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前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

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亲）、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

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育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译款塞。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中国文化的“命”。

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

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黄帝开创的，因此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黄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分子潜移默化，影响巨大。

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分，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分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分。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象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

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示警，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余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

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事”、“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分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象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

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

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二）共产党邪说与传统文化的对立

共产党的“哲学”可以说和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截然相反。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共产党不但信奉“无神论”而且“无法无天”；儒家重视家庭观念，而《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传统文化“明夷夏之辨”，《共产党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儒家主张忠君爱国，而《共产党宣言》却倡导“取消祖国”。

共产党要想在中国夺取并巩固政权，就必须要先使其败坏人伦的思想在中国立足，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产“学说”这个完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方思想垃圾无法和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华文化彻底摧毁，马列“主义”方可在中国登堂入室。
（三）民族文化妨碍中共的独裁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民族文化的存在无疑是中共“无法无天”的巨大障碍。

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在民众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所以才需要设立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同时中国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是用儒家经典来衡量的。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去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后，原宋朝皇帝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不肯，因为儒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都是独裁的中共无法接受的，因为它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个人崇拜”），不希望在它之上还有“天”、“道”、“神”等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约束它；它知道用传统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它的所作所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恶极的，只要传统文化还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称颂它“伟大光荣正确”；知识分子就会保留“文死谏”、“舍生取义”、“君轻民贵”等价值标准，而不会变成它的应声虫儿；全民就无法“统一思想”。

传统文化中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障碍；传统文化中“人命关天”式的对生命的珍视，是中共搞“群体灭绝”恐怖统治的障碍；传统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恶的最终标准，这等于剥夺中共对于道德的解释权。因此中共认为传统文化是它维持政权的巨大障碍。

（四）传统文化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神论”和“天命论”。承认“天命”就得证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运”；承认“有神论”，就得承认“君权神授”。而中共的执政理论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中共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宣扬“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而通往“人间天堂”之路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承认有神论等于直接挑战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

中共的一切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为了攫取、维护和巩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恶的党性取代人性，用“假、恶、斗”的党文化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破坏和替代不仅包含着毁坏看得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更是从人的行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另一方面，却把文化上无关紧要的表象视为“精华”保留下来，再以这些“精华”为门面，将其背后的内涵用党文化偷梁换柱，然后打着“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
（一）三教齐灭

传统文化既然以儒、释、道思想为根，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们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宗教。

三教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遭到过破坏。以佛教为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的法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兴道教而灭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灭，但却尊崇儒教；周世宗灭佛其实仅仅是为了用佛像铸钱，对于儒教和道教都未触及。

唯有中共，三教齐灭。

中共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它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举例来说，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释源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从当年8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高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二）特殊的灭法方式

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共作为一群马列子孙，对这句话自然心领神会。

释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他涅槃之后，将有魔王转生成和尚、尼姑与男女居士坏乱佛法。我们当然无从考证释迦佛具体所指，然而中共对佛教的破坏确实是从“统战”一些出家人开始的。它甚至派出地下党员，直接打入宗教内部进行破坏。文革的一次批判会上，就有人质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信佛教？”

释迦佛通过“戒定慧”而修成无上正等正觉，因此在涅槃前，他谆谆教诲弟子要“护持禁戒。勿得亏犯。”并警告说“破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声流布。……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劫数。然后得出。复受饿鬼畜生之身。如是转转无解脱期。”

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风。1952年，大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时，中共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规戒律应该废除，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张“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也都应当自由，谁也不能管。”当时与会的虚云法师看到佛教将因此面临消亡的危险而挺身抗辩，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饰。正是这位虚云法师曾被诬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内，绝其饮食，大小便均不许外出，还被勒令交出黄金、白银和枪械。虚云在回答“无有”后，惨遭毒打，头破血流，肋骨折断。当时虚云已经112岁了。军警将他从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来，看见虚云未死，又予毒打。

1952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与1957年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在其发起书中都明确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际上就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两教都表示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贯彻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而那些精进持戒的出家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的帽子，在“纯净佛道教队伍”的革命口号下被监禁、劳改、乃至处死。即使如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无法幸免，“根据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书统计，仅以书面透露的资料显示，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而杀害的，竟达八千八百四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三万九千二百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二千四百五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两万四千八百人。”（百志《中共打压宗教的理论与实践》）

宗教无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门，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国”。释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为寻求清净寂灭的解脱放弃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稣成道前，撒旦带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不受诱惑。然而被中共统战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师却编出了“人间佛教”、“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谎话，和“此岸与彼岸并不矛盾”的说词。鼓励出家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荣华富贵，改变宗教的教义和内涵。

佛教戒杀，中共“镇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线杀人。

再以基督教为例，吴耀宗在1950年搞了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号称要脱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并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肯加入“三自”而被关进监狱二十多年，受尽毒打欺凌。这位朋友问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吴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

不承认耶稣的神迹，就是不承认耶稣的天国。连耶稣的天国都不承认，还能算做基督徒吗？但是吴耀宗却作为三自教会的创始人成了政协常委。当他步入人民大会堂时，一定已经完全忘记了耶稣的话“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

中共“没收庙产、强迫僧尼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强化洗脑，更强迫僧尼参与劳动。例如，浙江宁波就有一座『佛教工场』，里面曾有二万五千多名僧尼被榨取劳力。更荒谬的是，中共鼓励僧尼结婚，以瓦解佛教信仰。例如1951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竟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之内决定结婚！此外，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当炮灰！”（百志《中共打压宗教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三）破坏文物

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分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对历史还稍有记忆的话，吟唱孟浩然的这首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
（四）精神层面的摧毁

中共除了要在物质层面毁灭宗教和文化之外，还尽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毁人们对于信仰和文化的认同。

举例来说，中共认为回民风俗属于“四旧”，于是强迫回民吃猪肉，并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规定每户每年要上交两头。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吃大便，命令哈尔滨最大的近代寺庙极乐寺三位僧人举着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然而在毛家湾搜出的孔子语录，却在全国燃起了狂热的批判孔子的运动。“梁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

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
（五）破坏无远弗届

在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三武一宗灭佛，这种破坏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更不可能彻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还在民间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受到中共煽动后进行“破四旧”，却是一种遍及全国的带有“自发热情”的草根运动，同时中共这种“村村都有党支部”的严密社会控制体系，使得这种“革命”运动无远弗届，触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

同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还像中共一样用诋毁和谩骂的形式，从人心中根除人们认为最神圣和最美好的东西。意识形态上的消灭，有时候比单纯的物质消灭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六）改造知识分子

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除了简化汉字之外，还曾经推行过拼音化方案，希望从活的语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传统，后来因实在无法实施才作罢。而同样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儒家思想。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于是在1951年9月，中共从北大开始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并要求在此基础上“开展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一向是讨厌知识分子的，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的，从1951年批“行乞办学”的武训，到1955年毛泽东亲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知识分子还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划成另类。然而到1957年，几大传统宗教已经被“统战”到俯首称臣时，中共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知识分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

1957年2月底，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并诚恳地表示“言者无罪”。对于中共作为外行却领导一切，以及镇反和肃反中滥杀无辜早有不满的知识分子们以为中共终于开明起来，于是开始说出心里话，言辞也越来越激烈。

历史过去多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在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的，其实并非如此。

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其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接着，那些对“大鸣大放”并不感兴趣的各级党官忽然变得极其热心诚恳起来。章伯钧的女儿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道：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拨电话邀请章伯钧参加整风座谈会，并将他安排在头排大沙发上。章不知是计，提了很多意见。整个过程中，“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章伯钧随后就成了中国的头号大右派。

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简单的日期：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提出；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30日；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储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后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应邀”发表的言论。

这些知识分子随后当然都成了“右派”，这样的“右派”全国有55万之多。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真的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分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

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

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其实，他何止坑了儒，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
（七）偷梁换柱的表面文化

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以后，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也在国内搞庙会，在海外搞文化节。这是中共对残存的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破坏与利用。这一方面因为中共无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党文化”走向破产；另一方面，中共要借传统文化装潢门面，掩盖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性。

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内涵，末节是娱乐作用，中共以恢复文化表面的娱乐功能来掩盖破坏道德内涵的实质。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画古玩展览，举办多少舞龙舞狮的文化节、食品节，修建了多少画栋飞檐的建筑，都仅仅在恢复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时也利用这一点增加海内外对中共的文化认同，实质上还是以维护其统治为第一要务的。

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

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它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三、党文化

中共在破坏传统半神文化的同时，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中共自己的党文化。党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轻一代，也影响着年幼的一代。其影响极深极广，甚至包括许多人试图要揭露中共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着党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

党文化除了深得外来马列邪说之“邪”外，还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负面因素，如宫廷斗争、结党营私、整人权术、诡诈权谋和共产党宣传的暴力革命、斗争哲学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几十年生存危机的挣扎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发扬光大”其“假恶斗”的特征。

党文化的性质是专制与独裁，为其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服务，它从四个方面构成了党恐惧专制的“人文”环境。
（一）统治方面

1、封闭文化

共产党文化是封闭的、垄断的。没有思想、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党的统治好像一套液压系统，依靠高压和封闭来维持。一个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统的崩溃。举例来说，“六四”时不肯与学生对话就是怕开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就都会要求对话，中国就会走向民主，这就等于挑战一党独裁，因此宁可杀人也不能行这个方便。现在动用数万网警监控国际互联网，直接封杀中共不喜欢的海外网站。

2、恐怖文化

共产党五十五年来是以恐惧压迫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高悬的鞭子，高举的屠刀，不知何时降临的灾难，“规范”了人的行为方式。人们在恐惧中，乖乖地当起了顺民。民运人士、自由思想者、体制内的怀疑者、各种信仰团体成员都是杀一儆百的对象，要把异己消灭在萌芽状态。

3、网络控制文化

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户口户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员会制度、各级党委结构、“支部建在连队上”、“村村有支部”、过党、团组织生活等，并提出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口号，如“守好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截留上访”、“坚决落实包保责任和责任追究制，严密防控，严肃纪律，确保24小时防范管理不失控”、“610办公室将组织督办组，不定期对各地，各单位检查督办”等。

4、株连文化

中共全然不顾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大搞株连政策，从对“地、富、反、坏、右”家属的专政，到“出身论”的提出，一直到今天“对因领导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导致法轮功人员进京滋事的，对主要领导实行追究责任，通报批评。情况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一人炼（法轮）功，全家下岗”，一位职工炼功，扣发全公司的奖金等。中共还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等歧视政策，提倡与党一致，“大义灭亲”，并通过人事、组织档案制度，“外调制度”，“检举揭发”，“立功受奖”等进行制度保障。
（二）文宣方面

1、一言堂文化

“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所有媒体一哄而上，集体帮腔。必要时搬出各级党、政、军、工、青、妇领导表态支持，人人过关。

2、鼓吹暴力文化

“八亿人，不斗行吗？”，“打死白打死”，“超限战”，“原子弹是纸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3、煽动仇恨文化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成为根本国策，对阶级敌人的残忍被视为美德，宣传“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

4、谎言文化

“亩产过万斤”，“『六四』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我们已经控制了萨斯”，“当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三个代表”。

5、洗脑文化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6、马屁文化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一切归功于党”，“我把党来比母亲”，“用生命保卫党中央”，“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无不胜”的党等等。

7、走过场的文化

一个接一个地树榜样，抓典型，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结果运动一过大家该干什还干什么，所有的报告会、读书会、心得交流都成了“认认真真的过场”，社会道德继续大步倒退。
（三）人际关系方面

1、嫉妒文化

宣传“绝对平均主义”，“出头的椽子先烂”，嫉妒有能力和有钱的人。“红眼病”。

2、人踩人的文化

“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打小报告、写黑材料、无中生有和无限上纲都成了靠拢党组织和积极要求进步的标志。
（四）潜移默化规范人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行为方面

1、把人异化成机器的文化

要民众做“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向哪儿”。“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2、颠倒是非的文化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开枪杀人是为了“换取二十年的稳定”；“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3、自我洗脑绝对服从文化

“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命令，统一指挥”。

4、坐稳奴才位置的文化

“没有共产党了，中国就会乱”，“这么大个中国，除了共产党，谁能领导得了”，“中国一垮，是世界的灾难，所以要帮助共产党维护其领导”。被共产党长期压迫的团体出于害怕和自我保护，时常表现得比共产党还要左。

凡此种种，还有很多。每个读者都可能从你亲身经历中找到党文化的各种因素。

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对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记忆犹新，对《白毛女》、《地道战》、《地雷战》的对白耳熟能详，实际上中共就是通过这些文艺形式对人进行洗脑，把中共多么“英明伟大”，对敌斗争多么“艰苦卓绝”，党的战士对党多么“赤胆忠心”，可以为党牺牲一切，而敌人是多么愚蠢狠毒等等强行灌输到人的脑子里，把共产党所需要的价值观通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强加给每一个人。今日回头去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整个主题和表现方式都是“杀，杀，杀”。

同时中共还创造出它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谩骂式的大批判语言、肉麻的歌功颂德语言、空洞无物的官样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说话就不自觉地堕入“阶级斗争”和“歌颂党”的思维模式中去，用话语霸权代替心平气和的说理。它对宗教词汇的滥用，更是在扭曲词汇的内涵。

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滥用。比如传统文化中讲“信”，共产党也讲，但是它讲的是“对党要忠诚老实”；传统文化中讲“孝”，共产党可以把不赡养父母的人抓到监狱里去，但却是因为儿女不赡养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负担”，而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儿女还要和父母划清界限；传统文化讲“忠”，但“君轻民贵，社稷为重”，共产党讲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等。


【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前言

张付珍，女，约38岁，原山东省平度市现河公园职工。她于2000年11月份上北京为法轮功伸冤，后被绑架。知情人说，公安强行把张付珍扒光衣服、剃光头发、折磨、侮辱她；把她成“大”字形绑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尔后，公安强行给她打了一种不知名的毒针。打完后，张付珍痛苦得就像疯了一样，直到她在床上痛苦地挣扎着死去。整个过程“610”的大小官员都在场观看。（明慧网2004年5月31日报导）

杨丽荣，女，34岁，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州市北门街人，因修炼法轮功，家人经常被警察骚扰恐吓。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离去后，作为计量局司机的丈夫怕丢掉工作，承受不住压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杨丽荣就这样凄惨的丢下十岁的儿子走了。随后她丈夫立即报案，警察赶来现场，将体温尚存的杨丽荣剖尸验体，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内脏时还冒着热气，鲜血哗哗的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说：“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来是在解剖活人啊！”（明慧网2004年9月22日报导）

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一个怀孕约六到七个月的孕妇，双手被强行绑在横梁上，然后，垫脚的凳子被蹬开，整个身体被悬空。横梁离地有三米高，粗绳子一头在房梁的滑轮上，一头在狱警手里，手一拉，吊着的人就悬空，一松手人就急速下坠。这位孕妇就这样在无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让她的丈夫在旁边看着他妻子受刑。（明慧网2004年11月15日对在万家劳教所遭受一百多天酷刑的王玉芝的采访报导)

这些触目惊心的惨案，发生在现代中国，发生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身上，而且只是五年来持续迫害中无数惨案的冰山一角。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力图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正面、开明的形象，然而近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之血腥与非理性，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手段之残忍，再次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共真实的一面，成为中共最大的人权污点。在人们习惯于把责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质，误认为中共在改良进步的时候，这场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系统性的和制度性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幻想。许多人在思考为什么这场血腥而又荒谬的迫害能够在中国发生？为什么二十多年前刚刚对文革“拨乱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历史的邪恶循环？为什么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弘传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在这场迫害中，江泽民和中共到底是什么关系？

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同样，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

江泽民是在1926年应劫而生的。与中共一直向人民隐瞒其血腥的发家史一样，江泽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盖他自己的汉奸历史。

江泽民17岁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在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江泽民却选择了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伪中央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据多方调查，其原因是江泽民的生父江士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任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

在卖国当汉奸方面，江泽民与中共如出一辙，对中国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杀中国人民。

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求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上青，并利用这个关系，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处级干部升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望可知，江的升迁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马屁和人际关系上的钻营。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对每年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陈云等党内大老极尽巴结之能事，曾为给李先念送一块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数小时之久。

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泽民生涯中的另一个转折点，他依靠强力镇压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软禁人大委员长万里和支持血腥镇压学生而成为中共总书记。早在屠城之前，江泽民就给邓小平送上密信，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就会亡党亡国”。15年来，江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名，对一切异议人士和独立信仰团体大肆镇压屠杀。

中俄双方从1991年起勘分边界，江泽民全面承认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瑷珲条约》开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条约，出卖的中国领土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纵观江泽民的简历，他以汉奸长子冒充烈士遗孤，亲身实践共产党的“骗”字诀；支持屠杀学生，镇压民运和信仰人士，亲身实践共产党的“杀”字诀；中共曾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处处听命于苏联，江泽民则无偿献上土地，亲身实践共产党的“卖”字诀。

江泽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发家史，这注定了二者对权力都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
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忍”

国际共运的历史是用上亿人的血写成的。每一个共产国家几乎都有斯大林式的肃反。滥杀无辜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阵营几乎一夜之间丢掉了大半壁江山。中共从这件事汲取的教训是：停止镇压、广开言路就等于自取灭亡。如果广开言路，血腥暴行如何掩盖？意识形态上的欺骗如何自圆其说？如果停止镇压，人民岂不是没有了恐惧的威胁，而敢于选择共产党以外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何在？

中共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欺骗民众一定要欺骗到死，镇压人民就一定要镇压到底，这就是“六四”后高喊“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江泽民在极度恐惧中得出的结论。

此时，中国却出现了法轮功。虽然法轮功在一开始被许多人认为是具有祛病健身奇效的气功，然而人们却渐渐注意到法轮功的核心并不是其简便易行的五套功法，而是以“真善忍”指导人们做一个好人。
（一）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斗”

法轮功倡导“真”，这包括说真话、做真事。而中共却一直依靠谎言洗脑。如果人人讲真话，民众就会知道中共原来是靠投靠苏联、杀人、绑架、逃跑、种鸦片、假抗日等等起家，“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建政之后又在历次运动中欠下累累血债，这对中共来说简直是末日临头。

法轮功倡导“善”，包括遇事考虑他人，与人为善。而共产党一直提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的模范英雄雷锋说“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其实中共不但对敌如此，对待自己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中共的开国元老、元帅，包括国家主席都受到过毫不留情的批斗、毒打和酷刑。对于“阶级敌人”的屠杀则更令人发指。如果“善”在社会上占据上风，那些以“恶”为基础的暴政和群众运动就无法出现。

