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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安根本中国特务！于北辰揭王是中刻意培养的海外网红直言"怕共产党怕得要死好吗.." 假装骂中共骂很凶：实际根本在帮习近平做大外宣｜钟年晃主持｜【前进新台湾焦点话题】2024.01.24｜三立新闻台
三立LIVE新闻
2024年1月24日
https://youtu.be/x7ldTiEKUOU


这是一段奇遇，故事发生在香港回归的一九九七年，迄今已经相隔十四年。
　　我在香港做新闻人物专访，可谓“不计其数”，一般都是当月发表，为甚么对这样有趣的人物故事，竟能搁置十余年隐忍不发？那要从和陈小姐的最后一次见面说起。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是我太太的生日，三天前约陈小姐一聚，她说要请我们吃饭。晚上七点，我们在铜锣湾雪园酒家相会。陈小姐是一位很健谈的人，我们已经见面谈过几次。谈她要出书的事。她委托我做经理人（口头表示），帮她找出版社，让出版社出钱买她的故事，她深信“李志绥写的都是关着门外的事，关着门里面的事，要我来写”，一定比李志绥的书更畅销。她说台湾两大报都要连载她的故事，还有一位女作家蒋×也要为她写书，她拒绝了。她问我李志绥回忆录赚了多少钱？我听说四十万美金。她不屑地说：“四十万？炒一层楼就够了，我不是垃圾，我是贵妃。”

雪园饭店：不愉快的分手
　　她跟我谈过不少跟毛一起的事。我也确实看好她可能出版的这样一本“红朝秘史”。我曾认真地追踪李志绥的故事，在李医生生前做过对他的独家专访，发表过李医生回忆录续集的片断。他去世后，专门出版纪念文集《反叛的御医》。李医生是第一位站出来指证毛荒淫无道的人，他的权威见证，引起广泛关注与好奇，他的回忆录一九九四年出版后，畅销至今。但是，还没有第二个人出来现身说法印证李志绥的书，现在有了这位当事人，和毛有过多年亲密关系的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女演员，要和盘托出，我当然义不容辞，竭力成人之美。
　　她问我，找出版社的事進展如何？我坦告：“不顺利，人家嫌你要价太高，中国时报总经理黄肇松先生告诉我，鲍威尔（美国三军联席会议主席）的回忆录才值五百万美元”！鲍书中文版权才二万美元，但陈小姐一直不愿接受降价的条件，我反复解释，西方出版社打造一本畅销书要下很多功夫……当她知道出书的困难后，就开始抱怨我不懂得“报喜不报忧”，抱怨我没有安排她亲自跟出版商谈，她说她的精采故事一定能使对方高价出手。
　　说着，她突然问我：“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为甚么不写？徐四民带个摄影师找我，我没有同意，就写了一篇，说我是毛的‘红颜知己’。”徐是《镜报》月刊前社长。
　　我一再解释，我没有写，因为是谈出书而不是报导。她说，写访问和写书，有甚么不同！我说，要写，也要在七一之后，马上就是“七一回归”了，我们要准备大型专刊。她仍然听不進去。直到晚餐结束，我们走在街上还在大声和我争吵——没想到会是这样不愉快的结局，她说以后见面难了，她不会再来香港。九七之前她一定要离开香港，她计划去澳洲，做投资移民。
　　我太太非常失落，一个生日晚会，竟然要忍受老公和一个女人不停地争吵。直到和陈小姐分手，她才大叹一口气，一路无语——嫁给这样的老公多么无趣！没完没了的政治！政治！
　　我也异常沮丧。九七前的生日——我记住了这一天。那是我和“毛的女人”交往的终结。留下的是一个专事记录她谈话的小本子，和为她拍的一些照片。接着是香港百年历史的大日子，九七回归大典，全球数千记者涌来香港。采访和被采访，夜以继日，陈小姐的故事，当然排不上日程，而且，那最后不愉快的记忆也让我不自觉地压抑了平日采访中的写作冲动。最近司徒华回忆录提到“毛泽东的情妇”，提醒我不能再拖延这笔文债。
揭开和孟锦云当“现行反革命”之谜
　　第一次会见陈露文小姐是在一九九七年春节期间的二月十二日，在九龙祝家庄饭店，那是透过张宁（林彪的未婚儿媳）的介绍，因为九六年八月同事蔡咏梅采访过张宁，而张宁和陈露文同是前空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她们都是来自南京的军人家庭。张宁和陈露文还有联系，知道陈在香港。于是，我和蔡一道去见她。
　　我的好奇心可想而知：为毛所宠的宫女，是天生丽质，还是美人迟暮？我们见到的是一位中年妇女，笑脸相迎，剪着短发，挽着一个啡色手袋。精神旺盛，一眼可见是属于性格开朗热情的一类女性。个子大约有一米七，根据她后来的描述，她应是四十九岁。当然，此时很难想象她在毛身边的容貌，毕竟，她离开毛已经二十一年。
　　打开话匣子，她可真是有点“口没遮拦”，非常爽快地说往事。我们没有一句废话地便切入毛的话题上，问她是怎样走近毛的身边？她说，第一次见毛主席时，只有十四岁，那是一九六二年。她在空政文工团舞蹈队“上班”，直到一九六七年文革初期。她们那时每周两次去中南海陪毛跳舞。
　　“为甚么一九六七年就停止了？”
　　“那时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陈露文说：“我们也不懂政治，跟着发牢骚，我和孟锦云一起议论毛主席，说毛像皇帝，三宫六苑，我们算甚么？是妃子要册封，是妓女要收钱，是舞女要好玩，我们甚么都没有——这话被文工团的头头刘素媛听到，刘连夜去向毛报告，毛听后只说了两个字：造谣！就把孟锦云和我抓起来，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毒打，我被送去东北。说我们反对毛主席。”
　　我们知道，毛晚年身边有两个宠女：张玉凤和孟锦云。张之受宠，介入政治之深，已不是秘密，孟在毛死后较低调，只有一本郭金荣着《毛泽东的黄金岁月》（一九九○年出版，二○○九年又重炒一本《走進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是孟的口述之作，虽是党性作品，却也透露了一些细节。最引人生疑的是，孟这样一个陪毛跳舞的女孩，怎么突然成为反毛的“现行反革命”？郭的书中称，孟案是当年的“一号问题”，谁也不准打听，不准传说，是涉及毛的绝密。而七五年夏天，毛又突然将孟收回身边工作，此时已婚的孟，想要一个孩子，毛竟不予批准。孟戴着反革命帽子，在毛身边，甚至可代毛圈阅机密文件……这在那全国斗得你死我活的时代，是何等荒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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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中南海一组，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前排右三陈惠敏，右二张玉凤。

自由進出香港许家屯办公室
　　因此，海外许多评论都认定孟和毛的关系不仅陪舞还有陪睡。现在，陈露文的披露可视为一个旁证。她和孟锦云同年，事后遭遇更惨。林彪事件后，她得以从东北送回北京，挨打的伤痛，遗留至今。后来再進中南海，直到毛死前。前后经历十四年。
　　陈露文说，她的本名是“陈惠敏”，为了隐蔽其身份，才改名陈露文。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采访名单之“身边工作人员、女朋友”中，陈惠敏和张玉凤、孟锦云在列。
　　陈露文说，她是毛身边女伴中，唯一的干部子女。张玉凤是东北籍的列车服务员、孟锦云是出身不好的湖北平民之家。而陈露文之父陈玉生是新四军第三军分区的司令员，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在陈玉生部抗日地区任泰兴县委书记，后任陈部政治部副主任。许在九七年九月香港《苹果日报》专栏中提到陈玉生抗日初期是中共秘密党员。
　　因此，凭借其父曾是许家屯的上级，陈露文八三年来香港后，便可自由出入新华社，有时直入许家屯办公室。陈说，许家屯常告诫她不要“乱说话”，尤其是关于毛的话题，甚至吓唬她，要小心，否则会被暗杀，被绑架回去。（许还说他亲自批示过江苏歌舞团一名因说出和毛有一夜情的演员判处死刑）。后来怕影响不好，许家屯便下令新华社门警不让陈露文随便進入。
　　一九八六年八月，陈露文果然出事。那年她回北京被国安在西苑饭店绑架。借口是她在外面讲毛的私事，泄露党的机密。关在香山双清别墅，被严密看守，住在一个二层楼上，关了一年八个月，才放她回南京老家。
　　后来，中央派向守志（南京军区司令员）和江苏省委书记等人向她父亲宣布陈露文没有问题，“父亲对我的事管不了，只盼我走远点”。她父亲一九九四年去世，九十六岁。去世前住南京，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陈父受到尊重，是因为早年自组游击队抗日，为国民党收编后，接应新四军建立苏北根据地，立下大功，任新四军（三野）第三纵队司令，副司令为叶飞、张爱萍。陈露文仅有的小学教育就在南京军区子弟小学（卫岗小学）入读，和张宁、刘伯承之女、许世友之女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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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左二），曾是陈惠敏（左一）父亲新四军部队的下属。摄于文革期间。

英国特工认证她是毛的情妇
　 八九学潮失败后，陈露文看到很多人逃亡香港，她便趁机偷渡，重返香港。走的甚么路线？她没有说。最近司徒华回忆录《大江东去》出版，其中提到“黄雀行动”也帮了一名“毛泽东情妇”去美国。当即令我想到陈露文。
　华叔提到此妇人的特征：①带有一名八岁儿子；②曾是解放军文工团；③毛死后嫁给南京军区副司令之子；④从事军火生意；⑤曾关押北京西山；⑥花了二十万元偷渡来港。
　　对照陈露文向我谈到的情况，此妇是她无疑。她确有一子相伴，我也见过，九七年十九岁，个头高瘦。八九年应该是十岁。陈露文的婚姻也没错，是南京军区副司令之子，名叫“段焕京”（这是陈所述，查当时南军副司令名段焕竞，怎么与子同音？）她说，毛死前四个月曾嘱咐她，赶快离开北京，到南方去，嫁人。她将此事告江华、叶飞，他们认为是毛安排后事。她遂下嫁段家，一年后诞下男婴。丈夫湖南茶陵人。对这段婚姻，她描述道：
　　“结婚几天，我就感到厌倦，我们在一起，一点情趣也没有，乏味之至。他甚至不能谅解我和毛的关系，我们的孩子被他骂做毛的杂种，竟拿来摔，只有离婚。”
　　为查证华叔回忆录的记载，我特地询问支联会常委、立法会议员张文光先生。原来“毛情妇”这单案子是他经手办理的。张文光说：八九年的一天，有人带了这位妇女和他儿子来见我，说了她和毛的关系，要我们帮她移民美国。我立即报告港府政治部保安科，希望安排和这女人接触，查明真相。港府一名老外，相信是英国高级特工，随即和该母子见了面，很快通知我，说没错，是毛泽东情妇。
　　张文光说，他将此事报告华叔，我们都很惊讶英国特工收集中国情报的能力。但是有些细节，华叔老了，记得不准确。例如是否去了美国？
　　这点，华叔书中是有差错。因为陈露文八九年来港，一直到九七前才办成移民，她告诉我已办好去澳洲。几年后，又有人告诉我，她其实是去了英国。九七后我和她就断了联系。
毛认陈露文是女儿和情人
　　春节期间见过陈露文之后，二月十九日，邓小平死了，这是大事。两天后，陈约我去她家看照片。二十二日下午七点，我赶到她在西贡西沙小筑９Ｅ的家中拜访并看照片。这是我最关注的事——现在，史料对于出版者而言，最重视的莫过于“老照片”，李志绥医生如果没有那些和毛的合影，其公信力一定会大打折扣。香港八卦报纸的“狗仔队”，目标也是为了猎取现场照片以取信于市民。
　　但陈露文坦白告诉我，她没有和毛的照片。为甚么？她说，这方面毛很谨慎。尽管外传毛的女人无数，但公开的照片只有两个：张玉凤和孟锦云。因她们二人是有正式身份的：毛的机要秘书和护士。可以出镜。而她“甚么也不是”。我问她：毛认为你是甚么？
　　“毛说过，我是他的女儿和情人。我反问他，那不是乱伦吗？毛听后大笑不语。他的伦理就是与众不同。他也说过我是‘尤物’，初初我还不明白尤物是甚么？后来才知道，就是今天香港很爱说的性感。”
　　我跟她解释，大陆过去没有“性感”一词，就像“做爱”二字也是文革后才流行一样。尤物，字面上是你特别喜爱的物品，用之女性，便有风骚、妖艳之类的意思。俗语难听点：叫“骚货”。她听了笑起来，说，我比张玉凤、孟锦云大概要骚一点。（干部子弟总是比较放肆吧。）
　　她说没有和毛的照片，其它的都有。于是，她拿出一大盒照片，倾倒在沙发上，让我看。大部份是黑白的老照片，而且尺寸小。我顺便挑了几张，她同意我去复制。如图这张在中南海和张玉凤等的合影，她在前排中间。似乎没有孟锦云。还有和一些老干部的合影。
毛是政治家，邓小平只是政客
　　趁邓小平尸骨未寒，我挑起话头，问她毛邓的恩怨，可有所闻？陈露文说了不少。
　　她又是从自己说起。她说，八六年她在北京被国安关押，事关邓小平要整杨得志。邓小平之女毛毛的丈夫贺平（总参装备部副部长）被指垄断军火生意，又不报告总参谋长杨得志，直接向邓汇报。杨为此而不满，曾在军委会议上，当着邓的面，指责贺平做法反应不好，让邓很难堪。邓便找岔报复杨：抓她，逼她交待“出卖情报”。她说，因为杨得志是她爸陈玉生的部下，她也和杨相熟，邓要借她打杨。
　　其间是否有生意上的冲突？她在二月十六日对我说过杨得志追求她，给她军火生意做。华叔回忆录也提到过她和前夫“做军火生意”。她说过，毛死后，粟裕（大将，陈父上级），杨得志都爱她，表示可以离婚，和她结婚。
　　陈露文对父执辈的将领中，对杨得志上将（1911-1994）最为好感，说他为人正直，是一名杰出的战将。她告诉我，一九七九年，邓发动的惩越之战，许世友指挥东线，大败；杨得志指挥的西线却获得大胜，因而，八○年晋升为总参谋长。粟裕曾对陈露文称赞其父早年救援新四军，说“没有你父亲，我们待不下去”。粟裕曾任新四军一师兼六师师长。（毛曾盛赞粟裕的战功，说粟裕应领元帅衔，但粟裕谦让，三次辞帅，故位列大将第一名）。陈露文没有接受两位将军的追求，尊敬他们为父叔长辈。对我说，他们都是“你们湖南人”。
　　陈露文口中的邓小平根本不值得尊敬。她拿邓与毛比，说毛从未动用军队攻打学生；不会当众训斥耿飊黄华“胡说八道”；邓在军内排斥三野，重用亲信，刘伯承元帅性格内向，功名就被邓抢了去。她说，重用太子党，其实是邓的主意，邓说还是自己的子弟好，邹家华、李鹏、江泽民才上得去。她说毛是政治家，邓只是个办事能力还不错的政客。邓恨死了毛，要拉毛下神台，故意放李志绥出来，搞臭毛……
对英国记者介绍中南海舞会
　　我问她，毛还有甚么东西赠送给她？
　　她说，毛有诗和手稿赠她，她都已转送给人，包括宋任穷、江华、陈昊苏、陈小鲁、陈丕显、陶斯亮、杨得志、粟裕等，共有十多首诗。我问她写了甚么？她说只记得一句：“来年相会在梦中”。
　　她说，高干中不少人都知道她和毛的关系，有的见了她还下跪叩头，叫她“娘娘”，求她在毛面前说情，让他们“落实政策”。她和陶斯亮是好朋友，是干姐妹，她多次和毛关说陶父亲（陶铸）的事，但不管用。她说理由（陶斯亮丈夫，报告文学作家）还打算写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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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3月摄于香港万豪酒店。左起：金钟、陈惠敏、梅兆赞。

　　陈露文和毛泽东的性关系，究竟是玩伴还是宠妃？是我一直是想探清的问题。每次见面她都会谈到一些。例如三月七日，我特地安排英国资深记者梅兆赞（Jonathan Mirsky）博士和陈露文见面。在万豪酒店自助餐谈了两个多小时。那天她着一袭红色套装，短裙合身，神采奕奕。梅博士懂中文，不用翻译，对中国问题素有研究。我请陈小姐说话慢一点就行。
　　她说了八六年在北京被关押三年的经过后，便说明中南海伴舞的情况。她说那是一九六二年开始的一项“政治任务”：中央首长要借跳舞有益健康。那时是困难时期，她十四岁，已发育得有一米六八的个头。去中南海跳舞，对她们这班女孩有一个实际的好处，就是可以吃一顿丰富的晚餐，富强面和美味的炒菜，外面是吃不到的。她们的舞场，由空政、公安文工团负责，专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三首长服务。舞场百余人，乐队伴奏，女孩子一排坐在一侧等候邀请上场。
她说是有休息室，有女演员陪毛，端茶入室，一个多小时不出来，有没有人上床？她不知道。舞会每周两次，每次要跳到三、四点钟，白天还要上班排节目，宣传演出，“非常累”。周恩来的舞场要低一级，由海政文工团伴舞。
高层个个玩女人，周邓都不例外
　　当问到《叫父亲太沉重》，周恩来有没有婚外情时，陈露文毫不犹豫地说：周有情人，是一位将军的妻子，比她大十岁，是海政的舞蹈演员。周常打电话找她，在她们那圈子里人皆知道。她说“艾蓓完全是周恩来的女儿！”艾的养父是个副部长，生母在北京，当然不会公开。
　　陈露文解释说，高层除陈云身体衰弱，林彪“抽白面（鸦片）”外，个个都玩女人，老帅朱、叶、老邓都不例外。他们当这是最高的特权享受。有的高干还“扒灰”，搞儿媳妇，告到毛那里。下级为了巴结上级，也以介绍女孩子为最好的手段。有人专机从杭州送一女给毛，毛看不上眼，当即飞返杭。毛曾要她介绍姐姐来京（陈露文一家十姊妹，她排行老七），被她拒绝。张玉凤就没有拒绝介绍其妹到中南海服侍毛。
　　陈露文谈到毛的生育能力时，说一段颇为大胆的话：“毛有生育能力，李医生有帮毛的女人打胎。只是到老了，才不行，后来已经不能射精，只是精神上发泄，玩一玩。”
　　当时，我特别注意到梅博士对“不能射精”一语的反应，可能是陈说得太快，梅博士没有听到，我却听得很清楚。陈还说，文革开始后，江青大出风头，她完全不理会毛的性事，只盼他多玩些，她好在政治上尽情发挥和抓权。
　　梅兆赞后来问我：关于陈露文的事，香港记者为甚么没有人去追踪？我回答说，可能是怕太敏感吧，连李志绥的书出版，香港媒体兴趣都不大，感兴趣的是大陆人。针对陈露文想移民美国的要求，梅博士还帮她找美英驻港领事探听过，他说，领事馆的人早已认识她，说，和毛上过两次床，就想办政治庇护？
　　那天在万豪，陈露文胃口很好，吃了不少生蚝。
和毛是如鱼得水的忘年之交
　　谈毛的私生活，正月初十那天，在铜锣湾航空大厦的谈话较为详备。下午三点四十，我迟到十分钟，陈露文已在拐弯街口等我，身着一套白色裙装，配白色高跟鞋。她带我上六楼，介绍这是她以每呎九千元炒得的一层楼，正待价而沽，我们在一张写字枱，相对而坐。她一开口就讲了半小时。说做军火生意、炒楼曾赚到两个亿，现在还有三千万港币在手。
　　我问她：来香港多年为何不结婚？
　　她说：“我在大陆有很多人追，文革后有两个中央委员追我，简直疯狂。来香港也有甚么董事长追我，还有人给我介绍大富豪×××。我无动于衷。我为甚么要离婚？就是因为和毛主席的那段关系太刻骨铭心，其它人就显得平淡无味。”我一边记录，一边请她解释。
　　“随着权力的增长，他的性欲也变得旺盛，以至变态，无人可以适应。因为毛是一个非常态的人，性自然如此。毛是做爱的高手，不是一般的性交。他很反感周恩来装圣人，情人多，不敢做。也反感刘少奇说他老婆都是正式结婚，只有我一个乱来？毛的可爱就在于他的真，他敢说，他就是秦始皇。”
　　“有张玉凤、孟锦云在身边，还不能满足他吗？”我问道。
　　她说：她们两个贤淑，听话，但呆板，不会做，只当自己是工具，不主动，没法让毛有如鱼得水的快乐。我不同，毛可以当她们的面叫唤：“陈惠敏勾引我，让我看不了书！”
　　她没有说怎样勾引毛。但说她常在毛面前赤裸裸地看书，以请教问题靠近毛，毛很欣赏她的眼神……只能想象，六六年才十八岁的她，以舞蹈演员的裸体示人，七十岁的毛怎能招架得住？她说，毛的性意识特强，第一次强暴她时，将她的衣衫撕烂，让她“一下子完全崩溃了”，经过多次强暴，他们终于成了忘年之交！她说毛的肤色光滑红润，可爱极了。
　　她透露毛有些怪癖，爱光屁股放响屁，还让她们记录一天放多少次。他认为放屁是健康的表现。他说毛不看色情电影，“有我们在身边陪他，足够了。但江青看三级片。”她说，毛的性致很高。我有时和他说文革的事，他很烦，说：不要理那些屁事，还是办我们的事要紧。
　　陈露文和毛讨论过恩格斯的婚姻理论，一夫一妻制由私有制而引起，也会随私有制消灭而灭亡，她和毛都赞成“共产共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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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惠敏（右）与粟裕大将摄于文革后期。粟裕曾是陈父军中上级。

恋恋不忘毛的帝王之恩
　　和陈露文的谈话，根据我的记录共有六次，每次都在两三个小时以上，出书始终是她最关心的事。她说，很多人都是想利用她发财。北京也有人找她，要她为党史留下材料，被她拒绝。我相信，她是有心出版一本比李志绥回忆录更为真实的书，记载她和毛的前后十余年的情缘。她一再说明，所以要价数百万美元，是要得到补偿，“蹂躏了我的全部青春”，有一次非常伤感的诉说，“毛把我害得这样惨，弄得我和任何男人都不能满足，结婚的欲望也没有了！”但是，她并不缺钱。她也想出名，甚至说，以后要别人提到毛就知道我，像杨贵妃和唐明皇一样。
　　她非常自信。声称沾上了毛的灵气。其实，也有毛的不可一世和无知，造就她的野心。大陆给她“封口费”，让她炒楼，一次损失三千六百万，面不改色。她气愤地骂，英国美国当她垃圾，不给她移民，视她比一个流亡学生还不如。她要出一本超过李志绥的书给他们看看。
　　她不讳言，对毛的至高崇拜，怀念毛。她说时常托梦，毛对她说，“只要不跟别人一道反我就好，对我的事，实事求是就行了，我不怕暴露。”她说，毛是天才，超凡脱俗。毛喜欢她，也是因为她聪明、坦白、反潮流，不仅仅是她漂亮性感。江青也是和毛的性格相互吸引，她是绝对忠于毛的。毛身边的人，如“汪东兴很坏，干了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坏事”。
　　她说，她不怕国安追杀，他们找她谈了五次，要她回国去住，给她房子。她不要。但是香港不安全，她一定要走。到外国生活，和儿子相依为命。她预言毛派还会在中国上台。
　　从一九九七年，她对我寄与希望，出版她的回忆录，匆匆十四年过去，事如春水了无痕。她在哪里？别来无恙？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多少风流人物都已瞬间即逝，她想做的“乱世佳人”之梦，不过是一代暴君的一个注脚而已。
　　她说的这些故事有多少份量？读者和红墙中人自可判断。“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也算一篇故事新编吧。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日于香港。原载《开放杂志》2011年10月号，照片作者提供）
金钟注：本文发表后，承不少朋友读者表示兴趣，并询问有关情况。谨此致谢，同时对个别细节、错别字作出补正。 ——2011年10月18日NY

邪淫的危害
如果一个人沉溺意淫或邪淫，脑子里乱想的话，很多身体内的精华就消耗掉了，由于心火重就会消耗肾水，他的眼神一定是游移不定的，没有定力。神不足，精力就不足，一个人肾精不充足，外在的神气就是不饱满的，非常衰败的，同时心情都是浮躁的，脑子都是混乱的，容易做出各种各样的错误决定，这叫做心火亢盛，肾水不足。人一旦出现这种状态，那就是离这灾难就不远了。无论你的事业、家庭、身体，都会出现种种非常不好的现象。

看到社会上的婚外情等现象，如果那些人眼光长些、再长些，他们一定绝不会选择这样了。希望每个看到这篇文章的人对照身边的人或事例思考，看看阐述的对不对？

不知道有人相信命运吗？古书中讲：两眼无神，眼下青瘀，眼圈发黑：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肝肾同源，肾气不足，肾水便不能滋养肝木，两眼便无神，眼圈发黑。肾气充足的人，眼睛清澈明亮，奕奕有神。一般脑子里经常想一些乌七八糟的色情事情的人，眼睛往往很浑浊，两只眼睛像喝醉酒一样游离而没有定力，这在相书上称为“　桃花眼”，代表好色，一辈子下贱，命不好。一个人阳气渐渐褪去，阴气渐渐增长，身体的毛病慢慢就多起来了。阳气耗尽，阴气充满，人就死了。所谓阳气，就是身心的健康表现：如精力充沛、身体健壮、声音洪亮、内心光明、爱心、清净、真诚、自在、随缘等等。所谓阴气，就是身心的各种疾病，身体的五脏六腑的毛病，内心的肮脏的、黑暗的、潮湿的，如贪婪、好色、凶恶、嫉妒、傲慢、嗔恨、生气、烦躁等等，都属于阴暗的不好的内容。

