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１８过后某天凌晨，我在睡梦中被叫醒，说是“有行动”，就迷迷糊糊的跟随其它红卫兵，上了一个大客车（科大校车？）。车上有三十来人，主要是我系６１，６２级的红卫兵，也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中学生，据说是科大子弟中学的红卫兵。在车上我得知，这次行动是去抄张治中亲戚的家，因为“枪嫌”。

汽车从玉泉路科大校园出发，约半小时后抵达王府井北边八面槽，我们下了车，轻手 轻脚的走到一个普通民宅的门口。那时漆黑的夜色才开始离去，市民们还在熟睡中，住宅 区毫无动静。红卫兵中的两个人徒手翻墙进去，从里边打开了院门，其它红卫兵鱼贯而入 。我们先进了小院子的正房，房间不大，摆满了家具，还显得有些拥挤。房主没在这屋睡 觉，想必这间房是个客厅。等了一会儿后我们被告知，院子里住有两对夫妻，都已被控制 ，搜查可以开始。

事到临头该动手了我才觉得有些心理障碍。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育是，别人的东西未经 允许不能碰。既然这次行动是为了搜枪，保卫毛主席，我也只能说服自己开始行动，打开 一个个的抽屉，见没有枪就关上。很快，我周围的抽屉都翻过了，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 。看周围其它红卫兵不仅是找枪，所有物件都要审查，还不时听到对一些物品的评价：“ 这块表是真金的吧”，“这里还有首饰呢，真够奢侈的”，“这个明信片上有外国字，房 主一定是特务”。我感到不解，就问身边平常相熟的红卫兵，“咱们不是来找枪的吗？干 嘛翻人家的私人用品？”那位红卫兵答曰：“谁知道呢？”从她的表情，说话声调看，她 和我一样“不理解”。知道自己不是这群人中唯一的“缺乏阶级感情”者，感觉好多了。 于是把开过的抽屉再开几遍，关几遍。只要让周围的人知道我在忙着就成了，抽屉里的东 西我一样不动。

就在我实在装不下去的时候，看到几个红卫兵把光着上身的此房男主人拉到客厅来审 讯，我就围了过去。这个房主是个中年人，个子不高，胖胖的，对于红卫兵问话，如“枪 藏在什么地方？”，“你的特务联系人是谁？”基本不回答，眼光中透出敌意。当时的红 卫兵已让毛泽东捧成了“大爷”，房主这样的态度红卫兵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和平审问就 升级成了暴力逼供。几个红卫兵用皮带抽这位房主，房主却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动手打人 的红卫兵主要是那几个中学生，我记得只有一个大学生，６１级的XXX。看到这里，一个同 伴悄声对我说，“走吧”，离开后我们立即互相表示了对XXX的鄙视。大部分红卫兵是不赞 成暴力行为的，只是当暴徒手里拿着皮带的时候，没有勇气站出来制止，怕皮带落到自己 头上，也怕被人说“站错立场”。

从客厅里出来就见一个不大的小院，中间点着一堆火，正在烧书。火旁，待烧的书已 堆成山。我过去一看，有不少是钢琴谱：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我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 ，知道国内出版的古典乐谱有限，大部分私人所藏乐谱都是外国出版，几经周折才到达中 国，不少乐谱是二战时期犹太人带到中国的。希特勒都不会对这些乐谱下毒手。而今天这 些宝贵的东西就要被毛主席的红卫兵付之一炬，我好心疼，就禁不住坐在地下翻看，好在 我还在“革命”队伍里倒也没有人阻拦我。

当时的任何一个红卫兵都有权把书从房主的屋内拿出来烧掉，不必征求其它红卫兵的 意见，而任何一个红卫兵都无权从院子里把待烧的书拿回屋内。因为当时所有的文化差不 多都被毛泽东说成是“四旧”、“封资修”、“毒草”，妨碍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红卫 兵认为毁灭这些文化就是保卫毛主席，要读书就只能读“马恩列斯毛”的，其他一律该烧 。

我在院子里翻阅乐谱的时候，听到院角落处一间偏房里传出一阵阵的响声，走过去看 到红卫兵正在偏房里“掘地三尺”。偏房像是此院子另一对夫妻的住屋，屋内家具简朴， 屋子又黑又小，仅有的一进门处的空地又被这刚挖的大坑占据了。一个素装文弱的女人站 在屋内，眼看着红卫兵在摧毁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家，脸上毫无表情，一副逆来顺受，无 可作为的样子，叫人无法不同情。谁还能在这样的房子里睡觉？那么这可怜的女人今晚去 哪里睡觉呢？人不睡觉又怎么能活下去呢？

抄家从早上４，５点钟进院门，直进行到午后，没有找到一支枪，却从小院里抢劫了 满满一个平板三轮车的值钱的生活物资，房主受到鞭打，大量的宝贵书籍被焚烧，房子被 破坏。院子里这两对夫妻的生活，从此会大不一样。谁得到了好处呢？毛泽东摧毁了旧的 文化，才能使人民更加愚昧地跟着他发疯。“走资派”把矛头引向黑五类，才能暂缓被夺 权的厄运。街道积极分子给小院的居民制造麻烦，逼他们出北京，才能把房子收归国有， 归街道掌控。红卫兵是在表现他们对毛泽东的忠诚，比赛谁更革命。北京那时期这样的事 情有千千万万。

---"抄家记，一个老红卫兵的自述"　　　·邬　飞·

瞎评：张治中一直与中共暗通款曲。老毛去重庆谈判就住在他家。据说防止了被特务暗杀。国共谈判时他身为国民政府的代表却帮中共说话。
这就是毛泽东对他的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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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经济遗产

杨继绳:1949年以后，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在和平环境下，基数很低的国民经济，自然有一个快速的增长。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综合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４.７％，1980年这个比重下降到２.５％。1976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１３４.４亿美元（按当年汇 率折算），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０.７％。

物资极度匮乏。粮、布、糖、肉、蛋、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各种票证成了比人民币更为重要的“特种货币”。

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民身上积累工业建设的资金，从而把农村推向贫困。农业集体化运动及随后的人民公社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生产力遭到
严重破坏，全国人均粮食产量１９５６年为３１０公斤，１９６０年下降到２１５公斤。直到１９７８年才达到３２０公斤，整整徘徊了２２年。从１９５３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民基本上没有吃饱过。

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村子周围的树木都被砍光，成了光秃秃的“和尚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１９７８年，全国农民每人平均年收入仅有７６元（按当年汇价１美元１.７２元人民币计算，合４４.２美元，平均每天０.１２美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低
于５０元。１９７８年，中国农民中，有１.１２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１.９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２.７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另有一些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５〕１９７８年，生活水平不如１９５０年代前期（即农业集体化以前）的农民约占农民总数的三分之二，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吃粮水平不如１９３６年。

在毛泽东时代，城乡差别很大。那么，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１９７５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生产第一线７０％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４１.５元（按当年汇率１.９７计算，为２１美元），再没有其它收入。居民家庭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在天津，我走访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宗三代人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破旧平房里的情况十分普遍。１９５０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３.８平方米，１９７２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３平方米。五十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八十年代。

工人工作环境很恶劣。１９７２年９月１４日天津劳动卫生防治院向我提供了一个调查材料证明，工人劳动保护很差，职业病很普遍，不少工人因汞中毒。天津化工厂电解车间８５人中有７６人汞吸收，占总人数的７９％。

几十年来，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辛勤劳动、节衣缩食，为什么还这么穷呢？

这是因为：消灭了私有经济，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政权直接组织经济活动。

在这样经济制度下，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活动，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亿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架大机器里，控制中枢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中枢支配，对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实行各种形式的配给制。

计划经济体制在技术上缺乏可行性。在资源配置上用人们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计划决策失误不断地造成巨额浪费。更重要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懒惰之风盛行。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创新精神被压抑。经济机体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

计划经济就是命令经济。要使最高当局的经济指令畅通无阻，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为了使最高当局的指令不受干扰，就要清除“噪音”和“杂音”，实行舆论一律。

---"文革后中国怎样对待毛泽东的“遗产”"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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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定的反党分子，毛泽东捧出的革命造反派，邓小平定的反党分子(平方)，一个在社会夹缝里生存的老红卫兵的传奇人生
1966年反王光美、刘少奇，被反革命
两个月后被毛泽东周恩来捧为革命造反派
1968年被毛泽东抛弃，下放、被隔离审查
1982年被邓小平判刑，成为魏京生同窗；
1987年被下放宁夏青铜峡铝厂
1993年被王光美赶出北京；
1994年下海到深圳，依靠当年的赫赫名声，销售电子音响产品，成为“百万元户”
2004年为女儿户口落到深圳，与老婆办理了假离婚手续；
2011年成为深圳宝安模范养老院的养老员
50年在夹缝里生存，他今天仍然认为：“错误地全盘否定文革，造成了今天的腐败。” 这真是老红卫兵的反思。他对于腐败的根源在一党专政，没有认识，他没有现代文明的觉悟。真是老红卫兵的悲哀！
大家一定已经看出，这是当年叱诧风云的蒯司令，蒯大富。

他至今胸口还别着毛主席像章，手腕上带的手表也是纪念毛主席的。开口闭口还是对毛泽东崇拜到鬼神的境界。想当年毛泽东要把他们这群利用完的垃圾，撵回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他自知这辈子的政治前途就此终结了，竟然对毛下跪，抱着毛的裤腿哭的死去活来，最后周公公看不下去，喊人拖了丢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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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底有没有罪？
1966年　30岁　女　T市儿童医院医生
1966年8月26日红卫兵大抄家高潮——整整三天经受非人虐待——用水果刀切断父亲颈动脉——被判“抗拒运动杀人罪”无期徒刑——十二年半的监狱生活—1979年3月2日被宣布为无罪释放

我的伤痕是无法治愈的。二十年了，到今儿也弄不明白我杀死我爹对还是不对？当 初判我无期徒刑，粉碎“四人帮”又判我无罪释放。我到底有没有罪？家里人，哥哥嫂子都说能理解我，可毕竟是我把他弄死的。如果不是我，他身子棒棒的准能活到今天啊。当初我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为什么我一会儿觉得冤枉，一会儿又悔恨自己呢？那时我像是神经错乱了，真有神经错乱那种感觉。弄不清楚，反正乱七八糟全乱了。

1966年8月26号早晨。不不，事情是出在8月28号早晨，26号是我家开始被抄那天。也正是在大抄家高潮时候。忽然砸开门进来一拨中学红卫兵，说我爹是资本家。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只是祖上留下一所房子，楼下一间住不了的租出去。顶多够上个房产主吧。可那时出租就算剥削，不劳而获。稀里哗啦就全砸了。一家人都赶到过堂上跪着去。我家都是老实人，没见过这市面，全吓懵了。我爹是画画的，解放前一张画送到美国展览过。红卫兵拿着展览证书看。好啊，你们跟帝国主义有联系，里通外国，特务什么的。我们简直吓死了。现在想想，红卫兵，那么点儿的小孩儿怎么就把你们吓成那样。可那是文化大革命呀！我们一条胡同差不多人家都被抄啊砸啊打啊。说弄死你就弄死你，真吓死人啊！又不是一砸了事。一会儿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又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再来一拨，乱抄东西，抄走一拨就贴上一张封条。书呀画呀全弄出来堆成堆儿烧，楼里楼外地冒烟。打26号到28号，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妈三口就给关在屋里拿皮腰带抽，头发全铰了，还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斗。不让你有一点闲着。来回来去地折腾，人不是人啦。如果有个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闹抄家，到处敲锣游街批斗啊，紧张死了，紧张到极点了，所以我们才不想活了。
　　刚才说神经错乱，就是呀，我们当时并没有想跳楼，可我跟我妈不知怎么都从楼上跳下来了。事先根本想都没想，没路可走，逼到那儿一急，眼前那么一黑，跳下来了。
　　我大哥二哥住楼下。我爹妈住楼上。我是医学院毕业的，在儿童医院当医生。我是团员，干活拼命，还被评做先进工作者什么的。后来随医疗队下农村累病了，肝炎。回家养病就和爹妈住在一块儿。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家里边这场祸事。那天红卫兵进来大棒子一抡，特厉害啊，好像睡了一夜觉，就变成敌人啦。我们一家人跪在那儿，真不知犯了嘛罪。
　　到了8月28号，整整三天我和爹妈根本没吃嘛东西，碗都砸了。就是趁红卫兵去吃饭的时候，拿锅给哥哥的孩子们煮点挂面汤。那天夜里，我和爹妈在楼上，心想一夜过去，天一亮红卫兵又要来了。又得挨斗游街没完没了地折腾，心里紧张，又怕，真是没路了，死吧！我们三人商量好一块死。当时楼里电线全切断，大概怕我们触电寻死，黑糊糊。我们三人坐在楼上过堂地板上，商量怎么死法。那天下雨，已经后半夜了。天快亮了，再不能等天亮了，快死吧。我忽然发现地上有个削苹果的小刀，跟钥匙挂在一起，是抄东西时漏掉的。这好像是惟一能救命的工具。我是学医的，懂得要是拿它切断颈动脉，空气一钻进血管就栓塞，马上就死，这是最快的一条路啦。我爹问我行吗？我说行，蛮有把握。我妈说，多亏咱闺女学医，有这法儿。我们就商量好，先切断他俩的，最后我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我没想到，并没达到这目的。
　　临死前，我三人谁也舍不得谁呀，手拉着手，不知坐了多少时候。我打小和爹妈的感情最深。爹妈打算，他俩死，叫我留下来。我说不行啊，把你们弄死，我就是死罪，也活不成。当时那样子，想也不敢想，一闭眼就像能看见。时候不等人，天要亮了，爹妈抢着叫我下手。任何时候我根本不会杀人，更何况杀自己爹妈。可是那时，那种情况，我会做，也只能这么做。我爹说，你干的是好事，你是给咱们解除痛苦。一会他们再来，我们怎么受啊。那紧张劲儿逼着我下手。
　　我打地上摸着个蜡笔头，抓着两块纸，摸黑写了两条遗书。为了家里人和我哥哥他们，是这么写的——

　　我们是人民公敌，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受毒，坚决从社会上除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原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和姓穆的两家（这是指我大哥和二哥两家，我不能叫哥哥，免得跟我们再牵连上）你们坚决走革命的道路，是我们害了你们。

我爹叫我妈先死，我妈叫我爹先死。谁先死谁就先逃命了。谦让半天。我爹说，听你们最后一次吧！我先死。
　　我摸着我爹怦怦跳的颈动脉，一刺，就觉血热乎乎冒出来了。我爹还说，摸摸我还有脉吗？我说医学上讲用不了一分钟就结束。我爹说恨不得快点没脉。我妈说我们死了，你要干不成自己怎么办？她也明白我必须一块完，不能留。我说您结束了，我马上也完啦。我妈就像接受治疗那样等着我给她做。当时我们任嘛声音没有，也没有声张，不知我二哥怎么忽然闯进屋大喊一嗓子，像是红卫兵来了。二哥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声音。他上来一把抱住我，我见做不成了，三口没法死一块啦，我快急昏了。猛劲挣开他，上了三楼平台一窜跳下。根本没想到我妈怎么办，更没想到跳楼，要是脑袋朝下也就完了。耳朵里轰一响，嘛也不知道了。迷迷糊糊过来时，印象是红卫兵声音。是不是，也不知道。再睁眼，已经在医院里。就见我爹躺在旁边，我妈也在旁边躺着。其实那是幻视，闭上眼不敢看哪。心里还寻思，坏事啦，我爸爸要救活了怎么办呢。隐隐约约净是批斗的声音。拿脑袋再想，这是女病房，我爹怎么可能在里头。不相信眼里看的是真的。只好闭眼忍着，耳朵那个乱哪，现在想，这大概就是错乱吧。我尽量张嘴叫，可不知为嘛没声音。
　　后来再醒过来，就有人来问案，说的嘛记不清了。
　　我完全清醒过来时，听说我妈妈也跳楼了。她是跟在我后边，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后来法院问案时告诉我过程，说你爸爸当场死啦，你妈妈呢，给我们救啦。我一听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妈。我都摔成这样，她那么大年纪会摔成嘛样，救活也残废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监狱给放回来时，嫂子告诉我，我妈摔下来当时没死，抬到医院根本不给治。你知道那时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医院还组织出身好的病人批斗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负法律责任才给治的。我妈给弄回家，没几天就死了。我爹确是当场就死了。一个礼拜后火化的。
　　我嫂子说当时把我和我妈都抬到医院，医院一看没我妈妈的事，就把我留下来，硬叫家里人把我妈妈抬走。
　　医院不能给我这种人治病，很快把我转到监狱的“新生医院”。我是两腿骨折，左边小腿胫骨骨折，右边大腿骨横断骨折，整个全断。就这条腿，打这一断，两截骨头叉在一块儿，马上变成这么短，医院拿20斤沙袋牵引拉开了。可把我送到监狱时，医院非要把牵引的东西留下来，又给我的骨头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样。不就是20多斤沙袋子吗，起码先给我放着呀，不行，硬是放下来的骨头又叉回去了。医院对我真是够那个的。那医生啊，现在也不知他在哪儿，但愿他不再当医生了，唉。当时所谓给我治疗，因为我要负法律责任。也奇怪，断骨头这么拉来拉去，我一点也不觉得疼，一直也不觉得疼。眼泪也没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监狱时看表是11点。下午两点监狱医院人上班，才拿着东西给牵回去，牵引得拿大钢针穿进再拉，一会儿放，一会儿拉。拿我真不当人了。牵引又牵错了位，到今儿也这么长着。两截骨头只连着五分之一。关节一挨就疼。这就甭提了，残了呗。
　　十天后我被逮捕，铐上铐子。这是1966年9月7号。到了1968年军管，定我为“抗拒运动杀人罪”，杀人是刑事罪，抗拒运动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无期徒刑”。当时我想，死刑倒痛快，这不让我活受吗？这是我的《判决书》，你看——

　　查被告×××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来得到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胆敢积极出谋划策，以自杀来抗拒运动，并亲自动手将×××杀死，后又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甘愿与人民为敌，已构成抗拒运动杀人罪。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本院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特判决如下：
　　被告×××抗拒运动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
---《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

http://www.millionbook.com/xd/f/fengyicai/000/0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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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纠总部设在育翔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连是师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栋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海东的儿子徐文连是是指导员。师大女附中那个连包括邓小平家的邓榕。周总理亲自释放了我们：“你们两个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们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们这批人是在1967年4月22日晚上大概 10 点钟左右释放的。那天，我们都被点名带出牢房。那阵势，感觉很恐怖，有的人声音都抖了。有的女孩儿小声说，是不是要枪毙咱们啊？我在里头算是年纪大的，我还说了一句：放心吧，没问题，绝不可能枪毙咱们，放心吧！