《共产党宣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代表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法轮功则倡导出现矛盾时反思自己的问题，这种世界观无疑是向内自省的，与中共向外的斗争哲学截然对立。

斗争却是共产党获得政权和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周期性地发动整人的政治运动，就是让自己不断充电，“焕发革命斗志”。这种暴力与谎言的再加强再熟悉过程，也是刷新人们恐惧，从而维持其统治的过程。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共产党的赖以生存的“哲学”与法轮功的教导是截然对立的。
（二）信仰使人无畏，而中共却要靠恐惧维持政权

认识和掌握了真理的人是无畏的。基督教曾经过将近300年的迫害，无数的基督徒被罗马皇帝砍头、烧死、淹死，甚至直接喂狮子，但基督徒没有屈服；历史上佛教在经历法难时，也都有类似的坚贞表现。

无神论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相信没有天国地狱、没有善恶报应，从而放弃良心的束缚，转而看重现实的荣华与享乐。此时对人性中的弱点才可利用，威逼、利诱才会充分发挥效力。而信仰者能够看穿生死，看破红尘，此时世俗的诱惑与生命的威胁变得轻如鸿毛，使共产党失去控制人的着力点。
（三）法轮功在道德上的高标准使中共很难堪

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尤其是1991年8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压力，内外交困的形势使其统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此时中共已经无法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而转向了用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换句话说，只要谁跟着党，党就允许他通过贪污等方式换取不入党就得不到的好处。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从官倒横行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从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黄赌毒蔓延。虽不能说“洪洞县内无好人”，但民间对于中共反腐早已失去信心，认为中高级干部的腐败比例超过一半以上。

此时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展示出来的道德风貌打动了民众尚存的内心善良，引来上亿民众的敬意，参与修炼，法轮功这面道德的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
（四）法轮功的发展与管理方式让中共十分嫉妒

法轮功的发展方式是人传人，心传心，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来去自由，松散管理。这与中共的严密组织十分不同。尽管如此，中共每周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却形同虚设。党员对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几乎等于零，而法轮功修炼者则自觉实践着“真善忍”。同时，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炼人数快速增长，修炼者自觉自愿地学习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并自费弘法。短短七年的时间，就从无到有，发展到一亿人。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有法轮功晨炼时的功法音乐声。

共产党说法轮功和中共“争夺”群众，是“宗教”，实际上法轮功带给了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传统的根。法轮功之所以让江泽民和共产党如此害怕，是因为这种传统的道德一旦和群众溶为一体，则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其迅速扩大的趋势。这种久远传承的价值观被共产党几十年硬给切断和篡改，重新拾回传统本身就是历史的选择，一种广大群众经历苦难后自己选择的回归，这种选择的必然结果就是明辨是非，抛弃邪恶，当然也就是对共产党的一套从根本上的否定和抛弃。这就等于点了中共的死穴。尤其当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的时候，中共发自内心的恐惧与嫉妒可想而知。

同时，中共对社会是一控到底的，农村是“村村都有党支部”，城市中党支部深入到街道办事处，军队、政府和企业的最基层都有党的组织。这种绝对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是中共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宪法》中美其名曰“坚持党的领导”。而法轮功的修炼者显然更愿意以“真善忍”为标准。在中共看来，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否定党的领导”。
（五）共产党认为法轮功信仰“有神论”危及其执政合法性

真正的有神论信仰，对于共产党一定是重大挑战。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就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要建立“人间天堂”，所以只能依靠人间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无神论”使得道德善恶可以被共产党随意解释，因此也就根本无真正道德善恶可言，民众只要记得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就行了。

然而有神论给了民众一套不变的善恶标准，对法轮功修炼者来说，一件事情对不对是用“真善忍”来衡量。这对于中共一贯的“统一思想”显然也成了障碍。

如果总结下去还有很多原因，但是上述五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对中共都十分致命。其实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也可以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

江泽民靠谎报简历起家，当然害怕“真”；以镇压民众而飞黄腾达，当然不喜欢“善”；以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维持权力，当然不爱听“忍”。

江泽民心眼之小，妒嫉心之强，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浙江省余姚县（现在改为市）有个“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所写。1992年9月，江泽民去参观时看到乔石写的题词，脸就阴沉得很厉害。陪同人员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乔石，另一方面江爱出风头，走到哪里题词要摆到哪里，连去“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郑州市退休工程师协会”都要题词。博物馆领导不敢怠慢心胸狭窄的江泽民，于是在1993年5月，借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换上了江泽民的题字。

毛泽东号称“雄文四卷”，《邓小平文选》里也有一套“猫论”的实用主义思想，江泽民费尽脑汁只想出来三句话，还要号称“三讲”。印成书后，经过中共组织系统层层推广，强制订购才销出去，而党员不但对江泽民没有丝毫尊敬，反而到处流传他与女歌星的绯闻，以及他在国外卖唱“我的太阳”，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等等臭事。法轮功创始人平民出身，讲法时各路教授、专家、留学生云集，许多博士、硕士甚至不远万里飞去听法。李洪志先生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不需要草稿，随即把讲课录音直接抄录到纸上就可出版成书，这都令虚荣、妒嫉、心胸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忍受。

江泽民的生活极其荒淫腐化，花费9亿给自己购置豪华专机，动辄拿出国库里上百亿人民币交给儿子做生意，利用裙带关系把所有的亲属和亲信提拔成部级以上的高官，庇护亲信贪污犯罪，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江显然十分惧怕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轮功讲的天堂地狱、善恶报应是真的。

江泽民虽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但是由于缺乏政绩和才能，时时担心自己在中共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对其“核心”权威非常敏感。为了清除异已，江泽民耍阴谋诡计除去政敌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江泽民把异己赶下台，自己却不顾有关规定，恋权不退。

1989年，中共新的总书记江泽民等有次举行中外记者会，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六四”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了她。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应得。”文革中张志新在中共监狱里被轮奸和割喉，这在江泽民看来也都是“罪有应得”。由此可见江泽民的流氓变态和残暴人格。

概括地说，江泽民的阴暗心理、独裁权欲、残暴人格和对“真善忍”的恐惧成为江泽民无端发起镇压法轮功的原因。这与共产党组织是高度一致的。
三、江泽民和中共之间相互利用

虽然江泽民一心想要“消灭”法轮功来发泄私愤，不过，江泽民热衷于卖弄自己和玩弄政治权术，其无能和不学无术广为人知，对于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炼功群众，江泽民一个人几乎无能为力。然而恰好中共这台暴政机器已经磨砺成熟，并且也要铲除法轮功，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于是因风吹火，轻轻按下了启动镇压的按键。二者在镇压上的呼应共鸣，恰如登山者的吼声造成雪崩效应一样。

在江下达镇压命令之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讨伐、监视、调查和罗织罪名早已开始，因为中共这一邪灵邪教组织固有的邪恶已本能地感到了“真善忍”对其存在的威胁，更不能容忍如此庞大而且仍在快速增长的炼功群体。从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员就在法轮功中卧底，但未发现任何问题，甚至许多卧底人员也炼起了法轮功。1996年，《光明日报》违背对气功的“不宣传、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发表文章，在思想领域无端批判法轮功。之后，来自公安和顶着“科学家”头衔的政客对法轮功的骚扰一直不断。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职权授意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进行了一场调查，意在罗织罪名取缔法轮功。在各地做出“尚未发现任何问题”的结论后，罗干于1998年7月又通过中国公安部一局（也称政治保卫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然后再让全国各地公安部门进行系统性“卧底调查”、搜集证据。调查结果依然一无所获。

当中共作为一个邪灵组织已经开始要动手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启动镇压机器的人。此时中共领导人的处理就会起到重要作用。作为一个个体，中共党魁可以同时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恶，如果其选择“善”，那么就可以暂时抑制中共邪恶党性的发作；如果其选择了“恶”，那么中共的邪恶党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

在“六四”之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无意镇压学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老执意镇压。邓小平当时说：“杀20万人，换来20年的稳定。”这“换20年的稳定”实质上是要换中共20年的政权，这符合了中共独裁专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

在法轮功问题上，当时中共政治局七个常委中，也只有江泽民执意镇压。江泽民提出的借口是关系到“亡党亡国”，这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经，加强了中共的斗争意识。江泽民维护个人权力和中共维持一党独裁在这里取得了高度的统一。

1999年7月19日晚，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中共高层会议，以权代法，亲自“统一”了认识，亲自拍板做出全面镇压的决定，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全面取缔法轮功，欺骗了世人。于是中共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国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器开足了马力，铺天盖地镇压无辜法轮功民众。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共的总书记不是江泽民，而是另外一个人，这场镇压就可能不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利用了江泽民。

反过来讲，如果共产党不是因为其血债和危机感，不是因为其十恶俱全的流氓、反天理和灭绝人性的本性，它也不会认为法轮功是个威胁。没有中共对社会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泽民的镇压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组织保障、财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员保障、设备保障以及监狱、警察、国安、军队和所谓的宗教、科技、民主党派、工会、团委、妇联等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江泽民利用了共产党。
四、江泽民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

江泽民利用中共“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中共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媒体、公安、警察、武警、国安、司法系统、人大、外交、伪宗教团体等等为迫害法轮功服务。中共的军队、武警直接参加绑架、抓捕法轮功学员，媒体替江氏集团散布谎言抹黑法轮功，国家安全系统为江泽民个人服务，提供、收集材料，制造谣言、提供假情报。人大和司法系统为江泽民和中共的犯罪行为披上“合法”、“法治”等等外衣，蒙骗各界人民，沦落为江泽民的工具和保护伞，公安、检察、法院执法犯法，充当江泽民的打手。外交系统在国际上散布谎言，用政治、经济利益诱惑、收买一些外国政府、政要和媒体，对法轮功遭受的迫害保持沉默。

江泽民在1999年部署镇压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煽动和加强了中共的镇压意志和气焰。在整个镇压的部署上，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实施了所谓“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三大方针，由此展开了一场全面的镇压运动。
（一）动用媒体封锁消息

“名誉上搞臭”的实施，是由中共绝对控制的媒体进行的。1999年7月22日，在开始抓捕法轮功学员的第三天，中共控制的媒体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反法轮功宣传，以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为例，在1999年期间，中央电视台每天动用7个小时播出各种事先制作的节目，以大量歪曲篡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话开始，加上所谓自杀、他杀、有病拒医死亡等案件，极尽能事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进行诬蔑和抹黑宣传。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把李洪志先生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所谓地球爆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中的“不”字剪掉，并以此诬蔑法轮功宣传“世界末日”。更有甚者，以移花接木等手段，把普通刑事罪犯的犯罪行为移植到法轮功学员头上，以欺骗世人。如京城疯子傅怡彬杀人、浙江乞丐毒杀案等等神经病、杀人犯都栽赃到法轮功头上，然后利用媒体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对法轮功产生无端仇恨，为不得民心的血腥迫害寻找借口和支持者。

中共绝对控制的两千家报纸，一千多家杂志，数百家地方电视台和电台，全部超负荷开动起来，全力进行诬蔑法轮功的宣传。而这些宣传，再通过官方的新华社、中新社、中通社和海外中共媒体等，散播到海外所有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半年之间，中共媒体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诬蔑报导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三十余万篇次，毒害了无数不明真相的世人。

中国驻外使领馆也摆放大量所谓揭批法轮功的画册、光碟和单行本；外交部网站上，专门开辟所谓揭批法轮功的专题栏目。

不仅如此，1999年底，江泽民更是赤膊上阵，在新西兰举行的亚太高峰会上，把中共制作的诬蔑法轮功的小册子，人手一册发到与会的十多个国家的元首手中，这种低劣手法在国际上让人耻笑。在法国，江泽民又一次违反中国宪法，更直接通过外国媒体宣布法轮功为“邪教”，以图达到其“名誉上搞臭”的目标。

一时间黑云压城，大有文革再来的肃杀势头。

最为恶劣的，是在2001年1月导演了一场所谓的“自焚”闹剧，并通过新华社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全世界散播，嫁祸法轮功。这场闹剧，后被包括服务于联合国的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认定为虚假编造。在面对质询的时候，一名参与制作电视节目的工作人员辩称，中央电视台所播放的部分镜头，是“事后补拍”的，镇压者的流氓本性暴露无遗。人们不禁发出疑问，那些“视死如归的法轮功弟子”，怎么会和中共当局如此合作？

谎言是害怕阳光的。在造谣诬蔑的同时，中共全力封锁消息，对所有有关法轮功的海外新闻，以及各种法轮功学员的合理申辩，都无情地予以封锁灭杀。所有法轮功的书籍和其他资料，统统予以销毁，所有试图采访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外国新闻媒体，一律采取极端应对措施，或把记者赶出中国，或者威胁海外媒体，以市场利益迫其自律收声。

对试图把法轮功真实情况以及当局残酷镇压资料传递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中共当局也采取了极端和血腥的打压手段。例如，辽宁省大石桥市南楼经济开发区东江村60岁左右的妇女李艳华，2001年2月19日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然后被活活打死，警察为掩盖罪行，诬陷她是“痴迷法轮功而死”。仅清华大学，就有10多名教师和学生因传递法轮功资料而被中共判以重刑。重庆大学女研究生、法轮功学员魏星艳被强奸一案被揭露后，有7名重庆法轮功学员被判重刑。
（二）罚款抄家剥夺生存权利

“经济上搞垮”是由整个中共国家机器进行的。在被镇压的五年以来，数十万中国法轮功弟子被施以恐吓性罚款，少则数千元，多达几万元。这些罚款，没有任何法律条款作为根据，由地方政府、单位组织和派出所、公安局随意进行，被罚款人也不会收到任何法律文件作收据。

抄家，既是一种经济掠夺方式，又是一种恐吓方式。坚持修炼法轮功的学员，随时面对警察的抄家，抄家者拿走现金和财物，在农村，有时候甚至连家中的存粮也不放过。同样的，这些被抄走的财物没有任何收据，大多由执行抄家任务的人中饱私囊。

同时，法轮功学员也面临下岗失业的惩罚，农民则面对收回土地的威胁。中共甚至连已经退休的老人也不放过，许多退休的老年人被停发或少发退休金，收回所居住房。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则被没收财产，冻结银行存款。

在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中共采取了连坐的政策，凡是单位企业有法轮功学员，单位领导人和职工被迫停发奖金，停止晋升，以在社会上制造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而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被面临下岗失业、小孩失学、住房收回等等威胁。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为了截断所有法轮功学员的经济来源，以迫使其放弃信仰。
（三）酷刑折磨肆意杀戮

最血腥的“肉体上消灭”则基本上由公检法系统执行。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以来的5年多时间中，通过民间途径传出、并且得到证实的至少已有114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截止2004年10月1日，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四川、湖北等。其中年纪最小的亡者只有10个月(山东省烟台栖霞寺口镇南横沟村法轮功学员王丽萱的儿子孟昊)，年纪最大的82岁(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青山乡二村法轮功学员杨永寿)，妇女约占51.3%，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38.8%。有中共官员私下透露，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数目，实际上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而施加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各种酷刑，更是多不胜数，殴打、鞭打、电刑、冷冻、捆绑、长时间镣铐、火烧、烙烫、吊刑、长时间站、跪、竹签和铁丝穿扎、性虐待、强奸等等等等。2000年10月，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看守人员将18名女学员衣服剥光后把她们投入男犯监牢……。所有这一切，斑斑在册，罄竹难书。

滥用“精神病治疗”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众多酷刑之一。正常、理智、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精神病院，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不明药物，有的全身瘫痪或局部瘫痪；有的双目失明，两耳失聪；有的身体肌肉、器官腐烂；有的部分或全部丧失记忆，成为呆痴；有的导致内脏功能严重损害；有的被迫害致疯；有的由于药物发作很快死亡。

调查结果显示，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上百所省、市、县、区的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从案例的数量及分布范围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政策。至少有一千多名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戒毒所，许多人被强迫注射或灌食多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并遭受长时间捆绑、电击等酷刑，至少15人被这样迫害致死。
（四）超越法律体制的610办公室

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毫无根据地诬蔑法轮功，把对法轮功问题的处理定性为一场“政治斗争”，把法轮功打成中共的政治敌人，刺激中共的斗争神经，并下令成立了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因为成立于6月10日，对外称为“610办公室”。随后，这个“610办公室”从上到下遍及全国各级政府，具体负责打击法轮功的所有事务，中共党委领导下的政法委，媒体、以及政府机关的公检法部门和国安等都是其打手。“610办公室”名义上在国务院挂牌，实际上是一个在国家和政府体制之外的党务组织，不受任何法律条文以及国家政策规定的限制，是一个超越国家法律体系和政府体制的，拥有极大调度国家资源的超权力机构，类似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作恶多端。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之后，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这一切都从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上，配合了江泽民邪恶计划的实施。

有众多的案例证明，凡是和法轮功有关的案件，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都无权自主处理，必须听命于这个“610办公室”。许多被捕、被关押、和被虐待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在向公检法体系查询投诉的时候，都被告知需要“610办公室”来决定。

而这个“610办公室”的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在向中共所有体制内机构下达命令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没有书面命令和通知，只有口头传达，而且规定所有听传达者不许录音、不许录像甚至不许文字记录。

这种临时专政机构，正是中共历来无法无天的惯用伎俩。在中共历次政治整肃运动中，都是以这种非正常手段和非正常的临时机构领导，如中央文革小组，来把共产党的暴政推向全国。

中共在长期暴政和高压统治过程中，用暴力、谎言和封锁资讯练就了世界上最强大、最邪恶的国家恐怖主义，使其残暴和谎言欺骗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规模和程度更是空前绝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了系统有效的整人、害人和杀人的方法和经验，残酷、狡猾与奸诈。前言例子中的丈夫受不了警察的威胁和骚扰，下毒手掐死了善良的妻子。这正是中共以媒体欺骗、政治压力、株连、威胁等等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扭曲人性、煽动仇恨的恶果。
（五）利用军队和国库财政力量

中共对国家军队的控制使其在镇压人民时敢于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次对法轮功的镇压中，江泽民不但动用警察、武警，而且在1999年7-8月间，当全国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要上访北京，为法轮功申诉冤情时，江泽民直接动用了军队武装，在北京市内一些地方布置了士兵，除此之外，还在通往北京的要道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配合警察拦截和抓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江泽民直接调动中共的武装力量为血腥迫害扫平了道路。