有人或许有疑问：见过不少生意做得不错，各方面都不错的生意人，在这方面的行为相当的不规矩，这又如何解释？事实是这样的：如果他去年赚了一百万，如果他行为规规矩矩的话，他就能赚一个亿！这个比喻，能看明白吧？赚钱和事业的最大的克星就是不正当性行为！一个人消耗完了自己相应的福报，就没有存在这个世界的必要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1、人气漫画《蜡笔小新》的作者，因在作品中描述了太多意淫的情节，让无数孩子产生意淫、邪淫，让别人因此而消耗了福气，那么，这所有负面的一切，都会回到自己身上来！五十一岁的臼井仪人在登山时“意外”死亡。臼井仪人会是自杀吗？　8月10日在日本出版的第49集《蜡笔小新》里面，有一页是小新脸上有着浓浓的阴影，他说“我很快就要启程去远方了……”、“我要在死前，向娜娜子告白”，似乎在预言些什么……

2、被古代列为淫书的《金瓶梅》，作者因令兰陵笑笑生的子孙三代为哑巴，后代均不成材，平庸低贱，五世后绝嗣。

3、王实甫写的《西厢记》，描写男子偷情私会的情行，导致许多人见了就起邪思淫念。结果书还没完成，作者自己无法克制，嚼舌而死。……

4、同性恋是非常严重的邪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透露，“前后三轮，我们总共调查了56000多人，基本上把全国男同性恋艾滋病感染的疫情分布弄清楚了，其中西南片区感染率比较高，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同性恋感染率超过10％。同性恋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到传播总数的32.5％。而《断臂山》主演希斯·莱杰在影片中的表率行为由于引发无数观众产生同性恋邪淫，也离奇死亡。这是偶然吗？福报没有了，自然就死亡了！

5、花花公子里面的女郎自杀率和遭遇横死的比例非常大，高的惊人。

6、欧洲某国的总理，同样也是因为大量的绯闻而声名狼藉，甚至还在公共场所被人袭击；可能这些事件的曝光，是由于一些偶然事件，比如修电脑、离奇的车祸、被某人出卖，等等，其实不然，看看那些被情妇和妓女耗光了福气的贪官们，而养二奶的贪官们，得善终的比例又有多少？他们的福气消耗的非常厉害啊！这些都是自己的福报被急剧消耗而出现的偶然中的必然！

因为自己的行为，引发别人邪淫的反作用力十分可怕，奉劝世人，万不可找情人，邪淫，或写助长淫风杀戾的文章，否则非但害惨了许多人，更害惨了自己和子子孙孙。 SY、意淫等邪淫非常损害学业事业！

先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就是“手淫无害健康”。这个所谓“手淫无害健康”的理论根据是什么？他讲射出来的的成分是蛋白质，核糖核酸，碳水化合物。经过分析，然后这些营养成分跟一杯牛奶的营养成分是近似的。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说“手淫无害健康”。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来想，好像是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问题非常多，为什么？大家注意，西方的这个理念里面，它只注重分解，分解后的营养成分，它没有注重合成。我打个比方，一张光盘里面所含的信息量非常大，但把这张光盘打碎、敲碎，然后分析它的化学成分，你会发现这张光盘的化学成分，跟一个被人扔了的一次性饭盒的化学成分是一样的，但是一张光盘，充满着各种信息的光盘，跟一个破旧的一次性饭盒的价值能同等吗？肯定不能。那反过来我们问，男人一次射的精，它可以制造出下一代，它所传承的，这个精子里面所传承的各种各样的生命信息，都是极度的浓缩和汇聚的。，男人射的精可以传宗接代，反问：牛奶可以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这种理念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古人曾经说过，“一滴精，十滴血”，他说的是什么道理？他说人体吃了这么多营养合成一滴精的精华，所消耗的你身体的元气，跟合成十滴血所消耗的元气和能量是同等的，而并不是说一滴跟十滴血的化学成分是等价的！

有个年轻人，十一岁的时候染上手淫，然后射津，迅速的沉迷其快感当中，无法自拔。最多一天四次，持续八年之久。他给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十九岁。他出现什么情况？第一个是骨头痛，全身的骨节疼痛。大家都知道，肾主骨生髓，肾气不足的话，骨骼就非常的不饱满、容易疼痛。他说十八岁的人身高、相貌、体重和一个小学生一样，皮肤黑、牙齿痛、口里面有腥臭味，听力差，智力、记忆力更是差得无法说。这是他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是梦多，一天晚上做梦三次，睡眠质量极度降低。第三个是全身骨骼细小、酸痛、软弱，无法长久的站立十五分钟以上。第四个是大脑经常眩晕，稍微一转圈就晕得要命，想吐，头脑迷糊，有空虚感，经常的嗡嗡作响。第五点是思考力、理解力和记忆力极度下降。现在赋闲在家，无法继续工作和学习。第六点是手经常抖，手抖是说明什么？是肝不足，肝风内动。第七点是驼背，右肾酸痛，整个脊柱直不起来。第八点是眼睛突出。第九点是头发焦枯、稀疏。我念完这些表现之后，大家很快的联想到一个场景，那就是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的表现，结果出现在这个十八岁的少年身上。

还有一个年轻人，可以作为现代很多年轻人的代表。他今年是二十五岁，他说我在十年前，初中的时候，我是全家人的希望，我每次考试都在全班前十名，我当时的这种状态，全家人对我的希望非常大，将来能考上名牌大学，能考上清华、北大。结果，在那一年我接触了一个我的朋友，他说我有一个同学，他把我带到他的家里面去，看了一盘黄色录相，从此之后，我就染上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SY，这个习惯伴随了我十年。自从染上这个恶习之后，他的脑力、体力极度下降。他染上这个手淫半年之后，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为什么？ 因为按照中医的理念来讲，肾主骨生髓，主掌于脑，“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肾气如果足的话，脑力有两种的体现，一种是记忆力，一种是思考能力。

一个人肾气足的话，他的记忆力就强，思考能力就强，他的学习成绩一定会好。现在的教育，刚才各位老师都讲了，实际上是技能培训，而不是真正的教育。所谓技能培训，首先就是你要把这个知识掌握，必须要靠你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假如一个人肾气亏虚、脑力不足，他的理解力和记忆力都会下降。那个小可，就是找我看病的这个少年，他说，我当时染上这个坏习惯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的脑子好像空了、木了一样，上课的时候老师在那儿讲，我就好像是就在演电影一样，脑子一点都不跟着活动，而且记忆力极度下降，做题做不出来。导致学业一落千丈…… 邪淫非常损害婚姻！ 现在社会很多女子，打扮自己实际上是往妖艳的方向去打扮，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语叫做“性感”，所谓的性感是什么？就是能够引起异性的性趣，把自己打扮的愈性感愈暴露，以此为美，而不是以此为丑。请大家记住，如果女性的穿着暴露，一方面不仅导致你自己身边的这些男子会邪念重重，浮想联翩；另外一方面，她走在大街上对整个社会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也非常大，使一个人心神无法安定下来，邪思邪见特别多。而这些反作用力，会丝毫不爽的反映到你的婚姻和生活中去。比如著名的“奥斯卡魔咒”，大家可以网上查查，那些女星当上影后就分手，这是偶然吗？这就是自己的性感行为，引发了别人的邪念，让别人种下负面的种子，别人因此而消耗了福气，那么，这所有负面的一切，都会回到自己身上来！严重的影响到伴侣关系，如果没有伴侣的，也会严重地妨碍自己找到合适的伴侣。

有句话说：“三精成一毒，专伤不洁女”。什么意思？就是三个男人的混在一起，就是一种极其毒性非常严重的毒药，专门伤害那些在男女关系上不清净、不干净的女人。伤到什么程度？这种女人会得一种病，在古代来讲叫做产回头，产就是生产的产，回头就是回头的回头，叫做产回头。产回头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子宫颈癌。这在现代科学都有印证，在美国的一个监狱里面，医生去做调查他发现，从事妓女工作的女性所得的子宫颈癌的比率，比其它职业的女性要高五倍。

另外有人会问，当第三者会有什么麻烦？回答：１、堕胎的机率会非常大；２、几乎是永无出头之日，现在不少人，都喜欢“墙内红旗不倒，墙外彩旗飘飘”，一般不太容易会换掉自己的糟糠之妻，所以，第三者（们）转正的机会非常小；３、由于自己所爱恋的那个人，他所爱恋的对象往往并非自己一人，所以，他／她只对一个人忠诚的可能性会很小，这通常又会引发更多的事端；４、做第三者的过程，是在持续不断的、种下了非常强烈破坏别人家庭以及不和谐的种子，即使后来觉悟了，分开了，哪怕是已经分了多年了，由于种下的种子太多、太过于强烈，第三者们会不断的感受到这些种子所结成的苦果，说直白一点，第三者们通常很难有新的婚姻，而且，即使是结成了新的婚姻，通常也很难得到幸福快乐的家庭！

有人可能要问：堕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妇科病的百分八十都有过堕胎的历史。而且凡是有过堕胎情况的女孩子的妇科病，都是非常非常难治的。按照现代医学统计，他们认为，女人堕一次胎就会降低百分之二十五的生育能力。换句话说，堕四次胎，流四次产，她这个生育能力几乎降到零。

西方普遍法律禁止堕胎，比如：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瑞典，瑞士，俄国，阿根廷，葡萄牙，爱尔兰，肯尼亚，苏格兰。。。 了解一下正确的堕胎常识，不要认为只是个常规小手术。笔者简单描述下堕胎的过程吧：大部分的堕胎是在前十二个星期内進行的，胎儿仍然很小，可以用一个强力的抽吸器把他吸出，这个抽吸器的能力是普通家用吸尘机的二十五倍。抽吸器的力量撕裂或者绞拧胎儿的身体，将肢体逐部撕开，直至只剩下头部来。胎儿的头部太大，不能从吸管中通过，所以堕胎的人需要用钳子插入子宫内，攫获这个单独漂浮的头部，然后将它钳碎，直至能够通过抽吸管，那么头部也就被挪走，出来的　时候只是一堆的肉碎。”当抽吸管在子宫内转动，胎儿四周的膜和液体马上被抽走，那小小的生物也被撕裂，最后，连接于子宫表皮的胎盘也被拔出。另一个堕胎程序叫做D＆E“扩张和吸取”。这个程序通常用在第四到第八个月。子宫颈被扩大，插入子宫的不是抽吸器，却是手术钳（好象大工具钳），把胎儿的身体夹着，逐部拧掉，一块一块的取出，然后将脊骨和头颅骨压碎拔出；扩张不和割除手术中，这把刀子被放置子宫内转动，当碰上障碍物，刀子就集中刮擦。换言之，胎儿的手臂可能被割走，腿部被割走，面部被砍碎，头部被砍掉，身体被肢解，切断为很多细块，然后身体各部分和胎盘被抽吸而出；另一个堕胎手续是“盐水法”……笔者已经不忍写下去了……

有人会问：那是不是红颜都薄命？那要说，红颜指的是美丽的女性的话，那肯定不是都薄命，我就见过不少非常美丽、也非常幸福的女人，并无薄命之说，但如果是妖艳而不端庄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下面的一些现象：一、小姐的脾气，丫环的命。由于自身的条件好，不管到哪儿都比较傲慢，种下了太多傲慢的种子，能收获的，也是更多的傲慢和不尊重，如果被不尊重自己的老公、老板、同事、朋友、亲人所包围的话，多半不会幸福到哪里去，看看以前的所谓校花、班花现在有多少婚姻幸福的？；二、性感，引发别人的淫思邪念：引发别人的邪念，就是消耗自己的福气，消完了，祸事就来了；三、利用自己的美色获利。其实，能否获利，也取决于她的福气，并不是一出卖自己的色相，就一定能获利，当然，有福气的话，也并不一定要出卖色相，并不是每个女演员都靠出卖自己发达的。

有人要问：那么打扮自己，都不可以了？答：打扮自己，要庄重、大方，让人喜欢，而不能让人产生邪念，否则倒霉的还是自己。现在所谓的性感，无非是想方设法让别人产生蠢蠢欲动的非份之想，让他人有性冲动的感受，即是“性感”。这样的种子，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好的影响？而回到自己身上的又会是什么呢？

真诚告诫：希望所有曾经犯过邪淫，现在想彻底戒除邪淫的人，为了你的事业和家人，包括后代的和谐健康，真诚希望做到以下几点：

1、要强烈地后悔自己曾经做过的一切形式的不正当的性行为（不管是身体上、语言上还是意识里）；要发愿，尽自己最大的可能，逐渐的减少直到完全禁止，一切形式的不正当性行为（不管是身体上、语言上还是意识里）；

2、男人要正直，坚决杜绝意淫、SY、一夜情、包情人等一切形式的邪淫！

3、漂亮的女人未必好命，好命的女人一定是有威严相。学会自爱自重，日久自有威严相出。不要做别人的小三。，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道德问题，天下最大。你不顾道德，生活和婚姻就在你生命中给你狠狠的教训！

4、如果有可能，找到曾经被自己伤害过的人当面道歉、忏悔，或者找一个你信得过的某位德高望重的人，在他面前忏悔；如果这些做不到，那就在心里对被你伤害过人，真诚的道歉、忏悔，并且乞求他／她的原谅；

5、尽你最大可能，向别人介绍、推广不正当性行为可能带来的危害。

若在：非时——制戒律所规定的不应行淫的日期及时间；非处——指戒律所规定的不应行淫的处所及“三道”；非女——指同性恋、人畜之间行淫；处女——未婚女；他妇——有夫之妇；自身——自身行淫，如手淫；这些情况下行淫的，均为邪淫。

若对：畜生——动物；破坏——已经坏烂的女尸；若属僧——僧人；若系狱——狱中女犯；若亡逃——逃亡的女性；若师妇——师长的妻子；做非梵行，就是邪淫。

已经出家的人，虽已无所系属，但对自己的亲属，王属等作非梵行的，得淫罪。

在恶世时，乱世时，暴君出世时，怖畏时刻，若强令自己的妻妾剃发出家，当出家后，仍同她作非梵行的，得淫罪。

若在三道（指：口道、小便道、大便道）作非梵行时，得淫罪。 　　若自己或者与其他人在道路边，塔庙边，祠寺边，大众集会之处作非梵行的，得邪淫罪。 　　若在父母，兄弟，国王死亡后守护（守灵）期内，或先与他人约会，或先应允他人，或先接受财礼，或先接受邀请（其目的是为了作非梵行的），得邪淫罪。

若在木像、泥像、画像（一解指圣贤像；二解死亡的亲属、王者像）、死尸等边，作非梵行的，得邪淫罪。

若在自淫时或就自己意淫时，把自己的配偶想象为他人的配偶；把属他人之妻，产生了自己与之作非梵行想，这种单方面的意淫，也名邪淫。

以上所列举的邪淫罪，也有轻重，如果烦恼重（贪嗔痴比较强烈），则得重罪；如果烦恼轻，则得轻罪。 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常见的：用性具自淫是邪淫；卖淫嫖娼就更是邪淫，邪淫有罪，必有恶报；一夜情是邪淫；婚外恋婚外情包二奶婚外通奸均是邪淫；婚前同居偷尝禁果是邪淫（没有登记领取结婚证就同居）。如果再由于这种邪淫引起的堕胎杀生更是罪过无量无边，要在地狱受无量无边的痛苦。希望大家谨慎小心。纵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男子邪淫，但是若事后与该女子成为夫妻的话，业障是比始乱终弃要小的。


毛泽东情人自白录
帖子由 admin » 2013年2月12日
作者： 金 钟
更新于︰2011-11-03

● 开放杂志编者按；新近出版的《司徒华回忆录》，提到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港支联曾协助一名“毛泽东情妇”移民美国。她就是毛身边仅次于张玉凤、孟锦云的女人陈惠敏（陈露文）。本刊主编一九九七年在香港与其相识，协助她出版回忆录，并记录多次深入谈话的内容，撰成此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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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撰写《历史故事：邓朴方和他曾经的“康华共和国”》和《邓朴方和他的康华是如何涉足“六·四”事件处理》两文时，媒体上炒得最为火爆的以许家印为故事主角的中国房市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曾经读到过的一则四十年前的邓小平“就想买房”的故事。说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邓小平看到北京前三门修建很漂亮的马路和宿舍楼，有感而发，对随行人员说：“你们说房子将来可不可以作为商品？我看将来会作为商品。如果将来买房子的话，我要给我大儿子买一套，他是因为我而受伤的，其他的孩子我就不管了。”

相关报道中描述说：邓小平的这番话，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他的大儿子邓朴方才从别人口中听到，他才深刻了解到，他父亲心中，其实有着极其深重的伤痕。

邓小平对自己的长子邓朴方曾经寄予的厚望可以从一九六二年，，也就是邓朴方十八岁的那年讲起。当时的应该届高中毕业生邓朴方所在学校北京男十三中接到上级通知，分配给该校一部分“保送”应届高中毕业生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名额。所谓“保送”，就是不经过全国统一的升学考试，直接进入大学就读。

按照惯例，这种特权名额都是要分配给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高级干部子女的，而男十三中的六二届高中毕业生中，数邓朴方爸爸的官阶最高，所以校方明白这种“保送”名额实际上就是冲着邓朴方来的，立刻心领神会地将邓朴方安排为“保送”候选人里的第一个。没想到自恃才高的邓朴方反而因此感觉伤了自尊心，说自己每门功课的成绩平均90分，为什么还要保送？于是他和同班同学俞敏声等一起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结果邓朴方如 物理系一班团支部书记。从那以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自己的长子的满意度便超过了百分之一百。谁知邓朴方的党员预备期未满，“文革”就开始了。

当时的邓小平很快成为斗争核心，和刘少奇并列中国第一号和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家子女也就此被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中心。邓朴方以及在中央美院的姐姐邓林和在北大物理系的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江青指使的造反派们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

一天，郁闷不已的邓朴方和一位同窗散步到颐和园的后湖，坐在山腰的树林里借酒浇愁。酒后吐真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这么多人，毛主席这么搞，必定要骑虎难下……。林彪、江青这样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一定要垮台。也许要有很长的时间，国家怎么能经得起他们这样闹！”

很快，邓朴方的这番酒后真言被传到已经受到毛泽东和江青力挺的北大造反派总头目聂元梓那里。她先是派人对邓朴方、邓楠进行跟踪调查，接着便将兄妹二人分别关押在物理大楼的两间实验室里，进行背对背的诱供、逼供。邓朴方拒不开口交待，造反派们便对邓朴方施用各种酷刑，让他无法吃、无法睡、无法坐、无法站，并要求邓朴方以揭发父亲邓小平、母亲卓琳的“罪行”为获取自由的交换条件，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这种非人的磨难一直持续了五个月之久，实在不能继续忍受下去的邓朴方选择了“死路一条”。于1968年5月某日写下一份绝命书后从8米高的三层楼的里的一个厕所窗户一跃而下，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背部先落地，导致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

事发后几经辗转，邓朴方才于一九六九年春被送进北京有名的高干医院三零一医院。但很快便有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发出了意在谴送大批老干部出京的“一号战备命令”。于是，邓朴方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治疗，邓小平去江西之前甚至没有到医院看看自己孩子的权利。而当时的北大“军宣队”仍不肯放过邓朴方，竟然把他从医院里赶出去，送往条件极差的北京郊区清河社会救济院。

日后的邓朴方向手下康华公司的小兄弟们说到他发起成立中国残联的动机时回忆：当我被架进福利院一间小屋时，一股难以忍受的大小便气味熏得我直流眼泪，脏兮兮的床上用品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一个小屋里住了十一个残废人，冬天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煤球炉子，烧不多久就灭了……。小屋里仿佛象个冰窟，床上的被褥十分单薄，每天夜里被冻醒。我下肢瘫痪了，但上肢还灵活有力。每天会咬着牙和别人一起用铁丝编织字纸篓，每编出一个篓底可以赚一分钱，编出一个篓帮赚四分钱，一个月拼命干也只能挣到四、五块人民币。

当时这家救济院的生活标准还是五十年代规定的，每人每月七元五角人民币伙食费。每当救济院里开饭的时候，护理员老大爷拖着两条长长的鼻涕，递给邓朴方半碗白水熬白菜加一个黑糊糊的馒头。

在清河救济院半年时间后，邓朴方在天津的小姑，当时是现役军人的邓先群终于找到了他。

邓小平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被送往江西南昌的。出发时经邓小平再三要求， ，亲人中只能有患高血压的夫人卓琳和继母夏老太太同行。

到江西两年后的邓小平收到邓先群的信，邓小平夫妇这才知道失联已经近四年的长子早已经完全瘫痪了。于是邓小平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此生对党别无所求，只希望允许将重残的大儿子接到身边自己护理。

以下是一个采访过邓朴方本人的中国大陆作者曾经的描述：……两名持枪看守押解着自己手摇轮椅的邓朴方到了江西，与分离了四年的父亲重聚。当天晚上，邓小平和卓琳围在儿子床边，帮他脱下又臭又脏的衣服。邓朴方比划着告诉父母:“从胸口以下，都不是我的了。已经完全没有知觉。”

卓琳和夏老太太都忍不住哭了，邓小平却凝视着儿子的残体，不发一语。谁也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但可以猜测，如果此时他在分析谁是令他的长公子致残的罪魁祸首，绝不会想到林彪头上，而是毛泽东夫妇。

在江西期间的邓朴方成天躺在床上，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大小便不能自控。南昌是有名的大火炉，天气十分炎热，邓朴方每天都得擦澡、换衣服。邓小平的继母夏倍根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每天烧饭菜已经够忙的了:卓琳体质甚差，所以照料邓朴方的任务，每天都由当时已经六十五岁的邓小平承担。每天上午劳动回来，邓小平都要先去看看儿子。吃完午饭就要帮助邓朴方擦澡，从木床上搬下，帮他翻身，在热腾腾的蒸汽中一遍又一遍地替儿子擦身，绝不马虎。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与继母夏氏及妻子卓琳回到北京。邓朴方也有幸被送进三零一医院。

此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马天水时，问起上海骨科方面对治疗截瘫病人有无良方，马氏当面回绝了他。此后，卓琳虽然在上海找到了愿意为邓朴方治疗的名医，整个过程却是背着马天水及当时上海市的主要负责人进行的。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病亡后，随着江青等人的倒台，马天水及其他江青在上海的追随者亦很快入狱。在狱中得知邓小平再次复出的消息后，知道邓小平绝不会轻饶他的马天水随即便有了神经错乱的表现，整日狂呼革命口号……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邓朴方被送到加拿大手术，当时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由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亲自批准。这个特鲁多就是曾经被习近平当面狠狠羞辱的现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父亲。

回顾一九八零年年末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当时的邓小平只关心两件事情，一件是邓朴方在加拿大的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另一件便是对江青等人的审判。审判负责人之一黄王昆曾回忆，邓小平对当时的审判录相一次不少地认真观看，正式宣布判处江青“死缓”的那一天，邓小平还与其他中共政要特别赶到公安部大院，聚在一处秘密会议室听里收看现场实况。可见，在如何处置江青的问题上，他邓小平不可能不把在这件事情上的决策与自己儿子的“文革”遭遇及残疾现状联系在一起。

当年为采访邓小平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担任现场翻译的施燕华回忆说：法拉奇问：“（您被下放江西劳动）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笑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

施燕华描述说：当时的法拉奇露出钦佩而又迷惑的神气，当然她是难以理解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怀的。这是一个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历尽磨难的人，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说的话。他本人和家人都曾遭受很大的冤屈，但他不是从个人恩怨来看这个问题，而是从政治的高度，从国家、民族的前途来考虑问题。我当时听了邓小平的话都很感动。

但是事实上，当时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种所谓“以德报怨”仅仅是局限在让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继续悬挂和不同意拆除毛泽东纪念堂两件事上，当年要不是陈云力阻，毛夫人江青的脑袋早就被邓小平砍了。除了对江青一度想置于死地，对毛泽东的后代他邓小平也曾百般刁难，甚至让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失去自由”长达五年时间。

在中共内部，所谓“陈云同志曾力排众议反对判江青死刑”的故事尽人皆知，主要依据之一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陈东林发表的《陈云为何力排众议反对杀江青？》一文。文中记载：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这里所说的“政治局开会讨论”，“主张判江青死刑”的“许多同志”，包括了邓小平，华国锋，王震和韦国清等。笔者也听到过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和乌兰夫也都是主杀派。对中共“文革”史多少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两个人对毛泽东和江青夫妇的仇恨都可以用无以复加来形容。

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李锐生前曾著文披露，1989年4月5日下午两点半，胡耀邦在他与世长辞的前十天，约李锐到会计司胡同家中长谈7个半小时，在这次最后的长谈中，胡耀邦谈到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邓小平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立即执行。叶帅和我、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邓小平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

笔者也就此向几位内部人士，包括陈云二公子陈方的朋友讨论过，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徐帅是第一个提出反对小平死刑意见的，陈云接着徐帅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向邓小平等 “主杀派”很不客气地说：“如果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继而又有胡耀邦等人斗胆拒看邓小平脸色行事， 一一表态“刀下留人”。

当时一度因为邓小平坚持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以当时的“著名民主党派代表”屈武的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主杀信”为例，导致政治局为此事议了两天，最终决定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缓，其实是用“刀下留人”否定了邓小平和另外几个主杀派的意见。

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八十年代之后，邓小平和陈云第一次摆上台面的分歧就是这次“杀不杀江青” 的党内激辩。当时那次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过程中，陈云除了强调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的理由，还因为一句“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令邓小平长时间里郁闷不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李锐先生在美国哈佛访问期间，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询问过此事，李锐先生说，自己最寄希望的长子文革跳楼自杀落下高度截瘫，他邓小平当然恨江青不死（大意）。

没把江青立即处死，，邓小平心中的恶气自然没有出尽。终日看着自己儿子坐在轮椅上的那付样子，对毛氏夫妇的冤仇肯定还要被时时勾起。没有机会便罢，只要一有机会，他邓小平还是按捺不住他与毛氏夫妇的这段私仇。于是，报复目标自然转到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后代李讷身上。具体的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向听众和读者们介绍。

(本期节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讲）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专栏 - 夜话中南海：邓小平和毛泽东家庭的冤冤相报
2023年10月03日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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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夜话中南海：邓小平和毛泽东家庭的冤冤相报中国两代领导人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照片并排张挂在北京地坛公园。

曾经的中共政权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当年利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机会向全世界展现了他政治上的“大度”。但事实上长公子邓朴方文革中被迫害致瘫一事，令他邓小平内心对这个政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及其夫人江青的仇恨一直都是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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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和她丈夫李普都是我党老革命。1973年，两人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先生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沈先生在北京市广播电台工作。英明领袖华主席发动政变粉碎四人帮后，李普是奉命进驻新华社总社的五个领导干部之一，可见级别相当高。沈先生是何职务则她自己未说。