我们往外走，走到一个操场，灯光很亮，停着几辆大轿车。本来我们还很有秩序的，后来稀里哗啦的就上了车。这百十来人分头上了几辆车，然后车就启动了。开着开着，一看，到了人民大会堂南门。我们下车就被带进去了。不知是哪个厅，里面都摆好了椅子。本来我跟董良翮走在一起，到里面就分开了，不知道谁都坐到哪里去了。

刚坐下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等，我能认得的大概就这几个人，都穿着军装，一下子就走进来了。他们坐在一排，刚坐下，还没正式开始呢，江青就说了一句：“哪个是孔丹啊？站起来我看看。”她拉着个脸，阴阳怪气的。我就站起来了，也没什么表情。她看了看说：“坐下吧。”然后总理就上来讲话。

总理讲话，大概开场就是这么说的：毛主席讲了，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所以，你们有错误，也还是要出来继续革命，所以把你们都放出来。

总理说到中间的时候，叫到了董良翮和我。我们俩“哗”一下就都站起来了。总理说：“坐下，坐下，你们两个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们犯错误我也有责任！”

有人回忆，后面还有一句是说：西纠还是有功的。但我不记得了，而且我觉得当时总理说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不等于直接承认自己是西纠后台了吗。

还有人回忆，说我当时就掉下了眼泪。我现在回想是没有，当时只是觉得总理那么讲，我心里面有点酸酸的，但是没有流泪。我不知道董良翮是不是有这个反应。

那天，康生也去了。因为历史原因，康生和我父亲的私交原来甚好，他对我更熟悉。总理、江青两次叫我起来时，他都看着我笑，但没有说话。这次接见的时间不长，总理就宣布：散会了！

当时，我感到这件事很突然。事后听说，彭小蒙当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信中谈到，联动的牛皖平等人都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不是反革命。他们只是对江青有意见而已，不应当将他们继续关押，因此强烈要求毛主席关注此事。

这封信辗转送到了毛主席手里，毛做了批示。就是总理传达的：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这才有了 4 月 22 日的释放联动，我也因此而沾光。

出了人民大会堂，我就问旁边的看守：我们怎么走？他就说：你们愿意现在离开也可以。我说：号子里还有我的东西呢！他说：有什么东西呀？我说：有一桶牙膏，一个洗衣皂，还有点杂物。那我还是回去吧。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回去，我们这儿有车接送。

https://nodebe4.github.io/mjlsh/1989-06-04/%E5%AD%94%E4%B8%B9-%E5%9B%9E%E5%BF%86%E6%88%91%E4%B8%8E%E8%91%A3%E8%89%AF%E7%BF%AE%E7%9A%84%E5%BE%80%E4%BA%8B/

“西纠”是由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一些高干子弟发起。根据其《成立宣言》，创始成员包括北师大女附中、女一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
“西纠”早期的主要领导人物：
司令：孔丹（康生手下的大特务孔原之子）
副司令：陈小鲁（陈毅之子），董良翮（董必武之子）
宣传部长：秦晓（中科院副书记秦力生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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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人间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么？
在1966年8月—9月间，北京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许多学校都变成了杀人的魔窟。在这里，我首先读一段杨继绳所著文革史《天地翻覆》对当时北京六中的描述：
座落在天安门西侧不远的北京六中，是“西纠”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私设刑堂，自立“劳改所”，打死学生 ，其残酷程度骇人听闻。
六中“劳改所”有岗楼，岗楼上有一盏四面转动的探照灯、射击孔、瞭望孔、警铃、汽枪。岗楼上日夜设岗，严密地监视着校内外过往的行人。迎面墙上就有一条刺眼的红色标语“红色恐怖万岁！”据“劳改”成员说：字原来准备是用人血写的，但未能得逞，所以用红漆写成后还时常用人血向上涂抹。“劳改所”里，满地都是刑具，木枪、长棍、鞭子、尼龙绳······。在这里被毒打的有五十人之多。在一段时间里，“劳改所”天天都会传出鞭打声，惨叫声和狂笑声，所有的男女“劳改犯”都挤在这二丈长，七八尺宽的屋子里，平时不许交谈，睡时不许睁眼，不许翻身，不许打呼噜，连上厕所也要排队听口令。“犯人”入所的那天起，他们的名字就被号码所代替。六中红卫兵对“劳改”成员施用鞭笞、棒打、“拳击小腹”，“刀背打脸”、“坐土飞机”“开水浇人”等残酷的刑罚。“坐土飞机”就是由几个人分别抓住受刑者的手脚，象打夯一样，把人抛起一米多高，一齐撒手，受刑者就摔在坚硬的水泥地上。他们在打人时却说：“这是文斗，不是武斗”，“这叫文武结合，是最高形式”。他们让“犯人”连续几个钟头背诵毛主席语录，有时还要跪在凳子腿上、头上顶着东西背诵，一直背诵到头昏眼花、汗流满面。背诵得不好还要重新背诵。

（见杨继绳：《天地翻覆》第七章《红卫兵红八月》）

这段描述当中所说的“西纠”，全名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在“红八月”期间，这个组织可以说是臭名昭著。这个组织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而在它成立之后，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数就从两位数上升到了三位数。至于这个组织的重要据点北京六中，更是如上所述，成为了骇人听闻的魔窟和集中营。被关押在其中的人们，则是遭到了极其残酷的折磨和虐杀。”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zonghengdalishi/wenge/hist-120620230913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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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对周恩来如何对待江青有个生动的回忆。1967年夏天某日中央碰头会开会。江青坐在主持人的位置，周恩来在邻座。会议中间，护士给江青送水吃药 。江青喝水时，水可能热了一点，于是把杯子朝地下一摔，大叫：哎呀！不得了了 ！护士想用开水烫我，谋杀我！汪东兴让人再送一杯来。周恩来起身抢着先接 过了杯子，用手在杯子上摸了一下，感觉不是那么烫，才端到江青的手上说，开水不烫 ，请江青同志服药吧。
江青的秘书杨银禄也有过回忆：１９６８年初冬，江青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 。周总理几次到钓鱼台１１号楼看望江青，并与医护人员一起研究治疗方案。他为 了能够掌握江青的病情，及时采取措施，带上文件和办公用品，连续几天到钓鱼台 １１号楼办公，以便随时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江青不过是感冒而已，周恩来就带上办公用品到江青的地方办公，随时关注江青的病情，这种功夫可谓是登峰造极、上下五千年独有了。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我们还知道如下情节：爱屋及乌，周恩来主动关怀杨银禄，问个人有什么困难，得知杨的姐夫被抓三个月，周仔细记下杨的姐夫的信息，然后周通过汪东兴，三天以后就放出来了。杨银禄不就是江青的一个秘书么？放下身段如此做事，周恩来之为读者可鉴。
阎长贵先生还说：周恩来到江青这里来之前，都是亲自打电话给阎长贵（时任江青秘书），问：“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阎长贵每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 ：“总理来，可以，欢迎。”阎长贵说：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阎长贵还回忆到：她常常缠着周恩来，她做的事，她的活动，很多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比如，当时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要周恩来也看，演出结束后，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她也要周恩来陪着，我看到周恩来不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戏，也参加江青演出结束后的活动，可以说周恩来经常总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红卫兵搞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录。据我看，周恩来也“乐意”（不乐意也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想到毛主席……
---"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同江青关系之对比与辨析"
                              ·夏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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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投身“举国”活动，避免再“助纣为虐”
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保证今后不再助纣为虐。
肯定不能保证。能保证的是，我们肯定还会助纣为虐。

大跃进是场灾难，文革是场灾难。但是，这不是最高领袖故意要发动灾难，1957年他提出15年赶超英国，1959年认为赶超英国，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他也是在给自己加 压。他在中南海的炼钢工场里观看工作人员打铁时的照片，是从心底流露出的满脸欣慰——怎么都不像要制造灾难。

但是，他的确实制造了无与伦比的灾难！除了性格特点、文化传承、制度惯性等大家都无数遍谈过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一人拥有了支配全国所有资源的权利！他甚至可以一人推翻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计划，信口说个“干脆翻一番 ”，不经论证不经调研更不经人大审核就“大炼钢铁”、“大跃进”了！
这是一种擅自支配国家资源的权利。凡是对“国有”的资源支配可以不受监督 、不能监督的权利，都属于“擅自支配”。
1949年后实行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将全国所有资源的支配权集中起来， 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随着能集中支配的资源越来越多，“擅自支配”的资源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广，造成的灾难也达到了空前。

文革不仅是政治活动，也是经济活动。文革其实更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如果动用“举国资源”作恶，这个恶行可以作到什么程度。
 “举国”的资源来源是“举国”的老百姓个人资源都被国家计划了去——１９ ６６年，６．１２亿农民人均储蓄余额２．４元，１．３３亿城镇居民人均储蓄余 额４３．４元。那时一双沪产女式牛皮鞋１２元，一件沪产女式羊毛衫２４元，一 块上海牌手表１２０元，一百斤大米十五、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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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只要还热衷于搞“举国”活动，就说明有“举国”的资源足以供“国家” 支配。只要“能说了算的”（包括垄断部门“能说了算的”）对“举国”的资源拥有“擅自支配”权，比文革再大的灾难都不会离我们很远，而“对人民权利的侵犯 ”还算最微不足道的呢。

我已经在考虑，那些“举国”的活动，应该尽量不参加为妙，因为参加进去， 不知道“能说了算的”是不是在“擅自支配”“举国”的资源，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又在“助纣为虐”。

---"我们为什么会助纣为虐——我的自白和反思"
                            ·王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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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笑冬：发起斗人的是干部子弟吗？
叶维丽：我相信是以干部子弟为主，当时革命是要有资格的。我觉得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也相信，一旦红卫兵成立，这些人可能都是红卫兵。但８月５日 那天她们不是以红卫兵的名义干的。
把目击者看到的片断连在一起，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校领导从楼里面被押出来 ，押出来后是先开会还是先围着教学楼游街我不清楚。在游街的过程中就开始打了 ，是用带钉子的木板打的，可能是废旧的板凳腿或桌子腿，看到的人说一打一个血窟窿。还给她们戴了用字纸篓做的高帽子。我的一个同学看到了游街，她说游第一圈时胡志涛衬衣还是白的，第二圈过来就成了黑的了，她还纳闷胡志涛怎么有时间换衣服，等走近了一看是泼的墨汁。这个同学突然一下子觉得一股寒气袭来，可那天又闷又热。她说冷是从心里出来的，她抱住自己的双肩还从心底发抖。她很同情这些校领导，可马上又想：我怎么能同情她们呢？我是不是右了？这是一个同学当时的思想活动。
开会的时候，这些领导轮流上去批判自己，一共是五个人：卞仲耘，胡志涛， 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教导主任汪玉冰一边说一边哭的声嘶力竭。接着就让校领导劳改，担特别沉的黄土，还要把土使劲往实里拍。胡志涛记得卞仲耘对她轻声说“担不动怎么办？”这可能是卞说的最后一句话。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担不动，担不动就打，据有些人回忆，这时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后来卞仲耘的丈夫王先生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工友，工友说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人，这里面应该有不少不情愿的在场者。有多少人动手呢？我们班有个同学说是“你一下我一下”，也就是说上手打的不是个别人。可是这你一下我一下是多少人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校领导们后来从担土的地方被分头带走，在学生的监视下劳改。胡志涛被带到后院去用手抠很脏很硬的厕所便池盖，由高一的一个学生负责监督，同时还有别的年级的几个学生。胡认识监督的人，她文革前是个模范学生。卞仲耘被带到学生宿舍楼去劳改。不清楚她是上去干了一会儿倒下的，还是一上宿舍楼台阶就倒下了， 总之她倒在了宿舍楼门口，倒下去就没再起来。
卞倒下去之后，被放在了一个垃圾车上，拉到后院停在离北门不远的地方。这时候她已经大小便失禁了。她的身上被盖了破大字报纸和压上了一把扫帚。我一个同学，就是那个突然感到冷的，这时候听到卞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响。后来她学了医 ，知道这种声音说明生命已经很微弱了。出了北门两分钟就是邮电医院，但一直拖到一二个小时之后才把卞送医院。送的人有学生代表会的，也有一些老师。据说送之前有个老师想给卞校长换一下衣服，但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和血肉粘在一起，脱不 下来了。她眼睛里面全是沙子，眼球已经不动了。

---摘自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卞仲耘校长“八·五”遇难简要经过
王友琴：“８月５日以前，在北京一些中学已经开始发生暴力事件。女附中在８月４日那天，也已经有红卫兵学生用民办训练的用的木枪打了卞仲耘和另外一位副校长胡志涛。
８月５日那天上午，当时掌管学校的革委会就通知了已经在所谓‘劳改队’里的卞仲耘、胡志涛、梅树民、 刘致平、汪玉冰等人，告诉他们当天下午要斗争他们 。
实际开始的时间是下午大概两点时。高一的一些学生先开始，然后其它一些班级学生参加。在学校的操场和宿舍楼前，有人拿来墨汁，浇在他们的头上。也有人拿来簸箕，把他们游街，要他们一边走一遍敲簸箕说‘我是牛鬼蛇神’……然后把他们揪到锅炉房侧面一个高台上，让他们跪在那里，就喊打倒这些人。
然后，把他们揪下来，有人到学校的木工房拿来正在修理的桌椅上的腿，上边有钉子，接着就把他们几个人……特别是把他们三位女老师，带到了学校的小操场 ，那儿有一些施工用的沙土，要他们挑土，进行所谓‘劳改’。当时把土筐装得非常满，卞仲耘根本就挑不起来，她们就打，而且用有钉子的棍子打，看见的同学说 ，钉子打在肉上，就看见血很快从那小洞洞里涌流出来。
梅树民和刘致平两个男老师被押送打扫男厕所，他们和三个女老师就分开了。这中间，有人去锅炉房拿过开水来烫他们。
卞仲耘从小操场又被押送到学生宿舍楼一楼的厕所，让她打扫厕所，这时候她已经站不住了。然后她又被拉到宿舍楼门口，昏倒在门口的台阶上。这时候还有人往她头上扔东西，用脚踩她的脸，踢她，她已大小便失禁。     胡志涛副校长曾经也被拉到那个地方，她看到卞仲耘的瞳孔已经扩大，她说‘ 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应当送医院’，红卫兵不听，把胡志涛推到一个屋子里，关在那儿。     后来是校工把卞仲耘放到一个垃圾车上，送到了校门口。学校的对面就是医院 ，但是她们说，送过去影响不好，所以把她的身体放在学校门边。一直到天黑时， 才推到对面邮电医院，医生说已经死了很久了。
这就是那天下午的简要过程。”

---再谈卞仲耘之死：聚焦“六六‘八·五’”
                            ·张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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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奶奶和马大娘之死
王友琴:左奶奶和马大娘，1966年时是北京东厂胡同六号居民。胡同里的人们一直叫他们“左奶奶”和“马大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曾经开过一个卖劈柴的铺子，是个“小业主”。他们也有一些房子，一部分自己住，有一些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铺子已经归公了，出租 给人的房子也是由房管局“代管”了。1966年他们夫妇都已经七十多岁。这一对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左先生曾经在政府办的佛教理事会任过职。

马大娘和她的丈夫当时就租了原属左家的两间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住在一个院子里。马大娘的丈夫是个工厂的工人。她没有正式工作，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大家都叫她“马大娘”。

1966年8月24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三点左右，中学生红卫兵来抄了左家，并且毒打左奶奶。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中，多种有葡萄，夏天绿叶成阴，还有甜美果实。左家的院子里也有葡萄架子。红卫兵把左奶奶绑在葡萄架子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回来，会被打得更加厉害。她没有敢也不可能阻止红卫兵打左奶奶。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帮助。她走到胡同口，在那里等着。左先生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他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

由于马大娘报信，左先生离开了，没有回家，也没有在那天被打死。红卫兵发现马大娘报信后，立即把马大娘也绑起来打。另外，红卫兵还多次用桶提来沸水，从他们头上浇下去。

据一位邻居讲，听到他们的一声声惨叫，她无法忍受，就离开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马路沿子上。后来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还在进行。那天天气非常热。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可是还是听到他们的凄厉的惨叫声。到了半夜三点钟，声音静下来了。然后，五点钟的时候，有卡车开了。有人在黑暗中大声问：“六号，六号，六号在哪儿？”原来那是来收尸体的卡车。邻居们听到了把尸体“砰砰”扔上卡车的声音。据说直到很多年后，她一听到人问“六号在哪儿”，就会回想起那一景象，感到胆战心惊。

另一位耳闻者说，打他们的时候，声音“象杀猪一样。” 实际上，左奶奶和马大娘被杀害，他们受到的对待比猪不如。猪被沸水烫而除毛是在被杀死以后，而不是以前。猪被用刀子一下子杀死，并不经受死前的长时间折磨。邻居用“杀猪一样”来形容，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描述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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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奶奶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奶奶”年龄的人。女性，高龄，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害性的一种人，也一般被当作不必攻击的对象。但是，她被打死了。