中共对国家财政的控制，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经济后盾。辽宁省司法厅高级官员曾经在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的大会上承认：“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中共究竟动用了多少国家经济资源和人民的血汗收入来迫害法轮功，但是推算一下就不难看出会是天文数字。2001年，来自中共公安内部的消息显示：仅天安门一地，抓捕法轮功学员一天的开销就达170万到250万人民币，即一年的支出达6亿2千万到9亿1千万。全国范围内，从城市到边远的农村，从派出所警察，到公安局，再到各级“610办公室”人员，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估计至少雇佣了数百万人，这笔工资花费可达每年上千亿元人民币。不仅如此，江泽民花费巨额经费扩建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和建立洗脑中心和基地等。例如，2001年12月，江泽民一次性投入42亿元人民币建立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中心或基地。江泽民还用金钱刺激和鼓励更大批的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很多地区，每抓到法轮功学员奖励数千乃至上万元。而在对法轮功的迫害邪恶至极的辽宁马三家劳教所，中共一次性奖励所长苏某5万元人民币，副所长邵某3万元人民币。

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划指挥者，他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机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而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长久历练出来的残暴机制，江泽民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和进行这场邪恶迫害。

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一己和一党之私而反对真善忍，是这场罪恶与荒谬能够发生的真正原因。
五、江泽民从内部打倒了中共

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利用共产党固有的邪恶，在中国搞了这场针对修炼“真善忍”的民众的血腥迫害，对社会上这股向善的、对国家社会最有益无害的力量发起征讨。这场迫害不仅把国家和人民拖入一场罪恶和灾难，也最后从根本上打倒了共产党自己。

江泽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恶手段都利用来对付法轮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极大破坏，这从根本上毁坏着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

江泽民集团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打击法轮功，镇压好人，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大的负担，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中共根本无法持久进行这场注定失败的迫害，只能靠挪用民众的存款、发行国债(国库券)和诱惑海外投资来维持。

中共和江泽民在迫害中使用了流氓、残暴、欺诈等各种手段，将中共的邪恶经验之大全，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全盘托出。

中共和江泽民动用了一切宣传工具来造谣诋毁法轮功，为镇压和迫害制造借口。然而纸包不住火，当谎言最后被揭露出来，当这一切邪恶因为迫害的失败而曝光、而广为人知时，其造谣宣传的工具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中共就彻底失去了信誉，失去了民心。

江泽民在1999年镇压法轮功之初，曾打算“三个月”解决法轮功。但是中共低估了法轮功的力量，低估了传统和信仰的力量。

自古邪不压正，邪恶是不能从人们的心中“铲除”善良的。五年多过去了，法轮功仍然是法轮功，而且在世界上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江泽民和中共却在这场正邪较量中大败，也把其自身的流氓、残酷和邪恶本性暴露无遗。江泽民现在声名狼藉，内外交困，正在面临众多的法律起诉和要求清理、法办与绳之以法的呼声。

中共本想利用这次镇压来巩固其暴政，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充电”，而且把自身的能量泄尽。现在中共已经坏得不可救药，就像一颗烂透了的枯树，无需风吹草动，自己就会倒塌。任何妄想挽救共产党的企图到头来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仅劳而无功，而且将毁了自己的前程。


【九评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
前言

中国人非常重视“道”。古时暴虐的帝王被称为“无道昏君”，做事不符合公认的“道德”标准叫做“没道理”，就连农民造反还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也就是说，“道”中产生了天地。

而近百年来，共产幽灵的轰然入侵，形成了一股违背自然，违背人性的力量，造成了无数的痛苦和悲剧，也将人类文明推到了毁灭的边缘。其叛“道”的种种暴行，自然也就反天反地，从而成为一种反宇宙的极恶势力。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人与天地溶合，相依生存。天道不变，循环有矩；地循天时，四季分明；人尊天地，感恩惜福。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天文、地理、历法、医学、文学、直至社会结构无不贯穿这一理念。

然而，共产党宣扬“人定胜天”，“斗争哲学”，藐视天地自然。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共产党或许从中获取了真实的欢乐，而人民却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一、与人斗，灭绝人性
（一）善恶颠倒泯灭人性

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后才是社会的人。

“人之初，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很多是与生俱来的。而对共产党来说，人就是动物甚至机器，无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其眼中都是物质力量。

共产党的目的是为了操纵人，逐渐把人改造成造反的革命暴徒。马克思说：“物质力量必须用物质力量来打倒”，“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就会化为物质力量”“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人性就是阶级性”。他认为一切都没有内在的先天的东西，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社会人”，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的提法。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必须从外面灌输。”列宁费尽心思也不能诱导工人从经济斗争转上夺权的政治斗争。他从而寄希望于获诺贝尔奖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说它“对于全世界工人阶级有巨大意义”。托洛斯基更妄想条件反射不仅能从心理上，而且从生理上改变人，像狗一样一听到午餐铃声就流口水，让士兵一听到枪响就勇往直前，为共产党献身。

自古以来，人们认为通过努力、劳动、会得到报偿，通过勤劳使生活富裕让人憧憬；而好吃懒做、不劳而获则被视为恶劣。共产党像瘟疫一样传入中国后，社会上的流氓懒汉，在共产党的鼓励下，分土地，抢财产，欺男霸女，全部堂而皇之地成了合法行为。

人都知道尊长爱幼好，目无师长不好。古代的儒家教育分为大学和小学。十五岁前的小学教育，所学的内容就是洒扫、进退、应对的小节（就是卫生、举止、言谈等方面的教养）。之后的大学教育则侧重在尊德性、道问学之类。而在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运动中，中共把这些道德规范从青少年的头脑中彻底剔除。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耘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女校长被学生强迫敲着一个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头发乱七八糟被剪光，头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

大家都认为干净好，脏不好。可中共宣传“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这样的人思想才是红的，才可以上大学、入党、升官，做共产党的红色接班人。

人类的进步是知识进步，而在共产党统治下，知识却成了不好的东西。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没有文化的人学习，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重新做人。为了实施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北京清华大学的教师们被发派到了江西南昌的鲤鱼洲。这个地方血吸虫流行，原来的劳改营都被迫搬迁。教师们只要沾了河里的水就马上染病。一个个肝硬化、肝腹水，很多人丧失生活劳动的能力。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柬共）在周恩来的怂恿下，更登峰造极的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有独立思想的就需要进行改造，从精神上消灭到肉体上消灭。从1975年至1978年，柬埔寨人民被杀害了四分之一，有人就因为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而难逃厄运。

柬共在1975年胜利后，波尔布特开始建立超前的社会主义，就是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人类社会的天堂”。最后家庭也解体了，成立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一起吃大锅饭，一样穿黑色革命服装或军装。夫妻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相聚一次。

共产党号称天不怕，地不怕，妄想改天换地，其实是要彻底否定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和力量。毛泽东说过：“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依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亲情乃天经地义，夫妻、子女、父母、朋友、人与人的正常交往构成了人类社会。通过不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把人变成狼，甚至比虎狼更凶残。虎毒不食子，但在中共统治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

六十年代北京的一所小学，一个女老师在给小学生听写生字时不慎把“社会主义”和“垮台”放在了一起。结果被学生揭发出来。之后她天天被批斗，被男生扇嘴巴子。她的女儿跟她断绝了母女关系，一有风吹草动她女儿就在全班揭发她妈妈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以后几年这位老师天天在学校打扫卫生、刷厕所。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张志新，她被投入监狱。狱警多次毫无人性地将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铐在背后，投进男犯人牢房，任人轮奸，终至精神失常。即使这样，在临处决她时，怕她呼喊口号，监狱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不施麻药动刀切开了她的喉管……

即使是最近几年对法轮功的镇压，中共采取的仍然是制造仇恨，鼓动暴力的老一套手段。

共产党抑制人的善良本性，鼓动、纵容和利用人性中恶的一面来强化统治。一次一次的运动，有良心的人也畏惧于暴力陷于沉默。共产党系统地把宇宙中普适的道德概念破坏殆尽，以图彻底颠覆人类维持了千万年的善恶廉耻。
（二）超越相生相克的邪恶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说白了，就是人世间存在着相生相克。不但人分好坏，就一个人本身来说也是善恶同在的。

盗跖被认为是强盗的代表，但他却对喽罗说：“盗亦有道。”并解释说当强盗也要“圣、勇、义、智、仁”。也就是说，即使为盗者也不能胡来，还是有规矩要守的。

反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是充满了投机和叛卖，没有任何规矩的约束。比如强盗最讲的就是“义”字，哪怕是分赃的地方都要叫“聚义分赃厅”。但是中共的同志之间只要一面临危机，就立刻相互揭发、落井下石，甚至栽赃诬陷、无中生有。

以彭德怀为例。毛泽东农民出身，当然知道一亩地种不出13万斤粮食，当然知道彭德怀说的都是真话，当然知道彭德怀并没有想夺他的权力，更何况当年彭以两万部队浴血苦战胡宗南20万部队，几次救了毛泽东的命。然而彭德怀刚批评了毛两句，毛马上就把他亲笔题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扔进废纸篓，定要置彭于死地，可以说恩断义绝。

共产党残暴杀人，不施仁政；同室操戈，不讲义气；出卖国土，没有勇力；与正信为敌，缺少智慧；搞群众运动，非圣人治国之道。可以说，共产党连“盗亦有道”的底线都放弃了，其邪恶已经完全超出宇宙间相生相克的道理。共产党彻底颠覆自然人性，目的是为了颠覆善恶标准，颠覆宇宙规律，其狂妄至极，自然难逃覆灭的结局。
二、与地斗，违背自然，其祸无穷
（一）阶级斗争延伸到自然

金训华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1969年3月，金训华上山下乡赴黑龙江。1969年8月15日，山洪暴发，双河两岸一片汪洋。金训华为抢救生产队的两根电线杆跳下急流，失去了生命。

金训华生前的日记：

七月四日

我现在开始感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我，一个毛主席的红卫兵，已作好了一切准备，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迎头痛击反动势力，哪怕作出牺牲也是心甘情愿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战斗！战斗！战斗！

七月十九日

××大队阶级敌人的气焰还很嚣张。知识青年到农村来，就是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斗争，首先就是参加阶级斗争。我们就应该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群众，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我们知识青年应该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金训华怀着战天斗地、改造人类的理想到农村，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脑袋中充满了“斗”的思维。他把“与人斗”的思维贯彻到天地之间，最后终于丧失了生命。金训华是斗争哲学的一个例子，同时无疑也是牺牲品。

恩格斯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毛泽东又补上一句：“和对世界的改造”，这一画龙点睛的补充，实际上充分点明了共产党对自然的态度，那就是改造自然。共产党认识的“必然”是盲目的物质，没法解释其来源的“规律”，认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客观规律性，就可以“征服”大自然与人类。共产党把俄、中这两块“试验田”改造得一塌糊涂。

大跃进的民歌便是中共狂妄愚蠢的写照：“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共产党来了！破坏了这个原本和谐的世界，破坏了自然平衡。
（二）破坏自然自食其果

中共推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大肆开垦不适宜耕种的山地和草原，填平中国江河湖海。结果如何？中共声称，1952年粮食生产超过了国民政府时期，但中共没有透露的是，到1972年，中国粮食总产才超过了同样是和平时期的清朝乾隆年代，而至今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仍然远远落后于清朝，只有中国农业鼎盛时期宋代的三分之一。

乱砍滥伐、堵河填海的结果，是中国自然生态的大破坏。至今，中国生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海河、黄河断流，淮河、长江的污染，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彻底切断，甘肃、青海、内蒙、新疆草原消失，滚滚黄沙扑向中原大地。

五十年代初，中共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在黄河修建三门峡水电站，发电量至今只有一条中等河流的水平，却导致上游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一个大一点的洪水就给两岸民众带来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3700立方米/秒，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

河南驻马店，当地建造了多个大型水库。1975年大坝连环决堤，短短两小时内6万人丧生，死亡人数总计高达20余万。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政权对中华大地的肆意掠夺仍在继续。长江大坝，南水北调，都是准备以万亿计的金钱，图谋改变自然生态。而中小型“斗地”项目更是层出不穷。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以原子弹在青藏高原炸开一条通道，以改变中国西部的自然环境，其对大地的蔑视和狂妄令天下人为之侧目，却也绝不出人意料。

在周易八卦中，我们的先人以天为乾，尊之为天道；以地为坤，奉之为坤德。

周易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孔子注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显然，以地母之坤德，尚且至柔、至静、有常而承天，方可厚德载物，万物资生。同时，提出了人类对乾道坤德之态度，即承天顺地，尊重自然。

中共以战天斗地的姿态，对大地肆意搜刮掠夺，任行欺压榨取，逆天地而行，最后必然受到天地以及自然规律的惩罚。
三、与天斗，迫害信仰，否定人对神的正信
（一）有限的生命如何认识无限的时空

爱因斯坦的儿子爱德华曾经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这么有名呢？”爱因斯坦说：“你看到这个大皮球上有一只瞎眼的大甲虫吗？它并不知道它爬行的路线是弯曲的，但是爱因斯坦知道。”这句话实在意味深长，中国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想认识一个系统就必须跳出系统之外去观察，然而以人有限的生命去观察宇宙无穷的时空，人类将永远无法窥其全貌，宇宙也就成了人类的永恒之谜。

科学无法逾越的障碍自然是形而上的，这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信仰”的范畴。

信仰这种人内心世界的活动，对于生命、时空、宇宙的体验与思考完全不是一个政党应该管理的范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然而共产党却凭着他们对宇宙和生命可怜又可笑的认识，把他们理论之外的一切都称之为“迷信”，还要将有神论者洗脑，转化，批倒批臭，乃至肉体消灭。

真正的科学家宇宙观是开阔的，是不会用自己有限的“已知”去否定无限的“未知”的。著名科学家牛顿在1678年出版了巨著《数学原理》。书中详述了力学原理，解释了潮汐，行星的运动并推算了太阳系的运转方式。获得巨大成功与荣誉的牛顿自己却一再表明他的书完全是一种现象性的描述，他绝不敢谈论至高无上的上帝缔造宇宙的真正意义。《数学原理》第二版出版时，牛顿曾在书中写下这一段以表达他的信念：“这一尽善尽美的包括太阳、行星、彗星的大系统，惟有出于全能的上帝之手……就像一个盲人对于颜色毫无概念一样，我们对于上帝理解万事万物的方法简直是一无所知。”

且不说是否有超越时空的天国世界，是否修炼人可以达到返本归真的境地，真正信正教的人都相信善恶有报，因果关系的原理。正统信仰能够将人类道德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他们都相信宇宙中有一个普遍的规则存在。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不懈的探求宇宙真理，那么除了科学探索之外，宗教、信仰和修炼不也可能是发现真理的另外方式和途径吗？
（二）中共摧毁人类的正信

世界上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是信神的。正是对神的信仰，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才会在内心约束自己，才能维持社会道德的水准。古今中外，西方的正教，东方的儒、释、道都告诫人们：信神敬天、从善惜福、感恩知报，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共产主义的中心指导思想就是鼓吹无神，无佛，无道，无前生，无后世，无因果报应。由此，各国共产党都鼓励穷人，流氓无产者无须信神，无须偿还业力，无须安分守己，反而应该巧取豪夺，造反发家。

在中国古代，皇帝们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称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辖和制约，不时要下诏罪己，向天忏悔。共产党则自己代表天意，所谓无法无天，绝无丝毫限制，结果制造了一个个人间地狱。

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认为，宗教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他害怕人们相信神和上帝从而不信他的共产主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第一篇收入的就是对门捷列耶夫参与研究“灵学”团体的批判。

恩格斯说过：“中世纪及以前的一切都要在人类理性审判台前辩护自己存在的理由。”说这话的同时，他已把自己与马克思当成了审判台前的法官了。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是马克思的朋友。他这样形容马克思：“他俨然就是人们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上帝。他要人们象神一样崇拜他，把他作为偶像顶礼膜拜，否则就大加挞伐，或阴谋迫害。”

而传统的正信，对共产党人的这种企图构成了天然的障碍。

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迫害，可以说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文革中无数的寺庙被砸烂，僧人被游街示众，西藏90%的寺庙被破坏，中国至今有数万的家庭基督教会成员被关押。上海的天主教神父龚品梅被中共关押30余年，1980年才来到美国。他在90多岁临终前立下遗嘱：“等到共产党不再统治中国时，将我的坟墓迁回中国上海。”一个人为信仰而被残暴的邪恶势力单独秘密囚禁30多年，中共曾无数次逼迫他，只要同意归中共的“三自爱国委员会”领导，就可以放他出去。而近几年，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镇压，正是中共“战天”的延续，也是中共力图强售其奸的必然结果。

无神论的共产党要领导和控制人们对神的信仰，“与天斗，其乐无穷”，其可笑之程度，绝非“妄自尊大”所能形容其万一。
结语

共产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彻底失败了。世界最后一个共产大国的魁首江泽民，在2002年3月对华盛顿邮报记者曾这样宣称：“我年轻的时候曾相信共产主义会很快来临，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现在仍然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者已经寥寥无几。

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其违背宇宙规律，逆天而行，是一股反宇宙的势力，因而必然受天意神灵的惩罚。

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次次变换嘴脸，一次次抓住救命稻草渡过危机，但其最后的结局举世了然。中共虽然在一件件除去其美丽外衣，赤裸裸的暴露出它贪婪、凶狠、无耻、流氓和反宇宙的本性，但它仍然在钳制人的思想，扼杀人类的道德伦理。它对人类的道德文明，对人类的和平进步也仍然极具祸害。

茫茫宇宙携带着无法抗拒的天意，或称之为神的意志，或称之为自然规律，或称之为大自然的力量。人类唯有敬天意、顺自然、尊重宇宙规律，关爱天下生灵，才可能有自己的未来。


【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前言

提到暴政，中国人往往会联想到秦始皇的苛政与焚书坑儒。秦始皇“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汉书·食货志》）的苛急暴虐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征敛无度、赋税奇重；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严刑峻法、邻里连坐；钳制思想、焚书坑儒。秦朝统治中国时，全国约有一千万人口，秦王朝竟征用了200万人为役。秦始皇进而把严刑峻法施于思想领域，大肆禁锢思想自由，曾将非议朝政的儒生方士杀之千余。

