙切齿的说：”听房队最坏良心。”

2、打狗队：

地主家一般养狗，为了扫清对听房队的干拢，总会组织专门人员白天把地主的狗打死。叫做打狗队。打狗队千奇百怪，打死地主家的狗、是为了方便去地主家偷听消息。我们高林内守墓家人养了四只大黄狗，全被打狗队的人打死了，他们为了盗墓方便，怕这几只狗影响他们盗墓动作。

3、闻香队：

地主家浮财未尽，还在吃好的，炒菜必然散发出来香味，农会组织专门人员到地主院子里去闻炒菜的香味，根据闻到的香味顺藤摸瓜，找出正在“享受”的地主进行处理。在河南滑县有一六口人之家，其丈夫抗日战争中阵亡，其妻四十多岁领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11岁，家中有80多亩地，她租给别人耕种，收租为生，当地许多人都会同情她，在土地改革时她被划成地主成分，可遭了塌天大祸。有一天她把油罐中的油给孩子炒了一次菜，被闻香队发现了，开她的斗争会，用尽了各种折磨，最后把这个寡妇婆双手捆起来扔到河里淹死了。四个孩子哭成泪人，至今尸体都没有见到，这四个孩子生活无依知靠讨饭为生流亡到山西，直至80年代才回到原籍，这是1962年当地农民告诉我的事例。

4、抹油队：

这个队最为新奇，如果地主家还有好的衣服，当他们穿出来的时候，抹油队上去，给他们抹上一些大车油，大车油不是植物油也不是动物油和矿物油，现代的人很少见到过。黑如沥青，做为旧时农村大车润滑用的，那时的大车轮子没有轴承，多半是用枣木等硬木做成的滑动轴套、走起路来，吱吱作响，经常需要润滑，大车外出上要带上个瓶子，装入润滑油随时使用。也因地制宜的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有一家地主，春节时外婆送给她的孩子两件新衣服，孩子穿上很高兴的去学校，在路上正巧遇到抹油队，他们把小孩的衣服前后抹的都是黑油，小孩哭着回家了。这件事情村民们感到很不服气，人口皆碑，把抹油队这种坏作风宣传的很广泛，时间也很长。民众一致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孩子。那时农村有人对这四个队做的歌谣：

四大奇举

天苍苍 夜茫茫，
听房队四处猖狂。
立奇功逼人命，
如虎似狼。
风呼呼 雨哗哗，
打狗队叫呱呱。
狗的特点保主人，
打死他没良心。
日落西山 月半圆，
太空乌云难见天。
抹油队真奇见，
发明者羞在人间。

---高耀洁：留下惨痛的往事


本书《悲惨时代——高耀洁回忆》于2014年春开始回忆动笔书写，其内容，起于30年代毛氏显世，止于70年代毛氏死亡，此时期各种政治运动，造成中国生灵涂炭。毛氏时代各种各样残酷的整人、害人、杀人的技术、破坏中国文化、损坏中国经济，毁坏中国的古建筑，败坏中国人的道德品质，是古今中外当权者少有的 。我已年近9旬，来日无多，怀着对国人负责的心情，把这段惨痛的历史，在回忆中逐字逐句的书写成册。对各种政治运动中的残苦事情，留下来告诉后人，告诉世界，以免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毛氏是个说谎造假的天才，他执政之前高喊：“耕者有其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政党平等化”，骗得很多人相信，很多人拥护，他执政后与执政前高喊的政策完全相反。

自30年代我有记忆力开始，毛氏共产党己显于世，八路军、新四军己开始在全国各省、各地依靠抢劫发财、扩大势力，杀人如麻，乱相丛生。在他执政前十多年，发动愚民，毁坏生产、破坏地方建设……中国民众遭受的灾害，很多罪恶的事件普通的中国大陆人，特别是当今青少年们是无从知晓的。

在30年代毛氏帮派四处流窜，居无定处，所到之处打着救国救民的幌子，四处抢劫，以劫富济贫为名，其实是躲开抗日战场，并与日本人勾结共同对抗国军（见第一章附录）以扩展自己的权威和势力，干出许多土匪没有做到的行动。读者们谁见过中国共产党的四大队？听房队、打狗队、闻香队、抹油队，你们见过他们非法执行死刑的望蒋杆吗？

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乘机发展他们的权势，抢劫各地财主，扩大自我的经济势力。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抗日的主战场，抗战胜利后，大力编造宣传他们的抗战功绩与成果，许多事情是无中生有，利用中国人的愚昧无知，骗取国人对中共毛氏的相信与拥护。书中所述许多事件，仅仅是本人颇知一些情况，内心有很多感受，不书写成册留给后世，对不起历史，于心有愧。

---高耀洁：《悲惨时代——高耀洁回忆》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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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六三年全国经济形势已全面回升后，毛为了全面推卸自己造成国民经济全面崩溃、饿死四千多万人的罪责，和证实毛关于许多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阶级）敌人手里的无中生有的论断。毛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试 图把农村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强拆农民房屋、打人骂人、打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饿死人的罪责全部推到“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头上。

通过“四清运动”毛不惜忍痛把一大批“大跃进”时期，实行毛的胡乱指示最坚决、“五风”刮得最厉害、产量“卫星”放得最高、反瞒产运动最下得手、上调粮食最积极、饿死人最多的紧跟毛的积极份子（毛内心深处是非常欣赏、看重这些紧跟他的积极份子的，但为了推卸洗涮自己的滔天大罪，冷漠无情的毛毫不犹豫地把这些积极份子抛出来作为自己的替罪羊）打成“四不清干部”、“阶级敌人”。

因为这些人民愤极大，毛忍痛牺牲这些紧紧跟随他的积极份子，就是要把毛的胡作非为造成的一切灾难的罪责都推到这这些人的头上。毛要让农民们知道，是毛领导的“四清运动”才把他们从“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的欺压下再次解放出来，毛这个造成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和平时期饿死四千多万人（其中主要是农民）的罪魁祸首又把自己打扮成了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毛开展“四清运动”的方式是典型的毛氏手法，即：挑动干部与干部之间、干部与民众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彼此争斗，毛和中共从中操纵，以达到运动的目的。毛和中共先从一部份地区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四清工作团、组”到另一地区开展“四清运动”，发动当地的贫下中农对当地的各级干部、阶级敌人进行检举揭发、批斗、处分。等这个地区的“四清运动”结朿后，又组识这个地区原来被批斗的干部组成新的“四清工作团、组”对前一个地区那些来批斗过自己的干部进行检举揭发批斗。

全国各个地区依此轮番进行“四清运动”。搞得各级干部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许多干部、“阶级敌人”被批斗、殴打致残、致死或被迫自杀，许多家庭被搞得家破人亡。

---毛通过“四清运动”转嫁罪责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15)
作者: 一真溅雪


毛一下子不能把以刘邓为首的老干们全部打倒的顾虑是有依据的，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毛为打倒罗瑞卿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在表决毛林关于撤销罗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等一切职务的提案时，虽然通过了，但不是中共党内贯常的全体一致通过。常委表决时刘少奇 、邓小平、陈云投了反对票；政治局表决时彭真、刘伯承投了反对票，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贺龙、陆定一、李富春、谭政林投了弃权票。会上不仅不让罗进行申辩，连会议也不让罗参加。

仅仅为了打倒一个罗瑞卿，毛、林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才让取消罗的一切职务严加惩处的议案在常委里仅以四比三的表决结果免强通过。在政治局投票刘、邓、陈见毛意已决不可能改变，慑于毛的淫威只好和其他委员一起改投弃权票。

这使毛意识到两点：

一是，老干们真心支持他的不多；反对他的不少。他要防止他们团结起来对他群起而攻之。老奸巨滑的毛，利用老干们之间的矛盾从中挑拔离间，玩弄拉一派打一派，而且打的时候有时并不一下子将对手置于死地，而是把这些人关起来加以审讯、批斗、拆磨，要他们写无穷无尽的检讨，承认那些被毛、林及其党羽们栽到自己头上的无中生有的罪名，往自己头上泼脏水，使他们以后不能翻案。还给这些人造成一些虚假的希望，一方面使这些人不致因绝望而采取狗急跳墙的举动。例如在惩处邓小平时毛力排“四人帮”要把邓小平彻底打倒开除党藉的意见，坚特保留邓的党藉下放工厂劳动以观后效。这使得邓一辈子对毛感恩戴德，以致邓复出后，虽搞所谓“改革开放”仍然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反对对毛所犯罪行进行批判、清算。另一方面也使那些暂时尚未受惩处的老干们也不致因绝望而狗急跳墙挺而走险，互相团结起来把毛拱倒。善于利用人性弱点的毛，在这方面确实做得精明老到。在“文革”期间尽管毛把大大小小的各级党政军老干们整得凄凄惨惨，甚至家破人亡，但表面上都服服贴贴，以致整个“文革”期间毛随意整人、害人无数，随心所欲胡作非为，把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都搞得濒临崩溃长达十年之久，居然没有激起任何一个老干公然对毛进行反抗，更不要说讨伐、清算毛的罪行了。

二是，对罗进行惩处的决议在政治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会上表决的结果使毛意识到今后决不能把惩处老干们的事拿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会上讨论表决，更不能拿到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表决（尽管这类讨论表决仅仅是走过场，结果毛早已确定了）。毛意识到在政治局常委中、政治局委员中、中央委员中，惩处大批老干的决定不可能得到其中多数委员的拥护。因为暂未受惩处的老干们都会意识到，说不定下一批受惩处的就是自己。此外召开这类会议给委员们互相通气、互相串联密谋提供了机会和场所，使老干们有可能串联起来在某次会议上团结一致把毛拱倒。为此毛要制造一种状态使老干们彼此隔离、互相孤立、相互之间不能彼此关照，这样使老干们不能团结在一起、扭成一股绳与毛对抗，这种彼此隔离的状态也有利于毛离间、挑拨老干们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彼此不和、互相攻讦以便毛从中操控。

---毛精明老到的整人手法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17)
作者: 一真溅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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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在文革中避讳说出的关键词——大饥荒，正是解开这一毛氏文革方程式的枢纽。