马大娘是个作家庭帮工的人，在社会中相对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在理论上她不是文革的打击对象。,,,在无数受难者中，她的故事是个例外。她是因为帮助人而被打死的。,,,她救了一个人，她自己被打死了。她像一个英雄。可惜，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记得崔健曾经说过，甭管你是几零后在哪个年代，只要老毛的头像还挂在天安门上，我们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年代。有钱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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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上乱天下”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毛身边的年轻的性伙伴有增无减。对这些围着他“女友”，他常常怀有一种征服欲和性幻想交织的心态。在他晚年和孟锦云、张玉凤等最亲密的女友谈论《红与黑》和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等作品中情欲关系时，他总是把两性关系解释为一种征服者的“阶级战争”，并把这种有权 者对无权者的权力征服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占有合理化。一方面，毛的这种权力征服欲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君王心态：古代的君王常常把被自己征服的部落和国家的后妃变为自己的女奴和嫔妃。而只有在性方面占有了她们后，才认为自己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而她们也才因此而成为可靠的自己人。另一方面，毛又常常把自己幻想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理应得到众多美女的青睐和忠诚，乃至他的“女友”有一次都在 背后笑他“分不清楚人家对领袖的热爱和男女的相爱”。
毛的这种奇怪的心态造成了他“把女人做享乐工具外，还做政治工具。如江青说她是毛的一条狗， 要她咬谁就咬谁……利用性关系为政治服务，毛是史无前例的”。
作为他的政治工具，毛的“女友”有时也给他带来极大的利益。例如，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要刺杀毛的阴谋，就是他的一个“女友”（谢静宜）通过她在空军党委办公 室工作的丈夫（苏延勋）得到消息后及时密报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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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毛泽东后来向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走后门的人　……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现在送 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 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显然，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说“ 我没有办法”而只能开后门送她们上大学，显然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约定的“权色交易”。
据当年北大历史系的范达人回忆说：“１９７３年，北大历史系来了三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２７、８岁，三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三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后来这些女孩子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据范回忆，这样和毛直接有关的神秘女学员，北大还有好几个。
另据原中共资深新闻干部沈容在＜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中回忆，毛还通过周恩来安排他的“女友”开后门到北京外语学院读书。——现在事情清楚了，原来毛出于他的“权色交易”，带头开后门送了为数不少的“女友”上大学，而且不少还是通过周恩来等元老派来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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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志绥的回忆，张玉凤是在１９７０年毛在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等人因和林彪的关系失宠以后正式调入中南海的。但在她陪伴毛渡过他风烛残年的最后六 年里，张本人在中国政治，尤其是宫闱政治中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她从毛的生活秘书变为“机要秘书”，掌管着毛的私人保险柜。里面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 ，这些无疑代表着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一部分人的生死簿。谁都知道，这批材料对中共十分重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泽东“家人”，即实质上的妻子的地位。 毛泽东临死前的几年，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锦云才能进入毛的房间，而且也只有张才听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讲话。而毛的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复的文件都要经过张玉凤之手，乃至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怀疑：“谁知道这些同意或批评 ，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当然，由于中国宫廷秘史资料的一贯缺乏，我们对此很难下任何具体的结论。

---"非理性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他的情欲、妄想和潜意识（上）"                              ·宋永毅·

人类的正常生活中，幻想具有缺失补偿的积极作用，是一种正常的精神现象 。但是，当一个人把幻想一味当作现实，便成为一种精神病症。如同正常的人可以在空中想象出一座城堡，而精神病人却真的要搬进那座城堡里去住！在晚年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已不难发现他常常沉溺于幻想之中的症状。据他的卫士长 李银桥回忆：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为主席准备文娱活动，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结果却发生了如下的故事：
毛泽东是很容易入戏的，用现在的话讲，叫“进入角色”。一支烟没吸完，便拧熄了，目不转睛地盯看台上的演员。他烟瘾那么大，却再不曾要烟抽。他在听唱 片时，会用手打拍子，有时还跟着哼几句。看戏则不然，手脚却不敲板眼，就那么 睁大眼看，全身一动也不动，只有脸上的表情在不断变化。他的目光时而明媚照人 ，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情思悠悠。显然，全是进入了许仙和白娘子的角色，理解他们，赞赏他们。特别是对热情、勇敢、聪明的小青，怀着极大的敬意和赞誉。唱得 好的地方，他就鼓掌，他鼓掌大家立刻跟着鼓。
然而，这毕竟是一出悲剧。当金山寺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毛泽东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甚至浮现出一种紧张的恐慌。他嘴唇微微张开，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囗。
终于，许仙与白娘子开始了曲折痛苦的生离死别。我有经验，忙轻轻咳两声， 想提醒毛泽东这是演戏。可是，这个时候提醒巳失去意义。现实不存在了，毛泽东完全进入了那个古老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水在眼圈里累积凝聚，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转啊转，扑簌簌，顺脸颊滚落，跌在胸襟上。
糟了，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我忧心地用目光朝两边瞄，身体却不敢有大动作 ，怕吸引别人更注意这里。还好，观众似乎都被戏吸引了，没有什么人注意台下的 “戏”。
可是，毛泽东的动静越来越大，泪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落，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堵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附近市委领导的目光朝这边稍触即离 ，这已经足够我忧虑。我有责任保护主席的“领袖风度”。我又轻咳一声。这下子更糟糕，咳声没唤醒毛泽东，却招惹来几道目光。我不敢作声了。
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的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擤鼻涕。到了这步田地，我也只好顺其自然。我只盼戏快些完，事实上快完了，法海开始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就在镇压的那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 ：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 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天哪！我猝不及防！他的腰带在坐下时巳被我解开，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裤子 一下子脱落下来，一直落到脚面。我像被人捅了一棍子似的，纵身扑向前，抓住他的裤子，一把提上来。我的思维全停止了，只剩下弥漫的不着边际的自责和惶恐 ，用一双颤抖的手，匆匆而笨拙地帮他系腰带。
我没有保护好领袖的形象，我为此不安，难过了很久很久。
毛泽东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他甚至毫无感觉掉裤子。他仍然在剧中，大踏步向舞台走去。全场的鼓掌声终于将他唤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我松了口气，主席回到现实中了。
但是，他从不善于掩饰自己的好恶。我的记忆中，他是用两只手同“青蛇”握 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
他没有理睬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台北：晓园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８－５０页。)

原来只是看一出戏，结果毛完全进入了戏中的虚拟世界。不仅动情大哭，还拍 案而起，以致掉了裤子，大失仪态。如果说这些还是可以理解的“进入角色”，那 么他对于戏中人物“反面人物”法海的仇恨：从看戏时的“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 将那老和尚咬两口”，一直到被掌声“唤醒”后接见演员时，仍不“理睬那个倒霉 的老和尚‘法海’”，便已经不可理喻，只能用他的幻想症症状来解释了。

---"非理性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他的情欲、妄想和潜意识（下）"　　　　　　　　　　宋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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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奶养大的一代’
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每一个人的惨死过程都是一个血腥案例。即使未被打死的，同样充满嗜血的残暴。请看L市某中学语文女教师（“文革”开始时，该女教师28岁）对于他们学校学生们残忍行为的叙述：
“你想听听牛棚里的事吗？
都说我们学校红卫兵的凶 狠是出名的。其实不是凶狠，而是残忍。什么叫做残忍？我在文革时才弄明白：残忍就是想方设法、充满创意地迫害人，决不只是用力气打。
比方叫你解开腰带，将几十条毛毛虫放进裤子里，再叫你把腰带扎上，这滋味你受过吗？比方用塑料眼药瓶吸凉水，往耳朵里灌，直灌满耳朵眼儿。这刑罚你受过吗？一位姓K的数学老师至今还闹中耳炎，就是那时凉水灌耳朵留下的病根。
再比方三九天叫你脱下衣服，只留背心裤权，站在五楼窗台上冻着。弄不好一头栽下去？你在哪里听过有这样的刑罚？
当然，这残忍的行为中，还带着学生们恶作剧的成分。可我们一位老师被红卫兵用盐酸泼在脸上，烧瞎了一只眼，就纯粹是一种凶残了。
还有一位男老师叫他们用绳子把阴茎扎紧，再逼他喝水，直胀得睾丸奇大，通体透明，差点胀破，才松开绳子。你说如果不是文革，你能看到人性会有多么凶残？你知道什么叫‘狼奶养大的一代’吧！”（冯骥才：《文革中一百个人的十年：唯一没有贴封条的嘴巴》）
这些学生的恶行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十七年中强灌“狼奶”的必然结果，天天强灌“狼奶”，越灌越多，自然要从“人”转化成“狼”。那些“蒯大富们”，即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特别是那些中共的“干部子弟”们，被灌得满肚子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狼奶”，狼性能不发作吗？

---"狼奶与“蒯大富们”"    徐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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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注重娱乐性与艺术性
在大搞个人崇拜中，林彪以他那种军人作风直来直去要求“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与这种方式不同 ，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更注重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性和潜移默化的艺术性。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人们熟知的， 是他亲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总导演和经常在公众场合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自“大跃进”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林 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崇毛的讲话，是对高级干部讲的，一般民众并不知道。而周恩来 则在重振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周恩来此时选择被冠名 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来赞美毛泽东，是把握住了历 史机会，也摸准了毛泽东当时的脉搏。
周恩来作为大歌舞《东方红》的总策划和总导演，堪称呕心沥血，在如何编排 上费尽心思。为了突出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大大淡化了八一南昌起义，认为有秋收 起义就行了（此举直接影响到文革中一些红卫兵、造反派提出否定八一南昌起义和 改建军节为秋收起义纪念日），把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归为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 在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８日的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讲：“从党的诞生起，十月 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 都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熊华源《周恩来： 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党史博览》１９９６年第６期）
周恩来亲自给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人员做了７个小时的党史报告，讲述毛泽 东怎样领导党和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 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续）》，１９７７年版第９０页）周恩来要求演员“ 要把我们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永远怀念您 （第三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６３页）有人质疑“党的诞生”部分 升挂毛泽东的像不合适，因为毛那时还没有担任党的领袖。周恩来则回答说：“从党一诞生，就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真正能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 才是历史的真实。”（江西日报社编《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１９７７年 版第４３９页）
周恩来特意在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安排毛泽东接见三千名大歌舞《东方 红》的演出人员并会演。当天夜里，周恩来提出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并继续 亲自领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７７页）徐肖冰回忆：周恩来指示，在拍摄电影 时：“你们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 ，人民的领袖这一点。”（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册）》，１９ ７７年版第２１８页）
为了把《东方红》电影拍好，周恩来特意要求外贸部从伦敦购买质量好的胶片 ，当时的外汇还是比较缺乏的。杨明伟对此评价道：“这一表态，令从事电影《东 方红》工作的编导人员欣喜若狂，他们知道，国家经济情况虽然好转，但是对于进口电影胶片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家总理作这样的表态，表示中央对《东方红》的拍摄工作非常之重视。”（杨明伟《走出困境——周恩来在１９６０－１９ ６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版第３４２页）在周恩来的全力督促下， １９６５年国庆节，大型电影艺术性纪录片《东方红》轰轰烈烈地走进了人们的生 活。
大歌舞《东方红》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特别是对 当时的青少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文革中各地红卫兵编演的大歌舞无不打着深深的 《东方红》烙印）。“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在大歌舞《东方红》中最早由一 曲《赞歌》唱出来的。到文革中发展成为“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日常用语。

---"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
                              ·小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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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行为中，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不同而显得十分突出的一个特色，就是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1958年伊始，因为“反冒进”问题，周恩来从１月份的南宁会议到３月份 的成都会议， 从“离右派５０米”到“是否马克思主义者”， 一路检讨不断。
周恩来对检讨稿逐字逐句地亲自修改后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说：“后来，这个检讨稿打印出来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征求意见。邓小平看后就说，写这么多干嘛，把‘离右派差５０米远’等刺激字眼划去，有些话的分量也改得轻了。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不同看法的。 ”

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５日，周恩来视察河南偃师，当一位社员高呼“周总理万岁 ”时，周恩来立即制止：“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只能喊毛主席万岁，我是主席领导下的工作人员。”
在指导排演《东方红》歌舞的时候，有人问长征时候周是否直接参加指挥了战 斗。周恩来回答：“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全靠毛主席的 英明指挥。”
更为出格的是，周恩来为了突出毛，竟然把自己贬称为“娃娃”。１９７３年 ６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访延安。在毛泽东旧居前，周恩来告诉外宾：“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周恩来贬损自己，不仅是在语言、文字上，还经常表现在行动上。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对周恩来有这么一段描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一百五十多万，已不 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 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
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 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 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些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

文革中著名的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聂元梓，在晚年接受访谈时也讲到周恩来的这类做法，她说：“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吗 ？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

在文革结束后纪念周恩来的文集中，也常能看到人们出于对周恩来的崇敬而写下的这类回忆：周恩来去毛泽东处汇报工作，要提前在大门口下车。
毛泽东请周坐沙发，周却搬过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边。
毛泽东上天安门，周恩来每次都要提前检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毛泽东一出现，周恩来立马上前迎接。
有人这么形容：“周总理始终紧挨在主席身边半侧着身子；举起一只手臂，像是为毛主席开路，又像是准备随时去搀扶……”

周恩来的这类动作，林彪及其他领导人都做不出来。

---"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
       ·小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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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屿：刘少奇冤案中的伪证是如何炮制的？
囚禁、病危、反复抢救中的刘少奇，自然很难知道1968年10月后他头上已被安了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更无法知晓，这三顶帽子是如何炮制的。

或许我们可以根据多年后这三顶帽子被推翻的过程，而去反推一下它的制造始末。按照黄峥讲述，“1978年十一届三中 全会之后，由于陆续有群众反映，党内也有很多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最终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组成一个调查组，对刘少奇案进行复查。刘少奇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共570卷档案。调查组看卷后根据提供的‘证据’再去调查。”黄峥记得，自己曾问当时参与复查的人，那么大的帽子，推翻有没有阻力?对方则说，没有。复查只用了半年时间。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因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产物。

比如，为证明刘少奇于1929年在满州工作时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州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查”的“重点突破”对象。肖孟当时参与了审讯孟用潜，按他事后回忆，“每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

就这样，经过连续7天的日夜突击审讯，孟用潜作了违心的交代。但他事后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前后达20次，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依据”，“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之下集体创作”。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了，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因为一再翻供，孟用潜一直被关到1972年。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世。

像孟用潜这样，被株连进刘少奇案的人还有很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刘少奇冤案被错判的案件有22053件，因此而错受刑事处分的达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在被株连的人中，孟用潜终有一天走出监狱，至少也还算“幸运”。像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等人，则在重病缠身时被专案组逼死。而他们中的张重一，甚至和王光美、刘少奇并不相熟，“话都没有讲过”。

1967年10月，专案组将张重一拘留时，他因肝癌变恶化病势垂危，“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专案组索性“突击审讯”，在27天中审讯21次，在张重一10月24日病危至11月1日死亡的七天里，专案组更是“穷追紧逼”，现场录制的录音带有80盘之多。“从保存下来的20盘录音带中可以听到这种残酷的‘突击审讯’是怎么回事。录音中不时出现病人痛苦的呻吟声、神志不清的嘟哝声和审讯人员七嘴八舌的吆喝声。”黄峥说。

最终，一个垂危病人的种种神志不清的话，被专案组说做“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在张重一去世的那天，专案组又对他进行了一次“回光返照”似的审讯。留下来的讯问笔录上记录着这样几句话——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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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整人目击记
戴维堤:1968年1月21日晚，我们北航红旗一些人奉命去京西宾馆参加中央首长接见云南领导人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会议。文革中，由于北航红旗的特殊地位，中央文革办事组经常通知北航红旗派人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外省市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和代表会议，目的是让我们稳定会场秩序，保卫主席台安全 。
在这天晚上的会议上，康生突然对参加会议的“山东老乡”赵健民发难。
“赵健民来了没有？”康生明明看到赵健民坐在下面。
“康老，我在这里。”赵健民站了起来。
“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健民摇头否认。这时主席台上的谢富治说：“赵健民，你为什么不回答？你要回答康老提出的问题嘛！”
“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现在云南形势很乱，我们正要向中央汇报呢！现在到处停课、停产，武斗成风，这样下去……”
不等赵健民说完，康生打断了他的话“你放毒！你欺骗了我们。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是哪一年被捕的？”
“我是１９３６年９月被捕的。”赵健民说。
“你在国民党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我根本没有自首过。”
“你还在欺骗我们，你是叛徒！”
“我是被叛徒出卖才被捕的。康老，请问，说我是叛徒有什么依据？”
“我再说一遍，你就是叛徒。凭我革命４０多年的经验，我有这个敏感，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叛徒。”
“康老，你可要实事求是啊！凭敏感？哪有这个标准？”
康生站了起来，大声吼道：“赵健民，你疯狂得很！你这个叛徒混到我们党里来了。你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把边疆搞乱。我看到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织搞的一个计划。你们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你要知道，我审过干，搞过情报，同特务作过斗争。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善类，你对我们有着刻骨的仇恨。”
赵健民一听，如五雷轰顶，立即申辩道：“说我是叛徒，还有什么搞乱边疆的行动计划，绝没有这回事，这不是事实。搞乱边疆的确大有人在，但不是我。我相信，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将来历史会证明的。我保留意见，请求中央审查。”
康生拍着桌子说：“不用你请求，一定要审查。我接触过那么多叛徒、特务、 走资派，象你这样疯狂的还是不多的。你这是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保留意见 可以，但你必须立即写出要求审查的字据来。”
赵健民接过有人递过来的纸笔，写下了下列字据：
我在被捕期间，用生命保卫了党的利益，特向党保证自己没有问题，
请中央审查。
赵健民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１夜
康生看了一眼赵健民的字据，突然喊道：“现在决定，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 。”
这时，会场里有人喊起了口号“打倒赵健民！”只见谢富治向身后招了一下手，两个解放军立即走到赵健民面前，架起他的双臂拖了出去。赵健民不停地大喊： “康老，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从此，赵健民在秦城监狱里关押审查了八年多，九死一生才熬到了“四人帮” 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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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让自己的老婆，作为“主席一条狗”的江青解决“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一案。既然是“狗”，就会对主子拼命的摇尾巴，以显效忠。所以江青对毛的委托非常卖力：诱骗逼供，勒取伪证，断章取义，恣意捏造出了三本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的所谓的“罪证材料”，报送了中央。报送材料的同时，江青也不忘向毛泽东摇尾 巴，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晚年周恩来》，第248页：江青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送的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罪证材料的批示，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刘少奇“罪证”的批示上，用了五个“大”字，四个“最”字，可谓用心险恶！这厚厚的“罪证材料”也是要给周恩来批示的。

虽然周恩来也知道刘少奇的“罪证”有若干的疑点，许多材料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是迫于江青的雌威，毛泽东的压力，在政治与良知之间——周恩来毅然选择了政治。看到毛除掉刘的坚定决心而决定“顾全大局”，跟毛走到了一起而与刘少奇一刀两断！在江青将刘少奇的材料送达十天之后，周恩来作出了明确的表态：“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晚年周恩来》，250页：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就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问题该毛泽东、林彪的报告，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手稿。）而后，周恩来在给江青的信中，不但在刘少奇的问题上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是“真心话”，而且顺便向毛表示了效忠：

“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

刘贼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首先要欢呼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

周恩来在给江青的信中，不但狠狠踹了刘少奇一脚，也向毛泽东表示了效忠。用词的口气，跟江青最先的批示如出一辙。一幅落井下石，摇尾效忠的奴才相毫无保留的表露了出来，这就是周恩来，为了保住“晚节”的周恩来——在良知与政治之间，周选择了政治。一个在共产党高层工作了那麽久的人，一个对各位高级干部都十分了解的人，就这样同意了刘少奇“罪证材料”的报告。没有怀疑，并不抵制。要不是有高文谦先生这本《晚年周恩来》，很多人还是活在“周恩来‘不清楚’江青一伙伪造的罪证，‘不掌握真实情况’而相信了这个报告”的谎言当中。