1973年至1976年，她家住在月坛北街5号干部公寓楼，与叶子龙是对门邻居，听叶子龙讲了伟大领袖的许多生活故事，也和张玉凤的父母是楼上下邻居（她家住在4楼，张家住在5楼），因此也和张玉凤多次打过交道。下面把文中提到的毛的女伴的有关段落打下来，与网友共享。

一、毛的神秘女伴

“在讲到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时，他（芦注：叶子龙）说的最多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孩子。他称她小陈。这位小陈长得非常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聪明。要她跳什么舞，就能跳什么舞。有一次，她看毛闷闷不乐，就要毛猜一个谜语。这谜语是‘毛泽东打喷嚏’。老人家猜不出来。她说：‘很简单么，“毛病”。’引得老人家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党，要求给她一份职务。这两个要求都没能达到，为此，她离毛而去……这些故事对我来说，真是闻所未闻，我怎么也想不到在中南海还有那么多离奇的故事。很久以后，听说这位小姐去了香港。”

作者其实在这儿已经说明了这位小陈与毛到底是什么关系，甚至连“离奇”的定语都用上了。即使无此暗示，任何有人生经验的读者都能一眼看出蹊跷：若非特殊关系，小陈岂敢出那种拿万岁爷开心的谜语？她又有什么资格胆敢向毛要官要党票？要而不得，又怎敢“离毛而去”？此词只能用来表述私人关系，绝无可能用于描述“一生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革命工作关系。

因此，这位小陈与毛的关系实在没什么离奇。说她神秘，乃是李志绥回忆录里没有提到此人。当然毛的女伴也实在太多了，他只能介绍那些始终“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侍候伟大领袖至最后一口气的贞妇们。

二、彬彬有礼的张玉凤

张玉凤的父母搬来之前，先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来看房子。沈先生开头不知底细，觉得很奇怪：一对老头老太到底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秘书先来号房子，而且老太太还戴着当时根本见不到的金耳环。

后来唐山发生大地震，沈容她家搬到了分社的防震蓬里。分社所有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全挤在一个防震蓬里，如沙丁鱼一般一个挨着一个。张玉凤的父母则由部队在月坛公园旁边的球场上为他们搭了一个很大的帐篷，非常气派，床褥、桌椅板凳都搬了进去，连煤气罐、炉子、橱柜都不缺。

所以，分社社长那样的老干部得做沙丁鱼，而领袖的编外岳父母则住“帐篷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传统生活方式在“与剥削阶级旧传统彻底决裂”的“新社会”得到了充分演绎。当然，比起杨玉环的姐弟那种编内国姨国舅来，编外国丈的威风确实不能比，这也算时代进步吧。

编外妃子（或“常在”、“答应”？待考）倒不像李志绥说的那样粗野无礼，沈容介绍：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客气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叫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了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

这和李大夫描写的完全是两个人。这倒不是说李大夫撒谎，而是因为沈容和李普乃是圈外人，自然用不着把威风使出来。但不知张玉凤是什么级别，为何可以叫中南海派车来接她？这不是对我党神圣的组织原则的肆意践踏么？

三、被放逐的“常在”或“答应”

文中提到的毛的第三个女伴也是沈容的邻居，也时常来打电话，但非常粗野傲慢，“仰首阔步进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

据叶子龙披露，这位女士原由江青看中，挑去给自己当护士。“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用意据说是企图在毛泽东身边安插一个自己的人。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使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了，那江青的面子往哪儿搁。还是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去学习。”

此女去“上学”，上得天摇地动，乃是“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

我无论看李大夫的回忆录，还是看沈容讲述的轶事，都觉得伟大领袖身边的女人跟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完全是两回事，对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一点都不无限崇拜，一个个横得不行，经常惹伟大领袖大发雷霆。上述那位要官要党票不得就敢“离毛而去”的小陈还算好的。据李志绥说，有的毛的女伴曾骂毛是“资产阶级流氓”，而张玉凤曾惹得伟大领袖龙颜大怒，让她滚蛋，她竟然说滚就滚，谁不滚是狗，说完就收拾东西回家。一去二十多天，毛只好派人去把她请回来。这事现在连国内官方网站都证实了，还进一步披露张耀祠让她写检查，她就是不写。这儿拷贝一段《中国网》上的文章：

“张玉凤却二话没说就收拾包裹就回了家。最终还是毛泽东妥协了。张玉凤又回到了中南海。事后毛泽东给了这位不肯认错的工作人员一句评语：‘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

我想不通的是，这些同志为何对伟大领袖如此不尊重涅？张玉凤凭什么“一触即跳”？就说那位被周送到北外去的小姐吧。她不过是江青同志的离退护士，就算是江青的亲信又如何？凭这个就能坐红旗去上学，还气吞万里如虎，让老师给她开小灶，让汪东兴为她填表？迟群同志也没这么威风吧？如果不是曾蒙圣上雨露之恩，这种怪事能有解释么？

话说回来，比起传统帝王来，伟大领袖的表现确实很不错。张玉凤是离不开的贴心人，所以没法真让她滚。真滚了的常在或答应虽然冒犯了龙颜，却也没被打进冷宫去，还被专擦这种恶心屁股的大国宰相人民的好总理风风光光地送到大学里，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红旗学生。这也算时代的巨大进步吧。谁说中国妇女没得到解放？

关于这位女士的下落，沈容的介绍最绝：
“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迈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高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我倒觉得没什么。文革时的口号是：“忠不忠，看行动。”对离退常在的态度，就是对伟大领袖态度。虽然伟大领袖的雨露早已无痛蒸发，这仍然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耿耿忠心的考验，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高龄扛铺盖卷爬楼算什么？

四、戚本禹的证词

“我已向许多人解释过，李志绥对毛泽东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谎言和捏造。……田家英出问题後，我接任主任，一九六六年四月政治秘书室归并中央秘书局，童小鹏任局长，我任副局长。中央政治秘书室也是毛泽东的秘书室，所以我在职期间，同毛泽东一组的人联系甚多。叶子龙、蒋英、徐业夫、林克、汪东兴、王敬先、李银桥、沈同、王宇清、高智、吴旭君等等，我都熟识，而且同他们的关系满不错，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汪何人说过毛泽东有玩弄女人的事实。毛泽东生活朴素，根本没有什么「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事实。伟大人物也有普通人的欲望，据我所知，许多伟大人物也同小民百姓一样犯过婚外恋的错误，尽管我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私生活限制在合乎社会要求的范围里，但我不认为这类问题是什么「糜烂透顶」的事情。所以，要是我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我就说有，可是我在职期间确实没有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所以我只能说无，我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伪证，因为在历史法庭面前做伪证，受损害的不仅是历史，而且是他本人。历史的伪证者同历史的伪造者一样，下仅丧失了现实的人格，而且有历史的遗臭。”

到底是谁在历史法庭面前做伪证？嘿嘿。


毛泽东的女伴们
2019年04月01日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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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温故》（第2期，1-1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上发表了沈容先生的《热闹的月坛北街》，披露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三个女伴的一些轶事，很有意思。

全部内容看留言


关于《红色记忆》的再度评说（关于《红色记忆》的补充采访）张耀杰
2019年04月01日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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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荒淫无道的糜烂生活

《海内久经文字狱，人间本好自由谈–〈红色记忆〉读后随笔》发表后，不断有买到和买不到《红色记忆》的朋友，向我询问书中被删除的月坛北街的故事。我自己的一本《红色记忆》已经借给别人，手中另有一本最初发表沈容老人的《热闹的月坛北街》的《温故》丛刊之二，现根据有关内容略作补充。

一、陈小姐和”红旗学生”

在谈到被毛泽东赶出中南海的叶子龙时，沈容写道：”检讨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就是检讨安窃听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窃听器是怎么一回事。叶师傅告诉我，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那时，中央开会，或毛泽东找人谈话，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有时听不清，记不下，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

对于如此叙述，我是存疑的：既然是记录用的麦克风，为什么不光明磊落地经过毛伟人的批准和同意呢？！

关于毛身边长得非常漂亮的陈姓小姐，叶子龙的介绍是：有一次，她看到毛闷闷不乐，就要毛猜一个谜语：”毛泽东打喷嚏”。毛猜不出来，她就说：”很简单么，’毛病’。”后来陈小姐要求入党并得到一个职位，毛没有满足她，她因此离开中南海。据知情人介绍，这位陈小姐现在香港写居，并且曾经自称是妃子。

关于张玉凤的妹妹，《热闹的月坛北街》发表时略去了名字，我也不好公开点出。也许有一天，她和她的家人会自己跳出来的。

据介绍，张玉凤到沈容家里打电话时很有礼貌。她的电话大体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另一位女士……与张玉凤完全不同，仰首阔步進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终于有一次，李普不耐烦了，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

这”另一位女士”后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乘坐的是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坐的红旗轿车，人称”红旗学生”。叶子龙了解到的信息是：”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看中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用意据说是企图在毛泽东身边安插一个自己的人。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使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了。真叫她滚蛋了，那江青的面子往哪儿搁。还是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去学习。这样，她也住到月坛北街这里来了。”

毛泽东病重的时候，这位”红旗学生”匆匆嫁给一位将军的儿子。于是，沈容见证了这样的一幕历史场景：”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迈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高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据知情人讲，《红色记忆》的原稿中另有一些材料，同样是可以与李志绥的回忆录相互印证的，由于我的记忆不太准确，在这里不好乱讲。


俞敏洪说的话就是常识，因为说了常识许多人在转，因为现在已经不是按常识办事了。
文件出了一大堆，媒体天天都在唱响经济光明，有用吗？看看股市就知道了。治国理政，离开常识就是寸步难行。
——荣剑

当政治入侵经济，经济开始凋零，
因为习流氓想用一意孤行的蛮横，
篡改不可动摇的市场与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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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 中国月收入
超过5千人民币的人仅占5%，
约七千二百万人；月收入低于
2千人民币的人达到9.64亿人口
李强吹嘘经济增长5.2%
4亿中产未来8亿中产
是按什么标准来划分？
 2023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每月是3268
中位数是2753元。也就是说有
一半人可支配收入不过2753元人民币
离真正的中产还很遥远！


共产主义十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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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除夕改除包吧！除包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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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给我讲国民党军队练兵，扎一排草人，然后士兵刺刀装好，齐声唱：共产共产共产不要脸！一二三杀（调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后刺刀一起扎进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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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华人网友爆料，在日本长野滑雪场拍到孙维，事实证明孙铊已经躲到了日本！
大家可以做一个人脸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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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国河北师范学院，留学的巴基斯坦男性留学生真特么性福！
这世界已经没有人类语言可以形容中共的无耻、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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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孙释颜/孙铊/投毒案惊天内幕！
Sun Wei/Sun Shiyan/Sun Thallium/The shocking inside story of the poisoning case!
I mean，
孙伟/孙世岩/孙铊/投毒案惊天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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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国党的好干部，河北省审计厅厅长助理董建柱,正在跟女部下偷欢时,却被女部下的爱人堵在门外。情急之下,他冒险从女部下8 楼的家中窗户爬出,手脚并用,沿管道从8楼下到1楼,裸体逃跑。从照片上看,这小子功夫不浅,是个老手！
党的好干部干女干部！
庆丰草包子包肉包子！
求横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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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粪们快来看看，你伟大的鹅爹是如何研发芯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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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原来粉蛆是这么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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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中共的治国理念！
有很多人都认为今天的局面是习奥塞斯包一个人搞出来的，实际上只不过她愿意背这个锅而已，我一直多次强调他只不过是中共的代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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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菊花问候你祖宗十八代，把你家祖宗十八代女人年龄全部降为只要出娘胎就不算幼女可好，然后你就可以合法让你变态共爹享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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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爱国的青年，为什么要起一个英文名字？

一个爱党的青年，为什么人家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就跟挖了他祖坟一样跳起来呢？他不是应该挺起胸膛，很自豪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吗？现在党员这么丢人了吗？比失足女被问职业还敏感？


粉蛆是政治正确与独裁专治杂交的杂种！
英国粉蛆事件鬼嚎男：冷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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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
@cskun1989
很多人常夸李嘉诚有先知先觉，最早选择撤离中国布局海外，躲过了一轮财富缩水。实际上这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误传，传统商人很在乎政商关系，自邓小平时代开始，香港几大家族财团都是中共的座上宾，都享受超国民待遇，特別是李嘉诚，更有机会多次单独面见邓小平、江泽民，因而李嘉诚以极低的价格在各地拿到各种优质项目和大片土地，到了胡锦涛上任，刻意与香港富商保持距离，也不单独会见香港富商，但胡锦涛奉行不折騰政策，彼此相安无事，对未来的预期也还不错。

2010年9月6日，胡锦涛在深圳出席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庆典之际，破例与李嘉诚单独会见，李嘉诚也是唯一受到胡锦涛单独接见的宾客，连时任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只跟其他宾客一同获得接见。胡锦涛在会见时对李嘉诚说：“我昨天一到，听说您来了，我就给汪洋同志说，不管时间长短，我总是要见一见李先生，跟李先生聊一聊。”胡锦涛为什么在第二个五年任期破例单独接见李嘉诚，显然是受到江泽民的影响，通过李嘉诚对外传递改革开放的声音，也通过此举，搏得江泽民对十八大人事布局的支持。

习近平担任国家副主席时单独会见过李嘉诚和李泽矩，2013年全面接班后并没有按惯例接见香港家族财团大佬，一直到了2014年9月22日，习近平才会见了以董建华为团长的香港工商界专业界访京团。访京团由70人组成，包括李嘉诚、李兆基及其长子李家杰、郑家纯、郭鹤年、吕志和、吴光正等。参加会见的有张德江、李源潮、栗战书、杨洁篪等。

之后李嘉诚希望单独拜见习近平，报告通过中办递交上去，一直沒有回复，李嘉诚在北京足足等了两周，最后不得不打道回府，李嘉诚回到香港，立即召集核心成员做出撤离中国的重大决定，而且要求低调行事不露声色，一直到2015年网上抛出一篇《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外界才知道李嘉诚大规模撤资的消息，而到那时候，李嘉诚旗下的项目和土地几乎都已匆匆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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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克鲁格曼曾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不要对中国经济衰退幸灾乐祸，因为会波及每个人”。言下之意是警告华尔街贪焚的资本大佬，过去这些年，他们押注中国赌盘，赚得钵满盆满，现在肯定要回吐岀来，光投向中国各路房企的资金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如今恐怕连老本都要输光。


蔡慎坤
@cskun1989
中港股市今天再次出现恐慌性下跌，具体原因并不清楚，自从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以来，中港股市跌跌不休，上周大跌后逼使国家队出场救市，没想到今天再次暴跌，国家队只是袖手旁观。股市收盘后传来消息，李強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资本巿场运行情况及工作汇报，要求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着力穩市场、穩信心，促进資本市场平穩健康发展。

李强此番讲话能否拯救摇摇欲坠的中港股市，我看并不乐观。去年7月31日李強也曾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那是继7月24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高层再度提及“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

中港股市跌至现在，与习近平对股市的认知和定调有很大关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中，习近平明确强调，要“防范财产性收入的过快增长，尤其是限制通过金融市场所取得的投机性收入”。这充分表明，防止财产性收入增长过快，限制投机性收入，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意味着中港股市的投资者投机者都会被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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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股市开盘三大股指维持上涨行情，软件巨头微软一度突破历史高位，市值接近3万亿美元，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苹果股价正在接近历史最高位，两家公司市值相加高达6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3万亿！而上交所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截止到今天，只剩下43万亿人民币，截至1月22日，A股总市值也只有80万亿，较年初87.66万亿，15个交易日内跌去7.59万亿元。千亿市值股票数量从年初122家下降至目前11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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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
@cskun1989
路透社报道称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大规模救市，或调动2万亿人民币离岸资金通过港股托市，同时调用3千亿内资直接注入内地股市。我认为这点资金救市不过是杯水车薪，最终将以失败而收场！中港股市缺的不是资金，而是信心和信任，投资者对未来没有信心对政府失去信任，因而政府主导救市不可能成功。

拯救股市必须正本清源，在囯内至少要有党内民主，废除终身制和集权体制，允许舆论和公众发出不同的声音，尊重私有财产合法权利，国企退出竞争性市场领域，在香港恢复中英两国确立的“一国两制”基本原则，尊重独立司法，终止国安法实施，安抚港人善待外资，当然这些要求对一党来说是致命的挑战，如果不肯退让，中港股市看不到一线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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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南京，暖暖的阳光，街边搭起的台子旁是老人与孩子的天地。摄影师的注意点是墙上的那张毛主席像。
14.这张照片拍自文革前夕的山西大同。女孩们的发型、妆容都非常“中国”！从中可以看出，摄影师本能中有一种对“人”的特殊关注。一个刚到中国不久的法国女孩，对异域的“人”充满了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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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67年初秋，南京“国营第某食品商店”门口，一队举着红旗、抬着毛主席像的人在招摇过市。图上有“发行喜讯”字样。事关那本“小红书”！这是南京某新华书店工作人员为新版“小红书”的发行业绩上街“报喜”呢。
10.这张拍自南京。把街头标语连起来应该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幕后黑手”以及“揭批江苏省委”“火烧”某某某某。此刻应是1967年初秋，此时各地的“文革”正处在几派恶斗时期。南京的文革纠结于“批许世友”或“支持许世友”乃至军方“支左”的态度。
11.1967年初秋，苏州。政治氛围的亢奋与物质上的匮乏；红彤彤的标语口号与每一个人的从容不迫；还有这些摞满补丁的衣衫。
12.随处可见的标语、主席像、毛主席语录。这是那个年代的政治符号。在看惯了记录“文革”那些“激烈”“磅礴”“迷狂”的气质之后，这，也是那个时代（或者是每一个时代）的常态氛围。这是苏州的杂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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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66年夏季以后，毛泽东分八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这年10月1日的接见是与国庆游行结合在一起的。这张是国庆游行的场景。这个位置大约在正义路往东。从人影判阳光入射角度，时间已经在正午以后。
6.1966年10月1日游行场景之一。画面边缘墙壁上有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共分16条，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及采取的方式和有关政治规定。
7.1967年初，由于上一年夏秋之际北京的接见和全国的“大串联”，全中国的青年学生都拥挤到了首都，造成全国铁路系统和北京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因运力不足，政府鼓励滞留在城市的人自行回到居住地，于是“徒步长征”成为一道社会景观。这个特写是那时“徒步长征”的标准装束。
8.1967年7月16日，颐和园举行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活动。画面上可以看到佛香阁上的毛主席像，据颐和园的工作人员后来说，这是为了防止红卫兵破坏佛香阁建筑而绘制上去的。至少到1969年夏这幅画像还存在，以后曾短暂地出现林彪的一段题词，九一三事件后又被一条语录覆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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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到1967年，法国驻华使馆秘书、年轻的法国姑娘索朗日·布朗（Solange Brand）在中国北京、南京、苏州和大同的大街小巷行走拍照。通过这些琐碎的图景，我们看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和入夜之初的情形。
1.“大头娃娃舞”是北方的舞蹈形式。1966年5月1日的这个时候，正是满城政治风雨但“文革”高潮尚未到来的时候。再过几个月，“大头娃娃舞”就会成为“四旧”的象征从舞台上绝迹。
2.这张照片里演出的是腰鼓，而且是技巧性的跳步跃起从胯下击打中的一个瞬间。1966年5月1日，下雨了。那天一群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到景山公园准备为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表演，结果正午前有一场雨，把大家的衣裳都淋湿了，后来就说外宾不来了。
3.仍是1966年5月1日，画面后的高墙可证这里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当年最时兴的是为毛泽东诗谱曲的《为女民兵题照》，“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为此的谱曲多为进行曲式，舞蹈如画面中的女子，肩枪，扎腰带，在行进的节奏中做若干动作和队形的变换。
4.又是表现女民兵的舞蹈。1966年五一，文革前夕，仅仅过了一个月，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就开始了，高年级的同学贴出了头一批“大字报”，再到8月，红卫兵就上街“破四旧”、砸橱窗，文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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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墙内笑话：1985年正定县委书记率养殖业代表团访美。上飞机后他径直走到头等舱坐下。空姐说他买的是经济舱的票，不能坐在这儿。他很生气：“我堂堂县委书记居然坐不了头等舱?把你们领导叫来!”机长来了在他耳边低语几句，书记急忙起身去经济舱了。

面对空姐崇拜的目光，机长说：“我只是跟他说，头等舱是不去美国的。”


二大爷
@tankman2002
硅谷清华学霸夫妻的命案这几天刷屏美国华人圈。这种学霸相残的悲剧并不罕见。我从别的角度说说感受。中国古代有个形容搭档的词：君甘臣酸。这个词出自《晏子春秋》，原句是“所谓和者，君甘臣酸，君淡臣咸。”意思就是说君臣之间如果要配合默契，那么性格和能力上要互补而不是趋同。

这个道理用在夫妻关系上也是适用的。两个暴脾气或者两个闷葫芦没法一起过，两个太聪明或者能力都很强的也没法一起过。所以我们平时看一些性格迥异、差距较大的夫妻反而过得琴瑟和谐。

所谓金童玉女往往走到最后都是悲剧，因为针尖对麦芒，不可调和，很难妥协。而夫妻之间，更多的时候不是比谁更优秀更强悍，而是彼此体谅和成全。

有时候学霸找个村姑，可能比学霸找学霸更合适。


悄然变化的龙椅座次：从“马恩列斯毛”到“马恩列毛习”

网上流传一张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堂的照片。比起我三十年前上大学时的教室设施，已是天壤之别。我上大学时，北大的教室是简陋的桌椅，教授没有电子设备配合，只能用粉笔在黑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板书。如今的教室，声光电一应俱全，富丽堂皇，教授背后的墙壁上，是三个巨大投影仪，放出课程内容的图片——五个人物的彩色图像，比历代王朝皇室的祖宗牌位和画像还要显赫，这五个人赫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习近平。比起传统上的“五人帮”来，新的“五人帮”中少了斯大林，多了习近平。

马克思、恩格斯的地位，在共产党国家如同泰山北斗，也如同小说《冰与火之歌》中的“铁王座”。虽然恩格斯只是马克思的附庸，但马、恩二人如影随形，无法分开。这两个大胡子所创立的学说，给此后一百多年的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难。英国苏俄问题专家理察·皮尔斯（Richard Pipes）在《共产主义简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睥睨所有异议的僵硬学说，马克思对于不同意见的人的态度是相当明显的，他说：“批评并不只是一把外科手术刀，而是一件武器，其目的不仅是驳倒敌人，而且要毁灭他们。”英国历史学者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著作远离事实，其《资本论》完全不了解资本主义，“马克思一辈子都生活在激烈的言词暴力之中，有时甚至演变成身体上的攻击。……斯大林时期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早在马克思的行为中就已预见。……一旦马克思权力稳固，他将会大施暴力与酷行。”马克思身上充满独裁者的味道，一位贴身观察过其言行的人说：“他的人格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权力无限的野心与热爱……他是其党派的绝对主宰……他每一件事都独自进行，并专断地下达命令，而且不能容忍反对意见。”

列宁作为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的创建者，其地位紧随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马、恩二人只是纸上谈兵，其创建的“第一国际”无疾而终；列宁却是真枪实弹地干革命，创建了一个超越霍布斯想象的利维坦。尽管苏联已解体，俄罗斯共产党几乎不太可能成为执政党，但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中共政权，还是将列宁摆放在共产党的神位序列中。斯大林却被撤下，正如其尸体被移出莫斯科红场。

在接下来中共领袖的序列中，没有邓小平的位置，更不可能有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位置，习近平对他们不屑一顾。在毛之后，直接就是与毛一样“英明神武”的习近平，中间四十年的历史不翼而飞。过去，已经死去的人的著作才能称为“经典”；如今，活着的习近平的“著作”就已被列入“经典”，这种做法，跟明朝末年各级官员争先恐后为太监头子魏忠贤建造“生祠”如出一辙。

早在二零一七年，德国学者丹尼尔·里斯（Daniel Leese）在其专著《崇拜毛》的中文版序言中就指出，尽管他在本书的结尾留下悲观的评论，预测在中国未来的政治中个人崇拜的问题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政治事件却进行得比预测得要快得多。习近平掌权后不久，就仿效毛的方式精心策划、推动个人崇拜。“习近平的形象和声望极大地超越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伴随着习近平在公共安全、经济改革和反腐斗争领域中越发突出的地位而出现的集中化，促使了中国政治光谱大大移向左倾的可能。”

坏书读得越多，人就越愚蠢

政治课在中国的各级学校都是必修课。中共官媒所强调的学习，含有“学习习近平”这种一语双关。在鲜红的“学习强国”网站上，全都是对习近平的造神文章。比如，称颂习近平“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习近平也要求领导干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习近平认为“领导干部普遍应当读”的重要书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座谈会上，作家曹谷溪提到习近平在陕北插队时的生活细节：“在土窑洞里的煤油灯下，每天他都要读书到深夜。据我所知，上大学前，他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的十八本读书笔记！“后来，习近平发表了若干研究马克思著作的论文，如一九九七年在《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发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二零零一年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发表“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撰写的《摆脱贫困》一书中，也多次引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习近平还说：“如果心里觉得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

且不说习近平是否真读过或读懂了马列主义原典，是否亲笔写下那些枯燥乏味、言之无物的论文，马克思的著作也早已被历史和科学所“证伪”，并无多少研读的价值。德国学者乌韦·维茨托克（Uwe Wittstock）在《剃掉胡子的马克思》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展出来的劳动价值理论，如今已被视为过时，在经济学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的预言，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会变得极度贫困，并没有发生，相反，工人阶级大都成了中产阶级。他的论点，唯有劳工阶级可以是革命主体，在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垮台后，也失去了可信度。他的假说，现代社会的所有矛盾都源自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核心对立，也破产了。他的信念，历史的发展有明确的目标，遵循固定的模式，更完全禁不起对历史事实的深入检验。对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预测能力所抱持的信心，也因此消灭。