从防守的心理看，毛耿耿于怀的，是他的政策导致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他要洗掉其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空前恶名。然而，这一罪行是如此骇人听闻，黑白分明，无可辩驳，无法用意识形态来扭曲（诸如饿死者皆“阶级敌人”……） ，难于把罪责嫁祸于他者（诸如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地富破坏……不久后都沦为笑话）。中国老话谓之人命关天。更何况是非战争年间史无前例地活活饿死几千万条人命。要想洗白，谈何容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毛对他所烂熟的历史之感受，他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一场规模巨大的人心攻防战，如果他不能在这场攻防战中转移焦点、反客为主、反守为攻，如果他不能力挽狂澜把民心汇集在自己一边，他要从民众生命的剥夺者转变为下层民意的代言者，从政敌手中抢回道德的制高点和民意的汇聚点，是完全不可能的。文革中毛曾向人吟咏清人赵藩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反映了人心走向在毛意识中的极高分量。以攻心战掳掠民意，进而扫荡政敌，这是前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得心应手的事。在当时情势下，除了奋力一搏，扭转人心，夺得道德制高点，毛别无选择。否则，势将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里的斯大林一样，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没有别的出路。况且，毛创历史记录的几千万饿殍早已超越斯大林党内大清洗之罪了，而毛泽东却并无斯大林那种领导卫国战争击败希特勒德国之巨大功勋。

由此可见，打一场大规模的人心民意争夺战，以毛当年的政治处境，以毛的秉性，势在必行。

于是，文革开场未久，毛的运动方向出现了颠覆性的翻转：有了令党内同僚瞠目结舌的“炮打司令部”，有了“造反有理”，有了“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有了“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自从1966年10月之后至1969年初，毛直觉到并利用了1949年后中国社会受压抑者的不满情绪，突然允许了有限度的自由结社，允许学生、工人、农民自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分化为两大派：原来党团机构在背后支持的，组成保皇派组织；与他们对立的过去受压的在野人群，则组成造反派组织。后者奉毛旨而造反。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从反对刘邓的工作组开始，基本上是毛及其指派的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抗拒各级当权派的政治迫害，支持“砸烂公检法”，支持焚烧“黑材料”，反对“血统论”，通过中央文革支持地位卑微的合同工、临时工，……如此等等。总之，毛泽东摇身一变，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代言人，炮打当权派，炮打旧体制。中国的政治天空，风云翻转，中共掌权十七年来一直被压在底层的人似乎获得了某种解放感。毛成了他们的保护神。而毛之下的“大官们”成为老百姓怒火的发泄对象和出气筒。

---大饥荒与文革
——审毛之五
作者: 陈奎德


仔细审阅毛的著作及其在文革中的言行，有理由确信，“大饥荒”实际上是毛一生最大的禁脔。饿死如此空前数量的国人，持续达四、五年之久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在大饥荒之后的毛氏著作中，竟然只字未提。文革的发生，距大饥荒结束不过四年，并不太远。然而，如此巨大而悲惨的事件——空前规模的“大饥荒”导致的 饿殍遍野，毛却一直保持缄默！其内心之恐惧，忌讳之森严，可见一斑。

刘1962年当面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时，毛泽东当时回答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注意，毛的焦点是自己死后的政治场景。不难想见，他头脑里冒出的，正是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鞭笞斯大林的场景。曾经对毛百般恭顺的刘少奇，何以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与毛唱反调？其内心，正如他曾愤愤而言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试想，谁愿意承担人类史上最大饥荒罪魁祸首的恶名？（张素华：《七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P.321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

不难想象，刘1962年关于历史审判这句话，是深深地烙刻在毛的心中了。无疑，它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后果。林彪确实是对毛的心理琢磨得相当透彻的：“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政变讲话，1966年5月18日。有谁比林更看透毛？）。

---大饥荒与文革
——审毛之五
作者: 陈奎德


毛要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兵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他征服世界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战争的炮灰。于是处于颠狂状态的毛，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伟大”号召。全国各地从城镇的机关、企业、工厂、学校、街道直到到乡村纷纷组建民兵师，下辖团、营、连、排、班。在一九五八年成立了各类民兵 师达5175个，下辖民兵团44205个，民兵总数达到2.2亿人。

毛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毛一直希望通过发动一场世界大战，消灭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全世界建立共产极权政权，以实现他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的梦想。因此毛需要一大批没有思想、没有头脑、无条件盲目服从他的领导的臣民，为他要发动的世界共产革命战争充当炮灰（这就是为什么毛在后来明明知道办食堂、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重要原因时，仍然不顾农民死活顽固地坚持办食堂和人民公社的最主要的原因）。

毛扬言：“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当时全国人口约六亿）。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毛当然自认为自己不在牺牲之列），却换来一个大同世界（即以毛为领袖的共产极权统治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毛自认为自己必将成为这个“大同世界”的“伟大领袖”，他当然值得。但对于为实现他的世界帝王梦而无辜死去的四亿中国人，和全世界将为此而死去的十几亿人却太不值得了（当时全世界约有廿七亿人口）。

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的毛，对一场核大战之后，全世界将处在“核冬季”阴影的笼罩之下，由于大量放射性尘埃弥漫空中，遮天蔽日，使气温骤降，到处一片黑暗，数月不见天日，所有的空气、水、食物、土地…都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几乎所有的动植物都将死亡，人类也没有人能幸免（包括毛本人在内），对这些毛一无所知，所以毛指望：“死掉四亿（中国）人，还剩两亿人口，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毛还希望在中国打核大战：“由我（毛自己）来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军队…（然后）请苏联向中国战场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队一举歼灭在中国战场。”无知、狂妄、冷漠的毛为实现自己统治世界的世界帝王梦，竟然不惜牺牲四亿中国人和十几亿各国民众的宝贵生命，其凶狠残暴、冷酷无情、无知狂妄、漠视数以十亿计的人的生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卑劣本性实在令人发指，在这方面连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都难以望其项背。

---毛泽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卑劣本性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7)
作者: 一真溅雪


造成这一场和平时期、正常年景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和三、四千万无辜民众因饥饿而死亡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好大喜功的毛为实现其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的梦想、试图创造罕世奇功，“一夜之间”将贫穷落后的中国大陆变成世界超一流的先进大国，而发动的“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大修水 利”、“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社食堂”…等一系列运动。

尽管这一系列运动造成粮食减产、生态环境惨遭不可逆转的破坏、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生活日常用品、粮食和副食品的严重匮乏、生产力惨遭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等一系列严重后果。然而只要毛和中共当局稍微有一点人性、对他治下的民众的生命稍微有一点尊重、对民众的苦难稍微有一点点怜悯之心，放下面子（毛和中共一直不敢对外承认中国发生了大饥荒、大量人口饿死这一事实，以维护其一贯正确、英明、伟大的虚假的“光辉形像”）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削减外援、进口粮食、打开贮备粮仓（据周恩来向中共常委会报告：到一九六〇年全国还有一年零七个月的贮备粮）、接受外国的粮食援助，则完全可以做到不饿死一个人，更不用说饿死3700万—4500万人了。

简单的算一算便可证明这一论断：在这大饥荒的三年之中每一吨粮食可以在一年之内至少挽救10个人的生命，一年内这10个人平均每人可分到200斤粮食；平均每天每人可得0.548斤粮食，再加上饥民们原有的每天0.4—0.5斤口粮，则饥民们每天的口粮可达到0.948斤—1.048斤足可维持生存的需要。即便对每天口粮只有0.3斤的饥民加上这0.548斤粮食，每天的口粮也有0.848斤也可维持生存的最基本需要。照此计算一九五九年只要把净出口的250万吨粮食不出口，用来供国内饥民之需要，则这一年便可挽救2500万饥民的生命；如果一九六〇年净出口的100万吨粮食不出口、援助古巴的6000万美元用来从国外购买粮食（按当时的粮价可购买87万吨粮食）、援助北朝鲜的23万吨粮食用来供应国内的饥民，那么这一年将有210万吨粮食供国内饥民提高口粮标准，这将使2100万饥民免于饿死；一九六一年如果把给阿尔巴尼亚的5亿卢布（当年卢布与美元的比价约为1比1，这是苏联官方自定的汇率，高于卢布的实际价值）用来买粮食，按保守的估算可从国外购得300万吨以上的粮食，如果再加上被打肿脸充胖子的毛断然拒绝的苏联愿意提供的100万吨粮食援助，那么这一年总共将有400万吨以上的粮食供饥民们食用，这将拯救4000万人免于饿死。由此看来，如果这三年停止出口和外援粮食、同意接受苏联的100万吨粮食、把对外援助的资金用来进口粮食。如能这样，那么1959—1961这三年一个人也不会饿死！据此可以说“大跃进”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惨重后果和造成3700—4500万人饿死，套用一句当下流行的话来说：“这都是毛要争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惹的祸”。

---毛稍有人性便可做到在大饥荒期间不饿死人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9)
作者: 一真溅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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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27年中共“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才被逼上了井岗山。然而对于他而言，这却恰恰如鱼得水，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狡诈吧。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 ，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

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漓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他晚年对他的卫士长说：“毛泽东也是个普通人，他也没有想到他会做党和国家的主席。他本来是想当个教书先生，想当个教书先生也不容易呢？……”（见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台北，晓园出版社，1991，页224）这大概是真心话，中国史上打天下成功的“光棍”，到了晚年往往有这一类的感慨。例如毛泽东所认同的曹操，在有名的〈述志令〉中便承认，他最初只盼望做到“郡守”，后来他志向高了，也不过“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南齐创业之主萧道成，读书仅止于十三岁，此后便在行伍中，是当时社会上的典型边缘人。他在遗诏中也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此外如刘邦向他父亲炫耀：“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以及朱元璋手书“朱氏世德碑”，虽未明言“念不到此”，其意则未尝不是呼之欲出。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却是继承了“打天下的光棍”的中国传统。

1927年以后毛泽东“革命”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农村的边缘人，而不是普通的工人和农人。