陈奎德先生有篇《审毛：中国未尽的公民作业》的文章，阐明必须要把毛在中国干下的滔天大罪一一清算。在我看来，毛的罪恶世人虽不完全知晓，但 “文革” 之不得人心已经让中国人对这个暴君有所鄙夷，对毛的残暴形象是有一个轮廓的（哪怕不是很清晰，但是对于毛的残暴也是有所了解）。但是周恩来则不一样，至今他还是中国许多为官者的榜样，在民众中还有个微微发亮的光环。所以，批周评周是比清算毛更难的一项“未尽的公民作业”。

---樊功：周恩来与刘少奇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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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就在他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大寿日子，周恩来接受毛泽东口谕，命令汪东兴送给刘少奇一个巨大的生日礼物：在囚禁他的房间里放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让他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著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刘少奇在病榻上听见了公报中有关他的结论：“全会 批准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份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中央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为刘少奇诊疗的医生护士都是从军队里精选来的，特别服从命令，医疗服从专案，病人是专政对象。上级需要病人死去，就立即能让病人不治；上级需要病人还活一段时间，他们也能让病人从死亡线上回来。因为专案组的军人护士太粗鲁，老是怀著阶级仇恨对刘少奇动手脚，不是医疗而是摔打。每次诊疗前对刘少奇进行批斗，高呼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医生用听诊器金属头敲打刘的前后胸壁，造成大块血肿，肋骨伤痛，女护士用针头乱扎刘少奇的血管，造成全身无一处存在可以救急用的血管。就在刘少奇生命垂危的当儿，周恩来动员北京医院的护士，年轻女护士拒绝参与，最后还是动员了两名周所熟悉的老护士去护理刘少奇，因为毛泽东要为九大留下活口让刘开完九大再死。据北京医院笔者所熟悉的医生传出，最后还是两位基督徒老护士，想尽一切办法，竭尽全力又应付中央特派员，千方百计，无微不至地救护刘少奇，最终还是把这两位老姐妹调开，刘少奇掉出两滴惜别的黄浊泪珠后很快就去世了。周恩来撤换了军队的医生、护士，换上北京医院的医生、护士之后，刘少奇的病情稳定下来。他也感觉出来给他诊病护理的人，不再是那几个穿军装的凶鬼恶煞了，所以刘少奇死前一个阶段精神上还是深得安慰的！可是中共中央特派员要刘少奇死，他把这几个地方医护人员一调走，又换上穿军衣的人，刘少奇在绝望中就撒手人寰了。

汪东兴受毛、周指示，为了防止刘少奇行凶杀人或自杀，自从１９６８年春天在刘遭受批斗、毒打、凌辱病卧不起之后，就把他的两条腿捆绑固定在床板上，一动也不能动。头枕部、胸背部、臀部、两脚后根都是流脓水的褥疮。他身上的伤病痛极了时，只有一双手在空中乱抓，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最后就让他每只手死死握住一个硬塑料瓶子，直到死，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握成亚葫芦，还仍然死死攥住手里！到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被固定在木板床上的刘少奇浑身糜烂腥臭枯瘦得象一根柴棍，病得只剩下几丝丝气，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地方医护人员报告：病人随时都可能死亡。当天晚上７点钟，汪东兴受毛、周指示，命令把刘少奇腥臭的皮包骨躯体扒个精光，被几名军人用一床被子一包，放上了担架，塞进了一辆军用面包车，由专案人员武装押送，直驶北京西郊军用机场，迳飞河南省开封市，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刘少奇监押在河南开封，只有刘建勋（当时河南省革委会主任——编注）一个人知道，就连接受医疗他的当地驻军１５５医院（原基督教内地会福音医院）的军医护士也未能认出他是刘少奇！据原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第四科（预审科）科长，毛泽东死后任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王怀忠亲口对我说：“刘少奇只在开封监押２７天，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２日凌晨六点多钟死去的。死时白发蓬乱有二尺长，已经没有人形，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头颈躯体用白布单子包裹后装入一大塑料袋内就由两名火葬场干部开了电炉，但不准他们接近尸体，尸体由几名带口罩的军人推进了焚尸炉。刘少奇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少奇的火化申请单是开封驻军八一七二部队政治保卫处干部代为填写的。”
---"刘少奇的骨灰是真的吗？"       张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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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原照片。因离婚后双方矛盾，在张志新平反后张家人把他丈夫的部分剪掉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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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囚家属学习班
(张志新平反后，《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曾访问了张志新女儿曾林林，听她回忆了参加死囚家属学习班的情况。这段回忆虽然没有刀子割破喉管的血腥场面，但同样，更是人间至痛，令闻者心碎。)

曾林林：那是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着大风雪。沈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曾林林和她爸爸曾真、弟 弟曾彤彤到县城开会。她爸爸和她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他们推门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曾林林的心里却直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

渖阳法院来的人要我们坐下，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我记不全，大意是一段讲什么阶级斗争，一段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只知道妈妈是个反革命，是听人说的。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渖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自妈妈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渖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啼咕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人在教育我，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我和妈妈划清界限。他要我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我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我说的。当时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

那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我谈话的人，他们又嘀咕了一阵，又在上面写。写完之后，要我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

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

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渖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

这真是人间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我所谈在学习班上，渖阳法院的人要我签字并按手印的那份“笔录”，后来在我妈的案卷中找到，特摘抄如下：

……

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曾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

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那一年，彤彤不满10岁，而我也未满18岁。这份笔录就算不是法院来人的“杰作”，但在那样的年代，彤彤和我除了这样说，又还能说些什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此一种选择。

作者：曾林林，张志新大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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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这件事，国家的安排也煞费苦心——何时被接见，须等到前一天晚上才通知，让“别有用心的人”没有机会对伟大领袖的安全造成威胁。
我们在１１月２５日晚上９点钟左右接到被接见通知。在北京的外地学生，一旦接到通知马上被军管，编成连排班，排长以上是军人。接到通知后，所有人都不准外出 了，被集中在住处进行接见前的纪律教育，教育进行到大约十点钟，宣布睡觉。
事实上，这些应该都是当时的保卫措施，不过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想那么多，只是兴奋 得睡不着觉，深夜１２点以后还没有静下来。我迷迷糊糊似乎刚睡着，就被叫醒了，懵懵 懂懂走到食堂吃饭时，看见挂钟指示４点半。领队的军人告诉我们，需要早一点出发，不 然会被人流车流堵在路上，到不了天安门。
吃完早饭，每人又领了两个馒头带上，然后集合，两个人一组互相检查身上有没有小刀之类的铁器。那时的我们，心中只有伟大领袖的安全，所以心甘情愿地被别人搜身，也理所当然地搜别人的身。不知其他地方有没有通过这种方式发现“别有用心”的歹徒，我们那个接待站全都是纯真的革命小将，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对领袖造成危害的东西。搜身之 后，所有人分乘若干辆军用卡车出发了。
我们还以为自己是最早的，出去一看才知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一路上车灯 闪烁，喇叭长鸣，人声鼎沸。我们的车走走停停，到天安门附近已经是八九点钟了。大约 半个小时的路程，走了近三个小时。
我们被安排在北京电报大楼前沿街边坐下，开始了不知终点的等待。这一天以什么方式接见：是我们列队从天安门前走过向城楼上频频挥手的毛泽东致敬，还是毛泽东乘车从我们面前经过，不得而知。
五六个小时在我们的企盼中慢慢流过，我们无怨无悔地等着，因为接受伟大导师、伟 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接见在当时是人一生最幸福、最重要的大事，为此我们可 以牺牲一切，区区几小时的等待又算得了什么？反过来说，伟大领袖日理万机操劳国家大 事，百忙之中还要抽出时间来接见我们，我们除了激动、兴奋、幸福之外，还能有别的什 么想法吗？这是当时我们无比虔诚、无比单纯的全部内心活动。
但是，灵魂的虔诚却把握不了肉体的新陈代谢规律，刚开始各个队伍还比较有秩序， 个把小时后有人需要方便，附近又没有公共厕所，来来回回队伍就有些乱了。军人们竭力 维持，但没有经过严格纪律训练的革命小将显然耐性不够，几小时之后基本乱了套，军人 们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只要不越过警戒线便不干涉。  　　１２点钟左右，天空中突然响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人人都清 楚的领袖出场信号。军人们迅速行动，强力整顿队伍，散开的人也赶紧归队，生怕错过。 待到整顿就绪，音乐却停止了，原以为马上就要进入角色，殊不知紧张了近一个小时，一 切归零回复原状。革命小将再次松弛下来，队伍冰消雪融一般四处漫溢。
两点钟左右音乐声再次大作，沿街坐在最前排的军人们刹那间手挽手组成了一道人墙 。这次是真的了，反应快的纷纷站起来往前涌，队伍完全没有了，只有汹涌的人潮。我们 几个算反应比较快的，冲到了靠前的地方，只见几辆满载军人的卡车开了过去，后边不远 处跟着几辆敞棚轿车，其中一辆上站着毛泽东。他比我想象中的要高大，脸黑黑的，一点 表情也没有。跟在后边的车坐着林彪和周恩来，一晃就过去了。我还清楚地看到了坐在第 四辆车上的刘少奇。他也跟毛泽东一样面部没有表情，穿的一身军装让人觉得有点怪异。
整个车队驶过只有短短的一分来钟，反应慢的人被前边的人墙挡住什么也看不见。力 气大的，按住前边人的肩头往上撑，看见了一晃而过的车队；更多的人，特别是女生，在 人墙后边又蹦又跳，还是什么也没看见。我们这个队伍中有两个看起来还是小学生的小孩 ，跑到一旁小便，就在他们方便的那一分钟，车队呼啸而过。等他们跑过来，只看见一堵 黑压压的人墙。
其实，如果十二点左右不是“虚晃一枪”，在整顿就绪的队列中等待的所有人毫无疑 问都可以满足心愿。但事情的发展和结局总是不如人们希望的那样美好。车队过去以后， 人墙后边不论男女，一律扯开喉咙嚎啕大哭。
接见完毕之后，军人和军车都蒸发了，瞬间不知去向，想来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没有义务再把我们送回去。终于被红太阳的光辉现场沐浴的我们兴奋欲狂，我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小日记本，激动地记录“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６日，我在北京电报大楼前见到了伟大 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后来得知，在１９６６年的７０天时间里，毛主席八次分十批接见了一千二百万红卫 兵，我们是最后一次的最后一批。毛泽东接见完毕后，我们就不想在北京继续逗留了。１ １月底的北京已进入初冬，我们没有足够的御寒衣服，常常冷得出不了门，而且从来没有 独自离家这么远这么久，有点归心似箭了。
四天四夜的返程，仍然是那样拥挤不堪的火车，晚上１０点多钟到达重庆火车站，前往北碚的公共汽车已经收班，我们只好在牛角沱、两路口一带逛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早才回到北碚。

---"风起云涌的日子"　　·蒋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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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君臣关系。毛的帝王心态，和周的效忠顺从，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映照。王若望先生讲过，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个小毛泽东，应该补充说，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也有个小周恩来，溶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深入骨髓。周就是这种民族臣民心态的代表人物，尽管他有出类拔萃 的才干，却匍匐在毛的脚下。这也是老百姓虽然知道周在文革中跟着毛走，干了不少不光彩的事情，却仍然原谅他的原因之一。
当然，毛周之间这种君臣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王朝中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最大差别在于，封建王朝是政教分离的，皇帝虽握有君权，在世俗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无法垄断子民的精神世界，还有“天道”和“圣贤之道”约束着他。而毛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既是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业的旗帜。一旦违上，势必叛道。这就是周所面临的困境，被禁锢在一个无可逃遁的密网之中，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时忠于毛。虽然他恪守君臣之道的本份，小心翼翼地侍奉毛，却又无法按照传统的君臣之道行事，做一个“违上顺道”的忠臣。可以说，在共产集权制度下，是出不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臣的，即便象彭德怀那样进谏，也无法抗争到底，最后也还是违心认了罪。
---"周恩来若抗争，中国历史是否改写——在新泽西演讲答问选录"     ·高文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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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初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是有计划地对周恩来进行政治迫害的继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江青提出批“宰相儒”。于是各报刊连续发表含沙射影批宰相的文章，使病中的周恩来产生揪出刘少奇之前成天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样一种政治危机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八易其稿，炮制一篇《孔丘其人》 ， 在１９７４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孔子被描绘成“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并用“开历史 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这些污秽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
署名“柏青”的文章《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发表在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７日《北京日报》上。文章用画像的手法，有意在孔子的形象上加上“端起胳膊”四个字，说“此人极端虚伪奸诈 ，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 ……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四人帮”给周恩来画的像，不仅中国人看懂了，连法国人都看懂了。法共《人道报》撰文评论说：中国现代大儒是指周恩来。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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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漫长的独裁史上，如果说，毛泽东将绝对极权发展到前无古人的程度，那么，周恩来就将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生前，尽管在中共夺权时期，周恩来在党内的位置曾一度高于毛泽东，然而， 自从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并在刘少奇等人的帮助下、 确立了党内的绝对权力之后，周便一直处在毛的笼罩之下，唯唯诺诺地为毛服务。而且，不论其他中共高官的沉浮多么触目惊心，周却始终稳坐第三把手的宝座；只要是由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无论其资历、能力、品德如何，周恩来眼看着他们的后来居上，又目送他们一个个身败名裂、甚至尸骨无存。周非但没有任何嫉恨之心或恻隐之心，反而紧跟毛的翻云覆雨，该助其高升时就尽力扶持，该落井下石时也毫不犹豫，而且，一切都做得无动于衷。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为稳坐三把手之位的不倒翁，才能作为毛泽东的最得心应手的弄权工具。没有周的无条件的鼎力襄助，毛泽东不可能那么为所欲为。起码，毛在党内高层中实现其个人极权意志的决策，用不断的党内清洗来发泄其权争嗜好和猜忌心理的折腾，用全民运动来实现其权力野心的放纵，不可能进行得那么顺畅，一手遮天的局面也难以形成。
这就是我理解的“谋事在毛而成事在周”。中共掌权初期的五人权力核心，周是几乎陪伴毛泽东走向坟墓的唯一元老——周以终身总理之尊先走一步，毛以终身党魁之尊紧随其后。正如高文谦所言：“周是唯一能够和毛共始终，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总算善终的人物“。而周所得到的，又何止于“善终”！
死后，中共掌权后所制造的一系列大灾难之罪责，大都由毛泽东背着，毛的遗臭万年，可以与斯大林、希特勒、波尔布特、金正日等极权者相当，即便在中共的正统评价之中，毛也属于“夺权有功而建政有罪”之列。而周恩来却享有“人民的好总理”的哀荣，不仅博得了党内高层和社会名流的普遍好感，而且赢得了百姓们的自发追思。虽然，毛泽东没有亲自参加周的追悼会，也许会令周的亡灵难以瞑目，因为周一直对毛如何评价自己耿耿于怀。但百姓们自发的“十里长街送总理”，足以令任何中共元老的亡灵艳慕。
何况，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在中共政权的心脏北京，在北京的中心地带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中共掌权以来第一次最大规模的自发民众运动，“四五运动”又是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发起，对“人民的好总理”的悼念和对当代秦皇毛泽东及其四人帮的声讨，已经昭示了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时期的褒周贬毛。特别是文革刚刚结束时，一篇篇出自复出的中共元老和社会名流的回忆文章，一首首一曲曲出自著名的诗人和作曲家的颂歌，使周恩来在当时中国几乎成了“完人”的化身，集超凡的人格魅力、为政智慧和待人品德于一身。甚至直到现在，连一些晚年觉悟的老党员，在回忆自己的生涯时，凡是对周恩来的记述，大都是正面形象。
就政治人物热衷于死后声名的欲望的实现程度而言，甚至可以说，同作为独裁制度中的魅力型领袖，周恩来不仅比毛泽东成功，而且比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成功。不可否认，生前，周恩来既无毛泽东的绝对权力，也无红太阳的光辉，更没有刘少奇惨遭迫害的资本，但在死后，毛泽东留下的更多是骂名，刘少奇留下的至多是同情，而周恩来留下的则是政治美名。特别是考虑到周的政治生涯是在异常险恶的独裁政治中、在娴于权谋且心狠手辣的毛泽东手下渡过的，周恩来的仕途之稳定和身后之盛名，几乎就是奇迹！
然而，“褒周贬毛”的思潮，正如九十年代的“褒毛贬邓”的思潮一样，不过是病态国家的病态现象，是残缺价值观的残缺评价，与史实并不相符。事实上，如果把中共集团比喻为一个人体，毛、周的一体化就如同大脑和四肢，疯狂的大脑只能支配病态的四肢，二者的配合写就了畸形而血腥的中国当代史。无怪乎，毛家的后人对褒周贬毛的倾向颇为不满，曾经发牢骚说：“好事都是他们家（指周）干的，坏事都是我们家（毛，江）干的”。以至于，连周的遗孀邓颖超也对“褒周贬毛”的思潮大为不满。再看看周恩来身患绝症之后，在病房中写给毛泽东的几封信，内容全部是对毛的感恩、关心和向毛作自我检讨，也用第一手史料印证了邓颖超对褒周贬毛者的诘问：“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国人对毛、周的评价，也随改革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变化。在改革的魅力如日中天的八十年代，毛泽东是暴君和乱源的代名词，而周恩来是儒相和现代化的象征。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后期，两级分化和权力腐败的愈演愈烈，新左派与民族主义的同步兴起，使毛泽东的名字再次响起，作为平等、廉政和民族复兴的象征性符号。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毛泽东也仅仅是历史变迁的工具而已。
---“读《晚年周恩来》”            ·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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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著作（《晚年周恩来》）中，作者在收集大量史料的前提下，客观地揭示出了文革当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把文革历史当中一个始终被掩盖、被篡改的事实基本澄清了，那就是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后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谓的批林批孔和后来的评《水浒》，就是针对周恩来的。这是公开在全中国老百姓 面前的政治斗争，在批周这一点上，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官方舆论界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不敢点穿；而事实上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前后党内上层（省军级以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严厉批判早已是白纸黑字写在中共中央文件上面。批周的高峰是１ ９７３年年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谜，因为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次以批周为主题的会议的记录，根据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要求，全部销毁了。邓颖超的这个做法很合乎周恩来的为人。尽管从文件上已经很难查到与会者的发言记录，但是关于这次会议还是有不少记载和回忆。《晚年周恩 来》对这次会议有详尽的论述。

