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所有国家，想要出（纸质）书都得先有个“书号”，有了它才能出版与印刷。但这书号在各国各地的发行量不同——监管越松懈、书号发行量越大；反之越少。比方说，港台地区容易动乱（所谓“自由”），所以那儿拿书号非常非常容易，是人是鬼都能出书。而我国大陆，书号较少，并且书号完全由国营出版社掌控，因此出书较难。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国营企业（包含出版社）展开私有化改革，变成以市场为导向，追逐利润。但卖书能卖几个钱？大多数作者写书是为了“求名”、并非“逐利”，作家一旦成名就不会在乎那点稿费。但出版社在乎，以合规而言，出版社就该选好书、出好书，以“好”来赢得市场，进而盈利。这是正常的出版及盈利模式。



事与愿违，哪有那么多好书？又去哪找“不为米折腰”的出版社编辑？他们费力不讨好，选好书如大海捞针，后续负责校对、排版、印刷，一大套流程下来，落得个低工资、差待遇。这就是纸质出版的必然结局。除了极少数国家大力拨款的（比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陷入迷局

这滋生了一颗毒瘤——卖书号。由于公私混合，出版社一面以“公”的身份向国家要书号，一面以“私”的诉求把书号明码标价，交钱即卖。如此一来，出于监管目的才发行的少量书号，就成了出版社牟利的工具——作者求名，就得让书出版；想让书出版，就得想办法拿书号；国家为了监管，所以书号少；出版社兜售书号，书号越少就越值钱。这就成了“生意”。其间还诞生了所谓“书商”这一职业，说白了就是“书号皮条客”，游走于出版社和作者之间，说双方不能直说的话、做双方不便亲手做的事，最后从书号的售价中抽成。



书号多少钱呢？前几年，一万多。别问我为啥知道，该知道的人群都知道。其实真不贵，约等于“是人是鬼都能出书”。为了成名镀金的人，谁在乎这几个钱？相比于出书带来的好处，这点支出九牛一毛。正是因此，市面存在大量的“鬼书”。最近，国家意识到这事儿的危害，所以雷厉风行，整顿出版业，大幅减少给出版社的书号，曾经卖得越多现在减得越多。但这治标不治本，根本问题是——正规出版的纸质书根本养不起出版社，它才会谋求卖书号这种短浅利益。这是出版社唯一的救命稻草，怎会轻易放弃。所以国家给更少的书号，本想打压乱象，却让书号越来越贵。
现在，书号买卖仍然有，想出版纸质书，只要花钱即可。比之前贵两三倍，但其实真不贵。在这片灰色地带，只要能确保出版社的盈利——出版社不管哪来的钱，哪怕你直接给钱，只要让出版社盈利，一切都好谈。这种种交易、利益，最终还是要转嫁到读者身上，转化成纸书背页烫金的价格。



这就是纸质书、传统出版业的现状。



诸君也许对书籍抱有美好的幻想，那是知识的高塔、是进步的阶梯、是精神的桂冠。

大错特错。那是名、那是利、那是镀金的象牙和镶钻的权杖。你们想象不到，头发花白的教授，为了评职称，花钱买书号出一本书，再默默地把它塞进书柜底层；意气风发的医生，为了评职称，买书号出书，装帧精良、封面璀璨，自豪地摆在荣誉架的正中；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酒桌上烟雾缭绕，漫谈自己刚出版的诗集，心如烈焰、口若悬河；乃至中学老师的教辅、幼儿园的早教......这些教材最好卖，哪怕纯粹东拼西凑。



芸芸众生，谁也不是神仙。



这是一个因“名”而在、靠“名”逐利的行业。无名者付费求名，有名者持名分羹。可怜的是那些默默无闻、小众深术的学者教授，年老也许还有公家补贴，青壮年就只能任人宰割、被层层盘剥。想要出版一本专著，要么售高价割受众的韭菜，要么自己打掉牙往肚里咽。不是对不起粉丝和学生，就是对不起自己。后来年轻学者也想出些办法——集体和台湾某出版社合作，在台湾出版，比如“花木兰出版社”，这样便减少许多花销。