下面引龚楚的话更是直接的供证：

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分。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的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从，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份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鸣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治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苏维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了。（《回忆录》下卷，页566）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二十世纪的人，在二十世纪“打天下”仅仅依赖中国传统型的边缘人还是不够的。尤其是他托身的共产党是直接受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事实上是斯大林指挥的；他想取得党的领导权，便不能没有莫斯科的认可。这里必须提到中共党内另一个边缘人的集团：城市中的边缘人，主要包括知识分子和工人。在这个集团中占领导地位的大都到过法国或俄国，并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陈独秀以后的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明、秦邦宪、项英、张闻天等人都是城市边缘人集团中的佼佼者。毛泽东和这个集团则格格不入。所以他自1927至1934年曾有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遭遇。怎样驾驭这个城市边缘人的集团是毛泽东生命第二部曲中的另一大课题。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中共中央从荒凉偏僻的保安迁至延安，毛泽东才开始对城市边缘人集团进行收服的工作。毛泽东深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之后，中共的实权已控制在他的手里了。但是他还需要有合法性——这必须由莫斯科和马列主义来提供。斯大林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这时已不能不默认毛泽东领导中共是既成的事实，尽管他对毛泽东并不信任。

另一方面，中国边缘知识分子也开始在毛泽东的显赫霸业面前低头了，周恩来在这一方面起了决定性的带头作用。周恩来之于城市边缘人集团，正于毛泽东之于农村边缘人集团一样，是最为水乳交融的。以前毛泽东所受到的“打击排挤”，周也不能脱干系。（可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1155-1156；《龚楚将军回忆录》下卷，页549-550）到了延安时代，周显然已彻底臣服于毛。无论周内心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我们恐怕是已永远无法知道了——他以身作则对毛泽东表现无限的忠诚是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的；这象征着城市边缘人的力量终于在中共党内降为从属的地位。1937年康生追随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之后，很快地便背弃了王明而改投到毛泽东的门下。这也为边缘知识分子的见风转舵添了一个有力的例证。

---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
作者: 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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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27年中共“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才被逼上了井岗山。然而对于他而言，这却恰恰如鱼得水，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狡诈吧。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 ，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

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漓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他晚年对他的卫士长说：“毛泽东也是个普通人，他也没有想到他会做党和国家的主席。他本来是想当个教书先生，想当个教书先生也不容易呢？……”（见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台北，晓园出版社，1991，页224）这大概是真心话，中国史上打天下成功的“光棍”，到了晚年往往有这一类的感慨。例如毛泽东所认同的曹操，在有名的〈述志令〉中便承认，他最初只盼望做到“郡守”，后来他志向高了，也不过“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南齐创业之主萧道成，读书仅止于十三岁，此后便在行伍中，是当时社会上的典型边缘人。他在遗诏中也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此外如刘邦向他父亲炫耀：“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以及朱元璋手书“朱氏世德碑”，虽未明言“念不到此”，其意则未尝不是呼之欲出。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却是继承了“打天下的光棍”的中国传统。

1927年以后毛泽东“革命”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农村的边缘人，而不是普通的工人和农人。

下面引龚楚的话更是直接的供证：

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分。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的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从，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份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鸣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治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苏维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了。（《回忆录》下卷，页566）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二十世纪的人，在二十世纪“打天下”仅仅依赖中国传统型的边缘人还是不够的。尤其是他托身的共产党是直接受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事实上是斯大林指挥的；他想取得党的领导权，便不能没有莫斯科的认可。这里必须提到中共党内另一个边缘人的集团：城市中的边缘人，主要包括知识分子和工人。在这个集团中占领导地位的大都到过法国或俄国，并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陈独秀以后的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明、秦邦宪、项英、张闻天等人都是城市边缘人集团中的佼佼者。毛泽东和这个集团则格格不入。所以他自1927至1934年曾有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遭遇。怎样驾驭这个城市边缘人的集团是毛泽东生命第二部曲中的另一大课题。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中共中央从荒凉偏僻的保安迁至延安，毛泽东才开始对城市边缘人集团进行收服的工作。毛泽东深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之后，中共的实权已控制在他的手里了。但是他还需要有合法性——这必须由莫斯科和马列主义来提供。斯大林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这时已不能不默认毛泽东领导中共是既成的事实，尽管他对毛泽东并不信任。

另一方面，中国边缘知识分子也开始在毛泽东的显赫霸业面前低头了，周恩来在这一方面起了决定性的带头作用。周恩来之于城市边缘人集团，正于毛泽东之于农村边缘人集团一样，是最为水乳交融的。以前毛泽东所受到的“打击排挤”，周也不能脱干系。（可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1155-1156；《龚楚将军回忆录》下卷，页549-550）到了延安时代，周显然已彻底臣服于毛。无论周内心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我们恐怕是已永远无法知道了——他以身作则对毛泽东表现无限的忠诚是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的；这象征着城市边缘人的力量终于在中共党内降为从属的地位。1937年康生追随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之后，很快地便背弃了王明而改投到毛泽东的门下。这也为边缘知识分子的见风转舵添了一个有力的例证。

---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
作者: 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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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喜获豪礼
胡志明本来到北京，是想向中国同志借中国的夜莺岛建一个雷达站，以便提前侦查到美国军机，没想到中国兄弟如此大方，将夜莺岛作为礼物送给越南，当时的心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喜大普奔！（喜出望外、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越南小兄弟一点没有迟疑，随即将中国“夜莺岛”改名为 越南“白龙尾岛”。中越发生战争之后，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当年将夜莺送给越南，如今是覆水难收，悔之晚矣。

中国时事评论员陈杰人教授认为：“领土问题是我们中国十三亿多人民共同的家园。如果将领土送出去，或者按边界来划分的话，应该得到全体民众共同的讨论，共同的批准。民众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果这些权力没有得到满足的话，我觉得无论是谁在管理这件事情，在未来都会成为被历史谴责的对象。”

今天的南中国海发生领土领海争端，越南的白龙尾岛是地地道道的岛屿，不存在是岛屿还是礁石的争论。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越南以白龙尾岛作为越南领土为由，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领海主权和专属经济区的要求。根据李德潮所著《白龙尾正名》一书，越南先后抓扣在白龙尾岛周围捕鱼的中国渔船，损害了中国数十万渔民的生计。

中国可以拿出很多证据来证明中国对夜莺岛有历史权利。用一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说的话，那就是夜莺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原海南军分区副司令马白山将军当时作为中方代表，前往夜莺岛与越南代表履行了“移交”夜莺岛主权的手续。

马白山说：“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记……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其他设施，如商店等都移交。移交前，我去过这个岛，岛上渔民主要是捕捞近海的鲍鱼。他们捕来的鱼，卖给大陆，也贩运到越南去卖。……移交仪式在岛上举行，文件都准备好，履行签字手续就成。移交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上面安排的，移交仪式：开茶会，桌上摆水果、点心，都是越方带来的，晚上还设宴请客，越南还派了一个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不少是在越的华侨。……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它。”（《海角寻古今》，马大正着，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如今，马白山对当时执行的这个卖国决定感到很痛心，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沉重地说，看来我是做错了一件事”。

---毛泽东将中国夜莺岛赠送越南始末
作者: 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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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霸业起点是井岗山，这是中共在1927七年进行了一连串的城市和乡村暴动的结果；暴动的政策则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而建立的。毛泽东依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执行暴动政策，在湖南发动了有名的秋收暴动。暴动失败之后，他率领了残余的七百多人，自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司令”，跑上江西井岗山去了。

毛泽 东明了井岗山的军事价值，当他从湖南茶陵窜入宁岗县城，便首先送了两枝手枪和一些礼物给袁文才，联络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绍给王佐与毛泽东见面。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弟兄。

毛泽东利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贴贴服服，都接受了毛泽东委派的营长职务。从此，毛泽东便在井岗山立定了脚跟。（《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月刊社，1987年，上卷，页136-137）

读了这个记载，我们几乎疑心这是《水浒传》上晁盖等七人上梁山泊落草为寇的现代翻版了。然而这却是事实，不是虚构。毛泽东的生命本质第一次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尽管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一直到今天还在塑造“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实际上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里所谓的“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说，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大陆上写毛泽东生平的人往往强调他“好读书”，尤“好读史”。其实他早年和中年读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谓“稗官野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据我粗粗翻检他的作品，他引用得较多的是这两部小说中的典故。他的“史学”最初也是从蔡东藩所编着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入门的。1936年在延安，他曾特别打电报给李克农：“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见张贻久《毛泽东读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页32）他读这些旧小说，自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从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我在前面说龚楚描述毛泽东上井岗山使人立刻联想到晁盖上梁山泊。事实上，他当时也未尝不是从这个故事上找到了怎样收服恶霸袁文才和土匪王佐的办法。他晚年（1975年）评《水浒》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〇八人外”，正式以晁盖自许。很可能的，他这时又想起了初上井岗山的一幕。

据我平时阅览所及，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无论所知深浅，党内党外，几乎都注意到他熟读旧小说和善于应付社会边缘人物的特色。1945年重庆六位参政员访延安，其中傅斯年和佐舜生都不约而同的感觉毛泽东活像《水浒传》里的宋江，而且也都承认他旧小说读得非常之熟。傅斯年更为敏锐，他已察觉到毛泽东大量从后方收购各种旧说部，是为了研究中国下层社会的心理。在中共党内，周恩来便承认毛泽东最长于和旧社会各色人等打交道，张闻天在延安时更明白对张国焘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见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社，1974，第3册，页1235）。

---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
作者: 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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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当局便“发明”了一个堪称极具“中国特色”（确切讲，是中共特色）的制度，名曰“政治审查”，简称“政审”。
这个“政审”从中共在大陆掌权之日起，直到今天，都是悬在每个中国人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套在每个中国人头上的一个紧箍咒。在毛泽东暴政年代，哪怕你去读个小学或当个清洁工，相关单位都 会给你填制一份相关的“政审表格”。表中将注明你的家庭出身，个人成份，政治面貌（例如你是共党的党、团员，还是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他“反动”党团的），平日言行等等都会给你记录在案。

到一定时候或政治运动来临，人家就会给你“秋后结账”。或“按图索骥”或“对号入座”决定你的命运。例如你是不是“镇反”、“肃反”的对象？是不是该“管制”的份子？或是否属于打成“右派”的对象等等。所以有的人十分不解地说“我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一句话都没有说，怎么就说我‘猖狂向党进攻’，把我打成右派了呢”？那就是“党”对你的“政审”已经决定了你的“政治生命”，你属于“阶级敌人”或“反动派”了。就像南非种族隔离年代你是黒人一样。在中国这叫政治“黒五类”，是政治“贱民”。