除此之外，还有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撰写的《我的 伯父周恩来》也从侧面涉及到了这个会议。周秉德写道：  　　没过两天，游泳池（注：毛泽东处）传来话，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请注意这里），一块儿讨论讨论。但是这次会议已经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凡是研究外事口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了受审席上。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轮流在外等候的张树迎（周恩来的保健医生） 和高振普（周恩来的卫士）明显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开政治局会，都是总理第一个到会议厅，看看会场的布置情况，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与会场的服务员聊会儿家常。这次则不同，是会场都坐好了，才让总理进去；会议结束，第一个让总理出来，可会议还继续进行，是研究下一次怎么继续批判。
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 ，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真难以置信和忍受，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虽只听了只言半句发言， 张树迎便血向上涌，心脏砰砰乱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 迫不亟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对会议的评价是会议开得好。在这次会议上，乔冠华是作为外事口的代表，对周恩来进行重点批判的人物。现在的人很难理解，乔冠华是中国共产党内，由周恩来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职业外交家，他怎么样会成为批判周恩来，后来又堕落为四人帮内定内阁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这是关于乔冠华一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在章含之介入之后乔冠华生活发生的变化。

章含之是一位通天的人物。她曾经是毛泽东的英文教师。毛泽东自己有英文秘书林克，何以又要聘请一位当时只有２０多岁的章含之作为英文教师，这只有毛泽 东和章含之知道了。文革后期。外交部有一批小姐，她们是王海蓉、唐闻生、罗旭 等，当然，章含之也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位，她们利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可以随时向毛泽东进言，在当时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氛围下，担当了一些很不光彩的角色。而章含之凭借着曾经是毛泽东英文老师的头衔，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加密切， 以至于毛泽东想把章含之派到加拿大去当大使，而拆散她的乔冠华之间的关系。

乔冠华尽管当时已经是外交部的副部长，但是还没有走进到中南海的圈子里面 ，或者说，还置身于当时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之外。但是自从章含之走进了他的生活 ，从此乔冠华就随同章含之陷入到一股暗流当中不能自拔。  　　章含之在她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轻描淡写地谈到了１９７３年批周会议，并且后悔没有为周恩来讲句公正话。
事实上，她和乔冠华岂止是没有讲句公正话，他们是被毛泽东从外事口搬来的轰击周恩来的重炮。从此，乔冠华通过章含之成为毛泽东打击周恩来的一门重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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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并没有隐瞒的必要。无论是乔冠华还是章含之，不过都是被毛泽东掌上玩弄的小棋子。现在回过来看那段历史，他们都是牺牲品。需要现代人警惕的是这些章含之现象、徐景贤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极为不彻底的。

---“章含之故意掩盖了最重要的内容”
      ·史　佳·

图：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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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
《晚年周恩来》公开了一些中共黑箱里的史料，破除了一些人为的神话，其中，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就是这种神话之一。

尽管周、邓二人同为早年留法学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国理念也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关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紧密和谐，周、邓之间既无紧密的工 作关系，更谈不上私人情谊。事实上，周、邓的私人情谊和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不过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测加谣传而已。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

由此，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还地位平平的邓小平，却在八大上超越许多中共元老而跃升到高层核心；为什么“刘邓路线”的一号人物刘少奇，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且尸骨无存，而二号人物邓小平却保留党籍；为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启用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权力；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压制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和民间思潮（西单民主墙）对毛的清算，使本来势头良好的非毛化运动戛然而止，以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权谋大师毛泽东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他的幽灵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成为掩盖中共罪恶的巨大阴影。

在中共夺权的时代，邓还没有进入中共核心权力层，自然与周没有多深的关系；中共高层的历次权争之中，邓与周也并非同一战壕的战友，在30年代的苏区，邓作为铁杆毛派，与毛一起遭到党内排挤；在毛泽东时代，毛在中共八大上提拔邓出掌书记处要职，成为最高核心层的七常委之一。之后，周管政务，邓管党务，二人在工作上绝少合作。周更多是陷于具体事务之中，而邓更多是充当毛的打手，特别是在反右和中苏大论战中，邓都扮演了毛的前台打手和发言人的角色，五十万右派的人权大灾难，九评檄文对中国的外交内政的巨大负面作用，至今仍然未得到实事求是的清理。在文革中，邓之所以被打倒，就在于毛怀疑他有紧跟刘少奇的苗头，但毛还是舍不得彻底废掉邓，而是留有重新启用邓的回旋余地。所以，邓于70年代中期复出，也绝非周的提拔，而是毛的有意安排，意在制衡周的权力。何况，周又在最关键的文革前期，全力支持毛“打倒刘邓”，邓怎么可能信赖周的为官为人！

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已经处于病态的权力恐惧之中，对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从不放心，翻云覆雨的权力痉挛一再发作，一个个接班人也随之身败名裂。林彪死后，毛受到巨大精神打击，身体状态急遽下降，很有些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毛曾一度明确表示想把权力交给周，但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海外舆论把恢复中美关系的头功算在周的身上，国际社会对周的好评如潮，这必然使多疑的毛对周产生猜忌，怀疑周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毛便在此关键时刻再次启用邓小平，以便制衡周的权力扩张。因为，毛知道，以智慧、人脉和能力而言，他的私党“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人，皆不如邓小平，无法对老练的周形成有效的钳制。只是由于邓复出后的咄咄逼人，与毛的私党江青等人水火不容，才有毛的再次批邓，但仍然是“批而不废”，为邓日后复出奠定了基础。

1973年，毛借中美外交问题敲打周，亲自安排了批周的中央会议，毛让邓小平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邓在会上的发言，没有批评周在中美外交上的错误，而是迎合毛的心意警告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言外之意，无非是警告周不要学林彪。如此发言的份量和阴毒，远在对周的外交错误的批判之上，是典型的诛心之论和落井下石。而周恩来象以往一样，来个自我上纲上线的深刻检讨，再次涉险过关。

同时，毛召集各大军区的司令和政委开会，先强调：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我还可以打一仗。一打仗就能分清敌友，辨认出“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继而向与会者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晚年周恩来》P472-474）毛主观认定的“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人，显然是指周恩来。所以，毛抬出邓小平，先让邓在1974年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等于制衡周在外交上的大权；接着又让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实权，是为了在内政上架空周。

在如此微妙的毛、周、邓之间的关系中，遭遇坎坷而在文革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固然对毛的权术阴毒心知肚明，但他对周的无条件挺毛、周对文革应负的重大责任、以及周的奴颜和圆滑，也同样了然于心。他掌管最高权力之后，对周的评价，话虽不多，但一句“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已经隐约地道出了邓对周并无多少好感。但这并不妨碍邓小平利用周恩来的身后哀荣，来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

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结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坛的邓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云覆雨的权谋功夫：复出前，他两度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拥护英明的华主席”；而一旦复出之后，基于牟取最高权力的需要，邓从否定“两个凡是”入手，挑战华国锋的权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对民怨沸腾的文革进行某种程度的清算，并在清算中保持一种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权。

所以，邓在推动非毛化的过程中，所用手段却是典型的毛式权谋，制造出党内高层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文革派）与“正确路线”（反文革派）——之间的斗争。于是，“四人帮”成了制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羊，即便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起码也要追问毛用人不当的失察之责，而被打到的老干部们和受迫害的社会名流们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人脉和威望，在社会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无可替代的“人民好总理”形象，更由于周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些人，周自然就成为反四人帮反文革的党内代表。

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

凡是经历过多灾的1976年和文革刚结束时期的国人，对当时弥漫于全中国的“褒周贬毛”思潮都会有深刻的记忆：文革浩劫之罪责，主要由四人帮及其后台毛泽东背著，即便在中共的三七开的正统评价中，毛也属于“夺权有功而建政有罪”之列。虽然，周先于毛去世，也没有像毛那样，有官方筹办的百万人盛大追悼会，有至今仍然矗立的毛泽东纪念堂，但是，百姓们自发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全国性的自发哀悼，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发起的“四五运动”，不仅表达了更真实的怀念之情，也可以称之为盛况空前，足以令躺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的毛泽东亡灵感到不安。文革结束后，不仅“四五运动”得到了正名，而且对周的赞美也达到了最高潮，甚至连周生前喜欢的歌曲“洪湖水”都成为最流行的音符……

改革初期弥漫于全国的“褒周贬毛”思潮，其产生的远因是黑箱制度下关于毛、周不和的种种传闻，近因是“四五运动”发端于对周的悼念和关于周、邓之间的继承关系的传闻，而最为直接的原因则是邓小平的政治需要。也就是说，周的身后哀荣与邓小平复出后的有限非毛化密切相关。为了巩固自身权力而推动非毛化的邓小平，必然要利用自发的褒周贬毛思潮。虽然，邓不可能公开支持褒周贬毛，但在中国的制度下，对于一种全国性的政治思潮，最高统治层的默认就等于纵容。如果“褒周贬毛”舆论对邓不利，以邓当时的权力而言，他想遏制，实在易如反掌。但邓非但没有遏制，反而任其泛滥。特别是，在“四五运动”时期，来自天安门广场的一种传闻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的主要城市：即周与邓之间有一种亲密的继承关系，邓的复出是周的力荐，邓被视为周的接班人。二人早年共同留法的生涯，更增加了二人亲密关系的可信度。

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即基于个人权力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方面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也逐渐消失。

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读《晚年周恩来》"          ·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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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晚年周恩来》，让我想起文革记录片的某些片断。
比如，老毛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站在毛身边的周恩来，戴着像章和袖标，端着半残的右臂，左手挥动着小红书，和广场上几十万小青年一起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恩来同志奋力高举小红书，手臂伸向空中，整个人也向上用劲，看上去 脚尖都踮起来了。由于太卖力向上，身体和头颈倾斜着，加之声嘶力竭地高呼，脖子上的血管和青筋凸起，绷得似乎就要断裂，在给恩来的近景镜头上清晰可见。

朋友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细节，极为震惊。至于嘛。不熟悉老毛的小青年如你我等辈，远远地看着红太阳，全身抽风，崇拜狂热症大发作，在所难免。而他恩来同志已经和泽东同志并肩战斗了几十年，而且他在党内的地位一度比毛高，何至于如此表演效忠！你能想象吗？如果有一天，咱的一个熟人当了大官，咱俩也必须跟着喊万岁，能假戏真做到青筋爆起血管凸出的程度吗？还不至于吧。”

另一个绝妙细节更让人过目不忘。那是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台上，老毛居中，林彪和周恩来一左一右。老毛象征性地对台下狂热的代表们挥了挥手，身子就略微弯曲，似乎要坐下，后面的女服务也赶紧上前搀扶。没想到，不知为何老毛没有坐下，身体在稍微前躬的姿势上停了瞬间，又站直了，再次冲着代表们鼓起掌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再看老毛左右的林与周，两人的相互较劲便一目了然。林彪看到老毛已经有了要落座的动作，就一下子坐了下来，他万万没想到老毛又站直了。而周恩来却用眼睛的余光一直瞄着老毛，尽量保持与之相同的节奏。老毛身体稍弯，恩来也跟着稍弯；老毛停留片刻，恩来也停留片刻；老毛突然站直，恩来也随之站直；老毛鼓掌，恩来也鼓掌。整个过程的同步程度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而已经落座的林彪，没能与红太阳同时起落，当他忽然发现老毛没有坐，又站直了，而且就在他身边，他的面部表情就一下由微笑松弛变得沮丧紧张，几乎是极不情愿而又下意识地跟着站起来鼓掌。最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林彪重新站起的过程中，侧伸出头，目光越过居中的老毛，怪异地盯着与老毛完全同步的恩来。恩来明明意识到林彪的恶意目光，却全当浑然不知，随老毛一起鼓掌，直到老毛完全坐下，恩来才缓缓落座。

在观看这一细节的过程中，朋友不断发表评论性解说，让我注意三人的关系和林、周的表情。最后我俩几乎是同时说：林彪看恩来的目光中所隐含的，不仅是嫉恨，还有极大的轻蔑：“瞧你那副谄媚相！”

我的文字远不够传神，也许只传达出画面冲击力的百分之一，如若不信，诸位可以找来中共九大开幕式的记录片看看，镜头本身对视觉的冲击才会让人信服。而且，与这种真实的历史镜头相比，现在的帝王戏中的臣子媚态，特别是微妙处的表现，实乃有天壤之别。

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官场竞争：极权者具有任意废立的绝对权力，故而，所有的高层官僚都在争当极权者个人的宠儿。

---刘晓波：“周恩来的官场生存术——读《晚年周恩来》之三”

图：1967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见日本齿轮座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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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从什么时候开始？
应该说，林彪早就把毛泽东看透了。早在1958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后，就曾在笔记本上斥责毛泽东“凭空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 。看来，林彪不是不了解大跃进等三面红旗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林彪又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热捧毛泽东？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林彪骨子里同意刘少奇等人的做法，但在表面上还维持着为毛泽东大唱赞歌。到“九大”前，毛林矛盾开始显露出来。
毛泽东让林彪和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林彪不同意毛泽东的那一套，赞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针对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林彪提出“民富国强”， 要林立果搜集资料。周宇驰把这个情况对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说了，王飞说好，真像政党的样子，没钱富不起来，自力更生当然对，可资金原始积累困难。１９７０年 八一前夕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
非常奇怪的是，九一三事件前，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印刷几百万几千万册。当时吴法宪虽然下令收回一小部分，但仍然有大批的“白皮书”流传民间。但是，九一三事件后，“白皮书”一本也不见了。但是，林立果的这本小册子并没有批判。如果像《五七一工程纪要》一样，被公开全文批判，我们就可以知道里面的内容。但是，直到今日，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仍无影无踪。那么只能解释为，里面没有被批判的内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提到我们搞社会主义，主要是搞政治，也搞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建立在现代经济的基础上。这是林彪的一贯思想，林彪在“七大”发言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解释，首先说共产党的名字，中间有个“产 ”，就是说，共产党就是要搞生产。林彪说：“我们谈政治谈党，首先就是经济问题。我们是拿“产”字作旗帜。我们有的同志实际上不注意“产”，忘了本。共产党不注意“产”，那就大大不合格。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做什么呢？是要“产”， 不是私产是公产。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所以要革命。”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支持陈伯达强调“促生产”。而毛泽东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七、八年再来一次。所以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报告连看也不看，另由张春桥重起炉灶，林彪念的是张春桥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叶群让秘书勾出重点，哪里要拉长声，哪里要念慢一点，而林彪事先连一眼也没看，念得结结巴巴 。
虽然林彪在“九大”被毛泽东确定为他的接班人，并被写进《党章》。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却越来越多，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包括打倒那么多的老干部，包括设国家主席，到九届二中全会分歧达到高潮。

---“百问九一三（二十一）”
                          ·舒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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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八月
如果说七月是精神的较量，那么八月就是肉体上的迫害。一九六六年八月，可以说是“文革”十年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之一。
北京海淀区二里沟的一条铁路，由于靠近城区，这里几乎每天都有钻火车自杀的人，血肉横飞，尸分数段，惨不忍睹。
什刹海、紫竹院、玉渊潭等水域，投水自杀者接二连三，尸首暴 尸岸边。以上还是自寻短见的，被无辜活活打死的更不计其数。
北大附中校园的八月，恐怖也令人心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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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里，“红旗”组织了“打狗队”，就是用武力打击“狗崽子”，当时他们把出身不好的学生称为“狗崽子”。“打狗队”成员由“红旗”中一些痞子组成 ，只见他们穿着旧军装，握着带铜头的宽皮带，气势汹汹，嗷啊乱吼地在校园里横 冲直闯，后来便挨班毒打出身不好的学生，现还以初二（五）班为例。
初二（五）班有一学生叫邹ＸＸ，是上初二时从天津转学到北大附中的，其父由天津调京任国家某部副部长。邹刚调来时，满嘴天津口音，逗得大家直乐，从此他象个大姑娘，说话腼腆，性格内向。谁也没想到在恐怖八月里他充当打人元凶， 狰狞的面目暴露无疑。
一天，班里“红旗”组织通知全班人一个不拉到教室开会。当人到齐，邹ＸＸ 带着几个打手，手提宽皮带，气势汹汹进了教室。课桌已摆放靠墙，中间留出一片空地，放了一把椅子。邹凶恶地叫嚷：“许国庆，过来！”许过去，邹一把把他按在椅子上，抡圆了皮带照许的脸上狠抽，顿时许的脸肿得老高，眼差点被皮带铜头打瞎，这样足足抽了十几下，边打边嚷：“你他妈的‘黑帮’子弟，就该狠狠揍！ ”他打累了，另一打手又抡起胳膊扇了许十几个耳光，又一脚把许从椅子踹到地上 ，一阵拳打脚踢，可怜许国庆满嘴满脸流血，动弹不得。接着又打彭小清，这位秀丽的女学生，几鞭子下去，白皙的脸就是几道血印，血从鼻子、嘴里流出来，他们不罢休，又是扇耳光又是用脚踢，彭连声惨叫，邹恶狠狠地叫：“资产阶级臭小姐叫什么，看你还敢不敢让革干子弟吃猪食！”彭被毒打几乎昏死过去，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直到现在提起当年情景，气就不打一处来，后来“文革”结束，“红旗” 中明智的人向她道歉时，她说：“你别跟我提那时的事儿，我永远忘不了！”然后 ，历史反革命出身的晓宁、时华，摘帽右派出身的任冰、符芳等十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一被毒打，都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的罪过就是出身不好，没有别的原因，祖辈的欠债，后代要继续还，老子反动，儿女永远是混蛋。这些学生当时只有十五 岁，心灵的创伤与肉体的伤痕将伴随一生。如今打人凶手邹ＸＸ一直不敢见同学， 学校、班里多次聚会他不敢露面。我想，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了，他也在深深地忏悔吧。大家一直没见过他，但总在议论他，此人为何在“文革”前与“文革”中反差如此大？主要是他的心理变态，过去人们笑话他，他很孤独，“文革”的形势给了他机会，他把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靶子来发泄，几乎打出人命。象这样的变态者， 当时不在少数。
---“北大附中“文革”初期记事”
                            ·陈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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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網絡上的介紹，11月25日蛋炒飯節（Rice With Egg Day）是中國大陸的節日，又被稱為『中國感恩節』，由中國人民獨創，原意是為了感謝那名北韓戰場上英勇殲敵的南非（聯軍）飛行員。與美國的感恩節類似，在這一天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不管多忙，都要吃上一碗香噴噴的蛋炒飯，並對那名拯救中國的南非（聯軍 ）飛行員致以最真誠的感謝。
图1：倚车而立的是Lipawsky上尉。G. B. Lipawsky生于1919年，二战中参加南非空军，在二战和朝鲜累计飞行超过12000小时。1950年11月24日，他所在的第18战斗轰炸大队使用凝固汽油弹袭击了志愿军指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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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杀人
中共建政后，高官们为保证他们子女成龙成凤，各系统纷纷办了特殊化的子弟学校。如北京的景山小学、育英学校，是中央级的子弟学校，刘少奇的孩子就在那里上学。华北军区办的八一学校，占用了海淀一所清朝王府故址，曲水亭榭，人间仙境，文革时北京人才有幸一饱眼福。另有一所中央军委办的干部 子弟学校，以纪念国庆为由，起名“十一小学”，后增办初中，更名为“十一学校”。我于1962年8月以现役军人身分调入当教师，随后转业。我按部就班教书四年后，遇到文革，“停课闹革命”。我身处动乱中心（北京）的中心（“联动”巢穴之一），经历难得。

