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凌的书单
《春秋故事》，林汉达著，中国少儿出版社，1962

《十万个为什么》，少年儿童出版社编，196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

《列宁选集》，［俄］列宁著，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苏］康斯坦丁诺夫著，三联书店，1976

《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等译，三联书店，1974

有些人爱上一本书可以终生不渝，读过百八十遍还不过瘾。我读书有点像熊瞎子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扔了就不想再拣起来，只在记忆中保持一些最值得记忆的片断。我不大清楚这种移情的确切原因，可能的解释也许是因为人的类型的多样性，或者因为年龄增长，阅历的累积，理解和鉴赏力的成熟，兴趣的转移，对书的需求也在不断调整变化：过去喜爱的现在可以变得不喜爱，过去不欣赏的现在可以变得欣赏了。我觉得好书如同好菜，虽然色香味美，但吃多了也会变得乏味，甚至倒胃。我还觉得好书也不必句句皆是珠玉，一本书有一两个章节写得精彩，有几个段落写得耐人寻味，有几句话写得令人拍案叫绝，就该算是好书了。书读多了，我还发觉，一本书用肉眼看去，错误百出是正常的事；用放大镜挑毛病，错误千出也不奇怪；若用显微镜观察，错误就数不胜数了，因为即使是圣人也不是神，总有自己的局限，所以圣人的书也免不了出错，何况凡人。实际上，不断犯错误，不断改正错误，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在学术批评当中，应避免自以为是的酷评、苛评，提倡实事求是，有话好好说，即使对于学盗文贼，也应“按罪量刑”。

少年时期读书被大人牵着鼻子走，大人说好，自己也觉得好，因此奥斯特洛夫斯基、老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罗曼·罗兰等外国作家的作品，巴金、茅盾、曲波等中国作家的作品，都曾经深深地打动过我。小学六年级时买到一本林汉达的《春秋故事》，一口气从“千金一笑”读到“卧薪尝胆”，内里做人处事的道理，牢牢地铭刻在我心里。现在回想起来，像林先生那样认真地做史学普及工作的大学者，在我国史学界过去和现在都不多，而能写出像林先生那样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出神入化、质朴动人的文字的学者，则更是寥若晨星了。

在普通教育阶段，人的专业选择是不确定的。我因家庭的影响，只想当科学家或工程师，但具体做什么却心里没谱，所以对一般科普读物颇感兴趣，《十万个为什么》是我精读的对象，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更是我自选的好书。

文革”初期忙于“革命”，除了毛选和《毛主席语录》，别的书不看。待到“革命”的狂飙已过，同学之间读书的风气重新兴起，所谓“封、资、修”的老书、“内部读物”、手抄本以及马列原著，找来就看。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其实始于这个时期，因为不再是人云亦云地被动接受，而是从原著中自己体味，理论的精妙之处往往是这种无法言传的个人感受。《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论国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都曾字斟句酌过，笔记作了两大本。时过境迁之后，我们知道这些理论家的观点并不像列宁所说，每一句都是可信的，但他们特有的逻辑理路却训练了几代人的分析与概括能力。我觉得如果自己有一点理论思维的基础的话，正是在十年“文革”期间奠定的。如今读洋文著作多了，发觉就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严密性而言，还是马列主义熏陶下的学术著作相对好一些，比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霍布斯鲍姆的著作。有些西方作者，发散思维不错，举证论辩也不厌其详，但常常搂不住思想，致使层次不清，首尾不大相顾，给人云山雾罩的感觉。究其原因，还是理论思维的基本功显得不足，或曰功力不逮。前苏联的一些著作之所以条理清晰，言简意赅，显然与注重意识形态的理论有关。如《联共布党史》尽管是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产物，对苏共党史多有歪曲，但在条理方面表现得颇为精彩。比起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读起来似更加严整有序，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的论述像在传接力棒。我喜欢这样的著作，因为真理无论是一个还是多个，都应该是清晰和简明的。