与“狼虎之秦”相比，共产党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所共知，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统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之上。毛泽东自己也曾直言不讳：“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步履艰难走过的五十五年，看一看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是怎样利用政府机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来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作工具来实行恐怖统治的。它“杀人”与“诛心”并用，镇压共产党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场，为共产党在中国的“造神”运动拉开了大幕。根据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不断地消灭不同范围和群体中的异己分子。同时，用斗争加欺骗的手段强迫全国人民成为它暴虐统治下的顺民。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

建国仅3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同时，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份、给全国不下二千万人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备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与此同时，随着土地改革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乡有党委、村有支部。党支部上呈下达，贯彻党的旨意，他们往往是冲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挑动农民斗争地主，致使近十万地主丧生。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在这期间，共产党在全国农村掀起了第一轮“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宣传。土地改革中不劳而获、强取豪夺、为所欲为的政策使少数农民得到实惠，也有不少贫苦农民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产党是为人民的说法。

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两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鼓中年年加码，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九亿农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会地位相对改善之外，他们被紧跟着的农工产品价格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贫困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急剧扩大，贫富悬殊，农村重新有人成为新地主、新富农。新华社发表的资料表明，1997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也就是说，农民在农业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1.8比1，扩大到3.1比1。
二、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

另一个要被共产党消灭的阶级是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工商改造中，共产党宣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其原则还是顺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在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陈毅就曾每天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这样在几年内，共产党就在中国全面取消了私有制。

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时，共产党发动了镇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反、五反、肃反等一系列的全国大规模整人运动。每次运动共产党都动用它所掌握的政府机制连同党委、总支、支部，凡3人则成一战斗堡垒，深入乡村街道。无处不在，无事不管。这种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网络式控制结构，在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建国初期发生的另一事件是对宗教的暴虐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全面取缔。1950年，共产党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文件中指出，封建会道门组织乃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工具。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它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

这次运动打击了广大信神向善、遵纪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3百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在广大的城镇乡村，几乎每户都遭到盘查，连农民供的灶王爷也被砸碎。在杀人的同时，更进一步确立了只有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从此以后，便有了所谓的“爱国”信徒。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实际上，无论老百姓信的是什么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承认共产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教徒们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打击、专政的对象。

有两万多名基督徒对中国22个省、207个大小城市的56万名家庭教会基督徒进行了走访调查，证实在家庭教会信徒中有13万人被监视居住。仅在1957年之前，就有1万1千多名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

至此，共产党在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迫害了广大城乡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识分子组织了“裴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引以为戒。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

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帐”。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人把共产党的整人权术整理为四条：1）引蛇出洞，2）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3）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4）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

那么，引起这么多右派和反党分子近30年流放边远寒苦地区的“反动言论”究竟是什么呢？当时被万箭齐发、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动理论”是由罗隆基、章伯钧和储安平几次讨论会发言组成的。细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简而言之，无非是要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罗）。国务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态，建议要把政协和人大的人加进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章）。党外人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着党员的脸色做事（储）。这几个人都明确表示了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提的意见也都没有越出鲁迅所描述的“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请脱下来洗一洗吧”的范围。

划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随之而来的，还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劳动和划漏网右派。谁对本单位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其下场轻者是不断被批判，重者则劳动教育或全家迁送农村。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份，就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

自此以后，一部分学者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亦步亦趋，成为共产党的“御用知识分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像是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了。
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反右之后，中国进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人们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在这场谎言与愚行的闹剧中，共产党强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气植入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跃进歌谣，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醒。直到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谁不知道毛泽东的大跃进是荒唐，专断的？但拥护不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是“忠”与“奸”，生与死的界限。当初赵高指鹿为马，并非不知何为鹿，何为马，而是为了左右舆论，结党谋私，让天下人盲目服从而不敢略有争议。最后，彭德怀本人也不得不违心的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了字。正如邓小平在文化革命后期不情愿的保证“永不翻案”一样。

由于人类社会总要靠已有的经验来认识世界，拓展思维，而共产党使人们对整个社会的经验教训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体的封闭消息，人们判断是非的能力日见低下。下一代人对前一次运动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识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经验完全无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来了解历史并判断新的事物。自以为正确无误，其实谬之千里。共产党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这种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万3千6百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万5千196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份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它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继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1万9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5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35万余人被杀的血案。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

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分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称语录，“狠斗私字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七、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进

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文革以后城头变换大王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在20几年里交替更换了六代领导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国，城乡差别加大，沙漠剧增，江河断流，贩毒卖淫有增无减。所有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要消灭的“罪恶”又被中国共产党扶持起来。

共产党的豺狼心、蛇蝎性、鬼魅行、祸国术有增无减。六四用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更是罄竹难书。2004年10月，为征用农民土地，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动1600多名防暴警察抓捕枪伤50多名农民。现在的中国政治统治还是基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与暴力崇拜。唯一不同的，是更加具有欺骗性。

法律：由于共产党政权不断的人为制造斗争，把大批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及邪教徒，共产党独裁专制集团和各种人民团体之间产生了尖锐冲突。共产党则在“维护秩序，稳定社会”的幌子下，不断的修改“法律”和“条令”，把人民的不满行为纳入反革命行为加以镇压。1999年7月，江泽民在政治局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做出私人决定，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一时间谣言铺天盖地而来。江泽民个人对法国某家媒体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后，官方媒体赶紧发表文章对全国各界施加压力，并胁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不伦不类的“决定”来处理邪教，随后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了一个对人大“决定”的“解释”。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卷入了这场人神为之震怒的迫害之中，因为是“（党）中央”定性了的，他们只能拥护执行，根本不敢提出异议。5年来国家机构动用了四分之一的财力来镇压法轮功。全国人民人人过关，凡承认修炼法轮功而不肯放弃的人很多被开除公职，关押劳改。他们并没有违犯法律，也没有叛国反对政府，只因为相信真善忍就有成千上万人被关押。虽然中共重重封锁消息，透过亲属核实知道被杀害的人已有1100多人，不知道的人数更多。

新闻：据香港文汇报2004年10月15日报导，中国第二十颗科学试验卫星返回地球，砸毁四川省大英县蓬莱镇霍积玉的房屋。报导援引了大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艾裕庆的话说，“这个‘黑砣砣’的确是科学卫星的返回舱”，而他本人就是卫星回收的现场副总指挥。但新华社办的新华网只发了卫星返回的时间，并强调这是中国回收的第二十颗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却只字未提卫星砸毁民房的事实。这类报喜不报忧的手法是新闻媒介根据共产党的指示而采用的一贯作法。在历次运动中，报纸和电视推波助澜、造谣传谣才能使得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实施。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媒体立即执行。党要反右，全国各报异口同声地报导右派的罪恶。党要办人民公社，全国各报则齐声赞美人民公社的优越。在镇压法轮功的第一个月内，媒体每天在黄金时间段一遍又一遍地给全国人民洗脑。自此以后江泽民动用一切大众传播媒体不断编造、宣传，使民众仇恨法轮功的“自杀”、“杀人”等假新闻、假事件。其中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假案，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指责为政府带头欺骗民众的行为。在这5年里，中国国内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个电视台报导过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人们对新闻报导做假已见怪不怪。新华社资深记者自己也说：“新华社的报导那怎么能相信呢？”民间更是把中国的新闻机构形容为共产党的一条狗。有民谣唱道：“它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教育：教育是用来统治人民的另一副枷锁。教育本是用来培养知识分子的。而知识是由“知”和“识”两部分构成。“知”指信息、资料、对传统文化及时事的了解；“识”指对所知的东西进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创造，即产生精神的过程。有知无识是书呆子，而不是真正被称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来崇尚“有识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有知无识者、有知不敢识者比比皆是。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也是要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一直以来，学校都设置有政治课、党史，并沿用统一教材。教师并不相信教科书上的一些内容，但迫于“纪律”大讲违心之话。学生也并不相信教科书和老师讲的内容，但是还得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在中学生、大学生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的试题中就出现过批判法轮功的题目，背不出标准答案的学生则无法得到高分进入好的高校。如果学生说真话，则马上开除学籍，取消升学资格。

在民众教育中，由于报纸、文件的影响，有许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话，例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作为“真理”流毒甚广，潜移默化，替代了人们的向善之心及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2004年中国咨询中心统计分析了大陆新浪网进行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有82.6%的中国青年赞同在战争中虐待妇孺和战俘。这个结果出人意料，但也反映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仁政、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了解。2004年9月11日，苏州一歹徒狂砍28名儿童。9月20日，山东一男子在一所小学砍伤25名小学生。更有小学为了“创收”，让教师强迫小学生手工制造鞭炮为学校集资，而造成爆炸伤人的事件。

贯彻执行政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策的执行往往采用了强迫、威吓的手段。政治标语就是这种手段之一。长期以来，共产党政权把贴标语的数量列为政绩的一个标准。在文革期间，北京城一夜之间变成布满标语的“红海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比皆是。到了乡村，则简写为“打倒当权派”。近期，为了宣传《森林法》，林业局各林业站、护林办公室下达必须贴够若干标语的硬性指标，贴不够就没有完成任务。结果，基层的政府单位就贴出大量的标语如“谁烧山，谁坐牢”。在中国近年的计划生育运动中，更有大量耸人听闻的标语如“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收田牵牛”。更有违反人权，违反宪法的标语如“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标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手段。它的传播更具有直观性和重复性，因而常被中国政府用来表示政治动向、意志和号召。政治标语也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对人民讲的话，而在这些宣传政策的标语中不难看出它们所带有的暴力倾向和血腥气息。
八、全国洗脑，画地为牢

中共最厉害的暴政统治工具是网罗式控制。以组织的形式，把犬儒主义加到每个个体身上。它不在乎前后矛盾，出尔反尔，就是要以组织的形式剥夺个人与生俱来的做人权利。政府统治的触角无处不在。无论城乡，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员会或乡委会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通过它们的同意。党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宣传机制、运作体系都为这种强权统治服务。党要通过政府体系来控制每一个人的想法及每一个人的行动。

共产党控制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渐变成没有独立见解，或有独立见解，却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它的统治目的在于给人人洗脑，让他们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党所言，行共产党所倡导的事。人讲：“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是不管共产党怎样变来变去，全国人民都要紧跟不舍。当你作为被依靠的力量去打击别人时，要感谢共产党的“知遇之恩”。当你受到打击时，要感谢共产党的“教育”之恩。当你知道打击你是错误的，要给你平反时，又要感谢共产党的“宽宏大度、知错能改”。共产党的暴政就是在不断的打击与平反中得以实施的。

经过55年的暴虐统治，全国人民的思想已经是被“画地为牢”，禁锢在共产党所允许的思想范围之内。出格一步就是罪。通过反复多次的斗争，愚昧被赞扬为智慧，怯懦已成为生存之道。在互联网成为信息交流主要载体的现代信息社会，老百姓连上网时都被要求自律，不去看外面的新闻，不去看有“人权，民主”字样的网站。

共产党的洗脑运动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如此无所不在。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彻底改写了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并不断用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加固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绝对权威。
结语

综上所述，为什么共产党要年年斗、月月斗、日日斗，生命不息、斗争不止。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杀人、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惜让中国大部分农民及城市居民长期生存在贫困之中呢？

这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吗？不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之一是铲除一切私有制，因为它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初期也曾试图全面铲除私有制。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已经回到中国。宪法也规定保护私有财产。脱开共产党的障眼法，人们就能看清，55年来，共产党的统治不过是导演了一出财产再分配的人间闹剧，走了几个回合，最终把别人的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已。共产党的另一原则表明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但现在，共产党的党章中已明文规定资本家可以入党。共产党内部已无人再相信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名不正则言不顺”，共产党如今只剩下一张皮，已无实质可言。

那么，这样的长期斗争是为了保护党的队伍清廉纯洁吗？不是。共产党执政55年，如今全国上下共产党的干部贪污受贿、妄行不法、误国害民，层出不穷。中国有大约两千万党政官员，近年来已查出有八百万官员因腐败犯罪被惩处。中国每年更有近一百万人上访状告那些还没有被查出的腐败分子。仅2004年1月至9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35家银行和41家企业的违规办理结汇业务进行立案查处，就查出违规结汇金额达1.2亿美元。据统计，近年来有不下4千名卷款私逃的共产党政府干部，偷盗的国家公款高达数百亿美元。

那么，这样的斗争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觉悟，让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吗？也不是。如今的中国物欲横流、人心不古、骗亲宰熟，俯仰皆是。许多中国人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不知不言或知而不言，不讲真心话成了在中国平安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素养。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次又一次因空穴来风般的原因被煽动起来。中国人可以由政府组织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去扔石头，放火烧美国国旗。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就是不能做有人权保证的公民。文化修养是提高素质的根本。中国立国数千年，孔孟之道给人们设定了礼仪纲纪。“如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是大乱之道也。”

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就是为了制造大乱，且动乱不断，由此树立“一党天下”的教主地位。让一个党的思想统治全国人民，而政府机构、军队、报纸、电台都是共产党施行暴政的工具。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已是病入膏肓，它已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它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了。

有人认为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会使天下大乱，担心谁能代替共产党来统治中国。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共产党55年的统治不过是过眼烟云。在这短暂的55年中，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人定胜天”。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使整个中华民族都陷入深重的危机。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仁政都把“爱民”、“富民”、“教民”视之为政府的基本职责。人有向善的本能，而政府有职责帮助人民实现这种本能。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不富而教是不现实的，不爱民而滥杀无辜则谓之暴虐。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不乏仁政的实施者：古有尧舜、周具文武、汉出文景、唐盛贞观、清泰康乾。这些朝代的鼎盛无一不是“行王道”、“持中庸”、“求平衡”。仁政的特点在于选贤用能、广开言路、讲义求睦、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老百姓因此能够循礼守法，安居乐业。

观天下之势，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在没有共产党的日子里，必能还人间一股祥和气，使百姓真诚、善良、谦逊、忍让。让国家俯首农桑、百业兴旺。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

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象、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

党往往是软硬兼施，时松时紧，外松内紧，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分子王实味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着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通过考验知道你达到极限，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党总是这样把你置于死地，欣赏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时，亲切地出来给你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的路，成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

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进行“思想改造”的典范。

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这种心理学现象，早已被中共成功的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党是最邪恶的

中共绝大多数总书记都曾经被打成为反党分子。显然，这个党有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独立的肌体。不一定是党的领导人决定党的方向命运，而是党决定其领导人的命运。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连生存都成问题，却一点不妨碍党以打AB团的名义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要节省子弹。在陕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却进行了以延安整风为名的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如此大规模的内部反复大屠杀，却不影响其扩大势力最终统治中国大陆，把这种自相残杀模式从当年的小小苏维埃扩展到全国。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疯长的过程中，核心坏死了，外围还在不断向健康的原生的肌体扩散。原来的肌体部分被渗透后，成长出新的肿瘤。不管一个人好坏，一旦进入中共，就成了破坏力量的一部分，越正直越认真，破坏性越大。毫无疑问，当这个肌体被彻底毁坏时也就是这个肿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肿瘤却是一定要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人，不喜欢暴力，告诫共产党人，如果强化国民党内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对领导权有浓厚的兴趣，必然会导致革命内部的紧张。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宽容之道。他是第一个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

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认为共产党应该亲自去战斗，去厮杀，去组织暴动，去摧毁任何一级可能摧毁的政权，用极度无序的办法使中国社会恢复秩序。不料，瞿秋白临死前坦承，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党的领导人王明奉命于共产国际，主张联合抗日，而不是扩大共产党根据地。在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不能说服他们的同志，他们苦恼无法将实质一语道破：凭红军当时的实力，无力聚歼日军一个师团，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在“舍身取义”的传统文化主导的人文场中，毛泽东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后来被定为先左倾后右倾的机会主义。

胡耀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共产党赚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赵紫阳为挽救共产党搞改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共产党的各届新政又能做什么呢？真正要改革共产党，共产党就会灭亡，共产党给他们的权力马上丧失合法性。靠一个机器自己生产出来的力改变它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产党的改革毫无可能成功。

党的领导人都是坏的，革命怎么还能进行并且扩大？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的活着。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痞在今日已是党的一大奇观。党的这个错误是张国焘的，那个错误是四人帮的。毛泽东的三七开，邓小平的四六开。党却从来没有错，党错了是党自己纠正的，“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帐”。连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都堕变成社会主义温饱，连马列主义都被“三个代表”取缔，连自己都可以骂。为了维护其统治，如果人们见到共产党搞民主，开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间抛弃江泽民，平反法轮功都不要奇怪。惟有一个东西不会改变——那就是党的集团目标、集团生存、集团权力的宗旨不变，维护共产党的权力和统治不变。

共产党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化成党性，党的最高原则，化成领导人的灵魂，化成整个党的运作机制和所有党员的行动准则。党是钢性的党，有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的行动必须一致。
结语

是历史的什么力量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要选择中共？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势力，两种选择。一种是旧的、邪的势力，它要进行恶的、负面的选择。另一种是正的，好的势力，要进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选择。共产党是旧势力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共产党，就是因为它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是邪恶的集中代表。它最会利用并欺负人们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气候。

共产党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意味着什么？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都证明没有共产党的血腥和狡诈，就没有它的天下。中共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团体，它随心所欲地解释马克思和列宁编造出来的理论，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冠冕堂皇之中，蒙蔽、煽动、或利用一部分群众，做出强力的解释，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的外衣加以实施，以证明其永远正确。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全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售其奸，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


【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前言

按《说文解字》，“黨”意即“尚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匿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所以会有“狐朋狗党”这个贬义词，“结党”和“营私”往往连在一起。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

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

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付烈性毒药。

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的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积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以此为依据，摧毁一切不利于它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它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

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中共完善着它“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
(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

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及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

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

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

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
(二)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

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统战是党骗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

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任何真正不同意、不符合它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的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由于它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时期还是掌握政权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三)基因之三：煽——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

骗为了煽。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

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站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
(四)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

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

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语词，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

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施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五)基因之五：间——渗透，离间，瓦解，取代

骗、煽、痞犹不够，间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术，地下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译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

亲共的杨登羸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斐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晖，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六)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

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
(七)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

骗、煽、痞、间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决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

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
(八)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

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

这一切，无不建立在它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由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它，它要消灭你，你拥护他，它也可能要消灭你。它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至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
(九)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

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它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

“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世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世挨整，孙维世的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颗长钉子，可是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背民族大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一百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

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俩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体中国人，要象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

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为了赋予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它只有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
(一)中共成立——吸苏共的奶水长大

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

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仰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责备中国同志太不努力。

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为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万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

实际上，共产党发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

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坡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三万人。

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四•一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借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
(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

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报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六十四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纪功碑，铭勋柱，无不摧毁槌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可伦比，起义过后，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惨酷之祸，古今罕有。