１９９５年来纽约，６４岁的我，追忆文革期间红卫兵“造反有理”的往事， 写下我站在十一学校办公楼前，同一个男生的谈话情景。下面是原文：

 “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没有。我当兵之后没仗可打了，才转 业教你们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
他刚１５岁（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手里提着一条浑圆的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他说话时是那么悠闲自在，哪里象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接着他向我描述了这样的场面：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后来便住在那里。有教堂里储存的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问：“ 谁是资产阶级？”然后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 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 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

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某某等几个女生。宋某某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腼腆、娇小、作业认真、字体清秀、考试成绩也在班里数一数二 。而现在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成为“冠军”，连眼前这个男生也流露出 “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变化，令人难料；毛泽东之“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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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问：“你说的是事实吗？”告诉你：均为事实。当时我和那个男生站立的位置，他的神情，至今记忆清晰。，，，我当时是在内心震动中接受信息的，怎能忘记？我现在再补充这个男生当时说的两个情节：
第一、他告诉我：红卫兵打人的器械除皮鞭外，还有截断的自行车链条，以及木棒。有一个老妇被红卫兵推倒前，不哭喊，不抵抗，口中缓慢地说：“你们打死我吧。”一棒子下去，她的臂骨断了，慢慢蜷曲，就象烧烤猪腿一样。
这段话我至今记得真真切切，只是此刻打字时手在哆嗦……。
第二、他还告诉我：带来的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狗崽子，也被打死。他问我 ，“她这么小，怎么也是资产阶级？”我这个当老师的太不称职，当时什么也答不出来。

---“一则“比赛杀人”传言的辨正”
                            ·方影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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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的日子真正难过是从1966年底、1967年初开始的，但周恩来半年前就知道毛泽东要打倒贺龙了，周对贺龙的态度很早就发生了变化。1966年5月，贺打了一些野兔子送给周，被周冷峻的拒绝，贺的热脸碰上了周的冷屁股，令 贺龙心里一沉：以前不是这样啊！7月当贺龙派夫人薛明为刘少奇去向周反映意见 ：“少奇 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这样搞象什么话！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周一言不发面目严峻的把薛明送走，让贺龙两口子纳闷了半天。周对老毛是绝对忠诚， 虽然他与贺龙的交情是不错的，从个人感情上讲他也不愿意贺倒霉。但是一旦他知道老毛要倒贺龙，他绝对表现的比别人更积极，据说贺龙的案卷上周的批语最厉害 ，生怕老毛怀疑他与胡子有一腿。
贺龙就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住进了周家），脱离了自己的警卫被解除了武装 。然后，再被周恩来安排去“学习”。那个年月去“学习”与现在的“双规”是一 个意思，是变相的逮捕！可以说，是周恩来亲自逮捕了贺龙。贺龙曾经搞过别人的专案，很清楚去“学习”意味着什么。但贺龙在周家脱离了自己的亲信警卫，实际已经被软禁，他敢赖着不去西山“学习”，周恩来立马就能拉下脸叫警卫把他拖出去！贺龙的待遇也不是从黄永胜接替杨成武后才改变的，实际上在去西山的路上， 贺龙从“大红旗”被请出换成了破吉普，当晚就睡上了冰凉的硬板床。
贺龙专案组组长开始是杨成武，杨倒后是黄永胜，但这个专案组始终在周恩来的控制之下，林彪根本管不着。在贺龙被害的过程中，林彪虽有牵涉，但林彪决不是主谋。真正下手整贺龙的人正是老毛，再加上周恩来等人，林彪最多只能算是附和而已。后来为了污蔑林，才把毛泽东周恩来头上的屎往林彪身上泼。毛在给贺龙平反时说“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周在贺龙追悼会时连鞠七次躬，说没能保护好贺等等，这种姿态颇能迷惑不知真相的老百姓，他们的表演实是登峰造极了。其实要知道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人在贺龙的一案的真正态度和作用也不难，只要把他们在贺龙案卷上的批语公布出来就可以了，但这些东西似乎从来就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这大概不会是为了掩盖林彪的罪行吧！林１９７１年就死了，贺龙 １９７４年还在被调查。杨成武的女儿杨易是在９１３之后被迫害致死。可在杨被 “解放”后，周恩来如此跟他说：“对不起呀，我没有保护好杨易，记住，幸福想着毛主席，仇恨记在林彪身上”。林彪就是这样，将这个政党的一切丑恶担当了个干净，某些作恶的人至今还是伟人，圣人。如此历史，怎叫人不激愤！
---"打倒贺龙的主谋到底是谁？"
                              ·佚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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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但又说：“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１日）“来一个放任自流”，也是他在八月下 旬说的。事实上，在“不干涉”、“放任自流”的情况下，什么事都会发生。红卫兵中许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不法行为，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是火越烧越旺。
“八一八”大会后，另一个变化是：出现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把“革命造反”的火烧到全国去。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
这样，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般开展起来。毛泽东在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他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这样的全国大串连，到年底才逐步停息下来。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大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被 “横扫”。相当多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攻击和责难，被迫没完没了地检讨 ，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 。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毛泽东为何不惜全国“大乱”也要搞文革？”
                              ·金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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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
在大跃进失败，饿死3750万人的事情发生后，毛泽东出现了皇位（领袖地位）的危机，共产党出现了执政地位（统治合法性）的危机。
毛泽东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要与全党对他的失望、不满作斗争，打击、削弱最后废黜由他选择而又为全党认可的接班人刘少奇，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 毛有了高于全党利益的个人利益、家族利益。他代表的才是复辟倒退的势力。他推行的才是复辟倒退的路线，他是向秦始皇那里倒退。
刘少奇要纠正毛泽东和党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错误，领导人民度过危机，维系党天下的合法性，争取顺利接班，阻止毛泽东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维系党天下的合法性，这是文革势力与反文革势力的共同目标。毛作为领袖、 作为旗帜，不能倒，不能动摇，成为重建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舆论导向掀起对毛的个人崇拜之风。毛借力打力，扶持林彪和军队，作为倒刘的基本力量和向家天下过渡的跳板。
利用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势，毛泽东把党权、政权、军权、文权（文化思想领域 的所谓话语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成为大独裁者。
在党内，他停止了党章，让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靠边站；他没有国家领导人的名份，践 踏宪法，囚禁国家主席，停止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明明是他篡党篡国，他靠强势宣传，颠倒了是非，说他既代表党，又代表国家，是别人另立了“资产阶级 司令部”。
高级干部的升降贵贱，去留生死，全凭他一句话，一个御批。
     他可以让总书记邓小平、国家元帅陈毅去工厂当工人。
     他可以让保卫干事王洪文一步登天当了党的副主席。     他可以让农民陈永贵当副总理。
     他可以让文化泰斗巴金和季羡林去喂猪。
     他可以让江青的机要员小谢（谢静宜）去领导清华大学。
    ……
文革中有两个人是必死的，这就是刘少奇和彭德怀。这两个人死盯着饿死３７ ５５万人的事情不放，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而且是他向家天下过渡的不可超越的 障碍。但叫他们怎么个死法，毛泽东是动了脑筋的。
第一，不能公开处决。公开处决先要撤销他们的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 职务，这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免职，还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定罪量刑，按法律程 序肯定杀不了他们。
第二，不能秘密暗杀他们。暗杀这种事情，无论设计多么周密，发布指示者最 终都是逃不掉责任的。消灭了他们的肉体，不能消除他们的政治影响，更显得自己 理屈，真理是在他们一边。这显不出毛泽东的伟大来。     第三，自杀。最好的办法是他们经不起“考验”，自己了断自己。但这两个人特别经得起“考验”，绝不自杀，有病特别配合治疗，他们有这个底气等待最后全 党和人民的裁判。
第四，在无法无天的群众运动中，假手红卫兵害死政敌。这是毛泽东对法家理论“遇必要时不择手段”的创造性地运用。这与在监狱折磨、在刑场处决不同之处 是：一，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摆脱任何法律程序的束缚；二，把人打死、打伤残 或逼人自杀，当权者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一句“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就把责任 推得干干净净。
三，这种施虐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公开的、登报的，足以震慑高级干部，连顶天立地的彭大将军都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上，派出几个红卫兵就把他收拾了，谁还敢出来挡毛泽东的路呢？

十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打接班人这副牌，将刘少奇迫害致死，提拔林彪又逼 走林彪，起用邓小平又打倒邓小平，选一个“最没有能力”的华国锋，给华的密诏 是“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其最终目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 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 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      他自比秦始皇，以不可阻挡的底气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宣示，他要搞家天下 ，谁要妨碍他，就是彭德怀的下场！
 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　江青；
     总理　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　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　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征询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另据张玉凤的回忆：
      主席从（１９７６年）４月至７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画圈，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 新、华国锋、江　青、陈锡联、纪登奎。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５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 ，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和张玉凤做记录。名单顺序为：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各砍一刀，
     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这个名单，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即位”。江青有野心， 有主见，不听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
    毛泽东搞家天下的阴谋一曝光，将善良的人们对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高尚动机的种种猜测彻底粉碎了。
---《毛泽东的皇权专制主义》序言
                              ·辛子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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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大跃进闯下了滔天大祸，饿死了3755万人。他由“大救星”变成 了“大灾星”，德和才都输了理，失去了领导国家建设的资格，在人民中、在党内威信一落千丈。在他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千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藕斋美女的怀 抱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刘少奇等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 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 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１９６４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３７５０亿斤，比上年增加３５０亿斤， 农业走出了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状态。因为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 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领情就得承认自己错了。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在“四清”运动中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８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据理力争，不同意揪所谓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毛泽东发生了争论，毛竟然说：“你有什么 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毛泽东不再讲理了。在丢了真理之后，他要占领“势”的制高点。用强“势”与全党说话，与全国人民说话。
---《毛泽东的皇权专制主义》序言
                    ·辛子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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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毛泽东一个人办的电视台
黄海:1974年，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10月 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我发现到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以上的“老电视”，都是业务骨干和技术尖子，像我这样年轻资浅的则寥寥无几。我预感到可能会有一项重要任务。果然，根据中央的指示，台 里决定由我们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 。领队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国家广电部副部长王枫。１０月２９日我们抵达长沙。路上，我才知道我们此行的任务是为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毛泽东当时正在长沙。
开始一段时间，工作不怎么紧张，节目大部分是湘剧、花鼓戏移植的“革命样 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之类。当时节 目的传送方式是通过湖南电视台发射，毛泽东在电视中收看。因为节目内容都很“ 革命”，所以一般观众很难察觉出什么异常。不过也有例外，有一天，刚刚播完一 个节目，老人家打电话要求马上重播一遍。同一个频道，同一个节目，连续播出两 次，恐怕是“史无前例”的。节目还没播完，电视台就接了好几个观众电话：“你 们怎么搞的，没有节目播了吗？”但当时怎么解释得清呢？只能推说“安排失误， 接受批评”云云。
１９７４年底的一天，我们接到电话指示：准备上传统剧目。这一变动给我们 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剧团已有十来年没上演过传统戏了，演员要有一个恢复 、熟悉的过程，服装道具也要制作、准备，工作量相当大。再说，怎样把节目发送 出去呢？当然绝不能用原有的频道，否则观众都会看到传统戏，在那种年代，电视 台公开播出旧戏如何得了？最后决定：开辟第五频道。于是，中央电视台派出专家 ，与湖南电视台一起昼夜加班，改装好发射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侥幸心理，万 一观众偶然收看到了第五频道又怎么办呢？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１９７５年元旦这一天，我们调试的第五频道首次播出了《打渔杀家》、《野 猪林》、《借东风》等几出传统戏，质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错。汪东兴打来电话 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第一，对节目表示满意；第二，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 问候。于是群情振奋，不必细说。
谁知这一天的播出又引起了麻烦：湖南电视台接到几个电话，观众质问为什么 播旧戏？电视台推说可能是收到了香港台的信号。观众说，绝对不可能，我们明明 听到的是湖南电视台播音员张林芝的声音……为此，我们再也不能装糊涂了，看来 必须另寻途径，不能搞发射，只能搞有线电视。
１月２日，我们摄制组连同剧团演员全部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这里与湖南第 九招待所只一墙之隔，离毛泽东下榻的六号楼只有几十米，架设电缆线很方便。我 们在墙外大会议室里摄制节目，同时毛泽东在墙里面通过一台２６英寸监视器收看 。这样，再也不会惊动观众，只不过又有不少人知道毛泽东的确切住所，况且在仅有一墙之隔的地方开展拍摄工作，会不会对墙内产生干扰甚至在安全上构成威胁？ 我想上面肯定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不得已才这样做，要不然为什么不早些采取 这种形式呢？
1975年初，毛泽东的精力还是比较充沛的，老人家几乎每天晚上看节目， 而且都要看到深夜，中间从不休息，有的戏要连续看四遍。记得有一天已是深夜一 两点钟了，大家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哨音把我们惊醒，接待处打来电话要求马上送节目。我们像部队搞紧急集合一样，大家边穿衣边拿剧本边揉眼睛，跑步来到会议室，只几分钟，一切准备就绪，演出就开始了。      ２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毛泽东已经平安离开了长沙。警卫处于处长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由于我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毛泽东此次在长沙停留期间，精神很愉快，几个月内体重还增加了６斤。
回到北京以后，稍事休整，我们马上又投入了第二阶段的工作。这一阶段工作任务主要是录制一批各种艺术形式的短篇精品节目，例如侯宝林的相声、闵惠芬的 二胡、刘德海的琵琶、蔡瑶铣等人的南昆、北昆。
１９７６年初，我们奉命第二次南下长沙：这一次任务仍然是为毛泽东录制家 乡戏。所不同的是，１９７４年他是在长沙看，１９７６年是在北京看。我们每天 录制的节目，都是由第二天的专机送往北京。
这次我们以录制传统的湘剧、花鼓戏为主，当然也有一些京剧。剧团翻箱倒柜 ，把几十年的老底都悉数搬出，演员阵容也空前强大，有些已经离退休甚至于已经 改行多年的著名老艺人也纷纷被请回来，披挂上阵，重返舞台，一展当年风姿。其 中花鼓戏老演员肖重硅就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点名要看她主演的《刘海砍樵》而临时 从某工厂把她请回来的。
开始一个阶段，我们以录制完整的全本大戏为主，如湘剧《生死牌》、《百花 记》，京剧《玉堂春》、《红鬃烈马》等等。记得大约从５月份开始，北京方面对剧目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戏，只录小戏，不要悲剧，只录喜剧。根据这一情况 ，我们预感或猜测到，可能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看大作品，也经不住悲剧氛围的艺术感染，只能用轻松活泼、带有喜剧色彩的小戏来调剂精神，缓解病情。这一阶段我们录制的节目以短小的花鼓戏为主，如《讨学钱 》、《丑人计》、《扯萝卜菜》之类。
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６日，我们结束了近两年的特殊使命，奉命返回北京。我们回到北京只一个多月时间，就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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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汪东兴究竟有着怎样的实际身份？目前，还没有、 也难以有确实的资料，来揭示历史的真相，来显露汪东兴在林彪事件中的准确面貌 。但是，从以往有过的某些历史，加之文革中发生的很多情况看，却不能不使人猜 测：在林彪事件中，有可能，汪东兴是在扮演某种卧底类的角色。
汪东兴原本就具有中共肃特与情报系统干部的资深经历。早在延安之初， 他居然是在延安中央医院政委任上，主动要求转行从事肃特与保卫工作的。由此说 明，汪个人对特工业务，是有着很大的兴趣。转行后，汪东兴即接受了中央社会部 系统的情报、保卫与肃特工作专业训练（中社部训练班第七期），后来，很长时间 担任过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二室主任一职。
而中共社会部的四大任务之一，便是“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 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 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郝在今：《中国秘密战》）
曾做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伍修权，在其回忆录中曾透露，１９３７ 年他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期间，就负有监视当时尚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张国焘的兼职使命。至于是谁交给他的这种任务，伍没有说。张国焘当时是伍修权 的上级，尚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伍却受命要监视张。此事，表明了中共党内高层， 的确也发生过用特工方式，以获得他人信息的事情。
而张秀山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一书中，更披露了一个让人有些惊骇 的历史细节：１９５３年，毛泽东要高岗去查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了解一下１９２ ９年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的情况。这说明，毛泽东对获取、掌握党内二把手 的信息，的确是很感兴趣，为达此目的，也有过一些措施。因此，在文革中，当杨 成武垮台后，由林彪的几位爱将黄、吴、李、邱主持了军委工作，而全国各省政权 又先后大部分为军队将领左右之际，毛泽东授意汪东兴打入“林彪集团”，以求掌 握“林彪集团”的动态，并非没有可能。
如确存在这种可能，那么，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中做出的所谓“点火”行为，就 更不会是什么他“头脑发热，就说了那番话”而已。相反，原本很可能是毛泽东为 测试某种情况，而让汪放出的假气球。只是由此导致后来庐山会议发生了“批张” （春桥）几乎一边倒的熊熊烈火，有使毛对大局失控之迹象，毛才只好亲自出面灭 火，汪东兴便也从此割断了与“林彪集团”的往来。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 毛泽东逆转了庐山会议的风向后，汪东兴便做了逃兵，拼命想从“林彪集团”中逃 出去。但是，邱会作可能错了！
１９４９年底的某次聚会中，投共的原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将军，看到胡宗 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也出席了聚会，便惊异地问熊：“熊老弟也起义了？”站在一 旁的周恩来，便笑着说：“熊向晖同志不是起义，而是归队！”张治中顿时愕然。 的确，熊向晖从来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并不是国民党。实际上，庐山会议８月２５ 日之后的汪东兴，其所以嘎然中断与黄吴李邱等人的往来，并非是为着“逃出”林 彪圈子，而显然是归队！
---“林彪事件中的神秘汪东兴”
                            ·陈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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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1日，为了打响搞阶级斗争的开门红，我们突然去抄牧主家。 牧主的一条狗咬得特凶，嘿，牧主的狗还这么狂，就想灭了它。我让牧主把狗给拴起来，准备用铁锹拍死。可那牧主不让打，撕扯中，我的手腕被狗咬了一口，疼得脑门冒汗，就丧失理智，把牧主痛打一顿。这时有一叫赵大嘴的汉人，正好路过 ， 看不过去，就拿大镐把给我头上一下，镐把打断两截，我昏倒了。一个老贫农竟替牧主说话。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和在学校学的概念完全不一回事！待苏醒过来后，我又把这个老贫农打得够呛。经过这次抄家打人，我的名声就臭了，牧民都说我特孬种。当时知青们分住在牧民家，只我一人留在知青包看家，我不怕孤独。１９６９ 年春节，其他知青都骑着马串包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包的饺子，没案板，拿锅盖当 案板，每个饺子跟包子一样大，年三十煮了几个大饺子，算是过了年。那晚上附近 有牧民喝酒，喝完了，大半夜里出来骑马回家，在大野地里嚎叫，跟哭一样，就是 那蒙古长调，曲里拐弯，啊啊呀呀，特别凄凉。我现在写作时常听长调。蒙古族历 史上曾辉煌过，但后来衰落了。共产党统治下，挖“内人党”把他们挖得心惊肉跳 ，灰灰溜溜，他们心里非常压抑。你听那歌就能听出来，他们心里有一种委屈，特 别悲凉。虽然这歌是歌颂毛主席的。
我们这些中学生，手无缚鸡之力，抄他们时，他们却惟命是从，点头哈腰。我 都奇怪这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一个个畏首畏尾……特别奇怪，后来我想，这是共产党整的。那时，老有一顶民族分裂的帽子悬在你头上。只要一强调自治，一与上级 有不同意见，就说你是搞民族分裂。
---“我这四十年”     ·老鬼口述·丁东、赵诚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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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临终前唯一感到快慰的是“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奉命批斗、审查他的上级、同事、下属，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如吴法宪被拘押在北京卫戍区时，5 次提审他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本是他一手提拔的，居然摆出了“中央首长”的臭架 子，动辄训斥他“态度不好”，然而就是这个李震，1973年横死于公安部的地下室 ，此案至今未水落石出，但原因显露：他知道的机密太多。空司的王辉球、曹 里怀和梁璞，９·１３后都主持过空军的清洗工作，且下令关押吴法宪夫妻儿女， 但不久就被审查，空军参谋长梁璞还被送去农场劳改。由此吴法宪悟出：“毛泽东 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看见那些审讯我的人很神气。我就在心里想 ：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只是还没有轮到你们的缘故……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太过！”
---“林彪“死党”眼里的毛泽东”
                  ·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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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遭受的酷刑
“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关于王洪文极差的身体状况。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 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 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 。他带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带着。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 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 钻心的难受，对人的神经刺激，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 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王 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 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 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 人都浮肿了。”（程光《心灵的对话》，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页８６５－８６６，以下仅注页码）：“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 。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邱会作回 忆录》下册　新世纪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　页９３１）
关于对王洪文的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暂停一会儿。王洪文 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页８ ６６）专案组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呢？王洪文说：　“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 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 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　页９３１ ）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 。（页８６６）
邱会作说：“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 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 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 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２０ １１年版　页９３１）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
        《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丁凯文·