马克思的种种学说，不仅错得离谱，而且给人类带来滔天巨祸。据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网站所披露的数字，全球范围内死于共产党暴政的人数为四千万至一亿六千万之间，取其中间数的一亿的这个数字被广为引述。二零二零年四月，该组织又宣布，他们将把二零一九年以来的中国武汉肺炎病毒疫情的全球受害者添加到共产主义死亡人数中，并将疫情爆发和由此造成的每一例死亡归咎于中国政府。如果将一亿多的死亡人数平均到马克思厚度为一千多页的《资本论》中，每一页分摊十万人左右。若每一页为一千字左右，那么这本书的每个字就杀害了一百人！可以说，《资本论》是人类历史上杀人最多的书，远远超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然而，这本杀人之书，在中国大学课堂上仍被当做经典讲授，荼毒无数年轻的心灵。

读书是好事，但读什么书更重要。读怪力乱神的传单，成为义和团拳民；读毛主席语录，成为红卫兵；读习近平著作，成为如同僵尸般的“战狼”、“小粉红”和“白卫兵”。马克思的书让人走向奴役之路，海耶克的书让人走向自由之路。海耶克晚年完成《不要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一书，将马克思主义驳得体无完肤。海耶克指出，社会主义者不要命的自负，在二十世纪居然有机会使苏联、中国等国成为巨大的试验场，人们以为走向天堂，却陷入人间炼狱。海耶克批判社会主义说：有些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经济不公，转向同情、认同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然而，统制经济与民主不兼容，控制经济就是控制生命。台湾历史学者李筱峰说：“我常对学生说，如果台湾人和中国人都好好读过这两本书——《自由宪章》和《到奴役之路》，那么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就别想混了！”但愿有一天，中国的大学课堂上讲授的是海耶克，那时的中国必定是没有共产党的中国。


评论 | 余杰：马恩列毛习，五大魔头聚首大学课堂
202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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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地位，在共产党国家如同泰山北斗，也如同小说《冰与火之歌》中的铁王座”。— 笔者 / 路透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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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全面而彻底的“躺平宣言”。这是一种不会立即招致中共铁拳打击的消极抵抗，但对中共政权却有釜底抽薪的功效。中共政权之所以让全球畏惧，无非就是因为毛泽东所说的“人多力量大”。一旦中共失去人口优势，必将将由龇牙咧嘴的“战狼”变成瑟瑟发抖的“病猫”。

以“不结婚”而论，中国民政部最新公布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中国结婚人数为683.3万对，创下37年来新低。中国结婚人数连续9年下降，且这9年来结婚对数下降高达49.3%，可说是腰斩。《第一财经》在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结婚人数快速下降的原因包括婚育年龄推迟、适婚人数减少、思想观念变化、疫情影响等多个方面。报道指出四个表面原因，却回避更根本的原因：是习近平的暴政让青年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养活自己已很不容易，更遑论结婚成家，中国青年即便想当“快乐的猪”也成了一大奢望。

以“不生小孩”而论，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报告，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956万人。这是自194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数字。路透社评论说，尽管中国政府废除了一胎化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父母生第二胎乃至第三胎，但2022年中国的出生人数仍然下降了10%，创历史最低水平。中国的总人口也出现了60年来的首次下降，这是连大饥荒年代都没有出现的情形。中国人口统计学家吴昌平哀叹，中国将“未富先老”，收入下降，医疗和福利成本飙升导致政府债务增加，从而影响经济快速下行。

任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华裔人口学者易富贤认为，中国的二、三孩政策全数破产，生育率为全球最低。目前中国人口是12.8亿，而不是中国政府宣称的14.1亿。人口问题让中国经济危机变得更糟，经济重量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他更指出：“中国需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醒来，正视中国面临的人口和文明的快速衰落。”

然而，易富贤却被中国官媒攻击为“反华势力”和“湘西土匪”。人民网在2020年1月公布的2019年中国十大谣言中，新冠疫情吹哨者李文亮被指为武汉市级谣言散布者，易富贤则被列为全国级谣言制造者。踌躇满志、好大喜功的习近平不会倾听易富贤的呼吁。习近平的女儿在中国念顶级外国语中学，然后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会遭遇到普通中国青年的困境，自然不会对普通中国青年的绝望感同身受。作为父亲的习近平哪里会体察民间疾苦，最多只会做出“何不食肉糜”的天问。习近平鼓励年轻人下乡“吃苦”，在网络上被当做笑话看，人们吐槽说：“让他女儿习明泽带头去梁家河吃苦呀。”

当年，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学生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将青年人打造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用完后立即弃之如敝屣，发配到农村当知青，毁掉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年华。

如今，没有哪个青年人再相信毛泽东及其继承者习近平的谎言。上海封城期间，一位核酸检查阴性的青年男子仍被要求集中隔离，与警察发生激烈争执。 警察威胁说，他家三代将因此受影响。 但这名青年男子响亮坚定地回答：“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有网友在微博发帖表示：“‘我们是最后一代'是一种彻底的宣言，要么这种生活终结于我们这一代，要么我们终结于这种生活。”

当不了公民，至少要当“免于受骗”的人

其他“八不”，都是关于躲避中共当局设置的种种人生陷阱的。在中国，政府是最大的骗子，中国共产党是最阴险毒辣的“金光党”。诸如为慈善事业捐款、献血、扶助老人等事务，在文明国家都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喜闻乐见的善行，但在中国，却都是冤大头的作为，是“损不足以补有余”，让富者更富、贫者更贫。所以，中国青年彼此告诫，一定要躲开这些陷阱，以免面临灭顶之灾。

比如，以“不献血”而论，近日上海一女子在网上炫耀，她在西藏阿里旅游时发生车祸，其姑姑动用关系联系上海卫健委，卫健委又动用阿里的公务员、民警、消防官兵和部队官兵，为她集体捐血。然后，她家人斥百万巨资，以售价高达5亿美元的湾流G550公务机包机送她到四川，随后“各种开道”送至医院，这才死里逃生。针对这起事件，网友纷纷表示：“那些以为成为公务员，就能变成镰刀割韭菜的人，被事实狠狠打脸，结果显示他们依旧是韭菜。”、“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小爷也有被官老爷当韭菜割的一天。喜闻乐见了。”此事遭到全网质疑，此女被嘲讽为“血槽女”。其家人出面澄清说：其一，阿里公务员献血，纯属自愿；其二，其小姑姑并非公职人员。然而，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法并未得到网民认同。有网友调查了该女子姑姑的背景，发现她名为余艳红，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人们惊呼：“原来如此！”

以“不捐款”而论，2023年12月甘肃地震发生后第二天，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红会）官网发布消息称，启动“天使之旅——驰援积石山地震行动”，紧急拨付救灾资金200万元。但有细心民众发现，一个月之前，中国红会却为加沙的哈马斯恐怖分子捐款2000万元。可见，在中国红会心目中，异国恐怖分子比本国受灾同胞亲，真应了大清帝国慈禧太后的名言：“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与此同时，中国歌星韩红创建的爱心慈善基金会绕开中国红会直接向甘肃灾区捐献并组织救援队，在救灾现场却被中国红会要求撤离。中国红会甘肃分会党委书记更点名批评韩红，还要求基金会将这段期间收到的人民币6000多万元善款转交至中国红会账户。没多久后，韩红基金会被迫关闭网络筹措渠道，救援人员也被迫撤离灾区。 中国红会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假民间组织，它是享有副部级待遇的、中共的“随附组织”。中共的贪腐低效等一切负面特质，中国红会都全部拷贝下来。捐款给这样的机构，无非是帮郭美美多买几个包包。

以“不买房”而论，抖音平台网红博主“亮亮丽君”，是一对在河南郑州打工的年轻夫妇，其视频以草根民众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吸引了33.9万粉丝。“亮亮丽君”发出的第一则视频，是买房的喜讯，配文是“从此万家灯火，终有一盏只为我而亮”，颇有些文青风格。他们哪里知道，他们购买的由中国第四大地产开发商——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开发的楼盘，在新一轮经济危机中成了烂尾楼。经过一番焦灼的等待、维权，政府注资支持已宣告破产的融创，房子总算建成。 于是，他们在去售楼部索要公司之前承诺返还的2万多预付款，却被售楼处保安殴打，手机也被抢走。网民为这对夫妻经历的买房、楼盘停工、降薪、发不出工资等遭遇，产生强烈共鸣。随后，“亮亮和丽君”在个人微博上说，他们的抖音账号已被禁言、禁止直播，他们到城市打拼的生涯宣告失败，计划回乡下老家。一些网民调侃，称禁言是因为他们的故事太缺乏“正能量”了。“房地产危机的一粒沙，就是普通人头上的一座山”、“年轻人靠奋斗无法左右生活的变化，只能躺平”。

在习近平时代的中国，青年一代的“十不宣言”是对习近平的“中国梦”的无情嘲讽和有力反驳，这是他们所迈出的反洗脑的第一步。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会迈出第二步。


评论 | 余杰：习近平时代的“十不青年”
202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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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没有哪个青年人再相信毛泽东及其继承者习近平的谎言。— 笔者 / 路透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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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青年将是中国的“最后一代”？

中国网上流行“十不青年”之说，因为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获得数十万点赞。“十不”内容包括：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不献血，不捐款，不买彩票，不入股市，不买基金，不扶老人，不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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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陈光诚: 齐志勇去世让我伤痛愤怒
2024.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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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志勇利用开“摩的”的身份在周围一边拉客一边打探敌情，这份热情令我一直记忆犹新。/ X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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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北京的“六四”伤残人士齐志勇先生去世的消息，让我十分意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同时伤痛、愤怒之情一起涌上心头。顿时家人转述十年前他们在北京见面，齐志勇开着“摩的”在胡佳兄弟家周围了解敌情的场景浮现。

齐志勇先生作为北京居民，凭着地理的优势本可以過著岁月静好的生活。可是当他正值壮年时，在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他因为走上街头想要把国家变得更好，因为支持学生和市民的民主诉求，在中共暴力镇压和平抗议者的“六四”屠杀之夜双腿被中共党卫军的子弹击中后，一条腿截肢。当时他年仅33岁。

由于他不断要求中共给个说法，接受国际媒体的采访，把中共的暴行公之于众，多年来一直都是中共的眼中钉，不断遭受中共的打击迫害。他仍然勇敢参加维权活动，例如声援披露“六四”真相的蒋彦永医生、悼念赵紫阳先生、声援高智晟律师、声援维权人士胡佳……

每逢“敏感日”，中共就会将其软禁在家或者带走关押限制自由。

多年来由于他的“六四”伤残者“敏感身份”找不到工作，有时自己拖着伤残的身体开“摩的”赚钱养家糊口。仅有的一点低保金经常因参与维权而遭到中共威胁停发。

即便如此，他还是想着帮助其他的维权者。2006年我在临沂监狱被中共指示狱警安排犯人把我拖进监视殴打後，我的妻子半夜翻墙逃到北京，住在胡佳兄弟家中。中共命令大批爪牙驻扎在胡佳兄弟楼下，想要司机把她绑架回山东。

齐志勇利用开“摩的”的身份在周围一边拉客一边打探敌情，这份热情令我一直记忆犹新。他还拿出一些钱托朋友捐给我的妻子。我们知道他生活困难，拒绝又怕他感到不快，只好让朋友告诉他我们收下了。然后再让朋友告诉他，有另外一个朋友了解到他生活困难愿意捐一点钱给他，用这样不伤他自尊的方式把他的好心相助又还给了他。

听说他近几年肾功能衰竭，一直靠着透析维持生命，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而今突然听说他去世的消息，让我悲愤交加。

共产党公然与民为敌，公然破坏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对自己的人民进行杀戮，其邪恶本性已经毫不掩饰，暴露无遗。中共武装到牙齿，沦陷区人民奈何不了它，可是有能力解除中共武装的国际社会必须对这样一个嗜杀成性的魔鬼政权采取行动，否则一笔一笔的血债越积越高，必将危及到自由世界的安全。


《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作者之一的周泽浩在文中提到，1950年代，美国记者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采访从中国逃出的难民和西方侨民，以及从西伯利亚战俘营返回的日本战俘，他们唱着共产主义歌曲、喊着红色口号、举起握紧的拳头敬礼。亨特由此提出红色政权“洗脑”（brainwashing）的理论和现象。

宋永毅：《洗脑》填补对中共当代研究的学术空白

《洗脑》收集了文革史学家宋永毅在美国召集的研讨会上的22篇论文，美国汉学家林培瑞作序，中文版在台湾大选后问市。人在加州的宋永毅22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中共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直在进行洗脑的工作，不只对国内更扩大至国际的大外宣。他认为，《洗脑》一书重新填补对研究中共当前问题的一个学术空白。

宋永毅说：“台湾民众有非常好的体验，例如中共介入台湾选举采取的伎俩中，就讲到台湾如果让民进党上台了，立刻就是战争，甚至中共长期以来宣布、散布的悲观论：台湾是不可能打胜的，我们要打你们随便可打下来。甚至台湾某些领导人都接受这种洗脑了。”

宋永毅提到，“洗脑”虽是70年前韩战前后由美国新闻界和学术界奠基的理论，现在重新阐述，仍是非常有用的科学概念。“洗脑”被写进美国病态心理学、精神病学的教科书，视为科学研究。

宋永毅说：“就当前意义来讲，共产政权并没有全部的毁灭，有些极权政体在毛泽东以后继续发展，如习近平政权、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哈马斯恐怖主义问题等。说明极权政权下的洗脑，目前还是世界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台湾的问题。”

夏明：中共对洗脑、认知战的使用更高于大规模处决

《洗脑》共同主编夏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这本书从毛泽东时代，讲到后毛时代的中国，核心意义就是“认知战”，中共建政后在全世界进行许多历史洗脑悲剧，如文化大革命、思想改造等。这本书结合百年来政治、社会、国际关系等多学科理论，对“洗脑”系统性研究，引介西方如何认识、解构中共洗脑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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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新书1月20日在台北新书座谈会。（记者夏小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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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共同主编、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记者夏小华摄）

夏明提到，中共所谓思想改造运动，往往不采行大规模枪决、肉体消灭，就像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描述的那样，洗脑工具的使用恐怕更高于处决。

书中收录的文章包括陈奎德《洗脑—一个思想史的追踪》、胡平《从思想改造到“不准妄议”》、裴毅然《延安整风的历史定位》、丁抒《1958年的“向党交心”运动》、裴敏欣《中国监控体系的现状和历史衍变》、吴国光《从洗脑到认知战—试析中共的宣传大战略》、余茂春《国际外交中的中共洗脑宣传》。另有有关中共对囚犯、教科书、文学电影等洗脑工程，以及对金正恩、法西斯的剖析文章。

解构台湾选举 中共对台认知战

夏明提及，李酉潭、杨琇晶《中国对台湾认知战的“疑美论”分析》一文，研究两年前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共散布所谓“疑美论”、“两岸一家亲”及疫苗问题等认知战，摧毁民主、贬低美国、破坏信任，造成混乱，令社会对立极端化。事实上中共把民进党当敌人，不代表不把国民党当威胁，他擅用分化、离间的手段，最终并吞台湾，认为收买台湾人心比动用武力更有效。

20日在台北的《洗脑》新书座谈会上，夏明指出，受限于经费不足，尚未深入探讨中共在新疆、西藏、香港等地进行的洗脑工程和脑科学的研究。

夏明在座谈会上说：“当西方国家研究洗脑，其实在帮助我们每个人抵制洗脑，或者是能守护我们的灵魂、我们思想的独立性的时候，中共会反其道而行之、用马列主义的马甲来反穿。中共可以把全世界最好的跟最坏的东西，全部放到它的酱缸里面，用来针对他的人民。面对中共病毒，我们需要有防疫的药，需要种疫苗，这本书的贡献，就想让大家能够种下一个疫苗。”

李酉潭：“独”等于“毒” - 中共的洗脑语言

《洗脑》共同作者、台湾政大教授李酉潭说：“独等于毒，就中共的操弄的语言，这就是一种洗脑。独立的独，等于毒害的毒。五独，包括疆独藏独这些都是毒，台独。所以中共的操弄就是操弄14亿人，独等于毒他们就是要打倒，那怕动用武力，都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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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作者之一、政治大学教授李酉潭（右）主持1月20日《洗脑》新书座谈。（记者夏小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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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民协会理事长黄清龙。（记者夏小华摄）

信民协会理事长黄清龙指出，中共动不动就用“中华民族”扣帽子，明明反对的是他暴政底下强迫式的统一，却被他说成是背弃祖宗，有些人真的就听进去了，甚至前总统马英九居然说要相信习近平，两岸才可能有和平。

破除“统一”洗脑论

海外网红公子沈，也分享自己从被中共洗脑“统一”概念，到支持台湾人民自决的反思过程：“很多人有了反对共产党的思想，表面上说支持自由民主，但是一看到说台湾人要有自己的选择，就站出来反对说，怎么能够独立呢？我以前也是这种看法，后来被我的朋友说服了，就开始意识到，原来你既然支持自由民主，那就必须要尊重人民的权利。”

公子沈提到，在中国，学生从小被教科书洗脑，每天晚上七点到七点半晚饭时间全家看央视新闻联播，14亿中国人民集体被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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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网红公子沈。（记者夏小华摄）

公子沈说：“很多人在批评我们这些反对共产党的人士，说你们是被西方势力洗脑了，被西方媒体洗脑了。这种说法是完全扭曲了洗脑的定义，洗脑本身它有个前提条件一定是一言堂，一定是让你获得不了其他的信息，只有这种信息是真理。但是在西方，我们看到的这些信息是有相互冲突的是有多元的，这只不过是你个人的选择你相信左派的言论或是右派的言论。

公子沈说，他到海外接触更多讯息后才摆脱长期被中共洗脑的那套意识型态。“我接受了这些不同的讯息之后，经过自己的消化，自己的分析，然后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被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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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记者夏小华摄）

曹兴诚：如何应付短影音洗脑？

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也出席了新书发布会。他则提到一个警讯：“我最近做研究发觉那个短影音很好用，你那短音一个片子可以达到上百万（流览），非常有效。所以要应付洗脑，要提出怎么样的方法。你说，（看）书，大家慢慢看。可是现在看书的人真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就说，为什么台湾人不看书？”

记者：夏小华     责编：许书婷 申铧    网编：瑞哲


新书《洗脑》聚焦如何增强对“中共病毒”免疫力
2024.01.22 11:31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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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中文版2024年1月在台湾出版。/ 记者夏小华摄

随着引发中共发动大规模认知战的台湾选举刚刚落幕,一本研究“洗脑”的新书在台湾上市。在新书发表座谈会上，主编夏明表示，希望这本书成为对抗中共病毒的疫苗。另一位主编宋永毅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洗脑不只是中国、也是世界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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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脸：粉红说因为有了共产党，我们才如何如何。
当没有共产党插手、没有习近平，
澳门是世界人均gdp第三，
香港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
现澳门gdp腰斩，香港被新加坡反超。
台湾远离中共幸免于难，
近几年还一直保持高增速。
就那么几块地方不属于共产党。
各个发展的都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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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时38军军长徐勤先反对开枪，被撤职判刑5年。
其司机刘建国出逃美国，2018年实名公开退党，并透露：
军长抗命，引发军领导层不满，担心累及全军。
因此在天安门镇压，
38军也更狠、更英勇。
清场由112师的棒子队开路，
指挥官在脖子上别了个白毛巾，
后面是手提冲锋枪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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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对人类的狠浸透了共产党的血液，红色血魔是共产党嗜血天性！打着解放人类的旗号干尽丧尽天良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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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红色高棉（共产党）执政3年8个月，
导致200-300万人死亡，
超过全国人口的1/4，
是20世纪最血腥最暴力的人为灾难之一。
在柬埔寨81个县进行勘察，
发现9138个坑葬点，
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
而主导这场灾难的人物，
正是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尔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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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因双腿中弹致残的幸存者齐志勇，据报近日已不幸去世。但有关消息尚未获得家属证实。齐志勇晚年经济拮据、为疾病困扰，但仍坚持对外讲述亲身经历，而他的两个夙愿最终无法实现。

民主奋斗精神永存  “六四”伤残者齐志勇据报不幸去世
六四伤残者齐志勇确诊患上肝癌
六四伤残者齐志勇肾衰竭送院抢救
齐志勇：“我叫齐志勇。回想起八九六四，不光我的伤口痛，我的心更痛。89年6月4日凌晨1点20分，在西单西绒线胡同，我的双腿同时中弹，高位截肢。”

2016年，齐志勇透过社媒对外讲述“六四”时的亲身经历。他病逝的消息传出后，现居澳大利亚的好友孙立勇曾透过朋友尝试向家属求证。

孙立勇：“他老婆不愿意跟外界接触，因为警察会到他家里威胁他们。根据我了解，他的家属胆子比较小，都希望息事宁人。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肾衰竭，糖尿病的晚期就是尿毒症。他每周一、三、五透析，每次透析四个小时。”

齐志勇具体何时，以及在北京哪家医院病逝的具体信息，至今尚未明朗。根据辽宁异议人士姜立军获得的消息，齐志勇去世之前与家人在一起。

姜立军：“准确的消息是，前一段时间他去他大舅哥家，具体哪一天不知道。吃饭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喝了点酒，他不是一直有肾病吗，喝了点酒之后觉得身体不舒服，然后就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

“六四”改变齐志勇一生

1989年6月4日凌晨，当时是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工人的齐志勇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撤离途中遭戒严部队枪击，双腿中弹，左腿高位截肢。随着岁数增长，他先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肾衰竭等多种疾病，近年他每月要做多次透析。据了解，他七年前证实患有肝癌。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对本台表示，齐志勇是他最好的朋友，同时也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活见证，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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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图）形容，齐志勇是“六四”的活见证。（胡佳独家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胡佳：“齐哥他是六四伤残者，是活的历史证据，是当局当年那场屠杀的见证。他付出的代价仅次于死在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国内的伤残者也有一些，但是只有他这30多年来一直坚持发声。”

患有重病的齐志勇晚年经济拮据，但仍然持续对外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六四”真相。

胡佳：“如果30多年前那个夜晚他没有中枪的话，他不会大出血，不会截肢，也不会感染肝炎。我个人认为，他也可能不会得尿毒症之类的。他应该过得风生水起，若他在工厂中按部就班地生活，现在他的状态应该好得多。他能过小康，甚至中产阶级的生活，他应该也不会跟前妻离婚，就是四平八稳的状态吧，但他也可能籍籍无名了。他就像一个冲锋的勇士一样，一直没有低头，而且他只拖着一条残腿。”

2013年，齐志勇的女儿齐霁来到美国。胡佳说，齐志勇生前一直渴望到美国与女儿团聚，更渴望的是能看到中国出现改变。可是，这两个愿望最终无法实现。

胡佳：“近的愿望，他很大的一个愿望是想去美国跟他的女儿团聚。那里没有那么大的政治压力，美国的医疗也比较发达，但是一直没有能够成功。这边（中国）对他实施边控之类的，美国那边也没有给他签证。主要是他一去了美国，一下飞机就要做透析。齐哥远期的愿望很简单，他想看到国家变革。”

记者：高锋    责编：许书婷 何平    网编：瑞哲


“六四”幸存者齐志勇传病逝　重压下坚持揭露天安门真相
2024.01.22 11:45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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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幸存者齐志勇传病逝　重压下坚持揭露天安门真相
齐志勇“六四”时遭戒严部队枪击，双腿中弹致残。/ 胡佳独家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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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胡锡进“否毛”惹毛大五毛》中介绍了曾经和胡锡进互称“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并肩战斗在反美斗争最前线”的大五毛司马南对胡锡进一提再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一忍再忍，到今年终于不能再忍。赶在今年毛诞之前，因为胡锡进发表了《从<我本是高山>遭围攻，看网上“极左”声音膨胀之风险》，司马南立刻在左媒上发表了一篇《学习老胡 辨明方向》，对“率先吹响了反‘极左’的号角”的胡锡进大批特批。文章第一句就是：“昨天晚上居委会中心理论组认真学习老胡最新文章，大家讨论非常热烈，11点了才回家。”

却原来，司马南他们这批毛左居然都是“在组织”的人。这里的“组织”当然不是指共产党组织，而是指这批毛左们在共产党之外，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相信是未经过民政部门登记审核的组织，取名为“居委会中心理论组”。司马南的文章中还提到“组长”指示如何如何，但没有说出这个“组长”的名字。当然不是司马南本人，那么还会是谁呢？孔庆东？还是刘继明？或者是张宏良？

这令笔者不能不联想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主义小组”。司马南他们这批毛左们是不是也在为“组党”做准备呢？

司马南的这篇批胡文章中有一段夸赞内容：“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老胡同志一直做得很好。若论治国理政，若论定国安邦，老胡的舆论引领力，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司马南这是在讽刺胡锡进的叼盘功夫。

以前，笔者一直以为只有海外“反贼”及海内公知们才称胡锡进为胡叼盘，最近才知道包括刘继明等在内的毛左们，也都把胡锡进蔑称为胡叼盘。

在网上读到6年前的一篇中国内地的评胡博文，大意是：胡锡进这个人，叼飞盘的功夫一流，他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经常打着客观理性的旗号，极具迷惑性……。他总认为公知大V批评政府是带节奏，出于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是想搞事情。胡锡进的思想中总认为，我党带领人民取得了这么大成就，你们这些公知大V还不感恩戴德，天天没事找事。所以，胡锡进纯粹是站在统治者角度说话的一条狗。

不过呢，为当局叼盘，与公知大V对立已经是胡锡进的过去时，如今的胡锡进倒不是不想再与公知们，也就是他笔下的“自由派”们为敌，而是因为公知们，也就是自由派们在中国内地的发声渠道已被归零，其中最最知名，而且还是以坚定反毛、彻底否毛而名满天下的茅于轼老先生都已经被迫流亡海外，他胡锡进在中国境内想再继续反右，也已经没了批判对象。于是，对胡锡进来说，能够在互联网上挑起争论的政治话题，就只剩反“极左”了。

按照司马南批胡文章中的说法，胡锡进上个月就一部电影的评论借题发挥拿“极左”说事的文章中惹恼他司马南及一众毛左们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段：