更“神奇”的是，这种政治“贱民”身份一旦确立，与野蛮的种族隔离一样是无法改变的。而且终身如影随形地跟着你。哪怕你调离到另一个厂去干活，迁徙到另一个城市去居住，你的有关的“政治档案”马上就给你转移过去。仍将你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中。即使你死了，这个“阴影”还要转移到你下一代的身上。“忠实”地陪伴着他们，就像基因难以改变一样。

---中共专制当局的钳民毒招——“政审”
作者: 林傲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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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掠夺农民的第一招——“统购统销”
1953年，当时中共的政务院便颁布了一个名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其中明确规定如下：

“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 ，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

在中国官方的政令文件上，从来都是充满了仁义道德的词语，这个文件当然也不例外。你看人家说得多好，你们农民的粮食既可“自由存储”，又可“自由使用”；既可卖给合作社，又可在集市上交易。你们够“自由”了吧？但是请注意，人家还有个绵里藏针的“温馨提示”：你的这一切“自由”，必须是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分配的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以后，才“可能”有这些“自由”。而到这时，你连填饱肚子都大成问题了，你那些“自由储存”，“向集市出售”的“自由”就只能成为“中国梦”了！

其实农民只要年景好，无天灾，确也有一定的余粮，也会拿到集市上来出售，以购回一些生活日用品，这本是自然而正常的事。但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暴政借口要搞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而搞所谓“统购统购”，其主要目的，首先是要尽量囤积粮食，准备打仗；其次就是要对农民进行剥夺，他们所出的那个“统购价”，还不到当时市场价的一半。这实际上就是假“统购”之名，行抢夺之实。更重的是既曰“购销”，那就是买卖。买卖就是要双方自愿公平合理。而这个“统购统销”则根本不管你农民愿不愿都得卖。县里把“统购”任务下到各区，区把任务分给各乡，乡分给各村，村直接按户、按人头下任务，农民愿卖也得卖，不愿卖也得卖。

更要命的是那个“统购”任务之高，以我的家乡成都市附近农村为例，农民平均每亩田就要卖“余粮”上等黄谷350市斤左右。而当时根本没有今天的什么高产良种稻，一亩田的产量也不过500来斤，卖了一半以上的“余粮”还有公粮任务必须上交，你说这农民不闹粮荒能行吗？这是“地主、反革命份子、坏人煽动少数落后群众闹粮”吗？这和官媒体上常爱说的什么“不明真象的群众”被“坏人煽动起来闹事”，真是如出一辙。怎么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的政府，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仍然是只知委过于民，而从不“下诏罪己”呢？

为了完成“统购统销”的任务，当时各地专门派了工作队，直接下到区、乡、村进行“督战”，软硬兼施。所谓“软”，就是讲大道理，进行政治宣传，说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你们翻身得解放，分得了土地，吃水不忘挖井人，要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全大局，等等等等，接着再哄，说“卖余粮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建设好了，以后耕田不用牛（用拖拉机），象苏联的农民那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神话鬼话，天花乱坠。这时再选农民中一、两个积极份子，或许以入团，或许以入党，或提拔当农村干部，或将来招工进城之类的空头支票。更在私下里对这些积极分子“透露”点“内部机密”说，“万一你们将来缺粮了，政府又可以返销一些粮给你们呀，所以这就叫统购统销嘛，未必共产党还会哄你们呀”？

农民当时确实还是相信共党和政府的。更不知这些工作队干部只是为了他自己要完成任务保住饭碗，乃至升官便信口许愿，你农民将来有无饭吃与他们何相关？于是积极分子们便信以为真，出来带头表示响应政府卖余粮的号召，甚至还要超额多卖。其他农民谁还敢叫苦、反对，或说不卖？如果这一切“软”的都还不行，“硬”的就来了。俗话说“半夜吃柿子——专挑软的捏”。农村中最“软”的莫过地主，富农，抓两个出来，或说他家私藏粮食（农民哪个家不藏一定储备粮？），或说他“不满统购统销造谣破坏”，或说他“煽动闹粮”……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咋说都行。于是弄来开大会批斗，公安局马上配合，当场逮捕。那时连逮捕证都不需要，一根绳子捆起拉走就行了。老实的农民早都吓呆了。当时有个和我父亲多年相识的老农民，到我家悄悄对我父亲说“到了这一步，莫说喊你卖粮食，喊你卖老婆你也不敢不答应啊”！

这就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就是苛政、暴政下农民悲惨的处境！不过平心而论，统购统销虽然让农民受害不浅，但又还没弄到要饿死人，象三年大饿荒中“猫儿饿得舔磨子，老鼠饿得啃砖头”那样的惨景。因为当时农民手中毕竟还有些芋头、红薯、瓜果、蔬菜一类的东西，可以“抵挡”一阵子，到夏粮一出来，情况就缓解一些了。于是当时报上便大肆宣传“瓜、菜可代半年粮”，“红薯营养很丰富”。不过写文章的人，却不会去拿瓜菜红薯当饭吃的。

当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土改后的农民分得土地时，以为自己当真就是土地的主人了。却不知中共这个全中国唯一的“大地主”比“旧社会”的“地主”更厉害百倍不止。而“统购统销”只不过是当局准备掠夺农民第一招的“小试牛刀”，而“小试”之后，善良老实的中国农民，基本都逆来顺受了，反应并不强烈，更没在全国出现上万宗“群体性事件”。于是当局一道道的“优惠套餐”就给农民端到桌上来了，从互助组而初级社，而高级社，而人民公社，而无偿劳动大炼“钢铁”，乃至收回自留地，不准搞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招比一招狠，招招致命，刀刀见血。到这时，农民别说反抗，连呻吟的气力也没有了。所以三年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三十万人而风平浪静的河南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宪文见此情景，不无得意地赞叹道：“多么好的老百姓啊！”

---作者: 林傲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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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的运动都是镇反运动
由于没有认真总结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在以后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再重复这些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过后，接着是内部肃反，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在这些政治 运动中，公安部门根据中央要求，都要布置对敌斗争的内容，把镇压反革命作为推动这些政治运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所以一九七六年前，我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台“公安六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专案审查等，还在继续镇压反革命，同样，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式办事，完全是无法无天，使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
作者: 尹曙生


在如何开展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保证运动健康发展问题上，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有提出过操作性很强的有效措施，仍然采用革命战争时期打仗的办法、群众运动的办法来代替运用法律的办法。中共中央在1949年初，就宣布废除“六法全书”，而此后又没有制定新的法律加以替代，政务院稍后虽然出台了《 惩治反革命条例》，但那都是些实体性的不易掌握的原则规定，没有任何程式性的规定，所以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于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虽然“双十指示”要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任务、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而捕人、杀人批准许可权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看看中央、主要是毛泽东是如何下命令指导镇反的：

1951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接到中南局转来的驻扎在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仅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东批示道：“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并强调“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一月二十九日，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一九八二三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一百六十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月5日，中央西北局报告说：两个月已经逮捕五千多人，杀了五百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镇反计划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这是“双十”指示的要求——笔者）。毛泽东看后批示道：“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上行下效。很多地方把杀人批准权由专署一级进一步下放到县一级。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须杀多少人，这是最大的荒谬之处。毛泽东最初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五，严重的地方，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一；以后他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一点五，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二。

---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
作者: 尹曙生


镇反四个月杀人五十万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资料，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余名。徐子荣说的是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中捕人、杀人总的资料。而 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进行了3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0至1951-9；第二阶段为1951-10至1952-9；第三阶段为1952-10至1953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第一阶段杀人数量约占整个镇反运动中杀人量的75%，按71.2万人计算，即有54.3万多人，主要是在一九五一年二、三、四、五几个月内被处决的。因为镇压反革命运动从“双十”指示（1950-10-10）下发起，实际执行时间是从1951年1月开始，而高潮在二、三、四、五四个月，六至九四个月是收缩、休整期，要求暂停捕人、杀人（现行除外）。所以在镇反运动开始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五十多万人，超过国、共双方在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中在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解放战争四年间，我军阵亡约三十万，国民党军队阵亡四十万，国共相加大约七十万。其中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共双方战死人数为四十多万）。

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将会出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指挥镇反运动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弥漫着左的情绪，要求多捕人，多杀人，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思想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会走向邪路。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指出：“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

---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
作者: 尹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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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共接见了八次红卫兵。我与景柏岩、轩春生、杜铁四个小“牛鬼蛇神”在北京上访时，有幸在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站的组织下参加了最后一次——第八次的接见。

那时，北京各处为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设立了上万个接待站，每批一般住十几天二十几天，等候毛主席接见。从8月18日第一次，到11月26日 最后一次（与11月25日的统称第八次），共接待1300万人次。以每批平均20天计算，共吃了8万万顿饭菜，大约耗费20万吨粮食，其它肉、油、蛋、菜难以估计。每次接见完马上庆祝，红卫兵每人两个白面馒头，一碗猪肉粉条炖豆角。许多来自偏远地区的红卫兵小将发表感想：“本来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够激动了，一吃猪肉粉条就更激动了，在老家过年才能吃上肉呢！”

等待接见的队伍被安排在东西长安街两侧，用白粉在街边划出若干方块区间，每个区间都有一位解放军联络员，负责对该区间的红卫兵进行纪律教育。要求大家要听从指挥，不能往长安街上拥，并交出水果刀一类危险品。沿途每隔10米就出现一个已经接通自来水，用深蓝色布围起来的临时厕所，并按等距离安排好卫生站等一套设施。一队队解放军战士手挽手地组成警戒线，工作人员乘摩托来回巡视。

我们四个人，11月24日入夜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至午夜，那里慢慢地聚集了150万人，黑压压地，铺天盖地。天安门广场的冬夜非常冷，冻得我们哆哆嗦嗦，脚一直在不停地在地上跺，也不管事。但一想到明天就能见到伟大领袖了，心中就激动不已。