图：1973年，中共十大，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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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最原始的审问笔录－－林立果到底想干掉谁？
9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由李作鹏负责山海关机场与北戴河未走人员的审理事宜。9月14日晚上，邱会作与李作鹏在京西宾馆闲谈。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将北戴河未走人员的审问记录送来，于是李作鹏抓紧时间浏览，邱会作也顺便一起浏览。邱会作回忆说：“记录 稿字写得很潦草，读起来很吃力。但是两点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被审问的人交待：他们听说林立果几个人在北京西郊的空军学院开过一次会，要搞掉原来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说是交给李作鹏，邱会作办。要抓住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才算完成任务。二是被审查的人要求不能把他们交回给空军，怕被‘灭口’。”（页６２５）
这份原始审问记录很重要，因为它是第一次透露了林立果及其周围那几个人的 重要活动。也就是说，林立果最想“干掉”的是原中央文革那几个人：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这里丝毫没有涉及到“谋杀毛泽东”这个官方日后翻来复去的说辞。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林立果“杀毛”一事是后来被官方硬栽的赃，将林立果私下策划的干掉原中央文革诸人的事情歪曲、夸大为“杀毛”，成为日后林彪要搞“政变”的“证据”。令人觉得滑稽的是，林立果当年想干掉张姚等人未能付诸实施，惟时隔仅仅五年后，林立果的大胆设想竟然被华国锋、叶剑英所实现，华叶 二人完成了林立果的未竟之业。现在国内官方大力肯定、称赞华国锋等人抓捕“四人帮”的历史功绩，是否也应还给林立果一个公道？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      《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丁凯文·

图：1962年林彪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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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挑唆刘丰斗林彪
原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在时隔多年后对邱会作讲述了当年毛泽东南巡讲话的一个秘辛。邱会作回忆说：“刘丰看过我，说起了一件往事。1971年毛主席与刘丰等人第二次谈话时，说了一句让人很不理解但又必须表示拥护的话：‘庐山问题其实还没有完，我非常不安，连睡觉都睡不着。’听到这个话 ，刘丰说：‘因为庐山问题影响毛主席健康，那我们就要向林副主席提建议了，建议林副主席表一个态。 ’毛主席表现了异常的兴奋，说：‘好！好！你们提！你们提什么意见都可以！你们的意见，我来转发全党。将来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就由你刘丰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邱会作接着说：“我听了刘丰的话，心里发了一下怵。毛主席南巡的目的是重新发起对林彪的整治，在做准备工作、舆论准备、突击队的准备啊！他在庐山会议上制造紧张空气，恐，威吓大家，说有人要‘炸平庐山’啦，然后又叫江青一伙到华北会议、全国计划会议上去煽动，说有人预演政变啦。总而言之，毛主席造 成紧张甚至是恐慌气氛，搅得大家不能安宁，一个个都害怕了，任听他‘抛石头， 挖墙脚，掺砂子’。最后毛主席又南巡了，背后发动中央委员们向林彪直接开火， 他好坐收渔利。这是毛主席惯用的手法呀！１９６６年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炮打司令部’，造成恐怖气氛，搅得大家不能安宁，他在背后叫一些人和刘少奇、邓 小平去斗，他从中观察各方，坐收渔利。毛主席这一次用的还是这个手段。”（页 ５９４－５９５）
邱会作的这段回忆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点出了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惯用的肮 脏、龌龊的手段，即挑动一批人斗争另一批人，然后从中观察、渔利，如此这般， 屡试不爽。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高饶事件、彭黄张周事件，以及文革初期打倒彭 罗陆杨和刘邓陶等等，在在证明了这一点。其实我们细审毛泽东南巡时的讲话，开 始时还较为含蓄，听者不免费尽心机细细琢磨，而后来的谈话则干脆图穷匕现，毫 无隐晦地将矛头对准林彪，唯恐手下大员们不能领会其精神实质。毛泽东如此之作 为恰恰是搞分裂和阴谋诡计的最佳写照。正如笔者前文所说的，卑鄙的手段只能达 到卑鄙的目的。可笑的是，当今国内的御用党史学者们还是只会按照毛泽东的口径 来思维和判断是非，毋宁悲乎？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
     《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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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三”事件
王年一在多年前即已指出：“五一三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小型武斗。在‘文化大革命’的成千上万场武斗中，它似乎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件，其实不然。这场军内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既有偶然性，又 有必然性，与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着直接关联，是‘文化大革命’ 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此为契机，开始依靠‘三军党委’和所谓 ‘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左右文革的进程。”（王年一：《五一三事件——一 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
“五一三”事件的关键人物，是与毛泽东有着特殊关系的刘素媛。由于她向毛 “告御状”，毛由支持、倾向军内造反派（即“新三军”，后又称“冲派”，得到 萧华、杨成武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转而支持军内保守派（即“老三军”，保空军吴 法宪、海军李、王、张及总后邱会作，后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问题 上，《吴法宪回忆录》语焉不详，而《邱会作回忆录》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吴法宪 称：“在‘老三军’这边，有一些演员是能够直接‘通天’的。于是，她们把演出 的问题直接汇报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说：‘你们去找林彪同志。’有了毛 泽东的这句话，林彪就说：‘你们演出吧。’”（《吴法宪回忆录》，页６７３）
吴的所谓“有一些演员”，指的就是空政文工团的刘素媛。据直接接触此事的 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毛并非说“你们去找林彪同志”（毛知道林彪是断不会亲自接见刘素媛等女流之辈的），而是让徐业夫向叶群传“一组”（即毛）的话“让 叶群找她们谈谈”。刘素媛是空政文工团的保守派，王年一认为，毛“让叶群找她们谈谈”的真正含义，是要叶群支持她们。
刘素媛可以说是吴法宪的间接下级。她与毛的关系，吴法宪是心知肚明的。吴本应是可以将问题讲透一点的——为什么毛一句话，就可以扭转军内两派斗争的局 面？惟吴法宪没有能讲清楚的，反倒被邱会作讲清楚了。
邱会作称：“当时，空政文工团在中南海有工作任务，该团的演员刘素媛，有机会同毛主席说话，她把为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在京的部队各文工团想联合演出的事对毛主席说了。毛对刘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把此事告诉叶群。
“这件事叶群报告了林总，林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下就抓住了机会。什么机会呢？林总和军委不是通过发指示的方式，而是通过支持谁搞文艺演出的方式表明林总和军委的态度，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领率机关迅速稳定下来，从而使各大军区及全军部队迅速稳定下来。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过：‘林总反复掂量， 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 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
“叶群马上答应约见刘素媛等人。刘素媛说起她们想搞庆祝《讲话》发表二十 五周年的文艺演出，并表示要联合各派共同演出。叶群明确表示不要联合军队内搞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可以联合北京军区、海军、二炮等其它军兵种文工团的革命派组织共同演出。叶群说：‘林彪同志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要怕当‘老保’，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 ’叶群还说：‘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冲击的是刘邓司令部，军队冲击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使有坏人也不许乱冲击。’叶群的话等于林总已经对军队的大局亮相了。”（《邱会作回忆录》，页５２７－５２８）
邱会作认为，林彪、叶群这样做，其实是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的：
“当时，毛主席还是支持造反派的，还是相信造反派的力量的。展览馆‘激战 ’时，刘素媛在毛主席处，她告诉主席说革命派胜利了，主席说：‘你高兴个屁！ 过一会造反派还会翻过来。’但毛主席是支持刘素媛的，幸好刘素媛是个革命派， 是拥护空军党委和吴法宪的。如果刘素媛是个造反派，毛主席也会支持她，那军队的情况就会更复杂、更恶化了。所以林彪支持革命派的确是一步险棋。”（《邱会 作回忆录》，页５２８－５２９）
毛泽东本人从未就“五一三”事件公开表过态。邱会作称：
“在文革中，每一步大的行动都是在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下进行的，‘五 一三’却不是。毛主席对‘五一三’的态度，并不是作为党的指示由总理下达的， 而是通过一个能与主席接近的文工团员刘素媛传到了总理和林彪的耳朵里……‘五 一三’事件是海、空军机关和三总部、各军兵种广大干部群众站出来反对打砸抢， 反对造反夺权的结果，当然从本质上也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结果，但这又是有 悖当时毛主席‘造反有理’路线的。在‘五一三’事件中，林彪对造反派的态度也亮相了，林彪是支持这一行动的，因为‘五一三’是打击军队造反派的，打击了军队搞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军队才能稳定下来。     “在‘五一三’事件后，军队广大高级干部对造反派的态度也明朗了。换句话说，在地方上领导干部支持造反派，毛主席认为是支持他，可是在军队，广大高级干部认为，打击造反派、稳定军队才是拥护毛主席。军队和军队造反派谁重要，毛主席心里清楚，但‘五一三’事件又和他‘造反有理’的路线格格不入，‘五一三 ’事件后也使江青不能带着‘造反有理’的‘路条’插手军队。两个月后，武汉的 ‘七二○’事件，毛主席本人也对造反派有了新的看法。”（《邱会作回忆录》， 页５３０－５３１）
---"《邱会作回忆录》与《吴法宪回忆录》的若干比较"
                            ·余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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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政变者防政变
当毛泽东处心积虑要整倒刘少奇时，毛首先想到的就是借重军队的力量，而这支力量只能为己所用，不能为刘邓司令部所用。在发动文革运动之前，毛泽东除了及时拿下罗瑞卿，将军队主要领导人换上自己最信得过的人之外，还要重新部署北京地区的军事力量。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在周恩来、林彪的 领导下，中央成立了首 都工作小组。以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军队的实权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上，中国并无发生军事政变的任何可能性，亦不存在刘邓等人借用外国力量搞政变的可能性。为何毛泽东还要通过林彪的嘴大肆强调“防政变”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呢？
１９６６年的５月１８日，林彪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大讲了一通“防政变”讲话 。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 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 。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 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 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首都工作小组由周恩来负责，叶剑英为工作组长，组员有 杨成武等人。这个小组就北京的安全作了以下工作：“１、对政变时易受攻击的中 央广播电台、电视台、国家通讯枢纽等地勘察，制定防范措施。对城郊的机场、水 库、发电厂、监狱等重要设施，对建设中的地下铁路、城市地下污水通道（可能进 人的）等要害处实地勘测，对玉泉山毛主席战时指挥所，由汪东兴陪着我们看了个 详细。２、改组北京卫戍区。北京军事力量原来有军队一个师、公安军一个总队（ 相当于师）、中央警卫团（行政级别为军，兵力为一个小师），指挥权分别属于军 队、公安部、中央办公厅三家。一旦有情况，政出多门，可能谁也指挥不动。这次 军队那个师和公安总队扩编为警一师、二师，另调北京军区两个师为警三师、四师 ，连同中央警卫团，统一由北京卫戍区领导（警卫团受双重领导），归军委和北京 军区指挥，实际上是杨成武指挥。”林彪特别嘱咐杨成武一定要调自己的亲信部队 ，指挥起来得心应手。这个“工作小组”的存在颇为神秘。邱回忆说：首都工作小 组“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定时定点的办公。我们多在京西宾馆八楼叶剑英住处 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 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 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首都工作小组的工作和一些工程要用钱，周恩来 总理特地向我交待：‘这事不能转手办，你自己亲自管着，用多少，直接向我（周 ）打交道，不要惊动别人。’”（页２４－２５）周恩来这里所指的“别人”应属 刘少奇、的“党中央”无疑。
笔者认为，毛泽东这番调动军队，名义上是防止外来发动的政变，实际上是为 自己搞一场特殊的“政变”作好万全的准备。此时的毛泽东心里很清楚，通过正常 的手段不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毛对此并无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在非常的时期 就要使用非常的手段。毛泽东以军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非正常的手段先从外围攻 起，再一步步逼刘就范。文革初期的这番调兵遣将实乃毛泽东发动倒刘政变战役的 前奏曲。事实证明，刘邓的党中央既无搞政变的心理，也无搞政变的实力和资源， 军队、公安、情报等系统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此时的毛想拿下谁或打 倒谁都是轻而易举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已证明，只有那些处心积虑想搞政变的人 才特别担心别人对他们搞政变。有意思的是，历史竟然重演，１９７１年夏季的毛 泽东重演了１９６６年春天的戏码，而这次却是指责自己的接班人林彪图谋不轨， 篡党夺权，毛也同样是南巡各地煽风点火，调兵遣将，积极部署一场歼林战役，其手段与１９６６年春如出一辙。可笑的是，如今国内的党史教材竟然无视基本的历 史事实，依然指责林彪图谋政变，却有意放过真正搞了特殊政变的毛泽东。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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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的表现
徐向前虽然也贵为元帅，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徐在军内长期以来并无实权，只是负责民兵工作。江青在1966年12月三次去林彪处，要求让徐向前出任总政主任兼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并打出毛泽东的旗号。林彪与叶剑英、聂荣臻商议后，采取给徐“虚位”而非“实权”的办法，决定徐向前出任 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但总政主任一职仍由萧华担任。那么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又是怎么表现的呢？
徐向前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宣布由江青出任全军文革顾问，排名在总政主任 萧华、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之前。这样江青在军中发号施令就有了名义。邱回忆说： 在全军文革小组第一次会上就宣布三条方针：“一是不要怕乱，放手发动群众；二 是要彻底批判刘、邓，消除他们的反动路线在我军的影响；三是老干部不要怕群众 ，要自觉革命。徐向前说：当前高级干部害怕群众的‘恐惧症’是主要的，此病不 除搞不好文化大革命。”（页８４）这三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小组一直以来 试图打破军队铁板一块的砖头，徐向前的走马上任为此铺平了道路。
对于徐向前文革初期的表现，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有一个讲话，专门提 到此事。周恩来说：“对邱会作同志，邱会作同志被斗了几个月。（邱会作同志就是去年林副主席‘八·九’讲话说的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整 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副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 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 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 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副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 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宋永毅主编《“文化大 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　２００６年版）
      自从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顾问后，叶剑英军委秘书长的职权有被架空的感觉。１月２６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举行常委扩大会，叶剑英与徐向前为了造反派揪斗萧华一事而对拍桌子，叶剑英因为愤怒，乃至拍桌时用力过猛导致一小指骨折。由此可见，徐、叶二帅就军队内部如何对待文革造反问题相互不满而引发对抗。现在有据可查的林彪对徐向前的批评是，王力等人向林彪汇报“二月逆流”时，林彪针对徐向前说了一句话“他不能代表解放军”。（王 力《王力反思录》下册　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　页９８２）
     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确想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行动上积极配合中央文革，并与江青密切合作，以军委副主席的身分下令给军内高层干部，将他们送到造反派手中予以批斗，以此讨得江青等人的欢心。但是徐没有料到军内的反弹同样强烈，林彪竟然直接下手令从造反派手中强行救走邱会作，实际上就是对徐向前的一次坚决反击。徐向前此后再也无法给其他军中高干下如此之命令了。事实上，林彪出面保护的不仅仅是邱会作一个人，而是代表了林彪要保护军队老干部的整体态度。如果林彪此举构成“特别是对徐向前有严重打击”的话，那么这个“打击”并无过错，反而应该得到人们的称道和赞赏。由于林彪的态度，徐向前不得不转变立场，１９ ６７年２月１日徐向前与总后勤部系统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谈话时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今天我还是这样看，尽管他有错误、缺点，作了些错事，说了错话，但不是反革命，这我们军委都了解他，要看他的历史，他是拥护毛主席、 拥护林副主席的，是属于好人的，你们要认清什么是敌人，这两条路线斗争的锋芒 ，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指向牛鬼蛇神和他们搞政变集团的那伙人。我们军队过去以彭德怀为首搞阴谋，以及罗瑞卿、廖汉生、梁必业等，这一类人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搞了许多坏东西，刘志坚也对中央封锁消息，不请示汇报，搞了许多私货，他搞独立王国，这样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我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就是说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很正确的，并不是说邱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邱会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能厉害点，对二医大红纵搞了许多小动作，我就不同意，邱会作说话有点不老实， 喜欢搞点两面手法。这些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我们都是为革命， 要坚决站在毛主席这一边，搞刘邓司令部的人，按两个阵营来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个意见我是同意的，毫不含糊的。”（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 》光盘　２００６年版）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丁凯文·