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直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

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

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
(五)西安事变——成功用间，二次附体

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

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

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中共党员直接策划了这次兵变。

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一百七十余万军队，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六百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七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

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九十余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二百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令人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

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谱，(3)家庭成份与社会关系，(4)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5)党性检讨。

在档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复地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

审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
(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

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

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二十万人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百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一)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

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维持生存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着那变换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象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肌体的每一个部位，使其他正常细胞死亡，任由恶性细胞疯长。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着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的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

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它的自我原则为根本，它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它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
(二)一以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

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着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

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它们更邪恶的私货。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两个贝壳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前言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

1840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肇因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

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160多年时间，付出了近亿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之后，中国所选择的，或者说是中国所被强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布）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两千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

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象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三十年的战争时期。

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菲共、马共、越共、缅共、寮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

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

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

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为祸也更为酷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基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地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需而且必然的过程。

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得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

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1957年中共号召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权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致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

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

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

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八十年来的十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五次。

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而社会公平的极致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大亨。

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个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至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

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

中共历史上的十多次所谓“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

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智哉斯言！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中共建党之初，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

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更多，也同样是党性的作用。

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

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

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的人，都会被立即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

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

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极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

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

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

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致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

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以逞。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

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象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

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

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中今外无出其右者。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一百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

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分。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分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出了第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

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象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它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

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

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进、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分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乘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

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

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毛远新毛新宇亮相！中共高调纪念毛诞 但有个惊人巧合
【阿波罗新闻网 2023-12-26 讯】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巧合：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并宣布解散，苏联正式解体。曾有微博如此说道：“这一天，某一个个人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一个庞大的乌托邦帝国的彻底奔溃、垮台，这才是值得历史记住的。”一个是中共曾经的主子的解体日，一个是中共已死的前帮主的冥诞日。显然上天安排这样的巧合并非无意，在这样一个暗含凶兆的日子搞什么纪念活动，结果会怎样呢？
侄子毛远新赴韶山拜祭孙子毛新宇亮相军方研讨会

周二（12月26日）是毛泽东130周年冥诞，中央将隆重纪念。不82岁的毛泽东侄子毛远新及其家属25日冒着严寒，拄著拐杖现身韶山，向毛泽东敬献花篮，引起关注。

毛远新是中共烈士毛泽民之子，在毛泽东身边长大。他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革期间担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更一度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代传圣旨”，后来被判刑17年。10年前的毛泽东120周年冥诞，毛远新已经以亲属的身份出现在官方纪念活动，显示其名字“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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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的毛泽东侄子毛远新（红圈）及其家属昨天冒着严寒现身韶山，向毛泽东敬献花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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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的毛泽东侄子毛远新及其家属昨天冒着严寒现身韶山，向毛泽东敬献花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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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孙子、军事科学院少将毛新宇（红圈）现身全军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军事思想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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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是开国领袖毛泽东130周年冥诞。

延伸阅读：北京再高调纪念毛昭示党魁走入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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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辉评论文章：12月26日是“毛诞日”，就在这个日子即将到来之际，中共官媒开始密集推出相关纪念文章、纪录片，甚至召开纪念大会。

如23日，中共军报在二版要闻的报道中称，“全军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军事思想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同日，《中国俄文杂志》网站称，12月15日，由俄中友协主办的毛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在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举行。中共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常旭红致大会开场辞，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基里尔·巴尔斯基担任主持人，60余名中俄政治、文化、媒体界等代表参与了本次活动

如在24日这一天，新华社报道称纪录片《人民领袖毛泽东》、《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130个瞬间》将从24日起播出，《毛泽东的诗词人生》将于26日起播出。军报则发表吹捧毛四渡赤水和毛读书生活的文章《赤水河畔战旗扬》及《感悟毛泽东同志的读书生活》。

而此前《北京青年报》还披露，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纪念毛诞辰130周年重点项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鲲鹏击浪》、《问苍茫》近日播出。

此外，中国多地也推出各类活动纪念毛冥诞。如12月17日，由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纪念毛冥诞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12月9日，北大举行毛冥诞学术研讨会，12月2日在安徽大学举办“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发展论坛（第五届）学术研讨会”，纪念毛……

另据“毛纪念堂”官方微信公号18日发布公告显示，12月24日至26日闭馆。按照香港某媒体的解释就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将率领全体中共高官，去毛墓膜拜。之后在大会堂开座谈会，要高度评价毛泽东。

中共现党魁在任十一年间，经历了毛120周年冥诞日和毛130周年两个冥诞日。在2013年毛冥诞日时，中共也是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但相较于今年，却还算低调。习率众高官膜拜了毛尸，并在12月26日在大会堂召开了纪念座谈会，习做了讲话。在讲话中，习继续肯定毛对中共的功绩，肯定毛的遗产。虽然承认毛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却说毛应该被放在时代背景下来评价，“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

言辞中，习貌似已经忘记了习家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时所遭受的迫害，忘记了毛是习家的仇人。

习近平与那个天天在重庆“唱红打黑”的薄熙来一样，为了仕途，真真是反将仇人当恩人。

彼时有分析指，习近平在上位前和刚刚上位后膜拜毛尸、毛像，主要是因为根基不稳，借此向中共党内高官表明自己要坚持毛开辟的对外不示弱、对内不示强的路线；表明自己赞同2013年“两会”期间所达成的“不搞多党制，不搞轮流执政，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态度；表明自己要高举毛的旗帜以及表明自己对所谓革命传统的尊重。

的确，从上位后的习近平对毛和毛家人的态度看，其内心还是矛盾的。至少在2019年前他一直在弱化毛。比如2012年任党魁后，第一次到湖南考察时没有到毛故居祭拜；在毛120周年纪念日前，要求湖南省委要“隆重、简朴、务实”，而且原定在大会堂举办的纪念毛的演出也被取消。还有在2013年10月15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习仲勋百年纪念活动时，毛“纪念堂”前所未有地闭馆一天，为习仲勋让路。

然而，习弱化毛却不敢彻底否定毛，因为彻底否定毛就是要彻底否定中共，否定中共的后果就是中共政权的垮台。习在中共十九大再次获取最高权力后，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政权以及手中的权力，在内外危机下，选择效仿毛集权，走毛时代的“老路、邪路”，于是有了2019年国殇日对毛的膜拜。

那么，在中共血雨腥风的高层博弈中，至少在表面上掌控了最高权力，将所有高官踩在脚下的习近平，在内外交困下、尤其是不久前高喊“改革开放”后再度高调吹捧毛，膜拜毛像、毛尸，用意何在呢？

要知道，中共党内和民间一直有股力量在利用毛来反习。因为中共的改革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国内一些不满现状的中老年人和底层百姓纷纷怀念毛时代，以发泄不满，而且由太子党资助的一批“新左派”文人也在为毛时代的政策造势。习高调纪念毛是否会让这股力量掀起波澜呢？

笔者认为，在习利用公安、国安系统，借助大数据对民众的严密管控下，这样的波澜即便有，也很难有所作为，因此，习对此应该不会太担心。而习选择再次高调吹捧毛，传递的信号是：

一、昭示自己是毛衣钵的直接继承人，将坚持毛的政治军事路线对抗世界。

如中共党刊《求是》于12月16日在发文吹捧毛后，吹捧习是“众望所归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是“党和国家之幸、人民之幸、中华民族之幸”。军报报道核心是吹捧毛军事思想后强调要“突出学好习近平强军思想”，要忠诚，要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聚力备战打仗”等。

二、昭示习在对外欺骗失败，国际压力增大，对内无法面对经济萎靡、民怨沸腾、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业已走投无路。其只能效仿毛，加强对党内、民众的管控，维系自己的权力。只是业已看过外边精彩世界的国人，有多少人愿意走回头路呢？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巧合：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并宣布解散，苏联正式解体。曾有微博如此说道：“这一天，某一个个人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一个庞大的乌托邦帝国的彻底奔溃、垮台，这才是值得历史记住的。”一个是中共曾经的主子的解体日，一个是中共已死的前帮主的冥诞日。显然上天安排这样的巧合并非无意，在这样一个暗含凶兆的日子搞什么纪念活动，结果会怎样呢？

责任编辑： 方寻 　来源：星岛日报 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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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财新》社论“重温实事求是”被删｜Whatsnew
一些分析认为该文的批评可能引发对现时政治的联想，从而出于“维稳”缘故而遭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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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6日，中国北京财新传媒有限公司总部外。摄：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特约撰稿人 黄晖 发自新加坡

刊登于 2023-12-27

12月25日，属于北京财新传媒旗下的《财新周刊》刊发一篇题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社论，引发了不少转载和议论。随后该社论显示已被从网站上删除。

12月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45周年纪念。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该年年初引发大辩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法，借此邓小平巩固了文革结束后复出的领导地位，在中共中央层面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视为中共改革开放的开始。

财新传媒由前《财经》杂志总编辑胡舒立创立于2009年，被视为偏向自由派、改革派的重要媒体平台，也是中国大陆最成功的经营付费墙模式的媒体之一。其创始人胡舒立拥有革命干部家庭背景，被指在体制内拥有广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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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5日，《财新周刊》刊出题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社论。

该社论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拨乱反正，并奠定此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一条根本经验就是遵循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说：‘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要摆脱教条，直面现实。”

文章还称，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官方却仍坚称‘形势大好’，且‘越来越好’，实则民生凋敝、贫穷落后，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被正在腾飞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后面……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被视为‘崇洋媚外’，国门紧闭，领导层和民众都对外部世界懵懵懂懂。”

该文还批评指“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收缩性政策频出，伤害了企业，也削弱了市场预期。收缩性政策的背后，存在一套背离实事求是路线的治理逻辑和行为方式。”（延伸阅读：《利用、限制、改造：习时代下党和私营企业关系的演变》）

文章被删后，一些分析认为该文的批评可能引发对现时政治的联想，从而出于“维稳”缘故而遭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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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周刊》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上线一天，页面呈现“404”。

次日即12月26日，上海媒体《第一财经》刊出的包含了“我国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人口约为9.64亿”的文章也遭删除。被删前该文一度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榜单第二名。

该社论对改革开放的评论没有完全遵循近年来习时代的文宣的纪念思路。（延伸阅读：《习时代的“改革”是什么？——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讲话关键字分析》）

习时代讨论改革开放时多次强调“新时代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新局面”或“全面深化改革开放”。12月18日，新华社官方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论即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10年攻坚克难，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创了改革开放新局面。”新华社的这篇评论中，习近平时代的反腐、扶贫、机构改革列为改革成果，而将扩大进口、建设自贸区、不脱钩等政策列为开放成果。

习近平在2012年接任总书记之后曾就文革和改革开放的关系提出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2021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将邓小平时代直到胡锦涛时代定义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其后的“习近平新时代”做出区别。（延伸阅读：《十九届六中全会闭幕，如何解读中共的“第三次历史决议”？》）

#财新周刊 #财新 #实事求是 #中国舆论 #改革开放


长津湖战役志愿军到底为什么会输？不到2万人的美军陆战1师能在志愿军的层层包围中来去自如，攻必克，守必固，17天没有丢过一块阵地，而同时给予对手如此巨大的杀伤，武器精良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最大效能地使用武器。长津湖时代，美国空军可以在两军相隔15米时支援地面作战，在相隔50米时准确投掷凝固汽油弹。当时中国不是没有空军，能不依靠苏联空军自己安全飞到长津湖就不容易了，更别提作战了。

至于近距离支援地面作战，别说当时没有可能，就是解放军今天能否做到都要打个问号。此外，官兵的军事素质也极其重要，有枪有炮打不准顶个屁用！为什么志愿军喜欢在夜间进攻？是因为善于夜战？当然不是。只是因为夜晚可以抵消美军官兵的军事素质，降低美军射击的准确率而已。志愿军不是没有飞机，也不是没有坦克，更不是没有炮，什么小米加步枪都是胡说八道。志愿军缺的是地空的配合，步炮的配合，步坦的协调。还有一个中共最最忌讳的，是陆战1师的作战意志和顽强精神！

长津湖战役期间，陆1师多次与志愿军展开肉搏战。尽管志愿军人数多，喊打喊杀的声音大，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却远不如美军。再加上亚洲人体格也不如人高马大的美国人，到了四眼一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时刻就吓尿了。古代冷兵器时代为什么中国人周边国家屡战屡败？害怕这种面对面的拼杀是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短板。这个短板在甲午战争第一战中就被日本人看破，所以日后的中日作战，包括抗日战争，日本人总是尽可能地与中国人拼刺刀…在中文世界里，一提韩战就是美军的武器优势，只字不提中国军队绝对优势兵力和近在咫尺的地理环境，更不提及背后里提供卢布和军火的斯大林。

其实，毛泽东在出兵前还没傻到不分析敌我优势的地步，而中国的兵力优势、地理优势、背后的支持这些东西都是毛泽东敢于与美国叫板的本钱。为什么朝鲜战争后毛泽东不敢再与美国正面对抗了？道理很简单：所有的优势都不复存在了，这不，连“解放台湾”的统一大业习近平也只能在嘴炮上实现了。


Xiang Yang 向阳
@TheXiangYang
习近平何以超越希特勒和齐奥塞斯库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个人制造纸质垃圾的传奇？9年，125本书，12500000字，平均每天写2500字，版权约31亿。他如愿以偿的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出书最多，代笔人数最多，出版物没人读过数量最多，靠国家公款购买最多以及出版物送废品回收站最多的传奇。他不仅毒害整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世界，还试图“入脑入心”于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这样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语法、逻辑都不通顺、没有健全人类理智与情感的人，是如何做到本本畅销海内外的？习近平当然有成为登峰造极的新纳粹分子的独门秘籍。

习近平自掌权开始就祭出“反腐败”大旗。中国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迟迟不肯进行政治改革，权力的潘多拉盒子打开，引起了中国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社会对“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呼声日高。而习近平抓住了亿万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在多部著作和各种讲话中把这个话题摆在了核心位置。正如当时的德国人热血沸腾地想听听希特勒如何把德国从一战后的失败国家形象中“拯救”出来一样，中国人也激动万分地期待新领导人能够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习近平也发现了这个利器真的好使，至今把一切反对他的人都以“反腐败”之名“关进了笼子”。

希特勒用标题成功地把自己的故事伪装成了平民变英雄，把他的烂书包装成了失败人士最爱读的励志书。哪个平凡人不想成为英雄呢？哪个草根、平民不想实现人生梦想呢？一位壮怀激烈的“爱国者”从底层一步步奋斗上来的故事永远那么吸引人。当时的德国大众如此，今天的习近平也如此。虽然《我的奋斗》这本书充斥了怨恨、咒骂、暴力、血腥、阴谋论等等负能量，但有了这么个正能量满满的标题，面市的时候真就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买回家去给自己孩子当励志书籍看。习近平的党媒也是通过各种“习近平的梁家河岁月”之类的标题，他自己各种乏味的讲话其标题与内容也三句不离“爱人民”，硬生生把一个有着严重人格扭曲的纨绔子弟、红二代包装成平民奋斗故事，除了强制用国库购买分发给机关事业单位里的个体，也真的有父母当励志书给孩子买，还有愚蠢的基层官员想实现从科员到科长、从科长到处长的梦想而当作奋斗励志书来读。习近平得了希特勒的真传，并发挥到极致。

就教育和社会治理来说，党文化占据所有系统，不仅教育和日常施政内容以党文化为主，而且人才选拔劣币驱逐良币，无德无才无能者最终占据整个社会的顶端，他们成为习近平洗脑术的忠实执行者。而中国的舆论环境也是雷同，清醒的知识分子和精英，每每与民粹主义民众辩论，都得败下阵来，一是中共实施低工资制和高劳动强度，知识分子没有更多时间、精力去“大战红孩儿”。二是中国人口基数特别庞大，没有受过较好教育的民众数量远远超过有真知的知识分子。这些民众在经济竞争的劣势中往往处于下风，而他们的简单思维又无法识破他们遭受的压榨、剥削来自这个以“爱人民”自居的党这个秘密。三是，中共一方面用利益收买学生，学生举报老师成风，另一方面动辄通过经济、政治手段乃至国家机器惩罚“政治不正确”的教育者以及异议人士，寒蝉效应让原本发声微弱的知识分子逐渐哑声。四是，知识分子在威逼利诱等手段面前，发生了分裂，多数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沉默，但极少数如胡锡进、司马南等选择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噪者，无道德和良知底线地迎合极端民族主义。

在这种一面是能够理性思维的社会精英如任志强们被判重刑，不屑于极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充当如纳粹德国的地摊文学功能的胡锡进们占据了舆论场。习近平的所谓思想正是通过党媒机器日夜不停的鼓吹以及“地摊文学”般的有毒网红极端民族主义鼓噪者，成为这个世界最大的谎言，对内撒谎，对外撒币，对文明撒野，一个个谎言成了系统，成了任何个体和团体都无法升级的“打怪”游戏，就这样把一个心智不全的独裁者拱上了“皇位”。比如，如果你要跟习近平辩论，当今的的国际秩序不应轻易打破，中国贸然行动是冒风险，习近平及其极端民族主义中蛊着一定会指着你的鼻子骂：“你这个汉奸境外势力，一定收了美国的黑钱！”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当然就没人可以与你匹敌了，中国社会的沉默的螺旋就这样形成了—谎言以集团军的力量碾压过来，一顶政治不正确的帽子随意扣在每个人的头上。

被文明社会用来改善民众生活便利的高科技，被习近平采纳为监控民众的完美手段，一方面，只允许所谓“政治正确”的话在网络传播，把异议彻底消弭，这将进一步让直线、情绪思维的民众走入信息茧房，受害狂想症更加狂躁。另一方面，智能技术把真实的血肉之躯打散、分割在孤岛上，使整个中国成为一座巨型监狱和集中营，人们失去社会行动的机会和能力，也失去热情和愿望。这样，一个只有习近平鬼影和魔法的社会已然来临，一个寂静无声的的社会将让习近平的书籍这种有型的垃圾和无形的意识畅通无阻的横流。而这，是希特勒无论如何也梦想不到的！