“互联网上从来都有左派力量，当自由派在网上形成巨大声势时，左派力量对后者起到强有力的制约、平衡作用，那显然是一种建设性。如今，自由派在网上的力量大为减弱，互联网生态出现变化，左派力量中的一些人没有与党在新形势下的大政方针进行自我对齐，而是以强化自我影响为目标，将自己的左派观点无限膨胀，展现出‘极左‘倾向，他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攻击主流元素，试图为自己的一些偏激观点在互联网上获取支配地位，让自己成为互联网上的主导性舆论力量。”

“必须指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党领导全国人民到2035年和2049年所要达到的现代化目标，它必须占绝对主导地位。极左观点相当于无处不在的‘政治放大镜‘，挑剔地审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事务，那些观点的一再强化，会在互联网上塑造一种偏离国家大政方针的所谓’政治正确性‘，产生偏颇的影响和压力，从而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严重干扰，甚至形成某种破坏性。”

显然，把“极左”言论说成是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严重干扰，甚至形成某种破坏性”，等于是在提醒当局要对司马南这批人的言论严加约束。

另外，胡锡进在这里把左派的对立面说成是“自由派”，也是毛左们批判他的理由之一。因为毛左们认为“自由派”是一个褒义词。

司马南在他的批胡文章中说：“今天什么情况？中国式现代化处在发展的紧要关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吾国本党经受风高浪急乃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意识形态战线上，老胡是个勇敢的战士，他突然启动，率先吹响了反‘极左’的号角……。在百年未有之变局内外矛盾交织，强调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的当口儿，我们党的意识形态领域，要转向与老胡定义的‘极左’做斗争吗？”

司马南还说：“我宁愿相信老胡是做足了功课的，老胡是有充分根据的，而非灵机一动的肤浅想象或简单的情绪化的冲动”。这令他司马南“想起历史上皇甫平文章的那些往事，想起马立诚老师的《交锋》，想起贺某方教授的‘内外夹击‘，想起了章家敦先生’中国崩溃论‘的种种预言……”

笔者也没有搞懂司马南怎么就会把胡锡进反“极左”的文章与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扯到一起，所以也无从评论。但把胡锡进的批“极左”与历史上的皇甫平文章相提并论，就实在有点过于抬举胡锡进了。

当年的“皇甫平文章”是什么？简单一句话就是“重大历史关头上的舆论先导”。而如今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退休老干部的胡锡进，先不说不可能有当年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解放日报的政治能量，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来在目前的中共高层里有一股反左的力量鼓舞着胡锡进敢于发出一篇批“极左”文章。

不过呢，毛左们的批判胡锡进的文章中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他（胡锡进）言论的背后有现行政策、资本势力、市场派专家，以及一些上层人士的支持。他们多代表当今社会上层的所谓‘民意’，甚至可以说是主流精英意见，而主流精英的们意见对当今中国政经决策具有重要影响。说句有点不好听的话，胡锡进不过是他们立场、意见的‘传声筒’而已。”

依笔者之见，也许是胡锡进如下的一段“指点江山”的文字令司马南也对胡锡进在中共“上层”有代表性信以为真了：

“各地政府千万莫受网上极左言论的影响，更不能被它们吓住。对过度膨胀、经常散布极左观点的那些账号，要看到它们的复杂性，要提醒它们发挥正能量作用，而不是搞极左，当那些账号散布破坏改革开放的言论时，应当及时提出警告。我们的舆论场应当是建设性的，积极的，自由化的价值取向要不得，极左的东西也不能假借‘正能量’标签无限膨胀。”

如此一番指导性表态，看明白的会讥笑这胡锡进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看不明白也许会相信这胡锡可能是在引述中宣部长的内部讲话。

可能就是因为司马南和他所在的那个“居委会中心理论组”的大批判文章，导致了胡锡进下决心与毛左们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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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胡锡进任职的《环球时报》；胡锡进曾发文疾呼文革绝不能翻案，国家不断发出这样的信号和警告。（路透社图片）

上个月毛诞的前十几天，胡锡进再发“怀毛感言”，被司马南总结为“以往胡锡进在发表纪念伟人的言论时，总不会忘记程式化的提及所谓晚年‘错误’。这次没有。”

但是，召致司马南以及所有毛左们更大反感的是，胡锡进在这篇文章里简直就是和毛左们“公开对着干”了。用毛左网站上的批判文章中的说法是：“这么多年来，胡锡进一直反毛辱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眼看着人民群众怀念毛主席、纪念毛主席的活动越来越强烈，已经成了燎原之势，而且中央领导也召开了纪念毛主席的座谈会。胡锡进认识到他过去的做法有些失败了。于是，胡锡进就改变了策略，今年，胡锡进不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毛主席的所谓的错误了，而是调转枪口 ，将矛头对准了纪念毛主席的人民群众了。”

却原来，胡锡进在这篇“怀毛感言”里曾如此刺激毛左们说：“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相信国家会有隆重纪念活动，民间也会有许多自发的追思。老胡想提醒，有些有争议的激进人物现在很活跃，他们想沾毛主席光辉形象的光，以此增加他们自己的 ‘政治正确性’。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决不能由他们随意阐释、定义，更不能被他们强行‘代言’。毛主席属是于全党、整个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希望各地组织的纪念活动要与中央精神对齐，不要让少数激进人士把方向带偏。”

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的“故园老丁”所评论的：老胡在这份在微博中所称的“有些现在很活跃的有争议激进人物”、“少数激进人士”等，他们究竟指谁呢？老丁首当其冲想到的，是“左派”大V司马南。近一段时间以来，司马南频繁对老胡的一些观点，点名表达异议……。

接下来，面对司马南带领的众毛左们的批判声浪，胡锡进再度挑衅，于毛诞当天发文《热爱毛主席井不是要拿他的语录做今天工作是否正确的尺子》。文章中虽然大段大段地夸赞毛泽东，甚至不惜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说成是对毛泽东的继往开来，是“很给毛主席增光的”。但其中一句“在民间，热爱毛主席也不意味着要把他当神供，背诵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拿当时的语录做今天工作是否正确的尺子”，还是令毛左们感觉“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上个月的毛诞当天，习近平在拜尸之后发表的纪念讲话中还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

次日，胡锡进借机“发文疾呼”，声称“文革是绝对不能翻案的，国家不断发出这样的信号和警告。文革时的一些做法也不会允许死灰复燃，我们大家都要避免陷入激进主义，包括老胡在内都应提高这方面的自我警觉。在网上，让我们都不对机构和个人搞构陷，乱扣帽子，喊打喊杀，有争议时就事论事，批评可以严厉，但决不以‘整人’和打倒机构为目的。让我们谁都不煽动仇官仇富仇知识分子，都不鼓动在内部搞无情斗争，不把对外斗争朝‘仇外’方向引导，都促进宪法秩序下的社会和谐与包容。”

在这份所谓的“大声疾呼”里，胡锡进还“高屋建瓴”地指示说：“我们这个大国注定要走稳健路线。坚决、准确落实好中央的大政方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命线，互联网不偏激，不误导民众的情绪和官方对民意的认识，同样很重要。”

有趣的是，这篇势必会引发毛左们更大反弹的胡锡进“警示贤文”在网上挂了几个小时，还未等毛左们出手反击，就被胡锡进主动删除了。

据笔者所知，胡锡进没有自我删除此前的数篇得罪毛左的文章，偏偏删除了这篇“文革绝对不能翻案”的文章，不是因为畏惧毛左们的网上群殴，而是因为“上面”及时警告他 “文革”的话题“绝不能炒作”。

但无论如何，毛左们对胡锡进已经是恨之入骨了。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面对毛左们的群殴，茕茕孑立、踽踽独行的胡锡进发文悲鸣道：“我真是不解。我想说，极端可能会成为力量的某种源泉，让人有皈依感，而且容易结成阵营。但我太注重世俗的真实了。也许我在精神上会死无葬身之地，左右的坟场都不收我。那我就去做孤魂野鬼。”

不过，胡锡进的悲哀已被毛左们视为“活该”，是“骑墙手的必然下场”。众多毛左都在网上号召对胡锡进“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最近读到的一篇毛左文章是这样骂他的：“（胡锡进）坐在矛盾、问题交织的‘火山口’上，一味文过饰非，大唱赞歌，是一种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关注的焦点是经济，是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当然这也是民心所向，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他将改开前后的对比也仅此而已，从而将自己的诉求降到了与只求温饱的动物‘等量齐观’的地步。说句不大中听的话，一味追求吃喝玩乐、舒适快意的物质生活，那是猪的追求……。”

（本期节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讲）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专栏 | 夜话中南海：反右已经没有对手，胡锡进只好反“极左”
2024.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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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夜话中南海：反右已经没有对手，胡锡进只好反“极左”
笔者一直以为只有海外“反贼”及海内公知们才称胡锡进为胡叼盘，最近才知道包括刘继明等在内的毛左们，也都把胡锡进蔑称为胡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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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表明，在北戴河会议上，刘、周、陈、邓并不同意毛的讲话。但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出于自我保护，他们都放弃了与毛争锋，而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

在建立绝对权力的道路上，毛泽东高高举起的阶级斗争大棒，首先打向官僚特权阶级中最弱的农村基层干部(右图)，然后自下而上，最后棒打高层。

1963年２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1963年5月，走火入魔的毛泽东，在杭州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他在文件中写道：“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進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他又煞有介事地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甚至妄言：“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于是，以农村基层干部为批斗对象的“四清”运动，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四清”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农村搞“四清”呢？不少学者认为是为了防修反修。他们的证据之一是，毛曾说过：“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但农村干部何须“收买”？当农村的党支部书记从一个贫穷的贫雇农变成雇主代理掌管了全村的土地、农具等全部生产资料并握有行政、人事大权时，在没有有效监督的体制下，必然会产生“地主”的占有渴望，无须收买，便会产生对账目、仓库、财物和工分的占有行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制造的“一大二公”高度集体化的必然结果。

考察一下毛泽东的历史，人们就会发现，毛泽东说的同他心里想的、说的同做的并不一致：有时看起是目的的，实际是手段，而有时看起来是手段的，恰恰是他的真正目的。“三面红旗”的失败和大量饿死人，毛都十分清楚。但他的性格是不承认失败，否则，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英明形象就会受到质疑，他的领袖地位就会因而发生动摇。这就是他的大跃進情结，或称“三面红旗”情结。这种情结，使他必须坚守住“三面红旗”的底线，并把大跃進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统统算到阶级敌人破坏和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上来。显而易见，他反复高唱的防修反修的目的，实际上是保卫他个人权力的手段。这与大恶大奸没有什么二样。毛泽东这种随条件置换目的与手段的哲学，注定他是个毫无诚信的痞棍。

毛泽东拿农村基层干部开刀，可以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

首先是转移怨恨。大跃進，使农民吃尽了苦头，埋藏在心底的只有对毛对党的怨恨。为了化解怨恨，四不清的干部就是最好的替罪羊；其次，警告他的宿敌地、富、反、坏、右，要他们老老实实，不得轻举妄动；第三，警告各级干部，特别是警告党内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右派集团干部，特别是刘邓等高级干部，要他们维护“三面红旗”，特别要维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

“四清”是个充满权力斗争的“四清”。对于毛泽东来说,“四清”是保卫权力的一个战略部署，对于刘少奇、邓小平来说，是自我保护和扩张权力的好机会。

对于“四清”，刘少奇说：“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下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邓小平肯定也有说法，遗憾的是，笔者缺少这方面资料。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批评过阶级斗争，他说：“……在党内和群众中，又進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邓小平也批评过阶级斗争，他说：“这几年运动中斗争过火，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因而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时间仅仅过去一年，他们已“忘记”了他们曾说过的话，大讲起阶级斗争来。

毫不奇怪，刘、周、陈、邓都是大搞阶级斗争的能手。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在镇反、暴力土改、反高饶、反胡风、肃反、反右、拔白旗、反彭德怀和大跃進、人民公社等运动中，他们都紧跟毛泽东，是毛的亲密助手，同毛一道，在中国制造了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庐山会议后，他们觉得毛越来越独断专行，觉得他们自己也越来越不安全，不仅怕当彭德怀第二、第三，更怕他们的党被毛一意孤行毁于一旦。因此，他们力图利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机会，逐渐驾空毛泽东，使他成为一个名誉主席。但他们也知道，嗜权如命又聪明透顶的毛泽东，不会轻易陷入他们设计的圈套，于是，他们便“顺水推舟”来制造“紧跟”假象，借以麻痹对方。果然，他们在9月北京举行中共工作会议上，“顺”《前十条》的“水”，“推”出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的“舟”。《后十条》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第一次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比《前十条》更左。《后十条》的出笼，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

在刘少奇挂帅和亲自指挥下，“四清”运动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展开。全国各地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的办法。县以下由工作队统一领导，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赴到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开展“四清”运动。据报导，江苏省组织了一支8万人左右的“四清”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达5.4万人，浙江全省共抽调干部3.14万人搞“四清”，江西省则抽调干部2.92万人……“四清”运动本来就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按后来的正统说法是“左”倾思潮的产物。由于自上而下不断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热衷夺权，使运动充满火药味，血腥局面不断涌现。例如，陕西省长安县是全国典型。那里搞“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对其中所谓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進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在贵州，连邓小平的亲兄弟县委书记邓蜀平，也没躲过劫难，被迫自杀身亡。

1964～1965年，笔者在黑龙江省宁安县莲花一队搞过“四清”，担任工作组的材料员。运动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進行，每个生产大队派工作队员30～60名不等。运动开始，首先大规模培训工作队队员。培训中，组织者把农村描绘成漆黑一团，许多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已经烂掉，有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工作队進村后，首先夺权，原干部一律靠边，等待审查。接着访贫问苦，开展忆苦思甜教育，通过扎根串连，重组阶级队伍，为重建农村政权做准备。对干部审查是，先“洗温水澡”，“解放”问题不大的干部，让他们“轻装上阵”，“共同对敌”。对重点审查人物，发动群众揭批和斗争。在莲花一队，斗争会上也发生打人、捆人，一人自杀。

与此同时，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四清”蹲点，搞了个著名的《桃园经验》。她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血腥的对敌斗争；对待忠于中共和毛泽东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多数都成了重点揭发和批斗对象；她强调“四不清”干部在上边都有根子，必然要用各种方法抵抗运动，不解决上边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她还强调“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现在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等等。

应该说，刘少奇的做法和他的《桃园经验》，既符合毛“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形势评估，也符合毛关于防止基层“官僚主义者阶级”夺取政权的论断。然而，敏锐的毛泽东察觉：《桃园经验》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大相径庭，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一股对他不满的潜流正在全党上下广泛蔓延；刘少奇主持的纠偏工作，背离了他的方针，但其威望却与日俱增，已形成一山二虎之势。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怀疑刘谋图：驾空不成，以极左面孔出现，力图把水搅混。

“四清”运动在刘少奇的直接指挥下，全国有532.7万多人接受审查和批判，在城市有4,128人致死，在农村有73,432人被打死或自杀，基层党员干部怨言很多。毛泽东趁机发泄对刘少奇的不满，指责其为“形左实右”。

有人论证说，毛、刘的分歧在于对“四清”的矛盾性质看法不同。刘少奇认为“四清”矛盾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毛泽东则坚持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有人还论证毛、刘分歧说，毛泽东的打击面小，但是打得狠，往死里打，当作敌人来打；刘少奇的打击面大，贪污百八十块钱的，占集体小便宜的，全面收拾一通，但是下手比较温和，整掉了毛病还是自己人。这都是表面看问题。事实上到1964年年底，在中共党内，“四清”政策上的分歧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察觉，刘甚至包括周、陈、邓等人，对他的权力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他对刘主持的“四清”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竟达到了出尔反尔的地步。

毛泽东说“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要“洗刷几百万”，刘少奇“顺”其思路，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方法去分清政权的敌我性质，此法被毛批准全国执行；但不久，毛批其为“神密主义”，指责其为“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大兵团作战是毛的“杰作”，刘“顺”其思路，将大批干部集中到少数几个点上搞“四清”，此法被毛批准全国实施；但不久，又被毛斥责为“不相信群众”。风光一时的《桃园经验》，是毛批准向全国推广的；但不久，毛又反悔，竟批其为“大毒草”。一山岂容二虎？不论你怎样挖空心思顺水推舟，都是想占山为王，我岂能让你得逞！

1964年12月20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刘在讨论“四清”性质问题时，发生冲突。刘少奇说：“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毛泽东不屑地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到了26日，毛泽东又当众指责刘少奇“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发泄了对《桃园经验》的不满。在扩大会上，毛对刘发泄的结果是怒出《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结果，实际上剥夺了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的帅印。

此刻，聪明的刘少奇可能看出，毛发动“四清”的目的已不是整基层党员干部。因为，毛说要“洗刷几百万”，而他才整了几十万，怎么能说“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呢？显然，毛是在借“四清”制造阶级斗争的舆论。当紧张氛围形成以后，毛就要用阶级斗争的大棒打他了。可惜，他觉悟得晚了。

据近来披露的《林彪日记》中记载：“1964年12月27日。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贵客，还有婆娘（笔者：林彪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笔者：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今天，毛来电吩咐说：‘昨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感到毛要整人了。”

《二十三条》制定和下达后，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四清”，从经济走上政治，突变成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为此，各地纠正了刘少奇一些更左的做法，解放了很多基层干部，受到基层干部的欢迎，上下关系、干群关系和城乡一度紧张的局面也有所缓和。但是，《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公开指向刘少奇所代表的党内右派集团。六年后，即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毫不忌讳地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二十三条》就是要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这表明，“七千人大会”后，毛、刘的第一个回合较量，以毛泽东胜利而告终。

毛泽东为什么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概念取代“官僚主义者阶级”概念呢？这是耐人寻味的。可能毛泽东发现，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推演下去，势必危及到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因此，使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概念，比较准确、安全。

但是，不管毛泽东把文字游戏玩得如何眼花缭乱，无法回避的是，不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并不证明“官僚主义者阶级”不存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当垄断了全国一切资源的“三大改造”使毛泽东和中共变成全国唯一雇主后，便产生了一大批现代中国的官僚特权阶级。到了“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这个占有全国权力和资源的官僚特权阶级，在官商一体中，又大显身手，逐渐演变为官僚特权阶级与官僚垄断资本家相结合的红色资产阶级。如果说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富有，同中国广大工人、农民特别是其中的弱势人群相对贫困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那么，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孳生的官僚特权阶级，则是这个“主要成果”的执导者。


明修栈道——四清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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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中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的批斗会

作者：于松然

历史已经表明，刘少奇等人的“三自一包”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缓解了“三面红旗”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恢复了部分粮食生产的活力，至少挽救了一千万农民的生命。因此，在纠正“三面红旗”的巨大破坏问题上，刘少奇等人的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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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夏天，由江青同乡好友孟起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在北京上演（右图）。戏中描写李慧娘死后报仇并援救裴舜卿的故事：李与太学生裴舜卿的相爱为贾似道所忌，终为贾杀害。《李慧娘》揭露了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的荒淫残暴，歌颂了被贾杀死的李慧娘化成厉鬼也要与仇人拼到底的死而不已的斗争精神，是一出富有人民性的好戏，因而受到了好评。廖在《有鬼无害论》一文中写道：“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这与毛泽东对他侄孙女王海容说的“《聊斋》可以读，写得好。《聊斋》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有什么区别？

区别有。区别的关键是：昆剧《李慧娘》是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力荐的大作，《有鬼无害论》作者则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手下的一员大将，他们都是毛泽东正在设法清除的人。矛头所向，显然是毛、江床上早已议定了的。一九六二年冬，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康生，听说江青要批鬼戏，原本说《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他，旋即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迫使文化部党组向中共宣传部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并点了《有鬼无害论》的名。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自此，全国各地，不论城乡，“鬼戏”一律禁止演出。

江青看了这份报告不太满意，说道：“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江青觉得不解气，认为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封锁”。人们已从江青“不满意”和“不解气”中，看到了她背后的身影及其清除异己的政治计谋。于是，一篇点名批判孟超剧本《李慧娘》和廖沫沙剧评《有鬼无害论》署名梁壁辉的文章《“有鬼无害”论》，便在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梁壁辉”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

原来，江青没有批“有鬼无害”的文才，她便跑到上海求助于提倡“大演十三年”的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此时正欲更上一层楼的柯庆施，欣然领命，便找来了由“苏中才子”之称的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据柯庆施死后的继任者陈丕显回忆：“对俞铭璜同志，我在战争年代就和他很熟悉。他长期在我任区党委书记的苏中根据地负责宣传工作，是江苏有名的‘秀才’。据我所知，他对批‘有鬼无害’是有顾忌的。毛主席曾提倡过写些‘不怕鬼’的故事，而《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又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同志写的，所以这篇批判文章很难写。无奈，这是柯庆施直接压下来的‘政治任务’，俞铭璜只好关起门来搜肠刮肚。这种心境下写出的文章自然难以令柯庆施满意，于是柯又让张春桥大加修改后才发表。因此文章见报时署名‘梁璧辉’——取‘两笔挥’之谐音，意即两人合写。”当年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唐振常，得知这篇稿子“来头不小”，便“奉命照登”。这就是数年后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的内幕。

《“有鬼无害”论》炮制出笼，预示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

《“有鬼无害”论》像颗重磅炸弹，把文化部炸得晕头转向，并使刘、邓得力干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倍感紧张。廖沫沙的文章连同剧本《李慧娘》一起受到了围剿和批判。据说，有人作过统计，在半年的时间里，在中央和省市主要报刊上，批判孟起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不下500篇。

在康生和江青的压力下，中宣部主管文艺界的领导周扬、林默涵等人，采用“舍车保帅”的策略，先抛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文学家邵荃麟当活靶，批判他的“中间人物论”。但江青和康生不买他们的账。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康在全国上下，展开了对文学艺术界的全面清剿。

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舞台姐妹》、《桃花扇》、《阿诗玛》、《逆风千里》等，以及田汉的京剧《谢瑶环》受到了批判；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赖大嫂》，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和《对手》，刘澍德的《老牛筋》，欧阳山的《在软席卧车里》，舒群的《在厂史以外》，菡子的《父子》，陈翔鹤的《广陵散》等短篇小说，也先后受到了批判；刘澍德的《归家》，汉水的《勇往直前》，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羽山和徐昌霖的《东风化雨》等中、长篇小说，以及黄秋耘的杂文《破水瓢的启示》和《人尽其才》，孟超的《剧苑管窥录》，等等，也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其中，有的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

到了1965年，中国的报纸刊物，更充满着火药味儿：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濯的短篇小说《代理人》和长篇小说《水滴石穿》。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

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的文章。此时的《李慧娘》被定性为“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张春桥更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被批判为“大毒草”和“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到了文革，已攀升到四百部（1）以上。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砍掉了周扬的左右手。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又对文艺工作者作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在“便于领导”的高度国有化和集体化了的中国，“吃饭权”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已牢牢地掌握在雇主毛泽东和他的党臣手中。“吃饭权”原则也从“不劳动不得食”发展为“不服从不得食”——这个在任何社会里，他们的帝王或总统都无法办到的事，在社会主义中国，通过掠夺而垄断了全国全部资源成了唯一雇主毛泽东，他办到了！

其时的毛泽东，已经不是七年前的毛泽东。七年前，1957年3月8日，他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说：“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

此时的文学艺术部门，已经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文化部大改组后，一位新上任文化部主持工作的“新文化部”第一副部长肖望东，在起草的一份正式文件中说，要对文化部门“犁庭扫院”、“彻底清洗”。如果这个文件起草在1957年6月，他铁定是一个极右的右派分子，然而，紧跟毛泽东的“为政治服务”，却使他飞黄腾达，成了革命左派。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然而，“新文化部”的命运并不比“老文化部”好。1967年1月19日，随同全国夺权的浪潮，造反派宣布夺取了“新文化部”的领导权，领导干部全部靠边站。3月，戚本禹到文化部当众宣布，由金敬迈(笔者：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负责文化部的工作。这个成立不到两年的“新文化部”，就在这种不明不白中宣告结束，它的主人代理部长肖望东将军，也被打倒，关押北京西郊监狱达9年，故人称其为“短命部长”。

附1、《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

其中有：《 清宫秘史》等故事片200部，《万象更新》等新闻记录片30部，《桂林山水》等科教片30部，《大闹天宫》等美术片20部，《马路天使》等三十年代与香港影片20部，包括前苏联在内等外国翻译故事片100部。


江青第一炮：批《有鬼无害论》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0日
作者：于松然

江青出山后的第一炮，就轰向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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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娘》剧照

《有鬼无害论》是《北京晚报》编辑在得知廖看了昆剧《李慧娘》后，电话约他写的一篇剧评。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署名“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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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出毛泽东有憎恶知识分子情结时，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就会加以反驳。例如：

毛泽东曾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又说：“当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阶级和基础力量。”还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据此，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便著书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奠基者和倡导者。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感召和激励广大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积极投身于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之中，充分发挥聪明和才智，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每个重大关头，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据此，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便著书论证说：“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两弹一星”的辉煌成果，证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从理论到实践均获得巨大成功。”

不过，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也承认：“令人惋惜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左”的错误，其中，包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对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但对造成“‘左’的错误”的原因，他们往往归结为毛的错误被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所利用，着意回避体制和毛个人品质上的原因。

在中共党内，权贵和御用精英们本身大都是知识分子，但对知识分子也存在轻视和偏见。例如，毛泽东的秘书被称为党内理论家的胡乔木也说：“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当周恩来等人提出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时，时任中共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文革中遭批斗、打倒）说：“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不能摘。”他们甚至还把中共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失利，都归罪到知识分子身上。

中国有句谚语叫“听其言，观其行。”人们从毛泽东五十多年革命史中，又悟出了一条经验：要搞清毛私下说的、具体做的，不可轻信毛书里写的、公开讲的。

人们在聆听毛泽东“要尊重知识分子”的教诲时会发现，毛泽东做的与他说的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来棣研究员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书中披露，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作“半反革命”和“极端的反革命派”，统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但为了掩人耳目，“1951年毛泽东将此文收入《毛选》时，却把将近原文一半的篇幅尽数删去，他所删去的是敌视知识分子的观点。”