那天夜晚至第二天白天，我把带的四个冻得像石头一样的馒头全都啃进了肚子，舍不得吃的香肠也在口里含化了。因为没有水喝，感觉舌干唇燥、嘴角起泡、有点上火。

次日晨，阳光升起，我们才感到了一丝温暖。我们一分一秒地在期盼着那个伟大时刻的到来。等啊，等啊，一上午又过去了。直到13时40分，人群中一阵骚动，大家都在狂喊：“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群情激昂，人们都热血沸腾。当蹲着的人们突然都站起来时，我动作慢了一点，竟然被周围的人挤压着，怎么也站不起来。我恐怖地看着四周无数条晃动的腿，觉得就要被他们踩倒了，这时幸亏老景伸出双手，拼命地拉我，我才随着人流歪歪扭扭地站起来。我的帽子被挤掉了，在人们的肩膀上滚来滚去，就是掉不到地上。当我终于把帽子拿到了手上时，尽管急切地翘脚张望，毛老人家的车已经一闪而过，我只看见了一个背影。

第二辆军用敞蓬吉普车上站着的是林副主席，我看见的也是一个背影，再后面的周总理等人，我更是毫无印象……只有三分钟左右，毛主席检阅的车队全部在视野中消失。耳边忽然掀起狂风般的红卫兵的哭声笑声喊声，可怜身后的许多红卫兵，他们可能连毛主席的背影也没看见……

听景柏岩说，他也只看见他老人家带着军帽，军大衣灰蒙蒙的。身体雕像似地转动，摆幅约有90度，表情模糊，看不清眼睛。没有听见他老人家一点声音，只感觉他老人家的气势似乎无动于衷，“冷眼向洋看世界”？

---目睹领袖的背影
作者: 老绥远韩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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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落》独具慧眼，把毛传位江青的如意算盘放进文革的全过程中，考证和分析纷乱杂陈的现象中的蛛丝马迹，无可辩驳地地证明毛传位江青是他发动文革的最终目的。辛先生的破解令我们茅塞顿开：为什么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后还要没完没了地折腾？辛先生对文革做如此破解，恰如给文革下结论时终于对准了焦 距一样，一切扑朔迷离的疑云浓雾登时廓除，文革面目毫发毕现，底牌终于亮出。

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一定要虐杀纠正大跃进灾难的刘少奇和批评大跃进的彭德怀？已经有连篇累牍多如牛毛的专著讨论过，但是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陨落》用最清楚的语言、最权威的资料、最有说服力的事实告诉人们，毛发动文革，是要彻底清除在他死后可能否定大跃进、进而否定他本人的人；他也深知人们反对他的文化大革命，他要像维护大跃进那样维护文革，护住自己的面子。毛泽东知道要想死后不被鞭尸，唯有把江山传给老婆江青和侄子毛远新，因为只有她俩才不会在他死后清算他的滔天罪恶！

毛深知直接传位于江青很有难度，但是他却执拗地以剥竹笋、割猪肉的流氓手段，帝王权术实行他的图谋。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最后毛功亏一篑，没有达到目的，他临终之前数月对江青等人有一番话，最后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个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独夫民贼，混世魔王，此时此刻不无凄然之情，等于承认自己是失败者。毛的生命的最后日子，据张玉凤等人回忆，他时常莫名其妙地哭嚎，从中可以窥见他的内心世界。

---读辛子陵先生的《红太阳的陨落》
作者: 任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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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4期《炎黄春秋》曾刊出当年见证有四千老干部对中共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的郭道晖回忆性文字，文章除了主题《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外，还有一副题——“《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作者告诉我们：“在四千人讨论时，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 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郭文中说：“据事后有关文章报道，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5600多人，其中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

在那次民主会议上，大家强调文革前17年“存在一条‘左’倾路线”，而“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原王稼祥政治秘书“张香山同志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

李维汉在发言中更是列举了毛的片面性错误有十大方面，“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

这样，也就很好地解释了在毛时代为什么会有那样一场“打右派”运动。至于阴谋阳谋，并不重要，郭道晖本人就认为当年那场“打右派”运动，其实也未必能说就是毛泽东特别有意要“引蛇出洞”，不过是证明了毛的反复无常而已——郭道晖强调的是毛的反复无常。

郭在文章中说：“当年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当时发言，说1959年夏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比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自己也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而毛在谈到他自己时，说‘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因此，郭道晖认为：“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灾难由崇拜领袖而生
——“阳谋”还是“反复无常”
作者: 闵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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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办事，我放心”后面还有话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由汪东兴提议的，附和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 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江青“谦虚”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1976年1月底，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据姚文元回忆：

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死后。”

毛泽东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是个最理想的二传手。这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他不再绕山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

据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你办事，我放心。”不是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
1980 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审四人帮的法庭上，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听席上的人们鼓起掌来。这掌声是真心的喝彩，因为江青揭露了一个最最重要的真相：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首辅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这时姚文元作为主犯，张玉凤作为证人都在场，如果他（她）们把毛最后拟定的要江青当党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出来，就把毛泽东的家天下的身后布局彻底揭穿了。

毛泽东在“四五”事件后，传位的安排又有变化。据张玉凤回忆：

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毛泽东最后提出的两个名单，把毛远新列在首位，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听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

江青不能团结邓小平共事，破坏了林彪死后毛泽东的传位交班布局，毛觉得江青终难成事，最后决意让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担心江青不服，会串通王洪文、张春桥闹事，所以不让王、张进常委，意在拆散“四人帮”，使江青翻不起浪来。这是张玉凤两份名单的来由。但这导致了后党集团的分裂——太后和准太子的分裂，华国锋、汪东兴和“四人帮”的分裂。毛认为毛远新继位是正统，凭他打下的根基，会有人像周勃“诛吕安刘”那样，除江青后党，保准太子毛远新登基。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论，诸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都成了骗人的鬼话。他头上那些耀眼的光环，诸如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领袖等等也骤然暗淡下来。

---毛泽东，接班人与文革起源
作者: 辛子陵


对邓小平的定位是“军师”
权为己用，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纵自如。这是封建帝王的统治术，也是毛泽东的统治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把邓小平保护下来；在邓被打倒七年，尝够了无权之苦之后，又破格擢升他，让他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凭这两条，他认为邓小平这次被起用，应该绝对 忠于他，感恩怀德。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当面表示对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不满，把邓小平称为“军师”，“军师”者，诸葛亮也，反衬出对邓小平信任之专，期望之殷。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也好。毛泽东企图让周恩来淡出政治舞台，把邓小平改造成为第二个周恩来，能挑起治国安民的担子，又有辫子可抓，甘心永远当第二把手。他希望邓小平能够与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邓小平治理这个国家，而把江青摆在邓小平之上监国。换句话说，江青坐天下，邓小平治天下。这是在邓第二次复出后毛泽东的交班部署。

毛泽东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捏在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坏了。

毛泽东给足了邓小平面子，很有点“托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的回报，期待着邓小平与江青联手接管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期待着邓小平永远甘当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宝座。他让江青以“吕后”之尊到宽街邓府谈心认错，就是要请邓小平做当代的“萧何”。江青屈尊造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邓小平没有迎接，也没有送客，拒绝做江青的“萧何”。[5]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一再顶牛，毛泽东对邓一再挽留，总是留有余地，总是手下留情，这使“四人帮”大惑不解。个中原因是毛泽东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争取邓小平站过来的打算。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他深知在他身后只有邓小平才能“镇国家，抚百姓”，保证天下不乱。后来的事实证明确是如此。但邓小平只能当“军师”不能当“主公”，他必须接受当今吕后——江青，作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主公”。邓小平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这样的条件，“扣”就结在这里。

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坚决执行全面整顿方针领导人万里、胡耀邦等被罢官批斗，教育部长周荣鑫连日遭到残酷批斗，在4月12日的批斗会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对邓小平仇视的程度，那是远远超过对陶铸仇视的程度的。为防止“四人帮”唆使造反派冲击邓小平，4月7日，毛泽东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秘密保护起来。汪东兴立即布置，让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老8号的房子，并要参谋滕和松作一安全转移邓小平的警卫方案，派警卫局处长东方安排一部不显眼的汽车把邓小平夫妇从宽街家里秘密转移到东交民巷老8号，孩子们继续住在宽街。

毛泽东如此关怀邓小平，并不是这位大独裁者心地善良起来，如果杀邓小平能够稳住局势，让江青继承大统，他完全可以借助造反派害死邓小平，看看他害死刘少奇时那份得意，那份伪善，就可以知道。四五运动是全国性的，毛泽东不知道驱散天安门的抗议群众后，局势会怎样发展？他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再没有动辄“重上井冈山”的那种豪气。真要全国大乱，“四人帮”压不住阵角，还得请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邓小平的威望，经过二次复出后毛的鼓吹和整顿文革的乱局，已经是威镇华夏。他在军队有深厚的基础。抗战时期是一二九师政委，而一二九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解放战争时期是第二野战军政委，淮海战役二、三野战军并肩作战，他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打倒彭德怀、贺龙，伤了和一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逼走林彪，伤了和四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整了刘伯承，整了陈毅和粟裕，如果再害死邓小平，会和二野、三野广大指战员闹翻。毛的权力基础在军队，和四大野战军都闹翻，他怕不得善终。据姚文元回忆：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毛泽东，接班人与文革起源
作者: 辛子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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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没想到自己是二传手
1969年3月21日，林彪记载：
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
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 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把林彪是接班人写进党章，这是毛泽东与江青串演的一出双簧。在讨论过程中，根据毛的决定，江青积极鼓吹过是事实。

第一，九大党章对林彪的毛泽东接班人地位的法定，首先是对毛泽东终身主席地位的法定，毛泽东用曲笔在党章中载明，他这个主席要当到老死。第二，毛泽东想以此换取林彪集团对江青后党的支持，特别是换取林彪对江青进入权力中心——政治局常委——的支持。

据陈伯达狱中自述：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年4月30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定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接班人这个“接力棒”的传递过程，林彪只是第一棒，要一棒一棒地传到江青手里，“革命”才算完成。到那时经济建设问题才能提上日程。但这回林彪没跟上主席，认认真真地想接班，刚把第一棒拿到手，就想让运动停下来。所以九大进行当中，后党与林彪集团的斗争，实际是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就开始了。江青那样卖力地吹捧林彪，是希望林彪投桃报李，提名江青为政治局常委，但林彪没这样做，只提名黄永胜为常委，江青只好自己出头大闹，黄永胜当常委她也得当。毛泽东是不能允许林彪在常委中有两票的。最后拍板，两个都不进。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组成。