图：1966年11月13日，徐向前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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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永胜》一书记载了黄永胜的一个回忆：“打倒贺龙，我正在北京，那时我还是广州的司令。萧华来找我，说要带我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不想去，认为北京的事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萧华说会议非常非常重要，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跟萧华一起去了西山，会议是元帅叶剑英主持的，讲打倒贺龙的事。元帅刘伯承做 了长篇发言，讲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讲了好几个小时。这就给贺龙定了调子。”（ 笔者注：贺龙的调子只能是毛泽东定，其他人都是落井下石罢了。）（页５４９）
在中共当时的体制下，每一次打倒一个重量级人物，高层人物每一个人都需要表态，然而表态则是各有不同 。精明者如陈毅，在形势尚不明朗之时，就敢给庐山上的彭德怀上眼药，告诉毛泽东：因为只剩下一个陈毅留守，苏联人告诉他可以搞政变了。（林蕴晖，《朱可夫 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国史札记》，事件篇，页２３１。）在随后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陈毅两次跳出来批判彭德怀，并列举若干事实来证明彭德怀 是反对毛泽东的。陈毅还自我唾面，检讨自己历史上的错误，最后宣传林彪作战勇敢，一直很崇敬林彪，表态完全拥护和信任林彪的新领导。（吴法宪，《吴法宪回 忆录》，下，页５３１、５３７）
“林彪事件”之后，陈毅再次走上前台，不仅亲笔致信毛泽东，“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还口述录音并亲自修改，劳累至口吐鲜血终未完成任务。陈毅的表现得到了回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葬礼，称之为“好同志”。
---“读《军人永胜》兼谈黄永胜之倒台及相关军史人物”                 ·司马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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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迄今为止仍被官方定位于“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但是官方却列不出林彪“阴谋政变”的证据。邱会作直接了当地写出了自己的看法：
“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
第一，武装政变是特殊战斗，古今中外都一样， 这种战斗来不得半点差错。我们所看到林彪搞武装政变的“证据”，就是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小舰队’ ，这根本不能说明林彪有什么问题，这些材料不仅不能说明问题，更不能证明任何问题。我们不要忘记林彪是大军事家，也是最有实战经验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么武装政变，就没有不成功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还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要搞武装政变，还不是可以
随心所欲，水到渠成吗？因此，假的东西要说成真的不可能的。
第二，武装政变要有最有力的指挥。林彪搞武装政变怎么好象是小孩做游戏一样的？
    林彪要搞武装政变，他没有动用统帅部的任何指挥机构，没有动用各军种各大军区，也没有动用任何作战部队。这样象搞武装政变吗？林彪搞政变都不依靠我们
，“林彪死党”的帽子白给我们戴上了！同样不要忘记，当时林彪不仅可以通过指挥系统指挥全军部队，而且也可以指挥任何作战部队。林彪没有动用任何部队，这
也是搞武装政变吗？
第三，全国平静。事实证明，‘九一三’之后，党内、军内秩序良好，社会平静稳定。没有发现一个排、连、营、团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说一个师、一个军了；同样没有发现一辆坦克、一架战斗机、轰炸机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死的儿戏。那么，为什么都说林彪是搞武装政变失败而外逃的？这是借用‘九一三’事件来处理‘林彪问题’的手段，只有把林彪先定为反革命集团搞政变的头目，才有处理的根据。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时，当确悉林彪出走的飞机在外蒙温都尔汗机场机毁人亡，机上九人全部丧生。接着，汪东兴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毛主席的心情很好，并要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对‘林彪问题’可以随心所欲放手处理了。说‘九一三’是林彪搞政变，对毛主席是饮鸩止渴，并为邓小平否定毛主席准备了炮弹。”（页７８７－７８８）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邱会作以自己独到的视角审视这个所谓的“林彪政变”事宜，邱的见解可谓真知灼见。事实证明，官方版本的“林彪阴谋政变”一说不过就是一个天方夜潭、欲加之罪而已。
------"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                               ·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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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友琴的统计，1966年8月24日，红色纳粹在北京市共打死40余人 。为将这股尚带自发性质（各校自为其阵）组织起来，在周恩来亲自关怀下，余秋里直接插手，25日建立首都红卫兵指挥部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据1967年４月１日当时称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进军报》披露，“西纠”的《成立宣言》及 《第一号通令》皆由余指使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宋惠起草并审定，在石油部印刷厂印刷的。同时，石油部专拨一辆苏制嘎斯六九吉普供“西纠”使用，周恩来也指示周荣鑫为“西纠”安排驻地。
我们不去细细讨论“西纠”活动详情，它成立当日，即２５日，红色纳粹打死市民８０余人；２６日上升至１２０余人；２７日２２０余人；２８日约１８０人 ；２９日约２００人；３０日约２２０人；３１日约１４０人；９月１日升至约３００人！还驱赶市民数万户离京，所有这些暴行都是在派出所、居委会配合下进行 的。首都北京社会治安之乱象，为拳乱以来最甚，就连日寇占领北京也没造成如此恐怖！当年那篇著名的《红色恐怖万岁》就说：“在北京红色恐怖刚萌芽的时候， 中央是从没指责过限制过的，直到红色恐怖形成了，才发出了要文斗的伟大号召，把北京的运动引向一个更高级的阶段。”
期间，公安部长谢富治也担心起来，他弄了个公告草稿送毛泽东，却遭训斥只得作罢；主办北京政务的吴德也向毛汇报北京市的混乱局面，希望准予采取措施降温。吴后来回忆文章写道：“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寻常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可见，北京“红八月”狂潮，正是毛亲自关怀下愈演愈烈的！
---"再说道歉"         ·老　文·

图：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周恩来、陈毅与红卫兵纠察队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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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坏人”是怎么清理出来的呢？省革命委员会清队领导小组提出的清理对象是：“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 、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有的地方还把“小爬虫”、“变色龙”、 “铁杆保皇分子”、“黑干将”、“爪牙”，等等，作为补充清理对象。省清队领导小组 提出，对清理出来的“坏人”要求“从政治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 大会批态度，小会短兵相接（武斗）”。于是打骂、体罚，刑讯逼供就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手段，使用的酷刑手段有几十种、上百种，有的比《红岩》小说所描述的“渣滓洞”、“白公馆”还要残酷。
笔者不愿意摘录那些惨无人道的酷刑，以免污染人们的灵魂，只公布清队造成的恶果，让人们自己去反思。到１９６９年４ 月统计，“清队”中清查出来的４３万“坏人”中，被县以上专政机关关押的就有 １８８２２５人，这些人因忍受不了刑讯逼供而在关押期间自杀的就有４６４６人 ，被群众专政人员用棍棒和其它刑具当场活活打死的１０７４人，因被打受伤而死 亡的３５９人。
---“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
 尹曙生（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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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
我们一行人急步来到荆州城内民主街的一个牛鬼蛇神的住所。这是一幢只有几间房间的老式平房，灰砖灰瓦及雕花的窗棂显示出了其岁月的沧桑。原始的灰褐色小瓦屋顶上的瓦松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每天遭受着烈日的烘烤和干旱的折磨，顽强地显露着其生命的存在。门庭冷落的现实告诉我们，这家年轻力壮的 牛鬼蛇神们可能为了免受皮肉之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已经望风而逃不知道遁向何方。只留下了一个身材瘦小弯腰驼背颤巍巍拄着拐杖的八旬老人。这个带着世纪风尘的老人两眼昏花惊恐万状地目睹了这些红卫兵们的抄家暴行。
经过了好多次的抄家锤炼，那些最最革命的佩戴鲜红袖章的红卫兵们抄起家来可是轻车熟路动作敏捷得心应手。他们如鱼得水的潇洒与我等“被团结者”的缩手缩脚畏葸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可是对待由毛老人家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呀。既来之则安之。我等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硬着头皮开始动手参与抄家的“革命”行动。
    红卫兵们开始用带着审问的口吻对那个老者宣讲抄家破四旧的伟大意义及其子虚乌有的政策，要求他不要执迷不悟要认清形势积极配合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老实交待家中黄金珠宝的放置地点。被吓得七魂已经丢掉了八魂病殃殃的老者语言含混不清的否定回答，激起了红卫兵们的无比愤怒。看来，得真刀真枪地来硬的了。一场翻箱倒柜挖地三尺的抄家革命行动随即火热展开。
    衣柜里的衣物随手丢弃得满地皆是，抽屉的物品随地抛洒，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要拆开检查，花盆里的泥土被反复清理，炉灶里的灰渣也被扒了数遍。折腾了半天，连黄金的影子也没见着。看来，阶级敌人太狡猾了，肯定把这些四旧物品埋在了地下。于是室内的柜子和床被一一挪开，古朴老式的悬空地板被一块块撬起。哪怕相当一部份被撬断了，被撬成了一截截柴火样的碎块也在所不惜。地板下面的浮土层被挨个扒了个遍，有的用铁锹真是做到了挖地三尺。难道狡猾的牛鬼蛇神们把黄金珠宝藏到房顶上去了？于是，上房的上房，掀瓦的掀瓦。老式的小瓦被上房的红卫兵成片踩烂，有不少被掀到地面摔成了一堆堆瓦砾碎片。屋里屋外已经被抄得一片狼籍几成废墟，但是，黄金珠宝的影子仍然了无踪迹，更别说子虚乌有的变天账了。
    颤巍巍的老者躲在墙角颤抖得更厉害了，无神昏花的眼睛仍然透露出巨大的惊恐，抖动着的嘴巴不知道在喃喃地诉说着什么。面对一无所获的抄家局面，红卫兵们把更加犀利的目光对准了精神已经彻底崩溃的老者。突然谁发现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新情况，这个老者的怀里居然还藏着一个基督教的小十字架。他一把从老人的怀里把老人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十字架夺了过来。老人悲怆的眼泪随即从昏花的眼角边淌了下来，一下跌坐在如废墟一样的地面上。
    汗流浃背满面尘土的红卫兵们没有抄到黄金珠宝，没有抄到变天账，更没有抄到杀.人武器。五六个小时的抄家基本上毁坏了一个家庭懒以生存的家俱床铺房屋等等一系列财产。其赫赫战果居然只是一个浸透了那个即将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心血，凝结着老人的虔诚与信仰，带着老人精神寄托的小小十字架。
    看到如此这般的抄家场面，参与这样的抄家“革命”活动，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在滴血，我深深地内疚着。略带仁慈之心的我不敢面对如此惨不忍睹的场面。另一方面，我在抄家中的畏缩不前，在抄家中的避重就轻的行动也引起了自己深深的自责。看来，我这个被第一代红卫兵“团结”着的学生，离一个真正紧跟毛老人家的革命步骤敢于向旧世界造.反，敢于去大刀阔斧砸烂整个旧世界正统的红卫兵的差距实在是太远太远。
    我真不知道这家“牛鬼蛇神”们在这暴风雨即将来临之时，用他们那几近被毁坏的陋室怎么样去遮风挡雨，怎么样去度过那揪心揪肺度日如年让他们难熬的可怕时日。
    虽然我参与了这样一次革命的抄家活动后，就再也没有了下例，然而荆沙地区文革时期的抄家革命工作，还在紧锣密鼓马不停蹄如火如荼地紧张进行着。抄家狂飙仍然在荆州古城的大街小巷上奔涌。那些牛鬼蛇神们对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真是恨之入骨而又闻风丧胆唯恐避之不及。
    抄家结束后，荆州城的第一代红卫兵在荆州体育馆举行了文革破四旧抄家成果展览。高档的衣料、奢侈的消费品、金银珠宝、文物古玩、墨宝字画、宗教器物等等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
---秋风劲 荆州中学文革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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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2期曾刊登一篇题为《渣滓洞刑讯室考》的文章，内称根据对负责接管国民党在西南的特务机构保密局、中统局的中共军管会公安部侦察员孙曙的采访，确定渣滓洞“没有任何刑具”，他所说的“刑具”是指皮鞭、烙铁、电刑、老虎凳、竹签子之类逼供用的刑具。
孙曙回忆说，1949年12月20日左右，他来到了渣滓洞，了解到在“大屠杀”后，男牢、看守用房等处经过了两次焚烧，第一次是国民党特务看守用办公桌椅引火，第二次是由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纵队浇上酒精，焚烧后都已化为灰烬。他没有看见有焚余的刑具残骸。
1950年初，他从离白公馆不远的五灵观原军统“公产管理组”接管少量枪支和手铐等物品，还经手登记过缴获来的美式手枪、黄金等，但没有任何刑具。同年在重庆大同路渝女师（现大同路小学）举办的“磁器口大屠杀烈士遗物展览”中，也没有国民党特务用刑的刑具展出。当76岁的孙曙2007年去渣滓洞时，忍不住问了这样的问题：现有这些展出用的“刑具”从何而来？当年谁见过“刑具”？
既然没有刑具，自然也没有人目睹过“竹签子钉进江姐指尖”。《渣滓洞刑讯室考》文章称，1963年，重庆市博物馆陈列部一位姓张的职工参加复原陈列工作，具体任务是复制“刑具”，渣滓洞刑讯室第一批“夹手指的竹筷子”，就是他做的。
数十年后，他告诉一位同事：当年复原刑讯室，很为难，没有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也没有人见过刑讯室及其刑具。上级只是笼统地说：根据部分老同志的回忆，以及小说《红岩》的描写内容，“竹签子钉进江姐指尖”，但又并无一个人亲眼看见该过程。他很纳闷，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全凭想像。他想这竹签子只能是极细的一片竹篾，但极细的竹篾又不能用“钉”的方法。最后他拿了几根竹筷子，削细了，心里说：“就这样吧！”问题是，这些被削细的竹筷子该如何钉进指尖呢？没有人知道。
据披露，现在渣滓洞、白公馆旧址展出的“刑具”，主要是自1960年以来，从各地征集来的，以及工作人员仿制的。而这都是为了配合中共的宣传。
除了刑具造假外，被中共猛批的中美合作所也被污名化，没有证据显示它和军统的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有组织上的关系，但是却有证据显示他们没有关系。事实上，它乃是美国帮助国民党抗日的情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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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妈给起的名字有什么了不起？凡是带有仁、义、礼、智、信、发、富、裕、美、鑫、修等等封资修色彩字样的姓名，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无产阶级的东西都会格格不入，都在必改之列。当然所改的名字也不需要找公安部门登记备案。公检法机构不是在文革的风浪冲击之下也象一个年老体衰中风的病人一样瘫痪了吗 ？要求也别太高，只要能让大家叫得起来记得住传开去，就是改名成功的标志。在那个年代，什么都不能讲究高标准，包括吃的穿的喝的住的。否则你就是“修”，你就是“资”，你就会不自觉地乖乖地被动地成为革命的对象。唯独向封资修作斗争，破四旧，则要讲究最高标准了。
于是乎，和全国一样，一时间改名而叫捍东、卫东、卫红、红卫、向东、继东、要武、反修、文革、卫彪、立新、志红、永革、兴无等等名字的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了。改名之风犹如一夜狂风暴风疾风，彻底荡涤了整个姓氏文化封资修的污泥浊水，还了以毛老人家为首的正在进行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一片湛蓝天空。这种革命的名字让很多红卫兵如释重负，窘迫彷徨浮燥的心理因而也得到了些许安慰。这也是“破四旧”运动的一项伟大的丰硕成果。姓氏文化这个“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文革初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秋风劲 荆州中学文革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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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夫人”
两位苏联联络员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阪参三，1892～1993），分别拥有临时夫人，事先声明回国时不带走。他们向中共提出找“临时夫人”，组织便挑选说合。两位苏联人回国时，临时夫人结束任务，临时丈夫各留下一笔钱。三八式女干部沈容（1922～2004）十分不解：“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 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共产党一直宣传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怎么会答应苏联人的这种无理要求？”江西时期，中共就为李德物色“临时夫人”肖月华（团中央粤籍姑娘）。
---裴毅然：延安时期的“芳华”

图一：李德/肖月华，图二：右一肖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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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毛泽东与鲁迅
钱理群先生文章中讲到，在三十年代，冯雪峰回到上海时，给鲁迅带去了一阕毛的诗词，他估计就是《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词的上半阕是：“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鲁迅一看，哈哈大笑说，毛泽东这首词有山大王的气概。
冯雪峰又把此话传到毛处 ，毛一听也哈哈大笑说 ：“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办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1936年11月份，鲁迅去世后，李济也有一个回忆录，其中讲到，鲁迅对冯雪峰说：“将来革命胜利后，我要第一个逃跑，因为你们第一个要杀我。”冯雪峰连忙说不会不会。1934年4月30日，鲁迅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面说：“如果有天旧社会崩溃了，我将有一天要穿着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
钱理群文章开头讲，“毛泽东曾经在1957年反右后期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有两种可能，不(按：这个“不”当为“一”，可能是传闻之误，当时未有正式文本，难免以讹传讹)是顾全大局，不说话，或者就是被关起来，还是会写。’这个事情引起较大的震动，也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很多人就开始讨论。”有许多同志怀疑毛泽东是否说过这个话，我不怀疑，毛泽东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是在上海友谊大厅召集上海文艺工作座谈时说的，当时有人提出这个带有一点挑衅意味的问题，毛泽东作了如此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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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聊天的原因不就是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说大陆不好的方面吗？不然在微信里不就可以了？


扭曲空间才能得到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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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一声炮响，带来了马列，经过16年的獒斗，耄胜出，成为那一獒…


那就是我们只需但问耕耘，莫问收获喽？


向各位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获得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