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是有“理论”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世界”说。从广义上来说，包涵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劳动创造世界”说，没有什么错；但当马列毛主义者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割裂并对立起来时，以知识分子为主构成的白领管理层、决策层和文、教、卫阶层，都成了与工农兵劳动阶级相对立的剥削阶级（或曰准剥削阶级），因而成了工农兵阶级的敌人和革命对象（或曰准敌人和革命对象）。于是，只承认体力劳动是“劳动创造世界”主体的马列毛主义劳动说，便成了改造、镇压知识分子的“理论”根据。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农兵要领导学校”和“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等系列“最高指示”，便应劫而生，“理直气壮”地风行全国一二十年。

1942年，中共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初到延安不知就里，天真地响应中共“向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意见”的号召，写了几篇《野百合花》等杂文，批评了中共干部生活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在延安整风中，王的批评被毛发现，旋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遭批斗、逮捕。1947年7月1日凌晨，王终被砍头残杀于枯井中，造成了中共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个文字狱：“王实味冤案”。然而，在平反“王实味冤案”时，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却把制造这起冤案的罪责扣到执行者康生的头上，有意放过主谋毛泽东和刽子手贺龙。据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除“王实味冤案”外，整风、“抢救”运动中，“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毛泽东“延安抢救”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批斗，是继“打土豪，分田地”后，又一次对真、善、美中国传统文明的颠覆。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知识分子是敌对势力，不能改造，就应打倒。1951年5月，他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拉开了“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序幕。

《武训传》是部描写清末贫苦农民武训用磕头讨钱的方式兴办学校的故事影片。作者有意告诫主政者，富民强国当以教育为先。这对急于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来说，不啻是个“严重的挑战”。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批判文章，号召“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他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因为它“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承认或者容忍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是向“反动思想投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接着，他用他的权力和他惯用的无限上纲式的批判手段，把评价电影《武训传》的所谓“讨论”，变成了一场政治批判运动。在以枪杆子为后盾的“讨论”运动中，电影《武训传》的编导、主要演员和48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作者，都遭到了无情批判。毛泽东批《武训传》的胜利，实质上开始了以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代表的西式马列独裁文化的赤化革命。这个赤化革命，是以批判、丑化、最后颠覆以真、善、美为代表的儒释道文化和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代表的普世文化为目的的。

批判《武训传》的硝烟未散，毛泽东又发动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10月23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一方面他公开说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发出内部文件，通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要他们“忠诚老实交清历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完全被党掌控。这种外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的“思想改造”而内行“清理反革命”两面作法，被毛泽东称为“内外有别”。这是中共以谎言为主旨的赤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于是，全国各地学校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反革命为目的的“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

在“脱胎换骨”中，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在高压下，都纷纷批判、丑化自己，一个接一个地“脱”掉了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诤“胎”，“换”成了阿谀争宠的媚“骨”和逆来顺受的软“骨”。例如，曾在20世纪30年代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的著名桥梁专家、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茅以升，往自己脸上泼粪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根据马列毛“劳动创造世界”说，给自己戴上了个“剥削者”的帽子。他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著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曾在美国参加过军事科学研究，在“脱胎换骨”时咒骂自己说，他在美国从事研究“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发表文章斥责自己说：“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罗常培，发文质问自己：“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著名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游国恩发文坦白：“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黄河大合唱》歌词作者、中央戏剧学院教育长光未然，发文则要求自己，要“正视自己的错误。”等等。

1955年，毛泽东一手制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曾被中共认作是反对国民党的“党外進步作家”胡风，自作多情地向中共提出了洋洋30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阐明自己的文艺观点，希望中共能采纳他的意见。由于《报告》里有些观点如“主观战斗精神”等，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观点相左，毛泽东看后勃然大怒，遂脱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的伪装，罗织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用他惯用的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的抨击手段，在《人民日报》上杀气腾腾地写道：“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胡风夫妇于1955年5月17日被捕，其他“胡风分子”也陆续锒铛入狱，冤案涉及作家等知识分子2,100多人。当年年轻幼稚的笔者（19岁），不经意说路翎(胡风集团成员)的小说《洼地下的战役》写得不错而惨遭批斗。胡风被判无期徒刑，毛死后才被彻底平反。

为了驯服知识分子，使他们俯首帖耳，彻底趴下，1957年，毛泽东运用“引蛇出洞”的“阳谋”，发动了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

为了“引蛇出洞”，他设计了“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圈套，并在圈套上镶嵌了金色的光环。他像骗子那样，信誓旦旦地保证共产党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4月30日，他甚至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终于为毛泽东的“诚意”所感动，纷纷在鸣放座谈会上开怀畅言，“大鸣大放”，向共产党進言。《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指出“党天下”的弊端，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构想……5月15日，毛泽东突然变脸，写了一篇供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把“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的人，统统称为“右派”。6月8日，他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在全国开展了所谓的“反右派斗争”。全国有55万在“大鸣大放”中直言敢谏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近百万人被内定为中右和异己分子，数十万有不满言论的工人、农民被打成坏分子，数万人在运动中被打死、自杀，或在劳改中死亡，数不清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千多万人受株连。笔者时在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今国防科大）战术系任炮兵教员，五十多人被打成右派，两人自杀，数十人被结论为“中右”、“阶级异己分子”，记录在档案中，发配到北大荒劳动。笔者为后者其中之一。

反右中，有人指责毛借整风之名来反右是阴谋，毛泽东对答说：“这是阳谋。”有人指责毛是“秦始皇”，毛泽东对答说：“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一年后的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有声有色地说：“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前者是否画出了一个帝王独裁者嘴脸？后者是否又画出了个无赖痞子的丑态？请读者自断。

更令人惊讶的是，毛泽东彻底否定了他曾热情颂扬过的鲁迅。人们不会忘记，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得那些无法超高的赞美辞：“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然而，到了他掌握最高权力之后，便不需鲁迅的硬骨和傲骨，更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他需要是俯首帖耳的媚骨和逆来顺受的软骨。著名作家、演员黄宗英以当事人的身份，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中写道：

“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我们被领進一间不大的会场，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如果不是三十年代曾有恩于毛泽东，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敢这么问吗？值得庆幸的是鲁迅，他只活了55岁。如果能活到76岁以上，他可能是大右派“章伯均”，抑或是大媚骨“郭沫若”；假如再“聪明”些抑或幸运些，也许能关住门窗，与钱钟书一起，在故纸堆里游弋！

蔑视知识分子莫过于他对外国人说的那句话了。1967年5月，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此时，他已经推翻了他先前说的那样：知识分子“是这个专政的领导阶级和基础力量。”


毛泽东的憎恶知识分子情结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0日
作者：于松然

有人认为，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界知识分子有偏见。其实，何止文化艺术界？翻开他的历史看看，可以这么说，他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着很大的偏见，甚至敌视，存在着挥之不去的憎恶知识分子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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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公社问题，即“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演时，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把工、农、商、学、兵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的总体方案。到8月初，毛泽东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七十四万多个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先后合并成两万六千多个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到10月底，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

1958年8月29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在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写道：“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甚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1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还说，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公社是1958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進的产物。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毛泽东断言：“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11月21日，在武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得意忘形地说：“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然而，苏联没被他逼上“过渡”路，中国却在他的率领下去“过渡”，结果，3,000～4,500万农民在“过渡”中变成饿殍，人民公社的全民所有制也被迫“渡”回到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给历史留下了可悲、可耻又可咒的一页。

为了活命，在党内右派“修正”力量的支持下，农民们用“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等初级市场模式，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相对抗，结果遭到了毛泽东的无理批判和残酷镇压。在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时代，亿万农民在贫病交迫中，煎熬了一年又一年。到了毛泽东死后的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忍无可忍，签订“血”约，揭“书”而起，砸开了人民公社枷锁，率先分田到户。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的勇敢行动，得到了全国农民的热烈响应，也受到了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的支持。很快，中国农民们，把罪恶的、横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和它的前身农业合作社送了终。

在中国横行的20多年里，人民公社产下了一个怪胎——大寨。

“寨”，往往使人联想到“兵”，事实也确如此。所谓大寨，原是屯兵的营寨，住的是“平定”周围的官兵及眷属。然而，大寨这个怪胎，在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命令下，却在中国红红火火地辉煌了十五六个年头，使六亿多农民吃尽了苦头。

请看，当年的大寨何等辉煌！

自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学大寨精神”并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起，到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止，到大寨参观学习的人数高达700多万人次。在国外，世界134个国家的25,470多名外宾，也到大寨参观。在国内，除毛泽东外，从国务院总理到省、市、地、县直到公社生产队长各级干部，大多数都来大寨“学习”过。来大寨考察、“学习”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教授等学者络绎不绝，文学家、诗人、记者连篇累牍地发文、咏诗、题辞，赞颂之词充斥全国大小报章，歌唱家们吼声高放，把“大寨的红花遍地开”唱遍全国大街小巷和穷乡僻壤……期间，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从大寨党支部书记、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一路飚升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中共九大的山西省的代表、中共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跃升为主管全国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成了中外千古难得一见的农民宰相。

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

大寨，一个六七十户农家、不足300口人的小山村，何以能如此辉煌？要解读大寨，就要读懂他的领头人陈永贵，因为，陈永贵是解读大寨历史的钥匙。九十年代，史学家吴思写了一部书，书名是“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吴思的书名准确地道出了大寨辉煌的原因：

毛泽东看上陈永贵决非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个人崇拜政治谋略之一。

在1962年9月的中共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为捍卫“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的人民公社正确性，狠批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单干风”。尽管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对抗他，但他十分清楚，反对人民公社的，无论党内党外都大有人在。因此，在狠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单干风”的同时，他必须树立典型人物来“说服教育”反对者。这个典型终于找到了，就是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陈永贵。

陈永贵虽是个文盲，却是个能吃苦耐劳又聪明狡黠而长于计谋的农民。

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什么呢？

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感谢共产党是真心的，不计较他曾经是“陈二鬼子”。

1915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一，陈永贵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为长子。六岁那年，由于生活所迫，父亲陈志如先后卖掉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后，带着他来到大寨。一年后，父亲不堪生活的窘迫，活不下去了，独自跑回了老家石山村，一根绳子吊死在祖坟前的老松树上。饥饿夺走了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饥饿又夺走了他的父亲，使他成为孤儿。他在贾氏宗族孟老人和她的儿媳妇稳周老人的收养下，长大成人，成了一个能说会道的棒小伙子。二十七岁结了婚，生了长子陈明珠。

乱世出英雄。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和日本人在昔阳“拉锯”。据昔阳县县志记载，在扫荡和反扫荡中，有四五百人被日军刺死、烧死、活埋和机枪射杀，遇害事件比比皆是。既怕日本人又怕八路军的大寨当权人，就想请一个人出来维持维持。他们看中了长工出身的陈永贵，看中了他胆大心细、能言善辩，又能随机应变。于是，陈永贵当上了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伪村长、日伪特务外围组织“兴亚会”的情报员，常出入于日本人的炮楼和村落之间，时称“陈二鬼子”。其时，他也给大寨人办了一些好事。

日本投降后，昔阳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全县掀起了土改运动和反奸复仇清算血债的群众运动。当年与日本人有染的人，个个受审，人人过关，不少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被人们枪杀或用石头砸死。陈永贵自然也躲不过这场审查。他被拘留起来，五花大绑在村里挨斗、挨了不少拳头。他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一关，就向他的好友共产党第一任大寨村村长赵怀恩托孤说：“我明珠小，托付给你，你给我招呼他长大！”当时赵怀恩和有些村民，替陈永贵说了不少好话。他们说，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吧？别人不敢，他胆大，就当了伪代表，又没作什么坏事。话说得很有道理，被共产党采纳。共产党的谅解不仅使陈永贵保住了一条命，在被史称“中共对农民的第一次掠夺”的土改运动中，还分给他一处窑洞、十几亩地和几件家具。为感激共产党不杀之恩，感谢共产党分田之德，一句话便挂到他的嘴头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陈永贵！”

毛泽东还看上了陈永贵听毛主席的话，紧跟共产党，把大寨的农民一步一步硬拉進了人民公社。

1946年，陈永贵响应毛泽东和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号召，参加了共产党员贾進才组织的好汉互助组。不久他发现，村子里还有一些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没有组织起来，其中有的是曾养育过他的，有的是在反奸中替他说过好话的。陈永贵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离开了“好汉组”，成立了一个“老少组”，把困难户都吸收到他的组里来。凭着他一身好庄稼把式和不怕吃亏的报恩心，当年秋季单产就超过了“好汉组”。到1949年冬，老少组便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

1948年，经贾進才等人介绍，陈永贵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陈永贵被评为山西省农业劳模，成了昔阳县内颇有名气的人物。1953年7月，陈永贵谈起自己热心互助合作的原因时说：“……我的思想，听了毛主席的话，是土改后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就是组织群众发展互助合作才能避免剥削，由穷变富，必走之路。”

1952年，由贾進才推荐，陈永贵出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1953年，陈永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大寨用哄骗和压服相结合的手段成立了“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任社长，代领农民们开始走他们不愿走的路。这一年统购任务四万二，他咬牙完成了四万五，狠狠地超了三千斤，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表扬。

1955年，毛泽东说：“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12月，陈永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自任社长。同全国各地一样，用“说服教育”、行政命令加批判“小农经济思想”亦即哄骗和压服相结合的手段，将农民们的农具、牲畜“作价”收为高级农业社所有，从此，农民们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

1958年是“辉煌”的一年。那年，为响应毛主席“超英赶美”的“伟大号召”，各地丰产“卫星”纷纷上天，重磅“卫星”亩产竟高达十三多万斤。一流大科学家钱学森，也著文凑热闹说，根据他的“科学”计算，亩产可达五、六万斤。紧跟形势的陈永贵已按捺不住。据《昔阳农村经济史记》记载，陈永贵伙同第二生产队队长贾成富和副队长贾進才，在后底沟培养了3亩玉米丰产田，亩产达到14,436斤；在神土角，干圪梁上种植了二亩谷子试验田，每亩平均实产14,124斤，超过1956年最高年产量230斤的60多倍；他们培育的1.2亩高粱，共产高粱7,650斤，平均亩产6,375斤。笔者认为，陈永贵聪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放十多万斤的大“卫星”，只放了五万斤以下三颗中不溜“卫星”，符合钱学森“科学”。据报导，他的口号是：全党全民搞丰产，干部带头跑在前，队队保证放卫星，争取秋天上北京。

1958年毛泽东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8月，陈永贵又从报纸上看到河南新乡专区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就对社员“耐心说服教育”说：“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事情既然迟早总得办，倒不如把挨批评变成受表扬。”社员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没有阻扰他。24日，他倡议创办的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昔阳县红旗人民公社宣告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成立，被史称为“中共对农民的第二次掠夺”。在“第二次掠夺”中，陈永贵提刀纵马，成了先锋官之一。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还多次警告：“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的心脏，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陈永贵响应号召，牢记警告，在大寨办了三个公共食堂，还一度实行过吃饭不要钱、吃粮不定量。大寨办的公共食堂，尽管一年多才吃了19顿细粮，日常仍以窝头稀饭为主，但陈永贵还是高度赞美了他的公共食堂：全村吃饭到食堂，花样多种味美香。七天生活一改善，过节过年宰猪羊。一年多后，大寨的公共食堂同全国各地一样，也在一片愤怒地反抗声中垮了台。

毛泽东还看上了陈永贵的“大批促大干”，符合他的“革命加拼命”思想。

1953年，初级社刚成立，陈永贵就制订了治山治水十年规划。当年首战白驼沟，一个月中，他们投工1,500个，筑坝24条，造地5亩。据说,首战当年大功告成，陈永贵豪气冲天地将白驼沟命名为“合作沟”。

1955年冬，陈永贵开始了劳民伤财、破坏环境的三战狼窝掌沟。狼窝掌沟长约三里，宽约四丈，下点雨就山洪咆哮，能卷走一百多斤的大石头。一战狼窝掌沟时，全村50多个劳力，顶着呼呼的北风，搬着冰冷的石头，苦干三个月，垒起石坝38条，造地20多亩。1956年雨季，一场大雨过后，狼窝掌山洪爆发，将38条石坝连同20多亩庄稼一扫而光。当年再战，1957年夏一场大雨，大坝和庄稼又被冲了个精光。他没有灰心，当年排除异议，進行三战：70多个劳力苦干了27天，搬运数万土石方，用石灰30吨，筑大坝32条。据说，“终于驯服了狼窝掌沟。”

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给了大寨大队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尤其严重的是，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救济物资和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为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号召，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据说，农民们眼巴巴地望着到手的救济粮和物资又被拉走了，敢怒不敢言。

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革命加拼命”，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据说，1963年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12万斤。”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后，据说“比原来的更好，创造了一个奇迹。”据说，到了毛泽东死后的1980年11月，这些战天斗地的先進事迹，很多都变成了真假搀合的谎言。

毛泽东最看重陈永贵轻视生命、漠视人权、压制自由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路线觉悟和管理才干。

1957年，在帮助党“整风”的一个不平凡的夏季里，陈永贵当真动员了几次，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可是成效不大。陈永贵装起下台架式。一次大会，群众问永贵怎么没来呀，县派驻队干部郝兑元依陈永贵之计说：“他还能参加会呀？”暗示陈已下台。会场上的农民们不知是计，七嘴八舌地出起气来。

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赵启福，带头指责陈永贵向国家卖粮太多，农民吃亏太多，指责办高级社“一切财务都归公，甚也得听他陈永贵的！”接着，胆大的农民们便骂将起来：

“陈永贵的胳膊弯不是往里曲，是往外曲哩！”

“哎！陈永贵卖粮有他的目的哩！”

“他卖粮是为了上太原吃白馍馍哩！”

“在大寨他学会了啥？他甚也没学会，就学会个卖粮！”

“干活没轻没重、没黑没白，还不如去当长工！”

“别的地方的狗是咬外，大寨喂下的狗是咬自己人！”

…………

不久，毛泽东说“事情正在起变化”，风向变了，陈永贵也立即组织反击。据报导，“支部及时组织社员，摆明事实提出问题，……狠狠地对资本主义思想進行了批判，党内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赵启福开除出党，歪风邪气压下去，朝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正气迅速上升。”陈永贵学着毛泽东，对他的农民也玩了个漂亮的“引蛇出洞”。

1958年大跃進期间，有位社员对办食堂不满，说了句怪话，激怒了陈永贵。他声色俱厉地说：“反对公共食堂，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对总路线和社会主义！”这种无限上纲的毛式批判，吓得那个社员再也不敢“乱”说了。

1963年秋，面对大灾，陈永贵提出了“先治坡，后治窝”的口号，还有个口号叫“白天治坡，晚上治窝”。那时大寨人根据毛主席“革命加拼命”的思想，干起活来就得不要命：人们白天干在地里，晚上干在村里，早晨披星星，晚上戴月亮；对这种超时超强度的劳动，大家都咬牙坚持着，没有谁敢说一句“草包”话。超时超强度的劳动使社员赵小和赶着车困得睡着了，颠簸的大车把他从车上摔了下来，轧死在自己马车的车轮下。村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陈永贵说，赵小和是为保护集体财产不幸牺牲的，是个好社员，“死得重如泰山！”

1966年，以郭凤莲为首的23名铁姑娘提出了嫁出大寨的要求，这在陈永贵看来无异于对大寨的背叛：全国都在学大寨，大寨的姑娘却“不愿在大寨找对象，眼睛盯着工人和干部”，这证明“大寨有新资产阶级思想，有新的阶级斗争”。爱情必须服从政治，没有恋爱自由可言。他决定首先解决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郭凤莲。于是，大队支委会共同来讨论郭凤莲的婚姻问题，“一致”决定她必须终止初恋。年仅19岁的郭凤莲泪下如雨，拒绝党支部干涉她的个人生活。陈永贵抛出杀手锏：“如不答应，开除党籍。”少女终于屈服。其余的少女们也只好斩断前情，被迫发誓“死了也不出大寨”。一场爱情的政治危机，就这样以陈永贵的全胜而告终。

此外，毛泽东还看上了陈永贵领导下的大寨，是个全国惟一什么经验都能出的地方。除“三战狼窝掌”外，诸如什么“七斗八斗”,“大批促大干”,“大批了还要大批”, “割资本主义尾巴”,“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斗一步，進一步；斗十步，進十步；步步斗，進一路”等等，都是大寨总结出来的推向全国的“革命加拼命”经验。可以说，陈永贵为树立毛泽东在农民中的个人崇拜，立下了汗马大功。

对毛泽东树立的陈永贵和大寨这个典型，各级干部谁敢怠慢？为了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表忠，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奉周总理之命，派出一支400余人的队伍，帮助大寨修建了一个蓄水池，命名为“友谊水池”；听说大寨要搞“人造小平原”，有关单位马上派出了推土机；握有实权的一些领导干部，来参观学习时，还带来了化肥、良种、机械等生产物资，做为赠品、试用品，赠予或廉价售于大寨；农忙时，一些机关干部和大、中学生，“自愿”来大寨帮忙播种、收获……后来，由于“帮忙”人太多应接不暇了，才被陈永贵谢绝。

1964年12月21日，紧跟毛泽东的周恩来总理，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将大寨精神概括为“第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原则、精神和风格的概括，把大寨典型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毛泽东死后，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大寨这个被大树特树的典型，在多方指责下，也悄然倒下，随毛泽东而去。

1979年春，农业科学家杨显东博士，在全国政协常委小组会上发言，第一个揭开了大寨“盖子”：大寨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把其他经济都砍光了；毁林造田，大造山间小平原，结果是破坏生态平衡；社员家庭副业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都成了穷光蛋；实行穷过渡，吃“大锅饭”，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大寨的自力更生是假的。杨显东博士还对陈永贵提出尖锐批评说：“我认为陈永贵欺骗了全国人民，欺骗了党中央……”

1979年9月开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派出一批记者去昔阳县和大寨调查了40多天，写了两组内参。主要文章有：《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等等。

据昔阳县志记载，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13年间，昔阳在农田水利建设施工中，农民伤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同时又虚报产量2.7亿斤。据高级记者杨继绳披露，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湖南、湖北的一些农村，出现了几起十八九岁的少女因不堪忍受“学大寨”的繁重劳动而集体自杀的恶性事件。例如，在湖北省红安县，由于不堪贫困的煎熬，1975年的几个月中，就发生过52名女青年先后集体自杀的事件。又据1979年８月13日《人民日报》报导，陈永贵在昔阳县领导学大寨创大寨县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有2,061人，造成冤假错案3,028件，导致非正常死亡141人。据作家凌志军记载，非正常死亡的141人中，多是上吊、投水或跳崖自杀，有两人死于乱棒之下。

那么，全国在学大寨运动中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呢?由于档案尘封，无据可查。笔者估算：全国2,000多个县，如平均按昔阳县的25%计，则全国在学大寨运动中的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可能高达一百五十万件，包括农田水利建设施工在内的死亡人数至少在二十万以上！“农业学大寨”运动，被人们称作二十世纪最愚昧、最卑劣、最野蛮的运动之一。

在各方压力下，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时加了批语。《批语》承认，“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進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批语》还第一次承认，对大寨这个“先進典型”，有些领导和部门“……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進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批语》回避了“农业学大寨”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和积极推行者周恩来的责任，以及由此带来的冤假错案和伤亡。但这个《批语》，还是把造成二十多万农民死亡的可悲、可耻又可咒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送了终。

在“农业学大寨”的冤假错案中，人们看到的多是一些抽象的数字，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鄢烈山所写的随感《西风残照大寨行》，多少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他写道：

“中国真正的英雄是谁？绝不是追随毛泽东搞‘穷过渡’，与天斗、地斗、人斗的陈永贵，而是李云河、戴浩天、徐适存、冯志来、陈新宁、杨伟名这些坚持独立思考、见识卓异、舍身为民请命的人！可是他们在当时皆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李云河24岁时即任浙江省永嘉县委书记，31岁的戴浩天是县委农村工作队长，二人在1956年不赞成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在永嘉大力推行‘包产到户’。最后李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劳动改造，戴成了‘右派’加反革命，举家遣送农村管制。而支持李、戴，在会上喊过‘包产到户就是好’的农民徐适存，不‘适’不‘存’，瘐死狱中。1962年，浙江青年冯志来、陈新宁等人投稿人民日报，讨伐人民公社，被毛泽东斥为‘单干理论家’，二人历经劫难，九死一生。陕西户县的大队干部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三人文化程度虽不高，却能清醒把握中国的脉博。他们三人联名、杨伟名主笔的《当前形势感怀》，写于1962年5月，却不止于批评人民公社制度，而可以说是邓小平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初稿：他们对‘社会主义初期’的判断，对尊重‘价值法则’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呼唤，多么具有远见！可是，在权力即真理的中国，导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他们的‘回答’可想而知，三人的下场不说罢。

“这些人才是中国的真正的精英呀——良知良能聚于一身。陈永贵在他们面前，借用毛泽东的语言，不过是一抔黄土！”

在鄢烈山的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三句这样的话：农民徐适存“瘐死狱中”，浙江青年冯、陈“九死一生”，陕西队干部杨、贾、赵“三人的下场不说也罢”。鄢被国内誉为“敢说真话”的体制内作家，但话到嘴边却留了半句，令人遗憾。仔细想想，也不能太责怪他。在国内，除颂扬唱诗派外，体制内作家们都知道，文字与饭碗、牢狱的关系。他们写作中创造了诸多隐喻暗语、旁敲侧击、闪烁其辞、拐弯抹角和打擦边球等笔法，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笔法”去描述当局认为的敏感话题。我们并不期望像鄢这样所谓“敢说真话”的作家，也用《红岩》中描绘渣子洞里受刑共产党员那样夸张、渲染的手法去描述上面六个人的下场，我们只期望他们实话实说，把实话说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吝啬地把“敢说真话”桂冠戴在遇事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鄢烈山头上。由此推见，那些尚不“敢说真话”的体制内作家、学者、记者、编辑以及当事人们，他们在报导、史著、传记、回忆录等等里面，究竟肯定了些什么？渲染了些什么？回避了些什么？曲解了些什么？甚至篡改了些什么？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

笔者不得不搜肠刮肚，终于从纪念《当前形势怀感》发表四十周年一组文章中，了解到了杨伟名的下场。

农民杨伟名执笔起草的《当前形势感怀》，又名“一叶知秋”，当时曾引起轰动。他们在文章中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了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再行分析了。”文中还说，这篇感怀“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毛泽东看信后勃然变色，遂于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怒斥道：“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杨伟名惨遭批斗迫害，终因不堪凌辱，服毒自杀，卒年46岁。毛死后的1979年6月29日，杨伟名始得平反昭雪。