九大以后，毛泽东要亲自摸一摸林彪的底，看他能否与后党合作，保毛家的江山。为此，他带上张春桥，打破他从不看望下属的惯例，亲自到林彪的苏州别墅看望林彪。寒喧过后，毛泽东单刀直入：“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竟一时语塞。心想我还没有接班呢，怎么现在就安排我交班？他没有理解把他推上去是为了代替刘少奇，刘少奇倒了，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自己只是个二传手。

短暂的沉默后毛泽东又说：“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这句最重要的话林彪并没有听懂。林彪绕山绕水地说：“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这是毛泽东与林彪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转捩点。

---毛泽东，接班人与文革起源
作者: 辛子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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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判处无期徒刑姓曾的女犯。她关在女监，我在狱里办墙报，狱吏指定我为她写改造总结。她是贫农，住在山里，1958年丈夫响应号召，被公社派去炼钢采矿，不幸死于工伤，丢下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一个八岁，一个五岁。八岁女儿不听话，五岁女儿长得乖。1961年公社没粮供应食堂，清如水的稀粥只有野 菜，一连吃了半个月，全家大小叫饿。她饿得白鹤伸颈，患有腰痛症，叫大女儿去山上找里野果、野菌什么的，可老是空手回家。她骂她打，仍如此。在那个年代为了话命，谁家不去找。她气了，一气之下用斧头活活将大女儿砍死，然后放在煮猪食的大锅里煮来吃了。小女儿每一看见妈吃这东西便跪着说：“妈，你吃了姐姐你可别再吃我呀!我听话，我去找果找菌……”她一边说，我一边写;她说说哭哭，我听听写写，不足一千字的评审材料写了大半天也没写完。作为共和国第一代工农记者，我能说什儿呢?我仰天叹息一声，自言自语道：“其罪难铙，其情可恤。苍天啊苍天，你睁开眼看一看吧?”

1976年因“四五”天安门事件，四川地方国营新华磺厂(一个地地道道的劳改厂)以“传播政治谣言罪”，将我加判八年有期徒刑，送到素有“奴隶黑狱”之称的雷马平劳改农场马家湾中队服刑。在这个队里有位刘姓老犯人，眼晴里布满血丝，长长个子高人一头，从不认罪，只要每天一出工就高喊：“毛主席，共产党，我刘长年(长年即雇工，他过去是穷人，以帮地主为生)犯的什么罪嘛?人家不要的，供销社不收的，拣来煮起吃了，就叫犯罪?填肚子，建设社会主义嘛!”接着，疯疯颠颠大声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吃不饱，饿肚子，又坐牢，粮粮饼饼买不到……”原来，在1962年冬，他饿昏了头，在坟山里把一个才埋进土里两天的死娃娃拣回家，煮来吃了。后被人检举，法院以“伤风败俗罪”，判他十六年有期徒刑。由于他出身成分好，“犯罪”又特殊，狱吏也不好说什么，每次都装着没有听见。

人吃人，毁了家庭的亲和力，毁了社会的道德良知，有什么办法，锇呀!这到底是谁之罪啊?是他(她)们吗?请回答!请回答!谁能回答?执政的“伟、光、正”共产党你们敢说这不是事实吗?

---三年人祸举国泪 天府之国人食人
作者： 铁流


1964年我因“马盟”一案，关押在四川省第四监狱(老地名叫沪州长庚宫，今为四川省警察学院)第九中队。这个中队是清一色的死缓和无期犯，其中大部分是“历反”和“现反”，有小半人是杀人犯。犯罪时间均在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间，说来也许令人不相信，事由多是为一斤粮票杀人，一筒苞谷杀人，一碗米饭杀人， 其中有五、六人饿不可耐而杀人吃的。监狱每年终要搞评审，犯人都要写认罪检查交待材料。他们中好些人写不起，便求我代写。有个姓康的犯人，过去是叫花子，带着徒儿打“莲花闹”(北方叫数来宝)沿街乞食。他个子不高，长得蛮蛮的，出口成章，一溜四言八句。在1960年那个饥锇年代，家家断炊，户户没粮，向谁讨去?他和八岁智障徒儿呆在一座破庙子里过冬，整三天没粘颗粮食，肚皮哇哇叫，头昏眼花走路打偏偏。为了活命，他竟用药药死徒儿，然后煮来美美地吃了几天。自此，心里不安，睡不着觉，老做恶梦，一闭眼就见徒儿来讨命。他怕，经常大叫大喊，最后主动去公安局投案自首，判了个死缓。我问他，难道不知道吃人是犯法事么?他说，怎么不知，太饿呀!饿起来难受死了，恨不得饱饱吃一顿死了都划算，就这样把徒儿杀来吃了。说着，他悄悄唱起一段“莲花落”：“走千家，串万家，家家熄火不冒花(指锅里没有煮的东西);，，鸡不叫，狗不咬，跑断双腿没处讨?肚子饿，身没力，三天没有米饭吃。杀徒吃儿不应该，而今坐牢应该的，应该的。”

---三年人祸举国泪 天府之国人食人
作者： 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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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生产队的案件是如何处理的?进入司法程序，该杀的杀，该判的判，毫不含糊。不过《判决书》上，都略去了背景和原因，也略去了种种吃人的情节，因为是公开审理，要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形象。莫二娃虐杀亲女，又制造【欢喜豆】炸死邻队两个男孩，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听说枪毙时他还吼了几声【无罪】，把执 行民兵骇呆了，结果换上正规法警，连发三枪才栽进坑中。

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夏天，国民经济才有所好转。而我们工作组除了处理恶性案件，解决问题干部，其主要任务就是【纠偏】，发动群众自救。公共食堂解散了，社员可以领回属于自己的财产，至少锅碗瓢盆又有了，打掉的灶台重新砌，开伙合法了。我们向地区行署、县委紧急汇报，调拨救命粮，至少保证每个社员每天半斤粮。以前吃大锅饭，半斤粮经过大队、生产队两级克扣，到个人嘴里不足二两，几把苞谷面撒进一大锅清水，或者连糠带米加些红苕、野菜、一人一勺。今天，有我们工作组守在分粮现场，半斤就是半斤，谁也不敢捣鬼。群众可以拿粮回家，自己计划着吃。当时国家的救济能力有限，一时调不了粮，就运来些苞谷杆、稻禾、麦杆，把它们碾碎了，掺水熬，大半天，或者一整夜，能够熬出些淀粉来，分给社员们烙饼子，很香。还派人搜集了小便，倒入一个大缸里，再投放些垃圾，隔一星期左右，由于尿和垃圾的化合作用，缸面会发酵出一层绿营营的【苔藓】叫【小球藻】。这就是食物，薄薄地刮上来，兑些清水，可能的话，放点糖精，喝下去口感很爽。

---铁流：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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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新华社新闻调查部原主任）：

大饥荒前夕，他（李先念）很了解情况，但是焦头烂额的。他一个是城市的粮食他要管，当时报了天津粮食只剩几天，沈阳只剩几天，这么报，他不能没有压力。外贸出口的要鸡蛋，要猪肉，出不出去，他也很着急，所以成天要粮啊，要鸡蛋要肉，他出面开电话会议，催粮食、催鸡蛋、催出口产品，他当时也是一种制度下的压力，他管这个事情。

中共中央1959年3月底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粮食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李先念坚决执行，把毛泽东要全国学习河南省强行征购粮食的讲话越级向全国传达，加剧了各地的饥荒。

王东渝，川大新闻系毕业，时任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并研究大饥荒历史，【民族】杂志社主编 ：

李先念以后就在全国粮食会议上把毛泽东“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讲话传达下去了。后来河南省委财贸书记宋致和在传达会议精神时说，“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后，群众就把粮食吃光了。征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样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一起抓，一手抓征粮食，一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这个边收割，边征购就在全国许多省份执行。这就是造成1959年11月开始全国普遍饿死人的关键原因。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历史会押韵。—— 马克吐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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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发现吃人的是生产队会计王解放，据他供述，一九五九年底，公共食堂无粮下锅，经常【变相断炊】。所谓【变相断炊】，即灶房只敞开供应白开水，而把从社员的牙缝里强制节余的渡春荒救命粮扣下来，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因为【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去革命的主心骨】。

王解放说，那 晚轮到我和出纳、保管巡逻，已是半夜，我们沿着村子转了一大圈，肚皮又扁了。出纳说：这餐加的，拉泡尿就不行了。我说：你吃了四个玉米窝头，咋不行了?出纳说：没油荤，吃多少都不顶事。保管说：你等着吧，到了共产主义，让你一天吃一头猪。出纳说：你现在就变成猪，让我啃一口。我说：莫开这种没觉悟的玩笑，想想普通社员咋过的?

于是三人都不吭气了。那晚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月亮钻出云层，照着雪地?格外晃眼睛。保管突然说：我看见冒烟了。我和出纳正揣着手，准备回家呢。保管说：他妈吃了豹子胆!我们一下来了精神，就趴在一堵山墙后面仔细观察，果然有几缕烟儿顺风斜飘。队里的情况我了如指掌，可此刻却不敢相信这烟是从莫二娃屋顶冒出来的，人家是老实巴交的贫农，家里八口人饿死了两口，也从来没有违犯过政策!况且这年月有啥可煮的?