习近平自制航母“山东号”研制总指挥胡问鸣因“受贿”判12年，罚500万，因“滥用职权”判3年，合并执行13年。难怪“山东号”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成人玩具”。常规动力意味着庞大的锅炉，狭窄的机库和有限的航程。滑跃式甲板没有弹射器，难飞重型飞机。舰载机是歼15B，动力孱弱，起飞时“满油不满弹、满弹不满油”的搞笑玩意儿。满载排水量约70000吨，还比不上二战时日本海军的信浓号。说白了，就是习近平自嗨的产物，最大战力发挥在嘴巴上。一艘航母在服役过程中的大半时间是出于非作战状态的。美军航母每36个月中只有15个月能出击，剩下的时间都在整备，调试，磨合，轮休。其实有一艘航母的意义不大，有两艘也不大，要有三艘才能保证任何时间都随时有一艘可用。一个航母作战群从服役到退役，大概要吃掉1000亿美金。考虑到习近平对这一领域很陌生，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消耗的金额只高不低。这玩意就是个摆设，真的没有人当真。


Xiang Yang 向阳
@TheXiangYang
习近平到底反不反改革？习近平是中国皇帝，理解和预测习近平行为应该从秦皇汉武的角度去看。恢复经济对习有什么好处?增加税收，减少失业，社会稳定，国库有钱，可大撒币，对抗美国，准备战争，全国监控，有利维稳。基本如此。但是恢复经济对习有什么坏处？人民生活宽裕就会追求生活品质，必然会向中共发起挑战。民间与西方更多接触，价值观更与习或者中共所需要的冲突。愿意当狗的人更少。如果你让一个乞丐，帮你做什么事，只要拿出一个馒头，乞丐很可能就帮你做了。但是如果你让马云帮你做件事呢？企业家做大后，也会向中共的体制发起挑战。马云以前天天抨击金融制度，不是他蠢，也不是他傻，这是必然，他要为自己和其它股东谋利，就必须想办法扫清赚钱的障碍。商业发达后，人们生活在商业社会，会更重视契约。这样对习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容忍度更小，更容易激起人们的反抗。经济好了对习是有很多危害的，这些都是动了习或者中共的根基的。做为习正常的选择，肯定是希望让经济差下去。

当然，不是让14亿人都饿死，而是让14亿人都处于温饱边缘，这样民既”好用“，又不会因活不下去而造反。经济差下去，习怎么在国际上撒币，增加影响力？怎么让这么多鹰犬为自己卖命？解决这个问题，并不一定要经济好。因为钱并不仅仅来自于经济，来自于税收。就好像一个人的收入，并不一定要来自于劳动，还可以去偷，去抢，去骗。习的钱的来源并不需要中国经济好，完全可以通过其它手段获得。当年的金家的钱是来自于援助，而不是本国经济。习或者中共虽无法得到输血，但是也是可以有其它来源的。譬如国企抢民企生意，缩小经济规模，但是自己不受，或者少受损失，使人民致贫的手段。国营经济已经证明是失败不可行，但是习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以前失败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其中环节没做好，或者说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而失败。

习可以从海外获取资源。比如国际中转贸易，非洲殖民经济等。这些赚的都是自己的，所以习要打造一个独裁者联盟，以保证自己就算完全与西方脱勾，也可以在联盟获得收入。还有出口贸易，以后肯定会被制裁，但是在习看来，是有规避的方法的。比如到其它国家组装一下，打个标之类的。也就是说国企血汗工厂，还是可以有可能搞的。习把中国经济搞崩，让中国人致贫，但是同时也可以（至少习认为可以）自己不受或者少受损失。这种局面是对习最有利的局面。既然如此，习还恢复个什么经济！

地方官员，甚至中央的一些官员可能是真想恢复经济，毕竟习的话是这么说的，他们当真了。另一方面，明明想上位，故意坑原配，但是说的话，做的事，表面上看却处处是为原配考虑。习现在做的也就是这个。习的这些表现，一方面是告诉世人，我不是故意毁经济啊。 另一方面就是以后得逞了，搞垮经济，把祸甩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身上。习一边高喊恢复经济，一边抓间谍汉奸。习如果是真心想恢复经济，这些事会有更好的处理方法。不能一说习，就是小学文化，蠢。这是事实没错，但是不能把所有的事都归于蠢上，因为他不仅蠢，还坏。愚蠢其实是无知造成的，但是一些简单的事情，是无法用愚蠢解释的，那是坏。


财新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12月 26, 2023

2023年12月25日，《财新周刊》2023年第50期看法题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社论，之后不久这一社论就被“404”。2023年12月18日，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5周年那天，本站也首发了胡伟教授的文章“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两篇文章“殊途同归”。不过，《财新周刊》11月6日发布的题为“改革亟须新突破”的社论虽然也引起海内外的一些震动，但并没有被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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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年，峥嵘岁月稠。1978 年年底召开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果断结束“ 以阶级斗争为纲” ，将全党 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掀起了改革开 放序幕。改革开放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 的关键一招。纪念改革开放45 周年，不只是回 顾过往的艰难历程，不忘初心，更是为了凝聚 共识，斩棘向前。

当时，经历“ 十年动乱” 冲击，经济社会 伤痕累累，人心思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 能够拨乱返正，并奠定此后中国经济腾飞基 础，一条根本经验就是遵循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方法，并写入党章。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 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邓小平 说，“ 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习近平总书记 也指出，“ 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 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要摆脱教条，直面现实。这一经验，对迄今发展而言，是不爽的法宝，对今日之改革，则是前行的指南。

重温这一思想路线，可以更深切理解，45 年前，面对百废待兴的严峻局面，需要怎样坚定的决心、强大的魄力和高超的智慧，方能闯过难关。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收拾乱局，直面挑战。“ 文革” 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 溃，官方却仍坚称“ 形势大好” ，且“ 越来越好” ，实则民生雕敝、贫穷落后，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被正在腾飞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后面。 知耻近乎勇。唯有靠实事求是，中国才能跳出“绝对贫困陷阱” 。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唯有求真务实，方能求新求变。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题目就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也奠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调。此前掀起的“ 真理标准大讨论” ，正是要不要回归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次思想对决。也正是得益于实事求是，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敢想了; 过去不敢讲的问题，敢讲了。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勇敢调整对外政策，与世界接轨。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 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被视作“ 崇洋媚外” ，国门紧闭，领导层和民众都对外部世界懵懵懂懂。1978 年前后的官员学者出国考察热，让更多人看到世界的真面貌， 意识到中外巨大差距，进而产生奋起直追的强烈紧迫感，加紧全面调整内外政策。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就是把颠倒了的是非 纠正过来。一度由于“ 两个凡是” 等因素进展缓慢的平反工作，自十一届三中全会 起提速。据不完全统计，到1982 年底，全国共平反、纠正约300 万干部的冤假错 案，恢覆47 万多名党员党籍。通过平反，还了公道，顺了人心，也弥补了人才断 层。

重温，更是对今天的启示，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认识到，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面对内外重重挑战，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是光明大道，为此，务必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

只有继续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解决改革遇到的真问题。45 年的改革开放，取得 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当前，民营经济增长乏力，社会预期转弱，财政金融风险 显露，社会保障问题日益严峻等等，不仅事关国计，也波及民生。直面真问题，方 能解决真问题。

只有继续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近年来，中央严查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其实质是唯书唯上而不唯实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上级没有说的，不敢 说; 文件没有提的，不敢想; 领导没有安排的，不敢做。而改革开放的一条宝贵经 验则是“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14 亿人民是改革开放的主体，改革 开放要续写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就必须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只有继续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及时纠正某些不当政策。近几年，一些地方和部 门收缩性政策频出，伤害了企业，也削弱了市场预期。收缩性政策的背后，存在著 一套背离实事求是路线的治理逻辑和行为方式。近来，中央多次强调谨慎出台收缩 性、抑制性举措，这既有助于政策优化，也是实事求是的重申。 只有继续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成功应对层出不穷的外部挑战。当前，全球化遭 遇逆流，民粹主义思潮泛滥，“ 脱钩断链” 日甚一日，地缘冲突彼伏此起。作 为“ 负责任的大国” ，中方多次重申，一向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此外，还应准确评估自身力量，不卑亦不亢。这是事关中国国际处境和 道德形象的大问题。

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觉醒，这一觉醒以“ 真理标准大讨论” 作为先导，体现了 历史进程的严密逻辑和当时决策的有章有法。改革永远在路上，实事求是便是指路 明灯。如今，身处改革的“ 深水区” ，面对难啃的“ 硬骨头” ，淋漓尽致体现实事 求是精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给我们提供无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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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谏言情结，尊重党国命运。
歌颂泥猪癞狗，让它自生自灭。
没有什么朝代，可以仟秋万代。
加强身体锻炼，见证歴史规律。
歴史往往在偶然中走向其必然。
中共不亡，天理难容！
有太多的人渴望“天下大乱”
中国大乱的条件都已具备：
2024，天下必大乱，
民间抗争进入新阶段，
————否极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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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塔尼亚胡
提出和平的三个先决条件：
1、摧毁哈马斯
2、加沙非军事化
3、巴勒斯坦社会去激进化
二战盟军胜利后
德国和日本发生了‘成功的去激进化
今天，这两国都是美国的伟大盟友
哈马斯被摧毁，加沙实现非军事化
巴勒斯坦社会开始去激进化进程
加沙就可以重建，中东更广泛
和平的前景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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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的小辫子又让小粉红的玻璃心碎了一地。这就是民族自卑的心态，和小学生习近平一样，墙内观天。强调自信的民族是因为自卑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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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在凤凰卫视名人访谈节目中谈毛:
死后中国第一首富，存款1.72亿元。一半党费，一半分给家属（当时的700元折合现在一万元）
唐宋元善本线装书15万册，珍贵碑帖7000余件
三，任人唯亲，姪女王海容26岁任外交部第一副部张，另一姪女任北京市第一副市长，他的侄儿35岁任辽宁第一书记
四，毁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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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志愿军也过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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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忠告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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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有看“据传”？


唐剑
@9QY7dPhzEMASYnd
王志安厚黑史遭曝 凸显中共大外宣失败
【大纪元2023年12月24日讯】近日，海外华人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的圈子里，一个常年扮演“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实为中共大外宣的双面人遭到了全面起底，此人就是现居日本的前央视记者王志安，其社媒名为“王局志安”。

围绕着王志安，很多媒体人、自媒体人以及广大网友都有一个最大的共识，那就是此人极为刻薄、恶毒、卑鄙、无耻，深谙厚黑学、诡辩术，经常在网上发表反智言论，替中共洗地，带风向，因此很多人都怀疑他是中共特务。那么，大家的直觉和判断对不对呢？下面，我们不妨从王志安的一些经历和言论说起。
一、六四学运期间的“无间道”

王志安的特务嫌疑，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其大学时期。1986年，王志安高考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一年后转入政治学院。一般说来，政治学院，类似于国际关系学院（前外交部长秦刚毕业于此），往往都是中共用于培养特务的机构。

1989年，王志安参与了八九学潮在武汉市的游行示威运动，而且是武汉大学学生领袖之一。然而，奇怪的是，六四过后，王志安不但没有像其他学运领袖和示威学生们一样遭到中共的秋后算账，反而顺利地拿到了文凭，又分配到了教学的工作，后来竟然还进了央视。

王志安这反常的经历背后，折射出的是他背后诡异的身份。据中国问题专家秦鹏先生分析，当时中共有明文规定，但凡当了八九学潮学生领袖的，最后都不授予文凭。就连一般的学运参与者都遭到了中共无情地打压，找一般的工作都四处碰壁，更不要说进入政审极其严格的中共央视了。

因此，秦鹏认为，王志安极大概率是“卖友求荣”，也就是靠着学运领袖的身份充当中共的线人，扮演“无间道”，靠着出卖“六四”同学、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从而在中共绞肉机内谋得一席之地的。
二、在央视出卖灵魂，往受害者的伤口撒盐

混入央视后，王志安更是彻底放弃了做人的任何底线，在各类社会大事和公众事件中，替中共叼盘的同时，丧尽天良地在无辜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厚颜无耻地为党展现“正能量”。下面就信手拈来几个例子来看看。
2.1 王志安为毒奶站台，抨击提出问题的人

2008年，蒙牛乳业被曝出了“三聚氰胺毒奶”事件，并且对广大受害者家庭置若罔闻。四年后的2012年，蒙牛乳业又被曝出了严重的奶制品质量丑闻。

著名媒体人王小山接连发文质问、谴责无良的蒙牛乳业，并抵制蒙牛。王志安却罔顾被毒害的孩子们，跳出来坚挺蒙牛，并倒打一耙，反而谴责王小山不顾一线员工的就业，云云。

王志安避重就轻、转移视线的扭曲立场和不当言论，引发了大量网民的指责和谩骂。尽管如此，龌龊的王志安却在暗中窃喜，因为他通过招人反感的方式促成了“涨粉”的结果。
2.2 违背人性、替党妈教育弱势群体：不要拿《劳动法》说事儿

在大陆某工业大学里，学校利用学生们给工厂做免费劳工，结果遭到了学生的集体控诉，因为这违法了《劳动法》。此事件引起了全网年轻人的共鸣，成为热点事件。

王志安再次违背人性，站在弱势群体的对立面上，替其党妈教育年轻人：不要动不动就拿《劳动法》说事儿。

王志安避谈学校对学生的剥削和压榨，反而说什么各行各业都一样，能取得一点点成绩的人，都是拼出来的，没有哪种成功是《劳动法》能保障的。

照王志安的奇葩扭曲逻辑，还需要有《劳动法》的存在吗？
2.3 为虐童女教师开脱，再次惹众怒

2012年，浙江温岭蓝孔雀幼儿园老师颜艳红QQ空间里700多张虐童照片被曝光后，引发了全民的声讨和谴责。事后，颜艳红被蓝孔雀幼儿园开除。

在这个如此恶劣的事件中，王志安却无耻至极地对颜艳红的虐童行为开脱，对着一张孩子倒栽在垃圾桶里的照片说，那是“放”进去的，不是“扔”进去的，那不算是虐童……

如此扭曲、冷血的言论再一次引起了众人的愤怒，王志安在收获唾骂和口水的同时，再一次尝到了“涨粉”的甜头。

其实，王志安不是不知道这么做会招致大众的反感和愤怒，但他就是要这么做，好借助此事大红一把。今天，当人们再回首那起恶性事件的时候，人们更多记住的是王志安的变态与冷血。而这恰恰是王志安要达到的目的。
2.4 王志安为嫖宿幼女者辩护

2016年前后，中共国连续爆出多起14～16岁女童被校长、教师以及地方公职人员“嫖宿”的案例，最后涉案者都是以所谓的“女孩自愿同意不算强奸”开脱了罪行。

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律师、公知以及政法系学者们纷纷呼吁，中共应按英、美、法系的标准，将女孩“性同意年龄”从14岁提高到16岁，以此来保护幼女。

然而，王志安却反其道而行之，以所谓的“生活好了女孩初潮提前” 为由，呼吁将女童性自主年龄降至12～13岁，以便于嫖宿更幼小的女童。（图一）

图一：微博截图显示，王志安呼吁降低女童性自主年龄，为嫖宿幼女的嫖客张目。

有网友质疑，难道王志安也强奸过幼女？还有一位网友说：“这厮总能找到禽兽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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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 1944年12月26日，朱德（图1），周恩来（图2）和叶剑英（图3）分别给戴斯汉姆写了英文感谢信，本人用中文签名。朱德的信拍卖了1万美元（图4）。周恩来与叶剑英的亲笔信也差不多这个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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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 圣诞晚宴当天，毛泽东用英文信（图1）向戴斯汉姆少校以及美军观察组表达节日问候，同时请他向 赫尔利将军（General Hurley，美国驻华大使）转达节日问候，还请他代周恩来向魏德迈将军 （General Wedmeyer 美军驻中国战区参谋长）转达圣诞问候。
毛泽东的这封英文信拍卖了81250美元。(图2）
圣诞晚宴后第二天，毛泽东赶紧给戴斯汉姆少校写了感谢信，千恩万谢，见图3：
戴斯漢姆少校：昨天恭逢聖誕佳節，叩承盛情招待，並蒙厚賜，已深感謝！今日又接表示，以珍物見贈，感念更深。謹此奉覆。敬祝
健康！
毛澤東上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廿五日
这一封中文信苏富比估价是30-50万美元。（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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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 1944年12月24日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在延安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戴斯汉姆少校(Major Dexheimer) 等美国军人共庆“圣诞节”.  2019年，戴斯汉姆少校的家人在纽约苏富比（Sotheby's）拍卖行拍卖当年的历史文件。
图1，是晚宴名单, 列出了：毛泽东和夫人、朱德和夫人、周恩来和夫人、叶剑英、贺龙，聂荣臻、陈毅、林彪和夫人，刘伯承和夫人、吕正操，彭德怀和夫人、萧劲光，徐向前。
图2，是一部分中共军官与美军官兵的合影
图3，是戴斯汉姆少校本人 （照片下方注 Colonel 上校，这可能是戴斯汉姆后来退伍时的最高军衔
图4，这几张拍卖了10万美元。
接下来，还拍卖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给美军的亲笔感谢信。见下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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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s on Asia
@lenscn
这才十几位，我觉得习皇已经很仁慈了，记得刚上台第一届，将军与大校跳楼的就有一百多位，前仆后继。
副省副部级以上撸掉几百个。
只是现在到了第三届，大家以为习终于连任成功，会消停一阵子，安抚军心。没想到还是这么狠，连鞍前马后的亲信走狗秦刚都被整，与大家心理预期差距较大罢了。


网上看到一张列表，肯定不止这些，只是，这些人都去哪儿了？欢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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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天长假结束后，会不会多一个王八蛋老板带着小姨子跑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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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喜迎自来水涨价
八成群众表示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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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大妈这是咋了？三天不zuō妖王自如会阳痿还是为了诠释丑人多做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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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甘肃地震发生后，韩红基金会的救援队于19日晚陆续抵达灾区，组织开展救援工作。
12月23日，中国红十字会甘肃分会党委书记点名批评韩红，勒令韩红基金会组织的救灾队立即撤离灾区，关闭接受捐款的通道，并将之前接收到六千余万善款转交红十字会帐户。

天亮了，心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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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世人都在这世上认识上帝。朱令的父亲在一个月前微笑地说，裁决已经有了，我们现在都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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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鱼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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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加拿大捐献的大鹅抗高寒服装不适合甘肃温带气候，将此批服装用于圣诞节举行的爱心拍卖，省政府动员局级以上机关干部踊跃参加拍卖，起价1元。”