“农业学大寨”的主要承担者陈永贵呢？

杨显东博士批评陈永贵“欺骗了党中央”，笔者不以为然。事实上，他在当“陈二鬼子”、搞互助组时，没见他欺骗过谁（不排除曾骗过鬼子）；他带领大寨走所谓“共同富裕”的合作化和公社化道路时，也谈不上他欺骗，他仅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制订这种祸国殃民政策的积极执行者；放卫星时有点欺骗，但那是大势所趋，他不得不跟上，跟不上就挨批；三战狼窝掌和大战天灾，更谈不上欺骗，而且还有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哩。当树成典型后，他变啦，变得欺下骗全国了，但既谈不上瞒上，更谈不上“欺骗了党中央”。为什么？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毛泽东、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管理和监督之下。党中央纵容或默认他骗，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或旁观他骗，从没有去过大寨的毛泽东，为了证明人民公社的正确性，需要他骗。他可能是進了官府，身不由己，在充满“假大空”即“假”获重用、“大”能升迁、“空”受表彰的官场里，不骗人则被人骗，他便顺着大流渐渐看惯了骗，习惯了骗，又渐渐学会并熟练了这种政治骗术。这不是为陈永贵开脱，仅仅说杨批他“欺骗了党中央”的话，不够恰切。

陈永贵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理应为此付出代价。1979年12月17日，他被免去兼任昔阳县县委书记职务，1980年８月30日，他被迫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９月１日的中共十二大上，他失去了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成了一名退休干部。1986年3月26日，71岁的“农民宰相”陈永贵在北京医院病逝，结束他由长工到“陈二鬼子”，又从大寨党支部书记跃升到国务院副总理既辉煌又可悲、可咒的一生。


毛泽东和农业学大寨运动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4日
作者：于松然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回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的老家湖北省浠水县农村，曾悄悄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语：“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学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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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给林彪名字上打X，发生在林从副统帅摔死成反革命之后.jpg (22.54 KiB) 被浏览 535 次

1960年3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你们要把它背下来……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并提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该报便从5月1日起，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上刊登毛泽东语录。1962年2月3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曾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于是，到1964年1月5日，由《解放军报》编缉田晓光负责编辑的《毛主席语录200条》征求意见本出版了。

1965年5月，在总政领导和各部部长参加的集体讨论会上，讨论和审定了再版的《毛主席语录》。会议一致通过了再版《毛主席语录》的《前言》和全书的33个专题、427条语录。由于林彪曾明确指示过：“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因此，总政为了达到军内每个战士人手一册，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但由于地方各级领导都来部队要《语录》，实际发行量大大超过计划，增到1,213万册。

凡是经历过“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时被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由于林彪和罗瑞卿的鼓吹和推行，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权贵们强有力的支持，这本小小册子，很快风靡全国、遍及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我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这本有“东方《圣经》”之称的《语录》，从1964年5月问世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文通知停止发行时止，在短短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数，就有10.5亿册！如果加上文革初期“造反”组织以及各机关、团体、部队、厂矿等翻印和私自编印的在内，其数量之大，更为惊人。又据报导：仅文革几年内，国内外出版的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语录》，就有500多种版本，总印数高达50多亿册。其中，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的《毛主席语录》，高达数千万册。还有报导说，法国、德国、瑞典、印度、马来西亚、刚果（布）、朝鲜等21个国家，用英、法、僧伽罗、泰米尔、印地文、旁遮普、朝鲜、孟加拉等24种文字自行翻译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也有数百万册。其中，日本翻译出版了近30万册。据当年政府统计，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男女老幼人均持有《毛主席语录》1.5册以上。因此，《毛主席语录》被国际上公认是“二十世纪世界上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的书”。自此，在一些中国人的心目中，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中国也因而成了世界革命中心，成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响往的胜地！”

在中国，人手数册的《毛主席语录》，把中国变成了红色海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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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红色海洋”，有人曾这样描述：

“曾记否，二十多年前，似乎在一夜之间，‘红宝书’忽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呼啸澎湃，浩瀚无边。《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飞扬，口里传诵；‘最高指示’响彻云霄，语录歌声昼夜不断。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筑物，里里外外都敬书高悬语录牌，全中国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那时，全国除毛泽东本人以外，上自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学龄儿童，无不每天随身携带这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随时随地都要進行朗读或背诵，时称“天天读”。

每天早晨起床梳洗后，要举行敬祝仪式，即站在毛主席像前，行三鞠躬礼，手擎《毛主席语录》，口中念念有词：“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结束仪式，时称“早请示”。晚上上床睡觉前，如法炮制，时称“晚汇报”。除了这种标准的宗教式的敬祝仪式外，还有唱歌、跳舞等敬祝形式。

也许有些读者发问：信奉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怎会举行这种荒诞不经的宗教仪式？甚至有人可能认为，笔者有意用这种虚假、荒唐的无稽之谈来蛊惑人心。笔者是否在弄虚作假？否！读者请看敬祝仪式种种（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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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早请示”、“晚汇报”外，在上下斑前后，在会前会后，在饭前饭后，在火车、轮船上，都要按时举行敬祝仪式。时称“时时祝”。

牛鬼蛇神一类“坏人”、犯罪分子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就“早请罪,晚请罪”：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着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

这种敬祝仪式，以它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能逐渐消蚀人们的活动力、识别力、判断力和批判力，攫走人的情感和责任感，并使崇拜和臣服内化定型为一种惰性生活方式，一种奴化了的精神族群。这都是毛泽东所期望的。

除“天天读”、“时时祝”外，还要处处学习《毛主席语录》。请看下面一组“处处学”（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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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田间地头，工地车间，校内课堂上，军队演练中，都要拿出一定时间来学《毛主席语录》，不学便视为对毛主席不忠！

待人接物时，更要颂扬《毛主席语录》，时称“事事颂”。在人际交往中，也要像对口令一样用毛主席语录呼应。有人在文章中这么写道：

老太太上街买菜，对售货员说：“‘节约闹革命’，请给我称两斤菠菜?”

买卖成交后，售货员答：“‘为人民服务’，这是找你的两毛钱。”

尽管这有戏谑之嫌，笔者并没有遇到过，但相信有存在的可能。

笔者打电话曾遇到过尴尬。那时电话不是自动接线，而是由总机人工连接。通常打电话者摇通总机，总机小姐便问：“喂，要哪里？”打电话者回个地址后，电话就会很快接通。但在《语录》盛行特殊年代里，通话“规则”大变。有一次我摇通了总机，传来了总机小姐的声音：“‘反对自由主义’，要哪里？”由于我没有先背段语录就说了要通话的地址，接线小姐当即拔线挂机，无论我再怎样摇机，对方也不搭理。无奈下，只好到别处找电话再打。

除“天天读”、“时时祝”、“处处学”和“事事颂”外，《毛主席语录》还是攻防利器。人们拿着《毛主席语录》，就像拿到了“尚方宝剑”，既可以攻击别人，也可以防卫自己。巴金在劫后的一篇《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文章里，有过一段形象描述：

“有一个时期我们每天要举行几次‘请示’、‘汇报’、‘祝万寿无疆’的仪式。别人在我们面前念一句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于是我们就成了该打倒的‘反动的东西’。他们又念一句：‘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于是我们就成了‘极端反动的人’”。他们再念一句：‘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進行批判’，于是我们就被当作‘牛’给关進了‘牛棚’……”

在派性斗争中，由于造神运动向更高层次发展，毛泽东言论成了“最高指示”、绝对真理。因此，在两派大字报的你来我往、面对面的唇枪舌剑、对峙广播站的互相攻讦驳辩中，双方都根据自己的需要，从《毛主席语录》里引出对自己有利的条条，借以攻击和诘难对方，于是，便出现了滑稽的、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具有毛式奇特的“语录战”！如一方振振有辞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对方便还以颜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革派性斗争中，这种以“文斗”方式進行的“语录战”，到头来，多数都演变成了“武斗”，最后决定胜负的，仍然是拳头、棍棒和冷、热兵器。

中共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权力交接中，最高领导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居然也发生了“语录战”：一方说毛泽东的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一方说是“按过去方针办”。孰是孰非？这种在暗箱中操作的权力斗争游戏，只有天知、地知、当事人知，人民群众不得知。最后，老百姓知道的仅仅是：“四人帮”被“粉碎”。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必然要用他的《语录》作武器，推向国际社会，直接用于“反帝、反修”支援世界革命的战场。例如，1968年4月16日，他曾以“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的身份，发表了干涉美国内政的“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于是，豪情四射的毛的“群众”们，频频以《毛主席语录》为武器，干涉他国内政，制造了多起外交事件：

“我驻X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印有‘造反有理’语录的传单，东道国提出抗议。(笔者：‘X’，引录的资料原文如此，下同。)

“去X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毛主席语录标语牌，当局不同意，他们集合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我驻非洲X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引起所在国群众愤怒。

“我驻X国使馆造反派，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毛主席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遭到臭骂。

“1966年，我国派出一个青年文艺小组到与我国友好的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台下发出一片嘘声，越念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采，他们说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大使黄镇和宋之光为了维护中法友谊，对他们说，如果不接受使馆意见，就不要再演出了。这才使他们不得不做了让步。但到1967年，回国后的宋之光被扣上了‘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挨批斗，‘坐’了‘喷气式’。

“1967年，我国69名留英、法等国的学生，回国时途经苏联，到红场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挨了打，30多名学生受伤，其中４人伤势严重。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莫斯科的百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被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制止，差一点在莫斯科酿成大血案。

“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油漆桶，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并被法方用囚车押送飞机场，逐出法国。”

在一系列丑陋表演碰壁后，到了1970年，自以为是的“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毛泽东，才不情愿地下令说：“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这与两年前他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的革命豪情，大相径庭。由是，毛泽东的“群众”们，在国外的荒诞行径才告结束。

《毛主席语录》在国外受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无法发威；但在国内，不要说非议，任何对《毛主席语录》的不尊重，都会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严惩！

主编《毛主席语录》的《解放军报》编辑田晓光说：

“编选《毛主席语录》本来是件好事(笔者：看来田晓光不愿反思)，万万没有想到，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语录》案’，最后连我这个‘始作俑者’本人，也成了‘案犯’。”她还披露：

“北京x大学哲学系主任、有名的康德专家，由于席地而坐时，垫在屁股底下的笔记本中夹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被打成反革命，从此，被撵下了‘无产阶级的讲台’，发配到锅炉房烧锅炉。

“解放军总部直属单位有位同志，在参加会议时，不在意把手中的《语录》本插進了翘起的‘二郎腿’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批斗外，还要继续对他進行审查。他惊恐万分跳楼自杀。

“编辑《毛主席语录》时，她的唯一助手张凯夫往毛主席头像上打×，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她也因此被株连，审查后打入‘牛棚’。”

她还抱怨，到1971年林彪出逃自我爆炸后，她又被隔离审查，审她在编《毛主席语录》过程中与林彪有什么联系。她说：“真是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的田晓光有所不知，在河南省许昌市，笔者亲眼目睹一个名叫王华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枪杀于许昌东关汉朝晁错墓碑前。他的罪名之一是把《毛主席语录》垫在桌腿下。如果田编辑知道这件《语录》血案，是否能有所愧疚？这里，笔者没有要她承担什么责任的意思。

最时兴的往往不是最持久的。1971年，随着林彪折戟沉沙于蒙古国温都尔汉，被个人崇拜搞得晕头转向的中国人，似乎有所醒悟，红色海洋的狂热也因之退烧。接踵而至的是，《毛主席语录》这个“红宝书”，也从亿万人高擎的手中悄然落下，到毛死后，完成造神运动历史使命的“红宝书”，最终被扫進垃圾堆里，并从曾为此发烧过的人们的生活里淡忘、遗弃、消失。但许多在忠君封建思想熏陶下的中国人，对“红宝书”的风行，不愿反思，也不忏悔，甚至愚顽得附和御用学者们的刻意说教：“这是历史的必然”！


荒唐的学《毛主席语录》运动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4日

作者 于松然

林彪、罗瑞卿对推动毛泽东个人崇拜运动的最重要贡献是编发《毛主席语录》。（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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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８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做出了撤销有投靠刘、邓嫌疑的罗瑞卿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强化了林彪元帅的权力。1966年1月初，毛泽东又任命忠于自己的叶剑英元帅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命杨成武上将为代总参谋长，与林彪形成掎角之势。2月22日，又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建制，防止罗瑞卿旧部滋事。之后，又增调两个师加强北京卫戍，任命心腹傅崇碧为北京卫戍区司令。随着批斗罗瑞卿的深入，贺龙元帅在军中的影响力减弱，其权力也逐渐被毛边缘化。在这之前，毛怀疑彭德怀在军中势力没有肃清，便用调虎离山之计以“加强三线工作”为名，任命彭德怀为三线副总指挥，把他送到西南的大山沟里监管起来，以防止刘少奇、彭德怀二人文武合璧。彭德怀的副将黄克诚，也被逐出北京，出任山西省有名无实的副省长。

1965年11月10日，因“秘密录音事件”受到毛泽东怀疑的杨尚昆，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下放到广东省委书记处任书记。为考验杨的忠诚，在罢黜后，毛泽东命他去“看望”王稼祥和陈云两位资深大员，观察他们的动静。在杨“看望”后，陈云心领神会，立即以书面向毛泽东报告了自己近况，意让毛泽东放心。在11月19日，杨还就这两次“看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意在证明自己不辱使命，对毛不贰。1966年5月，杨的忠诚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谅解，反被一贬再贬，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后又放逐到山西临汾，不久被隔离审查。

杨尚昆被罢黜后，毛任命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汪东兴为办公厅主任兼任中央警备局局长，负责指挥毛的嫡系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

当采取了政治、军事等一系列反政变措施后，毛泽东认为万事俱备，时机已到，便开始借批“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名，向刘、邓的左右手——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兴师问罪。

1966年3月8日到29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多次6～7级的强烈地震。以22日发生于宁晋县东南的7.2级地震强度最高。其中6.8级地震波及142个县市，7.2级地震破坏范围包括136个县市；有感范围北到内蒙多伦，东到烟台，南到南京，西到铜川等广大地区。地震造成巨大破坏，共造成8,182人死亡，51,395人受伤，破坏房屋400余万间，损坏桥梁86座。有人说，这是大难当头的先兆。由于笔者对“天人感应”说持保留态度，因而对地震与社会动荡的因果关系持怀疑立场。但日渐绷紧的阶级斗争的钢弦，却预示着烈度更高、伤亡空前的“人震”即将来临。

当邢台人民在强烈地震摧残下作痛苦挣扎的时候，面对巨大破坏和重大伤亡，毫无怜悯之心的毛泽东，依计开始了他超越地震烈度百倍以上的“人震”——文化大革命的部署：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不顾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坏，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猛烈抨击党内右派的社会基础：“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又说：“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为了夺权，全国学校都成了刘、邓帮凶，被他描成一团黑；知识分子中除郭沫若、范文澜外，其余都成了革命对象。可悲啊，上层权斗，学者遭殃。“他们先挑起斗争。”这种倒打一耙，无异于狼吃羊的逻辑（1）。

3月28～30日，毛泽东无视地震带来的重大伤亡，把抨击的矛头直指刘、邓的左右手，数次对心腹康生说：“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又说：“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中国共产党早已成了毛泽东的共产党：不经政治局讨论，毛本人就可以宣布打倒这个，解散那个，完全推翻了他自己多年高唱的所谓“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然而他又贼喊捉贼地反问：“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

毛泽东不去体察灾情，却玩起了知识定义游戏。4月14日，他在《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写道：“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進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

——为了权力，毛把知识定义为打仗、革命、做工和耕田。这是什么主义？当狼想要吃羊的时候，无论羊怎么做，狼总有吃的借口，甚至会振振有辞地、“至情至理”地胡说八道。

毛泽东对救灾无动于衷，却对权力情有独钟。4月29日，他在同党内谈关于彭真问题时说：“北京一根针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滴不進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在权力斗争上，毛是铁面无情的：面对一个多年追随他、吹捧他的人，只要认定他当前威胁到他的权力，他会毫不犹豫地“捅倒他”。

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经过造神运动的毛泽东，已经成为说一不二、句句是真理的独裁者——绝代君王。

5月4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一个由17名政治局委员和6名后补委员组成的政治局，扩大到76人。其中，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党内左派，当时连中央后补委员都不是，不但列席了会议，还成了会议耀眼的明星。

为了彻底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林彪向陆定一投出了一颗“重榜炸弹”。他把一纸“证明”，摆放在政治局委员面前。重重心事的高官们看到：

我证明：

一、叶群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与王实味（2）陆定一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这张“证明”是林彪的一箭双雕：即为自己老婆叶群正名，也“痛斥”陆定一和他的老婆严慰冰造谣惑众。面对这张大员之间勾心斗角的“证明”，高官们在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之后，很快还过神来，便狠批起陆定一来！

到此，人们终于看到了中共最高层领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看到了他们高喊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看到了他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迫切性；同时，也使人们看到了，中国老百姓为中共最高层领袖们的原则性、迫切性和不可调和性付出200～300万个生命的必要性！！

天才的毛泽东，利用这次会议玩起了猫耍老鼠游戏，他要借刘少奇、邓小平的双手，导演一出自相残毁的绝代悲喜剧。

此时的党内右派首领刘少奇，极力掩盖自己的空虚和失落，不得不在三倍于政治局委员的左派面前，违心地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来主持会议。此时的党内左派首领毛泽东，则远在杭州遥控会议，观察着刘、邓的一举一动，业已露出胜利者的喜悦。这是“民主集中制”赋于他的特权：党的主席可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而通过遥控以观察政治局委员们的动静。

绝代悲喜剧之一是，在刘、邓主持下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進行批斗，把早已打倒了的罗和“发配”到外地的杨硬拼合在一起，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撤消了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隔离审查。5月23日，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任命李雪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这等于刘、邓举刀砍掉了自己的左右手。

这是自残，也许是不得已的自残。在中共权贵们的道德观念里，出卖好朋密友并对其落井下石，是“立场坚定”“对党忠诚”的表现，因而是一种保全自己最有价值的选择。更可笑的是，彭真在表决时，不仅举手赞成罢黜自己，在表态时还用“是谁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反诘，来证明自己是全党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

对于自残，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以为耻地自欺欺人。6月27日，他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分别对他们的左膀右臂，痛加鞭挞。

刘少奇说：

“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理直气壮地落井下石！

“罗瑞卿是反对主席、林彪军事路线的。……他是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插话：就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是讽嘲？抑或幸灾乐祸？

“陆定一当中宣部长的时期相当长，我们党的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却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陆定一也反对……是只许右派放，不许左派放。”——这位坚决不给知识分子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中宣部陆部长，可怜得很！

“杨尚昆历来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坐的火车上他都装了窃听器……”——据信，安窃听器是经他批准的，杨尚昆是替罪羊而已。

“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什么关系，达到何种程度，我们组织了审查委员会，正在進行审查。”——先治罪，后侦讯，这是毛式独裁的惯例，是现代文明无罪推定的倒行逆施。

“彭、罗、陆、杨事件就是这样，要么是他们推翻毛主席，推翻我们，要么是我们把他们推翻，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他没有想到，仅过了一个多月，毛泽东便断然把炮口对准了他，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和平共处”。

邓小平说：

“两件大事，刘主席讲了。彭、罗、陆、杨问题的揭发是党和人民的大事，在某种意义上讲，比高、饶事件，彭、黄、张、周事件更大。”——善于看风使舵；与文革后他为“彭罗陆杨”平反的鲜明对比，成了中共赤文化的一大特色。

《五一六通知》

绝代悲喜剧之二是，5月16日，在刘、邓主持下毫无阻挡地通过了打倒自己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右图）。江青说，从“七千人大会”憋到现在，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这个《五一六通知》是在3月底，毛泽东背着政治局常委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成立的一个起草小组秘密起草的。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起草小组组长，组员由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等。秘密起草的《五一六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通知》还撤销了《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4月24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先一步通过了这个《通知》。

这种非组织活动非但没受到谴责，反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人们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手段之高超，也不能不承认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造就了绝代独裁。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中，他对那些过去曾效忠过他但现在效忠不够的知识界文化人和官员们大加鞭挞：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進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進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狼要吃羊本不需要什么理由；但为了证明狼的“伟大、光荣、正确”即“伟光正”，找个“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理由”，展示一下“无产阶级”的“高尚情操”，吃羊时就能“理直气壮”，被吃者也能“逆来顺受”，旁观者就会“心悦诚服”，全国上下都会振臂高呼“万寿无疆”！

《五一六通知》恶狠狠的批判《二月提纲》中提出的“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观点，是“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是把“反对的锋芒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是虚伪“资产阶级的博爱观”，其目的是“开辟一条……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等等。

此时的刘、邓已知自己在毛的心目中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处于非常不利的弱势地位。但他们不愿沦入“羊”群，还要千方百计地向毛表忠谄媚，力求毛的宽恕，力争保住自己“狼”的尊严。于是，他们都毫无保留地表态支持了这个《通知》。

5月18日，林彪按照预先与毛达成的默契，在会议上作一个和当年“七千人大会”时一样有份量的发言。他从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大讲特讲“防止政变”问题，有意制造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紧张气氛。然后他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紧握枪杆子的林彪声色俱厉的讲话，使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充满了恐怖气氛，形成了人人过关的局面。与会者人人自危，为了自保，纷纷在发言中对照林彪的讲话，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同时对彭、罗、陆、杨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划清界限。总理周恩来也亦步亦趋地大讲“防止政变”，并不遗余力地领导落实防政变的各种政治、军事和组织措施。领导七亿中国人的最高集团的权贵们，竟是这样一批奴颜婢膝、摇尾乞怜又落井下石的无耻之徒！

绝代悲喜剧之三是，在刘、邓主持下批判开国元勋朱德元帅（略）。

附1、狼与小羊（伊索寓言）

一只小羊在河边喝水，狼见到后，便想找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吃掉他。于是他跑到上游，恶狠狠地说小羊把河水搅浑浊了，使他喝不到清水。小羊回答说，他仅仅站在河边喝水，并且又在下游，根本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搅浑。狼见此计不成，又说道：“我父亲去年被你骂过。”小羊说，那时他还没有出生。狼对他说：“不管你怎样辩解，反正我不会放过你。”

这说明，对恶人做任何正当的辩解也是无效的。

附2、王实味

王实味（1906～1947）河南省潢川人。1923年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活动。1930年在上海跟刘莹结婚。因不满国民党当局，忧虑时事，1937年10月，只身奔赴当时青年人向往的“灯塔与明灯”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内译出两百万字的著作，如《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两卷半《列宁选集》。由于在文艺和翻译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但王实味性格狂傲，好像只有不断地向权威挑战，才是他人生的乐趣。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先后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和革命队伍中的人际关系，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進行了尖锐的批评。

毛泽东对王实味极为反感。他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又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于是，1942年6月，延安掀起了对王实味的批判。周扬发文指责他文艺思想是托洛茨基文艺思想。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审查结论不断升级，最后于1947年7月1日夜，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和“反党五人集团成员”等罪名，将王实味砍杀于一眼枯井中，时年四十一岁。

三十多年后，年迈的刘莹从广播中得知王实味于1947年已被处决，断然认定这是政治诬陷，便开始申诉。到了1990年12月，中共中央终于宣布了对王实味的平反决定。其时，其子已经五十五岁，面对平反决定，泪流满面。


文革中记忆1：《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的大爆发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4日
作者 于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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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用“层层剥笋”的谋略，一步接一步地完成了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全面夺权的战略部署。

全文在留言


《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 》
帖子由 金剑 » 2024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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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对于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各种理论，本人总是熟视无睹，已经把它们当成了真理，甚至还在默默地崇拜着。

有一天，突然灵光一闪，就觉得这些流行理论，未必是真理吧？我得好好推敲推敲。不敲不知道，一敲吓一跳。这其中一些不但不是真理，甚至荒谬至极，竟然有许多直接就是把谬论当成了真理！中国人崇拜这些谬论，真是悲哀至极！

现在，本人就把多年来的思考拿出来，把这些假真理暴露出来，放在阳光底下，让人类来审视，好让人类远离它们！

这是一本最有价值的书，解除了黑格尔给人类下的诅咒。这200年来，人类被黑格尔的诅咒害得可惨了！这本书踹倒了4个人：庄子、王ＸＸ、黑格尔、马ＸＸ，这是一本最有价值的书，说它值多少亿也不为过！快来0元抢购吧！值得所有的人收藏！也希望所有的人收藏！快来下载！也希望朋友们传给大陆的朋友，毕竟那里有近10亿人的精神被黑格尔的诅咒所捆绑、所束缚，解放同类是我们的使命！


"利用迷信破坏法律"罪成 辽宁家庭教会牧师判囚十四年
2024.01.15 12:03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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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该案一审判刑是控辩双方协商的结果。/ 中国人权律师团X图片

近日，辽宁大连家庭教会牧师阚小勇夫妇和四名教会义工被控涉嫌"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以及"非法经营罪"一案宣判。法院裁定l六人罪成，其中阚小勇被判十四年有期徒刑，其余五人分别被判处三到十年不等的刑期。阚小勇夫妇在受审期间透露，警方曾对两人刑讯逼供。

辽宁大连“门训家园”网络平台案1月12日在甘井子区法院一审宣判。建立该平台的牧师阚小勇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其妻子王凤英被判刑四年。教会义工褚新宇、赵乾娇、张松爱、梁冬芝分别被判监三到十年不等。

出于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该案一审判刑是控辩双方协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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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教会义工褚新宇、赵乾娇、张松爱、梁冬芝分别被判监3到10年不等。（X截图）

知情人士：“抓他的时候估计（刑期）要定到20年以上的徒刑，检察官求刑的幅度才是它们定好的判刑幅度，但是经过律师的强烈抗争，当局有所妥协，适当降了一下，实际上都给了求刑底线以下的判刑。师母（王凤英）原本也是要求判她15到18年的，现在只判了4年。从表面看辩护非常成功，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罪。”

阚小勇夫妇从武汉到大连创建"门训家园网"