二娃家房后是块敞地，我们就迂回包抄，还匍匐前进了一会儿。我望见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风，大冷天也不怕冻掉屁股。没看出来呀，叮当响的穷棒棒也打粮食埋伏，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我们从前门撞入灶房，手电一打亮，莫二娃那一窝耗子就乱穿开了。我喊：不准动!保管举起鸟枪，朝天轰一炮，把房顶冲开个窟窿。惊慌之中，不晓得谁踩翻了地下正咕咕冒泡的盆子，烫得我们直跳脚。汤泼进灶坑，激起一片水气，把屋里全弄雾了。点灯!我揪住莫二娃命令，这狗日的仆地瘫了。出纳摸出火柴，点燃马灯就地一照，顿时傻了。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胆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起了口地灶，平时用石板扣着，要偷煮东西时挪开，可他这次煮的是自己的亲生幺女，三岁的树才妹。难怪这么大的油荤，嗅两下都穿鼻。当锅用的脸盆四周，到外是小拳头大的肉砣砣，出纳埋下腰，用筷子夹起一砣，热腾腾地举到灯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蜷里成诱人的一团，把个保管看得眼发禄，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衣角，叫寻根绳来捆莫二娃。话音没落，莫二娃嗷的一声，倒在地门板上，这畜牲抓了一砣好肉就塞进口中。我估计是小腿肉，因为我们卡脖子挠开他的嘴时，那牙缝还嵌着条瘦肉筋。当然做老子的开了口，这一窝野种就疯迷了，当着我们的面，一人抢一砣肉啃。唉，我们三个人六支手，揪住这个溜了那个，莫二娃的老四，九岁的狗剩，边躲我们边撕肉吃，还把耗子一样尖的嘴壳戳进去，滋滋吮骨油。保管惹火了，就出屋借月光装了满枪管火药和铁砂子回来，抵住莫二娃，我按住将他捆了。待把这男女老幼五口绑成一串，押到大队时，天已大亮。

作为证据的碎骨头装了半背兜，头也在屋旁土坎挖了出来，空空的骨器，外无面皮，内无脑髓，作案手段真是残忍之极!大队支书怒不可遏，权充法官升堂。莫二娃一家却在阶沿下呜呜咽咽，叫起冤来。他说：才树妹生下来就缺奶，连米汤都没喝饱，好不易熬到三岁，连路都走不稳，命里只该活这么大。支书大吼：晓不晓得随便杀人，国法难容?莫二娃回答：与其饿死，不如让她提前咽气救全家。二娃婆娘磕头哭诉：我们全家都吞了观音土，没油荤过不去嘛，妈心疼的树才妹哟，下辈子投胎莫变人了。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释放了，大队干部们再三研究和权衡，决定为了官帽而压下这起吃人案。

有权力就有食物保障，当然不必吃人;可普通社员家，吃人风泛滥成灾了。莫二娃一放，大伙私底下奔走相告，以为政府默许这样做。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非劳动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操家伙在自己家里下手;不忍心的，就抹把泪与邻居约定交换着下手，可这华竟不是长远之计。那时的小孩都骨瘦如柴，连皮带肉，带碾碎的骨渣骨粉，也不够一门饿鬼吃几天，于是稍有远见的社员，就上远处绑邻队的娃娃，还到处挖陷阱，设兽夹。有种外表涂过油的【糖果】叫【欢喜豆】，过去用于炸狼，现在没狼，就成了小孩克星，嗅着喷香，不禁送嘴里咬，崩地就炸个面目全非。待家长们闻听赶来，原地就只剩下一滩血浆了。

---铁流：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有故事


六〇年郑大军率工作组进温江地区崇庆县东阳公社二大队纠正共产风，亲眼目睹可怕事实。我这里只摘录几段：
“……公共食堂一派破败，靠厨房的隔墙已经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上百号社员排着长队，捧着碗，有气无力地绕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绕圈，领取一勺照得见人影的午饭。这是将政府救济的陈谷子连 壳带米舂细，再下锅狠熬出来的糠米粥。后来了解到，是因为工作组大驾光临，大伙方能领到如此‘见米’的上等货色，若在平时，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苕，一人两小砣；或者清水野菜，撒几把珍贵的米糠进去搅匀，如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豌豆，那就近乎奢侈了。

“我们四个人躲在门外，观察了好一阵，组员老王示意大队支书不要声张。桌子、板凳都失踪了，人们领了饭，迫不及待往嘴里倒，却没有一个人被滚烫的粥伤着。队伍继续移动，除了勺碰碗的声音，一切都显得空荡荡的。终于，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围成几个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专心，彷佛要把已经透亮的碗舔穿。没舔碗的直喘气，似乎开饭是体力活儿。我们呆了，不禁面面相觑，作为党的干部，我们深为自己没有饿垮的身子骨羞愧！

“趁我们发楞，大队支书却按捺不住提步进门大吼一声：‘欢迎工作组同志！’于是全体起立鼓掌，我们只得露面，招呼大伙。不料社员们却有节奏地边鼓掌边背诵：‘公社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一连背诵三遍，就有五、六个人因元气消耗过度，倒地昏厥过去。我忙叫救人，老王掏出临出发前带的一包压缩饼干，泡在开水碗里捣碎，依次灌了。

“……我批评了（大队支书）这种悲观情绪，大队支书顶撞说：‘凭共产党的良心，我这个书记没有亏待社员，除了上面领导视察时陪点吃喝，我没有搞明显的等级。饿死的社员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难受么？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都吃人了……’我们大吃一惊，我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讲，要负责任哟。’大队支书把胸脯擂得嘣嘣响：‘百分之百负责任！我闺女前天逃回娘家来，说她们生产队几岁的女娃儿快叫吃光了。’

“事关重大，当机立断，我派老王连夜赶回县委汇报，我则立即去后山五大队。……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八十二户四百九十一口，仅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七岁以下的女童四十八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

够了！我的悲愤已经不能自已，无法再把这毛骨悚然的事实复述下去。我的耳畔眼前似乎有那被虐杀的女童的哀叫和觳觫，我也似乎看见了他们的父母吃着亲生骨肉时眼睛里的绝望与悲苦还有疯狂。

---读辛子陵先生的《红太阳的陨落》
作者: 任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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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与王明之间也有过一次争论，据王明的《中共50年》回忆，1940年10月的一个夜里，毛泽东与他的对话，起因是毛要在延安《新中华报》发表《论德意日苏联盟》的社论，在国际上贯彻一条建立德意日苏联盟的路线，而在国内则要建立同日本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王明问：“为什么？”毛的回 答是：“德意日他们都是贫农。和他们作战有什么好处？即使我们战胜了，同样是无利可图。英美法是富翁，特别是英国，你看它有多少大块的殖民地啊！如果把它打败，那末仅从瓜分它的殖民地中就可得到很大的收获。这你可能会说我是主张亲法西斯路线的，不是吗？这我不怕。至于中国应当建立同日本人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以反对蒋介石，而不应当建立你所建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你也错了。”

王明问错在哪里？毛回答：“反正我们不难战胜日本人，那为什么要和他们打仗呢？最好联日联汪打蒋介石。你看蒋介石在西南、西北还剩下那么多的地盘，如果打败了蒋介石，我们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块地盘，那就算获得暴利了！我知道，你会说我执行亲日民族叛卖路线。我不怕。我不怕当民族叛徒！”（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186—188页）

这在周佛海日记中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1943年3月2日，“筱月来，谈共产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来此，与余相见等语。因身体不适，后改期再谈。”（《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713页）

循着这些史料脉络，对于毛泽东后来多次说出“感谢日本军阀”这样的话也就容易理解了。其中，1961年1月24日晚上，他在接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黑田寿男一行时，日本客人一见面就道歉：“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他却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么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460—461页）

---毛泽东－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作者: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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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李志绥：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的前言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的话说：
“毛在初次会晤的场合中，散发着魅力、同情心，不摆架子，使他的访客轻松而畅所欲言。但是他擅长操纵自身的情绪起伏，巧妙运用愤怒和亲密来控制随身人员，达到骇人的效果。他依仗着身边的臣子不愿意犯上的 儒家谦卑，来羞辱其属下和敌手。他作势自我批评，旁人便群起大家奉承。他在周遭创造了一种卑躬屈节的文化。”

在《李志绥：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的英文版封面上，石文安的身份是助理编辑。
石文安说，她了解的有关毛泽东的另外一面是，他是“邪恶天才”。

她说：“他总是能够调动人的力量，让人斗人，让大家彼此争斗。从1949年之后的土改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你都能看到他让人们彼此仇视。”

石文安认为毛泽东推行“大跃进”，要求民众在自家后院“大办钢铁”是因为他不懂科学，“对科学没有基本的常识”。他对大跃进造成那么多人死亡不敏感，是基于他对数字没概念。

在李志绥的书中，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毛泽东是残酷的人。 李志绥说，有一次看杂技表演，有一个小男孩从表演台上摔下来死了，但是毛泽东面无表情，因此李志绥说，他是一个“残酷”的人。

石文安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在李志绥的回忆录中，毛泽东只有两次表露了自己的情感。一次是与他的前妻贺子珍见面，另一次是听闻他的大儿子毛岸英在朝鲜去世。

---毛泽东去世41周年，西方学者谈毛的冷酷及其他
作者: 斯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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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章热”
除毛泽东本人和“黑七类”外，上自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几乎人人佩戴毛像章，连外国友人也不能免俗。昔日以收藏、交换糖纸、剪纸、邮票、钱币为乐事的人们，此时以交换、收藏、赠送毛像章为乐事。其中，以叶群收藏的，由全国各地“敬献给林副主席”的近一万枚像章为最。各地还出现了以像章换 像章的非法交易市场。

据陈小文的《文革词典》介绍，这股“像章热”，在1967年春至1969年夏的各级革委会成立期间演为高潮。在这前后五年的时间里，各地各单位制作出的各类毛像章约达一万种。有材料显示：1966—1968年全国有两万多家工厂企业生产各种毛像章、语录章八十亿枚，耗用铝、铝合金、有机塑胶六千吨以上。……其形制越做越大，最大的能达到二十多厘米直径。不能用别针佩戴，只能用绸带挂在脖上胸前。材料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胶、有机玻璃、陶瓷、萤光（夜光）等二十多种质材。其中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两枚一套“军星儿”，最为精致、珍贵。与另一种“七分钱”（当时售价）的红地金像，共赠发、出售了一亿枚。

在当时的风气下，各省地市、系统、单位召开大型的重要会议，都要制作、赠送毛像章。而且要比一比谁做得更精致、更豪华，形成无形的打擂台的格局，谁的像章越大、质材越好、加工越精、设计越美，谁越显得忠心。

---毛泽东的“品牌化”、神化及其退化(3/6)
——“毛泽东热”透视
作者: 陈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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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老板“艳遇美女”赴黄泉
胡老板，因年深月久已忘其大名，当时才三十多岁，风华正茂，一表人才，用今天的话来说绝对是个“帅哥”。他就在我当时就读的成都市七中不远的西顺城街开了一家茶馆，家中比较富有，我都认识他。此人有“登徒子”之癖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喜欢泡妞。于是就经人介绍在国民党的“ 调查统计局”（简称“调统”）去挂了个名，以表现自己又有钱又是官，好让女人喜欢。共产党一来“调统”被定为特务组织，他赶忙去自首。由于他确实无任何活动，当时要抓的人太多。所以就暂时没有动他。时间稍长，他以为当真没有事了，老“毛病”又来了。