除了理论著作，“文革”时期我爱读的书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约翰·根室的一套“内幕”丛书，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鲁迅的杂文等等。至今收存在我的“秘密书架”上的还有一些那个时候的生活技艺用书。说来令人见笑，有段时间我待在家里当逍遥派，琢磨着制作家具，父亲书架上的译著《细木工作业》就成了我的入门向导。我逐页研读与实践，最终打出了沙发、衣箱、菜板等小型家具、用具若干。以请教书本的方式，我还学会了剪裁缝制衣服、制作菜肴，胆敢为别人的婚宴当主勺。为了撰写这篇文章，我又拿起当年内蒙财贸学校编写的非正式出版物《烹饪技术》上下册，望着浸满食用油的书皮，心里的感慨无以言表。这些体验使我认识到，入门世上的众多技艺并达到一定水平，只是学与不学的后天问题；成为一门技艺的大师，则是勤奋加天才的问题。

“文革”结束后，我有幸成为恢复研究生制度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开始有了专业方向，读书的边界从此基本划定，先是围绕世界古代史，尤其是古希腊史，后来又加上西方史学史。进入专业领域，获知史海苍茫，图书浩繁，仅以古希腊史为例，十万册以上的中外书籍，穷一生精力也读不过来。一个办法是读经过时光检验的经典，比如我喜欢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柏拉图的《理想国》《申辩篇》《普罗塔哥拉斯篇》《巴曼尼德斯篇》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撒路斯特的《喀提林阴谋与朱古达战争》，塔西陀的《历史》《编年史》等等。但我不喜欢荷马史诗，特别是《伊利亚特》，一次次大同小异的血腥厮杀，看着就生烦。

到了知天命年并以实证史学为饭碗的我，对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再也打不起兴趣，友人盛赞金庸，我读了半页《神雕侠侣》就束之高阁。相反，我非常喜欢当事人、目击者提供的证词，如各种回忆录或我熟悉的人物传记。比如《徐向前回忆录》《彭德怀自述》《杨尚昆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杨得志回忆录》《王平回忆录》《周恩来传》等等；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留德十年》《牛棚杂忆》，张中行的杂文、回忆等书都给了我无尽的阅读快感。

在学习历史和治史期间，我还读了一些史学理论著作，从客观主义、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到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或多或少地浏览过一遭。我的感触是：史学中最有生命力的不是莫测高深、晦涩冗长的新学和无所不包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模式，而是考据过硬、史料翔实的事实陈述和价值陈述。历史哲学家的著作，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虽然洋溢着智慧的火花，但其致命的失误在于对经验的历史只触到了一些皮毛。即便是历史学家出身的汤因比，也因学力的局限，在概括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共性时，会错误地解读选取的样本，且在抽象能力方面怎么也比不上专业的大哲学家。由此我认识到以个人有限的生命、有限的学力来概括人类历史一般规律，是一件非常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学术史上还不曾有人成功过。究其原因，无非是能力的限制。一个人穷一生精力也不过通一国历史的若干片断，如通先秦就不能通魏晋，历史上还没有能把中国史、外国史通吃的天才。当认识到理论研究的重要和局限后，我的注意力回到具体的题目和外文论著的翻译上来，不去做力不能及的事。

现在的我与青少年时期的读书兴趣简直判若霄壤，似乎更喜欢随遇而安、平心静气、摆事实讲道理、有内涵的作品，崇尚古希腊人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和过犹不及；不喜欢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盛气凌人的读物，更讨厌故作高深、炫耀博学的文字。我对像英国史家芬利那样的既能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辨又能进行精致的考据研究的学者充满敬意，而国内学者还很少提他。我愿列出他的一些代表作供有兴趣者参阅：《利用和滥用历史》（Use and Abuse of History）、《古代史：证据与模式》（Ancient History: Evidence and Models）、《古代的经济》（Ancient Economy）、《古代奴隶制与现代思想》（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古代与现代的民主》（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希腊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