傻傻的加拿大人以为羽绒服能到灾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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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毛死后的命运和斯大林一样，也被斥为暴君全盘否定，也被焚尸扬灰，举国上下深揭狠批，再加上老婆被抓，侄子被囚，毛该受到何等的嘲笑啊！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还会有多少人叹服毛的“命硬”，把毛视为天下无敌的神灵呢？  由此可见，毛热的兴起，看上去是民间“自发”的，实为官方诱发。”


Hu Ping胡平
@HuPing1

评毛泽东热——1、毛泽东热貌似民间自发，实为官方诱发

毛泽东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二十世纪的三大暴君。虽说今日中国的毛泽东热到底有多热不无争议，但是，既然在第三帝国覆灭后的德国没有希特勒热，在苏共二十大后的俄国没有斯大林热，而直到毛泽东死去三十年后中国却还有毛泽东热，可见毛热确实是独特现象，是需要我们分析和解释的。

其实，我上面的叙述就已经暗含了答案的线索。第三帝国是被盟军打垮的，希特勒战败自杀，德国被盟国占领，纳粹的罪恶受到彻底的清算。赫鲁晓夫代表苏共否定斯大林，斯大林的尸体被迁出红场火化，斯大林的错误受到虽然不彻底但也十分猛烈的批判。而在中国，毛泽东却被中共当局作决议七三开，继续奉为伟大领袖，对毛的公开批评刚启动就减速就刹车，此后就是对毛的颂扬（尽管调门有所调整）。毛的画像至今仍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俯视众生，毛的遗体至今仍安放于天安门广场中央供人瞻仰。中、德、俄三个国家的政治气候是如此不同，无怪乎有毛泽东热无希特勒热无斯大林热。

不错，正如陈小雅指出的那样：“在毛去世以后的，最早把毛泽东再次请上‘神坛’的，并非他的‘家臣’，而是南方的公共汽车司机。他们挂出毛像，看中的是毛的‘命硬’。在他们的眼里，毛一生大起大落，凶险无数，仇家如蚁；自家人损之八九，同道也皆无好下场；但他居然得以寿终，死在自己的病床上，从迷信的眼光看，实在是冥冥之中，自有操控的命运。”

但必须补充的是，这里的“命硬”，是要把毛死后的命运也包括进去的。斯大林也横行霸道，也寿终正寝，但死后却被焚尸扬灰，于是威风扫地，神光褪尽。按说，邓小平是被毛两次打倒的人，理当比赫鲁晓夫更赫鲁晓夫；事实上，邓小平在许多政策上（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上）的非毛化要比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走得更远，可是邓小平们却还是要继续供奉着毛的神主牌位不敢动，这岂不更加证明了毛的“命硬”？设想，假如毛死后的命运和斯大林一样，也被斥为暴君全盘否定，也被焚尸扬灰，举国上下深揭狠批，再加上老婆被抓，侄子被囚，毛该受到何等的嘲笑啊！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还会有多少人叹服毛的“命硬”，把毛视为天下无敌的神灵呢？

由此可见，毛热的兴起，看上去是民间“自发”的，其实却是被官方诱发的。九十年代初兴起的毛热不是官方有意制造的，它并不是官方有意图行为的产物，但确实是其副产物。

2、对毛的崇拜是对权力的崇拜

公车司机把毛视为平安与财富的守护神，这说来实在荒唐透顶。普天下的统治者，没有人比毛更见不得老百姓平安过日子发财致富的了。为什么他们不拜别人要拜毛呢？就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不是比毛泽东更有理由被视为他们平安与财富的守护神吗？其实，毛泽东之所以特别受到这些人的崇拜，不是因为他生前最保护人民的平安与财富，而是因为他拥有最大的权力，君临天下，作威作福（按：“作威作福”一词的本意是，一切权力统统归“王”所有，一切恩惠唯有“王”才能施予）。毛独揽生杀予夺的大权，人民的安危祸福全仰仗他老人家的意愿，所以必须顶礼膜拜。

公车司机挂毛象这件事反映了中国一种传统的迷信方式。在这种迷信里，一个人或一个神被崇拜不是因为他善良与公正，而是因为他强大，因为他厉害。崇拜实际上是巴结，是谄媚，是行贿。例如过去的拜龙王。在中国神话里，龙王从来不是善良或公正的化身。神话里的龙王多半是凶暴的，任性的。祇因为它掌握着既能造福又能为祸的水资源，所以老百姓才不得不求它拜它。

为什么有毛热而无邓热？那当然不是因为毛比邓更善良更公正，那是因为毛比邓更厉害，因为邓祇是毛的下属，因为在权力斗争中，邓是毛的手下败将。对毛的崇拜无非是对权力的崇拜，而且是最纯粹的权力崇拜。这和毛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对毛的崇拜还有所不同。毛时代对毛的崇拜毕竟还包含有对毛思想的认同。那时，人们不但挂毛像，唱毛的颂歌，而且还读毛着读毛语录，表示要用毛思想武装头脑，照毛的指示办事，做毛的好战士。而上述公车司机挂毛像这一类毛热则无此内涵。他们之崇拜毛，仅仅是因为毛的赫赫权势而已。

在权力崇拜的迷信者的心目中，那些在人间显赫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们死后会成神成仙，他们生前支配人们命运，死后仍然能够支配人们的命运。这和宗教信仰大不相同。宗教信仰大都相信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既然毛泽东生前作恶多端，那么，不论毛死后在人间还受到如何的尊崇，但是在信徒们心中，毛一定已被罚入地狱饱受无尽的煎熬。宗教信仰是对人世间不公正的矫正，而上述那种迷信却是对人世间不公正的继续与延长。

祇要中共官方还在继续崇奉毛，迷信者们就会继续视毛为神化的偶像。李志绥写完《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后不久突然死于家中，就有流言说李志绥是遭了报应。这个报应可不是宗教信仰的因果报应，因为它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恰恰相反，它相信的是那个主宰中国人生死命运的暴君在死后依然拥有这样的力量，暴君生前不可冒犯，死后也不可冒犯。

3、要消除一种对权力的崇拜，唯有消除那种造成崇拜的权力

因为权力崇拜是以权力为转移的，所以要消除这种对权力的崇拜，唯有消除那种造成崇拜的权力。象现在这样，对毛的清算与批判还祇能在海外进行，在国内则祇能零星地出现在非主流媒体，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毛的崇拜是对权势的崇拜，这种崇拜是不问善恶是非的，祇要死去的毛还被后来的权势者们继续尊崇有加，我们对他的批判就不大可能动摇毛在那些崇拜者心中的地位，有时说不定还会引出相反的效果（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批判毛）。那些崇拜毛的人会想：毛真是太厉害了。他干了这么多坏事，死了这么多年，别人还是拿他没办法，不管你们怎么揭露批判，还是不能撼动他的神主牌位。不服行吗？

在八九民运中，三个湖南人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扔鸡蛋，六四后被判刑（不是以损坏公物罪，而是以反革命罪），刑期竟比那些民运领袖还长。这表明在中共当局心目中，亵渎神像是头等严重之事。如今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暴君，生前不可一世，人莫予毒，为所欲为，可是死后不久，甚至死后多年，被反叛者掘墓鞭尸，那以后，围绕着暴君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就烟消云散了。由此可见，为了消除那些迷信，我们常常需要消除那些象征物。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呼吁将毛遗体迁出天安门毛纪念堂，摘除天安门毛像。当然，仅仅是消除象征物还不够，重要的是要消除被象征物所象征的那种权力。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消除由毛泽东所开创的共产党专制政权。

4、恶的致命吸引力

不错，在今日中国，大多数崇毛者恐怕未必象上述公车司机那样迷信，以为死后的毛仍然拥有超自然的神力。但是他们对毛的崇拜也同样是出于对权力的崇拜。

在《读李志绥医生回忆录》一文里，我曾对崇毛心理略加分析。其中写道：“人生一世，谁不愿意给社会、给历史留下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在毛的罪行已被日益揭露的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对毛崇拜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从毛身上看到了人追求不朽的强大冲动。至于说毛的作用是好是坏，那对于他们倒是第二位的事情。更何况，大奸若忠，大恶似善。现代暴君都穿有一件理想主义的斑斓外衣，崇拜者总可以从暴君身上找出某些合理或正确的东西。问题就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他不把善恶之分列于首位，如果他不珍视自己也不珍视他人的自由，如果他对暴君的罪行没有愤慨以及对暴政下牺牲者的苦难不抱同情；他就很容易被暴君的巨大身影和辉煌成功弄得眼花缭乱，转而向暴君认同，并从这种认同中自视高人一等。”

眼下正好有一个例子，简直像是为我上面这段话作图解。王安忆小说《遍地枭雄》里的“大王”就是这样一个毛的崇拜者。《遍地枭雄》写到三个劫匪，为首者大王爱读书，肯思考，出口成章，颇具性格魅力，对人生对世事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虽然干的不过是拦路劫车的小勾当，手下祇有两个小喽罗，却心雄万夫，豪情万丈，指点江山，志在天下。大王平生最看不上眼的是艺术家，说那是雕虫小技。哪比得上人家帝王，帝王祇须玩泥巴（修长城，挖运河），就在地球上画下了沟壑。大王感慨道：中国好啊！好就好在泱泱大国，国和民讲的是普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崇尚一个大字，这个大字是指气象。美国也很大，可是总统是选出来的，一点王气也没有了。四面八方谈判，讨论，分选票，再数选票，国不国，君不君。天下就是要打出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天经地义。大王最崇拜毛泽东，因为毛一身霸气，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从山沟沟里巴掌大一块地方打出个红色江山。这就是气象。大王带领兄弟们驱车北上，最后要到北京，首先第一，就要去毛泽东纪念堂。

历史学家高华在谈到毛热时指出：“毛是历史上那种‘超凡魅力型的领袖’，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所谓‘君师合一’也。毛一生打平天下无敌手，即便应对世界超强苏美两国的领袖，毛也是游刃有余，他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着泳衣会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书房等待尼克松的觐见，此正适合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和‘华夏中心’的心理。中国农民不理解，也不会接受华盛顿，但肯定敬畏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的许多情况下，统治者越强硬，统治手段越凌厉，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当然有一个底线，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因为中国人祇崇拜强者，胜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统治风格正好满足了民众的这种心理需要。”

其实，英雄崇拜，伟人崇拜，对王者气象或霸气的崇拜，都并非中国人或中国农民所独有。按照黑格尔，人甘冒生命危险，追求纯粹的声名之战乃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用毛泽东的话就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类之间的战争绝非祇是为了生存。动物之间是生存斗争，人类不是。人不仅是为了生存而战，更是为了荣誉，为了骄傲，为了显示自己比众人优越，有的干脆就是为了称王称霸。这种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每每诉诸暴力，常常充满血腥。正像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里所问到的：“为什么为追求象征价值、声名或认知而乐于杀人或被人杀的人，比那些接受挑战也愿意让步，并将自己的要求提请和平仲裁或审判的人，更有人情味呢？”就因为前者出生入死，最能体现出人克服其动物性生存本能的伟大力量；就因为前者追求的是称王称霸，最能使自我意志得到淋漓尽致的充分实现。相比之下，在奉行“你活我也活”原则的民主社会里，权力受到诸多限制，个人追求声名或权力无需再冒生命危险，但因此也就使争斗少了你死我活的惊心动魄，不复有赢家通吃的血色辉煌，个人意志无从尽情任意发挥，那岂不是很不够劲很不过瘾吗？

5、我们是怎么转变的？

如前所说，甘冒生命危险，追求不朽，追求承认，这本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它是人性的，非常人性的。它超乎善恶之外，就像那句老话——“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它可为大善，也可为大恶。问题在于，那种你死我活的追求独霸天下的斗争的结果每每导致专制独裁，导致一个人君临天下而亿万人沦为奴仆。由此我们就可以发现，对独裁者表示崇拜是出于怎样一种可笑的角色认同：你崇拜独裁者，是因为你把自己想像成独裁者或独裁者的宠臣。为什么不把自己想像成独裁者之下的牺牲者呢？成为后者的可能性不是要大得多得多吗？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时代过来人——尤其是当时的年轻一代——的教训刻骨铭心。想当年，我们也曾热烈地崇拜过毛泽东。一来是崇拜他的伟大，二来是以为在如此伟大的时代，人生的价值将获得更充分的实现。文革狂飚突起，毛鼓励青年学生造反，一大批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突然被放在政治舞台的中心受到万众瞩目。这就极大地激发起年轻人的野心或曰雄心，激发起他们的表现欲亦即要求得到承认的冲动。当红卫兵们宣誓“沿着毛主席的足迹前进”，高吟“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那既表明他们对毛的追随，又表明他们以毛为榜样的自我期许，同时也表明他们自以为生逢其时，已经得到历史承认并将得到更大承认的骄傲与展望。可是没过多久，这一代就从飘飘欲仙的云端上重重地栽了下来。我们终于意识到，毛的随意挥洒的巨人气象，是以他人不得随意挥洒为前提的；毛成为巨人，是必然要以把我们都压缩成侏儒为代价的。梁启超批判君主专制时说：在君主专制下，一夫刚而万夫柔。黑格尔也说过，在古代中国，祇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毛时代则把这一点发展到登峰造极。毛泽东君临天下凡二十七年，七亿人祇准有一个头脑。毛泽东一个人霸占着中国这块大舞台把戏唱足唱够，害得其他人都枉过一生而轮不上任何独立表演的机会。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该彻底否定毛泽东。

就这样，对伟大领袖的狂热崇拜就转变为对专制暴君的无比痛恨。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就是这一转变的最确切的证明。在四五运动中，最振聋发聩的一个口号莫过于那句“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我们知道，秦始皇是一个多义的符号，他常常被当作暴君的代表，但也一直有人称之为伟人，称之为“千古一帝”。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不过在四五运动的那个口号里，秦皇无疑是被当作暴君、当作大独裁者的符号。这表明一种根本性的立场转变：当人们提到毛泽东或秦始皇这类大独裁者时，他们已经不再把自己认同于大独裁者或独裁者的宠臣，而是把自己认同于暴政下的牺牲者。在1979年全国13所高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主办的文学刊物《这一代》的发刊词里写道：“真的，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四五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谈起这一代，将会说：”他们交了白卷！‘一张祇代表耻辱的白卷，遮掩了这一代人坚毅的面容。“可见，这一代痛恨毛泽东的最大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他们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遭到抹煞（”一张祇代表耻辱的白卷“）。

也正是出于这一点，我们开始理解了自由民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否认人有追求声望追求优胜的冲动或曰野心雄心，事实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于给所有人追求承认的冲动提供最广阔的舞台。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人们才可能最大可能地发展自我，实现自我。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否定人的野心和抱负，它祇否定专制独裁，也就是说，它防止个别人意志的无限扩张从而堵死了其他人伸张意志的机会。它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权力制衡权力，这就为其他人施展野心和抱负保留下足够的空间。毛一度被称作伟大的诗人。其实，毛诗词的最大特点就是气魄大。民主的政治领袖中也不乏文采飞扬之士，如伯利克里、杰弗逊、丘吉尔，但是你从他们那里读不到象毛诗词一样的大气魄。正如同民主政治领袖常常做不出专制暴君所能作出的那种大手笔的功业。但是，那对于我们大家不是更好得多吗？

毛时代的过来人，经历了从对毛的狂热崇拜到对毛的深切痛恨的转变过程。祇要我们把我们的经验充分地传授出来，至少可以使得以后的几代中国人产生免疫力，不至于再为独裁者的巨大身影而倾倒。可惜的是，由于中共当局压制对毛的彻底批判，继续维护毛的伟大领袖地位，顽固地拒绝民主改革；九十年代以来，中共还通过多种方式宣扬毛的所谓丰功伟绩，再加上文学和影视中大张旗鼓的帝王故事，这就引诱一些人——尤其是那些不甘平庸、野心勃勃的年轻人——重蹈覆辙。

6、借钟馗打鬼

有一幅广为流传的照片：东北地区的国企工人游行请愿，高举毛泽东的画像。

我们知道，今日中国的毛泽东热主要是普通人搞起来的。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农民从来不是毛泽东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特别是工人，他们是毛泽东政策的受益者。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们又沦为最大的利益受损者。所谓毛热，就反映了他们对毛时代的怀念和对现状的不满与抗议。这种解释不是没有根据，但不完整，不深入。

本来，在任何时代，总有一些人是既得利益者。相比之下，在毛时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几乎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挨个得罪了个遍，以至于到头来居然找不出哪一种人可以算得上既得利益者，那在历史上倒真是很少见的。“四人帮”被打倒，举国欢庆。全国人民——不分种族，不分阶层，不分职业——都欢欣鼓舞地告别文革，可见文革之不得人心，可见普通人也不喜欢文革。

再者，一般人在对某一事物作价值判断时，并非仅仅根据一己之得失，那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公理，是否符合公正概念。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他们就不大好意思炫耀自己的幸福。我并不想夸大人性中的公正倾向。我祇是说，除非人们能对自己的既得利益予以合理化，否则，他们就很难仅仅因为自己是受益者这一点就去理直气壮地维护那种运动或体制。希特勒搞政治迫害，发动世界大战，其受害者主要是犹太人和外国人，相当数量的德国人并不是受害者，其中不少还是希特勒政策的受益者；可是在二战后的德国，却并没有多少德国人公开表示对希特勒的怀念。原因就在于，德国人承认希特勒犯下了严重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罪行，因此他们认为，即便自己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受益者，也不应该为之唱颂歌。

在《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里，于建嵘提到他和安源工人的几次深入交谈。不少工人，尤其是老工人，确实怀念毛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谁要提到自己是工人，都有一种自豪感，现在呢？人家一顿饭的钱，就是我们一年的工资，而且我们的工资还没保障。”老工人说：现在的生活确实好一些，但是社会不公平，我们工人没地位。一般年轻工人并不愿意回到毛时代。其实，那些老工人也未必真的愿意回到毛时代。对于他们，毛是表达不满的符号。

现在有种普遍的误解，以为在文革期间工人的日子过得很好。事实并非如此。连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也讲到“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文革期间，股市全面下跌，工人股也不例外。祇不过相比之下，工人股跌幅最小而已。

老工人对现状的不满是不难理解的。对那些老工人来说，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在最需要自由的时候，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到如今，他们年老力衰，最需要保障，偏偏又失去保障。毛时代实行低工资制，这等于强迫大家买高额保险，后来搞改革却轻易地把工人解雇，这等于吞掉人家的保险金。许多工人至今仍不肯抛弃工人是领导阶级是国家主人翁的神话，不愿意把自己仅仅视为雇佣劳动者。这看上去是对市场经济的抵触，其实有它的道理。因为当年共产党搞公有制计划经济，企业属于集体或属于全民。然而在后来的经济改革中，共产党官员们却利用手中权力把公产据为自己私有，形同抢劫，工人当然不接受。工人们有理由质问：如果我们工人不再是领导阶级，你们共产党凭什么还是执政党？如果我们工人成了打工仔，你们厂长书记的凭什么就成了资本家？在今日中国，工人没有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他们进行集体抗争要冒很大风险。他们抬出毛的画像无非是借钟馗打鬼。