据了解，来自武汉的阚小勇2018年与妻子赴大连创建“门训家园网”对外传道。2021年10月，他们和四名教会女性义工被大连市公安逮捕。

在上周的庭审，法院裁定六人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和非法经营罪名成立。

知情人士：“第一、它是家庭教会；第二、这个牧师在网上的讲道影响非常大，而且他的声望非常好，所以就要打击他。现在在网上讲道，只要你是讲基督教的，家庭教会的，就很容易定迷信或者邪教。你不符合唯物论的价值观嘛。非法经营罪是因为他们教会里面卖一些圣经播放器，那种播放器特别适合老年人来收听。教会是以成本价卖给他们，根本人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它（当局）也说‘你没有经过工商批准就卖东西’。”

年过六十的阚小勇据称曾是企业家。在庭上，他和妻子陈述了被大连公安刑讯逼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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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周的庭审，法院裁定6人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和非法经营罪名成立。（X截图）

知情人士：“警察审讯的时候脱下皮鞋抽阚小勇的头，并且用拳打；让王凤英跪在地上，用脚踢她的大腿。每个人都被持续（施加酷刑）了两三个小时，这是当事人在法庭亲口口述的。官方也没有任何所谓辟谣。 ”

北京家庭教会长老徐永海表示，近年中国的信仰自由空间不断缩小，不少家庭教会被迫化整为零。

徐永海：“很多教会只能分成几十个小组来聚会，地下聚会变成了家庭聚会，我们现在又相当于回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

记者：高锋    责编：许书婷、何平    网编：伍檫愙


两代中国民运人士探讨“非暴力抗争”
2024.01.21 09:30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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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前八九学运领袖以及深受白纸运动鼓舞的海外中国青年，一起探讨“非暴力抗争”如何推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乔琴恩摄

本周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前八九学运领袖以及深受白纸运动鼓舞的海外中国青年，一起探讨“非暴力抗争”如何推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中国八九学运期间担任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成员的童屹回忆说，1989年6月3日下午，她在长安饭店与美国政治学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座谈交流。当时，她从夏普的手中拿到《非暴力行动政治学》这三部英文版著作，深受启发。

但其后不到24小时，解放军就到了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镇压。夏普总结的198种非暴力抗争也未能在中国萌芽茁壮、实现民主之治。

本周六，童屹、方政、蔡崇国、陈军、苏晓康等前八九学运人士，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博物馆。他们和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慕容雪村、马建等，还有经营纽约民主沙龙活动的Sera Qiu等白纸运动一代青年，探讨在习近平治下，“非暴力” 手段抵抗中共“极权”、发扬中国民主思潮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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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屹、慕容雪村等知识人士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博物馆。（RFA记者摄）

受邀作专题演讲的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总裁哈代•莫里曼（Hardy Merriman）引述1990-2019年间的案例研究指出，非暴力抗争实现民主的成功率是武装暴动的两倍。而在过渡进程与维系民主运作上，非暴力抗争也比武装暴动来得持久及稳定。他建议，如果中国想要透过非暴力促进民主，以下六点能提升成功率：对倡议活动家及组织进行长期培训、投入资金研究非暴力抗争、让更多女性参与及领导、与当地劳工组织合作、增加媒体曝光、与民主国家研拟共同协议，抵制中国对外经济压迫及人权侵害行为。

中国百姓愿意非暴力抗争吗？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此认为，非暴力抗争是中国人民没有枪又不甘于屈服的唯一选项。因为不仅〝符合道德理念〞，也〝现实可行〞。但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许多人对非暴力抗争失去信心。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则指出，〝许多人不认为有学习的必要〞，也因此轻视了自己作为普通百姓的力量。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则认为“非暴力”，不仅是抗争手段，也应是政权和平转型、推动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而这有赖于中国人民自我反省及教育，以期提升文明法治素质：〝要自我消毒，不断吐出从小被灌输、被洗脑的狼奶，比如极端思维、唯我正确、追求思想统一、难以包容不同意见、成王败寇、非黑即白、不择手段等〞，并要扩大〝视野及心胸，学会妥协、接受及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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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则认为“非暴力”，不仅是抗争手段，也应是政权和平转型、推动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RFA记者摄）

尽管中国人民在白纸运动之后，不再大规模上街抗议，或仅流于线上文字讨伐或暗讽，但这不意味他们安于现状。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抛出了一个思想实验：〝设想习近平说，我们从今天开始搞民主，从现在起我下台……会有多少中国老百姓站出来说不行，共产党这么多年干的这么漂亮不能下台？〞

中国人民对中共政权的“条件性迷恋”

林培瑞说，这问题的答案〝大概会是寥寥无几〞。他认为，中国有八亿以上人口是中共“官方语言”的受害者。他们不太追求真假或对错，而是从〝有没有用〞或自身利益出发。这造成对中共政权近似精神分裂的〝条件性迷恋（conditional attraction/attachment）〞，也就是只要有利就继续支持的心态。因此，虽然北京当局拥有大量资源及军警控制能力，还是想对社会进行“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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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作者基于安全原因不便出席本次颁奖典礼，也未透露实际姓名。（RFA记者摄）

长年在东亚推行民主治理经验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主任亚当‧金（Adam King）则说，中国仍有许多忠于中国共产党或是不想要推翻中共政权的“改革家”（loyal reformers）。他们要求中共官员兑现承诺、维护人民权利，看似是与北京当局对抗，实则只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好、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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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是美国非营利组织“中国行动”，去年7月曾向全球华人就”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征文。（RFA记者摄）

“中国行动”公布征文得奖名单

本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美国非营利组织“中国行动”去年7月曾连同其他关注中国民主发展的机构，向全球华人进行《声讨专制檄文》及《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两个题目的有奖征文。 在140篇投稿当中，获一等奖、15万元人民币的是笔名“全国仁”的《 中共十宗罪，天下共伐之》，及“苏利利” 的《构建颠覆性平行结构路线图》。其他获二等、三等奖及提名优秀的作品总计20篇。大多数作者基于安全原因不便出席本次颁奖典礼，也未透露实际姓名。

记者：乔琴恩    责编：梒青      网编：伍檫愙


网友评论：爱因斯坦不是与生他养他的祖国为敌，而是与篡夺国家权力的邪恶纳粹党及其政府为敌!如同孙文不是与祖国为敌，而是与大清朝廷为敌!

所以，200斤的反贼，不是中国的反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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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法上，谁是党？200斤就是党，就是党中央。

他及其他所代表的1000家人，都在法上。

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必须财富高度集中，造成百姓的贫穷、老无所养，病无所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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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执政的政绩竟然被一张老报纸总结了。
一路倒车，经济回对15年前，政治回到50年前。

主动辞职吧，人贵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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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出国时，护照上明确写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可是这群人却在英国要求遵守中国法律，这是胡搅蛮缠，也就是在文明的国家敢于这样做，换做俄罗斯、朝鲜、伊朗他们敢这样做试试？瞬间把他们抓起来。中国这种欺软怕硬的劣根性，已经丢丑丢到国际上去了，这样的人应该拒绝出国，免得给中国人丢脸，造成全世界对中国人的不好印象。
我们经常说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但却从不说为什么瞧不起中国人，其实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你要是像日本人一样有礼貌，你到哪个国家不受到热烈欢迎？相反却到处毫无礼貌，粗疏放肆，不遵守当地秩序，胡搅蛮缠，死缠烂打，谁会喜欢这样的人


英国钢琴家「Dr K」Brendan Kavanagh上周五（19日）在伦敦St. Pancras火车站的街头钢琴进行公众表演，他以为身后是来自日本的摄制队，后来同伴介绍这队手持五星红旗的团队来自中国，为驻欧洲的中国电视台进行拍摄工作。 Dr K与趋前的团队女子言谈甚欢，甚至邀请其中一人即席表演弹蓝调音乐。
在直播期间，团队另一名中国女子趋前以英语表示镜头不能拍摄他们容貌，因为他们为中国电视拍摄节目，过程不能曝光。随后，一名中国男子，即留学经纪（中文老师）冷雪年，加入「战团」，指他们拥有「肖像权」，有权诉诸法律追究。在争议期间，该男子突然高声警告Dr K不要触碰女同伴，又指斥对方种族歧视。有网民事后认出，该名中国男子疑似中文教师「冷雪年」（Newton Leng），去年9月开始在英国《金融时报》担任顾问工作，与孔子学院有密切关系。 《追新闻》正在联络涉事人回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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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在犯罪现场，死在作案期间。
死得轻于鸿毛，死得不可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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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
民间调查：2023年中国法拍房数量同比增长43%
据路透社报导，1月22日的一项民间调查显示，2023年中国法拍房数量同比增长43%，凸显出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抵押贷款拖欠率上升的趋势令人担忧。
发表时间： 22/01/2024 -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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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自行车经过北京一栋在建住宅楼。 © 美联社图片
作者：弗林

大型独立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China Index Academy)表示，去年拍卖的法拍房数量为38.9万套。该公司称，共有9.9万套房屋在拍卖会上成功售出，总价值达1500亿元人民币（约合208.4亿美元）。

包括商业、住宅和工业地产、土地、车库和车位在内的各类法拍房总数达到79.6万套，创历史新高。该调查显示，这一数字比2022年的58.3万套增长了36.7%。去年，陷入困境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近九年来最严重的新房价格下跌，拖累了更广泛的经济复苏。

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3年经济数据，2023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26058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2%。信贷从房地产业转向了制造业，而且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

中指研究院称，西南二线城市重庆和成都受房屋没收拍卖的影响最大，是去年拍卖房屋最多的城市。该公司称，法拍房数量自2020年以来逐步上升，2024年初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

京东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在线拍卖平台在1月份的前十天里已售出11套住房，每套价值超过1000万元。京东称，计划在春节假期期间在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举行更多豪宅拍卖会。


云南山体滑坡：47人遭埋，已找到的8人均无生命体征
中国云南省发生严重山体滑坡18户47人遭埋，救援工作在恶劣的天气下十分艰难。已找到8名失联人员，均无生命体征。
发表时间： 23/01/2024 -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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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9日，救援人员在青海省草滩村一栋建筑的废墟中工作。 AP - Zhang Hongxiang
作者：法广

云南贡山发生泥石流，造成十八户、四十七人被埋，目前已知八人救出后没有生命迹象，救难人员正在零度以下的降雪天气中进行救援，寒冷的气温增加了救援的难度。

根据央视报道，当地时间周一清晨5点51分，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塘房镇凉水村发生山体滑坡，经初步核查，造成18户47人被埋压。截至当地时间下午6点，已找到8名失联人员，均无生命体征。

一名目击山体滑坡的顾姓男子告诉国有的贵州广播电视台说他有4名亲属被埋在瓦砾堆之下，他表示：“当时他们都在家中睡觉。”

一名当地民众告诉《新京报》说，灾难发生时她正在睡觉，天花板的一部分砸落到她头上；另一位居民则说：“当时我以为是地震，后来才知道是山坡崩塌。”

当地降雪的天气和陡峭的地形，为救援工作增加了极大的难度。事发前一晚，当地遭遇较大降雪，周一降雪有所减小但仍在持续，最高温仅零度左右。此外，发生土石流的两个村落，房屋沿山腰至山脚分散修建，海拔落差较大，山高坡陡。有村民描述土石流发生时的情况说：“天还没亮，山体滑坡了，声音很大，还晃了一下，感觉就像是大地震。”还有人说，等她起来后，才知道是不远的村落发生了土石流，有很多户人家被埋。

提及现场救援情况，村民雷女士表示，凉水村的老房子大部分是用石头建造，村民被压得很深，现场的挖土机和铲车根本撬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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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炒股两茫茫 无处话凄凉
发表时间： 22/01/2024 - 23:07

1月22日周一，中国股市持续震荡走弱，三大指数全部走跌，其中沪指再次跌破2800点，一度跌至2735.37点，持续刷新2020年4月以来的波段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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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China Daily

中央社报道：中国股市连日走跌使得相关话题成为网路热搜，有人说“股票走势更能反映经济走势”；也有人自嘲“只要再撑14个工作天，A股就会关门9天了”；更有人发挥文采，借用词牌“江城子”创作，“十年炒股两茫茫，先亏车，后赔房。千股阴跌，无处话凄凉。”

香港股市踏入2024年跌多升少，恒生指数22日更跌破15000点水平，收在14961点，下跌347点或2.27%。在跌市中，主要大型股票全面下挫，港交所股价下跌3.48%报221元、腾讯下跌3.31%报262元、美团下跌4.73%报65.4元。香港恒指已创下近14个月来的新低，距离2022年10月底低位14597点不远。分析师普遍认为，港股短期反弹乏力，而且还很难说恒指是否已经触底。

港股气氛低迷，市场信心不足，加上外资持续流出，这已引起学者专家及业界人士的关注，市场上已有人提出港府应该动用外汇基金救市的建议。

同样是1月22日消息：据台湾证券交易所统计，台湾全体证券商2023年1至12月税后净利687.09亿元，比2022年成长约77.41% 。而在日本，由于受美国科技股上涨支撑，日本东京股市22日收高，日经225指数创1990年2月以来收盘新高。

22日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逃离中国的投资者正在日本大肆投资，当日本股票成为中国市场最热门的资产时，你就知道两个市场的命运出现了分歧。文章说：日本化妆品和流行文化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热门商品，但日本股票则不然。 但这种情况正在开始改变，中国个人投资者正在纷纷涌入日本股市，也是日本股市为何突然表现如此出色的一个重要暗示。此前在中国存放大量现金的外国投资者需要在其他地方进行国际配置。许多中国国内资本也在考虑退出：日本的成本比美国便宜，而且政治和监管风险可能较小。

不仅股市能显示中国的经济状况，地方债和经济成长率也受到重视。路透社19日曾经报导，据3名知情人士表示，正加大力度处理13兆美元地方债务的中国国务院，最近向地方政府及国有银行发出指令，要求停止或延后完工少于一半的基建项目，涉及全国12个地区，包括辽宁、吉林、贵州、云南、天津及重庆市。报导指出，这些被喊停或延后的基建项目，包括机场重建或扩建、高速公路及城市铁路项目等。但部分经中央政府批准的项目或经济适用房则可获豁免。

另据日经中文网报导：中国国家统计局17日公布了2023年的经济成长率为5.2%，虽然达到预设的“5%左右”的目标，但如果将计算方式改为美元计价，2023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则呈现年减0.5%，是1994年以来，29年间首次出现负成长，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成长停滞，以及过去一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一年贬值4.9%。

该报导还引述联合国的数据为基础，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毛额（GDP）的全球占比，2023年为16.9%，与2021年的18.3%相比，下降1.4个百分点。日本伊藤忠综研的首席经济学家武田淳表示，如果中国经济成长率下降1%，反应在贸易衰退等方面，将会把全球经济成长率拉低0.21个百分点。

分析指出：中国去年改变防疫政策，然而经济复苏的力道一直不足，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多数时间低于50的荣枯线；房地产的销售成绩持续低迷；家庭收入的成长速度也不如预期，造成消费恢复速度缓慢；而且在全球忙于处理通货膨胀的问题时，中国通缩的压力持续增加。

作者：
肖曼


一张紧急通知，中共要掀新一轮拜神运动
【阿波罗新闻网 2024-01-21 讯】

央视新闻联播今晚推出连续3天的系列报道“3820战略工程启示”，宣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993年提出的“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声称福州根据这一张蓝图绘到底，海洋总产值位列全国设区市第一。 社群截图显示，中共福州市委今天下达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组织职工观看今天起播出的“3820”战略工程专题系列报道。 近期，习近平主政福建、浙江的“晋江经验”、“千万工程”等，相继被端出来要求全党学习运用。
央视新闻联播今晚推出连续3天的系列报道“3820战略工程启示”，宣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993年提出的“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声称福州根据这一张蓝图绘到底，海洋总产值位列全国设区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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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截图显示，中共福州市委今天下达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组织职工观看今天起播出的“3820”战略工程专题系列报道。

近期，习近平主政福建、浙江的“晋江经验”、“千万工程”等，相继被端出来要求全党学习运用。

央视新闻联播称，1993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高瞻远瞩地指出，“福州在大踏步迈向新世纪的进程中，首先要有一个立足于科学、切合于实际的长远的战略设想，才能使福州的改革开放事业谱写出最宏壮的乐章”。

习近平亲自主持编制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系统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步骤、布局、重点等，为福州发展确立了总纲领、总方略。蓝图指引，久久为功，如今，“3820”战略工程的思想理念，依然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今晚播出的第一集“一张蓝图绘到底”称，时间追溯到30多年前，那时的福州，工业底子薄，财政收入少，交通闭塞，观念落后。

1990年4月，习近平履新福州，担任市委书记，面对这样的发展状况，如何破解找到出路？他一直思考着、酝酿著。此后的两年，习近平一多半时间都在基层作调查研究。

20年发展规划怎么定？习近平提出“调查研究是新思路形成的必要途径”。由此，福州开始了“万人问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工作。围绕581个课题，1600多名干部展开调研；聚焦农业、工业等内容，征求意见会密集召开。

习近平还要求在“福州晚报”刊发调查问卷，征求市民建议，半个月，就收到了2.5万多条。

历时半年、十易其稿，1992年11月，“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在福州市委6届六次全会上审议通过。

其要义是：用3年时间即到1995年使经济上一个大台阶，主要指标在1990年基础上再翻一番；力争用8年时间即到2000年，使全市城乡各项人均水准等主要指标达到国内先进城市的发展水准；用20年时间即到2010年左右，达到或接近亚洲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当时的平均发展水准。

报道称，跳出福州看福州，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来谋划发展，“3820”战略工程谋定了福州发展方向。宏图铺展，该从哪里破题呢？习近平把目光投向了江海。

福州海域面积1.1万平方公里，与陆地面积相当。但对于当时的干部群众来说，海洋经济是新生事物，不少人疑虑：“陆上都还没有发展好，怎么顾得了海上呢？”

“把加快经济发展的触角从陆地向海洋延伸”，是“3820”战略工程的重要抓手。随后，福州开启了以海岸带、海域等为重点的全方位综合开发。2022年，福州的海洋总产值已超过人民币3300亿元（约458亿美元），连续多年位列全国设区市第一。

报道称，1992年至1995年，福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幅26.6%，4年跨越3个百亿台阶。“3820”战略工程的第一个目标，3年规划完成。此后，福州的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3820”战略工程所规划的8年目标、20年目标，也如期实现。

阿波罗网之前报道，移民加拿大的中等大鳄颐和资本创始人王吉舟曾爆料，用他的亲身经历，戳穿习近平在福州的决策内幕。习近平强行推进福州机场选址在交通最不方便的地方，预期台湾统一后福州将成为福马特区的交通枢纽。此决策遭遇司机和市民批评，认为其不便且浪费资源。为改善情况，太子幕府计划开通商业渡轮，但因台湾海峡波涛汹涌，渡轮试航失败，所有乘客都晕船。王吉舟亲历这次策划，认为习班子有雄心与行动力，却缺乏实际考量。他们的政策，如一带一路、亚投行、雄安新区等，常显得脱离实际，忽视后果。作者总结，这政府行为的核心是无理性、不考虑后果，只关注实现目标，不惜代价。

细节情况：三观碎了....圈内人揭秘习近平决策二三事【阿波罗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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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英国耍流氓！钢琴家直播演奏 小粉红要其遵守中国法律
—钢琴家伦敦直播演奏 小粉红要其遵守中国法律
【阿波罗新闻网 2024-01-22 讯】
作者： 竺颖

英国一位知名钢琴家日前在伦敦百货商场直播自己的即兴演奏时，背景中拍摄到了一群中国旅游者，结果因此遭遇麻烦。有小粉红对他大喊大叫，不允许他拍摄到自己，要求他遵守中国法律。有网友留言：“感谢你为基本人权所做的反击”，“该让这群人知道不要随便耍流氓”；还有网友评论说：“到另一个国家，然后要求当地人遵守他们（国家）的法律？真荒谬”；有网友则感叹道：“有够可悲，以为全世界都要听中国（中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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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英国钢琴家布兰登‧卡瓦纳在伦敦百货商场直播自己的即兴演奏时，有一群中共小粉红竟要求拍摄者遵守中国法律。

英国一位知名钢琴家日前在伦敦百货商场直播自己的即兴演奏时，背景中拍摄到了一群中国旅游者，结果因此遭遇麻烦。有小粉红对他大喊大叫，不允许他拍摄到自己，要求他遵守中国法律。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曝光，引起海外华人网友热议。

在英国网络社交媒体上拥有超高人气的爱尔兰裔钢琴家布兰登‧卡瓦纳（Brendan Kavanagh），经常在伦敦购物中心直播自己的即兴演奏。1月19日这天，他正兴致勃勃地在伦敦一家百货商场的公共钢琴上弹奏并进行现场直播，在镜头的背景中出现了一群年轻的中国游客。这些人脖子上都挂着一条红色围巾，每个手中都举着一面中共五星小红旗。

正在弹奏的卡瓦纳注意到了这群装扮特殊的游客，一时兴起便对着镜头提示观看他直播的粉丝们，那里有一群中国游客。他没想到，竟然会因此引起这群人的警惕。

这群手拿五星旗的中国人突然走向卡瓦纳，自称他们是中国电视台的人，要求卡瓦纳不要把他们拍入镜头，因为他们就在附近。

在民主自由的国家，任何人都有在公共场所进行随意拍摄的权利，因此卡瓦纳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不能拍摄这些中国游客。

正当卡瓦纳与一名疑似导游的女士交涉时，另外一男一女两个人手持五星旗走了过来，那名男子很不礼貌地打断了钢琴家与导游的交谈。

这名小粉红用英语大声嚷嚷，要求卡瓦纳不能拍摄他们的脸，说这是侵犯了他们的肖像权。他声称，中国的法律不允许随意拍摄其他人的容貌，要求卡瓦纳“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

卡瓦纳的表情显示，他对小粉红的言论感到匪夷所思。他反驳说：“这里不是共产中国！是英国，英国是一个自由国家，允许人民在公共场所录影拍照，该遵守的是英国法律，而不是中国法律”。

小粉红随即大声咆哮，指责卡瓦纳是“种族主义者”，歧视中国人。

双方的争执惊动了警察前来了解情况，警方在听完卡瓦纳还原事发经过后，便将这群中国人带到一边沟通解释。卡瓦纳则坐下来，继续直播自己的即兴演奏，并要求协助拍摄的助手调整角度，继续把警察与小粉红们交谈的场面拍摄到背景中，一边弹琴一边用幽默的语言介绍现场状况。

这段影片在海外视频共享平台上传出后，仅仅一天就吸引了超过70万人观看，并引来众多网友热议。

有网友留言：“感谢你为基本人权所做的反击”，“该让这群人知道不要随便耍流氓”；还有网友评论说：“到另一个国家，然后要求当地人遵守他们（国家）的法律？真荒谬”；有网友则感叹道：“有够可悲，以为全世界都要听中国（中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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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闻】中国疫情严重 南京多名学生因流感死亡
北京时间：2024-01-16 01:47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1月16日讯】中国疫情持续蔓延，各地染疫死亡频发，有江苏南京的民众向本台透露，当地学校最近有多名学生因流感死亡。中共官方也通报说，新冠病毒疫情1月可能在中国出现回升。

1月14日，中共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警告在当前寒假及新年大规模人群流动和聚集期间，新冠病毒及流感等呼吸道病原体流行正在加速传播。

南京市民汪先生：“是难过的，我也感冒了。喉咙疼，浑身疼，应该是流感吧，反正难受的，也不是那种爆发性的，反正蛮多人的。”

最近北京市卫健委也通报称，北京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处于较高流行水平，病原体以流感病毒为主，未来几周流感仍将处于流行期；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可能增加。

汪先生：“感冒肯定会传染的。对啊，感冒传染也很厉害，每年流感传染都很厉害。反正我自己感染了，以前我自己没感染过，今年自己也感染了。”

由于中共当局惯于隐瞒疫情，外界很难了解到疫情真相。不过，有不少大陆民众向新唐人电视台透露，疫情一直都很严重。

南京李女士：“今年的话确实感冒的频次可能是多一点吧，就是动不动一个小孩感冒了，班上可能有一些传染性，现在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到医院检查就有各种不知道甲流、乙流，或者是其它的那种什么支原体的，就是不同的说法，但是可能只是病毒或者是细菌不一样，我们也搞不清楚。”

汪先生也说，他亲戚家的小孩很多都感染了。

汪先生：“确实比较多，今年小孩感染的比较多。以前小孩好像没确实那么严重。亲戚家有几个小孩，都感染了，都不去上学了。学校也不放假，就是感染的人比较多嘛，有很多感染的就选择，有条件，家里面有老人在家的就选择不去上学，在家自己待着。”

另一位南京市民刘女士披露，她工作的一个办公室几十人都在咳嗽，最近疫情大爆发，她女儿的同学生病短短几天就死了，没抢救过来，学校里面也连着死了好几个。

南京市民刘女士：“因为是我女儿的同学，她在学校里，她已经不在了，去世了，13岁嘛。”

刘女士还说，“死的都是小孩子，发病到死亡很快，在南京儿童医院没抢救过来，有三个小孩在送医院途中就死了，就几天的时间，快得很。”

刘女士说，她自己也被传染，病情非常严重，她甚至给家人的遗言都想好了，感觉比染上新冠病毒还要难受。

刘女士：“对，发烧，浑身疼，各种症状都有。拉肚子，头疼，肚子疼。”

大陆某国企员工刘小姐也透露，她身边有很多认识的人都突然猝死。

大陆某国企员工刘小姐：“这两天我周围的人死了······就是我认识的人，都死了三个了。而且有一个女孩子跟我挺好的，比我还小一岁，突然就脑出血。还有一个得心脏病的，平时看的好好的，没事。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这次疫情，他们强打疫苗。现在中国人的身体都不健康。”

刘小姐对政府强迫民众打疫苗的做法感到非常不满。

刘小姐：“这是一个专制国家，就是你不打疫苗我就不让你上学，你不打疫苗我就不让你工作，我就不让你挣钱。就是人们打疫苗不是说心甘情愿的去打疫苗，百分之四五十的人他都是被迫的。”

随着中国各地的染疫和死亡病例不断攀升，最近网上有消息传出，有的地方再度将“移动式火化车”投入使用。

编辑/孟心琪 采访/易如/熊斌 后制/钟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