一天在大街上看见一女郎，穿着时髦，虽非花容月貌，也楚楚动人颇有几分姿色。他便主动去向人家献殷勤。谁知那女子十分大方，眉目含情，秋波频送。胡老板神魂颠倒，以为是难得的“艳遇”。身不由己与那女子来到一深宅大院门前，女郎示意请他进去。他更是喜出望外。来到一屋内，他正探身向前欲与女郎来个“零距离”的亲密接触。说时迟，那时快，几个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似从天而降一涌上前，两手“格斗擒拿功”就将他放倒在地，立马捆了起来。他开始还以为是中了“仙人跳舞”（即利用女色勾引勒索财物）之计。连忙说：“饶了我，我愿出钱”。谁知人家并不想要他的钱，只要他的命！

原来那女郎是化了妆的共党便衣公安女特工，专门在街上到处来私查暗访，这所屋子是“镇反”中特工设的秘密据点。这美女特工的任务就是成天外出“艳服私访”，以发现可疑之人。这天胡老板运气特好，偏偏就碰上了这条“美女蛇”。一查他胡老板是“调统特务”身份。那美女特工当然不提胡老板对她心存“非份之想”一事，那豈不太损“我党公安人员”的光辉形象了，那多没面子。于是一口咬定他“妄图杀害我解放军女战士”。那还得了？最后的结果就去了昭觉寺刑场。这种“反革命”当然比较“另类”。但也可见这场“镇反运动”杀人之随意与轻率。

---滥杀无辜的“镇反运动”
作者: 严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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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混混伍映堂
中共劳改集中营最高的一级组织叫“劳改支队”（首脑为政委与支队长）；其下是大队（同样设政委与大队长）；大队下是中队（设指教导员与中队长）中队下是分队，一般只有一名分队长，管着若干个犯人小组——这就是中共劳改队大体组织情况。而每个中队设一名所谓“管教干事”，此人专管对囚徒的所 谓“改造思想的教育”，即用党八股与中共的恶法来给囚犯进行洗脑。伍映堂就是当年四川芙蓉煤矿劳改支队第五中队的所谓“管教干事”。此人本系四川珙县农村中一个无业小混混。土改中当了积极分子，斗地主时当地许多农民对地主下不了毒手。这伍映堂则凶残异常，对地主及其家人捆绑吊打，罚跪碎瓷渣地面，灌辣椒水…他都一马当先毫不手软。因而深得领导青睐。土改后因为他当时人年轻才二十出头，又极会向领导献殷勤。这位领导当了高县公安局长，便把他招入局内成了个小警员。但此人文化太低大字不识几个，很难胜任办案、取证之类的工作。于是1956年便将其送去劳改队当干部。当时中共警、司单位对一些半文盲之类的低能儿不好安排工作，便往劳改队调。因为那里初成立需要人。只要学会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罪服法，安心改造”这几句话。会开门关门，清点人数。就OK了！而那位领导因伍映堂会拍马屁献殷勤，调走前又送了伍映堂一张“布票”（“布尔什维克党”之票），再加上此人出身贫农，这自然就等于拿到了一张中共当时官场上很吃香的通行证。

因此此人到劳改队后不几年便由分队长升为管教干事，后更成了中队的“指导员”虽然步步高升，但智商文化却进步甚微。拿着囚犯花名册点名，许多名字他都认不得就乱叫，不识之字便认半边。如“吴静斋”他叫“吴青文”对方一时反应不过来没答应“有”！他反而大骂“你耳柔打蚊子去了呀！我在喊你”。弄得对方哭笑不得。还有位前国民政府官员复姓司马，名慕迁。本是一个含历史掌故有文化底蕴的名字，表达了对太史公司马迁的敬仰，也表达了对孩子的期盼。可这伍映堂不但不懂，连字也不识。点名时便喊道：“司马……啥子鸡巴迁哦？取你妈些怪名字……”他自己无知，还如此无理乱骂人。囚徒只有无辜受辱，痞子便是如此蛮横霸道。他有时“雅兴”一来，还要给大家读报宣讲时事，结果更笑话百出。一篇报导宣传所谓解放军如何英勇善战。文中“一门迫击炮”他竟读作“一门追击炮”，“狠狠打击了敌人的挑衅”，他读成“狼狼打击了敌人的挑半”等等。我们坐在下面听着又不敢笑，只有咬着牙强忍着。就这样的低能儿，蠢货，竟然派来对我们这些原国民政府官员，文化知识人，教师，文人，学生……进行所谓“思想教育改造”，真是智愚错位，是非颠倒，只有共党极权专制下才有这种怪事情。

---我和“古拉格”劳改营里的狱吏们
作者: 严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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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后，这个嗜杀成性的独裁者，连历代封建帝王都不如。封建帝王“得天下”后，多少都要搞点怀柔政策，大赦天下，以示宽容，让民众休养生息。毛则恰恰相反，用他在其《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决不施仁政”。所以他马上就磨刀霍霍向他过去的一切大、小政敌（包括千千万 万已经放弃抵抗，愿意臣服的人），进行报复、清算，大开杀戒。其规模之广，其残忍凶恶，古今中外世所罕见。

我还清楚的记得1951年3月27日早晨，春天的成都常起大雾。我与邻家一个小女生一起背着书包上学堂。从西门外的抚琴台跨上西安路，这是进入市区的必经之路。由于起雾，能见度很低，所以我们只管大步走，未细看前方。突然，一个端着步枪的大兵出现在我们面前，明晃晃的剌刀直端端地指着我们两人，凶神恶煞般的对我们吼道：“站住，不许动”！那个邻家的小女生，当时就吓哭了。我毕竟是个男孩又比她大几岁，所以没有哭，我说：“我们去读书上学……”那个兵不等我说完，便又吼道：“回去！你找死呀”？这个“死”字真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拉着我那位已吓得呆若木鸡的小邻居，一溜烟的便向我家中跑去。

这就是我亲见的成都著名的3.27大逮捕早晨的一幕。此行动于3月26日午夜开始全市戒严，直至次日上午十点才解严。那时成都当局动用了军队、警察和一些土改工作队员之类的所谓积极分子“翻身奴隶”，据当时的《川西日报》称，在十来个小时内共抓捕了所谓的反革命份子1687人，从当时成都各监狱、看守所处处人满为患来看，应该不止此数。而且据知情人后来透露，当时既无逮捕证、拘留证，也不说明捕人的理由，五花大绑捆起来就带走。弄出去就像装货物一样甩进有蓬的大卡车就拉走。其野蛮竟至于此！

一个月后，即在五一劳动节前，成都祠堂街人民公园，搞了一个所谓的“公审公判大会”。在毛泽东暴政年代，每逢过年或大的节日前都要开这种会，叫做“威慑敌人，教育群众”，也就是要杀鸡儆猴。

此后成都的“镇反”运动便进入了疯狂的大屠杀中。载着死囚的所谓“极刑专车”一天几批的从成都市内开向北门外昭觉寺附近一个乱坟岗和老西门外的抚琴台。“极刑专车”一出动，凄厉的警笛声如鬼哭狼嚎，令人毛骨悚然。我当时就读的成都市七中就隔宁夏街关押死囚的市大监不远，有时我们正在上课，刑车警笛声呼啸而来，老师只好停下不讲。当时成都一天杀二、三十人算是“吉日良辰”，多则五、六十人，最多一次一天杀了将近一百五十人。大街小巷贴满了杀人的布告，几乎到了无空处可贴之状。许多杀人布吿头一天才贴上去，次日便又被新布告覆盖了。毎张布告上面尽是红叉叉，一个红叉就是一条人命！正如张献忠“七杀碑”上写的“杀，杀，杀，杀，杀，杀，杀”！

而我的家就在杀人的抚琴台附近。原来这里小桥流水，田园景色，宁静宜人，我父亲才选在这里居住。这下好了，成了杀人的刑场了。当时一到天黑，附近居民连门都不敢出。一天有个年龄比我大的邻居男孩张志强，玩耍中约我去看北门外昭觉寺杀人刑场的景况。我对此本无兴趣，但他便笑我是“胆小鬼”，旁边又有几个女生也跟着起哄笑我胆小，叫我不好意思不去。结果到了昭觉寺附近杀人的刑场一看，真吓死人。原来那时杀人方法特别血腥残忍。行刑的刽子手按指示一律把枪刻意对准死囚的后脑袋射击。并为此还专门取了个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说在当局看来，杀一个人，就像打破一个罐子一样的简单和随便。真是当局草菅人命的绝妙的自供状。因此我们看见横七竖八倒在行刑地上的那些死囚，“好”一点的还有一半、或一小半脑袋，更多的只有身和颈子像个木桩。尸体都还是五花大绑地捆着。血与脑浆遍地都是。我见此情景顿时就想恶心呕吐，回头就跑。张志强也大概受不了，也跟着我跑了。

我回家后，饭也吃不下，老是恶心。一睡着就在恶梦中惊醒又哭又叫。在家人严厉追问下，我才“坦白交代”了。当然获得“从宽处理”，只被父亲狠狠地骂了一顿，但病状依旧。那时我祖母还在，她老人家有她的古老“治疗”法。把一个鸡蛋埋在柴火灰里烧，听得“膨”一声响后，鸡蛋烧熟爆裂了。她拿出来左看看，右看看，说我的“魂被吓掉”了。于是祖母点燃一炷香，左手拿着鸡蛋，右手拉着我的耳垂，喊着我的名字说：“孙儿，快回来，快回来”！我则答曰：“奶奶，孙儿回来了，回来了”！你别说，经过这一番“折腾”症状大减，几天后就好了。后来学医才知道，这大概就是巴甫洛夫的“心理暗示”疗法。后来我也在病人身上搞过。但不是我祖母那“中国特色”的，而是从西方“照抄照搬”来的，例如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失眠，用1ml生理盐水注射在他皮下，对他说：“这是特效安眠药”。他一会儿就睡着了。

祖母啊，您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疗法，虽然当时解除了我的心理障碍。但那些恐怖的阴影，一生一世也留在了我的心里，无法驱除，挥之不去……

---滥杀无辜的“镇反运动”
作者: 严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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