7、怀旧情绪与商业品牌

前些年，《红太阳颂》的歌曲磁带一度风靡大陆。这不足为奇，就连海外民运人士开会联欢唱卡拉OK，许多人也是唱的革命歌曲样板戏。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歌可唱。因为那些歌曲陪伴他们走过了青春岁月，因此当他们回顾过去的时光时就免不了要想起这些歌曲。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变动不居，其变化的规模之大，令人身不由己；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由于变化来得太猛烈、太频繁，它使得昨天都显得极为遥远和毫不相干，而人又是那样地不愿意失掉过去，所以在中国，怀旧之风就很盛。当年毛泽东运用政权的力量，采用各种方式，从文字到音像，给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打下深刻的烙印，使之成为国人集体记忆中的重要部分，所以当人们回顾以往的时候很难摆脱它们。这种怀旧又因商业化的力量而如虎添翼，但是它未必说明多少政治问题，因为这种怀旧祇是出于情绪。它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毕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当毛时代的人过去了，那种带有毛时代特征的的怀旧情绪也就过去了。

应该说，当今中国的毛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商业化的产物。商业讲究品牌，讲究知名度。当今中国，还有比毛更出名，更适合做招牌或品牌，更便于广泛吸引顾客的的么？韶山的农民说得很明白。他们说：以前，谁知道我们韶山呢？如果不是毛主席，特别不是因为文革韶山走红，我们今天的韶山还是个偏僻的小山村，我们这里的农民平均一人四分地，如果我们不利用毛老乡搞旅游商业，我们韶山的农民就要受穷的呀。陕西的农民说，翻身全靠共产党，发财全靠秦始皇。我们韶山不也这样么，翻身全靠共产党，发财全靠毛泽东嘛。希特勒比毛泽东更出名，用希特勒作商标，把希特勒的故乡或故居开辟为旅游景点，想来一定很赚钱。但是没人把希特勒做品牌招徕生意，因为那样做势必会引发强烈抗议，甚至会遭到禁止或取缔。这再次证明，诱发毛热的主因还在于中共当局，在于中共当局对毛的维护和对批毛的压制。

8、小结

把希特勒和毛泽东作比较颇有启发意义。希特勒和毛泽东都是魅力型领袖，他们都曾经赢得人们的狂热崇拜。在改善普通人的生活方面，在建立强大国家一雪历史耻辱方面，他们都曾经取得过惊人的成就（在这些方面，毛不如希，甚至远不如希——想想大饥荒就够了）。他们的名字一度都成为国家和时代的象征。他们都是暴君，杀人无数，害人无数。但不同的是，希特勒杀的害的主要是外族人外国人，毛泽东杀的害的主要是本族人本国人。毛泽东一生杀死害死了至少六千万以上的无辜苍生，其中本族人本国人起码占95％以上；还不是在战争时期，而是在和平时期，不是在打天下的时期，而是在坐天下的时期，不是对荷枪实弹的反叛者，而是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包括自己的革命战友。既然在德国都没有希特勒热，在中国更不应该有毛泽东热。其实，德国人并不是没有崇拜希特勒的，也许还不止一小撮，但他们多半在暗中，不会太张扬。在德国没有希特勒热。在中国却有毛泽东热（注意：中国的毛热产生于九十年代，也就是六四之后）。于是我们又回到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论断。是的，对德国无希特勒热而中国有毛泽东热这一点来说，除了用中德两国政治气候的不同来解释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2006年5月（此文写于17年前，这17年来又有些新现象，需要另加剖析）


那你怎么知道呢？
当然是彭麻麻说，，，
彭麻麻为什么不报警呢？
人都死了，报了，她总书记夫人就变成总书记遗孀了，，，


据传，“习近平遭中央警卫局习近平的替身刺杀，真身已身亡。”除了彭麻麻，没有人知道真相。
It is rumored that "Xi Jinping was assassinated by Xi Jinping's stand-in from the Central Security Bureau, and his real body has died." No one knows the truth except his wife Peng Mama.
据传，"习近平遭中央警卫局习近平的替身刺杀，真身已身亡。"除了彭麻麻，没有人知道真相。
有传言称，“习近平被习近平从中安局的替身暗杀，真身已经死亡。除了他的妻子彭妈妈，没有人知道真相。


近日来自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消息,北朝X援助俄罗斯的炮弹最近在前线“大发神威”,不断干掉俄军各种火炮,并造成严重伤亡。 炮弹生产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生产工艺特 别是设备的质量决定了炮弹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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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次提拔上将，可以解读为习已经将军队玩弄于股掌中，也可以解读为习对现有将领充满疑心，只好不断提拔莫名其妙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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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很多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几件如下：
1、中共的苏爹解体！
2、为阻止毛腊肉支持的波尔布特种族灭绝越南进攻柬埔寨！
3、卓别林大师逝世！
4、 赞比亚国父卡翁达被逮捕！
最重要的一件事：习奥塞斯库他哥，原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被处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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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上海的霞飛路百老汇路、极丝菲尔路，民國的廣告牌被摘，香港广告拍也被摘。
又來了，还是土匪的套路，几十年了，还是那个要把全世界改造成泥腿子延安的恶心土匪
上海民国路名对照。
人民路——民国路
豫园老路——豫园路
九龙路——斐伦路
三门峡路——三官堂路
广元路——台斯德朗路
大名路——百老汇路
东大名路——东百老汇路
大连路——大连湾路
万航渡路——极司非而路
万航渡后路——极司非而后路
马当路——白来尼蒙马浪路
山阴路——施高塔路
中山南路——里马路
中山东一路——黄浦滩路
中山东二路——法租界外滩
天平路——姚主教路
天目路——界路
太原路——台拉斯脱路
太仓路——蒲柏路
丹徒路——邓脱路
六合路——劳合路
长乐路——蒲石路
长治路——熙华德路
东长治路——东熙华德路
长阳路——华德路
长宁路——白利南路
长寿路——劳勃生路
五原路——赵主教路
乌鲁木齐北路——地丰路
乌鲁木齐中路——麦琪路
乌鲁木齐南路——巨福路
云南南路——八里桥路
凤阳路——白克路
巨鹿路——巨籁达路
石门一路——同孚路
石门二路——卡德路
四川南路——天主堂街
四平路——其美路
北京东路——北京路
北京西路——爱文义路
黄兴路——宁国北路
宁海西路——华格臬路
宁海东路——宁兴街
永年路——杜神父路
永福路——古神父路
永嘉路——西爱咸斯路
永康路——雷米路
汉阳路——汉璧里路
东汉阳路——东汉璧里路
东平路——贾尔业爱路
东湖路——杜美路
兰州路——兰路
延安东路——爱多亚路
延安中路——福熙路
延安西路——大西路
延庆路——格罗西路
西藏中路——虞洽卿路
西藏南路——敏体尼荫路
西康路——小沙渡路
安远路——槟榔路
安庆路——爱而近路
安国路——爱而考克路
安福路——巨泼来斯路
百官街——派克街
曲阜路——阿拉白斯脱路
江浦路——齐物浦路
江阴路——孟德兰路
江宁路——戈登路
江苏路——忆定盘路
江西南路——吉祥街
成都南路——贝谛鏖路
多伦路——窦乐安路
许昌路——华盛路
华山路——海格路
合肥路——劳神父路
吉安路——茄勒路
兴安路——麦赛尔蒂罗路
兴国路——雷上达路
兴业路——望志路
吴兴路（北段）——潘馨路
吴兴路（南段）——白利图路
连云路——吕宋路
汾阳路——毕勋路
怀德路——威妥玛路
邯郸路——魏德迈路（西段）
宛平路——汶林路
宛平南路——瑾记路
岳阳路——祁齐路
武康路——福开森路
武进路——靶子路
武胜路——跑马厅路
武定西路——开纳路
河南南路——老北门街
金陵东路——公馆马路
金陵中路——恺自尔路
金陵西路——福熙路（东段）
建国东路——康悌路
建国中路——薛华立路
建国西路——福履理路
茂名北路——慕尔鸣路
茂名南路——迈尔西爱路
陕西南路——亚尔培路
陕西北路——西摩路
绍兴路——爱麦虞限路
济南路——平济利路
思南路——马斯南路
临潼路——麦克利克路
重庆中路——白尔部路
重庆南路——吕班路
南京东路——南京路
南京西路——静安寺路
南昌路——环龙路
复兴东路——肇嘉路
复兴西路——白赛仲路
顺昌路——菜市路
浙江南路——新桥街
海门路——茂海路
通北路——韬朋路
鸭绿江路（此路名已取消）——鸭绿路
高阳路——兆丰路
高安路——高恩路
高邮路——高荻爱路
峨眉路——密勒路
淮海中路——霞飞路
常德路——善钟路
淡水路——萨坡赛路
崇德路——喇格纳路
康平路——麦尼尼路
康定路——康脑脱路
康乐路——克能海路
隆昌路——格兰路
黄河路——派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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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陂南路——贝勒路
黄陂北路——马霍路
铜仁路——哈同路
富民路——古拔路
惠民路——倍开尔路
番禹路——哥伦比亚路
雁荡路——华龙路
湖南路——居尔典路
翔殷路——魏德迈路（东段）
塘沽路——文监师路
嵩山路——葛罗路
新华路——安和寺路
新建路——新记浜路
新昌路——梅白克路
新乐路——亨利路
福建南路——郑家木桥街
瑞金一路——圣母院路
瑞金二路——金神父路
溧阳路——狄思威路
嘉善路——甘司东路
肇嘉浜路——徐家汇路（西段）
衡山路——贝当路
霍山路——汇山路
襄阳南路——拉都路
襄阳北路——劳而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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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爆！ 💥 香港维多利亚港要改名延安港😂，这是无数次强奸香港。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土共只会在二百斤的带领下，泥巴猪圈打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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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中共国终于朝鲜化，回来了吃💩的年代！人手一个小本本，大搞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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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朱令的凶手：孙维,后改名为孙释颜,英文名 ：Jasmine,清华大学92级物化2班学生,朱令铊中毒事件官方认定的唯一犯罪嫌疑人。她的爷爷是孙越崎是民革中央名誉主席,伯父孙孚凌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父亲孙大武和朱令的父亲一个单位！
朱令走了,孙维还在澳大利亚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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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
@gaoyu200812
确实惟妙惟肖。两只拖鞋，一个红沙发，十三大总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都有了。手不离烟，痰盂都是他的专属，会见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场景呼之欲出。


Shaomin Li 李少民
@ShaominLi1
这个彩塑泥人是我20年前去澳门玩的时候，在一个偏僻的小店里看见的，非常有创意，于是把店里几件存货全扫了，送给朋友，人人觉得好玩。现在还有一个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图书馆陈列。后来查出来是艺术家尊子做的。他给邓小平一个红椅子，好像是告诉观众，不要被”黑猫白猫“给糊弄了，邓是坚定的共产党。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他的所谓“改革‘，就是为让中共永远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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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猪吃老虎
pretending to be the fool; feigning ignorance (Lit. play the pig to eat the tiger) [粤]: 扮猪食老虎
人们都说他笨，是真的吗？这是我随便划拉的，请大伙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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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润，造福了子孙后代。 1954年1月20日，一万四千余名志愿军战俘获释，他们走出板门店战俘营，被联合国军转运至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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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上来说
这样的漫画功夫，得学习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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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网友通过在线网络为甘肃地震灾区捐款，捐赠证书居然是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 金会颁发的。分析一下,这个平台是腾讯公益,他捐了50元,明明是捐款,怎么变成与器官移植有关了,想想都后怕。 还有谁敢网络捐款?钱捐出去不要紧,莫名其妙签了器官捐赠不是乱套了吗?希望这条被大家看到,教育孩子,警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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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石头40年！


中共国有个人说从上面烧水，让一部分水先热起来，然后让上面先热的水带动下面的水后热，可是万万没想到上面先热的水蒸发了（真发了）带着热量跑到了锅外（国外）！
后来我就明白了，如果从下面烧水，就没办法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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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有感：纤夫拉的是婚姻、房贷、车贷、父母、子女、养老、医疗、教育和税费。
纤夫并不是只知道拉船没有梦想，不懂改变，而是生活中有太多的无奈，而纤夫却无能为力，他只有紧紧的拉起纤绳，才能有碗饭吃。
或许这就是生活：
初见不识画中意，再见已是画中人！中国纤夫=房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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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韭菜，生的糊涂，
生为炮弹，死为炮灰！
让中国志愿军到长津湖啃冰吃雪的是美军吗？冤有头债有主那是天门水晶棺里供的毛僵尸干的好事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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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吊诡的在于：
中共国的官二代们在国外开着超跑庆祝圣诞节泡妞享受的不亦乐乎！
中共国的屌丝们在国内欠着月供享受着失业拉着横幅抵制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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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正的国耻 ：
1、清廉指数全球第178位
2、医疗公平全球倒数第四
3、大学收费世界最高水平的3倍以上
4、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
5、税收全球第二
6、矿难死亡占全球80%
7、行政成本最高
8、全球有收费公路14万公里10万在中国
9、制造世界豆腐渣工程的90%以上
10、每年三公消费上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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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国在农村不准养鸡鸭就是“文明”！不服从者会停发养老金！此事发生在2023年12月18日重点推行“枫桥经验”的江苏无锡，新式割资本主义尾巴，文革2.0一直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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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的青岛街头,摄影师卡尔·迈登斯以其镜头记录下那个时代的青岛,呈现出一组引人深思的老照片。 这些照片揭示了那个时期的生活状态,与中共宣传的万恶旧社会完全不同。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真实面孔,过去的岁月呈现在我们眼前。 衣服为什么没有补丁?物资那么丰富？其实民国时期市场很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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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空前绝后！
全世界只有20多个国家看病花钱, 我们赶上了; 全世界球只有4个国家屏蔽网络, 我们赶上了; 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开政治课, 也被我们赶上了; 全世界只有4个国家有水晶棺材, 仍被我们赶上了; 全世界只有1个国家实行计划生育, 我们一骑绝尘; 20%人口养活全世界50%以上公务员, 我们空前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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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出版发行著作最多的人应该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有报道称，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来出版发行了140多本各类著作，且近年来更有加速之势。《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年版）》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该书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这些讲话稿本来就是秘书班子或智囊团队所撰写，按说也只是中共内部的一些宣传资料，现在却变成个人著作，公开在全国各地发行，不少东西还由外文出版社翻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

上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该书522段论述，摘自习近平2012年11月15日至2023年10月18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说明、演讲、谈话、贺信、回信、指示等220多篇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2023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协调下，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组织全国民族文翻译队伍，于2023年7月完成七种民族文版《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翻译工作。《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壮文等七种民族文版，也迅速在全国出版发行。

随着《习近平著作选读》被强行指定为全党及全国大学师生的思想教材，习近平著作的发行量直线上升。新华社曾专门播发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的通知》。通知中说：编辑出版《习近平著作选读》，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定。现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已经出版发行，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习近平著作选读》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至2022年10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这些重要著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教材……。

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摆在重要位置……，组织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认认真真悟，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要把《习近平著作选读》纳入培训教学重要内容，举办各种研讨班、培训班、学习班，推动学习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开展。各高等学校要把《习近平著作选读》作为师生理论学习教材，更好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通知使用的“进头脑”三个字，不仅是要用这两本《习近平著作选读》教育全党，更要把这两本习著当成大中专院校必备必读教材。既然是“教材”，当然要保证人手一套两本。据新华社去年6月对外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中共党员数字高达9671.2万名，其基层党组织达到493.6万个。至于大中专院校师生人数超过4千万之多，两项相加就是1.4亿人，人手两册就是2.8亿本。另外各大民主党派成员和担任公职的党外人士，也必须在各级、各类“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的组织安排下，将这两本书当成必备教材。

同过去十年间已经陆续出版过的习近平各类书籍一样，这次出版的《习近平著作选读》的中文版还有详细分类，诸如普通版、大字版、精装版、繁体版等，售价不等。也就是说，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三四卷面世之前，前两卷汉语版总印量会超过4亿册。按照大学每年招生千万的数字计算，这两卷本选著的印量即使满足人手一套两本之后，每年至少还要加印一千万套即两千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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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是习近平从小玩伴和同学,中美在川普时期贸易谈判的主角,但所有谈判都被习否决,因为刘是改革派,刘父亲文革时期受迫害,在成都跳楼自杀,他对文革深恶痛绝。在李光满文革复辟的文 章发表后刘鹤立刻发文《文革 不能重来》,从此在意识形态上与习对立。
今年“被失踪”的中共党政军高官至少有25人,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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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共国历史复仇记”
【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
1949年，打跑国军替日本人报了仇
1950年，土改镇压地主替农民报了仇
1960年，饿死几千万农民替地主报了仇
1966年，文革打倒元老将帅替国军报了仇
1971年，逼死林彪又替元老将帅干部报了仇
1976年，它亲自死了，终于替全国人民报了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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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可以向我索要一件礼物，你会想要什么？
——马斯克

🇨🇳毛宁：“我们不过洋节，平安夜和中国无关。我们更应该记住长津湖的胜利是我们用血肉之躯筑成的，这也是美国历史上路程最长的败退。
从此美国一路衰败至今已达到无路可退的地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唱盛中国的繁荣，将🇨🇳插遍全世界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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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人对外界、
对自己历史的了解，
基本停留在自吹自擂
自娱自乐的阶段
珍爱自己的文化
但也要理解、欣赏
赞美别人的文化。

邪恶谎言中共国毛宁说，
我们愿同世界一起庆祝春节，
希望不同文明和谐共处、
【除文明的圣诞节外】
相互成就、交流互鉴，
携手同行，共同构建
人类共产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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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给美国一些人的3条建议：
1不要利用“宗教自由”干涉别国内政。
2 不要把自己当作救世主。
3 不要将瓶子扔进中南海。这不环保。 】

老胡，柴静说：让猪给你带路，
它势必会把你带到猪圈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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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一再证明：
中共官员绝大多数；
缺乏良知没有人性！
甚至淀禽兽不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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